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和農業經濟的區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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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農經濟和農業經濟的區別范文

摘 要 “無訟”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一種價值取向，其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一價值取向的存在和中國獨特的社會結構密切相關，它的產生有著經濟、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原因。

關鍵詞 無訟 傳統 法律

《禮記•禮運》里描繪的“大同”世界蘊含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一種價值取向――“無訟”。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里，我們的先人對“無訟”的追求及態度并無太大的改變，這背后所隱伏的一些關于民族、文化的基本價值信念，是值得探討的。

一、“無訟”觀念概述

“無訟”作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價值取向，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終極目標。所謂“無訟”，也就是沒有訴訟或者說不需要訴訟，引申為一個社會因沒有紛爭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者雖有法律而擱置不用，亦即所謂的“刑措”。見于孔子所說的“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一句話中，整句話的意思是，辦理案件，我同別人沒有什么區別，但我的目的是沒有訴訟。這一觀念影響了中國古代近千年的歷史，亦伴隨著儒家的發展而取得了特殊的地位。

二、“無訟”形成原因

任何一個傳統觀念的產生，都和其所處的歷史環境密不可分，“無訟”亦不例外。它的存在是由中國古代特殊的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獨特的社會結構多方面因素所決定的。

（一）經濟因素

傳統中國是以自然農業經濟為經濟基礎的，自然農業經濟即小農經濟，小農經濟是一種高度依賴自然以自給自足為生產目的的一種生產方式。在自然經濟的支配下，人們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很少和外界有聯系。而對土地的高度依賴，導致人們長期生活在同一個地方，聚族而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熟人社會。盡管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經濟活動也變得更加頻繁。但是，在這樣一個熟人社會里，當人們遇到糾紛時，就會基于傳統的道德習慣而不采取訴訟的方式，相反地，會選擇由鄉鄰進行調節來解決矛盾和糾紛。

（二）政治因素

傳統中國的“無訟”理念受到國家權力強有力的提倡。古代的統治者看來，訴訟會造成人際關系的緊張，造成社會的不穩定，甚至會使得人民流離失所，這樣最終也會影響到其的統治。因此，中國古代的統治者歷來主張用禮樂道德調整人們之間的關系，動用法律則是萬般無奈之舉。“州縣官為民父母，上之宣朝廷德化，以移風易俗，下之奉朝廷法令，以勸善懲惡?！陕犜A以馴至無訟，法令行而德化與之懼行矣。”由此可見，“無訟”作為傳統中國社會的訴訟理念，不僅是理論上的主張，更是政治權力所要推行和維護的基本價值。

（三）文化因素

道、法、儒三家從不同的角度都有關于“無訟”思想的論述。“無訟”是道家“道法自然”思想的直接產物。在老子哲學里面，“道”是最高的范疇，而“道法自然”是維持和諧與幸福的關鍵，自然是和諧完滿的。在道家的哲學背景下，“無訟”是宏觀的價值取向，是和諧自然之下的人類幸福必然組成部分。

“無訟”是法家“定紛止爭”的根本目的。法家強調以“法”、“術”、“勢”的結合提高對社會控制的效力，強調以“輕其輕罪、重其重罪”預防或杜絕違法現象，但“殺”與“刑”只是手段，以此來達到明確解決社會紛爭、預防犯罪的目的，即“以刑去刑”，“去刑”與“無訟”的根本要旨是一致的。

“無訟”是儒家“德主刑輔”的主要內容。儒家批判地吸收了道家的“天道和諧”，主張“人道”的和諧，提出通過“治禮作樂”，要求“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政治主張。統治者希望以儒學“長幼有序”的家族觀念實現牢固的社會控制，以宗法家族制度的維系為宗旨，強調國是家的集合，家是國的細胞。涉“訟”的多少看作評價地方政績優劣的標準，好“訟”之人是擾亂平穩的社會關系的“刁民”?！叭收邜廴耍訜o爭”，“和為貴，訟則兇”，對于以鄉土人情為基本生活環境的普通民眾而言，沒有人愿以基本生活秩序的犧牲為代價，訴諸司法。于是，“無訟”成為基本的社會心態。

（四）獨特的社會結構

中國傳統社會的顯著特點是家國一體化或者說家與國同構，這種獨特的社會結構起源于國家的形成時代，隨著宗法農業生產方式的確立而得到加強。這種社會結構導致了國政的原型乃是家務，國法是家法的放大，國家內亂和國民爭訟是加內不睦的延伸。這樣，一國即如一家，處理國民爭訟就像排解家庭糾紛，不適宜采用訴訟的方式。更何況，在宗法時代所提倡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聚族而居和世代毗鄰的地緣關系，使得社會成員如同生活在一個大家庭之中，這樣的生活環境決定了人們在糾紛或矛盾發生時，更愿意通過和解或調解的方式解決，而不是訴訟、打官司。假如動輒到公堂上打官司，就會破壞雙方當事人的和諧關系。因此，傳統中國的這種社會結構本身對訴訟即具有一種自然的抑制作用。

從孔子到明清時代，兩千多年，人們對“無訟”的追求并沒有多大變化。這是因為它建立在自然農業經濟的基礎之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并受到統治階級的追捧?，F在，我們應當正確的看待它，批判的繼承它。

參考文獻：

[1]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2]張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3]徐忠民.思考與批評:解讀中國法律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7.

第2篇：小農經濟和農業經濟的區別范文

討論地主制的機制和作用，可以把地主制經濟區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地主自身的或自營的經濟，可稱之為“地主經濟”；二是地主經濟與佃農經濟的相結合的經濟，可稱之為“地主制經濟”；三是包括地主經濟、農民經濟和國家經濟這三種相互依存的主要經濟成分的經濟體系，可稱之為“地主制經濟體系”，或廣義的地主制經濟。我們把戰國以后的封建經濟稱作地主制類型的經濟，主要就是指地主制經濟體系而言的。

為什么要提出地主制經濟體系的問題呢？在對戰國以后經濟性質認識的各種觀點中，“地主經濟論”是主流觀點，但它受到了“市場經濟論”和“權力經濟論”的挑戰。這種來自不同方向的挑戰有一個共同的論據，就是封建社會存在大量的自耕農，在有的時期、有的地區甚至占了主要地位，這樣的社會還能叫做地主制社會嗎？我認為，地主經濟論的基本觀點是正確的，應該堅持，但也要對這種理論進行反思和某些修正。應該看到，我們過去在地主制經濟時，對與之不可分離的農民經濟和國家的地位和作用是注意不夠的。就土地所有制而言，戰國以后存在三類相互挹注的土地類型，形成三類相互依存的經濟成分，這就是地主經濟、農民經濟和國家經濟。農民經濟（這里主要指自耕農經濟）始終是和地主經濟并存的。國家除了始終保留或多或少的國營農牧業和工商業成分外，還對社會經濟進行管理和干預。由此構成了“三加一”的動態的體系。我們應該如實地把（廣義的）地主制經濟理解為這樣的一個經濟體系，這樣可能會比較好地揭示地主制經濟的機制。我們試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一些。

二 從地主階級的產生和更新看地主制經濟體系

地主土地所有制區別于領主土地所有制的主要特點，一是民間土地買賣，二是庶民可以成為地主，三是土地所有權和統治權的分離；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但這種庶民地主是怎樣產生的呢？主要是兩個方面作用的結果。一方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農民經濟獨立性加強，份地私有化，以至民間土地買賣逐步發展起來，農民中發生劇烈的貧富分化，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庶民地主。另一方面，在貴族的劇烈斗爭中，產生了集權制的封建政權，剝奪了舊貴族的政治特權，把原來隸屬于領主的農奴變成國家的編戶齊民，促使土地所有權和政治統治權相分離。從戰國秦漢的情況看，庶民地主主要包括四個部分，一是力田致富的，二是經商致富的，三是士人地主，四是舊貴族轉化而來的地主。第一種主要是從農民分化中產生的，第二、三種也有相當部分是從農民中產生的。實際上歷代的庶民地主中都有一部分是農民“力農”致富產生的。農民不但可以分化出庶民地主，而且可以產生身份性地主。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當然這只是個別的。所以相當數量的自耕農的存在，不但是維持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生存的需要，而且是地主階級，或者說是地主制生產關系生產和再生產的必要前提之一。

中國封建地主制下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都不是凝固的。就其成分而言，是相互轉化、不斷變動的。中國封建地主制下的地主階級之所以能夠比較長久地保持其活力，是因為它具有某種吐故納新或自我更新的機制。給地主階級補充新鮮血液的，在地主制經濟體系內部主要是農民，在地主制經濟體系外部主要是少數民族。一個體系內部完全是同質的東西，是很難發展的，如果包含了不同質的乃至異質的東西，它的發展就有了內在的動力。農民經濟、尤其是自耕農經濟，一方面構成地主制經濟體系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對于地主經濟或封建經濟來說，它又是一種不同質的或異質的成分；正是由于這種異質成分的存在，使地主制經濟增添了活力。

至于國家政權在地主階級更新中的作用，也是巨大而明顯的，這里就不多說了。

三 從剝削方式的發展變化看地主制經濟體系

庶民地主產生以后，可能采取、而且實際上采取的經營方式或剝削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使用奴隸，二是使用雇工，三是使用佃農，即采取租佃制經營方式。這三種方式戰國都已經產生了，到了西漢中期以后，租佃制已經明顯地占了優勢。而從秦漢到魏晉南北朝，租佃關系的發展，基本上是與依附關系的發展同步的。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從農民方面看，戰國秦漢農民劇烈分化，破產農民的出路，或賣身為奴，或當雇工，或當佃農。戰國以后，奴隸制的成分確實有一個很大的（春秋以前主要是俘虜奴隸，春秋戰國以后隨著舊的共同體的瓦解，債務奴隸迅速發展起來，罪犯奴隸也有不少數量），奴隸一度成為非常嚴重的問題。但奴隸制始終沒有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為什么？農民對這種發展趨勢的反抗，政府對這種發展趨勢的制止，都是重要的原因，但還有一個更為深層的原因。自春秋戰國以來農業生產形成精耕細作的傳統。精耕細作是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利用條件有利方面克服其不利方面的一種巧妙的農藝；它是我國農民在長期農業實踐中的偉大創造。這種精耕細作的農藝，講究因時、因地、因物制宜，要求勞動者有較大的經營自主權和較高的生產主動性。在主人的皮鞭下勞動的奴隸是不可能精耕細作的。在精耕細作已經出現的條件下，農業上使用奴隸，生產效率低，監督費用高，是沒有前途的。佃農，那怕是依附性佃農，仍然保留其的獨立性，仍然有相當的生產自主權，仍然有獨立發展的余地，農民是比較愿意接受的，也比較有利于生產的發展。這就是租佃關系為什么被人們所接受，獲得發展，并最終戰勝其他方式取得主導地位的根本原因。

早期的租佃關系，看不出有嚴格的人身依附色彩；擴大一點說，井田制和領主制瓦解后的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人身依附關系不是趨向強化而是趨向松弛的。這和原來的有機共同體的解體有關。但西漢中期以后，尤其是東漢以后，依附性佃農，以至整個地說勞動者的人身依附關系在迅速發展。重要原因之一是生產力的性質發生了某種變化。戰國至西漢中期，個體小農雖然是當時的主要生產單位，但當時牛耕尚未普及，個體小農所使用的主要是鐵鋤、鐵鍤等小型鐵農具，這種小農經濟還是比較脆弱的。黃河流域牛耕的普及是從西漢中期“耦犁”的推廣開始的。許多個體小農沒有足夠的力量使用“二牛抬杠”式的耦犁。耦犁的推廣引起生產單位擴大的趨向，導致豪強勢力的發展（豪強勢力發展的另一經濟背景是西漢中期以后陂塘水利的發展，因為陂塘是單個小農家庭無法修建的，修建或掌握了某個陂塘的豪強地主往往同時控制了整個灌區），在這種情況下，相當一部分經濟力量薄弱的小農不得不依附于豪強地主。這可能是西漢中期以后依附關系強化的深層經濟原因。

依附性佃農的發展，還與國家政策，與國家處理它與地主、農民關系的方式有關。在封建地主制下，國家主要通過戶籍制度控制農民，目的是迫使農民提供賦役。當時土地稅很輕，屬于人頭稅范疇的賦役很重。這種政策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農民。破產農民仍然在政府戶籍控制之下，如果他們給本地地主當佃農，雖然不用交納田租，但仍然要負擔苛重的賦役，這是破產農民所無法負擔的，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逃亡一途。逃亡在外地，脫離了政府戶口控制的農民，有一部分庇托于異地的豪富，成為他們的依附性佃農。這對農民來說，是一種合理的選擇。所以，這種依附性佃農相當大程度上是在流亡外地的人口中發展起來，在很長時期內，佃農被習稱為“客”，我想，原因是在這里。在本地，依附性佃農后來也在宗族關系的掩蓋下逐步發展起來。

從上述看，依附性租佃關系發展的前提是以生產力發展為基礎的地主經濟力量和勢力的壯大，但同時確實與政府“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政策有關。這也就是說，這個時期依附性租佃關系的發展，是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到了魏晉南北朝，在長期戰亂和人口大遷移的環境里，建立在對依附人口的控制和剝削基礎上的世家豪族地主經濟，對南方的開發，對北方農業經濟的維持和延續，顯然是有積極作用的。但這種依附性租佃關系在政府看來是不合法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種依附關系或私屬關系獲得部分的合法性，但始終沒有獲得完全的合法性。所謂“土斷”“括戶”，以至屯田制、占田課田制、均田制等等，從某種意義上看，都是政府與地主爭奪對勞動人手的控制。但由于政府實行“以身丁為本”的賦役政策，矛盾始終沒有解決。直到中唐以后，封建國家的政策作了較大的調整，賦稅改“以資產為宗”，土地稅比重增加，人頭稅比重下降，國家的戶籍制度也有較大變化，區分了主戶和客戶。地主、國家、小農的關系也相應地有了較大的調整，封建地主制經濟才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以上表明，地主是和農民經濟、國家經濟及其職能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只有把它們看作是相互聯系的統一的經濟體系，才能更好地揭示其機制。

四 對地主制經濟體系的評價

第3篇：小農經濟和農業經濟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農村金融 金融機構 非正規金融

一、就農村非正規金融存在及發展原因的分析

從制度的角度來分析，多年以來，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在理論界和政府的決策中一直被大家所忽視，經常被加上破壞金融秩序的罪名，然后受到重重限制。就算是這樣，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得到迅猛發展，農村非正規金融依然在制度的限制中頑強的生存著，同時越發凸顯該金融組織的生命力，且規模也開始不斷的擴大。所以筆者個人認為，目前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制度得以迅速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于，正規的農村金融制度存在非常劃算的信貸資金，而且這種信貸是無法排擠非正規金融的制度的，于是在內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才更具有效果。具體如下：

1.農村非正規金融存在和發展的內在因素

在我國，農村的非正規金融已經存在了千年，他的存在和發展都具有根本的內在動力，更是發展的必然條件。于是我們進行比較之后發現，我國農村正規金融制度的發展才經歷了僅僅幾十年的歷程，只不過是正規金融制度之外泛起的漣漪，也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

首先、從需求角度考慮，我國農村經濟主體和城鎮中小企業在融資過程中，存在周期長、監控難、規模小、風險大等特點。和商業化正規金融活動相比，是很難將小農經濟及民營經濟很自然長期的與民間貸款相聯系。

其次、從供給的角度分析，隨著近年來我國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城鄉居民的存款也開始增多，于是為民間金融的產生及發展提高了充足的資金來源，更是私人財富走上資本的必然之路。

那么伴隨著國民整體收入水平的提升，貧富差距也開始增大，這更給財富的集中化創造了條件。然后由于農村地區的居民大多都是擁有閑散資金，在運用渠道上非常的單一，通常都是將自己多余的錢存在商業銀行、儲蓄機構等，雖然這些投資取向都比較安全，可收益非常的低，所以如何將民間閑散的資本集中起來，然后為各種類型的農村經濟主體提供資金支持，促使資本和貨幣開始走向投資化的發展道路，進而對正規金融實現侵蝕效應。

2.農村非正規金融存在和發展的外在因素

建國以來，我國政府在對待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的金融支持中，制度方面的力度明顯存在區別。然而在1996年以后，當國有銀行開始實現商業化的運作模式時，銀行對在風險和流動性方面的控制就變得更加嚴格了。于是國有商業銀行就陸續出現借貸現象，比如‘錦上添花’和‘壘大戶’的做法，就給更多的民營中小企業及個體戶等在貸款上增加了更多的困難。使政府要求正規金融機構為民營中小企業和農戶提供貸款，也無法改變商業銀行的逐利本性。而再1999年開始，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大規模的撤并，使得農村的基層也開始有此類銀行的經營機構，其中農村金融主導以農村信用社機構為主，但由于自身發展規模局限，同時加上多種原因的存在，使得更多不良不利的貸款更多的存在，導致發展受到嚴重限制。正式金融機構拋棄了農村，導致農村非正式金融才得到了發展的空間和土壤，并茁壯成長起來。

二、積極鼓勵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發展與壯大

1.我國政府應該對金融方面的相關制度和信用基礎不斷的完善 ，努力創造一種公平的競爭環境，同時不斷完善我國的監督體系，特別是要加強國家中央銀行對我國中小金融機構的監管力度，通過不斷完善法律法規和法制結構，來最終實現非正規金融機構的發展。

2.對民間資本可以享有國民待遇的相關法律法規進行修訂和明確規定，同時民間資本也可以順利的進入金融領域的公司，進而在法律面前為中小金融機構留出更多的發展空間，放寬市場競爭力度，允許發展壯大，運輸上市及可以跨區域增設金融分支機構。進而加快民間借貸立法進程。農村民間借貸是農村金融的有益補充，有其存在的客觀必要性，但有些地區出現高利貸問題，還有的演變為私人錢莊，為防范由民間借貸引發的農村金融風險，應盡快制定和出臺《民間借貸法》，使民間借貸活動不斷在制度完善中走向規范化。所以我國政府應該對非正規金融中的一些黑色金融進行嚴厲的打擊，因為一旦黑色金融在法律面前鉆空子，就會很快泛濫到整個社會，如果現行的法規如果對這些金融犯罪沒有明確的規定和懲罰措施的話，必定會受到極壞的負面影響，那么加快相關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規政策的出臺，可以有效的提高我國對違法金融的懲罰標準，從而在嚴格的金融執法中實現借貸活動的規范。

3.按市場化原則‘準入與退出’，我們政府可以對民營金融組織在市場準入方面的限制給予減弱，使民間資本能夠迅速組建成更多的金融機構。比如只要股東人數、資本金及經營者的資格等有關條件都達到了國家法定標準，就可以給予注冊登記，那么民營金融機構就會得到有效的發展和壯大。那么，對于金融管理部門來說，就只需要對法律規定的標準進行審核即可，在退出方面，金融機構可以在金融監督局的監督下，依法進行兼并、重組及清盤、關閉。

參考文獻：

［1］曹力群：式當前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主體行為研究凈，《金融論壇》，2010（5）

［2］姜旭朝：《中國民間金融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

第4篇：小農經濟和農業經濟的區別范文

[摘要]關于我國農村土地制度創新，目前理論界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繼續堅持集體所有制，但要加以完善；二是國有化；三是私有化。三種主張各有其優點，也各有局限。選擇土地制度創新路徑首先要明確如下幾點：第一，不同地區的土地有不同的功能，因而應有不同的制度安排；第二，農業生產的特點決定了農業生產應當有不同于工業生產的特有經營方式及其所有制基礎；第三，任何土地制度的創新都應建立在對現行土地制度全面、客觀評價的基礎之上：第四，要辯證地、歷史地看待土地制度創新所帶來的后果。基于這種認識，本文提出了實行國有制、集體所有制、私有制三者并存的多元土地制度的創新思路。

[關鍵詞]土地制度；集體所有制；國有制；私有制；家庭經營

[中圖分類號]F301．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7)01―0079―06

一、我國土地制度創新的主要路徑

隨著“三農”問題的日益嚴重，創新農村土地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目前理論界在關于我國土地制度創新的必要性上已達成共識，但在如何創新上，則存在較大分歧。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兩大路徑：

第一，經營權路徑。其主要思路是，主張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制度建設，進一步硬化農民的經營權，包括延長農民的承包期甚至實行永佃制，允許繼承和轉讓，促進土地流轉，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等。這種主張以現有土地制度為基礎，重點在于穩定農民對經營權的預期，其優點在于，適應了農民“怕變”的心理，有利于發揮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從而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因而容易為政府所接受。但這種思路有明顯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一是難以解決當前最為突出的因產權關系不清導致的對農民土地權益的剝奪的現象；二是在這種制度下，土地流轉比較困難，土地的規?；洜I難以實現，不利于土地資源的有效利用和提高農業產出與效益；三是可行性不強，因為農民對土地的經營期限的長短，表面看來由政府政策乃至國家法律所決定，但實際上取決于占有不同數量土地的農民之間的博弈，而且其改變承包期的主要根據就是人口的變動和集體所有制下人們對土地的均等、公平占有權利。同時嚴格講來，這種思路不能說是創新，只是現有土地制度的進一步完善而已。

第二，所有權路徑。其主要思路是對現行土地制度進行根本改革。這又有兩種觀點：一是主張將土地收歸國有，然后將土地永佃給農民；另一種主張是實行私有化。這種思路針對當前最突出的問題，試圖從所有權角度對土地制度進行革命性變革，以便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同樣存在局限。

首先看國有化途徑。從理論上講，實行土地國有應該能夠防止侵害農民權益的現象，但實際上卻不一定。因為第一，產權關系不清、所有權虛置是公有制經濟的共性，而國有制是范圍更大的公有制。相對于集體所有制，國有制經濟的產權關系更難以清晰，所有權主體更難以落實(這已從國有企業改革的經驗得到證明)。所以，試圖通過土地國有化來明晰農村土地產權關系，以便從源頭上避免農民土地權益被剝奪，無異于南轅北轍。第二，實行土地國有化，村集體負責人在理論上已無權干預土地的處置過程。但是他們無權處置并不等于所有人都無權處置，況且國家也不是抽象的，其所有者權益也需具體的個人來行使，而這個具體的個人無疑是基層政府及其主要負責人。而且從現實看，在嚴重侵犯農民權益的土地征用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恰恰不是理論上有權代表農民處置土地的村委會負責人，而是基層政府官員。所以，即便是實行土地國有化，如果缺乏對土地的有效保護和對基層政府的有效監督，他們完全有可能像現在這樣侵犯國家賦予農民的土地經營權。此外，按國有化思路，將土地收歸國有之后，國家再將土地交給農民耕種，而且實行永佃制，可以繼承，也可以轉讓，甚至鼓勵土地經營權流轉。但這樣一來，除了在理論和法律上與集體所有制有區別外，單純從經營權角度看，和集體所有制沒有實質性區別，因而存在和現行土地制度相類似的問題，如土地流轉困難、農民經營預期不穩定等。此外，還存在一個兩難選擇問題：如果不鼓勵甚至禁止經營權流轉，就會阻礙土地集中和農業的規模化經營，從而不利于農業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但若允許和鼓勵經營權流轉，農民均等占有土地的現狀必然會被打破，導致一部分農民失地，甚至出現不是所有者的地主，而這種結果和實行土地私有制有殊途同歸之效。

其次看私有化途徑。從理論上看，實行土地私有最有利于土地產權明晰化和保護農民土地權益，而且農民對土地經營權長期不變是順理成章的必然結果。同時從長期看，實行土地私有制，土地集中便是必然的，而土地集中則是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前提條件。但問題在于，農民是各社會階層中最弱勢的群體，如果沒有相應的嚴格保護農民土地私有權益的法律制度，剝奪農民權益的現象依然難以避免，此其一。其二，土地集中的前提是一部分農民甚至多數農民失去土地，而這種狀況會使相當多的農民失去重要的謀生條件，甚至從根本上取消了土地對大部分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從而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其三，基于政治、意識形態和歷史等方面的原因，讓政府接受這種思路并實施，難度較大。

二、我國土地制度創新的背景分析

上述創新思路基本上是在現有條件下人們所能夠想到的全部主要思路，人們只能在其中做出選擇，特別是從所有權角度來看，只能在國家所有、集體所有、農民個人所有三者中做出選擇。但問題在于，三種路徑各有其優點，又各有局限，因而在其中做出選擇是相當困難的。正因如此，所以在此問題上人們長期不能形成共識。不過，這種狀況也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在土地制度創新問題上，既然非此即彼的單選方式是不現實的，那么探討多元創新思路就是一種現實選擇。而在進行多項選擇時，至少下述幾個方面的問題首先需要考慮：

(一)不同地域的土地具有不同的作用和功能

我們大致可以將目前的農村土地分為兩大類型：

一是發達地區和城郊地區的土地。這些地區經濟發達，而且已經進入或正在進入城市化進程，這些地區的土地的功能和作用發生了重大變化，表現在：第一，其農業生產要素的作用、農民收入和社會保障功能大大降低了。由于該地區經濟發達，農業占GDP的比重已經很小，農業本身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了，以前從事農業生產的相當部分農民都已轉入第二、三產業就業，農業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很少一部分，地方政府不僅很少向農民亂收費，而且有財政能力為農民提供經濟和社會保障，土地已不再對保障農民基本生存具有決定性作用。第二，該地區土地資源本來就極為緊張，再加上城市規模的外延式擴張，使土地本身的價值和增值潛力大為提高，引起各

利益當事人的高度關注。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善、集體所有制所導致的土地產權關系的模糊和虛置、農民的弱勢群體地位等，導致地方政府與村集體合謀，占有了過多的應歸農民占有的剩余，引起了農民群眾的不滿，甚至出現激烈的。這部分土地雖然占全國農村土地總量的比重較低，但卻是“三農”問題的一個焦點。當前理論界所認同的現有土地制度的一個重要弊端以及媒體關注的熱點指的主要就是這種情況。這類農村土地制度安排，與全國大部分農村地區的土地制度安排有著完全不同的背景，解決問題的側重點應該放在所有權角度，以合理分配土地剩余為目標，兼顧城市發展和農民向市民轉化的需要。而且這部分土地并不是我國農村土地的主要構成部分，涉及的農民數量較少，因此可以采取較為激進的改革策略。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將該地區的土地問題擴大化，不能將主要適應于該地區的改革路徑視為普遍經驗。

二是廣大遠離城市的農村落后地區的土地。遠離城市的廣大農村地區，既是我國農民的主要居住地，也是中國“三農”問題的核心所在，其土地是中國農村土地的主要構成部分，也是中國農業經濟的主要要素。正是這部分土地的制度安排，對于解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具有全局性、決定性的意義，理應成為我們關注的重點。

和發達地區和城郊地區相比較，這些地區土地的功能具有這樣的特點：農業生產要素功能和收入功能突出，社會保障功能重要，本身的價值和潛在增值收益不大。雖然從總體上看，我國農業產值占GDP的總量只有15％左右，但卻是農村主要的產業和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但農業本身的弱質性使土地本身帶來的收益很少，而大量的農村人口不能從農業和農村中轉移出去又使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凸顯出來。但土地的保障功能是以人均占有一個最少量的土地為基礎的?？梢?，這部分土地的功能最復雜，涉及的人口數量最多，由此決定了這部分土地制度創新的困難和目標的多元化。概括起來，主要有三個大的方面要兼顧：一是從農業發展看，既要穩定當前農業經濟，又要有利于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二是從土地本身看，要有利于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優化利用；三是從農民看，既要不斷提高農民生活水平，至少要保障其基本生活，又要有利于農民向市民的轉化，加快城市化進程的步伐。

(二)農業生產過程的特點

土地制度創新，說到底，是農業生產關系的變革。而生產關系變革，從根本上講，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這也是變革農村土地制度時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但是過去我們在按著這一規律變革生產關系時有簡單化傾向，其表現之一就是，沒有考慮至少是沒有認真考慮工農業生產力的特點及其對生產關系的特殊要求。工業生產過程的顯著特點是諸多要素密集在較為狹小的空間之內，因而生產資料占有和使用的社會化程度較高，建立在分工協作基礎上的團隊式操作方式是基本的、效率較高的勞動方式。這種工業生產的特點的內在要求之一是沖破生產資料私有制對生產要素的占有、使用以及生產過程的社會化的阻礙，實行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社會化，即公有制。而且工業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高，這種要求就越強烈。然而農業生產卻具有完全不同的特點。農業生產過程的主要構成部分是田間管理。在田間管理中，土地、生產資料、勞動在一個較大的空間內結合，除土地之外的主要生產資料――工具，即便是現代生產工具，也不需要社會化使用，因而以分工協作為基礎的團隊式操作方式在此完全不實用，相反，個體勞動者的獨立操作是比較有效的勞動方式，因而家庭經營方式幾乎成了農業永恒的生產方式，即便是發達國家的現代農業也是如此。農業生產的這種特點，決定了公有制在該領域并不是最有效的生產關系，至少私有制和現代農業生產力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況且，雖然從理論上講只有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才能適合社會化的現代生產力，但從資本主義國家的實踐看，私有制也并非在任何情況下都阻礙社會化生產力的發展，這里的關鍵在于生產資料是否實現了社會化占有和使用?，F代工業的狀況是如此，農業就更不要說了。這是我們進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時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

(三)對現行土地制度要有一個客觀的、正確的評價

對現行土地制度是否進行創新以及如何創新首先取決于怎樣認識現行土地制度。事實上，本文開始談到的各種改革思路就是如此。經營權路徑過于看重了現行土地制度下經營權的不穩定性，而所有權路徑則重點在于現行土地制度下產權關系模糊以及由此導致的農民土地權益的被剝奪。上述認識無疑都是正確的，但都有片面性，且缺乏理論層面上的分析。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認識現行土地制度的缺陷。

第一，從經營權角度看，依然屬于小農經濟范疇，雖然我們不能籠統地說它是落后的生產方式，但也不能說是現代農業生產方式。前面講到，家庭經營是農業生產必然的方式，但家庭經營不是判斷農業是傳統農業還是現代農業的充分條件。如果家庭經營是建立在土地占有過于分散或小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上，這種方式對現代技術有排斥作用，因而屬于傳統農業或者小農經濟；如果家庭經營和大土地所有制、現代生產工具與技術聯系起來，這無疑是現代農業。很顯然，我國基本上屬于第一種情況。而且按現行政策，經營規模有進一步細小化的趨勢。所以從發展角度看，不是先進的生產方式，對其進行創新是遲早的事情。

第二，從理論上看，本身就存在矛盾。是建立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基礎上的，在這種所有制下，農民無疑應當是所有者。既然如此，經營歸自己所有的土地難道還要通過承包嗎?既然必須承包，那就意味著他不是所有者?，F行土地制度在理論上的這種矛盾導致農民在生產經營過程中也常常表現出矛盾現象：或者以非所有者身份對土地進行掠奪式經營；或者以所有者身份在土地流轉或轉作它用時討價還價，甚至設置障礙。

第三，從所有權角度看。農村土地所有權關系混亂是不爭的事實，其突出表現是產權虛置，所有權主體難落實，從而導致農民土地權益被剝奪。但為什么會這樣?目前理論界缺乏深入分析。筆者認為，導致所有權關系混亂的原因在于集體所有制本身。

眾所周知，集體所有制是公有制。但公有制本身有其獨特的內在矛盾。公有制的一般規定是生產資料歸一群人共同所有，在這種所有制下，該公有制的任何個人首先是所有者，擁有所有權。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是所有者，因為他們作為個人所擁有的所有權只有同其他人的所有權相結合共同構成公有權時才有效；作為個人，他既沒有特殊的所有權決定生產資料的使用和處置，也不能根據特殊的所有權索取總收入中的任何一個特殊份額?？梢?，在公有制的內部關系中，任何一個個人都既是所有者又是非所有者。他是所有者，是因為他是該群體的一員；他是非所有者，是因為他只是其中的一員。既是所

有者，又是非所有者，這就是公有制中所有者的二重性。

所有者的二重性是公有制的內在矛盾，也是其基本矛盾。這個矛盾首先要外化為公有權主體和公眾的矛盾。由于公有制下，任何個人都是所有者又不是所有者，因此任何個人都不能單獨行使所有權職能，人們必須通過某種集體行動來行使和實現公有權。但是，事無巨細，都要經過集體行動是極不經濟的，這就需要設立一個常設機構來負責對屬公有的生產資料進行配置、使用、管理及收益的分配。這個機構我們稱之為公有權主體。然而這個公有權主體一旦設立，公有制的內部關系就發生了深刻變化：一方面，相對于公有權主體而言，每個個人便處在與這個機構相對立的關系中，作為個人，他們不再是所有者，不再處在所有者的經濟地位上履行所有者職能，而是履行其他職能；另一方面，在經濟生活中，公有權主體唯一地處在所有者的地位上并行使所有者職能，與作為非所有者的公眾相對立，這時，任何個人，即便他是該公有制的一員，也不是所有者。這樣，所有者主體二重性的矛盾，就外化為公有權主體與個人的矛盾。

上述公有制的內在矛盾在現實中導致兩個問題難以解決。第一，誰來充當公有權主體代表。就土地集體所有制而言，就是誰來代表農民行使所有權。在現有條件下，村委會主任乃至村支書代表農民行使所有權是必然選擇。所以，有些人提出的試圖通過剝奪村官土地處置權、還權于農民的辦法杜絕剝奪農民土地權益的設想，在土地集體所有制制度下既是不現實的，也是缺乏根據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保證村官正確行使公有權，但這又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第二，農民個人及其權益。既然在集體所有制下農民作為個人不是所有者，因而也就談不上什么所有者權益，更談不上對農民個人土地權益的剝奪。退一步講，即便是剝奪，也是對該組織全體農民土地權益的剝奪。

可見，在集體所有制下，農村土地產權關系不清、產權虛置是必然現象。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只能在集體所有制上做文章，這也正是一些學者主張土地私有化改革路徑的深層原因。

總之，我國現行土地制度存在多方面的問題，但土地制度的不同創新路徑大都在解決某一問題上有效，并不能在所有問題上都有效。這進一步說明：在土地制度創新問題上，我們不能采取一刀切的辦法。

(四)關于土地制度創新的后果

關于如何認識土地制度創新的后果，也是人們選擇土地創新路徑時的重要參考因素。前述兩種創新路徑的重要分歧之一在于如何看待改革后土地占有的非均衡(實際上是非平均)現象。關于這個問題，筆者認為有三個問題要搞清楚：一是土地占有的集中應該不應該；二是能否避免；三是如何看待占有不均衡帶來的不良后果。

首先，土地適當集中，實行非均衡占有是應該的。目前我國的土地占有過于分散，不利于土地的規模經營和有效利用，而且隨著農村人口的增加，仍在進一步細化，呈現出典型的小農經濟特征。因而土地適當集中既是針對現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措施，而且從長遠看，也符合農業發展的規律。同時我國的現行政策鼓勵土地使用權流轉，目的也是實現占有的集中化和規模經營，同時也有利于轉移農業過剩人口。其次，盡管各種改革路徑有重大區別，但在土地非均衡占有問題上，可以說是殊途同歸。實行私有制，毫無疑問會導致土地占有非均衡化，但實行國有化或者繼續堅持集體所有制，只要允許和鼓勵土地使用權流轉，土地占有走向集中、一部分農民失去土地，就是必然現象。所以，土地占有集中化以及一部分農民因此失地，既是必然現象，也是進步現象；以此為借口反對某種創新路徑是錯誤的。至于一部分人擔心的流民問題，我認為也沒有必要。因為中國發展到今天，即便是農民失去了土地，也不會出現流民，因為在封建社會，農業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產業，農民失地后，幾乎失去了就業和謀生的所有途徑，因而只能充當流民。但當今中國，農民失地并不意味著失去了一切生存機會和條件，再加上黨和政府對失地農民的補償等政策，所以農民失地，一般不會成為毫無生活保障的流民。而且雖然從短期和道德角度看，一部分農民失地，生活暫時困難，既是不應該的，也會導致一定的社會問題，但從理性和人類社會的長期發展看，一部分農民失地甚至絕大部分農民失地，既是必然的，也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前提條件，是歷史進步現象。所以，土地制度創新過程中的關鍵問題之一不在于不讓農民失地，而是如何失地。因此，農民是否失地本身不應當成為我們選擇土地制度創新路徑的重要因素。

三、我國土地制度創新的現實選擇

根據上述四個問題的分析，我認為，我國土地制度創新可以采取以私有制為主體，國有制、集體所有制為補充，家庭經營為基本經營方式的土地制度。具體講就是：

第一，高度發達和城市近郊地區的土地通過贖買的方式實行國有化。前文已經談到，該地區土地的生產要素、農民收入和社會保障功能大大降低，土地資源極為緊張，其突出問題表現在土地征用過程中對農民補償太低，并且土地所有權私有化理論上最有利于明晰產權關系，保障農民權益。但筆者并不主張在該地區實行私有化的土地制度創新路徑。基本原因在于：第一，從實踐看，土地權益是否得到保障，關鍵不在于歸誰所有，而在于是否有一套完善的土地產權保護制度。第二，由于該地區經濟發達，城市化過程進展較快，特別是土地資源緊張，未來增值潛力巨大，所以如果實行私有化，農民有可能將土地作為投資或儲蓄要素長期持有。這顯然不利于城市的發展。因此，在該地區實行土地國有化應該是一種兼顧國家、農民、當地城市發展各方需要的最為理想的選擇。況且，這種創新途徑實施起來也比較簡單，完全可以借助于現行土地征用的方式來進行。而且實施過程中應注意的重點問題也非常明確，即通過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保障農民權益，給農民合理補償。

第二，在廣大農村實行土地私有化。如前所述，這部分土地是我國農村土地的主要構成部分，而且涉及人口多，功能復雜，選擇較為困難。但相比較而言，我認為實行土地私有化創新路徑更好一些。主要根據是：第一，可以為農業的基本經營方式――家庭經營奠定制度基礎。第二，可以有效解決土地產權關系不清的問題，也滿足了農民幾千年來長期形成的對土地的擁有心理，有利于穩定農民預期，也有利于避免農民對土地的掠奪式經營。第三，有利于土地流轉和農業的規?；洜I。實際上，家庭聯產承包制是不利于土地流轉的，因為在這種土地制度下，各家擁有的土地不僅數量是經常變化的，而且地塊也是不穩定的。只要土地數量和地塊發生變化，原來的轉包協議就失效了。而實行土地私有化，不管是經營權的流轉還是所有權的變更，都是兩個當事人的行為，預期明確，交易費用低，因而非常有利于農業的規?；洜I。第四，從可行性角度看，操作也比較簡單。可以以最后一輪承包期為限直接宣布經營權就是所有權，也可以采取過渡措施，首先明確經營權永久化、私有化，待時機成熟后，直接規定經營權就是所有權。第五，至于說實行土地私有化后土地占有的兩級化現象，從短期看，不會成為嚴重的現實問題，因為農民歷來將土地視為“命根子”，所以農民一般不會將土地所有權出讓，有可能出讓的，主要還是經營權；從長期看，這是必然現象，也是歷史進步，而且采取任何土地制度都難以避免。關鍵在于農民失地過程中，要防止對農民利益的侵犯，這是我們需要關注的重點。

第三，在廣大農村地區拿出少量土地，繼續實行集體所有制，主要是滿足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

第5篇：小農經濟和農業經濟的區別范文

平頂山市農村金融市場構成要素現狀

從資金需求者的情況看，主要包括：

普通農戶（包括個體工商戶）。筆者選取平頂山下轄縣葉縣仙臺鎮鹽店村為調查對象，了解普通農戶的資金需求。該村位于葉縣仙臺鎮東北部，處于平頂山與漯河交界處，是典型的傳統農業種植養殖村，基本能夠代表河南普通農村的發展樣式。該村村民700多戶，大多數在農忙時從事種植業，閑暇時外出務工或從事個體工商戶等。其中：80%從事種植業并且閑暇時外出務工，10%從事種植業并且從事個體工商業，該村目前還沒有鄉鎮企業。

從對該村農戶資金了解情況看，該村大多數農戶（包括個體工商戶）都曾借過款，大多數人認為有對外借款的需求。

從該村農戶消費支出結構看，支出占比由高到低依次為生產支出、生存支出和發展支出。生產支出主要是種植業、養殖業、個體工商業和簡單生產加工等。生存支出主要是吃穿住用、醫療、婚喪嫁娶等，尤其以住房和婚娶為生活支出的大項。發展支出主要是子女非義務教育、車輛購買和其他等。由于支出結構與資金需求結構一般相似，由此我們可以得出該村農戶資金需求的高低次序。

從獲取資金的途徑看，由于生存需求資金量不大，其主要從親朋好友無償借貸而來。對于需求量較大的生產資金，通過親友間借貸無法滿足其需求，但又由于金融機構融資成本較高，所以只有少數農戶可以從金融機構融入生產資金。對于發展方面資金需求，一部分農戶在子女高等教育、購買私人車輛及其他有資金需求，但由于需求量較大，且正規金融機構融資門檻高導致能夠從銀行獲得融資的農戶較少。另外，個別農戶急需資金且需求量較大的存在從民間高息借貸現象。

涉農企業。平頂山市代表性涉農企業主要有：汝州巨龍淀粉有限公司、舞鋼市銀河紡織集團有限公司，郟縣華邦公司（鐵鍋產業）、葉縣樹民三輪摩托車廠以及其他涉農企業或經濟組織。從這些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發展情況看，大多數企業資產規模相對較小、很多還不是法人企業，管理水平相對較低、財務不太規范，可供擔?；虻盅旱耐恋亍⒎慨a較少或沒有（許多為租賃廠房或集體土地）。

從調查的大多數涉農企業（包括養殖大戶及其他規模稍大的涉農經濟組織）情況看，大部分企業都表示自有資金不能滿足生產經營的需要，且主要為流動資金需求，需求緊迫、使用時間短、季節性強，是其特點。

從其融資途徑看，部分企業能從銀行融資，個別符合國家政策的涉農企業既有從政策性銀行（農發行）獲取的政策性貸款，也有從其他銀行獲取的商業貸款。

公用設施。據調查，農村公用設施建設具有大量資金缺口，從資金來源看，其主要為財政資金和銀行業融資，其中財政撥款為主要來源，銀行貸款只有少量的政策性貸款，具體分為政策性金融機構（農業發展銀行）和商業性金融機構。農業發展銀行主要從事糧棉油收購等政策性貸款業務和少量商業貸款。商業性銀行業金融機構主要從事生產經營和消費等商業貸款，在平頂山市農村地區主要是農信社、郵儲銀行、大型銀行、城商行和村鎮銀行。

從信貸投放增長看，涉農貸款額逐年增加。2010年和2011年，平頂山市縣域貸款增長額分別為44.68億元和47.74億元。

從涉農貸款占比看，占比日益提高，主要表現為涉農企業貸款比例逐年提高。2010年和2011年，縣域涉農貸款占全市貸款比例依次為32.13%和34.08% 。

從各機構市場份額看，信用社涉農貸款占比大。2010年和2011年，農信社貸款占比依次為27.19%和 30.97%。

平頂山市農村金融市場問題分析

市場需求主體發展程度較低，銀行融資風險較大

農戶家庭收入低、資產少、抵押品更少。2009年平頂山市農民家庭人均收入7378.44元，平均每月614.87元，2010年農民家庭人均收入8361.54元，平均每月696.80元。2010年農民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經營性房屋及建筑物為2453.19平方米，汽車3.13輛，各類拖拉機24.58臺，產品畜為30.36頭，汽車、產品畜及拖拉機等可抵押物的擁有率分別約為3%、25%和30%，房屋及建筑物人均擁有面積24.53平方米。另外大多數農民沒有固定收入來源，擁有的耕地使用權、宅基地、林權等在抵押方面也存在法律障礙，制約了農戶融資的發展。

從農村個體工商戶情況看，以平頂山農村發展為例，目前大多數個體工商戶從事的都是小百貨、化肥、種子等生產資料銷售，個別從事糧棉油、牲畜收購等經營，其資產較少，資金量較小，大多數沒有價值高的抵押物品，融資風險較大。

從平頂山種植業、養殖業產業化、規?；潭惹闆r看，市區及下轄六個縣種植業主要是蔬菜、經濟作物和果木等，但規模化程度較低，如葉縣龍泉鄉部分農村種植木耳，雖然種植農戶較多，但大多數仍是家庭分散經營。養殖業方面，平頂山市農村主要以養豬、牛、羊、雞和兔子、鴿子等傳統養殖為主，但隨著飼料價格不斷攀升和牲畜病害不確定性因素加大，養殖業整體利潤較低，發展速度較慢，融資也存在較多困難。

涉農企業資產規模整體較小、經營效益較低、抵押物少，對銀行吸引力不夠。從平頂山縣域企業發展情況看，截至2010年底，市級以上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共計124家，縣域涉農貸款融資總額223.1億元，僅占全市貸款額的32.13%，從借款銀行了解的情況，涉農企業潤率普遍不是很高，資產規模與工業企業相比較小，可供抵押物品不多，并且現在很多縣（市）區對農業企業發展重視程度不夠，也影響了其融資。

打工經濟——“三農”發展不可忽視的因素。河南省農業經濟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的特征就是“打工經濟”。從農村勞動力現狀看，以平頂山葉縣仙臺鎮鹽店村為例，大多數中青年勞動力外出打工，其中50歲以下在家務農的男性農民不足20%，女性不足30%，40歲以下在外務工男女農民可達到90%。從家庭收入結構看，2009年平頂山市農村家庭平均每人收入結構中，務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收入大約為32%）收入大約為30%，2010年務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收入大約為31.14%）收入大約為29%。務工經濟已成為河南省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由于大多數青壯年勞動力向城鎮遷移，導致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日益減少，農業生產積極性越來越低，影響三農的可持續發展。

供給主體結構不合理，不能有效滿足市場資金需求

金融對農村供給率依然較低，市場競爭不充分。從網點布局來看，目前鄉鎮上的主要金融機構是信用社和郵儲銀行。從市場資金滿意度來看，由于各種原因許多農戶不愿或無法從銀行業金融機構獲得貸款支持。從市場份額方面來說，農村信用社是目前農村金融市場主要的市場占據者和資金供給者。具體情況見表1：

商業化機制不能適應農村融資需求。一是手續復雜。從目前的信貸程序看，一筆貸款的發放要經過授信調查、授信審批、貸前調查、貸中審核、貸后管理等一系列程序，并且很多銀行業金融機構尤其是大型銀行，其縣以下支行沒有貸款審批權，繁瑣的手續不適合農戶及涉農企業資金需求。二是擔保要求高。商業銀行采取的是擔保貸款為主、信用貸款為輔的模式，由于農戶和涉農企業可抵押擔保財產較少，擔保難成為制約農村融資的重要因素。三是信貸利率高。從表1可以看出，信用社貸款在農村市場占據壟斷地位，雖然其擔保條件相對較低，但貸款利率較高，農戶和企業融資成本較大。

警惕農村金融發展中出現“抽水機”現象。近年來，在銀行業金融機構快速擴張的情境下，經濟發展落后地區或農村地區銀行業“抽水機”現象日益突出，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大量設立不僅沒有有效支持地方經濟發展，反而造成當地大量存款的快速流失，使不發達地區、縣域農村地區成為經濟發達地區或城市地區的資金供給源，對當地“三農”發展起到了一定負面作用。

農村金融市場的重新構建

由上述可以看出，河南省農村金融市場的三個構成要素都存在的不足，已對河南省農村金融改革構成了一定影響。要想推進河南省農村金融改革試驗區建設，必須在這三個基本要素方面進行較大突破。

經濟決定金融，需求決定供給，河南省農村金融發展落后的根本原因是農村經濟落后和農戶收入水平的低下，因此農村金融改革最根本和最基礎的是提高農村經濟發展和廣大農民收入水平。而農業產業化、農村發展城鎮化是破解這一難題的最有效途徑。

農業產業化是河南省農村發展的基礎。市場經濟要求市場參與者有技術、規模、資本等競爭優勢，分散的、單打獨斗型的小農經濟已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變化。目前農村產業化的發展模式很多，但實踐中比較有效的是依托龍頭企業或大型企業發展“農戶——購銷和服務中介——龍頭企業——其他生產商或市場消費者”模式。首先，根據涉農龍頭企業的需求，農戶組織發展規?；N養殖業，并與龍頭企業簽訂購銷合同，另外在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成立一些中介組織，這些組織可以是第三方中介，也可以是龍頭企業下派的分支機構，也可以是地方政府工作部門，專門負責對農產品統一收購并進行技術指導等。龍頭企業把生產的產品再供給其他廠商或直接投向市場。這樣大量分散的農戶就與市場緊密聯系起來。如漯河、平頂山及周邊地區廣大農村依托雙匯集團的大量肉制品需求，發展養殖業，形成規?；洜I，農村地區也自發成立了大量專門收購生豬的組織，促進了該地區養豬產業的發展。

城鎮化建設是農村產業化發展的重要手段。如果說農業產業化發展是農村經濟發展基礎的話，那么城鎮化建設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隨著農業科技化、機械化和產業化發展，從事農業的勞動人口越來越少，大量的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進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另外，農業的產業化、市場化不僅需要純粹從事農業的勞動力，更需要從事涉農運輸業、加工業、服務業及其他產業的勞動人口，而這些產業的發展都依賴于城鎮化的發展，通過城鎮化使這些產業積聚起來，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出來，并形成科學、合理的產業鏈條。同時，農村城鎮化的發展可以形成輻射作用，促進人口、資金、技術、產品之間的流通和互換，帶動廣大農村的發展。

充分發揮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的支農主力軍作用。在農村金融市場中，毫無疑問中小金融機構是支農的主力軍。目前主要包括農信社、農商行、村鎮銀行及農民專業合作社（河南省個別地市如安陽市已成立）等。要想充分發揮其支農主力軍作用，應從以下五個方面入手：一是科學定位，完善機制。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要堅持“扎根‘三農’、服務‘三農’、依靠‘三農’”的市場定位，把信貸的重點和支持的對象落腳到廣大農戶、涉農企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上。要完善內部機制，效仿支持小微企業六項機制，建立區別于工業信貸、大企業信貸的管理模式，對涉農貸款要單獨考核，并要加重獎勵，鼓勵信貸資源向涉農領域傾斜。二是簡化程序，降低門檻。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要建立適合農業貸款“時間緊、額度小、周轉快、好借好還”的信貸審批機制，簡化信貸流程，實現好借好還。同時要在防范風險基礎上適當降低融資門檻，對融資及擔保條件適當降低，建立適合農村發展特點的信貸準入和擔保標準。三是創新產品，提高服務。要創新符合農民、涉農企業等融資需求的信貸產品，如加強與農業龍頭企業聯系，發展對其上下游農戶及涉農企業的供應鏈融資。同時要轉變服務方式，主動深入廣大農村、農戶了解農民資金需求，做到“送錢入戶、送貸進家”，真正緩解農村融資難題。四是科學管理，增強實力。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要進一步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和風險防范能力，采取有效措施擴大資產規模、提高資本充足率，擴大對農村經濟的支持力度；農信社要進一步撥備覆蓋率，加大呆壞賬核銷力度，切實化解歷史包袱；要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防范操作風險和案件風險。五是出臺政策，加大扶持。地方政府應積極出臺政策，從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方面加大對地方中小金融機構支持力度，為其發展壯大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第6篇：小農經濟和農業經濟的區別范文

論文關鍵詞：農藥濫用，農民專業合作社，農產品安全，市場失靈，政府失敗

一、引言

近期發生的“毒豇豆”、“毒豆芽”、“毒韭菜”、“毒大米”等等諸多食品源頭安全事件引起了消費者對我國食品安全的極大擔憂，并且使政府在食品安全領域管控效力備受質疑和指責。因此，如何有效防止類似食品安全問題的發生、防止農藥的濫用，重新樹立公民對我國食品安全的信心成為全社會關心的話題。

西方發達國家為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大多采用加強機構設置、制定完整法律措施和充分發揮第三部門的積極作用等等，并在此基礎上大規模推行HACCP（危害分析和關鍵控制點）體系及可追溯系統來對食品安全進行全方位監控和明確責任。近幾年，我國學者結合國際成功經驗從本國具體國情出發，對此問題進行了大量的具體研究和有益探討，比如，范春光認為，應當借鑒國外經驗，建立起全過程的信息披露制度，實現食品安全的監管目標[1]；學者劉亞平從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角度進行研究認為，破解中國食品安全監管的困局，不只是監管機構撤并的問題，而是要重構政府與市場關系, 反思現有監管模式[2]；沈紅則通過近幾年對市場隨機抽查的結果匯總分析得出，要在食品安全標準、食品安全管理體系、食品安全風險評估評價體系、食品安全信息監測、通報和的網絡體系[3]這四個方面入手進行解決，除以上四個方面畢業論文提綱，學者徐曉新認為應充分發揮中介組織作用、促進消費者的參與[4]；劉為軍等人指出，由于外部性、人的有限理性及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存在的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市場本身無法解決當前存在的各種食品安全問題，必須通過政府管制來解決[5]。

以上研究及實踐表明“從農田到餐桌”的全程監管是政府實現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手段。而農產品則始終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源頭和基礎，農產品質量安全得不到保證, 食品的質量安全也不可能從真正意義上得到保障[6]，因此農田管理理應成為我們監管過程中首要高度重視的問題，然而學術界對此問題的相關研究較少。根據2008年全國第二次農業普查的數據，至2006年末，我國共有農業經營戶2億多戶，農業經營單位39.5萬個[7]，全國耕地面積約18.2574億畝[8]，戶均耕地面積僅有9畝左右，小規模經營農戶在各類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如此多的散戶經營，使農田管理方面存在諸多問題。顯然，如果沒有良好的農田管理，食品安全后續監管過程的努力只能付諸東流。因此，對農田管理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意義重大，而農田管理的一個最重要、最主要的方面就是農藥的使用。

二、農產品安全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敗原因分析

（一）農產品源頭的安全隱患——農藥的使用

農藥作為一種可以增加產量的藥劑為各國所普遍使用，關于它的爭議從來沒有停止過，其中最重要的是農藥濫用問題，盡管目前還沒有完整的資料客觀反映這一情況，但每年農藥中毒事件頻頻見諸報端的事實不可否認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相對于我國建國后才開始推廣使用農藥而言，國外使用農藥的歷史較早，因此，對農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認識更為深刻。澳大利亞學者Clevo Wilson和Clem Tisdell通過數據分析認為，農藥的使用不僅對人體會造成一定的損害，而且對環境的污染是長久的，其成本大于收益，最終將不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9]。美國學者JohnS. Wilson和TsunehiroOtsuki則從公共健康的角度出發認為糧食生產必須在安全和經濟之間的進行適當取舍，要全力清除農藥濫用及制定更為嚴格的農藥使用標準[10]。加拿大則大力推行有機農業，盡量避免使用農藥[11]，由此可見，農藥的負面影響是確定無疑，發展生態農業是趨勢。

但是，根據相關專家的說法畢業論文提綱，通常情況下施用農藥后因病蟲害引起的農作物的損失會保持在35%左右，而不施用農藥則損失可能會達到70%左右[12]，因此，一方面，農藥的使用在保證我國糧作物供給上功不可沒，就目前來說農藥的大規模使用是必須的；另一方面，如果減少或不使用農藥，農民損失是相當大的，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農民收入還非常低的情況下不可能讓其自覺的控制農藥的使用，但這也成為了農產品安全的最大隱患。徐曉新甚至指出由于農民的素質比較低和利益趨使，農民購買并使用劇毒的農藥，這是食品安全問題最初的源頭[13]。

就我國國情而論，農藥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大范圍使用是不可避免，但重要的是如何保證農藥的使用在安全的范圍之內以及如何鼓勵農民去生產綠色有機產品從而逐步擺脫農藥對農民收入的制約，使農民保證農產品安生的情況下利益仍然能得到保障或補償。

（二）市場失靈原因——不能區分農產品品質的好壞

眾所周知，市場之所以能發揮其作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信息的生產能力，消費者在消費之前必定通過市場來獲取與之相關的可用信息來確定其是否購買某種商品。但是就我國農產品市場來說信息生產能力嚴重不足從而產生了賣者和買者的信息不對稱，其結果是不能以質定價。具體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就農產品本身而言，其產品本身是具有經驗品和信用品的雙重屬性[1]，也就是說，從農產品的農藥殘留（食用后有不良反映）、口感、新鮮程度等方面的品質特性來說是經驗品，因為這些方面消費后是可以明顯感知的；但是如果從其農藥殘留（食用后人無明顯反映，但確實對人體有傷害）狀況、是否含有激素、內部營養元素的構成及含量上講又是信用品，消息者消費后一般不可感知。農產品所具有的這兩種屬性，特別是其具有信用品的特點是有利于生產者隱瞞一些負面信息而使購買者事前不能獲取與商品相關的全部資訊，從而導致信息不對稱情況的發生，出現了市場失靈。市場失靈一方面使得消費者難以區別農產品品質的好壞；另一方面促使農戶使用各種農藥去提高農產品產量、改變產品外觀觀感和提高口感度等等，而忽視其真正的內在品質，諸如高營養，無公害等等，使優質與劣質農產品相混淆，使得農民因生產安全農產品所付出的代價不能得到補償，最終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發生。

就消費者而言，與其它商品一樣畢業論文提綱，對農產品品質及食用安全的評價是根據其價格[14]，與此同時，消費者也偏向“價格優先”，綠色消費意識不強[15]。對于一些農產品，消費本身并不能從外觀上或其品質上區別孰優孰劣，從而視為同一檔次，所以也出現了以價格優勢為標準進行選擇的行為，盲目追求所謂的“性價比”，使市場失靈現象更為嚴重?？傊M者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從而不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三）政府失敗原因——不能有效監管

政府作為市場主體之一，其主要職責便是監督、糾正市場的失靈，對可能或已經出現的市場失靈進行內部性政府管制，消除信息不對稱，使市場機制能夠順利的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但是頻頻出現的食品特別是農產品安全問題反映了政府在管制并未達到預期目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 管制成本過高。

從理論上講，對每一種食品從田間到餐桌的每一個環節都進行全面監控，是最完全的監

控，但相關的監控成本將是政府所承擔不起的[16]。因為政府為了保證食品安全就必須實現對農產品的全程監督、就必須對農產品進行嚴格的檢疫檢驗和要求農戶及時的信息披露，但是上文已經指出我國小農經濟的分散性使得各地方政府不可能做到到家到戶的監督，政府所做出的種種監管決策不能真正有效落實，農藥濫用現實仍較為普遍。而西方發達國家則早已完成了農業產業化轉型，大模型標準化生產成為其一大特點，加之各類第三部門的廣泛存在，使得政府監管對象集中、監管壓力較小，決策易于落實，所以其政府監管也較為成功。

第二，處罰執行成本過高。

對于一些違反食品安全的行為，政府都有相應的法律處罰措施，但是，我國農產品銷售渠道非常靈活，根據我們調研的情況來看，不論村莊多么偏僻，都會有小商小販開車進村收購，然后再集中賣給其它中間商。就整個農產品收購過程來說大多沒有實現對農產品安全的檢測畢業論文提綱，即便是進行了檢驗，也是集中收集后再檢測，導致出現了問題也很難區分具體責任人，追溯到農戶個人的難度較大，從而使不少人懷有僥幸心理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也正是因為這樣，國外流行的農產品質量安全可追溯制度以及HACCP在我國難以大規模推行。此外，緊縮農藥的使用，會減少農民的收入，其后果可能會使農民與政府監管部門產生較大摩擦，甚至會演化成對抗問題，使農產品安全更加不能保障。

可以假設一下，如果政府真正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去落實對農產品的全程監督及對每一違法行為進行懲戒，其結果則很可能將高昂的監管成本轉嫁到農產品成本上，這反而促使農民想各種辦法人為去增加產量以實現預期收入，其中最為主要的辦法就是使用各種不安全的農藥

三、農民專業合作社——解決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敗的有效組織

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需要建立中介組織。這個組織不但可以使分散的小農聯合起來，統一管理、合作經營、共同面向市場，又能夠代表農戶利益，使農戶利益和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得到統一，這個組織形式就是農民專業合作社[17]。

（一）農民專業合作社有利于解決市場失靈

首先，合作社可以通過注冊商標品牌來將自身與他人相區分。

農產品市場是一個近似于完全競爭的市場，市場中有大量的買者和賣者，每一個人所生產的產品基本同質，這樣的產品市場使單個農戶不可能去宣傳自己所提供的商品的優越性，因為不僅效果不佳，而且成本過高。但是合作社則可以發揮其規模大、標準化生產、安全高效等等方面的優勢，進行商標注冊，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反過來又促使合作社更為注重其品牌聲譽，進一步提高農產品內在品質；另一方面讓消費者掌握更多的購買決策信息，降低了信息的不對稱所帶來的決策風險，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市場失靈給消費者和農戶造成的損失，實現優質優價。

其次，合作社能實現對農戶的利益補償，推進綠色產品的生產。

保證農產品安全，盡量少使用農藥是全社會的共識畢業論文提綱，但在中國的許多農村地區，促進經濟的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是最緊迫的任務。經濟主導型的特征是行為主體的經濟行為以獲取最大收益為目的。綠色農產品的生產所創造的額外利潤是驅使他們安全、無公害農產品的最根本動力，因為誰也不愿意為了提高農產品安全而去放棄本可以獲取的利益。只有當一部分農民在發展綠色農業的過程中得到更大收益時，在市場利益的驅使下，就會使得更多的農民參與進來，推動農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從而從更大程度上保障農產品安全。而合作社就可以做到保證綠色農產品生產的同時，補償農戶由于減少農藥的損失，并提高農民的收入。它通過為農戶提供農資產品購買、農業技術和產品銷售服務來降低成本，提高產量，增加銷售收入等方式彌補農民為生產綠色產品而產生的損失；它可以聯合農戶開發地理標志產品、地域著名產品，注冊登記農產品品牌，通過優質優價，或獲取品牌收益，來提高農民收入；而大型合作社還有較強的議價能力，使農民在農產品銷售鏈上得到更多的經濟利益，從而吸引更多的農戶參與到合作社中進行綠色產品的生產。

案例：隆豐農產品產銷專業合作社是甘肅省民勤縣的第一家注冊合作社，該合作社主要從事的是洋蔥的生產和銷售，并且是當地最大的一家洋蔥產銷合作社，實行標準化生產，統一購銷。為了便于與其他洋蔥生產者相區別，合作社不僅注冊了商標，而且將其商標品牌印刷在其專門定制的紅色包裝袋上，在洋蔥的銷售過程中必須用這種包裝袋。在市場上不僅中間商很容易將其識別，而且據了解，其品牌也在消費者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認可程度逐年上升。

（二）農民專業合作社在有利于緩解政府失敗

首先，合作社將分散的農戶有機相聯，減少了監督及執行成本。

各農戶通過合作社易于迅速集中，使得政府的農業服務部門透過合作社向農戶進行監管，節省了政府機構與分散農戶聯系的成本，而合作社進一步通過統一農資采購、統一技術規范、統一使用肥料、統一治蟲施藥和統一農產品檢測及銷售來實現對合作社成員生產全過程監督，從而在很大程度上確保所生產出來的是綠色、無公害的優質產品，使政府難以靈活實施的各種監督舉措內部化畢業論文提綱，極大降低了政府監管的成本，也減少了不必要的溝通摩擦所帶來的爭執，將政府在農田管理上所面臨的種種困難得到較為有效的解決。

其次，利益相關者的一致壓力從很大程度上遏制成員農藥濫用。

雖然政府機構無法掌握分散農戶使用農藥的情況，但處于同一村莊的農戶對鄰居生產用藥情況有較為充分的信息。同時，處于一個相對狹小范圍內的農戶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熟人社會”關系：如果某合作社成員隱瞞了使用烈性農藥的情況，極有可能出現的農產品安全問題會使整個合作社的聲譽和收入遭受損失，該農戶不僅受到來自于合作社的懲罰，而且還要承受周圍人群施加的道德譴責，其社會地位受到嚴重削弱。總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具有極為廣泛的聯系基礎，能夠糾正農藥濫用問題中政府監管失敗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案例：民勤縣金光高效農業產銷專業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該合作社主要從事的是蔬菜的產銷。為了保障農產品安全，合作社嚴格掌控農藥的使用，統一農藥采購及使用，并對農藥的使用請專家進行指導；合作社本身有育苗中心，一直積極探尋更為優質的品種。上級主管部門每次只隨機抽檢部分農戶便可以掌握全部成員使用農藥情況，政府也經常利用合作社定期及不定期的社員大會來宣講各種農業政策，加強與農民的聯系與溝通。

四、多中心治理——政府、合作社、其它社會組織三者缺一不可

由奧斯特羅姆等一批學者發展的多中心治理理論認為：對公共事物的良好治理不僅僅依靠于政府，而且還需要吸納更多的社會組織（第三部門）參與其中，強調自主管理，只有這樣才能提高管理效率，解決實際問題。因此，對于農產品安全，政府、農民專業合作社及其它社會組織三者缺一不可。只有明確各方職責，相互配合在創造有利的市場環境，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其的調節作用才能解決農產品安全的源頭問題。

三者關系如圖一：

圖一

政府應該在法律法規上進行完善，其主要職責是制定相應的農產品安全生產的標準以及違反該標準的嚴厲懲罰措施，使安全生產成為農戶的自律行為；支持和促進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引導和強化其在安全生產上以及將分散的農戶聯合為一體的優勢，讓合作社成員形成更為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從而更利于政府的監管，并積極推進合作社的品牌建設；定期食品安全檢測公告，推優警劣；扶植其它社會組織的發展等。為農產品安全生產創造良好的體制環境。

合作社作為一種有效的社會組織，更應該發揮其貼近治理對象的優勢畢業論文提綱，成為農產品安全保障的主體，發揮其在產供銷上的一切影響力，保障農產品生產源頭的安全，將政府在農田管理中管不了、管不好的方面盡量內部化，并積極擴大其影響力，帶動更多的農戶，追求更高品質；合作社也應該配合政府的監管行為，積極提供便利，自覺帶頭遵守《食品安全法》中的相關規定；并且應該加強與其它社組織，如合作社聯合會、消費者協會等等協會之間的聯系，共同為農田管理出謀劃策、承擔起農產品安全生產的主力軍。

其它社會組織，如消費者協會、養豬協會、蔬菜協會、金融保險機構等等。消費者協會應該發揮其聯系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功能，探索調節二者之間矛盾的積極解決方案，成為聯接雙方的橋梁；各種行業協會則應該積極探索食品安全標準的制定以及推廣，彌補政府在食品監管中的死角，分擔政府的工作壓力，并且定期或不定期的組織各種培訓提高合作社成員的生產技術能力，以及介紹引進品質高、效益高、無農藥依賴的優質農產品品種；此外，應該充分利用保險機構的風險保障機制，將一部分保質期短、易變質、產品運輸風險大的綠色農產品進行投保從而確保農戶利益并生產出更多的市場信息以利于消費者選擇。

五、總結

農田管理作為農產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線，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而農田管理中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農藥濫用及殘留問題。但是存在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敗”現象使農產品安全問題更為突出，農產品不能因其品質高低而獲取相應的社會認可及收益。本文認為必須明確政府、合作社、其它社會組織在確保農產品安全中的職能定位，特別是要發揮合作社為作為一個主體在解決該問題上的獨特優勢，三者相互配合、各司其職才能解決在食品安全中難于解決的瓶頸問題——監管及農民利益補償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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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一號）[EB/OL].

第7篇：小農經濟和農業經濟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農村金融；金融體系；行政抽取機制；金融政策

以1979年2月國務院發出[79]56號文，恢復中國農業銀行為標志，中國已經進行了30年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與建設。在這30年中，中國的農村金融體系與中國經濟改革、中國金融改革相伴隨，尤其是與中國資金的供求形勢變化相伴隨，經歷了兩個明顯的發展階段。本文將在以政府主導金融發展為基本體制背景，以資金余缺狀況為劃分依據，將農村金融體系的形成和變革，置身于整體經濟和金融改革的總體背景下，來闡述其形成和發展邏輯。

一、資金短缺條件下的儲蓄動員機器

在1996年之前，中國的資金供求形勢，一直是非常緊張的。按照錢納里的理論，中國是典型的國外和國內資金“雙缺口”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情況下，農村金融機構在整個國民經濟和金融發展過程中，主要扮演儲蓄動員機器的角色。

實際上，自計劃經濟時期，包括農村金融在內的整個金融體系，都是按照二元經濟和二元金融的邏輯，圍繞城市工業化建立和發展的，是一種城市偏向性(city—bias)的金融安排。當時的中國金融體系，實質上是如林毅夫等所言的因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策略”而內生出來的一種融資制度安排。這一融資制度的中心，是為發展重工業籌措、配置資金。這樣的制度安排，由計劃經濟時期，一直延續到1978年之后。

1978年后，市場的逐步放開和各個地方對經濟增長的追求，使得資金短缺，更加成為發展的瓶頸。作為金融中介的各類金融組織，延續并強化了儲蓄動員功能。筆者曾經發表了多項研究，說明了在資本短缺的基本背景下，大量資金在中央政府主導的金融縱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導的金融橫向分割下，流向了國有工業部門。在政府的金融控制下，長期金融發展讓位給短期經濟增長，使得金融功能財政化，金融機構扮演起“第二財政”角色：在動員儲蓄過程中，替代稅收收入功能；在資金貸放上，替代財政支出功能。因此，金融機構在農村的活動主要是為了城市部門工商業發展動員儲蓄。正式金融安排的動員儲蓄目的，必然與農村非正式安排可能產生的儲蓄分流發生沖突。于是，在政策設計者眼中，正式金融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安排是水平競爭，而非垂直合作關系。壓抑民間非正式金融組織的發展，以確保農村正式金融組織儲蓄動員功能的發揮，就是這段時期金融政策演變的重點。

從“政府與市場關系”、“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的特殊邏輯：中國農村金融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來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動員儲蓄，為工業化、城市化動員儲蓄和方便政府控制的需要，而非基于解決農村融資困境的基本問題。由此，使得農村金融安排成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動員儲蓄的機器，資金外流、農村“失血”是這種制度安排的必然。

可見，在20世紀50年代確定以重化工業化作為國家目標之后，為了獲得工業化最稀缺的要素——資金，國家對金融業采用了完全壟斷的方式，控制由鄉村到城市的所有金融機構網點，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當然包括資金)，進行國家工業化的努力。周立、胡鞍鋼的研究顯示，19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使得金融控制的方式發生了轉變，由于改革本身就是將經濟自利還給民間的過程，這一過程也自然伴隨著國民財富的轉移——由“集財于國”到“散資于民”。原來由政府集中控制的資金，在改革后散布在民間的各個企業和居民手中。這使得中央財政能力大大下降，逐漸變為“弱財政”。經濟改革和轉軌的需要，要求中央政府必須要有強大的動員和支配資源能力。為了收集民間資金，中央政府以組建國有獨資專業銀行和拆分中國人民銀行為主要標志，建立了一個以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為主體，以行政區劃為網點分布原則的強大的金融部門，自上而下地將觸角延伸到各個民間部門，去替代利稅上繳的計劃制度安排，重新集聚財富，將儲蓄轉化為投資，這啟動了中國金融業的大發展，帶來了金融資產的迅速膨脹(“高增長”)。但是，由于資金配置不是依據市場原則，而是依據中央政府的財政投資安排，出現了發展經濟學中所言的“沒有發展的增長”(“低效率”)。例如，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的專業銀行體制下，每一家專業銀行都對準相應的行業和地域，互不混淆，形成了金融縱向分割的局面。直到地方政府介入金融發展時，這一局面才有所打破。

1984年投融資體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并沒有控制金融機構的沖動，因為在集權經濟體制背景下，財政遠遠比銀行更重要。當時國有金融體系的縱向分割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手安排，各地龐大而均齊的銀行科層組織結構，明顯地帶有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著意安排的痕跡。但伴隨中央財政能力的下降，中央計劃內安排的資金越來越不足以繼續支付地方投資建設所需的資金，地方政府在財政包干制下，也開始有意識地減少其稅收努力，使得基本建設投資體制不得不由財政撥款轉為銀行貸款(“撥改貸”)。投融資體制的改變，使得地方政府將關注對象，由財政轉向了銀行。于是，地方政府開始加強對當地金融機構的控制。一方面，它們竭力控制國有銀行在當地的營業網點(國有銀行和新興的專業銀行也有在各地鋪設網點的沖動)，另一方面，自行組建各類信托投資公司、證券公司等，并爭取在本地設立融資中心、證券交易中心等，力圖最大程度地動員本地儲蓄，讓本地儲蓄用于本地投資，盡力爭取吸引并利用外地資金。其后果是，各類國有金融機構在各地網點迅速膨脹的同時，由地方控制的各類金融機構甚至非法融資機構遍地開花，出現了各地方激烈的“金融競賽”局面，將金融機構又橫向分割為塊塊。地方政府介入金融發展過程后，各地區經濟發展普遍出現了這樣一副景象：地方官員的升遷競爭主要表現為地方政績競爭；地方政績競爭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競爭；經濟增長競爭主要表現為投資競爭；投資競爭主要表現為金融資源競爭；金融資源競爭主要表現為金融機構競爭。由此，以“銀行多過米鋪”為標志，進一步推動了中國金融規模的“高增長”，但也加劇了資源配置的“低效率”。

政府對金融業的控制，使得金融機構發揮的主要是動員儲蓄，而非資源配置和風險管理的功能。設在農村的金融機構尤其如此，農村正式金融部門在吸收儲蓄上，必然與非正式部門發生競爭，而非正式部門吸收的儲蓄，并不會像正式部門那樣，可以通過行政命令和資金劃撥，朝向政府意愿的投資方向放貸。因此，政府和正式金融部門都有打壓農村非正式部門發展的沖動，而正式金融部門動員的儲蓄，又大部分流出了農村社區。所以，資金短缺形勢下，農村金融體系出現了“雙重失靈”——“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同時并存?！叭r”領域，則出現農業缺投入、農村缺資金、農民難融資的農村金融困境。

二、儲蓄動員角色的體制背景

農村金融體制之所以呈現上述邏輯，與計劃經濟以來政治經濟體制安排的宏觀背景密不可分。這要從中國傳統體制形成邏輯的分析中，進一步探尋其發展(見圖2林毅夫等做出的分析框架)。

在20世紀50年代以“一化三改”為標志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的大規模的工業化才開始真正起步。而獨特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意識形態，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與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道路，有著重大的區別。這種區別最主要體現在資本原始積累方式上。

早期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的原始積累，一是靠類似“羊吃人”的圈地運動把農民趕出土地，強制發展資本主義大農業，同時給現代化工業的建立提供勞動力和原材料的準備；二是靠海外殖民掠奪，擴大原材料來源和商品銷售市場。這兩種資本積累手段在后來進行工業化的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采用。那么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由何而來?首先提出社會主義資本原始積累問題的理論家是蘇聯的“托洛斯基派”葉·阿·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他認為社會主義原始資本積累是在“國內外市場相對隔離”的條件下，通過“不同經濟成分之間的不等價交換”所得到的“來源于國營經濟綜合體之外的物質資源的積累”，“這種積累在落后的農業國中應當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盡管當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理論遭到斯大林的嚴厲批判，但通過國內不等價交換積累原始資本的方式，在蘇聯的工業化過程中實際上被采用了，并且成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積累原始資本的通行方式。

按照林毅夫等的分析框架，1949年以后，中國在極低的工業化起點(人均國民收入僅為50美元)上開展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同樣面臨著資本原始積累問題。為了服從這種重化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中國建立了一套類似于蘇聯，又有很強中國特色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通過“低利率”、“低匯率”、“低工資”、“低農產品與原材料價格”等價格扭曲政策，實現了“高積累”，設置了一套維持“不等價交換”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來推進中國工業化的進程。由于當時中國的國情狀況就是所言的“一窮二白”，而國家經濟最主要的支撐是農業部門。于是，一系列不等價交換的體制剝奪的對象最終自然轉向農業部門。

在工業化起步和推進過程中，中國為何要扭曲價格，以推進工業化進程呢?原因在于，重化工業優先的趕超戰略需要動員大量社會資源，而中國當時經濟剩余主要來自農業，數量少、分布分散、政府在農村的稅收能力低。為此，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場調節機制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使資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業發展。具體地說，就是要人為地降低發展重工業的成本，同時提高資源動員能力，包括為重工業發展提供廉價的勞動力、資金、原材料，以及進口設備和技術。為此，就要全面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人為扭曲利率、匯率、原材料、勞動力等各種生產要素與產品的價格。最終建立起一個資源的計劃配置制度，在微觀經營體制上，城市部門表現為國有工業企業，農村部門表現為。由此帶來的產業結構失衡、效率低下、農村部門的凋敝，是制度安排的必然結果。農村金融體制，自然也服從這樣的發展邏輯，成為為工業化、城市化積累低成本資金的必然安排。

即使在1978年以后，多次農村金融體制改革，也都是在支援“三農”的名義下，壯大了為城市工商業發展動員儲蓄的基礎。以“一國兩策，城鄉分離”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不僅使得金融供給遠遠不敷農村金融需求，反而使農村地區出人意料地成為金融資源的凈供給者。農村金融供求表現出了總量和結構的明顯失衡。農村建設和發展沒有完成“非農化”，農村資金卻一直在“非農化”，農村金融機構似乎成為農村資金的大漏斗，它們在農村吸收儲蓄存款而對農戶和涉農企業的貸款相當少，甚至不少地方的商業銀行根本就不對農戶和涉農企業發放貸款。從短缺經濟角度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國農村金融的供不應求成為常態，農村發展也長期處于“負投資”的狀態。面對總量越來越大，結構越來越豐富的農村金融需求，制度安排的農村金融供給卻一直是剛性，甚至是相對萎縮的。

三、資金形勢的方向性轉變

資金短缺和政府的金融控制同時并存的條件下，金融機構下鄉的主要目的，是動員農村儲蓄，然后配置到投入產出比高的非農領域。所以，一家家設在農村的金融機構，成為把農村資金抽取到城市的一根根管子。農業銀行、郵政儲蓄如此，連所謂的“支農主力軍”——農村信用社，自1970年代以來，實際上也一直是向農村“抽血”的主力軍。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1992的數據和《中國農村住戶調查》1996年的數據顯示，自1970年代開始，農村信用社對農村的貸款余額就持續小于農村的存款余額(即貸／存比小于1)。1980年代貸／存比大體在1／2左右，1990年代大體在2／3左右。其中，1995年農戶儲蓄僅有22％用于農戶貸款。即農民似乎在“自愿”地把資金讓渡出去，以至于農村存貸差成為各家金融機構爭奪的對象。1990年代中后期的銀行商業化改革，使得各家金融機構出于成本收益考慮紛紛撤出農村市場，此時就留下來在城市里沒有大本營的農村信用社，它被多次強調恢復合作制，并冠以“支農主力軍”的名號。但實際上，農戶從農信社獲得的貸款仍不足其向農信社存款的1／3，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今。

事實上，在資金短缺時代，農村金融改革幾乎沒有成功的條件，作為置身于整體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的弱勢金融組織，農村金融機構只能扮演儲蓄動員機器的角色。這導致了農村“缺血”現象日益突出，農村資金不斷“凈流出”，使得中國農民事實上在集體“扶富”，成了資金的凈供給者。

但是，資本短缺的狀況，在1990年代中期，發生了方向截然不同的變化。自1996年起，中國金融體系的資金，由短缺走向連年過剩，主要體現在金融機構由貸差到存差的轉換上。

由圖3可見，1978-1995年間，人民幣存貸款一直處于貸差狀態，在1987年，貸／存比達到最高(140.7％)，當年貸差為2144億元。1991和1994年，貸差都超過了3000億元。但1996年開始，貸差轉為存差，而且連年大幅度上升。貸／存比低于1，連年大幅度下降。比如，人民幣存差增長率由2004年底的28.84％提高到2005年6月底的38.81％，人民幣貸／存比由2004年底的73.65％下降至2005年6月底的69.18％。超過30％，即8.5萬億元資金處于閑置狀態。2006年一季度，貸／存比進一步下降到68.3％，9.2萬億元資金處于閑置狀態。到2009年5月，金融機構的貸／存比進一步下降到66.3％的歷史低點，存貸差已達18.4萬億元，相當于2008年底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的85％，或者農村居民儲蓄的4.5倍。即使考慮存款準備金、備付金、銀行投資結構轉變等因素，流動性嚴重過剩，巨額資金滯留在金融體系內部，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資金供求形勢的逆轉，為農村擺脫以往單純向農村“抽血”的不合理政策安排，留下了騰挪的空間。至少，農村的資金回流，不再影響城市工商業的資金總量了，所以，也就沒有一直以來必須響應“有余糧賣給國家，多儲蓄支援建設”政策口號的必要了。在此背景下，各項鼓勵解決農村融資難題的政策，也開始出臺了。

四、資金寬裕條件下的政策調整

1996年以來的資金寬裕，使得中國金融體系內部的流動性不斷堆積。進入2000年后，流動性過剩的特征已經十分明顯，資金空轉，引發了許多爭議。雖然中國還沒像日本那樣，步入了凱恩斯所言的流動性陷阱，但政府、央行以及監管部門多次調控的乏力，凸現了中國正罹患著流動性綜合癥。就資金供求結構失衡的狀況而言，我們不妨把它叫做流動性悖論：在國民經濟體系內，金融部門流動性過剩與企業部門流動性不足同時并存；在企業部門內部，大企業流動資金供給充裕與中小企業流動性不足同時并存；在金融部門內部，大銀行流動性過剩與中小金融機構流動性不足甚至流動性危機同時并存；就農村和城市部門而言，城市流動性過剩與農村流動性嚴重不足同時并存；就區域而言，東部發達地區流動性過剩與中西部地區流動性不足同時并存。

周立曾經分析過，流動性過剩與農村流動性危機并存的基本原因，是長期以來城鄉不等價交換帶來城鄉經濟失衡的結果，是片面扶持正式金融體系壓抑民間金融的結果。更深層的原因，則與資本雇傭勞動的產業體系在全球的擴張，以及在中國更加走向極端化有關。

但無論怎樣，資金過剩和流動性悖論的出現，都為解決農村融資問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寬松金融環境。于是，中國政府的各種意圖解決流動性悖論的政策，在不斷地出臺。自1978年以來，中國農村金融體制的歷次政策變化有三大特點：一是以正式金融機構為主，極少為非正式金融出臺相應政策，即使出臺，也是打壓性的，如《民法通則》對于民間借貸，尤其是高利貸的規定，以及1998年7月《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的出臺。二是以農信社為主，尤其是1996年行社分家之后。三是自上而下安排，由關注動員農村資金，到關注農村資金回流，但最終還是落得“一農難支三農”的結果。進入21世紀起，諸多政策，都是朝向解決農村融資困境的方向的。比如，2004-2009年，已經連續6個中央1號文件，強調農村融資問題的重要性，以及改革農村金融體系的決心。

五、農村資金短缺依舊

金融系統內部的存差十年來不斷累積，以至于如何處理流動性過剩，成為一個世紀難題的時候，農村融資難題，卻似乎愈趨嚴重。由“三農問題”成為共識，再到將其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最終推出“新農村建設”的這十年間，政府、央行及金融監管部門，已經針對農村融資難題，出臺了一批又一批的政策，推出了一個又一個以“支農”名義成立的金融組織，也給出了前所未有的各項優惠政策，但農村資金短缺卻依然照舊。普通農戶想得到最基本的“存、放、匯”金融服務，也近乎無路。這體現在：

首先，農戶貸款覆蓋面小。依據多個調查報告，農戶貸款占農戶有效需求的覆蓋面，基本上不超過一半。若計入全部農戶，得到貸款的比率，可能僅僅三成。還有大量的農戶，連存款和匯兌等對金融部門而言毫無風險的金融服務，都不能得到。

其次，農村短缺總量巨大。農村金融缺口龐大，也是一個基本事實。據估計，到2020年，中國的新農村建設，需要新增資金15-20萬億元，以2006年用于新農村建設的3397億元，2007年的4317億元衡量，資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車薪形容。必須要金融部門彌補這一巨大缺口。可是，直至2009年5月，短期貸款中的農業貸款余額僅2萬億元，占全部貸款余額的比重，僅5.66％，如何才能填補這一巨大缺口?

農村金融和農村經濟是共生、共存關系，而三農又是需要服務和支持的機體，那么，在新農村建設中，強調金融支持，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如果機體本身并不能帶來足夠的產業利潤，以支持金融利潤。金融支持要么就是赴湯蹈火，要么就是空喊口號。實際上，金融機構更愿意空喊口號，而不愿意赴湯蹈火。數據表明，1998年以來，所有的涉農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這和11％－12％的農業產值占比，基本匹配，卻和60％以上的農村人口和50％的農業勞動力比重，極不匹配。這一配比顯示，貸款資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公平的維度配置的。從金融角度看，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金融業就是配置資源的，如果農村經濟不景氣，農業產業沒有利潤，那么，就沒有足夠的產業利潤去支撐金融投資，只有農村經濟有活力了，才有可能容納更多的金融資本。所以，在中央三令五申，一個個新型農村金融組織在多元化競爭性市場的旗號下成立的過程中，對農村的貸款規模卻相對穩定，而非增加。這也表明，現行制度安排下，市場金融在農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盡了。指望一個多元化競爭性金融體系在農村的建立，去解決農村融資難題，實在是開錯了藥方。這不僅對農村融資的解決有害，也帶來了對農村金融機構有害的水平競爭格局，是一個“雙輸”機制。

十多年來，中國的流動性過剩和農村流動性不足，以及農信社流動性危機同時并存的現實，已經清楚表明了，市場金融不能單獨解決農村金融問題。一個龐大的、內生于農村社區的合作性金融體系，以及界定清楚的政策金融體系，必須建立起來，并與市場金融體系相伴隨，去適應農村資金的多樣化需要。在沒有弄清楚農村經濟基本性質的情況下，一廂情愿地將其定位為市場經濟，并推出市場金融與其相適應，是政策誤判的關鍵因素。

六、如果欲支農、功夫在農外

本文通過對中國農村金融體系30年改革與發展的回顧，試圖說明農村金融體系形成的體制原因和農村金融安排的復雜性。

實際上，如果中國不能建立一個有利可圖的農村經濟，不能將農村金融根植在健康的農村經濟機體上，資金離農仍是必然。我們的努力，充其量只能是體制內的零敲碎打。我們只是得到了一些短期的、局部的、技術含量比較強的改良方案，并不能解決農村融資的根本難題。原因在于，我們一直沒能認清中國農村經濟與社會的基本特點，天真地認為市場能徹底解決農村融資問題，就像相信市場化能解決農業經濟問題，產業化能解決中國農業組織化問題一樣。市場金融，充其量只能滿足農村有較大利潤空間，并有還貸保證的那一部分融資需求。這些融資需求，多來自富裕的農村和富裕的農戶。因此，它只是“草尖金融”，絕不可能成為“草根金融”。市場金融“嫌貧愛富”是必然的。我們不能因此而指責市場金融機構，因為市場金融本身就是做“優勝劣汰”工作的。要質疑的，是相信市場萬能論的制度設計者和他們做出的制度安排，是不顧農村基本社會環境和融資規律，空降一些制度讓農村部門和金融部門執行的機構和人士。

當前的農村金融改革方案，多還停留在市場邏輯之內，寄希望于不同的市場化主體，能進入農村金融市場，加大農村金融競爭，以競爭來換取更好的金融服務。依筆者的判斷，恰好與這種思路截然相反。當對農村的金融排斥一直存在、農業的產業利潤率一直低于二三產業、小農經濟依然延續、小農依然分散經營的時候，靠農村部門或金融部門自身去解決融資問題，都是無解的。鋪設到農村的市場金融組織，要么繼續爭奪優質客戶的“草尖金融”活動，漠視大多數小農的金融需求，要么累積虧損，最終變為央行下一步要救助的對象。

若從更本質的角度講，一個個鋪設到農村的市場金融組織，對農村發展的長期損害，可能大大超過農村融資量擴大的短期得利。當我們已經知道，農村的儲蓄通過一根根金融管道，被抽出農村的時候，我們說農村患了資金集體扶富的“失血癥”。但當一個個外生于農村社區的市場金融發放一筆又一筆小額貸款的時候，他們又把農村本已經微薄的產業利潤進一步吸出農村，使農村進一步患上“敗血癥”。如若我們又在沒有考慮農村社區內生的金融安排時，就將農村利率放開，那么，追求短期流動性獲利的金融資本，會將農村利潤最大限度地刮走，使得農村經濟難再有復蘇的那一天。當前農村所需要的，是將農村儲蓄留在農村，并且將產業利潤與金融利潤都留在農村的內生于農村社區的金融安排，外來的金融組織，如果要達到名曰“支農”的目的，只需將資金批發給農村社區合作金融組織即可。只有這樣的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而不是目前的水平競爭型金融安排，才能對緩解農村融資饑渴癥，有一定幫助。

當然，上述的建議，還僅僅在現有體制內，做出一些修修補補的改良性的努力。如果不能改變農村發展的市場條件，就不能改變農村資金利用上的高風險、低利潤格局，也無法使農村獲得比城市更為優越的信貸條件，也就無法徹底改變資金流向，從根本上解決農村融資難題。在資本雇傭勞動的整體框架內，在自由貿易的叢林法則下，農村經濟仍會陷入在弱肉強食的狀態，農村金融自然還處于無解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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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小農經濟和農業經濟的區別范文

一、中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

1.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和發展

西方以古希臘為代表的思維藝術，其整體有機思維是相當發達的，以致“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是天生的自發的辯證論者?！盵2][1]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臘的思想家除了運用整體有機思維藝術外，更發展了形式邏輯思維藝術，形成為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這種思維藝術的特點，按發生認識論創始人皮亞杰的解釋：“主要特征是它們有能力處理假說而不只是單純的處理客體，”[3][1]從僅僅可能的真實性中“抓住各種可能的變換，并且只憑想象或演繹的事件去同化現實，”[4]③并引出必要的結論，從而構成假說——演繹推理程序。西方第一個哲學家，米利都學派的創始人泰勒斯，在幾何學領域作出杰出貢獻的同時，揭開了這種思維藝術的序幕。英國著名希臘數學史家希思在總結泰勒斯在幾何學上的發展的貢獻時指出：“幾何學開始成為建立在一般性命題之上的一門演繹科學。”[5][1]畢泰戈拉及其學派推進了這種思維藝術，而亞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邏輯這門學科的同時，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繹為特征的思維藝術。后來歐幾里德又進一步把這種思維藝術貫徹和運用到幾何學中，從而進一步完善了這種思維藝術。

這種以形式邏輯為主要工具的思維藝術，對西方、特別是對西方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的，科學的發展基礎之一，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的偉大成就。正由于這種思維藝術的強有力的影響，即使進入中世紀哲學成為神學的奴婢;占主導地位的經院哲學，也并末能從根本上否認理性和形式思維的作用，它主要是運用形式邏輯的藝術，從外在的權威，即教會所肯定和解釋的圣經出發，演繹、推論出事實。這種思維藝術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并繼續發揮著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總之，西方思維傳統中既有整體有機思維藝術，也有形式思維藝術，但后者長期以來占著主導地位，并對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的實踐，特別是對數學和自然科學等等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但當這種思維藝術發展成為一種形而上學的世界觀時，就成為人們進一步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認識能力的障礙，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級的整體有機思維藝術，即辯證邏輯發展。即便這樣，這種形式分析思維仍未喪失其價值。它在相當廣泛的，各依對象的性質而大小不同的領域中是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臘和15、16世紀以來，西方數學和自然科學領域中取得的輝煌成績就是明證，因此今后還可以繼續作出貢獻。就西方來講，當前更為需要的是運用辯證思維，因為無論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都已進入需要進行廣泛綜合的時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樣，學會辯證地思維的自然科學家到現在還屈指可數，因此“不僅哲學，而且一切科學，現在都必須在自己的特殊領域內揭示這個不斷的轉變過程的運動規律。[6][1]只有運用唯物主義的辯證邏輯，才能做到這一點。

2.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和發展

與西方傳統思維藝術一樣，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在人類思維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較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特征，正確概括和科學評價我國傳統思維藝術的長處和短處，探索它在現時代的轉換趨向，使其更適應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與改革實踐，是當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是指自古代延續下來的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思維結構模式或思維定勢。其基本特征，在于經驗整合型的主體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經驗綜合型的整體辯證思維;就基本程序和定勢而言，則是意向性的直覺、意象思維和主體內向思維;兩者的相結合，體現了我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面貌。中國傳統思維的經驗綜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維相對立，它傾向于對感性經驗作抽象的整體把握，而不是對經驗事實作具體的概念析;它重視對感性經驗的直接超越，卻又同經驗保持著直接聯系;它主張在主客體的統一中把握整體系統及其動態平衡，卻忽視了主客體的對立以及概念系統的邏輯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確定性和明晰性。中國傳統思維的意向性從“天人合一”的整體模式出發，導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對象性認識。它突出了思維的主體因素，而不是對象因素;突出了主體的意向活動及其價值判斷，而不是認識主體對客觀實體的定向把握。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似乎有點像西方的現象學，但卻沒有現象學那樣的意識“還原”和“懸擱”;它不僅承認對象客體和本質、本體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體合而為一，構成了一個整體系統。

經驗綜合的最終結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會）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因而表現為整體辯證思維。李約瑟認為：“當希臘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到形式邏輯的時候，中國人則一直傾向于發展辯證邏輯?！盵7][1]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最顯著優點在于辯證思維。這種辯證特性，主要包含兩點：一是整體思維。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強調整體觀點，認為世界（天地）是一個整體，人和物也都是一個整體，整體包含許多部分，各部分之間有密切的聯系，因而構成一個整體，想了解各部分，必須了解整體?！疤烊撕弦弧笔沁@種整體思維的根本特點。人和自然界不是處在主客體的對立中，而是處在完全統一的整體結構中，兩者可以互相轉換，是一個雙向調節的系統，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調整安排。這表現在思維藝術上，雖然有形上與形下、體和用之分，但形上不離開下，本體不離作用，渾然一體，不能區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維。它認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研究問題，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對象的兩個方面。同時認為所有對立的兩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動”，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維原則。在以后的發展中，又提出了“無獨必有對”、“物極必反”和“一”與“兩”的命題。

顯然，傳統思維藝術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極的，它不僅反映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思維特點和風格，形成了獨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對整個世界歷史都具有價值和意義。除上述辯證思維對我國古代科學和民族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經驗整合型的整體思維同當代的系統論整體思維也有某種相似，它不僅在人體生命科學如中醫學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對于其它綜合性科學也有啟發意義。再如直覺思維、意象思維不僅在倫理學、美學和藝術領域中發揮著巨大作用，而且蘊藏著極大的創造力和豐富的想象力，并且同當代符號學有某種聯系。它是科學思維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質。至于主體意向思維，對于確立認識的主體性和實現人的自我價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國傳統思維畢竟是前科學的直觀性思維，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業社會及其科學基礎上的科學思維。因此，必須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學理論及其思維成果，徹底改變傳統思維的模式。

首先，必須補上形式思維這一環節。正如在經濟的發展上，我們不能跳過“商品經濟”這一環節一樣，在思維的發展上，我們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維”這一階段。而且，歷史的辯證法還在于，經濟上的“商品化”與思維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幾乎是同步產生的，兩者之間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系。

形式思維把人類思維從籠統的整體性推向細節性、定量化，體現出思維的精確性。黑格爾把思維的形式化過程稱為“知性思維”或“理智”。辯證法一方面是對客觀世界普遍聯系和永恒發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對知性有限性的否定。可以說，沒有發達的知性思維過程，就不會產生作為對知性思維的揚棄的辯證法?，F代的辯證思維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觀的樸素的辯證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維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

用思維發展的一般過程來對照我國傳統思維藝術，不難發現它的要害之處在于缺乏知性思維的充分發展這一環節。它的優點是整體性、系統性、辯證性，但卻是立足于直觀性、類比性的基礎上，因而只能是樸素的辯證思維。而“揚棄”這種樸素的辯證思維，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維。明朝徐光啟意識到了中國思維藝術的這一弱點，認為西方科學的長處在于嚴密的邏輯體系，并把這一思維方式比喻為繡鴛鴦的“金針”，而中國人沒有掌握住這一“金針”。因此，加強我們思維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確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華民族思維藝術水平，把樸素的辯證思維提高到科學的辯證思維的必經環節和階段。

其次，必須注重科學技術知識。嚴復在比較中國傳統思維藝術與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時，認為就思維對象或內容而言，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就在于以“古紙堆”為對象與以“自然界”為對象的區別。西方科學技術在明代以前并無超越中國人之處，后來中國科學技術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學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國人則皓首窮經。中國人普遍認為，科學技術無論多么高明總不過屬于“藝”和“器”的部分，這部分本屬學問的“粗跡”，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為可恥;只有“真心誠意”的大道理，“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綸，才是最有價值的大學問。于是造成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狀態：科學研究、創造發明不被鼓勵，它只能自生自滅，循環迭現;知識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結果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始終是感性的，缺乏理論和邏輯，往往不能形成科學公理。盡管四大發明源于中國，但卻沒能引起科技變革，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關系、思維藝術的巨大變革。約克多·雨果說：“在歐洲，一有一種發現，馬上就生氣勃勃地發展為一種奇妙的東西，而在中國卻依然停滯在胚胎狀態，無聲無息。中國真是保存胎兒的酒精瓶”。中國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維傳統，提高思維藝術水平，必須要從“古紙堆”中跳出來，改變輕視、打擊和冷遇科學技術的惡習，要象西方人那樣，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鉆研和認真學習科學技術。

我們要在繼承我國優秀傳統的基礎上，積極吸取西方思維的成果，以發展、改造中國傳統思維藝術，使之更為科學化、現代化。而要實現這一目的，我們在改造傳統思維過程中還必須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現代思維的水平上對思維傳統進行反思。一方面，我們對思維藝術的調整改造，無需簡單重復西方曾經走過的路。我們必須運用的觀點，站在現代思維和現代實踐的高度上，對西方已經走過的思維道路以及現在的思維趨向進行分析。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站在現代實踐和現代思維水平上，自主地展開與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維藝術的交流。在現代的信息條件下，人類思維正不斷趨于同步化;但這種同步性、統一性是以多樣性、差異性為基礎的。我們要形成的是以哲學為基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多樣化的現代思維，只有這樣，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義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維藝術的變革與行為方式、生活方式、活動方式的變革結合起來。思維藝術的變革決不是單項的，而是社會整個變革中的一項?，F代思維的特點之一，便是它與行為、生活和活動的緊密結合，并具有較快的轉化節奏和周期。馬克思指出：“甚至人們頭腦中模糊的東西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定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系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8][1]思維藝術的變革本身，就是人們要求變革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動方式的體現;思維藝術只有與活動方式結合起來，才展現出變革的意義。

中華民族傳統思維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輝歷史。挖掘埋藏于這一歷史進程中的寶藏，是一項艱巨的工作。開放性的現代化思維，不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維進行交流，也需要吸取傳統思維中的精華?？梢源_信，從中華民族的傳統思維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鑒的珍品，并使其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重放異彩。

二、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

中西方思維藝術的比較研究，有一個方法論的問題。任何一種思維藝術，都是一定時代的一定生產方式的產物，因而都具有某種合理性，同時也都具有某種局限性。從縱向來看，后起的思維藝術，并不能全盤否定、先前的思維藝術，正如高級的社會運動的出現并不能否定低級的機械運動的作用一樣。從橫向來看，不同地域的思維藝術，在整個人類思維的發展中，都只是一個方面或一個側面，不宜硬去比較孰優孰劣。在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各種思維藝術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們之間的結合和互補，開辟了人類科學思維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維藝術的比較研究中，應該實事求是地分析各種思維藝術的特點、歷史作用及發展趨勢。

為了從總體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有必要將中國與西歐兩種學術思潮及思維藝術變遷的基本路線作個粗略的劃分：

在中國，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戰國諸子文化的興起，為中國學術思潮與思維藝術開源的第一階段，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覺醒的時期;大約公元前206－公無1644年，即由兩漢儒學經術的發展經魏晉隋唐時期儒、釋、道的斗爭，直至宋明思辨“儒學——理學”，為中國思維發展的第二階段，這是以帶神學色彩的儒學與理學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從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與今文經學至對儒學的批判，是中國思維發展的第三階段，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與科學技術開始在中國傳播的時期。

在西歐，從大約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臘英雄神話時代到古典希臘哲學、科學、藝術的啟蒙興盛，為西方思維發展的第一階段，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覺醒的時期;從大約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臘、羅馬哲學與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形成，為西方思維發展的第二階段，這是僧侶主義占統治地位的神學的時期;從大約公元1100－1600年，即由對宗教神學的批判導致的文藝復興到近代實驗科學的誕生，為西方思維發展的第三階段，這是理性復活和科學興起的時期。

上述中西方學術思潮與思維藝術變遷的脈絡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國，帶宗教色彩的儒學——理學統治時期比西歐中世紀神學統治時期更長（約長800年）。不過，就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具體內容來看，還是有很大差異的。

第一，中國傳統思維藝術以人倫為中心，呈現出以天道與人道相結合的主客體互溶的致思傾向;而西方傳統思維藝術崇尚自然，呈現出以自然為主要對象的致思傾向。

中國古代的災難性氣候，象夢魘一樣壓抑著一代又一代的先民們。人們無力戰勝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間的英雄。隨著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國傳統思維中重視人倫、輕視自然的傾向也由此而萌發。這種輕自然、重倫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會思潮，在春秋時展為一種普遍的時代精神。在古代思維中，這種以人道、倫常為視覺焦點的特征，經過長期歷史的積淀，以邏輯的格的形式固定下來，作為一種致思傾向，成為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顯著特點。愈到后來，這種思維藝術就愈成熟，愈具有豐富的內涵。從廣義上說，思維藝術作為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它與中國人文文化是互為表里的;從狹義上說，由這種思維藝術所建構的哲學，是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學”。

中國文化具有人文主義特點。但這種人文主義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義。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現在注重社會的人格，而不是注重個體的人格。人們習慣于從關系中去體驗一切，把人看成群體的分子、群體的角色，而不是單個的個體，得出人是具有群體生存需要、有倫理道德的自覺的互動個體的結論，并把仁愛、正義、寬容、和諧、義務、貢獻之類納入這種認識中，認為每個人都是所屬關系的派生物，他的命運同群體息息相關。在這種文化氛圍中練就的思維藝術，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種文化的印記。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致思傾向，多側重于向內探求，認為價值之源內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認識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發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在此，倫理原則是第一位的，“善”與“不善”是一切社會行為和科學活動的準繩，“內圣外王”是修身、內省的最高目標。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必須有“反求諸己”、“反求自識”、“反身而誠”的功夫。

但是這種內傾性，并不突出獨立個體的地位，相反，群體是包括個體的;個體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完善，其價值標準是倫常秩序?！俺缟啤钡臉O境，一方面是內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為（視、聽、言、動）必須符于“禮”，即符合社會規范和道德規范。“禮”成了修身、內省的標準。這兩者的關系是，倫常秩序（“禮”）不是由外面強加給個人的，而是個人通過修身、內省自然地推出來的，因而個人也就自覺地、誠心地服從它。人們既然以倫理道德為綱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視野之外了。思維的中心內容，便只是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這是農業——宗法社會里思維藝術的典型特點。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內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數唯物主義哲學家將自然作為自身之外的對象來研究,一般來說,主導方面是將自然包容于心，“萬物皆備于我”，以人為天，天人合一，還原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識與意識對象（自然界）的界線劃得很清，因此他們有系統的本體論、認識論。中國人則基本上不在內心世界與外部自然界之間劃出鴻溝，在傳統的思維藝術中，這兩個世界是互相交錯、互相滲透、互相結合的。當然，在中國思維發展史上，也有將兩者分離的。

中國傳統的思維藝術，從反天道、重人道，發展到將客體自然（天道）化為主體人心（人道），使主客體互溶，這樣，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為具有倫理本質的東西。這是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一個基本傾向。

在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古希臘，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賜，人們對于自然界的態度，卻不象中國原始民眾那樣始終受到災難性氣候的威脅而產生對立情緒。因此，從古希臘開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識的學術傳統。古希臘的文獻記載和哲人們的著作殘篇都說明自然界是這些思想家研究的對象。恩格斯說：“最早的希臘哲學家同時也是自然科學家。”[9][1]古希臘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的思維傳統卻一直在西方延續下來。特別是進入近代以后，作為自然科學的哲學家比比皆是。到了現代、當代，這個特點更加突出。愛因斯坦說過，現代著名的物理學家，幾乎都是哲學家。愛因斯坦本人就是一個例子。這種情況在中國是極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現代以至當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學家的廖若晨星。中國古代的人們當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與社會的政治倫理相聯系、相附會，從現實的利益需要來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們大都是為了純粹的追求知識而探索自然的奧秘，把自然界視為比較獨立的研究對象。顯然，中國傳統思維藝術與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視覺焦點是不一樣的。中國近代以后在科學方面的長期落伍，固然與中國長期的封建制度和小農經濟有密切關系，但也不能忽視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視覺焦點不在自然界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極大地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而自然科學的發展又發反過來促進了思維藝術的發展。在古希臘，自然界還被當作一個整體而從總的方面來觀察，自然現象的總聯系還沒有在細節方面得到證明，世界被看成是從某種渾沌中產生出來的東西，在思維藝術上，就表現為天然的純樸的形式，表現為整體上的樸素的辯證法與唯物主義。到15世紀下半葉，近代自然科學誕生，一直到18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研究的主要領域是力學和數學，各門自然科學正處在材料的搜集階段。這種狀況影響到思維藝術，就形成機械的、形而上學的思維傳統。18世紀下半葉以后，歐洲近代自然科學由搜集材料階段發展到整理材料、各學科互相綜合和滲透的階段，自然科學系統地描繪出一幅自然界聯系的清晰圖畫，在這種背景下，“新的自然觀的基本點是完備了：一切僵硬的東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東西消散了，一切被當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東西變成了轉瞬即逝的東西，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恒的流動的和循環中運動著。”[10][1]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維藝術，就是在這樣的自然科學基礎上產生的。

西方思維藝術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為視覺焦點的致思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點，它不僅加速了自然科學的發展，也影響到人們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學與民主的傳統。

第二，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具有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特點;而西方思維藝術則具有實證性、局部性和精確性特點。

人類思維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性。一般說來，思維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產方式。原始人類的生產實踐水平和科學認識水平都極低，原始人對自然未有精細的認識。在原始人類面前，自然界是一個神秘的、不可戰勝的整體力量。同時，原始人分化主客體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這一時期的思維就具有意會體悟的直覺性、籠統素樸的整體性和朦朧猜測的模糊性。

這種特點，在古代中國和古代西方的思維藝術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臘為代表的“天然純樸”的“天才直覺”的思維藝術，隨著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在15世紀以后逐漸被一種追求局部性、精確性、實證性的思維藝術所代替。在中國，自然科學在古代取得輝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卻沒有獲得長足的進展，即沒有象西方那樣進步到對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學的停滯不前，以及農業型自然經濟的長期延續，“大一統”宗法社會的不斷加強，使中國傳統思維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始終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相反卻得到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思維藝術有代表性的特點。

意會體悟的直覺性。如前所述，中國傳統思維具有內傾性;而直覺性則與內傾性有密切的關系。內傾性強調向內尋找，如“反求諸己”、“反求自識”、“反身而誠”等，這種內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確的言語表達，即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人們也就只能靠感覺、體驗、意會、領悟來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邏輯思維的成分，因而往往帶有神秘色彩。直覺雖然直到現代仍然是人類多種思維藝術的一種，在認識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為認識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維和實踐活動在認識的作用，這樣就歪曲了直覺思維的本質，不可避免地會陷入主觀唯心主義。

籠統素樸的整體性。在中國，自然科學沒有發展成為近代形態，沒有一個分門別類作精確研究的階段。進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體性思維特點。整體性思維對世界的把握是籠統的而不是精確的。整體性思維把世界看成是某種從渾沌中產生出來的一個整體，一個不斷變化、不斷流轉的過程。它注重自然和諧，習慣于融會貫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張從局部、細節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結合為一體，主張人參與自然界;自然界滲透于人“心”，所謂“萬物一體”、“天人合一”。現代思維雖然也強調整體性、綜合性、系統性，但它是在認識各個細節的基礎上對整體的科學把握。而中國傳統思維的整體觀并沒有經過對整體的剖析，其思維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樸素的認識階段，因而有待向現代思維靠攏。

朦朧猜測的模糊性。以整體性為特點的中國傳統思維往往固執于對事物的質的判斷，而忽視對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準確清晰而往往帶有朦朧的猜測成份;其思維范疇往往具有不確定性和多義性;在方法上，則講究“設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這種思維藝術只能給人們提供關于事物的模糊整體圖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邏輯力量。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由于歷史的局限而存在著很多缺陷，但綜觀人類思維發展的全景，這種思維藝術是人們認識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發展。思維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應的場合有它獨特的作用，這種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維藝術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國哲學史上，多數哲學家注重對事物的總體把握，注重事物的運動和聯系，與這種思維藝術有著密切聯系。

在中國，思維藝術的發展歷程，沒有明顯的階段性差異，基本上是一以貫之地漸進發展;而西方思維藝術的發展歷程卻不一樣，古希臘思維傳統和西方近代思維傳統有明顯差別。近代以后，由于經驗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西方思維藝術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古希臘時期形成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思維傳統，在近代科學沖擊下幾乎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與近代自然科學相適應的，以實證性、局部性和精確性為特點的思維藝術。

以古代科學以經驗為主不同，近代科學以理性為主，十分重視實驗的或實證的方法和歸納的方法對科學發展的作用。這個方法的創始人是英國近代實驗科學的始祖培根。在他看來，感覺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識的源泉，因此實驗科學具有重要意義，科學本身就是實驗的科學;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須用大量事實作依據，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單一的、個別的東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論。培根開創的重視觀察和實驗、重視例證和歸納的科學方法論思想，有著深遠的影響，直到現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維藝術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維藝術除了突出實證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學發展狀況的影響，還形成了局部性、機械性、形而上學性等特點。從15世紀下半葉到18世紀末，是西方自然科學分門別類地搜集材料的階段。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天文學、化學、生物學等在這一時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而發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學，它是近代自然科學誕生后的第一門獨立科學。所有這些學科，都是孤立地、靜止地進行研究的，每個學科都只看到自己領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沒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運動著的有機聯系的整體。牛頓力學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機械力學規律被片面夸大并用來說明一切自然現象。自然科學發展的這種狀況，深刻地影響到人們的思維藝術。培根和洛克最先把這種孤立的、靜止的、機械的形而上學研究方法帶到哲學領域，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運用和發揮，積淀在人們的深層心理結構中，成為西方思維藝術中一個重要方面。

自然科學的分門別類和量化發展，也帶來了思維藝術上的精確性特點。近代數學的巨大發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學對精確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學、力學、生物學、化學等科學領域，都需要精確的計算。近代的力學家幾乎都在數學上有很深的造詣。同時，由于實證思潮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某一理論的建立，必須有精確的經驗事實支持。這種對于精確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維藝術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對于無論什么結論，西方人幾乎都會問：有沒有數字根據？統計是否精確？

西方思維藝術的實證性、局部性和精確性，是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產物，它在人類思維發展史上起過重大作用，但隨著科學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特點卻難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實證性和精確性原則在許多科學領域里（特別是在微觀物質領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對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導致機械論和形而上學，從而阻礙對世界全貌和事物間總體聯系的把握。

第三，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疏于邏輯推理，忽視理論體系;而西方思維則強調邏輯推理，重視理論體系。

中國傳統思維中意會體悟的直覺性、籠統素樸的整體性和朦朧猜測的模糊性，蘊含著系統思想的萌芽?！按蠡餍小?、“萬物化生”，天地萬物渾然一體，這些都是對對象世界的比較正確的描述。中國傳統思維雖然能系統地整體地思考對象，但卻不注重邏輯推理。如前所述，中國傳統思維對事物的把握，往往通過體驗、意會和領悟，講究“設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運用嚴密的邏輯推理。

誠然，在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發展進程中，邏輯思想曾有過一段輝煌歷史，如先秦時期的辯者派和正名派，特別是辯者派中的墨辯邏輯，就曾興盛一時。在先秦邏輯思想中，不僅有形式邏輯的內容，而且有較發達的辯證邏輯思想，同時還有數理邏輯和語言邏輯的萌芽。墨辯邏輯的“三物”（故、理、類）理論，可與西方的三段論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國傳統的邏輯思維，終究是不發達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國的邏輯思維不象西方那樣有關于思維形式和論證方法的系統完整的理論?！赌q》雖然是一部邏輯的著作，其中有非常豐富的邏輯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邏輯推理演繹系統和方法論體系。其二，中國傳統的邏輯思維藝術，往往與倫理的規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術思想緊密相連，并屈從于倫理和政治，這樣就削弱了對邏輯思維藝術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邏輯理論，大都偏于對某些概念、命題的論爭，如名實之爭，關于“白馬非馬”、“離堅白”的爭論等。同時，在說明一些邏輯觀點和方法時，仍然采取“設象喻理”的辦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藝形式等形象思維方式闡釋甚至代替邏輯規則。其四，“設象喻理”的思維方法妨礙了邏輯向符號化、形式化發展。在中國先秦之后，邏輯思想基本陷于停頓，純邏輯研究幾乎沒有了，更談不上如西方那樣發展到近現代邏輯，如概率邏輯、模態邏輯、模糊邏輯、語言邏輯等。

由于疏于邏輯推理，中國自先秦以來一直強調“實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這可以從內容與形式兩方面加以分析說明。從內容上看，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十分重視“經世致用”，重現實，重人倫，強調理論必須維護倫理綱紀，必須有益于政治，認為探究理論的目的是為了眼前的實用。而西方學者往往并不注重學術理論與人們實際利益的直接關聯，亞里士多德就說過，希臘人“探索哲理只是為想脫出愚蠢，顯然，他們為求知而從事學術，并無任何實用的目的?！盵11]西方很多學者都是為了純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觀世界的奧秘。這種學術傳統使很多著名的理論體系得以誕生。而中國學術史上，這方面卻是個弱點。從形式上看，中國傳統思維不重視宏觀、系統的理論表達方式，而是采用“設象喻理”、“微言大義”、“語錄體”等表達方式。“語錄”需作詳細注釋、發揮，“微言大義”之義蘊何處也不很明確。因此，中國有一門獨特的學問，稱之為經學，即訓解或闡述儒家經典之學。形式是由內容所決定的，理論體系的貧乏導致表現形式上的這種狀況。

西方的邏輯思維傳統發端于古希臘。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作為傳統形式邏輯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邏輯理論體系?，F代形式邏輯的許多重要內容，在兩千多年前的亞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亞里士多德開創的邏輯學，在西方思維藝術的發展中產生了深遠影響。到近代以后，英國培根對邏輯學又作出了重大發展，他針對亞里士多德邏輯重演繹、輕歸納的特點，第一個系統地制定了經驗的歸納法。他的歸納邏輯運用了“三表（本質和存在表、差異表、比較表）法”，并以此豐富和發展了亞里士多德邏輯中的簡單枚舉歸納法。到19世紀，英國哲學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廣為契合法、差異法和共變法，同時還創立剩余法，發展了歸納邏輯。邏輯思維發達與否的重要標志在于是否達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紀末，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就曾試圖建立形式的演繹邏輯，并在邏輯的符號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為數理邏輯的先驅。19世紀中葉，英國數學家布爾創建了以他命名的邏輯代數系統，使邏輯形式化有了重要發展。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德國邏輯學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現代化形式的數理邏輯命題演算體系，即構成了最早的命題邏輯的公理系統。到2O世紀30年代，現代邏輯又取得了幾項輝煌的成就。

西方現代邏輯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發展，充分說明了重視邏輯思維的傳統在西方思維藝術中所占的主導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這種思維傳統與中國思維傳統相比較，就會看到，在中國，邏輯學的發展是極其緩慢的，現代邏輯的所有成果，幾乎全是從西方引進的。從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國思維傳統和西方思維傳統的明顯差別。

西方思維除強調邏輯思維外，還非常重視理論的體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奧秘的過程中以“求知”、“愛智”為目標，追求理性的享受，著重發展知識論。各種理論體系象一個個螺旋上升的圓圈，綿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長河中。亞里士多德以博學著稱，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其著作包括邏輯學、自然哲學、認識論和心理學等各個方面。他不僅把各個領域的知識匯合成一個龐大的體系，而且每一領域的知識也自成體系。在他之前，柏拉圖的唯心主義理論體系是人們所熟知的。到中世紀，正統經院哲學系統化，形成了托馬斯的神學唯心主義體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則是理論體系層出不窮的時代。法國笛卡爾不僅建立了物理學和數學的體系，而且還論證了他的“形而上學”世界觀體系，以及以幾何學為標本的理性演繹方法體系。英國洛克在巨著《人類理智論》中建立了龐大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的理論體系。德國人更不愧是構造理論體系的好手?？档碌摹叭笈小睒嫵闪酥南闰炚摗：诟駹柕目陀^唯心主義體系，包括邏輯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三個有機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個完整的體系。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理論體系也是人們所熟知的。現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視知識論理論體系，理論自然科學的發達和哲學派流派的蜂起說明了這一點。

2.西方思維藝術差異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維傳統的差異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層次的，其中經濟文化背景尤為突出。任何一種類型的思維藝術，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由人們思想活動的逐步演變和長期積淀而形成的。就是說，思維藝術的起源和演變是時代精神變遷的產物，其最深厚的基礎固然如馬克思所說是“塵世間的粗糙的物質生產”，而生產關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識等，則是這種精神同經濟基礎之間的不同層次的中間環節。分析中西方思維藝術差異的背景，我們既要從經濟基礎出發，在整個社會系統中探究思維藝術產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從思維藝術所依附的社會子系統著眼，透視社會文明狀態對思維藝術的影響。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產生于這樣的條件：第一，半封閉的大陸型社會地理環境。這種地理環境，與歐洲一些國家的開放性的海洋環境不同，其特點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閉。自然的隔離帶來與外部社會的隔離。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經濟，也不同于工商業經濟的農業型自然經濟。這種農業經濟使中國社會文化心理（包括思維）具有很強的農業社會特征。第三，家國一體的宗法社會。這種社會結構使人們注重血緣，膜拜祖先，推崇傳統。另外，中國古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狀況，對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形成也有重要影響。正是在上述諸條件下形成了與西方思維藝術迥異的中國傳統思維藝術。

在幾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維藝術的發展進程呈現出多樣化，即使在同一時期內，西方各民族、各國的思維藝術也不盡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們分析西方思維藝術的產生條件，只能根據有比較代表性的社會環境對思維藝術的影響，論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區，這里氣候溫暖濕潤，海上交通發達，從而大大促進了農業、工商業和航海業的發展。自然的開放帶來向外部社會的開放。第二，在歐洲，從古希臘開始，就以工商經濟為主。農業經濟雖然存在，但對社會歷史和文明的發展影響不大。這種經濟類型，特別是商業活動，以其純粹的謀利性質和流動的生活方式，構成了足以摧毀家族社會的血親溫情和世系組織的強大沖擊。第三，在整個歐洲沒有形成象古代中國那樣的統一的社會群體;而是小國林立，各個城邦國家可以結成同盟，但它們從來沒有取消自己的國界而混為一體，整個社會可以說是一個松散的個體的組合。相應地，整個歐洲世界觀的核心就是個體性。對歐洲人來說，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擺布的人都是奴隸。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當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廣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個體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維藝術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前提。所有這些，都是與中國歷史相異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與中國傳統不同的思維藝術。

三、中西方思維藝術發展的互補融匯趨勢

1.中西方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條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個不同地域的人們在思維藝術上有著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國人和古代希臘人都產生過整體的、模糊的、直觀的思維藝術，都把世界看成一個混沌的整體，把某種具體的物（或現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樸素的關于事物發展、變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維藝術逐漸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出現了明顯的差異。人類進入到現代社會，思維藝術發展的軌跡似乎又開始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階段，中西方思維藝術互相吸引，互相滲透，互相補充，形成了一種融匯合流、協同發展的趨勢。

中西方思維藝術的融匯發展，是以現代科學革命和現代技術革命為背景的，是在當今世界開放與發展的形勢下形成的。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尤其是電子傳播媒介使空間距離的縮短，以及廣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進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維藝術的迅速接近和共同發展有了現實的可能。換言之，現代科學技術及其成果為中西方思維藝術的溝通和共同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而在開放的國際環境中，世界性的廣泛、頻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發展自身文化的過程中有了更多的參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覺地反省自身，博采對方之長，吸收、消化外來文化。

如果說，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開放、文化交流是當代人類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外部條件的話，那么，思維藝術本身的發展規律、它對自身不斷完善的要求，則是當代人類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內在機制。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中國和西方形成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思維藝術，分別沿著兩個方向發展，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各執一端。在認識和把握世界過程中，這兩種思維藝術都有其獨特的長處，發揮著各自獨特的作用,在很多時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們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顯的。如果不克服這些缺陷，思維就不能充分地、科學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維自身也就停止了發展?？墒俏覀冎?，正如人類的實踐發展是不會停止一樣，人類思維的發展也是不會停止的。思維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質是綜合思維的空間跨度和時間跨度，使人類思維在無限的歷史長河中不斷接近絕對真理。這是一個思維由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種不同思維藝術的互相取長補短、融匯發展是不可避免的。而當代科學的高速發展和社會的高速發展則加速了這一進程。

2.西方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內容

中西方思維發展的互補融匯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人文與科學并重。中國思維傳統重人文，以人道、倫常為視覺焦點;西方思維傳統重科學，以自然規律為視覺焦點;這是人類認識外部世界的兩個側面、缺一不可。隨著人類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社會的不斷發展，人文和科學互相滲透，關系越來越密切，以致不可分離。即：人文領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運用科學分析方法，科學領域中則擺脫不了情感因素和價值評判。現代西方哲學的兩大思潮，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思潮，是并駕齊驅的，同時也互相對話，互相吸收和互相補充，愈來愈顯示出匯融的趨勢。注重科學傳統的西方哲學家和科學家，對社會與人的問題也愈益表現出強烈的關注，如關心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問題，研究人和人的價值，人的本質和自由等。在中國，對民族坎坷歷程的深刻反思強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觀念，大膽的開放政策使現代先進科學技術跨進國門，科學主義盛行起來。中國傳統思維藝術一向重視人倫綱常，但在科學主義的影響下，開始發生了深刻變化。人們在思考某種理論時，不僅要問：它的社會意義和倫理價值如何？而且還要問：它是不是科學的？它有沒有嚴格精確的論據？

正如中國思維藝術中不能說完全沒有科學主義傳統一樣，西方思維藝術中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人文主義傳統。但是，歐洲的人文主義注重個體的人格，從個體去看社會，認為社會應以個體為單元和基礎;而中國的人文主義注重社會的人格，把個體看作是社會和群體的分子，從關系中去體驗一切。前者強調人的自然屬性，最后把人歸于自然性;后者強調人的社會本性，進而把自然也人化為具有倫理本質的東西。這兩種人文主義，在當代也有融匯的趨勢：西方人逐漸重視人的社會性和社會關系，而中國人則開始強調個體人格。

其二，模糊與精確并重。一般認為，模糊性是古代思維的特征，精確性是近代思維的特征。實際上，模糊性和精確性都是思維的固有特性，無論在古代、近代、現代思維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維的模糊性是樸素的、粗淺的，抑或說是不得已的，當時的人們囿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對世界總畫面的細節作出精確的說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體。不僅思維的對象是模糊的，思維本身也是模糊的。這個時代可以說是想精確而不成的時代?，F代思維的模糊性則不同，它建立在對外部世界的精確的基礎上，同時客觀地反映了外部世界發展的某些模糊過程和環節。這個時代可以說是為精確而模糊的時代。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維本性的一種表現，它經過長期的延續而得到豐富和發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維藝術那樣在近代受到過精確的揚棄，因而直到今天，中國思維藝術中的模糊性仍帶有古代樸素的色彩。

人類思維的本性要求精確地準確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實踐中改造外部世界。人類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確性，試圖使認識盡可能真實地接近客觀事物本身。沒有精確性也就沒有科學的認識，因此精確性是現代思維藝術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觀世界中真實地存在許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關系等方面，很多時候不可能有精確的結論。這種模糊性表現了事物兩極對立的不充分性，或差異的中介過渡性。反映在思維中，就必然會產生思維的模糊性。模糊數學和模糊邏輯就是現代模糊思維的兩種形式。傳統數學竭力追求精確性，排除模糊性，結果遇到很多不可解決的難題。2O世紀60年代模糊數學誕生，使數學獲得重大發展。模糊數學精確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為人們提供了重要的思維手段，而這一點是傳統的精確數學所做不到的。模糊邏輯是對傳統邏輯的揚棄，它也為我們提供了現代思維手段。傳統邏輯是二值邏輯，它的基本規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對任何命題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斷，不考慮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現實世界中，有很多問題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們的思維活動中也存在著多值的模糊的判斷。因此模糊邏輯便應運而生。

總之，西方人有精確思維的傳統，同時又創立了模糊數學和模糊邏輯，開創了現代模糊思維的新階段;中國人擅長于模糊思維，同時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確思維藝術。這說明，模糊性和精確性作為人類思維的兩種特性，在現代社會得到長足的發展并互相靠攏。

其三，歸納與演繹并重。在西方哲學史上，歸納的傳統和演繹的傳統都是存在的。近代歐洲發生的經驗論和唯理論之爭其焦點之一就是思維方法的問題。以培根、洛克為代表的經驗主義把歸納法作為根本方法，反對演繹法;而以笛卡爾、萊布尼茨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則把演繹法作為根本方法，認為歸納法得出的知識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銳對立的兩派哲學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當時，歸納法與演繹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傾向。洛克把理性演繹隸屬于經驗歸納之下，對演繹法作出了經驗主義的解釋。萊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繹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拋棄了“理性直觀”的絕對性，容納了經驗歸納法的某些內容。這段歷史事實證明，歸納和演繹是辯證統一的，它們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離。歸納法的缺陷在于，從個別的單稱陳述推出一般的全稱陳述并無邏輯必然性。演繹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結論的普遍性程度總是超不過演繹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繹的前提從何而來是演繹法本身無法證明的。因此歸納法和演繹法必須互相補充，同時并重，才能獲得科學的認識。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是重演繹輕歸納的。中國哲學史上的“天”、“道”、“氣”、“神”、“有無”、“道器”、“陰陽”、“和同”、“動靜”、“常變”、“體用”、“本未”、“一兩”、“理氣”、“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進行理性演繹的概念范疇。當然，中國傳統演繹法與西方有所不同，意會、領悟的成分比較多，不象西方那樣重邏輯、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在歸納和演繹問題上有兩點不足：一是輕歸納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繹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統。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在思維領域中，片面地偏重歸納或演繹都違背思維規律，現代思維發展的趨勢必然是使兩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匯。

其四，橫向和縱向并重。思維本身具有時間跨度和空間跨度。從時間跨度來說，它的視野向過去和未來兩個方向無限延伸，宇宙和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思維的對象，這是思維的縱向性;從空間跨度來說，它的視野遍布宇宙，宏觀和微觀，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每個領域，都可能成為思維客體，這是思維的橫向性。

對于任何思維對象，縱向把握和橫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產生、發展的不同階段，有前因后果，人們必須從過程中即從時間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與他事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各種參照系列，人們又必須從橫向對比中即從空間跨度上把握它?？v向思維把思維者提升到歷史的高度，能鳥瞰事物運動的全過程，有利于把握事物的歷史性特點;橫向思維則使思維者具有寬闊的視野，能洞察事物之間的異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歷史性特點;橫向思維則使思維者具有寬闊的視野，能洞察事物之間的異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時性差異。

在西方，社會開放和文化交流有著悠久的歷史，并形成了傳統，因此很少有思維的地域性屏障。在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西方人思維的橫向性特征比較明顯。在中國，由于半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境和長期閉關鎖國的社會環境，人們的思維視野局限在本土之內，因此偏向縱向思維。橫向思維和縱向思維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現代思維正將兩者結合，成為綜合的、全面的、科學的思維。

其五，直覺與邏輯并重。直覺思維與邏輯思維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藝術。直覺思維是人通過知覺對事物進行瞬時的、直接的選擇和判斷，從而認識事物的性質、聯系和關系。邏輯思維則是借助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以及各種邏輯思維方法，在理論推演中認識事物的性質、聯系和關系。直覺思維與邏輯思維都是人類思維藝術的必要環節。就直覺而言，有古代直覺和現代直覺之分。古代直覺是一種樸素的、原始的直覺，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而現代直覺則建立在敏銳的知覺能力、明確的思維定勢和豐富的經驗知識基礎之上，現代心理學的成果也說明了直覺的科學性。

在現代思維藝術的發展中，直覺與邏輯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補充的趨勢。直覺思維可以在瞬間“恍然大悟”而體驗到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省去了很多中間環節，高效率地解決問題，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強，效果難以保證。邏輯思維可以對事物進行嚴格科學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結論可靠，其缺陷是中間環節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時效果。直覺思維的長處正好是邏輯思維的短處，直覺思維的短處正好是邏輯思維的長處，兩者結合起來，則成為比較完整的思維。

在現代思維中，直覺和邏輯互相滲透、互相促進。邏輯思維的發展，使直覺思維有了更多的直觀形式和渠道，更為完善化。在很多情況下，由于邏輯推理過程高度簡化、形式化、自動化，經過反復練習，人們憑直覺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同時，直覺思維進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規律也逐漸被人們所揭示，并被人們作為一種邏輯方法運用到科學發現和生產實踐中去。

其六，形式化趨勢。在人類思維發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現的成果，它是現代思維藝術的重要標準。所謂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語言（表意符號）代替自然語言，描述事物的結構及其規律，并暫時撇開符號代表的意義而僅著眼于形式，把對事物的研究轉換為對符號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維藝術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形式化必須有幾個基本前提：首先，人們對于思維規律有比較透徹的把握，能用簡潔的符號表達它的復雜的本質聯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統，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統有運演的邏輯基礎;再次，有嚴整的演繹理論體系，以適應推理方法與符號公式之間的轉換，最后，有高水平的語言學研究成果。

思維的形式化過程，是思維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過程，也是思維的分解和深化的過程?，F代科學要求語言無歧義地表達概念，用最簡明的方式表達事物內部和事物之間的聯系，而形式化則滿足了這一要求，它用符號準確無誤地表達某個概念，用符號化的公理系統清晰地揭示事物內部及事物之間的聯系，越過了自然語言的障礙，使思維更加精確化、客觀化?，F代形式化思維的一個重大成果是數理邏輯的誕生，它為人類思維藝術的發展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

形式化思維藝術由于舍棄了符號所代表的意義，而只著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維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從而成為人類的共同財富。同時，形式化思維藝術在科學理論的研究甚至科學理論的發現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成為現代思維藝術發展的主要趨勢之一。

形式化思維還有力地推動了人工智能的發展。思維元素用符號表示，思維過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統代替，這樣便能輸入電子計算機，使電子計算機成為能夠“思維”的智能機。人工智能的出現，標志著人類思維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人類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自覺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維藝術。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的發展，思維的社會機制和生理、心理機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來，以至于能通過腦電圖破譯思維語言，能通過射線攝影透視人腦思維的活動過程。人類思維藝術正處于大變革的前夜。我們相信，思維藝術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必然會展現出新的前景

注釋：

[1]《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574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頁。

[3][4]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52頁。

[5]《希臘數學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頁。

[7]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3卷，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