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語教育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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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語教育論文范文
目前，我國正處于從“窮國辦大教育”向“大國辦強教育”轉變的大背景下，僅靠政府的教育投入已經不能滿足人民群眾對英語學習多樣化要求的需要，而民辦外語教育的發展可以大大緩解龐大的教育需求和有限的政府投入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僅依靠國家財政支持的公辦學校難以將英語教育的規模“做寬做大”，也難以將英語教育“做強做精”。從辦學的規模上看，民辦外語教育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有幾十人家庭作坊式的學校，有幾百人、幾千人中等規模的學校，甚至還有幾萬人規模的學校。民辦外語學校辦學針對性強，往往是面對特定的顧客群體選擇教材，以市場為中心，辦學機制更加的靈活，更適應社會的需求，在基礎英語教育中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我國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民辦外語教育對基礎英語教育的作用與影響
1.促進基礎英語教育管理體制的改革
民辦外語教育的發展促進了基礎英語教育的管理體制改革，以政府辦學為主體、社會各界共同參與辦學的基礎教育體系初步形成，民辦外語教育已成為基礎英語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我國進行了公辦學校辦學體制的改革，在學校產權不變或部分產權合法轉移的前提下，借鑒民辦學校的優勢，轉制學校的投資體制、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從而改變了基礎教育由政府“包攬式”管理的格局，吸納民營資本，促進了多元化辦學模式的嘗試。由于外語這一學科的交際性和工具性，以及學習群體的不同起點、不同需求，單一的公辦英語教育已經不能滿足人們學習的需要，因此公辦學校的體制改革勢在必行。
2.滿足當前教育選擇的多樣化需求
長期以來，公辦中小學的招生主要采用就近入學分配的原則，按照學生戶籍所在地分配進入相對就近的公辦初中和小學，以保證每一位學齡兒童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力。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顯著提高和改善，經濟相對富裕的群體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越來越高，據調查顯示，義務教育階段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成本年均增長速度達到20%左右，成為家庭消費支出中增長最快的方面之一。普通公辦的基礎英語教育已經不能滿足當前家長和學生選擇教育需求，因此，能夠滿足家長加強對子女外語能力培養、升學以及今后發展等需要的民辦教育迅速地發展起來。
3.促進公辦學校教學質量的提高
民辦教育的辦學以市場為導向，機制比較靈活，在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和手段、教材選用、教師聘任等方面有很大自主性。從全國范圍來看，知名度高的民辦外語學校吸納的生源更多，尤其是在一些基礎英語教育薄弱的地區，許多學生都在課余時間進入聲望高的民辦外語學校學習，以補充自己在公辦學校學習的知識。這些學生將民辦學校的教材、教學方法等帶到公辦學校，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公辦學校的教學改革。另外，許多公辦學校教師退休后去民辦學校任教，許多教師在民辦學校工作一段時間進入公辦學校的現象都是存在的，民辦學校教師和公辦學校教師之間的流動和交流也是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的過程。這些因素都促進了公辦學校教學質量的提高。
二、民辦外語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在我國基礎教育的發展進程中，民辦學校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隨著我國教育體制的改革、國家的各項教育法律法規的逐步健全、經濟的發展、教育投入的增加，民辦外語教育會在更加公平、公正、合理、規范的土壤中生存發展，這需要民辦外語教育抓住機遇、大膽改革，實現自身的可持續性發展。
（一）大力發展特色教育、產業聯盟的辦學模式
近些年來，由于政策、環境等方面的因素，更主要由于民辦學校自身缺少特色、管理松散、教學質量不高等因素，民辦學校倒閉現象常有發生。而從生存下來的民辦學校看，他們都有自己的特色與聯盟優勢。隨著教育與市場的接軌，為實現特定目標，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學校采取聯合與合作的方式共同承擔風險、享受利益，從而形成聯盟。這種聯盟既包括民辦學校與民辦學校之間的聯盟，也包括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之間的聯盟。具有自身特色的民辦教育產業聯盟可以加強學校和學校之間的交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從而具有更強的競爭力。
（二）充分發揮民辦外語教育的相對優勢
民辦學校是市場經濟的產物，要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需要吸納資金投入、降低資本運營、調整結構、發揮自身優勢、按照市場的需要調整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向。這些就使民辦學校相對公辦學校有了一定的優勢，如結構相對合理，冗員較少，負擔較輕；管理比較科學，效率較高；實行按勞分配，分配制度比較合理，員工工作積極性較高；機制靈活，及時適應市場需求。因此，在民辦外語學校的發展中應充分發揮這些優勢，憑借精簡機構、科學管理、靈活機制以及對市場的敏感性和快速適應性，尋求生存和發展。
（三）加強民辦外語學校師資隊伍建設
加強民辦外語學校的師資隊伍建設對于民辦外語教育的發展至關重要。民辦外語學校教師隊伍缺少中堅力量、兼職多、流動性大、缺少穩定性等問題普遍存在。要提高民辦外語學校教學質量，促進民辦教育的發展，提高民辦學校教師素質，建設一支高水平且穩定的教師隊伍必不可少，且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從內因來看，民辦外語學校自身要注重教師的培養和培訓，努力建立一支年齡結構、學歷結構、學源結構合理，以專職為主，兼職為輔，較穩定的師資隊伍。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也要發揮其引導作用，制定相關的工資、醫療、養老等政策和法律法規，給予民辦外語學校教師必要的保障，讓他們沒有后顧之憂，才有可能全新投入到民辦外語學校的教學工作中。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可以為雙方教師的交流搭建平臺，為其交流提供機會，這有利于雙方教師教學能力的提高，促進民辦外語學校教師隊伍的建設。
（四）完善民辦外語學校的管理體制
民辦外語學校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建立在完善的管理體制之上。一方面，民辦外語學校要加強自身建設，創新理念、加強管理、以人為本，尋求一條符合市場競爭的、有特色的發展道路。另一方面，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門應進一步明確對民辦外語學校的管理和監督職責，加強對民辦學校的引導、支持和管理，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引導民辦外語學校走上持續穩定的發展道路。
三、結語
第2篇：外語教育論文范文
實施言語行為就會有一定的規則。交際中言語行為要想成功的條件，主要有以下三大項六條：
A1，存在社會公認的規約性程序及其所要求的規約性結果，其中包括一定的主體，在一定場合下說的一定的話。
A2，具體情況下的具體主體與具體的條件有利于完成具體的言語行為。
B1，所有參與者正確地按程序行事。
B2，所有參與者完全地執行一定的程序。
C1，如果在執行某種程序時主體受一定思想或情感所驅使，或程序為任何一個參與者下一行為新階段的開始，那么執行程序的每一個主體應現實地對待它，所有參與者就具有相應的真實意圖。
C2，相應地，他們應按規定行事。如果違反上述規則之中的一個或幾個，言語行為就不能取得成功。有時會因為違反“程序使用規則”，有時因為違反“程序執行規則”，這時就會發生言語行為失誤行為。從上面的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定的言語主體在一定的場合下，一定要符合程序的規定性，這一點要求教師要有正確的思想行為規范準則，進而影響和教育學生，課堂上，教師作為會話合作的主體，要積極引導啟發學生，符合會話合作原則，避免言語行為失誤。有哪些原因造成言語行為失誤，從而導致不成功。著名語言學家奧斯汀將其基本上歸為兩大類：其一，卡殼；其二，濫用。奧斯汀分析卡殼的兩種原因是由以下兩個原因造成的,即違反“程序使用規則”和違反“程序執行規則”。所謂“濫用”是指言語行為雖然發出了，但說話人本人只是說說而已，并無實際意義。造成言語行為失誤的原因大體上可歸為三種：其一，錯誤地使用程序。其二，錯誤地執行程序。其三，濫用。根據這一語言學理論，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應當注意，條理清晰，內容準確，正確地執行程序，既要避免卡殼，也要避免濫用，濫用我們可以理解為不利于學生理解或與課堂教學聯系不緊密的內容。另一語言學家格萊斯提出了會話合作五原則：其一，真實性原則：即交際者應說出真實的情況和感覺，要求人們不要從主觀出發，說假話、謊話。其二，連貫性原則、理據性原則：是說交際者的話語需具備形式上和意義上的連貫，言語表述要符合邏輯思維規律要求，意義上有前因后果、接續、相互關系等聯系。其三，經濟性原則：在語句意義明確的情況下，說話者提供給對方的信息量適中，不多也不少，違反這一原則，信息量過多或過少，都會影響交際的順利進行。其四，有效性原則：指交際的藝術、策略，如何使受話人接受，并使言語行為取得說話人所期望的結果。有效性實際上是最主要也是最終的要求，為提高效能，人們要學會使用各種修辭方法，如夸張、反語、一語雙關、暗示等。其五，現實性原則：現實性原則要求受話人原意以任何可能的理解和解釋進行會話合作，在現實言語交際活動中，受話人對說話人的言語信息不能不顧現實情況而斷章取義，這是現實性原則的要求。根據格萊斯提出的這五項會話原則，教師在外語教學中，要注意語境、場合，對要交際的信息量做出正確的判斷，了解學生的理解能力，符合交際的藝術和策略，讓學生快速正確地接受到教師提供的信息，達到所期望的教學效果，同時在授課中避免過量的、無意義的信息。反之，也要注意信息量不足的問題。教師在授課中注意連貫性，符合邏輯思維規律的要求，注意話語間的各種不同類型的聯系，不中斷交際，保證課堂教學的連續性，流暢性及理據性原則。
2言語行為的結構與言語行為失誤
第3篇：外語教育論文范文
[關鍵詞]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
Abstract:Basedontherelevantliteratureofteachingefficiencyofforeignteachers,thispapersumsupandcombsthebasicconnotations,mainfeatures,generalcontents,maintheories,hinderingfactorsandimprovingstrategiesoftheteachingefficiencyofteachers.Italsopointsoutthemaincontributionsandcontradictionsofthepreviousstudies,andputsforwardtheemphasisofthisstudyinthefuture.
Keywords:teacher;teachingaction;teachingefficiency
一、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界定
直接定義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概念幾乎沒有，但相關概念相當多。如Raspberry(1993)的“有效教師”（effectiveteacher）；DonaldRCruickshank等(1999)的“有效教學”（effectiveteaching）；HarveyDaniels等的“最佳課堂教學”；KathrynCastle（2006）的“自治的教師”（Autonomyteacher）；RobertJ.Marzano等的“有效課堂”（Classroominstructionthatworks）。所有這些說法，幾乎都沒有對自身的概念給予清晰的界定，似乎只是使人意識到“優秀的”、“不錯的”、“時髦的”、“主流的”這類含義。實際上，國外對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定義，大多是對其特征進行描述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內容：
一是教學行為有效性的理念特征。KathrynCastle（2006）認為，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取決于教師是否把教學作為教育學的取向；是否把教學作為科學研究的取向；是否把教學作為教師自治行動的取向；是否把教師作為教學研究者的取向等理念[1](P1094)。
二是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個體素質特征。W.C.Bably認為，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取決于教師的10項個性品質：同情心（sympathy）；儀表（personalappearance）；談吐（address）；誠懇（sincerity）；樂觀（optimism）；熱心（enthusiasm）；好學（scholarship）；活力（physicalvitality）；公正（fairness）；嚴謹（reserveanddignity）[2]。DonaldRCruickshank,DeborahL.Bainer,KimK.Metcalf(1999)則認為，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個人性格特征包括熱情、熱心、幽默、可信任、對成功抱有很高的期望、激勵、支持、有條理、靈活、適應性強、博學等方面[3](P299)。
三是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教學過程特征。StanleyJ.Zehnand，JeffreyA.Kottler（1993）從3個方面論述了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教學過程特征：（1）一名人際關系的專家（arelationshipspecialist）。具有真實的、無偏見的、同情的和樂于接受學生的態度；注意用眼神接觸，用人體語言表達的非語言行為；支持性的、顯示同情的、用心理解的、關注學生的策略。（2）營造真誠關心的氣氛。有效的班級交往規劃；促進全體學生有效交往；規范有效交往的實踐。（3）一名幫助者（ahelper）：理解學生，信任學生，同情學生[4]。
以上這些都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所應該具備的行為特征，但并非就是教師行為有效性本身。
二、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內容
關于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內容的描述，筆者根據收集的資料，主要從教師教學行為的專業表現、教學過程結構和教學技能技巧等方面進行綜述。
一是教師教學行為的教學專業表現。波士頓學校委員會(BostonSchoolCommittee)（2006）提出了教師教學行為的8個維度：（1）公平和高期望；（2）職業主義（Professionalism）：主要指模式化的職業行為，包括工作職能、區域政策的理解、工作程序以及在多樣性的社區里的工作目標；（3）安全、尊重、文化敏感性和負責任的學習共同體；（4）學校、家庭與社區的伙伴關系；（5）指導學生學習的計劃和策略；（6）實質性知識：具有廣泛前沿性知識，關鍵概念、事實、相關的研究、質疑的方法，具體到各自學科的交流風格等；（7）發展性過程的監控與評估；（8）反思、合作和個體成長[5]。
二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教學過程結構。CharlotteDanielson(1996)認為，教學的重要目標是要創造出學習者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使學生能夠從事重要內容的學習，并使所有師生感覺到尊嚴和榮耀。一般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教學過程結構體系有4個板塊，每一板塊標志著教學的不同側面。（1）教學計劃和備課。包括選擇教學目標；展現教學內容、資源知識、教學法的知識；展現內在教學設計、學習評價等內容；（2）課堂環境。包括創建尊重與和睦的課堂環境，形成學習的文化氛圍，課堂程序管理、學生行為管理、具體環境布置等內容；（3）課堂教學。包括清晰而準確的交流、提問和討論技術，使學生認真學習，給予學生反饋、靈活性和反應性；（4）專業職責。包括教學反思、保持精確記錄、家庭交流、對學校和學區的貢獻、專業成長和發展、專業主義展示等方面[6]。
三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教學技能技巧。Cruicshank(1990)從教學技巧的角度涉及到了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內容。包括“創設環境；教學模式的多樣性；指導時間最優化；提問題；提供清晰的指導；注意學生的進步；提供反饋和強化”等7個方面[3](P318)。HarveyDaniels,MarilynBizar（1998）提出了最佳課堂教學的6種教學行為技能：整合性單元；小組活動；呈現式學習；課堂工作室；真實體驗；反思性評估等等。它有助于創建最佳課堂教學[7](P7)。
三、區分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與無效性的標準
教師怎樣的教學行為才具有效性或無效性？HarveyDaniels,MarilynBizar（1998）關于課堂教學應該增加和減少的因素的研究，對于提高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或減少無效性，具有一定的研究參考價值。
課堂教學應該盡量增加的因素：（1）體驗性、引導性、操作性的學習；（2）課堂上活躍的學習氣氛；（3）強調學生更高級的思維，學習某領域中的關鍵概念和原理；（4）選擇為數不多的幾個主題，引導學生進行深入探究，使學生掌握研究該領域的方法；（5）讓學生花時間去閱讀那些具有完整性、原創性和真實性的書籍；（6）培養學生對待工作的責任感，幫助他們完成設定目標、記錄、管理和評估的任務；（7）為學生提供選擇的機會，讓他們自主決定書籍、寫作主題、學習伙伴和研究項目；（8）在學校建立并運用民主原則；（9）關注學生個體不同的認知風格和情感風格；（10）組織合作性活動，將教室建設成為一個相互依賴的社團；（11）將學生進行異質分組，通過個性化的活動不把學生分別孤立起來；（12）在常規課堂上給學生以特殊的幫助；（13）教師要扮演多樣性、合作性角色；（14）依靠教師對學生發展所進行的描述性評價[7](P3)。
課堂教學應該盡量減少的因素：（1）面向全班進行的教學指導，如演講；（2）學生被動活動，包括靜坐、聆聽、接受和吸收信息；（3）對教室里的安靜狀態給予表揚和獎勵；（4）要求學生將課間時間用來完成工作表、練習冊、或者仍然坐著，做其它功課；（5）對覆蓋每個領域中的大量材料作蜻蜓點水的介紹；（6）死記硬背事實和細節；（7）強調學生分數和學生之間的競爭；（8）將學生進行能力分組；（9）采用某些特殊方案對學生進行篩選；（10）采用并依賴標準化測驗[7](P4)。
雖然這一研究不是直接論述教學行為的有效性與無效性的，但對于我們區分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和無效性有一定參考價值。
四、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基礎理論
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是如何發生的？或者說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影響因素及內部機理是什么？除了上面所述的教師個體素質、課程結構與教學技巧等影響因素以外，還有以下方面的理論成果：
一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形成過程的本質。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形成過程的實質是教師學習教學的過程。FredKorthagen,JohnLoughran,TomRussell（2006）通過對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教師教育的研究，指出了提高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7個基本原理：（1）學習教學是一個充滿沖突和競爭的過程；（2）學習教學要求認為知識是有待于創造的學科而不是一個已經創造的科目；（3）學習教學要求從關注課程轉向關注學習者；（4）學習教學是在師生共同探討中進行并得以促進和加強的；（5）學習教學要求在教學過程中與同伴合作；（6）學習教學要求中小學，大學和實習生之間的有意義的聯系；（7）學習教學要求教師教育家在自己提倡的教學項目中實踐自己的教學方法，并且在示范作用中得到強化[8]。這7個原理可以說是對教師行為有效性形成過程本質的恰當描述。
二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形成的思想變量。不同的思想對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具有不同的影響。佐藤正夫(1987)從教學史論的角度，認為必須揚棄與統一赫爾巴特與杜威的教學過程思想，提出了“學習課題系列學習”的思想，主要包括5個方面的內容：（1）提出問題與課題，使學生直面矛盾與障礙，引起學習動機；（2）使學生分析問題與課題的目標與條件，抓住真正意義上的問題；（3）使學生探討適當的解決原理、方法與手段，計劃解決活動；（4）實施解決活動的計劃，實現問題與課題目標；（5）檢驗、評價、總結學習結果，使學生進一步練習與應用[9]。雖然這一思想對赫爾巴特與杜威的教學過程的思想有所超越，但仍然帶有傳統教育中的程式化習慣和明顯的杜威教學過程思想的痕跡。
當前比較流行、且大家比較接受的當屬建構主義。JacquelineGrennonBrooks,MartinG.Brooks(1999)提出了建構主義的指導原則，包括：（1）提出與學生相關的問題；（2）圍繞基本概念組織學習活動，探究問題的本質；（3）尋求并重視學生的觀點；（4）課程設置要適于學生提出假設；（5）在教學背景下評價學生的學習[10](P43-103)。在建構主義看來，教學過程的核心就是創設一種環境。
三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形成的環境變量。許多人認為，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受教學環境的制約。KennethM.Tyler,A.WadeBoykin,TiaR.Walton（2006）通過歐洲與非洲文化差異在課堂學生學業成績的表現的研究，得到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與文化環境具有高相關性的結論，并強調“個人主義與競爭能力”的歐洲文化與強調“合作與活力”的非洲文化相比，前者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業成績比后者的更具有突出表現[11]。因此，隨著教育的國際化與開放化程度越來越高，離開文化考量談老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是沒有意義的。CliveHarber,JeffSerf（2006）則從民主政治的角度探討了教師教學有效性的問題。他們以英國與南非兩個國家為對比，主要通過兩國文學、其它證據和（大學生）實習教師的面試等手段，得出教師教學有效性與民主政治有密切關系的結論[12]，并且指出現代教育結構、教育實踐與教育的民主要求存在矛盾。CareyE.Andrzejewski,HeatherA.Davis（2006）探討了課堂中的人類學接觸（Humancontact）問題，發現教師將與學生的接觸作為他們教學的自然過程。這種接觸沿著兩個軸心進行：第一個軸心表示參與者的教師是如何認識背景及背景是如何促進或限制人們的聯系的。第二個軸心表示有關人類接觸的談話顯示在教學中是如何促進教師的自我發展的[13]。這個研究對于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研究具有理論價值。
五、提升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之策略
關于提升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策略研究，大致有如下幾方面成果：
一是認知改變策略。MiekeLunenberg,FredKorthagen,AnjaSwennen(2006)研究了通過教師教育者，改變未來教師的理念與行為的理論模型，提出了與傳統教師教育方法不同的5個維度：(1)變通的、靈活的和非固定背景下的專業報告，而不是復述詳細精確的事實及固定背景中技術的精確運用；(2)學習中的調節作用而不是向學生傳遞信息；(3)學生是認知網絡活動中的積極建構者而不是信息的接受者；(4)關注明確的問題及其多樣性解決方法，而不是著眼于運算程序的應用和單一的正確答案；(5)關注社會環境的重要性，在此環境中，失敗是學習的一部分，贊賞自我調節的學習，其他的學生也是學習的來源[14]。可見，這些觀點與傳統觀點相比，無疑具有革命性意義。
二是學習合作策略。GeorgeaM.Langer,ArmyB.Colton,LorettaS.Goff(2003)提出了學生學習合作分析，即CASL(CollaborativeAnalysisofStudentLearning)。CASL是一種促進教師發展的教師教育體系。它圍繞學生學業標準目標，幫助教師形成一種合作探究文化，加深理解教與學之間的內在聯系。該體系由4個要素組成：（1）反思探究的框架；（2）合作探究的文化；（3）CASL的探究階段；（4）促進、領導和支持CASL，如制度安排、行政支持等[15]。可見，合作成為教學過程或者教學過程就是合作的具體教學形式，這不僅是提高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重要策略，也是師生教學相長的實現途徑。
三是反思、建構性策略。JenniferHarrison,SueDymoke,TonyPell(2006)提出教師教學行為發展系統包括教師的經驗、反思、學習結果和進一步的實證研究[16]。因此，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提高需要強有力的學校環境的支持，學校政策要對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提高注入具有挑戰性與冒險性的要素。JacquelineGrennonBrooks,MartinG.Brooks(1999)提出的建構主義策略是：（1）鼓勵和接納學生的獨立性和主動性；（2）運用原始的、主要的以及可操作的、互相作用的材料；（3）運用諸如分類、分析、預測和創見之類的認知術語；（4）根據學生的反應實施課程與教學策略；（5）先了解學生對即將交流概念的看法；（6）鼓勵學生參與到與教師和同伴的對話中；（7）激發學生研究的手段是提出富有創見、開放的問題；（8）注意學生最初的詳細闡述；（9）使學生參與到與其最初假設相矛盾的活動中，繼而鼓勵他們討論；（10）提出問題之后為學生留出等待時間；（11）為學生提供建構聯系及隱喻的時間；（12）頻繁使用學習循環模式，培養學生好奇心[10](P125-145)。總之，教師經常反思自身行為，考量不同教學行為、假設、信念和觀點，沉穩深邃地考察教學環境、隨機應變地把握教學局勢并采取相應策略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必須堅守的重要思想。
四是課堂實踐策略。JosephCiaccio(2004)提出了“完全積極策略”。意謂使教師明顯地看到教學的積極方面，避免或消除消極方面。具體內容包括滿足彼此的需求；改變起反作用的情緒；結束行為問題；幫助后進生；運用積極學習策略等5個方面[17]。KathrynCastle（2006）研究了新手教師如何作為一個教學研究者，在教學實踐中實現教學自動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包括7個自治的主題：（1）對錯誤問題的察覺；（2）質疑；（3）從他人那里尋求答案；（4）冒險；（5）反思到自信；（6）增強對學生理解的理解；（7）采取行動[1](P1094-1103)。RobertJ.Marzano,DebraJ.pickering,JaneE.Polloch(2000)提出了9種有效課堂教學指導策略：（1）鑒別相似性和相異性；（2）總結和筆記；（3）提倡努力和給予認可；（4）家庭作業和練習；（5）非語言表征；（6）合作學習；（7）建立目標和提供反饋；（8）產生假設和檢驗假設；（9）問題、線索和先行組織者[18]。StephenD.Brookfield,StephenPreskill歸納了實現民主課堂的主要技巧，包括熱情傾聽、積極參與、高度注意、謙遜、相互性、共同商議、正確評價、信心、及自治（autonomy）等方面[19]。由此可以看出，與傳統的課堂教學標準相比，最近的研究強調課堂教學更具有反思、建構與批判的韻味。
五是教師教學檔案袋策略。CatherineDeRijdt,EvaTiquet,FilipDochy,MauriceDevolder（2006）研究了高等教育背景下教學檔案對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影響，還檢測了教師對于教學檔案的態度。研究表明，教學檔案是一種能夠帶來重要積極影響的工具。它能夠激發教師去反思他們的教學行為，尋求不同的教學方法，從而有效地完成教學內容，改善課程材料[20]。
綜上所述，國外相關研究成果，對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研究具有參考價值：（1）關于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特征、內容體系及實現策略的研究成果，對本課題的進一步研究具有指導意義。（2）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必須以一定的專業實踐體系及其標準為基礎，否則教師專業化就無法與醫生、會計、律師、建筑師等職業的專業化相提并論。（3）教學行為有效性不只是依賴于教學理性思維的規則的按部就班的操作性程序，它具有復雜性。這種復雜性表現不只限于教師與醫生、會計、律師、建筑師等職業有相似之處，更在于它與其它許多職業如政治家、人類學家、公共關系者、演藝者等也有相似之處。所以，雖然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必須要求教學行為遵循一些公共教學準則，以使自身行為具有本行業的特殊標準，但是，標準與準則在多樣性文化、政治與生活環境中很難發揮作用，應變思維才是教師教學行為更為需要的。KennethM.Tyler等(2006）課堂的文化差異研究，CliveHarber等（2006）的課堂民主政治研究，CareyE.Andrzejewski等（2006）的課堂人類學研究等都說明了這一問題。
以上研究也存在突出的矛盾：一方面教師專業化要求教師行為具有自身專業的不可替代性質，教師教學有效性取決于我們必須堅持教師教學的現代性理性設計，需要有一定規則性知識與程序結構，以此完成教師行為的專業化要求。也就是說，教師教學行為需要一定的模式化與自動化；另一方面教學活動的復雜性需要我們采用更多的反思性與建構性思維與策略，以應對變動不拘的教學環境的要求。由此，教師教學行為已經超越課堂時空范圍而導致教師專業化特征的淡化。以上兩方面構成了教師行為有效性研究的矛盾性。
本課題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一是關于哲學思想與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關系及相關策略研究，以此應對未來變動不拘的教學與外部環境。因為隨著教學環境的國際化與文化多元化，任何一種模式化的教學行為研究成果對實踐的指導都顯得蹩腳。對教師個體來說，一種在自身教學哲學指導下的應變性教學顯得非常必要。二是關于擬像背景下教師特別是大學教師行為及其有效性的研究，以此保持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研究的時代性與未來指導性。因為以往的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是在課堂教學背景下進行研究的，而課堂教學是在工業時代背景下的教學組織形式，隨著人類進入擬像時代，教師教學范式及其行為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如果我們的研究僅僅局限于課堂教學，也許我們的研究成果會成為擬像時代下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提高的桎梏。因此，從以上兩個方面可以解決前述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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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外語教育論文范文
本文作者：肖巧慧工作單位：陜西理工學院
目前，許多地方院校的英語教師群體呈現的主要特征是：學歷層次總體偏低、研究能力整體較弱、高級職稱比例極小、女性教師數量過多等。調查顯示，大學英語教師承擔著繁重的基礎課程教學任務，科研能力相對較弱，發表純學術性論文、申請課題的人數少［2］。這些現象背后體現的是大學英語教師專業化發展的困境。1．承受提高學歷和晉升職稱的壓力我國高等教育已步入大眾化階段，其發展非常迅速。自1990年以來的大學擴招過程中，大學英語教師的需求數量迅速增加。但是，由于擴招之初在研究生層次以上培養英語師資的規模沒有提前擴大，甚至在一段時期內未能同步跟上，伴隨著擴招引進的教師和原有的大學英語教師一樣，以本科畢業生為主。2000年以后，具有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的大學英語教師人數逐漸增加，根據教育部的調查結果，“擁有博士和碩士學位教師人數所占比例分別為1．5％和60．1％”［2］。由于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許多地方院校特別是遠離省會城市的學校的英語教師在學歷方面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與此同時，大批教育部直屬院校的目標定位動輒為研究型大學、世界高水平大學，省（市）屬地方院校則普遍定位為教學研究型大學、國內知名大學等，不僅對教師的學歷，更對教師的科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無形中增加了大學英語教師群體的學歷和科研壓力，而這種學歷和科研壓力又間接地轉化為職稱壓力。在當前的教師評價體制中，學歷、科研和職稱具有很大的關聯性，高校教師職稱晉升需靠和科研項目作為支撐。論著數量和成果層次達不到一定水平，職稱晉升希望渺茫。地方院校的大學英語教師在學歷和職稱方面承受的心理壓力更大。2．背負繁重的課時和單調的重復長期以來，由于大學英語作為一門公共基礎課程，在四年制本科教學中課程開設時間長達兩學年四個學期，其教學任務量非常龐大。教育部的調查顯示，大學英語教學平均周課時為10．4，教師平均周課時達13．5［2］。課時繁重的結果是大學英語教師成果難出，起步困難。不少中青年教師執教之初就滿負荷乃至超負荷工作，時間和精力難以分散出來投放到科研上面。前述教育部的調查還表明，我國大學英語教師中女教師總數為16893名，占大學英語教師總數的80．1％。從性別分工角度而言，女性在家庭事務和子女撫養方面需要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比男性要多。整個以女教師為主體的大學英語教師群體要在科研方面拔得頭籌顯得尤其困難。除此之外，教學單位也難以安排教師進行專業進修，教師的教學知識和觀念得不到及時更新。大學英語教學繁重的課時量主要是簡單的重復。盡管平行班級教學重復可以適度減輕教師的備課量，增加教師的自信心，但也會導致教師的教學興趣和熱情的衰退，教師身心受到嚴峻的考驗。大學英語教學通常是兩年一個輪回的重復，一套教材重復使用多屆的情況也比較普遍。從教師發展角度看，這種重復減少了教學內容對教師自身的挑戰性，使得教師自身專業知識難以長進。3．身處改革漩渦和應對過剩危機早在本世紀之初，就有專家指出：“我國面臨外語教學轉型期，即基礎外語教學的重點將由高校轉到中學”，“中學培養基本外語能力、高校結合專業進行提高。”［3］“我國外語教育要作戰略性的調整，要點是把普通英語教學任務全部下放到中學階段去完成，以便學生進入高校時便可專注于專業英語的學習。”［4］較長時間以來，大學英語教學一直在“改革———上臺階———再改革———再上臺階”的呼聲中進行，但是還是忽視了戰略方面的問題。猛然回頭才發現，今天的大學英語教學已經身處兩難境地：前要應對高中英語教改之后的銜接問題，后要應對學科英語興起后的自身定位問題。今天，隨著高中英語課程改革的推進，高中畢業生的英語水平呈現出不斷提高的趨勢，大學英語作為基礎課程的地位正在受到動搖。部分高校已經開始壓縮大學英語（CollegeEnglish）教學課時，增加專業英語（EnglishforSpecialPurpose）課時。可以預見的是，未來一段時間內大學英語基礎課程教師過剩將不可避免。雖然專業英語教學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由于長期從事單調的重復課程教學，現有的大學英語教師難以直接勝任。目前，“大學英語教師過剩”成為許多專家學者比較一致的觀點。教育部大學英語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蔡基剛指出：“大學英語教學的出路是基礎英語向專業英語轉移。”［5］隨著高校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化，大學英語教師的發展空間將面臨更大的挑戰。所以，我們不僅要為大學英語教師尋找出路，更要思考大學英語教師過剩可能帶來的相關問題。
1．以專業化作為大學英語教師的發展目標大學英語教師要想突破上述困境，需要認清高等教育的發展形勢和自身條件，準確定位，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和專業素質，走專業化可持續發展之路。大學英語教師的專業化發展需要在三個層面進行努力：第一，大學英語教師作為社會中的知識階層，需要考慮個體和群體的價值實現和目標追求。既要考慮其物質生活是否能通過從事教學活動和研究工作得到保障，也要考慮其精神生活能否通過傳播和創造知識得到滿足。第二，大學英語教師作為語言教師，其基本語言技能、中外文化知識及教學素養必須得到提高。這需要考慮如何為大學英語教師提供獲得外國文化體驗、參加國外語言進修和教學交流培訓的機會，幫助教師提高教學水平和自信心。第三，大學英語教師作為大學教師，需要考慮結合高等教育發展趨勢和個人職業生涯，培養在英語教學與研究領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這種可持續發展能力既滿足職業需要，還要滿足自身發展需要。2．以多元化作為大學英語教師發展的方向教育部高等學校大學外語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蔡基剛認為，隨著我國基礎英語的重心下移和大學基礎英語教師的過剩，今后會出現一種趨勢即越來越多的英語教師充實到中小學，其中包括剛畢業的英語專業本科生和碩士，也包括現在的大學英語教師［5］。所以，解決未來的大學英語教師相對過剩問題，無疑是具有前瞻性的重要環節。在如何對待過剩的大學英語教師問題上，我們需要警惕兩種極端觀點：一種是搞簡單的“一刀切”，搞簡單化的“優勝劣汰”；另一種是徹底的“去外語化”，即大學英語教師從外語語言或外語文學學科轉向外語語言文學學科之外某種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專門研究和課程教學上［6］。實事求是地講，在大多數地方院校，正是這些目前陷入困境的大學英語教師的堅守，才使學校在“引不來，留不住”的年代走出困境。我們“對教師自身的關注不僅僅是為了提高教師質量，更代表的是一種新的教育價值觀”［7］。所以，需要考慮更好的解決途徑。而徹底的“去外語化”，則會使多年來凝結著大學英語教師身上的智力資本出現隱性流失。筆者認為，應該以多元化作為大學英語教師發展的方向，鼓勵大學英語教師立足英語學科并結合個人志趣和教學需要獲得發展。一是鼓勵部分教師依托內容教學（Content－basedIn－struction，CBI）。新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對大學英語的課程設置的要求是：“各高等學校應根據實際情況，按照《課程要求》和本校的大學英語教學目標設計出各自的大學英語課程體系，將綜合英語類、語言技能類、語言應用類、語言文化類和專業英語類等必修課程和選修課程有機結合，確保不同層次的學生在英語應用能力方面得到充分的訓練和提高。”［1］80這部分教師有望通過實施專項內容教學、堅守陣地成為專家型教師。二是鼓勵部分教師配合雙語教學開展專門英語教學（ESP）或學術英語教學（EAP），成為復合型教師。新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對大學英語課程教學的“更高要求”是：能較為流利、準確地就一般或專業性話題進行對話或討論，能用簡練的語言概括篇幅較長、有一定語言難度的文本或講話，能在國際會議和專業交流中宣讀論文并參加討論；能閱讀國外英語報刊雜志上的文章，能比較順利地閱讀所學專業的英語文獻和資料；能翻譯介紹中國國情或文化的文章。因此，鼓勵有條件的教師配合雙語教學開展專門英語教學或面向研究生開展學術英語教學，既可以更好地落實大學英語教學要求，也可以使教師自身獲得專業化發展。三是鼓勵部分教師以開展教學研究為主，成為教學研究并重型教師。周燕等通過大學英語教學改革實驗研究發現，創建以項目為基礎、由不同經歷的教師構成的教師實踐集體，是促進教師在實踐中實現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8］。大學英語教師基于課堂并用于課堂的教學研究具有不可替代性。對于一些經驗豐富、研究功底扎實的大學英語教師而言，基于教學的研究是最熟悉也是最可能取得成果的領域，以此作為專業化發展方向之一具有重要意義。
第5篇：外語教育論文范文
摘要：本文主要介紹外語閱讀焦慮的界定與分類及其相關理論、國內外外語閱讀焦慮研究狀況，并點出研究不足之處及未來研究方向。
一、引言
語言學習焦慮研究始于20世紀40年代初。自從Horwitz（1986）等人的外語學習課堂焦慮量表（FLCAS）面世以來，外語學習焦慮研究結果表明：外語學習焦慮對外語學習的影響普遍存在，呈中度負相關關系。研究進一步發現在語言學習過程中有聽力焦慮、閱讀焦慮和寫作焦慮的存在。
二、外語閱讀焦慮的課題研究
1.外語閱讀焦慮的界定。
資深學者Harwitz等（1986）對外語學習焦慮進行了大量深入研究，把外語學習焦慮定義為“外語課堂學習中由獨特的語言學習過程引起的自我感知、對外語學習的看法、學習外語的感覺和學習行為等特殊的心理活動”。外語閱讀焦慮和一般的外語學習焦慮既有區別又有聯系，被認為是外語學習中的一種特別技能學習即閱讀情景中形成的焦慮，表現為學生對自己外語閱讀交際能力的過低評價，是在外語閱讀學習過程中產生的一種恐懼不安的緊張心理。
2.外語閱讀焦慮相關理論：克拉申輸入假說和情感過濾假說。
根據克拉申的輸入假說（InputHypothesis），“當外語學習者接觸到比當前語言稍多一點的語言材料，他將沿著自然順序完善提高自己的外語水平。外語學習者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接觸大量的可理解性輸入。教師的任務是提供這種輸入，降低學生的焦慮，提高他們的自信心。這樣，語言就會自然習得”。輸入渠道有兩種：聽和讀。雖然只聽也能夠吸收語言營養，卻遠不如閱讀那么有效與可靠，因為聲音轉瞬即逝的特征使聽者難以在瞬間記住全部內容，而書面閱讀材料的靜止狀態則有助于讀者通過反復閱讀來鎖定需要的目標，并且在必要時還可從容地求助于詞典。因此閱讀是語言輸入和積累的主要來源。
克拉申指出，“情感過濾假說（AffectiveFilterHypothesis）闡釋了情感因素和二語習得過程之間的關系”。學習者的語言習得水平高低與情感過濾的能力和水平有關。也就是說在語言習得過程中，如果“情感過濾”過強，就會在大腦中形成障礙。語言輸出就會被過濾。無法進入語言習得機制，結果就不能產生語言習得；反之，如果降低“情感過濾”，且保證語言輸入是可理解的，它就可以順暢地進入語言學習機制。輸入假說和情感過濾假說以一種新的方式闡釋了語言教師。
3.外語閱讀焦慮國外研究現狀。
自從1986年Horwitz等人的外語學習課堂焦慮量表面世以來，外語學習焦慮研究得出了近乎一致的結論：外語學習焦慮對外語學習的影響普遍存在，呈中度負相關關系。研究者注意到了外語學習焦慮在聽、說、讀、寫不同技能中的不同表現。Horwitz（2001）把類似試圖找出更加具體的焦慮源，以及焦慮與不同二語水平之間關系的努力稱為外語學習焦慮研究的新趨勢。Saito，Horwitz和Garza（1999）首次提出了外語閱讀焦慮的構想，闡明外語閱讀焦慮與普通的外語學習課堂焦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是一個因母語與目標語書寫系統和文化而異的特定技能型焦慮，并編制了外語閱讀焦慮量表進行測量。Saito等人利用自己研制的外語閱讀焦慮量表調查顯示，閱讀外語也能產生焦慮，閱讀焦慮因目的語不同而不同；閱讀焦慮與學習成績負相關；當學生感覺閱讀材料很難時，閱讀焦慮會升高。
4.外語閱讀焦慮國內研究現狀。
在國內，有關焦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一般的英語焦慮的研究，關于外語閱讀焦慮的研究起步較晚，不過進展較快。郝玫和郝若平（200l）對閱讀焦慮的研究發現焦慮會妨礙閱讀理解的測試成績。王才康（2003）采用外語課堂焦慮量表（FLCAS）和狀態-特質焦慮量表（STAI）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外語焦慮是一種不同于特質焦慮和狀態焦慮的特殊的焦慮現象。戴玥斌（2004）對外語學習中閱讀焦慮感與閱讀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元認知策略對外語閱讀有顯著、重要影響。陳素紅（2005）調查結果表明，高職學生普遍存在較高的英語閱讀焦慮；閱讀焦慮與英語成績呈負相關，對英語學習成績有顯著的預測性；閱讀焦慮對女生英語成績的預測力大于對男生。廖淑梅（2007）研究顯示：非英語專業學生都在不同程度上經歷英語閱讀焦慮，非英語專業學生閱讀焦慮與英語成績呈顯著的負相關，高閱讀焦慮和低閱讀焦慮的學生在英語成績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非英語專業學生英語閱讀焦慮的程度也受學生個人因素的影響。三、外語閱讀焦慮研究不足及其今后研究方向
國內外對外語閱讀焦慮研究仍然不夠充分，很多已經得到的研究結論仍然需要運用各種方法手段去證實和發展，比如說焦慮程度不同，焦慮與閱讀表現關系是否不同？等等。Horwitz（2001）指出具體的焦慮源及焦慮與不同二語水平之間的關系的研究成為了21世紀外語焦慮研究的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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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外語教育論文范文
關鍵詞：教育外部性；外部性教育
教育是國家發展的不竭動力，為各行各業提供合格的人力資源，促進個人全方位素質的提高，進而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這是教育正外部性的眾多影響之一，然而教育外部性也會導致教育資源的使用無法達到帕雷托最優，影響到國家對教育補貼的政策，以及個人對教育的投資。因此理清教育外部性的界定及性質，分析其影響，找出適用于教育外部性內部化的措施，對于更好地發揮教育的功能，更好地解決教育過程中的外部性問題具有巨大的價值。
一、教育外部性的界定
外部性是任何經濟學家無法回避的問題，最初由馬歇爾在1890年《經濟學原理》中提出外部性的概念，經過庇古、科斯等人的批判補充，外部性理論在11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其內涵不斷豐富和發展，其外延也不斷得到擴充，為解釋和解決經濟生活、社會生活中的相關問題提供了理論指導。縱觀眾多經濟學家對外部性概念的界定，無非從兩個角度：一是從外部性產生主體的角度來定義；二是從外部性接受主體的角度來定義。前者代表性的定義首當推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的定義：“外部性是指那些生產或消費對其他團體強征了不可補償的成本或給予了無需補償的收益的情形。”第二類如蘭德爾的定義：“外部性是用來表示‘當一個行動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決策者的考慮范圍內的時候所產生的一些低效率現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給予，或某些成本被強加給沒有參加這一決策的人。”在對外部性的研究中，大多采用第一種定義。
教育外部性是外部性外延發展的產物，與醫學外部性、思想政治外部性、政府行為外部性等一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同樣影響著人們的教育理念。弗里德曼對教育的外部性作了經典性的闡述：如果大多數公民沒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識，也不廣泛地接受一些共同的價值準則，穩定而民主的社會就不可能存在。而教育對文化知識和價值準則這兩個方面，均會做出貢獻。兒童受到的教育不僅有利于兒童自己或者家長，而且社會上其他成員也會從中得到好處。由于無法識別受到利益的具體個人(或家庭)，所以不能向他們索取勞務的報酬，因此，存在相當大的“鄰近影響”。盧卡斯則從經濟學角度論述到：當某一勞動者接受教育后，本人的生產效率和收入水平會提高，同時通過“潛移默化”，周圍的人乃至整個社會的生產率會提高，但他并不因此獲得額外報酬。同樣中國學者對于教育外部性也作了類似的論述：王善邁把教育的產品屬性定為教育具有巨大外部效益。一個人接受了教育，不僅受教育者可以獲得經濟的、非經濟的效益，同時社會也可以獲得巨大的經濟與非經濟效益。從維護社會“公平”的角度看，教育是不可“排除”的。因此，從整體上說，教育是一種具有正外部效應的準公共產品。范先佐認為：教育幾乎是完全的“免費午餐”，致使教育部門缺乏自身．的發展動力，收益幾乎全部外在化了。袁志剛認為：教育的外部性就是“其社會收益大于個人收益”。袁連生認為：“教育的間接消費效用，是教育的外部產出或外部效益。”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教育的外部性則具有如下性質：教育的舉辦和產出除了達到國家和個人的教育目的外，還會給其他社會團體和個人帶來經濟、非經濟的影響，但教育卻不能向受影響社會團體和個人給予直接補償或不必要補償。
二、教育外部性的分類
第一，根據教育外部性的影響效果劃分為教育正外部性和教育負外部性。關于教育的正外部性顯而易見，如一所高校校址的選擇會給學校所在地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如促進學校周圍學習體育用品、飲食、娛樂、服裝等服務行業的發展，這些行業不僅僅解決當地居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成為當地居民的主要經濟來源，還可提高所在社區的文化底蘊，提高其居民的素質和精神生活質量。近年來，教育的負外部性也越來越得到重視，如以文憑熱引起的假文憑泛濫和社會風氣敗壞；以大學生就業困難所造成的社會負擔，城鄉教育差距拉大造成的教育不公平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不公平，特別是近年來高校學生的暴力事件，如2002年的馬加爵事件，給社會帶來了惡劣的影響，并引發民眾對高等教育的憂慮。
第二，根據教育外部性的時空劃分為教育代內外部性和教育代際外部性。通常的外部性是一種時間概念，主要是靜態層面上考慮資源是否合理配置，即指代內外部性問題；而代際外部性問題從動態層面上解決人類代際之間行為的相互影響，這種分類源于可持續發展理念。教育的代內外部性主要關注教育外部性影響的范圍，指對整個社會的深遠影響，而教育代際外部性則主要指教育的長遠影響，即指教育對一個國家，對一個民族的長遠影響。在空間緯度上，教育的外部性可分為：農村教育外部性、城市(鎮)教育外部性；經濟發達地區的教育外部性和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教育外部性；中國東部的教育外部性、中國西部的教育外部性等等。
第三，根據教育外部性的主客體劃分為作為生產者和作為消費者的教育外部性。從教育整體上講，作為教育成果的合格畢業生是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的教育產品，作為生產領域的教育，它就是作為生產者的教育外部性。從消費者角度也可劃分不同類型、層次、屬性教育的外部性，即包括基礎教育外部性、職業教育外部性、成人教育外部性；義務教育外部性和非義務教育外部性；初等教育外部性、中等教育外部性、高等教育外部性；個人外部性和政府外部性。個人消費教育所帶來的外部性影響范圍涉及到個人發展對整個社會的作用，對社會其他人生活的影響。另外教育外部性影響的客體既可以是生產者，如畢業生所在工廠、公司等，也可以是消費者，如受教育者所引發的消費潮流，對其他消費者的影響。
第四，根據教育外部性產生的前提和根源可劃分為競爭和壟斷下的教育外部性、制度教育外部性和技術教育外部性。根據教育外部性產生的前提，可以劃分為競爭條件下的外部性和壟斷條件下的外部性。在教育領域，這種劃分首先要考慮教育在教育產業化和市場化大環境下的產品屬性問題。教育產品是公共產品還是私人產品，或者屬于準公共產品，需要根據教育產品提供的方式來判斷。如果教育產品由政府提供且個人消費不需要購買，如基礎教育中的義務教育、特殊教育、國防教育等，這時的教育產品就是公共產品，從某種意義上教育產品是在壟斷的條件下產生的，其教育的外部性產生的條件也是壟斷。作為補充的民辦學校和私立學校，以及高等教育階段，教育如果不是被免費提供，個人像購買私人物品一樣負擔教育費用，那么這樣的教育就是私人產品，而不管其提供主體是政府還是市場，這時的教育產品具有競爭性，其產生的外部性的前提條件是競爭。但這種劃分不是完全的，教育產品的屬性整體來說為準公共產品，其外部性產生的條件也是復雜多樣的。
根據教育外部性產生的根源，可以分為制度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教育舉辦的本身要依靠教育制度來維持，制度是一種公共產品，具有外部性；一種制度的存在，會影響到其他制度的運行；另外制度的改革，即教育制度的改革，會引發一系列社會變動，這種影響顯而易見，不需贅述。而技術性的教育外部性，更多體現在教育產品上，也就是畢業生個人素質提高帶來的外部效應，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高校產學研的結合，其研究成果的外部性就是技術外部性。第五，根據教育外部性的狀態劃分為教育單向外部性和教育交互外部性。教育外部性根據影響傳遞的方向可分為，教育單向的外部性和教育交互的外部性。單向的教育外部性指教育對其他團體及個人的外部影響，如一所大學對所在社區的外部性影響，而交互的教育外部性正如一所以城市名命名的大學和所在的城市之間的交互影響，兩者有共同的利益關系那樣，影響力是交互的。如一個城市經濟發達則成為學生選擇這所城市大學的潛在影響因素(從就業前景上看)，同時如城市大學具有較高的辦學水平和知名度，也將會成為城市的象征。另外，根據教育外部性的影響狀態，分為穩定的教育外部性和不穩定的教育外部性。穩定的教育外部性是人們通常關注的焦點，也是教育外部性最主要的方面。而不穩定的教育外部性通常有兩種情況，一是教育過程中的偶然事件，二是教育研究成果中所帶來的技術性教育外部性，這在高等教育領域里尤為明顯。
三、教育外部性的特性
教育外部性除了具備外部性的一般特性，如傳遞不通過價格機制、引起他人成本的減少或效用的降低、外部效應與個人收益的不可分割性外，它還具有本身特有的性質。
第一，教育外部性具有正向性。教育同時具備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但是總體來說其正外部性的作用和影響大于其負外部性，這與教育本身的性質和功能相關。教育(學校教育)是根據一定的社會要求和受教育者的發展需要，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對受教育者施加影響，以培養一定社會(或階級)所需要的人才的活動。國家舉辦教育是為了提高國民的素質，促進個人及社會的和諧發展，為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資源，促進國家的跨越式發展。因此，教育事業對于受教育者個人以及整個國家來說是一項積極的、意義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事業。教育外部性的實質是教育功能的體現，從教育的性質和功能上講，教育的正外部性是人們和國家期望的，也是應有的主流。從另一方面講，教育負外部性的體現大多與教育發展本身的不足相關，解決教育本身發展中的不足，就能較好地減少其負外部性的影響，如教育從文憑本位轉向能力本位，假文憑就會失去市場；合理調整高等教育發展結構和提高其教育質量；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就會得到緩解；促進教育均衡發展和提高教育公平，會逐步縮小地區之間的教育水平差距。隨著教育的完善發展，教育的負外部性被限定在最小的范圍之內，其負外部性的影響也就會被統籌在正外部性之下。
第二，教育外部性具有多樣性。教育的外部性因教育在級別、類型、性質、區域等方面上的不同具有一定的差別，體現其內部多樣性。如在教育級別上，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外部性依次減弱。在教育類型上，教育產業涵蓋不同層次，它們有著不同的外部性特征。一般來說，教育產業的外部性小，如教育核心產業中的職業教育外部性相對較小。在教育區域上，一個地區投資教育，因為市場經濟下勞動力流動性的增強，其他地區也能受益，這就是教育投資的外部性。一般而言，在同一地區，城市級別越低，教育投資的外部性就越大，也即鄉鎮教育投資的正外部性一般要大于縣城的，縣城的要大于省轄市的，省轄市的要大于省會城市的，這是因為，貧困農村和鄉鎮的教育投資越多，教育質量越高，受教育的人向城市級別高的地方流動的可能性越大，而城市級別高的人員向城市級別低，特別是鄉鎮或農村流動的可能性很小。同樣道理，經濟欠發達地區和西部地區教育的外部性大于經濟發達地區和東部地區。
第7篇：外語教育論文范文
關鍵詞：教育社會學比較教育新教育社會學立場理論
教育社會學并沒有讓人眼熱的，但有驕人的貢獻，有充滿活力的現在，活力后的紛爭又預示著未來的發展。它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馬克思、韋伯、涂爾干，從誕生始，它就不處于邊緣地位而成為教育學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標的“母學科”之一。1971年以來，這一領域閃爍著一群光彩奪目的星星，譬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魯(Giroux)、瑞威（Renway）、賴塞爾（Lather）、麥克賴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1。當然還包括不久前剛逝去的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的研究凝聚著一個杰出社會科學家對教育問題與實踐的關注與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劃地為牢地限制在貼著教育學家標簽的狹小圈子中。他們的研究使教育社會學——無論是登臺唱大戲的各路理論流派，還是唱念坐打招式不同的論與認識論，皆成為吸引人的智力同時生長快速的領域。
鮑爾（StephenJ.Ball）在2000年出版的《教育社會學：重要論文集》（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mes）出口就發出這樣的感慨：任何教育社會學的努力都是困難的，相應作出的任何概括也是脆弱的。本文無力也無意步此后塵，僅從最吸引筆者的兩點出發，即在研究對象上，“建構”（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釋主義取代了自然主義；在研究主體上，追問“研究者是誰”——立場理論的凸現，以透析西方、準確地說是國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會學的“新”發展。
一、“建構”（make）取代“接受”（take）
一個研究者進入問題時，“問題”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還是"make"？這并不是一個語言游戲，而研究問題的轉折——借用鮑爾的話，研究取向中解釋主義取代了自然主義2。
“Take”（接受）的對象一定是外在的——與“你”（準確地說，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頭上，你之為你的一切，成長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無關的事實，客觀的事實——任何眼睛看起來都一樣。這個"take"所針對的是自然事實，準確地說是物理事實，象桌子、凳子一樣沒有生命的東西。其實，自然事實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實，向日葵可謂是自然事實了吧？在梵高的眼里與畫中，向日葵充滿著生命、激情，我們從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陽光、風影、干濕，看到透明的、流動的空氣，看到畫家的性情與生命。梵高是在“建構”（make）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現（take）向日葵——“正是這有生命的、流動的、充實的空氣對畫面中的物體起了作用”3。而建構（make）所強調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開始向生活中的“你”回歸，雖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問題關懷凌駕在學科戒律之上，主導著“你”的探究之眼。
對同樣一個問題，接受（Take）與建構（Make）的研究策略與問題意識均有諸多差異。接受（Take）及其后的自然主義研究傳統所關心的是各種變量、變量之間的關系。自然主義的傳統企圖將社會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與視角——相關性、現場實驗、機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尋找”人的行為與社會變量之間的關系“事實”——客觀的、外在的事實，尋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性認識。自然主義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學中的，在美國被稱為“教育的社會學”（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爾曼（Coleman）與布勞(Blau)的研究；在英國則是算術("politicalarithmetic")的傳統，區別于“教育社會學”（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們以“教育機會均等”這個重要的教育社會學問題來分析兩者的路數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會學”（educationalsociology）所關注的是化民主社會中教育機會與社會流動之間的關系——艾坡（Apple,1996）將其表述為社會分層與所達成的地位之間的關系,即社會出身——先賦地位（社會階層、地位、性別、種族等）與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為代表之間的關系。他們將教育視為一種補救，教育對既有的不公平的社會秩序進行重新洗牌，學校教育能夠為弱勢群體提供補償性援助，使他們能在一個更為公平的起點上開始其職業、文化與社會歷程，因而學校被視為一個生產民主與公平的社會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與卡爾（W.Karle）的《歐洲教育體系的社會選擇》，多爾·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國中等學校中的社會不平等：從數字到理論》等5。
一幣兩面，“補救”的社會學又有一美譽——“黑箱”的社會學，只關心教育的投入與產出，忽視——嚴格地說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學校內部的教育教學過程。
建構（Make）及其后的解釋主義教育社會學從自然主義視為當然、準確地說視為處起步。對教育社會學中自然主義傳統的批判始于20世紀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個不同的來源——新、互動理論和知識社會學，依照“敵人的敵人即為朋友”的簡單分界，它們常被籠統地視為一類，并被冠以“新教育社會學”（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會學（NSOE）的核心就在于堅持不斷地建構（making）問題，而非簡單地從政策制定者與實踐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務。“教育的機會均等”這樣一個在結構功能主義傳統下被表述為事關教育的投入與產出的經濟學命題，被解釋主義者轉換為這樣一個問題域：在時間滴滴噠噠的流逝中，學校這個黑匣子究竟發生了什么？
“教育機會均等問題”在揚（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識與控制”的問題7。教育機會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與教育民主這樣一些核心價值，其后又是所建構（make）出的“貧困”概念。在英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貧困”的內涵逐步由經濟意義轉變為文化意義，貧困者逐漸由物質上的赤貧者被建構為文化上的匱乏者——布迪厄所貢獻出的文化資本成為一個重要的解釋視角，而優良合理的教育應該成為“補救”文化匱乏者的利器，教育機會均等成為建設民主社會的重要途徑。隨著對教育機會均等的關注，學業失敗者、學業能力欠佳者開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眾的眼球，并被建構為一個教育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最初是從功效觀出發，認定其為“教育浪費”；隨著探究的深入，這個問題逐步被轉換為不同的表達、不同的關注興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學業失敗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諸如智力商數、學業能力等等；其后學業失敗者的特征又與一組社會變量相關連，諸如家庭、階級、族裔乃至性別，學業失敗者與社會中弱勢人群相勾連。此類研究后隱蔽著歧視、排斥甚至壓迫——社會的等級秩序再制于學校對學生的分類過程中。
我們的疑問是“學業失敗者”過去怎么不成為“問題”？是過去沒有學業失敗者嗎？非也。學校是現代社會的人才編碼場，學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對各色人力進行分類、塑造，在強篩選、強分類的教育觀下，教育的一個職能就是分層與淘汰，學業失敗者自然在教育決策者、實踐者與研究者的視線之外，或隱匿不現或視而不見。由此看來，“學業失敗者”的產生與建構應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話：從隱匿到可見，從命名到定義，從描述到，都是社會建構——即建構（Making）的過程。
直到揚等知識社會學家開始追問：學校中的分類標準由誰制定？學校中的知識代表誰的利益？在何種利益角逐中，誰被界定為“學業失敗者”——社會中的弱勢人群？課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從超越種種利益之上的Given（被賦予的、給定的）知識被還原為一種社會組織中的知識，課程這只舊時王孫燕不得不落入尋常百姓家，課程是“做”出來的“社會建構”或“社會建制”。揚與艾坡8用不同的語句指出：課程是經由意識形態（既包括政治的意識形態，也包括的意識形態）所界定的知識、所選擇的知識、所分配的知識，所實施的知識。無論是正式的官方課程還是非正式的潛在課程，這些課程無論假借圣諭的權威，理直氣壯地“替天言道”，還是假借科學的魅力，將自己轉換為客觀、中立、遠離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紗，被迫承認其情境性。知識也罷、課程也罷，都是置身于具體的社會、歷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種建構，甚至是復數利益群體之間相互角逐、相互妥協的社會建構。課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種天賦的（Take）的客觀事實，而是一個人為的（make）社會建構。當利益、權力這類社會控制凸現出來時，“更有成效地傳授知識”被轉換為“更公正、更合理地傳授知識”這一事關社會公正的價值問題。
我們略為回溯一下二十余年間，建構（make）一派新教育社會學的發展軌跡。其核心興趣是教育的傳遞過程：新討論著學校經驗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即學校與教室再生產著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其中最重要的貢獻當為鮑爾斯（Bowles）與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應原則”與莫爾（Moore）的《符應原則與的教育社會學》；互動理論與學校人種志研究則揭示著教師與學生的社會身份的建立過程，揭示著教室中的社會控制與社會選擇；知識社會學則將學校中的知識與學科從教室中置換到社會文化背景之中，課程與教學都是社會的建構。知識社會學進而責難自由主義的知識觀與教學觀，認為知識內部有著明確的等級差異——精確知識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為數字的知識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達出來的知識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間流傳的知識；遠離生活的知識即與個人生活距離較遠的知識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識；教學中倡導個人化的，而合作學習得來的知識地位就較低，這就是知識的層級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課程、課堂教學——看似中立的學校知識場已成為不同利益群體的角逐場，文化實踐中包含著權力斗爭，教育中充滿著不平等與壓迫。吉魯（HenryA.Giroux）等提出將文化學轉換為政治學，弗萊雷（P.Freire）等學者提出學校教育學應該是“可能性的”學校社會學，教師應該勇敢地成為“解放者”與“轉化型的知識分子”——這是一種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魯所說的“跨越邊界”10。
同時，新教育社會學是一種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間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譴責教育再制著社會的不平等，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充任著壓迫的社會體系。美國鮑爾斯的《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歐洲伯恩斯坦的《階級、符號與控制》，布迪厄與帕森斯（Passeron）的《社會的再制：教育與文化》皆在討論著教育，通過其空間與時間的組織，對課程知識的選擇，對居統治地位的文化與語言的傳遞，有效地維持著階級的邊界，學校被視為傳遞社會控制的“隱性課程”。用阿圖塞的術語，這是“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級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現，開始關注資本主義學校中學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論中最為突出的當屬威爾斯（Willis）對英國勞工階層子弟的研究：《學習成為勞動者》11。新教育社會學在美國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魯和威克勒斯（Wexler），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將、互動理論與知識社會學熔合并鑄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會學中純粹的理論急速減少，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學科跨界、觀念變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傳統與后現代的發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領域。
相應，接受（Take）與建構（Make）取向之后也預示著教育社會學在方法論與研究技術上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接受（Take）后多為量的研究與實證主義的傳統，建構（Make）后多為質的研究與解釋主義傳統。塞拉（Searle）1999年說：社會研究中實證主義取向是樂觀的，所強調的觀念實體具有理論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獨立于人類的關懷之外——盡管這個世界由人的勞動所創造。相反，質的研究承擔著雙重責任——真實性（發現與再現行動者的意義）與建構性（社會行動者的觀念是社會世界的解釋）。研究社會生活最重要的關心就是理解人們賦予其行為的意義，理解與共享社會世界之于他人的意義。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對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與持續參與上，這一立場有一個經典的表述：再具有獨創性的理論，再科學化的觀察者，無論進行多么細致的研究都無法代替對研究之下正在進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說的是一種“社會行動、文化傳遞與建設性的活動”，它與人們親密互動，密切地觀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細微的矛盾與細微的差異。它同樣為二十余年間所活躍的不同理論與認識論所共鑄：符號互動理論、人種志研究與現象學等，為獲得更多的普適性與大眾性，還將實證主義的邏輯性接納其中——以回應對其“太軟”或“太隨意”的批評，同時也在接受與包容女性主義與后現代的沖擊。
如同一場學術接力賽跑，到為止，新教育社會學在其活躍期所呈現出的最后一個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會學將工作的基礎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評上，而下一棒——女性主義研究的活躍將承繼著批判的傳統并開啟新的方向。13
二、者是誰？
如果說在新與新學盛行的20世紀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會學中充滿著階級、階級再制與階級抵抗這類術語，隨著有性的（女性主義）與有色的（種族的）研究者的活躍，批判話語從宏大的、階級這類“大詞”（BigWords）轉換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場等充滿著微觀學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誰”——立場（standpointtheories）開始活躍，并主導著80年代后的。
在以往的社會學與教育社會學生產中，充滿著學科的微觀政治學，有人稱之為“社會學系研究生的隱型課程”，隱型課程有兩種，其一為弱形式，它界定與控制著“像一個社會學家”，即在具體的、主題、關懷與旨趣上對學生進行社會學專業化，也即布迪厄的“慣習”；其二為強形式，在社會學的研究過程中再制既存的權力層級化與不平等的社會關系，其中白的、男性的學者居重要的地位；而女性、少數民族這些社會邊緣群體，被排斥于知識生產領域之外14。許多人甚至認為女性研究僅是針對父權制的狂躁的報復而非合法的學術探討。在此類學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會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賦予其獨特的意識是不重要的。教育社會學內部同樣有此吊跪：對于一個具體的研究者來說，不管身處于多么邊緣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現實關懷，但一走入學科體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語言、問題、與思維，——準確地說，將自己處理成一個抽象的“人”，一個虛假的、被異化的“人”來進行學術操作，熱的問題關懷常被冷的學術技術所肢解。艾德蘭·莫蘭就說：社會學者尤其是的社會學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實踐，教育學是人的科學，人有其生活與立場，有其生命痛癢親切的所在。科學化的努力只會使研究者遠離行動與實踐，并建構出一種居高臨下的審視——教育學這樣有關人的實踐的學科可以高居（遠居）于人之上（之外）嗎？并保持所謂中立的立場嗎？——這種理性主義的進步論調不僅是危險的，也是一種蓄意的欺騙。不獨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實踐者亦被架空了。
鮑爾指出近些年來如日中天的管就是一種道德技術16，由于管理學的介入，辦學如同辦工廠，在市場競爭的邏輯牽引下，教師基本失去了對教學環境的控制，矮化為技工。不獨教師被架空，更為嚴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學是一種道德技術或權力技術，管理學使學校更象邊沁的“全景敞視主義”的版本。它引入一對“天眼”，個人的一切都纖毫必顯；它引入效率與規訓，個人的每一個行動都成為最節省、最經濟的塑造。校長和教師都僅關注技術與能力，學校復雜、縱深的背景被簡約為客觀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化了。集中體現為兩點：其一，學校中的知識即課程與教學日漸遠離教師與學生的具體生活，自稱其為客觀知識，是與具體人不關聯的、不容懷疑的外在知識，學生只需與掌握它們就可以了；其二，學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視了，家庭與學校兩個世界被認為是同質的。學生如同孫悟空，從石頭縫中蹦出來——學生文化、學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后的階級文化都被忽視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結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義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權力化與庸俗的權威化了。刻板的技術簡約主義使教育遠離無家可歸者、失業者、貧困者，教育可以為社會中的高地位人群錦上添花，卻不肯為弱勢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遠離種族主義、制度混亂、社會隔離與社會融合這類真切的現實議題，或只顧大而空泛的“應然”理念，或一味鉆入瑣屑的細節之中。
立場理論從一種批判的理論更多地轉換為一種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種被壓迫者的聲音，被壓迫者、被歧視者開始嘗試用自己喜歡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聲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會學中被消匿的聲音。有色人種、女人、同性戀、有障礙者開始重新劃定其疆域，挑戰教育社會學的理論基礎、工具甚至研究傳統。
首先，立場理論挑戰著本質主義17。立場理論強調研究者的立場，知識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知識的生產者與知識之間的關系如何？傳統的認識論認為知識與認識者自身的位置無關，知識是外在的、等待著被發現的事實（outthere）。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義、后現代的研究域中，知識是建構出來的（make,nottake）。立場理論質疑認識上的特權主義，白男人在所生產的理論中凝凍著其自身的特權，他們憑借認識上的霸權、出版上的霸權，將建基于其立場上的特殊主義的認識轉換為普遍主義的敘述，并采用去立場化、去價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驅逐來自不同立場的其他聲音。
立場理論宣稱其理論的發展來源于研究者所身處立場的差異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會位置不同于既往生產知識特權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視野能夠引導知識的生產與對社會實體的新解釋。哈丁（Harding）從女性的生活引發出這樣的疑問：“誰的科學？誰的知識？”，知識根植于不同的主觀情境與社會情境，研究本身體現出社會的價值訴求與政治訴求18。知識總是落座在具體的社會情境，甚至是個人境遇的某種表達，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述才是真實的，也才是真誠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難以覺察、難以置信的詭秘。在黑澤明執導的《羅生門》中，每個人的解釋在其個人情境中都是真實的表述，本質主義的犯罪觀被重新解釋了——誰是誰非，一個客觀的事實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權力，某些特殊的話語能否轉換為公眾的意識；或許是特殊的話語之間彼此協商、溝通，并達成共同接受的一種解釋。
女性主義研究者進而開始質疑本體論，并將新的本體主義感覺論帶入教育社會學和社會生活、社會活動的新領域——將特殊的性別與情感帶入研究領域之中，女性主義開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義賦予學校性別的視角與框架，認為學校的場域極大地忽視著女性獨特的經驗，在教育目標上、學校評價上以及課程與知識上，教育都再制著男性與女性的區隔與對立，將女性定義為“非男性”——男人的指標成為人的常態指標，女性在此指標體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義批判的鋒芒甚至直指與新，認為仍然是觀念上的“父權制”。19女性主義正是從詢問性別本質為何這樣一些基本問題開始，擴展到詢問社會身份本質，女性主義也開始消解著本質主義。
其次，立場理論還挑戰著研究的過程與方法。女性主義活躍在文學、、大眾文化、和社會科學話語中，女性主義挑戰著這些學科的“科學集體無意識”，既包括研究過程本身——生產學術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題——研究者的悖論——尋找研究者的主觀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會學研究如同“手工勞作”，而非現代科學研究中盛行的化與科層化的模式。女性主義從最根本上挑戰著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對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發表了《與父權制協商：女性研究的挑戰》，指出許多研究都是所謂“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參與父權化的研究中被視為可以被任意剝削、任意闖入的客觀對象，研究者為了自己的專業聲譽與職業發展可以任意闖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卻從不反省這樣的研究過程對參與者有什么傷害22。女性主義在對父權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現出多元的認識論，她們還試圖用協作的、參與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風格來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風格——個體主義、競爭主義與主客對立的研究風格。賴塞爾（Lather）稱其為“女性主義人種志研究”，她們致力于讓沉默的、受壓迫的人發出聲音來。相應，也有聲音用蘇格拉底的對話法或精神助產士（催生婆）來寄托對女性主義人種志研究的期許，每一次詢問既是話語，更是新的實踐23。
值得重視的是，立場理論并非一個整合的理論，在強調研究者立場這一策略下，各種立場的研究者之間也充滿分歧與沖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義與同性戀、有色人種主義之間的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然而，女性主義的普遍性的政治訴求，女性所共享的諸多經驗超越了種族與階級性、年齡與文化背景，因而，迥異的女性經驗被籠統地歸類于“女性經驗”的框架之中，將女性研究者視為一個共同的“階級”或享有一個“背景”。
再次，立場理論的實踐還有效地挑戰著教育社會學中的傳統并重塑著教育社會學的未來。教育社會學中盛行著西方中心主義，歐洲尤其是來自安格魯·薩克遜森的傳統、與目的，確定著教育社會學的發展；教育社會學主流聲音多來自法國、德國、美國這樣的西方國家，經濟上的優勢幫助它們攫取智識上的霸權。艾恩奇（Lynch）以愛爾蘭為個案探討高等教育中的平等問題時，發出這樣的感慨：小國家要開啟自己的理論傳統、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是多么艱難！24。
第8篇：外語教育論文范文
壓力雖然可能成為阻力，但更可能成為前進的動力，正是因為在教學中教師長期擁有困惑、倦怠的心理，所以才促使他們更為渴望革新現有的傳統模式，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這種動力的需求源自于教育工作者們的內心，這便是促進教師專業性質發展的最為直觀有效的動力因素。實際上，教師的專業性質可持續發展便是解決以上問題的關鍵，而教師想要實現專業性質的可持續發展，便需要在專業能力、綜合素質以及教學態度等細節上不斷地成長、不斷地進步。從本質上來看，教師專業性質的可持續發展便是教師實現自我反思以及自我更新的過程。
二、外語電子教學日記在外語教師的自我反思中產生的作用性
教學日記乃是外語教學進行職業生涯的自我反思中最為有效的方式策略之一。有學者曾經提出這樣的理論：“寫作，乃是反思與分析的開端。”所以，教學日記的內容便可以被概括如下：發現教學現狀中的問題、分析解決教學問題的對策、陳述教學課堂中遇到的疑難挫折、對教學內容的認知以及促進自我未來專業發展的有效途徑。在傳統教學模式中，教師一直習慣于依賴專家、學生等提供信息和反饋信息，從而促使自己認知教學內容。但是，在教學當中有許多信息是除了教師本人以外，其他人并沒有途徑或者權利來獲取的隱私信息，例如教師的自我認知能力、情感的發展變化以及心理的發展變化等。所以，如果外界對于教學的相關內容的觀察與推理不夠及時、不夠充分、不夠準確，那么教師就會處在一個非常被動的環境之中。教學日記能夠成為化解一切教學矛盾的核心關鍵，教師自身處在一個“知情人”與“觀察人”的絕佳位置，可以非常輕松自由地將課堂教學的內容清楚地反饋出來，并且可以有效地保證反饋信息的效率與真實程度。撰寫外語教學日記還能夠輔助外語教師認知教學的本質內容，實現真正的“學會教學”。教學不應當僅僅是學者專家的指導與書中的專業理論，如果教學中僅有這些內容，那便是空有生命，沒有靈魂。所以，一定要在教學的過程中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教師應當探索、制訂出一套自己的教學方案，根據特定的教學目標、教學環境以及教學對象進行“因材施教、因人而異”的創新式教學，不要被現有的教材與教學模式所制約，應當形成一種自己特有的教學風格。
三、外語電子教學日記的分類闡述
根據不同的角度對外語教學日記進行分析，可以將其分為許多種類：其一，根據外語教學日記的撰寫人數來分類，可以將其分為外語教學個人日記與外語教學對話日記。其中，個人日記是用來記述教師個人在工作當中所遇到的工作難點、問題等內容，而對話日記則是用來記錄教師與學生之間、與同事之間的溝通內容等。其二，根據外語教學日記的敘述種類對其進行分類，可以將其分為敘述型日記與評論型日記。其中，敘事型日記用來記錄教學當中所發生的真實內容，而評論型日記則用來記錄教師對教學工作當中發生的事情的個人觀點闡述。其三，根據外語教學日記的內容進行分類，可以將其分為情感日記與自我反思日記。其中，情感日記用來記述教師在教學當中的各種情感以及態度的發展走向等內容，而自我反思日記則是用來記錄教學當中的教學內容以及在問題發生之后教師的自我回顧及反思情況。其四，根據外語教學日記的記錄者的個人身份又可以將其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在職外語教師的教學日記，這一種日記是在職教師對于教學模式改革的有效教學工具；第二類是師范院校外語專業的學生或者處于培訓期間的外語實習教師所寫的日記，這可以作為他們課堂實踐的體驗報告，在日后真正走入工作崗位時，可以將其作為最有利的輔助工具來促進教學；第三類是非常有經驗的老教師或者教育培訓機構的專家所記錄的教學日記，他們所記錄的教學日記是為了分析、研究，找出外語教師教學中的疑難問題，而后分析出合理有效的策略。借助著互聯網與多媒體，外語教師們可以根據以上的方式，在ElectronicLearning上記錄下自己的外語教學日記，使它成為自己日常教學工作當中最為得力的助手。
四、外語電子教學日記當中存在的弊端與解決對策
日記研究這種方法與其他的研究方法一樣，自身也存在著許多的不足之處：其一，撰寫教學日記的過程耗時耗力；其二，教學日記的內容過于主觀，客觀意識不強；其三，教學日記屬于個人隱私范疇，不適合公眾傳閱、分享；其四，教學日記的可靠性與準確度都不夠高；其五，將教學內容記在日記當中，無形之間增加了記日記人的心理壓力。在平日里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已經有非常多的工作量要完成，如果每天還要抽出一些時間來記錄教學日記并且分析它們，對于教師來說實在是一種負擔。如果想要解決這個問題，教師可以在記錄教學日記的過程當中僅記錄重要的情節內容，如此便可以減少許多記錄時間，減輕自身負擔。除此之外，日記的內容是否主觀，這是由日記的本質來決定的。日記往往記錄個人的觀點與情感態度，所以為了避免這種主觀情況的發生，教師可以參與一些同事之間的討論，尋找到客觀觀點。而有關個人隱私的問題，還是需要征得作者的同意。對于教學日記可靠性不夠高的問題，主要是因為它的內容是含有個人偏見的，所以在分析的時候，不要僅僅研究教學日記，還要結合其他的方法共同使用。此外，教師還可以采取回避記錄的方式，如果有增添心理負擔的情節，可以在日記中適當避及。
五、結語
第9篇：外語教育論文范文
反對在外語教學中使用母語的觀點，是隨著本世紀初直接教學法（Direct Method）的出現而逐步形成的。直接法強調通過外語本身進行會話、交談和閱讀實施外語教學，明確提出外語教學不應使用學生的母語，不用翻譯，也不用形式語法。雖然直接法已不那么時髦，但它的影響卻相當廣泛。
本世紀60年代，以英國學者為主，交際教學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又登上了外語教學的“舞臺”。交際法提出，外語教學的目標是學生的“交際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反對以語法為基礎的教學方法，又摒棄聽說法（Audio-lingual Method）。它的重要特征就是“通過外語學外語”（English Only Approach），主張教會學生語言的不同功能（function）、使用語言的方法等等。這也就承襲了直接法輕視母語的觀點。交際法影響頗大，它的倡導者和追隨者則紛紛著書立說，來宣揚它的理論和方法。讓我們回顧一下近年來在外語教學界頗具影響的幾本書。 Hubbard等人著的 A Training Course for TEFL 和Haycraft的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兩本書根本沒涉及到母語的作用，Harmer所著 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只在4處偶爾提及，Gower和Walters合著的 A Teaching Practice Handbook沒有提及母語的作用，卻警告人們不要濫用母語。在一些稱為“人本主義”（humanistic）教學著作中，如 Moskovitz的Caring and Sharing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和Sterick的Teaching English a Way and Ways也沒涉及到這個問題。我們知道，語言是與思維直接聯系的。那么，有多少外語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能完全脫離母語，而僅用外語思維來進行交際呢？
80年代以來，又有強調外語習得的說法，其代表人物克拉申曾講過，學習的語言與習得的語言在人腦中是分別貯存并且分別運用的，而且從有意識地學習到的語言中不可能產生自發的語言，一個人要想習得語言，必須通過有意義的信號參加到交流信息的語言中去。由于上述種種理論影響，人們似乎可以得出母語在外語教學中沒有什么積極作用的結論。因此，外語課堂中不宜使用母語進行教學。
上述諸理論也不同程度地影響到我國的外語教學。60年代，直接法逐漸在我國試用，80年代，交際法又影響到我們的外語教學。客觀地講、這兩種教學法對我們的英語教學產生過積極影響，直接法使我們注意到口語訓練的重要性，交際法使我們注意到注重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的同時，也要注意培養學生的交際能力。但這兩種方法都反對在外語教學中使用母語。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發展，外語教學，特別是英語教學，在我國方興未艾。大量的說英語國家的教師執教于我國大中學校。其中有些是稱職的（qualified），但也有一些是沒有受過正規訓練的（unqualifed），雇請他們的原因往往僅是因為他們是講英語的本族人。他們的共同點就是：絕大部分不懂漢語。開始一段時間里，學生對外籍教師的“全英化課堂”（all English class。）感到新鮮，因此學習積極性特別高，尤其在口語訓練方面，更是受益匪淺，我們似乎因此可以得出學習外語就要忘掉母語的結論。但結果如何呢？學生和外籍教師之間產生了摩擦，學生報怨不懂的知識外教不去教，對已掌握的東西外教卻講個不停。甚至有的學生拒絕去聽外教的課，與開始的積極性形成明顯的對比。當然，這其中原因很復雜，有文化差異方面的原因，也有教師、學生自身的因素。但我們是否已認識到：教師不懂學生的母語，外語教學是不會取得成功的呢？
主張在外語教學中肯定母語作用并非新的觀點，這我們完全可以在外語教學理論中找到依據。只是伴隨著各種新的理論的沖擊，我們似乎把它淡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