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創新具有的五個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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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技術創新具有的五個特征范文

社科基金項目（13YJA63094）

中圖分類號：F276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在集群創新活動中，集群企業以集群信息網絡為平臺共享創新資源和交流信息，集群信息網絡中的信息交流與信息處理有其獨特的特點，集群信息體制決定信息成本的高低和信息處理效率，進而影響創新績效。

關鍵詞：集群信息 創新 網絡

企業創新信息網絡的關聯模式

在集群企業創新信息網絡的技術創新活動中的技術關聯則是指企業的技術狀態、發展變化對創新信息網絡中的其他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的影響和相互作用。模塊化的技術創新不僅僅提高了技術創新的速度，增強了相互替代的技術創新活動之間的競爭，同時也強化了互補的技術活動之間的耦合關系和互補性，不同的產品模塊之間存在著極強的關聯性，并最終通過模塊的組合而進化為新的產品。由于技術的外部性和互補性的存在，技術系統每個部件的特征和運行都影響著其它部件的特征和運行。技術的發展具有共進性，即任何的技術創新都是相關技術的共進過程。

因為價值鏈上存在關聯性，集群企業創新信息網絡中的企業可以利用其他企業的價值創造活動來增加自身的價值，價值鏈通過影響組織結構的分化與整合，決定著創新信息網絡中企業之間的關聯關系。企業的經濟行為嵌入到社會結構之中，社會關系的嵌入性影響組織結構和組織的技術創新活動。集群網絡組織中的企業間相互聯結而形成社會關系網絡，而這種社會關聯與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是密切相關的。集群信息網絡中的技術關聯、信息關聯、價值關聯和社會關聯也會相互作用，彼此強化。

集群信息網絡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分析

本文以吉林長春市汽車電子產業集群中的企業為調查對象，借助社會統計分析軟件包SPSS，通過實證研究分析檢驗影響企業創新信息網絡中企業的技術創新行為和創新過程的因素及其作用。

（一）問卷設計

問卷把影響企業創新信息網絡中企業技術創新行為和創新過程的因素分為5個基本要素：企業創新信息網絡中的創新合作；創新信息網絡聯結強度；創新風險分散機制；集群外部環境；組織間的信息交流與協調。其中，創新合作變量分解為6個具體指標：企業與本地同行業的其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合作程度；企業與本地的客戶在技術創新中的合作程度；企業與本地的供應商在技術創新中的合作程度；企業與本地高校、科研院所在技術創新中的合作程度； 企業與技術中介組織和金融機構在技術創新中的合作程度；企業與政府部門在技術創新中的合作程度5個指標。

創新信息網絡聯結強度變量分解為6個具體指標：企業與本地的客戶進行技術或產品方面的交流的頻繁程度；企業與本地供應商及其他企業進行技術或產品方面的交流的頻繁程度；企業與本地高校、科研院所進行技術或產品方面的交流的頻繁程度；企業與技術中介組織進行技術或產品方面的交流的頻繁程度；企業與政府部門進行技術或產品方面的交流的頻繁程度；企業與行業協會聯系的頻繁程度指標。

創新風險分散機制變量分解為5個具體指標：企業的研發項目中分散技術風險措施的有效性；企業的研發項目中分散市場風險措施的有效性；企業的研發項目中分散資金風險措施的有效性；企業的研發項目中分散人力資本風險措施的有效性；企業的研發項目中分散創新風險措施的整體有效性。

集群外部環境變量分解為6個具體指標：企業是否可以很容易在本地招聘到從事研發活動的高級人才；企業是否可以很容易在本地獲取有關新產品和顧客需求的各種市場信息；企業是否可以很容易在本地獲取各種與新產品開發相關的技術知識； 企業是否可以很容易在本地獲得產品開發的資金支持；本地水、電、交通等基礎設施是否有利于企業的研發活動；本地是否存在有利于企業研發活動的積極的創業精神和創新文化等指標。

組織間的信息交流與協調變量分解為7個具體指標：本企業能順利從其他企業和部門獲得創新所需的技術、市場等方面的信息；本企業認為產業內流通的經營方法、技術、信息等很有用；本企業能從與其他企業和機構間的溝通中獲得非常必要的信息；本企業能從與其他企業和機構間的溝通中獲得非常實時的信息；本企業能從與其他企業和機構間的溝通中獲得非常正確的信息；本企業與其他企業和機構遇到沖突時有很高的解決意愿；本企業遇到沖突時較常采用積極的解決方式等指標。

對企業創新信息網絡的創新績效情況的調查包括：本企業創新產品的成功率；研發項目給企業帶來的競爭優勢；企業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地位；新產品產值占銷售額的比重；本企業新產品的開發速度。

（二）實證統計分析方法

1.創新績效的因子分析。先對創新績效變量進行降維，找出其主成分因子，為相關分析做準備。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的原則選取主成分因子，衡量企業創新信息網絡的創新績效的5個指標經過因子分析可以化簡為一個因子，累積揭示了總體方差變異的73.468%，較好地反映了原有的五個變量所包含的信息。從經過正交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的分析可發現，此主成分因子在Y1～Y5這五個指標上都有較高的載荷，因此把這個因子命名為“創新績效綜合因子”，根據因子得分系數矩陣，可以得到下列綜合因子表達式：

F1=0.250Y1+0.262Y2+…+0.227Y7

2.自變量的因子分析。首先進行各網絡創新影響要素變量的因子分析，以對數據進行化簡，以信息交流與組織協調要素的調查數據為例：經過對樣本數據的KMO測度和巴特利球形檢驗，KMO測度值為0.72，大于0.7，說明該組數據很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巴特利球形檢驗的x2統計值的顯著性水平為0.000，小于0.01，可以認為樣本數據具有相關性，適宜進行因子分析。

衡量信息交流與組織協調要素對創新行為的影響的7個指標經過因子分析可以化簡為兩個因子，累積揭示了總體方差變異的74.129%。從經過正交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的分析可發現，第一個因子在E1～E5這五個指標上都有較高的載荷，而第二個因子在E6、E7指標上有較高的載荷。因為E1～E5指標基本反映了組織間的信息交流程度，而E6、E7指標反映了組織間協調情況，因此分別把這兩個因子命名為“信息交流因子”和“組織協調因子”，因子得分表達式為：

用同樣的方法分別對創新信息網絡聯結強度、創新風險分散機制、集群外部環境、.組織間的信息交流與協調四個自變量的樣本數據進行因子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果：

創新信息網絡聯結強度變量可以提取三個主成分因子，分別命名為中介因子、用戶因子和技術因子，根據因子得分系數矩陣，因子得分表達式為：

創新風險分散機制可以提取兩個主成分因子，分別命名為資本因子和不確定性因子，根據因子得分系數矩陣，因子得分表達式為：

集群外部環境變量可以提取兩個主成分因子，分別命名為創新資源因子和外部環境因子，根據因子得分系數矩陣，因子得分表達式為：

3.相關分析。在完成了各自變量和因變量的因子分析，提出主成分因子之后，就可以把自變量主成分因子分別與因變量主成分因子作相關分析，以找出其間的相互關系及影響程度。

從表1可以看出，創新合作要素變量中各分項指標與創新績效綜合因子的相關程度均不明顯，因此進一步對創新合作要素變量中各分項指標的樣本數據作均值分析。從表2可以看出，集群企業創新信息網絡中的企業間的創新合作程度不高，只有企業與客戶在技術創新中的合作程度指標一項的均值為4，說明只有企業與客戶的創新合作程度較高。各個創新要素的主成分因子與創新績效綜合因子的相關分析，可以得到如表3所示的結果。

結論

創新信息網絡聯結強度變量的用戶因子、創新風險分散機制的資本因子、集群外部環境的創新資源因子和外部環境因子、組織間的信息交流與協調的信息交流因子和組織協調因子與創新績效綜合因子的Pearson相關系數分別為0.476、0.644、0.639、0.535、0.523和0.538。可以認為以上各要素的主成分因子與企業創新績效顯著相關，而且均為正相關關系。其中創新信息網絡聯結強度變量的用戶因子主要代表了企業與本地的客戶和政府部門進行技術或產品方面的交流的頻繁程度；創新風險分散機制的資本因子主要代表了企業的研發項目中分散資金風險和人力資本風險措施的有效性；集群外部環境的創新資源因子主要代表了企業可以很容易在本地招聘到從事研發活動的高級人才、企業可以很容易在本地獲取各種與新產品開發相關的技術知識和企業可以很容易在本地獲得產品開發的資金支持三項指標；外部環境因子主要代表了本地水、電、交通等基礎設施、集群內的創業精神和創新文化；組織間的信息交流與協調的信息交流因子主要代表了本企業能否順利從其他企業和部門獲得創新所需的技術、市場等方面的必要的、正確的信息；組織協調因子主要代表了本企業與其他企業和機構遇到沖突時的解決意愿、企業遇到沖突時的解決方式兩項指標。

因此可以認為集群企業創新信息網絡對企業技術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具體關系為：企業創新信息網絡中網絡結點間的創新聯結強度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績效。有效的創新風險分散機制可以提高創新速度，提高創新績效。企業創新信息網絡為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提供創新所需的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集群外部環境的基礎設施和創新文化影響企業的技術創新行為。集群企業創新信息網絡的信息體制影響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組織間的有效的信息交流與協調可以推進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效率。

實證分析基本驗證了理論分析所提出的假設，即集群企業創新信息網絡中企業間的創新合作行為、企業間的信息交流與組織協調、技術創新風險的分散機制以及集群外部環境等因素會影響企業的創新績效；有效的合作與信息交流會提高創新產品和技術的開發速度，給成功創新的企業帶來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第2篇：技術創新具有的五個特征范文

關鍵詞：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動因；推動

1 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的內涵及特征界定

1.1 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的內涵

在協同創新和開放創新的時代背景下，為深入實施國家技術創新工程，推動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的構建與發展，科技部于2009年印發了《關于推動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構建與發展的實施辦法（試行）》的通知，在我國掀起了構建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的熱潮。但對于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內涵的討論，蔡兵（1997）早在上世紀末就進行了探討，他認為技術聯盟是企業技術協作的更進一步發展，是目前最高層次的技術合作活動，所謂的技術聯盟，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企業（大多數為集團化企業，同一國家或不同國家皆可），為實現某一技術創新戰略目標而建立的一種合作伙伴關系。后來，鐘書華（2000）對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的內涵給出了更復雜的解釋，認為國內對技術聯盟的理解可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在廣義的技術聯盟中，聯盟成員除了企業，還包括大學、研究所或政府部門等，在狹義的技術聯盟中，聯盟成員均為企業，但廣義的技術聯盟概念可能會帶來一些不必要的混亂，不宜采用。具體來講，狹義的技術聯盟主要表現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相互聯合，并致力于技術開發的行為。

由于產業技術創新聯盟融合了高校、科研機構、企業、政府及中介機構，聯盟內成員實施利益共享、風險共擔，但是由于聯盟成員間存在著顯著的目標差異和利益沖突，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聯盟內合作關系的有效性，因此必須應用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契約來約束聯盟成員的行為，這就意味著產業技術創新聯盟內涵界定中必須包含關系契約的內容。王昌林、蒲勇健（2005）認為，企業技術聯盟實質上是一種不完全契約，適當選擇產業技術聯盟的治理能為企業降低管制成本，是決定產業技術聯盟成功與否的因素，建立聯盟伙伴間的信任關系是技術聯盟得以維系的基礎。

盡管產業技術聯盟的概念有很多，但是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產業技術聯盟，（1）凡是技術創新活動的參與者都可以成為聯盟主體；（2）技術聯盟的主要活動是圍繞技術創新展開的，不只是技術開發；（3）產業技術聯盟是主體之間以技術為紐帶形成的聯合、合作關系。因此，在科技部印發的《關于推動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構建與發展的實施辦法（試行）》通知指出，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是指"由企業、大學、科研機構或其他組織機構，以企業的發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為基礎，以提升產業技術創新能力為目標，以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契約為保障，形成的聯合開發、優勢互補、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技術創新合作組織。"

1.2 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的特征

企業技術合作有三種不同的形式，即協作、聯合、聯盟，這三種形式之間有明顯的不同。技術聯盟與技術協作都是組織間的自由合作，但二者主要有以下兩點不同：（1）技術聯盟所實現的是大規模開發及生產技術合作，技術協作所實現的是小規模研究開發及生產技術合作；（2）技術聯盟的組織之間相互依存度高，合作具有一定的連續性，技術協作的組織之間相互依存度低，合作常常斷斷續續進行。技術聯盟與技術聯合雖然都能實現大規模研發生產技術合作，但二者的不同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技術聯盟是企業組織之間的自由合作，而技術聯合是企業集團內部組織之間有限度的自由合作；（2）技術聯盟其合作緊密程度要低于企業集團內部的技術聯合，技術聯盟的解體可能性也遠大于技術聯合的解體可能性。

通過以上對技術合作三種不同形式的比較，可以概括出技術聯盟的基本特征：（1）主技術聯盟主要以大型企業為活動主體的組織間合作；（2）技術聯盟是一種大規模的、常常要涉及技術創新全過程的綜合性合作；（3）技術聯盟是企業為了獲取競爭優勢而進行的相互依存的戰略性合作。

2 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產生的動因

國外專門針對技術聯盟中的研究很多，但大多是將其視為高新技術行業或產業的戰略聯盟進行研究，一般稱為"戰略技術聯盟"，John Hagedoom（1995）做過一些關于戰略技術聯盟的研究，他一方面突破了戰略技術聯盟僅與高新技術產業相結合的局限，將技術聯盟放入更廣泛的產業環境中；另一方面強調了技術聯盟與其他形式戰略聯盟的不同。但其研究內容主要是戰略技術聯盟發展的趨勢和模式，并沒有深入分析技術聯盟的形成動因。Deallenbach和Davenport（2004）針對在建立知識共享的技術聯盟的過程中如何建立信任的問題做過研究，但他們主要討論了在建立技術聯盟之前尋找聯盟伙伴和在聯盟條件談判過程中的程序性公平的重要性，而且討論的問題對于其它形式戰略聯盟普遍適用。

國內關于技術聯盟形成動因的研究最早始于蔡兵（1995），他分析了企業技術聯盟產生的根源，認為單個企業資源承擔R&D風險的能力是有限的，這是促進企業技術聯盟產生的根本原因。鐘書華（2000）用資源理論和交易費用理論分析、解釋了企業技術聯盟的產生。他認為獲得自身缺乏的外部資源、降低開發成本和技術創新合作的交易費用等原因導致了企業技術聯盟的產生。而隋波和薛惠鋒（2003）從核心競爭力的角度來分析了技術聯盟的形成，認為通過外部資源整合以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企業間結成戰略技術聯盟的內在動因。李松齡和生延超（2006）從交易費用的角度分析了技術聯盟的產生及相對穩定性，認為追求技術創新的交易費用的最小化是技術聯盟產生的原因。趙順龍（2010）從知識管理的角度來研究分析了組織間的技術聯盟形成機理。

綜合以上及文獻分析，對技術聯盟動因比較有影響的學說的包括資源基礎學說、交易費用說、價值鏈理論和基于共生理論的研究等。

（1）基于交易費用理論的動機

交易費用理論首先出現在羅納德.科斯在1937年發表的"企業的性質"一文中，此后被廣泛應用于經濟學或企業管理理論中，用以解釋大量的有關企業行為的難題。這一觀點的核心是認為交易費用是企業決策時考慮的決定性要因，例如企業在進行規模擴張時必須衡量擴張行為對交易費用的克服是否是具有價值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企業則會停止擴張行為。這種理論也被用于解釋企業間的合作或聯盟行為，尤其是可以用于解釋企業在尋求技術創新時在合作與不合作問題上的決策，典型的研究包括Teece在1977年對技術獲得模式選擇問題的討論，這一做法被迅速應用于對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的研究。從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來看，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是一種介于市場和企業間的中間組織，這種組織既有利于規避大規模企業中高昂，甚至難以控制的監督、管理費用，又有利于克服過于復雜、繁瑣的市場交易所帶來交易費用，充分說明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所構建的合作網絡在降低交易費用方面比市場和科層組織都更有效，因此受到企業的廣泛歡迎，此時，使分工協作的優勢在聯盟內部得以最大化，從而降低技術創新成本（生延超，2008）。

（2）基于資源基礎及競爭力理論的動機

企業戰略管理理論中的資源基礎學說（RBV）認為企業的競爭力從根本上來說來源于其所擁有的資源，即是說，企業核心能力本質上是內部資源的集合（Barney，1991）。因此，企業的重要任務是不斷創新、獲取并積累戰略性資源它的形成有賴于企業資源，尤其是要致力于尋找、獲取并積極那些獨特的、不易仿制而又很難替代資源，通過對企業能夠擁有的主要資源的對比分析，研究人員普遍認為企業的企業性或知識性資源具有更強的核心能力特征，更可能成為Barney（1991）所強調的異質性和排他性要求，這就要求企業必須致力于技術研發和創新活動，而從產業技術發展的歷史來看，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與其它主體的合作，尤其是當代產業技術創新活動日益復雜的情境下，企業為尋求技術、知識性資源的積累，必須致力于創新性聯盟的構建和維持，促進能力的相互融合而形成新的綜合技能。

（3）基于價值鏈理論的動機

對企業加入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動機的另一種解釋來自于邁克爾.波特（1985）的價值鏈理論，在這一理論中，市場中幾乎沒有任何企業能夠在價值鏈的每一個環節都領先于競爭對手，因此必須尋求聯合或者聯盟來彌補其在價值鏈環節的短板，這一點對那些擅長于市場開拓而缺乏技術優勢的企業尤其重要，因而這一類企業加入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的動機也更強烈。

（4）基于共生理論的動機

從系統論的視角看，協同或者"共生"現象廣泛存在于產業技術創新活動中，這是產業技術創新中資源共享、知識外溢以及網絡經濟性等特征的綜合體現，在這種協同或者共生假設下，對于參與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的企業來講，其最大的收益在于實現技術研發的風險共擔和知識共享，以及在創新合作中產生的超額收益（何衛平，龍昀光，馬亮，2008），這也構成了其參與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的重要動機。

3 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的作用：對創新活動的推動

對于企業、科研院所、高校等參與創新合作的組織而言，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的最大意義在于其提供了一個信息交流、知識學習和流動的平臺，并以此為基礎構建起了具有聚合效應的社交網絡，因此，其對促進技術進步的作用主要通過其社交功能和集聚功能表現出來，主要包括：

（1）聚合作用與社會資本作用。一方面，由于聯盟成員是基于共同目標而參與到聯盟之中，對應用自身資源參與創新合作具有較強意愿，因此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對聚合各個成員的創新資源有天然的優勢，使聯盟成員的創新資源或能力得到更有效的配置。此時，相對于傳統的閉門造車式的創新，聯盟成員通過集聚各自優勢資源進行創新有利于使其分擔技術創新中的投資風險、突破技術創新閥值、獲取創新中的規模經濟收益，進而強化成員參與創新合作的意愿，促進共同的技術進步；另一方面，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為聯盟成員提供了一個優質的信息交流和知識共享的平臺，為成員間尋找潛在的合作創新伙伴、開發新的合作創新項目提供了機會，健康、高效的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還能使成員形成利益共同體，促使成員為維護這些共同利益而采取措施，例如在合作為更多地選擇妥協與協作行為，致力于獲取其它成員的信任等，所有這些措施都有利于在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的平臺上形成相互信任、相互依賴的社會關系，促進聯盟成員社會資本的形成，減少各成員在技術創新中面臨的風險，降低技術研發的成本，推動技術進步。

（2）知識學習與交流作用。在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中，主要成員都擁有獨特性知識、技術或其他創新資源，當聯盟成員參與技術創新合作時，這些獨特性資源或知識將在成員間擴散，產生知識溢出效應，各成員可以應用自身的知識吸收能力進行學習；同時，為了建立、強化成員間合作中的互信、默契度，成員間還必須有意識地了解其他成員的知識結構、技術特征，當面臨相對復雜的技術開發時，則必須對其他成員的知識特征、技術研發邏輯有非常充分的理解，此時，相互學習是進行合作創新的先決條件。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中成員間在知識中的學習、共享與交流有利于將各種分散的、異質性的創新研發和技術管理優勢組合起來，也有利于促進技術合作中協同效應的產生，從而形成區別于聯盟外組織的技術優勢，這種技術優勢的積聚進而有利于創新聯盟對產業中重大的、突破性的技術問題的解決，實現產業中重大的技術創新，推動技術進步。

（3）集群與協調共生作用。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在技術創新中的集聚作用一方面體現為對全產業鏈中各節點組織創新資源的集聚，這種集聚也可以稱作縱向集聚，此時，被吸納入產業技術創新聯盟中的不僅包括各成員在技術研發中積累起來的資源、技術開發能力、還包括聯盟成員對產業技術發展趨勢的預測和判斷、消費者對產業技術改進的期望等，這些資源的積聚既有利于技術本身的快速演進，還有利于聯盟成員把握技術研發的正確方向，降低技術研發與應用過程中的風險；另一方面，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在技術創新中的集聚作用表現為對產業內最主要創新主體的吸引，將產業內能夠推動技術進步的最主要的科研力量聚合在一起，避免獨立研發、閉門造車式創新所帶來的技術風險和低效率，這種集聚可以稱作橫向集聚。通常情況下，產業內一旦成功建立了技術聯盟，產業中最主要的創新力量都會盡可能參與到聯盟之中，盡可能使自身處理孤立狀態，因此，成功的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對創新資源擁有天然的吸引作用，對集聚、發動聯盟成員各自優勢，降低創新周期、規避創新中的資源耗散，提高創新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4）協調共生。縱觀技術發展史上重要的技術創新，我們就能發現，產業中重要的技術創新往往是基于一群組織共同推動的結果，即使這些組織間并沒有開展有意識的合作，但其研發行為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唯其如此，產業內技術創新（尤其是重大的技術變革）才能有效推動。而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正是基于技術發展中的這種規律，將產業內不同成員的創新活動之間的互補性由自發引向自覺，由無意識引向有意識，從而減少這種技術創新中的互補所需要的時間，為技術創新的協調、互補創新更有利的空間結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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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鐘書華.企業技術聯盟概念本質及動力[J].自然辨證法研究，200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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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楊震林，李晶晶. 技術戰略聯盟，知識產權保護與創新[J]. 科學學研究，2013，30（5）：696-705.

第3篇：技術創新具有的五個特征范文

中圖分類號：F746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知識產權制度是創新驅動發展的有力保障，高新技術產業更需要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文章選取我國高新技術貿易額為被解釋變量，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為解釋變量，引入IPP指數，運用計量分析方法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高新技術貿易的關系做出了實證分析，得出了知識產權保護與我國高新技術貿易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正相關關系的結論。最后，提出了有利于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及促進我國高新技術貿易健康發展的知識產權戰略。

關鍵詞：創新驅動 知識產權保護 高新技術貿易 知識產權戰略

當前，創新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驅動力，創新能力已成為綜合國力的核心要素。同時，伴隨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知識產權制度的完善及實施，將有助于提升我國創新能力，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的有力保障。因此，創新驅動是建立在體系完善并不斷優化的知識產權制度基礎之上的，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將促進我國經濟創新驅動發展。

在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高新技術貿易在我國持續高速增長的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離不開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需要完善、高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與傳統產業相比，高新技術產業中的核心技術具有高度復雜的特點，對其進行司法保護的要求更高。同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的簽訂標志著知識產權的保護進入了高標準、高水平的階段，知識產權由傳統文化領域向國際貿易領域滲透。我國己經簽署了包括TRIPS協議在內的一系列協議，然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知識產權制度起步較晚，加入WTO后，我國的國際高新技術貿易必須沿著TRIPS設定的軌道運行，這將對我國的高新技術貿易帶來巨大的沖擊。因此，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時代背景下，進行知識產權保護對我國高新技術貿易影響的研究，不僅能夠促進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的進一步發展，還為未來推動知識產權保護更好地服務于創新驅動發展提供理論和現實依據。

知識產權保護對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的影響

（一）有利于推動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并提高高新技術貿易競爭力

知識產權是人們對其創造性的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具有專有性、地域性、時間性等特點。實施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根本出發點在于給予創新者短期的壟斷權利，為創新提供激勵和保障，促進技術進步，從而在根本上促進高新技術貿易的發展。另外，從經濟發展的社會實踐來看，激勵創新的知識產權制度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促進科技、文化和經濟發展的必然的制度選擇。由于知識產權制度可以對高新技術企業的技術創新成果給予保護，使其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可以激勵高新技術企業繼續進行創新，增加R&D投資，形成良性循環，推動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提高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的國際競爭力。

（二）有利于引進高端技術并提高我國高新技術貿易質量

知識產權制度存在的初衷是促進技術的擴散，我國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即發達國家向我國的技術擴散。高新技術產業具有高技術、高投資、高風險和高回報等特點，其對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高低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對于這些技術容易被模仿復制的高新技術產業，發達國家在我國的這些產業進行投資時，就會擔心其經濟利益受到侵害，因此會影響其投資的積極性。為使我國順利引進外國的高端技術，提高我國高新技術貿易質量，提高我國高新技術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不失為一個比較好的途徑。

（三）有利于減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高新技術貿易摩擦

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較弱，缺乏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缺陷和不足，導致與發達國家高新技術貿易摩擦頻現。TRIPS協議的實施，意味著強制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發達國家知識產權實施充分保護，否則就會受到發達國家實施的貿易報復。我國企業必須從根本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立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只有這樣才能減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

（四）知識產權保護對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的消極影響

由于我國在高新技術貿易以及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方面處于起步階段，知識產權保護很大程度上還是處于被動接受階段，在短期內要先承受其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消極影響：一方面，我國進行高新技術知識產權保護需要支付大量的管理和實施成本；另一方面，在國際高新技術貿易領域，我國目前的自主創新能力還較弱，對國外的高新技術具有較強的依賴性，因此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意味著我國必須支付高額的國際租金，發達國家在高新技術貿易領域的壟斷地位會進一步加強，這必然會對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度量

對知識產權保護對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必然涉及到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度量。Rapp和Rozek最早對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進行度量，他們把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劃分為五個不同的等級，分別用0到5來表示，稱為RR指數。Ginarte和Park在RR指數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更為深入的度量方法，他們把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度量指標劃分為五類，即覆蓋范圍、是否為國際條約的成員、權利喪失的保護、執法措施和保護期限。同時，他們還給出了五類指標的詳細構成，每個類別中各指標的得分之和除以指標個數即為該類指標的得分，五類指標的得分之和即為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被稱為GP指數。

西方發達國家的司法制度比較健全，而我國司法體系正處于完善轉型期，由于知識產權立法與司法尚沒有完全同步，采用靜態指標所度量出來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實際水平可能并不一致。我國學者韓玉雄、李懷祖（2005）對GP指數進行了修正，加入了“執法力度”指標，設F（t）表示一個國家在t時刻的執法力度， G（t）表示t時刻Ginarte-Park方法計算出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那么修正后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P（t）可表示為：

P（t）=F（t）*G（t） （1）

其中執法力度F（t）值介于0到1之間，其影響因素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即：社會法制化程度、法律體系的完備程度、經濟發展水平、國際社會的監督與制衡機制。

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為了定量分析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高新技術貿易的關系，本文主要運用修正的GP指數來衡量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經實證檢驗這樣更符合中國司法體系轉型期的實際，用IPP表示。我國的知識產權立法水平自2001年之后沒有太大變化，執法力度的計算參考了“人均GDP”、“律師比例”、“成人識字率”、“立法時間”和“是否加入WTO”五個指標，取加權平均數。我國高新技術貿易額為被解釋變量，用TRADE表示，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為了消除時間序列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而且時間序列數據取對數后不會影響其時序性質，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對時間序列數據TRADE和IPP均作了取對數處理，分別用 LNTRADE和LNIPP 表示。

（二）時間序列的單位根檢驗

本文采用 Eviews6.0 的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單位根檢驗法，分別對時間序列數據LNTRADE和LNIPP及其一階差分形式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1。DLNTRADE和DLNIPP分別代表LNTRADE和LNIPP的一階差分；檢驗形式（C，T，L）中的C、T和L分別表示ADF檢驗模型中的常數項、時間趨勢項和滯后階數；ADF檢驗采用麥金農臨界值，經檢驗兩個原始變量均存在單位根，而經過一階差分后在一定的顯著性水平下均具有平穩性，即兩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序列。

（三）協整檢驗

本文運用Johansen和Juselius（1995）提出的基于VAR的協整系統檢驗，即Johansen方法進行協整關系檢驗，檢驗結果見表2。

當零假設為存在0個協整方差時，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都分別大于其對應的0.0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所以拒絕存在0個協整方差的原假設；當零假設為存在至多1個方程時，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都分別小于其對應的0.0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接受原假設。協整方程為：

LNTRADE=4.883 LNIPP+4.745C （2）

（0.38578） （0.35219）

從中可以看出兩變量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說明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每增加1單位，會使我國的高新技術貿易額增加4.883單位。因此，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總額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正相關關系。

（四）誤差修正模型

上述檢驗結果表明時間序列LNTRADE與LNIPP之間存在著唯一的協整關系，下面在協整檢驗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LNTRADE與LNIPP的短期不均衡動態結構。利用Eviews6.0軟件的計算結果，得到誤差修正模型：

D（LNEXIM）= -0.411616EC（-1）

[-3.72816]

-0.240590 D（LNEXIM（-1））+

[-0.91969]

0.026941D（LNEXIM（-2））-1.130452D

[ 0.08780] [-1.40564]

（LNIPP（-1）） -0.448591D（LNIPP（-2））

[-0.94871]

+ 0.345067 （3）

[ 3.49165]

在（3）式中，括號內為對應的標準差，EC（-1）的系數為短期調整系數，系數越接近1，則表明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總額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當年的均衡誤差幾乎在下一年就可以得到調整。從短期調整系數（-0.411616）來看，當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將以-0.411616的調整力度將非均衡狀態拉回到均衡狀態。這說明短期內滯后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高新技術貿易總額的變動有較為顯著的影響，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短期內可能阻礙高新技術貿易的增長。

（五）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采用Granger（1969）和Sims（1972）的因果關系檢驗法，進一步驗證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總額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IPP之間的均衡關系中是否同時存在因果關系，以及因果關系的方向。當原假設為LNIPP不是LNTRADE的格蘭杰原因時，概率值P值在滯后期分別為1、2、3的情況下均小于0.05的顯著性水平，說明拒絕原假設，LNIPP是LNGRADE的格蘭杰原因；原假設為LNTRADE不是LNIPP的格蘭杰原因時，P值在滯后期分別為1、2、3的情況下均大于0.05的顯著性水平，說明接受原假設，LNTRADE不是LNIPP的格蘭杰原因。

結論

為促進我國高新技術貿易健康發展，更好地服務于創新驅動發展，我國應積極深入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提升高新技術創新能力和貿易競爭力；加快完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加強知識產權執法維權、運用、審查、服務及人才體系建設，使之能夠更好地為高新技術貿易健康發展保駕護航；全方位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減少高新技術流失。

參考文獻：

1.韓玉雄，李祖懷.關于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學學研究，2005（3）

第4篇：技術創新具有的五個特征范文

一、企業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和內涵

社會資本是一個在社會科學的廣闊研究領域中日益流行的概念。越來越多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組織學家引入社會資本的概念用于尋求各自領域中所面臨研究命題的答案。目前，社會資本仍處于“傘形概念”的生命周期起步階段。社會資本可粗略地理解為由社會關系結構形成的善意，它可用來促進某些行動目標的達成(AdlerandKwon,2002)。

有關社會資本的最初研究，是以社會結構中的個人為主體的。后來許多學者發現，社會資本可以在很多層面上進行研究，如個人層次、組織層次、組織間層次以及整個國家層次等(TsaiandGhoshal，1998)。最初把社會資本由個人層次延伸至企業層次的Burt(1992)認為，“企業內部和企業之間的關系是社會資本……，它是競爭成功的最后決定者。”Koka和Prescott(2002)分析了為什么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可以由個人層次擴展到企業層次：“由于社會資本是社會行為者從社會關系網絡中所獲得的一種資源，企業作為有目的的社會行為者，社會資本的邏輯不可避免地要被一些學者擴展到企業層次”。當社會資本的概念擴展到企業層次之后，管理學領域對其顯示了濃厚的興趣。Leenders和Gabbay主編的《公司社會資本與社會負債》和《組織社會資本》，匯集了戰略、人力、營銷等領域的學者們從各白視角對企業社會資本的研究成果。NahapietandGhoshal(1998)和TsaiandGhoshal(1998)對于社會結構和企業智力資本及價值創造之問的相_瓦關系提供了詳細的討論。在組織研究中，社會資本的概念正流行開來。

目前占主流的資源學派學者將企業社會資本視為企業的一種資源。Nahapiet和Ghoshal(1997)首次明確地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嵌入于、可利用的并源于個體或社會單元所擁有的關系網絡中的實際的和潛在的資源。在這個定義中，社會資本由網絡和可通過網絡而動的資產組成。Leenders(1999)提出，社會資本是根植于關系網絡內部、可通過關系網絡利用的資產，并將企業社會資本概念定義為：企業擁有的有形或虛擬的資源，它們可通過促進目標達成的社會關系而增加。

二、企業社會資本在技術創新中的功能

企業社會資本在企業技術創新活動巾有著不可替代的功能：

1．獲得關鍵資源

企業社會資本在獲取企業所需關鍵資源（市場、技術、資金、知識等）方面作用十分明顯，這些資源還包括政府和政策支持。企業家關系網絡是企業家的信息通道，它不僅為企業家提供非正式渠道的信息，而且也成為正式渠道的信息來源。在傳統的科層組織結構或計劃經濟下，正式渠道的信息傳遞速度慢、效率低，企業家處于信息短缺狀態。在市場經濟下，由于信息資源本身具有外部性、不確定性等特征，市場對其配置也常處于失靈狀態，企業家處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不利境地。大量的事實表明，作為制度存在的網絡是信息資源配置的有效機制，企業家網絡提供的信息相比而言更準確、更快捷、更穩定；企業家借助于外腦完成了從信號到信息的轉換，使企業家迅速感知其環境變化并做出反應，可以改變企業家思維方式，融合多人或多個團隊的想法產生一個深思熟慮的協調結果。

2．企業社會資本的粘合功能

企業家關系網絡基礎價值是信譽，企業社會資本的價值實現有賴于信任機制的作用，這種機制使企業將員工、合作伙伴、顧客聯系起來，使企業富有了生機。20世紀90年代企業流程再造在全球興起，IBM、柯達等再造比較成功的公司都表現m共同的文化特征，即都強化了企業內相互合作的團隊精神，王安公司失敗的最重要原因是缺乏相互信任與相互合作的精神。相互信任是團隊的粘合劑。

3．企業社會資本節約交易費用的功能

從一般交易發生過程來看，市場交易是要產生發現對象、發現價格、討價還價、訂立契約和執行契約等時間、精力和費用，其中在工作實際中更多是認知分歧帶來的信息溝通費用，企業社會資本有可能節省信息收集和尋價費用；網絡成員之間的交易也因相互之間的信任，長期合作而節省討價還價、契約制訂和執行費用。

4．促進創新

在當今高度競爭的環境中，創新是企業保持競爭優勢的基礎和根本動力。企業間可以在此基礎上促進知識的分享與合作，產生新的主意，從而促進企業創新。

三、企業社會資本對技術創新的作用機理分析

1．企業家與知識的交互作用機理

人們識別更好的機遇的能力與他們已經掌握的知識有關，每個人不同的先前知識產生一個“知識通道”，允許他本人而不是其他人識別這些特定的機遇。在任何時段，僅有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了解特定的顧客問題、市場特點、創造特殊產品或服務的方法。有三種先前知識影響企業家的認知機遇能力：關于市場的知識、關于如何服務市場的知識和關于顧客問題的知識。Leenders(2001)提出了影響企業家認知機遇的五個主要因素，其中既包含了企業家的自身素質，如企業家對機遇的替覺、先前知識、個人特性等，也包含了企業家所處的外部環境，社會網絡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在技術創新網絡中，由于不同的工作經歷、教育及其他途徑使得每個企業家具有不同的“知識通道”，某些機遇只能被特定的企業家識別。由于識別這些機遇的企業家很難通過自身來實現這些機遇，就需要通過技術創新網絡中的交流與合作，實現知識共享，幫助其他企業家識別這些機遇并合作開發。

2．企業家與社會資本的交互作用機理

技術創新網絡中的企業家在長期合作過程中形成了彼此相互的信任。這種信任可以降低監督成本，以及當交易環境變化尤其是當創新活動面臨著高度不確定性和時間緊迫性時重新談判的成本，進而降低獲取資源和信息的成本。這種相互信任還可以提高資源和信息使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進而有助于技術創新網絡中企業家機遇的實現。技術創新網絡中除了這種相互信任的關系之外，還存在一種自我增強式的學習過程。當企業家把一個初始想法開發成一個新的產品或服務時就是企業家一個基本的學習過程。企業家在學習過程中逐漸認清了不同技術、產品功能、顧客偏好、市場結構等聯系。企業家在使用這些資源的同時也會學習到有關機遇的新信息，可以修正企業家原先對于機遇的認識。每個企業家都很難具有實現技術創新所需的全部資源，技術創新網絡中信息和資源流動的過程同時也是企業家相互學習的過程。

3．社會資本與知識的交互作用機理

在技術創新網絡中，既存在正式的契約關系，例如共同研發協議、許可協議、供給協議和分銷協議等，也存在著非正式的社會關系，我們稱之為社會關系的嵌入。技術創新網絡由多種行為主體構成，由于每個企業家的生活經歷和知識搜尋方式不同，企業家可能獲得不同的知識，如何使這些知識在技術創新網絡中傳播，使得每個企業家獲得更多的知識？社會資本中的兩種嵌入即關系嵌入和結構嵌入發揮了作用。關系嵌入是以雙邊交易的質量為基礎，表現為交易雙方重視彼此間的需要和目標，以及在信任、吐露心事或秘密和信息共享上所展示的行為。而結構嵌入是群體間雙邊共同合約相互連接的拓展，這意味著組織間不僅具有雙邊關系，而且與第三方保持同樣的關系，使得群體間通過與第三方進行間接聯系，并形成以系統為特征的關聯結構。通過技術創新網絡中存在的這兩種社會關系嵌入，尤其是結構嵌入，使得知識能夠在技術創新網絡中廣泛傳播，企業家在技術創新網絡中較快地獲取大量的知識，尤其是難以通過市場傳遞的企業的隱性知識(如企業文化、先進的管理經驗等)。

四、結論與啟示

技術創新績效是多維度綜合的現象，是多種要素協同作用的結果，每一個要素只能描述這個現象的一個維度，但是卻不能孤立地看待，企業家、社會資本和知識三個因素是通過它們之間的交互作用對技術創新進行作用的。最重要的是，企業家精神是一個社會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信息、知識和資本被有目的地調動起來，企業的創新過程也就在企業社會資本和社會關系網絡的打造當中得到充分的體現。

參考文獻(References)

[l]Adler,P.S.,Kwon,S.w..SocialCapital:ProspectsforANewConcept[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vv,2002,27(1):17-40.

[2]Tsai,W.,Ghoshal,S..SocialCapitalandValueCreation:TheRoleofIntrafinnNetworksU].AcademyofManagementJoumal,1998,41(4):464-476.

[3]Koka,B.R.,Prescott,J.E..Strategicallianceassocialcapital:Amultidimensionalview[1].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2002(23):795-816.

[4]Nahapiet,J.,Ghoshal,S..Socialcapital,intellectualcapital,andtheorgaruzationaladvantage[J].A-cadernyofManagementReview,1998(23):242-266.

[5]Leenders,R.T.A.J.,Gab-bay,S.M.,etal.Corporatesocialcpi-talandthestrategicrnanagernentparadigm:Acontingencyviewonor-ganizationalperformance.Workingpa-per,2001.

第5篇：技術創新具有的五個特征范文

在聯盟合作博弈中，解的概念很多、也很復雜，而且很難找到一個像非合作博弈中具有納什均衡那樣具有核心地位的解概念。所以，基于合作博弈不同的角度，博弈論專家對特征不同的解概念進行了定義。以下是對合作博弈兩個解概念的簡單介紹。

1．1Shapley值。將博弈的“理性”最終分配求得是合作博弈論的求解目標，優超與賦值是其兩種主要方法。針對所有博弈形式，對沖突各方面的要求綜合考慮，將折中合理的結果構造出來是賦值法的目標。相比優超法，賦值法更加先進。根據Shapley的研究，博弈進行前，部分合乎情理的報酬就能分配給每個局中人，其對合作博弈的賦值法求解進行了設計，對沖突各方要求綜合考慮，將折中合理的結果構造出來是其目標［3］。以下假設是其模型存在的前提:參與博弈的局中人有限;合作博弈是該博弈的形式，契約對局中人具有約束力;可加性與可交換性。也就是某種交換媒介存在，可以自由、無限的轉移于局中人之間，以此實現可加的局中人的效用，同時，一方效用的增加額，是另一方效用的減少額;特征函數完備，定義好的特征函數U(K)一一對應于N的全部子集，未被定義的聯盟不存在。聯盟K中局中人數用來|K|表示;聯盟(由K個局中人組成)收益值用U(K)來表示;聯盟(第i個局中人在K個局中人被去除，由|K|－1組成)收益值用U(K/i)來表示。

1．2Nash談判模型和Nash談判解。參與人依靠自身行動與策略選取得到利益是非合作博弈利益獲取的特點，爭取最大利益只要對行動的選擇進行考慮就可以，不用對全局利益進行考慮。由“囚徒困境”得知，只是追求最大化的自身利益或許會降低聯盟的效率。而針對戰略聯盟而言，除了自身策略的選取這一個人理性之外，團體理性的實現對聯盟各方利益的影響也非常大。是否能將聯盟各方均認可的原則找出來是聯盟利益分配方案的關鍵所在。最簡單的形式就是分配協商兩人聯盟的利益。從該公理得知，不合作時的參與人利益小于聯盟中參與人所得的利益，個體利益不能因合作而受到損害，一旦受到損害，合作也就無法繼續，參與人會選擇退出。公理2Parteo最優公理。優超(u1，v1)的效用值并不存在于P中，就說明Pareto最優得以滿足。從該公理得知，聯盟最優的是最終分配方案，比其他方案優超。公理3無關選擇公理。存在談判局勢G，(u0，v0)為現狀點，P表示可行集，(u1，v1)是其解。假定存在新談判局勢G''''，P的一個子集是其可行集P''''，(u1，v1)為現狀點，那么G''''在P''''內的解依然是(u1，v1)。公理4對稱性公理。若對稱談判(涉及的全部方面都一致)存在于兩個談判者之間，那么存在對稱的談判解。談判雙方地位相同是對稱談判的特點，即便地位交換，談判局勢依然不變。公理5線性不變性公理。在談判的效用模型中，若保序線性變換任意一方的效用函數，那么不會改變談判的解，基于相同的保序線性變換原談判的效用解，能夠將效用解求得(對效用函數進行au+b，a＞0的線性變換就是保序線性變換。基于保序線性變換，不會改變偏好的結構，只有效用值會變化)。基于以上5個公理，如下定理被Nash求證出來:定理2談判的唯一理性解。

2Nash談判模型

第一步，n個企業組建了該技術創新聯盟。同時定義如下:全體集合設為N=(1，2，…，n);Si表示的是企業i的策略集，笛卡爾乘積就是全部企業的策略空間:S=SI×Λ×Sn;假定基于策略組合SI×Λ×Sn，能夠數量化企業i的收益，那么v(N)表示的是聯盟總收益;Ui表示的是第i企業的效用函數;需要說明的是，在這里的定義中，“效用函數”的概念對應于合作博弈中的一個基本概念———“支付向量”，但是又在其原義上作了引申。與成員企業所得收益基本相等是其原定義。在此處定義的“效用函數”則不僅僅是收益的概念，而是代表企業獲得收益之后的效用值。企業獲得效用可以包含很多內容:直接的效用，如利潤增加、資本金的積累、技術能力增強等;間接的效用，如企業競爭力的增加、品牌的塑造、股票的升值等。很明顯，引申之后的定義更加科學適用。而這樣的引申定義絲毫不會影響到Nash談判解的合理應用。

3Nash談判模型的求解

接下來對Nash談判模型進行進一步分析，可得出其求解過程的幾個步驟。

3．1確定可行集與協商點技術創新聯盟各方在可分配收益里的分配值就是可行集;在不合作時，各自的最低效用值就是協商點效用。這里的“最低效用值”不僅僅包含企業沒有參與聯盟的直接損失(硬成本、沉沒成本)，也包含不參與聯盟時已獲得的那部分效用值(機會成本)。為了分析計算的方便，可以將協商點的值定為零，各類損失及成本可以從技術創新聯盟帶來的可分配收益中扣除。所以，設定各個合作伙伴在扣除各自損失及成本后作以下假設:v(N)表示的是技術創新聯盟的可分配收益總額;根據以上所述，因此用(U1(0)，U2(0)，Λ，Un(0))來表示協商點效用。

3．2效用函數構建效用函數的構建，需要將分配因子的概念引入。假定αi表示技術創新聯盟各成員企業的分配因子，各成員企業收益分配的比例由分配因子的大小決定。基于分析概括，效用函數構建的條件有:(1)單調增函數(所得收益);(2)邊際效用遞減;(3)分配額與分配因子成正相關;(4)零是協商點處的效用值。基于對以上條件的充分考慮，效用函數構建采用。

3．3分配因子求解

選擇分配因子的度量指標。分配因子雖然和收益分配密切相關，但是本質上還是對于聯盟成員企業對聯盟作出貢獻的衡量手段。它的大小基本可以由聯盟企業“直接貨幣投資”、“技術水平和人才投入”、“技術成果市場化中所起的作用”、“財務健康狀況”、“企業聲譽”5方面來度量，這5個指標構成衡量分配因子大小的第一層評價指標體系。分兩步求解分配因子。(1)基于對層次分析法的運用，將指標權重確定出來。基于對層次分析法的運用，將第一層次的5個指標的判斷矩陣建立出來:以基本的五級分類法為依據，將判斷尺度選取為:1針對分配因子，Ai與Aj重要度相同基于對一致性指數(C．I．)的運用，檢驗權重有無邏輯錯誤，通過后表明判斷矩陣具有滿意的一致性，各項權重無邏輯錯誤，上式中W珚1，W珚2，W珚3，W珚4，W珚5即為分配因子五大指標———直接貨幣投資(所占股份)、技術水平和人才投入、技術成果市場化中所起的作用、財務健康狀況、企業的聲譽的權重。(2)分配因子的大小評估。由于存在不確定與模糊的評估過程，所以估計方法引入模糊綜合評判法。上述五個評價指標可以分為兩類:定量指標(所占股份、技術水平和人才投入)和定性指標(技術成果市場化中所起的作用、財務健康狀況、企業的聲譽)，為了得到更具有說服力的結果，必須將兩類指標分類處理。對技術設備這項子指標，本文認為采用設備的“凈現值”進行衡量較為科學合理。由于“凈現值”能夠同時衡量設備的先進與新舊程度。首先以公平透明的方式獲得將各企業所提供設備的凈現值，再進行歸一化處理。對三個定性指標，首先采用專家評分法(Delphi法)，參照評價集V對各因素U進行評價，根據因素處于不同評價程度的關系，對各因素進行評價得到隸屬度;進而對全部專家的評價結果進行統計，同時用［0，1］區間的數值來表示每一因素各等級的評價結果，進一步將各因素的模糊向量求得，進行一個矩陣的合并，從U到V的模糊關系矩陣R從而得出。在Nash談判方程中代入所得各聯盟企業的分配因子αi，接下來，基于對運籌學中的動態規劃方法的運用，將技術創新聯盟收益分配的Nash談判解最終計算出來。

4算例分析

有大型農業科技企業A，具有比較好的行業內知名度與經營狀況;B為行業內一家生物技術開發類中小型民營企業，由于資金短缺經營比較困難;存在著名跨國公司C，經營業績非常好。A、B、C三家企業為了開發某項市場急需的新產品，組成技術創新聯盟，成立合作研發小組。200萬是三家企業的資金投入總額，35%、20%與45%分別是A、B、C三家企業的投資占比。在研發過程中，各企業投入的技術人員及資源如下:A企業委派2位學歷為碩士的工程師加入研發小組，投入一臺技術開發設備，經專家鑒定，現值20萬元，A企業還為此項目投入自身擁有的3項相關專利;B企業委派2位博士學歷的高級工程師和1位碩士學歷的工程師加入研發隊伍，投入的兩臺技術設備，現值為60萬元，相關專利5項;C企業投入的相關人員和資源為:1位碩士學歷工程師、3位本科學歷普通技師，無技術設備投入，專利2項。經過長時間的攻關，終于收獲具有行業領先水平的技術成果，生產的新產品在A企業出色的策劃推廣下，銷售非常成功，扣除相關成本后，最終聯盟獲得銷售凈利潤為500萬元。根據前文研究，首先對該問題建立Nash談判模型，然后分四個步驟求解。

5總結

第6篇：技術創新具有的五個特征范文

關鍵詞：裝備制造業；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模式構建

中圖分類號：F273.1；F426.4

一、引言

裝備制造業是為國民經濟各行業提供技術裝備的戰略型產業，產業關聯度高、吸納就業能力強、技術資金密集，是各行各業產業升級、技術進步的重要保障和國家綜合實力的集中體現。我國正處于工業發展的關鍵時期，亟需提高裝備制造業技術創新水平與競爭力、加速其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產業技術創新聯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

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Industr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lliance，即ITIA）是由企業、高校、科研機構或其他組織機構，以企業的發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為基礎，以提升產業技術創新能力為目標，以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契約為保障，形成的聯合開發、優勢互補、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技術創新合作組織[1]。

在構建ITIA過程中，基于主體在聯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而構成的聯盟模式各不相同，主要分為企業主導型、政府導向型、學研主導型和產學研聯合型四類。由于裝備制造業自身所具有的獨特特點及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基于裝備制造業企業在聯盟中的引導、組織、創新、成果轉化等多方面復雜作用，本文針對主客體因素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對裝備制造業ITIA模式進行構造。

二、ITIA分類及特征

根據不同標準，學術界對ITIA進行了各式各樣的分類，對其具體分類方式及特征分析如下。

（一） ITIA的分類

ITIA分布于諸多行業，具體形態多種多樣，組織形式無統一模式。根據不同標準，學術界進行了各式各樣的分類。基于主體在聯盟中的地位和作用可分為企業主導型、政府導向型、學研主導型和產學研聯合型[2]；按照政府在聯盟組建和發展中的角色分為政府指令型、政府推動型和市場自發結合型；依據聯盟合作內容可分為技術服務型、技術成果轉讓型和技術培訓型等[3]；根據聯盟成員聯系的緊密程度可分為技術協作型、契約型和一體化模式[4]；根據聯盟成員處于產業鏈上的關系可分為橫向合作創新、縱向合作創新以及混合合作創新模式[5]；區分組建聯盟的目的和功能可分為人才培養型、研究開發型、生產經營型以及立體綜合型合作模式[6]。

（二）ITIA特征

ITIA的具體特征體現在主體性、目標性、層次性和運行性。

1.主體性

ITIA的推動力量是政府，行為主體是企業，是由企業、院校、科研院所及其他組織機構共同構成的整體。其中企業主要為聯盟提供技術人員、資金、科研設備等技術創新的必要資源；與高校、科研院所等技術創新前沿部門相互聯結，成立重大關鍵技術項目研究組，推廣技術，使創新技術產業化。

2.目標性

國家長期戰略目標在ITIA的具體活動中得到重點體現，活動以國家創新戰略為主要出發點，主要著眼于國家重點戰略領域；從長遠發展與戰略角度來規劃各參與主體的合作關系，重點在于聯盟中各主體從其他成員獲取資源，轉化為自身資源，取長補短，進而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

3.層次性

ITIA活動作用的領域處于高產業層次，具有積極強勁的產業帶頭作用，聯盟中研究開發的技術是具有產業核心地位的技術，與其他聯盟的專有技術相區別，最終期望得到行業技術標準。而產業技術標準的實現又在另一方面促進了科學技術成果的產業化。

4.運行性

ITIA的運行活動需要制定相關的契約，運行受到法律約束，并且得到法律保護。ITIA通過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把外部競爭變為自身聯盟內部的資源協調、分配，各參與主體之間依存度高，可促進契約的進一步實施。

三、裝備制造業ITIA構建原則

基于裝備制造業ITIA的特殊性，在構建中應該遵循以下五個原則：

（一）契約原則

契約原則即建立有法律效力的聯盟契約，通過契約對聯盟各方的責任、義務進行約束，對各方在利益分配、風險分擔等方面進行規定。

（二）戰略原則

裝備制造業ITIA構建需要符合國家重點產業戰略目標，還要聯系國家環保、產業與能源政策，符合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提升與產業競爭力的迫切要求。

（三）需求原則

構建裝備制造業ITIA必須遵循市場規律，建立在共同需求之上；瞄準裝備制造業中的重大技術需求，選擇有一定基礎的領域。

（四）引導原則

政府是裝備制造業ITIA的引導者，運用引導職能，按市場需求，對聯盟各創新要素進行重新整合，解決聯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運用管理職能，對聯盟進行監督管理。

（五）信任原則

信任是合作的基礎，由于裝備制造業ITIA各方的文化差異，契約的不完備性等，沖突在聯盟中是不可避免的，ITIA只有建立在各方信任的基礎上，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四、裝備制造業ITIA模式構建

對裝備制造業ITIA模式構建分析如下。

（一）裝備制造業ITIA影響因素

探討裝備制造業ITIA影響因素主要從其主體因素、客體因素以及主客體因素進行分析。

1.裝備制造業ITIA主體因素分析

裝備制造業ITIA中，有企業、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與服務性機構四方主體。他們在職能上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1）企業

裝備制造企業在聯盟中需要：一是在行業中推廣技術創新成果，引起技術創新的連鎖效應，使得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最大化；二是自主開展科研項目，裝備制造企業應做技術創新領導者，及早捕捉技術需求，進行自主創新研發；三是整合知識資源，裝備制造企業最先了解市場動態，應及時參與高校等的技術創新活動，引導創新方向，提升自身創新能力。

（2）政府

政府主要職能有：一是引導技術創新活動。政府運用自身引導職能，促進企業與其他成員合作，解決成員間沖突，使裝備制造業ITIA沿著長期戰略目標發展。二是搭建公共平臺。政府要在財政經費中設立專項資金，用于建設重點裝備制造業技術公共平臺。三是制定政策法規。政府可借鑒外國成功經驗，為裝備制造業ITIA發展提供一個健康的政策環境。

（3）高校及科研機構

相關高校及科研機構需要：一是重視基礎研究，在裝備制造業ITIA的創新活動中重視基礎研究，帶動各方技術創新的積極性；二是培養創新人才，重視理論聯系實際，鼓勵師生到企業中去，為裝備制造行業提供技術創新人才；三是促進科研成果轉化，主動與裝備制造企業交流合作，將科研成果快速轉換成生產力，使科學研究適應市場需求。

（4）服務性機構

在裝備制造業ITIA的構建及發展過程中，由于裝備制造業技術創新自身的高投入、高風險、周期長等特征，在技術創新及后期的成果轉化階段都需要大量的資金，而企業本身還有其它生產項目，資金周轉有可能出現障礙，所以需要服務性機構的加入，為聯盟提供大量的資金支持。并且，裝備制造業技術創新同時是一個高收益的活動，有利于金融、風投機構獲取高回報率。

2.裝備制造業ITIA客體因素分析

裝備制造業ITIA不僅受參與主體的影響，同時受到政治、經濟、技術、文化環境等客觀因素影響。

（1）政治環境

為促進ITIA發展，國家及地方政府出臺各項法律法規及優惠政策，為裝備制造業ITIA的構建及發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環境。如科技部等六部門的《關于推動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構建的指導意見》、工信部提出的《裝備制造業調整和振興計劃》等。

（2）經濟環境

伴隨經濟全球化，各國政府、高校和科研機構、企業面臨著巨大的發展機遇與風險。裝備制造業ITIA的技術創新活動中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因此各參與主體在聯盟運行過程中需要對各自應承擔的資金、人力、物質資源的投資風險有明確認識，相互配合，盡量減少風險發生。如若發生風險，應按合同各自承擔責任。

（3）技術環境

由于目前在裝備制造業基礎研究過程中，創新成本增加迅速、研發個體能力有限、裝備制造業技術創新周期長等因素，使技術創新風險大幅提升，單獨個體無力承擔創新風險。因此，各方需建立技術共享平臺、取長補短，建立裝備制造業ITIA。

（4）社會文化環境

隨著經濟全球化，文化資源是技術持續發展進步的重要因素。在裝備制造業ITIA構建及發展中，沒有相似的價值觀會阻礙聯盟發展，所以應選擇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與價值觀的合作伙伴。但由于組成成員多、類型廣，文化等必然存在差異，因此必須選擇一種能夠引導整個聯盟的文化及價值觀，使聯盟持續快速發展。

3.裝備制造業ITIA主客體因素的關系

裝備制造業ITIA的生存與發展受主客體因素的影響與制約，如圖1是裝備制造業ITIA主客體因素關聯圖。

（1）主體變化影響客體因素

政府、企業、高校及科研機構及各種服務性機構在社會中作為一個個相互獨立的個體，在經濟、社會中扮演不同角色，有各自無法替代的作用，缺一不可。因此，它們的發展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政治、經濟、技術、社會文化環境。

（2）客體變化影響主體因素

經濟增減、政策頒布、技術變革以及文化進步等必將帶來改革浪潮，政府的財政偏好、企業生產方向、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研究方向以及服務性機構的投資方向也必定隨之發生改變，從而改變裝備制造業ITIA系統，進而改變裝備制造業ITIA的模式。

（3）主客體相互作用及轉換機制

從上文的研究可以看出，裝備制造業ITIA的主體因素與客體因素并不是單獨存在的，它們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單獨地理解各要素對裝備制造業ITIA的影響，會導致聯盟決策者主觀上對其他因素的忽視，進而導致聯盟運行失效。因此，我們應該采用系統的、全面的、有機的觀點來看待和理解影響裝備制造業ITIA各因素的作用，從而有效地對待聯盟中的合作與競爭[7]。

（二）裝備制造業ITIA模式構建

從上文可知，在裝備制造業ITIA構建中，受到主體政府、企業、科研機構及客體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所以在聯盟的構建中需全面、系統、有機地考慮這些因素，考慮到主客體因素對聯盟的作用及影響，以及主客體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影響，只有這樣構建裝備制造業ITIA才能發揮最大效能，使聯盟各方獲得最大效益。以企業為主導、契約型的裝備制造業ITIA構建及內在關系如圖2所示。

在政府的引導支持下，聯合裝備制造企業、相關高校及科研院所、金融機構等各方力量，以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契約為保障，建立聯合開發、優勢互補、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裝備制造業ITIA，可以實現政府部門、裝備制造企業、相關高校及科研院所、金融機構等各方獨自所無法獲取的高效益，使戰略聯盟系統產生1 + 1> 2 的協同效應。同時加快裝備制造業產業創新步伐，提升我國裝備制造業產業綜合競爭力，使裝備制造業繼續成為帶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力軍，在國際裝備制造業競爭中獲得比較優勢。

由于裝備制造業ITIA受主客體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與制約，同時存在多種復雜機制，所以在構建聯盟時需要全面、系統，同時要通過最精簡、有效的聯盟組織獲得聯盟運行的最大效益。因此構建出的聯盟是以企業為主體、政府推動、契約型、研究混合型的ITIA。如圖3是構建的裝備制造業ITIA模式圖。

聯盟中各個層級及其中的部門有其各自的職能，分工明確，避免由于聯盟混亂、責任不清導致聯盟運行效率低下，影響裝備制造業ITIA的發展。

1.戰略決策層

戰略決策層分為兩個部分，會員大會及理事會，會員大會是由聯盟中所有成員組成的，而理事會則是通過會員大會商討具有代表性的成員組成的，其中必須同時包含政府、企業、科研機構及服務性機構四方要素。會員大會總領聯盟的發展方向，對聯盟的發展做出重要的戰略決策。理事會有行使會員大會的權利，對聯盟發展做出戰略部署，但當理事會內部發生分歧或發生重大事件時，必須經會員大會通過。

2.管理層

理事會下設秘書處與常務理事兩個單位，秘書處下設技術開發部、業務發展部及運行部，常務理事下面下設聯合實驗室與小組實驗室兩個部門。秘書處及下設兩部門主要是對聯盟進行綜合管理，包括伙伴選擇、具體項目選擇、組織分工、獎勵激勵及利益分配等各項工作，對聯盟活動起到統籌的作用。

而常務理事則是對具體技術創新活動進行分工執行，是技術創新活動實踐部門。其中的聯合實驗室一般是由聯盟出資設立的固定研發機構，而小組實驗室則分散在聯盟成員自身的研究機構。

3.執行層

執行層負責執行聯盟內具體的活動。業務發展部下設會員組、合作組、拓展組等。會員組主要負責伙伴的選擇及成員退出、建立契約等；合作組負責聯盟內的組織分工、激勵獎勵及利益分配等工作；拓展組則負責與聯盟外部的部門機構進行溝通協調。根據裝備制造業ITIA自身需要不同，執行機構可根據需要設定。技術開發部則是針對具體項目進行組織分工、研究開發，下面分為若干個項目。運營部下分監管組、推廣組及協調組等，主要分別負責聯盟內部的監督管理、技術推廣及協調溝通等工作。執行層中的部門機構必須涉及伙伴選擇、組織分工、溝通協調、利益分配、監督管理等職能的部門。

五、結論與展望

裝備制造業ITIA是提高我國裝備制造業技術創新能力、提升國際競爭力、實現產業升級的重要途徑，構建一個體系完整、分工明確的裝備制造業ITIA體系有利于聯盟的高效運作。構建裝備制造業ITIA不僅需要遵循ITIA的構建原則，同時需要兼顧裝備制造業自身具有的跨領域多學科、周期長、高投入高風險等特征，形成適合裝備制造業ITIA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聯盟。管理層、決策層、執行層各級組織分工明確，劃分明確的風險分擔、利益分配機制，自聯盟成立初就需完善溝通協調、監督管理機制，成立專門機構進行負責，保證聯盟暢通、高效的運行，進而實現各方的戰略目標。

為了進一步發揮ITIA在裝備制造業發展中的促進作用，應進一步完善裝備制造業ITIA的模式。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加強聯盟中企業的作用，使其發揮其主導職能，無論是在技術創新階段還是成果轉化階段。特別是聯盟中的核心企業，即創新能力強、資金雄厚、競爭力強的大企業，要充分發揮其在高創新力、大信息量、國際國內地位高等得天獨厚的優勢。

第二，完善聯盟內組織結構，成立專項部門承擔對聯盟構建及運行中的伙伴選擇、組織分工、利益分配、溝通協調、監督管理等工作。可從聯盟各成員中抽派人員從事聯盟內部專職工作。

第三，加強政府引導及監督管理職能。政府應充分發揮自身的引導作用，使聯盟內部成員全面、系統、有機地進行技術創新活動，進而實現產業化發展。除了聯盟內部專設監督管理部門，政府也應充分發揮自身的社會管理職能，對公共平臺實行專業化管理和運作，不斷提高平臺的服務水平與運行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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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技術創新具有的五個特征范文

關鍵詞：服務業 組織創新 創新擴散過程 ISM

引言

隨著產業發展的逐漸成熟，創新已經成為推動產業變革、升級的關鍵點。國外成功的公司都是依靠創新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依靠核心競爭力塑造品牌，進而依靠品牌提升自身的競爭優勢和無形資產，因此，創新對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服務業已經成為促動各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然而，現代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對全球貿易環境產生了深刻影響，顧客的需求日趨于多元化、個性化，市場的區域化也越來越明顯，使產業間競爭更加激烈，這些特點在服務業尤其明顯。組織能否存活且具有競爭力的關鍵就在于組織是否具有創新能力。創新能力強的組織才能在激烈的全球競爭環境下擁有較好的存活能力及適應能力。

與其它產業相比較，服務業有其鮮明的特點，產品的無形性、生產與消費的不可分離性及產品不可儲存性的特殊屬性，決定了服務業和其他產業在產品設計、研發、經營管理等方面存在差異。這些屬性迫使服務業企業必須重視創新，不斷進行創新。服務業與制造業的不同之處在于單純的技術創新對其意義不大，服務業需要綜合技術創新及管理創新，將組織中人力資源的創造力有效激發，不斷擴展創新的深度與廣度，為組織帶來更多效益，提升企業的競爭力，這實質上即為組織創新（魏心鎮等，1993）。組織創新可以使服務業企業潛在效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然而，組織創新的實現機理及過程要素會影響到組織創新的質量和速度，服務業企業要考慮組織創新在其成員之間的擴散路徑，研究那些類型組織創新的擴散速度比較快，那些特性的組織創新會促進或阻礙其被接受的速度，進而能夠保證組織創新的效果及效率，這就是組織創新擴散研究的問題。

就組織創新而言，近年來的多數研究都與制造業有關，多數組織創新的研究著重于組織創新的決定性條件及結果的探討，對組織創新的過程模式研究較少，很少有文獻以過程的觀點探討服務業組織創新的產生動機、發展、成長及結束。本文以服務業作為研究背景，討論服務業組織創新擴散的機理及關鍵過程要素，對服務業企業進行組織創新擴散提供理論指導和支持。

研究的理論基礎

（一）組織創新的內涵

由于組織創新的內容及含義較多，目前組織創新并沒有一個一致的定義。Damanpour（1994）認為從組織內部產生或由組織從外部購買獲得的全新的特定活動即可稱之為組織創新，這些活動包括了設備、系統、政策、方案、過程、產品、服務等。Wolfe（1994）則認為創新是一種可以應用在啟動或改進某項產品、過程或服務的全新理念。組織創新的內容包括了產品創新、新的生產過程技術、新的結構及管理系統、新的計劃及管理方案等。Martin等（1993）認為組織創新包含了管理者認為是新的政策、結構、方法、流程、產品及市場機會的任意活動。因此，組織創新實際上是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的結合，任何在新產品、新技術、新管理模式及方法方面的創新都可以稱之為組織創新。

（二）組織創新的作用及影響因素

組織創新對企業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胡雅蓓等（2011）研究了現代服務業集群治理的問題，發現利用組織創新可以提高集群組織化程度及優化集群治理結構，并提供了服務集群實現過程創新和結構創新的有效路徑。吳際等（2011）研究了組織創新與技術創新的內部復雜相關關系，認為組織創新要素與技術創新要素的協同對企業出生、成長、成熟與蛻變階段有著重要作用。李靖等（2011）認為組織創新與技術創新是高技術企業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組織創新是技術創新的基礎和支撐，技術創新是組織創新的動力和源泉影響因素方面，Evanisko（1981）在雙贏模式中提出了組織創新的階段過程，認為各階段的組織影響因素不同，組織創新過程相當復雜，沒有可以遵循的固定模式。Damanpour（1996）探討了組織結構對組織創新的影響，認為影響因素包括組織的復雜程度、組織的跨度、規模及功能等式。Tidd（2003）認為制造業的創新與服務業創新不同，應當針對服務業的屬性在組織、架構、特性等方面進行嚴格區分，為了創新，組織需要做出恰當反應。徐昭明（2011）構建了知識創造、組織創新與組織績效的整體理論模型，從服務業的角度驗證表明：知識創造能夠直接正向影響組織績效，也能通過組織創新間接影響組織績效，其間接效果大于直接效果。

（三）組織創新擴散的過程機理

創新擴散是創新的空間傳播或轉移過程，通過創新者與接受者之間的信息傳輸實現創新，當接受者的累積數量趨于飽和時，擴散過程亦趨于結束。創新擴散的研究重點在于如何去發展及推廣此類創新，以加速其被接受的速度。創新接受的研究則是探討個人、團體或組織的特性，并發掘出其中強化或阻礙創新接受的因素。

Amabile等（1996）研究了工作環境對創新性的影響，提出了基于創新的工作環境的基本架構，認為影響組織創新的工作環境因素包括組織鼓勵、主管鼓勵、工作團隊支持、自由度、足夠資源、挑戰性工作、過度的工作壓力與組織中對創新的障礙等。研究將個人因素、組織因素與組織創新關聯起來。由于許多學者認為創新過程不應該僅限于應用階段，因此相繼提出其它更為完整的創新過程模型。Amiable（1998）以創新三要素理論為基礎，強調個人內在的動機、任務相關的方法及創造性思考的技巧等對組織創新的重要性，并提出組織創新的五大階段，特別重視個人創造力對組織創新的影響。Rogers（2003）認為影響服務業創新擴散過程包含了四個主要因素，分別是創新本體、傳播渠道、時間以及社會體系。一種新的發現和創新都必須經過適當的傳播渠道進行擴散，創新擴散本身的質量與擴散程度中產生的創新擴散缺口有關。依據Rogers的過程觀點，服務業的創新擴散過程包括目標設定階段、合理化階段、再定義/再調整階段、確認階段、規范化五個階段。

綜合以上國內外研究現狀可以看到，服務業組織創新的相關研究內容非常廣泛，深入討論了服務業在組織創新方面的影響因素及關鍵點。創新擴散的研究還很不足，國內研究較少，國外研究考慮的角度多為影響服務業組織創新擴散的關鍵要素，從系統、過程的角度研究的內容還不夠深入，導致組織創新擴散的考慮因素不夠全面，對創新擴散的整體把握不足。

影響因素的確定及信度檢驗

（一）研究樣本

實際上，影響服務業組織創新擴散系統因素很多，本研究以Rogers Everett M的五階段模型為過程基礎，對五個階段進行調整合并，最終將整個創新擴散過程定義為四個階段，分別為目標設定階段、合理化階段、調整及確認階段、規范化階段。隨后從投入、轉化、產出三方面出發，總結出20項影響因素。這20個要素為創新動機、組織的內外部環境分析、組織結構特性、系統的開放程度、內部關聯的緊密度、組織創新文化、組織創新的規范化、組織內部溝通、領導者的態度、創新決策類型、組織結構調整、組織創新實施、創新風險控制、創新推行人員、組織創新的規范化、創新在業務中的實施能力、創新績效預測、創新滿足組織特定需求能力、創新融入組織活動、創新風險的控制。從2010年5月至2011年10月，通過郵件和網絡訪問等方式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對象包括了陜西西安市物流、金融、醫院、超市等30家服務業企業的50位相關人員及高校中從事創新管理研究的20位專家，共發放問卷70份，回收了70份，其中有2份問卷由于回答選項與問卷要求不一致而去除，最終確定68份問卷為有效問卷。此次問卷的量表采用的是李克特五級量表，即；非常好（用5分來表示）；很好（用4分來表示）；好（用3分來表示）；一般（用2分來表示）；差（用1分來表示）。

（二）影響因素的信度檢驗

對調查問卷進行統計、整理，利用SPSS17.0 輸出信度統計結果。其中的20說明進行信度分析的項目總共有20個， 利用原始數據對整個問卷的所有項目進行信度分析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43>0.8，利用標準化后的數據進行信度分析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52>0.8， 這兩個指標均能夠說明設計的調查問卷從整體上能夠有效地測度事先想要收集的資料信息。此次問卷所設計的量表對服務業組織創新擴散過程因素的度量是有效和可信的， 能夠滿足統計分析的需要。

利用從SPSS 對過程因素測量信度發現，問卷設計測量表的20項變量的Cronbach's α系數都在0.8 以上， 說明此次設計問卷中的20個要素方面的問題都是有效及可信的， 問卷的整體信度合適且滿足統計分析需要。各個項目和總的量表結果的相關系數都是很高的， 如果剔除其中的哪一個題目均不會引起Cronbach's α系數發生顯著性變化， 這也充分說明設計的20個量表項目是滿足統計分析要求的。通過對以上的服務業組織創新擴散過程因素問卷調查的信度分析， 可以知道此次通過問卷量表設計合理，調查結果有效。

基于ISM的服務業組織創新擴散過程要素分析

本文使用解釋結構模型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對整個服務業組織創新擴散要素進行分析。對20個要素通過專家評議，分析出這些要素Si之間的因果關系，得出鄰接矩陣，用B表示，B中的元素aij為因素之間的關系，aij的取值如下式所示：

依據以上判斷準則，得出二元影響關系矩陣B ，計算鄰接矩陣B的可達矩陣，經計算得到可達矩陣發現（B+I）6=（B+I）5 ，其中I為單位矩陣，則可達矩陣BR=（B+I）5。

如下所示：

歸納出可達集和前因集，前因集用A（Sj）表示，是由可達矩陣第Sj列中所有aij為1的行所對應的影響要素構成的集合，A（Sj）={Sj|aij=1，I=1，2，…，n}。可達集用R（Si）表示，R（Si）={Si|aij=1，j=1，2，…，n}，是由可達矩陣第Si行中所有aij為1的列所對應的影響要素構成的集合。R（Si）和A（Sj）的具體數據如表1所示。

對表1以為準則進行分析，得出第一層的集合要素為{S12}。剔除要素S12，逐次類推，可得到第二層到第六層的數據集合，其中：第二層為{S11}、第三層為{S8，S13}、第四層為{ S9，S10，S14，S16，S17，S18，S19，S20 }、第五層為{ S1，S3，S5，S7，S15 }、第六層為{ S2，S4，S6}。

根據可達矩陣的層次化處理，可以得出服務業組織創新擴散要素的多級遞階解釋結構模型，如圖1所示。

結果分析

組織創新本身是動態的過程，如果只從組織創新的結果來進行研究，就無法分析組織創新的發展及演化過程，因此，需要從系統的角度來探討，通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啟示：

第一，服務業組織創新擴散是個逐級發展的過程，無法一蹴而就，服務業企業的組織自身特征及屬性決定了組織創新類型及創新能力，因此，服務業企業在進行組織創新時要對組織自身進行深刻認識，選擇恰當的創新模式，這是組織創新是否能夠實現的關鍵。

第二，服務業企業組織創新是企業軟實力的外化表現，構建優秀的企業文化、加強內部有效溝通、外部環境敏銳的洞察及規范化的管理制度都是一個企業組織創新成功的前提，這些方面的表現直接影響企業組織創新的實現能力，從國內外的一些優秀公司的組織創新也可以驗證此項的正確性。

第三，組織創新是整個服務業企業的重要任務，從組織創新的初始階段開始，所有相關部門都要參與到組織創新之中，實現一體化的協同作業，部門間需要密切協作，實行有效的職能交叉及對接。對組織創新目標要制定嚴密的計劃，實行有效的過程監控，評價活動應當貫穿創新的全過程，盡可能地縮短創新周期，組織要強調高效率的研發和高質量的服務質量，領導的支持及參與對組織創新擴散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四，注重顧客需求，服務業組織創新的目的最終還是為了滿足顧客動態、個性化的需求。只有把握顧客需求的本質特征，才能夠有針對性的提出組織創新的目標，進而形成創新計劃。因此，要注重市場調查研究，明確企業細分市場及競爭環境，使組織創新有的放矢。

結論

組織創新擴散對構建并加速形成企業的核心能力，進而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起到關鍵作用。從系統、過程的角度研究組織創新擴散，能夠幫助服務業企業全面、整體把握組織創新過程，提高創新質量及速度。本文從系統的觀點出發，總結出影響服務業企業組織創新擴散的20個影響因素，對這些因素進行問卷調查并對各因素進行了信度檢驗；隨后利用ISM對整個服務業組織創新擴散因素進行系統分析，獲得了服務業企業組織創新擴散的過程模型。通過過程模型分析發現，企業特性分析、企業軟實力、全員參與、系統過程控制及有效溝通對企業的組織創新擴散起到決定性作用，領導者的關注與支持是對企業組織創新擴散的過程控制有重要影響，這些結論對企業組織創新有現實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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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技術創新具有的五個特征范文

關鍵詞:項目管理;施工技術;創新

0引言

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建筑行業也有了日新月異的變化。項目管理是建筑企業最基本的管理,項目施工水平的高低、施工質量的優劣、文明施工的貫徹與否,與項目管理有著直接的關系。當前的建筑市場競爭激烈,要想開拓市場站穩腳跟,謀求更大的發展,就必須依靠科技創新來增強企業實力,保證施工的關鍵技術、設備緊跟國際發展趨勢,與行業先進水平同步。靠增加科技含量來提高工程質量,降低生產成本,創造最佳效益。技術創新是企業興旺和發展的源泉,這一點已經毫無疑問地成為企業界的共識。筆者結合建設工程項目實踐淺析施工企業技術創新。

1開展建筑施工企業技術創新,提高服務能力

建筑施工企業技術是以產業化為目的的。施工企業的產品就是服務項目,就是“加工”某類建筑物的服務能力。服務品種多少、服務質量高低、服務能力大小就是其競爭制勝的決定因素;資質門類和等級、質量認證都是對綜合服務能力的認定,相當于工業企業的產品許可證。為此,要積極貫徹技術創新“開發一項技術、爭取一份投資、爭得一項技術聲譽、開拓一項業務、帶動一片產業”的“五個一”戰略,建設構建具有國際先進技術水平的一流大型國際化企業發展目標,不斷自我創新,自我超越,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推進企業持續發展。

建筑施工企業技術創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服務能力,而不是僅僅著眼于建好某一個特定的建筑物。這也就是我們常講的,業績越多,技術創新的成果和施工經驗就越多,施工能力就越強,就越能承攬到更多的同類工程,實現規模化“生產”即產業化的目的。就工程技術公司而言,在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不斷鞏固發展檢修及檢測業務,拓展建材和特種工程業務,形成檢修協力、工程檢測、新型建材及特種工程四大產業,將企業打造成為全國性業內領先的工程技術服務企業。技術創新必須緊貼市場與施工。孤立地看,建筑企業技術創新是先有市場后有創新,但如果把投標過程和施工過程貫穿起來看,還是先有新技術成果后,應用于生產和開辟新市場,這一點和工業企業完全一樣。因為投標時技術難題在招標文件中已經反映出來,企業提交的施工方案必須能夠滿足項目成功建成的需要。技術難題必須先解決好并得到評委的認可才能中標,這本身就是新技術、新工藝的開發過程和鑒定過程,中標后的施工過程就是把技術開發成果結合實際運用于生產,保證進度、安全、質量,實現利潤的過程。

作為工程技術企業,就是要讓技術和市場靠得更近,實現“資本”與“知本”的結合,讓實驗室里的科研成果產業化,轉化成巨大的生產力,實現經濟增長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努力為企業建設創新提升式發展貢獻力量。

2構筑研發平臺,組織在建項目技術攻關

建筑施工企業技術創新需要研發平臺,在這平臺上主要演好兩個角色:第一是領導和組織在建項目技術攻關,提高常規作業的技術含量,改進現有的服務產品;第二是選擇有商業價值和有發展潛力的技術開發項目進行研究,開發新的服務產品為承攬任務進行技術儲備。一方面建筑企業技術創新的首要任務是滿足在建項目施工需要,另一方面引進或開發具有國際水平或國內領先優勢的技術成果,推出新的服務產品,形成超出對手的服務能力、有自主知識產權或獨占性的核心技術,依靠技術上的跨越實現服務產品的升級換代,在一定時期內形成壟斷或獨占優,創造出高額的利潤。

企業經濟效益的高低,是與企業產品的技術含量和是否適銷對路密切相關的。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一條重要途徑,就是通過堅持不懈的技術創新,不斷提高現在技術和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開發適銷對路的產品,不斷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企業的自我發展首先就是指資產增值和技術創新,是在“以資產增值支持技術創新,以技術創新帶來資產增值”的循環中不斷壯大發展起來的。企業不具有技術創新能力,就不能切實保障企業持續發展。

3加強建筑施工企業技術創新,提高企業核心競爭能力

增強技術創新能力是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市場競爭的一般規律是要想在競爭中取勝,就必須比對手有優勢。要取得優勢越來越依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所謂核心競爭力是企業獨具的,支撐企業較競爭對手具有持續競爭優勢的核心能力。核心競爭力的特點:一是以企業獨有的核心技術或產品為主要特征,也包括管理、營銷、團隊素質、企業文化、政治優勢和操作工藝訣竅等方面的因素;二是具有對手在一定時期內難以模仿、破解或者模仿、破解起來成本太大的優勢;三是能帶來市場優勢,形成穩定的壟斷或獨占性的利潤;四是核心競爭力也是不斷發展的。誰停止創新,就意味著落后和死亡。通過技術創新保持競爭優勢和不斷尋求新的發展機會,為大工程建設做出新貢獻。

為此,建筑施工企業的競爭實質是通過“制造差別化”來戰勝競爭對手。企業可以利用自己研究開發的優勢,在產品和技術的品種、性能、質量等方面制造差別化;也可以利用先進的工藝設備,通過大規模生產降低生產產品成本,建立同等質量下的價格優勢。

4加強科技成果轉換和應用,提高企業技術開發能力

科技創新在中國建筑業雖已具備一定的國際競爭能力,但與國外一流建筑企業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尚不具備與之抗衡的能力。因此,中國建筑企業為了適應國際工程項目功能新、體量大、施工難度大的新趨勢,需要大力加快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和新設備的推廣應用及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推廣建筑業十項新技術的應用;需要加強企業科技管理工作,提高企業技術開發能力;需要加強科技成果轉發和應用,以及知識產權的管理。

建筑業是全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筑業也是我國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 是與民生大計息息相關的。我國建筑企業的發展狀況對我國經濟與建設的影響作用是巨大的。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的進一步擴展,以及現代科技進步的進一步深化,建筑企業的發展逐漸融入國際經濟的大潮,近年來,隨著我國一些大型建筑項目國際招投標的實施,使得我國建筑企業已越來越感受到來自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沖擊,融入建筑業市場的競爭、發展的大潮中―――迎接挑戰、求得發展,這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和慎重應對的問題。

我國建筑施工行業,由于建筑施工企業數量過多,競爭秩序不規范,造成在激烈的競爭中以價格決定一切,而忽視了企業對其他價值諸如質量、進度、安全、文明施工、技術創新、工藝水平和服務水平等的保證能力。我國已加入WTO,目前我國一些保護國內企業的規定將逐步廢止,諸如“外國承包商不能獨立承包工程,需與中方企業合資、合作,共同承包工程”的規定等。國內所有建筑施工企業將直接面對國外企業的競爭。在這種形勢下,國內建筑施工企業應積極思考如何提高企業競爭力,適應新的環境、新的時代趨勢,創造更大的效益。

5推進建設工程項目管理創新,讓企業融入更大的市場

項目管理的理論和方法是由項目管理的任務、項目目標、項目的使命決定的。它們都是為了達到項目的目的。創新不是目的,管理理論和方法的創新必須符合工程項目的目標和使命。北京奧運工程項目管理的創新是建筑施工的典范。它包括了項目規劃管理、采購與合同管理、進度管理、質量管理、安全管理、技術管理和成本管理等項目管理的創新,是工程項目管理過程創新成果。北京奧運工程項目管理理論和方法的創新,帶給我們新的管理理論應用、新的管理方法和工具的應用。

6結語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加快,我國的工程項目管理已經進入了歷史發展新時期。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浪潮,經濟日益融入全球市場,在我國的跨國公司和跨國項目越來越多。許多項目要通過國際招標、使用BOT方式運作。企業走出國門在海外投資和經營的項目也在增加。目前,我國工程技術人員的數量多、技術水平高。但是,由于我國在有些工程技術標準方面還沒有完全與國際接軌,使其對國際技術標準規范難以真正地理解和掌握。迅速發展的技術、競爭的加劇使當今企業面臨巨大的挑戰。企業是否具備科技創新的能力,已成為企業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企業的內外資源,改善流程,有效降低組織與項目運營的成本、減少項目風險、提高工作效率、縮短項目時間,成為企業創新面臨的主要問題。

參考文獻

[1]白思俊.現代項目管理[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

第9篇：技術創新具有的五個特征范文

關鍵詞:企業生命周期;融資;創新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5-0028-04

作為對企業的一種仿生研究,企業生命周期理論一直是企業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迄今為止,已有二十多種不同的生命周期理論模型｡早期的研究重點多放在對企業生命周期進程的刻畫上,近十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考察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企業行為｡本文將在參考國內外文獻的基礎上,對企業生命周期理論的研究進展進行梳理,并對未來的研究趨勢進行展望｡

1 企業生命周期階段的劃分與判別

企業生命周期是分析企業一段時間內動態發展過程的一種參照模式,在一個連續的時間段內,依據一定的標準人為地將企業的發展劃分為若干個階段,通過研究不同階段的特征,歸納企業從誕生到衰退的發展規律的方法｡正因為如此,在有關企業生命周期的研究中,對生命周期階段的劃分一直是一個重點｡

不同研究雖然選擇的劃分標準不同,但基本上都以Greiner(1972)的理論為核心,圍繞著誕生､成長､壯大､直至死亡的這一主線確定企業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1]｡例如,Adizes(1989)認為,企業的成長與老化同生物體一樣都是通過靈活性和可控性這兩大因素之間的關系來表現的,按照這兩個因素,企業的生命周期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十個時期,分別為由孕育期､嬰兒期､學步期構成的孕育階段,由青春期､盛年期和穩定期構成的成長階段,以及由貴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和死亡期四個時期組成的老化階段[2]｡陳佳貴(1998)根據企業的規模將企業的生命周期劃分為孕育期､求生存期､高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和蛻變期六個階段｡與多數研究將死亡作為企業生命周期的終點不同,他認為企業進入衰退期后,存在兩種前途:一是衰退;二是蛻變｡所謂蛻變就是指“企業的經濟形體､實物形體和產品都會發生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革命性的脫胎換骨的變化”[3]｡

表1列出了部分代表性研究選擇的企業生命周期階段劃分標準和劃分的階段數目,從中可以看出,由于劃分依據的不統一,企業生命周期的階段被分為三到十個階段不等｡盡管不同學者劃分的企業生命周期階段數目有所差異,但其中還是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例如,試圖描述一種相似的發展模式,并認為企業生命周期是連續的,對于階段的劃分是逐級進行､不可逆轉的｡

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影響企業生命周期的因素越來越多,企業生命周期各階段的區別也越來越不明確[5]｡但是,通過對主要影響因素的確定,可以對企業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進行判別,目前,比較典型的判別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孫建強(2003)提出的關于企業生命周期階段的界定方法[6]｡他認為收入增長率､市場占有增長率､科技成果轉化增長率､成本降低率與規模擴張率是對企業發展影響較大的因素,并可以根據這些因素對企業的影響力分別賦予權重,據此確定企業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此方法分為兩步,第一步,構建指標函數I｡通過對指標函數I的比較,判別企業處于生命周期的哪個階段｡其構造指標函數I為

I=M1×C%+M2×R%+M3×M%+M4×P%+M5×A%+M6×N%(1)

其中,M1､M2､M3､M4､M5､M6分別表示六個因素在特定生命周期中所占的權重｡C%代表成本降低率,R%代表銷售增長率,M%代表市場占有率,P%代表科技成果轉化增長率,A%代表規模擴張率,N%代表現金收益比增長率｡當以上指標出現負數時用絕對值表示｡第二步,確定指標函數I的劃分標準｡即通過行業市場調查､國內知名企業的財務趨勢分析和國外成熟企業的財務狀況,確定指標I的劃分標準｡最后,通過比較I的值來判定企業所處的周期階段｡

孫建強(2003)以海信公司為例,通過計算和比較I值,得出海信公司目前處于成長期｡可以看出這種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的現狀,得到較為合理的結果｡但是,這種方法并不能完全且準確地判定企業所處的階段｡首先是因為這些主要影響因素的權重很難得到;其次是因為指標函數的判斷標準不明確,受外因影響較大｡

李勇峰(2004)等提出一種更為準確的判定方法,從總資產(Z)､無形資產(W)､銷售收入(S)､現金凈流量(X)､生產成本(C)､利潤(L)､R&D投入(R&D)､運營能力(Y)這幾個影響企業生命周期的因素來確定企業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7]｡其認為企業生命周期與影響企業生命周期的因素都可以與時間建立聯系,因此,構建企業生命周期系數函數(Lt)為:

Lt(t)=f(Z,W,S,X,C,L,R&D,Y,t)(2)

企業生命周期系數函數確定之后,就可以建立企業生命周期坐標系,根據這個函數關系描述企業生命周期系數隨時間的變化｡這正是企業在不同生命階段的綜合表現,即可以以此來反映企業處于生命周期的哪個階段｡

企業生命周期是一連續的時間段,因此,建立的企業生命周期系數函數是連續的｡通過對這一函數圖像的進一步分析,來劃分企業生命周期階段｡按照連續函數的特性,可以將函數Lt(t)對t求偏導:

并在此基礎上對t求二階偏導:

分別令:,求解出(4)中的t值｡由于所選取的影響企業生命周期系數的指標除生產成本外均為正指標,所以,對應于的t點反映的是企業生命周期系數的極值時刻,這表示企業在生命周期內取得最好成績的時刻,或者是企業經營的最低谷時刻｡但不論是哪一種情況,都是企業生命周期中值得注意的時刻｡對應于的t值,則是劃分企業生命周期各階段的時刻點｡可以根據確定的t值結合企業的實際情況來對企業生命周期階段進行劃分｡但要注意的是,不同的企業其實際情況會各不相同,需要根據具體企業生命周期系數的計算,結合企業的實際來進行評判｡

2 企業生命周期與企業的融資行為

目前,企業生命周期理論應用的領域很廣,有很多關于企業決策行為的研究是以企業生命周期理論為基礎的,其中,對于企業融資行為的研究最具有現實意義｡

很多研究發現,在企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企業的資金需求規模､融資時機和關于企業信譽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都是變化的｡投資銀行為減少投資風險,通常結合企業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不同特點,采取多階段的投資方式和組合投資｡企業也會采取多階段的融資方式｡國內外關于處于不同階段的企業融資行為研究已經形成理論｡其中,最為典型的是Berger(1998)等提出的融資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將企業分為嬰兒期､青壯年期､中年期和老年期四個時期,認為伴隨著企業生命周期而發生的信息約束條件､企業規模和資金需求變化是影響企業融資結構變化的基本因素,在嬰兒期和青壯年期企業的融資大都依靠內部融資,而從中年期到老年期,企業得到的外部投資會迅速增加[8]｡

Natalia(2002)研究了經濟管制對企業生命周期的影響，他用充分的事實證明了金融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企業成長之間存在正相關性[9]｡馮昕(2003)在企業生命周期的框架內,從中小企業可貸性的角度分析其融資困境,引入預期利潤變量,解決了以往研究把企業的預期利潤視為外生變量的不足,最后,強調就企業的生命周期階段與預期利潤而言,風險投資銀行往往比普通商業銀行具有比較優勢,因此,中小企業(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業及成長期的貸款應該引入風險投資體系,對中小企業預期利潤的判斷要求銀行與企業之間良好的信息溝通,適當發展社區金融機構不僅能夠改善銀行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而且可以推進競爭機制,完善銀行系統[10]｡

此外,Sahlman(1990)和Wetzel(1994)提出的融資規律認為,處于創始期的企業融資非常嚴重的依賴于初始的內部融資和貿易融資[11]｡梁琦(2005)等基于Churchill(1983)等對企業生命階段的劃分,以制造業為例,運用實證研究的方法探討我國民營企業生命周期融資規律,得出相似的規律｡他們通過對大量數據的統計分析,發現我國民營企業在生命周期的創業､生存和成功三個階段,對自有資金､商業信用､民間借貸和親友借貸依賴性較高,但從擴張階段開始,對上述來源依賴性減少,企業能夠通過發行證券在公開市場上融資[12]｡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企業融資都遵循同樣的規律｡Fluck(1997)和Rosen(1997)對融資周期的研究得出了與前人不同的結論｡他們使用美國威斯康星州企業的數據,發現企業在創始階段的外部融資超過了內部融資[13]｡

總體來說,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階段,由于它所處的經營環境和金融環境不同,其融資的手段和規模是有所區別的｡或者說,各種融資工具在企業成長過程中的不同階段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因此,企業應該深入了解金融市場的特點和運作機制,利用積極因素,避免不利因素的影響｡

3 企業生命周期與企業的創新行為

創新是企業在激烈市場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的必然選擇｡由于企業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企業的創新行為也存在差異｡目前,國內外有關企業生命周期與企業創新行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生命周期不同階段技術創新的成本投入和收益的變化;二是處于不同階段的企業對技術創新戰略選擇的不同｡

Utterback和Abernathy(1975)認為在企業發展的早期階段,產品的技術創新占主要地位,進入成長階段和成熟階段后,企業應致力于降低技術創新成本來維持競爭優勢[14]｡Koberg(1998)從組織結構的角度分析了企業對創新服務需求的動態性,認為科技型企業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需要不同的創新服務[15]｡Darren(2002)､Christine(1996)等學者通過對計算機業的五個企業的實證研究,得出兩個結論:一是科技型企業在整個生命周期過程中從事技術創新活動所投入的成本是不斷變化的｡在早期及企業發展后期從事技術創新活動投入的可變成本減少而固定成本增加｡在中期從事技術創新活動的可變成本增加而固定成本減少｡二是企業在不同時期對技術創新的需求程度不同｡企業處于創始階段時對技術創新需求大,進入中期時需求降低,處于晚期時企業對技術創新的需求又再次增加[16]｡國內方面,全懷周(2003)從技術創新對企業成長的影響入手進行分析,認為當企業處于初創期時,企業的技術創新投入要遠遠大于創新所帶來的收益,在這個階段技術創新對企業發展沒有多大的促進作用,相反可能會由于分散企業資源而對企業成長造成負面影響;當企業處于成長期時,技術創新會加速企業成長,此時技術創新帶來的效益已經足以彌補其所耗費的資源,并且效益呈增長勢頭,推動企業不斷成長;當企業處于老化期時,技術創新所帶來的效益增長勢頭逐漸減緩,對企業的推動力逐漸減弱,但是由于慣性作用,企業仍然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保持增長,只不過增長的“加速度”越來越小｡當產品已經不適應新的環境需求時,企業將面臨新的創新需求:要么尋找新的推動力,企業繼續成長,要么受內外阻力的影響,成長速度變為零甚至負值[17]｡

除了圍繞企業生命周期階段研究企業從事技術創新的成本和收益之外,近年來,一些研究開始考察企業的創新策略與生命周期之間的關系｡Sullivan(2000)認為,企業的技術創新實際是一個關于技術創新資源長期使用的戰略決策過程,在制定技術創新策略時,企業必定會考慮自己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18]｡Veugolers(1999)等通過對創新過程中各種信息資源的分析發現,企業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會交替選擇自主研發策略和外部合作策略[19]｡嚴中平(2004)等利用創新生命周期模型對這兩種戰略進行比較得出結論:自主研發與外部合作兩種策略各有側重點,前者傾向于橫向延伸企業的生命周期曲線,后者則通過有效推動企業生命周期曲線的縱向伸展而使企業突破發展的資源限制線｡企業的持續發展需要兩種戰略的交互作用[20]｡

李丹(2004)等從各個階段對技術創新戰略的選擇不同對技術創新戰略進行細分,認為企業在創始階段應采取技術創新資源戰略､技術創新依附戰略和技術創新夾縫求生存戰略｡其中,技術創新資源戰略又包括內部合作和再引進創新戰略[21]｡游學民(2005)認為,企業在創始階段資金缺乏､人力資源不足和承受風險的能力弱,應采取模仿創新戰略｡當企業處于成長期時,游學民(2005)及李丹(2004)等均認為此時應以自主創新為主,李丹(2004)等還把此時的戰略決策細分為技術創新產品差異戰略､成本領先戰略和緊隨領先者戰略[22]｡在企業進入老化期后,李丹(2004)等認為此時企業應采取技術創新轉變戰略和撤退型戰略｡

4 結論與展望

總體來看,目前有關企業生命周期理論的研究雖已涉及到企業的決策行為,但仍以實證研究為主,還沒有建立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事實上,企業生命周期不是簡單的時間序列,影響其因素是多方面的｡從現有研究中可以看出,從企業生命周期角度對企業融資行為和創新行為的研究均按照企業生命周期的發展規律,進行縱向比較,缺乏在同一時期對不同企業的決策行為的橫向比較,若將此橫向比較應用于企業的決策將對企業的發展發揮出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