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農村食品安全監管與風險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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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綜述現有文獻的基礎上分析農村食品安全現狀背后的市場機制，并對湖南省397份調研問卷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研究表明:風險認知中的身體損失對滿意度有顯著的負影響，身體損失越高，滿意度越低;年齡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影響，年齡越大，滿意度越高;居住地對于滿意度來說具有顯著影響，且從回歸結果來看，其影響系數較高。據此，本文提出政府應加強監管、居民應積極學習并增強防范意識、食品生產企業應優化投入并加強自律等政策建議。

關鍵詞:食品安全;政府監管;風險認知;農村

隨著食品安全事件危害后果的不斷擴大，導致整個社會對當前的食品安全現狀表示不滿，消費者信心普遍偏低。王志剛等［1］發現，與城市相比，農村食品安全監管工作起步較晚、配套基礎設施條件差、基層監管人員技能素質低、監管力度相對薄弱，這使得在城市中無法銷售的過期、變質、假冒食品流向農村，導致農村地區落入了食品安全監管的“低水平陷阱”，而一些老少邊窮地區更是成為了非安全食品的“垃圾桶”“污水池”和“重災區”。與此同時，農村消費者收入不高，農民普遍缺乏必要的食品安全知識，加之長期形成的不良飲食習慣，滋生了巨大的食品安全隱患。鑒于此，本研究在總結現有文獻的基礎上分析了農村食品安全現狀背后的市場機制，說明了政府監管以及居民認知對食品安全水平的影響機制。

1文獻綜述

綜合來講，已有文獻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關于消費者行為層面的研究。張碩陽等［2］認為，不安全食品對消費者造成的各種損失預期之和可稱為風險認知。孫志斌等［3］發現，在影響消費者判斷的所有因素中，政府的信息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廣告則對判斷食品的安全性無影響。胡衛中［4］研究發現，消費者是為了自身及其家人的健康而購買綠色食品，且購買綠色食品的消費者都較為理性。王兆鋒等［5］認為，綠色食品口感好和營養安全是引起消費者購買綠色食品的主要原因。其次，關于生產者行為層面的研究。李功奎等［6］認為，食品生產企業會進行一系列的違規操作，從而生產出不合格食品，而消費者由于信息不對稱只能“逆向選擇”，二者的共同影響致使食品安全問題產生。汪普慶等［7］在分析了我國食品監管體制存在的弊端之后，發現“一體化”監管成本低、效果好，且產權界定清晰，有效規避了食品生產經營者的“搭便車”行為，從而防止食品安全問題的產生。Bjorn［8］研究發現，食品生產企業若生產不合格不安全食品，會受到相應的法律制裁及罰款，因此政府監管部門可采取罰款等措施控制食品安全問題。最后，關于政府監管層面的研究。房軍等［9］在公共經濟學的基礎上分析食品安全，發現政府在食品生產與監管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陳彥麗［10］提出，監管方式要從以往的強制被動轉化為多元主體共同治理，改善監管運行機制，推進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文曉巍等［11］認為，在食品安全方面，由于假設政府是理性經濟人，政府易監管失靈且監管低效;同時，食品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存在著顯著的信息不對稱，前者更具信息成本優勢，導致市場失靈難以避免。王可山［12］提出，要削弱甚至消除信息不對稱，最大可能地披露、傳遞食品安全信息，抑制虛假信息的傳播，強化食品安全管理，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綜上可以看出，關于食品安全問題的研究，國內外已經出現大量相關文獻，但仍然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一是研究對象的局限，國內外研究者對食品安全的研究不論是監管層面、生產者層面還是消費者層面，大多數都是以城市作為研究范圍。二是以往的研究大都以發達國家為參照或模版，關注的是大中型或規模以上的食品企業，忽視了小企業小作坊廣泛存在的事實。三是對于農村食品安全問題的研究缺乏微觀層面的市場分析，更沒有說明目前阻礙農村食品安全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

2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消費者豬肉購買風險認知、行為態度及滿意度調查問卷》。本調查通過多段抽樣的方式抽取樣本，包括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對于城市居民的抽取步驟為先抽市區，再抽街道或者社區，最后抽取小區，最終抽取到了兩個小區分別是YXY和ZYXC;對于農村居民的抽取步驟為先抽縣，再抽鎮或者鄉，最后抽村子，最終抽取到的兩個村分別是XXC和HKC;其中YXY和XXC位于湖南郴州市的北湖區，ZYXC和HKC位于郴州市的宜章縣。2018年1—2月，在南岸區和萬州區對所抽取的樣本進行了調研，共發放了426份調查問卷，篩選有效問卷397份，問卷有效率為93.19%。根據數據整理可知，被調查者的個體特征如下:居住地方面，有197位(49.62%)被調查者居住在農村，居住在城市的人有200位，占比50.38%;性別比例方面，男性受訪者的數量略高于女性，但性別比例總體上較為均衡，男女性分別占比53.15%、46.85%;年齡結構方面，30歲以下的占比10.33%，31～35歲的占比最少為9.32%，36～40歲的占比11.08%，41～45歲和46歲以上的占比相對較多，分別為31.74%、37.53%;婚姻狀況方面，受訪者大多已婚，占比78.09%，未婚占比21.91%;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學及以下占比60.21%，初中占比29.47%，6.05%擁有中專或高中學歷，大專或本科的占比4.02%，僅有0.25%的受訪者有碩士學歷及以上;家庭主要收入方面，來源于外出打工的占比最大為40.81%，其次是工資性收入，占比33.5%，以農業收入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占比16.12%，經商以及其他的則均為4.79%;家庭年收入方面，1萬元以下的僅占比5.04%，1萬～3萬元的占比14.61%，而3萬～5萬、5萬～10萬、10萬元以上均占比較高，分別為22.67%、27.96%、29.72%;家庭人口方面，家中5口人的被調查者最多，其占比為29.16%，其次為家中4口人占比25.48%，家中6口人和3口人分別占比15.4%、10.33%，9.05%的被調查者家中只有1口人，而家中2口人和8口人的占比極為相近，分別為5.54%、5.04%。

3實證分析

將滿意度指標作為Y變量，X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居住地、受教育程度、收入主要來源、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購買次數等背景因素，金錢和時間、心理損失、身體損失、性能損失和社會損失等風險認知，態度，行為，對X、Y進行回歸分析。根據回歸結果可知，風險認知中的身體損失對滿意度有顯著負影響，其相關系數為－0.55，表明身體損失越高，滿意度越低，即被調查者非常重視身體健康，因食品安全問題所造成的身體損失對最終滿意度有較強影響;年齡對滿意度有顯著正影響，其相關系數為0.45，表明年齡越大，滿意度相對越高，即年齡越大的人對食品安全的要求越低，易忽視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居住地對滿意度的相關系數為－0.39，表明居住地是城市或農村對滿意度有顯著影響。根據模型結果可知(P≤0.01)，表明該模型具有統計學意義(附表)。

4結論與政策建議

根據實證分析，所得如下結論:第一，風險認知中的身體損失對滿意度有顯著的負影響，身體損失越高，滿意度越低。第二，年齡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影響，年齡越大，滿意度越高，即年齡越大的人對生活標準要求較低，缺乏食品安全意識。第三，居住地對于滿意度來說具有顯著的負影響，且從回歸結果來看，其影響系數較高，這是因為居住地的不同代表著不同的監管力度，相對于城市來說農村的監管力度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綜上，本文提出如下建議:第一，政府加強監管，改進監管模式。政府加強對食品生產和流通過程的監管，嚴力打擊危害食品安全的行為，對于風險相對較高的食品安全風險應該及時與公眾進行溝通，提升自身的公信力。第二，居民積極學習，加強防范。居民應提高食品安全風險的防范意識，積極參加宣傳活動，學習食品安全知識與技巧。第三，食品生產企業優化投入，加強自律。食品生產企業保障對食品安全方面的投入，應該自律，嚴控食品安全質量關，誠信生產，樹立品牌意識。◇

參考文獻

［1］王志剛，王啟魁，吳柳云.影響我國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研究———基于21個省市城鄉居民的問卷調查［J］．農產品質量與安全，2012(2):11-14、21.

［2］張碩陽，文，王二平.消費心理學中的風險認知［J］．心理科學進展，2004(2):256-263.

［3］孫志斌，林曉偉，葉蔚云.廣州市消費者食品安全風險認知及對風險來源關注度調查［J］．中國食品衛生雜志，2014，26(1):78-82.

［4］胡衛中.消費者食品安全風險認知的實證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10.

［5］王兆鋒，俞紅.消費者綠色食品消費行為影響因素分析［J］．統計與決策，2008(12):93-95.

［6］李功奎，應瑞瑤.“檸檬市場”與制度安排———一個關于農產品質量安全保障的分析框架［J］．農業技術經濟，2004(3):15-20.

［7］汪普慶，周德翼.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改革:一種產權經濟學視角的分析［J］．生態經濟，2008(4):98-101.

［9］房軍，元延芳.我國食品安全風險分析與建議［J］．中國食物與營養，2019，25(9):24-27.

［10］陳彥麗.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機制研究［J］．學術交流，2014(9):122-126.

［11］文曉巍，溫思美.食品安全信用檔案的構建與完善［J］．管理世界，2012(7):174-175.

［12］王可山.食品安全管理研究:現狀述評、關鍵問題與邏輯框架［J］．管理世界，2012(10):176-177.

作者：王科迪 肖東方 王志剛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