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合作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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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區域經濟合作范文
我國一直在尋找重新富強起來的經濟之路，區域經濟合作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只有做好了區域經濟合作才能發展得更快。經過多年的嘗試，我國經濟已經在上升，但是在發展過程中仍然有一些阻礙。
（一）不肯打開門
“閉關鎖國”的思想在我國已經消除，但是仍然有很多地方，抱著自己的優勢不放手，也不肯打開門邀請合作伙伴。在我國地方保護較為嚴重，尤其是有行政的干涉，讓當地經濟也進入到了閉關的狀態。如果一直都不肯打開門，不能合作就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市場，競爭得到限制，進而使市場價格的信號扭曲。也因此導致了當地消費者的禮儀，也使企業的投資過度，產品過剩，也阻礙了產業結構的發展，同時也讓企業失去了市場意識及競爭能力。
（二）不讓邁出去
“招商引資”這個詞近些年特別流行，這也是我國響應區域經濟合作的一個措施，因此很多地方也開始接受投資和在當地建廠，但是政府卻不希望自己地方上的企業投資到別處去，怕生產要素的流失，影響本地的經濟。而這種做法，不僅使資本在全社會上失去了自由流動也使區域之間的合作受到了阻礙。
我國區域經濟合作對策
面對我國當今現狀，要想快速發展經濟，就必須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所以我國也要作出一些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國家的經濟只有更上一層樓，我國的國民素質才能整體提升，也能使我國在世界上取得更重要的地位。
（一）政府正面督促經濟發展
政府在經濟發展問題上，要正確面對區域經濟合作問題，要提出一些措施，不僅僅是解除行政制約，而是要起到督促的作用。就我國當今社會形態來說，立刻解除行政干預是非常不現實的，如果直接撤出行政手段也會使區域經濟合作受到損失。但是我國政府可以啟動區域經濟合作以及深化區域經濟合作，主動打破原有的界限，使區域經濟得到正確的合作，雙方盈利。所以，只要我們的政府在區域經濟合作的問題上，起到了積極主動的作用，才能真正的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二）政府協商機制的構建
要想實現我國區域經濟合作及協調的發展，就要構建政府協商機制，我國在上世界80年代初就思考過這樣的問題，而是在大時代的背景下，沒有真正的發揮作用。只有政府之間構建起優秀的協商機制，才會給生產要素的流動帶來更大的動力，使區域經濟合作得到更大的發展。構建了政府協商機制，就會使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加快，使市場擁有良性競爭，所以政府之間的協調、合作與服務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前提。
（三）促進勞動力雙向流動
我國是世界人口大國，當今社會上失業的比例年年上升，而很多大企業又是無人可用，這樣照成了勞動力的浪費，也影響了人民的生活。所以在勞動力的流向上，我國政府應該給予一些幫助，對于外出務工的勞動力應有一定的保障，才能使他們定下心來工作。也可以鼓勵失業人員從事新的工作，幫助他們找到新的自信。
第2篇：區域經濟合作范文
20世紀90年代伴隨冷戰的終結和世貿組織(WTO)的誕生,經濟全球化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不僅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市場,而且出現了統一的、有約束力的國際經濟規則。與此同時,全球性的區域經濟合作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按照WTO的統計,區域性貿易協定(RTAs)的實施數量在1950-1959年有3個,1960-1969年有19個,1970-1979年上升到39個,1980-1989年為14個,1990-1998年則為82個①。目前,55-60%的世界貿易是在貿易集團內發生的(世界銀行,2000,中譯本)。
經濟全球化通常以多邊合作機制為基礎(如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關貿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統一的世界市場和國際經濟規則為標志,促進全球生產要素和商品服務的自由流動;區域經濟合作則以雙邊或諸邊(pluri-lateral)合作機制為基礎,以區域內的市場統一和規則統一為標志,促進區域內生產要素和商品服務的自由流動。很顯然,兩者之間的沖突是客觀存在的。當1958年歐洲經濟共同體產生時,這種區域性經濟合作與關貿總協定所倡導的全球自由貿易觀念就發生了沖突。歐共體作為一個關稅同盟對內實行自由貿易,對外執行統一的關稅和貿易政策。這直接違反了關貿總協定的非歧視原則。為此,關貿總協定內部曾經就歐共體是否違背關貿總協定規則展開過激烈的爭論。但當時的歐共體六國以退出關貿總協定進行威脅,致使關貿總協定最終不得不做出讓步:在堅持非歧視原則的同時,允許區域貿易協定的存在。關貿總協定第24款允許區域貿易協定作為一個特例存在,條件是它在促進區域內貿易流動的同時不得提高對外部世界的壁壘。換句話說,區域貿易協定應該補充而不是威脅多邊貿易體系。
進入世貿組織時代以后,除了原先的第24款被繼承下來以外,世貿組織的服務貿易總協定也允許區域貿易協定的存在。為了監督和評估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對多邊經濟合作產生的影響以及區域貿易協定與多邊貿易協定的關系,1996年2月6日世貿組織總理事會專門設置了區域貿易協定委員會。世貿組織對區域貿易協定的認同為區域貿易協定的擴展提供了極大的制度空間。以80年代后期美國與加拿大簽署《美加自由貿易區協定》(以及后來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為標志,區域貿易協定已成為全球性的發展趨勢。與80年代以前的區域貿易協定相比,90年代形成的區域貿易協定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因此,“新一代”區域貿易協定的開放程度更高,大多數協定除了涉及關稅自由化之外,還涉及世貿組織所包含的其他領域,例如標準、服務、知識產權等;某些協定比世貿組織所涵蓋的規則領域更廣,如政府采購、投資或競爭政策等(WTO,2001)。在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組建的區域貿易協定中,“開放的區域主義(openregionalism)”正在成為一種流行趨勢。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國家放棄了“進口替代”的戰略思想,不再尋求建立區域內互補產業結構、免受外部競爭的產業政策,更大的區域市場成為提高生產率和競爭力的前提條件。與此相對應,各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動機以及區域經濟合作的方式都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本文將從區域經濟合作的動因、形式、組織結構、影響等方面對90年代以來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趨勢做一簡要分析。
二、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動因
傳統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強調對成員國的靜態收益影響,它包括:改善成員國的貿易條件,實現規模收益遞增,強化競爭,吸引外國投資等。但經驗研究顯示這些靜態效應不大(SchiffandWinter,1998)。近年來,區域經濟合作更多地是尋求動態收益及非經濟收益,并因此取得迅速的發展。第一,關貿總協定或世貿組織無法滿足一部分國家在開放貿易方面的需求,由此導致一些相似的國家撇開國際組織組建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在多邊貿易談判中無法達成的協議卻經常能夠在雙邊或諸邊貿易談判中達成。從這種意義上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是多邊貿易體制的實驗場,許多貿易自由化措施都是首先在區域一體化內部實施的。
在亞洲,由于西雅圖會議的失敗,一直奉行貿易多邊主義的日本也開始尋求雙邊貿易協定。第二,一些國家把區域貿易協定作為增強其影響市場的能力或者作為規避關貿總協定或世貿組織關于非歧視性要求的一種手段。它們將區域一體化組織當作一種工具,通過它實行一些尚未在多邊貿易體制中提到的措施,并向貿易伙伴施加壓力。80年代中期美國決定同其貿易伙伴(如以色列)進行自由貿易區談判,部分原因就是對關貿總協定成員國拒絕在1982年啟動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感到不滿。第三,一些國家把區域貿易協定作為一種鎖定貿易自由化或制度改革進程的機制。保護主義政策的一個主要來源是國內利益集團的壓力,區域貿易協定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限制國內利益集團的壓力。一種方式是“優惠淡化效應(preference-dilutioneffect)”:區域經濟一體化意味著一個更大的政治團體,國內利益集團在設計共同政策時的影響力將因此被削弱。另一種方式是“優惠不對稱效應(preference-asymmetryeffect)”:成員國在具體問題上所得到的優惠可能不同,由此產生妥協的需要會提高效率(霍克曼、考斯泰基,1999,中譯本)。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環境下,形成尋租利益集團的難度增加,尋租者要想形成利益集團不得不在整個區域范圍內重組。此外,一國加入區域一體化組織有助于向外部世界發出一個清晰而可靠的信號:本國的貿易自由化體制和改革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它們將受到一體化組織的約束(FernandezandPortes,1998)。對于外部投資者而言,這是極為重要的。像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東歐國家申請加入歐盟(以及加入前與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都有這方面的動機。第四,保障市場準入。無論何種形式的區域貿易協定都會給非成員國構成某種程度的歧視。對非成員國而言,為克服這種負面影響有三種選擇:一是加強多邊貿易談判,二是組建新的一體化組織,三是加入到業已存在的一體化組織中去。歐洲的區域化進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面對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發展,英國和其他六國先是組建歐洲自由貿易區(EFTA)予以對抗,80年代以后其成員不得不放棄歐洲自由貿易區,全部加入到歐盟中去。
區域經濟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大國的參與,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一種“多米諾效應”(Baldwin,1995)。歐盟統一大市場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形成使其他國家對區域貿易協定保護主義效應的擔憂加劇。大西洋兩岸的格局變化提高了其他國家被排斥在(區域貿易協定)外的成本,增強了國內出口利益集團游說的動力。為保障市場準入,被排斥在外的國家要么加入已有的區域一體化組織,要么組建新的區域一體化組織。第五,影響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進入世貿組織時代后,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在國際經濟規則制定過程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同時,規則對民族國家的約束力越來越強。這迫使任何國家都不能再忽視規則的制定過程。加入一體化組織有利于維護自身的利益,因為在一個范圍較小的組織內,一國的呼聲更容易得到尊重,這種呼聲進而可以通過一體化組織在全球談判中得到放大。法國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多年來得到保護,是和歐盟在國際經濟規則制定中的地位聯系在一起的。
這種考慮即使對美國這樣的大國也不例外。長期以來,美國主導著全球規則的走勢,然而到了1986年,當時的歐洲共同市場與歐洲自由貿易區簽署合并協定,并宣布于1992年建立歐洲統一大市場。這一決定首次動搖了戰后美國的霸主地位,由此刺激美國迅速與加拿大簽署《美加自由貿易區協議》及以后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第六,非經濟考慮成為許多區域一體化組織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區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收益是有助于改善成員國的安全(SchiffandWinter,1998)。首先,它有助于改善國內安全。例如,埃及政府一直擔心原教旨主義的蔓延,摩洛哥和突尼斯也擔心鄰國阿爾及利亞的原教旨主義運動。消除這種擔心是地中海國家與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一個重要動機。其次,通過組建區域一體化組織對抗來自第三國的威脅。南非發展共同體(SADC)最初就是為了對抗來自南非的威脅。中東歐國家要求加入歐盟則是為了抵御俄國的威脅。最后,安全威脅促使相鄰的國家組成一體化組織。早期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東盟的產生有這方面的考慮。近年來,最為典型的要屬南方共同市場中巴西和阿根廷的關系。歷史上,巴西與阿根廷的關系一直不融洽,長期處于軍備競賽狀態,甚至一度有軍事沖突的危險。1986年兩國簽署的“一體化和經濟合作計劃(PICAB)”大大緩解了相互間的不信任或敵視關系。正是這項合作計劃為1991年的南方共同市場奠定了政治基礎(Preusse,2001)。
三、南南型與南北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對成員國收益的不同影響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指出,區域經濟合作的收益在成員國之間的分配和這種組織的形式有很大的相關性。在“南南型”(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合作組織內,成員國的經濟績效差距會逐漸拉大;而在“南北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合作)合作組織內,成員國的經濟績效差距會逐漸縮小。換句話說,“南南型”合作方式促使成員國的收入水平趨于發散;而“南北型”合作方式促使成員國收入水平趨于收斂(Venables,1999)。歐盟的發展歷程表明,成員國之間人均收入的收斂趨勢是非常明顯的。從1947年比荷盧關稅同盟建立到80年代早期,成員國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一直在穩定地縮小,整個時期內差距縮小了大約2/3。
隨后加入的新成員也有類似的趨勢。以愛爾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發展速度為例,80年代中期,它們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別相當于歐盟最富裕國家(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的61%、49%和27%,到90年代末期分別上升到了91%、67%和38%。處在另一個極端的是純粹由發展中國家組建的一體化組織。烏干達、坦桑尼亞和肯尼亞在60年代曾經組建了東非共同市場(EACM)。但結果是,在整個60年代,一體化促使區域內的制造業逐漸集中到肯尼亞,其制造業的產值和出口占三國總量的70%以上。東非共同市場最終因無法滿足兩個落后國家的要求于1977年被迫解散。最近的例子是中美洲共同市場(CACM)和西非經濟共同體(CCWA)。在中美洲共同市場(成員國包括危地馬拉、薩爾瓦多、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兩個相對發達的國家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因一體化進程成為區域內的工業、商業和服務業中心,制造業增加值占區域內總值的比例從1980年的68%上升到目前的80%以上。同樣,在西非經濟共同體(成員國包括科特迪瓦、塞內加爾、馬里、尼日爾、尼日利亞、毛里塔尼亞、加納、多哥、貝寧、利比里亞、塞拉利昂、岡比亞、幾內亞比紹等),達喀爾和阿比讓逐漸演變為區域內的經濟中心,科特迪瓦和塞內加爾的制造業增加值占整個區域的比重從1972年的55%穩步增加到1997年的71%(Venables,1999)。針對區域經濟合作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所做的研究中,人們也發現了類似的趨勢:南北型區域經濟合作有助于成員國的經濟增長,南南型區域經濟合作則無助于成員國的經濟增長(Vam-vakidis,1998)。大量的經驗研究顯示,20世紀70-8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與市場開放存在高度的正相關,但南南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并沒有給成員國帶來預期的收益。就東盟、安第斯共同市場(ANCON)、中美洲共同市場和中非經濟關稅聯盟(UDEAC)所做的計量分析表明,它們對其成員國的經濟增長沒有產生明顯的作用。
不同類型的區域合作組織之所以產生不同影響,主要受制于兩類因素。一是成員國的比較優勢(或劣勢)。一國的比較優勢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異越大,就越有可能遭受貿易轉移(效應)的風險。因此,在南南型合作組織中,收入水平最低的成員國最有可能因貿易轉移而遭受損失。以肯尼亞和烏干達為例,盡管兩國制造業相對于世界平均水平都具有劣勢,但肯尼亞比烏干達的劣勢程度要低一些,其結果是,烏干達易遭受貿易轉移的損失:本來可以從世界其他地區進口的產品現在轉而從肯尼亞進口。對肯尼亞來說,一體化組織保護了本國制造業免受世界市場競爭的威脅,并能夠向烏干達出口制成品。相反,在南北型合作組織中,高收入國家的比較優勢與世界平均水平差異大而易遭受到貿易轉移的損失;低收入國家則從中獲得了貿易創造(效應)的收益。二是“群集”機制和“反群集”機制。在產業層次上,前者主要受制于知識溢出效應、勞動力市場儲備效應、供需聯系的向心力效應;后者則主要受制于擁擠效應(如生產要素價格上漲)、污染效應及其他外部性效應。一般說來,在南南型合作組織中,“群集”機制占主導地位;在南北型合作組織中,“反群集”機制占主導地位。除此之外,20世紀80年代之前建立的南南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大多以服從成員國的進口替代戰略為目標。這就限制了區域經濟合作的開放收益。而在90年代創建的南北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中,許多發展中國家利用區域經濟合作來鎖定國內經濟改革、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實現技術轉移等。這些目標的實現客觀上促進了成員國收入水平的收斂。不同類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對成員國的不同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釋了90年代以來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地域分布。到2000年底已正式向世貿組織通告的正在實施的協定中,將近60%是在歐洲國家之間締結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締結的區域貿易協定大約只占總數的15%(WTO,2001)。
四、大國之間的競爭日益演變為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之間的競爭
如上所述,由于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美國在國際經濟中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削弱。作為世界經濟的霸主,美國曾經長期單獨決定全球經濟規則的走勢。70年代以后,美國的霸主地位開始受到挑戰。在國際金融領域,以美元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終結;在國際貿易領域,關貿總協定第七輪多邊貿易談判(即東京回合)結束后,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遲遲無法啟動,雖然歷經10年后終于啟動,但烏拉圭回合談判時間比預想的延長了近一倍。對美國霸主地位直接構成挑戰的不是日本經濟、德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是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迅速擴張。當1986年歐洲共同體決定于1992年與歐洲自由貿易區合并建立歐洲統一大市場時,美國第一次感覺到了霸主地位喪失的威脅,因為新的歐洲統一大市場的規模將首次超過美國的市場規模。基于抗衡歐洲統一大市場的考慮,美國放棄了“孤立主義”傳統,于1986年開始和加拿大就建立自由貿易區進行談判,1987年簽署了《美加自由貿易協定》(該協議在1989年正式生效)。在歐盟1992年簽署《歐洲統一法》的同時,美國也于同年把美加自由貿易區擴大為北美自由貿易區。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產生和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形成標志著美歐之間的競爭正式拉開了序幕。不
久前,美國總統布什和貿易代表佐里克公開宣稱:歐盟已經和27個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或關稅同盟協定,并且還將和15個國家簽署類似的協定,而美國目前只參加了三個自由貿易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分別與約旦、以色列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因此美國完全有理由繼續擴大雙邊或諸邊區域經濟合作(Lim,2001)。歐盟在2000年的尼斯會議上正式決定實施歐盟的“東擴”計劃(2001年選擇了第一批加入歐盟的國家)。一旦完成歐盟的“東擴”,歐盟將增加到27個國家,幾乎涵蓋了歐洲所有國家。美國在1994年完成北美自由貿易區之后,也開始推進另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2005年之前簽署美洲自由貿易區協定,以涵蓋除古巴之外的所有34個美洲國家,把“美國后院”完全納入美國的勢力范圍之內。布什執政后,在對外關系方面做出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試圖獲得國會授予的“快車道”貿易談判權,爭取把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完成的時間提前到2003年。
針對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程,歐盟也沒有坐視等待。歐洲與南美洲國家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種族關系,歐盟與南美的貿易占這一地區外貿總額的30%左右,歐盟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南美的投資占該地區所有外國直接投資的近40%。因此,歐盟自然要保護它在南美洲的經濟利益。歐盟首先與墨西哥達成了自由貿易協定,隨后開始與南美共同市場及智利就建立自由貿易區進行談判(DelaBalzeandFelipe,2001)。在世界其他地區,美歐以區域經濟合作為手段也在進行類似的競爭。對美國而言,歐洲國家的聯合已經成為一個歷史的教訓,它決不能容忍在東亞地區再出現一個排他性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因而美國對待東亞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一直采取反對的態度。90年代以前包括日本、馬來西亞、澳大利亞等國提出的區域經濟合作方案均因美國的反對而流產。1993年的西雅圖會議使APEC成為涵蓋環太平洋地區的一個非正式區域貿易組織。
這是美國防止東亞地區形成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一項重要舉措。一方面它把美國在內的環太平洋國家和地區都吸納進來;另一方面它的開放性和非約束性特征決定了它在區域經濟合作領域不會真正有所作為。即便如此,這仍然引起了歐盟的警覺。隨后歐盟也開始尋求與該地區的合作。1995年歐盟與東亞地區的13個國家(東盟+中日韓,即后來的“10+3”)首次舉行亞歐首腦會議,并形成了定期化的機制。目前,美國與新加坡正在進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其目的也是為了約束東亞自由貿易區的發展進程。和大西洋兩岸區域經濟合作的蓬勃發展相比,東亞地區(尤其是東北亞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是非常滯后的。日本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對此并非毫無知覺,它在國際經濟規則制定過程中的較低地位,很明顯地是和它游離在區域經濟合作之外相關的。90年代以前,日本曾經對發展東亞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提出過許多建議,但都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
一則是該地區國家(包括日本)對美國市場有很高的依存度,美國的態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二則是歷史的糾葛造成該地區國家對日本充當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領導者懷有戒心。進入90年代以后,全球性區域經濟合作浪潮和亞洲金融危機刺激了該地區開展區域經濟合作的欲望。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客觀上構成了對區外國家的貿易歧視。美國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貿易比例從1993年的28.3%上升到2000年的32.8%,同期與歐盟的貿易比例從18.9%微升為19.3%,與世界其他地區(不包括南美洲)的貿易比例從38.7%下降到37.3%。以日本為例,同期美國與日本貿易的比例從14.7%降為10.6%(熊,2001年)。亞洲金融危機也使該地區國家意識到,沒有本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將難以保證經濟穩定的發展。以亞歐首腦會議的框架為基礎,東亞地區正在“10+3機制”下推進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設。迄今為止,業已取得的成果是《貨幣互換協定》。在區域貿易自由化領域,理論上的合作方案可分為三類:一是“10+3方案”,即13國組成東亞自由貿易區;二是“10+1方案”,即東盟分別與中國、日本、韓國建立自由貿易區;三是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方案。
日本作為該地區的經濟大國一直謀求成為未來東亞自由貿易區的領導者。一方面,日本試圖與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把中國排除在東亞自由貿易區之外;另一方面,通過與韓國、新加坡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以求打開突破口,取得區域經濟合作的實質性進展。在尋求東亞自由貿易區建設的同時,日本還與墨西哥、智利就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這兩個拉美國家對日本有著特殊的意義,它們既是未來美洲自由貿易區的成員國,也分別和歐盟簽有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如果說日本與東盟、韓國、新加坡的談判屬于一種防守反應的話,那么與墨西哥、智利的談判表明日本已經開始參與大國在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在大國之間利用區域貿易協定的競爭過程中,歐盟是領先者;近年來美國的發展勢頭迅猛足以和歐盟平分秋色;相比之下,日本是一個真正的后來者。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大國之間對國際經濟規則制定權的爭奪已經演變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之間的爭奪。美國貿易代表佐里克2001年1月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強調:“日本和歐盟想要左右國際貿易體系的發展方向。不應該是它們,而應該是我們起主導作用”。要做到這一點,美國就必須推進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設。
五、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內部主導權的爭奪
不同類型的國家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動機有很大的差異。對大國來說,通過擴大市場規模提高其對國際經濟規則的影響力可能是最重要的;而對小國來說,獲得市場準入機會(進入大國的市場)通常被考慮為優先因素。前者的目標是區域經濟合作的一種自然演化結果,后者的目標則需要雙邊(或諸邊)談判來完成。這種不對稱性需要小國在區域貿易協定談判過程中做出“單方面”的讓步,例如調整國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能源定價政策、環境保護政策、競爭政策等,以適應大國(通常也是最發達國家)的要求。這種現象被人們稱之為“新區域主義(newregionalism)”(PerroniandWhalley,2000)。在美加自由貿易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歐盟與東歐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小國”(加拿大、墨西哥及東歐國家)對“大國”(美國、歐盟)做出的“單方面”讓步。在歐盟的早期發展過程中,成員國的數量較少,法德聯盟在區域內的主導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同時其他小國的利益也能夠得到兼顧。隨著成員國數量的增加,像英國、西班牙的加入,歐盟內部主導權的爭奪逐漸顯現出來。在2000年底的尼斯會議上,歐盟內部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大國與小國相沖突的現象。正如丹麥首相所說:5個大國(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西班牙)與其他10個國家之間的界限十分明顯。在此前的比亞里茨會議上,“五大國”曾經威脅其他小國說,如果它們不同意重新分配權力,這些大國就可能在歐盟體制之外結成更緊密的聯系,如在防務領域。法國總理若斯潘在會上尖銳地提醒10個小國說,正是因為歐盟,它們在世界舞臺上的影響才變得大得多。
言外之意,小國與大國爭奪歐盟的主導權是沒有道理的。尼斯會議上不僅大國與小國在權力分配上出現了沖突,而且大國之間也出現了沖突。德、法兩國圍繞部長理事會的表決票分配問題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德國擁有8200萬人口,是歐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它要求按照人口比率分配表決票,而以大國自居的法國主張維持現行框架,即英、德、法、意均擁有10票。比、荷、盧等中小國家的利益關系也牽扯到德、法兩國在國家利益方面毫不掩飾的對立中,多次磋商后的結果是,英、德、法、意各分得29票,并設立了新標準——表決時,“如果表示贊成的國家人口總和不到整個歐盟人口的62%,決議不能通過”。如果說歐盟內部主導權的爭奪源于幾個大國經濟規模相近的話,那么美洲地區國家對未來美洲自由貿易區主導權的爭奪則更具有普遍意義。
第3篇：區域經濟合作范文
論文關鍵詞 區域經濟 政府障礙 消除策略
一、政府壁壘相關概述
(一)地方政府運用行政政策和規劃時所造成的障礙
1.制定不合理的優惠政策。在我國資本總量供給不變且有限的情況下,各地方政府通過博弈之后,為了吸引到更多的資金流入本轄區,一般會選擇對整體經濟最不利的結果,也就是采取不合作的惡性競爭措施,給予進入本地的企業低于市場成本的資源,造成了國家資源的浪費。資源浪費的結果,并沒有換來企業發展最佳配置,而是阻礙了經濟的發展。
2.采取戶籍優惠政策,醫療保障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歧視性待遇。由于以上不對等制度的存在,人口的流動性就被限定了,從一個行政區進入另一個行政區,后顧之憂就得不到解決,人才的跨區域流動就很難實現。較少的人口流動,很難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注入新的活力,這同樣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障礙。
3.采取對本地區產業有利的經濟政策。本地區的企業獲得更大的稅收減免,減輕及免除更多的收費,從而降低本地企業的成本,使得本地產品具有較高的競爭力。為了進一步提高本地企業的競爭力,當地政府可能會提供低于貸款利息的貸款以及其他優惠措施,降低企業成本。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限定外地產品的流入,設置行政壁壘,根本不給于其他外地企業進入本地的機會。即使產品可以流入,在經歷了跨區域運輸之后,高昂的路費也會增加成本,限制外地產品的競爭。
4.限制生產要素流出本行政區域。對于自然資源,地政府一般會限制本地自然資源的流出,而購買其他地區的自然資源。于此同時,限制勞動力的流動。為了增加本轄區的經濟優勢,地方政府一般限制高科技產業的外流。
(二)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規與規章時形成的壁壘
地方政府不僅有制定政策的行政權力,而且憲法中規定了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與規章。由于是地方性法規與規章,地方政府一般會考慮到本地區的經濟利益,而規定上面政策中采取的措施,從而將之規定為法規規章,形成正式性的政府障礙,在此不再多說。而且法規規章具有滯后性,曾經有利于促進經濟合作的規定,可能在經濟逐漸發展的過程中,而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
二、政府壁壘形成的原因
行政分權結果,造成地方政府在更多的領域內擁有更大的主動權,間接促進形成地方市場。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央高度集權,統一管理全國范圍內的資源安排,各個地方政府只是中央地方政府政令的執行者,只要能夠圓滿完成上級任務即可,無法體現各地方政府積極競爭的情況。而中央政府分權后,相應地財政權與稅收權由地方與中央共同行使,而地方政府同時取得了相應的融資權利以及企業管理權,就有機會取得地方財政收入盈余。然而事物都有雙面性,原本為了激勵地方政府經濟發展的策略,由于地方政府追求最大的經濟利益,則出現了阻礙經濟發展的現象。有些地方政府為了利益,往往放棄規模經濟和產品更新換代,采取低效的地方保護,阻礙了區域經濟的形成。
1.我國的政績考核制度間接地造成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在我國當前官員考核制度中,地方經濟快速發展成為考核官員的主要指標之一。考核地方官員,主要看當地GDP增長速度,以致地方官員將GDP指標作為任期的主要目標,形成了注重發展GDP而忽視經濟效益的情況。有些地方政府,為取得較快的經濟發展,鼓勵高稅收及高盈利的產業進駐該地區,從而引起各產業重復建設,忽略了與其他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
2.地方政府大而全的職能,出現了與民爭利的情況。地方政府本是市場經濟裁判者和調控者,而在我國現有體制下,國有企業大量存在,地方政府又成為了市場經濟的參與者,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分割也就慢慢形成了。
3.地方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是地方政府壁壘形成的原因之一。由于各地區不同的資源稟賦、地理位置、歷史文化、交通條件、基礎設施等客觀因素,各地區經濟發展并不均衡。因此,也就形成了各具優勢的不同產業,而由于相同行業在不同區域的重復建設,在地區經濟競爭中,各地方政府為避免本地企業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往往采取“利己”的措施,使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不能形成優勢互補和產業梯度的轉移,不但阻礙區域間的經濟合作,而且加劇了區域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情況。
4.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遺留的一些產業分配問題,由于先前的布局,難免會出現重新整合的阻力。于此同時為了獲得一方百姓“父母官”的美譽,地方政府官員則可能束縛產業升級與轉移,而只是的保持現有利益。 三、突破地方政府壁壘,促進區域間經濟合作
1.改革政治體制,轉變政府職能。創立正確的政績考核體系,避免各地政府之間的利益沖突。首先,在中央改革集權化政權的過程中,難免出現不適的情況,部分部門給予的權利過大,而有的則要求過于嚴格,現在普遍存在的現象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約束力越來越弱,所以有必要形成較嚴格的約束機制,以便地方政府在競爭的同時,也可以更好的合作。其次,政府職能需要從積極的市場參與者轉換到裁判者與調控者的角色,不僅不參與市場行為中,而且盡量能不調控的就有市場機制來約束,只有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時候,才可以謹慎的調控約束。再者,在有限的自然資源約束下,快速經濟發展作為政府官員最重要的考核指標,難免會引起惡性競爭,這時,需要將更多的指標納入到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比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業的更新換代等等。更合理的考核指標,就更有利于減輕當地阻礙。
2.建立統一的市場經濟競爭體制,繼續深化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實現政企分開,實現企業的自由競爭,形成規模經濟和各地區競爭優勢。第一,區域內各地方政府應實行統一的市場經濟原則,比如,非歧視原則、市場準入原則、公平競爭原則。逐步取消妨礙區域經濟合作的制度與政策規定,以及妨礙商品、要素自由流動的壁壘。第二,政府部門既是行政行為的實施者,有事市場競爭的參加者,擁有強制手段的政府為了取得更多利益,必然會約束其他主體地競爭。因此,要不斷放寬對市場主體參與者的約束,逐漸改革國有企業制度,政企分開,使市場主體在平等的氛圍中更加活躍的競爭。在企業主體都可以按照市場規律來進行生產與轉移的情況下,規模經濟也就會慢慢的形成。
3.完善相關法制,將政府行為納入到法律規定之中,利用制定法律時的預見性,將部分阻礙經濟發展的行為規定為法律禁止的行為,在一方做出該行為后,需要按照法律承擔有關責任。為了促進法律更好的實施,則需要加強執法隊伍的建設,提高執法人員的素質,嚴格依法行使,則可以很好的鉗制政府官員實施“利己”行為。
4.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強化對區域內交通、港口、通訊等基礎設施的統籌與管理,實現基礎設施建設的一體化。沒有區域基礎設施的一體化,地方經濟就很難有效地流動。重復建設不僅不利于區域經濟合作,而且造成資源浪費。因此,各地方政府間應該積極協調配合,完善各地區間的交通設施,通訊設施,教育科技文化設施,遙相呼應。
5.借鑒國外經驗,消除政府障礙,促進區域經濟合作。首先,我國可以借鑒全球區域經濟合作的經驗,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國家間采取的區域經濟合作方式,而每種合作方式都有其有力的一面。在這方面做的最成功尚屬歐盟。歐盟在發展區域間經濟時一般會采取以下三種措施:制定相關的區域政策,成立負責執行區域政策的專門機構或部門,建立專門的基金,并對實施效果進行評估。在我國各地方政府發展經濟時,可以做借鑒。其次,借鑒德國經驗。德國是世界上公認的區域協調發展做得比較好的西方國家之一,其區域政策深受世界各國的重視和推崇,其主要手段是區域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它分為兩類:財政性轉移支付,即橫向財政平衡,是在各州之間進行財政轉移支付,即財力強的州拿出部分財政收入“捐給”財力弱的州,使各州及地方的人均稅收平衡;收入性轉移支付目的是使各地區居民收入相對均衡。若是我國可以實現這一制度,那么在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就可以注意到平衡協調,并且避免不均衡的結果出現后在進行調整。最后,我國可以借鑒美國經驗,鼓勵地方政府之間簽訂相關的政府協定與協議,規劃經濟,基礎設施,教育等社會因素,促進各地區間更好的合作。
第4篇：區域經濟合作范文
關鍵詞：區域主義；區域經濟合作；策略選擇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2－0006－02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著GATT/WTO框架下多邊貿易談判的行動遲緩（表現為前一輪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緩慢推進和正在進行的多哈回合談判的有限進展），以及因之產生的成員國對通過降低貿易壁壘來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WTO機制的不信任，以簽署區域貿易協定（RTA）為標志的區域經濟合作正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掀起了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第三次浪潮。
近些年來，中國的區域經濟合作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與中國改革開放進一步發展對區域經濟合作的要求相比，與世界各地蓬勃發展和深度進行的區域經濟合作相比，還依然存在較大差距。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進程“與其說是中國在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主動選擇的產物，不如說是在面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雙重壓力下被動應變的結果。”[1]事實表明，我們對區域經濟合作的認識和把握還不夠深刻，政治考量較多，“進程體現為結果”[2]，目的性不強，盲目性較大，前期準備不足，這與中國對外開放戰略和經濟發展要求不相適應。事實上，游離于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之外不僅使中國不能獲得區域經濟合作的巨大利益，還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中國區域經濟合作滯后從長遠來看將影響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成功實施和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后勁。
因此，要用開放和戰略的眼光來看待當前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問題，把參與區域經濟合作作為新時期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機遇。
一、加強區域經濟合作的基礎研究
可以設想，一個可以預期和可控的區域經濟合作計劃必須要有非常扎實的前期基礎性研究工作作為科學決策的依據。然而，目前我國為參與區域合作決策服務的前期基礎研究嚴重缺乏，這方面的舉動往往是政治決策在前，可行性論證在后，科學依據不足。基礎性研究的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個方面：（1）研究世界范圍內區域經濟合作的新特點與新趨勢及其背后的深層動因；（2）研究世界上已有的各種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協議）的歷史淵源、發展進程及其整體效果；（3）研究區域經濟合作中各個參與主體的客觀條件、基本立場和主要策略；（4）研究當前以及可預見的未來我國可能的區域經濟合作方案和決策空間等。
事實上，由于區域經濟合作在當前世界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影響，許多國家和地區都積極開展區域經濟合作的基礎研究并用以輔助決策。如美國、歐盟、日本、澳大利亞、新加坡、加拿大等國及我國臺灣地區，都有專門機構負責區域經濟合作的前期研究工作，并對潛在合作對象國進行有針對性的評估。而且，許多國家或地區都建有區域經濟合作數據庫，專門收集主要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各國關于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可行性研究報告、貿易障礙報告、國際組織的規范、重要問題的爭端及解決辦法等等。
因而，應借鑒國際經驗，加強基礎研究，根據我國的發展階段、比較優勢和實際需要，制定我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總體規劃。應密切注意可能與我締約經濟體的政經動態，對雙方經貿往來的現狀和前景進行科學分析和合理預判，對可能的合作方式提出預案，對合作的可能影響進行預估，并對區域經濟合作協定進行前期研究，在我國擬議洽簽經濟合作協定時，提出合理建議，供相關政府機構決策參考。這對提高區域經濟合作決策的前瞻性和科學性大有助益。
二、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地理策略
地理結構合理的區域經濟合作格局是中國自貿區戰略成功實施的重要基礎。從全球區域經濟合作的歷史來看，盡管跨洲際的雙邊經濟合作成為當前區域合作的新趨勢，但周邊地區的基礎地位并沒有改變。參照國際經驗，具體到中國實際，在區域經濟合作的地理維度上，應遵循“先國內后國外，先周邊后洲際，周邊是基礎”的原則。
首先，血脈相連的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之間及時構建和深度開展機制性經濟合作，是在嚴峻國際經濟環境及全球區域經濟合作發展形勢下，兩岸四地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對外開展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基礎。當前的策略應該是切實深化與港澳的經濟合作，積極拓展與臺灣地區的經貿合作空間。
其次，通過與周邊國家積極開展經濟合作，把中國周邊地區培育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增強本地區整體競爭能力，在世界經濟競爭格局中，利用集體的力量保障本地區發展機會，降低發展風險，這應成為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基本定位。不僅如此，在當前世界經濟版圖中，中國周邊地區是新興經濟體聚集區，與其進行合作可以充分分享經濟成長的機遇，推動中國經濟發展。
再次，制定對外經濟合作的戰略規劃要有全球性戰略眼光，要在洲際的意義上選擇若干節點型國家開展窗口性經濟合作，構筑我國全球性跨洲際的雙邊經濟合作網絡，完善我國區域經濟合作體系，為在更大范圍內進一步開展區域經濟合作奠定基礎。
三、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層次策略
在經濟合作層次的抉擇上，首先需要明確兩個問題，一是合作的目標訴求，二是能夠而且愿意為此付出什么對價。這個問題應結合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競爭力等基礎條件一起考慮。
我國在低端制造品上具有較強的價格競爭能力，而在農產品、中高端制造品和服務業上的競爭力相對落后，這一事實決定了在開展區域經濟合作時必須要在充分研究合作空間的基礎上慎重考慮合作層次的選擇。在合作空間的約束下，保險的做法是與發展中國家開展“南－南”型自由貿易區層次的合作，這應成為近期區域經濟合作的基本取向。而且，由于雙方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在照顧彼此關切方面相對容易達成一致。不僅如此，在“南－南”合作中，通過區域經濟合作的“極化效應”也將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
然而，在為中國國內改革提供有效外部壓力的意義上，我國又需要在可控的條件下與發達國家開展有限經濟合作。因為發達國家在合作中對諸如農產品、制造業的中高端產品、服務業以及涉及投資、知識產權、競爭政策、政府采購以及環境政策等問題的關注將為中國經濟提供適度超前開放的環境。而適度超前開放將使社會經濟基礎逐漸發生有利和可控的改變，促使政府修正其經濟治理觀念，改變其與市場經濟相悖的管理體制和措施，真正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這無疑將為中國改革深化提供新的動力，推動中國經濟市場化進程。而且，如果科學安排、審慎行事，與發達國家在有限范圍內的經濟合作應可以在國家經濟安全的條件下達成。不僅如此，Venables（1999）的經驗分析指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間的“南－北”型合作方式將使成員國收入水平趨于收斂[3]，這對于縮小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將大有助益。因而，與發達國家開展有限范圍和適度的綜合性經濟合作應成為我國近期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方向。
參考文獻：
[1] 肖長培.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歷史進程及戰略深化[J].特區經濟，2007，（3）.
[2] 張蘊嶺.如何認識東亞區域合作的發展[J].當代亞太，2005，（8）.
[3] Vanables.A.(1999)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s：a Force for Convergence Divergence?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The World Bank，No 2260.
Discussion about the strategy choice of participating in regional economy cooperation of China
LIU Yu-gui
(Finance college,Anhui fianace and economy university,Bengbu 233030,China)
第5篇：區域經濟合作范文
關鍵詞：俄中區域經濟合作法律基礎國際規則雙邊協議
近年來，俄羅斯與中國的關系備受關注，中俄兩國區域經濟合作的程度也隨著兩國經濟的發展而持續提高。最近兩年，俄中兩國高層多次會晤，地方之間交流也日益頻繁，俄中經貿合作項目涵蓋能源、投資、金融、通信、運輸、地方合作等多個領域，雙邊貿易額連續兩年以百億美元為臺階向上邁步，接連實現歷史性突破。隨著俄中關系未來進一步深化，兩國作為具有共同戰略利益和較強經濟互補性的近鄰，雙邊經濟合作將繼續保持良好的增長勢頭。
一、俄中經濟互補性
中國礦產資源較為豐富，但人口眾多，人均擁有量極少，加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能源供小于求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俄羅斯是資源大國和資源出口強國，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巨大，開采量頗具規模，森林資源極為豐富。同時，中國可利用豐富勞動力資源的優勢，與俄羅斯開展投資開發資源的合作，這樣既可以滿足中國經濟發展對資源的需求，又可以資源為契機加快俄羅斯東部的發展[1]。同時，俄羅斯是世界科技大國，它在核能、航空、生物工程等領域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而中國國民經濟要進一步發展，離不開高科技，需要借助俄羅斯豐富的科技資源。此外，中國的輕工業品在世界上具有競爭優勢，而俄羅斯此類產品正好匱乏，可以加強此方面的經貿合作。
俄中兩國都面臨著發展經濟的歷史重任，兩國有幾千公里長的邊界，經濟互補性強，兩國政府重視雙邊經濟合作，這為兩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俄中區域經濟合作的法律基礎經過長時間與世界經濟的融合，俄羅斯和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已經有了一定的法律基礎。從法律淵源來看，既有國際法，又有國內法，以下僅就國際法部分作簡要闡述。
（一）涉及區域經濟合作的國際規則
WTO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所規定的制度主要由三部分構成：首先是GATT第24條，對貨物貿易領域中的關稅同盟和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運作作了規定，并在《關于解釋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24條的諒解》中作了進一步明確；其次是所謂的授權條款，即《1979年關于對發展中國家實行的不同和更優惠待遇、互惠和更充分參與的決定》，主要是解決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成員在貨物貿易領域的優惠貿易安排問題[2]；最后是GATS第5條的規定，主要解決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區域一體化問題，對發達成員方和發展中成員方同時適用。
除了WTO規則外，在國際經濟法律體系中，還存在著一些通用慣例。目前，較為重要的國際條約有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1978年《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國際匯票公約》等，此外，國際貿易中影響最大的貿易慣例是國際商會制定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等。這些慣例作為國際貿易法的重要淵源，需要中俄兩國在加強雙邊經濟合作、建立自由貿易區時加以重視。
（二）俄中雙邊經濟合作協議
1、俄中政治層面合作協議
俄中自1996年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以來，政治互信不斷加深，經貿合作逐步擴大，在國際事務中的磋商與協作日益密切。2001年7月，兩國元首簽署的《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確立了俄中"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和平思想。《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以及《俄中政府間2001-2005年貿易協定》簽署后，俄中貿易發展進入快車道。
為了確定相關協議和法律的基本執行程序，兩國相關部門就司法合作簽訂了一系列協議。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和中國簽訂了《俄羅斯聯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協助的條約》，決定互相提供民事和刑事方面的司法協助。1994年又締結了《俄羅斯聯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于對所得避免雙重征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協定》，這樣就為在雙邊貿易中出現的糾紛能夠依法有效地解決提供了堅實基礎。2006年9月雙方簽署《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合作協議》，就最迫切和重要的法律問題進行磋商。
2、俄中經濟層面合作協議
俄中兩國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的經濟合作業己啟動，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俄中(包括其他成員)簽署了《開展區域經濟合作和啟動貿易投資便利化進程的備忘錄》、《多邊經貿合作綱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并且建立了經貿部長會議機制，協調和推進區域經濟合作。隨著雙方相互投資的擴大，近期兩國又簽署了《俄中政府間投資保護協定》。
作為雙邊貿易的重要內容，俄中簽訂了許多能源合作協議。兩國總理于2001年9月7日共同簽署了《俄中輸油管道可行性研究工作協議》。
2005年7月，雙方簽署了《俄羅斯石油公司與中石油關于長期合作的協議》和《俄羅斯石油公司與中石化關于成立合資企業的議定書》。2006年3月，兩國簽署《俄羅斯石油公司與中石油中石油關于在俄中成立合資企業深化石油合作的基本原則協議》，就在俄羅斯境內開展石油資源勘探開發合作和在中國境內開展煉油加工和銷售一體化合作在原則上達成共識。在電力合作領域，2005年7月俄中兩國簽署了《俄羅斯統一電力系統股份公司與中國國家電網公司關于長期合作的協議》，雙方的合作包括加大向中國的電力供應、共同項目的開發、發電設施的制造、輸電線路的架設與改造、設備供應等。
此外，目前兩國間經貿合作領域其它有效的政府間協議主要有《:俄中政府間關于經濟貿易關系的協定》(1992年)、《俄中政府間關于進出口商品合格評定合作協議》(19%年)、《俄中政府間關于解決政府貸款債務的協定》(1998年)、《俄中政府間關于俄羅斯聯邦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俄羅斯聯邦的短期勞務協定》(2000年)、《俄中政府間關于共同開發森林資源合作的協定》(2000年)等[3]。
俄中兩國作為相鄰的兩個大國，長期以來經濟往來就較為頻繁，因此兩國簽訂協議的數量不少，是俄中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重要法律基礎。
但是通過俄羅斯與中國簽訂的經濟合作協議來看，其內容不是過于寬泛，就是過于具體，而涉及雙邊貿易法律制度的較少，建立自由貿易區、符合WTO相關規則的協議少之又少，俄中經濟合作缺乏成套的法律體系作為支撐，具有明顯的就事論事的傾向，可見自由貿易區立法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
[1]郭連成.中俄區域經濟合作路徑探析[J].東北亞論壇，2007(5):6.
第6篇：區域經濟合作范文
關鍵詞: 次區域合作廣西 商貿合作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作為區域合作的具體行動，目標是一致的，都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的基礎上，旨在通過加強各成員國間的經濟聯系，促進次區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廣西要進一步建立廣西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的機構機制，整合次區域合作的多重機制，明確工作任務，拓寬合作領域，在經濟商貿合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大湄公河次區域與廣西商貿合作
(一)商貿合作的現狀與內容
湄公河發源于青藏高原，長4880 公里，為世界第六大河，是亞洲一條重要的跨國河流，流域面積81 萬平方公里。國際上稱此經中國(云南省)、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入海的湄公河區域為湄公河次區域。它主要在中南半島，位于中國與東南亞、南亞三大區域的結合處，是前者與后者大陸路橋。資源豐富， 地理位置顯要。中南半島有“黃金半島”之稱。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簡稱為GMS。大湄公河次區域(不含中國)總面積233 萬平方公里，人口2.46 億人，廣西面積23.67 萬平方公里，人口4899 萬人，分別約為前者的10%和20%。大湄公河次區域與廣西合作的歷史1992 年由亞洲開發銀行根據該行成立的宗旨，與大湄公河沿岸各方磋商，旨在促進該流域各國之間經濟發展，而建立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它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互贏的基礎之上，是發展中國家互利、聯合、自強的合作，合作形式以項目為主導，亞行視各成員實行需要而提供資金支持。廣西在2005 年7 月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第二次領導會議上作為中國參加合作前沿確定加入，從此融入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之中。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的內容，主要在交通、能源、電信、人力資源、貿易、投資、旅游、農業、環保、災害監測和禁毒等方面， 特別是商貿經濟合作最為需要，最為迫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開發發展，成為我國與該次區域國家合作的熱點。在商貿方面合作，主要有：參與次區域國家商貿合作和多邊合作；推動商貿便利化和信息化進程；推動技術貿易合作；促進企業界參與次區域商貿經濟合作；促進政府間協商合作，以加快商貿發展等等。而在參與合作各方的特點上，除廣西之外，均處在湄公河流域，而合作已有14 年，廣西參與才1年。其中，除泰國2001 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825 美元，經濟狀況較好外，其他國家和地區均處在較低水平，需要加強合作加快發展。
(二)廣西在大湄公河次區域商貿合作的機遇與優勢
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宗旨和目標是：建立一個一體化的、繁榮進步和公正自由的經濟區域。這給廣西帶來良好的發展機遇，促進廣西在參與合作中經濟更加開放、更多開發和更大發展。參與合作可以提升廣西在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地位，突出廣西在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合作的前沿作用，特別是商流先鋒和物流中心的作用。廣西作為西南大通道的作用將更加突顯，不僅通中南半島、東南亞，而且通南亞、西亞。這必將大大促進廣西與東盟各國商貿經濟關系的發展。參與合作中構建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民間文化交流平臺，從而以文化搭臺，商貿唱戲，發展商貿經濟。廣西與東南亞、南亞人文關系密切，與其多個民族有親緣關系，生活文化習俗相同或相近，隨著合作的深化，民族群體和文化交往必將增加。反過來，又必將促進貿易經濟之間關系的密切、發展和增強。
與此同時，廣西在大湄公河次區域具有很強的優勢。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可以更有利地與其東部，與越南合作，從湄公河出海港口溯河而上到沿河流域。從而便利地進入該區域腹地，發展商貿合作。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可以更好地溝通該區域與我國西南、珠三角、長三角合作。使之更有力地發揮廣西區位優勢，促進彼此之間商貿合作發展。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可以發揮利用每年在廣西南寧舉辦的中國—東盟博覽會平臺的優勢， 推動大湄公河次區域與廣西商貿經濟的發展， 或通過廣西加強與全國商貿經濟的合作。
二、廣西參與次區域商貿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分析
第7篇：區域經濟合作范文
關鍵詞：交通走廊、產業集聚、產業輻射
1.交通走廊定義與發展機制研究
1.1 交通走廊定義
交通走廊是由一條主要交通干線或若干不同交通干線和綜合交通樞紐共同組成，連接中心城市并在沿線經濟部門技術聯系和生產協作基礎上承擔所有空間相互作用的大流量、高效率的綜合運輸通道，并形成一種帶狀地域經濟空間綜合體，是產業和城市高度發達的經濟集聚地帶。高度便利的綜合交通走廊是城市群或產業集群形成的基本前提條件之一，體現了經濟開發沿阻力最小方向延伸的基本規律。世界各大都市區基本上都是沿交通走廊擴展，如美國的波士頓―華盛頓走廊、加拿大的溫薩―魁北克走廊、英國的利物浦―曼徹斯特―利茲走廊、日本的大阪―東京走廊等。目前我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長株潭等三大城市群也具有發達便利的綜合交通走廊。
1.2 交通走廊發展機制
點軸理論是交通走廊的主要作用機制，即大部分社會經濟要素在點上積聚，并與線狀的基礎設施形成的軸聯系在一起。點即指各級中心城市或產業集群，軸即指大型交通線路。區域發展的關鍵是確定一條或者幾條具有發展潛力的軸,對軸線上的若干點進行的重點發展。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增強，發展重點將逐漸向級別低的軸線和點轉變。這樣就在區域范圍內形成了不同等級的發展中心和軸線，它們相互連接，共同構成發展有序的空間結構。點軸系統是區域發展的最佳結構，要使區域最佳發展，必然要求以點軸系統模式對社會經濟客體進行組織。
2.綿成樂交通走廊區域地位分析
近年來，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進程，四川省經濟開始強勢增長，并廣泛開展區域合作。在這種背景下，綿成樂交通走廊的經濟地位不斷提升，已經成為四川省經濟發展最重要的通道，各層面規劃都對其提出了發展要求。
在四川省層面，綿成樂交通走廊上的城市經濟實力位于前列。成都、綿陽、德陽位居前三。在成都經濟區層面，沿交通走廊的城市經濟實力比較強，如成都、綿陽、德陽、樂山等，而遠離交通走廊的城市經濟實力較弱，如雅安、遂寧、資陽等。沿交通走廊的城市經濟增速較快，如綿陽、德陽、樂山等，而遠離交通走廊的城市經濟增速較慢，如雅安、遂寧等。
3.基于交通走廊的成都經濟區產業集聚研究
3.1 成都經濟區發展現狀
成都經濟區包括成都、德陽、綿陽、眉山、雅安5市全境，以及資陽市雁江區、樂至縣、簡陽市，遂寧市船山區、大英縣、射洪縣，樂山市市中區、沙灣區、五通橋區、峨眉山市、夾江縣共11個縣。按照省委、省政府“一極一軸一區塊”區域總體發展戰略要求，成都經濟區范圍內“1+7”城市間區域合作正加快推進，成資、成眉合作取得階段性進展，已經搭建成都與綿陽、德陽、樂山、遂寧、雅安等城市間政府層面的區域合作平臺，正在形成區域產業、城鎮、基礎設施、環境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
根據目前的發展現狀來看，成都經濟區內綿成樂交通走廊上成都綜合實力最強，是發展中心；綿陽經濟實力較強，是發展次中心；其他城市與成、綿兩市還有一定差距，區域經濟流向以成都為主，還沒有形成中心―次中心―地方節點的等級結構，因此處于從集聚期到成熟期的發展階段。如何加快區域合作，形成新的增長極，成為下一階段的發展難點，也是目前面臨的現實問題。
3.2 基于交通走廊的成都經濟區產業集聚分析
根據上述交通走廊的生長機制理論，新的增長極也位于交通走廊上，且在原中心之間的中點附近。以均位于交通走廊上的成、德、綿、眉、樂5市來分析，成都距離綿陽和樂山約為100公里，距離德陽和眉山約為50公里；從區域輻射力角度分析，綿陽、樂山、德陽、眉山均處于以成都為中心的一級輻射圈內，德陽、眉山均位于以成都、綿陽、樂山為中心的二級輻射圈交點處，是發展重心所在；因此未來將形成以成都為中心，綿陽、樂山為次中心，德陽、眉山為區域增長極的格局，也就是區域合作成熟期。
3.3產業發展措施分析
1. 進一步提升樂山、綿陽的次中心地位
成都的經濟發展較為多元化，以中小企業為主體，頗具內生活力，產業結構也更加多元化；綿陽、樂山作為重要的區域中心城市，以三線建設的大型企業為基礎，以重工業、資源型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為主導，專業化和外向型特征明顯，有獨立發展的態勢，和成都的經濟聯系較弱，且有競爭傾向。近年來成都成長較為明顯的裝備制造、電子信息、新材料等與綿陽、樂山有重疊。樂山、綿陽為了提升中心地位，必須加強和成都合作，三市產業聯動，對優勢產業進行整合，由產業競爭關系走向上下游關系；并更多地接受成都的經濟（尤其是現代服務業）輻射，同時加強對成都的經濟回流作用。
2. 強化德陽、眉山的增長極作用
從目前看，德陽以重型裝備為主導產業，產業結構單一、發展潛力低；眉山以農業和輕工業為主體，沒有有效利用成都、樂山兩地的經濟輻射，造成產業定位不明確、優勢產業不突出、產業發展不集中等問題；成、綿、樂三市的產業帶動效應不明顯。從未來看，德陽、眉山都必將是成都經濟區區域合作的發動機，產業合作的中心。德、眉兩市應做好自身產業定位，德陽應充分吸納綿陽的科技優勢和成都的服務業優勢，眉山應做好成都、樂山的產業承接和協同發展，盡快形成成德綿、成眉樂經濟發展共同體。
3. 利用交界地區建設區域合作新高地
廣漢、青白江位于成都、德陽的交界處，新津、彭山位于成都、眉山的交界處，兩地都位于綿成樂交通走廊上，并同時受到成德和成眉的輻射，因此具有得天獨厚的區域地位。目前來看，兩個交界處都成為了區域合作的斷裂點。廣漢在交界地區布置了大量工業，用地較為緊張，急需加強和成都合作；彭山工業實力較弱，需要新津的進一步帶動。區域合作應優先考慮交界地區，采取兩市共建共營的策略集中打造，形成產業集群，起到示范帶動作用。采取類似策略的還有眉樂交界的青神、德綿交界的羅江等。
總的來說，綿成樂交通走廊將以成都、綿陽、德陽、眉山、樂山為節點城市，通過區域合作形成一條重要的產業經濟帶，這也是成都經濟區的主要經濟軸線。
4.結語
對于成都經濟區來講，區域一體化是未來的必然。然而，以成都為單中心，片面追求放射式發展并不可取，給成都帶來過大壓力。一體化的關鍵是要依托交通走廊對區域經濟的推動力，整合現有產業資源，走區域協作道路，并通過樹干－樹枝－樹葉的發展機制來完成整棵“大樹”的構建，這也是區域合作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陸大道.關于點軸空間結構系統的形成機理分析[J].地理科學,2002(1):1-6.
陸大道.論區域的最佳結構與最佳發展)))提出點軸系統和T型結構以來的回顧與再分析[J].地理學報,2001(2):127-135.
,王圣學.基于點軸理論的西安大都市圈空間結構演變研究[J].現化城市研究,2006(10):16-21.
第8篇：區域經濟合作范文
關鍵詞：“一帶一路”建設；周邊區域經濟合作；推進路徑
“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與周邊區域經濟合作應該強化自貿區、基礎設施等合作力度，確保可以在良好經濟合作模式的情況下，與“一帶一路”的建設相互契合，保證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和周邊區域之間形成良好的經濟合作關系，為后續的發展夯實基礎。
一、“一帶一路”分析
對于“一帶一路”而言，主要就是將古代絲綢之路的精神文化當做是基礎，按照國家經濟發展特點與實際情況所提出的改革開放戰略措施，此戰略的提出屬于我國深入開展經濟合作、促使各個區域經濟良好發展的主要措施，不僅強調在經濟方面的合作，還形成了物質文化的融合作用，屬于綜合性的戰略部分，能夠加快區域之間的互通互聯，提升區域的平衡性發展水平。在“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能夠加快我國東部區域、中部區域與西部區域的經濟發展速度，和周邊國家之間的區域經濟相互合作，形成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與此同時，我國在“一帶一路”的思想建設過程中，能夠使得我國和其他國家之間創建良好的經濟合作模式，打造出具有開放性、包容性特點的區域發展經濟帶，這樣可以形成國際化經濟的融合發展載體，營造出自由性、高效性的良好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我國屬于發展中國家，在與其他國家合作過程中，“一帶一路”建設可以形成合作共贏的高效性、安全性市場經濟機制，促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好建設和發展。除此之外，在“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還能為其他國家傳遞合作共贏的良好經濟合作理念，將我國的態度表明出來，幫助落后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形成國際化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彰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作用。
二、“一帶一路”建設與周圍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意義
“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我國與周圍區域經濟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實現深度性的改革開放目的，增強社會經濟發展實力，全面落實相關的全球經濟合作共贏理念。從實際情況來講，“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與周邊區域經濟合作，能夠促使國家經濟的良好發展，不僅可以實現我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目標，還能形成國際化經濟共同發展的根本目的。與此同時，在“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與周邊區域經濟合作，還能促使國家中部欠發達地區的經濟良好發展，形成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作用，縮小西部地區和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在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方面也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一帶一路”建設與周邊區域經濟合作的推進路徑
（一）強化自貿區的經濟合作力度近年來，在國際經濟融合發展的環境背景下，自貿區的區域經濟合作屬于國際經濟發展的重要形式，每個國家的經濟體都會在自貿區之內有著自由性較高的貿易合作，并且貿易合作也會受到一定的保護，不僅可以提升投資的便利性，還能形成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因此在“一帶一路”的戰略背景之下，為了能夠更好地和周邊區域進行經濟合作，應該將自貿區當做是主題，開展相關的經濟合作活動，例如：我國和東盟相互合作，強化自貿區的合作力度，可以提升自身的經濟效益，在雙方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我國在和東盟開展自貿區的合作活動，可以借助關稅減讓的相關制度，提升貿易的自由化程度，確保貿易發展的便利性。為了強化兩方之間的經濟發展效果，在“一帶一路”的戰略背景下，應該在原本的自貿區基礎上，強化經濟合作力度，促使雙方經濟的良好發展和進步。從本質上來講，“一帶一路”建設發展的目標在于強化我國與其他區域之間的經濟合作力度，在國際化經濟融合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共贏的目的，提升各個區域之間的經濟合作水平，在創建經濟自貿區的情況下，保證各個區域相互的物質、文化良好交流，形成雙方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二）強化基礎設施的合作力度通常情況下，國家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出正相關的聯系，據統計，每個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和經濟發展水平具有同步增長的特點，而在“一帶一路”的戰略背景下，周邊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基礎設施也存在不完善的現象，對“一帶一路”建設會造成不利影響，要保證其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強化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尤其是交通紐帶基礎設施，必須要保證完善性，只有確保交通的順暢，才能為與周邊區域的經濟合作、發展等夯實基礎。在此過程中，我國應該積極建設交通基礎設施，盡可能和周邊區域相互進行跨境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合作，保證交通基礎設施能夠相互聯系、連通，為“一帶一路”的建設發展提供保障。通常情況下，“一帶一路”建設期間的周邊區域發展水平存在不平衡的現象，基礎設施的互通有著很多難題，在此情況下，為了能夠強化區域之間的合作力度，應該盡可能幫助發展水平較為落后的周邊地區積極建設基礎設施，形成互聯互通的基礎保障作用，確保所設置的基礎設施可以將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交通相互連接，保證區域之間能夠形成經濟合作發展的優勢，提升共贏的發展水平。
（三）強化金融方面的合作力度“一帶一路”建設發展期間，不僅需要完善基礎設施，還應該強化金融方面的合作力度，主要因為在基礎設施建設的過程中，建設周期很長，需要投入很多的資金，只有保證資金的充足性，才能滿足基礎設施的建設需求。與此同時，在“一帶一路”建設期間也需要構建良好的投資融資平臺，整合金融資源與社會資源，形成多邊合作的良好發展模式，提升資源整合的有效性，為合理建設相關基礎設施、促使區域之間的良好合作夯實基礎。需要注意的是，在與周邊區域進行金融合作的過程中，必須要制定完善的金融合作戰略計劃與合作方案，明確各方面的合作要求、內容和原則，這樣在相互進行金融合作的情況下，可以形成良好的區域經濟合作發展形式。
（四）強化戰略與產業布局的合作力度近年來，我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還存在資源分布均衡性的問題，此類資源、發展不匹配的現象，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會造成不利影響。與此同時，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達，但是，對海運的依賴性較高，西部地區雖然經濟不發達，卻有著十分豐富的資源，由于西部地區過于偏僻，很難引進投資，這是導致其經濟水平低的主要原因。在此情況下，“一帶一路”建設發展的過程中，就要通過和周邊區域經濟合作，打開海外的市場，尤其是中南亞區域，發展水平較低，對我國工業產品方面的需求數量高，是我國在工業化發展中的重大機遇，此情況下我國就要積極發揮西部地區的資源優勢，強化西部產品和海外的連通，在完善經濟鏈產業結構的情況下，構建較為良好的產業結構布局，這樣不僅可以促使我國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還能為周邊國家的發展提供一定幫助，實現共贏的良好目的。需要注意的是，在實際發展期間還需借助海外市場的技術優勢，發展科研產業、金融產業等，在相互合作的過程中實現國家技術的升級，完善我國的產業結構。除此之外，還應該強化能源開發的合作力度，我國“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和其他國家進行了新能源的合作，新能源開發也開始進入到良好的發展階段。在此情況下，為了可以促使我國新能源開發領域的良好發展，在新能源的支持下減少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量，促使經濟的進步，應該與周邊區域開展新能源開發方面的合作，形成良好的經濟發展模式與機制，借助新能源的開發促使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進步。
（五）完善區域經濟合作體系“一帶一路”的戰略背景下，我國與周邊區域之間進行經濟合作，應該完善區域經濟合作體系，確保可以構建較為穩定的區域經濟鏈條，使得各個合作方都可以在合作的過程中獲取到更多效益。由于后發國家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會追求高回報率，并且在傳統資源的影響下，對發達國家的工業化依賴程度較高，在此情況下，傳統資源產業會使得國民收入處于良好狀態，并且具有抗風險的能力，可以減小后發國家在產業升級過程中的壓力，此情況下，我國在與周邊區域相互合作期間，要在產業鏈中占有技術和營銷的優勢，就應該保持著合作國家資源端的收益與風險抵抗能力，減小其在產業升級方面的壓力，促使區域之間經濟合作的穩定發展。在此期間完善相關的經濟合作體系，應該提供長期合作的保障作用，制定長效的合作方案，不僅需要增加我國在資源方面的獲取渠道，降低資源的壓力，提升抗風險能力，還應該利用對外投資的方式，將污染性較高的生產工作轉移，這樣不僅能夠降低我國的環境壓力，還能形成良好的發展模式與機制，促使經濟合作工作的高效化實施與良好發展。需要注意的是，在構建經濟合作體系的過程中，必須要歸納總結豐富的經驗，按照當前的經濟合作發展規律與特點，編制完善的計劃方案，確保在完善經濟合作體系的幫助下促使我國和周邊區域之間的經濟合作，打造良好的合作機制和體系，滿足“一帶一路”建設與周邊區域經濟合作的真實需求。
第9篇：區域經濟合作范文
[關鍵詞] 北部灣區域經濟合作 廣西 水果產業 發展
一 、北部灣區域經濟合作建設對廣西果業的影響
1.“早期收獲”計劃對廣西水果產業帶來較大沖擊
降稅帶來水果價格下降趨勢，也給農民增收帶來困難。在剛剛開始降稅的2002年，中國從東盟進口的主要果蔬產品總值合計3.6億美元，占“早期收獲”的產品進口總額的77.3%；進口產品中，2002年我國從東盟就進口龍眼23.86萬噸，占當年廣西龍眼產量的67%，市場份額的40%；進口荔枝10.3萬噸，占市場份額的28%左右；這使廣西龍眼和荔枝每斤分別比上年下降1元左右。據此估算，2002年廣西龍眼、荔枝受進口影響損失2.2億元，果農人均損失31.9元。關稅降到零后，預計廣西龍眼、荔枝、香蕉、芒果、菠蘿五大果類將損失6.33億元，果農人均損失85.8元。
根據市場價格整理
2.廣西原來在國內市場優勢明顯的亞熱帶水果，將遇到來自北部灣區域內國家同類產品的有力競爭，現有的市場份額有可能被擠占
由于廣西與這些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接近，兩者的自然資源、氣候條件和經濟結構有部分雷同，隨著雙方合作的發展，其主要水果產品的競爭性也會日益顯出。廣西作為全國水果生產大區，水果種植面積排全國第一位，產量排全國第五；其中：龍眼面積產量排全國第一，荔枝、香蕉、芒果第二，菠蘿第三。廣西水果市場主要在國內，并且90％以上是銷售鮮果，大部分水果銷往北方大中城市。可是隨著外國資金和技術的投入，越南的水果加工工藝技術部分已經走在廣西的前面，如廣西的菠蘿蜜和荔蒲芋原來是很有名的，但工業化的加工產品比不上越南，現在它們已經打進并部分占領了中國市場。
3.廣西擴大對外開放還停留在低層次，水果產品出口優勢不明顯，出口市場單一
廣西在向東盟出口“早期收獲”產品方面的商機主要集中在內地貨源產品。如2002年以來，廣西對東盟出口“早期收獲”產品超過100萬美元的有7種，占廣西向東盟出口“早期收獲”產品總額的91.9 %，其中除柑桔產品外，基本都是省外貨源。表明廣西受地理、氣候、農產品結構等與東盟國家基本相似的局限，加上主要貿易伙伴越南轉口輻射能力比較弱，形成了由于“例外清單”的實施將廣西部分優勢產品排除在外等因素制約，廣西本地水果產品對東盟出口的優勢不多。
二、在北部灣區域經濟合作下廣西水果產業的發展策略
1.按照比較優勢原則與國際分工，調整水果產業內部結構，繼續推進廣西“優果工程”實施，促進優勢水果市場化、產業化、國際化發展
具體而言，就是要根據東盟及國際市場需求，充分發揮廣西的資源優勢和技術優勢，重點發展早熟溫州蜜柑、碰柑、雜交柑、臍橙、夏橙、沙田柚、葡萄柚等具有較強競爭力的水果，以及早熟梨、桃、布朗李、大肉梅、柿子等東盟國家無法種植的落葉水果，對于龍眼、荔枝、芒果等競爭優勢不明顯的亞熱帶水果，則要在品種、品質上下功夫，打“時間差”，突出地方特色。
2.實施品牌戰略，發揮廣西水果產業的品牌效應
廣西必須盡快利用水果原產地優勢，加快實施品牌戰略，使其所產的名優水果在國際國內同類水果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迅速贏得更大市場份額，擴大銷售，創造最佳經濟效益。令人遺憾的是，廣西水果在國內外拿得出手、叫得響的品牌還沒有。因此，廣西水果產業必須盡快樹立自己的品牌，打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廣西名果”，逐步發揮廣西水果產業的品牌效應，進而提高廣西水果在國內市場、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3.走“科技興農”之路，提高水果產品科技含量，增強水果產業競爭力
我們具體可以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繼續努力:(1)針對我區和北部灣區域內國家的實際情況，應用現代遺傳理論及生物技術，選育優質高效的新品種;(2)針對我區的特色果種，加緊貯藏保鮮技術的開發、攻關和應用，延長鮮果市場的供應期;(3)重視特色水果深加工，使這些產品向深層次發展，提高水果生產的附加值;(4)建立健全信息咨詢服務體系，加快市場化建設，提高勞動生產率;(5)通過重點建設一批新型、專項、現代化水果科技園區，推動水果業技術推廣和成果轉化，帶動廣西水果產業整體水平的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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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育園 石曉星:“廣西與東盟經貿合作的前景與對策”.對外經貿實務, 2005(9):1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