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邏輯關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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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眾參與和生態文明建設在利益認識、利益實現、利益協調三個維度，均表現出不同的功能作用關聯性。生態文明倡導形成的意識情感整合功能，從觀念和行動上為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創造了條件。公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一方面能夠整合情感意識、協調多元利益，在社會治理領域形成“帕累托最優”狀態，另一方面能夠反過來整合認同意識、增加歸屬感，激發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活力和動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程度與生態文明發展水平相輔相成，兩者是一個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不斷提升生態文明建設成效。

關鍵詞：生態文明；公眾參與；邏輯關系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深入推進，公眾參與度不斷提高。公眾參與已經成為深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動力，已經成為化解人與自然矛盾關系的實現途徑，生態文明建設重要根基在于公眾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本文把公眾參與和生態文明建設結合起來，將公眾參與納入生態文明建設的視野進行審視，形成一個特定的概念范疇進行問題分析。通過分析、理解和把握公眾參與和生態文明建設二者之間的邏輯關系，有助于理解公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動態過程，從理論上與實踐上促進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建設生態文明，不是放棄對物質生活的追求，回到原生態的生活方式，而是超越和揚棄粗放型的發展方式和不合理的消費模式，提升全社會的文明理念和素質，使人類活動限制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可承受的范圍內，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之路[1]。生態文明建設公眾參與可以劃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層次。從廣義層面來看，生態文明建設公眾參與指向的是一種促進生態文明建設進程的制度化的民主制度，其側重的是社會公眾對由國家、政府承擔的與生態文明相關的生態環境保護相關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2]。從狹義層面來看，生態文明建設公眾參與主要體現在公眾自身環境友好行為，以及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知識儲備、技能運用、宣傳教育和思想凝聚等延伸行為。可見公眾參與，既從廣義上強調作為制度化的參與，又從狹義上強調作為個體自覺的參與。

二、生態文明與公眾參與關聯性產生的現實根源

從生態文明建設和公眾參與的發生緣起及功能表現來看，兩者的產生都源于人類生存發展和謀求自身利益的需要，都發揮著調節不同層次社會群體不同利益的功能作用。因而，具有內在的人性相關性。

（一）發生緣起的相關性

西方經濟學把人假設成理性、自利的“經濟人”。按照這一假設，追求和謀取利益必然是每個社會成員展開一切經濟和社會活動的目標與動力。因此，蘊含于生產、消費活動內所存在的利益將成為人們各種實踐行為發起、實施的內在初始動因。當然，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需求是多元的，從衣食住行等方面生活資料的滿足到精神文化服務的滿足，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生活狀況下，人們對社會產品與相關服務的需求總會表現出數量和質量上的差異。但是，無論需求在形式上如何變化，最終都通過人的利益表現出來。馬克思指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3]，強調利益和需要的滿足是人類活動的基本動力和個體積極性的源泉。作為有目的人類特有的實踐活動，生態文明建設的發起也具有其明確的利益導向，那就是基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的改造，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一方面，政府和一些資源、環境的管理機構通過不斷完善的法律規章來滿足保護人們追求生態產品和生態服務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社會公眾也努力通過各種形式的經濟、政治、文化、法律及制度參與活動，爭取和提高自身在生態文明中的主體地位、權益訴求和政策、輿論的影響力。在此條件下，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秩序就成為每個參與者維護和爭取利益必須遵守的規則。由此，社會公眾必須與生態文明主流的思想觀念及政策決策達成共識。這就促使人們對“五位一體”總布局下的生態文化及其精神價值加以學習和認可，并在遵循有序的生態行為規范和履行明確的生態責任中形成穩定的生態道德品質和生態文明行為方式，在此過程中產生明確的立場、觀念和態度，以此支配生態文明建設的參與活動，并通過運用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評價生態文明建設成效。可見，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活動，正是基于滿足人們維護生存和發展的物質、精神、文化和生態需要應運而生。與此同時，隨著社會階層的分化，各階層間因權益需求多樣化而使社會矛盾日益凸顯。在多元利益格局下，不同階層的社會公眾為了維護、保障和增進自身的權益，必然要尋求上層建筑的認同和庇護，即通過融入國家已經或正在形成的政治、司法和行政制度以及思想、道德、文化形態等途徑，使群體或個體的權益能夠得到政策上的支持和法律上的認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社會公眾作為利益主體，往往會通過各種場合和渠道從事利益表達活動，以使其利益訴求輸入到決策中樞，這就形成了公眾參與的本源。按照公正、平等的理念，在現代政治文明和社會治理架構內，公眾的權益在具備合法性和正當性時，社會公眾通常會通過與公共管理部門進行溝通、協商和對話等形式，形成社會事務的參與機制。所以，從本質來看，公眾訴求和權益合法性的取得，既是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公共利益與公共利益、個人利益與個人利益較量的結果，更是公眾參與意愿及相關行動響應的結果。在民主政治和社會公正不斷提高的后現代社會，一些維護和增進自身的利益的需求，引致的利益主體的社會參與動機更加強烈。相應地，為了化解矛盾沖突，協調各方利益，公眾參與作為一種政策手段在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可見，公眾參與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發起都具有共同的驅動源頭。

（二）功能作用的相關性

生態文明建設和公眾參與在推進社會進步的過程都發揮著各自的作用，并以不同方式滿足人的利益訴求，進而在利益認識、利益實現和利益協調方面表現出來了相應的功能關聯性。首先，從利益認識維度上看，生態文明建設能夠幫助人們形成正確的利益觀念。人的行為總是在意識活動及其動機轉變下表現出來的，因而，追求利益的行為必然植根于利益認識、利益觀念和利益動機之中。但是，在利益問題的價值判斷上，各種符合自然和社會發展要求的正確的認識和觀念并非人類先天具備或自發形成的，相反，卻是實踐作用的結果。20世紀中后期以來，隨著生態危機的擴散化和環境運動的普遍化，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活動進入了政治議程，并在不斷高漲的環境保護的浪潮中喚醒了社會公眾的環境意識和環保決心。相應地，人們紛紛成立一些維護自然界權益的社會組織，并致力于呼吁、推動與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相關的知識、技術、信息進入學校教育和公民教育體系。這些公眾參與的社會活動及直接催生的教育、宣傳活動，引導人們重新審視人與自然關系，并對社會公眾的世界觀、價值觀進行了引導、培養與塑造，使人們在追求生態正義的過程中認識了利益與自然的關系。這種利益認識活動，在促進公眾生態意識覺醒的同時，又拓展了公眾參與利益選擇的內容。其次，從利益實現維度上看，生態文明建設發揮著調節人的行動方向的作用。在工業文明時代，“自然界的一切領域都服從于生產”[4]，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就是力圖把其變成商品，變成賺錢的機器，或者更確切地說，把自然界轉化為金錢[5]。因此，人的利益實現總是建設在對自然界價值的剝奪之上。顯然，一旦把自然界轉化為金錢，自然界自身的價值也就消失殆盡。然而，在生態文明時代，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生態文明建設過程，推崇的則是自然價值和自然資本的理念，倡導完善公眾參與制度，并通過系統化的制度安排，將人訴諸于自然界的利益動機和行為方向加以規范，無論是對生產的目的還是對生產的形式都做出相應的改變和調整，在實踐理性和生態邏輯的前提下，用自己的生產勞動獲得生活資料卻對自然本能、物質欲望、自我利益加以約束和超越，在激勵合理、進步的利益活動中，充分展示自身的文化潛能[6]。可見，生態文明建設認同和支持人們對合理利益的追求，抵制不正當的利益追求，引導人們在追求物質利益的同時，更加關注人們的精神和生態利益。再次，從利益協調維度來看，生態文明建設有利于化解利益矛盾。生態文明建設是對公眾生態權益的提升和實現，公眾依法擁有享受美好生態環境的權利和享有生態公共資源不受侵害的權利，同時，公眾又具有參與維護和實現生態權益的基本權利[7]。公眾參與過程正是將公眾的環境利益需求、生態價值判斷結合在一起，通過不同群體成員之間的充分協商和預先協調，折中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博弈，最終形成符合多數價值理念的具體的公眾利益。此外，政府作為公共事業的管理者，也從公眾參與中了解其更多的愿望和訴求，促進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互動交流，幫助政府緩解其在生態文明立法、管理、決策等過程中與公眾之間的矛盾。面向公眾參與及生態權益的需要，生態文明建設倡導樹立“發展和保護相統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以解決生態環境領域突出問題為導向，試圖為人們創建天藍、地綠、水凈的美好家園。當然，受到社會生產力、技術與管理水平的限制，人們正當的生態權益追求還會基于特定原因而無法全面實現。然而，按照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設計，一些生態性的補償方式則會相機而生（如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制度），使相關權益主體的訴求得到保障，內心得到安撫，心理達到平衡。這些充分體現了公眾參與和生態文明建設在公眾利益關切及其協調之中的一致性和統一性。

三、生態文明與公眾參與關聯性形成的內在依據

社會整合和社會控制是構建社會良性運行機制，確保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協調發展的重要保障。“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就是指特定社會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幾大系統之間以及各系統內不同部分、不同層次之間的相互促進，而社會使社會障礙、失調等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范圍之內。”[8]生態文明建設和公眾參與從不同渠道發揮著社會整合和社會控制的功能，在完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過程中體現出兩者內在的聯系。

（一）社會整合的視角

無論是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還是生態文明，無一不展現著人自身本質力量的凝結[9]。結構功能主義理論認為，社會是由相關關聯單元構成的有機整體，整合就是以制度規范為中心，協調系統各單元之間的關系。社會整合就是以一定的價值規范和程序規則，對社會中既相對獨立又有內在聯系的各方面要素進行調整或協調，使之關系和諧穩定有序，以形成社會統一體的過程[10]。這一過程通過社會利益的認同、互補乃至強制，使各具特殊利益的人以及有共同利益組成的利益集團整體合一，從而維持社會系統的完整性。在我國，隨著社會轉型，大多數社會成員被組織到具體的“單位組織”或群體之中,普遍存在的多元利益、不同話語及他們的身份分化，誘發了諸多社會割裂的因素。既有的社會結構能否使多元群體和諧共處，關鍵在于國家對多元利益和主體進行有效整合的意愿和能力。加強社會整合，引導不同社會群體之間通過認同、溝通，調動社會力量構建公正合理的制度結構，才能使不同社會成員、不同群體和不同組織之間的矛盾趨于緩和。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就需要運用教育、宣傳等渠道促使社會成員在觀念調整和覺悟轉變。生態文明所倡導形成的意識情感整合功能，正好契合了這種要求。生態文明建設通過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上的生態化轉型而實施宣傳教育和說服引導，使社會成員通過自然觀、世界觀的改造，形成所期望的生態價值觀念、生態信仰體系和生態行為原則，并以此規范自己的行為，使不同群體在滿足自身利益需要的同時，不對其他社會成員的需求滿足造成影響。這種新型的“帕累托最優”情景，使社會成員正確地認識和處理各種利益矛盾，使社會成員從改造自然、改造社會、改造自身的實踐過程中體會個人與集體、與國家、與人類休戚與共的關系，并將這種聚合心理轉化為統一行動，從而實現社會內部有效的協調統一，從觀念和行動上為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創造了條件。公眾參與所表現出來的整合作用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利益整合。在生態文明相關的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公眾通過信訪、網絡等途徑表達不同的環境、經濟、政治、文化等權益訴求，而政府部門則在了解這些訴求的基礎上，從社會公正的層面來權衡各種訴求和主張，進而整合這些多元利益，實現“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的制度紅利。其二，認同整合。社會分化和分層會使社會結構發生結構性變化。此時，一些社會成員以及他們的利益訴求和價值觀會處于社會結構的邊緣。有效地將這些“被邊緣化”了的社會成員融入社會，當所有社會成員意識和認同到自己的主體性地位及具有的權利和義務時，他們“屬于”自己社會的歸屬感便得到有效提升。這種歸宿感就促進個體對自己身份的認知和主體性意識的強化，最終促使社會認同的深化。如此，才能從意識和情感的本源上，激發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活力和動力，以致力解決生態環境的整體性與保護的分散性之問的矛盾，將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問的良性發展納入到社會治理中[11]。

（二）國家治理的視角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2]。這是對我國在現代化進程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的主動回應，也是當下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依據和必然路徑。一方面，生態文明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追求。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基于對自然世界的尊重和人類社會發展的考察，合理的生態文明建設路向在于其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歷史統一：合目的性體現出生態文明建設的方略取向與實施路徑必須符合自然界、人類社會自身變化發展的價值需要，即在滿足人的需求時關愛自然之于人類的價值存在；合規律性則體現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理想目標和具體策略要遵循自然界和社會運行內在的法則與規律，而不是違背、破壞和超越這些法則與規律。在面臨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生態環境系統逐漸退化的當前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建設迫切需要集中全體社會成員的勤勞和智慧，按照“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價值取向[13]，通過調動各種積極因素、運用政權、法律和法規等形式，發動各種社會力量，促使社會個體和群體能有效地遵循生態文明規范，營造有利于國家和社會長治久安和永續發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秩序，在生態安全的前提下完善制度體系，提高制度執行能力。另一方面，公眾參與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志。生態文明呈現的是自然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目標情景——人們在經濟社會活動中，遵循自然、經濟、社會及人的發展規律，積極改善和優化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在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做出全部努力并取得成果[14]。而要引領人們真正進入生態文明意義的世界，就需要黨和政府面對社會變遷帶來的各種潛在矛盾和沖突，以及原有結構和制度的改變，遵循人民的意志要求，更加重視建設制度化的治理架構，從思想認知與精神價值上領悟生態文明建設的意義，并按照科學、民主、依法優化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將這些變遷中產生的新的利益訴求等納入到制度化途徑，優化執政體制機制和國家管理體制機制，優化有利于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發展的執政能力。可見，對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而言，其現代化程度與生態文明發展水平相輔相成，兩者是一個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不斷提升生態文明建設成效。

四、結論

通過上述對公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展開和機制分析，可以看出，隨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推進和公眾參與度的不斷提高，生態文明建設和公眾參與已經在現實根源和內在依據上，都展現出了深刻的邏輯關聯，并且，預計二者的有機統一關系將在建設美麗中國的實踐中進一步凝聚、融合與深化。

作者：姚震 陳軍 單位：中國地質調查局發展研究中心 中國地質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