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扶貧綜述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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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健康扶貧綜述范文

關鍵詞:小額信貸;金融創新;持續發展

一、小額信貸及其作用

小額信貸是一種數額較小、以城鄉低收入者為服務對象,由各類金融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實施,主要針對低收入階層或貧困人口、旨在發揮扶貧功能的金融機構。

小額貸款有利于扶持低收入群體,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的和諧和穩定。同時,小額貸款采用了創新的金融方式,打破傳統的金融壟斷,豐富了金融供給主體,加強了同業競爭,有利于提高金融運行效率和服務質量。

二、我國小額信貸的發展現狀

我國自從在1992年引進小額信貸這種方式以后,小額信貸在我國的扶貧事業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為成千上萬的貧困人口提供貸款,幫助他們實現脫貧致富,緩解了貧困地區金融市場貨幣供求矛盾,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但是,從事小額信貸扶貧的機構的工作人員大多數沒有從事金融工作的背景,缺少信貸業務和管理經驗,限制了小額信貸事業的發展。小額信貸事業在我國的發展遇到一系列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從自身可持續發展來看:

首先,小額信貸管理機制不健全,機構從業人員業務素質和管理能力不高已經成為限制小額信貸扶貧事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小額信貸在開展業務時缺乏相關專業金融人才,從業人員知識結構無法滿足工作的需要,制約了小額信貸的發展。

其次,小額信貸缺乏有效合理的監管,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以至于監管不力。小額信貸剛剛進入中國不久,在國內尚未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框架來界定小額信貸機構的法律地位,金融監管不健全。

再次,財務運作面臨著巨大障礙,缺乏足夠且穩定的資金來源。小額信貸由于法律地位問題,不能像其它金融機構一樣通過吸收儲蓄存款來擴展業務,而僅僅只能依靠國際組織的資助或自身資金及盈利資金維持運作。

(二)從小額信貸應用現狀來看,由于扶貧支持面狹窄,信貸周期不盡合理,小額信貸仍然無法有效滿足廣大貧困地區金融服務的需要。面對貧困地區多樣化、分散化、復雜化的需求,光靠資金支持是無法滿足廣大貧困地區金融服務需要的。

(三)我國小額信貸缺乏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小額信貸剛剛進入我國,政府未能及時的為小額信貸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而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對于小額信貸的可持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它能有效地促使商業性可持續小額信貸機構成長、壯大和競爭。

三、關于發展我國小額信貸的若干思考

針對我國小額信貸機構在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我們做出以下思考:

(一)小額信貸機構要加強自身管理水平,積極推進金融產品與服務創新,提高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

首先,要培養高素質的經營者與管理者,加強對小額信貸機構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和專業知識培訓。其次,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激勵機制,保證從業者能獲得相應的報酬,穩定人員,做到長效發展。再次,小額信貸機構應針對不同的信貸需求主體、不同的需求地區開發與之相適應的產品和服務,延伸信貸范圍,同時積極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更好地滿足農戶多層次、個性化的信貸需求。

(二)完善風險控制、監管機制、擔保機制,分散和降低貸款風險。應當建立和完善小額信貸的風險控制機制,及時準確地更新借貸信息。建立風險補償金,擴大風險承擔主體,從而提高抗險能力。同時,加快小額信貸監管,做到監管原則的審慎性并推進金融監管模式的創新,加強小額信貸機構存款保障、資金安全的監督力度,維護整個金融秩序的健康和穩定,加強社會信用制度建設。

(三)拓寬資金來源,放寬利率范圍,實行市場利率。小額信貸機構必須擴大其資金來源,國家應當在稅收、財政等方面給予小額信貸機構適當的優惠,頒布相關政策法律,允許其吸納存款。小額信貸機構之間也可以通過發展機構之間的資金借貸,疏通橫向資金融通渠道。財政扶貧資金中也可以拿出小部分用于小額信貸的操作費用。同時,應放開小額信貸利率,實現利率市場化。

(四)發展專業小額信貸機構,擴大小額信貸機構的扶貧支持面。發展專業小額信貸機構以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小額信貸業務。大力推進專業小額信貸機構的發展,通過吸引私人資本或商業資本來改善小額信貸的治理結構,完善正規金融機構的小額信貸業務。成立新型的扶貧銀行,加大扶貧支持面,通過對貧困人口數據收集制定不同的貸款處理方案,從各個方面加大對貧困人口貸款的支持。

(五)加強政府對小額信貸的扶持,創造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政府應該從政策和資金上幫助小額信貸機構的發展。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建立小額信貸扶貧系統;加強市場信用環境建設,培養信用機制。培養有償還能力的貸款者,加大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市場化建設,采取措施積極加強培訓。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在法律上賦予小額信貸機構獨立的主體地位,允許它同其他金融機構通過各種方式開展有意義的存款、貸款、拆借等業務往來。

四、我國小額信貸發展之路

小額信貸在新的歷史時期,應該向著銀行化、市場化發展,采用銀行經營模式,明確自身性質,為低收入群體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采用多樣化的運作模式,實行市場化操作,放寬政策限制,將小額信貸機構當作獨立的金融機構來運行,吸收存款,并相應地辦理銀行相關服務,同時,加強自身管理水平、激勵機制以及業務水平,加大政策支持以及監管,有效地處理和分擔風險,同時,也要結合我國的國情,發展中國特色的小額信貸機構,為廣大的貧困農村提供量身的金融服務,這樣才能有效地維持小額信貸的長效發展。

參考文獻:

[1]王九龍,王錫平.中國農村小額信貸問題及對策研究[J].財政與金融.2006,6.

[2]黃毅.中國小額信貸問題研究(下)[J].銀行家.2006.1.

第2篇：健康扶貧綜述范文

關鍵詞：農牧區留守女性；貧困問題；反貧困問題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5）23012502

1 國內外關于農牧區留守女性貧困與反貧困問題研究綜述

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通過的《行動綱領》中提到：“當今世界上10億多人生活在令人無法接受的貧窮狀況下，其中大多數是女性，多數是在發展中國家。”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直至世紀末，女性逐漸成為美國貧困人口的主體，1978年社會學家戴安娜?帕爾斯（Diana Pearce）首次指出“貧困女性化”現象及發展趨勢。1995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報告》提出：貧困具有明顯的性別差異，全世界13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其中婦女占70%，貧困有一張顯著的女性面孔。由于勞動力的性別分工，時間貧困成為很多女性生活的主要特征。在墨西哥。有證據顯示女性花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比男性多出175%（Brunnich等，2005）。按照知名發展專家摩塞（C?Moser）（1989）的總結，在婦女參與發展理論的指導下，婦女參與發展的實踐政策主要包括：公平（equity）政策、反貧困（anti-poverty）政策和效率（efficiency）政策。勞蕾爾、博森（1994）認為婦女對農業勞動本身的參與率不會自然而然地導致或反映男女平等，而是在低技術農業和高技術的城市情況下，婦女參與耕種應該更恰當地看是一種把婦女排除在較好機會之外的一種做法。2000年日本沖繩舉行的八國集團峰會上提出的《全球貧困報告》認為“貧困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類狀況，它并非是不可避免的。綜上所述，貧困問題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難題，是阻礙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針對云南省迪慶州德欽縣羊拉鄉藏族社區留守女性貧困狀況，探索出一條反貧困的政策措施迫在眉睫。

2 農牧區留守女性貧困與反貧困問題實證研究

2.1 農牧區留守女性貧困問題研究

2.1.1 羊拉鄉基本情況

羊拉鄉地處迪慶州德欽縣東北部，金沙江西岸，東與四川省巴塘縣中心絨鄉、德榮縣白玉鄉隔江相望，西北與自治區芒康縣徐中鄉接壤，處在“雞鳴三省”的特殊地理位置。羊拉鄉國土面積1087平方公里，南北直線距離80公里，東西直線距離20公里，轄甲功、羊拉、規吾、茂頂四個村委會58個村民小組1013戶，2012年羊拉鄉總人口6281人，其中，男2962，女2987。

2.1.2 羊拉鄉女性貧困問題及成因

首先，婚姻家庭生活貧困：2002年，為了貫徹落實中發（2000）8號及云發（2001）9號文件精神，對全縣家庭情況進行了調查。家務活全部落在留守女性身上，導致沒有時間和精力進行其他經濟生產，由此產生了時間和精神貧困。其次，文化貧困：1990年，羊拉鄉小學小學數13所，班級數35所，中心完小1所，鄉完小3所，初小20所，其中一人一校數3所；在校學生356人，其中女生數132人，少數民族267人，畢業生73人，學齡兒童入學率72.8%，鞏固率90.9%，畢業率88%，教職工44人，專職教師數47人，少數民族數47人。再次，經濟貧困：受自然地理條件的制約，羊拉鄉留守女性主要收入來源為核桃、蘋果、葡萄、桃等果林種植，水稻、玉米、青稞、小麥、馬鈴薯等經濟作物的種植，生豬、土雞等養殖，瑪卡、決釘子、蟲草、雪蓮花等中草藥貿易，加上外出務工男性和政府等資助，年均家庭收入一兩萬左右，造成收入貧困。然后，政治的貧困：羊拉鄉本村人民參政議政積極性不高，當地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大部分來自外地，流動性比較高，一般三五年調離或升職。而女村官在反貧困項目實施中承擔的角色很重要，包括有效協調村“兩委”干部參與項目管理，動員、引導村民參與項目，以及與當地村民、當地政府及婦聯、社會團體之間溝通協調爭取項目資源等。最后，衛生的貧困：1959年，羊拉衛生所在羊拉鄉甲功村建立，有3名衛生員，直至2005年全鄉有一個衛生院四個村衛生室，鄉衛生院設有門診、藥房、住院部、藏醫門診、財務室、計劃生育服務室、防疫保健室等。衛生員11人，其中主治醫師4人，醫生5人，護士1人，病床12張，2005年鄉衛生院就診人數達7306人，住院人數260人次。

2.2 農牧區留守反貧困政策措施及取得的成效

總體來說，2001年度羊拉鄉被列入云南省民族特困鄉后，確定了包括電力、交通、教育、農田水利、人畜飲水，小城鎮建設、種養殖業等10類23項幫扶項目，吹響了羊拉人與貧困宣戰的扶貧攻堅戰號角。

文化教育上：2003年8月在德欽縣八屆婦女代表會中羊拉鄉此里卓瑪榮獲“雙學雙比”女能手、羊拉鄉常明、取珍家榮獲“五好文明家庭戶”、羊拉鄉羊拉村獲先進婦女組織獎。2004年州第六次婦代會中表彰“雙學雙比”女能手，羊拉鄉次里拉木榮獲此榮譽。2004年，全面實施的《德欽縣關于貫徹〈云南省基礎教育振興行動接話〉實施意見》，堅持以全面實現“兩基”（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為目標任務，加大了“普九”攻堅措施力度。國家實施高原農牧民子女學生生活補助項目，收益學生每年均達7767人，享受“兩免一補”學生達7554人。制定群眾文明素質提升行動計劃，由德欽縣婦聯負責團結、教育、帶領廣大婦女積極參與市容環境整治，組織市容環境整治宣傳、文明勸導活動。

法律制度上：1996年1月，為了保證德欽縣7鄉1鎮婦聯換屆選舉工作的順利進行，縣婦聯轉發了州婦聯《關于做好鄉（鎮）換屆選舉工作》及《關于在鄉（鎮）級領導班子換屆選舉工作中做好婦女參政議政工作的意見》，全縣7鄉1鎮都圓滿完成了換屆選舉工作，配齊了專職婦聯干部。在羊拉鄉各村規民約中對婚姻家庭制度進行明確規定：（1）遵循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尊老愛幼的原則，建立團結和睦的家庭關系。（2）婚姻大事由本人作主，反對包辦干涉，男女青年結婚必須符合法定結婚年齡要求，提倡晚婚晚育。（3）自覺遵守計劃生育法律、法規、政策，實行計劃生育，提倡優生優育，嚴禁無計劃生育或超生。（4）夫妻地位平等，共同承擔家務勞動，共同管理家庭財產，反對家庭暴力。（5）父母應盡撫養、教育未成年子女的義務，禁止歧視、虐待、遺棄女嬰，破除生男才能傳宗接代的陋習。子女應盡贍養老人的義務，不得歧視、虐待老人。

科學技術上：2001年5月州婦聯、州計生委領導率領縣婦聯、縣計生委一行15人到羊拉鄉開展調查培訓，歷時16天舉辦了農村婦女生殖保健、新發接生、大棚蔬菜種植實用技術培訓班4期，參訓人員45人。

3 農牧區留守女性反貧困的戰略選擇

3.1 推動完善體現性別平等的政策法規體系，從源頭上為促進農牧區留守女性反貧困提供制度保障

經濟發展離不開政策法規，因為政策法規是貧困地區區域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和保證。發展經濟學理論及世界各國開發欠發達地區的反貧困經驗表明，加快落后地區區域經濟發展，不僅要依靠政府經濟援助，更重要的是依靠“政策投入。因此，農牧區產業政策應遵循“穩定提高農業，突出發展工業，全面搞活商業”的原則與方針，科學、合理尋找區域經濟發展突破口及區域優勢產業，如開發女性參與度較高的旅游扶貧；農牧區金融政策應當向女性貧困者適當傾斜，在同等條件下優先扶持有發展潛力的女性貧困者；制定適合女性的農業技術推廣政策，加大科技事業投入，實行科技貸款貼息，降低地方配套比例；模范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破壞計劃生育政策、私自超生者，不但得不到扶持，反而要受到制裁，提倡優生優育、晚婚晚育；在人才政策上，應為女性盡量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和條件，完善孕產假制度，適當提高農牧區女性工作者的津貼補助；完善保護婦女和未成年女性的各項法律體系，加強女性維權法律意識宣傳教育工作，切實保障婦女和未成年女性的合法權益。

3.2 增強留守女性的反貧困能力，構建留守女性反貧困的主體地位

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貧困者個人的能力對其致富的約束顯得越來越明顯，農村貧困群體中留守女性占絕大部分，大都是因病致貧和教育落后致貧的，這就是明顯的脫貧能力不足，貧困者的反貧困能力中最為重要的是發展人力資本。為此，我國的反貧困必須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促進女性健康和教育的發展，以提高健康資本存量和知識資本存量，建立基本的醫療保障制度，減輕女性貧困者的醫藥負擔。還必須加強女性基礎教育和女子成人教育，繼續大力氣優先改善少數民族貧困地區中小學教育條件，提高師資水平和教學質量，改善少數民族貧困地區中小學教師的待遇，提高農村教師職業的吸引力，是改善貧困地區的教育環境必要舉措。大力發展少數民族女性貧困者的科技文化教育，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提升女性貧困群體反貧困的自身能力，提高女性文化素質水平，增強自身反貧困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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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俊文.當代中國農村貧困與反貧困問題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07.

[4]孫運宏.農村女性貧困問題研究綜述[J].理論觀察，2011，（3）：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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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越.淺談中國女性貧困問題[J].社會科學論壇，2006，（2）下：5355.

[7]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組織編寫，在發展中消除貧困：中國發展報告2007[R].中國發展出版社，2007，（9）：428.

[8]王金玲，侯國風，趙群，等.社會性別視角下的貧困與反貧困―GAD網絡2007年年會綜述[J].婦女研究論叢，2007，（6）：6264.

第3篇：健康扶貧綜述范文

【關鍵詞】城市貧困 陜西省 失業

一、研究背景

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前，中國的貧困基本上是一種農村問題，城市中貧困發生概率較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居民有“鐵飯碗”的保障，從而沒有陷入貧困的風險，而且在此期間政策上限制農民進城打工在實際上就像一堵看不見的墻使得城市職工避免了來自農村勞動力的競爭。在這種背景下，本文立足于已有的研究成果，選定陜西省為研究區域，綜合運用社會地理學、城市地理學、統計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相關理論，依據陜西省2002～2014年的城市貧困的調查數據、圖表等相關資料，對陜西省城市貧困的貧困區位空間分布、特征現狀、與演變進行了全面分析，從而為有效減少解決城市貧困問題、城市貧困人口數量，從而提升城市形象、進一步構建和諧陜西，提供決策參考。

陜西省位于中國內陸腹地，東接河南省、山西省，西臨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連重慶市、四川省、湖北省，北達，居于中國的中心位置，是連接東、中部地區和西北、西南的重要樞紐。特別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提出，為了更好的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新起點”，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解決陜西省的城市貧困問題。因此，系統地研究陜西省的城市貧困問題，對陜西省著力解決城市貧困問題、進一步提高陜西省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城市貧困的定義及現狀

貧困可分為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兩種類型。通常以絕對貧困來作為城市貧困人口的標準，而“貧困線”是城市貧困人口的定量標準，收入低于貧困線的人群被界定為城市貧困人口。“貧困線”通常根據個人和家庭的經濟來源和收入狀況來確定。“貧困線”不是固定不變的，它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的變化而有差異。要確定一條貧困線標準是一個困難的問題。目前常用的判斷貧困線的方法有市場菜價發，恩格爾系數法，生活形態法以及收入比例法。貧困線即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被用來評估居民家庭生活最低水平的判斷標準或者生活水準的底線。

依據陜西省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本文2014年的城市平均低保線400元化為陜西省的貧困線，城市貧困率是低于貧困線的貧困人口人數與總城鎮人數之比。

貧困對于貧困者本人及其家庭來說，影響都很大。城市貧困人口在當前形勢下，一方面因貧困而不能負擔其子女教育費用而造成子女無法接受較好的教育和培訓甚至造成子女輟學等，在這種情況下，貧困家庭的子女在未來的職業競爭中必然處于劣勢，極有可能會使貧窮問題代代相傳。另一方面健康因素造成本人難以擇業甚至不能就業，沒有基本的醫療保障，本來就貧困的生活會因為治病而難上加難，最終陷入貧困的惡性循環，這兩個方面是貧困家庭生活的主要原因，同時也可看成是城市反貧困的主要突破口。城市貧困程度的加深以及規模的擴大背離了共同富裕這一目標，而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會出現很多社會問題，甚至會影響社會的穩定。

三、陜西省城市貧困人口的構成

當今全球面臨的新挑戰之一就是日趨嚴重的城市貧困問題。在城市化進程加速如此明顯的今天，城市貧困人口的不斷增加成為難以忽視的客觀現實。陜西省城市貧困人口的成分比較復雜，來源較為廣泛，包括：

（一）一直靠民政救濟的“三無人員”

城市“三無”人員，特指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又無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人義務人無贍養、撫養、扶養能力的困難群體。這就是傳統意義上或者原始的城市貧民，主要因為個人身體或心理的殘疾或家庭其他特殊原因導致貧困，當然在任何時候這部分貧困人口都會存在。

（二）下崗及失業人員

因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在社會發展和變革中陷入困境，從而使其職工失業或下崗的這一部分人群。隨著企業虧損的不斷擴大，一些職工雖然沒有失業和下崗，但是已經長期被停發或減發工資，基本的生活來源面臨著斷絕的威脅，這部分人員的貧困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

（三）其他特殊貧困群體

（1）低收入者難以承受物價持續上漲從而陷入更加貧困的境地。（2）在商業競爭中遭受連續或者大型的失敗。（3）由天自然災害或者社會災難等不可抗因素造成的失去勞動能力，進而失去收入來源的人群（4）一部分人群，尤其是女性在離婚后作為家長很容易使整個家庭陷入貧困的狀況。（5）因違法亂紀被相關機關單位處罰甚至判刑后返城的人員及其家屬，以及因參與吸毒、賭博而陷入貧困的人員及其家屬；（6）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農民工。他們會因為找不到工作或工作不穩定而使生計面臨困境，從而陷入貧困。并且他們長期聚居在城市里，這類群體有可能成為我國未來城市中最大問題。

四、陜西省城市貧困人口的生活現狀

（一）收入結構單一，來源渠道簡單

陜西省城市貧困家庭收入來源單一，人均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55.04%，并且各項收入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工資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但也僅為679101。只相當于平均水平的56.32%，總體表現為家庭收入少，來源渠道單一。

（二）消費水平持續偏低，收支倒掛

陜西省城市貧困家庭在2013年的人均消費性支出僅為8543.40，比全國平均水平低44.28%，消費性支出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盡管消費水平繼續偏低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城市貧困人口生活仍然收不抵支，甚至許多家庭依靠借貸平衡入不敷出的境況進而維持生存。

（三）從消費結構看其他方面

食品結構單一，副食消費比例投入比例小，質量欠佳。陜西省城市貧困人口的收入僅可以或者勉強可以維持基本的生存需求，在食品消費方面以節省為第一原則，因此很難兼顧營養的需求，膳食結構也不合理。積蓄少，借貸支出低，2012年存入儲蓄款僅為1414.50元，僅為平均水平的22.23%，可看出貧困家庭低儲蓄，積累少的狀況。

五、陜西省城市扶貧的現狀與及思考

隨著城市貧困問題的不斷擴大以及城市貧困人口的不斷增加，由此也帶來了種種問題，進而引起了陜西省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并由此開展了各種扶貧解困的活動，總體情況來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城市貧困問題依然存在很大的問題。因此陜西省城市扶貧可謂任道而重遠。

首先，我們要意識到，城市貧困問題與農村貧困問題大有不同，甚至更為嚴峻，與農村貧困人口相比，城市貧困人口沒有土地等生產資料，一旦失去穩定可靠的生活來源，就是真正的無產者，其貧困程度以及扶貧的難度不亞于農村貧困人口。其次，城市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中心區，由城市貧困所引起的不穩定社會因素必然波及范圍廣，影響程度深。第三，結合新形勢下“精準扶貧”政策，建立和實施陜西省城市精準扶貧戰略，使扶貧工作精準到每家每戶，并設立專門的扶貧項目，扶貧資金的使用也要精準，用到貧困家庭最需要的地方，而且必須制定一套相應的法律和政策來監督扶貧機構及其資金的用途，以達到扶貧的效果精準。

參考文獻

第4篇：健康扶貧綜述范文

哲學視角中的旅游與休閑

產業重構背景下的復合型旅游業態淺析

旅游開發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適用性研究

工業化背景下的古村落旅游開發研究——以國家歷史文化名村廣州大嶺村為例

古城文化型景區旅游真實性實證研究——以麗江古城為例

滄源縣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的思考

旅游戲劇開發的“4P”模型探討

城鄉旅游互動發展及其機理與實現路徑研究

長江三角洲主題公園發展現狀及態勢分析

有關親子游產品及其開發的幾點思考

我國10大熱點城市入境旅游發展的時間同步性及區域響應

張家界旅游投資軟環境評價

基于互動交換理論的彝人古鎮旅游體驗研究

旅游風景區利益相關者滿意度調查研究——基于重慶四面山景區游客和當地居民的分析

基于新公共服務理論的中國國家公園管理創新研究

關于“旅游公共服務體系”的解讀——兼評我國旅游公共服務體系建設

2010年《旅游研究》總目錄

走進翁西“部落”

我國少數民族文化傳人培養機制的構建

國內游客觀看民族歌舞的真實性體驗研究——以《云南映象》為例

民族生態文化村旅游扶貧開發模式研究——以石林縣大糯黑阿詩瑪民族生態文化村規劃為例

云南滄源翁丁佤族旅游村活態文化的保護與開發

云南省少數民族節慶活動發展探析

論民族旅游工藝品的開發與創新——一種旅游人類學的觀點

少數民族社區農戶參與旅游發展問題研究

旅游產業化視角下的云南民族餐飲開發對策研究

德昂族飲食文化初探

中國、瑞士旅游業之對比

從旅游開發規劃過程看開發與保護的關系——以澳大利亞拜倫海岸開發為例

國外國家公園生態旅游開發比較研究——美國黃石、新西蘭峽灣及加拿大班夫國家公園為例

旅游循環經濟中的企業贏利機制及其構建

基于IPA分析法的臨安旅游購物滿意度實證研究

解讀旅游危機的類型與特征

國內旅游業危機管理研究綜述

生態旅游中導游人員的生態素質體系構建初探

云南旅游產業增加值及影響力研究

對影響云南旅游持續發展消極因素及其原因的分析

云南青銅樂器及其滇人的樂舞意趣

理性的困惑——康德認識論模式觀照下對感情的分析和考察

論個人信息權在民法中確立的必要性

靈性高原——《云南映象》的藝術內涵

書法中“功”和“性”與“意象”的關系

云南邊疆少數民族女性吸煙與健康的社會學分析

對我國人性化舉措的再審視

網絡游戲贏利新方式——內置廣告

限制、禁止開發區旅游業發展思路探索——以云南省為例

中國西南喀斯特旅游競爭態勢研究

香格里拉大峽谷國家公園規劃建設初步研究

云南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場分析

云南省發展體育旅游的市場分析與對策研究

基于深度旅游理念的茶文化旅游產品開發研究

休閑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研究

昆明AAAA及以上旅游景區服務質量實證研究

云南省旅游景區的危機管理現狀分析

我國酒店業戰略性轉變與可持續發展的思考

酒店員工的工作疲勞問題研究

飯店服務專業隱性課程與職業素質摭談

第5篇：健康扶貧綜述范文

（一）本研究的目的與意義

通過查閱相關資料與文獻，探討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業務，總結出推動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健康、持久地發展的對策，為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持久發展獻出一點意見與建議，并對深入全面推廣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起到借鑒作用，為政府和相關決策部門提供有效的參考依據，最終達到農戶和信用社之間雙贏的目標。

理論意義：中國金融業的持續發展中，農村信用社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在這方面的理論研究和實踐顯得尤為不可或缺。國外一些國家比較早開始小額信貸的課題，而在我國，對于農戶小額信貸的探究不夠深入，國內相關學者發表的理論基本上都是陳述實際狀況，對農戶小額信貸的實地調研還遠遠不夠，應該為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而不斷努力深造。本文對農戶小額信貸業務等相關問題進行了系統且較為深入的研究和總結。

（二）國內外研究文獻綜述

當前尚未出現關于小額信貸一致的定義，然而它的一些特點已經被很多專家認可。例如，Morduch認為小額信貸是提供給廣大貧困農民的小額貸款，是利率相對較高的服務，不需要抵押和擔保。J.D.Von Pischke給出這樣的觀點，如果貧困農戶資產匱乏，小額信貸也是使農戶得到貸款提高收入的一種方式，他認為這是小額信貸與傳統貸款的主要區別。

二、我國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概述

根據專家們對小額信貸的全面了解和對于期刊、文獻的閱讀，小額信貸的內涵概括為：小額信貸是指金融機構為人均收入較低的群體發放的一種小額度的、不用物品抵押和擔保人擔保的信貸。通過小額信貸，貧困群體可以擺脫困窮苦，亦可以推動小企業自身的發展。小額信貸有異于常規信貸業務和傳統扶貧項目的主要特點就是為收入較低的農戶等特定客戶群體發放符合需要的、及時的信貸產品，這是扶貧的方式之一，同時是創新型的務。

三、我國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存在的問題

農村信用社為農戶提供的貸款額度10萬元以下的貸款，大部分貸款額度為3萬元或者更少，但要求較高質的抵押擔保，由于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農戶、私營經濟的快速發展，對于想要擴大種植業、養殖業以及運輸業的規模而又沒有充足資金的農戶，他們的貸款需求通常高達10萬元以上，農村信用社并不能完全滿足所有農戶的貸款需求，導致一部分急需資金的農戶不能及時得到有效的幫助。

四、我國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歷史原因：農村信用社歷史遺留問題過多

在各級聯社成立之前，農村信用社粗放經營、治理方式不規范，沒有形成完備的行業管理體系，并且很多風險案例沒有得到及時的處理。首先，表現在農村信用社管理體系不完善，不能真正落實相關政策，貸款審批流于形式，審計監督馬馬虎虎，漏洞百出，不少貸款都成了壞賬。其次，表現在農村信用社的產權關系和產權規則不明確。信用社自主經營是困難的，各層級的管理都由長官掌控，使信用社貸款偏離了制度約束的軌道，由經營管理者濫用職權和粗放經營引起的人情貸款、冒名貸款等不良貸款，導致農村信用社背上了沉重的歷史包袱，嚴重侵害了信用社的效益和業績，而且還埋伏了過多的隱患。這樣下去，虧損會越來越多，規范管理難度越來越大，信貸資產質量越來越低。

（二）直接原因：小額信貸收益與風險不對稱

（1）農村信用環境差。究其農村信用社發生風險的成因，是因為，用來保障債權人的權利的相關法律法規存在漏洞，對債務人的行為不能起到強有力的約束作用，執行起來難度很大，不能對一些拖欠的、賴賬的行為及時有效地解決，讓貸款人理所當然地認為賴賬的行為是正確的，這部分人不僅不還貸款，同時使周圍人產生一種攀比心理。

（2）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成本高、收益低。小額信貸的成本因素主要包括交易成本、經營成本、操作成本、資金成本、直接損失等，其中交易成本比例最大，小額信貸的成本一直居高不下，這也直接制約著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營銷業務的創新和改革。利息是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的收益源頭，而往往在現實狀況下，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規模偏小，尤其是小額信貸利率常常低于標準利率、不能確保農村信用社資金及時收回，這些因素都構成了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收益低的原因。

五、完善我國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業務的對策與建議

（一）改進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業務產品

使貸款額度與貸款需求相符。農村信用社在審核貸款額度和期限前應認真考察，掌握農業生產情況和農民所獲資金流向。按照人民銀行的規定制定小額信貸的額度，針對不同類型的農戶開發不同類型的信貸產品，在信用貸款額度基礎上根據農戶需求適度調整貸款的額度，如果當地種植業、畜牧業發展好收入高，那么就應該適當地調整有關農戶的貸款額度，用于農副產品上經營、運輸業發展以及畜牧業的貸款可相應提高一些，而對于這些經營大戶建設廠房的貸款也應該適當提升。

（二）完善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管理體系

農村信用社應盡快建立管理信息系統的軟件，這樣貸后監督就可以更有效地進行，通過跟蹤款項的流動來進行對貸款人的監督，若有違規違例事情發生，立即取消貸款資格。完善小額信貸運作流程，可以減少壞賬、降低資金流失，從而促進農村信用社管理體系愈來愈成熟。

六、結論

盡管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的開拓時間不長也存在一些問題與矛盾，但是，它帶來的是顯而易見的社會貢獻和經濟效益，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不管是對農村信用社本身還是廣大農民群體抑或是整個農村經濟都有著重要的現實作用。同時，我們也了解到，目前我國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還有著不能忽視的不能有效滿足農戶的需求、小額信貸的風險問題以及農村信用社管理系統不規范等問題。

通過閱讀著名學者的相關學術理論進行了總結。首先，要完善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業務產品，包括調整貸款的額度與貸款期限、確定合理的小額信貸利率，這樣才能充分滿足客戶的有效需求。其次，要完善農村信用社管理體系，對小額信貸業務的流程嚴格控制，加快建立信用評級機制。然后，要減少政府干預、加大政策扶力度，農村信用社的資金循環、小額信貸的風險問題都會有很好的改善。最后，要優化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等，主要從法律環境和社會保障兩方面進行改進，使金融生態能夠抵抗外來破壞和沖擊。

第6篇：健康扶貧綜述范文

關鍵詞：貧困；普惠制；金融體系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8)01-0021-06

一、問題的提出

發展中國家由于存在普遍的金融抑制（麥金農和肖，1973），使得金融成為制約我國農村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這是理論界已達成的共識。金融抑制理論認為，在貧困地區，由于體制和政策等各種人為因素的影響，阻礙了金融體系的正常健康發展，進而使得經濟和金融之間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狀況。按照麥金農的理論，為消除金融抑制，必須采取放松金融管制為主要內容的金融深化手段。

針對我國農村地區尤其是經濟落后地區金融抑制現象的存在，近年來不少學者從農村微觀金融需求的視角出發，分析了解決農村金融困境的出路。王芳（2005）認為，與典型中國的小農家族的需求相適應的，只能是人情借貸、互助信用、民間借貸和國家農貸等傳統金融安排。只有當公共保障機制取代家族保險功能，農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現代商業性金融才可能引入農村。現階段中國需要的是一個多層次、梯度化的農村金融制度。[1]王醒男（2006）將我國農村金融需求概括為農村發展需求、農業生產需求和農民生活需求三個層次，認為農村金融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是滿足農村金融需求的現實選擇。[2]謝麗霜（2007）將西部欠發達地區農戶融資需求總結為具有融資規模小、融資的非生產性目的突出、偏好內源融資和熟人借貸等特征，進一步驗證了張杰、王芳等人關于農戶小農經濟背景下的金融需求特征。[3]周立（2007）進一步將農村金融金融市場歸納為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缺乏可抵押物、特質性成本與風險、非生產性借貸等四大基本問題，并提出了正式―非正式金融部門的垂直合作改革思路，即正式部門對非正式放貸人放貸，非正式放貸人再向農村的信貸需求者或其他的中間人放貸，由此形成一種兩部門垂直合作的金融體系。[4]王元（2006）曾經提出過同樣的農村金融改革思路。[5]

應該承認，從農村金融需求的角度提出按照市場化的思路來解決農村金融尤其是貧困地區農村金融問題，這是一個途徑。但這些農村金融發展的思路存在一個共同的難題，那就是貧困地區貧困的農戶依靠自身的條件可能仍然無法達到商業性金融供給的條件。貧困地區的農戶屬于經濟弱勢群體，大多數人還掙扎在貧困線上，商品市場意識極為淡薄，基本不具有作為市場經濟參與者的資格，這些因素有可能導致這些農村金融改革的思路在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如何構建貧困地區所有的中低收入經濟主體都受惠的農村金融體系，需要進行深入地探討。

二、國內外關于普惠制金融理論研究的文獻綜述及在我國的實踐

為消除貧困地區嚴重的金融抑制，使被排斥于金融服務之外大量的窮人等中低收入經濟群體能享受平等的金融服務，以幫助窮人和低收入群體為服務宗旨的普惠制金融理論被廣為接受并在國內得到大面積的實踐，為我國在貧困地區建立普惠制金融體系積累了一定的經驗。

（一）國外關于普惠制金融的研究

普惠制金融概念的產生源于二十多年前發展中國家傳統的農村金融政策普遍失敗的背景下，以服務于貧困或低收入群體的小額信貸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小額信貸是指專向貧困或低收入階層提供小額度的持續的信貸服務活動，小額信貸以信貸服務幫助貧困或低收入群體擺脫貧窮為基本宗旨，這與普惠制金融所倡導的理念是一致的。

隨著實踐的不斷發展，小額信貸理論逐漸形成了制度主義和福利主義兩大學派。制度主義小額信貸既強調社會發展目標，也注重機構財務的可持續性，福利主義小額信貸強調小額信貸的扶貧目標和宗旨。最新的實踐主要是討論如何提高小額信貸運作機制的效率，如何提高信貸資金的窮人到達率，同時提高機構的財務可持續性。目前，以強調機構財務的可持續性為主要內容的制度主義小額信貸理論占據主流趨勢。[6]

制度主義小額信貸的代表――世界銀行扶貧小組將小額信貸原則歸納為十一點：（1）窮人需要貸款、保險和匯兌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務；（2）小額信貸是與貧困斗爭的有力工具；（3）小額信貸是為窮人服務的金融體系；（4）小額信貸的目標在于建立持久的地方金融機構；（5）對于那些沒有收入或還貸手段的赤貧者，其它扶貧形勢更為有效；（6）小額信貸機構的目標如果是服務大規模的窮人，那么必須做到收入覆蓋所有成本，能夠實現自負盈虧；（7）低利率不利于對窮人提供貸款；（8）政府自己很難良好運作貸款業務，政府的職責應是使金融服務有效；（9）捐助者的資金與私營成本應是互補而不是競爭關系；（10）小額信貸發展的主要瓶頸是缺少強有力的機構和經營管理團隊，捐助者的支持應集中在能力的培訓和提升上；（11）小額信貸的成長有賴于財務的改善和提升。

（二）國內關于普惠制金融的研究

焦瑾璞2005年在國內率先提出了普惠制金融的概念，并構建了普惠制金融理論的框架。普惠制金融是指能以商業可持續的方式，為包括弱勢經濟群體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全功能的金融服務。普惠制金融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服務對象的特定性。普惠制金融體系以價格相對合理的產品為中小企業、微型企業、農戶等低收入群體對象提供服務。第二，金融服務產品和功能的全面性。普惠制金融不僅為客戶提供貸款服務，還為其提供存款和保險、匯款、養老金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務。第三，金融機構的多樣性，體系的多層次性和保持適度競爭。普惠制強調放松金融管制，允許社會各種性質的資本在貧困地區設立為中低收入經濟群體服務的多種類型的金融機構，使普惠制金融體系包括從專門的小額信貸機構到銀行金融機構等各類金融機構組成。各個機構堅持商業性經營原則，整個體系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基礎。[7]

一個功能較為完善的普惠制金融體系除了強調微觀金融機構治理機制的健全外，還要求為微觀金融服務提供者降低交易成本。在中觀層面上，普惠制金融體系需建立包括審計、征信、轉賬支付系統、信息技術以及培訓項目等各種必要的金融基礎設施，并有效地區分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在宏觀層面上，普惠制金融體系要求建立適宜的法規和政策框架。中央銀行（金融監管當局）、財政部和其他相關政府機構是主要的宏觀層面的參與者（杜曉山，2006）。

（三）普惠制金融在我國的實踐

近10年來，針對貧困地區貧困和低收入群體的信貸服務發展較為迅速，較好地緩解了落后地區的貧困狀況。歸結來看，支持貧困地區低收入群體的信貸服務形式可分為四類。

1.政府借助小額信貸作為扶貧的方式。政府借助小額信貸服務這一金融工具，以農業銀行為主要運作機構的政策性小額信貸扶貧項目。與利用無償的財政資金進行救濟和補貼的扶貧方式相比，管理良好的信貸扶貧方式的最大好處是有利于培育貧困家庭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從事經營活動和自我發展能力，同時有利于扶貧工作的可持續性（2006，文秋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的農村扶貧由救濟式向開發式扶貧轉變。農業銀行承擔了貧困地區信貸扶貧的主要任務，扶貧信貸資金管理經歷了從人民銀行籌措資金到自主籌集資金的轉變，信貸資金支持重點經歷了從支持農戶和實體經濟向支持產業化龍頭企業轉變。隨著貼息貸款資金的逐步增加，以工代賑和財政扶貧資金在總扶貧資金中的比例逐漸退居次要的地位。1999－2004年期間，信貸扶貧資金在總扶貧資金中的比例基本都在55%以上。[8]

2.農村信用社運用小額信貸作為信貸支持“三農”發展的主要方式。從1999年開始，農村信用社以存款和央行再貸款為資金來源，在地方政府的支持配合下，按照“一次核定，隨用隨貸，余額控制，周轉使用”的政策，對農村地區無法滿足抵（質）押條件的農戶發放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2001年1月開始，農村信用社借鑒此前非政府組織、半政府組織開展的小額信貸試驗的制度安排，提出小組聯保、強制儲蓄、小組基金、分期還款、連續貸款等政策。2001年12月開始，在各個地區農村信用社開始全面推行農戶小額信用貸款。

3.國際機構把小額信貸作為資金援助的形式。從90年貸初期開始，為探索我國小額信貸服務和小額信貸扶貧的可行性、操作模式及政策建議為宗旨，在部分貧困地區，實施以國際機構捐助或軟貸款為資金來源、民間或半官半民組織形式為運作機構的小額信貸試驗項目。在這些試驗項目中，開展時間較早、規模較大、規范較好的項目主要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扶貧社”項目、陜西商洛地區政府“扶貧社”等項目。

4.民間資本把小額信貸作為商業性投資的形式。由私人或國際資本投資的商業性小額信貸的試點，目前在我國中西部地區正逐步展開。2005年，在山西平遙兩家完全由民間資本投資組建而成的小額信貸公司成立，拉開了發展商業性小額信貸的序幕。

在貧困地區以援助組織資助和社會慈善性組織捐助資金建立的非政府小額信貸組織（NGO）實施的小額信貸運作，由于法律依據上的缺乏和后續資金銜接不上，其可持續性得不到保障。正規金融機構農業銀行的扶貧信貸和農村信用社發放的小額信用貸款，由于缺乏相應的風險管理機制和技術，大部分貸款資金發生沉淀，使放貸機構的財務狀況陷入了困難的境地。

三、貧困地區經濟特征和融資模式分析

在貧困地區建立和發展小額信貸服務金融機構，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貧苦或低收入群體的金融需求。但貧困農村地區以小農經濟為主，農戶自給自足的經濟特征非常明顯。在資金需求的滿足方式上，貧困農戶有其特殊的滿足渠道。小額信貸額度小，利率高，只可能強化既有的生產方式，并且有可能給貧困農戶帶來較重的利息負擔，使貧困農戶在貧困和脫貧的邊界線上徘徊。因此，有必要從貧困地區現實的經濟條件和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出發，重新審視現有的以小額信貸為主要內容的普惠制金融體系框架。

（一）貧困地區農戶生存性經濟特征明顯

貧困地區農戶行為，既不符合農場經濟、強調小農理性動機的舒爾茨－波普金命題，也不適應道義理性經濟主張的堅持小農生存邏輯命題。而黃宗智，溫鐵軍等人對農村農戶經濟行為的分析具有代表性。

小農家族制度的逐漸解體。我國大部分的貧困地區分布在我國的西部地區和中部山區，以種植業、畜牧業為主的農業依然是經濟的基礎。因為農業要依靠土地才有產出，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土地對于農戶來說是一種生存保險（，1985）。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所認為的以個人為中心、向血緣基礎上的家族擴展、再按人際交往的遠近親疏繼續向外延伸的“圈層結構”逐漸松散，人際關系、社區共同體出現明顯的衰退（2006，黃宗智）。[9]

自我國1978年實施政策以后，家庭成為基本的生產單位。土地“均分”制度使貧困地區分散的土地更加狹小化和細碎化（2005，張永麗）。據統計，2005年，甘肅戶均耕地面積為0.92公頃，寧夏為1.37公頃，陜西為0.74公頃，貴州為0.64公頃。雖然西部這些省區的戶均耕地面積高于全國0.53公頃的全國平均水平，但總體上看仍是十分狹小的。在原本十分狹小的土地上，農戶一方面為追求自給自足經濟，另一方面為規避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進行多樣化種植，從而使農業生產經營更加狹小、更加細碎。如此狹小、細碎的土地資源配置制約了農村分工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制約了農業的社會化、組織化產業化經營。[10]

按照當前貧困地區每人年均683元的貧困標準，貧困地區農村從業人員的務農收入是非常低的。為維持生計，農戶從非農渠道賺取收入的兼業化行為非常普遍。由于貧困地區農村長期閉塞、信息不靈、教育落后，存在很強的低素質屏障效應，農民的農外就業分散無序而又極不穩定，種地為主成為大部分農戶的首要選擇。在兼業化無法徹底轉移勞動力的情況下，兼業化又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小農經體系，這就是黃宗智定義的“拐杖邏輯”，非農收入只能是補充是“拐杖”，貧困地區小農經濟本質依舊。

貧困地區生產條件極為惡劣，交通、通訊網絡等公共基礎設施稀缺，農戶與外界社會基本上處于隔離狀態，并長期處于封閉狀態，農戶缺乏商品經濟意識。更為嚴重的是，交通和通訊不便使農戶生產與市場完全隔離開來，生產與市場需求脫節，使小農經濟生產處于一種“自我循環”的狀態下。

（二）貧困地區農戶的金融需求特征

以當前的市場物價水平來衡量，無論是按照國內每人年均683元的貧困標準，還是按照世界銀行每人日均1美元的最低標準，貧困地區農戶生存性資金需求和生產資金需求并列占首要位置，而有線電視網絡、鄉村公路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農村發展性資金需求則居于從屬地位。根據陳傳波對貧困地區湖北恩施土家苗族自治洲共3個縣108戶的調查結果，108個農戶在1996－2000年的5年中，共發生各類困難453次，每戶4.2次（見表1），反映家庭成員遭遇疾病與農業生產資料投入困難的戶次數是最多的，許多農戶家庭成員生病耗光了家庭的儲蓄，在春耕時節沒有錢化肥，由于沒有化肥，作物歉收，收入更少，更沒有錢來獲得治療，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繳納學費與上交各種稅費攤派(注：2005年以后政府取消農業稅使貧困地區農戶基本上免于稅費攤派的負擔。)是僅次于疾病與農業投入的第二大類困難。農戶的家庭生命周期困難，建房婚嫁生育死亡等要相隔一些年份才會發生，而一旦遇到這樣的事件，幾乎都成為一種經濟困難；任何現代化的進程，安裝電話、鄉村公路建設和高壓線改造都會給農戶增加沉重的負擔，比如修路，許多農戶只能借錢買單。[11]

貧困地區農戶生活生產性資金缺口的雙重困難決定了農戶的金融需求僅表現為較少的貨幣需求和有限的信用需求，而對基于以上兩者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更是非常之少。受低收入水平的限制，農戶的儲蓄意愿和能力相對較低，而出于交易動機和和預防性動機而手持的現金資產占其全部金融資產比例較高。農戶對信用的需求主要取決于經濟個體當期可支配貨幣收入根據跨時預算結束在當期消費和儲蓄間分配的結果。一般意義上，農業是弱質產業，土地的細分使農戶零散化經營必然面臨較大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特定的經營周期和生物屬性限制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于是，因生產性資金缺口而提出的信用需求就必然體現出季節性、長期性、風險大和零散性等特點（2005，王芳）。

（三）貧困地區農戶融資方式和融資次序

在農業收入不足和兼業收入不足以維持家庭支出時，農戶為平滑跨期的生活生產性資金缺口，只能求助于其它資金來源。盡管中國小農一向有“輕不言債”的傳統，但在建房、醫療、婚嫁喪娶求學等大額支出的情況下，農戶首先會選擇以血緣、人緣、地緣關系展開的熟人借貸。人情庇佑下的無息或低息借貸，是不可避免地帶有饋贈性質，因此，這種以感情來維系的信用關系，受到融資規模、融資范圍的限制，只有少數人能夠享受到這種好處，這也是為什么貧困地區貧困的農家孩子上不起大學以及民間高利貸現象長期存在的原因所在。

當農戶自我積累和親友互助不能滿足其資金需求時，農戶優先選擇商業信用而不是銀行（含農信社）信用。根據謝麗霜2006年在廣西羅城的調查結果，在商業信用與銀行信用這兩種生息融資方式中，農戶更偏好前者。如羅城縣立新村蔗農甘蔗種植所需的化肥，全都是從鳳糖集團所屬的生態肥有限責任公司賒來的。由于賒銷的化肥每袋要高出市場價若干，高出部分相當于農戶支付給化肥廠預付化肥（款）的報酬，其實質也是一種融資方式。這種融資方式由于授信方提供的賒銷商品――化肥為蔗農所需，就免去了農戶在爭取和獲得銀行信用之后，再去市場搜索和購買化肥所需支付的交易費用，也消除了其中的諸多風險，如買到假化肥的風險等。因此，盡管農信社非常愿意向蔗農提供貸款，但仍有相當一部分融資需求被商業信用所瓜分。類似情況在其他調查點也同樣存在，只不過商業信用的提供者不像立新村那樣是產業化龍頭企業，而是當地小規模的私營經銷商而已（2007，謝麗霜）。

銀行信用是貧困地區農戶在政府或專門組織特別制度安排下的被動的最后的選擇，包括農業銀行和一些非政府組織（NGO）在貧困地區針對貧困人群發放的扶貧貸款以及央行再貸款資金支持的農村信用社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這些政策措施實施以來，貧困人口的受益面還是非常有限。

（四）貧困地區農戶信貸資金運用存在的問題

貧困地區廣泛存在的人情借貸、部分商業信用和專門針對農戶的信用貸款，都具有金額小、期限較短的共性，這恰好與貧困地區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相匹配，可以較好地維持貧困地區小農經濟的簡單再生產，符合小農生存性需求和安全目標的基本追求，但很難使貧窮的農戶走上富裕的道路。在小額資金的支持下，限于土地的狹小化，農戶繼續滿足于維持口糧的生產，通過兼業化途徑獲得必要的收入，而缺乏引進新的技術、改良品種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動力。若發生自然災害，則可能造成農業生產完全失敗使農業生產收益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甚至還有可能使農戶返貧，并背上較重的債務。小額信貸的資金供給方式無法改變目前的貧困地區“半工半耕”的農業生產現狀，農戶積累很難增加，擴大再生產的資金缺口無法彌補，小農經濟得以繼續維持，無法擺脫“低效率－低投入－低效益－低產出－低收入”的惡性循環。

四、完善貧困地區普惠制金融體系的框架思路

發展貧困地區經濟，支持貧困地區的人群脫貧是一項復雜巨大的系統工程，而金融支持貧困地區改變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將是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從國際經驗看，對貧困地區的金融扶持方式，一般有政府直接參與型和政策引導型兩種。其中，政府直接參與型主要是政府設立政策性金融機構，直接向貧困地區注入信貸資金；政策引導型則是政府通過制定優惠政策，引導市場力量加大對這些領域的投入。政策性支持是貧困地區金融的一個重要特征，但貧困地區金融并不僅僅局限于政策性金融行為，還包括商業性、合作性與慈善性的金融行為，是一個相對完整的金融體系。根據國際經驗并結合我國實際，可以考慮從金融法律制度體系、機構組織體系和政策扶持體系等三個方面完善我國貧困地區普惠制金融體系框架。[12]

（一）建立支持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金融法律體系

許多國家為支持落后地區的經濟開發，制定了專項的法律。例如，美國的《聯邦農業貸款法案》，日本的《日本開發銀行法》、《日本育英會法》，德國的《德國復興信貸銀行法》，韓國的《韓國產業銀行法》、《韓國長期信用銀行法》，印度的《農業中間信貸和開發公司法案》，等等。這些法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完善，為促進支持弱勢地區、弱勢產業和弱勢群體的金融機構發展起到了保障作用。鑒于我國貧困地區金融體系的一般運行規律和經營特征，又承擔了某種政策性和開發性任務。因此，發展貧困地區金融必須遵循一定的特殊規則，這就需要加強貧困地區金融法律法規體系建設。一是加強對支持貧困地區開發等政策性金融的立法，使我國政策性銀行運營有必要法律保障。在立法步驟上，可以采取先制定行政法規，再逐步過渡到一般法律的形式。二是加強對民間金融的規范和引導。通過完善法律規定，在依法打擊和取締“高利貸”、“地下錢莊”、非法集資等金融活動的同時，對正當的民間金融行為以適當的保護。

（二）建立健全貧困地區金融服務組織體系

在支持落后地區發展方面，各國普遍采取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等支持方式，目前全世界專門為開發落后地區而設立的金融機構數量已達到750多家，其中40%在拉丁美洲；非洲幾乎每個國家都成立了專門扶持區域開發的銀行。在支持貧困地區弱勢群體發展方面，有150多個國家建立了養老保險機構，有半數以上的國家建立了政策性醫療保險機構，還有很多國家建立了多種形式的助學貸款資助體系，在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參照各國的做法，建立我國貧困地區的普惠制金融組織體系，除了要設立包括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等傳統金融組織形式,也應包括風險投資、擔保、保險、租賃、小額信貸等創新金融組織形式，并形成不同金融組織形式相互并存、定位明確、合理分工、功能互補、有序競爭、協調發展的格局，以滿足貧困地區弱勢產業、弱勢群體和落后地區多元化、全方位的金融需求。

（三）建立健全貧困地區金融政策扶持體系

由于對貧困地區、弱勢產業和弱勢群體的投入存在效益衰減、投資回報率低、風險率高的特征，因此，如果完全采取市場化運作方式，資本自主投入的可能性很小。為此，世界各國通過財政為相關金融機構注資、提供擔保、減免稅收、利息補貼等政策扶持，來提高投資的補償率。例如，德國政府對德國復興信貸銀行扶持弱勢產業和地區發展的所有債務進行擔保，并給予其全部免稅和不給股東分紅的特殊政策，利潤全部用于補充資本金。美國聯邦政府對向落后地區投資提供信貸的私人金融機構給予信貸保證，在西部開發的鐵路網建設中，聯邦政府通過給予鐵路公司以種種優惠金融政策來提高其籌資能力。

政府的政策引導和扶持是貧困地區金融發展的一個共同特征。具體到建立貧困地區普惠制金融體系而言，一是政府要為特定金融機構的資金來源提供可靠渠道，為其政策性的信貸投放提供擔保，以確保其運作的可持續性；二是財政對有關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的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在業務活動中，財政與金融部門緊密配合、相互協作；三是以農業保險、失業保險、社會最低生活保障等形式加大對貧困地區及人口的轉移支付，增強其抗風險能力和償付能力，為金融的有效償付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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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健康扶貧綜述范文

內容摘要:農村信貸環境的優劣直接關系到農村乃至全國經濟的發展。優化農村信貸環境應從政策法規健全、體制機制完善、素質意識提高和信貸機構自身建設等多方面努力。在當前金融危機的情境下,重溫馬克思信用理論對解決農村信貸突出問題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馬克思信用理論 農村 信貸環境 優化

優化農村信貸環境是規范農村金融秩序,保障農戶信貸利益和金融機構應得利益,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穩定的根本途徑。然而,在實踐過程中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當前我國農村信貸環境令人擔憂、亟待改善。為此,應在馬克思信用理論的科學指導下,通過政策引導、法律監督、素質提高和信貸機構自身建設等途徑逐步使其得到優化,以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需要。

影響農村信貸環境的因素

(一)政策、體制層面

我國政府大力支持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近年來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農民歡呼鼓舞。然而就農村信貸而言,卻潛在一些問題。最明顯的如:“低利率放貸”作為在政府行政干預下的一個被動行為,它的積極性問題、持續性問題值得我們理性面對。再例如,對小額信貸債務豁免的直接干預,使貧困目標群體對信貸產生了豁免預期,嚴重影響小額信貸款項的到期回收率。這種出于良好愿望來幫助農民的貸款減免實際上極大地破壞了農村的信貸環境。加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市場化改革不配套,農村信貸融入市場經濟的程度不深,政府對金融行業的嚴加管制等,使得農村信貸的扶貧效果大打折扣。

(二)法律、素質層面

由于缺乏嚴格而具體的法律約束,放貸方投機鉆營、愚弄百姓,借貸方有意違約,拖賬、賴賬的現象時有發生。此外,由于當前非政府小額信貸機構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金融機構,其長期發展的合法性問題得不到解決,這使它們無法通過吸收自愿儲蓄持續籌集到相對低廉的資金,也無法從正規金融機構進行融資,擴大自己的業務規模。同時由于低利率經營,信貸機構方面缺乏主動的助農意識,往往表現出被逼無奈、得過且過的姿態,而不少農戶則把貸款看成是政府的救濟和恩賜,沒有意識到它是一種具有法律后果的經濟行為。更有玩權者,、投機倒把,將低息貸款轉給他人,從中漁利。

(三)實踐操作層面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農村信貸機構管理水平與自身建設也是個突出的問題。農村信用社作為目前開展農村信貸業務的主體,與其他商業性金融機構相比,無論是自身的硬件設施,還是員工素質和管理水平都處于相對較低的層次上。而從實踐來看,其管理成本相對偏高,面對金融市場化進程,識別和防范金融風險、創新金融產品滿足金融需求的能力明顯不足。在內部管理上,缺乏完善的內部監控和信息管理系統以致信貸質量管理能力弱,風險貸款率和拖欠率較高。

馬克思信用理論精要及其啟示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詳細地闡述了他的信用理論。盡管這一理論針對的是當時的資本主義經濟現象,但由于商品經濟的共同特征,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下面擇其精要,結合我國農村信貸實際逐一分析:

首先,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信用是借貸資本運動的特殊形式,體現了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即建立在彼此誠信基礎上的“契約式”的借貸關系或者說債權債務關系。作為其主要形式的商業信用也好,銀行信用也好,都必須以誠信為基礎。聯系到我們的實際,既然馬克思指出,信用是一種契約式經濟關系(法權關系),它的成立必須有一定的條件,它的實現必須有相應的物質和法律保障。由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異同,針對我國農村信貸工作中反映最突出的“農民貸款難”和“貸款回收難”問題,我們應進行理性的分析。

由于生產力尚不發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既要講究人性關懷,同時也不能忽略經濟效益;既要支持人民勤勞致富,又要堅決打擊金融投機和失信行為。為此,一方面,政府應在加大扶貧力度基礎上,加快農村金融基礎服務體系建設。制定貸款貼息政策,化解支農信貸風險,提高信貸部門放貸的積極性;鼓勵建立多層次、多形式的企業擔保機構,建立和完善擔保機構的行業準入、風險控制、損失補償和監管機制,以防范相關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應建立健全誠信教育機制和應急處理機制,在降低農村信貸門檻的同時對群眾進行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群眾素質和經濟法律意識,使其明確自己在信貸關系中的權利和義務,對明知故犯、有意拖賬賴賬者依法處理。

其次,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信用使大資本吞并小資本,加速資本集中的強大杠桿作用,同時揭示其消極作用――助長過度投機和虛擬資本、泡沫經濟的產生,加速資本主義危機的到來。他指出:“信用使買賣行為可以互相分離較長時間,因而成為投機的基礎”, “進行投機的批發商是拿社會的財產,而不是拿自己的財產來進行冒險的”。而銀行資本家“靠這些虛擬資本(大部分并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資本,而是代表公眾在他那里存入的資本)和少量代表現實價值的資本,反復進行投機和欺詐活動”。“對于借方來說,也不惜拿著別人的貨幣去冒險”。結果,信用制度就表現為生產規模過度擴張、商業過度投機。隨著虛擬經濟的發展,信用制度的內在矛盾越演越烈,最終可能釀成區域性或世界性的泡沫經濟和經濟危機。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資本和社會資本在加速經濟發展時不斷融合,為資本集中和大規模金融投機行為提供了基礎。這種投機可以使個人資本迅速擴大,也可以使個人和集體的、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甚至是政府部門的資金通過非正常渠道達到融合。廣大農村由于經濟欠發達,大規模的投機相對較少,但并非不存在。部分信貸機構人為設置障礙,讓群眾貸不到款,然后再把這些款項轉貸給能支付更高利潤的企業,或者直接以集體名義暗地里投放到能獲取暴利的經營項目,更有少數金融機構和當地政府部門互惠互利,拿公眾的錢財送人情,甚者變相發放高利貸;企業方面,關系強又舍得送的企業往往能更便捷地弄到貸款,有時甚至空手套白狼;少數貪婪農戶變著法子套貸款(不惜拿別人的錢去冒險),針對諸如此類的投機行為,我們不僅應加強經濟法制建設,健全金融法律監督、加大打擊力度,還應完善和嚴格貸款與交易程序,不讓投機者有機可乘。唯如此才能保證社會主義信貸工作沿著健康的軌道發展,才能避免經濟泡沫,遠離經濟危機。

最后,針對農村信貸機構自身建設的問題,包括資金不足、信貸管理落后、人員素質不高和內部機制缺失問題等,我們建議在馬克思信用理論的指導下作以下幾點:第一,通過經濟立法確定農村信貸機構的合法金融地位,從源頭上保證其足額扶貧信貸資金。同時鼓勵和發動其他金融機構、地方企業及個人積極支持農村信貸工作;指導農村信用社等在保證資金安全的基礎上,大膽吸收各大銀行的先進經驗,拓寬業務范圍,創新業務品種;鼓勵農村信貸機構加大投入,擴大“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的授信面額,最大限度地吸收農村資金,增加融資總量;第二,建立健全新進人員業務素質考查制度和在崗職工績能考核評價制度,切實提高信貸工作人員職業道德和專業技能;第三,嚴格信貸管理,進一步規范信貸檔案管理制度、落實信貸“三查”制度、第一責任人追究制度和貸款集體審批制度,杜絕違紀貸款和多元授信主體,防范貸款風險;建立健全農村信用信息資源征集、管理、評價和披露制度;建立實施信用激勵和失信懲罰機制等。

結論

理論沒有過時,也不會過時。在當前世界性金融危機的情境下,我國金融信貸工作尤其是農村方面的工作任重而道遠。為此,我們應該好好溫習信用理論,結合我國具體實際,同時吸取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金融信貸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從理論和實踐、宏觀與微觀層面規范金融秩序,完善信貸管理,優化信貸環境尤其是農村信貸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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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健康扶貧綜述范文

[關鍵字]獨立學院 經濟困難生 資助育人工作

目前如何做好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工作，成為教育界乃至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2007年以來，國家建立了以無償資助為主的新的資助體系，獨立學院由于自身特殊的辦學性質與辦學模式，其經濟困難生的資助工作更是備受關注，然而目前資助工作重點大都放在緩解學生的經濟壓力，對如何發揮資助工作的育人效能卻不夠重視。獨立學院更應重視充分發揮學生資助工作的育人功能，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才，以達到全面育人的目標，才是資助工作的意義所在。

一、獨立學院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與育人結合的現狀分析

2007年國家頒布實施的新的高等學校學生資助政策中包含著育人的取向與因素，收住學生需具備良好的思想修養與生活習慣，目的在于提高學生綜合素質，通過積極參加勤工助學活動，樹立獨立自強的意識，以拓寬資助經濟困難生的有效途徑。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把育人為本作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要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把促進學生健康成長作為學校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是高校學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資助工作的開展要堅持以人為本、堅持育人為本、堅持德育為先、堅持能力為重、堅持全面發展。

（一）立體資助體系的初步確立

獨立學院形成了國家助學貸款、各級獎助金、勤工助學、社會實踐與創業和社會扶助基金五位一體的資助方式體系。學校積極宣傳國家助學貸款政策，并出臺相關政策及文件。依托國家政策設立了各級獎助學金，如國家勵志獎學金、國家助學金；建立了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檔案網絡庫；近年來設立各職能部門學生助理、多媒體教室設備維護、物業服務等多個校內勤工助學崗位，參與勤工助學學生逐年增加；學校通過政府引導，社會、企業出資，個人參與等方式設立了昊漢集團助學金，峰光助學金。

（二）資助管理體系的逐步完善

學校設利用大學生生活管理中心從事大學生資助工作；出臺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各學院設置了專職輔導員，專門負責學院學生資助工作，同時設置了專項資金用于助困，形成了學生資助工作的制度保障體系；學校還舉行專題會議對學生資助工作存在的問題，實行各部門及時溝通、相互協調、共同解決。

（三）科學認定機制的建立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認定，是資助工作中的難點。為能夠公平、公正、合理地分配資源，切實保證國家與學校制定的各項資助政策真正落實到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身上，為此，學院綜合運用了家庭經濟狀況調查法、班級學生民主評議法、院系教師評議法、院系班三級公示法及指標權重數據分析法等方法，建立了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科學認定機制。

二、獨立學院經濟困難學生資助與育人結合存在的不足

（一）過分重視物質資助，較少關注“精神脫貧”

學院注重從不同方面對經濟困難學生給予物質資助，然而受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對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工作大多只停留在經濟層面上，在重視物資的同時，往往容易忽視“精神脫貧”，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在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的同時，由此也引起了他們在學習、心理和就業等方面的壓力。此外，部分經濟困難學生還通過校外的勤工助學來維持生活，大部分從事銷售，或餐飲業服務等工作，但由于工作時間不固定或工作時間較長，浪費了他們的大量時間，加之我院以語言類專業為主，專業學習的特殊性要求學生每天必須保證一定量的聽、說、讀、寫練習，這就造成了這部分經濟困難生生活與學習之間很難調和的矛盾。“扶志”與“扶智”才是“扶貧”的最終目標。

（二）資助形式日趨多樣，教育環節亟待提高

目前，我國對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已經搭建起了完整的資助平臺，并逐漸形成了一套由政府、高校為主體以及社會、個人等積極參與的“獎、助、貨、補、減、免”以及“綠色通道”等措施的多元化資助政策體系，資助形式多樣，資助效果顯著。但目前在我院的經濟困難生中，存在“等、靠、要”的心理和思想的同學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而且當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接受資助而不感恩現象比較普遍，不少受助大學生對資助者態度冷漠，缺乏起碼的感恩之心。受助不感恩，充分暴露出當前資助工作中教育環節的缺失和薄弱。

（三）片面強調單向性幫助，較少發揮學生主體性

在每年的獎學金、助學金、困難補助等資助的評定時，出現向學校要錢、爭錢的不良現象。高校在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進行幫困助學時，要把資助與育人相結合，對受助學生進行教育，通過一定的方式方法明確學生的義務，意識到自己的受助的同時有責任和義務將這種愛傳遞下去。要求我們轉變傳統的理念，培養他們的主體意識，引導他們進行自我選擇、自我規劃，真正能授之以漁，促進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健康的成長和成才，達到資助與育人有機結合的顯著效果。

三、全面系統的資助與育人相結合是資助育人的主要手段

（一）注重激發學生的自立自強意識

校內校外的勤工助學崗位，一方面能夠培養學生在管理、服務、技能等方面的能力，使學生基本具備了“助管、助研、助教”的能力；另一方面，勤工助學的收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助學生的生活困難，使學生能夠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收入，減輕經濟負擔，培養學生自強自立的意識。加強對勤工助學學生的崗前培訓和科學管理，使學生盡快融人崗位，通過鍛煉提高技能和社會實踐能力。

同時，積極有效地發揮學生的智力優勢，多設置一些能發揮學生智力、鞏固專業知識的助學崗位，如教學助理、科研助理、中小學生課外輔導等崗位，讓勤工助學崗位的性質逐步由單純的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轉換。通過鼓勵學生參與青年志愿者協會、寒暑期社會實踐等活動，讓學生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學會關心、包容別人，學會感恩，以實際行動回報國家及社會給予的關愛。鑒于勤工助學方式的教育意義，高校應將專項經費用于拓展勤工助學崗位，校內通過增加勤工助學崗位，校外通過與校友、企業聯系建立社會實踐基地，鼓勵和推薦有需要和能力的學生參加實踐拓展，使得他們在通過勞動獲取報酬的同時，又收獲了一筆寶貴的人生經歷，更培養了學生自立自強的意識和能力。

（二）注重培育學生的誠實守信意識

為了實現“不讓一個學生因家庭困難而輟學”的目標，國家和地方政府不斷加大對困難生的資助力度。國家助學金這種無償資助，只要學生符合“貧困生”的條件，基本就可以獲得資助。而高校對貧困生的認定，主要是學生家庭所在地的鄉（鎮）或街道民政部門加蓋公章予以確認的家庭人均收入低的證明。不可否認的是，有些家庭人均收入并不低的學生也在生源地獲得貧困證明，并順利得到助學金。不用付出太多的辛勞，只要一紙證明就可以獲得兩三千元甚至更多的資助，而針對貧困生設立的國家勵志獎學金的金額是五千元，要求家庭經濟條件困難的前提下，必須達到二等獎學金所要求的學習成績，一般人難以企及。在這種“現實比較”中，極容易出現部分學生以貧困為資本獲取經濟利益的現象，既使得資助目標無法真正達到，又使得學生的誠信遭遇危機。在國家助學貸款的申請中同樣存在信譽危機。

（三）注重樹立學生“陽光心態”

獨立學院中相當一部分學生家庭條件較好，但對經濟困難生而言，他們從小到大他們接受教育的環境較差，綜合能力相對欠缺，雖然初進大學時，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有美好的愿景和打算，但現實總總不盡如人意。例如我系xx同學就由于入學前從未接觸過計算機，雖然自身十分刻苦努力學習，但計算機考試成績依然不合格。除學習之外，經濟困難生不論是個人特長還是交往能力往往都不如他人。在這種情況下，貧困學生較之一般學生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壓力，容易產生抑郁、人際交往障礙等癥狀。甚至由于這種經濟條件差異造成部分經濟困難學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學習成績不突出、人際關系不適應等問題，而這些問題的累積極容易導致部分學生出現過分內向、自卑、多疑、敏感、壓抑等心理表現……

以上種種現實狀況就要求在學生資助工作中，將經濟資助和關注學生的心理健康盡快有效結合起來。在資助過程中，應定時和學生溝通，及時了解學生的思想狀況和心理變化，傾聽學生的心聲，了解他們在學習、交往、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和困惑，并給予他們及時和正確的指導和幫助，引導他們正視貧困，積極悅納自我，努力學習、認真生活，以證明自己和提升自己。在幫助學生提高知識、生活和交往水平的同時，使他們的心理健康均衡發展。心理的健康均衡發展，又會進一步促使學生各方面能力的提升。

四、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與育人結合的對策

（一）營造良好社會氛圍，加強育人保障環境

經濟困難學生的健康成長和成才，不僅需要國家和學校的關懷與關注，還需要全社會的共同關愛與積極參與。因此，需要為為資助育人工作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使社會公民主動履行社會責任和義務，形成扶貧濟困的良好社會風尚。同時輿論界適度的宣傳、報道也必不可少。形成資助育人的社會參與機制，加強社會支持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育人的保障作用。

（二）加強組織領導，完善育人工作管理機構與運行機制

在工作中要牢固樹立“以生為本”的理念，切實加強組織領導，加強機構和隊伍建設，建立健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與育人工作管理機構與運行機制，夯實資助育人的工作基礎。高校資助育人工作是一項系統性的工程，由于其復雜性，需要學校上下整體配合、共同推進。

以現代信息技術為依托，加強資助育人網絡建設，建立專門的網頁。一方面，系統介紹國家的各項資助政策，監督各項工作的落實情況；另一方，開辟互動專欄，聽取困難生對資助育人工作的建議與意見，對他們反映的問題及時予以答復。

（三）積極悅納自我，樹立感恩回饋之心

引導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主動融入校園生活，積極參加學校舉行的各種豐富多彩的活動，在活動中改善人際關系，通過濃厚的校園文化以及育人的人文環境的熏陶，發揮主觀能動性，促進自我成長成才。

結語：

獨立學院學生資助工作必須堅持以育人為核心，是加強當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徑與新興空間，更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資助工作不僅起到物質幫助的基礎作用，更應深層次地推進“扶智”與“扶志”建設，此項工作的開展必然要求國家、高校、社會三重主體及相應機制相互配合、分工協作，充分發揮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最大程度地發揮資助育人的實際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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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健康扶貧綜述范文

一、當前高校資助體系存在的問題

1.資助對象的評定工作難以客觀準確

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無償的獎助學金資助，首先必須對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進行調查認定。學校認定的依據之一是“高等學校學生及家庭情況調查表”和“高等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申請表”，由學生所在鄉鎮民政部門蓋章證明和學生本人填寫，但不少地方開的證明隨意性很強，可信度較低。再次，由于貧困生個性、心理以及思想認識上的差異，資助中存在著不平衡現象：存在著不貧困的學生裝貧困、爭貧困的現象與貧困生要面子、拒絕資助的現象形成鮮明對比，干擾認定工作。

2.資助對象的評定方法容易帶來消極影響

首先，不利于保護學生的家庭隱私。大多數高校的幫困工作都要經過申請、評比、審查、公示等步驟，在此過程中，學生需要將某些隱私公布于眾，給學生帶來無形的精神負擔和心理傷害。其次，社會上一些善意的捐助活動實施不當，也加大了貧困生的心理壓力。有些社會慈善機構、捐助企業為了營造聲勢，在校內外對受助學生過多的曝光，加大了貧困生的自卑心理。

3.注重“經濟脫貧”，忽視“精神援助”和內在發展

經濟困難的學生往往面臨著學習困難、心理困難、人際交往障礙等多重壓力，但我們現行的扶困措施注重解決學生經濟困難，缺乏對貧困生在思想、人格、心理等方面的教育。且擺脫精神上的貧困遠比擺脫經濟上的貧困要困難和復雜的多。參照國外的資助政策大部分是有條件的，學生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才能獲得，完全無條件的資助很少。我國現行資助體系中仍有較大比重補、減、免等無償資助方式，不利培養學生的自強自立精神。

二、改進高校資助體系的工作方式

1.改進貧困大學生經濟資助方式和工作方法

改進資助方式和評審方法。高校應建立按學費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資助基金的制度，加大對貧困生的資助資金的投入。在資助方式上應加大“獎、貸、助”的力度，減少“補”的金額，取消“免”，鼓勵貧困生以優異的成績獲取高額獎學金，充分發揮貧困生自強的心理優勢，克服自卑思想。此外，應圍繞保護貧困生的自尊心來展開資助工作，注重保護受助學生的個人隱私，盡量消除因經濟資助帶來的負面影響。高校要盡量爭取社會資源，設立更多的專項獎助學金和勤工助學崗位，讓貧困生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報酬。

2.建立和完善貧困大學生精神救助體系

關注經濟困難大學生內在精神培養，營造關愛貧困生的人文環境。提高經濟困難學生自我調節和抗挫折能力，引導他們以積極健康的心態面對困難。關愛貧困生，就要尊重他們、平等地對待他們。社會也應尊重學生的個人隱私，盡量減少對貧困生個體的追蹤和曝光，淡化“貧困生”的字眼。大力營造團結互助的校園氛圍，給予貧困大學生以更多的人文關懷。

三、強化高校資助體系的“育人”功能

1.助學貸款與誠信教育相結合

將誠信教育貫穿至困難申請和助學貸款全過程，如：舉行貸款簽字儀式時，對學生進行誠信教育強調誠信是立足社會的重要基礎；利用校內媒體進行宣傳、引導， 開展“誠信” 討論，開展誠信主題征文、誠信主題演講比賽等活動，讓貧困大學生更深刻地認識到誠信對個人、對社會的重要性，使他們真正認識到“人無信不立”，讓誠信觀念深入人心。

2.無償資助與感恩教育相結合

對于一名大學生而言， 感恩意識絕不是簡單的報恩，而是一種責任意識、自立意識、自尊意識和追求一種人生成就的精神境界。同時，也是對大學生綜合素質的一個基本要求。感恩意識的養成，有利于完善他們的自身素質、增強責任感。

3.專題教育與全員育人相結合

在針對性的開展理想信念教育、挫折教育、自強感恩教育等專題教育活動的同時，要努力構建黨委統一領導，學生資助管理中心、學工、財務、就業、教務、校團委等多部門通力配合，全校教師共同參與的全員資助育人工作新格局。一方面要關注國家資助政策，及時調研、總結國內外高校資助工作經驗，深入分析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需求、困難特點、心理特點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狀況，專門制訂工作規劃。另一方面要促進全體教職員工關注和重視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教育、教學情況，使其全面提高。

4.自強自立教育與勤工助學相結合

勤工助學是一種由資助者提供勞動機會和勞動報酬，從而使學生能夠通過勞動獲得報酬，解決學習費用的資助方法。目前學生從事的勤工助學項目大多是由學校自身創造和聯系的一些適合學生業余工作的崗位，諸如班主任助理、辦公室助理、科研助學等崗位，這些都是幫助學生自食其力克服困難的有效途徑。

總之，做好高校貧困生資助工作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社會性的系統工程，需要政府、高校、企業、社會、學生等多個角色的積極參與、共同的努力才能很好的完成。管理者應注重經濟困難學生選定的方式方法，最大可能消除評選過程中的負性影響，注重保護同學隱私，在幫助其“經濟脫貧”的同時，要關注學生的“心理危機”和“精神援助”。同時，高校要加強以人為本，注重服務的教育管理理念，認真做好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工作，為家庭困難的學生送去溫暖，幫助他們增強自信，完成學業，更好的成長成才，更好的促進社會公正與和諧。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