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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語境是一種廣義的說法，其一般指西方上世紀60年代以來興起的關于后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文化思潮所產生的語境特征，又被學界稱為“后學”研究。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當代文學開始有選擇性地介入后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后學”理論思潮，并用30余年的時間完成了對后學思潮的選擇、借鑒、應用、影響。這期間，二者碰撞所產生的理論融通與對話困境仍需要我們深入研究。
一、選擇與借鑒：“后”語境與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接受取向
同其他理論思潮一樣，后學思潮在中國的理論傳播與影響也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過程。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后學思潮被一些外國文學理論研究學者引進到中國當代文學理論中。1979年，《世界文學》雜志率先刊登了湯永寬先生翻譯的索爾貝婁的后現代長篇小說《賽穆先生的行星》。隨后的1980年，《外國文學報道》雜志，先后介紹了美國幾位著名的后現代小說家，同年，發表了董鼎山的兩篇文章《后現代派小說》和《所謂后現代主義小說》。1983年，《讀書》雜志發表了董鼎山的文章《60年代以來美國小說后現代主義及其他》。1987年《世界文學》雜志推出了后現代主義文學專欄，并發表了錢青的文章《當代美國試驗小說的技巧》。這一時期，學界完成了對后現代小說的引進，但總的來講，此時的后現代小說研究仍停留在對形成過程、創作特征、社會背景等方面研究的基礎階段，尚未從精神特性上形成具有深度理論水平的宏觀后現代主義。相對于后現代小說來講，作為一種文學思潮的后現代主義，在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界一開始就顯現了整體接受特征。這同中西方訪問交流所催生的理論熱潮密切相關。1983年，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哈桑受邀到山東大學演講。1985年，杰姆遜在北京大學展開了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講座。1988年，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的專著《當代西方文學理論》中文版出版。同年，易布思與佛克瑪合著的《20世紀文學理論》出版。1989年，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的專著《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文版出版。這些文化交流活動和理論著述引起了中國文壇的極大關注，并直接帶動了后結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等具有“后學”特征的理論思潮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
二、轉折與變革：“后”語境下中國當代文學理論范式的轉變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學”思潮的興起以及“后”語境的形成為我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戰，為此我國當代文學的理論范式和研究格局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和表現，其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從文學研究觀念以及思維方式上來看“，后學”思潮中所倡導的反本質主義、反宏大敘事、反傳統以及反多元化的思維方式對后語境下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范式產生了深遠影響，并促使其形成“反本質主義”的理論范式。其認為本質化的文學理論禁錮了作者的思維方式，阻礙了文學的創新發展，應解放思想，追求個性化、細節化、創新化的文學創作。其二，我國當代文學理論范式的轉變不是一蹴而成的，它具有自己復雜的轉變過程，這種復雜性不僅僅體現在理論思維模式的轉變上，更是體現在對文學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原則重視度的提升上。這一時期出版的《無邊的挑戰》《隱蔽的成規》《表意的焦慮》等著作都對傳統的文學理論的創作原則以及研究方法都提出了深入的批評，并指明了“后”語境下我國當代文學研究方法以及創作原則的發展方向。其三，批評實踐形式以及價值觀念上的多元選擇。在后現代主義以及后學思潮的影響之下，我國當代文學在實踐批評形式上也走向了多元化的發展道路，這不僅打破了既定陳規，更是對傳統“體系情節”理論研究方式的一種有力反抗，有助于當代文學的重新建構。
三、危機與重構：“后”語境與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重構
在“后學”思潮的影響下，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發生了重大轉型，伴隨著轉型而來的不僅是文學思想的融合與發展，還包括理論范式、理論傳統間的矛盾與沖突以及多重理論資源間整合的焦慮與壓力、不同理論話語之間求異、趨同的危機與挑戰。從這一角度講，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的主要任務之一仍是消化、整理包括“后學”思潮在內的當代西方文論新現象、新趨勢、新發展，以增強中國文論研究的生命力。曾繁仁先生曾指出，“后”語境下的文論通過對現代性的反思逐漸走向的建構，尤其是對唯科技主義、唯經濟主義等不恰當現代性主義的反思，更是可圈可點，這使得中國文學理論研究走向了一種創新與共生的理論形態。
四、結語
綜上所述，“后”語境下的中國當代文學在經歷了選擇與借鑒、轉折與變革、危機與重建等發展歷程之后，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學創作方式和理論模式，為我國當代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創作了機會，同時也奠定了我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理論界的格局。
作者：郭濤 單位：四川省達州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