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編碼解碼理論看新聞傳播規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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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傳播學把受眾作為被動的接收者，事實上，這一點已經被歷史證明它的弊端。我國的新聞曾有一段時間只報喜不報憂，本以為是大家都覺得大好局面，卻沒想到這種做法即使報道失真又損害了報刊的威信。這個事例提醒了我們解碼的重要性——在編碼時，永遠不可忽視解碼人。霍爾認為，在意義交流的編碼和解碼雙方之間存在基本的相互聯合、相互依存的關系，既成對等時，它才產生。新聞所用的是語言符碼，語言符碼又根植于我們的文化、社會背景之中，要使看新聞的人會按編碼者的想法解碼，就要在編碼時呈現受眾所能理解的符碼。曾說，“報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對的，‘軟些，軟些，再軟些’要考慮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統一起來。”新聞既要做得符合大眾的理解水平，又要切合文化、社會背景。［4］如果按編碼者個人意志來完成新聞報道，并與解碼者處于不平等地位，最后只有兩種結局，一是造成解碼者的“選擇性感知”，尤其是在網絡信息龐雜、信息過剩到讓大眾屏蔽不及的如今。二是由于不對等產生“扭曲”和“誤解”。尤其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地域之間有較大的文化差別，在對外國新聞時，更加應注重編碼的對應性，否則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損失。例如，陳力丹在關于819講話的評析中舉例，2013年8月1日，我國各主要官方網站均在顯著位置持續48小時安排一篇文章《中國若動蕩，只會比蘇聯更慘》，文章稱“俄羅斯已經從一個強大的國家變為一個在經濟上無關緊要的世界二、三流國家了”，引用了一些道聽途說的話，第二天，俄官方網站《俄羅斯之聲》中文網站回應了中國網站的批評，并準備把文章翻譯成俄文拷貝給外交部。這就是編碼者站在不對等的立場上對解碼者進行傳播的典例。
二、三種地位
霍爾認為，受眾對媒介文化產品的解釋，與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立場相對應。相應的，存在著三種假想地位：“主導-霸權的地位”，大體上按照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進行解釋；“協商”地位，加以一定修正以使之有利于反映自身立場和利益；“對抗”地位，與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全然相反。由于我國的新聞集團都是國營性質，尤其是各大日報，常被群眾反映有著濃重的黨性，特別是在我國報業剛剛起步的時候，報刊所刊登的新聞大多是在歌功頌德。鄧小平在《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到，“《新華日報》最近做得好一些，過去報喜不報憂，現在也報憂了”，這就說明，新聞工作者的編碼如果妄圖行為控制，往往會適得其反，如果坦然地呈現，往往會得到群眾的理解。只有尊重新聞傳播的內在規律，才能使新聞工作產生良好的效果。如果編碼者與解碼者始終處在對抗地位，一方自以為是地傳播，一方滿不在意地忽略，那么新聞就失去了它本身的意義，陳力丹在關于819講話的評析中提到，“如果讀者認為黨性色彩太重，其實是黨性發揮不夠的表現，也就是人民性不夠，為人民服務不夠”。要想解碼者按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進行解釋，就要按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進行編碼，即堅持人民性與黨性的統一，把群眾作為基石，把群眾放在首要位置。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告訴我們，編碼是實現新聞真實性的第一步，如果要想解碼者有合乎實際的理解，就一定要遵循新聞傳播的內在規律。一個扭曲的平面絕不可能還原本來的世界。
作者：劉青青 單位：長安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