小農經濟的形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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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農經濟的形成范文

中國式小農經濟發展現狀

中國目前的小農經濟是延續制度而來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集體土地的承包大都是以家庭為單位，按人口均分。為了做到公平，集體分地時，一般都按遠近、肥瘦搭配，因此形成了當前中國農村典型的“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且地塊分散的中國式小農經濟現狀。

農戶經營面積小而分散，個體農戶不僅難以面對市場，而且難以維持基本農業生產條件。分田到戶時，中央顯然考慮到了這一點，當時提出調動兩個積極性，一是農民個體的積極性，二是村社集體的積極性，村社集體層次的經營可以緩解個體農戶在基礎性生產條件獲得上的困難。但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尤其是取消農業稅以后，村社集體退出農業生產環節的事務，個體農戶必須獨自解決面對市場和維持基本生產條件兩方面任務。為了生產方便，在有些農村地區實行所謂“劃片承包”，即盡量將一戶經營的土地集中在一片以內，這樣可以方便農業生產，比如灌溉和機械化耕作。

“劃片承包”所要解決的僅僅是土地分散不連片的問題，而不能解決小農經營規模小的問題。然而，即使要解決土地分散不連片的問題也非易事。全國真正為了農業生產方便而進行“劃片承包”的耕地估計不超過10%。之所以無法劃片承包，是因為中央政策強調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劃片承包”會觸動既得利益結構，既得利益受損的農戶就可能借中央土地政策反對調整。十七屆三中全會決議規定“現有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集體再調整土地進行“劃片承包”以方便小農經濟的生產，就更加不可能。

“長久不變”不只是強化了土地既得利益，而且使得那些已經脫離土地進城的村民仍然可以占有土地。實際上，這些進城村民的收入主要來自城市。但他們一般不會將土地賣掉，而是將土地使用權流轉出去。獲得土地使用權的農戶也僅是在既有土地上使用土地，任何人包括村社集體都無法為了生產方便而重新調地。隨著越來越多村民移居城市，為方便生產而進行土地調整的難度就更大，土地就越是零碎，也越是無法有效經營。

農村人口轉移進入城市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即使已經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中也有相當部分仍然依賴土地收入，即他們還要將土地留作將來進城不成功的返鄉退路（保險）。因此，在可見的將來，中國農村農戶經營規模不可能得到迅速擴大。如果說目前農戶經營規模是“戶均不過十畝”的話，三十年后，中國農村戶均經營規模恐怕也就20～30畝。大農經濟、規模經營，在中國仍然是一個相當遙遠的夢想。任何試圖建立在大農經濟和規模經營基礎上的農村制度設施和政策措施都是不切實際的。我們應該立足中國目前小農經濟的實際來制定農村政策。

之所以說中國農村人口轉移進入城市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很大程度上也是與中國農村人口眾多、及中國小農兼業的特點聯系在一起的。具體地說，當前中國農民家庭收入的構成具有明顯的兼業特征，且這種兼業是建立在代際分工基礎上，一個家庭同時在城市務工和在農村務農，因此同時有務工和務農兩筆收入。年輕人外出務工，年齡較大的人在家務農。因為既有務農收入又有務工收入，這個農戶家庭就可以獲得超過溫飽的生活水平。

更重要的是，通過代際分工來實現兼業，就使年齡比較大而不再適合城市生產線工作的農村勞動力仍然能夠在農業上有所作為。在當前技術條件下，一對六十歲的夫妻完全可以種“戶均不過十畝”的土地，而且，他們可能只需要三個月時間就完成全年的農業生產。他們又因為農業生產的周期性展開（春種秋收）而獲得了勞動的權利，勞動的期待，勞動的喜悅、快樂和充實。

在城市，老年人通常不再是有效勞動力。而在農村，由于農業機械化等技術進步，農業生產對體力要求并不高，農業具有生產性和休閑性的雙重特征，老年人完全可以從事農業生產，并獲取農業收入。這就使中國小農經濟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其實，小農經濟不僅具有生命力，在目前中國發展階段，其還具有更多宏觀層面的意義乃至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中具有獨特優勢的方面。

中國式小農經濟的優勢

具有競爭力的農業。某種意義上講，中國農業是相當有競爭力的，尤其是糧食生產上，中國農業具有相當大的競爭力，主要表現是價格比較低，其背后則是生產成本低。這很好理解，因為中國農業具有相當自給自足的成份，中國農業主要勞動力是中老年人，且農業是與休閑結合在一起的，從而使得農民在農業生產中不計勞動力投入成本。而實際上，中老年人尤其是年齡比較大的人進城也是不容易找到高收入工作的。

中國低勞動投入成本的小農經濟，為中國抵擋美國式大農提供了相當有力的基礎。而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小農則無力抵擋美國大農的沖擊，這就是為什么韓國農民更為激進，臺灣牛肉案可以引發政府政權危機的原因。

低農村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因為中國農戶家庭有務農和務工的兩筆收入，且農村生產費用低，農戶可以通過土地獲得部分自給自足的生活資料：比如自己種蔬菜、喂豬養雞，及自留口糧，從而使得農村生活成本極低，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就低。有了務農收入，進城務工的收入多少就不是太大的問題，年輕人進城務工的收入就可以用來滿足更多其他需要。

因為有務農收入，農村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低，中國就可以為外向型經濟提供廉價勞動力，就可以有極具世界競爭力的“中國制造”，就可以從全球化中獲益，從而成為全球化中不多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無論美國如何向中國施壓人民幣升值，只要中國農村仍然能源源不斷地生產出高素質的廉價勞動力，中國就可以繼續從全球化中獲益，就有可能將“中國制造”變為“中國創造”。

降低了整個社會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因為農業的低成本，廉價農產品就使得整個中國社會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下降。依據世界銀行的定義，人均收入低于2美元/天為貧困人口，則同樣是2美元/天，在中國比在一般的發達國家和一般的發展中國家，要生活得好得多，因為中國物價尤其是食品價格很低。在日本、韓國，西瓜等果蔬都是奢侈品，有一位日本教授到我所在的研究中心訪問，我們用西瓜招待他，他說這是他今年第二次吃西瓜。并非他不喜歡吃西瓜，而是在日本，西瓜太貴吃不起。筆者到韓國訪問時，一盤牛肉竟要800元人民幣，可見其食品價格之高。

正是中國農業的低成本和低價格，使中國豐富的農產品為城市人提供了有保障的廉價的食品，并因此為城市人提供了健康的飲食。即使中國城市的貧民階層也不至于因為買不起食品而挨餓。

美國具有優越的農業生產條件，政府為農業發展發放了足量的政府補貼，才使得美國人糧袋子和菜籃子比較豐富，而在土地資源較少的韓國和日本，因為農產品價格太高，以至影響了國民的飲食。相比之下，中國在人均耕地如此之少的情況下可以為全國人民提供如此豐富廉價的農產品，實在是一個奇跡。

農業不僅是生產勞動，同時也是休閑方式。中國的農業不僅是經濟的一種，而且是休閑的一種。對于被工廠生產線淘汰的中老年勞動力來說，在并無有保障的體面收入的情況下，若僅僅依靠國家的最低生活費，或極少的養老金來維持溫飽的狀態，實在是對個人價值的破壞。現代社會是豐裕社會，工廠生產線有能力憑社會中少數人的勞動而為整個社會提供最低生活所需。但勞動是人的權利，每個人都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獲取人生意義，而不是消極被動地等待。

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貧民窟中，相當部分人沒有工作，只能靠乞討和救濟來獲得溫飽，他們這樣的人生就沒有了尊嚴，缺少了體面，也就沒有了價值。而中國農民即使五十歲以上，在城市已經不好找工作，他們也可以回家種田。春天播種，播下的是焦慮也是希望。他們隨著莊稼的生長而忙碌。忙碌中收獲充實，焦慮中收獲希望。他們用自己的辛勤汗水來換取勞動果實。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的過程，也是進行生命意義與價值生產的過程。這與完全依靠外來救濟是兩種完全不同境界的生活。

顯然，中國小農經濟意義重大，問題是其是否可以持續。

應對小農經濟發展困境的出路

來自土地的收入對農民很重要，小農經濟很重要，問題恰在于，當前因為農戶經營土地規模太小且分散，單家獨戶的農戶無論是面對市場還是維持基本生產條件都過于弱小。應對這種困局，可能的辦法有三種：一是發展大農經濟，通過土地流轉來實現規模經營，而一旦有了經營規模，農戶面對市場和基本生產條件，就會有能力得多。這種大農經濟及規模經營的實質是美國式農業道路；二是在保持小農經濟的前提下，通過綜合農協的方式進行農業生產的體系化改造，從而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在生產上專業化，在市場上體系化。這種發展模式實質上就是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遵循的模式；三是走中國特色小農經濟之路，繼續保持小農經濟，但為小農提供社會化服務。

大農經濟和規模經營模式。大農經濟和規模經營顯然是以農民大量流轉進入城市為前提的。但從前面的分析來看，假若我們不希望中國城市到處是規模巨大的貧民窟的話，我們最好不要貿然通過土地流轉將那些不能在城市體面生活的農民趕到城市而不能再回到農村。而在農民沒有大規模轉移進城、農民收入還要依靠務農收入時，小農經濟就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中國不可能發展大農經濟，這本來只是一個常識，但政策部門卻常常忘記這個常識，地方政府甚至經常性地通過半強制性措施來推動農村土地流轉以實現規模經營，比如成都的例子。學界和政策部門似乎都喜歡現代農業，認為小農經濟是落后的，是遲早要淘汰的，遲淘汰就不如早淘汰。

綜合農協模式。與美國式大農場主農業不同，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農村至今仍然是小農經濟。為了解決小農經濟規模太小而無法與市場對接以及無法單獨解決基本生產條件的問題，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通過綜合農協來將小農經濟聯結起來。在政府的支持下，綜合農協具有相當的力量來組織小農，具體有兩個方面：一是為小農提供專業化的服務，比如提供種子、化肥、農藥、機耕、灌溉等系列服務，農戶只從事專業化種植。綜合農協同時為農民提品的銷售。因為全國農協組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體系，農協就具有相當大的壟斷市場的能力，具有相當的農產品的市場定價權。“綜合農協＋小農經濟”可以稱為體系化農業，體系化農業的重要特點是對農戶的專業化組織和對市場的相對壟斷。

綜合農協的好處是，因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組織，綜合農協可以為小農提供強有力的生產服務，小農可能獲得較好的進行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同時，綜合農協可以為小農經濟生產的產品提供市場。

但是，綜合農協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問題：一是因為專業化種植，小農經濟被組織到農協中，農業高度專業化和高度分工，離開綜合農協的體系化的服務，小農經濟就無法生存。因此，比如韓國，農民并不能真正做到自給自足，他們的專業化生產是為銷售而生產，可能反而使自己無法獲得基本的農業食品；二是農協通過對市場的高度壟斷，而使農產品價格高得離譜，以至于出現如前所述日韓國民消費不起自己國家農民生產的農產品，甚至農民也買不起非自己生產的農產品的情況。這是相當嚴重的情況，因為這一方面使農產品賣不出去，一方面又使消費者消費不起。這種情況出現在中國，就可能造成極嚴重后果；第三，在WTO的背景下，面對諸如美國、中國廉價農產品的沖擊，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農協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就必然會組織起來反對，這就是WTO香港回合談判時韓國農民強烈反抗，和2009年臺灣進口美國牛肉會使政府陷入政治危機的原因。不僅如此，農協還會向政府施壓，以強化農產品國產運動，以及利用民族主義情緒抑制外國農產品的銷售和消費。

當然，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目前都已是相當發達的經濟體，其農業人口數量很少。國家主體已是城市社會市民階層。即使如此，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綜合農協模式仍沒有解決自己的問題，反而使其農業問題更加無解。在中國大多數人口仍為農民的情況下，綜合農協模式能否解決中國小農經濟的問題，或解決的問題與帶來的問題誰更多，顯然是需要仔細思量的。

在一次討論會上，有學者認為三農問題很好解決，只要糧價漲100倍，三農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先不說在目前WTO的框架下，中國能否讓糧價漲100倍，就是可以漲，其后果是什么？是城市人不再消費得起糧食，是進城務工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大幅度提高，是農業照樣無效率，是國家的主要資源都用于生產糧食而無法發展城市，是“中國制造”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徹底喪失，中國的外貿極大幅度下降。最終的結果是中國經濟陷入混亂。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中國式小農經濟模式。顯然，中國的小農經濟是相當獨特的，可以稱為中國式小農經濟，其核心是“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制度”。取消農業稅前，由于國家向農民收取大量稅費，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關系緊張，“雙層經營”中經常出現村社集體侵犯農民利益的問題。取消農業稅之后，國家不再向農民收取稅費，而是通過制度安排來避免村社集體對農民利益的侵犯。

這個時候，仍然是小農經濟，但通過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和國家下撥財政支農資金來為農民提供生產生活所需公共品，另一方面通過為農民提供相對健全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尤其是鄉村兩級的農技、水利、畜牧和農機服務，中國的小農經濟就可能通過農戶家庭內的代際分工，通過兼業，及通過農業生產與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的生產、人的生命意義的生產（勞動價值論），來獲得旺盛生命力。

第2篇：小農經濟的形成范文

[關鍵詞]經濟制度；農產品質量安全；小農經濟特征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4044

這幾年社會上關于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案例層出不窮，甚至出現了由于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導致家破人亡的慘劇，我們不禁要問這到底是為什么？俗話說“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農業在我們這個具有五千年文化歷史的國家一直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用全世界不到8%的耕地養活了全球22%的人口，這不能不說是我國農業的巨大成就，為什么現在的農業從提供雙重正外部性的產業逐漸淪為制造污染和食品安全惡化的雙重負外部性產業呢？

促使筆者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思考的原因來自親身經歷的兩件事情，第一件是，今年國慶節回老家去看望舅舅，在臨走老人家給兩箱“趙州雪花梨”時特別說明這兩箱梨是自己從沒有噴灑農藥的樹上采摘下來的可以放心吃。第二件是，弟弟在縣城里面搞蔬菜批發生意，這次回老家兄弟兩人在茶余飯后聊了很多關于蔬菜噴灑農藥用于促進生長和保鮮的事情，通過弟弟的親口講述筆者才真正地了解到蔬菜行業有那么多所謂的“商業秘密”其實背后就是違規使用農藥和違禁藥物的事實。

筆者從經濟制度的角度分析一下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得到解決問題的措施。從當前農業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來看，我國農業基本上處于小農經濟向市場經濟逐漸過渡之中，問題大都是在這個背景下逐漸暴露出來的。

1小農經濟“自足自給”食品安全反而有保障

小農經濟，屬于是自然經濟，它的特點一是分散，二是生產出來的產品都用來自己消費或絕大部分用來自己消費，而不是進行商品交換，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中國農業社會長期具有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特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小塊的土地上進行不計成本的大量勞動投入；二是勞動的目的不是在利潤的導向下提高農產品的商品率，而主要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由于這些特征在小農經濟下中國農業生產的根本目的是滿足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需求，農業剩余非常少幾乎不進行商業交換。由于生產出的產品主要是為滿足自己的消費，而不太在乎產品的數量和品相，只要自己能吃即可，所以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有保障。

2小農經濟全面轉向市場經濟，農業“外部性”集中爆發傳統小農經濟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勞動力無限供給使其機會成本趨向于零，但是在全面轉向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種傳統的小農經濟特征逐漸演變成在利益的導向下開始追求貨幣收入的最大化，而且由于非農就業機會越來越多造成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不斷上升，這不僅與資源硬約束造成的經營規模小的矛盾；而且嚴重的結果是本應該體現農業的“正外部性”逐漸減弱而其“負外部性”卻集中爆發，后果主要體現在一是農業立體交叉污染越來越嚴重；二是農產品食品安全問題愈演愈烈。

3中國農業的特點決定了“西方小農經濟”假說難以形成效果如何從經濟制度的角度來解決農業的外部性問題無論是舒爾茨關于小農經濟的“理性小農”理論假設，還是恰亞諾夫關于小農經濟的“自給小農”理論假設，都難以支持我國在農業現代化目標導向之下形成的追求農業產業化的政策體系。這些理論都沒有把農業現代化造成的最大的外部性――農業立體交叉污染越來越嚴重和農產品安全問題愈演愈烈納入其分析的框架。

西方環保經濟學者阿瑟?庇古等人立足于理性假設提出利用經濟杠桿對污染狀況進行調節，對污染可以重稅或者政府拍賣污染許可證；或者建立以“條形碼制度為核心的產品追溯制度等政策，對于企業和大農場這種符合現代規范經營主體也許是有效的；但是當造成農業立體交叉污染和農產品不安全的是中國23億分散的小農戶時，這些政策由于交易成本大到無法計算，導致了這些政策在我國現階段的農業生產中不可能發揮作用。

迄今為止，西方經濟學相關理論都似乎即難以支撐我國政府在當代追求現代農業的政策設計，也沒有辦法解釋在目前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我國小農經濟追求農業收益最大化的結果卻造成農業成為交叉污染和提供不安全食品的行業。

4立足農業當前經濟現狀提出解決農業“外部性”的措施針對目前我國農業出現“負外部性特征”集中爆發的現實情況，筆者認為解決我國農業外部性問題必須立足于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兩大現實矛盾：一是基本國情矛盾――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且長期存在；二是基本體制矛盾――城鄉分割對立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矛盾。這兩個矛盾決定了如下社現實情況：一是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的特征是弱化的，更多體現的是生活保障資料特征；二是城鄉二元社會造成中國存在“兩種社會，兩種體制，兩種政府”。所以解決我國農業問題：一要立足基本國情矛盾；二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相應政策。

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硬性約束下，我國農村土地對于廣大農民來說更多體現的是生活保障資料，所以小農村社經濟基礎會長期存在下去，注定中國農村土地實現大規模企業經營和農場經營的路還很遙遠。只有國家逐漸完全承擔起了廣大農民的社會保障和農村公共開支職能，農民才有可能逐步擺脫對土地的依賴，減少依靠土地追求貨幣收入最大化的預期，這是徹底解決農業“負外部特征”的內部條件。

在城鄉二元結構基本體質矛盾下，農業和農村地區與工業和城市地區是分裂的，工農業兩大部類交易過程中存在著結構性壁壘，只有國家徹底打破這些壁壘才能實現城鄉統籌發展，這是徹底解決農業“外部負特征”的外部條件。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決農業“負外部性”問題，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經歷很長的時間，要有長期的計劃和措施而且主要工作應該放在農業之外。

41短期措施

第一，加強消費者的教育力度，在消費者中普及健康消費理念，大力宣傳鑒別有害農產品的技能，讓消費者不要只把農產品外表是否好看作為消費的依據。第二，加強農民生產者的教育力度，讓廣大農民認識到有害的農產品最終還會以其他形式重新回到他們手中，他們自己的身體也會受到損害。第三，在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內建立嚴格的檢驗檢疫機構，加大檢驗檢疫和巡查檢查力度。第四，加大對涉農安全案件的處罰力度，讓知法犯法者付出巨大的違法成本。

42長期措施

第一，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逐步把農村人口向城鎮集聚的同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勞動密集型鄉鎮工業，促進農業人口的非農就業，最終解決我國人多地少的矛盾，為徹底破解農業“負外部性”難題提供保障。第二，加大“新農合”等農村保障制度的建設力度，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從而徹底把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為發展規模化和產業化農業創造條件。第三，打破城鎮和城市對農業人口流動的各種限制政策，為符合條件的農業人口徹底轉化為城鎮人口創造政策空間。第四，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和病蟲害防治投入，提升農業用藥的科學性和無害性。

參考文獻：

[1]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制度變遷[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

[2]溫鐵軍我們到底要什么？[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

第3篇：小農經濟的形成范文

學和行本來是有機聯著的，學了必須要想，想通了就要行，要在行的當中才能看出自己是否真正學到了手。否則讀書雖多，只是成為一座死書庫。下面給大家分享一些關于高中知識要點歷史，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古代中國經濟的基本結構與特點1、發達的古代農業(一)早期農業生產的出現

1、中國是世界農業起源地之一，距今一萬年左右農業開始起源，距今七八千年時原始農業已相當發達，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和粟的國家。

原始農業的主要耕作方法是刀耕火種。

2、商周時期出現了青銅農具，但使用并不普遍，農業生產仍以石器、木器、骨器為主;

人們已懂得了開溝排水、漚制綠肥、除草培土和治蟲滅害等技術;西周時后世的主要農作物基本具備;家庭飼養業也得到發展;人們也由經常遷徙走向定居生活。

(二)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

1、耕作方式的發展：

自春秋戰國至明清時期，鐵犁牛耕成為中國傳統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

春秋戰國時期鐵犁牛耕逐漸推廣;西漢趙過推廣兩人三牛的耦犁，并出現犁壁;東漢出現直轅犁;隋唐時期出現曲轅犁，并增加了犁箭、犁評。

2、耕作技術的進步：

①耕作方法：春秋戰國出現壟作法，西漢趙過推廣"代田法"。

②耕作技術：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旱地形成耕耙耱技術;南方水田也采用耕耙技術。

③耕作制度：漢代基本上以一年一熟為主;宋代推廣水旱輪作的稻麥復種制;明清時期，北方黃河流域形成了兩年三熟制和三年四熟制;南方長江流域發展多種形式的一年兩熟制;閩江和珠江流域一些地區形成一年三熟制。

3、水利設施的完善：

著名的水利工程有戰國時期的都江堰、漢朝的漕渠、白渠和龍首渠等;人們還創造和改進了灌溉工具，曹魏時馬鈞改制翻車用于灌溉;唐朝時創造了筒車;宋朝出現了利用水力的高轉筒車;明清時出現風力水車。

(三)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

1、商周時期，土地歸國家所有，勞動者在田間集體耕作。

春秋戰國時期，鐵農具的出現和牛耕的逐漸推廣，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封建土地私有制確立，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逐步形成。

2、小農經濟的特點：分散性;

封閉性;落后性;脆弱性。

3、小農經濟的地位：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在中國封建經濟中始終占主導地位;

小農經濟又是兩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它是封建王朝財政收入、徭役兵役的主要來源，它的興衰關系到封建經濟的繁榮和封建政權的安危;它長期的牢固存在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緩慢和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重要原因。

4、對小農經濟的評價：

小農經濟下的農業處境有了明顯的改善，擁有一定的土地、農具和牲畜等生產資料，勞動產品除繳納賦稅外可供自己支配，因此他們具有很高的生產積極性。他們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術、精耕細作，在較長時期內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經濟的進步和國家的統一。但隨著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小農經濟狹小的生產規模和簡單的性別分工，很難擴大在生產、很難提高生產技術，這就日益阻礙了社會分工和社會交換，從而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持續發展。到了近代小農經濟越來越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它成為了阻礙近代中國發展的重要因素。

2、古代手工業的進步(一)素稱發達的官營手工業

1、官營手工業由政府直接經營，進行集中的大作坊生產。

它憑借國家權力，征調優秀工匠，使用上等原料，生產不計成本，產品大多精美。

①商周時代，青銅鑄造進入繁榮時期，展示出輝煌燦爛的青銅文明。②西周晚期中國已有鐵器，人工冶鐵屬于春秋時期，戰國時期掌握了鑄造生鐵技術，發明鑄鐵柔化技術和多管鼓風技術，東漢杜詩發明水力鼓風冶鐵工具--水排，北宋時普遍使用煤作冶鐵燃料，南宋開始使用焦炭冶鐵。③春秋晚期掌握了煉鋼的方法和淬火技術，西漢掌握了炒鋼技術，"百煉鋼"在西漢出現，南北朝有灌鋼法。

2、絲織業：世界上最早養蠶繅絲織綢的國家;

商代室內養蠶很普遍，并出現了織機;西周絲織技術突飛猛進，出現斜紋提花織物;戰國時出現多種絲織品;西漢在長安設東西織室，發明了提花機;唐代絲織技術進一步提高，并吸收了波斯等國的技藝;宋代絲織品種類繁多，織錦吸收了花鳥畫中的寫實風格;明清時期，絲織業的發展進入鼎盛時期，明代中后期，絲織業最早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3、商代已燒紙出原始瓷器;

東漢燒出成熟的青瓷，北朝燒出成熟的白瓷;唐朝形成南青北白兩大制瓷系統;宋代是我國制瓷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元代燒出了著名的清華和釉里紅，我國進入彩瓷生產時期;明清時期，青花瓷、彩瓷、琺瑯彩爭奇斗艷;江西景德鎮是著名的瓷都。

(二)艱難經營的民間手工業

1、元朝時，民間棉紡能手黃道婆推廣先進的棉紡織技術，棉紡織品產量增多，改變了絲、麻、棉的紡織品比例。

明中葉以后，紡織、制瓷、礦冶等行業中，民營手工業甚至超過官營手工業，占據全社會手工業生產的主導地位。

中國古代手工業享譽世界

2、西漢開始，中國絲綢遠銷亞洲、歐洲，為中國獲得"絲國"的譽稱。

唐朝起，中國瓷器大量輸出國外。

(三)資本主義萌芽

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一些地區、一些生產部門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其標志就是手工業工場。除蘇州的絲織業外，在江南的棉布襪制造業、榨油業、礦冶業中也出現了類似的資本主義萌芽。清代資本主義萌芽繼續緩慢發展：手工工場的規模擴大了，分工更細密了;出現的手工業部門和地區增多了。

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稀疏地出現在個別地區、個別生產部門，多為分散的手工工場，發展速度又相當緩慢。微弱的資本主義萌芽始終未能發展到工場手工業階段，其力量還遠遠不足以分解封建生產方式，在全國范圍內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仍占據主要地位。

3、古代商業的發展(一)重農抑商下的古代商業

1、先秦時期：古代商業活動興起于商代，商朝的移民為了維持生計，進行商品交易，周人稱其職業為在"商人";

春秋戰國時期，官府控制商業的局面被打破，城市商業繁榮，商人社會地位提高，各地出現了許多擁有雄厚資產的大商人。

2、秦漢時期：商業初步發展。

國家的統一和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推動了商業的發展，但由于重農抑商政策的推行，商業艱難發展。商人經商受到地點、時間的限制，商業總體水平發展不高。

3、隋唐時期：商業進一步發展。

由于農業的發展、手工業的進步，特別是大運河的開通促進商品流通的范圍擴大。都市和鄉村貿易發展起來;柜坊和飛錢相繼問世。

4、宋元時期：商業空前繁榮。

農業和手工業的高度發展，政府逐漸放松了對商品交易的限制，水陸交通便利，促進了兩宋商業的繁榮，出現了紙幣"交子"。商稅成為政府的重要財源。元代交通發達促使商業繼續繁榮。

5、明清時期：商業繼續繁榮。

農副產品大量進入市場成為商品，貨幣的作用越來越大，出現了地域性的商人群體，叫做"商幫"。實力最強的是徽商和晉商。

(二)市的變遷和城市的發展

1、宋朝以前，縣治以上的城市，一般都在特定的位置設市，市四周有圍墻，與民居嚴格分開。

官府設市令或市長，對市場交易進行嚴格的管理。

2、宋朝時，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市分散在城中，城郊和鄉村的"草市"也更加普遍。

經營時間限制也被打破，早市、夜市晝夜相接，交易活動也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監管。

3、絲綢之路的開通、大運河的開鑿、經濟中心的逐漸南移等，也催生了一批城市的興起和繁榮。

揚州、成都 成為當時最繁榮的大都會。

(三)官府控制下的對外貿易

1、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發展概況

西漢：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對外貿易逐漸發展起來，主要商品是絲綢。

唐朝：廣州成為重要的外貿港口，政府設立市舶使，專管對外貿易。

兩宋：為增加財政收入積極發展海外貿易，海外貿易稅收甚至成為南宋國庫的重要財源。

元朝：主要的港口有泉州、廣州和慶元(寧波)，泉州是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

明清：對外貿易萎縮。明清兩朝實行"海禁"和"閉關鎖國"政策。

2、中國古代官方貿易的特點及目的

官府控制下的中國古代對外貿易，朝貢貿易即通過朝貢和賞賜完成交易占有重要地位。特點是"厚往薄來""倍償其價"。目的是在政治上宣揚國威，而不是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

4、古代的經濟政策(一)土地制度的演變

1、土地制度的演變歷程

(1)原始社會--氏族公社公有制

(2)奴隸社會--井田制。夏、商、西周時期，一切土地屬于國家。國王把土地層層分封，受封者世代享用，但不得轉讓與買賣;同時要向國王交納貢賦。那時的耕地，成方成塊，形同井字，被稱為"井田"這種土地國有制度被稱為"井田制"。實質上是一種名義上國有而實際上是各級奴隸主私有的土地制度。

(3)春秋時期--到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后進行變法。秦國的商鞅變法，廢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4)封建社會--以私有制為主體多種土地制度所有制并存。封建社會有四種土地所有制;①土地國有制：國家政權直接掌握的土地，由國家經營，主要用于封賞和對農民授田。代表性的土地制度就是均田制，即封建國家把控制的土地分給農民使用。②地主土地私有制：封建地主占有全國大部分土地，并利用政治經濟特權，大量兼并農民土地。③小農土地私有制：廣大農民占有很少土地。④君主土地私有制：君主直接掌握的一部分土地，其收入主要用于君主開支。

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地主土地私有制為主體，它在封建社會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

2、土地兼并

①概念：指地主官僚貴族通過各種手段兼并農民土地甚至國有土地，使封建國家、農民控制的土地數量急劇減少，土地逐漸集中到地主手中。其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土地私人所有，土地可以買賣和轉讓。土地兼并既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封建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

②土地兼并產生的影響：在政治上導致國家財政收入減少，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導致社會矛盾尖銳;豪強地主勢力的增強影響中央集權。

經濟上造成農民普遍貧困，使之無力購買手工業品，影響了手工業擴大再生產，抑制了手工業的發展，從長遠來看，它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

③面對土地高度集中，歷朝政府都采取措施抑制兼并，以維護小農經濟，鞏固統治。北魏至唐朝前期，政府實行均田制。制定官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額，限制土地買賣。明朝政府丈量全國土地，按照人丁和田畝的多寡收取賦稅。

④封建政府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不能成功的原因：土地兼并的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規定土地私有，并可以自由買賣的轉讓;土地是封建社會的主要財富和各種財富的最終歸宿;封建政府是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不可能真正抑制土地兼并。

(二)"重農抑商"

1、目的：經濟目的是保障農業生產，維護封建政權的經濟基礎--自然經濟，確保賦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

政治目的是加強對人們的控制、鞏固封建統治;根本目的是維護封建統治。

2、演變過程：

①為保障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禁止農民棄農經商，商鞅首倡"重農抑商"。

影響：保障了農業生產和小農經濟，有利于鞏固封建土地所有制，促進封建經濟的發展;保證賦役的征派和地租征收，鞏固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統治。

②西漢初年，社會經過長期戰亂，經濟凋敝，富商大賈乘機囤積居奇，操縱物價。漢武帝推行一系列經濟政策，鹽鐵官營，加強對工商業的管理、對工商業征收重稅，這些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因商人非法牟利對恢復發展社會經濟的阻礙;打擊富商大賈也有利于鞏固中央集權、維護國家統一。

③明清時期，工商業空前興盛，但封建政府依然固守重農抑商政策。明清兩代繼續實行專賣制度，壟斷鹽、茶等重要商品的經營，而對民營商業，不斷加征商稅，破壞工商業的正當經營，以致影響到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三)"海禁"與"閉關鎖國"

1、明太祖時期，實行"海禁"，禁止官民私自下海，對外貿易只能在官方主持下進行。

2、清初，為了對付東南沿海的抗清斗爭，政府厲行"海禁"。

第4篇：小農經濟的形成范文

關鍵詞：土地流轉；浙江；創新

中圖分類號：F321.1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0)02-0022-05

近年來，浙江省出臺了鼓勵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簡稱土地流轉，下同)的政策，加強了土地流轉的服務與管理，通過建立農村土地流轉服務組織，創新土地流轉形式，著力探索破解土地流轉難題的途徑，有力促進了農村土地流轉，加快了農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的進程。截止2009年底，全省土地流轉總面積633.5萬畝，占總承包耕地面積的32.0％；涉及流出土地農戶322.9萬戶，占家庭承包經營總農戶的34.5％；土地流轉面積、涉及流出土地農戶分別比2008年增長16％和16.7％。

一、浙江農村土地流轉形式的創新及效應

浙江省各地根據農村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和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新要求，在農戶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季節性流轉等多種方式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土地流轉新機制，創新土地流轉新模式，探索出形式多樣的適合當地特點的土地流轉形式。

(一)實行“一女兩嫁”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季節性流轉

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季節性流轉指土地流人方根據自身生產需要向流出農戶租借土地的一個生產季節，生產季節結束后將土地承包經營權歸回承包農戶。

實踐中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有償流轉。按約定價每季付租金的形式進行季節性流轉。農戶直接承包給種植大戶。承包面積一般在幾畝到幾十畝不等，以農戶間口頭協議為主。二是代種代耕。種糧大戶向周邊擁有季節性閑置耕地的農戶臨時租用土地，且為流出戶提供免費機耕、機割和優惠價種子，為農戶解除后顧之優。季節性流轉最大好處是提高同一塊土地的產出效率，增加農閑期農業勞動力就業，是提高農民收入，化解土地拋荒的有效途徑。這一土地流轉新形式已在浙江省很多地區推廣。而龍游縣獻軍種糧專業合作社和龍游建光蔬菜專業合作社在原有合作社與農村散戶的聯合基礎上雙雙聯姻，以其各自的生產經營優勢和作物季節性差異，實現優勢互補，地盡其用。建光蔬菜專業合作社的300畝基地讓給獻軍種糧專業合作社種一季早稻，收割后還給建光蔬菜專業合作社種蔬菜，獻軍合作社為建光合作社承擔三分之一的土地年租金。而獻軍合作社的700畝基地冬季原以種油菜為主，改為種蒿菜、蘿卜等蔬菜，由建光合作社提供種子、技術服務，產品全部收購。

“一女兩嫁”模式取得了較大成效：1)季節性流轉是根據農業生產時間確定，屬于季節性集中，因此，權責利關系簡單清晰，形式便捷，易于操作。這種季節性土地流轉的模式，可以打消農民一直以來擔心土地流轉后承包權變更的顧慮。2)通過創新耕地流轉模式，實現糧田向種糧能手、種植大戶、專業合作社集中，并實施全程機械化服務，有效地節約了人力成本，遏止了耕地拋荒現象，破解了市場經濟活躍地區“有地不種，想種沒地”的難題。3)實現了優勢互補，合作雙贏。兩家合作社都節約了成本，增加了效益。4)深化拓展了“獻軍種糧模式”內涵。獻軍種糧專業合作社曾因“以服務換取經營權，解決農村散戶耕地季節性拋荒”而聞名全省，被譽為獻軍種糧模式。這一合作把獻軍種糧模式從單純的合作社與散戶之間的土地流轉向合作社與合作社之間土地流轉的深化，并實現了資源、技術的再次整合，優化了要素配置，進一步細化了生產分工，提升了專業化生產水平，培育了一批職業農民。

(二)農戶土地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社+大戶(企業)經營”模式

浙江省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轉形式開展很早，并在發展中又不斷創新。目前主要有以下兩種方式：

1　土地承包經營權作價入股。如全省第一家經工商登記的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平湖市黃姑鎮渡船橋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于2006年12月，現有社員323人。其中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社員322戶，人股土地272畝，現金入股社員1人，股金2萬元。合作社共設置總股權276股，其中，土地承包權每畝折算人民幣5 000元，(按前3年的畝均毛利潤250元，乘以承包經營權剩余年限，得出每畝土地的經營權價值為5 000元)。每畝計1股，合272股，資金人股2萬元，折合股權4股。合作社經工商部門注冊登記，注冊資金138萬元。合作社實行保底分紅和利潤分配相結合，3年內實行保底分紅，每年每股200元，并按年經營凈收益的80％按股分紅到戶。組建股份合作社后再由合作社統一經營。

2　土地不作價，人股土地由股份合作社統一整合后，以招標形式發包或租賃。如紹興縣王壇鎮南岸村實行每畝田為1股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農民無需自己種地即可獲得每畝500元租金收益。如果土地股份合作社經營好，年底還可拿到分紅。目前全村446戶農戶、780畝土地全部加入合作社。合作社公開、公平選定流轉受讓單位(大戶)。引入有一定規模和實力的蕭山弘陽農場承租農戶流出的500畝土地，建立出口蔬菜基地。對經土地整理后的大公山、后塘畈二處280畝山地，實行公開招標、擇優發包給本村種植大戶。農戶可在農場務工。

這兩種形式的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突出特點主要在兩方面：第一，依托農業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掛靠龍頭企業，與龍頭企業結成緊密有效的利益共同體，龍頭企業提供種子、肥料和技術的指導，并適當向合作社讓渡部分利潤。合作社首先向轉出戶支付土地保底租金，然后再進行二次返還。由于吸引了一批有專業生產技術與管理才能的農業能人(龍頭企業)經營農業，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了農民收入提高與農業增效。第二，借助農民專業合作社，搭建平臺助推土地流轉。引導農民以合作社為平臺，以人股形式進行土地流轉，通過土地合作進行生產經營，讓農民更多地分享土地經營的收益。這種模式中，農民仍然擁有家庭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土地既是有償租賃，又是認股，并非是對家庭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徹底放棄。通過引進股權合作模式，增加了農民的紅利收入，建立了農民收入的利益遞增機制，保障了農民的土地權益。如紹興縣王壇鎮南岸村通過農地股份合作制度創新，促進了現代農業發展，提高了農業經營效益。實行農地規模化經營后最高每畝蔬菜產值由改制前的每畝200元提高到2萬元，人均每畝租金收益600元。農地股份合作制將農地產權量化到人(戶)，實現了農地產權的對象化、具體化，土地產權內容更加明確，有助于農民形成較為穩定的預期，降低了合約成本，節約了交易費用。第三，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組建為農民在二、三產業的創業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使農民安心發展其他產業，促進農民身份的轉變。浙江民營經濟發達，全省農民非農就業率達68.19％。農民已表現出相當明顯的亦工亦農的兼業化經營趨勢。實行土地股份合作社，無疑將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促進農村二三產業發展。

(三)以“農田托管”服務新模式促進流轉

農民拿出自己的承包地由農機(農技)服務專業大戶或服務公司統一承擔部分或全部的生產環節，農民只需支付一定的服務費就可以獲得原有承包地上產出的糧食。如海鹽縣依托友邦植保、友邦測土施肥和久洋三家服務型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成立了“海鹽縣農業全程社會化服務實驗區”，集中連片流轉土地面積600畝。其中，300畝為全程農民作業服務，另外300畝是農民土地托管，合作社托管后直接進入產業化經營。農田托管主要有三種模式：一是全程托管。實行所有機械化作業包括機耕、育秧、機插、植保、機收等環節都由合作社承擔。等稻谷收成后再支付作業費用。二是菜單式托管。合作社將機耕、植保、機收等機械化作業服務統一價格標準，由農民自主選擇服務項目，并與合作社簽訂作業合同，代為農戶作業服務。三是農田承租。將部分外出村民的農田通過簽訂轉包合同的方式，承包給合作社經營。實行農田托管模式，促進了農村土地的有序流轉，打開了農業的產業化發展空間。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并實現轉移，也一并解決了新農村建設中居民區與作業區空間布局的矛盾問題；較好地解決了農村實行后建立統分結合雙層經營服務機制的歷史性課題。依托社會化服務實現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是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的好載體。這種形式對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村勞動力穩定轉移程度的要求較低，適用于目前經濟不是很發達，但非農勞動力較多的地區。

(四)“農戶流轉土地+中介組織服務+大戶(企業)經營”模式

充分發揮鎮、村組織及土地流轉中介服務組織優勢，做好承包土地流轉信息、政策咨詢、項目推介和中介協調等服務，組織引導農戶委托村集體組織或土地流轉中介服務組織進行土地流轉。如溫州市箬橫鎮浦岙村在2005年土地整理后，村集體接受承包農戶委托，實行“反租轉包”，即以500～600元／畝的年租金向農戶反租1300畝承包田，然后由村統一轉包給村內外的種植大戶，成片種植早稻、西蘭花、豆類等作物，每年收取300～500元／畝不等的承包租金，差額部分由村集體經濟給予補足，使廣大農戶有了穩定的土地轉包收入。對一部分要求自主種植的農戶，村集體統一調整田塊，優先保證他們的需求，有效地實現了流轉的土地集中連片，方便種植大戶生產經營。溫州全市農戶委托村集體或中介服務組織流轉土地4.62萬畝，涉及農戶32530戶，分別占土地流轉面積和流出戶的21.9％和29.3％。

(五)“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置換社會保障”的嘉興模式

所謂“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置換社會保障”，指土地流轉后，凡是非農就業的農民，實現養老保險的全覆蓋；對已經進入老齡階段的農民，逐步提高養老保險的待遇。農民用土地承包經營權置換社會保障，意味著可以獲得土地流轉過程中的收益。在土地流轉過程中，農村居民可按照城市居民的社保水平參保，提高參保金額，為居民養老解除后顧之憂。農民空余出來的時間可以進城務工，進一步提高收入。這一政策的實施有力地促進了農地流轉。截至2009年4月底，作為嘉興市的9個試點鎮之一的嘉興市南湖區七星鎮已完成土地流轉面積2.55萬畝。

(六)以“基數租金+年度遞增”的收益方式，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出租給農業龍頭企業

出租是把農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貨幣化，對出租方即承包方和承租方的權利和義務的規定比較清楚，屬于目前比較規范、也為各方所普遍接受的一種符合市場化規律的農村土地流轉形式。但普遍的出租收益方式是按約定收取固定租金。但從長期看，地價具有升值潛力得到普遍認同。轉出農戶基本上都有增值的預期，流轉的時間越長所要求的租金就越高。而當前過高的租金又給轉入主體帶來一定的壓力，因此難以達成較長期限的流轉協議。嘉興市南湖區綠舟農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在連片租賃土地之后，租金的基數是每年每畝700元的標準，以后每年每畝遞增50元，讓農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從而延長流轉期限。

(七)以農產品基地建設為載體推動土地流轉

具有長期穩定性和達到一定規模經營的土地流轉才能實現農業生產的集約化和產業化。這就必須結合相應的農產品基地建設來促進土地流轉。長興縣虹星橋鎮是一個農、牧、漁綜合發展的農業大鎮。自2007年以來，將全鎮農業布局按傳統習慣分為三大區域，有農工貿綜合區、優質瓜果種植區、高效特種水產養殖區。針對土地流轉零星分散不利于規模經營的特點，虹星鎮采取兩次流轉的方式，將零星的土地流出通過第一次互換方式集中起來，形成一定的土地流轉規模，再將一定規模的土地流向符合產業導向的的規模經營者，通過二次流轉起到化整為零規模效果。已引進54個農業項目，流入土地0.40萬余畝，6個農產品生產基地流人土地面積0.30萬余畝。全鎮實現規模經營面積達1.79萬畝，占土地流轉面積的95％。

二、浙江農村土地流轉創新中潛在的問題

(一)農地股份合作制度創新問題

農地股份合作制在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基礎上，把農民的農地承包經營權進一步分離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形成農地所有權、股權形態的承包權、生產形態的經營權新的三權分離。它突破了家庭承包制造成的一家一戶分散經營格局，緩解了現行土地流轉制度面臨的矛盾問題。有效實現了勞動者資本聯合與勞動者勞動聯合的統一，推動了農村生產要素組織方式、土地適度規模經營、集體利益分配方式以及管理體制的轉變。然而，現實中土地股份合作制作為一項需求誘致性的制度變遷，從一開始就具有自發性和探索性，各地在推行這一制度進程中面臨諸多現實困境。如組織性質不明、產權邊界模糊、股權封閉、人股土地作價不科學等，由此導致土地股份合作制在實踐中推行緩慢(見圖1)。

從我們對全省868份的農戶抽樣問卷調查顯示，46％農戶認為農地股份合作制主要問題是收益得不到保證，22％認為土地價格不合理，16％認為分紅方式不合理。大多數地區在對承包經營權入股作價時，以當地農業平均年收入作價(如平湖市黃姑鎮渡船橋村按前3年的畝均毛利潤250元，乘以承包經營權剩余年限20年，得出每畝土地的經營權價值為5000元)。而非當地土地流轉市場價格，使作價偏低，社區成員持有的股權價值低于其實際價值。如果在此基礎上進行股權社會化、資本化，則可能易使社區成員及集體利益受到損失。目前許多地方土地市場升值明顯，入股農戶要求對土地經營權價值進行重新評估作價的愿望強烈。如何科學合理地評估土地承包經營權價值，保障廣大農戶的權益，是一個亟待研究的課題。

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交換價值實際上由三部分構成：農戶的生存保障價值、農業生產經營者對土地的投入、土地流轉的增值分成。特別是對第三部分，農戶能否對土地流轉后的收益享有一定的分成利益，直接決定著農戶是否愿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通過科學的商業評估手段將其量化，是土地承包經營權出資入股的前提條

件。目前浙江省尚沒有專門的對土地承包經營權價值進行評估的專業機構和人員，評估時主觀意愿成分較大。過低的評估價值對農民而言是新的不公平。

(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機制尚未形成

雖然浙江省農村土地流轉越來越呈現出市場化趨勢，但流轉的市場機制總體上還不健全。農村土地流轉的市場供求機制、價格機制、競爭機制都尚未完全形成。

1　價格機制尚未形成，流轉收益缺乏增長的長效機制。目前，浙江省大多數地方土地流轉價格每畝每年一般在200～500元之間，種植西瓜等價值較高的季節性經濟作物則在800～1000元上下。在實際操作中，多數地方流轉價格主要按傳統習慣和流轉雙方意愿協商形成，沒有建立科學的流轉土地價格形成和指導機制，同一村從事同一產業租金價格也不盡統一，不能真正反映土地的級差地租和內在價值，對推進土地流轉造成一定的不利影響。期限較長的租賃協議對土地承包租賃價格沒有一個合理的衡量標準，多數合同規定了流轉租金一定幾年不變的方式，沒有構建一個良好的土地收益遞增長效機制，某種程度上侵害了農民土地收益的權利。

2　農村土地流轉中介服務體系發展緩慢。雖然浙江省很多地方建立了土地流轉服務組織，但土地流轉服務體系還不夠完善。全省僅有7個縣(市、區)和18.3％的鄉鎮、14.1％的村建立了土地流轉服務組織。尚未形成強有力的管理服務網絡，缺少一個自下而上、網絡狀、多功能的中介服務體系。資產評估、委托、法律咨詢、土地投資、土地融資、土地保險等各類中介服務組織相當匱乏，致使土地供求雙方的信息流動受阻、缺少服務手段和調控能力。信息輻射面狹小、信息傳播渠道不暢。

(三)政府對農民社會保障責任缺失，強化了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制約了土地流轉

長期以來，土地一直承載著農民的生活保障功能，土地成了農民生活保障的最后屏障。農民對土地過于依賴，并不僅僅是對土地具有濃厚的感情，而是出于對未來的擔憂。“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置換社會保障”是一種很好的探索，但土地承包經營權換取社會保障的基本條件是地方政府擁有較雄厚的經濟基礎。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換取社會保障條件下，農民退出承包地后，由農民轉變為市民，其收入來源于政府的生活補貼和一些其他的政策優惠以及進入城市工作所獲得的工資收入，農民所獲得的預期收益的穩定性取決于政府的執行力度和相關配套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程度，以及農民轉為市民后在就業競爭中的競爭力強弱。一旦政府財政支持力度不夠，農民既沒有能力購買住房，也沒有政府提供保障性的收入。尤其是在醫療和基本養老保險缺位情況下，將會給社會穩定造成隱患。

目前比較普及的農村社保僅醫療保險一項(農村新型合作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僅僅開始，涉及的人群還很少。浙江省的社保大多數實行城鄉差別制度，而且大多數與工資掛鉤。多交多享受，由此造成了不同收入、不同性質人群享受公共資源的巨大差異。農村社保基本按照“低標準廣覆蓋”的原則，在物價上漲的情況下多項保障難以真正起到保障作用，影響了農民參保的積極性，造成了推行農村養老保險的種種困難。

三、幾點啟示

農村土地流轉符合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趨勢，是深化農村改革、發展現代農業、增加農民收入的必然要求。筆者認為在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促進浙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必須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堅持三大原則

一是堅持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依法、自愿、有償流轉原則；二是堅持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性質不變；三是堅持農業用地流轉后土地用途不變。

(二)加強分類指導

研究表明，土地流轉與城市化進程、經濟發展水平、第二、三產業收入在農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非農化程度、社會保障水平等因素呈正相關。但從農戶家庭決策的角度分析，農戶理性的決策是追求比較優勢所形成的分工經濟，農戶通過家庭內部分工安排其生產經營活動。只要中國農業發展所面臨的環境條件不變，即使可能出現農戶部分家庭成員的非農就業，農戶兼業化也不可避免。因此在鼓勵和引導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實現規模經營的過程中，各地政府部門應當認真權衡各地區的條件，努力提高勞動力轉移率，提高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在此基礎上審慎推進，而不能操之過急。從實踐上看，股份合作流轉適合于村級組織戰斗力強、土地流轉指導服務機構建立、二三產業發達、轉產轉業農民群體數量較多的村，適合整村推進。鼓勵探索“龍頭企業或種植大戶+土地股份合作社+農戶”模式，創新龍頭企業和農戶之間利益共享的機制。對一些不適宜開展大范圍土地流轉的鄉村，應為農戶間的私下流轉創造條件、提供方便并加以指導。

(三)建立農村土地流轉的租金管理體制

1　探索“基數租金+年度遞增”的收益方式，建立租金增長機制。

農戶委托村流轉土地的收益，按投標確定的數額。流轉一年以上的補償提倡谷物折價補償，以免物價因素帶來流轉費不合理。較長流轉期的開發項目，提倡建立“基數租金+年度遞增”機制，讓農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從而延長流轉期限。

2　設立土地流轉風險基金，有效規避風險。建議土地流轉風險基金由農村土地流轉專項扶持資金和規模經營業主出資按合理的比例共建。用于解決流轉企業因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發生時無法履行合約所產生的對流轉農戶的影響。

(四)加快建立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價值認定評估機制

加快建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專業評估機制、設立專業評估機構。出臺評估管理、技術規范等有關法規和業務準則。政府有關部門要加強對農用地價格評估機構、評估人員考核和管理，對其評估行為要加強規范，確保評估價格的客觀、公平、合理。

(五)完善土地流轉服務機制

1　進一步完善中介服務組織。形成“土地流出一中介服務組織一土地流入”的土地流轉機制。積極引導各市和縣(市、區)農業部門、鄉鎮、有條件的村建立土地流轉服務中心(站)，為土地流轉提供信息、合同簽訂、合同鑒證、政策咨詢、價格指導、糾紛協調等服務。

2　建立農村土地流轉交易中心(所)。由省政府相關部門進行創立農村土地流轉交易中心(所)的可行性論證，制定農村土地流轉交易中心(所)的有關章程和設置辦法，選擇試點單位進行試點，在此基礎上，出臺《浙江省農村土地流轉交易中心(所)實施意見》，全面推開這一工作。

(六)加大對從事規模經營的各類主體的培育

一是對符合扶持條件并專業從事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大學生，按照承包面積和經營規模，每人每年給予一定的補助，并享受城鎮職212'‘五大保險”和農業科技人員待遇；二是培訓專業大戶和農民專業合作社帶頭人。三是鼓勵基層農技人員利用農戶流轉土地，建立科技示范基地；四是充分發揮專業大戶、農村專業合作社、農業龍頭企業、農技推廣中心等經營組織的作用，圍繞當地主導產業和特色產品，在家庭生產的基礎上通過產前、產中、產后的統一服務，為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創造條件。四是各相關部門對土地流轉后形成的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專業合作組織、土地股份合作組織的注冊登記費、驗資收費、資產評估、收費等應降低標準收取或免收。

(七)落實“流出土地農民”的參保待遇

對流出全部土地經營權且年限超過10年以上“棄耕流轉”戶勞動力，應享受當地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對流轉期5年以上的農戶進行不同標準的補貼，用于流轉農戶的養老保險自繳補助。把進入城市就業的農民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實現與城鎮社保的對接；完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社會救助互濟、五保供養等保障制度，逐步弱化土地的福利和社會保險功能，為土地轉出者解決后顧之憂。

第5篇：小農經濟的形成范文

關鍵詞：農業經濟；農業轉型；小農經濟

一、引言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扮演著重要作用。尤其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的農業高速發展，2019年上半年，農產品的進出口貿易額達到了1086.5億美元。但是，農產品市場需求也在不斷提高，農業發展需要創新技術的支撐，以積極應對復雜的經濟環境和廉價農產品帶來的沖擊。只有這樣，才能縮小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才能對抗新時代農業經濟發展提出的各項挑戰。

二、小農經濟歷史發展歷程

農業經濟與社會觀念和家庭觀念等具有相互之間的聯系，小農經濟是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經濟表現形式，也是幾千年來我國經濟最為客觀的一種寫照。無論是在新時代的中國還是在封建社會，農業都是百姓和農民發展的重要內容。

在進入新時代后，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模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業經濟發展的模式由小農經濟向大規模經濟模式發展，如運用大量機械化設備開展生產活動；加大對農作物經濟物品的研發、農業專項基金的發放、農業經濟體系的不斷完善等。農業經濟的高速發展也進一步提升了人們的幸福指數，其已經成為農民或者區域發展的重要手段。

三、經濟學視域下農業轉型的挑戰

（一）農業經營模式有待改善，生產的效率較低

受到小農經濟理念影響，一些農民進行農業產品的交流和互通時過于重視短期利潤，將主要精力放在宣傳熱銷的農產品上，并沒有根據市場的需求和消費者對農產品的需求等有整體上的把控，出售的一些農產品不能得到受眾的認可，進而降低生產和銷售的效率。并且，農業信息不對稱還會導致小農經營模式缺乏靈活性，無法提升農業經營效率。

（二）各個區域應用科學技術的能力有待提升

近幾年，農業生產科技成果得到了有效轉化，并為各個區域帶來了可觀的效益。但是，廣大的農村地區特別是一些西部地區，他們在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方面都有一定限制，想要全面實現自動化和機械化有較大難度，很難為當地的特色農產品帶來新的增長點。長此以往，就會大大削弱農產品的市場競爭能力，農民也就無法從中獲取更多利潤。

（三）很多地區沒有制定營銷策略，農產品無法發揮品牌效應

新時代背景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入和發展。特別是近幾年，我國提出了鄉村振興的發展戰略，在優化農業結構的基礎上擴大農村的需求，以為農村經濟帶來新的著力點。但是，很多地區的農業生產者受到思想、知識水平等方面的影響，并不注重制定市場營銷策略和引進相關農業推廣人才。主要是因為農業生產者缺乏信息的敏感度、缺乏創新意識等，使得農業品牌效應減弱，嚴重影響了當地農產品經濟的發展。

四、新時代農業經濟發展的路徑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只有圍繞農民收入，對傳統農業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嚴格把握“三農”問題等，才能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同時，國家已經高度重視農業經濟的發展，對農業產業結構進行完善，才可以促進新時代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一）完善農業科技推廣服務體系，支持農業經濟的發展

農業科技推廣服務體系的構建能夠對基層農技進行推廣和分類的改革，這種機構的構建主要分為公益性職能和經營性職能，即能夠有償和無償的服務于當前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型農業科技推廣。目前，新時代農業科技推廣的體系主要分為政府主導的農業科技推廣系統和市場主導的經營性推廣系統。為了進一步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需要科學技術的支撐，在加強兩者之間的互動性和互融性后，才能夠加強對涉農企業的扶持和擔保。例如：給予涉農企業一定資金和技術支撐，特別是在銀行貸款和稅收方面給予優惠。

（二）建立農業經濟合作模式

1.支持農民開展自主經營

一方面，加強政企之間的相互制約和相互發展，在堅持“三農”服務的方向后，以市場競爭為原則，將新時代農村經濟轉化為合作經濟，進一步提高農民的參與積極性，為農戶獲取更高的收益等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遵循市場經濟規則和合作的要求等，對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在堅持政府主導和民主管理、利益共享的前提下，促進合作組織的形成，從而讓農民開展自主經營，進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發展。

2.建立新型組織，經營特色產品

各區域應該建立專業化的生產實體，構建專業合作社。例如：堅持特色農業產品的生產，轉變各地區農戶的生產理念，再根據市場發展的情況，將種植業、加工業和服務業、養殖業等緊密聯系成一個整體，構建特色的農業產品生產體系。同時，實現農業產業化的經營。例如：以各類農產品加工企業作為龍頭企業，從當前的利益出發，構建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的農業產業，帶動當地農民生產和種植的積極性。另外，為了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需著力發展加工產業，特別是在果蔬、水產品和糧油等方面的深加工，提升農產品加工品牌后，打造出一批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從而發展壯大農村的產品，拓寬農民的收益渠道。

（三）走農業綠色發展道路

當前由于受到貿易壁壘的限制，我國農產品在出口方面遇到了很大挑戰。因此，新時代農業經濟的發展需要注重創新機制的構建，在實現農業綠色發展的同時，滿足市場對于綠色農業的需求。第一，建立綠色農業發展特區，制定綠色發展規劃等，以農業經濟發展為核心，引導中國農業實現綠色發展。第二，根據農業經濟發展的需求，在資源、產業和農業廢棄物資源的重復利用等方面制定生態補償機制，為開展綠色農業經濟提供制度上的支撐。第三，提高農戶的生態環保和綠色農業的意識，嚴格把控農產品的農藥殘留，并成立監督小組，及時退回不合格農產品。

（四）融合“互聯網+”，提升農業營銷服務的質量

互聯網時代后，我國農村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人們對消費的需求也發生了較大變化，農業生產和流通迎來了新的增長點。首先，各地區應該引進和培養更多新型農民，在發展農業創客空間平臺后，構建農民創業平臺。例如：通過培訓的方式，讓廣大農民學習互聯網知識、農業新技術、產品營銷和提升服務質量等。其次，新時代，人們的消費也不斷升級，農業經濟的發展需要依靠大數據，農戶要在對市場的需求嚴格把握后，對生產和供需等進行合理規劃；客戶提出相應問題后，由專人進行管理，進而形成更加專業的服務反饋機制，使得當地的農業品牌得到提升，提升客戶的黏性。再次，借助新興媒體對農產品進行宣傳，提高農產品的知名度，讓更多消費者了解農產品的功能和發揮的作用，進一步帶動各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例如：一些地區借助抖音或者火山小視頻等新興媒介，讓當地比較出名的明星代言和宣傳當地的農產品，不僅讓更多消費者了解了更多農產品，還帶動了線上銷售，全面提升了銷售的效率和質量。

（五）構建新型服務業，支持鄉村特色產業的發展

新時代，人們的消費觀念也發生了較大變化，人們開始更加注重精神上的需求。即不僅注重產品的質量，還在其他方面有了一定需求。例如：各區域可以根據當地的產業推出特色產品，如食用菌、櫻桃和花卉等。各區域可根據自身的產業、農業形式和當地旅游業等協同發展，借助當地的資源與旅游業相互結合，從而構成特色的農家樂，讓人們在享受到農耕農作的樂趣后，還能夠欣賞當地的美景，達到身心放松的目的。又如：可以舉辦櫻桃節等農業旅游活動，吸引更多游客，從而為當地創造更多利潤。

五、關于新時代農業經濟發展的思考

新時代，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應該以環保和綠色為原則，在開展實體經濟的同時開展線上和線下的體驗。并且我國發展農業經濟更加注重數字化管理和網絡化經營，這就需要農戶大力創新，對知識進行更新，在不斷學習和不斷進步后，使我國農業經濟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目前，農業的主要矛盾和發展的主要任務等都在發生著變化，新時代推動現代化農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發展，需要大力發展農業新產業和新業態的農戶，使其在掌握更多新技術和新設備的知識后，創新更多新型的農業經濟模式。還需要在政府或者各地級政府的支持下，努力克服脫貧攻堅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深入分析農業問題，幫助農戶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帶領農戶開展創新經營，激發農戶的生產積極性，通過民辦公主和籌資籌勞等方式，讓農民在參與過程中獲取更多收益。

第6篇：小農經濟的形成范文

？眼中圖分類號？演G63 ？眼文獻標識碼？演B ？眼文章編號？演0457-6241（2014）03-0050-03

高中歷史必修2專題1的第一個學習主題是古代中國農業，課程標準的內容標準要求“知道古代中國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雖然各個版本的教科書對這個主題的敘述方式有較大差異，但是都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如古代農業、傳統農業，小農經濟、自然經濟等。由于教科書的敘述比較簡略，一些教師反映學生在學習時搞不清楚這些概念有什么區別。概念不清，要準確、全面地認識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就比較困難。本文對這幾個概念略作梳理，供教師們參考。

農業按照歷史發展進程可以劃分為原始農業、古代農業和現代農業三個階段。①“由于古代農業主要通過傳承、應用生產活動中積累的經驗來發展生產，故又稱為傳統農業”。②原始農業階段的生產工具和技術是使用木石農具，刀耕火種，撂荒耕作制；傳統農業是以用蓄力牽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屬農具為標志，鐵犁牛耕為其典型形態，生產技術建立在直觀經驗基礎上；現代農業階段的生產技術和方法的特點則是建立在科學理論和科學實驗基礎上。中國農業在戰國時期進入傳統農業階段。③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把農業所處的狀態分為三種類型：傳統型的、現代型的和過渡型的。傳統型農業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技術狀態長期基本保持不變，農業要素的供給者和需求者多年前就達到了特殊的長期均衡狀態，繼續向農民世代使用的那種類型的農業要素投資收益率低。現代型農業的基本特征是農民使用現代農業生產要素，而且任何一種新生產要素只要是有利的，它的出現與被采用之間的時延是很短的，國家的研究機構有責任去發現并發展這些新農業要素。向新農業要素投資的收益率高。過渡型農業則介于前兩者之間，處于由傳統向現代過渡階段。④舒爾茨所說的農業所處狀態，類似于農業歷史發展階段，只是在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之間加了一個過渡型農業。這種過渡型農業，相當于我國一些學者所說的近代農業。總之，傳統農業是過去曾經存在過，或現在仍地方在一些存在的一種農業狀態，是與現代農業完全不同的一種農業狀態。

有學者認為，應該對古代農業和傳統農業在概念上加以區分：傳統農業是指在歷史上形成的、且又系統流傳下來影響至今的一種農業文化，它與古代農業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傳統農業來源于古代農業，是對古代農業的繼承和發揚。古代農業是過去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它并不包含與現在的關系和影響，而傳統農業則包含了與現在的關系和影響。如“傳統耕犁”指的是現在農村還在使用的保留古代耕犁特征的農具，而絕不是唐代或宋代制造的耕犁。①

如果用現代化史觀來研究農業發展史，對古代農業與傳統農業做這樣的區分是有意義的。古代農業與現代農業相對應，主要是用來定位農業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相對應，則主要是為了反映農業發展的延續性、繼承性。古代是已經過去的事情，而傳統則是延續到現代的事情。做了這樣的區分，我們就可以把現代化看做是“一個傳統性不斷削弱和現代性不斷增強的過程”。②這樣，傳統農業就可以作為我們考察農業現代化的出發點，有利于我們思考歷史與現實的關系。例如：面對近代以來的社會經濟文化變遷，傳統農業做出了哪些反應？傳統農業有哪些方面不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需做出改進；有哪些方面可以繼承和發揚？等等。

小農經濟是“以戶為單位從事農業生產的個體經濟”。作為一種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它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不是唯一的，但卻是主要的。中國傳統農業自春秋戰國以來，存在過以下幾種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國家屯田經營、地主莊園經營、富農經營、自耕農經營、租佃農經營、寺院經營等。③其中富農經營、自耕農經營、租佃農經營在本質上是同一種經營形式：家庭農場，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小農經濟。家庭農場以一家一戶為單位，主要靠自家勞動力來從事農業經營，但也不排除少量的雇傭勞動。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多種農業經營形式并存，但是家庭農場逐漸顯示出其優越性，成為中國傳統農業最基本的經營形式。這一發展趨勢是由中國傳統農業生產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中國農業以種植業為主，種植業生產必須在耕地上平面展開，而不能像工業生產那樣在一個較小的空間集中作業。因此，農業生產工作的監督很難。而且，農業生產的周期長，很多作物的生長都需要大半年的時間。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工作的質量無法按照統一固定的標準來檢查。各個環節質量的好壞，都要積累到最后才能表現出來，即農業收成的好壞。解決監督難的辦法就是盡量利用生產者自發的工作意愿來代替從上而下的監督工作。在這里，家庭農場就發揮了特長，因為家庭農場靠家庭成員為勞動力骨干，具有最大最可靠的激勵機制，只需最低限度的監督工作。④因此，盡管中國古代農業多種經營形式并存，但是發展的結果是家庭農場占主導地位。無論是官府、地主還是寺院，都把大部分土地出租給佃戶耕種，而佃戶則以家庭為單位從事農業生產。在家庭農場中，家庭不僅是一個生產單位，而且還是一個消費單位，更是社會組織的基本細胞，承擔著各種社會經濟政治功能。這是以家庭農場為主導的中國傳統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的基本特點。

自然經濟是與商品經濟相對應的一個概念。馬克思說，在自然經濟中，“經濟條件的全部或絕大部分，還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的，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此外，它還要以家庭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為前提”。⑤列寧也說：“在自然經濟下，社會是由許許多多同類的經濟單位（父權制的農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領地）組成的，每個這樣的單位從事各種經濟工作，從采掘各種原料開始，直到最后把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費。”⑥也就是說，在自然經濟中，每個經濟單位都是自給自足的，而要做到自給自足，必須以家庭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為前提。對照馬克思和列寧描述，中國古代農業經濟并不完全是自然經濟。家庭農場的生產、生活并不是完全自給自足的，其農產品除了繳納租賦、自用外，還需要拿出一部分到市場上出售，換取貨幣，以便購買自家不能生產的鐵農具、食鹽等生產、生活資料。自唐朝兩稅法施行以后，還要用貨幣繳納賦稅。到了明清時期，還要用貨幣交地租。因此，古代農業中家庭農場的生產，雖然大多不以商品生產為目的，但是其產品中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作為商品流向市場。另有一部分農場，則專門從事商品生產。可以說，古代農業中商品生產雖然不占主導地位，但是始終存在著商品生產和與之相應的商品市場。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農業中的商品生產就已經發展起來，尤其是在城郊園圃業、林、牧、漁業中，從事商品生產的程度較高。另外，小農家庭如果生產有余，也將剩余的糧、布出賣。那時的市場形態多種多樣，主要有市井、墟市、邑市、城市等等。他們遍布城鄉各地，形成不同層次的市場，共同構成商品交換經濟的內容。此后，農業領域內的商品生產，呈現出一種多元發展的趨勢，園圃種植業、林業、漁業和牧業，都廣泛從事商品生產。但是由于歷代政府的抑商政策和土貢政策的沖擊，使我國農業領域的商品生產沒有形成規模效應，只能依附于小農經濟和地主田莊經濟，難以獨立發展。特別是唐代以后，由于人口增加及谷物種植區域的擴大，逐漸抹平了我國黃河、長江流域作物種植業和畜牧業的區域界限，制約了農業領域商品生產的進一步分化與獨立發展。①宋元明清時期，為紡織業提供原料的棉花、麻類、蠶桑生產發展起來，形成各種經濟作物的專業區、專業戶。隨著各種非糧食生產專業戶、城市商旅人口的不斷增長，對商品糧的需求量越來越大，釀酒業的興盛也需要大批糧食。大量糧食進入市場流通，表明糧食商品化趨勢加強，越來越多的家庭農場被卷入市場經濟。

因此，有學者提出，我國古代經濟“是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②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自給性生產居于主導地位，商品性生產處于從屬地位。在另一個歷史時期，兩者的地位可能持平。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商品性生產則可能占主導地位。當然，從我國古代農業經濟的整體來看，還是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

【作者簡介】鄭林，男， 1966生，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歷史課程與教學論，科學技術史、農業史。

第7篇：小農經濟的形成范文

【關鍵詞】茶葉貿易優存劣汰總結經驗現代化

一、中國茶葉生產及貿易現狀

當代中國的茶葉生產狀況有利的趨勢是小農經濟不斷向企業制過渡，新型茶區不斷發展，產業模式及結構日趨合理，名茶得到快速發展。企業存在優存劣汰并注重創新，政府給予一定的經濟支持而不是阻礙。但發展起來的企業多數為中小企業，自主研發能力薄弱，沒有大型機械設備，生產成本高，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并且市場促銷宣傳得不到滿足，導致競爭力不足。而貿易狀況是，雖然我國每年茶葉出口量在32.6萬噸左右，但其中以貼牌加工居多，我國的自主品牌較少。并且出口對象大多為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等，獲利較少。還有茶葉的安全問題阻礙著茶葉出口。

二、中國近代茶葉貿易由盛轉衰的原因分析

（一）小農經濟落后于規模經濟

中國自古以來，受自然環境制約而形成農耕文明。在受長期封建專制統治壓迫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個體分散式經營、封閉性強的小農經濟。在1886年之后，中國茶葉的對外貿易一蹶不振。其原因是之前之所以中國茶葉出口有鼎盛時期，是因為中國是唯一的茶葉出口國，處于壟斷地位，即使是傳統的小農經濟耕作也不會對茶葉出口造成什么影響。而后，印度、錫蘭、日本從中國引種或自育良種在自己的國家進行耕作，并且考察中國茶葉的種植、生產狀況，以中國茶葉為起點建立自己國家的茶文化。他們以大規模茶園種植為主，運用科學的經營管理方法。中國個體茶農的產茶的成本和質量根本無法和企業制的相抗衡，而且當時中國還是處于閉關鎖國的狀態，茶農們無法了解國外的產茶情況和市場形勢，也不會科學的選擇產茶地點。在殘酷的國際市場競爭中，中國茶葉敗下陣來也是情理之中。

（二）社會動蕩，政府無作為反施壓

1842年《》簽訂后，中國失去了關稅的自，喪失了海關對民族經濟的保護作用，茶葉開始大量出口。至此以后中國社會動蕩不安，許多百姓流離失所，許多地方禁止運輸，造成茶商運輸成本增加的。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高額的賠款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向百姓征收高稅收，這就使得老百姓窮苦不堪，有的甚至被迫出售土地，更不用說拿出錢來買肥料，培育良種，重視栽培技術了。不僅如此，清政府還對本國的茶商施行壓迫，本國錢莊的利息比外國銀行的還要高，茶商資本匱乏，不得不在茶葉質量上降低成本，來獲得更多的利潤。還有奸商趁火打劫，虛假消息，以低價收購茶農的商品高價賣出來騙取利潤，茶農的權益得不到保障，種茶的面積只減不增。長此以往，中國茶葉由于成本、質量、品種等原因不被外國人民接受了。

（三）印度、錫蘭、日本、俄國的貿易競爭

印度、錫蘭以及日本的茶葉生產較中國來說起步晚，有的甚至從中國引種而成。但在19世紀末期迅速發展，形成后來居上的局面。這些國家由政府引導，并派專業人士到達茶區進行深度考察，并結合自己國家的土地狀況進行栽培。他們采用集約式經營，以公司制為主，茶園集約，技術集約，管理體制集約，避免了資源浪費，節約了成本。隨著印度、錫蘭、日本的茶葉栽培不斷的發展壯大，印度紅茶迅速占領英國市場，相比中國茶葉成本高質量不穩定的特點，茶販們更愿意在印度茶葉中加入中國茶葉，這樣即可以減少成本而且味覺上也不會有太大變化，促使英國人民接受這一新茶種。隨后日本綠茶又占領了美國市場，由于日本的科學技術先進，產出的茶葉成本低，質量好，中國的茶葉與其相比，相差懸殊，結果可想而知。起初中國對俄國的茶葉出口，一直保持穩定增長，致使曾有一段時間中國茶葉出口數量可觀。19世紀后期，不少俄國茶商，在口岸設廠，學習中國產茶技術，形成自給自足的局面。中國在這場茶葉貿易競爭中敗下陣來，時至今日還沒有完全恢復。

三、對中國茶葉生產現代化的借鑒

（一）精心培育符合中國特色的優質茶產品

我國現有的茶葉缺少自主、強有力的品牌。我認為針對我國不同的地區，組建不同的考察團隊，有針對性向先進茶產業的國家考察，找出它們自主品牌強大的原因，并結合本國當地的經濟、政治、自然狀況總結出一套適合發展自己茶葉皮牌的戰略目標，并堅定不移的執行。像西湖龍井，洞庭碧螺春，黃山毛峰，廬山云霧茶等已經小有名氣的茶葉品牌，政府應當出臺刺激政策，扶植自主品牌面向世界發展。對于那些劣質的叫不出名的茶葉，應當適當減產，逐步完成中國茶葉高質量的目標。我國也可以自主研發與茶葉相關的產品，打出中國特色的品牌，搶占國際市場。例如洗護用品、食品等。隨著社會的發展，要想要茶產業經久不衰，茶葉的相關產品必須應運而生。

（二）創建多渠道的茶葉供求信息平臺

中國需要建立完善的網絡茶葉供求信息平臺和實體門店的交易所，適合各類企業的需要。要聘請專業人士分析市場形勢，做到以產定銷。在做到機械化大生產全面實施的基礎上，產、供、銷要聯系在一起，歸一個部門管理。這樣可以減少中間環節，節約寶貴時間，使茶葉保持新鮮。交易平臺必須做好宣傳工作，消息閉塞可能會錯失良機，相關媒體要做好宣傳工作，保證各大企業都能公平競爭，互比質量、價錢。

（三）注重風險防范

在這一點上，中國應該多和日本學習，在不同的地區針對不同的外部環境，風險防范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機械送風、遮陽網覆蓋、提水噴霧等防霧措施，可以用在我國高原茶區地帶。噴灌裝置可以設置在我國易干旱的地區。不僅茶葉作物需要防風險，茶產業相關企業也需要，政府應該組織設立一個公共的茶產業風險防范機構，防止戰爭、天災等不確定因素導致企業倒閉。政府要給茶企業一定的保障，茶企業才可以更大膽的走自己的創新之路。中國目前的境況，需要企業大膽的創新，一味的堅持固有的模式，便得不到更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1]仲偉民.近代華茶國際貿易由盛轉衰解疑.學術月刊，2007（4）.

第8篇：小農經濟的形成范文

【關鍵詞】 中國 發展

研究

中國社會的發展關鍵取決于國人自身的努力，因為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因素。而國人的行動又取決于國民性。綜觀中國歷史，國民性的兩大痼疾是流氓性與文盲性，或者也可以說國民性的兩大痼疾是缺乏誠信和理性。

什么是流氓？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一是原指無業游民，后來指不務正業、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賴等惡劣行為。

流氓性不同于流氓。流氓是一種具體和表象，而流氓性是一種抽象和實質。流氓性的深層表現是缺乏誠信。

從觀念的層面看，中國社會是非常強調誠信的。對誠信的要求構成了中國傳統道德的核心精神之一。 “誠”即真實無妄，其基本的含義是誠于己，誠于自己的本性。《大學》言：“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誠”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真實無妄是天道，而對誠的追求則是人道，故“養心莫善于誠”（《荀子·不茍》）。以“誠”為基礎，中國人形成了許多相關的道德，如為人的“誠實”，待人的“誠懇”，對事業的“忠誠”。正如《中庸》所說，“不誠無物”。“信”的基本含義就是誠心實意，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信”與“誠”是相通的品德。《說文解字》云：“信，誠也，從人言。”孔子把它作為做人的根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呂氏春秋》有《貴信》篇，把信當作人立身處世的根本，并主張人生以誠信為貴，“君臣不信，則百姓毀謗，社稷不守；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郁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

但從現實層面看，中國社會又是非常缺乏誠信的。這里缺乏誠信的原因，除了信息不對稱、經濟人、有限理性等一般原因外，還與中國社會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有密切關系。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3頁），“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98頁）。首先，傳統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是產生缺乏社會誠信現象的經濟根源。自給自足小農經濟所體現的人與自然博弈不同于社會化大分工所體現的人與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體的機會主義意識。當然，小農經濟有家庭內部的經濟分工，所以，小農經濟所導致的誠信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家庭誠信，而非社會誠信。其次，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傳統官僚集權體制是滋生社會誠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導致隨機性，隨機性導致機會主義泛濫，而機會主義泛濫必將導致社會誠信缺乏。再次，以小農經濟為根基的中國傳統文化所表現出的價值取向是導致社會誠信缺乏的文化溫床。防止誠信缺乏的最有效策略就是提高誠信缺乏者的決策成本。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為貴”等處事原則為缺乏誠信者提供了溫馨的避難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直接結果是增大了無誠信者的收益，減少了其不守信用的成本。所以，這種游戲規則只會導致更多的人去作奸犯科，而不是誠實守法。

什么是文盲？辭海的解釋是：不識字或識字極少的人。這里文盲性不等同于文盲。文盲性的深層表現是缺乏理性。不識字不等同于沒有理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等同于理性水平的提高。知識分子不是文盲，但不能排除知識分子具有文盲性。有些農村老漢斗大的字不識，但并非就一定具有文盲性。

在中國，文盲性的主要表現是：一是重迷信，輕科學；二是重實際，輕理論；三是重當前，輕長遠；四是重幻想，輕理想。

與產生流氓性的根源一樣，文盲性產生的深層根源也在于中國社會特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首先，落后的小農經濟生產力水平是產生文盲性的經濟基礎。落后與愚昧是緊密相連，“窮”與“愚”是互為因果。治“窮”關鍵在于治“愚”；同樣，治“愚”關鍵也在于治“窮”。其次，封建專制的政治體制是催生文盲性的政治根源。專制主義總是與文盲性相伴而生。文盲性為專制提供存在的前提和基礎；而專制主義又不斷催生著文盲性。再次，封建專制文化本質也是一種為強勢服務的愚民文化，這種愚民文化又進一步加深了社會的文盲性。

另外，流氓性與文盲性也是一對互補的范疇。文盲性催生流氓性，流氓性催生文盲性，二者構成一個循環的怪圈。

流氓性與文盲性對中國社會健康發展的危害是深遠和持久的。

首先，導致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高成本。誠信的缺乏，增加了社會運行的無序。誠信是一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必備條件。誠信的本質體現在誠與信兩個方面。有誠者，則個人品格就高尚，而個人品格高尚，則社會競爭主體行為的合理化就能得到保證。有信者，則個人與社會的承諾就能得到遵守，而遵守承諾又是社會有機體運行有序化的重要保證。眾所周知，健康社會應滿足有秩序的基本條件。而當一個人自己既遵守對自己的承諾，又遵守自己對別人的承諾，這時，社會秩序也就有了保證。這樣，對于一個社會競爭主體而言，預期就有價值 ，契約就能得到有效執行，交換就能得到順利實現，資源可在不同空間和時間內能得到有效配置。另外，理性的缺乏，也導致資源配置只有短期最優，而無長期最優；只有局部最優，而無整體最優；只有個體最優，而無社會最優。

其次，不利于中國社會的法治化建設。法治本質就是要求每一個人遵守眾人的約定。所以，有了誠信和理性，法治社會也就有了保證，法律就能夠得到有效執行。另外，法律是一種外在約束，誠信和理性是一種內在約束。再完備的法律，也不可能窮盡所有可能的情況，所以，外在的法律形式必須與內在的誠信和理性世界有機結合，才能使法治走向更加完善的程度，也才能使法治社會的運行成本更小和運行更高效化。同時，內在約束同外在約束相比，內在約束是更為基礎的約束。一個社會競爭主體，只有將外在約束建立在內在約束的基礎上，并且能將兩種約束有機統一起來，其約束才是最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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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不利于中國的民主化建設。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精神。無民主精神的民主只有形式，而無實質。而誠信和理性也是民主精神的核心要素。因為若沒有誠信和理性，民主就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民主就有可能成為偽民主。

第四，由于缺乏誠信和理性，“面子”與“血緣”就成了中國社會的一種秩序均衡。一方面，人們總是希望別人有誠信和理性；另一方面，對自己又是另外一套。于是，“面子”就應用而生。雖然“面子”是給別人看的，其對人的約束力是有限的，但相對于無序而言，

“面子”仍不失為是一種較好的約束。所以，“面子”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無序競爭的自組織均衡。另外，“血緣”也是由于社會競爭中誠信和理性的缺乏所導致的一種合作均衡。人們產生合作的路徑主要有：血緣、地緣、業緣等。其中血緣是產生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徑。而在誠信和理性缺乏的條件下，合作一般會更趨向于路徑最短化，所以，重血緣，講血緣，就成了中國社會濃重的一道風景線。

第五，缺乏誠信和理性，不利于民主化和法治化；而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設的滯后又進一步使誠信和理性更加缺乏。它們之間是一個互相作用和互相嵌套的結構，并共同制約著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

在中國，解決流氓性與文盲性問題是一項系統工程。

首先，大力發展經濟是解決問題的基礎。經濟的發展將促進社會建立起普遍而發達的社會分工體系，這是消除誠信缺乏和建設理性社會的基礎所在。這里，用經濟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基礎變量，也符合的基本原理。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們所達的生產力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頁）。“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當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和財產關系（這只是財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所以，“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頁）。一切“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頁）

第9篇：小農經濟的形成范文

【摘 要 題】理論探討

【關 鍵 詞】兼業化/人口壓力/工商政策/李約瑟之謎

【 正 文】

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戶兼業化行為產生的動因

中國小農經濟的經營主體——家庭農場具有一個很顯著的特征，就是小農戶家庭生產中的兼業化傾向，這個特征幾乎伴隨著小農經濟存在的始終。兼業化主要表現為小農戶在小規模土地上的農業生產經營間隙，或多或少的進行著一些其他如紡織業、小商業、小手工業等的具稟賦優勢行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這種傾向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農業生產的特性提供了兼業行為所需的時間、空間甚至原料方面的保障，在技術上為其提供了可能性；其次在土地資源過度分割，每一農場的規模小于維持家庭生計的最低限度時，農戶需要謀求非農行業的收入來滿足生存要求的必要性；還有學者認為這是商品經濟下小農戶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必然選擇等等。這種種因素分別在傳統農業發展的不同階段中影響著農戶的行為，造成了他們的兼業化選擇。

黃宗智在他的《華北的小農經濟》一書中強調，在分析這一問題時，小農個體性質的認定起基礎性作用。部分農戶在商品經濟程度不高，無力參與市場交換時，這種兼業行為為維持家庭生計提供了基本的保障，雖然并不是出于主動參與商品經濟和交換的需要。這種類型在中國傳統農業小農經濟體系中占有相當的比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戶不需參與市場交換，形成了耕織結合的家庭生產方式，并因此導致了我國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基本特征。在這種方式下，一方面小農戶進行著類似于簡單再生產的循環活動，在租金和糧食自足之后所剩無幾，來自于衣食住行其它方面的需求難以從市場上解決；另一方面，卻模糊了社會生產專業分工的界限，阻礙了市場機制的形成與擴大。從各種史料記載中都體現出，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國家對于這種結構的組合方式始終采取了支持鼓勵的態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這種組合方式下，個體小農戶可以承受來自于國家對更重的租稅的索取而依然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在均田制下的國家這種欲求暴露得最為明顯。這種“自給自足”的生產模式帶來的負面效應是：首先，極不利于農戶經營單位自身積累剩余，擴大投資和經營規模，使生產完全處于一種簡單的再生產狀態；其次不利于商品市場的擴大和廣大個體農戶需求的分工和深化，阻礙了商品生產交換的發展。

事實上，國家因控制土地資源而產生的對經營者租稅收入無限膨脹的索取欲望，加劇并強化了農戶的兼業化選擇。正是在這種欲望的支配下，封建王朝依靠所固有的強制力（暴力潛能）支持，小農的經濟能力往往被壓制在最低生活線附近，因此不得不做出多元化經營選擇。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力逐漸弱化時，這種兼業化選擇的動因也開始發生了變化。

即使是在國家對經濟資源控制最強，也就是均田制能夠得以實施時，也有過小農生產者因不堪忍受國家租稅以及人工調用等各類經濟與非經濟的剝削和控制，寧愿逃避到大土地私有者的庇護下耕作。這些大土地所有者往往產生于國家統治的官僚體制之下，更可能逃避對封建國家承擔的賦稅義務。小農作為有限度自由的勞動者，相比較成為國家的附庸，擁有更強的談判力量，從而在通過大土地所有者與土地結合的同時，也擁有比與對國家博弈更為有利的地位。小農爭取獲得更多生產剩余的過程，也就是小農經濟地位更高，生產活動經營決策更經濟的過程。這一博弈的過程可以從后半期中租佃關系變遷中有所顯示：從分成制到定額制再到永佃制，體現了兩者間力量的對比發生的變化，地主階級為了更大化利益總額向小農一步步做出了妥協。

在這種趨勢下，小農可能掌握更多剩余產品進行儲蓄投資和消費，因此其生產活動越來越多的體現了市場經濟下的利益最大化的色彩，他們根據市場價格調節自身行為，“小而全”的生產方式逐漸不再經濟，市場的需求逐漸開始使具有相應資源或技術稟賦的小農更多的為滿足市場需求而進行生產，不再局限于提供自身再生產的必需品的目的。這時，小農兼業行為逐漸導致了小農的區域間差異性開始產生，小農階層發生分化。有學者研究發現，清江南地區的小農工農結合體內部結構已發生變化，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方式不是以自給型農業和自給型手工業的結合為主，而是以自給型農業和商業型手工業、及商業型農業和商業型手工業結合為主[1]。這導致了某種被學者稱為“收入重心轉移”[2]的現象發生，當農戶經營規模狹小，農業收入低于維持家庭生計的最低限度時，農戶不得不做出兼業化生產的決策，當非農業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時，農戶就必然會選擇粗放耕種農場。據有關研究，蘇南的大農場比小農場具有更高的土地產出率，因此小農戶粗放經營農業的機率要比大農戶大的多。部分小農家庭，因非農產業的效益和收入比重不斷上升，使得農業收入本身在其家庭經濟中所占的份額逐步的縮小；因此農戶會自動放棄對提高農業生產效益的追逐，而僅僅滿足于其土地產出率相當甚至低于當地的一般水平，僅達到維持其生存或經營的需要，缺乏激勵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投入，從而可能導致在部分地區農戶將土地的耕種作為他們的“副業”[3]。這在我國封建社會晚期商品經濟相對發展的地區表現得更為突出，有關研究表明，明清時期在江南地區無地少地農民對棉紡織手工業生產的依賴加大，在部分小農家庭中，棉紡織手工業由副業逐漸轉化為主業，手工業收入超過農業收入，成為農民家庭生活的第一經濟來源。

這種小農兼業化現象的產生猶如一把雙刃劍，對于當時的經濟有雙重的作用。首先這種兼業化的經營促進了當時農村市場的培育和發展，使得一些非農產業的分工逐步細化、深化，技術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收入重心效應”所起到的作用，可能會造成某些重心已經轉移至非農產業的農戶對土地進行“粗放化”經營，失去更大發掘土地效益的激勵，從而局部的使農業生產率增長停滯、效率降低。

這類兼業化生產因為依附于家庭農場的經營單位之下，因此多以家庭為生產經營單位，且較集中在農閑時間進行。這樣并不利于適合以分工協作為基礎的工商業生產的組織方式產生，也不利于提高家庭非農產業的生產效率。對促進市場經營的發展，非農產業分工的細化、深化作用是有限的。

意識形態領域的約束也在這里體現出來。因為對未來經營不確定性的預期，出于對安全的偏好和規避風險的目的，以及“以農為本”觀念的根深蒂固，使得即使在家庭收入重心已經轉移到非農產業收入的情況下，大多數家庭農場仍要“兼營”農業，以保證自身對糧食消費方面的需求。

確實有跡象表明，這種不完全的工商化只是一種過渡階段，轉化仍然在進行中[4]。隨著糧食供給的市場化程度提高，農業與非農產業相對收益差異的繼續擴大，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約束隨現實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弱化[5]，退出農業領域專營工商業生產的階層開始崛起。因此這一領域的約束更多的是來自內生于家庭農場產生的先天性障礙。這種自發轉型受到家庭生產方式的影響，小家庭農業生產的剩余積累約束，共同導致了對非農產業的投資規模約束，成為阻礙工商業生產經營的規模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

由家庭農場兼業化發展起來的小型工商業，完全是根植并服務于家庭經濟的，它與資本主義國家中通過資本的原始積累逐漸建立起來的以雇傭工人、分工協作產生規模經濟、追求資本增值的工商業化有截然不同的路徑。這種內生于小農業生產組織的路徑使得非農業發展傳染上了農業領域里小型家庭農場暴露的問題：規模小型化、分散化、科技創新的動力和能力不足、投資不足等，因此對于資本積累，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做準備的作用極其有限。

人口壓力、土地政策和工商政策下的兼業化經營

人口是長期困擾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大問題，約束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和路徑，因此受到廣泛的關注。很多學者認為人口問題既是約束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阻礙條件，更成為歷史對現實遺留下的苦果[6]。

為了控制更多的資源，擁有更強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中國古代封建制國家一直采取了鼓勵生育、吸引和爭奪勞動力的政策，這一政策與當時農業生產水平是密切相關的，勞動密集為主要特征的傳統農業意味著投入更多的勞動就會有更多的產出。除了為提高農業產出，國家還制定了其他制度來加強其人口政策的導向，以控制“非農人口”和農業流民的產生與存在。比如很多學者都提到的“多子均分制”[7]，是我國法定的家庭財產分配方式，其主要內容是無論田宅、生產工具或其他，每一家庭的財產最終都必須在諸子中進行均勻分配。歷史上的授田于民的政策中，大多數朝代對土地的分配都是根據人口數量（甚至包括奴婢、牲畜）作為分配單位，那么家庭成員與占地數量的增減間就必然存在正相關關系。這種土地政策同多子均分的分配制度相結合，更加強了小規模的農業經營格局。

盡管如此，本文仍然認為中國歷史上被眾多學者所強調的人口壓力并非是一種絕對量的壓力，恰恰是一種相對意義上的人口過剩。這種人口過剩是對于農業生產部門與農業勞動者而言的。有學者研究并比較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晚期與當時西歐的人口密度，得出結論當時中國的人口壓力客觀上并非已到達某種極限和臨界點，而與其他農業社會同期的水平相當[8]。真正使人口壓力顯得異常沉重突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還沒有走出“古典的增長方式”，經濟增長方式沒有發生質變，無法使經濟資源對人口的容納提升到新的層次而體現出的危機。這就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角度，重新思考和認識中國的人口問題。

認識這一問題，如果我們把視野僅僅局限在農業生產部門已經不夠了。雖然伴隨著封建社會本身帶來的種種制約和不徹底性，但由于中國土地資源很早就成為一種可私有買賣的商品，作為農業生產的必要資源，人地結合的一個根本點，某種程度上，必然會伴之興起令各王朝深感頭疼想要極力安撫的失業大軍，我國古代稱之為“流民”。大量無地農民的出現并非偶然，純粹是農業生產部門的勞動力后備軍而已。事實上，在農業部門產生的大量過剩人口本應存在著疏通的可能，那就是非農產業的經營，即農業人口向非農業領域進行轉移。如果這種轉移曾經有規模的發生，那么中國的經濟史亦將重書。很多國家所謂增長方式的轉變往往可溯源于專營工商業者的興起，但這種產業間的大規模人口流動而且足夠影響社會經濟結構的事件，卻因為中國封建國家的政策導向，未能發生[9]。

由于封建統治者不愿看到因大量此類人口的存在和流動帶來社會不安定的隱患，國家采取了強制農民與土地結合的政策，最典型的就是將有限的國有土地按人頭均分下去的“均田制”。除去其它諸多因素，將這些“顯性失業”轉化為“隱性失業”，將其保證在國家戶籍制度的視野之內，生產資料的供給保證了他們最低的維生可能，同時還可以負擔起國家稅賦和地租，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經濟利益的萬全之策。這種安排在不短的時期內對經濟效率的提高功不可沒，但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自然增長，尤其是可分配的國有土地的減少使國家意志力不從心，這種方法顯然難以長期維繼。據史料記載，商鞅變法之后，封建國家就在原有的商賈戶籍上增加了抑商限商的內容，形成了市籍制度，加強了對商賈及相關資源的控制利用能力，抑制和打擊私營商業。尤其是針對從農民中轉化而來的中小商人，以士科謫、毋得名田、算緡、告緡等進行限制。這種性質的政策在各朝各有差異和不同，但始終是工商政策的主流。即使在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情況下，人口與耕地矛盾加劇導致了農民的產業間流動：轉向官私手工業、商業、交通運輸等部門，但由于種種限制，這種流動仍有很大局限性。

未能產生可以吸納農業剩余人口的商品市場體系和工商業部門是很關鍵的原因，自身羸弱的體系當然就無法承受來自農業龐大的勞動力供給。根據很多學者的研究考證和分析，我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市場體系就已經初具規模，商品生產和交換非常活躍，甚至有學者認為當時已經形成了相當系統和成熟的全國市場網絡[10]。但很快封建國家就發現，經營工商、富比王侯的工商階層的崛起，會對國家經濟政治的權威帶來極大挑戰，使國家對社會經濟、資源、人口的有力控制大打折扣，而且工商業豐厚的利潤使得具有壟斷力量的國家也不肯主動放棄[11]。因此國家統治者從此開始了漫長的“與民爭利”的過程。這在一些關系民生的重要部門尤其突出，比如鹽鐵禁榷制度等。國家不但壟斷了其生產銷售以至運輸倉儲的命脈，對價格的變動和掌握也極其嚴格。一方面成熟龐大的官僚體系可以使統治者介入到社會經濟的各個層次，這樣就使得一些本需市場機制來完成的功能存在被政府的行政命令替代完成的可能。另一面對工商領域產生的收益的垂涎，使其以市場主體和市場管理者的雙重身份出現，制造壟斷并獲取工商業利潤。至于經營工商領域所需要的勞動力，由于政府控制著規模、組織和技術（甚至工匠的人身自由），其勞動力需求的數量和來源也基本穩定。

意識形態的影響也不可忽視。由于傳統農業社會統治者認識的局限，“重農輕商”、“崇本抑末”的統治思想根深蒂固，占據主流思想幾千年。這種意識形態統治和影響下的勞動者都更傾向于“置田買產”的小康殷實的耕織自給生活，即使為生計所迫專一從事小的工商活動，也往往是救急的權宜之計，一旦可能仍會回歸農業生產。至今，意識形態的約束痕跡仍在某些傳統力量厚重的地區中廣泛存在著。根據諾思對意識形態問題的分析，意識形態是不會一成不變的，人們會根據社會經濟現實的變化修正原有的意識形態而建立新的更有效率的體系。在中國封建國家中，真正起到強制性約束力量的仍然是國家對工商業的介入和對市場機制的替代。

首先，工商階層的羸弱使有勢力的工商市場力量不能崛起，一方面既妨礙了資本主義因素的迅速滋生和可能引起的社會結構和增長模式的巨變；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使大量的農業過剩人口游離于農業產業中無法流動和轉移。這樣就使得農業受人口壓力而發生所謂“內卷化”[12]、“過密化”[13]趨向，犧牲了農業生產效率，工商業的發展緩慢、停滯。雖然在宋之后隨著授田制的瓦解，人口流動逐漸增強，國家對工商業的控制也被迫放松，工商業開始成長和發育。但由于既有的經濟結構特點已經形成，且中間階層的缺乏，如前文兼業化部分所述，工商業領域以小規模、小型化的家庭經營為主，且多寄生于家庭農場的組織形式上，有著很強的局限性。

王朝更迭、兼業化特征與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

中國封建社會中土地所有權結構形式及與其相伴隨的種種變化，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這一變化過程極其緩慢且多有反復，從長遠的角度觀察農業的發展顯得比較沉悶。基于這種觀察，形成了李約瑟所提的兩個謎，也是中國經濟史界長期探討的焦點問題之一，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長期延續和停滯。作者認為造成這種歷史演進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國家權力意志影響之下的土地制度的設計，與由此為起點的土地所有權結構的演變。由此而引發的農戶的兼業化生產選擇對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系統的穩定和停滯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中國社會雖早在兩千年前就建立了大一統的專制國家政權，但天災人禍、政權的頻繁更迭卻也伴隨著整部經濟史。這種政權的周期性更迭是伴隨著每一王朝的經濟周期與土地所有權結構的變動產生的。每一個王朝建立的初期，國家對政治、軍事、經濟的控制都最為有力，國有土地也占有較大份額，授田與民的部分實施保障了農業無地少地人口都被分配有或多或少的土地。同時新建立起來的官僚體系能力尚弱，土地兼并因之并不明顯，王朝的經濟安全是比較穩固的，大型公共物品的供給也成為可能，這些都保障了農業產出的穩定，也使統治者的財政收入有可靠的來源。以至于每每在改朝換代之初，都會有一個所謂的盛世即經濟期出現。之后隨著農業的發展，人口的恢復增長，官僚貴族地主依靠政權力量開始竭力兼并土地，與統治者爭奪壟斷租金，使國家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力下降，財政狀況緊張，而忽視甚至縮減農田水利灌溉設施的建設，一旦出現天災人禍，政權就會產生危機。很多王朝在產生這種危機時，往往有改革者出現，企圖力挽狂瀾，改革舉措也每每集中在土地兼并和財政改革兩點上。這時往往就會面對“諾思悖論”中所說的矛盾：兼并的受益者往往是體制內或者與之結合緊密的官僚士紳，這一利益集團對統治階級而言是極具談判力量和競爭的威懾力的，觸動這一階層會耗費統治者巨大的成本，且可能直接對王朝帶來動亂的威脅。因此往往使統治者只能以放棄部分經濟資源的控制權和小農集團的利益為代價，獲取人集團的支持。最終危機的積累一旦遇到漲落，系統就會不堪重負只有崩潰。這種三階段周期幾乎在每一個王朝上演過。這樣的周期性波動和更迭導致了土地所有權結構的周期性變化，當下一個王朝重新建立時，同樣的周期會被重演，大量積累在這種所有權結構安排和經濟模式下的能量被階段性釋放，從而保障了系統的整體長期穩定性。

一方面，王朝的更迭造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明顯迂回前進的軌跡；另一面，農戶兼業化作為效率很高的精耕細作、勞動密集型中國傳統農業的必要補充，穩定和延緩了整個社會系統的演進步伐。在中國古代傳統農業所有制結構下，受國家授田于民的政策和“有恒產者有恒心”的激勵，產生了極有效率的以家庭農場為經營單位的農業生產方式。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這比領主制下大莊園農奴集體作業更加優越，不同類型的所有者大多都選擇了家庭農場的生產方式。國家為自己的編戶齊民提供有系統、有組織、大規模的農田水利設施的供給，這種供給為大量分散的小型家庭農場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使以小型農場為主體的農業經濟體系能夠保持穩定和平衡。為安置過剩農業人口進行的家庭授田，阻礙民間工商業發展、阻礙人口流動轉移的制度安排，迫使小家庭農業經營者不得不采取兼業化經營方式維持再生產，這種兼業化經營方式給與國家從農業中最大限度獲取財政收入的可能，國家對農戶的榨取又反之加強了農戶的兼業化生產模式。這種種制度與績效間相互作用，形成自增強機制，使得這種形態的農業特點就會不斷地被強化，導致“路徑依賴”的產生。

可以說，這是在國家壟斷經濟資源謀求租金收入最大化時最有可能產生的結果之一。這同大量經濟史學家認為中國農業社會之所以會延續幾千年，主要是封建地主制下對小農過于殘酷的剝削而使得農民的積累發展無法完成相呼應，這也是以階級分析角度論述中國封建社會發展長期停滯，資本主義因素難以確立的有力證據之一[14]。包括兼業化在內的這些政策的績效，對于農業和工商業的影響都是巨大的，要一起為中國特殊的經濟發展軌跡負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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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農業內卷化：由于家庭小農場都是為生計所需，對過剩勞動力無能為力。因此家庭小農場在單位面積上投入的勞動遠大于雇傭勞動的農場，以致于這種勞動力集約化出現了邊際報酬收縮的現象。吉爾茨(Ciord Geertz)將這種現象稱為農業內卷化。新谷：“外國學者眼中的近代小農經濟——《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述評”，讀書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