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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數字經濟為企業獲取及維持競爭優勢提供了全新動力,因而有必要基于數字經濟時代對核心能力概念給予新詮釋?;趯鹘y核心能力理論的溯源,結合數字經濟時代企業經營環境及價值創造方式新特點,本文認為企業獲取維持競爭優勢需要以動態競合為特征的核心能力,即不僅具有價值性(Value)、稀有性(Rareness)、不易模仿性(Imitability),同時還有突破原有組織嵌入性(Organization),并通過合作實現價值共創的合作能力(Cooperation)和應對快速變化環境的動態能力(Dynamics),由此提出數字經濟時代下企業核心能力的VCDRI分析框架,為企業維持核心競爭力提供了新思路。
關鍵詞:數字經濟;核心能力;VRIO;VCDRI
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應用,催生了數字經濟時代,以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重要特征的“三新模式”不斷涌現,極大地改變了企業經營環境,只有直面并有效適應數字經濟時代的新特點,企業方可在新環境條件下構建自身優勢并得以生存與發展。面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一系列新特點,特別是企業組織的“邊界模糊化”這一典型特點,工業經濟時代“組織內部活動是企業占有、獲得、運用資源的有效性與效率的關鍵”這一企業競爭優勢理論的前提正遭遇越來越明顯的侵蝕,如于暢和李佳雯(2021)就認為企業核心能力因企業邊界突破而發生劇烈變化。由此對學術界提出了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創新性地詮釋企業核心能力,使其能更有效地解釋和指導數字經濟時代的企業管理實踐。本文對核心能力理論研究進行了概括性總結,刻畫了數字經濟下企業內外部環境特征新變化對企業競爭優勢、價值創造方式的影響,嘗試提出新情境下企業構建競爭優勢的動態競合觀,并挖掘出為構建競爭優勢以價值性(Value)、合作性(Cooperation)、動態性(Dynamics)、稀有性(Rareness)、不易模仿性(Imitability)為要素的核心能力VCDRI分析框架,試圖呼吁和引導學術界繼續關注與發展數字經濟時代企業核心能力理論。
一、企業核心能力理論溯源
Prahalad和hamel在1990年發表的《TheCoreCompetenceOfTheCorporation》中提出“企業核心能力”概念,將其定義為組織中的積累性學識,特別是將不同生產技能及其人員和職能進行整合的能力(Prahalad&Hamel,1990),由此引發了學術界從技術、資源、知識、組織等不同角度對其構成進行了討論,逐步完善了核心能力理論,具體學術觀點如表1所示。盡管這些學術觀點對于企業核心能力的內涵各有側重,但普遍基于單一企業價值創造視角,將企業與市場其他利益相關者相區分,奉行“企業內部活動是其占有、獲得、運用資源的有效性與效率的關鍵”的原則,給出企業核心能力定義的基本邏輯卻具有一致性:具有排他性,有限性的技術、資源、知識被組織占有、協調和運用。但隨著數字經濟迅猛發展,以企業單體為主體的研究思路,將導致在價值共創、優勢共造及利益共享發展趨勢下探尋企業競爭優勢新源頭產生偏差甚至背離,囿于單一主體的企業核心能力概念的思維傳統局限性將越發凸顯。
二、數字經濟時代核心能力概念新詮釋核心能力理論
隨著時代背景的變化在不斷的演化,當下數字經濟興起,“大智移云”技術的發展及由此導致的經營環境、企業組織邊界、企業競爭優勢的表現以及價值創造方式的變化,不僅對企業構建競爭優勢的基礎——能力要素提出了新要求,也為企業形成新能力提供了新的路徑,因此,亟待基于數字經濟發展構成的新情境對企業核心能力的概念給予新詮釋。
(一)數字經濟時代企業經營環境特點與企業價值創造方式
數字經濟是一種基于信息和通信技術快速發展并廣泛應用的經濟形態(逄健和朱欣民,2013),其最主要的特征是使得智能制造、網絡化協同制造及價值共創、大規模定制成為現實(曹正勇,2018),企業經營環境表現出與工業經濟時代明顯不同的特點,企業價值創造方式也顯現出一系列新特點。外部環境動態化。個性化是數字經濟時代智能互聯產品最主要的特征,互聯網思維下的大眾消費開始向分眾消費轉變,市場裂變成難以計數的“碎片”(李繼承和李娜,2019),企業必須主動向多樣化和個性化生產轉型。與此同時,由于信息及資源快速流動引致了兩個方面的高度動態化,一方面,消費者需求個性化和多樣化,加之消費者選擇空間隨著要素流動擴大,買方市場導致企業面臨更激烈的動態競爭;另一方面,由于信息資源在企業間的流動壁壘減少,企業可通過適時整合外部資源參與競爭,甚至與過往競爭對手合作以整合資源來構建競爭優勢,依據市場最新需求快速組合和解散,以模塊化的“即用即走”合作模式,突破了以往企業間相對穩定的合作關系,呈現出合作關系動態化的特點。企業邊界模糊化。數字經濟時代的企業資源和能力通過技術而呈現出虛擬化、物聯化、互聯化和共享化等趨勢,受資源與能力物理邊界約束的傳統企業,越來越可能突破物理條件的約束,虛擬化和數據化的生產制造能力使得企業更便利地對外整合資源;不僅如此,企業內部各部門之間、企業與外部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邊界約束也被突破,企業整合內外部資源的能力進一步上升,企業組織與外部環境的邊界日漸模糊化。能力獲取途徑外部化。基于企業邊界約束的突破,構筑企業核心能力的要素已經不再局限于僅僅是內部學識的積累,識別和獲取企業外部資源能力越來越成為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重要手段(潘佳等,2017),同時也使企業突破過度依靠內部資源和鎖定風險,一方面,消費者成為企業能力構建的重要來源,通過與消費者協同演化,企業自身能力不斷地反饋迭代,以維持核心能力的持久價值;另一方面,由于合作動態化越來越被人認知和認同,合作伙伴選擇及合作運行成本持續下降,企業能更有效便捷地與其他組織、甚至競爭對手合作,在組織外部尋求互補性、異質性資源能力。價值創造多向網絡化。不同于傳統工業經濟時代價值創造遵循單向價值鏈模式,數字經濟時代得益于信息傳遞的便捷性,價值主張不再局限于單向提供產品或服務,而是由企業與客戶雙向溝通確立,甚至是與系統內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共同創造,越來越表現為多個參與方相互價值被一同擴展、交互創造。企業與客戶之間的價值共創,企業與供應商的價值共創,制造商與三方物流之間的價值共創,多企業的合作關系,開放式的商業模式等,這些價值共創關系共同構成了多向的價值共創網絡。綜上所述,數字經濟時代企業面臨的內外部環境在理論前提、環境特征、企業邊界、資源或能力構成要素、資源或能力來源途徑、價值創造方式方面已經發生了新的轉變(見表2),在對企業核心能力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的同時,也為企業在新環境下形成和發揮核心能力提供了相應的條件。
(二)數字經濟時代企業核心能力新詮釋—VCDRI模型
近年對企業核心能力理論的相關研究呈現低迷態勢,但還是有少部分學者關注到了數字經濟時代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如稀缺的異質性資源減少而通用性資源增多,導致隱形知識在信息技術的發展下難以保密(李海艦等,2014),資源能力的流動性大大提升,致使傳統企業核心能力競爭優勢的可持續性降低。為了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企業采取了多種手段,如與其他企業合作進行跨界融合,與顧客進行價值共創,將自身塑造為企業與消費者價值共創的平臺等。這些研究的共性都是突破了傳統企業核心能力理論中對企業優勢僅僅來源于核心專長的約束,更多地關注到了數字經濟賦予企業對外部資源的動態及整合利用能力。但現有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分析模型,僅僅提出了幾個構面,因此有必要對企業核心能力的構成做出新且完整的詮釋。首先需要認識到傳統核心能力在當前環境下更容易轉化為核心剛性,市場需求的快速變化和創新頻率的大幅提升,使得企業原有產品服務和能力很容易被市場拋棄,這要求當前對核心能力的構建保持動態學習、動態轉換、動態整合。而基于時間維度動態性的觀點,核心能力的構成包括業務融合創新能力、敏捷開發能力、需求契合能力、用戶聚合能力和價值掌控能力。基于空間維度的外部性觀點,一方面可以從傳統戰略聯盟的合作機制中獲取互補性資源,或者加強產業集群之間信息共享和知識整合;另一方面更要基于時代變化構建一個體量龐大、知識多元、充分自組織、動態更新的企業外部智庫來獲取和培育;通過復合、聯合、結合、相合等“合”能力整合外部可用能力。基于空間維度的價值共創觀點,無用的資源或者能力可能會在共創的生態系統中經過整合產生特殊價值;對這種平臺或者生態的構建和管理能力也是企業核心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結合前人研究成果,初步提出以價值(Value)、合作(Cooperation)、動態(Dynamic)、稀有(Rarity)、不易模仿(Inimitability)為特征的動態競合觀(VCDRI),將核心能力詮釋為具有獨特價值及與其他組織高效合作以應對市場動態變化的綜合能力,以響應數字經濟時代核心能力的構成變化。此模型是對Barney的VRIO模型的演化和發展,在VRIO模型中,企業內部資源的價值性、稀有性、不易模仿性和組織性是企業優勢的來源(Barney,1995)。其中價值性(V)是對資源本身屬性的判斷,稀有性(R)、不易模仿性(I)是對資源價值的延伸,組織性(O)是關于企業內部能否有效組織和利用資源的能力。但實際上從后工業經濟時代開始,資源的流動性正在不斷提升;而步入信息技術時代,普通能力的流動性也在提升;到了數字經濟時代,以往難以被轉移的企業核心專長也能夠通過數字技術形成流動性,企業的無邊界性日益突出,使得企業的組織性也不再局限于企業內部,因而可以看到VRIO模型受到了挑戰,有必要提出新的模型。在VCDRI模型中(見圖1),價值(Value)要突破對資源本身屬性的局限,將價值的定義交還于客戶,以客戶為中心來定義企業的價值,這也是一切企業行為和決策的基礎,是連接CDRI的關鍵節點;合作(Cooperation)和動態(Dynamic)則是新的構成要素,其中合作(Cooperation)是對傳統組織性(Organization)的突破,強調的是在數字經濟賦能下,企業要利用好價值共創網絡提供的外部資源能力,動態(Dynamic)是指基于合作實現多方共創,從而動態感知環境變化、機會威脅、客戶需求等;稀有(Rarity)強調的是企業應當在數字經濟時代保持堅定的戰略承諾,如藍海林等指出在動態環境下也必須要承諾堅定而不應輕易改變(藍海林,2015),這意味著企業的核心專長仍然需要不斷地構建和維護。不易模仿(Inimitability)是對稀有(R)的企業核心專長的進一步延伸,傳統的核心專長關注的重點是企業基于孤立式競爭而形成的專長,但是在數字經濟下,企業的核心專長指的是企業在價值共創網絡中不斷競合而產生的新的核心專長,這種核心專長的模仿門檻更高,需要長期在價值共創網絡中迭代產生。仿照Barney的VRIO模型提出的四個問題,VCDRI模型也可以提出五個關鍵性問題。企業能否感知用戶的價值訴求并作出反應?工業經濟時代企業通過開發機會和抵御風險增加價值,而數字經濟時代的價值體現為滿足客戶價值訴求的共創性價值主張。數字經濟下,企業可以主動通過技術收集分析用戶的偏好,而用戶也可以主動反饋其訴求,形成雙向溝通鏈,相比工業時代企業單向提供價值主張,未來企業的產品制造與服務開發更具有共創性,其共創性價值主張既包含了對用戶痛點的解決,又包含了企業本身基于豐富經驗而作出的新亮點。企業能否與外部良好合作,整合和利用外部資源和能力?組織性是工業經濟時代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組織開發利用內部資源的能力差異構成了企業間優勢差異。而數字經濟時代強調的是互聯互通和價值共創,合作是數字經濟的最根本特征之一。用戶的中心作用更加突出,單個企業的價值性(V)可能無法刻畫完整的用戶價值畫像,因而對用戶價值訴求的更全面感知與滿足是企業間合作目的,不同企業利用數字經濟提供的信息傳遞和共享能力形成價值網絡,實現對消費者訴求的感知、解構、融合和再塑。這對企業提出了幾點要求,一是企業具有數字化能力,能夠將自身資源和能力通過信息技術數字化和虛擬化,使得其他企業能夠高效率了解彼此能否形成合作關系。二是企業具備識別能力,能夠識別其他企業的能力是否與市場需求及自身內部資源相匹配。三是企業具備共同愿景構造能力,能夠在合作網絡中促使共同愿景的形成和完善,從而引導網絡中利益群體的合作行為。四是企業具備吸收整合能力,外部資源和能力在企業的合作價值網絡中不斷流動,企業需要吸收整合這些資源能力從而促進自身能力提升,而非被動地依靠合作伙伴的能力,形成孤立式的外包關系。整合和利用內外部資源的能力是否是動態的?數字經濟時代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環境動態性,消費者需求呈現個性化和高速變化的特點,企業產品服務創新也日新月異,因此企業需要動態調整對內外部資源的整合利用范圍和程度。這也意味著價值共創網絡并非是單一靜態的,企業可以同時占據多張價值共創網絡,也可以動態調整自己在某張價值網絡中的節點位置。其他企業是否也具備相同的核心能力?合作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主流趨勢,但并不意味著競爭不再重要。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通過競爭實現優勝劣汰,因而企業一方面要構建自身的核心專長,在某一領域有超越行業平均水平的專業優勢;另一方面,因為企業專注于某一領域的優勢構建,其需要其他群體補足其短板,因而需要有強大的合作能力。即企業通過展示其具有競爭優勢的資源與能力獲得價值共創網絡入場券,再通過價值共創網絡實現產品與服務創新。企業核心能力實際上就突破了傳統工業經濟時代僅有核心專長構成的一元論,而是由核心專長加合作能力構成的二元論。因此,在數字經濟時代,具有核心專長和合作能力的企業才具備有競爭力的核心能力,這種二元論使得企業核心能力的差異進一步放大,從而提升了其核心能力的優勢地位。其他企業能否通過學習模仿掌握相同的核心能力?動態競合觀強調的是企業核心能力既要相對靜止、又要動態變化;既要高度合作,又要具備競爭力。這種核心能力是基于企業自身專長的基礎上,疊加企業合作能力而形成的可持續動態競合能力,這種二元論使得企業的核心能力具備了更高的差異性和難以模仿性,是企業基于對自己核心專長深刻認知的基礎上經過長時間與價值共創網絡合作而形成的獨特核心能力。
三、結論
本文對核心能力理論進行了溯源,并針對數字經濟時代企業經營環境及價值創造方式的新特點,提出企業獲取和維持競爭優勢需要以動態競合為特征的核心能力,并以VCDRI模型對核心能力做出了新的詮釋,認為企業要看到數字經濟賦予企業的突破組織嵌入性,進行價值共創的合作能力,同時這種價值共創要基于對用戶價值的動態審視,對自身核心專長稀有性和不可模仿性的承諾與維持,并基于此提出了數字經濟時代企業核心能力的VCDRI分析框架。
作者:宋鐵波 姚浩 單位: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華南理工大學中國企業戰略管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