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的影響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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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農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 信息消費 農村經濟 農村信息化 影響

我國農村信息化建設如火如荼,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各類農村信息服務模式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為農村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探討農村信息化與農村經濟的關系,對于制定和實施好十二•五規劃,落實好中央統籌城鄉發展戰略決策,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本文試就農村信息消費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作一探討。

信息消費是一種直接或間接以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為消費對象的消費活動。在我國,信息消費漸成時尚,已是人們隨著生活的改善和收入的提高,在滿足溫飽型的衣食消費后,追求生活質量、提高工作效率的一種必然。在農村,通過信息消費獲取農業生產產前的生產決策信息,產中的生產技術信息,產后的加工和市場信息,已經逐漸成為農民的一種意識。農村信息化沒有一定的資金投入不行,沒有技術支撐不行,沒有高效暢通的信息網絡不行,而沒有農民的信息消費需求則寸步難行。

當前在理論界,研究農業農村信息化的熱潮不斷高漲,筆者僅通過維普數據庫檢索發現:研究農業和農村信息化的文章就有3733篇,其中涉及農村經濟的文章有174篇,這些文章中研究農業或農村信息化對農村經濟影響的文章只有4篇,如張鴻、張權同志從農村信息化的研究視角出發,通過農業經濟產出、農村信息化、農業勞動力投入與農業資本投入的相關分析以及農業經濟增長模型的實證研究.提出了加快農村信息化的建設與促進農業勞動力的轉移以及合理支配農業資本的使用用途三個可行性的策略;王永香、王永路同志通過分析農業信息網絡發展的現狀,從定性的角度論述了網絡信息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巨大影響。文獻檢索表明,研究農村信息消費對農村經濟影響的文章尚未發現。筆者試圖用現代統計理論和實證的研究方法就這一問題進行闡述。

一、數據

本文涉及的數據主要是兩方面的數據:一是農村經濟方面的數據;二是農村信息消費的數據。

農村經濟數據筆者選用中國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的1990至2009年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作為代表。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即農業總產值增加值,也就是農林牧漁業總產值。這應該能夠代表農村經濟的發展規模。

農村信息消費數據選用中國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的1990至2009年農村家庭人均交通郵電服務消費支出作為代表。事實上農村信息消費應該還包括廣播電視服務支出,科技培訓及信息服務支出,報紙雜志消費支出,以及其他信息消費支出,但由于這些信息消費相對交通郵電服務支出,“塊頭”很小,且缺乏延續的統計數據,故不能列入。表1列出了這兩項統計指標。

二、分析

為了便于分析,我們設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為Y;信息消費,即農業總產值增加值為X。為了使數據趨于平穩,需要對Y和X進行數據標準化處理。在這里采用對數變換的形式進行,Y的對數形式記為LY,X的對數形式記為LX。

1.平穩性檢驗

利用著名的Eviews軟件對LY和LX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按照AIC最小原則選擇檢驗形式。檢驗結果如表2。

從表2可以看出,LY和LX的ADF的統計量分別為-2.9989和 -1.9137,均分別大于其5%的臨界值-,因此認為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不能拒絕原假設,序列LY和LX均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的。一階差分后序列LY和LX的ADF的統計量分為-4.2714和-3.2153,均小于其5%的臨界值,因此認為系列LY和LX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拒絕原假設,表明兩系列不存在單位根,系列是平穩的。檢驗了平穩性,現在再看看農村信息消費與農村經濟的因果關系。

2.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筆者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對Y和X及LY和LX的因果關系進行了檢驗,結果如表3

分析上述結果,可以看出:

(1)滯后期為1年(99%的置信水平)、2年(99%的置信水平)、3年(95%置信水平)和4年(90%置信水平)時,從Y到X不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而從X到Y則均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也就是農村信息消費是推動農村經濟的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而農村經濟帶動農村信息消費的作用不明顯;

(2)數據標準化處理后,LY與LX之間從1至4期除第1期兩者均不存在單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外,其余3期均存在從X到Y的單向因果關系,而從Y到X不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農村信息消費是農村經濟發展的格蘭杰原因,而農村經濟帶動農村信息消費則缺乏統計支持。

以上說明無論是在近期、中期和長期,農村信息消費對農村經濟的促進作用是非常明顯的,數據標準化處理后,既削弱了格蘭杰因果分析的力度,又凸現了變量間的因果關系,在中、長期均表現出農村信息消費對農村經濟的推動作用。農村信息消費應該成為農村經濟的解釋變量之一。

3. 協整檢驗

檢驗了兩變量的格蘭杰因果關系,還必須檢驗兩變量是否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從上述平穩性檢驗可以看出,LY和LX都是同階單整,即為Ⅰ(1)序列。協整檢驗采用E-G兩步法:

首先進行協整回歸。建立LY和LX的回歸模型如下:

LY = 2.3023 + 1.3091*LX

(23.4713) (59.7573) DW=1.1410

括號中的數字為相關變量的T統計量。上述擬合方程中的LX的T統計量是59.7573,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是有意義的。

其次是檢驗殘差。上述估計是否有意義,還需對殘差系列ET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形式為(N,N,0),經ADF檢驗,在99%的置信水平下,不存在單位根,殘差系列是平穩的。ET的T統計量為-3.6839,即EG= -3.6839,查EG檢驗的臨界值表,變量N=2,樣本容量T=20,在95%的置信水平下,其臨界值為-3.59,而EG= -3.6839

4. 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通過對變量的協整分析,得出了兩個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這還不夠,還必須通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得到各變量在短期波動中偏離他們長期均衡關系的程度。

根據前述協整方程,運用Eviews6.0軟件,得到LY受LX影響的短期波動誤差修正模型為:

Δ(LY) = 1.2094*Δ(LX) - 0.4021*ET(-1)

(9.9232) (-1.5284) DW=1.6225

上述模型中括號中的數字是相關變量的T統計量。方程的回歸系數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從上述修正模型來看,農村信息消費的變動對農村經濟Y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其短期調整系數為1.2094。誤差修正項ET(-1)反映了變量短期波動偏離他們長期均衡關系的程度及短期調整方向,修正系數為負,符合反向修正機制。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實證分析表明,農村信息消費與農村經濟發展之間存在單向的格蘭杰原因,即農村信息消費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且這種促進作用是長期協整的。從回歸結果來看,農村信息消費每變動1%,則農村經濟指標同向變動1.3091%。農村經濟不是農村信息消費的格蘭杰原因,即農村經濟對農村信息消費的拉動作用不明顯。建議在推進農村信息化的過程中,要注意善于培育、引導農民的信息需求。要創新信息服務模式,疏通信息傳送渠道;要開發簡單傻瓜化的信息服務終端,方便用戶使用;要大力開發信息資源,使信息能夠貼近生產、貼近實際,使效果放大;要加大對農民的培訓力度,努力增強農民的信息吸納能力。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效地激發農民的信息需求欲,才能促進農村信息服務市場的發展和繁榮,進而推動農村經濟的繁榮。

參考文獻:

[1]張 鴻 張 權:農村信息化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j].統計與決策,2008,(12):100

第2篇：小農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小城鎮建設;農村經濟;新農村建設

基金項目:本文為教育部社科項目部分成果,項目批準號為:05JA790001

中圖分類號:F32文獻標識碼:A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中國有9億農民,要實現全面小康、促進整個國家的和諧發展和政局穩定,必然要解決“三農”向題。小城鎮建設,直接關系農村經濟發展,同農業現代化戰略、人口戰略和城市化戰略相關聯。小城鎮的建設與發展,是建設現代農業、提高人口素質、調整并建立我國合理的人口、城鄉結構的重要進程,也是建立我國新型城鄉關系,逐步縮小城鄉差別的有效之舉。

一、小城鎮建設促進鄉鎮企業快速發展

鄉鎮企業與農村小城鎮是一對“孿生兄弟”,不抓小城鎮建設,以鄉鎮企業為主的農村二三產業就發展不起來,大量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就退不出來。相應地,不發展鄉鎮企業,小城鎮建設就失去依托,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就要減慢,農村經濟新的增長點就難以生成。發展鄉鎮企業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發展小城鎮也是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這兩個戰略要同步實施,才能使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協調發展,才能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解決“三農”問題找到共同點。因此,促進鄉鎮企業與小城鎮互動發展既是鄉鎮企業今后發展壯大的內在要求,也是小城鎮建設的內在需要。

二、農村人口轉移與小城鎮建設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小城鎮是聯結城市和農村的紐帶,是國家經濟帶動農村經濟的樞紐,也是農村社區發展的發動機。一方面小城鎮建設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新特點應與農村人口轉移相呼應,小城鎮基礎建設中對簡單勞動力的客觀要求與農村人口能力水平之間的協調,為轉移的農村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小城鎮建設不僅緩解了農村就業壓力,提高了農民的自身素質和生活水平,也為農村外出打工人員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大舞臺,并得到了更高層次的發展;另一方面農村人口轉移為小城鎮建設提供了充足的廉價勞動力,加速了小城鎮的基礎建設。農村人口向小城鎮轉移在一個時期內將呈加速發展態勢,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必將引起農村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將有更多的農業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縮小城鄉差別是大勢所趨。作為這一系列變化外在表象的農村人口流動,將成為農村經濟發展和小城鎮建設過程中最為敏感的因素,小城鎮建設與發展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量會有增無減。

三、小城鎮建設與鄉鎮企業集群的發展相互促進

產業集群是指在同一地區集中了大量生產同類產品或相關產品的企業,它們之間進行專業化分工與協作,能夠產生顯著的規模效益,具有地理上集聚的特征。目前,我國鄉鎮企業也在向集群化發展,如浙江嶸州的領帶、大唐的襪業,都是這樣的產業集群。它們不僅提高了集群整體的生產效率,降低了生產成本,增強了企業競爭力,而且大大促進了小城鎮的發展,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因此,鄉鎮企業集群對于解決“三農”問題,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小城鎮是鄉鎮企業集群最好的載體。培育和發展鄉鎮企業集群,關鍵是要搞好小城鎮的建設,包括基礎設施、社會化服務體系、政策環境、產業定位等,引導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中,促使產業集聚,形成產業集群,推動區域經濟和城鎮經濟發展。反過來,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也會為鄉鎮企業集群的發展提供功能更為完善的環境。

四、小城鎮建設有利于農民轉變角色、提高國民素質、促進人的現代化

現代化理論和實踐表明:人的現代化是經濟社會現代化的核心,國民素質是人的現代化程度的標志,也是現代化的基石。農民轉變為小城鎮居民,進入到第二和第三產業的領域,新的勞動方式拓寬了他們的視野,使他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思想觀念、價值取向都發生了變化,亦即當物質需要達到一定臨界值時,必然產生不滿足、產生新的欲望,推動精神世界的創新,開始追求更高一級的精神需求,包括對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需求。農村小城鎮受到自身規模和功能的限制,只能起到向農村傳播城市文明“接力棒”的作用,剛剛轉變角色的農民,適應小城鎮有限功能的要求,也是向人的現代化跨出了重要的一步。我國農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在解決了制度變革之后,還有兩個大的瓶頸制約:一是物質技術生產力過于低下;二是人的素質不高。農村小城鎮的發展和建設,既有利于將傳統落后的生產力轉化為現代化的機器生產,實現物質技術生產力的進步,又有利于改變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尺度等社會心理素質和文化素質,造就現代化人。

五、小城鎮建設有利于農業產業化

農業產業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基石,由于大量富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村,生產經營分散,形不成適度規模,生產成本很高,勞動生產率低下,造成農民人均純收入遠低于城鎮。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實行農業產業化、規模化、集約化經營。但這需要各種條件,而最關鍵的一個條件,是必須減少農業勞動力數量,加快農村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加快農業產業化、工廠化,依靠科技進步,采用先進的農業技術和技術裝備,把大批農民從傳統種植業中解脫出來,按照高產、優質、高效原則,廣泛采用優良品種,提高農副產品產量與質量,使農業朝著種養加(工)、產供銷、農工商一體化方向發展,實施產業化經營戰略;按照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推進耕地集約化經營,使剩余的勞動力從事務工經商、第三產業,促進小城鎮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小城鎮的工業經濟源于鄉鎮企業的崛起,我國2,400余萬家鄉鎮企業,70%左右分布在村一級地域,其中規模較大的多集中于小城鎮,但總體上看,鄉鎮企業尚未走出布局分散、規模偏小、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趨同,以粗放經營和外延式增長為主的階段,并以高投入、高耗費、低產出、低質量、低勞動生產率實現其發展;還存在污染環境、浪費耕地等負面效應,改變這種狀況,迫切要求加速小城鎮的建設與發展。以小城鎮為載體,通過相應的措施和有效機制,吸引鄉企向工業小區集中、連片發展,不僅可以有效地克服以上種種缺陷和弊端,又能相應地帶動第三產業發展,更多地吸收農業富余勞動力。小城鎮的發展和功能的進一步完善,還可以為鄉鎮企業和新建企業提供合適的地理區位、基礎設施以及人才、技術、市場、服務等環境,推動鄉鎮工業和新建企業良性發展。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小城鎮對實現農村產業化和現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六、小城鎮建設是發展鄉鎮第三產業的載體

隨著我國工業化的加速發展,城鎮化將進入一個快速發展階段。實踐表明,城鎮化水平越高,農民收入水平也會越高,也只有加快城鎮化進程,減少農民數量,增加城鎮人口,增加對農產品的需求,才能提高農民收入。因此,以小城鎮為載體大力發展鄉鎮第三產業,是城鄉統籌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應著力營造鄉鎮第三產業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加大對第三產業的資金投入,打造鄉鎮第三產業服務體系和產業鏈條,建設信用擔保體系、行業專業協會、技術創新和教育培訓體系,鞏固提高傳統產業,努力開創新型現代服務業。

七、小城鎮建設有利于農村循環經濟發展

近年來,我國農村經濟運行良好,農民收入持續增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明顯提高。但是,制約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土地、植被、水資源等浪費嚴重,農村污染、生態環境破壞問題突出,農業的安全問題也沒有徹底解決,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時期,要解決長期困擾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就必須創新農村經濟發展模式,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大力發展農村循環經濟。

小城鎮建設是可以通過加速農村城鎮化進程,縮減農村住宅用地,使農民住宅向城鎮集中,大力發展小城鎮的建設。可以節約大量的住宅用地和道路用地,從而使更多的土地能夠用于農業生產,也體現了我們循環經濟理論中的減量化原則。

八、小城鎮建設有利于促進城鄉互動發展

堅持城鄉一體化發展,積極構筑多種形式的以城帶鄉平臺,擴大就業容量。一是構筑信息共享平臺。把農村信息化建設納入國家基礎工程建設的范疇,加快農村網絡普及和應用,建立起城鄉信息溝通的有效平臺,加強信息交流,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二是構筑產業對接平臺。積極發展現代農業產業體系,通過壯大傳統產業,做強非農產業,開發新興產業,提高農業內部吸納就業的能力,發展農村小城鎮、縣域經濟和中小城市,擴大就業容量;三是構筑文化融合平臺,推動城鄉文化交流,特別是要采取“文化下鄉”等多種行之有效的形式,繁榮農村文化市場,進一步提升全社會的文明程度,實現城鄉地位平等、利益均享。

(作者單位:安徽財經大學成教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牛德林,徐靈.積極發展小城鎮是加速農村現代化的戰略選擇.邊疆經濟與文化,2004.1.

[2]張常明.加強新型農民培養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新農村建設,2006.8.

第3篇：小農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農村居民消費；經濟增長；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8-0032-04

1 引 言

作為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首,消費之于經濟發展的作用持久而顯著。特別在中國面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由出口拉動轉向內需拉動的當下,提振消費對于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意義重大。

從近年來消費、資本和凈出口對GDP貢獻率[ZW(]消費、資本、凈出口貢獻率分別指當年消費、資本、凈出口的增長量占GDP增長量的比重。[ZW)]的變化情況來看(見下圖),凈出口貢獻率一直在低位徘徊,其比重不超過30%；資本貢獻率盡管波動較大,但其總體趨勢是上升的,而消費貢獻率則呈現下降的態勢,其份額從2000年的65.1%下降至2008年的45.7%,且2003―2007的連續5年,消費貢獻率均在40%左右徘徊。由此可見,我國經濟近幾年來主要由投資拉動,消費盡管也是拉動經濟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其地位逐漸被投資取代。在中央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而實施的4萬億元投資項目得以逐步落實的情形下,預計今年及今后幾年投資貢獻率將進一步增長,并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

三大需求對GDP貢獻率情況圖數據來源：經《中國統計年鑒2009》整理、計算而得

然而,投資從短期來看的確能夠使經濟得到立竿見影的增長,但是長期而言如果沒有消費的同步同比上升,即消費不能為投資“埋單”,一方面會導致產品生產過剩,造成對資源、能源的浪費；另一方面也造成資金難以周轉,不利于擴大再生產,而且還可能產生大量的呆賬、壞賬,波及國家的金融體系。因此,從長遠而言,我國經濟的發展還是要回歸到主要靠增加消費來拉動,通過擴大內需來實現,而其中關鍵是提升農村消費水平。我國目前仍有7.21億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占人口總數的54%,然而他們的消費支出卻只占到全社會消費支出的25%[ZW(]農村人口、農村消費支出取自2008年度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9》。[ZW)],消費水平低下；但是換言之,這也意味著一個潛在的龐大市場尚未開發,一旦農村居民的消費市場得以啟動并持續發展,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將會是十分巨大的,甚至將成為中國經濟一個新的增長點。

2 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現狀

2.1 農村居民消費概況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農村居民的生活條件不斷改善,其消費水平也有了明顯的提高。其中,農村居民消費總支出由1978年的1092.4億元上升到2008年的27206.4億元,增長了23.9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由116.1元上升到3660.68元,增長了30.5倍,而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則由67.7%下降到43.7%,基本實現了小康水平,這些都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消費水平無論從數量上還是結構上均有了顯著的提升和改善。

然而,農村消費相對于城鎮消費的差距也在不斷拉大,也越來越滯后于整體經濟增長的水平。首先,從居民最終消費支出來看,農村居民的最終消費在城鄉居民消費的比重不斷下降,且遠低于人口所占的比重。1978年我國農村居民的最終消費在城鄉居民消費中的比重為62.1%,而2008年這一比重僅為25.1%,下降37%；盡管考慮到30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村人口比重也下降了27.8%(即從1978年的82.1%下降到2008年的54.3%),但兩者相比還是有高達9.2%的消費凈流出。其次,從居民人均消費來看,農村居民消費與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逐漸擴大,城鄉消費支出比在20世紀80年代基本保持在2~2.3,到20世紀90年代逐漸增大,到了21世紀后攀升到3以上,2008年城鄉消費支出比為3.1∶1,2008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3660.68元,甚至距城市最低收入戶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尚有一定差距[ZW(]最低收入戶指收入水平在最低10%的城鎮居民,根據2008年度的統計數據,最低收入戶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4532.88元,仍高于農村居民平均消費額近900元。[ZW)]。再次,從消費率來看,農村居民的消費率[ZW(]農村居民消費率指農村居民消費總支出占當年GDP的比重。[ZW)]也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1978年這一比重高達30.3%,隨后逐年下降,到2008年農村居民消費率僅為8.9%,不及1978年消費率的1/3,說明農村居民消費盡管從絕對數上有了顯著提升,但明顯滯后于我國GDP的增長速度和幅度。

總的來說,農村居民消費水平雖然在改革開放30年來有了較大的提高,但與宏觀經濟發展相比處于滯后狀態,與城鎮消費水平相比也有較大差距,因此農村居民消費仍處于相對落后狀態。

2.2 農村消費水平較低的原因分析

第一,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高。按照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家庭中的消費支出和收入水平呈正相關關系；在邊際消費傾向不變的假設條件下,消費支出水平只取決于當期的收入水平。2008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4760.6元,比1978年的133.6元增長了34.6倍,但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GDP分別增長了45倍和84.1倍,相比之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明顯滯后。雖然近年來國家取消了農業稅,采取了一系列惠農政策,農產品價格也有所增長；但與此同時，油、電、煤、水等基礎產品,以及化肥、飼料等農資產品價格出現了不同幅度上漲,進而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成本,使得帶來政策的優惠效應被抵消,農民的實際收入水平甚至可能下降。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是其消費水平難以提高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農村的社會保障體制不完善。由于農村的社會保障體制不完善,使得農民們不得不因預防動機[ZW(]凱恩斯提出了人對貨幣的需求存在三種動機：交易動機、預防動機和投機動機。其中預防動機指的是為防止意外需要而必須持有的貨幣,而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可以大大減少由預防動機所產生的貨幣需求,人們可以將貨幣用于消費領域。[ZW)]而持有部分貨幣,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農民的消費需求。目前在農村只有合作醫療一項成熟的社保內容,與城鎮相比差距十分明顯,這就意味著農村居民必須儲蓄一定的貨幣以備生病就醫、養老、生育、子女教育等多項開銷,由此產生預防性的儲蓄。較低的收入水平加上由社會保障體制不完善而來的預防性儲蓄,使得能夠流入消費領域的貨幣少之又少。

第三,國家對農村的投資偏低,農村基礎設施薄弱。從農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這一項來看,從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6年的7.9%；而從200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這一項上來看,農村僅為24090.1億元,僅為同年城鎮投資額的16.2%。國家對農村的投資數額較低,導致農村的基礎設施薄弱。我國一些落后地區的農村基礎設施落后,出現通信信號差、沒有自來水供水設備等現象,這就抑制了人們對于手機、電視機、洗衣機等家用電器的消費。而且農村基礎設施的使用費用也較城市昂貴,使得農民們難以負擔,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農民的消費意愿。

第四,農村的消費環境較差。我國農村消費市場呈現“小、散、差”的特點。“小”指的是農村商業網點以雜貨鋪、小型集市為主,規模普遍偏小,設施場地亦十分簡陋。由于規模小,不能進行大批量的商品買賣,商品的成本自然也難以下降。“散”指的是現代流通組織尚未形成,商品營銷網絡亦不健全。消費品從生產端傳到消費端經過的環節過多時間過長,使得消費者對于商品的需求不能在第一時間得到滿足。“差”指的是農村消費市場所售賣的商品質量差,售后服務沒有保障。由于農村市場的監管力度小,加之農民的維權意識薄弱,一些不法生產者和商販把假冒偽劣、以次充好的商品大量輸入農村市場,坑害農民消費者的利益。同時農村商品售后服務體系落后,人們買了消費品后在退貨、換貨、維修等方面存在很大不便,即使有售后服務點也存在距離遠、規模小、技術問題難以解決、服務人員態度較差等諸多問題。因此,農村居民在消費過程中顧慮重重,從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們的消費需求。

第五,農村的消費觀念落后。消費觀念落后一方面長期以來受“勤儉節約”、“無債一身輕”等傳統觀念的影響,習慣于把貨幣儲蓄起來,也沒有超前消費的意識。另一方面消費中也存在不少誤區。比如在婚嫁喪葬中大肆揮霍搞排場,比如搞一些求神問鬼的封建迷信活動,又比如賭博活動。把本不寬裕的錢用在這些活動上,不利于農村消費水平的提高。

3 農村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

本文試圖從兩個角度來分析農村消費需求對經濟的影響,即消費拉動系數與消費需求彈性。

消費拉動系數是指一定時期內消費需求增量占當期國內生產總值增量的比重,反映經濟增長中消費需求增加所引起的拉動作用。計算1990―2008年我國農村消費拉動系數可得(見表1),農村消費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到中期對整體經濟有一定的拉動作用,農村消費拉動系數保持在0.1以上,并在1996年達到峰值0.24。1998年后國家開始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消費特別是農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能力迅速減弱。近年來農村消費拉動系數雖略有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大,農村消費拉動系數維持在0.1以下。從總體來看,農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顯著,不是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但是反過來說明農村消費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體經濟的發展,因此農村消費需求的潛力如果能夠得到釋放將對經濟的增長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再看農村消費需求彈性。消費需求彈性是指消費需求每增長1%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的幅度,即GDP增長率與消費增長率的比值,其值大于1表示富有彈性,小于1表示缺乏彈性,可以較為具體地反映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或者制約作用。消費需求彈性可以分為名義需求彈性與實際需求彈性,實際需求彈性考慮到價格指數,消除了通貨膨脹的影響,因而能更加準確地反映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通過計算1990―2008年農村居民實際消費需求彈性(見表2),發現除個別年份外,實際消費需求彈性集中在1.3~2.3,并且基本上大于1。這就表明我國農村居民實際消費需求屬于富有彈性,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如果能拉動1%的農村消費,將會產生超過1%的經濟增長。因此如果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能夠得到釋放,對于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會是巨大的。

總結消費拉動系數與消費需求彈性可得,我國現階段農村消費水平較低,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能力不足,甚至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經濟的發展。但是農村消費需求是富有彈性的,因此，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夠帶來更大的經濟增長。在后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出口一時難以恢復元氣,且依賴出口對于經濟體的脆弱性在金融危機之中也體現的十分明顯。而投資經過這幾年的大幅增長也趨于飽和,而且投資拉動在得不到消費的導向和支持下,投資結構和規模難以優化,投資效益難以得到長期保障。所以,我國經濟未來的發展主要還是應該由消費來拉動,而這其中農村的消費雖然目前水平較低,但市場廣闊潛力巨大,將是推動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4 促進農村消費的建議

鑒于農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促進農村消費的意義重大。在對上文中提到的農村消費水平不高的原因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以下關于促進農村消費的建議。

第一,增加農民收入水平。收入是消費的基礎和前提,也是影響消費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應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千方百計地促進農民增加收入。完善和落實農業補貼政策、農產品價格政策和扶貧開發政策,增加農民收入水平；同時在取消農業稅的基礎上,清理和規范各項涉農收費,取消各種不合理費用；并不斷搞活農村經營體制,鼓勵有一定條件的農民創業,創造條件發展鄉鎮企業,推動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不斷拓寬農民的收入來源渠道,從而增加他們的收入。

第二,推進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和信用體系的建設。就社會保障體系而言,在完善現有農村合作醫療的基礎上,積極推廣新型農村養老保險,不斷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由此減少他們的后顧之憂,增強農民的消費意愿和安全感。就信用體系而言,要不斷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大力發展小額貸款業務,擴大農村信用社對農民貸款的覆蓋面,使農村信用社成為農民貸款的主要途徑,有條件的地區率先建立主要為農村提供金融服務的村鎮銀行；同時對農民消費信貸應給予利率優惠等方面的支持,政府通過貼息或貸款擔保等手段鼓勵并引導商業銀行向農民貸款,解決農民貸款難的問題,逐步建立健全農村信貸體系。

第三,加大對農村的投入,改善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對農村道路、橋梁、電網、通信設施等經濟基礎設施的建設,使得農民的出行、用水用電、通信等需求能夠得到滿足,并且盡可能降低水、電、電信等設施的使用費用,從而引發對家用電器、手機、交通工具等消費品的需求。加強對農村圖書館、活動室、體育健身場所等社會文化基礎設施的建設,既豐富農民們的業余生活,又能正確引導他們的消費文化和觀念,并引致相關消費。

第四,改善農村消費環境。針對目前農村消費市場存在的問題,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首先要鼓勵經營戶擴大規模,達到一定規模后可以建立統一有序的市場。其次要統籌安排、合理布局經營網點,采用集中采購、統一配送、連鎖經營等現代流通方式,節省流通時間和中間環節交易費用,使得農民們能夠方便快捷的買到所需的商品。更重要的是要營造健康、公平、誠信的消費環境,有關部門應加大檢查、審核及監管力度,從源頭上制止假冒偽劣商品進入農村市場；同時設立維權機構,使農民們可以及時反映消費過程中的種種問題,保障他們的切身利益,從而加強他們對于農村消費市場的認同感,促進消費水平的提升。

第五,啟動和優化鼓勵農民消費的政策。家電下鄉政策就是一項鼓勵農民消費的優惠政策。自2007年12月國家在山東、河南、四川、青島三省一市開展試點以來,家電下鄉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也受到了農民們的普遍歡迎。目前實行家電下鄉政策的省(市)已達14個,涵蓋的家電產品也由最初的4種擴充到包含電腦、空調、電動自行車在內的10余種。家電下鄉直接拉動了農民的消費,根據商務部和財政部預測,2008年財政補貼家電下鄉資金將達到104億元,累計拉動消費9200億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大大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水平。隨后,國務院又相繼實施啟動了汽車下鄉和摩托車下鄉等鼓勵農民消費的政策。在優化現有優惠政策的基礎上,不斷拓展新的鼓勵農民消費、讓農民真正得到實惠的政策,促進農村消費水平的提升。

參考文獻：

［1］農村消費問題研究課題組.關于農村消費的現狀及政策建議［J］.財貿經濟,2007(2):70-72.

［2］胡愈.農村現代物流與農村消費增長相關性研究［J］.消費經濟,2007 (2):39-42.

［3］歐陽天治,李騰忠,陳文輝.我國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J］.昆明冶金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 (4):37-40.

第4篇：小農經濟的影響范文

引 言

近年來，中國農村電子商務發展迅猛，涌現出很多新的發展形態和發展模式。這些發展形態和發展模式可以從主體和區域兩個維度進行解構。從主體的維度看，農村電子商務的參與主體包括地方政府、平臺企業、生產企業、服務商、合作社、農戶等；從區域的維度看，農村電子商務集群的地域單元主要有村域和縣域兩種考察尺度。其中，以淘寶村為代表的電子商務專業村，便是村域尺度上的以農戶為網店經營主體的新型產業集群。根據阿里研究院的定義，淘寶村指的是由大量網商集聚在某個村落，以淘寶網為主要交易平臺，活躍網店達到100家以上或活躍網店數量占當地家庭戶數的10%以上，全村網商年交易總額達到1 000萬元以上，形成規模和協同效應的電商產業集聚現象。截至2016年8月，全國淘寶村數量增長到1 311個，廣泛分布于18個省份[1]。淘寶村的典型性表現在：（1）淘寶村的出現并非偶然，其形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2）淘寶村承載著線上線下雙重集聚的產業體，是一種農村社區嵌入型的創業和就業模式，農村居民廣泛參與其中；（3）淘寶網具有進入門檻低、技術難度小、初始資金需求量少等優勢，能夠滿足農民草根式創業的起步需求，本質上是一種包容性創新機制；（4）淘寶村極具中國特色，在國外，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現象[2]。

從本質上講，淘寶村是農戶電商化和電商集群化的雙重實現[3]，對于前者，人們普遍關心農戶采納電子商務以后的增收效應。現實中，有的農戶網店經營績效很好，實現大幅增收，生活水平明顯改善；有的農戶網店經營狀況一般，甚至虧損。影?農戶網店經營績效的因素很多，既有個體層面的因素，也有集體層面的因素。課題組在實地調研的過程中了解到，與周邊村莊的零散網商相比，淘寶村農戶的網店經營績效總體上要好很多。研究認為，發展比較成熟的淘寶村與電商化水平較低的村莊的差別集中體現在集群層面的社會資本上，即發展比較成熟的淘寶村相對而言擁有更多與電商相關的集群社會資本。那么，這些集群社會資本是如何對淘寶村的網店經營績效產生影響的？現有文獻尚未對此進行過專項研究。本文試圖在收集典型案例數據的基礎上，運用扎根理論方法，探索集群社會資本對農戶網店經營績效的影響機理。

一、研究設計

（一）個案選擇

本文運用扎根理論方法質性研究集群社會資本對農戶網店經營績效的影響機理。扎根理論是一種從經驗資料的基礎上提取理論的質性研究方法，研究者通過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現實社會現象進行系統性探究，并應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形成理論框架以促進對現象的理解。

扎根理論方法的使用通常與案例協同，即通過對典型案例的相關資料進行收集，進而對資料進行數據編碼和分析，最終形成理論框架。由于本文的重點對象是集群社會資本，為了全面發掘集群社會資本的內涵和作用，理應選取發展比較成熟、集群化程度較高的淘寶村案例，與此同時，兼顧數據的可得性和豐富度，本文最終選擇了8個淘寶村案例，分別是白牛村、軍埔村、消涇村、周圈村、堰下村、丁樓村、灣頭村和培斜村（見表1）。這些淘寶村分布在浙江、廣東、江蘇、山東和福建5個省份，主營堅果炒貨、服裝服飾、大閘蟹、花木、草柳編、竹制品等不同類型的產品，電子商務起步較早，發展快速，集群生態完整，多數較早地被評為“中國淘寶村”，并受到廣泛的關注。

（二）數據收集

本文收集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兩種數據。一手資料由參與式觀察和半結構化訪談所得。課題組從2015年7月到2016年6月先后對這8個淘寶村進行了實地調研，一方面通過認真觀察和親身體驗獲取對淘寶村環境和網商工作場景的認知，一方面通過深度訪談網商代表、村鎮干部、協會理事等人物獲取更為詳細的信息，調研訪談后及時將實地觀察到的情況以及訪談錄音的內容轉換成文字材料，有效訪談錄音共計約1 960分鐘，所得一手資料多達20萬字。二手資料主要來源于相關CSSCI期刊文獻、阿里研究院撰寫的《中國淘寶村》一書及其歷年的《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當地政府和村委會提供的文字材料，經收集后統計，相關的二手資料合計約80萬字。

（三）數據編碼

首先對所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全面閱讀，接著將與集群社會資本和網店經營績效相關的文字內容篩選出來，然后進行數據編碼。具體的編碼步驟是：1.將相關資料以一定意思表達的一段文字的形式進行條目化編碼[4]，來自一手資料的條目共476個，來自二手資料的條目共425個，合計901個條目，約8萬字。2.將反映集群社會資本和網店經營績效兩個范疇內部維度的條目進行匯總和概念化，確定集群社會資本和網店經營績效的維度。3.分別將反映集群社會資本各維度經濟效應的條目和反映網店經營績效影響因素的條目進行匯總和概念化，然后將兩者中一致的概念確定為集群社會資本作用于網店經營績效的中介變量，最后將相關變量之間的作用關系匯總在一起，形成一個理論模型。

二、研究發現

（一）集群社會資本與網店經營績效的維度

社會資本包括微觀社會資本與宏觀社會資本，微觀社會資本是指個體在有目的性的行動中嵌入到社會結構之中的資源[5]，宏觀社會資本表現為社會組織的一些特征，如信任、規范、網絡等[6]。集群社會資本是指集群這種組織的社會資本，屬于宏觀社會資本，它與企業個體的社會資本相互作用，形成一個有機整體。本文對所收集數據的編碼和分析得出，淘寶村集群社會資本可以歸結為集群網絡、集群規范和集群聲譽3個維度，分別擁有204個條目、37個條目和79個條目（見表2）。其中，集群網絡是指嵌入于同個集群產業鏈主體之間或相關組織內部的、能夠被行動者投資和利用以便實現自身目標的關系資源[7]；集群規范是指集群內部相關主體形成共同制度，并對不按照約定方式的行動者予以懲罰或約束[8]；集群聲譽是指產業集群發展所積累的整體形象資產財富[9]。經營績效方面，通常是采用產量、銷量、收入、利潤等財務性指標進行考察[10]。本文對所收集數據的編碼和分析得出，淘寶村農戶的網店經營績效可以歸結為收入和銷量兩個維度，分別擁有81個條目和46個條目（見表2）。

（二）集群社會資本與中介變量

集群社會資本與農戶網店經營績效均是多維度的概念，兩者之間的關系并非簡單的一對一線性關系，而是復雜的傳導過程。本文通過對條目數據的分析發現，集群社會資本通過作用于資源獲取、創新能力和市場開拓3個中介變量影響農戶網店經營績效（見表3）。資源獲取是指農民網商在勞動力、資金、技術、信息、場地等要素上的獲取能力；創新性是指農民網商在產品種類、產品質量、營銷策略、供應鏈管理、品牌建設等方面上的創新能力；市場開拓是指農民網商在銷售渠道、銷售范圍、客戶群規模等方面上的開拓能力。

1.集群網絡與資源獲取。成熟淘寶村的集群網絡是由網商、供應商、電商協會、專業市場、服務主體、地方政府等主體構成。淘寶村集群網絡的擴張過程就是集群資源不斷累積和共享的過程。集群網絡能夠促進信息傳播，有效降低信息不對稱性，并且成員可以通過網絡獲取資源[11-12]。相比于身處電商化程度低的村莊的網商，淘寶村的網商可以從集群網絡中獲取到更多的市場信息、產品供應、快遞服務、技術培訓、資金支持等方面的資源和服務，比如，周圈村建立的盆景市場為農戶提供了一個花木交易與信息交流的平臺，白牛村電商協會同物流企業談判降低當地網商的快遞費用，培斜村委會邀請電商專家入村進行網店經營培訓，等等。該類型條目達126條，表明集群網絡是農民網商獲取資源的重要途徑。

2.集群網絡與創新能力。創新是一個需要技術、資金、人才、文化和市場機制綜合匹配的系統工程，需要本地與超本地知識網絡的整合[13-14]。成熟淘寶村的集群網絡中包含著高校科研單位、重點企業、杰出個體網商、專業電商服務商等創新性網絡節點，這些網絡節點的搭建與運轉有助于營造濃厚的創新氛圍并分享創新資源，帶動淘寶村的農民網商進行產品包裝、品類拓展、營銷服務等方面的創新活動。例如，培斜村與地方高校合作共建創新孵化基地，提升網商創新經營能力，消涇村的杰出網商開發“蟹券”實現產品預售，堰下村的杰出網商發明三角包裝法和氣柱卷材包裝法以保證花木在運輸過程中能夠完好無損。該類型條目有79條，表明集群網絡是農民網商創新能力的重要來源。

3.集群規范與創新能力。集群規范表現為行業標準、誠信公約、協議、規章制度等形式。良好的集群規范可提升合作效率，促進技術和組織制度方面的創新[8，15]。成熟淘??村的集群規范影響著農戶網商進行營銷提升、產品開發、科學管理等方面的創新活動，尤其為應對電商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惡性價格競爭和質量危機問題，推動網商進行差異化經營，起到重要的積極引導與約束作用。例如，軍埔村電商協會規定會員不能相互效仿，必須各自創新，若有抄襲，一經發現，每次罰款2萬元；灣頭村規范草柳編工藝流程和質量檢測體系以降低貨品的瑕疵率；白牛村網商嚴格約束網貨產品質量，促使網商主動尋求產品QS認證。該類型條目共有27條，相比于“集群網絡與創新能力”（79條）要少很多，表明集群規范是提升農民網商創新能力的補充途徑。

4.集群聲譽與資源獲取。集群聲譽是一種準公共產品，地方集群總是在持續不斷地提高自身在特定領域的聲譽，以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并為集群內所有企業共享資源，積累領域內的長期專業表現[9，16]。相比于電商化程度低的村莊，淘寶村在電商發展方面擁有更好的集群聲譽，吸引著政府部門的關注和介入，以及外來供應商、服務主體的入駐，進而強化農戶網商對市場信息、政策扶持與產業配套資源的獲取。比如，灣頭村在成為淘寶村以后，當地政府積極爭取各項資助，完善當地基礎設施；丁樓村成為遠近聞名淘寶村后，吸引了一大批廠商投資入駐，使產業配套更加完善；軍埔村成為“廣東電商第一村”，推動了村里興建電商文化公園；等等。該類型條目共46條，明顯少于“集群網絡與資源獲取”（126條），表明集群聲譽是農民網商獲取資源的補充途徑。

5.集群聲譽與市場開拓。集群聲譽具有激勵作用，可以促進成員合作，提升效率并謀求長遠利益，并且作為一種集群品牌現象，是產品規模、品質、市場占有率與技術水平的綜合體現。成熟淘寶村的集群聲譽為農戶網店經營產品作無形的背書，通過提升網銷產品整體形象，擴大產品信息傳播范圍，拓展了農戶網店經營產品的市場。例如，白牛村得到眾多媒體的報道使本地山核桃更加暢銷；消涇村的“陽澄湖大閘蟹”品牌通過電子商務將產品銷售到全國各地；丁樓村演出服飾如今遠銷東南亞和美國唐人街。該類型條目共32條，說明集群聲譽的提升有助于促進農民網商的市場開拓。

（三）中介變量與農戶網店經營績效

資源獲取、創新能力和市場開拓3個中介變量，不同程度地影響農戶網店經營績效中的收入和銷量。本文通過對條目數據的分析發現，資源獲取和創新能力影響農戶網店經營績效中的收入，創新能力和市場開拓影響網店經營績效中的銷量，見表4。

1.資源獲取與網店收入。資源獲取通過影響農民網商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數量與質量，降低農戶的網店經營成本，進而增加網商收入。資源獲取能力是外部性支持水平的側面表現，并且來自關系網絡的資金、信息可以顯著改善創業者績效[17-18]。淘寶村網商通過獲取外部資源，提升網店經營管理水平，進一步降低物流、技術服務與資金獲取成本，提升網店經營收入。比如，堰下村網商趙先生可以方便地獲得駐村快遞服務，低廉的運輸成本有助于提升其收入；加入白牛村電商協會的農民網商可以免費獲得協會提供的培訓服務，有效提高農戶的網店經營能力，進一步提高收入；培斜村委為農民網商提供集中辦公場地和免租倉庫，降低了農戶的經營成本。該類型條目數有50條，表明資源獲取對農戶的網店經營收入有著重要影響。

2.創新能力與網店收入和銷量。創新的主體、資源和環境要素可以在不同時期影響創業績效，并且創新可以產生利潤，利潤也可以激勵創新[19]。創新能力越強的農民網商，越能夠通過產品差異化和運營個性化使自己在激烈的競爭中避免淘汰，賺取利潤，得到更多客戶的青睞。在發展比較成熟的淘寶村里，農戶在共享集群內部資金、技術和信息的基礎上，不斷將集群社會資本中的創新要素轉化為網店的收入和銷量。例如，灣頭村農網商賈先生通過優化設計與品牌營銷，使網店草柳編產品檔次提高，網店年收入增加；白牛村網商許先生通過開設“山貨之鄉”品牌進行營銷，網店級別已達到金冠且年收入不菲；沭陽網商方先生通過公司化運營與差異化發展路徑，進行包裝創新與品類拓展，網店銷量持續增長；軍埔村網商許先生通過創新營銷，打造網銷“爆款”使銷量猛增，如今網店已達皇冠級別；等等。“創新能力與網店收入”“創新能力與網店銷量”的條目數分別是共25條和27條，表明現階段創新能力已經對農戶網店經營績效具有重要影響；但相比于“資源獲取與網店收入”的關系強度，創新能力對農戶網店經營績效的影響作用還有待于進一步加強。

3.市場開拓與網店銷量。市場開拓與農戶網店銷量存在直接的影響關系，市場開拓能力越強，則農戶的網店銷量越高。成熟淘寶村的網商通過集群網絡獲得成本更低、種類更多的產品，并借助集群聲譽的溢出效應，不斷擴大網店寶貝的種類范圍和客戶規模，進而提升網店的銷量。例如，培斜村網商華先生2014年對村里竹制品、特色食品與羽絨服進行供應鏈整合，使產品市場從原有南方市場拓展到全國各地，銷量同2013年相比實現翻番；白牛村網商方先生通過在天貓開設旗艦店，依托食品加工廠與品牌結合，使線上線下銷量大增；周圈村網商們陸續開始銷售來自外省的花卉品種，豐富了網店的經營種類，并吸納了更多全國各地的消費人群，網店銷量大增。“市場開拓與網店銷量”的條目共13條，要明顯少于“創新能力與網店銷量”（27條），表明市場開拓是影響農戶網店銷量的補充途徑。

（四）理論模型

綜上，本文總結出一個集群社會資本影響農戶網店經營績效的理論模型，見圖1。

該模型揭示了集群社會資本、中介變量和農戶網店經營績效之間的作用路徑和關系強弱：集群網絡和集群聲譽均作用于農戶網商的資源獲取，其中前者與資源獲取的關系較強，資源獲取再進一步影響農戶的網店收入，且影響作用較強；集群網絡和集群規范均影響到農民網商的創新能力，其中前者與創新能力的關系較強，創新能力再進一步影響農戶的網店收入和網店銷量，相比之下，創新能力與網店收入的關系更強；集群聲譽通過影響市場開拓，進一步影響農戶的網店銷量。總的來說，模型中存在兩條強關系鏈：一是“集群網絡資源獲取收入”，累計條目數176條；一是“集群網絡創新能力銷量”，累計條目數104條。

三、總結與討論

本文基于8個發展比較成熟的淘寶村案例，運用扎根理論方法，質性研究集群社會資本對農戶網店經營績效的影響機理。研究發現：集群社會資本通過作用于資源獲取、創新能力和市場開拓3個中介變量影響農戶網店經營績效，其中，集群網絡和集群聲譽通過作用于資源獲取對農戶的網店收入產生影響，集群網絡和集群規范通過作用于創新能力對農戶的網店收入和銷量產生影響，集群聲譽通過作用于市場開拓對農戶的網店銷量產生影響。

本研究具有積極的文獻價值和理論意義。目前學界對淘寶村的研究還比較少，多數學者基于東風村、軍埔村、里仁洞村等典型案例開展深入研究，研究內容涉及創業網絡、行業協會、空間轉型、商業模式等方面[20-24]，尚未有學者對農民網店經營績效的影響因素進行探討，本文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豐富了農村電子商務領域的研究。此外，本文通過定性數據分析總結歸納出集群社會資本的三個維度及其對農戶網店經營績效的影響機理，也有助于豐富集群社會資本這一對象的相關研究。值得說明的是，本文雖然以發展比較成熟的淘寶村為案例，但所得的研究結論具有一般性，并非只適用于淘寶村這一特定對象，對于利用其他電商平臺而形成集群化現象的電商村（例如京東村、微商村）同樣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和借鑒價值，因為本文所關注的變量并非與具體的?商平臺拴在一起而不可分離的。

第5篇：小農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農業近代化;西進運動;工業革命;南北戰爭;美國

中圖分類號:F31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7-0063-02

農業近代化的范疇大體是指資本主義大農場經濟取代了小農經濟,同時運用先進機器、技術和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及管理方式進行經營的農業經濟。美國由建國初的殖民地小農經濟轉變為近代化農業經濟只用了80年時間。探討美國農業經濟在短時間內由落后變為先進的內在動因及特點,對于本國農業經濟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和現實意義。

一、初步的轉變

美國自殖民地時期開始,農業經濟的發展一直走的是兩條道路,即南方的奴隸制種植園經濟與北方的小農經濟。但到了19世紀初,這種情況有了改變,開始向近代化農業邁進。

在美國南方,一直存在著以黑人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奴隸制種植園經濟。隨著19世紀初工業革命的擴展,各先進國家對棉花的需求量徒然增加,使得種植棉花有豐厚的利潤可圖,因此,南方種植園奴隸主拼命擴大棉花的種植面積,并大量販入黑奴建立新的蓄奴州。奴隸制種植園經濟屬于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一個特例,奴隸主則是建立在奴隸勞動基礎上的資本家,屬于資產階級范疇。但是,奴隸主既不愿使用雇傭勞動力,又不愿采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也不愿引進新機器、新技術,與資本主義大農場經濟背道而弛、越走越遠。

自從殖民地時代以來,在北方就開始形成了小農經濟所有者階級。小農階級主要是通過“占地”形成的,即勞動人民在政府權力達不到的邊遠地方自行“占地”,加以開墾、耕種。伴隨著工業革命、交通運輸發展等因素,小農經濟到19世紀20年代就開始瓦解,而越來越帶有商品貨幣經濟的性質。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民階級開始分化,農業資本主義也開始產生。本來在小農階層內部就存在著財產上的差別,而且有部分農民還通過土地投機而積累到了一些財富。這些富裕農民便借助于對廣大貧農的剝削而進一步致富,同時商品經濟的發展為他們進行這種剝削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于是少數富裕農民便把積累起來的財富轉化為資本,雇傭工人,擴大經營,因而一躍而成為農業資本家。然而,在另一方面,廣大貧農在富農的剝削及排擠下,走向了破產。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得不受雇于人,從而變為農業工人。上述美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所走的道路,列寧稱之為“美國式道路”[1]。

二、近代化形成

自美國建國到19世紀20年代初,30多年的時間里其農業近代化的發展一直是較為緩慢的。但自19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這一過程突然加速,至70年代初美國的農業近代化就已經基本形成了。筆者認為,除追求利潤這一根本動因外,西進運動、工業革命、南北戰爭是促使發展加速的主要動因。

18世紀末,美國興起了一場向西部廣大地區擴展、移民和進行墾殖開發的運動,即西進運動。1820年的土地法令對土地政策作了較大的調整,取消了賒買制度,把公開拍賣的最小單位面積減至80英畝,最低價格定為1.25美元。這個法令實施后,有不少西部拓荒者買到了土地。1820―1841年實施1820年土地法期間,售出的土地達到了7 500萬英畝[2]。西部的荒地被墾殖,為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

在資本主義大農場經濟逐漸向西部轉移的同時,隨著西進運動的擴展,很多失去土地的農民及外來移民,又紛紛轉向未被開發的西部土地,用“占地”的方式繼續小農經濟的生活。舊的小農階級瓦解,新的小農階級又重建,往返循環。因此,小農經濟與資本主義大農場經濟齊頭并進、共同發展,成為了美國農業近代化形成過程中所獨有的特點。

19世紀初,工業革命的浪潮傳到了美國,對農業的近代化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認為:“美國1815年之后的發展表明,農業的擴大和工業的發展,起先是對應的,從19世紀50年代起,就齊頭并進了。”[3]工業革命提供了先進的機器、技術,使大農場取得了更多的利潤,其發展速度明顯加快了。資本主義大農場一般都采用機器和先進技術,耕地機、播種機等各種先進機器都已使用。資本主義大農場經濟的發展及先進機器的采用,產生了顯著的效果,使農業產量大大提高,到19世紀中葉,舊西部的大城市芝加哥已成為世界最大的谷倉了。

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公路、運河和鐵路網的形成使人口、物資和資本在各地區之間的流動成為可能,從而促進了西部和遠西部地區的發展,引起了農業經濟結構的重大改變。尤其是交通運輸的發展帶來了國內市場的擴大,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迫使農民逐步放棄了自然經濟,轉為面向市場。農業商品化、土地兼并和資本主義大農場的發展就成為必然趨勢。

正如法國歷史學家米歇爾?博德所言:“在美國,只是在南北戰爭之后,資產階級才找到它興起的道路。”[4]在內戰之后,美國迅速崛起,成為西方最發達的近代化國家,包括完成了農業近代化的轉變。內戰后,阻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奴隸制度被廢除,但南部的大土地所有制并沒有被摧毀,大部分土地仍然保留在舊種植園主手中。南部種植園主同北部工業資本的聯系不斷加強,成為資產階級化的種植園主階層。原來的奴隸制種植園很自然地過渡為新興的資本主義大農場,其各種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機器流入。原來的奴隸逐漸演變為新地佃農階層,同時也有大批貧窮白人淪為分成制佃農。

除了大農場經濟發展、先進技術被采用外,農業經濟的生產模式也轉向集約化發展。到20世紀60年代末,“專業化過程也出現在農業中,并建立了農業的日益專業化的區域。”[5]農業生產由粗放型道路轉變為集約型道路,也是向近代化邁進的一個重要標志。

到19世紀80年代初,美國已基本完成了農業近代化的轉型。近代資本主義大農場經濟在全國范圍內蓬勃發展,其農業機械化、專業化和商品化的水平迅速提高,農業經濟增長速度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正是在西進運動、工業革命、南北戰爭這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促進下,美國農業的近代化道路才被大大縮短。因此,這三種因素是美國農業近代化形成的直接動因,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與資本主義大農場經濟交替發展是形成過程中的突出特點。

三、結論

追求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也是促使美國農業近代化短時間內形成的根本動力和原因。在此基礎上,西進運動、工業革命和南北戰爭成為轉變加速的催化劑,即轉變形成的直接動力和原因。由此可見,政府根據國情變化做出相應的政策指導,將會對不同時期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促進或阻礙作用,必須審時度勢、不斷調整。

參考文獻:

[1] 劉祚昌,王覺非.世界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43.

[2]威利爾德 W 考徹蘭.歷史地分析美國農業的發展[J].明尼蘇達,1981:57.

[3]W W 羅斯托.這一切是怎么開始的[M].黃其祥,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64.

[4]米歇爾?博德.資本主義史:1500-1980(中譯本)[M].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120.

[5]列寧.列寧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89.

The character and motivation of the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in the USA

LIU Peng

(History and culture department,Sh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Hanzhong 723001,China)

第6篇：小農經濟的影響范文

    一、古代中國土地制度的演變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諸方面的關系。中國古代社會的土地制度經歷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隸主階級國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會,土地屬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隸社會,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實行的井田制為代表的土地國有制,經濟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從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榮。春秋時期,隨著鐵農具的出現、牛耕的推廣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開墾為私田,加之兼并戰爭頻繁,土地轉讓關系進一步發展,在井田上耕種的勞動力減少,井田制遭到破壞。魯國實行按畝收稅,其他諸侯國也競相效仿,這實際上承認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國以及其他諸侯國先后進行變法,廢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從而解放了生產力,促進新興地主階級的發展壯大,自耕農成為國家賦稅的主要承擔者。

    二、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政策

    重農抑商政策強調發展農耕,限制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它是古代中國歷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經濟政策。海禁與閉關鎖國政策主要指禁止國人出海貿易,嚴格限制外商來華貿易。重農抑商政策與閉關鎖國政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可從實施階段、目的、影響等方面進行比較。

    1.實施階段:前者實施于戰國時期,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后者實施于封建社會衰落時期。

    2.實施目的:前者在于壓制商人勢力,維護封建統治經濟基礎;后者在于防御外來殖民勢力,維護封建體制。

    3.根本目的:兩者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前者是要嚴格控制國內市場和商業活動,后者是要禁止國人出海貿易,限制外商來華貿易。

    4.影響:兩者都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前者在封建社會初期有利于農業的發展,到中后期則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后者有一定的自衛作用,但不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使中國長期與世界隔絕,限制了中國與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使中國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經濟部門的特征

    1.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特點

    把握古代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可從生產模式、生產方式、農業結構等角度著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以小農個體經營為主是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精耕細作技術是我國古代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農經濟以家庭為生產、生活單位,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在沒有天災、戰亂和苛政的情況下,“男耕女織”式的小農經濟可以使農民勉強自給自足。從農業結構上看,以糧食種植業為主,以家畜飼養為輔。中國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農業經濟發展基礎上取得的。小農經濟是推動精耕細作技術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中國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礎。但是,小農經濟狹小的生產規模和簡單的分工,很難擴大再生產,阻礙了社會分工和交換經濟的發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為阻礙社會生產發展的因素。

    2.古代中國手工業發展特征

    古代手工業是指依靠手工勞動,使用簡單工具的小規模工業生產。手工業產生時從屬于農業,主要表現為家庭手工業。在原始社會末期,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所以,手工業的第一個特點是其生產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夏商周時期以青銅鑄造為代表的手工業,由官府壟斷、政府直接經營,進行集中的大作坊生產。春秋戰國時期,逐步形成了官營、私營、家庭手工業三種經營形態。官營手工業產品精美,享譽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明中葉以后紡織、制瓷、礦冶等行業中,私營手工業后來居上,占據社會手工業生產的主導地位;而家庭手工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穩定小農經濟,但技術落后,生產分散,妨礙了市場的發育。這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第二個特點,即官營、私營和家庭手工業三種經濟形態并存,官營手工業占據特殊地位。第三個特點則是手工業的生產技術不斷進步,長期領先于世界,產品遠銷海外。第四個特點就是手工業生產部門不斷增加,勞動分工越來越細,著名的有冶金、絲織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業發展與農業發展緊密結合,并長期受到農業生產的制約,手工業的布局隨著經濟重心南移而變化也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一大特點。

第7篇：小農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 市場化管理 農村學校改進 影響 實現措施

實現農村學校的有效改進，是提高農村學校辦學效率的根本途徑。誠如法國學者法約爾認為，管理是所有人類組織都有的一種活動，這種活動由五項要素組成，即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加強管理是解決現代社會各種問題的一個重要的且十分有效的手段，那么加強管理真的能實現農村學校的改進嗎？如若管理傾向趨于市場化，還可以實現對農村學校的有效改進嗎？20世紀80年代，在探討美國公立學校比私立學校辦學效率低下等問題時，約翰·E.丘伯（John.E.Chubb）等學者在《政治、市場和學校》中從制度分析的視角談到，民主管理體制下的科層制，實際上采用的是統一的方式對待事實上有差別的個體。美國的民主管理體制下的公立學校，因受科層制管理的影響而失去了學校自身的辦學自，學校本著對上級管理層負責的原則，把國家的教育目的當做自己的辦學目標，對權威的服從是其行動的根本準則。而在實行校長領導體制下的私立學校中，學校本著對家長和學生負責的原則辦學，把學生和家長視為學校的顧客，更多地實現自身辦學的目標。從而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倡導，要想實現公立學校辦學效率的提高，就必須實現其自主發展，參與市場競爭，這就是所謂的“擇校”制度的施行。雖然這其中，政府會通過“學券制”的形式對每一位學生進行資助，但更要實現公立學校的市場化，以滿足學生和家長對學校的需求。正如丘伯等學者所言，不同的制度以不同的方式影響（縮小或放大）個人的選擇，也是造成不同組織之所以在這些制度中出現、發展或失敗的原因。[1]那么，在中國學校或者說是在中國的農村學校中的這種政府對學校的管理情況又是如何的呢？

一、市場化管理對農村學校產生的影響

市場化管理是一種主張以市場為基礎的治理模式替代傳統的官僚治理模式，過于強調經濟、效率、效能為核心的一種政府治理范式。傳統的官僚治理模式，強調政府對學校的直接管理控制，學校的培養目標與政府的教育目的在根本上和實際操作上要保持一致，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實現政府與學校之間的科層化管理。當前在學校中出現的這一市場化管理傾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學校對學生學習的功利性價值追求遠遠高于對其學習本身的目的性價值的追求。換言之，如今學生學習，更多的是為了未來的工作和生活做準備，適應就業市場的需求；而教師教學，更多的是為了拿到較多的績效工資，追求更高質量更優越的生活。鑒于此，筆者認為，造成農村學校辦學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學校過多地受到市場的刺激，政府與學校之間的科層化的管理脫節。然而，在當前的教育形勢下，這勢必會使農村學校的教育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市場化管理傾向對農村學校學生產生的影響

市場化管理，實際上是在虛化政府的教育責任，強調市場的調控管理。根據商品的價值規律，對作為公共資源的學校實行市場化管理，一方面勢必會造成學生的兩極分化，好的更好，差的更差，再加上盲目追求更快的產出、更高的效率，那么可以想見，兩極分化的影響下產生的學生，即便是好學生，也多是被忽視個性發展，盲目服從學校權威的學生。另一方面過于強調學校與市場接軌，也極容易造成學校自身的市場化。因為長久性的市場化管理，必將誘發等價交換的觀念產生。換言之，這勢必會誘發學生等價交換觀念的泛濫，即在有意無意中無時無刻不要求“付出”等同于“回報”。很明顯，近兩年尤其是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紙幣貶值物價上漲，工人的工資并沒有與物價的漲幅呈正比，再加上“買房難”、“大學生蟻族”、“農民工短缺”等現象的出現，“讀書無用論”再一次被人們捧熱，特別是在農村。受到這種不利的社會氛圍的影響，部分學生家長認為讀書不劃算，把孩子送到學校只是單純為了“不惹事而讀書”，而不是為了學習知識而讀書。可想而知，如若長此以往，即便是學校和教師如何進行提高自身素質，加強師德建設，在提高學校的辦學效率方面也是在做無用功的。

（二）市場化管理傾向對農村學校教師產生的影響

市場化的管理，首先是造成農村學校師資隊伍不整齊、教師資源流失現象的主要原因。利用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實現教師資源的配置，對農村學校教師的影響是巨大的。據筆者了解，剛畢業的大學生到農村學校，不僅不能夠很快地融入老教師的隊伍中，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把這里當做人生的一個過渡平臺，而非最終港灣。為了子女的教育，為了家庭有更優越的生活，部分教師在不斷地尋找跳躍農門的機會。與城市相比，無論是教師待遇，還是周邊生活的基礎設施，中國農村是無法相媲美的。那么這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教師隊伍的不整齊和教師資源的流失等問題。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對于那些安于現狀，不愿跳躍農門的教師來說，在學校內部科層化的管理下教師的壓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教師為了自己的工作業績，會不斷地加強對學生的管理，因為學生的學術成就是衡量教師績效工資的一個重要標準，如果學校和教師每天不停地工作只是為了追求升學率，那么這在根本上是與教師的職業本性相悖的。

（三）市場化管理傾向對農村學校自身產生的影響

在傳統的管理模式中，政府對學校是直接的科層制的管理模式，學校的校長和教師由上級教育行政部門直接安排上任，而在當下的市場化管理模式中，只有校長的任用直接由上級教育行政部門來安排，而教師和學校之間更多的是采用聘任制。教育中的市場化管理傾向，促使著學校越來越類似于企業的管理模式，即校長是這個企業的CEO，教職員工是這個企業的雇傭工人，學生抑或是包括家長是這個學校的顧客。這些角色的轉變，實際上是有意無意地在強調市場在學校中的調節作用，而學校，特別是農村學校的辦學效率低下則勢必是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市場中競爭無處不在，而相對于城市學校而言，無論從硬件條件還是從其他方面的條件來看，農村學校參與競爭的資本少之又少，這勢必會造成城鄉學校的差距不斷擴大，隨著競爭的加劇，城市學校的生源質量會更好，教師隊伍會更整齊，而農村學校則反之。

二、市場化管理影響下實現農村學校改進的措施分析

市場化的管理，弱化了政府在教育中的調控責任，取而代之的是依賴于市場的調節。換言之，是把所有的學校，不論地域條件、師資力量、生源質量如何，全都放在一個大熔爐里一起競爭，實現優勝劣汰。然而，學校有其公用性，作為公共的教育資源，過多地依賴于市場的調節，是違背其自身的發展規律的。過多地依賴于市場的調控，從單個學校來看，學校將會淪為工廠，學生將會淪為產品，而這些產品有高質量和偽劣產品之分；從整個學校整體來看，農村學校受限于自身的條件，辦學效率會逐漸低下，最終會被淘汰出局。那么在這一市場化管理影響下，如何改善農村學校的辦學條件，提高農村學校的市場競爭力呢？回答這一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思考：（1）加強政府對農村學校的管理和投入，增強學校的后備力量來實現；（2）從根本上改革農村學校的管理制度，提高其管理水平來實現。那么到底采取哪種方式才能有效提高農村學校的市場競爭力呢？然而，加強政府對農村學校的管理和投入，就要求政府的政策和措施要對農村學校有足夠的傾斜，以保證其在市場的競爭中不被淘汰出局。而市場化管理明確地要追求經濟、效率和效能，相對于城市學校而言，農村學校產出是沒有條件實現這一目標的。而與此同時，如果政府給農村學校足夠的政策傾斜，勢必會不利于提高城市學校的競爭積極性，導致不公平競爭。

即便政府給予農村學校以足夠的扶持，它不是長久之計。“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提高農村學校的市場競爭力也是如此。與其全靠外部的支持，不如在外部的支持下努力實現自身的改進，換言之，農村學校可以在一部分傾斜政策的支持下，實現自身的改進，以從根本上提高自身的競爭力。那么要想實現自身的改進，就必須從源頭抓起，也就是要從農村學校的制度著手，而首當其沖的就是學校的管理制度。那么，問題到此就可轉變成市場化管理影響下，提高農村學校的市場競爭力，就必須從源頭上改革農村學校的管理制度，提高農村學校內部的管理水平。那么，農村學校的管理制度該如何改進呢？怎樣的改進，才能提高農村學校的管理水平，提高其市場競爭力呢？思考這個問題依然有兩個角度可以思考：（1）從學校到班級的嚴密的科層化管理；（2）實行學校到各年級段的多中心制度的管理模式。那么在當前的受市場化管理傾向影響的下，哪種管理模式更具有可行性呢？能更好地改善農村學校的管理水平，更有效地提高農村學校的辦學效率呢？

根據丘伯等學者在論述美國優校學校的標準時強調，優校學校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明確的學校目標、嚴格的學業標準、紀律和學習任務、校長施以強有力的管理、教師參與決策、家長積極合作和以高標準要求學生學習。[2]那么，要想使中國農村學校成為這樣一種優效運作的學校的話，眼下最棘手的就是注重實現校長的強有力管理。與其說實現校長對學校強有力的管理，不如說，在整個學校中實現以校長負責且校長和教師隊伍密切協作的管理模式。在這個管理模式中，校長，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教師，既是被管理者，又是管理者，實現學生的充分發展，是雙方共同努力的目標。正如丘伯等學者在用制度分析的視角分析學校教職員工時提到的，校長的作用就是建立并且維持所謂的團隊（team）——教師們的價值觀、知識、學術背景和性格特征能夠聚合，并且相互協調，為追求組織的集體目標而努力。[3]這樣的一種優效運作的辦學效率高的學校，校長的作用更多的不是組織領導科層制體系下的教師隊伍，而是密切組織聯系學校的教師，加強合作交流，形成以校長為核心的和諧的專業化合作團隊。通過密切協作的團隊力量，實現學生的充分發展，提高學校的辦學效率。因而，科層制的管理模式是不能從根本上提高農村學校的市場競爭力的，這就從另一方面肯定了多中心制度的優越性。奧斯特羅姆認為，每個政府在特定的地理區域的權限范圍內行使重要的獨立權力去制定和實施規則。[4]那么在農村學校里，就要求每個校長或教師在其特定的班級或級部的管理范圍內，有其獨立的權力去制定和實施符合其自身和學生特點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實現學生的充分發展。以企業化的管理模式來實現政府對學校的管理，片面地強調學校產出，過于追求效率，公共資源調控的市場化，是不利于實現教育公平和農村學校的長久發展的。那么，在這種大背景下，只有建立多中心的管理制度，形成以校長為核心、校長和教師共同協作的專業化團隊指導教學，實現教師和學生的充分發展，才能真正提高農村學校的市場競爭力，通過制度改革，進而提高其管理水平和辦學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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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興國.薄弱學校改進的困境與出路[J].教育發展研究，2010（4）.

第8篇：小農經濟的影響范文

中國現代化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按照何種 “模式”進行？一些人的答案是，西方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以資本替代勞動，以大機器生產代替手，以大工廠、大農場取代家庭生產等等，是最主要的一些措施，也是理想目標。這種答案可謂司空見慣，無須引證。但我們認為，這條路是行不通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國情的不允許。如上所述，中國是一個生存資源與人口嚴重失衡的國家，前景極為嚴峻。國情不允許我們去走以耗費極為稀缺的不可再生資源換取經濟暫時發展的道路。其次是，經濟學的根本原則是以最低代價取得最大收益。我們不應該不充分利用甚至丟棄自身最豐富的生產資源，而以最短缺的資源取代之；不應該完全丟棄適應國情的行之有效的經濟行為準則，而代之以與本國國情差距極大的另一套作法。

另一些人設想，既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以勞力替代資本，既然中國有應付人口資源失衡的傳統辦法，有否可能以傳統小農經濟的行為準則為主實行中國現代化道路呢？

答案仍然是行不通。小農經濟在我國的古代封建中，是一種對生存挑戰的最佳適應方式，但這絕不等于說小農經濟是一種完美的生產方式和經濟組織形式之體現。恰恰相反，這是生存環境極為嚴峻，龐大的人口爭奪有限生存資料這種經濟環境下的必然產物。傳統小農經濟雖有適應國情的諸多優點，但也有不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諸多缺陷，約可歸為：一，受家庭生產要素微小規模的限制，每個小家庭的生產能力很小。單個農民家庭除有簡單勞動的生產要素優勢外，其他如資金、技術、生產資料等均相當匱乏，往往只能進行簡單再生產，難以擴大再生產。二，農民家庭的文化、水平極低，保守、閉塞，生產技術難以提高，也難以接受先進技術。三，每個小農家庭作為單獨的經濟單位，只從家庭利益出發行事，且往往只顧眼前之利，不顧（或無法顧及）整體與長遠利益。整體小農經濟內部、小農家庭之間如一盤散沙。農民的分散個體商品生產，難以適應新的市場需要，也難以與含量高的產品在市場上的有力競爭。四，小農付出的勞動極為艱苦繁重但收益甚微，生活水平低下，這既嚴重制約了它的產出力，又嚴重制約了它的消費水平。總之，傳統小農經濟很難憑借單個家庭的力量改進自身處境，更不可能去實現和全社會的現代化了。我國的農村改良事業的前輩曾將小農的特點歸為“愚、貧、弱、私”，真可謂切中要害。

正確的取向，應該是學習利用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世界先進生產力和組織形式之長，又充分發揮中國傳統經濟及其行為準則的優點，改進其不足之處，行兩者之長，去兩者之短。具體而言，即必須用現代工業、科技、組織、管理的改造傳統小農經濟不能適應中國現代化的需要的一面，重建農民家庭經濟。在這種改造中，發展和壯大現代工業，實現大工業和農業的互補、協調發展和一體現代化；在這種改造中，實現勞力密集優勢與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與互補。這個思路絕非憑空想像，近代的豐富經驗和慘痛教訓，已為我們提供了可貴的借鑒。以下僅從經濟組織形式和適用技術兩個方面，以近代長江三角洲區域的歷史經驗檢討之。

1 近代大工業與小農經濟的相互關系與協調發展

近代長江三角洲地區，由不同類型的大工業和小農經濟相互關系所引發，出現過小農經濟得到局部改進，大工業和農村經濟一體近代化發展的雛形。雖然這些工農關系的形式尚處于遠不成熟的“初級階段”，常常被舊事物所遮蔽乃至摧殘，但對中國現代化來說其意義重大。這些形式可歸納為：

第一種形式，近代工業與小農戶通過市場，形成產品相互供求關系。這主要表現在大機器工業—紗廠和用機紗織布的農戶間的經濟聯系。對紗廠而言，農民是自己最大的主顧；對農民而言，紗廠是家庭生產原料的供應者。農民用機紗織布，大大提高了土布的生產數量，改善了產品規格，明顯增加了市場的競爭力，使土布在數十年時間內有力地與洋布進行了競爭，避免了農民破產。而農村土布之發展，又大大增加了對原料機紗的需求，直接促進了紗廠的發展。

第二種形式，商業資本介入土布生產。不再由生產者而是由商人大批量地購買機紗，發放給農民；農民按商人要求生產，產品交給商人，領取工資或實物。最后由商人將布分類整理，投放市場，這大量存在于江陰、常熟、常州、無錫等地。在一些地區，商人還將織機發給無財力織布的農民按其要求定織，以擴大生產。

第三種形式，近代紗廠與手工織布工場、農民個體織戶、近代機器染織廠組成的新型產業組合。紗廠向織布手工工場或小型織布廠出售特制的“盤頭紗”，工場直接發給農戶，這可以用省去農民一道工序，直接上機織布。分散的農戶將布織成后交給工場初步整理，最后送至城市上的大型染織廠精加工，上市銷售。這種形式以江陰至上海之間最典型。各地亦不乏由手工工場加工后直接上市者。

第四種形式，由地方紳士、商人、農民等共同組成農村農副業生產運銷合作社，集體購買部分生產資料或設施，共同生產共同銷售。這種形式廣泛存在于吳江等地的蠶桑業中，在農村織布業中亦可見。

第五種形式，由大紗廠發起，向社會各界集資，組成墾殖公司，招募農民，以公司加農戶的經營形式墾荒植棉，為紗廠提供原料，這體現在淮南鹽墾事業上。

第六種形式，繅絲工廠直接改進農村蠶桑業，以期獲得優質蠶繭。這體現在無錫的永泰、乾甡等大絲廠扶持建立蠶種場、培訓各類蠶桑改良人員、控制繭行、大力組織農村蠶桑改良合作社等舉措上。

第七種形式，各界人士（地方政府、士紳、農村改良機構等）共同組織農民，成立蠶桑絲改良生產合作社，在農村建立最先進的機器繅絲廠，形成從原料到精加工工業的近代合作生產組合。這體現在江蘇女蠶校對吳江震澤開弦村的改良事業上。

第八種形式，農業改良機構租賃、改良絲廠，使其成為專為農民服務的，并代農民將產品銷往國際市場。這體現在江蘇女蠶校對無錫玉祁、吳江平望、吳江震豐三所絲廠的改造事業上。

從以上近代企業與農戶生產的不同形式的相互關系中，我們可以隱約看到農村傳統經濟向現代過渡的一個由“低”向“高”的演進過程。這里所謂“高”“低”，系指生產、經營組織結構的變化和整體功能的強弱。

在農戶以獨立生產者身份在市場上購進機紗并自行加工出售的階段，農民與大工業企業是在市場上相遇的，兩者之間僅僅是一種出售購買關系。盡管農村手織業的興衰在總體上與紗廠的贏虧密切相關，但二者并無生產組織上的任何直接關系。個體農戶會因各自的資金多寡、農業豐欠等原因，形成對機紗購買量的諸多不穩定性。在商人資本介入織布生產后，盡管紗廠仍然不能直接施加于農戶，但商人批量購紗，又批量收布，使紗廠與農村土布間的關系增加了穩定性。特別是許多地區出現的紗商布商系于一身的現象，使紗廠售紗、商人購紗與土布生產幾乎聯為整體。當發展到農民織戶、手工工場、染織工廠與機器紗廠間的生產聯系時，實際上已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大工業與農民手工業、城市與鄉村組成的縱向一體化生產的雛形，小農家庭生產已被納入了現代生產體系之中，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并對這個體系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大絲廠改造農村蠶、桑、繭生產，是另一種類型的城市—鄉村構成的縱向一體化生產雛形。與上述形式不同的是，這是一種工業、農副業之間的一體化。大工業資本為了獲取優質原料，將工業資本直接用于改造千百年來的傳統生產方式，以工業企業—合作組織—農戶經營“統分結合”的方式生產面向國際市場的產品。這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值得深入的頗具特色的經濟形式。

在張謇發起參與的淮南鹽墾事業中，我們看到了更值得注意的現象，即：以現代大工業企業為核心，聚集大量社會資金，以小農為基本單位，組成墾殖公司開發沿海灘涂，種植棉花為大工業生產原料。這可以說是長江三角洲出現的第三種類型的工農業一體現代化的雛形。在這種生產形式中，工業企業、農墾公司、農戶之間不僅在經濟利益上而且在生產組織上已聯為一體，小農戶已成為近代工業和農墾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細胞。這種一體化的更深層意義在于，它不僅是為工業企業本身的利益而設計之，而是考慮到為廣大無地少地的農民提供一個生存途徑，體現出中國傳統思想精華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民本、民生精神。當然，并非所有墾殖公司均抱如此目的，各公司的經營最后亦頗不成功，但客觀其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對今天仍有意義。

無錫、吳江等地出現的由政府、社會各界、科技機構等各種力量組織農民進行合作生產，并引進先進設備為農副業服務，更多地具有“橫向一體化”的工農業生產組合色彩。這在中國的經濟轉型中也具有開啟意義，實際上已成為我國今日工業“半壁江山”的鄉鎮工業的前驅。

雖然形式、層次不同，但我們可從各類大工業與農戶經濟的相互關系的內部挖掘出一些共同特點，這就是：利益互補，利于民生；生產要素互補，實現生產的最佳組合；工農互補，城鄉共同發展。

經濟的基礎是農業，人口的主體是農民，這既是中國的歷史特征，也是中國近代到當代的基本特征。中國現代化的根本問題是農村、農民、小農經濟的現代化問題。長江三角洲雖是歷史上較有發展區域之一，但農民生活仍然貧困。為了謀生他們在農業之外發展起各種家庭手工業和副業，但生產方法的陳舊和資金的短缺，工副業發展頗為局限。只是在近代，在國外先進機器工業導入中國以后，依靠先進原料如機紗，依靠先進技術去養蠶植棉，再依靠生產組織的改進，才使農民的家庭工副業得以進展。沒有大工業的推動，這種歷史性變化是難以發生的。

就家庭生產這種中國古老的經濟組織形式來分析，也是在不斷改進和發展的。從江陰、常熟、南通、常州等地的事例中可看到，近代長江三角洲的農民家庭經濟已發生了重要變化。僅從紡織業看，它早已突破了自種棉花、自紡自織的古代模式。在產品的物質構成上，由全系家庭內部生產物構成，變為利用大工業品為原料。在生產要素的取給上，由基本由家庭內部解決，變為必須部分經過市場交換，或通過商人、手工工場發給。在最終產品的完成方面，由家庭獨立完成，變為與工場或工廠共同完成。在生產組織形式和經濟關系上，由純粹家庭形式變為家庭與工廠面手工工場的某種聯合。盡管上述變化只是初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農民家庭紡織已融合進了社會化的生產和交換之中，突破了家庭經營范圍的局限性，成為兼取傳統與現代之長的經濟形式的雛形。

大工業在帶動農民家庭經濟發展的同時，本身也獲得了立足發展的條件。農村手織業的發展過程為近代紗廠造就出廣闊的市場，而蠶桑業的改進和棉花種植的改良，又為工業生產提供了優質原料。市場和原料是企業生存最基本的外部條件，從這個意義上看，沒有農業、農民家庭手工業和副業的發展，中國近代工業的生存發展也是不可能的。

2，重視適用技術、中間技術，大力推行節省資本、能源、又能充分吸收勞動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廣可由家庭分散進行的技術與行業。

日本的小野旭教授將后進國的技術引進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直接引進先進國家所開發的最新技術設備。但后進國一般勞動力豐富，工資低而資本短缺，使得這類以密集資本代替密集勞力的高技術難以發展，其經濟、社會效益都不佳。這導致了第二種技術的引進。其特點是，對最先進技術加以改進，并將某些先進技術和設備加以重新組合，使之能適應后進國的資源配置，這種改良技術或改良設備，資本~勞動比例和勞動生產率明顯低于第一類技術，但由于充分利用了后進國低工資和充裕勞力的資源優勢，從而節約了大量資本，其獲取的利潤反而較大。第三類，針對后進國的生產力實際水平和可能接受的價格水平，選擇外國先進技術或設備中的某一部分予以引進。這類引進技術設備本身無從發揮其原設計的整體效用，但對后進國向適于國情的新技術之轉化、改進生產效率會起重要作用。由此看來，對于所謂后進國家追趕先進國家的特定階段，適用技術的含義是，向世界先進學習，吸收最有利于自己的、與自己國情最匹配（要點是適應本國的資源與生產要素狀況）又能發揮本土優勢的技術，根本優點是能夠以最低代價取得最大效益。

人們可能會認為，對近代中國的小農經濟而言談不上什么主動引進適用技術問題。但如果從農村手織業技術改進的整體發展過程來看，經過一個從無意識的甚至被動的到主動和有意識的過程，確可發現存在著密切結合國情的適用技術引進推廣的趨勢。它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農民放棄土紗用機紗織布；織機的改進；手紡與紡紗工具的變化和改進。

近代中國農民放棄自紡土紗而用機（洋）紗織布，國內學界的主流看法是大機器工業對小農經濟家庭手工業破壞的第一步，其實國內外早有學者提出異議[1] 。筆者亦認為此說不盡妥當。當機紗剛開始進入中國時，確使農民手工紡織業受到沖擊，但以后的進展，與其說農民自紡土紗是由于洋紗排擠而衰，不如說是農民主動放棄自紡，歡迎機紗。原因是，機紗較土紗更利于農民織商品布。在農民自紡土紗時，一個農婦用紡車一天至多可紡紗半斤，“每三小時至四小時所紡之紗只能供一小時之用”。[2] 而一架織機織布除需紗外，還至少要一個人做輔助工作。如此，若要連續織布，這已超過普通農戶全家主輔勞力的利用的最大限度。土紡成為能否連續織布的最大瓶頸。當織布完全利用農閑時間，而土布市場需求量不很大時，紡紗與織布的矛盾并不突出，農戶可在農活多時少織布，當紗供不上織時，也可以停機。但當市場需要旺盛時，農戶的商品布生產力就受到重大限制。土紗還有不利于織布之處，“抗張力薄弱，用作經線時長度有限，因而所織之土布每疋長度都很短，織工為了短短的每疋布就要經過調紗、穿綜、度經等費事的工作，不勝其煩”。而這一切問題在使用機紗后均可解決。也正因為如此，農戶使用機紗后，土布生產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有極大提高。直至抗戰前，盡管外國紡織廠和中國紡織廠的機織布生產能力和產量已極大增加，但農民手織布產量仍在全國的布匹總量中占73%左右[3] ，對農村經濟的影響極大。

農村織戶放棄千百年來自紡紗使用機紗，在我國技術史上有劃的意義。它表明，只要運用適合中國國情的技術，就既可以充分發揮中國本土資源之特長，又可以提高傳統生產的效率，從而提高社會生產力。在這里我們看到的，并不是將大工業直接搬到農村中去，而是農民經濟和城市工業的結合，小農的傳統家庭勞動力密集型生產方式和近代先進大機器工業生產方式的有機地結合。它不僅使充分利用勞動力的優勢繼續得以發揮，而且提高了棉布的產量和質量，以最低的經濟成本，最少的社會代價，取得了最大的效益。

機紗得到廣泛應用后，在農村紡織業中緊接著發生了織布機的技術改良。在織布機的改進和推廣應用方面，也直接體現出可以以適用技術與傳統生產組織相結合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生產力，即新技術與勞動力密集相結合，利用家庭生產優勢，既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又充分發揮了人的勞動能力。

中國歷史上使用了數千年的舊式織布機，是一種雙手投梭的腳踏木機，一般稱之為投梭機。這種織機生產效率低，一人一個工作日平均只可織布一疋，布面規格大體限于門幅一尺左右，長度二十尺左右。約1896年前后國內開始出現改良織機—手拉機（投梭機）。它把原來的投梭機從雙手投梭改成一手拉繩投梭，另一手執筘打緯。用手拉機織布，布幅寬度不受手投力限制，布幅可至二尺。手拉機出現后在不少地區很快推廣應用。[4] 投梭機改為手拉機的過程及其在中國的普遍推行有幾點值得注意：其一，舊式織機的改良是在機紗于中國廣泛應用后才開始的，除手拉機外，國內有多處改造舊式織機的事例，幾乎同時出現；手拉機的推廣得到了官方半官方和商會等方面的幫助；它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之后在土布的市場廣為擴充時被大量使用；這些都大致說明，手拉機的出現絕非偶然，它是使用機紗后農戶織布工效提高、市場需求擴大、而舊式織機不能在量與質方面滿足新需求的產物。其二，手拉機對舊式織機的改良是針對中國國情，有選擇地學習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結果。手拉機的來源途徑尚須詳考，據現有資料，一途是由中國人從日本引進，另一途可能是中國人自己在學習國外的基礎上發明創造而成。不管哪種渠道，都是針對中國國情的人力豐富而又要提高工作效率的迫切需要：“近更有參究西法獨出新意者，即如鄞縣王姓精于織造之學，能以舊機作新式東洋等布，專用女工，不籍汽力”[5] 等類記載，透出了發明者的創新意圖和社會作用。手拉機對投梭機改進的關鍵是增添一個裝置—飛梭，飛梭節省了人力的無效勞動，卻更好地發揮了人力的技巧，增加了人工生產的功效。手拉機在中國出現時，動力全鐵織布機早已從國外進入，并在大城市的紡織廠中開動了。它沒有也不可能在農戶中使用。連稍后出現的腳踏鐵輪機在農戶中的使用也遠較手拉機為少，這是手拉機適于中國農民需要的證明。中國引進飛梭手拉機的情況幾乎和當年日本引進織布機飛梭時如出一轍，日本學者將其作為引進適用技術的成功案例：京都府派了三名見習生赴法國里昂學習，他們于1873年回國時帶回了佳卡德飛梭。值得深思的是，他們并未將最新式的動力織機帶回國，帶回的是已經發明了140年的過時的飛梭。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三人當時的判斷標準是，回國后自己能否制造。動力織機的制造在當時的日本是不可能實現的，而木制飛梭由木匠就可以簡單制出，且可以將它安裝到日本傳統工藝的織機上。[6] 其三，若純用機紗作原料，手拉機工效較投梭機提高50%~100%，[7] 該機價格低廉，20世紀初年大約每架5~6元[8] ，比舊式木機只高出少許。農戶一般可能買得起。[9] 正因為方便價廉，手拉機推廣很快，19世紀末20世紀初僅江南織區就有寧波、硤石、江陰、常熟、松江、上海等地出現手拉機織的改良布。[10]

手拉機興起不久，在1900年~1905年間，又出現了鐵木機（即腳踏鐵輪機）。鐵木機是由日本傳入的，后國人廣為仿造。與手拉機比較，鐵木機的特點是工效更高出50%~100%，用雙腳踏板帶動織機，所有織布工序都靠鐵輪轉動帶動。所以它也是適宜中國國情的技術引進，受到歡迎。但鐵木機的價格較昂貴，1906年在湖北的售價要銀元60元[11] ，后幾年在高陽50元左右[12] ，較手拉機高出10倍左右，普通農戶難以問津；此外，鐵木機織布較手拉機費力，一般婦女難勝任；這些，都影響了它推廣應用的程度，農村中主要在北方的商品布生產中心的部分農戶中得到使用。在南通，它的推廣主要在30年代后，亦限于近城郊區。鐵木機主要用場是城鎮中的手工工場，乃至在織布廠中與動力機器混合使用。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種改良手拉機，或稱之為改良扯梭機。它何時出現不確知，可能會在鐵木機之后。它的工作效率較手拉機又提高三分之一。這大約是進一步適應家庭資金、勞力規模較小，難以使用鐵木機的農戶的技術改良。

最后看看手紡與紡紗工具的變化。盡管大機器機紗生產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手紡，但仍有問題值得注意。在廣泛使用機紗后，由于我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環境、運輸等有頗多差異等因素，直至抗戰前，手紡仍相當規模地存在。即便在一些靠近大城市和紗廠的商品土布中心，手紡紗也遠未消滅。手紡紗之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本條件下勞動力的充分利用。據30年代河北省定縣的調查，農村從事紡紗者多為婦女，從十余歲到七十余歲均有。青年女子紡紗是為了賺些體己錢，老婦則是為了解悶，消磨時光。對不能干或無活干的婦女來說，紡紗是一種最合適的工作，，她們不干也要吃飯，能賺一文總比不賺好，如此“干活”，自然不較人工與時間支出 的費用。只要賣紗線的錢多于買原料棉花錢，就是賺了。以自己種的棉花紡紗成本更少。正如有學者分析指出的，這種家庭副業沒有任何成本上的限制，不管產品的售價低到何種程度他們還是可以和國外生產的機制產品進行面對面的競爭。[13] 對紗廠主來說，機紗價格不可能低于原料、工資、利潤和流通費用。趙岡等還指出，“自從機紗流行以來，鄉間的三錠及四錠紡車便絕跡不見，而最原始的單錠紡車反而有人繼續使用。”[14] 而這，也與單錠手紡車的使用與農戶以最低成本充分利用勞動力有關，“效率最低的單錠紡車能夠存留是因為它適合于那些沒有機會成本的邊際勞動力，而效率較高的多錠紡車，因所需勞動力的機會成本核算太高，反遭淘汰。”[15] 不過，勞動力的充分利用并不限于家庭這一種形式。抗戰時期，由于機器紗廠生產能力受到影響嚴重，急需解決紗的生產供給困難，于是使用廣泛使用人力紡紗。此時多錠人工紗機發揮了優勢。1929年，海門邢廣世曾發明新式紡紗機，“用人力，每人可使200錠，同時可容一人至二十人工作”[16] 。但未獲推廣。抗戰時在四川的手工工場中大量使用了“七七紡機”。浙江余姚則大量使用“余姚式紡機”。余姚機錠子從64至120錠不等，每天可紡紗4至7斤。[17] 這表明，在必要時，使用適用技術，人工紡紗也有潛力可以發揮。

適用技術在近代中國運用的更有說服力的例證表現在繅絲等手工業中，有學者已有精湛研究，恕不贅述。[18]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勞動與資本在生產上的替代問題對經濟發展的關系極大，我國有些學者對此予以高度重視。但在不同的行業中，以及在同一行業中，資本與勞力如何替代，何種比例的替代為最佳點，是應深入研究的問題。從中國近代農村家庭棉紡織業的技術變化中，初步看來有以下幾點：一是通過一定的適用技術，資本與勞動力相互替代確實產生過，并對生產力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二是這種替代不是簡單的資金與勞力的分配劃分問題，而是建立在傳統積極因素的充分發揮及正確吸收世界先進文明的基礎上，這使兩者能在中國國情中最有效地自然融合。其核心作用是利用了傳統小農經濟合理性，又利用外來先進對之改進，提高了它的生產效率。三是這種替代是同時從幾個途徑、幾個層面進行的。在各方謀求自身利益的驅動下，通過市場，大工業和小農經濟、商人商業資本與小農經濟、小農經濟本身產生了經濟關系，由此產生出不同生產方式、不同生產要素配置的生產組織間發生原料、產品等的交換，適用技術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

長江三角洲近代化過程的經驗，概括而言，就是外來先進事物和本土優勢相結合，通過雙方的相互適應、相互改進和相互配合補充，最終達到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村協調發展和“一體近代化”。所謂“一體近代化”即：對小農經濟而言，既能充分發揮傳統優勢，又能在經濟組織形式上作適應新形勢的改良，采用適用技術，實現勞力密集生產下的生產效率提高。對城市大工業而言，是在以農民和農村經濟為原料和市場的經濟交換過程中建立和壯大自己的發展基礎。可大致歸納為四點：

一，高度重視、充分發揮中國國情下形成的生產要素的特長，尤其須重視世界上數量最多、價格極廉的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而絕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將其視之為阻礙“生產率提高”的負面因素。我國傳統的工業、農業密切結合的“兼業型”家庭經濟，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值得高度重視的形式。其優點是，第一，家庭成員從事家庭勞動是不計工資代價的，由此可實現勞動力的最廉化。第二，家庭勞動可以用合理安排處理日常生活和農業、工副業之間的時間安排，以獲得在單位時間內的最大量產出。第三，家庭勞動有利于節省工業生產用地和高額能源耗費。第四， 家庭經營不存在處理失業、勞資糾紛、社會福利等社會性問題。農工兼業，可在很大程度上減輕其中一業不景氣所帶來的損失，將經濟失利造成的巨大風險和社會矛盾消解在無數個兼業家庭之中。

二，上述家庭兼業經濟當然不是回歸到古代的頗大程度“自給自足”式的小農經營中去，而是以現代的工業、技術、組織、管理的辦法改造、重建農民家庭經濟。近代史上發生的大工業與農戶，大公司大企業與農戶，城市與農村經濟間的“縱向一體化”，各種形式的協調與組合等新型經濟形式，是值得重視的。它們可以發生在原料生產與產品制造部門之間，也可以發生在產品的初級加工與精加工之間。可以發生在農副業與工業的范圍內，也可以在純工業純農業的范圍內。在農村內部、農戶經濟之間，還可以實行生產、加工、銷售的“橫向一體化”，通過縱、橫一體化，將農戶經濟納入大工業、大農業、大商業的國民經濟體系中去，使千家萬戶以極低成本核算生產的初級產品經過精加工，輸往國內以至國外市場。

三，重視適用技術、中間技術的發展，大力推行節省資本和能源、又可較多地吸收勞動力、并有可能分散生產的技術和行業，而不能一味貪大求洋。歷史上大工業以先進設備生產機紗，經過農民用改良織機加工制成布，僅為一例。

四，近代大工業將為農民和農村服務作為自己最主要的業務之一，而不是相反，以“盤剝”農村經濟求得一時發展。只有這樣，在中國這個農業文明社會中，工業才有長遠發展前途。

然而，極其令人痛心的是，盡管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出現了適應國情的殊為珍貴的初級形式和經驗，但最終并未發展壯大，形成一條為國人所公認和共同致力的中國早期現代化道路。其原因大致為：一，帝國主義的侵略，從兩方面對中國早期現代化道路產生直接的破壞作用。近代中國的大工業與小農經濟的互補關系，是建立在對同一產品的不同工序間的加工（如機紗與手織布，手織布與精染加工布），或同類產品不同層次的產品（如低檔手織布與高檔機織布）關系上，共同的市場或互補的市場使雙方均能獲益，是協調關系的基礎。但外國列強憑借在華掠奪的種種特權，既霸占了很大部分的機器工業品市場，又霸占了很大部分的農村手工業品市場。洋貨對技術含量低、更新換代慢的手工業品破壞尤大。導致我國農村手工業首遭重創后，機器工業聯帶受到影響，造成“一損俱損”之局面。明顯的例子，是土布受洋布沖擊后，民族紗廠工業的機紗銷路大受影響，迫使紗廠改變經營方向，將產紗為主改為兼營織布，使機器紡織工業與農民手織業的互補協調關系變為排擠和競爭關系。而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特別是日本1937，全國陷于戰火之中，直接打斷了中國近代化進程。

二，農村封建土地制度造成的土地分配關系嚴重不均，使廣大農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的缺乏問題更形尖銳。小農經濟提高生產、改善生活的難度大為加劇，農村手工業難以大規模發展，并必然造成大機器工業品的國內市場和農村手工業市場同時狹小、互相制約的局面。

三，國家缺乏正確的宏觀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和合理的經濟政策。后，中國喪失主權的獨立和完整，是使歷屆政府無從對國家行使有效經濟管理職權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外國砲火轟擊下中國國門被強迫打開，數千年的行之有效的管理農業國家的方略無法繼續，在經濟的巨變中政府不知如何處理完全不同的新形勢。但新出現的農村經濟與大工業的相互關系，若無國家產業政策的協調、經濟政策的支持保護，在外國機制品的沖擊下必難以持久。不妨和日本作一簡略比較。日本政府在明治維新后不久，由于要發展新興資本主義工業的需要，確定了“以土養洋”的經濟發展戰略，主要依靠傳統產業生絲等的出口，換取外匯購買國外新式設備。從1870年起在50~60年時間內，生絲一直占日本出口商品總額第一位，為進口機器和原料提供了約40%的資金，對其經濟向現代化的轉變起了關鍵作用。而日本生絲產業的發展，得力于國家力量、教育科技界力量。蠶絲產銷業力量緊密配合，其中國家的正確引導之功尤大。在生產組織上，形成大工業與小農生產的縱向一體化，以及小農生產之間的橫向一體化；在生產技術上采用適度技術；而政府的各項政策保障和扶持，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9] 反觀中國政府，在一個世紀的早期現代化過程中，始終未確立起一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不知怎樣結合中國國情和優勢，吸取外來先進以發展自己。中國歷史上一直是世界生絲出口主要國家。直至1905年以前，中國生絲出口量及在世界市場的份額均明顯超過日本。但由于沒有相應產業政策的保障、支持，1906年后，中國被日本超出，喪失了國際市場上的優勢地位。1905年，中國生絲尚占世界主要產絲國生絲出口的59. 46%，至1930年只占21.76%。日本則由40.54%上升至68.04%。[20] 中國無錫、吳江等地雖然也出現在過出絲廠與農戶間在原料、加工間的縱向聯合，但它的出現要比日本晚數十年，此時中國蠶絲質量已有嚴重問題，在世界市場上已遠遠落后于日本。而這種聯合，完全由民間自發形成，絲毫看不到政府的作用，其影響作用是很局限的。

四，嚴重缺乏對中國最主要的特點—占有量居于全球22%的人—的作用的重視和對策。這里只講對農民的教育。人口既是一種消耗資源的主體，又可以成為一種生產要素，重要條件之一是勞動力要掌握一定的生產技能和知識。傳統小農經濟的改進不提高農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大約只有很少數人對此有充分認識，并在幾個縣范圍內進行了農村改良試驗，作用十分有限。

五，社會經濟認識的重大不足。對改進小農經濟和農村手工業的重要性，對農村經濟對全國經濟現代化的重要作用，近代中國的某些經濟學者和社會改良及教育界人士有相當充分的認識，進行過很高質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和社會實踐工作。可惜這些認識和作法沒有在教育、研究、經濟、政府及各界形成共識。在中國現代化的方向和途徑上，缺乏一個有巨大影響的、能為多數人接受的理論。占主導地位的，似乎是相反的觀念：小農經濟、農民家庭手工業是現代化的對立面和障礙物，只有破壞它才可能建立現代大工業。這類觀念，在當時的報刊中屢見不鮮。顯然，這對在革新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宏揚其積極因素，建立現代經濟與傳統經濟有機結合是十分不利的。在民國時期的政府經濟建設政策中沒有相應措施也就不奇怪了。

中國社會經濟的現代化取決于多種復雜因素。本文對長江三角洲部分地區近代經濟演變過程中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的相互關系問題進行初步討論，目的是認識我國早期現代化的本土特色，并嘗試從歷史經驗的角度探索現代化道路與國情的關系。由于僅僅涉及有限方面，自不能以偏代全，成為對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普遍概括。應該看到，在不同時代，隨著生產力、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社會經濟水平的不同，“傳統”與現代經濟、工業與農業的關系也會發生變化，尤其是相互關系的聯系渠道和具體形式會變化。能夠與農村、農戶發生直接關系的工業部門只能是部分的。以高資本代替勞動的“高精尖”產業對提高我國經0濟實力，加強國際競爭力亦必不可少。工業與農業之間、城市工業與農村工業之間，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也有利益矛盾和沖突的一面。盡管如此，筆者認為，人們在高度重視并極力推行最發達國家經驗和模式的同時，仍需對一向被視為落后的、甚至是當作現代化阻力的我國傳統經濟的積極因素予以充分注意，注意土洋結合、兩條腿走路的問題，注意工農業的協調發展、高技術產業與普通技術產業、勞動替代型產業與資本替代型產業等的互補問題，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今天的國情。今天的國情盡管較歷史上有所變化，但在一些根本特點上是一脈相承的。而傳統正是國情的某種沉淀和體現。從這個認識出發，中國不可能也不應該重復一些西方國家“現代化發展”所走過的老路，何況愈來愈多的西方人士也正認識到，需要對已走過的路進行反思，更何況當前中國的生態環境已不允許我們再走類似之路。

最后，我想以一位先哲—梁漱溟—在60余年前的一段話作為結語。我想，雖然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梁先生的一些主要思想仍對今天極富啟迪意義。他在談到中國從“傳統”向“現代”社會過渡時，認為中國應該走一條既不同于傳統式的、又不同于西洋式的經濟發展之路：“這一條不同的路，便是從農業引發工業，農業工業為適當的結合，以鄉村為本而繁榮都市，鄉村都市為自然均實的發展。———這正是中國今后一定的路線，自然而然要走上去的。......我敢斷定，中國工業要在農村復興中興起，而今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于都市者，必無好轉之望......中國的工業化，必將走一條不同的路，他是要從鄉村生產力、購買力輾轉遞增，農業工業疊為推引，逐漸以合作的路，達于為消費而生產，于社會化的進程中，同時完成分配的社會化。”[21]

注釋

[1] 參見趙岡 陳鐘毅〈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史》第二卷，導言。

[2]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頁195。

[3]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265頁。

[4]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頁397。

[5]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頁401。鄞縣王姓是否確為手拉機，還是一種其他改良織機，尚待考。

[6] 參見：[日]南亮進：《日本的發展》，對外貿易出版社，1989。

[7]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頁404~405。

[8]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第406頁。又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頁198，鐵木機價格約值洋10~15元。

[9]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頁198。又

[10]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第398頁。

[11]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198頁。

[12] 吳知：《鄉村織布的一個》，第11頁。

[13]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191頁。

[14]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197頁。

[15]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197頁

[16]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三卷，第683頁。

[17]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四卷，第322頁。

[18] 參見徐新吾：《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三章；吳承明《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道路》、《論工場手工業》等。

[19] 有關日本傳統產業和蠶絲業的情況，可參見萬峰《日本資本主義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吳承明《論工場手工業》；[日]南亮近《日本的經濟發展》，景文學譯，對外貿易出版社1989年；[美]李明珠《中國近代蠶絲業及外銷》，徐秀麗譯，上海出版社1996年等。

第9篇：小農經濟的影響范文

摘要：縱觀我國歷史長河，可以看到許多值得追溯和深思的章節，我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相對西方國家來說起步較晚，但卻在一定時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明清時期可以說是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在這期間中國經歷了西方文化的洗禮，又經過了的創傷，但是也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發芽、生長提供了一定的基礎條件。本文將從我國明清時期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征與發展條件著手，進而分析了資本主義在我國難以發展的原因，最后得出了對我國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的啟示。

關鍵詞：資本主義明清時期發展

追溯起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應該是在明末清初時期，而中外歷史界也最關注明清時期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發展，因為資本主義的起源在明清時期，所以，至今仍然有大批史學家與經濟學家鉆研該問題。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時間，據推算應該在公園十五世紀中段，之后經過十六、十七兩個世紀的發展逐漸開始有所起步。而十八世紀末期徹底打破了舊中國傳統小農經濟模式，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影響下，半殖民半封建中國開始步最初的資本主義歪曲的探索道路。

一、明清時期資本主義的發展

資本主義在我國確實是始終無法進行到底的一項運動，正是因為只是在封建中國短期存在過，所以資本主義在中國從未有過真正意義上的存在，這也充分說明了資本主義其實并沒有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一個固有時期的狀態。明末清初時期資本主義萌芽具有自身一些特點。

在明代時期，資本主義未能形成是因為一部分國內剝奪生產者的現象消失，而且社會小生產者的分化速度也逐漸變得緩慢，這段時期國外的資本主義狀態還未真正形成，因為并沒有一個相對集中的資本積累，此時在少數地區寥寥無幾的資本主義生產力量也十分薄弱。清代時期，部分東南地區擁有著較高的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但也未能為資本主義的興起提供充足的社會經濟條件。而當時，地主階級卻擁有十分強大的經濟實力，少數地主完全可以掌控所管區域的經濟活動，這就是明代資本主義萌芽形成的最初形態，雖然因為封建社會的原因，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資本主義萌芽都未見起色。

二、資本主義難以發展的原因

在我國明清時期，資本主義的發展舉步維艱，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其原因并不只是一方面，下面將對資本主義難以發展的原因進行詳細闡述。

1、封建社會自身條件的阻礙

封建社會在中國已經存在了不止一個世紀，因此，無論明清時期的中國如何發展都無法打破封建制度與封建專制統治的固有模式。拋卻封建專制制度的起源不說，封建地主制在我國卻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封建制度的頑固存在并不能靠短期的經濟發展就能連根拔除的，它深深地植入在每一個封建中國人的心中，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資本主義無法得到在明清時期的中國得到順利的發展。

2、中國自身的封建社會生產力

秦漢時期以來，中國經濟就開始了漫長又穩步的發展，即使在后來的唐宋元明清朝，封建中國的社會生產力都處于較高水平。但是，盡管生產水平達到了一定要求，可是封建社會生產仿佛一個圓圈，始終循環前進，無法做到向前發展。因為戰亂原因的影響，導致每一次戰亂后社會經濟都要重新起步發展，這就形成了在封建中國要無數次零起步來使社會經濟復蘇，嚴重破壞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積累條件。

3、封統治者的建專制主義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

明清時期，中國大部分商業如紡織業、制造業等都屬于清朝官府機構的御用制造廠家，無論新興行業發展速度多么迅速，都無法逃脫被封建專制主義掌控，幾乎每種產業都是作為明清朝官府機構而存在。不僅如此，明清封建統治對社會小農經濟進行了嚴重的限制和干涉，曾經占有社會主導地位的封建手工業已經被限制發展成為副業地位。自古以來，我國封建統治政府禁止商業發展，嚴重的“重農抑商”政策成為了資本主義萌芽無法順利發展的主要障礙。尤其是明清時期經濟發展較好的城市往往都是封建專制主義的支配城市，它們無法自由發展，無法獲得自身經濟的獨立。

三、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啟示

首先，我國明清時期的資本主義萌芽現象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經過幾番周折資本主義最終無法在我國得到較好的發展，更說明了明清時期我國的封建制度頑固的根基對明清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影響非同小可。它代表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進程，也代表了明清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普遍發展水平。盡管資本主義并未在我國歷史上有過真正含義的發展時期，但卻為后人對資本主義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歷史材料。

其次，只有良好穩定的社會環境做鋪墊，才能夠推動社會新的生產方式的順利運行。無論經濟多么發達，仍舊需要先封建專制主義之后才能夠有空間去接納的新的社會生產方式。明確時期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長期發展下去，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壞事，資本主義的消亡使得中國逐漸意識到自身發展道路是否正確，也為后來民族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正是資本主義的失敗才擁有了今日社會主義的成功。

四、總結

綜上所述，通過對我國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的淺析得到了一些啟示和結果，從本文研究中可以看出人們研究歷史的人不能單純的從歷史學方面談歷史，而是必須要認真學習與時俱進的知識理論，掌握大量史料，對歷史學以外的其他科學領域進行深入研究。如今，我國的經濟日益向前發展，而經濟全球化也必定使得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貿易緊密相連。在新時期的社會形勢下，中國必須勇于前進、開拓進取，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夠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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