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的含義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微觀經濟的含義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微觀經濟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互聯網；虛擬貨幣；微觀經濟；影響

中圖分類號：F820.3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15-000-02

前言

就我國互聯網發展情況來看，據相關數據統計，2007年末，我國網民數已經突破2億，直到2015年，我國網民數已經突破7億，龐大的網民人數，為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商機。在這樣的背景環境下，虛擬貨幣作為互聯網經濟活動中的新型貨幣形式，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傳統的貨幣購買形式具有一定的繁瑣性，并且傳統貨幣產生的高交易成本也為虛擬貨幣的發展創造了商機。同時，銀行系統在當下社會經濟發展形勢下，存在著一定的滯后性，這些原因都促進了虛擬貨幣的產生和發展。虛擬貨幣更好地解決了小額電子支付存在的麻煩和風險，更加方便人們的消費生活。除此之外，企業在銷售過程中，開始接受虛擬貨幣，讓虛擬貨幣擁有了一定現實貨幣的購買能力。這樣一來，虛擬貨幣得到了人們的認可，從而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本文就虛擬貨幣對微觀經濟影響的分析，闡述了虛擬貨幣的概念，并就虛擬貨幣的性質進行了分析，以此來研究和分析其對微觀經濟所產生的影響。

一、虛擬貨幣的概念

要想弄清楚虛擬貨幣對微觀經濟的影響，就必須明確虛擬貨幣的概念，對虛擬貨幣能夠有一個明確的區分。就虛擬貨幣的發展情況來看，虛擬貨幣主要指游戲幣、電子貨幣、網絡貨幣等，這些貨幣在很大程度上有著共通性，對其具體的含義存在著一定的模糊性。一般來說，虛擬貨幣主要是指網絡上進行流通的貨幣，要比互聯網的虛擬環境為流通媒介，具有等價交換功能。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互聯網人數的急劇增加，學術界對虛擬貨幣的概念也在進一步的研究，但尚還沒有明確的定義。

就以Q幣為例，Q幣就是一種虛擬貨幣，能夠購買騰訊旗下所有的服務。騰訊公司對Q幣與現實貨幣之間有著明確的兌換率，一般來說，1Q幣的價格相當于0.8元左右。Q幣在互聯網這個虛擬環境中，起到了等價交換的功能，不單單能夠購買騰訊的服務，也可以折算購買其他企業的服務。例如用Q幣進行充值話費、Q幣充值起點中文網的看書幣等等。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在網上很多服務，除了利用現實貨幣結算后，也可以利用Q幣進行結算，進一步擴大了Q幣的流通性。但是Q幣畢竟不是國家進行發行的貨幣，關于它與人民幣之間的兌換問題，一直是學術界普遍爭論的一個問題。在研究虛擬貨幣時，虛擬貨幣的流通性以及在互聯網交易中起到的實際作用，對于把握虛擬貨幣的發展方向來說，具有著重要意義。

一般來說，對于虛擬貨幣的劃分，目前來看主要有初級虛擬貨幣和高級虛擬貨幣兩個方面，初級虛擬貨幣是指能夠完成商品買賣，將其與現實貨幣進行一定比例兌換的虛擬貨幣。而高級虛擬貨幣的界定，主要是虛擬貨幣與現實貨幣之間的關系。當虛擬貨幣具備了與現實貨幣一樣的功能，由國家銀行進行，在虛擬世界中進行流通的法定貨幣，這一階段，則是虛擬貨幣的高級階段。

二、虛擬貨幣的發展

本文對虛擬貨幣的研究，主要是研究虛擬貨幣的初級階段，即虛擬貨幣能夠完成商品買賣，并且與現實貨幣存在著一定的比例關系。虛擬貨幣的發展，是基于互聯網技術發展，電子商務出現，而得到了較大的發展。虛擬貨幣能夠更好地滿足人們網上購物、網上消費的需要，漸漸得到了人們的認可。

互聯網技術的推廣和應用，讓網民數不斷增加，為了更好地進行商品交換，一些門戶網站和電子商務平臺推出了虛擬貨幣。虛擬貨幣的推出，方便了人們對產品的購買，減少了中間環節存在的不必要麻煩。人們將現實的貨幣進行轉換，兌換足額的虛擬貨幣，從而完成商品交易。據相關數據調察顯示，2007年，我國國內虛擬貨幣的交易額占總交易額的百分之十，并且這一數據在2015年，已經上升到了27%，2015年中旬，虛擬貨幣交易額已經突破200億元。就目前虛擬貨幣的發展情況來看，人們眾所周知的虛擬貨幣主要有QQ幣、yy幣、百度幣、魔獸幣、盛大點券等，其中QQ幣、盛大點卷應用的范圍更加廣泛，很多門戶網站將這兩種虛擬貨幣按照一定比例進行兌換。虛擬貨幣的實際應用案例并不少見，很多在網上沖浪的人知道，yy直播過程中，在送禮物的時候，都是用yy幣來完成交易的。很多網站在給版主發工資的時候，就是用Q幣來進行結算的。

本文對虛擬貨幣現狀的研究，將以Q幣為案例。騰訊QQ是我國最大的網絡即時通訊平臺，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QQ號、微信號，龐大的用戶群為Q幣的應用提供了市場。騰訊的業務都需要利用QQ來進行購買，例如會員、黃鉆、紅鉆、綠鉆等服務，除此之外，大家在創世中文網看電子書的時候，也可以用Q幣進行充值。Q幣對于騰訊公司來說，就相當于現實中流通的貨幣，只要你在使用騰訊的相關服務，利用Q幣都可以完成交易。就騰訊公司推出的虛擬貨幣――Q幣的發展情況來看，用戶通過充值現實貨幣，就可以兌換一定數額的虛擬貨幣，利用虛擬貨幣，就可以購買到自己所需要的服務。這種兌換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騰訊公司相關業務的發展，并且使現實貨幣和虛擬貨幣之間的距離進一步拉近，從而更好地促進了自身的發展。綜合騰訊公司虛擬貨幣的發展來看，其對騰訊的經濟效益來說，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尤其是Q幣在虛擬環境中的流通作用，讓騰訊公司的Q幣兌換了數額龐大的現實貨幣，從而為企業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資金[1]。

三、基于互聯網的虛擬貨幣對微觀經濟影響的分析

本文就互聯網的虛擬貨幣對微觀經濟影響的分析，將從發行者和第三方商家兩個方面進行。

（一）虛擬貨幣對發行者的影響

1.虛擬貨幣的發行成本分析

虛擬貨幣的發行，需要一定的經濟成本，這些成本主要包括硬件成本、軟件成本以及相應的維護成本。就以硬件成本來說，虛擬貨幣的硬件成本主要是計算機服務器和相應的網絡設備的價格。虛擬貨幣作為企業的交易貨幣，在發行過程中，對設備的要求較高，發行設備必須具備良好的性能，例如較大的存儲能力、快速的響應時間、系統的接納能力等，只有這樣，才能夠對虛擬貨幣進行更好地監控。就以騰訊公司發行的Q幣來說，由于Q幣在實際應用中，要面臨著較大的人群，同時訪問量較大，計算機服務器必須具備強大的性能，PC服務器的配置較高；軟件成本主要是操作系統軟件以及相應的數據庫管理軟件，軟件是確保虛擬貨幣發揮作用的關鍵，在實際應用過程中，軟件必須要保證虛擬貨幣的相關功能得以發揮，這樣一來，才能確保虛擬貨幣的流通。同時，虛擬貨幣的發行，要考慮到的策略選擇以及系統的安全性，虛擬貨幣的發行成本與預期用戶數以及預期系統的吞吐量有著密切的關系。虛擬貨幣在互聯網上流通，要確保其支持軟件的性能，根據虛擬貨幣的特點，虛擬貨幣的軟件具有特殊性，必須要與虛擬貨幣保持一致性。隨著虛擬貨幣需求量的增大，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發費用，這些費用構成了虛擬貨幣的成本；維護成本是由軟件、硬件維護產生的，系統維護對于虛擬貨幣穩定運行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虛擬貨幣流通過程中，由于硬件系統、軟件系統會隨著虛擬貨幣的流通情況，有針對性的進行調整，這樣一來，系統性能的好壞，將直接影響到虛擬貨幣的流通情況。為了保證虛擬貨幣能夠有效流通，就必須加強對軟件、硬件的維護，這期間產生的費用，則是虛擬貨幣的發行成本[2]。

2.虛擬貨幣的發行收入分析

虛擬貨幣發行后，人們為了獲取企業的服務，就需要用現實貨幣進行購買虛擬貨幣，這樣一來，購買的虛擬貨幣就成為企業的收入。就虛擬貨幣的收入情況來看，虛擬貨幣取得收入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留存資金收入。虛擬貨幣的獲得，需要利用先進進行購買，都是以“預付”的方式來實現的。虛擬貨幣的發行者通過銷售虛擬貨幣，獲得了現實資金，為企業發展吸納了大量的資金，這些大量的資金就成為了一種長期借款，從而為虛擬貨幣的發行帶來了較大的收入；第二，虛擬貨幣擴大了企業的收入。網絡服務需要通過現實貨幣進行購買，利用虛擬貨幣進行支付，解決了很多麻煩，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企業的收入。虛擬貨幣是購買企業服務的主要貨幣，用戶在購買虛擬貨幣的同時，其消費行為就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只能購買虛擬貨幣發行者的服務，因此可以更好地擴大企業的收入；第三，虛擬貨幣的應用，是企業獲得了一定的支持后，有著龐大的用戶群，才得以推廣的。這樣一來，虛擬貨幣在發行后，無需進行廣告宣傳，為企業產品的推廣，節約了大量的廣告費用；第四，虛擬貨幣的應用，加快了企業的資金流轉，避免了企業受到時間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限制。

（二）虛擬貨幣對第三方商家的影響分析

1.虛擬貨幣對第三方商家成本的影響

第三方商家接受虛擬貨幣交易這種形式后，也將接受虛擬貨幣交易帶來的成本。虛擬貨幣對第三方商家成本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了手續費、資金收益損失、風險損失等問題上。首先，第三方商家接受虛擬貨幣交易時，需要與虛擬貨幣的發行企業進行協商，并簽訂一系列的協議，這樣一來，雙方在合作過程中，由于考慮到虛擬貨幣發行企業的影響力，第三方商家會接受免收手續費等優惠措施，這些優惠，則增加了第三方商家交易的成本；其次，消費者在利用虛擬貨幣進行交易過程中，使用的是虛擬貨幣，商家收到的也是虛擬貨幣，現實的貨幣并沒有到商家的手里，而是在虛擬貨幣發行企業手中。虛擬貨幣發行企業就會得到一筆無息貸款，從側面來看，第三方商家損失了資金收益；第三，虛擬貨幣并不是現實的貨幣，是企業發行的一種虛擬貨幣，就相當于一種債券或是股票，若是虛擬貨幣發行企業一旦破產，虛擬貨幣無法轉化為現實貨幣，這樣一來，第三方商家將面臨著較大的經濟損失風險[3]。

2.虛擬貨幣對第三方商家的收入影響

第三方商家利用虛擬貨幣進行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現金交易的麻煩，很多消費者樂于用虛擬貨幣進行商品購買，這樣一來，可以提升商家的收入，實現商家的經濟效益。同時，第三方商家在利用虛擬貨幣交易時，由于雙方的合作關系，可以為第三方商家進行宣傳，節省了第三方商家的廣告費用。虛擬貨幣對第三方商家的收入影響，主要表現在了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可以有效地增加交易量。我們在上網過程中，一些網絡服務的費用較低，例如我們在看網絡小說時，一本完本的網絡小說的下載費用極低，有可能是0.4元或是0.8元等，這樣的小額交易，消費者通常會用虛擬貨幣進行交易，若是商家不接受虛擬貨幣交易，很多消費者會因為交易過程的麻煩，就選擇放棄該商品。這樣一來，通過虛擬貨幣交易，可以增加商品的交易量，讓商家獲得經濟收入；第二，節省廣告費用。虛擬貨幣的發行企業，有著龐大的互聯網用戶群體，這樣一來，第三方商家與虛擬貨幣發行企業進行合作，無形之中為第三方商家打了廣告，增強了第三方商家的知名度，從而促進了第三方商家商品交易的機會，有效地提高了交易量，使第三方商家更容易獲利。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虛擬貨幣對微觀經濟有著較大的影響，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第三方商家的交易成本，但又提高了第三方商家的交易量，促進了第三方商家經濟效益的提升。針對于這一問題，在實際應用過程中，要注重把握虛擬貨幣的利弊，根據微觀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對虛擬貨幣進行有效的把握。同時，從虛擬貨幣對微觀經濟的影響來看，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對傳統的微觀經濟發展模式起到了巨大的沖擊，微觀經濟要想獲得更好的發展，就必須堅持與時俱進，注重利用虛擬貨幣的優勢，從而更好地實現自身的發展和進步。

參考文獻：

[1]黃艷.互聯網虛擬貨幣對微觀經濟影響分析[J].中國市場，2015， 22：75-76.

[2]李邦胤.虛擬貨幣現狀及發展研究[D].河南大學，2014.

第2篇：微觀經濟的含義范文

管制、規制與監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譯，對于日本學者的著述傾向于將它譯為規制，如金澤良雄在《經濟法概論》一書中第一編第四章所談及的問題就是“經濟法中的規制”，植草益的《微觀規制經濟學》等。對于英美學者的著述則更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爾•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與市場》，施蒂格勒的《產業組織與政府管制》等。而在國內的經濟學著述中，管制與規制的運用也無統一的規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經濟學導論》，馬昕等所著《管制經濟學》，謝地所著《政府規制經濟學》，王雅莉所著《公共規制經濟學》，張維迎的《管制與信譽》等。在經濟法學著述中，結合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學者們大多數使用的是市場規制，如漆多俊在《經濟法基礎理論》第十章所述內容即是“市場規制法原理與制度體系”，監管在經濟學領域很少見，但是在法學領域，有的學者將市場監管法和市場規制法并列為微觀經濟法范疇，是干預市場微觀領域的不同手段。如盧炯星認為，市場監管法與市場行為規制法同屬于微觀經濟法范疇，但兩者卻各有不同。有的學者認為，在與法律密切聯系的層面上，管制、規制與監管并無本質區別，既包括與此相關的政策，也包括為實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規。還有學者認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統地進行管理和節制，并含有規則、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義，通常理解為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監管的范圍大的多，監管只是管制的一種，是從維護安全，降低風險角度進行的管制。管制與規制并無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譯而已，無論管制更多的適用于政策性討論也好，規制側重于管制法律表現形式也好，這些區別對于實質性研究并無意義，因此我們的研究重點不應該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該用規制還是用管制，而是應當著眼于經濟運行的整體來掌握適用的范圍以及與其他經濟管理方法的區別。

1.1管制（規制）的性質

丹尼爾•耶金在他的一書《制高點——重建現代政府與市場之爭中》寫到的管制（規制）在戰前與戰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內容有非常大的差別，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關資料后得出這樣的結論：戰前的管制（規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場的各個微觀領域，因此它指的是對微觀經濟領域的直接監督和管理。而凱恩斯主義則將政府從微觀拉向宏觀，主張管理總體經濟而不是具體的市場運作。因此，凱恩斯主義被賦予了另外一種名稱“政府干預”，用與區分政府管制（規制）。丹尼爾•史普博認為管制是由行政機構制定并執行的直接干預市場配置機制或者間接改變企業和消費者的供需決策的一般規則或者特殊行為。金澤良雄認為規制可以理解為是對于一定的行為規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經濟法規制的對象就是經濟生活涉及到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經濟循環的全部過程，并包括與此有關的金融、運輸等。維斯卡西認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對個人或組織的自由決策的一種強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資源是強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經濟主體的決策為目的而運用這種強制力。植草益認為，政府管制是社會公共機構依照一定的規則對企業的活動進行限制的行為。我國學者王俊豪則將管制定義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對獨立的政府管制者（機構），依照一定的法規對被管制者（主要是企業）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與監督行為。因此，管制（規制）的性質是對微觀經濟領域和主體的干預。

1.2監管及市場監管法

監管，有學者將其解釋為監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監督和管理的內涵的簡單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義。國外有學者認為：監管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對經濟個體自由決策所實施的強制性限制。國內也有學者認為：監管就是由監管者為實現監管目標而利用各種監管手段對被監管者所采取的一種有意識的和主動的干預和控制的活動。盧炯星給監管下了這樣一個定義：監管就是市場運作的條件下，以矯正、改善市場機制為目的，政府對市場經濟行為的干預和干涉，或者說，監管就是政府根據法律制定與執行規章的行為，因此，市場監管就是監管主體制定各類市場的行為規則，并通過執行這些行為規則來減少市場失靈、構建市場秩序、保護投資者權益、促進市場競爭及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市場監管法作為經濟法需要研究的一個新興領域，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政府與市場的矛盾不斷加深，而逐漸進入法學家們的研究視野中。目前學界關于此方面系統化、專門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場監管法在微觀經濟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調整市場在運行過程中，監管主體對市場主體及其市場行為進行監督管理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總和。市場監管法不僅是市場主體進行市場運營的準則，也是市場監管主體依法監督、持續審慎監管、有效監管的依據，對于保障市場的安全與秩序、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保障市場公平有效的競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對市場監管法進行研究的學者們一致認為，它是屬于經濟法，而且應當是經濟法的獨立組成部分。它與市場規制法雖然都是調節微觀經濟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領域卻各不相同。經濟法學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體現調整國民經濟總體運行的宏觀調控法和維護市場競爭的微觀市場規制法，對于市場監管法很少提及，這在各個法學著述中可以發現大多學者將經濟法的內容分為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如漆多俊的《經濟法基礎理論》、《經濟法學》，邱本的《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等。有的則用市場規制法包含了市場監管法，但是對于兩種微觀領域的調控措施又沒能很好的協調兩者的差異。在研究微觀經濟立法時，沒有必要區別市場規制與市場監管，因為微觀經濟活動的配置應該交給市場，政府只是在市場失靈時的一個次優選擇，所以微觀經濟領域的立法就應該本著少管，間接管理的原則。當需要管理一項經濟事務時，根本不用區別是規制范疇還是監管范疇，我們的著眼點應該是什么時候管以及如何管的問題。

2干預與調控

干預一詞在國家與市場的博弈過程中似乎歷來就被視為國家或者政府的一項權力，在讀了丹尼爾•耶金的《制高點——重建現代政府與市場之爭》一書后發現，在英美國家，管制與干預有過一次巧妙的交鋒，而分水嶺就是1929年的經濟危機。此后大多數文獻都使用的是干預，以區分危機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凱恩斯和他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所引起的變化。眾所周知，經濟危機后，美國民眾強烈呼吁政府出來“主持大局”，他們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夠利用自己的權力增加就業、降低通貨膨脹、恢復市場等，而另一方面，特別是曾經一度控制市場的資本家們，害怕政府的介入會影響到他們的活力和發展，不想再回到20世紀初那種被管制的時代，更不需要一個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這種躊躇中，管制逐漸淡出美國人民的經濟生活，政府發現他們試圖再次激活管制的計劃有些力不從心。

調控一詞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國的經濟學和經濟法學領域被使用的頻率很高，特別是當與另外一個詞——宏觀一起使用時，就構成了通說認為的國家調整經濟的兩大手段之一，即宏觀調控。調控與上述的干預在特定語境下有著同樣的內涵，就是國家對宏觀經濟生活的管理與監督。

2.1干預

即使是對政府干預最具權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中，也沒有對干預一詞進行解釋。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繪來說明政府干預是對的，這對于理解干預有一定幫助：保險公司不能完全區分高風險與低風險的客戶，對同樣巨額財產保險收同樣的保險費吸引的往往是高風險的客戶，低風險的家庭買保險的可能性比較小。有那么多高風險客戶，保險公司的賠償金額巨大，所以公司進行“干預”限定保險范圍，不讓人們想保多少就保多少，這樣做可以激勵人們安裝防火系統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來降低火災風險。又如勞資關系，純市場體系，假定雇主掌握每個雇員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經常調整工資以便使每個人生產出最多的產品，偷懶的工資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這些情況，所以走捷徑采取某些“干預”，如補貼午餐費，以提高積極性從而提高平均生產效率。從中文詞義來講干預的意思是過問別人的事情。干預是一種外在力量的影響，市場有著自身的運作機制如供求機制、價格機制、價值規律等，政府對其進行干預的確是一種外來權力的干涉，相對于政府來說，市場的確是“別人的事情”。在看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發展歷史，由于過度的競爭導致壟斷妨礙了自由的市場環境，于是政府通過制定法律來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簡單來說就是先有市場和市場失靈從而產生了經濟法。這也足以說明，在私有制度國家，使用干預一詞是非常的貼切，雖然即使學者們也沒有做如此的區分，如馬克•波爾曼在他的文章《美國聯邦政府的歷史演變與國家的經濟角色》中談到19世紀末政府的經濟政策時使用的是：干預的加強，并沒有使用當時流行的詞語管制。在國家與市場不斷協調的今天，用干預來表示宏觀領域的調節，用管制來表示微觀領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經濟發展的方向。

2.2宏觀調控

漆多俊給宏觀調控的定義是：國家用以調節經濟的各種引導促進方式發達并形成系統后的綜合體現，是國家運用引導促進系統調節經濟的基本方式，國家從社會經濟的宏觀和總體角度，運用國家計劃、經濟政策和各種調節手段，引導和促進社會經濟活動，以調節社會經濟的結構和運行，維護和促進社會經濟的協調、穩定和發展。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由于國家經濟調節的本質是宏觀和總體的，作為國家調節基本方式之一，國家所運用的引導促進方式也主要是對社會經濟宏觀和總體上的引導和促進。國家引導促進的主要著眼點和目的是社會經濟的宏觀結構和總體運行，所實施的措施重在影響社會經濟的全局，而不僅僅觸及某些局部和個體。宏觀調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導性，并非強制干預或者直接參加經營活動，而是按照宏觀規劃目標和方向，給社會經濟活動者以指導、鼓勵、幫助和服務，引導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調控本身具有內在力量自發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國政府相對于中國的市場經濟來說是一個內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場，并且運用自身的權力來規范市場運行。可以說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調控代替干預來說明政府在宏觀領域的調節更加符合我國經濟發展歷史和國情。

3我國的選擇——以規制（監管）為重心的探索

中國經濟政策的選擇和發展方向以及經濟法的制定，應當有自己的特點，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國家或者采用單一的手段，而應該是：立足宏觀調控，微觀領域重在研究哪些規制（監管）是現階段必須但是長遠要“退出”的，哪些無論是現階段和長遠都要“退出”的，哪些現階段很“弱”而長遠需要加強的，哪些是現階段和長遠都是必須的。并且完善和發展宏觀調控法、以及市場規制（監管）法，明確二者的界限，發現二者的聯系，從而能夠靈活的運用于實踐當中。

在研究經濟立法時，我們要有這樣一個邏輯起點：具體的政府市場經濟活動和經濟立法到底是怎樣一種關系。徐杰老師用了一個很貼切的詞語——互動。首先要考慮政府經濟活動及其變化是如何影響法律體系的建構和運轉，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適用又是如何影響政府管理經濟秩序的形成。在經濟立法研究過程中，應當把政府規制（監管）視為研究的重心，這不僅因為宏觀調控的理論研究遠遠豐富于對微觀經濟領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規制（監管）是直接作用于各個市場主體和具體的經濟活動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場參與者將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觀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是主導，所以對于市場規制（監管）的研究更側重于個案的分析。我國有著很深的計劃經濟傳統，如何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規制（監管），這也是為什么政府規制（監管）確實應當成為經濟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體制原因。

有了這樣一個邏輯起點，我們的研究應該遵循這樣的邏輯不斷深入：(1)國家規制（監管）市場經濟的度；(2)國家對經濟的管理如何影響經濟立法；(3)我國經濟法應該有怎樣一種體系框架。

3.1確定政府規制（監管）的度

理論界對于這方面的研究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可是并沒有太大的突破，因為面對千變萬化的市場活動，要作一個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難的，而且這個度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在受許多因素影響下，不斷維持這一種動態平衡。

3.2規制（監管）程度對經濟立法的影響

法律規范對政府規制（監管）權限的界定以及對政府取得、行使規制（監管）權程序的規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時，又對政府管理活動形成了監督，因此在防止政府過度規制（監管）或者濫用規制（監管）權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規制（監管）要發揮作用主要還是依賴政府機構主動行使權利如處罰權，因此規制（監管）的效率又會因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這些情況下，甚至會導致政府規制（監管）失敗。因此，我國經濟立法應當一方面加強對政府權力的限制，防止權力尋租的出現如將行政壟斷納入反壟斷法調整范圍，另一方面在一個個具體經濟法律關系中努力發掘傳統法律救濟的資源，關注行政處罰、私人訴訟以及公益訴訟等多種救濟手段的有效結合。

第3篇：微觀經濟的含義范文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二次調節所有制改革轉型發展道德調節

引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厲以寧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4.《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1

5.《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厲以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經濟漫談錄》，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第4篇：微觀經濟的含義范文

會計監督是會計的基本職能之一，是社會主義經濟監督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憑借其特殊的地位和職權對經濟活動及其引起的資金運作進行控制，以保障各項經濟業務和財務收支的合理性、合法性，是其他監督所不具備和難以替代的。然而，由于相關政策、措施不到位，宏觀經濟監督控制和企業自我約束不健全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會計的監督職能明顯減弱，原本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會計領域信息失真，秩序混亂。為此，筆者結合工作實際，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分析當前會計監督職能弱化的成因，探求強化監督對策，以服務于社會。

一、會計監督的含義

會計監督是指依照法律和國家財經政策、規章制度，對單位的經濟活動實行監督，以達到規范經營行為、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只有對會計監督有了正確的認識，才能在解決會計監督弱化問題時可以從本源出發，更有效地解決問題，使會計監督真正發揮其職能作用，避免因監督弱化而造成會計信息失真、國有資產流失、經濟違法違紀、效益低下等問題。

二、會計監督弱化的成因分析

（一）宏觀上政府有關部門對會計控制失靈，是導致會計監督弱化的重要原因

1.會計管理體制的缺陷。

2.法制建設滯后，實際執法不嚴。

3.國家職能部門會計監督機制松弛。

（二）微觀上內部會計監督缺失，是造成會計監督弱化的直接原因

內部會計監督是從微觀的角度通過會計核算、會計檢查、會計分析、會計考核等方法來保證會計工作正常有序，保證會計信息真實可靠。但在具體執行中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往往導致內部監督缺失。

1.思想認識上存在誤區。主要表現有三點：一是會計事務中重核算輕監督。二是對會計監督的定位，不能正確把握。三是認為會計監督只是會計人員的事，是監督領導的行為，不僅被監督一方有抵觸情緒，而且會計人員也有畏難情緒。

2.會計監督體系不健全。有些單位內部控制制度不健全，管理松懈或脫節，影響了會計監督作用的發揮，還有些單位根本沒有建立內部會計監督體系。

3.會計人員素質不高。會計人員素質不高有兩種情形：其一是由于會計人員政治素質不高，思想覺悟低，面對不正之風不敢堅持原則，甚至與違法亂紀行為的制造者沆瀣一氣，為了個人利益而損害國家和社會公眾利益；其二是會計人員業務素質不高，主要是缺乏敏感性和分析能力，不能辨別經濟活動的真偽，不能真實反映經濟活動，從而導致會計信息失真。

4.缺乏利益激勵機制。會計人員地位低，進行監督的積極性不高。

（三）社會監督不力，是導致會計監督弱化的關鍵原因

雖然我國注冊會計師事業在近年得到較快發展，但是執業標準、執行規范及執業環境不盡完善。會計師事務所作為一個經濟主體，與委托人之間存在著經濟利益關系，它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在與同行業的競爭中必然會迎合委托人，滿足其不合理要求，制造某些虛假的信息，致使監督不力。

三、強化會計監督的對策措施

（一）切實提高對會計監督的再認識

一是要轉變原來那種重核算輕監督的思想，充分認識會計監督的制約、參與、預防和反饋的職能作用，不斷提高會計工作質量。二是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好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的關系，進一步建立完善的內部監督、政府監督和社會監督三位一體的會計監督體系，注意發揮各自的功效，加強協作，形成監督合力。三是單位領導也要帶頭學習執行《會計法》，切實認識到單位負責人是會計責任主體，履行好會計的領導責任，并自覺接受群眾的監督。

（二）建立健全內部監督機制

一要建立健全內部控制制度；二要實行內部監督責任制，提高內部監督的有效性；三要充分發揮內部監督的日常與全過程的特點，減少會計信息失真現象，經得起社會監督、政府監督的檢查；四要設立內審機構，對會計最終產品進行符合性測試檢驗和監督，以保證會計信息的質量。

（三）完善法規制度建設，加大執法力度

首先，進一步完善以《會計法》為中心的會計法律法規體系，對《注冊會計師法》、《總會計師條例》等法律法規根據實際需要進行修改完善。其次，加強法制宣傳力度，特別要大張旗鼓地宣傳貫徹新《會計法》和《財政違法違紀處罰處分條例》，使單位領導、會計人員進一步提高認識，自覺守法，嚴格執法，認真履行職責，努力營造領導者遵守會計法規制度，會計人員大膽地行使會計監督職權的良好社會氛圍。再次，加大執行力度，對制定的法律要認真貫徹執行，增強法律的威懾力，使單位領導者、會計人員、審計人員都能權衡利弊得失，特別應對責任人員承擔的法律責任作出具體而明確的規定，促進其自覺遵紀守法，維護會計信息的真實性。

（四）加強社會監督力量

要借鑒國際慣例，與國際會計接軌，逐步改革會計師事務所的管理體制；推行標準化執業化制度；提高注冊會計師的職業道德水平及業務水平，盡可能地減少因違規執業等人為造成的會計監督不力；改善執業環境，減少行業內不公平競爭。

（五）強化國家監督的力度

一是從產權角度看，國家有關職能部門必須代表國家以所有者身份對經營者經濟活動的真實性、合法性、效益性進行監督，以利于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二是從效益考核角度看，國家作為產權所有者，應該注重它的權益、投資報酬率，必須關注經營管理、利潤以及利潤分配等情況，同時要驗證其真實性和可靠性。三是監督的目的和思維方式需從過去單純的檢查轉變到幫助企事業單位提高經濟效益、協調好國家與企事業利益方面上來。

（六）實現會計職業管理的社會化，提高會計人員的工作待遇，保護其正確行使職權

會計走職業化道路，會計實務準則化，是世界各國會計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會計實務的準則化要求有一支強大的高素質的會計隊伍，實行會計的職業化，只有這樣，從業素質和職業操守才能得到保證。財政部門或行業協會對每個會計人員的從業成績、職業操守執行情況作出完整紀錄，并定期考核，每個會計人員工資水平由財政部門或行業協會統一明確，并根據工作業績、職業操守執行情況定期作出升降的決定。

（七）提高會計人員素質和職業道德水平

一是提高會計人員的思想素質；二是提高會計人員的業務素質。會計人員應當不斷努力學習，鉆研業務，提高技能。

第5篇：微觀經濟的含義范文

一、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沒有市場，只有政府與企業的關系

我們過去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國有化，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長期執行計劃經濟。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和人民這兩個主體錯位了，是把國家作為創造財富的主體，把老百姓即納稅人的錢集中起來，然后通過財政投入到各行各業，認為這就是搞社會主義，認為國有的比重越高就越是社會主義。人民和企業是被動的，是“你要，我就干”，是國家制訂計劃，大家來執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經濟部門直接管理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來管理經濟，企業失去了自和活力，不是商品生產、價格規律和市場在起作用，結果宏觀經濟決策沒搞好，微觀經濟活動又管得死，使企業缺乏競爭力和應變能力，使社會主義經濟失去了活力，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1978年以前我們也搞過改革，但是沒有找對方向，沒有對計劃經濟進行改革。計劃經濟一個基本特征就是“統”，通過中央部門來搞集中統一的經濟，結果是一統就死。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后，就開始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逐步實行市場調節，所以我們十二大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為什么提計劃經濟為主，因為當時認為計劃經濟作為基本經濟支柱必須要堅持，不能動搖。到了十四屆三中全會覺得沒有商品經濟不行了，就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是還是有爭論，有的說，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主要是強調“有計劃”，不是指商品經濟，應該加強國家配置資源的作用。到了十三大提出來，“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計劃和市場是內在統一的”，又進了一步。但是90年代初又回潮了，有些人開始批判市場化改革的方向，認為不是搞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后小平同志到，講到計劃和市場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方法和手段，社會主義也應當可以搞市場經濟。于是黨的十四大就明確提出來，我們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了這么多年才明確改革的方向，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們不能動搖。

二、在改革探索中逐步認識市場和政府的作用

從現實來講，實踐證明我們搞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為什么今天中國有那么大變化，30年來，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些變化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就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是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帶來的。

但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們也逐步認識到了市場不是萬能的，要將市場經濟與政府監管有機結合。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也有失靈的地方。我們搞市場經濟必須要加強政府的監管，沒有一個嚴格的政府監管，不可能是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跟政府監管必須是有機統一的。必要的政府干預是應該的。但是不能說主要是政府干預，不能主要靠行政的辦法調節經濟，配置資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是我們黨從十四大、十五大、一直到十六屆三中全會，經過反復的爭論才確定的。十四大的時候提出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到十五大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社會主義”四個字去掉了；到十六屆三中全會時表述為“更加充分地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為什么有這個變化？就說明一方面宏觀調控很重要，但是不是一個前提條件，不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都要宏觀調控。有的認為計劃手段就是宏觀調控，但我認為宏觀調控主要還是要用經濟的手段、法律的手段。政府的干預、政府的作用必須發揮，但是不能夠干預微觀經濟的東西。有人說市場化過了頭了，因此要加強政府的行政管控。我們的要素市場到位了嗎？我們的行政壟斷行業打破了嗎？還沒有，還需要加強市場化的改革。現在我們總體上說不是市場化過了頭，而是市場化還不足的問題。所以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

三、政府職能的缺位、錯位、越位

近些年來，盡管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政府職能已經發生了重要轉變，但這種轉變還僅僅是初步的，甚至在有些方面是滯后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充當了市場中一個重要的競爭主體的角色。目前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無序競爭乃至惡性競爭現象，其背后或多或少有著政府競爭的影子。政府過多介入市場的微觀層面，就難以站在全局的宏觀上實行全面統籌，就難免會削弱其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職能，甚至導致某些管理職能的扭曲。

在改革與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是市場不足？還是市場失靈呢？我認為，主要還是市場不足，改革不到位。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擺正。主要表現在：一是“越位”。政府管了不少本來應由市場或企業管的事情，本來應該當“裁判員”的，它去當了“運動員”。二是“缺位”。政府本來應當有服務功能，搞好公共服務，提供公共產品。服務是沒有什么權，也沒有什么利的，所以往往不愿意干。它愿意干審批，因為有權也有利。三是“錯位”。擴大就業渠道，創造就業機會，理應是政府的職責，但有的政府部門卻分片包干企業，直接管理企業的下崗分流，至于投資主體錯位的現象也不少。

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讓位”。市場和企業能做而且政府不容易做好的事，政府應該讓位于市場。總之，要牢固樹立人民是創造財富的主人，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的理念，樹立群眾的主體地位，樹立“凡是法律不禁止，大家都可以干”的理念。有了這樣的理念，政府就容易轉變職能，百姓就會有更大更多的創新空間。雖然部分審批還有必要，但大量的審批應撤除，讓市場去調整，讓群眾去創業。而政府必須依法行政，不能有隨意性，要成為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

四、如何正確理解宏觀調控

第一，如何理解宏觀調控。我感覺到有三點值得我們研究：一種說法，“目前進行的宏觀調控，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X次調控”，把宏觀調控作為一種運動，好像除了這幾次以外其他時間就沒有什么宏觀調控了；另一種看法，認為宏觀調控就是砍項目，就是剎車；還有一種，把宏觀調控跟改革對立起來的，好像要宏觀調控就不要搞改革。我覺得以上三種都是對宏觀調控的一種誤解。首先，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要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深層次矛盾必須通過改革來解決，因此不應該把它和改革對立起來。應該通過宏觀調控來深化改革，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是一調控就不要改革了。其次，宏觀調控是一項經常性的任務，要不斷進行的，不能把它作為一種突擊運動，以行政手段為主的運動是不能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矛盾的。再次，宏觀調控不能搞一刀切，經濟運行中有投資過熱的領域，也有不熱的領域，因此要根據不同的情況，該抑制的就抑制，該發展的就發展，該緊的地方緊，該松的地方松，不搞急剎車，不搞一刀切，宏觀調控的目的是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第二，要從源頭上來改善政府宏觀調控的水平。源頭上就是我們原來講的對市場經濟的含義，應當與時俱進，原來的提法就是“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這樣，把國家宏觀調控作為一個前提條件，好像配置資源的主體是政府而不是市場；好像資源配置是在政府作用下發揮市場的作用，而不是資源在市場配置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因此，必須從源頭上完善宏觀調控。

第三，宏觀調控要更多地運用間接調控，盡可能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改革宏觀調控方式、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是當前和今后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一是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較高，傳統的行政方式進行調控所起的作用不會很大。二是長期以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主要是總需求膨脹的傾向，現在已經讓位給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供給過剩傾向。這就是說宏觀調控的背景和基礎發生了變化。因此，調控方式必應發生變化。三是依靠行政審批制度和管制來加強宏觀調控，容易造成權錢交易，容易抬高企業的準入門檻，造成某些行業的人為壟斷，提高某些行業的利潤。管制越嚴，利潤越高，地方的積極性就越高。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發展成本。因此，要盡量少用行政手段。

五、如何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

第一，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堅持科學發展觀。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發展不限于經濟范疇，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實現社會公正、制度文明與社會進步相適應，都應成為發展的重要內涵。因此，政府職能轉變不僅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制度前提，而且必然要求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公民、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要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必須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必須認識到，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在市場，企業和老百姓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應該是創造環境的主體。政府的職能要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創造良好的環境上來，主要通過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和公平競爭，激發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增強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才能真正貫徹科學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堅持科學發展觀，還要求正確處理好集中與分散決策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傳統體制高度集中的弊端雖然被認識，但集中體制“能辦大事”的認識誤區依然影響深遠。而科學決策和執行存在多種約束條件，如信息對稱與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決策目標是多重還是“單一”的、長期決策還是短期決策等等，不解決約束條件問題，很可能大事辦不成，負面影響不小。市場經濟客觀上要求分散決策，政府存在很強的“集中偏好”，就難于根據走向市場經濟的實際進程切實轉變職能，反而會把不適當的決策“強加”給市場，甚至代替市場選擇。這顯然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第二，要充分認識轉軌時期政府主導型經濟的特殊性。政府與市場必須分野，但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相比，轉軌國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發展職能，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對一個轉型中的經濟體來說，更需要論證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預是現階段必須但長遠是要“退出”的，哪些干預無論現階段還是長遠都要“退出”，哪些干預現階段很“弱”而長遠是需要加強的，哪些干預是現階段和長遠都是必須的。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能真正解釋和處理好轉軌經濟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第6篇：微觀經濟的含義范文

政府角色

我們認為包括企業和個人征信在內的國家信用管理體系建立、維護和協調各部標準的設立應由政府初始推動并協調各部門之間的關系

由政府啟動建設工程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征信數據和服務所涉及的范圍廣、參與的部門多，完全由民營企業以類似美國的純商業模式來操辦，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是不現實的。因為，沒有哪家企業有能力協調社會的各個部門有效地提供企業和個人的信用信息。中國政府是具有權威的，可以統籌全面規劃，借助行政手段強行實施，保證征信數據的完整性采集。在當前條件下，由政府推行征信服務的另一好處是權威性和可信性，企業和個人可以相信其可靠性。

保持獨立

國家的社會信用體系搜集的企業和消費者信用信息，以及相應的等級評估是國家微觀經濟的具體表現，事關國家的經濟命脈。如果將其信息管理及等級評估方面的工作完全交給國外機構或公司去作的話，技術為外人所把持，任何變動都依賴于他人，而且勢必將數據庫公開給他們。為保證借助中國征信數據平臺的獨立性，應盡可能減少對其的依賴性，盡快的掌握相關技術和管理。同時與國外同業不斷進行交流，隨時掌握和跟蹤國際最新動向，注意吸收海外相關人才，大力發展符合中國國情的服務。

組織選擇

依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以事業單位推動征信數據供應的作法較為合適。這樣能夠保證效率、協調性、權威性和可信性，便于管理。

我們認為人民銀行應是征信工作的重要參與者，這不僅因其在政府中的地位，而是它掌握著重要的征信信息。但如果只由人民銀行與各部門進行對等協調的話，有可能會遇到部門之間互相扯皮的情況，延誤征信工作的進程。因此，建議以最大力度加快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步伐，以國務院領導掛帥，成立國務院信用體系建設委員會，并以此名義下達強有力的行政指令，以加快對各部門信用信息征集進程。

從長遠角度來講，數據集散中心可不限于一個，如在北方、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西部各設立一個征信數據中心，便于以后形成公平的市場競爭格局，當數據供應渠道建設完畢，架子搭起來后，我們認為應盡快實施征信服務由事業到企業的轉化。作為企業來說征信具有巨大的市場和贏利潛力，有望收回政府的投資。

法律法規

為保證國家信用管理體系的實施，必須盡快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以穩定國家經濟，保護消費者利益，避免出現社會問題。

可借鑒其他國家的立法經驗，對現有的銀行法進行修改和補充，界定信用信息開放范圍、采集方式、信息處理和傳播限制的法規。

需明確用法律或信用手段進行商帳的追收業務，以幫助企業間拖欠和消費者逾期不還的債務問題。對提供不真實數據者和不講商業信用者建立懲罰機制。

行業規范

征信最重要的工作是對各行業進行的信用信息采集，征信的結論是通過信用報告和等級評定來實現的。信息的采集，信用報告和信用等級的評定必須統一規范化。只有統一規范才有可能全面、完整的收集信息，不遺漏富有代表性的數據，避免地方的各行其是和未來數據的不協調性。

由于人口流動成為經濟發展的大趨勢，應使企業和個人無論在何地都能夠采用統一的標準和格式，便于查詢和調研，避免地方征信機構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和各地征信報告的不協調性。統一的信用等級的評定也至關重要。雖然由于地區消費水平的差異可能導致個人信用評分卡因地域發展不均衡而不同，但評定標度需要統一。即同一評分值在各地的內涵必須一致（如在上海或甘肅評分結果為200分有同樣的含義，都代表壞帳的幾率為5%）。

近期目標

我們認為應能排出具體時間表，在五至十年初步完成個人征信工作的數據采集，信用報告的產生和信用評級系統的建立。先期的具體工作可包括提供全國征信數據采集建議；進行相應的數據總結；最終建立全國征信的信用評級系統。兩至三年內建立企業的評級系統，具體操作如下：

1. 在個人征信方面，在統一協調政府各部門、銀行和電信等消費者信息源的基礎上，應首先設計和建立相應的數據庫。數據項的選擇在設計的第一階段尤為重要，力爭達到完備和全面，避免以后對收集數據項的設計進行過多的改動，同時在設計上也應考慮到適當調整和增補數據項的方便性和可行性。在數據收集的同時設計完備的個人征信報告。這一階段工作應能在三至五年內完成。

2. 在數據采集和數據庫建立的基礎上，進行對消費者數據項尤其是歷史易和欠還債的總結，它直接關系到評級工作的質量。它的產生需要許多征信方面的經驗，在國外征信常被視為行業竅門。可以結合中國實際在數據收集完備后一至兩年內完成此項工作。

第7篇：微觀經濟的含義范文

第一，《政治經濟學》教材無需再定名為資本主義部分、社會主義部分，可以用上下冊代替，上冊可定名為經濟原理，下冊可定名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為什么不定名為資本主義部分，而用經濟原理代替呢?首先是因為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并不僅限于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馬克思從18刁刁年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用了相年的時間研究了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創立了自己的經濟學說，《資本論》可以說是政治經濟學的百科全書。馬克思在研究的過程中搜集了大量的資料，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行了研究。但是，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物資資料生產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生產關系總是和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聯系的。

盡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的規律，如果我們作一些具體分析的話，可以說其中包含著三個層次的問題:一是研究了資本主義制度，揭示了資本主義的本質;二是資本主義生產是商品生產，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同時也就研究了商品經濟運動的規律;三是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生產越來越社會化，資本主義生產同時也是社會化大生產，所以在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規律的同時，也就研究了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經濟規律。當然，這后兩個方面的問題，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的。由此可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闡述的問題，絕不能僅看作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如果將其定名為資本主義部分，易于忽視其對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分析所得出的規律.易于使人們誤認為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專門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從而把兩個社會的經濟問題完全對立起來，似乎資本主義的東西對社會主義沒有任何可借鑒的地方。其實，不僅馬克思所闡述的商品貨幣的一般規律和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有指導作用，就連他所建立的“資本和剩余價值”、“資本積累”等理論，對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些經濟現象也是有意義的。其次，正因為資本主義本身也是在發展的，資本主義已經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成壟斷資本主義，并由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發展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同政治經濟學誕生時相比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同列寧形成帝國主義理論的時代背景也大相徑庭。如果定名為資本主義部分，則易于使人產生“過時論”的看法。學習政治經濟學就是要掌握它的基本理論，運用馬克想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分析變化了的客觀實際。

為什么不定名為社會主義部分，而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代替呢?這是因為，政治經濟學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規律的同時，也分析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征和規律，但只是建立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是一種科學的預見。‘現在社會主義已從理論變成了現實。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寶貴的經驗，也存在著不少值得認真總結的歷史經驗，這說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還需要很好地探索。同時，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上的.而現實的社會主義都是在生產力發展水平比較落后的國家中建立起來的，按照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模式來建設社會主義，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這并不是說馬克思的理論不正確，而是因為具體條件不具備。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的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走自己的路，探索在我國特定條件下建立社會主義的新路子。

黨的以來，我們黨堅持了這一點，已逐步形成和發展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使我們對社會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認識得到了擴展和深化，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分析不能停留在對某些原則、某些本本的教條式理解上，不能用傳統體制模式來解釋社會主義，不能用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觀點來看待我國現階段的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而必須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體現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精神。另外，我們也應該看到，社會主義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僅不同社會主義國家會表現某些特殊性，就是同一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在不同的階段也會有某些差別，我們把著眼點放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上，有助于我們在理論聯系實際上下功夫，有助于從我國的實際出發來探索社會主義的規律性。

第二，在內容上，在研究基本經濟制度的同時，更應注意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在過去的教材中，可以說著眼點放在對基本經濟制度的研究上，特別是社會主義部分更加明顯。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不長，其本身的規律性還暴露得不充分，必然會影響人們在理論上的認識和理解，再加之過去基本上是按照傳統社會主義理論進行闡述，以至于顯得蒼白無力，只是幾條干巴巴的規律，而且與現實中的一些問題又不一致，使人感到理論脫離實際，學而無用。這是否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有關呢?譬如有人認為這與傳統教科書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定為“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有關。我認為這不是研究對象本身的問題，而是人們對它的理解問題。

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本身就包含著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生產關系的質的分析，也就是基本經濟制度問題，這包括不同生產關系的本質區別，它的產生、發展的規律。其二，生產關系總是和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聯系的，而且又總是采取一定的具體形式，這種具體形式就是現在所說的經濟體制。它既從屬于生產關系的性質，也和生產力發展水平有關，在同樣性質的生產關系條件下，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經濟體制。因此，政治經濟學在研究生產關系的同時，必須研究它在不同時期的具體形式即經濟體制。其三，生產關系的發展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實現的，而經濟的發展又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下進行的，因此，研究生產關系發展的規律就離不開對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其中包括微觀經濟的運行，也包括宏觀經濟的調控。

過去長期以來，我們對生產關系的概念理解得過于狹窄和抽象，對政治經濟學的豐富內容，只注意到其對于經濟制度分析的一面，因而在對其發展規律的研究方面，也僅限于本質的分析，忽視了其他方面，特別是在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研究中尤為突出。這是不利于對理論研究的深入，也不利于促進經濟發展的。后來，隨著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的深化，特別是我黨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以后，總結了各國經濟發展的狀況，對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的問題，逐步有了認識，在政治經濟學的教材中逐漸增加了這方面的內容。現在，人們對這方面的認識深刻得多了，在理論上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所以在重新編寫《政治經濟學》教材時應增加上述后兩個方面的內容。這樣，無論是在上冊對經濟理論的闡述，還是在下冊中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中，都應包括這三個層次方面的內容。

第8篇：微觀經濟的含義范文

宏觀經濟政策通過不同渠道影響微觀經濟行為，而這些影響在不同制度背景下又具有顯著差異。文章利用面板向量自回歸技術，研究了不同制度背景下，貨幣政策傳導的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對企業資本投資的影響。結果顯示：兩類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均與資本投資正相關;相對于民營企業而言，國有企業資本投資對兩類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均更具敏感性;貨幣渠道對金融發展水平較高地區的企業的正向影響更強;而信貸渠道對金融發展水平較低地區的企業的正向影響更強。研究結果為政府制定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效率提供了一定依據。

關鍵詞：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產權性質;金融發展;資本投資

中圖分類號：F275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

10085831（2015）04004712

一、研究問題

貨幣政策影響企業資本投資的渠道包括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1]。貨幣渠道通過改變利率和非貨幣資產價格影響企業投資機會[2]，信貸渠道通過改變銀行信貸行為影響企業資金供給[3];前者可稱之為投資的需求效應，后者為投資的供給效應[4]。由于兩類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同時存在，并對微觀企業投資產生各自的影響，所以，怎樣將它們分而考察已然成為實證界的難題。

不少研究結果表明，不同制度背景下的貨幣政策對企業資本投資也具有差異化影響。如Carlino和Defina[5]的研究表明，美國的貨幣政策效果存在顯著的區域性差異，各州與各大區的金融發展程度與產業結構等特點決定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而劉玄和王劍[6]的研究認為，金融發展水平、企業規模、產權性質和地區間開放程度的差異是導致貨幣政策傳導存在區域差異的主要因素。

長期以來，信貸政策一直是中國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但隨著金融制度的不斷發展與完善，貨幣渠道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2013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全面放開金融機構利率管制，貨幣渠道對中國實體經濟的作用將進一步深化，兩類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對市場及企業的共同影響也越來越受到關注。此外，由于中國企業具有特殊的產權制度安排，國有經濟在總體經濟中占有較大比重，產權性質作為微觀企業的標志，對其經濟決策具有較強的影響。同時，由于中國金融發展水平在不同的地區并不平均，造成貨幣政策在不同地區的實施效率也存在較大差異。因此，結合中國企業產權性質和金融發展的地區性差異，在不同制度背景下分析兩類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對企業資本投資的影響，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本文以2003-2012年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利用面板向量自回歸方法（PVAR），在區分不同的制度背景下，研究貨幣政策傳導的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對企業資本投資的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在控制了其他變量影響的前提下，我們的研究發現：由于存在需求效應，貨幣渠道與企業資本投資正相關;由于存在供給效應，信貸渠道也與企業資本投資正相關;貨幣渠道對國有企業和金融發展水平較高地區的企業的正向影響更強;信貸渠道對國有企業和金融發展水平較低地區的企業的正向影響更強。

本文的貢獻在于：（1）優化了PVAR模型在基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財務政策選擇研究中的應用，進一步討論了兩類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對企業資本投資的影響，為貨幣政策對微觀經濟的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補充了新的證據;（2）基于中國企業特殊的產權性質安排和金融發展水平的區域性差異，考察了貨幣政策傳導對不同制度背景下企業的影響，為政府部門制定調控政策提供了借鑒，有助于提高貨幣政策的調控效率。

二、文獻回顧與假設提出

（一）貨幣政策傳導與企業資本投資

公司的投資決策遵循資本逐利的經濟規律，而資本逐利功能的發揮又主要依賴于投資機會和資本來源等兩類因素[7]。當分析某一外部沖擊是否對企業資本投資行為產生影響時，應該考慮投資機會與資本來源是否受到該沖擊的系統性影響，以及此沖擊的影響渠道。

宏觀貨幣政策分別通過貨幣渠道與信貸渠道對企業資本投資產生影響[1，8-9]。貨幣渠道作用于利率市場與證券市場，主要影響的是企業投資機會[4，10]。在寬松貨幣政策時期，基準利率向下調整使部分NPV為負的投資項目轉而變為NPV為正，企業投資機會增加;同時，在TobinQ效應的影響下，企業的市場價值超過重置成本，這無疑為企業增加對新項目的投資支出提供了適宜的機會。相反，在緊縮貨幣政策下，較高的基準利率以及受到抑制的股價增長均減少了企業的資本投資機會。由此可見，貨幣渠道與企業投資機會具有正向關系，當投資資金充足時，貨幣渠道可能與企業資本投資規模正相關。

信貸渠道通過銀行系統發揮傳導效應，影響企業投資的外部資金供給[1，3-4，11]。當政府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時，銀行對企業的貸款總水平相應提高，企業外部資金供給增加;同時，寬松政策造成部分企業資產負債表良性轉變，投資的擔保水平也隨之加強，銀行便會增加企業的信貸額度。而在緊縮政策下，不僅銀行部門會相應縮減貸款總水平，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擔保能力也被降低，這些均導致企業更難以獲得銀行貸款以支付投資。據此分析，信貸渠道與企業投資資金供給具有正向關系，當投資機會一定時，信貸渠道可能與企業資本投資規模正相關。綜上所述，我們提出假設如下：

假設H1：在其他條件不變時，由于對投資機會產生影響，貨幣渠道與企業資本投資正相關。

假設H2：在其他條件不變時，由于對資金供給產生影響，信貸渠道與企業資本投資正相關。

（二）貨幣政策傳導、產權性質與企業資本投資

基于以上分析，由于存在特殊的產權配置特征，中國企業獲得投資機會的能力和外部融資能力也大不相同，所以兩類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對具有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可能存在差異化影響。國有企業承擔了政策性負擔，內部人在“所有者虛位”和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會產生嚴重的道德風險[12]，矛盾較民營企業更突出[13]。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人在投資決策過程中很可能傾向于選擇能夠提高自身利益的非效率投資，而非選擇NPV為正的投資機會，所以投資機會的變化對國有企業的影響程度可能弱于對民營企業的影響。對于民營企業而言，由于缺少政府投資平臺，所以其投資機會比國有企業相對要少，在資金供給充足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可能對投資機會變化的敏感性更強。同樣，由于存在較激烈的沖突，國有企業在道德風險層面對貸款的風險擔保水平相對較低，緊縮信貸政策下的銀行將相對減少對國有企業的貸款額度。而在寬松信貸政策下，銀行可能并不在意借款企業的問題，道德風險產生的影響較少。因此，單從理論視之，國有企業可能對信貸供給變化具有更強的敏感性。

不少研究已發現民營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壓力較國有企業更強[14-17]，具有政治關系的公司即使在緊縮貨幣政策環境下也具有更強的融資能力[18]。據此可知，由于較難從其他融資渠道獲得資金，民營企業對銀行借款的剛性需求強于國有企業，很可能表現為民營企業對信貸供給變化的敏感性更強。對國有企業而言，由于融資能力較強，資金供給往往并不構成投資決策的影響因素，所以單從融資約束理論視之，只有投資機會是國有企業投資行為的決策變量，國有企業對投資機會變化的敏感性也可能比民營企業更強。張西征等[4]的研究也發現，貨幣政策對低融資約束公司投資影響的需求效應（投資機會變化）強于高融資約束公司，對高融資約束公司投資影響的供給效應（資金供給變化）強于低融資約束公司。

以上根據委托理論和融資約束理論的解釋存在較大的分歧。盡管葉康濤和祝繼高[19]、饒品貴和姜國華[20]均針對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樣本開展了有益的分析，但這些結果并沒有兼顧貨幣政策傳導的兩類傳導渠道。而張西征等[4]的分析雖然考慮了貨幣政策雙重效應，但僅以融資約束作為分組，其結果沒有結合理論的有效解釋。據此，我們提出以下兩組對立假設：

假設H3a：貨幣渠道對國有企業資本投資的影響較民營企業更強。

假設H3b：貨幣渠道對民營企業資本投資的影響較國有企業更強。

假設H4a：信貸渠道對國有企業資本投資的影響較民營企業更強。

假設H4b：信貸渠道對民營企業資本投資的影響較國有企業更強。

（三）貨幣政策傳導、金融發展與企業資本投資

金融發展降低了企業的外部融資成本[21-22]，提高了行業與企業的資本配置效率[23-24]。金融發展之所以能夠影響企業資金供給以及企業對投資機會的選擇，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在于，金融發展水平對貨幣政策向微觀企業傳導的機制具有顯著的影響[5，6，25-26]。

在新興市場國家，由于利率受到長期管制，證券市場發育不健全，間接融資比重大大高于直接融資，所以銀行信貸融資是企業的主要融資渠道[27]，貨幣渠道在新興市場國家中的傳導作用可能遠遠小于信貸渠道的作用。那么，在一個新興市場國家內部，不同區域環境和金融環境下，貨幣政策傳導的貨幣渠道與信貸渠道對微觀企業的影響也應該存在差異性。如[28]就發現，統一的貨幣政策對中國東部發達地區經濟的影響效果顯著大于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一方面，對于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不僅企業上市的外在條件更為優越，企業債券、基金和信托等資本市場融資工具也更為豐富，對銀行信貸具有較強的替代作用。同時，金融發展水平越高，外部治理效應對企業行為的監督效果也越強，企業人在做投資決策時往往被要求選擇具有更高NPV的項目，投資機會的變化是企業投資行為的關鍵決策變量。另一方面，在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由于其他外部融資渠道相對閉塞，微觀企業對信貸融資的剛性需求也越強，造成信貸沖擊對這些企業的影響效果更明顯。而較低的金融發展水平也削弱了外部投資者（包括機構投資者）和債權人的外部治理能力，企業沖突對投資決策產生較嚴重的負面影響，投資機會的變化對這些企業較難產生顯著影響。

綜上分析，處于具有較高金融發展水平地區的企業，可能對貨幣渠道具有更強的敏感性，而對信貸渠道的敏感性稍弱;相反，處于具有較低金融發展水平地區的企業，可能對信貸渠道具有更強的敏感性，對貨幣渠道的敏感性相對更弱。據此，我們提出假設：

假設H5：相對于金融發展水平較低地區，貨幣渠道對金融發展水平較高地區企業的投資水平影響更強。

假設H6：相對于金融發展水平較高地區，信貸渠道對金融發展水平較低地區企業的投資水平影響更強。

三、實證研究設計

（一）模型的構建與指標的選取

本文借鑒Love[29]和張西征等[4]的研究設計，利用面板向量自回歸技術（PVAR）作為主要的實證方法，研究貨幣政策與企業資本投資之間的關系。企業資本投資水平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一定的內生性，而研究宏觀變量對微觀企業行為的作用時，企業間的個體差異往往對研究結果產生重大影響。本文考慮到傳統的向量自回歸技術和面板數據能夠分別緩解變量內生性和個體效應問題，所以采用PVAR方法，構建二階模型如下：

Zi，t=Γ0+Γ1Zi，t-1+Γ2Zi，t-2+fixi+εt （1）

其中Γ0是截距項向量，Γ1和Γ2分別是變量的滯后一期系數的向量與滯后兩期系數的向量，fixi為公司固定效應，εt為隨機干擾向量。Zi，t是包括四個向量的向量組{Sale， Loan， Inv1， Dm2}，Sale為企業季度營業收入與當季期初資產比值，反映企業邊際資本生產率;Loan是現金流量表中“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的季度增量與當季期初資產比值，反映信貸供給變化;Inv1是現金流量表中“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的季度增量與當季期初資產比值，代表企業資本投資水平;Dm2為廣義貨幣供給量M2的同比增長率，反映貨幣供給變化。在穩健性檢驗中，我們還分別采用了{Sale， Loan， Inv2， Dm2}和{Sale， Loan， Inv1， Dm1}向量組構建模型，其中Inv2是資產負債表“固定資產、長期投資與無形資產”的季度增量與當季期初資產比值，Dm1是狹義貨幣供給量M1的同比增長率。這些替換的結果與主回歸一致。

在張西征等[4]的模型中，Sale與TobinQ共同代表企業投資機會（在Love的模型中也一樣），對當期Inv1產生影響，而Inv1的加總水饋到宏觀部門后繼而影響Dm2的變化。“貨幣政策通過投資機會對公司投資影響（即需求效應）被正交化分解所吸收，此時貨幣政策變量對公司投資的沖擊所體現的則是通過融資約束的作用（即供給效應）”，即Dm2向量反映信貸渠道對企業外部資金供給的影響。本文所構建模型的不同之處在于，考慮到貨幣渠道對企業投資機會的作用不僅僅有TobinQ效應，還包括利率效應，所以為了回避對投資機會影響因素的吸收不充分，通過正交化吸收信貸供給影響可能會產生更佳的效果。本文以Loan作為信貸渠道的代表變量，充分吸收了所有信貸供給沖擊對企業投資資金的影響。同時，Sale作為賬面投資機會的代表變量被單獨正交化吸收，更有利于表現貨幣渠道的外部沖擊特征，致使Dm2能夠更準確地反映貨幣渠道對企業投資的綜合影響。

針對模型變量的輸入順序問題，本文的前提假設如下：其一，假設當期資本邊際生產率對企業當期的信貸融資、資本投資產生影響，而資本投資對滯后一期的資本邊際生產率產生影響。營業收入的增長主要由前期的宏觀環境等市場因素所決定，外生性較強。而在信貸融資過程中，銀行根據企業賬面銷售水平判斷企業的成長能力，企業資本投資決策也會考慮既有資產的生產率，所以營業收入作為模型的第一個輸入變量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合理的。其二，假設當期信貸融資對當期資本投資產生影響，而當期資本投資對滯后一期的信貸融資產生影響。其三，假定當期資本邊際生產率、信貸融資和資本投資對當期貨幣供給產生影響，而貨幣供給對微觀企業的影響均存在滯后效應。

為了研究不同制度背景下兩類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對企業資本投資的影響，我們需要分別選定代表不同產權性質的變量和代表金融發展水平的變量。產權性質方面，我們定義實際控制人為國家機關或國有事業單位的上市公司為國有企業（State=1），否則變為民營企業（State=2）。金融發展水平方面，我們根據《中國市場化指數》[30]中的“金融市場化程度”指標，計算了2003-2009年共七年的平均得分，9分以下的省（或直轄市、自治區）被定義為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組（Dummy1=0），否則為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組（Dummy1=1）。在穩健性測試中，我們還以細分指標“金融業的競爭”作為替代，七年平均得分在8分以下的省（或直轄市、自治區）被定義為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組（Dummy2=0），否則為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組（Dummy2=1）。其最終結果與主回歸一致。表1是主要變量的詳細信息。

表1 變量定義

變量符號變量名稱解釋

Inv1資本投資規模1當季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季初總資產

Inv2資本投資規模2固定資產、長期投資與無形資產季度增量/季初總資產

Sale邊際資本生產率當季營業收入/季初總資產

Loan信貸融資水平當季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季初總資產

Dm1貨幣供應量1（當季M1 -上年同季M1）/ 上年同季M1

Dm2貨幣供應量2（當季M2 -上年同季M2）/ 上年同季M2

State產權性質實際控制人是國家機關或國有事業單位，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2

Dummy1金融發展水平1 “金融市場化程度”指標均值大于9分，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Dummy2金融發展水平2 “金融業競爭水平”指標均值大于8分，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注：Inv2、Dm1和Dummy2用于穩健性測試。State、Dummy1和Dummy2均為分組變量，其中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評分來源于《中國市場化指數》[30]。

（二）樣本的選擇

本文選取滬、深兩市全部A股上市公司2003-2012年季度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共40個季度。在剔除金融保險類樣本、缺失數據樣本和異常數據樣本后，樣本公司2 254家，總觀測值48 540個。表2為觀測值的詳細分布情況。為避免極端值的影響，對所有連續變量采用Winsorize命令進行1%極值處理。所有財務數據均來自于CSMAR數據庫。貨幣供給變量來源于wind金融數據庫。此外，本文使用Excel 2013整理數據，使用Stata12.0分析處理數據。借鑒Love[29]的研究，我們對微觀數據進行了Helmert處理，以消除公司個體效應的影響。同時，為了使宏觀數據與微觀數據能有效配比，貨幣政策變量也經過同樣的處理。

表2 觀測值分布情況

Q1 Q2 Q3 Q4State=1State=2Dummy1=1Dummy1=0

20038368339781 0022 8368131 6102 039

20048748731 1161 1523 0189971 8072 208

20059689531 0811 1173 0241 0951 8782 241

20069609431 0901 1362 9511 1781 9082 221

20071 0161 0161 1811 2632 7261 7502 1492 327

20081 1451 1351 3011 3542 9092 0262 3782 557

20091 1541 1451 2941 3542 8872 0602 3832 564

20101 2061 2281 4331 5392 9462 4602 6452 761

20111 3551 3701 6441 7582 9933 1343 0913 036

20121 5281 5401 7851 8843 1023 6353 4853 252

合計11 04211 03612 90313 55929 39219 14823 33425 206

占比22.75%22.74%26.58%27.93%60.55%39.45%48.07%51.93%

四、實證研究結果及其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3和表4分別是對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分組描述性統計。從統計結果可知，國有企業邊際資本生產率顯著高于民營企業，而國有企業的信貸融資水平也高于民營企業，資本投資規模卻低于民營企業，它們分別在中位數檢驗和均值檢驗中顯著。同時，相對于處于金融發展水平較低地區的企業而言，當樣本企業來自于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時，它們的邊際資本生產率和信貸融資水平都顯著更高，資本投資規模并無差異。

表3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ObsMeanStd.DevMin25%Median75%Max

Sale48 5400.190 40.142 70.008 90.095 20.155 50.241 10.795 4

Loan48 5400.075 30.071 8-0.026 20.021 50.058 50.108 60.349 7

Inv148 5400.018 50.023 8-0.009 10.002 90.010 20.024 90.128 1

Inv248 5400.450 60.221 90.020 00.285 40.441 00.611 00.955 2

Dm148 5400.158 30.070 50.044 10.095 90.157 00.204 00.332 3

Dm248 5400.183 50.038 10.130 60.158 60.177 90.189 70.292 6

注：為了避免極端值影響，我們對所有連續變量采用Winsorize命令進行1%極值處理。

表4 分組描述性統計與差異檢驗

State=1State=2Test

MeanMinMedianMaxMeanMinMedianMaxTZ

Sale0.197 40.012 30.160 00.795 40.179 70.008 90.149 30.775 613.66***11.08***

Loan0.075 4-0.026 20.059 40.339 60.075 3-0.024 60.057 30.349 70.073.84***

Inv10.018 1-0.008 90.010 20.128 00.019 1-0.009 10.010 30.128 1-4.36***0.11

Dummy1=1Dummy1=0Test

MeanMinMedianMaxMeanMinMedianMaxTZ

Sale0.198 80.010 70.163 20.795 40.182 70.008 90.147 80.776 8-12.44***-15.16***

Loan0.080 1-0.026 20.063 80.348 90.071 0-0.021 20.054 20.349 7-13.90***-13.78***

Inv10.018 3-0.007 90.010 20.123 50.018 7-0.009 10.010 20.128 11.74*1.26

注：T值為針對均值的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Z值為針對中位數的Mann-Whitney檢驗結果。

（二）貨幣政策傳導與企業資本投資的回歸分析

根據模型（1），我們首先對全樣本展開回歸。為了有效選擇模型滯后期，我們同時觀察一階模型與二階模型的回歸及其脈沖響應結果。在這一部分將整體討論所得到的結果，之后我們關注更為關心的部分結果。如表5和圖1可知，當期與滯后期的Sale對自身產生正向影響，這種影響在一階模型中的第3期與二階模型中的第6期幾近消退，表明企業的銷售收入具有明顯的慣性作用。其次，一個單位Sale的沖擊造成Loan的正向反應，而一個單位Loan的沖擊卻造成Sale的負向反應，說明邊際資本生產率是企業貸款擔保的一部分，但企業將獲得的貸款多用于資本投資，而非投入現有資產的運營。再次，Inv1受到Sale的沖擊時，表現為正向反應，而Sale受到Inv1的沖擊則發生負向反應，這一結果與Love[29]的研究相同，說明資本邊際生產率刺激資本投入，而更多的投入將導致資本的邊際效應遞減。最后，宏觀經濟狀況與企業銷售增長正相關，同時導致政府采用具有逆周期效應的貨幣政策，所以Sale與Dm2之間相互存在負向沖擊影響。

從結果可以繼續觀察到，Dm2對Loan具有正向沖擊效應，但全樣本下的Loan對Dm2的沖擊效應并不明顯（特別是在二階模型中）。當貨幣供給增加時，在信貸渠道影響下，企業將獲得更多銀行貸款支持。此外，Inv1對Loan和Dm2分別存在正的和負的沖擊效應，前者是投資對銀行貸款的擔保效果，后者是微觀投資加總水饋到宏觀部門的結果，也體現了貨幣政策的逆周期性。

我們更為關心的是Inv1在Loan和Dm2沖擊下的反應。一方面，在Loan的沖擊影響下，當期的Inv1產生了正向反應，并在隨后6期逐漸衰退，一階與二階模型的回歸結果都說明這種沖擊效應具有較強顯著性。信貸供給增加，無疑為企業提供了更強的外部資金支持，在投資機會一定的前提下，企業將增加資本投資;而當信貸供給減少時，企業會相應減少投資支出。另一方面，在Dm2的沖擊下，當期Inv1沒有發生變化，但在1期后產生正向反應，并于第3期達到反應峰值。趨松的貨幣渠道增加了效率投資機會，企業在資金一定的前提下將增加投資支出;相反，趨緊的貨幣渠道將減少效率投資機會，企業資本投資隨之減少。假設H1和假設H2均得到支持。

表5 PVAR模型全樣本估計結果

SaleLoanInv1Dm2

一階模型b_GMMt_GMMb_GMMt_GMMb_GMMt_GMMb_GMMt_GMM

L.Sale0.343 9 14.272 2 0.035 5 2.367 9 0.025 1 5.788 6 -0.015 7 -3.077 1

L.Loan-0.055 5 -6.660 8 0.061 5 7.390 6 0.018 3 7.893 6 0.008 7 3.355 9

L.Inv1-0.136 8 -7.309 0 0.187 4 9.005 9 0.309 0 31.579 0 0.000 2 0.035 0

L.Dm2-0.141 2 -3.222 5 0.386 7 10.843 1 0.114 9 10.712 6 0.881 2 65.910 9

二階模型b_GMMt_GMMb_GMMt_GMMb_GMMt_GMMb_GMMt_GMM

L.Sale0.306 3 14.534 0 0.014 3 1.072 3 0.011 0 3.005 5 -0.030 0 -6.782 2

L.Loan-0.047 1 -5.287 0 0.056 5 6.290 5 0.014 1 6.041 3 -0.000 6 -0.244 7

L.Inv1-0.147 0 -7.763 2 0.136 2 6.551 9 0.250 9 27.359 5 -0.009 2 -1.415 9

L.Dm2-0.152 4 -4.027 5 0.292 1 9.516 1 0.019 2 2.272 0 1.113 5 103.458 7

L2.Sale0.183 5 10.628 5 0.056 5 4.914 7 0.014 4 4.573 4 -0.006 3 -1.720 7

L2.Loan-0.042 6 -5.094 9 0.088 1 10.250 6 0.012 0 5.424 2 -0.000 8 -0.334 5

L2.Inv10.035 3 1.963 6 0.135 1 7.074 4 0.190 3 23.077 7 -0.020 6 -3.745 6

L2.Dm20.090 4 5.241 7 0.030 8 1.894 0 0.051 8 10.493 7 -0.410 2 -81.450 9

（三）不同產權性質下的貨幣政策傳導與企業資本投資

為進一步分析在不同產權性質下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對微觀投資的影響，我們將樣本區分為國有企業組（State=1）和民營企業組（State=2）。根據全樣本下脈沖響應的結果觀察，二階模型體現出更強的收斂性，所以分組分析中僅采用二階模型。表6為分組的PVAR估計結果，圖2與圖3是分組的脈沖響應結果。

圖1 PVAR模型全樣本脈沖響應結果（二階）

在國有企業組，被解釋變量為Inv1時，滯后1期和2期的Loan回歸系數分別為0.019（1%）和0.016（1%）;在民營企業組，它們的系數分別是0.010（1%）和0.006（10%）。脈沖響應結果中，國有企業Inv1對Loan的響應峰值為0.004 1，民營企業只有0.002 6。由此可知，國有企業資本投資對信貸渠道的沖擊更具敏感性，假設H4a得到支持。

同樣，Inv1作為被解釋變量時，國有企業滯后1期和2期的Dm2系數分別為0.047（1%）和0.057（1%）;民營企業的相應系數為-0.013（不顯著）和0.051（1%）。國有企業的脈沖響應峰值0.002 9，民營企業是0.001 4，二者相差一倍。因此，可以認為貨幣渠道對國有企業資本投資的影響較民營企業更強，支持假設H3a。

表6 PVAR模型分組估計結果（不同產權性質）

SaleLoanInv1Dm2

State=1b_GMMt_GMMb_GMMt_GMMb_GMMt_GMMb_GMMt_GMM

L.Sale0.318 10.597 0.006 0.312 0.015 2.867 -0.046 -7.007

L.Loan-0.049 -3.662 0.057 4.474 0.019 5.720 -0.008 -2.224

L.Inv1-0.178 -7.097 0.173 6.357 0.256 21.743 -0.019 -2.271

L.Dm2-0.137 -2.169 0.292 6.042 0.047 3.442 1.080 61.321

L2.Sale0.214 8.435 0.050 3.019 0.018 3.862 -0.020 -3.566

L2.Loan-0.052 -4.366 0.091 7.405 0.016 5.112 -0.010 -3.142

L2.Inv10.015 0.621 0.116 4.596 0.207 18.873 -0.027 -3.731

L2.Dm20.052 1.937 0.038 1.618 0.057 7.819 -0.451 -60.693

State=2b_GMMt_GMMb_GMMt_GMMb_GMMt_GMMb_GMMt_GMM

L.Sale0.281 9.231 0.026 1.280 0.009 1.647 -0.011 -1.541

L.Loan-0.037 -2.899 0.056 4.132 0.010 2.656 0.005 1.277

L.Inv1-0.092 -3.085 0.061 1.837 0.244 15.934 -0.002 -0.165

L.Dm2-0.163 -3.897 0.271 7.157 -0.013 -1.201 1.138 84.780

L2.Sale0.128 5.252 0.066 3.859 0.012 2.511 0.010 1.858

L2.Loan-0.022 -1.698 0.081 6.429 0.006 1.884 0.008 2.244

L2.Inv10.079 2.862 0.164 5.449 0.167 12.668 -0.013 -1.402

L2.Dm20.171 7.262 0.016 0.671 0.051 7.036 -0.356 -45.671

圖2 PVAR模型分組脈沖響應結果（國有企業）

圖3 PVAR模型分組脈沖響應結果（民營企業）

表7列示了不同產權性質下的PVAR方差分解結果。在國有企業組，Loan對Inv1的貢獻率為6.06%，Dm2的貢獻率為5.59%;這兩項數據在民營企業組分別是2.51%和1.82%，均明顯小于國有企業組。以上結果顯示出，貨幣政策兩類渠道對國有企業資本投資的解釋力度更強，其結果與前文一致。

表7 方差分解結果（不同產權性質）

State=1State=2

SaleLoanInv1Dm2SaleLoanInv1Dm2

Sale0.977 9 0.009 5 0.003 6 0.009 0 0.992 9 0.003 0 0.000 7 0.003 5

Loan0.009 5 0.946 2 0.003 9 0.040 3 0.015 0 0.936 1 0.003 9 0.045 1

Inv10.027 7 0.060 6 0.855 8 0.055 9 0.017 7 0.025 1 0.939 0 0.018 2

Dm20.090 9 0.004 8 0.008 4 0.895 9 0.001 3 0.003 4 0.000 2 0.995 1

注：受篇幅限制，僅列出前10期的結果。

（四）不同金融發展水平下的貨幣政策傳導與企業資本投資

不同金融發展水平下，兩類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對企業資本投資的影響可能具有差異性。為了考察相關的假設，我們按照“金融市場化程度”指標的平均值，將樣本劃分為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組（Dummy1=1）和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組（Dummy1=0）。表8為分組的PVAR估計結果，圖4與圖5是分組的脈沖響應結果。

當樣本企業來自于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時，Inv1對滯后1期和2期的Loan回歸，系數分別為0.012（1%）和0.011（1%）;當樣本屬于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時，它們的系數分別是0.017（1%）和0.013（1%）。盡管顯著性均達到1%水平，但后者的系數比前者更大。同時，在脈沖響應結果中，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組的Inv1對Loan的響應峰值為0.003 2，在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組為0.003 4，后者高于前者，但差異并不明顯。由此可見，相對于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Loan對金融發展水平較低地區的企業的投資水平影響更強，假設H6得到支持。

另一方面，金融發展水平較高地區的企業Inv1對滯后1期和2期的Dm2回歸，系數分別為0.021（5%）和0.055（1%）;當樣本取自其對立組時，它們的系數分別為0.016（不顯著）和0.048（1%）。其脈沖響應峰值在金融發展水平較高和較低組中分別達到0.002 3和0.001 7。整體而言，Dm2對金融發展水平較高地區的企業的投資水平影響更明顯，支持假設H5。

表8 PVAR模型分組估計結果（不同金融發展水平）

SaleLoanInv1Dm2

Dummy1=1b_GMMt_GMMb_GMMt_GMMb_GMMt_GMMb_GMMt_GMM

L.Sale0.363 14.901 0.021 1.304 0.011 2.714 -0.024 -4.642

L.Loan-0.027 -2.573 0.077 6.823 0.012 3.786 0.003 0.786

L.Inv1-0.119 -4.362 0.168 5.390 0.265 19.068 -0.017 -1.847

L.Dm20.006 0.168 0.356 10.398 0.021 2.298 1.123 94.454

L2.Sale0.215 10.804 0.061 4.401 0.016 4.433 -0.005 -1.043

L2.Loan-0.021 -2.025 0.140 12.221 0.011 3.743 0.002 0.822

L2.Inv10.091 3.570 0.115 4.010 0.180 15.271 -0.022 -2.772

L2.Dm20.157 7.296 0.044 2.041 0.055 6.367 -0.396 -59.067

Dummy1=0b_GMMt_GMMb_GMMt_GMMb_GMMt_GMMb_GMMt_GMM

L.Sale0.203 4.701 -0.006 -0.234 0.010 1.407 -0.040 -4.630

L.Loan-0.094 -5.081 0.024 1.544 0.017 4.231 -0.006 -1.399

L.Inv1-0.163 -5.806 0.115 4.141 0.238 19.725 0.000 -0.052

L.Dm2-0.458 -4.788 0.180 2.850 0.016 0.889 1.091 48.554

L2.Sale0.110 3.052 0.040 1.871 0.012 1.973 -0.012 -1.656

L2.Loan-0.086 -5.288 0.025 1.821 0.013 3.614 -0.006 -1.535

L2.Inv1-0.021 -0.770 0.158 6.153 0.199 17.200 -0.020 -2.544

L2.Dm2-0.033 -0.895 0.001 0.036 0.048 7.563 -0.429 -48.559

圖4 PVAR模型分組脈沖響應結果（金融發展水平較高）

圖5 PVAR模型分組脈沖響應結果（金融發展水平較低）

表9列示了不同金融發展水平下的PVAR方差分解結果。在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組，Loan對Inv1的貢獻率為4.12%，Dm2的貢獻率為4.69%;它們在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組分別是4.55%和2.27%。從結果可知，相對于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組，信貸渠道對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組的解釋力度更強;相反，相對于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組，貨幣渠道對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組的解釋力度更強。分析結果與前文一致。

表9 方差分解結果（不同金融發展水平）

Dummy1=1Dummy1=0

SaleLoanInv1Dm2SaleLoanInv1Dm2

Sale0.982 5 0.002 5 0.001 0 0.014 0 0.894 6 0.014 6 0.002 1 0.088 7

Loan0.014 7 0.906 0 0.004 7 0.074 6 0.008 1 0.974 6 0.004 9 0.012 4

Inv10.026 0 0.041 2 0.886 0 0.046 9 0.014 3 0.045 5 0.917 4 0.022 7

Dm20.030 3 0.000 5 0.002 1 0.967 2 0.035 1 0.000 6 0.002 1 0.962 2

注：受到篇幅限制，僅列出前10期的結果。

（五）穩健性檢驗

我們將變量Inv1替換為“固定資產、長期投資與無形資產”的季度增量與當季期初資產比值（Inv2），將Dm2替換為狹義貨幣供給量M1的同比增長率（Dm1），分別構建{Sale， Loan， Inv2， Dm2}和{Sale， Loan， Inv1， Dm1}向量組代入模型。回歸結果與主回歸一致，由于篇幅原因沒有作出報告。

我們以《中國市場化指數》的細分指標“金融業的競爭”作為Dummy1的替代，定義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組（Dummy2=0）為七年平均得分在8分以下的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組（Dummy2=1）為平均得分大于等于8分的地區。其最終結果與主回歸一致，由于篇幅原因沒有作出報告。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在區分企業不同產權性質和所在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基礎上，運用PVAR技術，研究了貨幣政策傳導的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對企業資本投資的影響。研究發現：（1）由于對投資機會產生影響，貨幣渠道與企業資本投資正相關;（2）由于對資金供給產生影響，信貸渠道與企業資本投資正相關;（3）較激烈的沖突和較弱的融資約束使國有企業資本投資對兩類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均更具敏感性;（4）貨幣渠道對金融發展水平較高地區的企業的正向影響更強;而信貸渠道對金融發展水平較低地區的企業的正向影響更強。

在不斷完善金融制度、推進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由于存在貨幣政策影響微觀經濟的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政府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既要關注貨幣渠道對企業投資機會的影響，又要關注信貸渠道對企業資金供給的作用，同時，還應重視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對企業資本投資的影響差異。

參考文獻：

[1]BERNANKE B S，GERTLER M L.Agency cost， net worth 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79（1）：14-31.

[2]MISHKIN F S.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M].New York：Wesley Press，2003.

[3]HUANG Y S，SONG F M， WANG Y Z.Monetary polic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Chinese micro data[J].China &World Economy，2012，20（5）：1-20.

[4]張西征，劉志遠，王靜.貨幣政策影響公司投資的雙重效應研究[J].管理科學，2012（5）：108-119.

[5]CARLINO G，DEFINA R.The differential regional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8，80：572-587.

[6]劉玄，王劍.貨幣政策傳導地區差異：實證檢驗及政策含義[J].財經研究，2006（5）：70-79.

[7]靳慶魯，孔祥，侯青川.貨幣政策、民營企業投資效率與公司期權價值[J].經濟研究，2012（5）：96-106.

[8]BERNANKE B S，GERTLER M L.Inside the black box： the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9（4）：27-48.

[9]ROMER C D，ROMER D H.Credit channel or credit actions？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stwar transmission mechanism[R].NBER Working Paper，No.4485，1994.

[10]MOJON B，SMETS F，VERMEULEN P.Investment and monetary policy in the Euro area[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2，26（11）：2111-2129.

[11]KASHYAP A K，STEIN J C，WILCOX D W.Monetary policy and credit conditions：Evidence from the composition of external financ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83（1）：78-98.

[12]魏明海，柳建華.國企分紅、治理因素與過度投資[J].管理世界，2007（4）：88-95.

[13]張功富，宋獻中.我國上市公司投資：過度投資還是投資不足――基于滬深工業類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資的實證度量[J].會計研究，2009（5）：69-77.

[14]WEI S J，TAO W.The Siamese twins：Do stateowned banks 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1997，8（1）：19-29.

[15]張杰.民營經濟的金觸困境與融資次序[J].經濟研究，2000（4）：12-19.

[16]林毅夫，李永軍.中小金融機構發展與中小企業融資[J].經濟研究，2001（1）：10-18.

[17]羅黨論，甄麗明.民營控制、政治關系與企業融資約束――基于中國民營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金融研究，2008（12）：164-178.

[18]段云，國瑤.政治關系、貨幣政策與債務結構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12（5）：84-94.

[19]葉康濤，祝繼高.銀根緊縮與信貸資源配置[J].管理世界，2009（1）：22-28.

[20]饒品貴，姜國華.貨幣政策、信貸資源配置與企業業績[J].管理世界，2013（3）：12-22.

[21]LOVE I.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International evidence from the structural investment model[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3，16（3）：765-791.

[22]饒華春.中國金融發展與企業融資約束的緩解――基于系統廣義矩估計的動態面板數據分析[J].金融研究，2009（9）：156-164.

[23]WURGLER J.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0，58（1/2）：187-214.

[24]ALMEIDA H，WOLFENZON D.The effect of external finance on the equilibrium allocation of capital[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75：133-164.

[25]申俊喜，曹源芳，封思賢.貨幣政策的區域異質性效應――基于中國31個省域的實證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11（6）：36-46.

[26]黃志忠，謝軍.宏觀貨幣政策、區域金融發展和企業融資約束――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微觀證據[J].會計研究，2013（1）： 65-71.

[27]宋立.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渠道存在的問題及其解決思路[J].管理世界，2002（2）：29-38.

[28].貨幣政策區域效應乘數模型及在中國的應用[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5）：1-6.

第9篇：微觀經濟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增長周期波動；狀態空間模型；Kalman濾波；HP濾波；BP濾波；景氣指數

中圖分類號：F061．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9）01-0022-08

一、引 言

長期以來，經濟周期波動問題一直是經濟學界和政府部門關注和研究的焦點，經濟學家們不僅提出經濟周期波動研究的經典理論，同時也在不斷開發定量判斷經濟周期波動狀態和特點的方法，以期避免經濟產生更大的波動。由于經濟行為的繁榮和衰退可以通過不同部門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來觀測，因此，可以選取一組與經濟周期波動一致的重要的經濟指標，捕捉經濟周期的共同波動成分。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在20世紀60年代末開發了經濟周期先行、一致和滯后合成指數（Composite Index），用來刻畫經濟狀態和描述未來發展動向，對衰退和復蘇做出預測[7]。這種方法一直使用至今。近年來經濟學家們不斷建立更嚴密的數學模型研究經濟時間序列問題，識別經濟周期的共同特征。自回歸移動平均（Auto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ARMA）模型、向量自回歸（Vector Autoregressive，VAR）模型、多元統計分析方法、狀態空間模型和Kalman濾波[6]、HP濾波[3]、帶通（BP）濾波方法[1]等等被廣泛地用來分析時間序列和經濟周期問題。Hamilton用狀態轉移模型（Regime-Switching，RS）模擬了經濟狀態的變化[5]。Stock和Watson利用狀態空間模型，并采用卡爾曼濾波方法構造了捕捉經濟變量之間協同變化的景氣指數，認為宏觀經濟變量的共同變化存在一個共同的成分，這個共同成分體現了經濟系統的景氣狀態，刻畫了經濟系統的協同變化[9-10]。

近年來國內學者對我國經濟增長周期波動做了大量研究，劉金全研究了現代經濟周期理論中的宏觀經濟沖擊及其傳導機制問題[12]；陳昆亭等用濾波方法研究了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特征[13]；陳磊對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理論及測定方法做了詳細的論述[14]；劉樹成主編的《中國經濟周期研究報告》中收集了國內學者關于中國經濟周期理論、模型和計量方法研究的新成果[15]。

1．古典周期波動（Classical Cycles）

早期的資本主義國家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其局部平衡和資源配置依靠競爭機制和價值規律進行自動調節。微觀經濟的目標是追求企業利潤最大化，宏觀經濟運行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因而周期性地出現供大于求，即總供求關系失調，結果導致經濟蕭條，失業率上升，壟斷資本形成，競爭機制削弱，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發生。從圖1可以看到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帶來的美國GDP的深谷。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經濟衰退時期，各種經濟活動的“絕對水平”本身處于下降狀態，所以，人們研究經濟周期波動時采用古典型經濟周期的概念是自然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政府運用立法、財政、金融等手段對經濟進行了大規模干預，這些努力雖然沒有能從根本上克服經濟周期波動和經濟危機，但是從圖2中可以看出經濟波動變得比較平緩了，周期波動的收縮期變短了，擴張期延長了，同時波動的幅度也變小了。例如，美國1961年2月到1969年12月曾連續106個月處于擴張期，且1991年3月到2001年3月美國又連續10年保持一種低速增長的狀態。鑒于經濟周期波動形態的變動，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增長周期波動（Growth Cycle）的概念。[8]

2．增長周期波動

宏觀經濟學研究一國經濟長期增長趨勢和短期波動狀況，前者構成經濟增長理論，后者構成經濟周期波動理論。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將經濟的增長與周期、趨勢與波動、長期與短期問題割裂開進行研究，而現代增長經濟周期理論試圖把經濟的長期增長趨勢與短期周期波動二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

經濟增長周期波動的計算方法存在兩種類型：

1．增長循環（Growth Cycles）

增長周期波動的一種類型是把圍繞著趨勢線上下的短期波動稱為增長循環。作為增長循環應用的典型例子，是OECD開發的OECD先行指標[8]。OECD于1978年開始基于“增長循環”的概念，利用景氣分析的手法對其成員國的經濟周期波動進行研究，開發了各成員國除去趨勢的景氣指數CI（Composite Index），并確定了各成員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基準日期。

從圖1中可以看出中國工業總產值序列圍繞著趨勢線上下波動，圖2顯示了除去趨勢后增長周期波動的變化。圖1的趨勢序列和圖2的循環序列都采用BP濾波方法對工業總產值序列進行分解的。

2．增長率循環（Growth Rate Cycles）

觀察經濟時間序列的增長率（考察與上年同月或同季比的變化率），如果這些增長率上下波動具有某種規律性，稱為增長率周期波動。中國從改革開放至今的30年來，大多數經濟指標在絕對量上都是增長的，在圖5和圖6中可以看出，從1978年以來中國實際GDP不存在絕對水平的下降，經濟周期波動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的高低。因此，中國大多數研究部門和政府機構研究經濟周期波動都利用增長率周期波動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周期波動狀況。

二、利用狀態空間模型及卡爾曼濾波方法構建景氣指數

1989年，Stock和Waston[9]提出了新的景氣指數概念和制作方法。他們認為景氣變動不應僅僅是針對GNP的變動而言，而應該把景氣循環看做更廣泛的包括金融市場、勞動市場和商品銷售市場在內的總體經濟活動的循環。而為了反映以上這些方面的多個總量經濟指標的共同變動，可以認為在這些變量的共同變動背后，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因素，這一因素可由一個單一的、不可觀測的基本變量來體現。這一基本變量代表了總的經濟狀態，它的波動才是真正的景氣循環。這一不可觀測的基本變量被稱為Stock-Waston型景氣指數。

由于Stock-Waston景氣指數是不可觀測變量，不能利用一般的統計模型求解，本文利用狀態空間模型（State Space Model）估計Stock-Waston景氣指數。狀態空間模型的特點是提出了“狀態”這一概念。而實際上，無論是工程控制問題中出現的某些狀態（如導彈軌跡的控制問題）還是經濟系統所存在的某些狀態都是一種不可觀測的變量，正是這種觀測不到的變量反映了系統所具有的真實狀態，所以被稱為狀態向量。狀態空間模型建立了可觀測變量和系統內部狀態之間的關系，從而可以通過估計各種不同的狀態向量達到分析和觀測的目的。利用狀態空間形式表示動態系統主要有兩個優點：第一，狀態空間模型將不可觀測的變量（狀態變量）并入可觀測模型并與其一起得到估計結果。第二，狀態空間模型是利用強有力的迭代算法――卡爾曼濾波（Kalman filter）來估計的。

2．建立中國經濟增長率周期波動景氣指數

為了利用前述的狀態空間模型和卡爾曼濾波方法建立中國經濟增長率周期波動景氣指數，首先要決定的是構成變量的選取問題。構成變量必須是與我國的景氣變動基本一致，能反映各主要經濟活動領域變化的、相互獨立的有代表性的宏觀經濟變量。為此，我們將表1中所列一致指標組的6個指標作為一致景氣指數的構成指標。這6個指標反映了工業生產、商品銷售、投資、消費、貨幣和外貿等6個經濟領域的變動，所選數據的樣本區間為1980月―2008年3月。同時為了分析物價的波動還篩選了一組物價景氣指標，所選數據的樣本區間為1997年1月―2008年3月。為了得到去掉趨勢的平穩的時間序列，我們分別對所選指標作了與上年同月比，得到增長率序列，并進行季節調整消除季節性因素和不規則因素的影響，最后還要進行標準化處理。

表1中國經濟增長率周期波動景氣指標組本文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月報》和中國經濟信息網《宏觀月度數據庫》。基準指標選擇工業增加值比較合適，但是由于統計數據的限制，該指標的數據較短，而工業總產值數據較長，和工業增加值變化一致，因此采用工業總產值作為基準指標，固定資產投資1992年以前的數據是用基本建設投資增速向前推算得到的；全行業產品銷售收入1994年以前數據用預算內企業銷售收入增速向前推算得到。進口總額是用月度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序列轉換為億元人民幣為單位。本文經濟指標篩選方法和景氣指數計算都是采用作者所編制的程序計算。

經濟總量一致指標組物價一致指標組

指標名稱超前或滯后月數相關系數指標名稱超前或滯后月數相關系數

工業總產值增速01．00居民消費價格指數01．00

全行業產品銷售收入增速00．82商品零售價格指數00．97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10．68生活資料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00．93

固定資產投資增速+10．43生產資料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20．75

進口商品總值增速-10．57農副產品類購進價格指數-20．89

狹義貨幣供應量（M1）增速-20．66原材料、燃料及動力購進價格指數+10．81

注：經濟總量一致指標均是與上年同月比增長率序列，基準指標是工業總產值；物價指數都是上年同月=100的指數，物價一致指標組的基準指標是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所有指標都進行了季節調整，去掉了季節要素和不規則要素，“+”表示滯后，“-”表示先行。

分別對表1的2組k（k=6）個指標計算景氣指數。方程（1）―（3）中的延遲構造，即參數（p，q，r）的確定，主要根據BIC準則，同時也參考AIC準則和對數似然函數值的大小。通過對多種（p，q，r）不同組合模型的大量試算和結果比較，最終選擇（p，q，r）=（4，3，2）為最合適的模型。于是利用極大似然法求出了未知參數向量{1，…，4，γ11，…，γ63，θ11，…，θ26，h1，…，h6}的估計值，然后給出Kalman濾波的初值a0和P0，對t=1，…，n，利用Kalman濾波公式反復進行計算便得到了狀態向量αt估計值。αt的第一個元素ct（t=1，…，n）即為經濟增長率周期波動景氣指數。

圖3和圖4分別顯示了利用狀態空間模型和卡爾曼濾波方法合成的中國經濟增長率周期波動的總量景氣指數（記為SS_GR）和物價景氣指數（記為SS_P）。為了便于比較分析，這2個景氣指數均以2000年平均值為100。

通過分析圖3中SS_GR景氣指數波動狀況，可以發現改革開放尤其是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經濟增長率周期波動很頻繁，波動幅度也很大。2007年10月經濟總量景氣指數SS_GR達到峰值。

從圖5可以看出以2000年為基年進行比較，2004年以來物價的波動要比經濟周期波動劇烈得多，并且物價波動的峰、谷都滯后于經濟周期波動，大約滯后8個月左右。隨著經濟增長率周期波動處于下降階段，物價增長率周期波動也會出現下降階段。

三、分解趨勢和循環要素的濾波方法

增長循環的研究需要對時間序列進行趨勢和循環要素的分離，如何分離出趨勢和循環成分是增長循環研究的關鍵。較早的趨勢分解方法有一階差分方法、回歸分析方法和移動平均方法等。Beveridge和Nelson分析了差分平穩的時間序列如何分離趨勢和循環，提出了基于ARIMA模型的B-N分解方法[2]。如果差分平穩時間序列的趨勢成分和循環成分生成機制已知，可以將其作為不可觀測成分（Unobserved Component，UC），寫成狀態空間形式（State Space Form）并利用Kalman濾波進行估計。對于多數應用研究來說，B-N分解和UC模型方法過于復雜，因此，研究者又構造了大多數情況下效果都較好的趨勢估計方法，使用最為廣泛的是HP（Hodrick-Prescott Filter）濾波。Baxter和King研制的BP濾波帶通濾波（Band-Pass Filter）有不同的計算方法，為了敘述方便起見，本文將Baxter和King[1]研制的帶通濾波簡稱為BP濾波。，能夠捕捉經濟時間序列中的特定循環成分，可以在此基礎上計算具有經濟增長周期波動特征的景氣指數[1]。

1．HP濾波方法

HP濾波因在宏觀經濟分析中用來得到經濟時間序列的長期趨勢而被廣泛使用[3]。設經濟時間序列為Y = {y1，y2，…，yn}，趨勢要素為T={t1，t2，…，tn}，n為樣本長度。一般地，時間序列Y 中的不可觀測部分趨勢ti常被定義為下面最小化問題的解：

式（6）存在一個權衡問題，即要在趨勢要素對實際序列的跟蹤程度和趨勢光滑度之間做一個選擇。λ=0時，滿足最小化問題的趨勢等于序列yi；λ增加時，估計趨勢中的變化總數相對于序列中的變化減少，即λ越大，估計趨勢越光滑；λ趨于無窮大時，估計趨勢將接近線性函數。一般經驗地，λ的取值如下：

圖6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月度對數序列（季節調整后）、利用HP濾波方法對季節調整后的序列分離出來的趨勢序列圖形，從中可以看到分離結果較好地擬合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月度對數序列趨勢。

2．BP濾波方法

自時間序列分析產生以來，人們對經濟周期波動的分析不僅集中在時間域內，即直接分析數據隨時間變化的結構特征，而且從頻域角度研究經濟周期波動的時間序列譜分析方法也在受到重視和應用，譜分析方法又提供了一種研究經濟周期波動的有力工具。譜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把時間序列看做是互不相關的周期（頻率）分量的疊加，通過研究和比較各分量的周期變化，以充分揭示時間序列的頻域結構，掌握其主要波動特征。因此，在研究時間序列的周期波動方面，它具有時域方法所無法企及的優勢。

式（11）為濾波的頻率響應函數（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稱|W（e-iλ）|2為濾波的功率傳遞函數（power transfer function）。通過適當設計（11）式中的權重序列，可以使w（λ）在某些頻率區間內等于或近似等于0，這樣就可以將輸入中所有在這個頻率帶中的分量“過濾”掉，留下其它成分。根據被保留下來的頻率位于低頻處、高頻處或某個中間帶上，分別稱為低通濾波（low-pass filter，LP）、高通濾波（high-pass filter，HP）和帶通濾波（band-pass filter，BP）。但是，在實際應用中，我們只能對序列進行有限項濾波，設截斷點為m，這時的頻率響應函數為：

Baxter和King對比了BP濾波與包括HP濾波在內的其他常用的方法，指出線性剔除趨勢方法和一階差分法具有明顯的缺陷，利用HP濾波方法得到循環成分的效果類似于BP濾波的一種特殊形式――高通濾波（high pass filter）[1]，HP濾波方法得到的結果沒有通過BP濾波得到的循環成分光滑。可見，在經濟周期波動問題的研究中，BP濾波能夠比其他方法更好地達到提取合意的波動成分的目的，因此，得到了廣泛的實際應用。Stock和Watson在研究美國宏觀經濟時間序列的周期波動中采用了BP濾波方法[10]；Gerlach和Yiu在研究亞洲幾個國家的產出缺口中使用了BP濾波方法等[4]。

四、構建中國經濟增長循環景氣指數

1．利用BP濾波方法構建經濟增長循環景氣指數

筆者仍利用表1中一致指標組的月度指標，對這些宏觀經濟指標的對數序列本文BP濾波的計算使用Eviews5軟件。BP濾波在分離時間序列的趨勢和循環要素時，將二者視為相加關系，因此，為了得到實際經濟增長相對于趨勢增長的偏離程度，即循環要素與趨勢要素的比值，可以對原序列進行對數處理，然后再運用BP濾波，就可以得到循環成分相對于趨勢成分的偏離程度。進行季節調整剔除季節性因素和不規則因素的影響，數據區間為1980年1月至2008年3月，然后利用BP濾波分離出循環要素。

在使用BP濾波時，截斷點m的選擇是決定近似理想濾波優劣的根本因素，如果m取值過小，將會在剔除不想保留的成分的同時，也將想要保留下來的成分的一部分剔除掉了。但是，m選擇太大時，序列兩端將缺失過多數據。因此，在保證濾波效果較好的前提下，應該選擇盡可能小的m值。為此，本文考察了不同截斷點數值對頻率響應函數的影響，選擇m =18。BP濾波的周期范圍介于18―60個月之間。為了能夠充分利用近期的數據信息對當前的特征進行刻畫，本文利用ARIMA模型等方法將每個指標都外推了18個月。

本文仍利用狀態空間模型和卡爾曼濾波方法，基于BP濾波計算出來的各指標的循環要素，構建反映中國經濟增長偏離長期趨勢程度的增長循環景氣指數，記為SS_BP（以2000年平均值為100），見圖7。通過中國經濟增長循環景氣指數SS_BP，可以對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中出現的周期波動進行描述和分析。我們研究的增長循環的含義是經濟的實際運行與趨勢水平的偏離程度，這表明中國經濟增長與潛在增長水平的偏離程度的波動是很劇烈的。

2．比較中國經濟增長率循環景氣指數和經濟增長循環景氣指數

觀察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路徑，可以看出宏觀經濟總量長期處于一種沿著趨于指數型上升的趨勢增長路徑上下波動的狀態，但是短期內實際產出和潛在產出呈現出很大的偏差（產出缺口），這就導致增長型經濟周期波動的存在。經濟在潛在產出的上方運行時，由于存在對生產擴張的約束，即可用資源不足，對向上擴張存在一個直接的限制，使得經濟過熱難以維持。而經濟在潛在產出的下方運行時，由于技術進步、創新和為更新目的所進行的新投資和新的消費熱點等出現，又會開始一種積聚向上的運動，回到長期趨勢水平。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目的是力圖縮小中國增長型經濟周期波動的幅度，延長經濟周期波動的上升期，縮短下降期，保持經濟處于持續、穩定和適度增長的良好局面。

圖8中將2個景氣指數畫在一起，可以看出兩種景氣指數的差別。中國近年來研究經濟周期波動多以增長率循環為主，增長率指標的缺點是它的波動受前一年的基數影響較大，往往不能準確地反映景氣波動的幅度。由圖8可以看出增長循環景氣指數SS_BP和增長率循環景氣指數SS_GR的大多數峰、谷時點差別不大，但是1990年達到谷后的回升有較大差別。由于1990年的谷太深，前一年的基數較小，故SS_RG回升得很快，而SS_BP在谷底徘徊了一段時間才緩慢回升。另外，在波動的幅度上，兩種不同類型的景氣指數也有差別。除了少數的幾個峰，如1985年和1989年的峰相差不多以外，增長循環景氣指數要比增長率循環景氣指數的波幅小。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使用三種濾波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問題。篩選了反映國民經濟各領域波動的多個重要宏觀經濟月度指標作為景氣指標，這些景氣指標涵蓋了改革開放以來較長的時間區間。首先利用狀態空間模型和卡爾曼濾波方法，計算了中國增長率循環景氣指數SS_RG和物價景氣指數SS_P；其次討論利用HP濾波和BP濾波計算景氣指標的循環要素，最后同樣利用狀態空間模型和卡爾曼濾波方法構建了反映中國經濟增長偏離長期趨勢程度的增長循環景氣指數SS_BP。根據本文的計算結果，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周期波動的特征進行了分析。本文認為，雖然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一直高速增長，但增長型的周期波動還是很激烈的。宏觀調控趨于成熟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將使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振幅減小，市場經濟體系中總需求內在持久的擴張決定了中國在當前經濟周期上升階段出現了平緩和持續期間延長的特征。

本文中經濟增長率景氣循環指數SS_BP分別于2007年10月和12月出現了峰，進入下降階段。由于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動蕩及全球經濟的不景氣，對我國經濟穩定造成較大的沖擊，使得2008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周期波動處于下行階段。

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社會的發展離不開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在經濟的快速增長中產生了對各種原材料、能源、礦產資源和土地資源等的高消耗及對環境的高污染等一系列問題。房地產和汽車等行業投資與生產的擴張，帶動了整個投資規模的過快增長。因此，在經濟周期波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要采取適當的宏觀調控措施，減小經濟周期波動的振幅，延長其上升期，縮短下降期，使經濟快速增長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相適應。同時，應該促進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節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把經濟社會發展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參考文獻：

［1］ Baxter M．，R．G．King．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Approximate Band-Pass Filters for Economic Time Series［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9，November，81（4）：575-593．

［2］ Beveridge，S．，C．R．Nelson．A New Approach to Decomposition of Economic Time Series into Permanent and Transitory Components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Measurement of “Business Cycl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1，7（2），151-174．

［3］ Cogley，T．，J．M．Nason．Effects of Hodrick-Prescott Filter on Trend and Difference Stationary Time Series：Implications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95(a），19（1-2）：253-247．

［4］ Gerlach S．，M．S．Yiu．Estimating Output Gaps in Asia：A Cross-Country Study［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2004，（18）：115-136．

［5］ Hamilton，J．D．A New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Nonstationary Time Series and the Business Cycle［J］．Econometrica，1989，（57）．

［6］ Harvey，A．C．，A．Jaeger．Detrending，Stylized Facts and the Business Cycle［J］．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1993，（8）：231-247．

［7］ Kydland，F．E．and E．C．Prescott，1982，“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Econometrica 50，November．

［7］ Moore，G．H．Business Cycles，Inflation，and Forecasting［M］．Second Edition，NBER，Studies in Business Cycles，No．24，Published for the National Burean of Economic Research，Inc．，1983．61-65．

［8］ OECD．Department of Eocnomics and Statistics［M］．OECD Leading Indicators and Business Cycles in Member Countries1960-1985，NO．39．1987．

［9］ Stock J．H．，M．W．Watson．New Indexes of Coincident and Leading Economic Indicators［M］．In：O．Blanchard and S．Fischer（eds．），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Cambridge：MIT Press，1989．

［10］ Stock，J．H．，Watson，M．W．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 in U S Macroeconomic Time Series［M］．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1999，1A．3- 64．

［11］ 董文泉，等．經濟周期波動的分析與預測方法［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

［12］ 劉金全．現代宏觀經濟沖擊理論［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0．

［13］ 陳昆亭，周炎，龔六堂．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特征分析：濾波方法的應用［J］．世界經濟，2004，（10）．

［14］ 陳磊．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測定和理論研究［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