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鏈的意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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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產業鏈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農產品；質量安全；全產業鏈

1 問題的提出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農業產業化經營有了長足的發展，以農業產業龍頭企業為核心主導的“公司+農戶”產業化經營模式，在幫助農民進入市場，解決農產品賣難問題，提升農業競爭力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頻繁出現的食品質量不安全、農業技術創新不足、農產品價格極不穩定等問題說明我國的農業產業化經營體系還不完善，尤其是農產品|量安全問題，它既是社會熱點問題，也是政府部門急需解決的難點問題。從我國政府對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治理實踐看，主要措施包括：完善監管機制、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準入標準、完善質量安全評價體系、規范標識標簽制度、強化質量檢測力度、建立可質量追溯體系、加強立法和懲罰力度等（趙昶等，2011；胡定寰，2009；靳明等，2008；周潔紅，2006）[1][2][3][4][5]。從發達國家管理實踐來看，他們廣泛應用產業鏈管理來改善農產品生產加工過程，控制農產品從生產到消費的全過程的風險，把各種危害因子控制在可接受范圍內[5]。發達國家實踐經驗說明，要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產業外部壓力的存在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產業內部的自我調整。只有將產業內部不利于保障質量安全的因素進行調整、消除，方能從根本上緩解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多發的現狀。近些年來，產業鏈的理論與實踐在我國正逐漸受到政府、企業和科研組織的重視，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學者們普遍認為產業鏈管理是一種農業產業化創新管理模式，通過導入產業鏈管理，將有利于提升我國農業產業化競爭力和績效。農產品質量安全與產業鏈具有重大聯系，農產品不安全因素存在于產業鏈的各個環節。

2 全產業鏈運行模式的理論分析

（一）全產業鏈運行模式的內涵及特征

從本質上看，“全產業鏈”集縱向一體化和緊密型多元化雙重特性于一體（謝麒麟，2011），緊密型多元化是指產業鏈之間的業務關系非常緊密，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多元化。其運行模式包含兩個層次：（1）從縱向來看，一條產業鏈上的縱向一體化經營方式。在這條產業鏈上，產品、服務和信息等均由一個企業全程控制，這應是全產業鏈的主要特征，沒有縱向一體化，也就不為其全產業鏈。（2）從橫向來看，是緊密多元化，即在空間布局上有多條緊密相連的產業鏈，不同產業鏈之間在品牌、渠道、物流、財務等環節可以實現橫向一體化的整合。如中糧集團的全產業鏈涉足稻米、小麥、大麥、玉米、油脂油料、飼料、肉食等八條涉農產業鏈，這些產業鏈之間緊密程度較高，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多元化經營。原中糧集團的董事長寧高寧自己所言：中糧全產業鏈運作模式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多元化經營（侯攜，2009）。

縱向一體化和緊密型多元化是全產業鏈運行模式的有效結合。從外在形態上來看，縱向一體化是在單一產業鏈內部的垂直整合貫通，將上下游業務集成在一起；緊密型多元化是企業同時經營多個緊密相聯的產業鏈業務。但是，辯證的來看，全產業鏈運行模式并不是縱向一體化經營模式和緊密型多元化戰略的簡單相加。縱向一體化與緊密多元化戰略都不是新鮮的事物，如果要使二者的結合有所創新，則需要一點化學反應，這種化學反應就是“協同作用”，即企業通過全產業鏈的布局和優化，在產業鏈網絡內尋找價值增值關鍵點，以產業循環和提高經營效率為核心，實現縱向和橫向資源的有效利用，實現業務對接、資源互補、成本相抵等效應，即實現“1+1>2”的協同效應。當然，要達到這個協同效應，需要企業在全產業鏈網絡內不斷進行實踐、反饋、平衡和再造，不斷磨合與調整，才能得到理想的全產業鏈運行模式。

（二）全產業鏈運行模式的成因

縱向一體化一直是企業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其動因解說理論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這些動因主要包括企業的生產效率、資產專用性、契約實施強度、交易屬性、價格不確定性、政府對原料供應行業的規制政策等因素（李青原等，2010）[12]。對于企業選擇全產業鏈運行模式的成因卻鮮有文獻論述。既然全產業鏈控制模式是在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頻發大背景下提出來的，因此，本文認為，企業選擇全產業鏈運行模式的決定因素除了縱向一體化的主要成因外，其主要決定因素還在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追求或控制農產品的質量安全；二是追求產業鏈網絡的協同作用；三是環向協同效應。

（三）農產品全產業鏈運行模式的治理

全產業鏈運行模式的治理主要涉及資源主導型、市場主導型、技術主導型三種類型，如圖1所示。（1）資源主導型產業鏈是以優質稀缺的資源環境為核心競爭優勢，如西湖龍井茶、貴州茅臺就是以其稀缺性原產地自然資源而獲得獨一無二的價值。當前，由于我國以資源要素為核心主導的農業產業鏈比較缺乏，導致我國不少優良農產品品種遭到國外低價轉基因農產品品種的摧毀。我國優質的茶葉、中草藥被日本企業買去后進行各種層次的分解和加工，通過深度研發和市場細分，所獲得的利潤要遠高于我國本土企業。強化資源要素的掌握和管控是資源主導型產業鏈首要任務，由于低層次的技術會影響到資源要素作用的發揮，加之無獨特的市場渠道和品牌優勢，從而使得產品附加值難以提升，因此，為彌補技術、市場要素的不足，資源主導型產業鏈需在強化資源優勢的基礎上提升產業鏈層次。（2）技術主導型產業鏈的優勢環節在初加工和深加工兩大環節，將技術優勢貫徹到全產業鏈，以技術控制力優勢整合產業鏈。如在轉基因種子、藥肥等方面擁有技術優勢的國際著名四大糧商巨頭ABCD，它們牢牢地控制了農產品的初級種養；在農產品的深加工環節，憑借先進的加工技術控制了糧肉奶蛋等農產品資源。采用前向一體化戰略，連接種養源頭，采用后向一體化戰略連接消費市場，形成了技術主導型全產業鏈運作模式。所以，我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在構建技術主導型產業鏈的過程中應該強化產業鏈的技術創新，通過技術創新來獲取產業鏈的主導權，以此提升在國際市場上的話語權；同時，也要重視資源、市場要素，如提升原產地產品品質、樹立壟斷性的綠色營銷品牌等極其重要。（3）市場主導型產業鏈的競爭優勢在分銷和消費兩大環節，目標是將品牌、渠道和營銷等市場優勢貫徹到全產業鏈，以整合其產業鏈，以綠色健康的產品來實現其市場價值。

參考文獻

[1]趙昶，靳明.安全警示下的消費者水果渠道選擇行為實證研究―基于浙江省的調查[J].財經論叢，2011， （6）： 92-98

[2]胡定寰，曾祥明. “農超對接”的機遇和挑戰[J].中國農民合作社，2009， （1）： 26-27.

[3]靳明，趙昶.綠色農產品消費意愿和消費行為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8， （5）：：44-55

第2篇：產業鏈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產業轉移；區域產業定位；產業配套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1171443）；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項目（10yja790099）；河南省科技攻關項目（082102360031）、河南省政府決策研究招標課題（2012 b024）及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基地項目（2012-jd-006）與河南省教育廳自然科學研究項目（2011a630001）。

作者簡介：李新安（1967-）男，河南濟源人，教授、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區域經濟、產業經濟研究。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3）02-0077-06收稿日期：2012-07-07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東部地區憑借國家政策的傾斜和自身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通過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實現了快速持續的發展。隨著東部地區土地資源、勞動力成本等優勢的逐漸喪失，產業結構進入了調整與升級階段，大量勞動密集型、資源性產業將向中西部地區進行轉移。中部地區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區域之一，承接產業轉移必將給地區經濟帶來飛速發展。如：為承接產業轉移，安徽率先啟動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建設，并于2010年上升為國家戰略層面。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僅2010年上半年就承接省外投資項目共9627個，投資總額15052.8億元，實際到位資金2068億元，占全省1000萬元以上項目實際到位資金的75.5%。

國外學者研究產業轉移大多基于國家視角，研究產業的區位集聚條件與空間分布，從而探討全球產業轉移動因及機制形成問題。發展經濟學通過對產業轉移的原因、效應、模式等的考察，形成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理論、中心-外圍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梯度轉移理論等。國內學者魏樂等（2012）等人從企業跨區域并購網絡角度研究了我國的產業轉移與重組的網絡結構問題；魏后凱等（2010）認為指出，產業的空間遷移，產生了以動態聯盟為特征的“跨區域群體投資”的新產業組織形式，并以此推動區域經濟發展。蔡昉等人（2009）從金融危機對中國不同地區、產業和企業產生的沖擊角度，提出擺脫危機的關鍵，在于通過產業鏈整合，實現產業有序轉移和升級。盧福財（2007）、李新安（2008a）、李新功（2012）等探討了全球價值鏈、全球商品鏈形成的動力機制、產業轉移及配套能力問題，并提出要根據其動力機制制定區域發展戰略（尹中升 等，2011）。

國外學者的最新研究進展表明：區際產業的空間遷移是由經濟發展程度較發達地區，向經濟發展程度較低地區的轉移，而主動承接產業轉移對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都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和價值。產業轉移是互惠互利、雙向過程。但在這種區際產業的空間轉移過程中，欠發達地區通過何種方式來主動承接和選擇轉移產業，以對本地產業起到帶動提升作用，在現有研究文獻中則較為鮮見。基于此，本文根據近年來東部一些產業不斷向中西部轉移的現實，提出中部在承接東部產業轉移過程中，應立足中部現有優勢產業，進行產業鏈整合，以提升中部產業競爭力的承接思路。這種承接模式既可增加對外商的吸引力，促進當地經濟結構調整升級，又可實現本地優勢產業的集聚發展、板塊延伸擴張，推進承接產業和技術同步轉移，提升經濟的內生增長能力。本文選取制造業，主要因為制造業是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對提升地區的綜合實力起著重要的作用，對中部崛起也具有深刻的意義。

一、中部制造業發展的現狀特征

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6個省份，該區域具有承東啟西、聯結南北的區位優勢和綜合資源優勢。不僅是我國重要的交通運輸樞紐、農產品生產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也是我國具有現代裝備制造和其他傳統制造業良好基礎的極其重要區域。

1.制造業在中部排名靠前的行業多為資源密集型或勞動密集型產業

中部資源密集型或勞動密集型

產業多為黑色金屬冶煉業、有色金屬產品制造業、非金屬產業制造業和食品加工業等。在人才總量豐富的前提下，勞動力成本比較低廉，多層次人力資源是中部地區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這為中部制造業發展提供了大批適合于勞動密集型高技術服務業的人員。勞動力優勢和資源市場優勢是推動中部制造業發展的根本優勢。2010年中部地區吸納了全國17個制造業行業中2735.86萬從業人員中的642.93萬人，占全國的23.50%。2006年-2008年中部地區制造業子產業工業總產值的前5位的分別是黑色金屬、交通制造、食品加工、電氣機械、有色金屬和非金屬等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

2.具備較強的柔性生產能力和較快的發展速度

以一批中小企業為代表的中部制造企業柔性生產能力相當強，能根據市場和顧客的需求，迅速改變生產模式，及時完成大批量訂單。近年來，隨著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和自身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中部制造業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對中部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見表1）。這等于在生產能力較強的基礎上，既增加了生產效率，又降低了成本，在經濟全球化日趨加深的背景下，“中部制造”將擁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3.具備較完善的工業配套設施

“中部制造”總體競爭力不強，但已擁有較完善的工業配套設施和較強的生產能力。經過多年發展，鋼鐵、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原材料工業已成為中部地區的支柱產業，這些產業的配套設施都較完善且生產能力較強。2008年中部地區原材料工業增加值超過8000億元，占中部地區工業增加值比重超過30%，形成了一批實力比較雄厚、布局比較合理、優勢比較突出的原材料工業基地。此外，在能源工業、冶金工業、化學工業、建材工業、機器設備和交通運輸設備工業等傳統產業上都已形成了較為龐大的生產能力，絕大多數工業品產量已經居全國前列，如中部地區的煤炭、鋼鐵、水泥、發電量等產品產量局全國第1位。但由于多年粗放式發展，中部地區制造業卻總體競爭力不強。主要表現在：產業集中度較低，企業規模偏小，產業布局不合理，如河南規模以上氮肥企業平均產量不足10萬噸，湖北磷肥企業平均產量不足4萬噸；落后產能比重較大，湖南新型干法水泥比重僅37%，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技術裝備水平不高，河南48條軋鋼生產線中僅有4條達到國內先進水平。中部地區較為完善工業配套設施及其較強的生產能力，能夠最大程度滿足轉入產業快速、大規模生產的需要：縮短零配件采購時間、有效實施本土化、最終降低生產成本，無疑對承接東部相關產業具有較大的吸引力。　4.科技創新能力不強，多處于制造業價值鏈低端

從總體上看，中部的科技能力以模仿、跟蹤為主，創新能力亟需增強，企業研發投入少，多數企業不具備自主研發能力；產業鏈條短，產品結構比較單一，高附加值產品少，多數產品位于價值鏈低端。部分關鍵原材料、精密材料、核心零部件等等加工能力滯后，嚴重依賴東部和進口。而且中部的制造業在整個產業價值鏈又局限于制造這一個環節，整體上企業品牌價值低，缺乏持久性，增值率和利潤率很低。由于創新能力較低，加上中部地區多為資源、能源開發型產業，從而節能減排壓力大。目前，山西每年仍有40億立方米焦爐煤氣直接燃燒排放；河南2009年地區gdp能耗是國內先進水平的2倍，工業萬元增加值用水量是發達國家的3至5倍，能源利用率比發達國家低10個百分點（李新安，2008b）。隨著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資源保障程度越來越低，中部地區油氣資源貧乏，鐵礦石自給率不足20%，安徽銅精礦90%以上依賴進口，河南鋁土礦保有儲量僅能維持企業6～7年正常生產需要，科技進步與創新能力不足正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區域技術創新能力可從知識創造能力、知識獲取能力、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及創新產出能力等方面衡量。而專利作為衡量科技產出和知識創新成果的重要指標，為了研究問題的方便，我們用有效專利指標（即相對于每年各地區的專利申請受理量和授權量）從某種程度上來反映一個地區的創新能力。根據對有關資料進行數據整理分析發現，中部地區生產總值和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不僅遠遠落后于東部地區，而且在我國四大區域有效專利量總量指標中，中部僅稍高于東北為16.84萬個，而在人均有效專利量指標的四大區域得分比較中，中部位于四大區域最后，不僅遠遠落后于東部（26.17），而且還

后于西部（4.84），為4.75（見表2）。

5.制造業各行業銷售收入、產值、及人均生產率遠低于東部地區

2010年在17個行業97282個國有企業及年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的非國有企業中，中部地區有19155個企業，占全國的19.69%，低于東部地區的68.8%。從產值規模看，中部地區17個行業的平均份額為16.3%，遠遠低于東部地區平均份額74.27%。而中部地區勞動生產率遠遠低于東部發達地區。

制造業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主導力量，其發展水平是衡量一個地區綜合實力和競爭力的重要標志。從表1可看出，中部地區制造業產值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雖然中部制造業還有很多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其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不可忽視。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改造傳統產業、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對推動工業化進程、加快中部崛起有重要意義。

二、中部地區制造業各優勢行業的測度比較

對比各省“十二五”規劃，可發現普遍存在兩個特點：其一，大多數省份都將“十二五”期間的主導產業定位于“先進制造業”；其二，在制造業的具體行業的選擇方面高度趨同。這種自上而下的產業政策安排很容易導致產業結構趨同和重復建設。特別是在東部產業轉移的背景下，中部各省為了自身發展，必定圍繞產業資源在招商引資方面產生惡性競爭。為此，充分認識各自的制造業產業優勢，尤其是在同一經濟帶內與其他省市進行優勢比較，有利于認識自身的優勢，并進行科學的產業定位，便于科學有序地承接制造業。

為此，以中部地區的6個省份為研究對象，針對制造業的20個行業，建立基于市場優勢要素、生產要素、發展潛力等的評價體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科學的比較與評價，從而充分認識這一地區制造業對各省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1.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由于制造業20個行業的數據有點繁雜，本文選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考慮到學術界目前并沒有對產業優勢評價指標形成統一完整的標準，在指標選取的時候，我們既要考慮到現實狀況（營利能力、市場優勢等），又要考慮未來趨勢（發展潛力）等因素。因此選取下列指標（見表3）：

第3篇：產業鏈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　組織化程度；產業鏈；利益協調；農業合作組織

中圖分類號　F30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8)12－0038－03

基金項目　江西省社會科學研究“十一五”規劃項目“農業中介組織利益協調機制研究”(批準號：06YJ37)

作者簡介　吳珂，江西師范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江西財經大學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

胡禮文，江西師范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與金融理論。(江西　南昌　330022)

一、問題的提出

由需求增長和政策激勵推動的農業生產規模擴張并沒能實現農民的增收夢想。現行的多項舉措收效不甚理想：減負增補，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被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所抵消。完善流通渠道，又由于農民作為單打獨斗的市場參與者勢單力薄，缺少定價權。鼓勵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同樣因為企業主壓價收購，豐厚利潤無法傳導到產業鏈上游。農業合作組織在“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以及“民辦、民管、民受益”等原則下面臨著規模小、發展乏力等一系列問題。

基于對農業合作組織發展的國際經驗的比較，本文認為，所有的癥結都可歸于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低。現有研究成果對發達國家和地區在農民合作組織的立法、法人化、政府扶持、市場運作等方面的做法進行了大量介紹，并給出了一些發展思路，如，加強合作社的規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設，保障其健康發展；從金融、財稅、保險等不同方面予以扶持；發展加工業務；建立完善的管理和監督機制；充分遵循合作社發展的民主、自治、公平、非盈利性的國際慣例；等等。這些成果對我國發展農民合作組織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也為后續研究做了很好的鋪墊。本文的研究側重于合作組織實現產業鏈利益協調的功能，并針對性地提出我國發展農業合作組織的具體建議。

二、農業合作組織利益協調功能的實證考察

誕生于19世紀中葉的羅虛戴爾原則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實踐，其內容得以豐富和完善。各國農業合作組織在秉承人、退社自由、民主管理、公平交易、盈余返還等基本原則的同時，在思想、理念的革新中創造出更高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福利水平。不論是專業型合作社還是綜合型合作社，其在行業和地方經濟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德國的農業合作社遍及農村各個領域，農產品銷售額的一半以上是通過合作社來完成的。丹麥1994年全國15個奶制品合作社的銷售量占總產量的93％，5個屠宰合作社的銷售量占總產量的97％，服務面幾乎覆蓋了全國的奶制品行業和養豬業。在日本，全國總流通量一半以上的蔬菜、水果和肉類是經農協之手銷售。這些成功經驗可以總結為以下方面：

1、自由的原則與發展的穩定性相協調，保障合作社的正常發展。自由的原則主要是從農民的角度而言：一是加入和退出合作組織的自由。二是自主處置農產品的自由。開放和自愿人、退社原則已成為合作社廣泛接受的原則。農民加入或退出合作社完全尊重其本人的意愿。然而，該原則在給予農民充分的選擇自由的同時也為合作社的長期穩定發展帶來了一定隱患。合作社業務開展需要穩定的資金和產品供應作支持，但在市場行情看好時，農民為了獲取最大收益，隨時可能退出合作組織以自行處置產品。自由和穩定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導致農業合作組織發展停滯不前甚至解體。為消除其不利影響，許多國家的農業合作組織均采取現代企業制度對之加以完善。

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對傳統的合作社進行了創新，大大提高了合作社的活力和競爭力。在構建穩定的合作社和成員間關系方面，合作社要求成員必須根據擁有股份所要求的投售量向合作社提供符合質量要求的農產品，如果社員不能提供合同規定的數量和質量標準的產品，合作社將從市場上購買這些產品，并按市場價格計入社員賬戶，這樣，合作社對成員形成了一種交易約束或供應約束，使得社員與合作社之間建立了一種互相依賴的穩定關系。合作社通常要求每個社員承購一定數量的交易權股。加入合作社的社員一般不能自由退股，可以將股份轉讓。同時，允許外來資金參與合作社投資，這使得合作社還可以從社會吸收大量資金，大大提高了合作社的資金實力。

2、內部管理與區域協調相結合，提高合作社的盈利能力。合作社經濟職能的加強得益于內部管理與區域協調能力的提高。美國、瑞典、丹麥、澳大利亞等眾多發達國家的農業合作組織均聘請具有高級管理才能的人實行專業化管理，他們更加了解市場，對市場變化有更快、更準確的反應和判斷能力，因而克服了社員自身素質低對合作社發展的阻礙。同時，股份可轉讓制度也使合作社管理層迫于壓力必須通過經營業績保證股份的價值。意大利合作社由全體社員組成的社員大會選出一個管理委員會(董事會)，負責合作社的經營方針和戰略。管理者不一定是社員，只要有能力并且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合作社的雇用。社員大會、管理委員會、總經理班子再加上工會共同構成合作社的管理機構，合作社完全按現代公司制度來運作，在日常管理上與一般公司無異。荷蘭農業以家庭農場為主，農場主們自行擬定合作社章程，確定合作社和社員的責任和義務，如董事會、監事會的產生及其職責、交售商品的義務和權利、合作社的財務審計、利潤分成、監督仲裁等。專業化的合作社管理模式加強了農產品生產和市場的對接，增強了對市場變化的反應能力。

不僅如此，組織化程度更高的區域性合作組織，甚至全國性的合作組織的成功經驗展示了協調性對利益增長的重要。基層合作社生產的同質性容易引發惡性競爭，為了有效避免這種狀況，通過高一級的合作社聯盟進行協調與安排是不錯的制度選擇。意大利農業合作社有初級和高級(二級)之分。初級合作社以單個農民為社員，高級合作社則以初級合作社為會員，是初級社的聯盟。

3、利益協調和未來發展相結合，為農民帶來實際利益的增長。農業合作組織的利益協調功能有兩種實現途徑：其一是利潤返還的分配機制。非贏利原則是農業合作組織的國際通行原則。合作社將農產品銷售所得在扣除日常運作所需資金后的剩余部分全部返還給農民。其二是合作社聯盟對農民利益的維護和爭取。高層級的農業合作組織能夠像行業協會一樣與政府和出口市場的利益集團展開對話，以充分保障本

國農民的利益。美國的農場主合作社全國委員會為維護合作社稅收豁免爭取權益。全國牛奶生產者聯盟則致力于維持高水平定價，限制乳制品的進口限額等。

4、通過制度創新解決發展瓶頸問題。不論是從小到大，還是從大到強，在合作社的任何發展階段，缺少資金都是嚴重的制約。農業合作社的資金來源主要有社員認購、基于惠顧交易的籌資以及借貸資本等幾種途徑。其中社員認購的方式包括認購普通股或社員資格證、優先股、公司債等。但社員認購通常不能作為農業合作社資金的主要來源。基于惠顧交易的籌資是大多數農業合作社自籌資金的主要來源。其方式包括：根據每筆交易支付額提留、根據交易額收取會費和收益分配紅利的提留。在合作社發展之初，由于規模小交易量少，依靠這部分所得的資金并不多。借貸資本是合作社獲取資金的另一種渠道，但條件較為苛刻，通常合作社規模越大，便越容易獲得借貸資本的支持。

為有效解決發展中的資金瓶頸，合作社原則也適應形勢的變化有了一些調整，如在資金來源上，從依靠白有資金發展到允許有非社員入股，從而有助于從合作社外籌措資金；在盈余分配上，已從消滅剝削到允許少量剝削存在；在股金利息上，從與銀行利率一致到允許略高于銀行利率。這些舉措都有利于解決合作社的資金來源問題，體現了制度上的靈活性。

三、結論與啟示

1、結論。通過對發達國家農業合作組織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在降低生產資料成本、維護產品合理定價上，農業合作組織已發揮重要作用。合作組織的話語權和其規模正相關。(2)合作組織的利潤返還機制和發展機制相協調是實現農民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徑。(3)農民和合作組織的穩定關系是雙方發展的重要基礎。(4)現代企業制度和管理理念是合作組織發展的重要支撐。(5)在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合作組織的功能和作用仍在增強，尤其是高層級合作組織的協調、對話功能是農民權益的重要保障。(6)從制度上解決資金約束瓶頸是合作組織壯大的必然選擇。

2、啟示。隨著對國際上農業合作組織了解的增多，我國社會各界對其支持農業發展、增加農民收入的功效表現出高度認可。2007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以下簡稱《合作社法》)從法律上對農業合作組織的發展進行規范和保護。然而，由于指導思想和管理水平所限，我國很多合作組織規模小，發展緩慢，嚴重影響了農民對合作組織的熱情。有鑒于發達國家農業合作組織的成功經驗，本文認為，在發展我國農業合作組織過程中應重點關注以下方面：

(1)壯大合作組織規模。勢單力薄的“小農戶”在市場中普遍處于弱勢地位，難以有效參與市場競爭，是“導致農民應得利益流向其他利益主體，初次分配顯失公平”的根本原因。合作組織也是如此。規模小的合作組織如同小農戶，其權益很難得到伸張。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深入，大型合作組織在更大程度上擔負起維護本國農民利益的職責。此其一。其二，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一樣，也存在“最小必要規模”(車，2004)。由于農產品國際競爭加劇，農業“最小必要規模”的邊界呈上移態勢。換言之，在現有的小農經濟狀況下，只有更大規模的合作生產才是有效益的。因此，政府應積極作為以推動農民加入合作組織，建立組織型農業。各項財稅、金融政策應向合作組織大幅度傾斜，制造明顯的組織社員和非組織農民的差別，加大合作組織的吸引力。

(2)擴大合作組織資金來源。從對發達國家農業合作組織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很多合作組織業務量大，有足夠的收入來支付合作社的經營開支、聘請有能力的經理、投資建造生產、儲存、加工等所需設施。盡管如此，政府仍在設法擴大合作社的資金來源以保證其快速發展，如放松參資入股限制，通過稅收、利率等優惠加大合作組織的利益回報，等等。在我國，廣大農民長期貧困，缺少積累，即使成立合作組織，也由于缺少對市場的了解與對接，或缺乏資金支持而舉步維艱，業務量極其有限。因此，以農業合作組織為平臺，筑巢引鳳，吸引外部資金進入，是當下農業合作組織制度設計的中心內容。我國《合作社法》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成員中，農民至少應當占成員總數的百分之八十。成員總數二十人以下的，可以有一個企業、事業單位或者社會團體成員；成員總數超過二十人的，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成員不得超過成員總數的百分之五。”筆者認為，在我國現階段農業合作組織急需外力幫助的情況下，制度應更具彈性，應著重研究“用什么”來吸引“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成為合作組織的成員，而不是吸引多少。

(3)建立合作社專門人才的“廉價”使用機制。聘請有能力的專門人才參與合作組織的經營管理是廣為接受的指導思想。我國《合作社法》也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理事長或者理事會可以按照成員大會的決定聘任經理和財務會計人員”。據農業部“十一五”農業人才隊伍建設規劃(2006－2010年)顯示，隨著“十五”規劃以來的農業人才隊伍建設的開展，不僅初步形成了一支規模宏大、整體實力較高的農業人才隊伍，而且形成了較為完善的農業人才教育培訓體系和雙向選擇的人才流動方式。現在的問題是，我國15萬多個農業合作組織中使用“農業職業經理人”的有多少?這個數字我們不得而知，但恐怕會是極小的。因為絕大部分的農業合作組織規模小、實力差，他們用不起職業經理人，但他們又確實需要專業的經營管理人才的指引。在這種情況下，筆者認為，構建農業合作組織專門人才的培訓、使用和激勵機制時應拓展思路，只要是基層合作組織需要的就不拘一格給以支持。例如，通過建立農業職業經理人才庫，采用“小時工”式的、低成本的合作社專門人才使用模式，根據每年的工作時間對參與該模式的職業經理人進行獎勵，推動農業合作組織盡快發展。

第4篇：產業鏈的意義范文

摘要 本文采用世界銀行就中國投資環境調查的企業數據，運用投入產出表構建前向和后向關聯指標，研究FDI對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垂直型技術外溢。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通過前向關聯，對我國的制造業企業產生了正且顯著的溢出效應，卻沒有通過后向關聯產生技術外溢。也就是說，上游的外商投資企業通過出售中間品給我國的本地企業，這種前向關聯提高了本地企業的生產率，但外資企業并沒有通過后向關聯提高當地供應商的生產率。進一步研究表明，FDI這兩種垂直型的技術外溢，都集中在國有企業，對民營企業均不存在。上述結果分別通過了運用sysGMM估計和不同子樣本選擇這兩種方法的敏感性檢驗。因此，我們的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 垂直型外溢 前后向關聯 制造業企業

一、引言

一直以來，人們認為跨國公司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為一體，通過資本的全球范圍流動使發展中國家受益。各國優惠的引資政策也正是建立在外資正面溢出效應的基礎上。然而，最近幾年，采用企業微觀層面數據，對發展中國家或轉型國家的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FDI）對同行業企業的生產率沒有促進作用，甚至有負向作用（Konings，2001； Liu and Lin，2004；Du et al.，2008），國內就微觀數據的研究結果亦如此（路江涌，2008）。不過，后來的研究又證實了，基于微觀數據的研究之所以沒有發現正的溢出效應，可能與研究集中在行業內有關。Javorcik（2004）的評論最精彩，“也許學者們在錯誤的地方尋找FDI的技術溢出效應”。事實上，為保持技術優勢追求利潤最大化，跨國公司通常會采取一些措施盡可能減少行業內溢出，但會有意無意地幫助上游供應商和下游銷售商提高產品標準和技術水平。因此，FDI溢出的渠道更可能發生在行業間而非行業內，而這種行業間的溢出一般通過上下游企業供應鏈的關系來實現。

從國際研究上看，FDI技術外溢的研究，已經從行業內（即水平型）開始拓展到行業間（即垂直型）技術外溢。水平型溢出是指FDI進入一行業，通過競爭和示范效應，對同

行業的其他企業產生的技術外溢。垂直型外溢指的是，外資與上下游企業通過供應鏈關系發生的技術外溢。遺憾的是，目前國內關于FDI技術外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水平型的行業內緯度，通過產業關聯發生的“縱向”緯度的技術外溢被忽略了。并且，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國內的研究多采用行業級或省際加總的數據。本文從微觀層面探討FDI通過產業關聯發生的垂直型技術外溢，對該領域的國際研究提供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

從我國當前形勢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中國正納入到全球貿易的垂直型分工和跨國公司全球性外包體系當中。那么，我國的國內企業是否在與外資的分工與配套合作當中，吸收了外資溢出的先進技術，并借機實現產業升級和價值鏈的提升，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新課題。特別是，這種價值鏈間的作用經由何種渠道，是通過前向的關聯還是后向關聯發生的，它們跟外資在我國獨特的進入模式選擇以及我國經濟自身發展的特點是否存在著一定的關系？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探索，為新形勢下政府有針對性地制定相關政策，更好地促進外資通過供應鏈關系對我國企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引領作用提供參考。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接下來，我們對相關文獻進行簡要的回顧。相比于水平型溢出效應的研究，對外商直接投資垂直型外溢的檢驗要晚很多。直到Kugler（2001），都未有學者用計量經濟學技術檢驗FDI 的垂直型外溢。Kugler（2001）對哥倫比亞的研究發現，由于當地企業吸收能力有限，FDI 的水平型溢出不存在，垂直型外溢卻顯著為正，這證明FDI 進入后對供應商和客戶的生產率產生積極作用。對匈牙利的研究也發現了FDI 的垂直溢出效應，其中前向溢出顯著為正，后向溢出顯著為負，吸收能力和行業開放度起到重要作用（Schoors and Van Der Tol，2002）。此外，國際上還有運用立陶宛企業數據(Javorcik，2004)及17個前東歐國家的企業數據展開的FDI垂直型外溢研究（Gorodnichenko et al.，2007）。 Du，Harrison and Jefferson（2008）采用中國國家統計局的企業數據檢驗，發現外資通過前向關聯對本國企業產生了正且顯著的溢出效應，卻沒有通過后向關聯發生外溢。

有關FDI垂直型外溢研究，國內文獻仍不多。一些運用行業層面的數據檢驗，支持FDI通過后向關聯產生溢出（許和連等，2007；邱斌等，2008）。另一些研究認為FDI通過前向關聯對本地企業產生技術外溢（姜瑾和朱桂龍，2007）。楊亞平（2007）則從單個省份展開，就廣東省制造業行業的FDI行業內和行業間外溢進行了檢驗。王濱（2010）將全要素生產率分解為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兩部分就FDI的技術外溢展開研究，發現FDI的前向關聯對這兩部分都具有明顯的溢出效應，前向關聯是十分重要的溢出渠道。從這幾個文獻看，國內的文章均采用行業層面數據進行研究。

本文運用投入產出表構建前向和后向產業關聯指標，在國內首次運用微觀數據檢驗FDI的垂直型（行業間）外溢。計量方法上，用半參數方法得出TFP的一致性估計，并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和子樣本的重新選擇對估計結果進行了穩健性檢驗。此外，文章挖掘了本土的民營企業（同時包括規模以上和規模以下的企業），并單獨進行檢驗，考察民營企業與FDI產業關聯中的受益與受損。值得一提的是，文章對民營企業的研究不僅包括規模以上（年銷售額500萬元以上）的大中型企業，還包括規模以下的小企業。這些小型的民營企業一般不在國家統計局的調查范圍內（統計局調查的非國有企業只涉及規模以上），但是，它們是我國當前極具代表性極富活力的一些民營企業，卻也是最難從政府獲得資源，在開放經濟中亟待政府支持和保護的民族工業。文章余下部分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供了一個理論上的分析框架和解說；第三部分建立起計量模型，并對所采用的數據和變量進行說明；第四部分報告實證結果并進行敏感性分析；最后是結論和啟示。

二、產業關聯與垂直型技術外溢

FDI的產業關聯效應主要指外商投資企業與本地企業通過供應鏈的關系而產生的外部效應，一般發生在行業間。具體包括由前向關聯（forward linkage）和后向關聯（backward linkage）產生的技術外溢。跨國公司與銷售商的聯系屬前向關聯，對這些下游企業來說，跨國公司的進入，將使它們有機會以低廉的價格獲得技術含量高、質量好的中間品，為技術升級創造了條件。跨國公司與供應商的聯系屬于后向關聯，跨國公司通過設定技術標準、提供技術指導和進行研發合作等形式，提高了上游供應商的技術水平。

我們先分析前向關聯溢出效應發生的機理。若一行業在生產最終產品當中可獲得更多類型的中間品投入，那么該行業的生產率將得到提高，這一性質被稱為 “喜好投入品多樣化”（love of variety for inputs）（RodriguezClare，1996）。因此，外資的進入增加了產品種類，國內企業在購買中間投入時，就有更多的品種可以選擇。此外，外資企業的進入加大了上游企業間的競爭，通過這種競爭，產品價格降低，當下游的國內企業購入這些價格更低的中間品，生產成本下降，生產率得到提高（Markusen and Venables，1999）。

從實際情況看，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呈現出高投入的增長特征。孫琳琳、任若恩（2005）研究結果表明，資本投入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首要因素，在整個改革期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約為49％。經濟轉型期這種高投入特征，決定了我國本土企業需要采購大量的中間投入品配套生產，這當中包含向外資企業購入的中間品，尤其是一些高品質高技術含量的中間產品。據報道，在汽車行業，國內自主品牌汽車生產企業，在技術含量高的零部件上，一般都傾向于向外資企業采購，以保證整車的質量。從另一方面看，外資的進入，還使得本地企業可購買的中間品種類數大大增加。通過這樣一種前向聯系而產生的技術外溢，FDI提高了中國本地企業的生產率。

那么，后向關聯又是怎樣發生的呢？當貿易的運輸成本較高，且東道國生產的中間品和母國生產的差距不大，跨國公司的子公司便傾向于在東道國本地采購中間品（RodriguezClare，1996）。這時，若跨國公司給當地供應商提供了技術援助，幫助它們提高產品質量，又被本土企業加以吸收利用，外國資本在東道國的投資就會產生正的后向關聯效應。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如果有以下兩種約束條件存在，FDI的后向關聯效應就很難發揮：一是當東道國和跨國公司母國生產的中間品差距很大，而貿易運輸成本又不高，那么跨國公司的子公司將更傾向于從母國（或該跨國公司在其他國家的子公司）進口中間品從事生產，對當地供應商的需求將減少。二是即使跨國公司在東道國采購，但本地企業的技術吸收能力有限，則由供應鏈間關聯帶來的技術外溢也無法充分實現。另一種情況是，外資企業可能并不愿意向它的供應商提供先進技術。理由是，這些上游的供應商會將改良的產品出售給下游的其他廠商，當這些下游廠商是外資企業的競爭對手時，外資企業由于競爭的加劇會減少利潤感謝James Markusen教授提出這一點。。

有別于其他國家普遍發現的FDI后向關聯外溢，我國由于以下幾方面原因，FDI很難通過后向關聯對國內企業產生溢出：（1）在我國投資的外資企業相當大部分從事加工貿易。2008年，外商投資企業的加工貿易進口值為5720.43億美元，占全國加工貿易進口總值的84.73％數據來源：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年鑒整理。。加工貿易的一大特點是“兩頭在外”，加工企業從國外購進原材料和中間品，加工后成品再出口或返還給原材料提供方，加工方只賺取勞務費，對國內中間品的需求很少。（2）國內企業配套能力較弱。諸多國內企業生產的產品仍不能達到外資企業的高技術標準，無法成為外資的中間品配套供應商。比如，上海汽車總公司旗下的上海通用和上海大眾，其40余家零部件供應商全都是與跨國公司合資建立的合資企業，而非我國的本土企業。與此同時，外資在我國興建配套產業，實行縱向一體化，產業鏈發生閉合。（3）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的獨資化傾向增強。不僅新建投資中獨資企業比例增加，現存的跨國公司通過增資擴股等形式變中外合資公司為外商獨資公司的趨勢也在增強。相對于獨資公司，由外國資本和本國合資的企業更傾向于從東道國本地采購中間品和原材料，從而產生更多的后向聯系效應（Javorcik,2004）。（4）國內企業技術吸收能力有限。Smarzynska（2002）的研究表明，跨國公司即使在當地采購，但是，如果當地供應商與其外資伙伴的技術差距過大，本地企業也不能從外資企業吸收先進技術。可以預見，跨國公司在我國獨特的行為選擇特征，本地企業自身差距的存在，在我國，外資通過后向關聯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應很可能不存在。

三、數據、模型與方法

（一） 數據說明

本文數據來自于世界銀行2003年就投資環境對中國企業所做的一項調查。被調查企業總計2400家，剔除服務行業的企業，剩余制造業企業1566家。值得一提的是，世界銀行的調查囊括了規模以下（年銷售額500萬元以下）的非國有企業，而國家統計局調查的非國有企業一般只含規模以上的企業。樣本從全國范圍的五大區域即東北、東部沿海、中部、西南和西北地區的長春、哈爾濱、杭州、深圳、長沙、鄭州、重慶、昆明、貴陽、蘭州等18個城市隨機抽取，具一定代表性。抽樣行業來自食品、服裝皮革、電子設備、交通運輸、化學及醫藥等9大行業。數據含1999―2002年四年的企業銷售收入、成本投入、職工人數、企業利潤、管理費用、繳納稅收等財務指標，更寬泛的指標還包括企業成立年份、所屬行業、所在城市、所有制類型、勞動力類型、研發投入等等。

（二） 模型設定和變量選取

為檢驗外資進入是否產生了水平和垂直型的技術外溢，沿著Javorcik（2004）的研究思路，本文建立起一個包含技術外溢變量的擴展式生產函數模型。

LnYijt=α+β1LnKijt+β2LnLijt+β3LnMijt+β4Fshareijt

+β5Gshareijt+β6Horizontaljt+β7Backwardjt+β8Forwardjt

+β9Ageijt+β10Sizeijt+αi+αt+εijt （1）

Yijit表示j行業的企業i在t年的銷售額（取對數），用《中國統計年鑒》1999年為基期的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平減。K是企業固定資本凈值的對數值，M是中間品投入（包括原材料、燃料等）的對數值，分別用1999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和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平減，L是企業雇傭工人數（取對數）。其他控制變量包括，Fshare是外資對企業的股權參與比例，Gshare指政府對企業的股權參與份額。Age和Size分別表示表示企業的年齡和規模。αi是企業固定效應，αt是時間固定效應。

Horizontaljt表示該行業的FDI參與指標，用外資企業的銷售收入作權重，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Horizontaljt=∑iFshareijt*Yijt〗/∑iYijt

Backwardjt是后向關聯指標，由行業j的中間投入占所有下游行業k中外商投資企業產出的份額表示，即用來衡量外資企業對上游行業的國內廠商生產率的影響。Schoors 和Van Der Tol（2002）對Backward進行了定義，具體計算公式為Backward的具體計算，舉例來說，如果交通運輸業總投入的25%來自金屬制品業，電氣機械業投入的10%來自金屬制品業，電子設備制造業的30%來自金屬制品業，而交通運輸、電氣機械和電子設備行業的外資水平參與指標分別為30％，20％，60％，那么Backward＝25％×30％＋10％×20％＋30％×60％＝27.5％，即外資給金屬制品業產生了0.275的后向聯系。：

Backwardjt=∑kifk≠jαjkHorizontalkt

αjk指直接消耗系數，也稱投入系數，由《2002中國投入產出表》而得，指行業j的投入占行業k的總產出的比重。Horizontal是前面定義的外資水平參與度指標。由于Horizontal變量已包含部門內的效果，因此供應給同一行業的投入品被剔除，也就是說，權重αjk不包括相同行業，即k=i的情況。

Forwardjt是前向關聯指標，是行業j的所有投入品由上游行業m中外商投資企業所提供的份額，用來衡量外資企業通過提品對下游行業本地廠商生產效率的影響。Javorcik（2004）認為，只有在國內市場銷售的中間品才跟本研究相關，外資企業生產的用于出口的產品應當從前向聯系指標中剔除。因此，前向關聯指標為：

Forwardjt=∑mifm≠jδjm∑iFshareimt*(Yimt-Ximt)〗/∑i(Yimt-Ximt)〗〗

Ximt表示處于m行業的企業i出口的產品數量，幸運的是，我們的數據恰好包含這一指標。δjm表示行業j從上游m行業中獲得的投入占其總產出的比重，這個數值亦從《2002中國投入產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數中獲得。類似的，由于Horizontaljt已經衡量了在同一個行業各個企業之間的聯系，因此，在Forwardjt的指標構建中，舍去行業j內各企業之間的投入產出銷售。

（三） 企業TFP的估計

在計算企業TFP時，我們用LP半參數方法糾正傳統生產函數估計可能存在的偏誤。這一方法最近在微觀數據估計TFP中得到了新的應用，如路江涌（2008），Lin et al.(2009)，Blalock and Gertler (2009)等。一般而言，企業本期投入會根據上期的生產率高低進行調整，這種生產投入的聯立內生性使得用傳統OLS方法計算企業TFP產生了偏差。Olley and Pakes(1996)提出，可用投資作為不可觀測的生產率沖擊的變量進行估計。然而，資本調整存在成本，企業并非每年都有投資發生，這就會有很多企業當年投資額為零，這些企業就從樣本中剔除出去了。Levinsohn and Petrin（2003）在Olley and Pakes（1996）研究基礎上進行了改進，他們將中間投入作為不可觀測的企業生產率變動的變量，進而發展的半參數方法來估計生產函數，這就不需要將大量的企業樣本剔除掉。根據Levinsohn and Petrin(2003)方法，可估算出企業的投入產出彈性系數βl、βk和βm，再用下式求得企業的TFP值：

tfpt=yt-βl*lt-βk*kt-βm*mt (2)

由此，計量模型（1）轉化為：

tfpijt=α+β1Fshareijt+β2Gshareijt+β3Horizontaljt

+β4Backwardjt+β5Forwardjt+β6Ageijt+β7Sizeijt

+αi+αt+εijt（3）

其中，tfpijt我們是采用LP半參數方法估計出投入產出的彈性系數，進一步計算出的全要素生產率。αi是企業固定效應，αt是時間固定效應。

四、實證結果和解釋

（一） 回歸結果及分析

由計量模型（3），運用企業層面的固定效應回歸，得到結果見表1。為緩解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所有方程的估計都加了Robust選項。因變量系用Levinsohn and Petrin方法估計的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自變量含外資和政府對企業的股權參與份額、外資的水平參與、前向后向聯系指標、企業的年齡、規模等。表1的第（1）和（2）列是對所有企業采用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3）、（4）兩列是對國內企業回歸的結果，國內企業指那些剔除了外資股權參與大于等于25％之后的企業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規定，外資達到25％以上的企業為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第（1）列沒有引入前向和后向關聯指標，第（2）列添加這兩個變量。引入前向和后向關聯指標后，水平溢出指標的系數由不顯著轉為顯著，系數值符號為負。其他變量如外資的股權參與、政府的股權參與、企業年齡、規模的系數估計值和顯著性水平都較穩健。

表1 FDI垂直型外溢效應：企業層面的固定效應回歸結果

表1顯示，對所有樣本企業及國內企業，外資的前向關聯指標系數為正值，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顯著。這表明，外資企業通過向下游行業的本地企業出售品質高、價格相對低廉的中間品，產生正的前向關聯溢出效應，提高了國內廠商的生產率。然而，外資對本地供應商后向的關聯效應并不存在。換句話說，國內企業沒有通過給外資企業提供中間品，提升自身的全要素生產率。這印證了我們在第2節的理論假說，外資在我國本地采購的缺乏，及受國內企業配套能力和技術吸收能力的制約，FDI在我國沒有產生后向關聯效應。表1還顯示，FDI水平溢出效應為負，特別是引入前后向關聯指標后，這個負值變顯著了。這說明，外資進入后，在行業內的競爭效應大于外溢效應，擠占了國內企業的市場份額。這個結果同國際上運用微觀數據對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研究大體是一致的（如 Konings，2001；Du et.al，2008）。此外，外資的股權參與對企業TFP的影響不顯著，而政府股權參與則顯著降低了企業的TFP。

（二） 不同類型企業的分組檢驗

企業異質性影響著對先進技術的吸收能力。就中國這一轉型國家來說，特別要關注企業所有制結構的不同，如何影響與外資企業的關聯及對垂直型技術外溢的吸收。根據調查問卷中企業報告的所有制類型，我們主要研究以下三種企業：國有、集體及私營企業。表2報告了對三種類型企業實證檢驗的結果。

表2 對不同類型企業的固定效應回歸結果

注：上標***、**和*分別表示1%、5% 和10% 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是經異方差校正的robust穩健性標準誤；模型的因變量為經Levinsohn and Petrin方法計算的TFP；估計式包括年份和企業固定效應。

表2顯示，垂直型技術外溢效應對各類型企業展示出很大不同。其中，FDI通過后向關聯對國有企業產生正的溢出效應，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但是，對其他兩種類型企業的后向關聯溢出效應都不存在。經濟轉型過程當中，國有企業擁有較多的政治和經濟資源，進入我國的外資為利用國企現有的營銷和關系網絡，實現本土化，傾向于成為國企的采購伙伴。我國政府為改善國有企業低下的效率，又在各方面（如土地審批、市場準入、稅收等）給予外資優惠政策，鼓勵它們與國有企業合作（羅長遠，2007）。這樣，外資企業通過向國企采購中間品和原材料，提供技術支持和專家指導，提高了國有企業的生產率。然而，一些集體和私營企業生產的中間品，在技術上尚不能達到外資企業要求的標準。生產的產品也以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品居多，用于出口或銷售給其他國內企業，跟外資企業間的聯系相對較少。另一方面，私營企業由于制度的長期歧視（融資、稅收、市場準入等），被限制了發展空間，規模小、技術落后，即使部分民營企業成了外資企業的產品供應商，它們對先進技術的吸收能力也很有限。

外商直接投資的前向關聯效應，對國有企業為正值且在5％的水平上統計顯著。這說明，國有企業通過購入外資企業生產的原材料和中間品，生產率得以提高。外資企業生產的中間投入品技術含量高，產品質量好，當它們出售給下游的企業時，下游企業將從中受益。但是，私營企業為何沒有從外資的前向關聯中受益呢？原因在于，中國的私營企業規模較小，大多投資于低端、勞動密集型等制造加工業，對外資企業生產的高品質中間品需求相對較少。另一方面，即使私營企業購買了外資生產的中間品，這些產品包含更復雜的工藝和更先進的技術，私營企業的技術吸收能力有限，沒有從中學到先進工藝卻支付了更昂貴的價格。集體企業介于這兩種所有制類型的企業之間，雖然外資對其前向關聯溢出在10％的水平上統計顯著，但后面的敏感性分析表明，這個結果是不穩健的。

總而言之，外資對國有企業的前向和后向關聯效應都為正且在統計上顯著，也就是說，外資企業不僅向上游的國有企業購買中間投入，創造了正的后向關聯溢出效應，且通過與下游國有企業銷售商的業務往來，產生了前向關聯溢出效應。但是，這兩種類型的垂直性技術外溢，對我國的民營企業都不存在。

（三） 穩健性檢驗

我們用兩種方法進行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檢驗。一是進一步檢驗外資的水平參與和前后向關聯變量是否也存在著內生性，我們用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代替企業層面的固定效應重新估計，所得結果見表3。二是檢驗是否存在著樣本的選擇性偏差從而導致了估計結果的偏誤。根據Amiti and Javorick(2008)的研究，大多數外資傾向于在中國的東部沿海投資而不愿投資于西部地區。如果投資在東部沿海地區的外資企業生產率更高，那么就存在著樣本的選擇性偏差。我們將四個東部沿海城市（深圳、江門、杭州、溫州）從總樣本中舍去，對余下的子樣本進行估計，結果見表4。另外，又舍去了外資進入最少的三個城市（貴陽、昆明、蘭州），進一步進行敏感性分析。由于沒有各個城市的外商投資額數據，無法直接進行各城市外商投資額的比較。我們先依據商務部2003外商投資報告，找出樣本所對應的外商投資最少的三個省份，并把屬于這三個省份的城市舍去，估計結果見表5。

不論是用另一方法sysGMM估計，抑或就相應的子樣本重新檢驗，與表1結果類似，對所有樣本企業和國內企業，FDI通過前向關聯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應都為正且統計上顯著，后向關聯的外溢效應均不存在。就不同類型企業的敏感性分析結果表明，FDI的前向和后向關聯效應對國有企業為正且顯著，不過，用sysGMM對國有企業估計的后向關聯效應系數顯著性下降，在15％水平上顯著，但用其他兩種方法進行的穩健性檢驗結果大體與表2同，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上高度顯著。表3系統廣義矩估計結果還顯示，FDI對民營企業的后向關聯效應系數顯著，但是，這一sysGMM估計沒有通過誤差項的一階序列相關AR（1）檢驗，因此，對民營企業的sysGMM估計結果不予考慮。表4和表5均表明，FDI對民營企業的前向和后向關聯效應都不存在，這個結果也跟表2類似。因此，我們的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注：上標***、**和*分別表示1%、5% 和10% 的顯著性水平，＃表示15%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是經異方差校正的robust穩健性標準誤；模型的因變量為經Levinsohn and Petrin方法計算的TFP。

注：上標***、**和*分別表示1%、5% 和10% 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是經異方差校正的robust穩健性標準誤；模型的因變量為經Levinsohn and Petrin方法計算的TFP；估計式包括了年份和企業固定效應。

表5 穩健性檢驗三：去掉外商投資最少的三個城市

注：上標***、**和*分別表示1%、5% 和10% 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是經異方差校正的robust穩健性標準誤；模型的因變量為經Levinsohn and Petrin方法計算的TFP；估計式包括了年份和企業固定效應。

五、結論及啟示

本文采用世界銀行關于中國投資環境調查的企業數據，運用投入產出表構建FDI的前向和后向關聯指標，以檢驗外商直接投資通過產業關聯產生的垂直型技術外溢，并就企業所有制類型的不同進行了討論。在計量方法的選擇上，用Levinsohn and Petrin（2003）全要素生產率的估計方法和企業固定效應來提高回歸結果的可信度。我們發現，FDI對中國企業的前向關聯效應為正值且顯著，后向關聯效應卻不存在。也就是說，外資企業通過出售中間品給我國的下游企業，提高了我國當地企業的生產率。但是，FDI卻沒有通過向上游產業的當地供應商購買中間品，產生后向關聯技術外溢。進一步的，我們對不同所有制類型的企業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通過前向和后向的產業關聯，對我國的國有企業產生了積極的技術外溢。而這兩種垂直型的技術外溢，對我國本土的民營企業均不存在。我們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以及用不同的子樣本分別進行了敏感性分析，上述結果是穩健的。

本文的政策含義有兩點：首先，中國不能僅依靠廉價勞動力吸引外商在華投資，應當引導外資從簡單的加工貿易、裝配業務以及低水平生產制造領域向本地生產、本地采購和高附加值產品生產等領域縱深發展，鼓勵外資企業在國內采購中間品而非依賴進口，發揮外商直接投資對當地供應商的后向關聯溢出效應。與此同時，提高我國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產品標準，增強本地企業的中間品配套生產能力。這些措施也將有助于我國整體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其次，由于政府長期的歧視性政策，抑制了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的發展。技術的低下、吸收能力不足、與外資企業業務往來的缺乏，阻礙著FDI借助于供應鏈關系對民營企業的垂直型技術外溢。因此，政府應當創造一個公平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保證國企、民企、外企三方面的公平發展，這三方面的合作和競爭有利于企業總體水平的進步，也有利于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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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產業鏈的意義范文

一、 創意策劃的素材來源分析

（一）暢銷小說改編

文學是電影創作最主要的母體來源之一，而小說又是文學改編電影的主力軍，在這之中暢銷小說是電影進行項目開發的素材首選。事實上，很多優秀影片都是由暢銷小說改編而來，比如《肖申克的救贖》（改編自斯蒂芬· 金的《麗塔海華絲及蕭山克監獄的救贖》）、《沉默的羔羊》（改編自托馬斯·哈里斯的同名小說）等等。暢銷小說的類型多種多樣，但通常被改編的暢銷小說的類型都與幾大電影類型相契合，比如犯罪小說改編成罪犯片，科幻冒險小說改編成科幻片，言情小說改編成愛情片，等等。中國最有特色的則是根據暢銷武俠小說改編的武俠片。對等類型間的改編項目更易于操控，也更容易獲得觀眾認同。反之，雖然原著本身是暢銷小說，但與主要電影類型不符，則改編起來會面臨很大難度，比如《白鹿原》。

（二）文學名著改編

文學名著同樣是電影改編素材來源的熱點之一。比如《傲慢與偏見》出版至今，先后多次被搬上大銀幕。中國依托四大文學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和《西游記》進行改編的電影也是數不勝數，比如《赤壁》（上、下，吳宇森導）、《水滸傳》（張徹、午馬導）、《金玉良緣紅樓夢》（李翰祥導）、《大話西游》（劉鎮偉導）。除了四大名著以外，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中還有很多名著為電影改編提供源泉，比如《畫皮》（Ⅰ、Ⅱ）就是改編自《聊齋志異》。根據名著改編的電影較易塑造品牌，進行系列開發。特別是在中國，我們所熟知的名著大都為長篇作品，且多為“回合”、“篇章”等形式。每個回合/篇章，都可以是一個完整的故事。在觀眾已然熟悉名著全篇背景的前提下，每個回合/篇章的改編就比較容易掌控和延續。比如“水滸英雄譜”人物系列電影，以及“畫皮”系列電影等，都是以品牌的影響力來支撐續集。

（三）經典故事改編

這里所指的經典故事，主要是神話、傳說等見諸于文字的故事，也包括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延續至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經典故事，而這一點是其與上述兩種故事來源最大的不同。神話包含著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想象力，它為電影提供了大量素材。例如，以希臘神話進行改編的電影，包括《特洛伊》、《大力神》、《奧德賽》等。中國也有很多神話素材，諸如“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封神演義”等，雖尚未有比較出色的代表影片，但在電影技術含量日益提高的今天，這些無疑是電影創作的上好素材。另一個素材源泉是“傳說”。中國古代四大民間傳說都曾多次被搬上大銀幕。比如“白蛇傳”的故事曾被改編為《白蛇傳》（岳楓導）、《青蛇》（徐克導）、《白蛇傳說》（程小東導）等。傳說同神話一樣，也頗具有奇幻色彩。同時，經過幾千年的演繹和傳播，它們已在民間奠定了廣闊而深厚的根基，觀眾基礎牢固。此外，神話和傳說大多是口耳相傳，并無考證，所以改編發揮的空間也就更大，容易獲得突破。

（四）網絡小說改編

2011年大陸和臺灣最熱的兩部電影《失戀33天》和《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都是根據網絡小說改編。再往前盤點，從《杜拉拉升職記》到《山楂樹之戀》，從《第一次親密接觸》到《戀愛前規則》，這些由網絡小說改編的電影都可謂是紅極一時。國外同樣也有根據網絡小說改編電影的成功典范，比如2004年以韓國人氣網絡作家“可愛淘”的兩部作品改編的電影《那小子真帥》和《狼的誘惑》，都在青少年中掀起了不小的熱潮。網絡小說改編的電影，受眾多為十幾歲至二十幾歲的年輕觀眾。因為這部分受眾是核心的網絡受眾，同時沒有太大的社會壓力，而且價值觀比較單純，更容易接受網絡小說的故事內核。正因如此，該類電影通常多表現愛情，同時以成長母題相配合。網絡小說作為電影來源的優勢，一是有穩定的觀眾群體；二是愛情和成長母題更易駕馭，易于過審；三是更適合創造共鳴話題。

（五）游戲改編

電影和游戲的受眾很多時候都是重疊的，因此根據游戲改編的電影也應受到關注。比如《生化危機》系列（1～5部），《古墓麗影》系列（1～3部）、《寂靜嶺》（1、2部）、《波斯王子》等。被改編為電影的游戲多具有以下特點：1、有刺激的打斗場面及絢麗的動作表演，十分符合動作電影制造視聽奇觀的需求；2、角色有明確的任務目標，任務完成，游戲即結束，這非常符合戲劇化的類型電影對人物設計和故事走向的要求；3、人物設置擁有鮮明的正反方對立性，有極強的對抗性和沖突性，這滿足了電影沖突設計的基本要求；4、復雜的人物關系圖譜有利于在電影改編時選擇最有電影感的人物形象，安排適于情節展開的人物關系。但游戲的重點是視聽刺激和奇觀展示，而非劇情。所以這些游戲被改編為電影，往往只能是有選擇地以一部分內容為基礎進行再創作，以彌補故事的缺失。即使如此，游戲改編的電影也往往是沖突和刺激強，動作和場景好，但敘事不圓滿，甚至支離破碎。另外一種情況是：部分游戲成系列推出，背景復雜、邏輯嚴密、層層建構，而電影在短短的時間里，無法充分還原游戲故事原貌，因而受到玩家的詬病。如何延展劇情、鋪陳故事，如何增加人物豐滿度，如何把握好暴力、恐怖、奇幻等刺激元素并打好審查制度的球，是成功改編品牌游戲必須要面對的關鍵問題。

（六）漫畫/動畫片改編

漫畫改編的電影有愛情片，如《向左走 向右走》；有幽默片，如《三毛流浪記》；也有動作片，如《頭文字D》。而在其中占有重要分量的，當屬超級英雄漫畫的改編，如《超人》、《蜘蛛俠》、《蝙蝠俠》等。這類電影常常由于科幻、愛情等因素的加盟而獲得觀眾喜愛。由動畫片改編的電影可以分為動畫電影和真人電影。前者以《喜羊羊和灰太狼》等作品為代表。后者的典范是《變形金剛》系列電影。真人電影的受眾更接近成人市場，因此改編就需要增添一些暴力、等元素。也正因如此，這類改編在國產電影中并不常見，而通常見于日本、美國的改編作品中。事實上，更常見的改編方式是由漫畫改編成動畫片，再由動畫片改編成電影。大家所熟悉的《加菲貓》、《藍精靈》和《名偵探柯南》等，都是這個套路。漫畫、動畫片和電影三者之間形成良好的互動，各自的受眾互相轉移，對彼此都是一種促進。

（七）電視劇改編

作為電影的“孿生兄弟”，電視劇這種影視表現形式同樣很適宜進行電影改編。代表性改編作品有《欲望都市》（美國）、《潛行狙擊》（香港）、《痞子英雄》（臺灣）和《武林外傳》（大陸）等。然而并不是每一部熱映的電視劇都具備改編成電影的要素。那些由電視劇改編的電影，主要分為以下三類。第一種是“續集”式電影，是對電視劇開放式結尾的續寫，《潛行狙擊》就是屬于這類電影。第二種是“番外篇”電影，是對電視劇旁枝末節的延伸，或者熱門角色的再塑造，如《痞子英雄之全面開戰》。第三種被改編的電視劇并沒有按照開端、發展、、結局排列的閉合敘事體系，它們集與集之間的關系更顯獨立，而改編后的電影，無外乎也是“超長版的一集”，由《武林外傳》改編的同名電影，就屬于典型代表。近些年電視劇改編的電影，其質量大多不受認可，不少只是在榨取電視劇品牌的剩余價值，吃“老本”觀眾。因此，如何更好地將電視劇改編成電影，需要進一步努力探索。

（八）舞臺劇改編

舞臺劇，可以定義為呈現于舞臺的戲劇藝術，主要區別于通過媒體傳遞給觀眾的影視劇，按照表演形式可以分為歌劇、舞劇、話劇等，在中國還包括戲曲。舞臺劇和影視劇的“近親關系”使得二者之間的相互改編也層出不窮，比如根據歌劇改編的電影《托斯卡》、《白毛女》等；根據音樂劇改編的電影《芝加哥》、《媽媽咪呀》等；根據話劇改編的電影《茶館》、《雷雨》、《暗戀桃花源》等。大部分舞臺劇改編電影作品，都保留了原有的舞臺藝術特點，在電影語言和電影手法的運用上不太講究。不過，因為電影可以近距離表現人物，所以改編后的電影可以更加注重內心戲的刻畫，從而實現對原作的突破。但是，因為被選擇改編的舞臺劇往往已經成為品牌，粘著度很高的觀眾都比較挑剔，所以改編電影難度較大。比如《滿城盡帶黃金甲》和《夜宴》，觀眾會自然地將其和《雷雨》、《哈姆雷特》對比。這兩部原有的舞臺劇都是一流作品，而改編的電影卻是三流作品，罵聲一片也算正常。

（九）根據真人真事改編

生活是電影創作經久不息的源泉，很多出色的影片都是改編自有原型的真人真事。比如有根據歷史事實改編的《國王的演講》、《巴頓將軍》；有根據人物傳記改編的《社交網絡》；有根據新聞時事或其他真實事件改編的《偷自行車的人》、《邦妮和克萊德》等。就市場需求來講，電影改編對真實原型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兩點：1、人物/事件多具有傳奇性；2、人物/事件所傳遞的價值觀能夠引起觀眾共鳴。這兩點在根據真人原型改編的好萊塢黑幫片中表現得比較典型。如果不考慮市場，以真人為原型改編電影的面更大，我國多數的革命戰爭影片和當代英模影片都屬于此類。但這兩類影片多數都不符合市場化改編的要求。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各有千秋，似乎很難找到共性，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必須游刃于真實和虛構之間，應對原型人物家屬的要求，來應對觀眾對真實可信和娛樂刺激的辯證要求。

（十）其他素材改編及原創故事

豐富多彩的生活可以為電影提供各種各樣的素材來源。上述的九種并不能盡敘所有情況。不僅如此，很多的電影項目來源是原創故事。原創故事項目中，創意的成分較多，原創故事要求創作者全身心地融入生活，審視自己的人生，聆聽內心的呼喊，細心觀察生活并積極思考，發現能夠注入自己生命體驗的題材，經過發酵，發展出浸透個人情懷的故事。

電影創意策劃是一個富有創造性、挑戰性的工作。只有發散性思維發達的創造型藝術人才，不斷地在生活中尋找和積累素材，才能從中挖掘出具有潛力的優秀作品。

二、不同維度導向的創意策劃

（一）從角色需求出發進行創意

影片中的角色同我們生活中的個體一樣，也會具有各式各樣的需求。從角色的個性化需求出發來進行故事創意，是比較基本的一個維度。這里我們不妨援引“馬斯洛層次需求理論”來梳理這個問題。按照馬斯洛的理論，個體成長發展的內在力量是動機（這也是推動影片敘事的根本），而動機是由多種不同性質的需求組成，人類的需求從低到高分別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和愛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2]電影中的需求導向創意不同于馬斯洛理論的層層遞進，而是由主角固定單一的個性化需求來主導故事，成為敘事的主發動機。

生理需求是人類基本的需求，如果缺乏保障，人會面臨生命危險。很多電影都會把主人公置于一個類似于沙漠、叢林、荒島之類的無援境地，講述主人公求生的經歷，比如《魯濱遜漂流記》、《荒島余生》。觀眾對生理需求追求的本能會促使他們感同身受地沉浸到影片之中。安全需求包含著人類希望免于災難和傷害、獲得自由、職業穩定、治安良好等愿望。這一需求主導創意的電影領域更廣，包括災難片、犯罪片、驚悚片、警匪片等，因為以安全需求主導的電影外部動作性較強，易于制造視覺刺激。歸屬和愛的需求，又叫社交需求。這種需求與個人性格、經歷、生活區域、民族等眾多因素息息相關。愛情片是體現這類需求的典型影片。幾乎每一種影片當中都會涉及社交需求，電影中的角色總是要在一定的社交網絡中展開故事情節。再往上是尊重需求，可以分為自尊、他尊和權力欲三類。最后是自我實現的需求，即完成與自己能力相稱的工作，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在能力，成為所期望的人物。比如《寒戰》中兩大主角的主導需求就是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求。

（二）從類型創新出發進行創意

類型片是創作者與電影觀眾之間的一種契約。觀眾對類型有依賴性，需要類型來為影片可能提供的審美體驗做出標簽，以此來建立一定的心理預期。但類型片幾十年來的發展要求它必須不斷出新，才能滿足觀眾日益挑剔的觀影需求。類型創新要基于對類型片模式的熟練掌握。鑒于篇幅有限，類型片的普遍創作模式這里不再贅述，本文主要想討論的是常規類型如何出新的問題。

如何對已有的類型片模式進行創新？大體看來可以分為三種方法，分別是（1）類型雜糅（2）元素改變（3）議題變化。讓我們以愛情片為例進行分析。“愛情片的發展段落要描寫他們相識以后如何發展到相愛，但是愛情片中總要為愛情的圓滿設置障礙，主人公由于種種原因不能在一起。”[3]這是對愛情片模式的基本概括。那么如何對愛情片進行創新？首先來看類型雜糅。《畫皮》和《畫皮Ⅱ》這兩個以愛情為核心的影片，將當代人的愛情故事嫁接在魔幻的類型中，而且放大了原作中驚悚類型的刺激度。其次是元素改變——改變類型片中的固定元素來實現創新。愛情片中可改變的元素無非是關于人物、時間和地點等。我們可將男女二重主人公進行改變，如《斷背山》、《人鬼情未了》和《金剛》；將時間空間進行改變，如《不能說的秘密》和《觸不到的戀人》。第三是關于議題變化。在早期愛情片中設置障礙，階層、門第、身價等物質層面的問題是常見的選擇。在今天的愛情片中，男女雙方在個性、情感傾向、個人觀點等方面的差異往往成為愛情的障礙。比如近年大熱的《當哈利遇上莎莉》、《我愿意》等，愛情的障礙皆來自于愛人本身的情感、心理、個性等非物質方面的問題。這反映出當代愛情片的議題與早期愛情片的鮮明差別：關鍵不是要克服外部阻力，而是怎樣克服自身問題達到和諧歡愉的愛情境界。實際上，在其他類型片如西部片、武俠片中，通過議題變化來完成類型創新的經驗，比愛情片還要豐富。以上雖然是圍繞愛情片的創新來進行解析，但這三種方法也同樣適用于其他基本類型片。通過類型雜糅、元素改變，以及議題變化，我們便能實現對許多常規類型模式某種程度上的創新。

（三）從沖突角度出發進行創意

沖突是構成影片戲劇性的基礎，從沖突的維度出發來思考電影創意，同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影片中的主要沖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包括人與人的沖突、人與自然的沖突、人與社會/體制的沖突、人與神（有限與無限）的沖突，以及族群與族群的沖突等。

其中，人與人的沖突是內涵比較廣的一個范疇，它涉及到人與敵人、友人、愛人、親人、甚至是自我之間的沖突。大部分的商業片都是圍繞著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展開，像《蝙蝠俠：黑暗騎士崛起》、《我的野蠻女友》等。也有電影將這幾種沖突融為一爐，比如《二次曝光》。人與自然的沖突主要表現在災難片之中，如《后天》、《2012》等；而人與社會的沖突往往在影片中表現得更為深刻，通常是一些社會政治片，或具有社會批判精神的影片，比如《竊聽風暴》、《史密斯先生到華盛頓》等。涉及人與神的沖突的影片，通常有著濃重的宗教意味或者哲學色彩，比如《第七封印》。事實上，人與神的沖突還可以抽象為有限和無限的沖突，具體表現為人類想要突破自身有限的、單一的、不可循環、不可逆轉的生命，追尋時間上和空間上的無限。這類議題可以被很好地表現于科幻片或者歷史片之中，且可獲得一定的深度和高度。最后是族群與族群之間的沖突，這類沖突在具體表現上跟人與人的沖突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卻又不盡然相同，因為主人公往往是一個團體/種族的利益代言人，影片所要表達的內核是關于種族沖突（或者說是文明的沖突）而引起的具有人類學意義的思考，比如《星球大戰》、《阿凡達》、《賽德克巴萊》等。也有很多影片是將上述幾種沖突融匯在一起。沖突的疊加不僅能使得影片更有看點，而且能夠增強影片的層次感，給影片帶來高度與深度。

（四）從明星出發進行創意

根據明星定制電影的現象在明星制成熟的好萊塢中并不稀奇，從明星出發進行創意也不失為是進行項目開發的路徑之一。好萊塢經常將導演、編劇、主演打包，依據他們的特點來策劃成一個電影項目到處兜售，這樣的項目經常是為明星量身定做的。

國內也經常能夠看到圍繞某一定型明星拍攝的具有特定風格的類型片。成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那種喜劇戲耍風格的動作片（諧趣動作片）的劇本基本上是為他一個人定做，而且在拍攝現場他經常還要根據場地特點和自身特點來修改劇本。葛優也同樣是一個極具個人風格的演員。特別是在早期馮小剛的賀歲喜劇片中，葛優將“貧民”化的中年男性打造得深入人心。這里的“貧民”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社會底層的草根小人物，二是指耍貧嘴的玩京式幽默的角色。葛優的這種“沉穩幽默范”體現在劇情創作上，就多是一個平凡的草根男通過努力還有些許運氣，實現理想、收獲愛情的故事。以上例子說明，如果參演明星能在項目開發的早期階段就確定下來，那么故事創意就要緊密圍繞明星的特點展開。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電影都適合明星打包的方式。實際上，好萊塢的打包明星項目，通常只針對如愛情片、喜劇片、冒險動作片等對明星依賴較大的類型。目前也有不少藝人經紀公司為了推出新明星，會專門為其“定制”電影項目，或者根據明星的特點對已有的電影項目進行調整。在這種情況下，明星類型需要與電影類型緊密結合，才能實現理想效果。

（五）從觀眾出發進行創意

觀眾是電影的衣食父母。從觀眾出發進行創意，就是從消費者定位出發，有針對性的進行項目開發。很多類型電影是按照這個思路進行創作的，比如說針對兒童的動畫片、老少咸宜的合家歡電影、面向青年女性觀眾的小妞電影、為廣大男性準備的武打片或暴力動作片等等。不同的目標觀眾定位，會給電影故事的創作帶來明顯的差異。比如針對女性觀眾進行創作的影片，片中往往需要一個甚至多個具有不同魅力的男性角色（《單身男女》）；故事多要以圓滿結局收尾（《非常完美》）；要注意細節的情感效果，情節要細致鋪排，以利于最大限度的煽情（《完美嫁衣》）。與此相反，針對男性觀眾的影片，則多要有性感火辣的女性角色（《變形金剛》）；敘事要盡量邏輯嚴密，經得起男性冷靜理性的挑剔（偵探片）；最好有火爆動作場面（動作片、戰爭片）。編劇冉平在談到《畫皮Ⅱ》的創作時說道：這部電影是寫給女人和的男人。所以故事用很多柔情的細節、堅貞的愛情、惺惺相惜的女性友誼來打動女性觀眾，而在邏輯處理上就做得沒有那么到位。事實證明，這部電影在女性觀眾中的評價也的確比男性觀眾的評價要略高一籌。

除了簡單的以男女性別劃分受眾外，觀眾定位可以是多種多樣的，比如針對單身青年定制的光棍節治愈系電影《失戀33天》，針對老年觀眾的電影《飛越老人院》，抑或是針對80后觀眾打造的微電影《老男孩》等。在選擇受眾群體上進行創新，實際上就能間接實現對于影片故事的創新。當然，觀眾定位的選擇也必須避免過于狹隘，如《我11》，導致對影片有興趣的觀眾面急劇縮小，招致一片質疑聲。

（六）從無意識出發進行創意

除了電影文本的維度和觀眾的維度外，還有主創和世界（社會、環境等）的維度，也是故事創意策劃中不可缺少的維度。有一個術語可以勉強涵蓋或者說是涉及這兩個維度——“無意識”，即指影片要挖掘個人的無意識、集體的無意識、當代大眾的政治無意識，使之故事化。

無意識的理論根基來源于弗洛伊德。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人的意識只是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而海水之下的無意識才是冰山的巨大主體部分。個體的無意識會形成某種情結，這種情結是電影創作可資利用的核心創意。此類影片中典型的是《精神病患者》，它將主人公內心深處扭曲的戀母情結進行夸張放大，把主人公的無意識進行挖掘和創作。它的恐怖之處不僅僅在于情節的血腥和懸疑，更重要的是把這種扭曲的無意識夸張放大后帶給觀眾的震撼。事實上，很多驚悚恐怖片都利用了人內心深處的無意識來創作故事。它們的核心無非都是探討了對被壓抑的欲望的追求，而這種欲望正是深埋在心底的無意識部分。

集體無意識，是榮格在合理揚棄弗洛伊德的理論之后，創立的心理學的核心概念。榮格認為：“集體無意識是精神的一部分，其內容從未存在于意識之中，因此從未為個人所習得，而是將其存在完全歸結為遺傳。不同于個人無意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情結構成，集體無意識的內容基本上是由原型構成。”[4]集體無意識具有非個人性、遺傳性、集體性、普世性，不像無意識那樣由本人曾經感受到的經驗構成，它是指人類普遍經驗的長期積累。和榮格的思想類似的是約瑟夫·坎貝爾在《千面英雄》中提出的神話思想：“從全世界及許多歷史階段的故事里，可以找出一種特定、典型的英雄行為規律。基本上，它甚至可以被說成是只有一個原型的神話英雄，他的生命被不同地域的許多民族復制了。”[5]榮格和坎貝爾的思想對好萊塢的故事創作有顯著的影響，編劇顧問克里斯托弗·沃格勒就是在前兩者的啟發下創立了“英雄之旅”故事模型。在電影故事中，最常見的原型有英雄、導師、伙伴、陰影等。[6]由原型構成的集體無意識出發創意的電影故事很多，典型者如《星球大戰》、《獅子王》等。

與無意識有關的另一個概念是“政治無意識”，它是由詹姆遜首先提出但卻沒有充分說明的概念。我們僅僅抽取其中的一種涵義：政治無意識是“無言”本身，是文本隱蔽埋藏起來的“現實”。[7]我們認為，在主流的意識形態機器及其文本織成的大網之下，有暗潮涌動的流行大眾認可的深層社會心理，這構成了我們所謂的政治無意識。這樣的政治無意識經常處于“沒法浮出水面”獲得表達的狀態（壓抑），可一旦允許它們通過電影的渠道“冒出”一點來，就會引發大范圍的共鳴。《集結號》、《讓子彈飛》等都可以看作是對這種“政治無意識”的挖掘和表達。《集結號》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大眾對于體制和組織的質疑，《讓子彈飛》以“打土豪分財產”的故事抒發了當代大眾對于“權貴資本主義”的憤懣。這兩個影片的核心在于宣泄了觀眾被壓抑的“政治無意識”。

這種從無意識出發進行策劃創意的思路需要深入個人理性意識之下探索深層無意識的欲望和情緒；需要用宏觀的視野挖掘人類故事文化的原型，并賦予其當代文化內容和形式；需要呼應當代社會大眾自覺和不自覺的政治訴求，滿足其宣泄政治無意識的需求。

三、項目的開發策劃與其他產業鏈環節的呼應

（一）電影放映對項目開發策劃的要求

1、上線檔期對于項目開發與創意策劃的要求

雖然國內很多電影是在拍攝完成后才決定上檔日期的，但也有些電影在項目初期就確定上線檔期，從而開展更具有針對性的工作。事實上，好萊塢就通常提前兩年確定電影檔期，針對不同的檔期進行不同的項目開發策劃。國內電影市場也逐漸注意到針對檔期拍攝的策略。在賀歲檔、暑期檔已然成為必爭之地后，電影人又努力培育其他檔期，于是形成了國慶節、春節、清明節、萬圣節、情人節、七夕節、中秋節、光棍節等越來越細的檔期，而片方也開始針對這些有特色的檔期定制影片。比如《密室》系列就主打“萬圣節”，成為名符其實的“檔期定制電影”。

不同的檔期具有不同的“氣質”，因而選擇不同檔期上線的影片自然也需要具備不同的類型元素。確定了檔期，就意味著電影項目的開發與策劃要遵循檔期的各項要求，從故事元素、演員選擇、營銷策略等各個方面迎合上線檔期。當然，并不是每個檔期都適合做檔期定制電影。只有當檔期特質與電影類型相匹配時，針對檔期的電影開發才易于成功。如情人節、七夕節對應著浪漫愛情片，萬圣節對應著恐怖驚悚片，愚人節對應著幽默搞笑片等。2011年光棍節檔期開發和《失戀33天》取得成功，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二者愛情類型的匹配。而清明節、端午節等檔期，雖然也在公共假期中，但由于無法與類型電影相匹配，因而它們的市場開發成效就不理想。如清明節檔上映的《我們天山見》就是個教訓。檔期和類型片要緊密配合，無縫對接，否則項目策劃很難運作。

這里還要提及中國電影市場中比較特殊的一個檔期，即針對于主旋律電影的“七一”、“十一”檔期。這些檔期的開發不是制片方和觀眾的自主選擇，而是為了配合特定時期的政治宣傳內容。這個檔期的票房主要是由有“被教育”需求的團體觀眾來支撐的。針對于上述檔期定制的電影，要尤其注意影片在政治內涵之外的娛樂效果，否則很可能是滿票不滿場，罵聲一片。

2、觀影環境對于項目開發與創意策劃的要求

電影的觀影環境，主要分為封閉的觀影環境和開放的觀影環境。封閉的觀影環境，多指影院，強調能夠為觀眾提供封閉、相對私密、安靜、黑暗的空間，使觀眾能夠全神貫注地盯著銀幕。開放的觀影環境，則主要包括電腦、手機、車載、交通電視等數字移動平臺。

首先分析封閉的觀影環境。影院能夠提供給觀眾一種浸入式的完整體驗。在劇場中大家一起哭，一起笑，個人的情緒隨著整體情緒而起伏，集體反應對觀眾具有強烈的影響力。這種獨特的影院集體欣賞氛圍，要求影片具有足以吸引觀眾注意力的戲劇性。電影情節設計要符合劇場心理，設置好看的懸念、轉折、，強化影片節奏感，才能讓觀眾有帶入感，獲得虛擬世界中別樣人生的審美體驗。更重要的是，近幾年隨著3D、IMAX屏幕等高級影院觀影設備的成熟，電影在項目開發策劃的過程中，也應當配合它們做出適當調整。比如增加些宏大場面，輔以奇幻、暴力動作等元素，設置“出屏”效果，從而使得3D或者IMAX電影放映更具表現力和沖擊力。

相反，在開放的觀影環境中，觀眾看的是小屏幕，還可能會被不斷地打擾，因而一些宏觀場景、動作場面等，就喪失了原來的魅力。再加上觀眾大多利用碎片化的時間觀影，所以影片的前后邏輯聯系不能太多、太嚴密。近些年興起的“微電影”就是最好的例證，“微投入”、“微制作”、“微放映”的特點正好對應著輕技術、重故事、碎片化的娛樂休閑需求，符合在這類觀影環境中放映。雖然這類平臺尚未成熟，不可和影院觀影相提并論，但是隨著技術的發展，這類平臺將獲得更大的重視。

有些大制作電影放到網絡上銷售未必理想，而有些微電影野心勃勃想要躋身于大屏幕，也肯定困難重重。這就要求電影在策劃創意之處將不同的觀影環境作為一個重要的條件來考慮，做一些有針對性的策劃。

（二）衍生產品對項目開發策劃的要求

1、游戲對項目開發策劃的要求

近年來，游戲作為電影后產品開發鏈條上的重要一環，越來越得到片方的重視。很多電影在開拍之時，就同步做了游戲開發，如《指環王》、《哈利· 波特》、《蜘蛛俠》等。基于對電影進行全產業鏈開發的考慮，很多電影項目在開發策劃的過程中，會專門進行一些內容設計，為以后的游戲開發打下基礎。比如，在劇情中增加暴力、科幻、神奇等元素；明確角色的正反陣營并平衡雙方實力，等等。

目前，國外改編成游戲的電影，多數是科幻片或者魔幻片，除了上述的三個例子外，還有《星球大戰》、《加勒比海盜》、《變形金剛》、《阿凡達》等。在中國，根據武俠動作片、神怪片（東方魔幻片）改編的游戲較多，如《投名狀》、《倩女幽魂》、《畫皮Ⅱ》等。從故事內容上看，若想將電影進行游戲開發，則必須要增強其“幻”的色彩，拉大故事本身與現實的距離。不管是科幻、魔幻、神幻，亦或是武俠，它們的共同特點無疑是“與生活不同”。對于玩家來說，游戲賦予他們一種超脫于社會生活，突破個人局限的可能。所以只有建立在這種“與生活不同”的基礎上，玩家才能夠從游戲中忘掉現實的壓力，實現心理的釋放和情緒的宣泄。

在電影改編的游戲中，既有單機游戲，也有網絡游戲。單機游戲成功的關鍵在于是否有平衡的數值、優美的劇情和新奇簡明的游戲規則。因此，被改編成單機游戲的電影項目，通常要具備簡單奇巧的構思和飽滿豐富的劇情。而在網絡游戲中，玩家可以選擇扮演各種角色，以其他的玩家為對手或伙伴，使用各種道具、裝備，體驗不同于現實世界的人生。網絡游戲對于被改編電影的劇情需求明顯沒有單機游戲那么高，而對抗暴力則成為它必須的元素。此外，網絡游戲還需要被改編電影中的各方勢力均衡，或者是有多位主角，這樣玩家才能選擇不同的陣營或角色來進行對抗。

在以兒童、青少年為對象的游戲中，也不乏有根據動畫電影進行改編的作品，如《丁丁歷險記》、《冰河世紀》和《功夫熊貓》等。這些游戲以單機或聯網的小游戲為主，類型比較多樣，主要依靠動畫角色來吸引玩家，所以在項目開發的過程中要注重角色形象設定，提升其對觀眾和玩家的吸引力。

2、其他授權產品對項目開發策劃的要求

電影拍攝制作是一項高風險產業。為了更多的增加項目收入，更好地降低運營風險，成熟的片方會在授權產品上下功夫。除了上述的游戲外，授權產品還包括音像制品、圖書出版、玩具、文具、服裝、食品、紀念品、主題公園等。迪斯尼在上世紀30年代就首創了橫向聯合方式，讓影片的派生產品打入錄像帶、原聲帶、書籍、玩具和新產品開發等行業，從而分攤了制片成本。目前為止，迪士尼的授權產品多達兩千余種。

一方面，電影為后產品提供創意、促進銷售。制片方利用影片票房大賣的大廣告來為衍生產品提供強大促銷能量；同時影片的文化創意可以提升授權產品的精神消費價值，提升顧客的消費意愿。另一方面，產品授權為電影提供投資、分擔風險，同時產品開發商的促銷活動也提高了電影自身的知名度，可獲得聯合營銷的效果。此外，授權產品可為制片廠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這又會鼓舞制片商繼續投資的積極性，使影片生產和后電影產品的銷售進入良性循環。不同的授權產品對電影項目的開發策劃有著不同的要求。比如，音像制品、圖書出版主要是對故事劇情有要求，影片故事最好具有暢銷小說那種激動人心的抓人的效果。玩具、文具、紀念品等主要是對角色形象、飾物有要求，電影中的角色必須具有鮮明特征，被賦予惹人喜愛的特點和價值觀。主題公園則是對場景有要求，影片中的場景要有特色，可提供足夠的娛樂刺激，適合在主題公園中復制。

并不是所有電影都適合進行授權產品開發。有些電影類型與授權產品的關聯密切，如戰爭片、恐怖片、動作片、探險片、科幻片和動畫片等。這些類型電影的多種元素都有可能成為授權產品贏利的熱點。有些電影類型與授權產品的關聯強度適中，包括音樂歌舞劇、青春片、愛情片、喜劇片和歷史片等。其中的部分形象、場景和造型可以進行授權開發。最后一類電影如社會紀實片、傳記片、紀錄片和藝術片等，在授權產品開發上潛力不大。

此外，電影授權產品的開發，還需要考慮到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受眾需求。比如科幻片、動作片等電影適合針對男性群體進行開發，而動畫片、愛情片等電影則適合針對女性群體或低齡受眾進行開發。綜上所述，若有意進行授權產品的開發，那么在前期項目策劃的過程中，就必須要選擇適當的電影類型，并對電影內容做合理的設計，還要根據目標受眾年齡、性別等因素進行相應調整。

以上分別從電影創意策劃的素材來源、創意維度和其他產業鏈環節對創意的要求等方面對電影故事創意策劃進行了簡略的分析。電影故事創意策劃是一個高智商的產業環節，也是傳統電影藝術理論所研究的復雜的藝術創造活動的核心環節。本文的研究只能算作拋磚引玉，而且僅僅針對其經驗可以復制的商業類型片。更深入的研究有待來者。

注釋：

[1]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電影產業鏈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批準號：11CC089）。

[2] 弗蘭克 · 戈布爾，《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一版，第40-47頁。

[3] 郝建，《類型電影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43頁。

[4] 榮格，《榮格文集第五卷：原型與集體無意識》，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4月第一版，第36頁。

[5] 約瑟夫 · 坎貝爾，《神話的力量》，遼寧：北方聯合出版傳媒有限公司，2011年10月第一版，第174頁。

[6] 克里斯托弗 · 沃格勒，《作家之旅——源自神話的寫作要義》，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第23頁。

[7] 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政治無意識——作為社會象征行為的敘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第13頁。

第6篇：產業鏈的意義范文

互聯網媒體的羅輯思維為什么能賣書、賣月餅？

五格貨棧為什么不花一分錢廣告能實現粉絲和銷售額的倍增？

看不懂？那是因為他們都是用移動互聯網的模式在構建生態鏈和布局新的商業模式！

新時代，新模式

傳統零售業通常是生產好了產品后打廣告宣傳、進商超等渠道銷售產品，在電商和移動互聯網的沖擊下走得很艱難，效率非常低：

1、支付20-30%的進場費，可以理解為買流量；

2、1-2個月的回款期，周轉速度慢；

3、只銷售了產品，沒有沉淀用戶；

4、不知道用戶對產品的意見反饋，無法打造極致的產品；

移動互聯網下的粉絲模式，以滿足粉絲需求和痛點為核心生產產品。如，羅輯思維90分鐘預售8000套書；五格貨棧半小時預售1000份車厘子。粉絲經濟模式的特征：

1、直接在微信上預售沒有花一分錢的廣告費用和流量費用；

2、提前收款，沒有一分錢的欠款；

3、銷售產品的同時積累了用戶；

4、用戶對產品反饋的建議快速采用，用戶既有歸屬感又幫助企業完善了產品。

對比一下來看，粉絲經濟比傳統零售的效率要高、費用更低。并且企業與用戶直接交往，讓用戶參與產品的完善，在培養用戶情感的同時也有利于打造符合用戶需求的產品。通過更優的極致產品體驗，才能將用戶發展為企業的粉絲，一個粉絲帶來的不僅僅是重復購買，更是在為企業進行信用背書，利用移動互聯網實現口碑的快速傳播。粉絲經濟將是一場革命！

從用戶到粉絲的轉變

如何才能夠將用戶發展成為粉絲？

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核心是以人為核心！粉絲經濟就是秉承了這一理念，以用戶需求為導向，開發出滿足消費者痛點的產品。現在市面上基于功能層面的產品泛濫，真正解決用戶體驗和情感層面的少之又少！企業又如何才能生產出具備體驗和情感的極致產品？核心是要讀懂自己所服務的用戶。企業要知道自己為哪些主要用戶服務，這些用戶的需求和痛點是什么？如何解決這些需求與痛點才是衡量產品好與壞的標準。所以50%的時間研究用戶的需求和痛點，35%的時間研發能滿足用戶需求和痛點的產品，15%的精力做市場營銷才是移動互聯網時代企業的工作方式！

粉絲群的需求不同，企業必須為粉絲構建全方面的服務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更快速地實現，以前以相同的方式服務用戶，用戶越來越不滿意。為什么每年的春晚大家都不滿意？因為他要服務幾個億的不同觀眾；為什么中國好聲音、爸爸去哪兒帶來的都是掌聲？因為他們服務相同類型的人群。以前的新聞媒體渠道是被限制的，但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規則重新打破，媒體與渠道不再受到約束，企業完全可以自建媒體。企業建立一個微信訂閱號就相當于建立一個電臺服務于自己的粉絲；企業建立一個微信服務號就可以建立一個商城服務于自己的粉絲群。在粉絲的個性需求和自媒體的高速發展下企業必須構建全產業鏈為用戶提供更個性的服務，企業圍繞人群的全產業鏈布局會成為主流。

小米擁有自己的全產業鏈系統，小米手機通過官網進行銷售，這是小米的商場系統。同時小米擁有自己的論壇，這是它的社區系統，而小米在新浪微博上的官方帳號又可以作為它的廣播系統。這些系統都是小米的全產業鏈布局，它體現在不依賴其他組織、其他平臺和渠道，從前期的資訊傳播到產品銷售再到用戶的意見反饋，這一系列過程，小米都親力親為。

五格貨棧通過服務號中的文章向用戶傳遞信息，而微信支付端就是它的商場系統，進行車厘子的購買與銷售。服務號里與首席粉絲官的互動和車模均可視為社區的初級階段，來了解用戶的反饋意見和建議，持續進行產品和體驗的完善。五格貨棧近期將推出五格禪院，打造五格貨棧更為系統的電臺和廣播系統，為粉絲提供更為個性的資訊和服務！

工業時代強調專業分工，媒體和渠道均受到管制。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強調以人為核心，媒體和渠道規則重新建立，企業要抓緊機會實現全產業鏈的布局，更個性化地服務好自己的粉絲群！

構建多維立體的商業模式

移動互聯網下的企業商業模式有三種：

第一種，單維差價模式，做的是加法，利用價格差競爭。

差價模式是因為信息不對稱和提供了很有競爭力的極致產品而實現。移動互聯網時代信息的全透明，差價模式很難持續。

第二種，多維長尾模式，做的是乘法，利用粉絲布局全產業鏈實現多維商業。

手機的成功為小米贏得了一大批的米粉，在這批米粉的基礎上，小米相繼推出了路由器、移動電源等產品，小米手機的硬件并不賺錢，真正賺錢來自二維的軟件、三維的配件以及其他電子化產品和四維的大數據和金融，小米就實現了從單維商業到多維商業的轉變。

另一個具有代表的案例是三只松鼠的虛實結合，三顆松鼠從淘寶等線上賣堅果，再往線上發展的O2O模式，這些都是實體；他們將往動漫產業發展，這是虛擬的。三只松鼠以其“賣萌”為自己的特征收獲了大批粉絲，在這批粉絲的基礎上，自建媒體、整合電商，實現了虛實相結合的多維度商業模式！

第三種，估值模式做的是N次方。

360和微信都是典型代表，不考慮短期盈收，以免費方式提供極致體驗服務，累積用戶，以獲取未來價值！

第7篇：產業鏈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移動互聯網 盈利模式 “軟件+服務”模式

1 移動互聯網特點和發展趨勢

1.1 移動互聯網特點

移動互聯網具備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開放性，包括網絡的開放性、應用開發接口的開放性、內容和服務的開放性等方面，隨著移動互聯網的不斷深入發展，開放性已成為移動互聯網業務、應用和服務的基本標準，更多新穎的業務將出現在移動終端上而無需依靠現在的移動運營商；二是分享和協作性，在開放的網絡環境中，用戶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與他人共享各類資源，實現互動參與、協同工作，用戶將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多選擇，將由被動的信息接受者轉變成為主動的內容創造者；三是創新性，移動互聯網為不同的用戶提供了無限可能，從而使各種各樣的新型業務不斷涌現出來，滿足不同用戶的需要。

1.2 移動互聯網發展趨勢

（1）移動用戶成為互聯網上最大的用戶群

移動通信的發展趨勢就是與互聯網的融合。在業務層面，移動互聯網和傳統的互聯網在內容和應用體驗方面融合發展，但移動互聯網的產品推出速度快于傳統互聯網；在網絡層面，相對于桌面互聯網，移動運營商致力于提供廉價的、高速的上網體驗。對于用戶來說，移動互聯網具有終端的移動性和接入的便捷性、業務應用的隨時性和私密性等特點；對于運營商和服務、內容提供商來說，移動互聯網具有更強的控制力和更大的開放性，能夠融合互聯網和電信網的商業模式。

推動移動互聯網迅猛發展有三大力量：運營商、互聯網企業、終端廠商。運營商以差異化的數據業務為中心，整合產業鏈做智能管道，互聯網企業則將優秀的桌面互聯網產品和服務移動化，并不斷開發出更多的業務服務以滿足移動互聯網用戶的需求，而終端廠商圍繞著終端致力于提升移動互聯網綜合服務能力。

在移動互聯網快速發展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移動通信用戶成為移動互聯網用戶。以美國為例，預計到2015年美國智能手機流量占比將達到98%，如表1所示：

另據第2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表明，截至2012年底，中國移動用戶已達13億，其中有5億多已經是移動互聯網用戶。

（2）移動數據業務呈爆炸式增長

隨著移動接入技術的迅速發展，移動互聯網用戶的迅速增長和終端接入方式的層出不窮，移動數據流量快速增長，到2010年全球移動數據流量已超過移動語音流量。據美國思科公司的2011年度報告，2011年全球無線網絡連接數增長了一倍多，全球無線數據流量的增長在2011年超過了預期，達到133%，到2015年全球移動數據流量將是2010年的26倍，年均復合增長率將達到92%，到2016年移動數據流量將達到每月10.8EB，60%的移動用戶即全球約30億人口將加入千兆字節俱樂部，即移動用戶每月將消費1GB的移動數據，詳見圖1所示。

我國的移動數據流量也具有同樣的增長趨勢，2011年前三個季度，中國移動無線上網業務流量達到2 173億MB，同比增長了58%，其中移動數據流量1 123億MB，WLAN數據流量1 050億MB。

（3）終端接入的多元化且應用滲透到各個領域

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促使其接入方式也呈現多元化，目前的主要接入方式有：移動電視、PDA、智能手機、電子書、iPad、Notebook等。并且移動互聯網用戶逐漸滲透到互聯網業務和應用的各個領域，如電子商務、微博、手機網絡新聞、手機搜索、手機網絡音樂、網絡文學、社交網站等，如圖2所示。

（4）產業鏈融合促進移動互聯網不斷走向縱深

移動互聯網走向縱深的推動力是產業鏈融合，各行各業“互聯網化”和“移動互聯網化”使移動互聯網必定走向合作共贏。在2G時代，移動互聯網的主要產業為彩鈴精細運營、MMS娛樂、音信互動等；到了3G時代，就涌現了大量的移動產業，如精確定位、健康監控、移動電子錢包、媒體直播、家庭監控、移動衛星電視；到了4G時代，由于有了更大的帶寬，將涌現更多的移動互聯網應用，并且各個產業將不斷融合，如傳媒行業、金融行業、零售行業、制造行業、教育行業、醫療行業等廣泛的行業融合，這將不斷創造新的業務存在形式和商業模式，如圖3所示。

（5）移動互聯網盈利模式多元化

移動互聯網業務層出不窮也為商業模式的創新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除了下載流量、彩鈴彩信這些傳統的盈利模式外，移動互聯網的盈利模式也呈現了多元化趨勢。其中有廣告類盈利模式，是指免費向用戶提供各種信息和服務，通過收取廣告費來實現盈利，如門戶網站和移動搜索；內容類盈利模式，是指通過對用戶收取信息和音視頻等內容費用盈利，如付費信息類、手機流媒體、移動網游、UGC類應用；服務類盈利模式，是指基本信息和內容免費，用戶為相關增值服務付費的盈利方式，如即時通信、移動導航和移動電子商務；共生盈利模式，如以運營商為主導的共生盈利模式。

2 移動互聯網產業鏈分析

2.1 移動互聯網產業合作演進路線

2G時代的移動互聯網為用戶提供的主要是話音和低速率的數據業務，這種服務非常有限，因此產業鏈也相對簡單，運營商能夠把控整個價值鏈，主要是通過價格吸引客戶消費，用戶的價值都比較低，業務收入的增長主要來源于用戶的不斷增長。到了3G時代，提供給移動互聯網用戶的業務和服務是差異化的多種多樣的應用，使產業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運營商不再在價值鏈中處于絕對控制地位，收入增長的來源也轉變為現有用戶價值的提升。

以往運營商一家獨大，享有大部分價值，其他參與者都居于從屬地位，而在3G時代單憑網絡運營商已無法完成價值鏈的主要環節，各環節必須均衡發展。在產業價值鏈分割后，對價值的重新分配取決于價值鏈的重新定位和各種力量的對比，網絡運營商從產業鏈中的獲利一般不會超過50%，并且不同的定位及力量的對比必將導致不同商業模式和盈利模式的產生。

泛行業的合作、清晰的利益分配、合作者的準確定位，這將使移動互聯網產業、產業鏈、盈利模式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2.2 移動互聯網產業鏈結構

在目前和未來4G時代的移動互聯網業務運營，終端軟件平臺和網絡應用服務緊密結合，業務和應用平臺已成為整個移動產業鏈的核心環節，在產業鏈中處于控制地位，電信運營商的地位在產業鏈中逐步下降，如圖4所示。

同時，終端廠商和應用軟件開發商大舉進軍移動互聯網領域，加大了整個產業鏈的競爭激烈程度，從而逐漸形成了以服務與應用為主的幾大商業模式：“終端與業務”一體化模式、“軟件+服務”模式、傳統移動增值服務模式、運營商主導的共生盈利模式，而前兩種模式在整個移動互聯網行業中處于主導地位。

終端廠商和應用軟件開發商以相對較低的進入成本及合作成本，削弱了原來處于產業鏈后端的業務/應用平臺商在產業鏈前端環節對用戶的控制力度，從而利用其優勢業務和特色業務獲取更大利潤及產業發言權。同時，技術的進步也造成產業鏈用戶控制點向終端廠商和軟件開發商靠近，使強勢終端廠商利用終端掌控權而獲得內容運營優勢。

隨著智能手機用戶群的不斷擴大、終端制造技術和軟件開發技術的不斷進步，終端和應用服務已經直接面向廣大用戶，如諾基亞、蘋果、Google。這些企業憑借自己強大的財力和技術優勢，不斷整合各種資源，在產業鏈上已具備強大的競爭力。如蘋果公司既具備自己生產智能手機的軟、硬件實力，也具備提供各種應用和服務的能力，它首創的手機軟件商店概念風靡全球，很多商家都建立自己的手機軟件商店，例如諾基亞軟件應用商店、谷歌軟件應用商店、中國移動軟件應用商店等。智能手機制造商將自己的用戶吸引在自己的手機平臺上，也吸引新用戶使用自己的手機，使得其在產業價值鏈的利益分配占比越來越大。

當然，為爭得在產業鏈中更大的利益，各運營商也在不斷地加強與終端廠商的合作。如中國移動和聯想公司合作，為廣大用戶提供更好的移動互聯網解決方案；中國聯通、中國電信與蘋果公司合作，通過蘋果的iPhone手機來擴大自己的客戶群，這種合作和競爭還在不斷地演繹。

3 移動互聯網盈利模式研究

3.1 日本移動互聯網盈利模式

日本是全球移動互聯網產業發展最好的國家，40%的日本國民在使用移動互聯網業務，80%移動用戶在3G終端上使用移動互聯網業務。

在日本的移動互聯網產業中，從手機制造商到內容提供商，移動運營商控制著整個價值鏈。運營商好比價值鏈上各環節的客戶，移動運營商為終端制造商、內容提供商、服務平臺、廣告服務等制定統一的發展規劃，并制定產業鏈上各個參與者的收入分成比例。例如內容提供商（CP）和運營商按照9：1的比例分配收入，而在歐美大部分國家僅僅只有50%，這種收入分配比例就極大地鼓勵了CP/SP的創新，并有效地控制了移動數據業務的資費。在這種低資費的市場環境下發展了大量的用戶，促進了大量業務、應用和服務的發展，同時極大地擴大了用戶規模并培育了市場。日本最成功的移動互聯網商業模式中，既有對互聯網的繼承和發揚，又有手機支付這樣的創新模式。搜索、電子商務、社交網絡（SNS）和手機支付是日本最成功的商業模式，其中前三者是互聯網的延伸和發揚，而手機支付是移動互聯網創造出的全新商業模式。

3.2 我國移動互聯網盈利模式

移動互聯網產業鏈上各利益參與者的地位決定了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移動互聯網盈利模式主要是以下幾種：“終端與業務”一體化模式、“軟件+服務”模式、運營商傳統移動增值服務模式、運營商主導的共生盈利模式。

（1）“終端與業務”一體化模式

手機終端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就是智能化，從原來只能承載話音業務變成既能承載話音又能傳送數據、圖片、視頻等多媒體業務，還能連接互聯網，具有收發郵件、移動辦公、網上交易等互聯網終端的業務特性，成為多媒體信息收發的智能化信息終端。“終端+業務”一體化模式是現在和未來移動互聯網領域的重要盈利模式之一。該模式有以下特點：第一，能夠為手機終端廠商帶來新的利益增長點。第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移動運營商渠道壟斷，手機用戶在使用移動互聯網時，可以不使用移動運營商的門戶網站，從而在價值鏈上取得主動權。第三，手機廠商在移動互聯網方面經驗不足，使得其必須加強與價值鏈其他成員的合作。

（2）“軟件+服務”模式

移動互聯網業務在用戶中的廣泛使用，很多都取決于軟件以及其提供的服務，軟件平臺與應用服務的競爭與合作是該產業新的趨勢。Google的Desktop和Amazon的AWS就是“軟件+服務”盈利模式的典型代表，以手機軟件平臺為核心的應用服務在產業中將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3）運營商的傳統移動增值服務模式

即傳統的移動增值業務的盈利模式，如運營商按照流量盈利、按照短信條數盈利等。

（4）運營商主導的共生盈利模式

在移動互聯網產業價值鏈中，與運營商利益相關的有用戶、SP/CP、終端制造商、設備/軟件提供商。其中，SP/CP與運營商之間的競合博弈關系將是移動互聯網產業鏈中最重要的環節。在3G時代，移動運營商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競爭和合作的成敗將關系到移動互聯網能否繁榮，因此運營商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共生盈利模式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將會存在。這包括運營商和終端廠商的合作盈利模式，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和iPhone的合作盈利模式；運營商和廣電集團的合作盈利模式，如手機電視，電信運營商負責提供設備、技術等方面的支持以及計費、客服、收費等工作，而廣電則負責提供內容；運營商和移動門戶網站的合作盈利模式，運營商向用戶收取流量費，按照流量或是包月形式收費，再向門戶網站或內容提供商支付信息服務費。隨著移動互聯網業務的發展，這種合作共生盈利模式還將有更多的表現形式。

4 結束語

隨著移動互聯網產業的不斷發展，將會有更多的參與者進入該產業鏈，并且整個產業鏈上的參與者將面臨更多的機遇和挑戰，競爭的加劇將使產業鏈更加復雜。移動互聯網的盈利模式也不能簡單理解為某一種特定的、單一的盈利模式，而應該被理解為一系列構筑在開放融合應用基礎上的盈利策略及思路的總和。當前的各種移動互聯網盈利模式背后所反映出來的，正是移動互聯網作為一個融合產業所擁有的各方面產業經濟特色的綜合體現，隨著多種盈利思路的不斷碰撞，未來還將涌現出更多的創新盈利模式。

參考文獻：

[1] 沈拓. 不一樣的平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商業模式創新[M]. 北京： 人民郵電出版社， 2012.

[2]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第27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統計報告[R]. 2011.

[3] 魏煒，朱武祥. 發現商業模式[M]. 北京： 機械工業出版社， 2009.

第8篇：產業鏈的意義范文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狄更斯的話可能道出的是現今眾多消費者的心聲。頻頻爆出的食品安全問題,將食品企業置于輿論的封口浪尖之上。他們有的選擇了韜光養晦,把目光投向了企業自身;有的選擇了迎難而上,把目光盯在了出現空缺的市場。中糧集團則提出了“全產業鏈打造好產品”的企業核心訴求,借此有效的抓住市場與消費者。于是,幾乎一夜之間,中糧“產業鏈,好產品”的廣告遍布了幾乎所有國內主流媒介。中糧集團,這個昔日一直隱居幕后的國企突然之間成為了行業內的明星企業,被越來越多的消費者記住。

廣告奇人布魯斯?巴頓說,好的時候人們要做廣告,壞的時刻人們不得不做廣告。中糧的廣告當然不是“不得不做”的那種,而是應時之舉。

從中糧確定要打造全產業鏈的巨型航母之后,如何把其理念發揚光大、廣而告之就成為關鍵。而遍布于各種媒介上的“產業鏈,好產品”無疑是中糧的第一板斧。日前,《廣告主》記者專門采訪了該廣告創意的執行團隊―JWT北京副總經理徐進,解密了這則廣告背后的故事。

徐進表示,在前期對中糧品牌的調研中,他們發現,品牌形象模糊是中糧存在的重大問題:“中糧是干什么的,有什么”,在被調查的消費者中有很多人不太清楚。而他們希望消費者透過廣告能清楚知道中糧最基本的品牌角色,即中糧是一個食品品牌。但是要傳播一個什么樣的食品品牌形象成為最核心的問題。“產業鏈,好產品”,將中糧旗下各具特色的產品用中糧集團統一的資產―全產業鏈串連起來,同時也能傳達出對食品品質和安全的全面把控,一個“新中糧”的品牌形象被很清晰地呈現出來。

作為一家國企,品牌形象要以穩重大氣為主,顛覆傳統形象通過某一個點去創造非常前衛的廣告不太適合,這種企業應該讓消費者感受到它的真實,通過廣告片體驗到它的內涵,紀錄片形式的廣告片是最好的表現手法。廣告片用真實的中糧人、真實的中糧事、真實的中糧場景、真實的中糧故事來演繹。于是,“產業鏈,好產品”廣告出爐了。

廈門大學廣告學院教授陳培愛認為,中糧廣告準確地傳達了中糧全產業鏈,從田間到餐桌的產業格局,強化消費者對中糧品牌安全可靠的認知,塑造了中糧可信賴的品牌形象。中糧正處在品牌建設的初始階段,突出產品的的差異性最為重要。而安全、全產業鏈是中糧的絕對優勢,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是好廣告。

第9篇：產業鏈的意義范文

杭州的文三路聚集了以浙江大學、學軍中學為代表的近30所大中院校，這種高等人才聚集的環境正是IT等高新技術產業成長的搖籃。于是，頤高順理成章地在這里誕生了。

2002年，頤高在文三路上開了3家數碼賣場的，一躍成為這條路上的領軍者，并以把文三街打造成全國一流的電子信息一條街作為奮斗目標，最終得到了當地政府的認可。頤高在電子信息街的建設中扮演了“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的主角。

有了良好的開頭，在之后的短短幾年間，文三路聚集了以高新數碼城、西溪數碼港、頤高旗艦廣場、頤高數碼廣場、高新電腦城等為代表的五大IT大型賣場，以頤高集團、東方通信、阿里巴巴為代表的近千家高新科技企業，以頤高創業大廈為代表的40幢高檔商務寫字樓，以東部軟件園為代表的7大創業園區，以及遍布著2000多家IT經銷商……

這時，頤高人又先一步想到，這條擁有高新區、軟件園、電腦賣場、寫字樓、高校、西湖風景區并存一條街的電子信息街，應該可以產生更大的效益。于是，頤高開始發展基于文三街IT業的商業地產，其將IT和房地產地無縫鏈接了起來。

IT商業地產的價值增量是巨大的。基于這樣的判斷，頤高憑借文三街的成功經驗，進軍全國，參與了廣州天河路科技街、青島遼寧路科技街，合肥金寨路電子街等7條電子信息街的建設，并陸續在全國擁有了十多棟自有物業賣場和大廈。

數碼巨頭躋身商業地產

一個急劇上升的數碼連鎖巨頭，何以在本非它所熟知的商業地產領域躋身并得以生存呢?許多人難免有這樣的疑惑。然而，頤高恰恰憑借在IT數碼連鎖賣場8年間的專注發展，逐漸形成了包括商圈選址、商業建筑與規劃、招商、整合營銷、精細化經營、團隊、盈利模式等環節的系統競爭力。此外，頤高依靠其持續穩定的商業運營能力向地產端延伸，最終構成了從事商業地產的核心競爭力。

每個行業都有其各自的機遇與局限，頤高所處的連鎖平臺也是如此。每當競爭處于白熱化的時候，物業經營成本的驟然提高勢必影響著商業的利潤， “二房東”的尷尬處境，一度讓不少專業市場運營商陷入困惑。

從2001年開始，頤高把擁有商業物業作為努力的方向，而頤高所創立的商業地產的實質就是數碼連鎖品牌與商業地產項目相結合。

2002年8月，頤高集團完成了對杭州“西溪數碼港”商業地產的收購，這是頤高商業地產的雛形；2004年，浙江頤高置業發展有限公司成立，房地產業成為了頤高集團核心支柱產業之一。

不到三年的時間，頤高便完成了上海楊浦孵化基地一、二期綜合大樓，廣州天河壬豐大廈、合肥頤高數碼廣場、杭州西湖創業大廈的開發及收購。

頤高還成功地操作了不少因為運營失敗而產生的“爛尾樓”。如廣州天河壬豐大廈、寧波亞細亞數碼港等原先都是多年無人問津并幾經轉手的爛盤，而今卻成了黃金地塊，投資的業主也擁有了穩定的收益。

在業界看來，頤高或許是一個意外的“闖入者”，但如今，頤高確實已經從一個純粹的賣場租賃連鎖企業轉化為以自有物業為主、租賃物業以及其他合作方式為輔的綜合商業平臺，并將高速增長的IT行業背景與商業地產運作結合形成了“IT商業地產”的創新模式。

譜寫藍色地產暢想曲

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頤高一方面依托于自身力量開發地產項目，進駐連鎖品牌，另一方面也積極地與有實力的地產集團廣泛合作，共同開發物業，或者并購、租賃物業。目前，頤高已經與青島頤中集團、大連萬達集團、大連億達集團等大型商業地產開發公司形成了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推廣其數碼連鎖品牌與商業地產的合作模式。

在2006年年中，由商務部、信息產業部和國家質檢總局、中國電子商會共同的中國電子行業企業品牌價值榜上，頤高集團以42．35億元的品牌價值成為電子賣場行業中惟一入榜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