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的物質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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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科學的物質概念范文

 

關鍵詞：席勒；審美假象；審美批判

《審美教育書簡》(下稱《書簡》)深刻地影響了西方現代美學的進程。維塞爾認為：“在18世紀美學理論中構成一個關鍵性轉折點的是席勒的美學理論，而不是康德的《判斷力批判》。因為席勒的美學理論比康德的美學理論更多地指出了未來的道路。”哈貝馬斯則稱它是“現代性的審美批判的第一部綱領性文獻”。本文著力探討席勒在《書簡》中提出的“審美假象”概念。首先對“審美假象”概念進行辨析，并梳理其學理背景，其次是分析“審美假象”論的批判性內涵及影響，最后，參照多種美學視角，對席勒“審美假象”論的“先天缺陷”進行批判性分析。

一

在《書簡》第九封信中，席勒就提出了“假象”的概念：“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遇到他們，你都要以高尚的、偉大的、精神豐富的形式把他們圍住，四周用杰出事物的象征把他們包圍，直到假象勝過現實，藝術勝過自然為止。”這里把“假象”和“藝術”并置，并分別同“現實”、“自然”相對，就已經指示了藝術和假象之間的內在關聯。在第二十六封信中，席勒則明確將其表述為一個美學命題：“鄙視審美假象，就等于鄙視一切美的藝術，因為美的藝術的本質就是假象”。席勒同時也強調“審美假象”不同于“邏輯假象”。“邏輯假象”混淆現實，具有欺騙的性質，而“審美假象”自我顯明為“假象”，當然談不上“欺騙”。

我們有必要先對“假象”(Schein)作一番辨析。該詞在德語中有“光輝”、“外表”之義，而“外表”則多有“表面現象”和“靠不住”的意思。僅以《書簡》中“Schein”翻譯來說，依筆者所見，就有三種：一是“假象”，如馮至、范大燦的譯文和繆靈珠的譯文(《繆靈珠美學譯文集》第二卷)；二是“形象顯現”，見于朱光潛先生所著《西方美學史》；三是“外觀”，如徐恒醇的《書簡》譯文、蔣孔陽《德國古典美學》等。自康德之后，“Schein”成為德國哲學(美學)的常用詞，除席勒外，它在黑格爾、叔本華、尼采、海德格爾、阿多諾等人那里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所說的“日神之夢境”即是“Schein”。需要注意的是，尼采突出了這個詞的“光輝”之義，翻譯者或譯為“假象”(繆朗山)，或譯作“外觀”(周國平)。海德格爾對該詞的使用也往往突出其“光輝”之義，其著作的中譯者通常將其譯為“假象”或“閃耀”。

筆者認為，單就詞義論，將“Schein”翻譯為“假象”、“外觀”、“形象顯現”都沒有什么不妥。但從上面的論述可以見出，雖然該詞兼具“外表”和“光輝”二義，但在不同的美學語境中有不同的側重：或是“非實在性”之義，或是“光輝”之義，或是二者并重。席勒用“Schein”規定藝術的本質，既是以此來反對那種視“美的藝術”為“消遣之物”的輕視態度，同時也是要為藝術確立不同于自然科學真理模式的“真理”。正像伽達默爾所說：“把審美特性的本體論規定推至審美假象概念上，其理論基礎在于：自然科學認識模式的統治導致了對一切立于這種新方法論認識可能性的非議。”伽達默爾在此還指出，通過把藝術的本質規定為“審美假象”，席勒成為第一個確立“藝術立足點”人。在更大的意義上，它刻畫了精神科學相對于自然科學的獨特要素的特征。由此可見，席勒把“Schein”同“現實”相對立，同科學上的“真實”相對立，具有爭辯性，是對審美之“非實在性”的強調，所以我們認為將其翻譯為“假象”很妥帖，而若將其譯為“形象顯現”。雖很仔細，但略顯冗長。尼采所謂的“Schein”則既強調“日神”的“光輝”之義，又強調夢境的“非實在性”，翻譯成“外觀”很恰當；而海德格爾在使用“Schein”時，“光輝”之義較為突出，譯為“顯耀”或更合適。這里多有妄斷，因為翻譯講求的是靈活變通。

席勒的“審美假象”論直接源自康德。在《判斷力批判》第53節中，康德宣稱：“詩的藝術隨意的用假相游戲著，而不是用這個來欺騙人，因它自己聲明它的事是單純的游戲，雖然這些游戲也能被悟性在它的工作里合目的地運用著。”(著重號為引者所加)此處的“假相”就是“Schein”。康德使用“Schein”這個詞是為了強調“詩的藝術”乃是一種想象力的自由運作，并且是無功利的。所以康德又說：“在詩的藝術里一切進行得誠實和正直。它自己承認是一運用想象力提供慰樂的游戲，并想在形式方面和悟性的規律協和一致，并不想通過感性的描寫來欺騙和包圍悟性。”盡管從這些表述來看，席勒與康德非常相近，但如上所論，由于席勒刻意強化了“審美假象”的現實批判性而開辟了美學的新維度。

第2篇：自然科學的物質概念范文

一、信息哲學:自然化運動進程中的一個“副產品”

20世紀英美哲學界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傾向是自然主義。自然主義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但它在當代的復蘇和盛行,則首先得益于自然科學在解釋世界時所獲得的巨大成功。相對于前科學時代的一切自然哲學和形而上學體系,自然科學的概念、方法和規律對世界的解釋更能令人信服。以物理學為主要代表的自然科學的昌盛,使自然主義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所以,到了20世紀的最后幾十年,幾乎沒有哲學家樂意說自己是一個非自然主義者。[1]121分析哲學是自然主義盛行的另一個動力。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就表達了鮮明的自然主義傾向:能說的東西就是能用自然科學命題所說的東西。此后的分析哲學家無不受此傾向影響。從維特根斯坦、石里克到奎因再到普特南和福多,分析哲學的演進同時體現出自然主義的發展脈絡。自然主義者認為,哲學研究和科學研究在目的和方法上是一致的,差別只在于兩者關注的對象不同。自然科學關注具體問題,而哲學則關注一般性問題。世界是統一的實在,因而可以構建統一的理論來加以說明,這就是自然主義的總則。自然主義的研究綱領和操作方法稱為自然化(naturalizing),就是要運用分析、還原等方法,通過自然科學的概念、術語、原則,對傳統哲學所關注的意義、價值、認識、真理等一般性問題做出自然主義的說明。通過自然化就可以使要說明的對象具有科學上的合理性、合法性,進而證明它在自然界中具有存在地位。自然化的方案眾多,自然科學領域內的一切學科都可以充當解釋項。所以整個自然科學就既是一種本體論標準,又是一個“終極解釋裝置”。質言之,科學是存在的尺度。不能被科學驗證的東西是值得懷疑的,其或者沒有研究的價值,或者在認識地位上次于科學。自然主義所引發的爭論在根本上可以歸結為兩點。第一點體現在方法論上,表現出的問題是:有沒有諸如第一哲學之類的東西?第二點體現在本體論上,表現出的問題是:世界能否被自然化?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代表著自然主義的方法論和本體論承諾。自然主義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既然自然科學和哲學的研究方法具有一致性,那么當然就不可能存在先在于或者獨立于感覺經驗和經驗科學的第一哲學。第二個問題是自然主義關注的焦點和難點,其中最大的難題就是心理現象,特別是意向性問題。“任何想要把人類和心理現象當做自然序列的一部分的人都必須用自然主義的術語來解釋意向關系(intentionalrelations)。”①所以,當代自然主義者從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圍繞著對心理現象,尤其是意向性的自然化展開的。

對意向性的自然化就是用自然科學術語來說明意向性。為了達成這一目標,自然主義哲學家們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嘗試。自然科學領域中幾乎所有的學科都被自然主義者當做工具,納入到自然化的解決方案當中。其中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自然主義哲學家往往會使用他所依據的自然科學的學科名稱或者概念來命名他所建立的自然化理論。比如,阿姆斯特朗(D.Armstrong)、劉易斯(D.Lewis)等人以物理學為基礎對意向性進行的“同一論”說明,米利肯(R.Millikan)、博格丹(R.Bogdan)和塞爾(J.Searle)等人分別依托生物科學作出的“新目的論”說明和“生物學自然主義”說明,哈曼(G.Har-man)、沃菲爾德(T.Warfield)、布洛克(N.Block)等人借用計算機科學中十分流行的“功能作用”概念進行的“功能作用語義學”說明,德雷斯基(F.Dretske)以通信理論為基礎作出的“信息語義學”說明,福多(J.Fodor)以計算機模塊理論進行的“模塊論”說明等。自然主義者在運用各種科學技術理論對意向性進行自然化時,體現出很強的寬容性和開放性。因此,即便在表面上看來他們建立的理論毫無共同之處,但實際上從事的卻是相同的工作。所以也有人稱哲學正在經歷一場“自然化轉向”。[2]452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自然化運動中增添了“信息”元素。德雷斯基、福多等哲學家在探索意向性自然化的新路徑時,發現信息科學技術存在著巨大的解釋潛力,因而將信息及其相關概念引進到自然化的解決方案當中。德雷斯基在1981年出版的《知識與信息流》(KnowledgeandtheFlowofInfor-mation)時至今日,仍然是以信息為基礎進行自然化操作的代表作,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完全利用信息概念對知識、信念、意向性等作出自然主義的說明。正如德雷斯基自己所言,他的“整個工程可以被視為自然主義的一次實踐”[3]。而在福多看來,有信息封裝的計算系統就是模塊,利用模塊理論對意向性進行的自然化就是“為表征構筑自然主義條件”[4]31。正是通過這些具有自然主義傾向的哲學家的努力,原本只是單純作為科學概念的信息在哲學中有了一席之地。所以從淵源和背景來看,如果說以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科學技術和通信理論的發展為信息哲學的誕生準備了技術前提的話,那么分析哲學和自然主義,尤其是自然化運動則可以被視為信息哲學的思想背景。如果需要在哲學史中為信息哲學進行定位的話,我們認為其邏輯順序是這樣的:自然主義傳統科學主義傳統和分析哲學自然化運動信息哲學。自然主義傳統在近代科學的刺激下復蘇,進而通過科學主義表現出來,在分析哲學的推動下形成了聲勢浩大的自然化運動,而信息哲學則只是自然化運動所采用的眾多方案中的一種。所以,從起源來看,信息哲學完全是在分析哲學和自然主義傳統主導下的自然化運動的一個“副產品”。

二、信息哲學與自然化運動內在關聯的邏輯起點之發生學演進

“信息”作為信息哲學的核心和基礎概念,是信息哲學的邏輯起點。對信息概念進行歷時性考察,探究其如何從單純的科學概念演化為一個具有“哲學身份”的概念,能夠在邏輯上再現信息哲學的發生過程,在發生學上揭示信息哲學與自然主義和自然化運動的內在關聯。按照信息概念內涵的演化,這一過程可大致區分為以下三個階段:(1)“科學概念”階段。20世紀中葉,《信息論》和《控制論》問世,信息概念成為“科學概念”。1948年信息論之父申農(Shannon)發表了劃時代的論文《通訊的數學理論》,第一次將信息納入科學研究的視野。通過這篇論文,信息正式成為一個被廣為接受的科學概念。但是,作為科學概念的信息只關心信息量,而不關心信息內容。因此,申農所創立的信息論實際上是 一種信息的數學理論。在此背景下,申農把信息定義為不確定性的降低或者可能性的減少。在同年出版的《控制論》中,美國數學家、控制論的主要奠基人維納(Wiener)對信息作出了這樣的描述:“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質也不是能量。不承認這一點的唯物論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5]155申農和維納都看到了信息概念的復雜性和多義性,但受制于其自然科學研究的目的和背景,他們對信息的認識主要停留在科學層面。維納對世界的“物質、信息、能量”三元論說明過于簡單和草率,在哲學界并沒有引起廣泛關注。但是,他們對信息的科學說明卻為哲學家的工作奠定了基礎。(2)“科學概念”向“哲學概念”的過渡階段。早在1953年,受到物理主義影響的卡爾納普(R.Car-nap)為了對符號的意義進行自然化,便在《語義信息》一文中大膽預測,申農的信息論“會在不久的將來發揮重大影響”[6]147-157。在該文中,他還率先提出,對語義信息(semanticinformation)和實用信息(pragmaticinformation)進行區分是一項重要工作。[6]147-157從信息的定量分析入手解決信息語義問題,至此開始成為哲學家切入信息哲學研究的一條基本路徑。麥凱(D.Mackay)于1969年提出“定性信息的定量理論”,認為信息與其接收者知識的增加有關。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后,信息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和發展,引起了自然主義哲學家的廣泛關注。信息概念開始出現在各種自然化理論當中,由此迎來了信息概念的第二次質變。對信息進行哲學界定一時間成為哲學界的時尚,哲學家互相抱怨對方誤解和誤用了真正的信息概念。西爾(Sayre)批評“阿姆斯特朗和丹尼特濫用了‘信息’一詞”[7]53。哈姆斯(Harms)也認為查莫斯(Charlmers)“不應該把信息理論看作是可能存在的狀態,以及這些狀態如何相關和構造”[8]475。在這一時期,美國哲學家德雷斯基所做的工作最具有開創性和代表性。在他看來,進行意向性的自然化,主要就是要說明“純物理系統如何可能處在知識和信念(內容)的狀態之中”[3]。為此,他從申農的通信理論出發,用信息來說明知識和信念。他認為,申農所建立的信息論目的雖然在于對信息的量進行度量,但其中也隱含著說明信息內容的功能。這種功能是作為自然科學成果的通信理論本身所具有的,所以利用這種功能所進行的信息論說明就是純粹的自然化的說明。為了滿足自然化的需要,信息概念在本體論、認識論和因果論層面都得到了較為系統的說明。正是自然主義者從事的這些工作,才使信息完成了從科學概念向哲學概念的過渡。[1]121(3)“哲學概念”的認可階段。以信息論為基礎的自然化,使信息概念在哲學中的地位獲得日益廣泛的認可。丹內特甚至斷言:“信息概念有助于最終將心、物和意義統一在某個單一的理論中。”[9]對信息與知識、表征、真理、意向性等之間關系的探討,帶動了對信息的本質、地位和存在方式等信息哲學元問題的研究。1998年,《元哲學》出版的《數字鳳凰———計算機如何改變哲學》對信息哲學的發展作出了肯定。[10]1隨后,英國哲學家弗洛里迪(L.Floridi)又發表了《什么是信息哲學》等文章,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信息哲學研究的范式、目標和綱領。進入新世紀之后,以信息哲學為研究課題的著作不斷涌現,標志了信息哲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哲學分支得到哲學界的認可。從對信息概念內涵演化之三個階段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信息概念為邏輯起點的信息哲學與自然主義和自然化運動具有深刻的內在關聯性。對信息哲學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哲學分支的“認可”,并未表明信息哲學從此成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并未表明其已獨立于自然化運動。因為其一,信息概念被納入到自然化方案當中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盡管其強大的解釋功效逐漸顯現,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哲學家投身到此項研究當中,但結果只是造就了一個以信息概念為共同基礎的強勢自然化派別的出現。其二,自信息概念被引入哲學領域以來,圍繞信息的哲學研究在方法、旨趣、綱領等方面從未發生過根本性變化,即使弗洛里迪拋出“信息哲學”的提法,其實際意義并沒有表面上看起來的那么重大,從信息的定量分析入手解決信息的語義問題,仍然是信息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或者說信息哲學的基本研究方法沒有超出自然主義的視域。事實上,信息哲學試圖建立統一信息理論的核心目標,就嶄露著無法掩飾的自然化烙印。

三、哲學的“信息轉向”現實地蘊涵于自然化運動

第3篇：自然科學的物質概念范文

庫恩：科學革命的闡釋

在人類認識史上，有一個難題一直困擾著哲學家，那就是：自然科學是否存在有方法論的理想模式？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傳統的看法認為：自然科學家說明自然現象；而社會學家則是理解社會現象，一個是關于事實的判斷，一個是關于價值的判斷，兩者之間存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從19世紀開始逐漸形成兩大對立的派別：一是以實證主義和邏輯經驗主義哲學家為代表，認為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在認識論或方法論上沒有原則上的區分，自然科學在進步和發展中建立的認識論或方法論的理想模式完全適用于人文科學，另一派與此相反，狄爾泰、泰勒等人認為，在闡科學意義上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完全不同：“自然需要說明（explaination），人則必須理解（unelerstanding）”〔2〕庫恩從科學史角度反對實證主義的教條， 同時又對泰勒等人的闡釋學區分不以為然。在庫恩看來，自然科學同樣需要闡釋，也與文化相關。1988年庫恩與泰勒為此展開一場大辯論。泰勒認為，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人文科學的對象本質上是自我解釋的；而自然科學的對象則不必，也不應該被理解為自我解釋。如果說自然科學在某種意義上是解釋的，那么人文科學則是雙重的解釋：不僅提供解釋，而且是解釋的解釋。庫恩基于對自然科學的歷史發展或進步的動態模式，對庫恩的區分方式表示置疑。他認為，“自然科學在任何時候都是建立在現代實踐者從他們的前人那里繼承來的概念基礎上的。這個概念是歷史的產物，它包括在文化中，是現代實踐者通過訓練模仿得來的，而這只有通過闡釋學的技巧，由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去理解其思想模式后，才能影響社會的其它成員。”〔3〕在此， 庫恩已意識到我們所接觸的世界被前理解所表述過的世界；我們關于自然知識，是對先天知識以及它所倒置的成功或失敗的一種反應。如電池、共鳴器或電子振蕩器以及化學反應等，都屬于人類活動的一個有意義的范圍，處于歷史中并具有與歷史不能分割的意義。在他的《從必要的張力》一書序言中，庫恩使用了“釋義學”這個詞，是為了對亞里士多德《物理學》一書作釋義學的理解。庫恩實際上已經揭示了自然科學的釋義學特征。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實在論問題。實在論是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在某些領域里信念的真假，依賴于對象在該領域里的真實特性即它們所擁有的特性，而不管人們的信念、實踐或標準是什么。泰勒就自然科學對象這一意義來說是實在論者，庫恩則在自然科學方面對實在論發起猛攻。在庫恩看來，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環境中，人們對自然會作出不同的科學說明。他引用泰勒《闡釋與人的科學》一文中同樣的“天空”例子說：“雖然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天空與日本的天空相比較”，但是可以肯定，“我們的天空與古臘的天空是不同的。”〔4〕而且， 我們和希臘人對天空的分類也不同，因為我們的天體分類學與希臘人的天體分類學截然不同。庫恩立論的科學革命，他堅持相互競爭的科學的實踐和標準的不可通的約性，并且否認我們能夠立于科學歷史而達到對世界真正認識。這在人文科學領域如此，在自然界也同樣如此。

如果說在上述兩個問題中，“庫恩和我（指羅斯）站在一邊”〔5〕始終保持一致的話，那么在最后一個問題上兩人則出現了分歧。這個問題即：對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來說，是否在認識論上存在有區別的解釋活動？泰勒堅持一種強的觀念，在那里，詮釋是人文科學獨有的；自然科學獨立于文化，因而是非詮釋的。庫恩反對泰勒的區分方式，但仍然承認兩者存在有不同的解釋活動，特別是在實踐中，當我們面對不熟悉的或使人迷惑的本文（text）時，歷史學家和人種學家必須經常進行詮釋，而物理學家或經濟學家則根本不必這樣做。羅斯反對庫恩的這一區分，把科學的解釋范圍界定為實踐的解釋，在這一背景下，任何把科學同其他文化領域區別開來的普通的方法論或合理性的標準，都是不存在的。羅斯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庫恩的這種區分同羅蒂曾經在闡釋學與通常的演說之間所作的區分是相似的〔6〕。

羅斯與庫恩的分歧是從他閱讀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開始的。首先在他對庫恩的“兩種理解”中，羅斯比庫恩本人“更樂于把他的科學陳述觀點遠遠地作為一種實踐，”并聲稱這樣做是“為了加劇兩個庫恩的明顯區分。”他說“我的目的不是詮釋，而為了發展科學的解釋，而這在庫恩那是經常不被注意的”。〔8〕因此與庫恩不同， 羅斯把范式看作實踐活動的共同領域而不是信仰的共同領域。其次，語言與世界實在的關系，在庫恩那里沒有得到有意義的說明。羅斯強調語言和社會實在的不可分離性，認為語言的區分及其使用方式，深深地同我們社會實踐情境聯系在一起。同時這種實踐情境，離開了合適的語言來源就不可能存在。在此基礎上，羅斯提出了他對科學知識的批判分析。

羅斯：科學批判理論

如果說現代闡釋學最初是人文科學陣營內部，以理解作為人文科學獨特方法開始去反對實證主義科學認識論的“稱王稱霸”，那么羅斯與庫恩出發點相同，都是從自然科學出發對泰勒等人的闡釋學進行分析的。一方面與庫恩一致，羅斯看到泰勒為建立人類科學唯一性所作的論證恰恰也適用于自然科學的陳述，從而證明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并沒有闡釋學方法論的區分。另一方面不同于庫恩，羅斯否認闡釋學或闡釋學的解釋區別于其它質疑形成。他認為庫恩對此所作的區分“是不成立的”。〔9〕

羅斯的主要哲學思想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對作為實踐活動領域的科學的關注。第二，我們不能把科學的認識論范圍和科學的政治范圍截然區分開來。正是說明科學知識增長的實踐，在政治范圍內，也必須理解為貫穿科學本身和對我們其它的實踐和團體產生重大影響的，進而最終影響我們自身理解的種種權力關系。

在羅斯看來，“在人文科學中存在有一種與其自身的實踐背景的合法關系，但是這種關系在物理學或生物學中具有同樣的重要性〔10〕。在他的《知識與權力》一書中羅斯談到，科學家經常聯系實踐的敏感性、精確性、有效性以及技術技能從事科學研究。他聲明，重要的不在于我們是否完善地描述自然特征或者自然是否由我們“創造”，而在于我們通過實踐在一定的場境中與自然交往是恰當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羅斯在實踐方面比庫恩走得更遠。羅斯把庫恩科學革命的思想發展為激進的庫恩—庫恩。不同于庫恩：把科學團體當作信仰者的共同體，“對于庫恩來說他們是實踐伙伴的共同體”。（11）前者認為共同體不能容忍基本的異議，后者認為科學共同體充滿了不一致。科學共同體的特征，是由共同的問題和技巧以及由對相同成果的說明規定的，而不是獨立地由共同輿論決定的。異例不是理論之間的沖突，而是實踐的困難。而危機的到來，則標明科學家們不再有共同的活動領域。區別于庫恩，庫恩并不是強加給科學歷史一個固定的發展模式，常規科學和危機并不是歷史的過程，而是實踐科學的方式。那種通常認為在某一范圍內科學革命核心概念和理論變化是同一的觀點，對于庫恩未必是事實。新的設備、技術或現象，能夠在某一確定的研究中發生同樣的基礎性變化。

羅斯用“實踐理性”代替了長期以來統治科學的“理論理性”，進一步闡明了科學知識與政治和權力的相互關系。在他看來，科學實踐以及自然世界通過實踐呈現的方式，是語言與實踐構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科學實踐屬于副科學稱為“統治”的領域：“統治并不是僅僅指政治結構或國家的管理……統治就是去構造其他人行為的可能范圍”。（12）一個行為領域，是由材料背景，技術能力和在該背景中的共同理解這兩者組成的。羅斯認為，科學實踐在它有助于以兩種方式構造我們的行為領域這一意義上是政治的。它改變了我們的材料背景和技術能力；也有助于規定（及被規定）表明行為的概念和實踐。他說：“我們同自然世界的聯系……在廣泛的意義上必須被看作是一個政治觀點”。（13）羅斯是從兩個方面闡明科學解釋的政治特征的。一方面科學革命改變了舊的自然秩序的理想，揭示了一個無限的宇宙，同時也是改變了人類面臨的種種問題。對于我們現代人來說，自然世界已不再是中立的，而是不斷變化的。另一方面，我們與自然世界的關系也包含了政治觀點。因為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及其評估包含了客觀的理性，這種理想反過來又與我們作為行為者的自我觀念有著密切的關系。正如海德格爾所說：“客觀性是揭示對象的一個主觀的特性”。羅斯強調，無論如何，客觀地理解自然的恰當觀點是什么，并不能從我們是誰以及我們能夠和應該怎樣彼此聯系這些政治問題中分離出來。

對于怎樣理解權力和知識，最近大多數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的解釋是：權力和知識是人類關注的不同領域；但兩者仍以某種重要的方式相互作用。羅斯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在他那里，權力關系，知識的產生和評估“不代表不同的領域”，而是以某種相互關聯的方式“關注同一領域”。（14）在《知識與權力》中，羅斯對權力和知識作了重新的考察，他把權力從狹窄的社會相互運行，展為包括實踐及事物過程變化的更豐富的內涵。同樣地，科學知識也是能動的，知識不是一種擁有或可交換的東西，而是由不同的相互競爭的共同體思考獲得的一個過程。因此，“一個陳述，技能或模式并不孤立地被看作是知識，在對它的認識過程中依賴于其它許多的實踐和能力關系，特別地依賴于再生產的改變的和擴展的關系”。（15）對于這樣一個復雜的實踐領域，羅斯稱之為“場境”（fielel）。它包括了一個比信念網絡更多的內容：技能和技術，可供操作和使用的儀器及物質系統，可用的資源（包括資金、設備、信息及職員等）、團體結構及相關的其它社會實踐或政治關注，等等。

對于權力與知識、科學的關系，羅斯察覺到至少有兩個重要的觀點是傳統哲學未提及的。第一，正是要求對象領域精確或更易于了解后努力，使權力與知識趨于一致。第二，社會運動或變革可能同時在認識論和政治上產生影響。羅斯總結說：“權力和知識既不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又不是同一個東西”。（16）兩者代表我們認識世界和彼此交往的不同方式。沒有對權力與知識的相互關注，就不可能達到對科學知識正確的批判性的認識。

幾點結論

從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庫恩與羅斯對科學的闡釋，科學的合理性及其發展，科學與實踐的關系等問題存在著很多共同一致的看法，同時也有分歧。

（1）庫恩與羅斯批判地分析了實證主義和邏輯經驗主義， 從方法論與本體論方面打破了科學理性的一統天下。不同在于，庫恩是從科學革命的角度展開這種批判的。庫恩不滿意于當時邏輯實證主義撇開科學史孤立研究科學著作時，能夠讓歷史發揮更大的作用”。羅斯也反對實證主義科學知識和科學研究，“超越根限的地位”。（17）但他是從科學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從科學實踐（包括技術設備，物質條件等）的角度進行批判的分析。

（2）羅斯與庫恩都關注于自然科學領域， 關注自然科學的闡釋特征，責怪泰勒等人對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闡釋學區分，認為自然科學也同樣需要闡釋。盡管如此，庫恩還是承認在認識論上存在有不同的解釋活動。他說：“雖然自然科學可能要求一個稱作闡釋學基礎的東西，但它們本身并不是闡釋學的事業。另一方面人文科學則經常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18）它徹底需要闡釋學的闡釋。這是因為人文科學缺乏范式，沒有自然科學式的常規解疑研究。羅斯反對庫恩上述區分，認為它“預設了科學理論的一種構想（19）”

（3）羅斯與庫恩都反對自然科學的實在論， 強調科學本質上不是一項一成不變的事業，反對科學行為定下不變的，不可違反的規則和規范方法論。但是對于范式及科學革命等，兩人仍存在著分歧。作為科學哲學中社會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庫恩創造性地在科學哲學中引進了心理學與社會學，為突破實證主義的科學主義作出了重大貢獻。

注：

〔1〕〔7〕〔8〕〔10〕Rouse， Joseph.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filst published 1987 by lornelluniversity Pxi，chap2，P27，P177，P32，P187，P40，P181.

〔1〕狄爾泰《狄爾泰全集》第5卷P144

〔3〕〔4〕kahn，Tomass，The Natural and the human seience，in the Interpvetive Turn.ed.by David R.Hiley and others，cornell 1991，P22，p19，P23

〔5〕〔6〕〔9〕Rouse，Joseph.Interpretation in Human and Notual Science;in theInterpretive turn，ed，by David R.Hiley and others，cornell 1991，P44，P45注〔3〕P43

Foucault.Michel.The subject and Power;In Dreyfus and Rabinow 1983，P221.

第4篇：自然科學的物質概念范文

    愛因斯坦到底有著什么樣的宗教信仰?首先讓我們來看看他本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1929年,紐約猶太教堂牧師H·哥爾德斯坦曾給愛因斯坦發了一份電報, 問這位大科學家“您信仰上帝嗎?”并要他用電報回答。愛因斯坦當日就發了回電:“我信仰斯賓諾莎的那個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諧中顯示出來的上帝,而不信仰那個同人類的命運和行為有牽累的上帝。”⑴在另一次回答日本學者的提問時,也作了同樣的答復:“同深摯的感情結合在一起的、對經驗世界中所顯示出來的高超的理性的堅定信仰,這就是我的上帝概念。照通常的說法,這可以叫做‘泛神論的’概念(斯賓諾莎)。”⑵很明顯,愛因斯坦所信仰的是斯賓諾莎的上帝。這里我們有必要先對斯賓諾莎的上帝的含義作一簡略的考察。

    在西方哲學史上,斯賓諾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論,即把神和整個宇宙視為同一的哲學理論。泛神論者所說的神,不是指人格化的上帝,而是指存在于世界之內的一切事物的內因,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的和諧的秩序。在歐洲哲學史上,泛神論的哲學思想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臘。在古代希臘,泛神論的核心觀念,就是認為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個宇宙是一個統一體,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它無處不在。文藝復興時期,“在達·芬奇的著作里,‘自然’和‘神’往往成為同義語,‘自然’往往代替了‘神’”⑶。

    到了近代,斯賓諾莎把泛神論發展到了完美的階段,他提出:上帝即自然,是唯一實體⑷。正如黑格爾所指出的:斯賓諾莎把“自然當作現實的神,或把神當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見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來”⑸。由此不難看出,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實際上是對神學的否定,本質上是無神論。對此,馬克思曾明白地指出,斯賓諾莎的所謂“上帝”就是自然。

    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在西方有著深遠的影響,在一些自然科學家的心目中,“上帝”已成了“自然”的神圣代名詞,“上帝”就是指和諧的宇宙秩序和永恒的自然規律。現代著名物理學家普朗克,在談到他的信仰時曾說過:我“一向就是一個具有深沉宗教氣質的人,但我不相信一個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談不上相信一個基督教的上帝。”⑹他指出:“在追問一個至高無上的、統攝世界的偉力的存在和本質的時候,宗教同自然科學便相會在一起了。它們各自給出的回答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加以比較的。……把這兩種無處不在起作用和神秘莫測的偉力等同起來,這兩種力就是自然科學的世界秩序和宗教的上帝。”⑺宗教和自然科學都相信有一個主宰世界的力量,在追問這個偉力的存在和本質的時候,宗教同自然科學便相會在一起,但它們對此作出的回答卻是截然不同的,一個指的是上帝,另一個指的則是世界秩序。

    泛神論者把上帝還原為大自然的這一哲學思想,對我們理解愛因斯坦和西方一些自然科學家的宗教信仰,無疑會有很大的幫助和啟發。對和諧宇宙秩序的贊美和敬仰,原本就是一種觀念和感情的混合物,它是對尚待發現的神秘的宇宙規律的一種信仰。對于一個科學家來說,對為之獻身的偉大目標,必須抱有一種堅定的信念,擁有一個強大的精神支柱,這正是廣義宗教感情的心理基礎。愛因斯坦認為:“在一切比較高級的科學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種關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這有點象宗教的感情。”⑻他把這種感情稱作“宇宙宗教感情”。在《科學的宗教精神》一文中,他深刻地剖析了科學家的這種宇宙宗教感情。他說:科學家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對自然規律的和諧所感到的狂喜和驚奇,因為這種和諧顯示出這樣一種高超的理性,……這樣的感情同那種使自古以來一切宗教天才著迷的感情無疑是非常相象的”⑼。但是,“這種宗教感情同普通人的不一樣。在后者看來,上帝是這樣的一種神,……可是科學家卻一心一意相信普遍的因果關系”⑽。顯然,在科學家的心目中,人格化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但宇宙那和諧的秩序、莊嚴的規律、普遍的因果關系卻能激起科學家頂禮膜拜的感情。愛因斯坦有句名言:“世界上最不可理解的東西就是它可以理解。”⑾正是這種發自內心的、對不可思議的、神奇的宇宙秩序的狂熱追求和崇拜,構成了科學家的宇宙宗教感情。這種感情在摯著、虔誠和狂熱的程度上,同宗教徒對上帝的感情是非常相似的。但是,科學家的這種宇宙宗教感是植根于對大自然的認識,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信仰,與宗教徒那種盲從的,無條件的信仰是根本不同的。

    愛因斯坦對“宗教”這個詞雖不滿意,但又覺得唯有這個詞最能表達科學家對科學研究的那種九死未悔的感情。他說:“我沒有找到一個比‘宗教的’這個詞更好的詞匯來表達〔我們〕對實在的理性本質的信賴;實在的這種理性本質至少在一定程度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在這種〔信賴的〕感情不存在的地方,科學就退化為毫無生氣的經驗。”⑿所以,他認為這種感情對科學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科學家一旦失去了這種獨特的、寶貴的宇宙宗教感情,也就失去了探討宇宙奧秘的勇氣和熱情。因為宇宙宗教感情,不但表現了科學家渴望認識宇宙秩序的一種追求和向往,更重要的是它表現了科學家的一種堅定不移的信念:堅信自然界是有規律的;堅信自然界的規律是可以由理性來理解的。對于這一點,愛因斯坦不止一次地強調說:“相信那些對于現存世界有效的規律能夠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說可以由理性來理解的。我不能設想一位真正科學家會沒有這樣深摯的信仰。”⒀

    “感情和愿望是人類一切努力和創造背后的動力。”⒁在愛因斯坦漫長的科學生涯中,在他心目中始終占據重要位置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可以說就是斯賓諾莎的上帝和宇宙宗教感情,這是他取得輝煌成就的一種特殊的心理力量。“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學研究的最強有力、最高尚的動機。”⒂科學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發現和認識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只有那些肯獻身于這個崇高目標的人,才能深切體會到究竟是什么在支撐著他們,使他們歷盡挫折堅定不移地忠于自己的志向,“給人以這種力量的,就是宇宙宗教感情”⒃。

    在愛因斯坦看來,“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學知識提高了境界,而且意義也更加深遠了”⒄。他認為真正的宗教態度,最本質的東西是能夠擺脫自我,超越自我,堅信有超越個人的崇高的價值存在,從不“懷疑那些超越個人的目的和目標的莊嚴和崇高”⒅,并能為這種崇高的價值而獻身的思想、感情和信念,而不在于是否企圖把這種信念同神聯系起來。我認為這就是愛因斯坦的宗教態度和宗教信仰。

    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為什么會產生類似于宗教的那種虔誠的感情?對這種現象究竟應如何理解?僅僅指出這種感情與宗教徒的信仰的區別是不夠的,還須從科學與宗教的相互關系和歷史淵源中去尋找答案。

    科學與宗教作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現象,既是相互對立的,又是相互聯系的。從本質上看,科學與宗教是對立的:科學是唯物的,宗教是唯心的;科學是真實的,宗教是虛幻的;科學是對外部世界的正確反映,宗教則是一種歪曲的反映。但它們都屬一種精神的創造活動,它們之間又有著相互聯系和相互滲透的關系。正象恩格斯所說:“兩極相通”。科學和宗教正如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一樣,在人類認識世界的曲折道路上處于對立統一的矛盾之中,既相互對立、相互斗爭,又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對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可從以下幾方面去看。

    第一,科學和宗教的產生有著共同的認識論根源,都是以觀察和解釋自然現象為其前提的。

    人類為了在自然界中求生存、求發展,就必須不斷地觀察自然、解釋自然,以協調人和自然的關系。人類從一開始就特別關心與其自身的利害禍福有關的事物,以確保自身的安全和發展。但原始人類面對自然的威力,既無力抵抗,也無法解釋,就產生了神秘感和恐懼感,產生了對超自然力的信仰和崇拜,由此便產生了宗教。恩格斯指出:“在原始人看來,自然力是某種異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東西。在所有文明的民族所經歷的階段上,他們用人格化的方法來同化自然力,正是這種人格化的欲望,到處創造了許多神。”⒆但人類不會永遠停留在原始階段,隨著社會實踐的不斷發展,人類對一些自然現象逐步有了正確的說明和解釋,這就產生了科學。不難看出,宗教和科學的產生有著共同的基礎,它們都是基于對自然的認識和解釋。而且有些基本問題,如宇宙、生命和人類的起源問題,是物質的運動還是一種超自然力的創造?自然界的事物是按其自身的規律發展運動,還是受一種超自然力的神的支配?意識的本質是物質高度發展的產物,還是脫離物質而存在的靈魂的機能?諸如此類的問題,它們既是宗教要回答的問題,也是科學研究的對象。因而,從認識論的根源上看,宗教和科學都淵源于對世界基本問題的解釋。它們產生的共同基礎,決定了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

    第二,宗教提出的“自然法”概念,對科學的發展曾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在“自然法”概念中蘊含著“自然規律”的概念。自然規律這一重要的科學概念,并非科學家的獨創,它是從法學和神學中的“自然法”概念轉義而來的,在西方各大語言中,“自然法”和“自然規律”至今仍是同一個詞匯。

    人們早就發現,自然界是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著的,但在這可變性中又包含著不變性或規則性,如日出日落、夜以繼日、冬去春來、花開花落等,人們把自然界表現出來的這些周期性、規則性現象解釋為自然界也受到某種法律的制約,這就是自然法。既然有自然法,就必定有一位神圣的立法者。基督教宣布,上帝就是自然界的創造者和立法者,萬物都必須服從上帝所制訂的自然法,違犯者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裁判。近代科學家把上帝所制訂的“自然法”加以世俗化和具體化,并逐步向“自然規律”概念轉化。他們用人們所能理解的數學語言來表達這一概念,并宣稱人們在理解自然法時,不必再依賴神或上帝,只須通過數學語言或數學關系就可理解上帝對自然的創造和立法。伽利略就曾說過:自然之書“是以數學形式寫成的”。“自然法”概念經過開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學家的努力,到了17世紀已轉化為“自然規律”概念。“笛卡兒是第一個一貫地用‘自然規律’這一名詞和概念的人。”⒇此后,自然規律概念就被廣大科學家所接受,并成為自然科學的一個重要概念。

    基督教宣揚“自然法”,本意是為了加強自身的統治,客觀上卻啟發了人們對自然的研究,對科學的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英國著名自然科學史家李約瑟最早注意到了這一歷史事實。他指出:“自然法”概念與“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密切相聯”(21)。

    第三,歷史上基督教曾鼓勵人們去研究自然,力圖用和諧的自然秩序去論證上帝的存在和偉大,客觀上構通了宗教和科學的聯系。

    中世紀的神學家們,無論是奧古斯丁還是阿奎那,都力圖通過自然界或自然秩序去論證上帝的存在。奧古斯丁說:既然宇宙是上帝創造的,宇宙中的秩序就理所當然地體現著上帝的大智大慧。在《圣經》舊約中寫道:“創造物反映造物主,上帝的榮耀體現在其所創造的事物中。”(22)13世紀,英國的哲學家和修道士羅杰爾·培根宣稱:“上帝通過兩個途徑來表達他的思想,一個是在《圣經》中,一個是在自然界中。”(23)他號召人們去研究自然,因為人可以通過研究自然、理解自然而直接與上帝溝通。在這種文化背景下,便出現了一批既是宗教徒、又是科學家的雙重身份的人,如哥白尼、布魯諾、開普勒等,他們無一不是修道士或僧侶。發現行星運動三定律的開普勒,本人就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和占星術的信徒,他深信上帝就是根據秩序和規律來給世界奠定基礎的。他從事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努力去發現和證明上帝創造宇宙的和諧。開普勒發現了前兩個定律之后,又苦戰了10年,終于在1619年發表了行星運動第三定律,書名就叫《宇宙的和諧》,可以說,“和諧”是科學家對宇宙有秩序、有規律的一種高度的概括。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在西方歷史上形成這樣一種文化傳統:“上帝”創造的宇宙是有秩序、有規律的,而人的職責則是運用“理性”去發現或論證宇宙的秩序和規律。這一信念在漫長的歷史中雖幾經變革和轉換,但它一直影響著西方從古代到近代甚至現代一些自然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活動。直到今天,在一些科學家的心目中,盡管人格化的上帝已不存在,但“上帝”所制訂的“自然法”已通過新的轉換,發展為自然規律的概念,它一直激勵和吸引著歷代科學家去發現它、認識它、解釋它,并成為每個真正的科學家為之奮斗的最高目標。

    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或許能使我們找到科學與宗教的相互聯系,從而去理解科學家所特有的“宇宙宗教感情”。

    正文注釋:

    ⑴⑵⑻⑼⑽⑿⒁⒂⒃《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243、244、244、283、283、525—526、279、282、282頁。

    ⑶《朱光潛美學文集》第3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頁。

    ⑷《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Ⅱ,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年版,第904頁。

    ⑸⑹⑺轉引自趙鑫珊:《科學·藝術·哲學斷想》,三聯書店1985 年版, 第134、143、144頁。

    ⑾轉引自〔蘇〕庫茲涅佐夫:《愛因斯坦——生、死、不朽》,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98頁。

    ⒀⒄⒅《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182、188、182頁。

    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頁。

    ⒇轉引《自然辯證法通訊》1985年第6期,第32、31頁。

    (21)梅森:《自然科學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頁。

第5篇：自然科學的物質概念范文

系統法學是將系統科學與法學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法學思想、法學流派和法學理論，其核心思想是法或法律就是系統，任何法的現象都是具有系統意義的現象，可以運用系統科學方法加以解釋和說明。有觀點認為，嚴格意義上的法學與系統科學“合流”已經面臨急需解決的技術性問題，既不僅要在法學研究中運用系統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而且要利用系統技術學、應用學和科技成果來定量表述法律現象，構造法學研究、法制建設的新圖景。法學研究引進系統科學的技術性難題，反映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統一合流的普遍性問題，這就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存在著某些由來已久的“鴻溝”。這種鴻溝主要表現在：第一，兩者研究對象的差別，自然科學以某種相對穩定的自然現象或較為簡單的機能系統作為研究對象，而社會科學則主要以人和人類社會這一復雜的巨系統作為研究對象；第二，兩者理論體系的差別，這種差別主要表現在兩者的理論在可預言方面、可重復方面和清晰性方面的差別。

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區別對待，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存在上述觀點所說的“鴻溝”。由于系統科學主要來源于自然科學，而法學又屬于社會科學，上述觀點無疑隱含著認為系統科學和法學也存在“鴻溝”的觀點。這個隱含著的觀點無疑構成將系統法學引進到法學領域中的一個重大障礙。這里就涉及到一個如何認識系統科學與法學的關系的問題，或者說如何加深對系統科學方法的認識的問題。

提出量子論的普朗克（M.Planck）認為，“科學是內在的整體，它被分解為單獨的部門不是取決于事物的本質，而是取決于人類認識能力的局限性。實際存在著由物理學到化學、通過生物學和人類學到社會科學的連續的鏈條，這是一個任何一處都不能被打斷的鏈條”。 “系統”、“信息”、“概念”與一切哲學范疇一樣具有最廣泛、最深刻、最高度的概括性，它們不只是概括物質世界或思維中某一領域或某一比較狹窄的方面，而是概括了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領域的一切現象和一切過程所共有的東西，解釋這些現象和過程的一般規律。“以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為中心的系統科學，用整體論的、嚴謹精細的綜合分析方法，將填平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鴻溝，沖破因專業劃分過細而形成的學科間的屏障。”根據這個論斷，我們可以認為，那種認為法學研究中，必須在社會科學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作出明確的區分，必須在法學與其他社會科學方法之間化出一條界限的觀點是片面的和不成立的。在這里我們可以說，系統科學與法學不是同一層次的知識體系，法學的研究對象包含于系統科學的研究對象之中。因此，那種認為由于系統科學與法學存在研究對象的差別而構成系統法學研究的一個技術性難題的觀點，實質上是對系統科學方法以及系統科學與法學的關系的一種錯誤理解。

但是，我們還必須承認，相比于系統科學，目前的各種法學理論在理論的可預言方面、可重復性方面和清晰性方面是有距離的，有“鴻溝”的。在某種意義上，系統法學正是為了使傳統的法學理論在這幾方面有所改觀而興起的。如何使系統法學具有某種程度的可預言性、可重復性和清晰性，確實存在一定的技術性難題。如何解決這些技術性難題，我們可以從經濟學和社會學移植到法學研究中得到初步的啟示。經濟學和社會學與法學一樣同屬于社會科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在相當程度上和范圍內與法學的研究對象是重合的、相同的，而且經濟學和社會學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術語與法學中的一些概念和術語在直觀的形式上和實質的內容上具有很強的“親和性”，這使得經濟學和社會學相對容易地移植到法學研究中，并建立相應的法學理論。系統法學研究中，也應當參考這種思路。解決這些技術性問題的過程，也就是一種系統法學理論確立和完善的過程。

二、知識結構與研究方向

一個法學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決定著其對系統科學的理解和認識。而其對系統科學有怎樣的認識和理解，又決定著其如何將系統科學移植到法學，決定著其怎樣研究系統法學。系統科學，首先是我國系統科學界的科學研究成果，對于系統科學的具體內容和理論框架，我國系統科學界也有不同的認識。系統科學中包含了很多復雜的數學原理和公式，法學學者是很難到達充分了解和精通的程度的。也許有個別法學學者有這樣的能力，但是如果對系統法學不感興趣，對系統法學研究也沒有任何意義。作為法學研究，法學學者也不必對這些數學知識要到達充分了解和精通的程度。只要具備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只要對系統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有正確的和一定程度的認識和理解，就可以進行富有成果的系統法學研究。至于什么屬于系統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目前的系統科學學科本身并沒有明確的規定。作為法學研究者，在進行系統法學研究中，我們既應當尊重目前系統科學研究成果中的“共識”，也很有必要從系統科學研究成果中“各取所需”，充分發揮我們的想象力，形成我們自己的對系統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的理解與認識。任何學科移植性的研究都不可能是簡單的生搬硬套，想象力是必不可少的。

每一個法學研究者都是在一定的知識結構背景下產生一些法學理論觀點的，這些觀點是先于他們的完整的法學理論而在頭腦中就形成了的。這些觀點可能是研究者們思辨的火花，也可能是受他人理論或觀點的激發而形成的靈感。這些觀點一旦確定，思維過程以及理論創新就必然受到相應的影響和指引，或者說受到相應的束縛和制約。在那一層次、那一角度形成這些觀點，就在相應的層次上、角度上展開思維。比如，將法的現象視為階級現象，就自然而然形成階級分析法學。系統法學也同樣對法形成了一個基本觀點或定義，既法或法律是系統。系統是個抽象的概念，同時也是容易理解的和接受的概念。因此，這種定義或這種思想，對法學研究的制約最小，為法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空間。如果我們在法學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兩方面到達相當精通的程度，我們的系統法學就可以在“法哲學”方向、“實證法學”方向和“社會法學”方向取得均衡的豐富的發展，使得系統法學成為一個內容極其豐富的理論體系，我們對系統科學方法的運用，我們的思維過程以及理論創新就會呈現出一種相當美妙的景象，可上，可下，可“軟”，可“硬”，可大、可中、可小，可定性描述，可定量描述，可局部描述，可整體描述。目前，在系統法學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在我國法學界整體上知識結構有所缺憾的時候，我國法學界系統法學的研究應當側重于作為系統法學基礎的“法哲學”研究方向和“實證法學”研究方向，在我看來，也就是運用系統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進行系統法學研究。

已有的非屬于系統法學倡導者的學者的具有系統法學意義的研究成果，應當屬于系統法學的“法哲學”研究方向和“實證法學”研究方向。這些研究成果，相比一些倡導系統法學的學者的“定量分析”、“系統工程方法的應用”等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顯然要具有更高的法學理論層次和法律實踐應用價值。這說明，系統法學研究，必須首先重視某種“法哲學”和“實證法學”方向的研究。系統法學長期沒有體現出其應有的理論地位和價值，沒有受到我國法學界的相當重視，我認為，那些倡導系統法學的研究者沒有在“法哲學”和“實證法學”研究方向上深入下去并取得一定成果，而是過多地側重“法制建設”、“定量分析”和“系統工程方法的應用”這類問題，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系統法學倡導者們所進行的很多系統法學研究，由于大量充斥“法制建設”、“定量分析”和“系統工程方法的應用”等內容，并運用一些數學模型來表述這些內容，這構成了我國整個法學界了解和認識系統法學的技術性障礙，實際上也降低了系統法學的理論層次，削弱了系統法學應當呈現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思辨性，容易使我國法學界對系統法學誤解為只能研究一些細致末節的法的現象，甚至只是故弄玄虛。我認為，在系統法學研究中，運用系統科學的原理和基本概念解釋和說明法的現象，與應用系統工程方法解決或預測立法、司法、執法實踐活動中的一些具體問題，是應當區分考慮的。

三、誰會進行系統法學研究

作為一種事實情況，一個受過法學高等教育的人，沒有極特殊的情況，是不會繼續另一種自然科學方面的高等教育的，也不會去從事一種專業技術工作。目前我國法學界的中堅力量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接受了法學高等教育，而后又直接從事法學教育和研究的一批中青年學者。其中很少有人具有相當的自然科學的知識，不少人還不能說對哲學以及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有相當程度的理解。我國確實有一些人受過自然科學方面的高等教育后來又接受了法學高等教育，或者從事了法律職業，這些人從事系統法學研究時非常適宜的。不過這一少部分人很少會有進行系統法學研究的動力，這又與我國學術研究的評價和激勵體制有關。系統法學研究是一件很辛苦的創造性工作，是一件相當耗費精力、時間和金錢的事情，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情。“即使同時具備良好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法學知識結構，也不一定在這一過程中做到實質性突破。”如果按照傳統的法學研究方法進行研究，對傳統的階級分析法學進行改造和完善，對西方法學流派進行探討，甚至是基本沒有思想的抄襲，都能獲得一定的學術名聲、職稱和經濟利益，那么一部分有潛力的研究者當然就會認為，沒有必要去辛苦地冒險地研究起初看起來注定是有些陌生和粗糙的系統法學。系統法學興起時，我國的法學理論和法學方法都很“貧困”，科學和科學技術受到國家的鼓勵和支持，強調按照科學和客觀規律辦事，那段時期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經濟發展和法治建設都面臨很多具體問題，可以說是“百廢待興”。在這些背景下，系統法學研究主要體現在“法治/法制系統工程”方面，是在所難免的，但是，在今天，系統法學研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和成果，我們不得不說與我國法學界的總體上的知識結構和法學研究的評價體制有相當關系。

一個受過自然科學領域高等教育的工程技術人員進行適當的觀察與分析，就會發現法學研究本身、法律推理、人類設計的法律制度、法的實際運行、法律制度的演變等許多法的現象都體現了系統科學的原理，這些法的現象都可以進行系統科學的解釋。他會認為一些法的現象可以成為系統科學的很好的素材和例證。邏輯上如此，事實上也是如此，幾十年來，很多杰出的科學家從數學、物理學、生物學、計算機科學、經濟學等方面大大豐富和發展了系統科學，他們的很多關于系統科學的研究成果都論及了法和法律，只不過他們基本上是點到而止，一代而過，沒有展開論述。當然，系統科學的合理性與正確性也無需法學的參與和貢獻。法學是一個開放的領域，對所有學科的學者都開放，絕不僅僅是受過法學高等教育的人們的領地，其他學科的學者對法學研究作出了巨大的重要的貢獻的事情是很正常的，是常有的。如果我國法學界長期忽視和漠視系統法學，那么有一天,自然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搞出了一個系統法學研究成果，也是很正常的。

作者email:lijingju@public.tpt.tj.cn

參考文獻

《系統科學》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許國志主編，2000年9月第1版。

《系統科學論著選（2）》，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中國政法大學法治系統科學研究會編。

第6篇：自然科學的物質概念范文

    一、喬姆斯基對笛卡爾語言哲學思想的批判

    喬姆斯基把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看作形而上學的二元論。笛卡爾認為,世界有精神和物質兩個實體。他的“接觸機械學”對當時的物理學貢獻很大,卻不能解釋人類的本質特征———意志自由。而喬姆斯基認為,人類語言官能運作的研究屬于思維領域的研究。但由于目前還沒有一個確定的“物質”概念,所以不能斷定內在語言這個研究對象是否超出了自然科學的研究界限。所以沒有必要遵循二元論的教條。研究內在語言同樣可采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4]喬姆斯基認為笛卡爾的形而上學二元論雖然已被證明是錯誤的,但它的性質是自然主義的,是用經驗事實來驗證科學假設。就是說,笛卡爾的解決方式雖然不對,但他所提出的問題是嚴肅的,不能因此而否認他的科學理性。人類語言是一種心理客體,但最終又是一種生物客體,因此應該使用與自然科學相同的方法去研究。用自然主義的方法研究心智,目標是使這種研究最終與其它硬性科學統一起來。但是既然形而上學的二元論并不能給問題提供真正的答案,也就無需接受笛卡爾的形而上學。“物質”的概念至今仍是開放的且不斷發展,身心問題又已不復存在,那用自然主義的研究方法來研究語言和思維應該無可厚非。

    二、喬姆斯基對笛卡爾語言哲學思想的傳承

    1.自然主義的語言研究喬姆斯基對自然主義的定義是:尋求清楚的解釋性理論,使對心智的科學研究最終能融入核心自然科學之中。這里自然主義同時還意味著采用像研究自然物體一樣的方法來研究語言和思維。他提倡的理論是關于語言官能的計算的表征理論。根據喬姆斯基的思路,首先從人這個自然物體開始,選取研究者感興趣的角度,比如語言學角度,找到專屬語言的官能。這一步蘊涵了模塊性假設。身體的其他部分可能也有和語言相關的地方,語言官能的組成部分也可能影響人類生活的其它領域。但暫時把這些問題拋至一邊,使注意力集中在最基礎的大腦的語言官能。然后找到語言官能的本質部分:普遍語法和個別語法,即語言知識。從何謂語言知識這個具體內容向外擴展,繼而研究語言知識的獲得與使用、語言官能背后的物理機制及其進化過程等問題。他認為,自然主義的探索只能在某些極窄的領域內起作用,這可能和人類的認知局限性有關。他倡導對語言的生物屬性進行自然主義的研究,但不排除其它方法。他更想強調的是一種嚴格的自然科學式的理論研究方式。所以,究竟選擇哪種研究路線應依個人的興趣而定。喬姆斯基堅定地奉行自然主義。他指出,雖然自己對語言官能的研究屬于思維研究,但這并不是說,除了物質這種實體之外,思維是“第二實體”。由此可知,他的計算—表征論拒斥把“物質”和“思維”完全區分開來的二元論,認為語言的計算理論是在抽象層面上研究語言官能的性質,并堅持使用方法論上的自然主義,以相似于研究自然現象的方法去研究語言等心靈現象。可見,喬氏采取的是“方法論上的一元論”。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他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喬姆斯基認為,如果用自然主義方法來研究語義,就要放棄“指稱論”,即沒必要在語詞和外物之間建立對應關系。這種“指稱”關系具有不確定性。根本原因如同維特根斯坦的看法:語詞和對象之間并非天然地存在固定的對應關系,語詞的意義隨著使用的變化而變化。因此用“指稱論”研究意義不能滿足科學研究的嚴格要求。這種“指稱”關系是模糊的,會導致意義理論內部的不一致性,違背了自然主義的研究精神。意義的主要內容也是先天的,根據內在意義論,人生下來的時候,大腦里就準備好了許多意念、思想,這些意念思想都是在經驗之前就存在的,無需意義上的任何所指,也無需從某個語言社團中獲得。

    2.反對語言本質的功能交際說喬姆斯基不贊同語言本質的功能交際之說。而他繼承笛卡爾語言學的傳統觀,即語言本質是思維的自由表達,是一種反省方式,僅僅在衍生的意義上為社會交際服務。語言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自身的,如成人的內部話語、兒童的自言自語。交際也并非一定使用語言,其它形式如姿勢、表情、衣服的式樣和發型等等,都可以實現交際功能。此外,語言中某些根本原則就不能從交際功能的角度得到解釋,當然這并不否認這樣的原則與語言功能有聯系。一種滿足結構非依存原則的語言,也完全可以實現同樣的交際功能。對于一個結構不同的大腦,結構非依存原則可能更高一籌,起碼不用對句子進行超出單詞層面的高層級分析。所以,解釋語言的本質并非一定要從功能角度出發,就像生理學家并非必須考察心臟的功能才能研究其結構和起源一樣。[6]喬姆斯基認為,從交際意圖的角度進行的意義研究既不充分也不融貫。他認為,基于說話者意圖的意義分析法不能解釋全部語言現象,因為存在著了解說話者的字面意義而不用參照說話者交際意圖的情況,況且即使在兩個很熟悉的人之間也會出現誤解。在許多正常情況下,往往每句話都有其嚴格的意義,作者能做到言達其意,并沒有使聽眾懷有某些信念,或產生要采取某些行動的意圖。

第7篇：自然科學的物質概念范文

關鍵詞:哲學;社會;自然科學

一、目前高校哲學教學的困境及其原因

哲學是的基本理論課程，它對樹立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相關的任課老師為了提高課程的實效性做了很多摸索，但是其效果與投入的精力相比，收效還是不能令人滿意。當前大學生對學習這一課程積極性普遍不高，有的甚至有抵觸情緒。究其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教師的教學模式出了問題。有的教師采取的是填鴨式的灌輸教育，課上缺乏引導啟發，這種單向度的教育模式對學生創造性思維的培養無益;有的教師的教學內容落伍，講的是十幾年前老掉牙的事情，講稿甚至十幾年沒變;有的教師講述的內容缺乏重點，面面俱到，主次不突出，學生對知識點的消化無從下手。有的老師講課方式呆板，照本宣科，沒有激情，言語嚴肅。這樣的教學方式自然對學生沒有吸引力。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學生就業問題的突出。學生平時的學習都集中在各種實用性課程以及在將來找到一個理想的工作。這種功利主義的心態與本身就是具有高度抽象化的、概括性的哲學是矛盾的，于是，哲學就順理成章地被推向邊緣。再者，學生對馬哲課的觀念就是做筆記，劃重點，考試通過拿學分就可以了。以筆者本科階段上馬哲課的情形為例，學生的普遍想法都是認真記錄重點，到時背誦以應付考試，而任課老師為了提高學生上課積極性，也迎合學生的想法，造成學生學一門、考一門、丟一門的不良后果。這樣馬哲的教學效果就在機械式的背誦中弱化了。

二、將哲學與社會結合

改革開放以來，哲學領域取得了很多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是這些成果只是體現在報刊、雜志上，并沒有進入到課堂中。大學生手里使用的教材還是過去的老版式，書本以冗長的論述居多，例子陳舊不生動。哲學本身就是一門深奧的學科，學生在理解相關的概念時會比較吃力，讓學生更失去了學習的興趣。哲學是智慧之學，它來源于對社會生活的高度抽象概括，這種概括呈現在書本中就是條文性的理論知識。哲學教學就是要把這種條文性的理論知識變“活”，讓它回歸到現實生活中，發揮哲學使人變得“聰明”的功能，唯有這樣才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提高學生對理論的利用能力，避免學一門，丟一門的后果。回歸現實生活，就要讓馬哲與黨和國家的政策、社會發展、社會事件結合。從主要矛盾理論來理解黨的工作中心的轉移，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運用質量互變規律原理來分析為什么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地區差別、貧富差別問題;運用發展觀點，來闡明當前為什么黨在十二大以來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為什么要鼓勵創業和發展小微企業發展來解決就業問題。

三、將哲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

哲學在是細胞學說、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生物進化論這三大發現的基礎上創立起來的。因此，哲學的許多概念、范疇、規律與自然科學的有關內容的聯系非常緊密。很明顯，人類科學技術的進步是哲學發展的最直接來源，如果我們將哲學的基礎知識，基本原理與學生所學的自然科學知識結合起來，盡量介紹一些哲學中的自然科學知識，分析一些自然科學中所蘊含的哲學思想;那么就能使哲學課的教學從抽象，變為具體，從枯燥變為生動，從單調變為豐富，就能使學生覺得哲學并不是玄而又玄，高深莫測。作為一個任課教師，應當有比較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要經常地關注當代的自然科學的發明和發現，要用哲學的觀點回答自然科學問題，例如蘋果手機的發展，以此作為培育學生用哲學思考問題的切入點。比如筆者在考研輔導機構上哲學時，就用化學家凱庫勒發現苯分子環狀結構的故事同認識過程中的非理性因素結合起來;在講對立統一規律時，可以介紹美國物理學家謝爾登•格拉肖把比夸克更為深一層次的基本粒子命名“毛粒子”的故事。謝爾登•格拉肖認為基本粒子是有基本結構的，基本粒子里有更加基本的東西，他把構成物質的所有這些假設的組成部分命名為“毛粒子”，以示對對于“事物都是一分為二”這一辯證法思想的紀念，并證明這是“哲學的最高榮譽”。

四、變革教學手段，引入多媒體

隨著社會的發展，多媒體已經在多個領域被廣泛應用。一方面，多媒體教學可將圖像、文字、動畫、聲音結合起來表達客觀事物，拓寬學生視野豐富學生的信息量，把抽象的條文性理論知識和客觀世界相統一，增強學生的興趣。選擇多媒體教學要把圖文信息和原理緊密結合，圖文信息要足夠吸引力，當然，也不能讓學生的興趣迷失在多媒體的內容之中。例如，我在教學前后把兩張番茄餅的圖片放到PPT文件中，前者是摘自美食網站的圖片，看起來誘人可口，后者是我自己做的，形狀難看，全無食欲。前后的反差對比，我順理成章引出認識論中“實踐的觀點是哲學認識論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的知識點，闡述想當然和動手實踐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課堂氣氛活躍，學生紛紛發言互動，這樣的教學形象生動，讓學生記憶深刻，效果遠遠好于單純的口授教學。另一方面，網絡也成為學生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教師可以充分利用這一平臺，通過網絡進行教學答疑和輔導，并組織學生進行網上討論，用電子信箱與學生交流思想。

五、結語

第8篇：自然科學的物質概念范文

摘要：在總結近十年來教育實驗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教育實驗的縱向發展脈絡的研究，說明了教育實驗分流與融合的發展線索，并論述了它與自然科學實驗的關系．

關鍵詞：教育實驗整體主義科學主義分流與融臺

隨著近年來對教育實驗研究的不斷深人，也積累了不少問題，如：教育實驗的概念、本質與特征、分類、功能、評價和科學化等問題．出現了一些以自然科學實驗來硬性規范教育實驗的做法．為更好地進行教育實驗的研究，探索教育實驗的規律，有必要對教育實驗的發展過程和自身特點及其與自然科學實驗的關系進行深人研究通過對近十年的教育實驗的定義的檢索_l0J，雖然眾說紛紜，但在以下幾點上都達成共識：教育實驗是一種科學研究方法或活動，因而它獨立于教育教學實踐，是一種專門的科研行為；教育實驗主要是在教育教學實踐中進行的，因而它獨立但不脫離教育實踐；教育實驗要有理論假設、控制、變革、內外效度(物質目標的建立與測評)_3J．根據以上共識可界定教育實驗：教育實驗是在教育實踐中進行的、根據一定的理論假設，以一定教育目的為指導，通過合理而有條件地控制變量，變革實驗因子，從而探索教育規律的一種科學研究恬動．

1教育實驗的發展脈絡

在教育實驗的產生這個問題上，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教育實驗只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由實驗心理學把自然科學實驗方法引人教育科研領域的，…因而他們主張用自然科學實驗規范教育實驗．

另一種觀點認為，教育實驗是由一般教學實踐發展而來，他們主張選擇教育自然環境，強調研究目的的應用性、對象的整體性、定性說明方法，這兩類觀點都有各自的哲學基礎和合理性，又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筆者認為，教育實驗作為一種變革性、實踐性的科研活動，是伴隨著教育實踐的產生而產生的，只是在自然科學實驗產生并經由物理學、實驗生物學、實驗心理學這一發展途徑影響到教育領域后，教育實驗才借鑒了自然科學實驗的研究方法，這種借鑒不是完整意義上的照搬，而是保持自我特性基礎上的吸收．赫爾巴特和歐文的教學實驗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此后，通過齊勒和萊思的相繼努力，促使赫爾巴特教育理論向實證主義方向轉移，使得教育實驗產生了分流，一條脈絡按原來的一般意義教育實驗繼續發展；另一條在自然科學實驗的影響下，按自然科學實驗模式發展

1．1一般教育活動發展而來的教育實驗：整體主義教育實驗

“原始社會的教育形式最簡單，但是，在這早期階段的教育過程中，卻完全具備了它在最高發展階段所有的基本特征．”原始的教育實驗作為實驗形式的一員，雖形式簡單，但具備了教育實驗的基本特征——嘗試性．

(1)中國古代教育實驗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時期，儒家文化的創始人孔子根據“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原則創立的啟發式教學法可以看作中國古代教育實驗的典范(雖然當時并無“教育實驗”這一概念．但可看作教育實驗的雛形)．之后宋代胡瑗的“蘇湖教學法”、王安石的“三舍法”都是較有代表性的．

(2)西方古代教育實驗．古雅典的智者們通過辦私人學校刨立了“新教育”，奠定了雅典“和諧”教育的傳統．羅馬帝國繼承和發展了“和諧”教育理論，并影響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的思想．經過中世紀幾百年的壓抑，自然科學和實驗科學的新思想火山爆發般地涌現出來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教育、教學改革形成了以往的改革所未有的特點：改革者的自覺實驗意識的萌芽．維多里諾“快樂教育”實驗、拉特克語言教學實驗、夸美紐斯“泛智”教學實驗以及路德的宗教普及教育實驗都是這時期教育改革的典型．

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實驗科學的確立給教育實驗的發展奠定了方法論基礎．18世紀歐洲資產階級民主{睜!I度的建立和工業革命的開始使普及義務教育成為必然，因此，開展教育實驗也成為客觀要求．而19世紀初期歐洲科學整體主義精神在教育實驗上的反映，則形成了整體主義教育實驗模式，其問以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赫爾巴特為代表．

赫爾巴特不僅繼承了整體主義思想，而且在其理論中滲透了原子論的思想，并在教學理論科學化的目的下從事教學實驗活動．他所著的(普通教育學)，第一次使教育成為一個有完善科學體系的教育學．他說“但愿那些很想把教育基礎僅僅建立于經驗之上的人們，對其它的實驗科學作一番審慎的考慮；但愿他們認為值得去了解物理與化學；這一切無非是為了確定某一個別原理在經驗范圍內所能達到的最大作用．”這里我們看到赫爾巴特把教育研究與實驗科學，特別是與物理學和化學相比較，表達了實驗研究是建立在科學教育學基礎上的思想．赫爾巴特在提出了教學實驗中包括追蹤實驗的必要性的同時，還提醒人們對實驗結果的解釋要謹慎，他說，哪怕二十次地重復同一個實驗，“相反的學說對于這種結果還可以各按其特有的方式作出解釋”．J赫爾巴特(普通教育學)對教育實驗特點的闡述(教育實驗應是一個有系統、有層次的多次重復的實驗)是對19世紀上半葉以來整體主義教學實驗模式和方法的總結．

19世紀科學的新時代到來后，客觀上需要對傳統意義上的整體主義進行新的解釋．此時，以蒙臺梭利所使用的醫學的、生物學的和心理醫療學的方法為基礎的歐洲新教育運動便應運而生了．蒙臺梭利批判了實證主義的、原子論的實驗教育派觀點，同時把人類學、心理學，特別是生物學和醫學的方法引入教學實驗中，從而使傳統的整體主義實驗模式獲得了新的自然科學發展的支持，是對教學實驗科學化發展的又一新貢獻．

在歐洲新教育運動開展的同時，美洲大陸上一場轟轟烈烈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也勃發了．這場進步主義運動是整體主義實驗模式的新發展．這場運動的直接結果是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哲學成為核心．杜威為美國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提供了教育學基礎、心理學基礎和哲學基礎

1．2自然科學實驗經由心理學引入教育領域而來的教育實驗：科學主義教育實驗

科學實驗法最早用于物理學的研究，后引入動物學、生理學、心理學和醫學．1879年德國生理學家、哲學家馮特在萊比錫大學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獨立于生理實驗室之外的心理實驗室，成為實驗心理學產生的根本標志．他正式采用實驗方法研究心理學問題，從此心理學才逐漸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與馮特同時代的還有艾賓浩斯和G·謬勒關于記憶問題的研究，屈爾佩對思維過程的實驗研究．

自然科學實驗研究方法通過實驗生理學和實驗心理學擴展到教育領域．20世紀初，由于統計學、測量學、實驗心理學、兒童學等學科的產生和發展，并逐漸滲透到教育領域，從而產生了實驗教育學派．其代表人物是德國的心理學家梅依曼和拉伊．1901年梅依曼首次提出了“實驗教育學”的概念，并進行了關于感覺、語言發展、智慧與意志、記憶和藝術欣賞實驗．拉伊在他的(實驗教育學)中指出，只有通過實驗，教育學才能成為一門科學．他們主張要在對兒童生理、心理進行實驗研究的基礎上來闡明教育和教學方法．其觀點對教育研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890年，J·M·Rice首次將實驗法應用于對學生拼字、算術和語言成就的研究：1902年吉德發明用活動照相法研究讀法；1903年美國桑代克(J理與社會測量)的問世是教育測量技術和理論發展的重要標志．其共同特點是試圖把實驗這種“精確的科學方法”運用于教育問題，對實驗中所收集的信息作針對性的“精確的定量處理”，從而使實驗方法進人教育研究領域．實驗教育學派遵循自然科學方法論．以經驗主義為哲學理論基礎，通過觀察、統計、實驗等方法研究教育行為，他們反對建立在感覺的內省基礎上的傳統教育學從2o世紀2O年代開始，隨著統計理論的發展、實驗設計方法的日趨豐富、測量技術的日漸完善，實驗教育學派的研究進人了興旺時期．尤其是麥柯爾在(教育實驗方法)一書中對實驗問題的選擇與形成、實驗方法的選擇、實驗條件的限制、因果研究等問題作了詳細地技術處理和說明．該書的出版，“是科學主義教學實驗模式形成的標志．推動了教學科學化的發展，”

2整體主義和科學主義教育實驗的第一次合流——八年研究

19世紀末至2O世紀3O年代，實證主義影響下的實驗教育學派持續開展教育實驗，他們追求一種象自然科學那樣由許多經過嚴格實驗檢驗的材料連接起來的系統的、連貫的科學體系的教育學．雖然他們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終究未實現自己的目標．因為在完全的實證主義精神影響下的實驗教育學派絕不可能徹底擺脫其唯科學主義的傾向．而同時期的進步教育運動不象實驗教育學派那樣一味追求知識的科學價值，他們更多的追求的是知識的教育價值．因此，在實證主義者們看來，進步教育學派奉行的是一種哲學多于科學、經驗多于實驗的整體主義研究方法進人20世紀30年代后，美國經濟上的大蕭條使得過去設有升學壓力的進步教育運動面臨了升學的壓力，同時，實證主義的實驗教育學派又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因此，對進步教育運動所取得成果的評價成為必然．這時，泰勒的“八年研究”(1933～1941)便應運而生了．他運用實驗教育學派的方法研究進步教育實驗。不僅回答了人們對進步教育運動提出的各種置疑，而且還說明了實驗教育學派創造發展的研究方法與進步教育運動所采用的整體主義研究方法結合的可能性，進而也給實驗教育學派的研究方法帶來了新的生長點“八年研究”集進步教育學派和實驗教育學派精華于一身，實現了整體主義教育實驗和科學主義教育實驗的第一次合流，把教育實驗科學化又推進了一大步．這次研究的主要功績是：說明了整體主義教育實驗必須評價，也需要評價；評價要把定性與定量相結合；應把過程評價、結果評價和追蹤評價相結合；建立了新的評價標準、評價指標及其相應的評價方法、測量工具和統計手段，從而建立了新的一整套的評價體系；避免了科學主義的實驗設計、實驗統計和實驗評債過分實證主義化傾向，泰勒為教育實驗的兩大流派的相互趨近和融合作了開拓性的工作

3當代教育實驗發展的基本特點

3．1教育實驗與自然科學實驗的關系

狹隘地認為教育實驗是一種完全獨立于整個實驗體系井與自然科學實驗分道揚鑣的觀點，早已不能適應當代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融合的現實．以一種現代的大科學觀、大社會觀和大教育觀來看待現今的教育實驗才是科學而合理的．基于對教育實驗的發展過程及趨勢的認識，我們認為，對它與自然科學實驗的關系應該這樣看待：

教育實驗作為一個獨立個體，有其特有的發展規律——因此它在宏觀上會沿著其固有道路發展，從這點上講它是獨立于其它實驗個體(包括自然科學實驗)的，是個性化的；但作為整個實驗科學體系中無數個體中的一員，它又是與自然科學實驗相并列而存在的，同時它又必然是開放性的——受到其它實驗個體(如自然科學實驗)的影響并與之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流，這種開放性使得教育實驗在其個體發展過程中必然要吸收自然科學實驗的先進理論和方法從這點上看，從一般教育實驗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整體主義教育實驗與吸收自然科學實驗理論而形成的科學主義教育實驗相融合也是哲學層次上的必然結果．正是基于此，當代教育實驗才具有了與以往教育實驗不同的特點，

3．2當代教育實驗發展的特點

第9篇：自然科學的物質概念范文

論文摘要：在總結近十年來教育實驗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教育實驗的縱向發展脈絡的研究，說明了教育實驗分流與融合的發展線索，并論述了它與自然科學實驗的關系．

隨著近年來對教育實驗研究的不斷深人，也積累了不少問題，如：教育實驗的概念、本質與特征、分類、功能、評價和科學化等問題．出現了一些以自然科學實驗來硬性規范教育實驗的做法．為更好地進行教育實驗的研究，探索教育實驗的規律，有必要對教育實驗的發展過程和自身特點及其與自然科學實驗的關系進行深人研究通過對近十年的教育實驗的定義的檢索_l0J，雖然眾說紛紜，但在以下幾點上都達成共識：教育實驗是一種科學研究方法或活動，因而它獨立于教育教學實踐，是一種專門的科研行為；教育實驗主要是在教育教學實踐中進行的，因而它獨立但不脫離教育實踐；教育實驗要有理論假設、控制、變革、內外效度(物質目標的建立與測評)_3J．根據以上共識可界定教育實驗：教育實驗是在教育實踐中進行的、根據一定的理論假設，以一定教育目的為指導，通過合理而有條件地控制變量，變革實驗因子，從而探索教育規律的一種科學研究恬動．

1教育實驗的發展脈絡

在教育實驗的產生這個問題上，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教育實驗只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由實驗心理學把自然科學實驗方法引人教育科研領域的，…因而他們主張用自然科學實驗規范教育實驗．

另一種觀點認為，教育實驗是由一般教學實踐發展而來，他們主張選擇教育自然環境，強調研究目的的應用性、對象的整體性、定性說明方法，這兩類觀點都有各自的哲學基礎和合理性，又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筆者認為，教育實驗作為一種變革性、實踐性的科研活動，是伴隨著教育實踐的產生而產生的，只是在自然科學實驗產生并經由物理學、實驗生物學、實驗心理學這一發展途徑影響到教育領域后，教育實驗才借鑒了自然科學實驗的研究方法，這種借鑒不是完整意義上的照搬，而是保持自我特性基礎上的吸收．赫爾巴特和歐文的教學實驗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此后，通過齊勒和萊思的相繼努力，促使赫爾巴特教育理論向實證主義方向轉移，使得教育實驗產生了分流，一條脈絡按原來的一般意義教育實驗繼續發展；另一條在自然科學實驗的影響下，按自然科學實驗模式發展

1．1一般教育活動發展而來的教育實驗：整體主義教育實驗

“原始社會的教育形式最簡單，但是，在這早期階段的教育過程中，卻完全具備了它在最高發展階段所有的基本特征．”原始的教育實驗作為實驗形式的一員，雖形式簡單，但具備了教育實驗的基本特征——嘗試性．

(1)中國古代教育實驗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時期，儒家文化的創始人孔子根據“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原則創立的啟發式教學法可以看作中國古代教育實驗的典范(雖然當時并無“教育實驗”這一概念．但可看作教育實驗的雛形)．之后宋代胡瑗的“蘇湖教學法”、王安石的“三舍法”都是較有代表性的．

(2)西方古代教育實驗．古雅典的智者們通過辦私人學校刨立了“新教育”，奠定了雅典“和諧”教育的傳統．羅馬帝國繼承和發展了“和諧”教育理論，并影響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的思想．經過中世紀幾百年的壓抑，自然科學和實驗科學的新思想火山爆發般地涌現出來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教育、教學改革形成了以往的改革所未有的特點：改革者的自覺實驗意識的萌芽．維多里諾“快樂教育”實驗、拉特克語言教學實驗、夸美紐斯“泛智”教學實驗以及路德的宗教普及教育實驗都是這時期教育改革的典型．

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實驗科學的確立給教育實驗的發展奠定了方法論基礎．18世紀歐洲資產階級民主{睜!I度的建立和工業革命的開始使普及義務教育成為必然，因此，開展教育實驗也成為客觀要求．而19世紀初期歐洲科學整體主義精神在教育實驗上的反映，則形成了整體主義教育實驗模式，其問以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赫爾巴特為代表．

赫爾巴特不僅繼承了整體主義思想，而且在其理論中滲透了原子論的思想，并在教學理論科學化的目的下從事教學實驗活動．他所著的(普通教育學)，第一次使教育成為一個有完善科學體系的教育學．他說“但愿那些很想把教育基礎僅僅建立于經驗之上的人們，對其它的實驗科學作一番審慎的考慮；但愿他們認為值得去了解物理與化學；這一切無非是為了確定某一個別原理在經驗范圍內所能達到的最大作用．”這里我們看到赫爾巴特把教育研究與實驗科學，特別是與物理學和化學相比較，表達了實驗研究是建立在科學教育學基礎上的思想．赫爾巴特在提出了教學實驗中包括追蹤實驗的必要性的同時，還提醒人們對實驗結果的解釋要謹慎，他說，哪怕二十次地重復同一個實驗，“相反的學說對于這種結果還可以各按其特有的方式作出解釋”．J赫爾巴特(普通教育學)對教育實驗特點的闡述(教育實驗應是一個有系統、有層次的多次重復的實驗)是對19世紀上半葉以來整體主義教學實驗模式和方法的總結．

19世紀科學的新時代到來后，客觀上需要對傳統意義上的整體主義進行新的解釋．此時，以蒙臺梭利所使用的醫學的、生物學的和心理醫療學的方法為基礎的歐洲新教育運動便應運而生了．蒙臺梭利批判了實證主義的、原子論的實驗教育派觀點，同時把人類學、心理學，特別是生物學和醫學的方法引入教學實驗中，從而使傳統的整體主義實驗模式獲得了新的自然科學發展的支持，是對教學實驗科學化發展的又一新貢獻．

在歐洲新教育運動開展的同時，美洲大陸上一場轟轟烈烈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也勃發了．這場進步主義運動是整體主義實驗模式的新發展．這場運動的直接結果是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哲學成為核心．杜威為美國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提供了教育學基礎、心理學基礎和哲學基礎

1．2自然科學實驗經由心理學引入教育領域而來的教育實驗：科學主義教育實驗

科學實驗法最早用于物理學的研究，后引入動物學、生理學、心理學和醫學．1879年德國生理學家、哲學家馮特在萊比錫大學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獨立于生理實驗室之外的心理實驗室，成為實驗心理學產生的根本標志．他正式采用實驗方法研究心理學問題，從此心理學才逐漸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與馮特同時代的還有艾賓浩斯和G·謬勒關于記憶問題的研究，屈爾佩對思維過程的實驗研究．

自然科學實驗研究方法通過實驗生理學和實驗心理學擴展到教育領域．20世紀初，由于統計學、測量學、實驗心理學、兒童學等學科的產生和發展，并逐漸滲透到教育領域，從而產生了實驗教育學派．其代表人物是德國的心理學家梅依曼和拉伊．1901年梅依曼首次提出了“實驗教育學”的概念，并進行了關于感覺、語言發展、智慧與意志、記憶和藝術欣賞實驗．拉伊在他的(實驗教育學)中指出，只有通過實驗，教育學才能成為一門科學．他們主張要在對兒童生理、心理進行實驗研究的基礎上來闡明教育和教學方法．其觀點對教育研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890年，J·M·Rice首次將實驗法應用于對學生拼字、算術和語言成就的研究：1902年吉德發明用活動照相法研究讀法；1903年美國桑代克(J理與社會測量)的問世是教育測量技術和理論發展的重要標志．其共同特點是試圖把實驗這種“精確的科學方法”運用于教育問題，對實驗中所收集的信息作針對性的“精確的定量處理”，從而使實驗方法進人教育研究領域．實驗教育學派遵循自然科學方法論．以經驗主義為哲學理論基礎，通過觀察、統計、實驗等方法研究教育行為，他們反對建立在感覺的內省基礎上的傳統教育學從2o世紀2O年代開始，隨著統計理論的發展、實驗設計方法的日趨豐富、測量技術的日漸完善，實驗教育學派的研究進人了興旺時期．尤其是麥柯爾在(教育實驗方法)一書中對實驗問題的選擇與形成、實驗方法的選擇、實驗條件的限制、因果研究等問題作了詳細地技術處理和說明．該書的出版，“是科學主義教學實驗模式形成的標志．推動了教學科學化的發展，”

2整體主義和科學主義教育實驗的第一次合流——八年研究

19世紀末至2O世紀3O年代，實證主義影響下的實驗教育學派持續開展教育實驗，他們追求一種象自然科學那樣由許多經過嚴格實驗檢驗的材料連接起來的系統的、連貫的科學體系的教育學．雖然他們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終究未實現自己的目標．因為在完全的實證主義精神影響下的實驗教育學派絕不可能徹底擺脫其唯科學主義的傾向．而同時期的進步教育運動不象實驗教育學派那樣一味追求知識的科學價值，他們更多的追求的是知識的教育價值．因此，在實證主義者們看來，進步教育學派奉行的是一種哲學多于科學、經驗多于實驗的整體主義研究方法進人20世紀30年代后，美國經濟上的大蕭條使得過去設有升學壓力的進步教育運動面臨了升學的壓力，同時，實證主義的實驗教育學派又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因此，對進步教育運動所取得成果的評價成為必然．這時，泰勒的“八年研究”(1933～1941)便應運而生了．他運用實驗教育學派的方法研究進步教育實驗。不僅回答了人們對進步教育運動提出的各種置疑，而且還說明了實驗教育學派創造發展的研究方法與進步教育運動所采用的整體主義研究方法結合的可能性，進而也給實驗教育學派的研究方法帶來了新的生長點“八年研究”集進步教育學派和實驗教育學派精華于一身，實現了整體主義教育實驗和科學主義教育實驗的第一次合流，把教育實驗科學化又推進了一大步．這次研究的主要功績是：說明了整體主義教育實驗必須評價，也需要評價；評價要把定性與定量相結合；應把過程評價、結果評價和追蹤評價相結合；建立了新的評價標準、評價指標及其相應的評價方法、測量工具和統計手段，從而建立了新的一整套的評價體系；避免了科學主義的實驗設計、實驗統計和實驗評債過分實證主義化傾向，泰勒為教育實驗的兩大流派的相互趨近和融合作了開拓性的工作

3當代教育實驗發展的基本特點

3．1教育實驗與自然科學實驗的關系

狹隘地認為教育實驗是一種完全獨立于整個實驗體系井與自然科學實驗分道揚鑣的觀點，早已不能適應當代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融合的現實．以一種現代的大科學觀、大社會觀和大教育觀來看待現今的教育實驗才是科學而合理的．基于對教育實驗的發展過程及趨勢的認識，我們認為，對它與自然科學實驗的關系應該這樣看待：

教育實驗作為一個獨立個體，有其特有的發展規律——因此它在宏觀上會沿著其固有道路發展，從這點上講它是獨立于其它實驗個體(包括自然科學實驗)的，是個性化的；但作為整個實驗科學體系中無數個體中的一員，它又是與自然科學實驗相并列而存在的，同時它又必然是開放性的——受到其它實驗個體(如自然科學實驗)的影響并與之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流，這種開放性使得教育實驗在其個體發展過程中必然要吸收自然科學實驗的先進理論和方法從這點上看，從一般教育實驗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整體主義教育實驗與吸收自然科學實驗理論而形成的科學主義教育實驗相融合也是哲學層次上的必然結果．正是基于此，當代教育實驗才具有了與以往教育實驗不同的特點，

3．2當代教育實驗發展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