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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局部知識/權力/科學哲學的政治學
【正文】
一、實踐的解釋學特征
長期以來,科學家、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對下述問題一直爭論不休:一個解釋行為對自然科學是否是至關重要的?解釋概念和解釋學循環是否僅僅適合于人文科學?在社會科學里,一個有影響力的傳統觀念(這至少可以追溯到狄爾泰和馬克斯·韋伯)主張,在嚴格的或強的意義上,解釋指人類行為。狄爾泰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自然需要說明,人則必須理解。新狄爾泰主義者泰勒(CharlesTaylor)和德雷福斯(HubertDreyfus)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區分。如泰勒相信,對于科學,必須要在“我們的目的、愿望、活動的直接視野之外把握它們。”[1]因此,即使自然科學是解釋的,人文科學則是“雙重的”解釋:不僅提供解釋,而且是解釋的解釋。庫恩在對科學史的研究中,對泰勒的這種區分方式表示懷疑。他認為,自然現象也與文化相關。
勞斯同樣反對泰勒的區分。首先,他贊同泰勒如下說法:我們使用語言來描述、促進和從事各種社會實踐,因此把社會實在從這種語言中抽象、提取出來加以確定,這是做不到的。勞斯指出,泰勒的說法也同樣適合于作為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物理實在。離開了具體的歷史范疇和實踐,科學家就沒有也不能獲得關于事物的知識。勞斯堅持,科學家所面對的自然總是由各種對于研究活動有意義的可能性配制而成的自然。其次,勞斯指出這種區分界線依賴于兩類涇渭分明的范疇。在一類范疇中,人的行動是有意義的,而對于另一類范疇,人僅僅是物體(物理對象)。這意味著,兩種學科的劃分不僅僅是研究對象的劃分。正如瑪麗·赫西曾經指出的那樣:“在進化論、生態學或遺傳學的研究中,把與技術控制相關的模式同與人類的自我理解區分開來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正是如下理論范疇,像進化、選擇、生存,受到人關于自身的觀點的影響。”[2]勞斯堅持,自然科學的解釋離不開人對自身的理解。
近年來,作為人文科學認識論的解釋學傳統由于受到越來越多的科學家、科學哲學家的非難,逐漸喪失其正統地位,走上了普遍解釋學的道路。在英美科學哲學那里,解釋學和實用主義彼此加強,甚至以一些重要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實用主義的各種看法通常被看做是努力把解釋學普遍化。在勞斯看來,普遍解釋學包括兩種形式:一是理論解釋學,一是實踐解釋學。對于分析哲學家來說,一個解釋的陳述更像是翻譯(translation)。所有的知識,包括實踐的知識,一定要在語言(包括理論預設)中表達出來。真理是一個元語言的斷言。理論解釋學摧毀了解釋學傳統對自然科學的人工語言(artificiallanguage)和人類交往的日常語言(ordinarylanguage)之間的區分,堅持日常生活的常識和科學知識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不同。
在實踐解釋學那里,解釋被確認為是一種開放的可能性,而不是理論或信仰的翻譯;解釋學關注一個人是怎樣生活的以及對其他人生活的理解,而不是把土語翻譯成其他語言。這種觀點可以追溯到后期維持根斯坦和海德格爾。在海德格爾看來,我們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包含了對世界和對我們自身的一種理解,這種解釋由我們每天日常的實踐闡明,因此那些試圖揭示我們實踐的意義和實踐自身的活動,都是解釋。在此意義上,海德格爾強調解釋學不是指解釋的方法論,而是指解釋自身。解釋的可能性不是來自基礎的信念,而是世界的存在方式。勞斯認為,“這種存在方式同維持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和哈金(Hacking)的‘推理風格’相類似。”[3]其次,勞斯力圖澄清對海德格爾“理解”(understanding)觀念的某些誤解。這在英美哲學那里是非常普遍的。海德格爾的“理解”被認為是某種神秘的、難以捉摸的東西,它隱藏在實際存在的可能性背后,成為深奧而神秘、無法獲得的真理。勞斯為海德格爾辯護:“如果我們必須堅持表面的和深奧的真理這種隱喻,那么海德格爾所談論的東西是在表面的”。([3],p.63)“理解”總是局部的、生存的知識,它總是處于我們不能選擇也不可能選擇的可能性領域之中。相反,根據理論解釋學,理解則是對世界的理論知識的了解,其中一些基礎的信念和價值必須被假設出來,以使其他人能夠理解和斷定正確或錯誤,但是把哪種信念和價值設定為基本假設則沒有確切的標準。最后,勞斯認為,理論解釋學的解釋關注“事實是什么”(whatisthecase),在正確表達事物中反映出來;實踐解釋學則重視“有什么關系”(whatmatters),在有意義的生活中反映出來。
總的說來,在普遍解釋學的兩種形式中,勞斯持實踐解釋學的觀點。他贊同海德格爾為現代科學哲學提供的實踐活動的可能性背景。但海德格爾在其早期著作《存在與時間》中,試圖取消科學,至少部分地從實踐解釋學中取消科學。這是勞斯堅決反對的。他認為,海德格爾依舊依賴理論為主的傳統觀點,給科學分派一種獨特的本體論角色。相反,勞斯致力于研究科學的局部的、生存的特性。科學研究就是對局部的、生存的科學知識的一種實踐的把握。在勞斯看來,科學知識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實驗室(診所、野地等)知道怎樣做事(knowingone''''swayabout)。實驗室之外的知識的推廣只能是從一種局部知識過渡到另一種,而不是從普遍理論過渡到具體例證。即,要把我們在具體情況下所做的(或能做的)放在第一位,即使我們關于理論的知識,也要以這種實踐的、局部的把握方式來說明。
二、局部的、生存的知識
勞斯立足于歐洲大陸哲學意義上的批判,提出科學知識實踐的、解釋的特性,意在反對以理論為主的科學知識觀。這種觀點認為知識普遍有效,普遍知識是科學研究的目的,科學的應用是普遍知識在具體場合下實例證明。“理論的理解旨在達到一種置身事外的視點(disengagedperspective)”。[4]脫離我們的日常需要、利益、興趣、牽掛等。理論的理解是沒有視點的,它超越一切具體的社會場境,導致理論知識與修辭學之間的經典區別。理論知識的內容是抽象的、非具體的(disembodied),無論為誰擁有都是一樣的,理論知識是通過具體的實踐和技術而發現和評價的,但是這種實踐和技術與理論相比也只是偶然的材料。對于科學的理論說明,有重要意義的不是發現和評價科學論斷的實際環境,而是它們的合理“重建”。
勞斯以科學實踐分析為根據,否定對科學知識統一的普遍說明的可能性,也不相信這樣的說明有任何意義,主張科學研究的局部化或境域化。他指出,“理解具有局部的、生存的(existential)特性。科學知識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實驗室(診所、野地等)知道怎樣做事。這種知識當然可以轉移到實驗室之外,轉移到其他各種情景中。但是,對這種轉移的理解不能采取以下方式:通過運用橋接原理(bridgeprinciples)和給理論變量取具體的局部值,普遍有效的知識論斷在各種不同的具體場景中取得應用例證。這種轉移必須理解為改制(adaption)一種局部知識以創造出另一種局部知識。我們是從一種局部知識過渡到另一種局部知識,而不是從普遍理論過渡到具體例證。”([3],p.72)
那么,什么是局部知識,或局部化的知識意謂什么呢?勞斯認為,至少有三個特征。首先和最主要的,知識只有在具體的場境(context)、特定的說話場合中產生和形成,而且,知識在其他具體場境中運用和推廣,也是局部的。人們不能指望通過這些各種各樣的再生產,知識還能始終保持不變。沒有普遍有效的知識,正如Fuller所說:“即使給出有關知識特性的一些基礎性的真理,也不可能建立任何世界性的統一觀點,甚至某一主張在時間、空間中的重復傳播,亦不擔保其能保持始終不變。”[5]
其次,知識的再生產和再解釋是受人類認知局限性制約的。認知心理學家和心靈哲學家提醒我們:人類認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各種適用的知識或我們感興趣的知識,是受人類認知范圍的限制的。沒有終極的知識或真理。最后,知識的生產和流通是通過社會團體組織起作用的。Fuller的“學科知識”(disciplinaryknowledge)指出了學科是怎樣一方面產生有意義的問題,另一方面又排斥其他的問題;知識學科在科學家、研究者中間,以及知識的使用者和支持者之間建成了統一戰線,他們證明認識論的權威,保衛其認識論和政治上的成果。因此知識的局部性也有政治性的一面。Fu
【正文】er說得好:“即使承認在其他的社會接受的、重要的信念中包含有認識論的承諾,這種承諾也是制造權威斷言的一種權力,是掩蓋權力分布的一種形式。”([5],p.10)從這個方面來說,Fuller較接近福柯。后者關注近代社會產生的一種特殊的規訓權力技術,它既是權力干預、訓練和監視肉體的技術,又是制造知識的手段。勞斯認為,基于上述考慮,傳統的科學認識論和科學哲學的范圍已大大地擴展了。任何知識都是局部知識,“知識不再自我限定為與脫離實際的主張相關,而是關注另外一些問題:對科學研究的經濟支持和應用、教育的各個方面、知識化的勞動市場、知識在不同領域的傳播和推廣以及知識、權威和權力的相互依賴。”[6]所有這一切都同政治學分割不開。
勞斯論證科學知識局部的、生存的特性主要包括:(一)理論不是一個語句系統,不能認為它的應用可以用演繹的方式推演出來;理論就是實踐,研究就是行動,它們都處在具體的場境之中。(二)實驗室的實踐具有重要的獨特性,必須重新確定實驗室和實驗設備在我們的科學理解中的地位。(三)只有在一個科學活動的局部領域中,標準化的工具或科學成果才有意義,才能得到理解。
三、知識的動力學
正統的知識觀認為,知識無疑是能被某一知悉者擁有的東西,是能夠通過流通相互傳播和交換的東西;知識的內容獨立于特殊的具體場境:特定的思想、特定的歷史本文(txets)和話語。勞斯認為,以這種方式理解的科學知識,只是一種“理想”[7],因此它拋棄了歷史,忽略了復雜的科學的實踐領域。勞斯把這種傳統觀念稱作“認識論的統治”(epistemicsovereinty)。福柯曾在他的關于權力分析中反對傳統的“政治上的統治”(politicalsovereignty),認為現代權力的運演并不能在這樣一個傳統的觀念中得到恰當的理解。勞斯認為,這兩種統治形式,即理性的法庭和法制的法庭,在理論上非常相似:“法庭”具有絕對的、至高無上的、永久性的權力。在那里,沒有控告、上訴,也沒有懇請、商談。
勞斯提出對科學知識的動力學理解(thedynamicsofscientificknowing)代替正統的科學知識觀。在他看來,知識是能動的(dynamics)、異質的(heterogenous)。知識并不是被占有或可以交換的東西,知識是由不同的(或異質的)彼此競爭的聯盟相互調節的過程。“知識并不單獨地或短暫地與一個陳述、一種技能或一種模式聯結一起,知識的認識論地位依賴于與其他許多實踐和能力(capabilities)的關系,特別是依賴于這些關系被修復、改變和擴展的方式。……把某個東西看做知識,就是把它看做進行各種活動的一個來源(不管是在將來的研究中,或是在各種各樣知識的‘應用’(application)中。在這個意義上,‘應用’一詞引人誤解。因為,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我們并不是首先獲得知識,然后才去運用它;知識必須被看做在運用中以各種方式解釋的某種東西。)”([7],p.153)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知識是“流通的”(circulates)。知識并不是一種永恒占有、固定不變的東西。知識具有比單純信念更復雜的暫時性。知識、知識的接受與評價都處于這種流通之中。新知識的程度化,非正式或正式地,都依賴于后來工作的解釋和使用。科學工作不斷地重新組織以利于后來的研究。其中,范式或理論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科學知識總是處于“競爭”(contested)之中。這與福柯堅持的權力總是面臨“對抗”(resistance)是相似的。勞斯認為,一旦我們認識到知識僅僅通過其再生產和流通而存在,沖突或斗爭(conflict)的重要性就變得很明顯了:斗爭集中于并指向流通中的知識領域。知識在斗爭中產生和發展。斗爭需要新的更有力的技術、更精密的儀器和更精確的理論模型以剔除可能不正確的或不真實的假說;同時,這些更新的知識反過來又提出新的研究方向或新的問題。因此,哪里某種知識得以產生和發展,哪里就有新的局部能力(capabilities)及其在新的背景中的擴張。相反,沒有挑戰、斗爭,就沒有知識的產生和發展。哪里舊的對抗或斗爭消失了,哪里的知識也就停止了增長。
關于知識的斗爭問題。勞斯指出,斗爭或沖突也不能歸之于傳統經驗主義范圍。知識受抵制也能夠由對動物粗暴、政治上的敏感、對軍隊力量的興趣、無線可賺等問題引起。這種因素在傳統認識論那里被區分為科學知識的外部因素,以有別于知識的內部因素。只有依據標準的方法論,遵循知識領域中理性的統治規則,才算得上是“內在的”(internal)。然而局部知識及其動力學特性削弱了知識的內外區分。所有那些關于研究材料、設備、程序、撥款、職員、技能的發展等因素都構成了投資和贊助某種知識主張的知識的真正發展。因此一個物理學家可能討論特殊的實驗室的研究策略,以反對他的對手:更便宜、較少冗贅、能充分利用職員的技能、更能吸引投資撥款、有更可靠的學科文獻基礎、更適宜的各種實驗、更少泄露輻射……這些不同的局部的關注和理由共同作用,確定了什么可以算做知識。因此,“知識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策略的干涉(strategicintervention)而不是一個孤立的領域。”([7],p.156)Fuller在《社會認識論》一書中持類似的觀點。他把正統認識論的錯誤比做“教科書的謬見”(textbookfallacy):把家庭、經濟、認知(或科學)等等脫離實際經驗地介紹給學生,好像它們是截然分開的領域,而事實上它們是重復的分類。如家庭的分析,不僅是作為政治生物學的手段,讀者可能發現家庭的分析也是一個經濟統一體。因此,正統知識觀的內外區分是不恰當的。
不僅如此,動力學的、非統治的(nonsovereign)認識論還強調知識的生產性(production)。這與福柯的權力分析是一致的。在知識的生產(再生產)和流通過程中,出現了健康的新形式(低膽固醇、高纖維素、適當的T-cell含量)、財富的新形式(最明顯的是獲取和控制信息的形式)和新的破壞力量(如軍事力量)。這種科學知識及其相關的控制和限定的不斷擴展并不僅僅是補充的、附屬的或外在的,而是知識流通和證明(validated)的內在方式。勞斯由此得出結論:“存在無數的真理,但沒有本質的真理;同樣,存在多種科學知識,但沒有本質的科學知識。”[8]即普遍的、理性化的科學事業是不存在的。但勞斯同時指出,我們反對從一個中立的立場去評判真理和知識,并不意味著所有的真理主張都能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提出。知識主張(claims)是歷史的、社會的、在具體背景中確立的。而且這種認識論的背景總是不穩定的,處于不斷變化發展之中;知識劃界和知識結構也不斷受到挑戰和部分修正。因此,認識論的聯盟總是和權力與政治聯盟緊密相聯的。重視這種關聯并進而詳盡考察權力及其在科學實踐中的運作,目的并不是為了政治目的貶低知識或科學的重要性,而是為了不惜一切代價為知識和真理而戰,把認識論和科學哲學公正地置于其中。
勞斯對科學哲學的政治學考察是否是非理性的?本文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種考察并不是要取消科學、取消真理性,而是把科學理性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上。勞斯理性觀的積極意義表現在:
(1)科學理性所代表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普適一切的準則或方法;而是具體的、局部的和多種多樣的。
(2)理性并不是中立的,也沒有一個客觀的立場,而是與其他種種非理性的因素如權力互相關聯的;這種關聯性是理性本身固有的,不是外部強加的。
(3)理性并不是靜止的,存在于某個地方等待人們去認識或獲取的東西;它是動態的、流通的,充滿矛盾和斗爭。
因此,不同于正統的科學理性觀,勞斯主張局部的、具體的實踐理性。同理,真理也只能以局部的方式把握,沒有任何形式的普遍知識和普遍真理。
勞斯科學觀的積極意義還在于使我們認識到,科學不是一個理論的陳述系統,而是一個實踐的領域;不是普遍的理論說明,而是同局部場境緊密相關的策略干涉。實驗室的實踐和儀器設備及相關知識、特定的計劃和精確的技術以及工作環境、資金來源、權力斗爭等都構成一個知識。這里有一個相關的問題值得注意,我們承認知識的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是相關聯的,兩者共同構成知識的產生和發展,這并不表明知識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能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起作用。應該很明顯,兩者對知識的構成和發展所起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盡管外部因素有時顯得至關重要。勞斯的上述分析,其意義應當在于不是要堅持正統的知識內外的區分,而是表明一方面既要認識到影響知識的各種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關聯的,不能把它們截然區分開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把影響知識的各種因素平等地對待是矯枉過正的行為。各種因素之間的差別并沒有一個普遍的法則可以遵循(如內部因素決定知識之所以為知識;外部因素對知識只能起推動或阻礙的作用),而是一種局部的差別:有時某一因素可能構成知識的主要因素,而另一時則可能成為不相干的東西。勞斯的錯誤在于,他把知識的內外區分摧毀之后,賦予所有構成知識的因素以同等的地位,甚至認為知識及其聯盟之間的斗爭的勝負與知識的正確或錯誤幾乎沒有什么關系,把權力斗爭放在決定性的位置上,從而走向絕對化。
【參考文獻】
[1]CharlesTaylor,Rationality'''',inPhilosophicalPapers,Vol.2,Cambridge,1985,p.136.
[2]MarryHesse,RevolutionsandReconstructionsinthePhilosohyofScience(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0),p.186.
[3]JosephRouse,KnowledgeandPower.p.62.
[4]CharlesTaylor,Rationality,inHollisandLukes1982.p.89.
[5]SteveFuller,PhilosophyofScienceanditsDiscontents.(Boulder:WestviewPress,1989),p.4.
[6]JosephRouse,PolicingKnowledge:DisembodiedPolicyforEmbodiedKnowledge,Inquiry,34,p.357.
【關鍵詞】局部知識/權力/科學哲學的政治學
【正文】
一、實踐的解釋學特征
長期以來,科學家、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對下述問題一直爭論不休:一個解釋行為對自然科學是否是至關重要的?解釋概念和解釋學循環是否僅僅適合于人文科學?在社會科學里,一個有影響力的傳統觀念(這至少可以追溯到狄爾泰和馬克斯·韋伯)主張,在嚴格的或強的意義上,解釋指人類行為。狄爾泰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自然需要說明,人則必須理解。新狄爾泰主義者泰勒(Charles Taylor)和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區分。如泰勒相信,對于科學,必須要在“我們的目的、愿望、活動的直接視野之外把握它們。”[1]因此,即使自然科學是解釋的,人文科學則是“雙重的”解釋:不僅提供解釋,而且是解釋的解釋。庫恩在對科學史的研究中,對泰勒的這種區分方式表示懷疑。他認為,自然現象也與文化相關。
勞斯同樣反對泰勒的區分。首先,他贊同泰勒如下說法:我們使用語言來描述、促進和從事各種社會實踐,因此把社會實在從這種語言中抽象、提取出來加以確定,這是做不到的。勞斯指出,泰勒的說法也同樣適合于作為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物理實在。離開了具體的歷史范疇和實踐,科學家就沒有也不能獲得關于事物的知識。勞斯堅持,科學家所面對的自然總是由各種對于研究活動有意義的可能性配制而成的自然。其次,勞斯指出這種區分界線依賴于兩類涇渭分明的范疇。在一類范疇中,人的行動是有意義的,而對于另一類范疇,人僅僅是物體(物理對象)。這意味著,兩種學科的劃分不僅僅是研究對象的劃分。正如瑪麗·赫西曾經指出的那樣:“在進化論、生態學或遺傳學的研究中,把與技術控制相關的模式同與人類的自我理解區分開來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正是如下理論范疇,像進化、選擇、生存,受到人關于自身的觀點的影響。”[2]勞斯堅持,自然科學的解釋離不開人對自身的理解。
近年來,作為人文科學認識論的解釋學傳統由于受到越來越多的科學家、科學哲學家的非難,逐漸喪失其正統地位,走上了普遍解釋學的道路。在英美科學哲學那里,解釋學和實用主義彼此加強,甚至以一些重要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實用主義的各種看法通常被看做是努力把解釋學普遍化。在勞斯看來,普遍解釋學包括兩種形式:一是理論解釋學,一是實踐解釋學。對于分析哲學家來說,一個解釋的陳述更像是翻譯(translation)。所有的知識,包括實踐的知識,一定要在語言(包括理論預設)中表達出來。真理是一個元語言的斷言。理論解釋學摧毀了解釋學傳統對自然科學的人工語言(artificial language)和人類交往的日常語言(ordinary language)之間的區分,堅持日常生活的常識和科學知識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不同。
在實踐解釋學那里,解釋被確認為是一種開放的可能性,而不是理論或信仰的翻譯;解釋學關注一個人是怎樣生活的以及對其他人生活的理解,而不是把土語翻譯成其他語言。這種觀點可以追溯到后期維持根斯坦和海德格爾。在海德格爾看來,我們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包含了對世界和對我們自身的一種理解,這種解釋由我們每天日常的實踐闡明,因此那些試圖揭示我們實踐的意義和實踐自身的活動,都是解釋。在此意義上,海德格爾強調解釋學不是指解釋的方法論,而是指解釋自身。解釋的可能性不是來自基礎的信念,而是世界的存在方式。勞斯認為,“這種存在方式同維持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和哈金(Hacking)的‘推理風格’相類似。”[3]其次,勞斯力圖澄清對海德格爾“理解”(understanding)觀念的某些誤解。這在英美哲學那里是非常普遍的。海德格爾的“理解”被認為是某種神秘的、難以捉摸的東西,它隱藏在實際存在的可能性背后,成為深奧而神秘、無法獲得的真理。勞斯為海德格爾辯護:“如果我們必須堅持表面的和深奧的真理這種隱喻,那么海德格爾所談論的東西是在表面的”。([3],p.63)“理解”總是局部的、生存的知識,它總是處于我們不能選擇也不可能選擇的可能性領域之中。相反,根據理論解釋學,理解則是對世界的理論知識的了解,其中一些基礎的信念和價值必須被假設出來,以使其他人能夠理解和斷定正確或錯誤,但是把哪種信念和價值設定為基本假設則沒有確切的標準。最后,勞斯認為,理論解釋學的解釋關注“事實是什么”(what is the case),在正確表達事物中反映出來;實踐解釋學則重視“有什么關系”(whatmatters),在有意義的生活中反映出來。
總的說來,在普遍解釋學的兩種形式中,勞斯持實踐解釋學的觀點。他贊同海德格爾為現代科學哲學提供的實踐活動的可能性背景。但海德格爾在其早期著作《存在與時間》中,試圖取消科學,至少部分地從實踐解釋學中取消科學。這是勞斯堅決反對的。他認為,海德格爾依舊依賴理論為主的傳統觀點,給科學分派一種獨特的本體論角色。相反,勞斯致力于研究科學的局部的、生存的特性。科學研究就是對局部的、生存的科學知識的一種實踐的把握。在勞斯看來,科學知識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實驗室(診所、野地等)知道怎樣做事(knowingone's way about)。實驗室之外的知識的推廣只能是從一種局部知識過渡到另一種,而不是從普遍理論過渡到具體例證。即,要把我們在具體情況下所做的(或能做的)放在第一位,即使我們關于理論的知識,也要以這種實踐的、局部的把握方式來說明。
二、局部的、生存的知識
勞斯立足于歐洲大陸哲學意義上的批判,提出科學知識實踐的、解釋的特性,意在反對以理論為主的科學知識觀。這種觀點認為知識普遍有效,普遍知識是科學研究的目的,科學的應用是普遍知識在具體場合下實例證明。“理論的理解旨在達到一種置身事外的視點(disengaged perspective)”。[4]脫離我們的日常需要、利益、興趣、牽掛等。理論的理解是沒有視點的,它超越一切具體的社會場境,導致理論知識與修辭學之間的經典區別。理論知識的內容是抽象的、非具體的(disembodied),無論為誰擁有都是一樣的,理論知識是通過具體的實踐和技術而發現和評價的,但是這種實踐和技術與理論相比也只是偶然的材料。對于科學的理論說明,有重要意義的不是發現和評價科學論斷的實際環境,而是它們的合理“重建”。
勞斯以科學實踐分析為根據,否定對科學知識統一的普遍說明的可能性,也不相信這樣的說明有任何意義,主張科學研究的局部化或境域化。他指出,“理解具有局部的、生存的(existential)特性。科學知識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實驗室(診所、野地等)知道怎樣做事。這種知識當然可以轉移到實驗室之外,轉移到其他各種情景中。但是,對這種轉移的理解不能采取以下方式:通過運用橋接原理(bridge principles)和給理論變量取具體的局部值,普遍有效的知識論斷在各種不同的具體場景中取得應用例證。這種轉移必須理解為改制(adaption)一種局部知識以創造出另一種局部知識。我們是從一種局部知識過渡到另一種局部知識,而不是從普遍理論過渡到具體例證。”([3],p.72)
那么,什么是局部知識,或局部化的知識意謂什么呢?勞斯認為,至少有三個特征。首先和最主要的,知識只有在具體的場境(context)、特定的說話場合中產生和形成,而且,知識在其他具體場境中運用和推廣,也是局部的。人們不能指望通過這些各種各樣的再生產,知識還能始終保持不變。沒有普遍有效的知識,正如Fuller所說:“即使給出有關知識特性的一些基礎性的真理,也不可能建立任何世界性的統一觀點,甚至某一主張在時間、空間中的重復傳播,亦不擔保其能保持始終不變。”[5]
其次,知識的再生產和再解釋是受人類認知局限性制約的。認知心理學家和心靈哲學家提醒我們:人類認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各種適用的知識或我們感興趣的知識,是受人類認知范圍的限制的。沒有終極的知識或真理。最后,知識的生產和流通是通過社會團體組織起作用的。Fuller的“學科知識”(disciplinary knowledge)指出了學科是怎樣一方面產生有意義的問題,另一方面又排斥其他的問題;知識學科在科學家、研究者中間,以及知識的使用者和支持者之間建成了統一戰線,他們證明認識論的權威,保衛其認識論和政治上的成果。因此知識的局部性也有政治性的一面。Fu
【正文】er說得好:“即使承認在其他的社會接受的、重要的信念中包含有認識論的承諾,這種承諾也是制造權威斷言的一種權力,是掩蓋權力分布的一種形式。”([5],p.10)從這個方面來說,Fuller較接近福柯。后者關注近代社會產生的一種特殊的規訓權力技術,它既是權力干預、訓練和監視肉體的技術,又是制造知識的手段。勞斯認為,基于上述考慮,傳統的科學認識論和科學哲學的范圍已大大地擴展了。任何知識都是局部知識,“知識不再自我限定為與脫離實際的主張相關,而是關注另外一些問題:對科學研究的經濟支持和應用、教育的各個方面、知識化的勞動市場、知識在不同領域的傳播和推廣以及知識、權威和權力的相互依賴。”[6]所有這一切都同政治學分割不開。
勞斯論證科學知識局部的、生存的特性主要包括:(一)理論不是一個語句系統,不能認為它的應用可以用演繹的方式推演出來;理論就是實踐,研究就是行動,它們都處在具體的場境之中。(二)實驗室的實踐具有重要的獨特性,必須重新確定實驗室和實驗設備在我們的科學理解中的地位。(三)只有在一個科學活動的局部領域中,標準化的工具或科學成果才有意義,才能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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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識的動力學
正統的知識觀認為,知識無疑是能被某一知悉者擁有的東西,是能夠通過流通相互傳播和交換的東西;知識的內容獨立于特殊的具體場境:特定的思想、特定的歷史本文(txets)和話語。勞斯認為,以這種方式理解的科學知識,只是一種“理想”[7],因此它拋棄了歷史,忽略了復雜的科學的實踐領域。勞斯把這種傳統觀念稱作“認識論的統治”(epistemicsovereinty)。福柯曾在他的關于權力分析中反對傳統的“政治上的統治”(political sovereignty),認為現代權力的運演并不能在這樣一個傳統的觀念中得到恰當的理解。勞斯認為,這兩種統治形式,即理性的法庭和法制的法庭,在理論上非常相似:“法庭”具有絕對的、至高無上的、永久性的權力。在那里,沒有控告、上訴,也沒有懇請、商談。
勞斯提出對科學知識的動力學理解(the dynamics of scientific knowing)代替正統的科學知識觀。在他看來,知識是能動的(dynamics)、異質的(heterogenous)。知識并不是被占有或可以交換的東西,知識是由不同的(或異質的)彼此競爭的聯盟相互調節的過程。“知識并不單獨地或短暫地與一個陳述、一種技能或一種模式聯結一起,知識的認識論地位依賴于與其他許多實踐和能力(capabilities)的關系,特別是依賴于這些關系被修復、改變和擴展的方式。……把某個東西看做知識,就是把它看做進行各種活動的一個來源(不管是在將來的研究中,或是在各種各樣知識的‘應用’(application)中。在這個意義上,‘應用’一詞引人誤解。因為,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我們并不是首先獲得知識,然后才去運用它;知識必須被看做在運用中以各種方式解釋的某種東西。)”([7],p.153)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知識是“流通的”(circulates)。知識并不是一種永恒占有、固定不變的東西。知識具有比單純信念更復雜的暫時性。知識、知識的接受與評價都處于這種流通之中。新知識的程度化,非正式或正式地,都依賴于后來工作的解釋和使用。科學工作不斷地重新組織以利于后來的研究。其中,范式或理論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科學知識總是處于“競爭”(contested)之中。這與福柯堅持的權力總是面臨“對抗”(resistance)是相似的。勞斯認為,一旦我們認識到知識僅僅通過其再生產和流通而存在,沖突或斗爭(conflict)的重要性就變得很明顯了:斗爭集中于并指向流通中的知識領域。知識在斗爭中產生和發展。斗爭需要新的更有力的技術、更精密的儀器和更精確的理論模型以剔除可能不正確的或不真實的假說;同時,這些更新的知識反過來又提出新的研究方向或新的問題。因此,哪里某種知識得以產生和發展,哪里就有新的局部能力(capabilities)及其在新的背景中的擴張。相反,沒有挑戰、斗爭,就沒有知識的產生和發展。哪里舊的對抗或斗爭消失了,哪里的知識也就停止了增長。
關于知識的斗爭問題。勞斯指出,斗爭或沖突也不能歸之于傳統經驗主義范圍。知識受抵制也能夠由對動物粗暴、政治上的敏感、對軍隊力量的興趣、無線可賺等問題引起。這種因素在傳統認識論那里被區分為科學知識的外部因素,以有別于知識的內部因素。只有依據標準的方法論,遵循知識領域中理性的統治規則,才算得上是“內在的”(internal)。然而局部知識及其動力學特性削弱了知識的內外區分。所有那些關于研究材料、設備、程序、撥款、職員、技能的發展等因素都構成了投資和贊助某種知識主張的知識的真正發展。因此一個物理學家可能討論特殊的實驗室的研究策略,以反對他的對手:更便宜、較少冗贅、能充分利用職員的技能、更能吸引投資撥款、有更可靠的學科文獻基礎、更適宜的各種實驗、更少泄露輻射……這些不同的局部的關注和理由共同作用,確定了什么可以算做知識。因此,“知識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策略的干涉(strategic intervention)而不是一個孤立的領域。”([7],p.156)Fuller在《社會認識論》一書中持類似的觀點。他把正統認識論的錯誤比做“教科書的謬見”(textbook fallacy):把家庭、經濟、認知(或科學)等等脫離實際經驗地介紹給學生,好像它們是截然分開的領域,而事實上它們是重復的分類。如家庭的分析,不僅是作為政治生物學的手段,讀者可能發現家庭的分析也是一個經濟統一體。因此,正統知識觀的內外區分是不恰當的。
不僅如此,動力學的、非統治的(nonsovereign)認識論還強調知識的生產性(production)。這與福柯的權力分析是一致的。在知識的生產(再生產)和流通過程中,出現了健康的新形式(低膽固醇、高纖維素、適當的T-cell含量)、財富的新形式(最明顯的是獲取和控制信息的形式)和新的破壞力量(如軍事力量)。這種科學知識及其相關的控制和限定的不斷擴展并不僅僅是補充的、附屬的或外在的,而是知識流通和證明(validated)的內在方式。勞斯由此得出結論:“存在無數的真理,但沒有本質的真理;同樣,存在多種科學知識,但沒有本質的科學知識。”[8]即普遍的、理性化的科學事業是不存在的。但勞斯同時指出,我們反對從一個中立的立場去評判真理和知識,并不意味著所有的真理主張都能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提出。知識主張(claims)是歷史的、社會的、在具體背景中確立的。而且這種認識論的背景總是不穩定的,處于不斷變化發展之中;知識劃界和知識結構也不斷受到挑戰和部分修正。因此,認識論的聯盟總是和權力與政治聯盟緊密相聯的。重視這種關聯并進而詳盡考察權力及其在科學實踐中的運作,目的并不是為了政治目的貶低知識或科學的重要性,而是為了不惜一切代價為知識和真理而戰,把認識論和科學哲學公正地置于其中。
勞斯對科學哲學的政治學考察是否是非理性的?本文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種考察并不是要取消科學、取消真理性,而是把科學理性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上。勞斯理性觀的積極意義表現在:
(1)科學理性所代表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普適一切的準則或方法;而是具體的、局部的和多種多樣的。
(2)理性并不是中立的,也沒有一個客觀的立場,而是與其他種種非理性的因素如權力互相關聯的;這種關聯性是理性本身固有的,不是外部強加的。
(3)理性并不是靜止的,存在于某個地方等待人們去認識或獲取的東西;它是動態的、流通的,充滿矛盾和斗爭。
因此,不同于正統的科學理性觀,勞斯主張局部的、具體的實踐理性。同理,真理也只能以局部的方式把握,沒有任何形式的普遍知識和普遍真理。
勞斯科學觀的積極意義還在于使我們認識到,科學不是一個理論的陳述系統,而是一個實踐的領域;不是普遍的理論說明,而是同局部場境緊密相關的策略干涉。實驗室的實踐和儀器設備及相關知識、特定的計劃和精確的技術以及工作環境、資金來源、權力斗爭等都構成一個知識。這里有一個相關的問題值得注意,我們承認知識的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是相關聯的,兩者共同構成知識的產生和發展,這并不表明知識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能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起作用。應該很明顯,兩者對知識的構成和發展所起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盡管外部因素有時顯得至關重要。勞斯的上述分析,其意義應當在于不是要堅持正統的知識內外的區分,而是表明一方面既要認識到影響知識的各種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關聯的,不能把它們截然區分開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把影響知識的各種因素平等地對待是矯枉過正的行為。各種因素之間的差別并沒有一個普遍的法則可以遵循(如內部因素決定知識之所以為知識;外部因素對知識只能起推動或阻礙的作用),而是一種局部的差別:有時某一因素可能構成知識的主要因素,而另一時則可能成為不相干的東西。勞斯的錯誤在于,他把知識的內外區分摧毀之后,賦予所有構成知識的因素以同等的地位,甚至認為知識及其聯盟之間的斗爭的勝負與知識的正確或錯誤幾乎沒有什么關系,把權力斗爭放在決定性的位置上,從而走向絕對化。
【參考文獻】
[1] Charles Taylor,Rationality',in Philosophical Papers,Vol.2,Cambridge,1985,p.136.
[2] Marry Hesse,Revolu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in thePhilosohy of Scien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186.
[3] Joseph Rouse,Knowledge and Power.p.62.
[4] Charles Taylor,Rationality,in Hollis and Lukes 1982.p.89.
[5] Steve Fuller,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Discontents.(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4.
[6] Joseph Rouse,Policing Knowledge:Disembodied Policy forEmbodied Knowledge,Inquiry,34,p.357.
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本身進行深度研究,是本書的一個重點。作者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是一個概念群,包括一個一級概念和其他四個二級概念,即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實踐、思想政治教育學、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思想政治教育環境,構成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群。“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內部存在著一個知識空間,它是一種結構的存在,存在著層次分布”:即事實層次、現象層次、理論層次和學術層次。
加強對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的方法論探討,是本書的一個亮點。作者主張積極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方法論,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發展尋找先進和科學的方法,努力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作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個系統存在,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統支持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場域做思想政治教育對象的思想性政治教育工作”。對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論研究,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把握,需要從要素、關系、整體等若干方面的系統化把握,實現“系統建構”,即“以系統思維方式為主導的系統方法論,主張規范研究方法與實證研究方法結合,在整體性基礎上的專業性,在學術性前提下的社會性,在嵌入世俗生活之中的科學提升,尋找真實的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除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論的專題探索以外,該書在論述過程中還結合探討了人的成長、思想交流、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建設、思想政治教育學術研究等諸多方法及方法論觀點。
《職業教育改革新視野》
作者:邱永渠
定價:65.00元
出版社:廈門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年4月
ISBN:9787561548547
《職業教育改革新視野》
《職業教育改革新視野》由邱永渠和余培雄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主要內容是,隨著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傳統的教育模式已經難以適應以培養學生能力為目標的職業教育,這就需要我們職業教育進行教學方式上的改革。本書根據當前職業教育的整體趨勢,指出在改革職業教育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且提出相應的改革措施。
《中國大學及學科專業評價報告(2014-2015)》
作者:邱均平
定價:49.80元
出版社: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年3月
ISBN:9787030395078
《中國大學及學科專業評價報告(2014-2015)》
本書第一部分是中國大學及學科專業類排行榜,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全面、系統、客觀地評價了中國大學及其學科專業的競爭力;第二部分是全國各大學概況、各類排名結果、優勢專業及聯系方式,分地區展現高校排名情況,并且將高校分為重點大學、一般大學和民辦院校三類,分別采用三種不同的指標體系進行評價.本書結構合理,觀點新穎,結論可靠,信息量大,具有較強的創新性和廣泛的應用價值。
《研究型大學教育成本的核算與效率評價研究》
作者:馮寶軍
定價:33.00元
出版社:經濟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年3月
ISBN:978751414107
教學目標
認知:
1.懂得科學文化知識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2.懂得少年兒童必須努力學好科學文化知識。
情感:
1.熱愛科學。
2.對科學文化知識有濃厚的學習興趣。
行為:
1.認真學好各門文化課,切實打好知識基礎。
2.在學習中發揚勤奮刻苦的精神,不怕困難。
3.多讀課外書,積極參加小制作、小發明等科技活動。
教學建議
教材分析
本課是依據課程標準中“熱愛科學,勤奮學習”這一教學內容和相關基本要求設置的。在一、二年級的思想品德課中已經進行過“好好學習”的教育,在三至五年級的思想品德課中已經進行過“勤奮學習”和“熱愛科學”的教育,本課所不同的是將“熱愛科學”和“勤奮學習”緊密聯系在一起,并從現代社會的發展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這一高度,闡述學生應該熱愛科學,勤奮學習,以承擔祖國賦予這一代人的歷史重任。
對該年級學生進行這一教育很有必要。不可否認,該年級的學生中大多數是能勤奮學習的,但也應該看到,有相當一些學生學習缺乏動力,他們或者只是為分數而學習,或者只是為父母而學習,當學習上遇到困難時往往打退堂鼓,產生厭學情緒,個別的甚至逃學。我們需要通過教育使學生進一步明確學習的目的性和緊迫性,從而更加努力地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不僅學好各門文化課,而且積極參加科技活動,培養自己的創造精神和創造力。
本課的導入部分是一個“述說”,說說“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的主要意思是什么。學生一般都聽說過這句話,也能大體講出這句話的主要意思。教師可以由此自然地引出課文要講述的主題。
本課課文主要講兩個問題。
1.科學文化知識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2.少年兒童必須努力學好科學文化知識。
教法建議
本課課文主要講兩個問題。
1.科學文化知識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認識科學文化知識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是本課教學的基礎。在教學中要多舉一些事例,特別是現代的事例,幫助學生加深認識。認識了這個問題,學生就能明白,為什么科技現代化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的關鍵,為什么我國要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從而也就從根本上理解為什么少年兒童必須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
2.少年兒童必須努力學好科學文化知識。
這個問題是本課教學的重點。教師要按照以上層次,一層一層地組織教學,并通過現實例子著重說明,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無論做什么工作都不能沒有科學文化知識。因此,養成勤奮好學的習慣是非常重要的。要注意糾正學生中存在的一些錯誤認識。
教學設計示例
第四課用科學知識武裝頭腦
教學目標
認知:
1.懂得科學文化知識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2.懂得少年兒童必須努力學好科學文化知識。
情感:
1.熱愛科學。
2.對科學文化知識有濃厚的學習興趣。
行為:
1.認真學好各門文化課,切實打好知識基礎。
2.在學習中發揚勤奮刻苦的精神,不怕困難。
3.多讀課外書,積極參加小制作、小發明等科技活動。
教學過程
一、運用事例,導入新課
1.出示投影(小鳥飛機火箭衛星)(小鳥在天空中自由飛翔,人類也向往飛上天,于是從中得到了啟示,發明了飛機;后來,人類為了進入宇宙、太空,又研制出了火箭、衛星……)
2.舉事例:1990年,三號火箭在亞運會召開之前升空,把亞洲一號衛星送入太空,使我國人民能清晰地觀看到亞運會的比賽。衛星的用處很大,可以用來播放電視節目,預報天氣情況,傳播電話、信息,還可用于軍事偵察等。
3.提問、思考。
這樣的發展過程,說明科學知識在起著重要作用。(板書:科學知識)
二、學習課文,明白道理
1.自學課文第二、三小節,四人一組討論科學知識的重要性。
2.交流并板書。(1.促進生產發展2.改變生活方式)
3.學生結合生活實際,交流“人類離不開科學知識”的事例。
4.小結:我們從看到的和聽到的這一切事例中,懂得了科學知識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板書:推動社會發展)
5.科學知識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作為一名當代少年兒童,必須用科學知識來武裝自己的頭腦。(完整課題,齊讀)
三、思考討論,激感
1.出示問題:如何用科學知識武裝自己的頭腦。(邊學第六、七小節邊討論)
2.齊讀最后一小節。交流、板書。(努力學好科學文化知識:1.學好各門功課2.多讀課外書3.多參加科技活動)
3.觀看錄像:1997年7月1日,我國“雪龍”號破冰船首航北極,進行科學考察。
4.總結:世界上的不少國家已經加入到北極俱樂部里去了,我們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而且是北半球的重要國家,卻剛剛去北極俱樂部爭得一席之地。這說明:我國更應盡快發展科學文化;作為21世紀的建設者,更應當珍惜現在的學習機會,盡快用科學知識來武裝自己的頭腦。
科學性原則。新時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須堅持以科學的思想理論為指導,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實踐活動;人本性原則。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為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人本性的教育要求和原則;時代性原則。在科學發展觀先進理念的指導下,摒棄落后的思想內容,善于把握時代的脈搏,強調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和形式要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全面性原則。思想政治教育的終極目標是實現人自身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所以不僅要注重教學方法的全面性,還要注意教育內容的全面性和受教育主體的全面性;創新性原則。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得到加強和完善,必須根據國家的發展形勢不斷創新教育方式和教育內容,在創新中求發展、求進步;實效性原則。在科學發展觀的視野下開展思 想政治教育,堅持從受教育者的實際出發,有針對性地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既能提高當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也能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此外,在堅持實效性原則的同時要注重因材施教,將科學、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滲透到受教育者的靈魂深處,做到針對性和時效性的有效結合。
二、科學發展觀視野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創新發展
首先,創新教育理念。在科學發展觀視野下開展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深刻理解科學發展的深刻內涵和精神實質,結合教育實際創新教育理念,不斷滿足受教育者各方面的需求;其次,豐富教育內容。科學發展觀為新時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建設和發展的方向,豐富思想政治教育內容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也是黨和人民群眾的真正需要;再次,改進教育方法。教育方法是新時期在科學發展觀視野下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建設成敗的關鍵,所以,增強思想政治教育實效的當務之急是加快教育方法的改進,一方面要注重顯性教育與隱性教育的有機結合,將思想政治教育滲透到受教育者的生活實踐中,在滲透融合中達到精神實質的升華。另一方面注重主導教育與自我教育的有機結合,充分調動全體公民接受教育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將外在的主導教育內化為受教育者的精神需求,切實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質量和效率;第四,創新工作機制。在科學發展觀的引導下,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快工作機制的創新,不斷創新領導、保障、評價等機制,保證思想政治教育的順利開展;最后,豐富教育載體。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豐富當前思想政治教育的載體,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
三、結語
一、創新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特點
新形勢下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特點應該是多樣化和復雜化的,具體突出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傳統型向科學型轉變
隨著企業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特別是傳播手段的多樣化,員工的思維方式已發生了深刻變化,逐步由靜態的、狹隘的、封閉的思維方式向動態的、系統的、開放的思想方式轉變。面對這種變化的新形勢、新情況,傳統型的“學文件”、“讀報紙”、“講傳統”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必須向科學型的工作方法轉化,多角度、多側面有效地開展工作。
(二)灌輸型向溝通型轉變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須由灌輸型向溝通型方法轉變,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和“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的原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才能收到事半功的效果。
(三)說教型向多種形式的傳播方式轉變
現代社會,信息傳播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許多企業在注重思想政治工作軟件投入的同時,更注重硬件設施的投入。如,更注重現代信息傳播在企業發展的重要性,建成了廣播電視中心、圖書館、閱覽室、網絡信息中心等。同時,企業文化建設、生產競賽活動等已成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形式。
二、改進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容、形式和方法
針對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點和問題,如何做好創新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行之有效地促進企業科學發展,要從以下五方面來努力。
(一)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內容要“實”
經濟工作講效益,政治工作也要講效益。如果違背這個原則,空調說教,缺乏針對性,思想政治工作就難以奏效。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教育內容一定要結合形勢,把員工的思想實際,落實到實際工作中去,一句話就是要“實”。一要有針對性地對員工進行政治教育,引導員通過學習、思考和生動活潑的討論,解決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關鍵性問題。二要積極引導員工參加各項活動和有益的社會活動,使其增強責任感、團隊意識感,才能使員工樹立熱愛企業,獻身企業發展的信念。
(二)提高員工思想素質的方法要“活”
長期以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是你講我聽,這些做法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容易使工作對象產生逆反心理,如果不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針方法上有新突破,就很難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要按照繼承和發展的原則,對那些適應形勢發展要求,至今依然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應當繼承發展,并很好地運用。同時,要善于適用現代化傳播工具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根據不同人員的年齡、文化程度、興趣愛好等,開展不同活動。通過采取多種多樣的方式方法,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實際效果。
(三)正確處理大與小的矛盾,做到維護大局
大與小的矛盾,也就是整體與局部的矛盾。在現實中,大與小的矛盾,更多地表現為全局與局部、單位與個人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這一矛盾已經大量暴露出來,進而影響到員工之間的團結,影響到單位的活力,甚至影響到企業的穩定。合格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并不一味簡單地排斥局部利益,并不絕對地認為全局與局部,集體與個人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應在充分尊重對方和他們切身利益的基礎上,把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相結合起來,找出兩者利益的共同點,區分不同點,在強調和保證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的同時,也注意使局部與個人利益得到必要的照顧,以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三、把創新思想政治工作與促進企業科學發展相結合
企業科學發展是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企業。科學發展既是企業經濟發展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指導思想,也是解決當前企業諸多矛盾和問題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能夠把創新思想政治工作與企業科學發展相互有機的結合起來,是對新時期企業的一種創新,更是對政工工作者的一種挑戰。
(一)有機結合、促進發展
把思想政治教育與生產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是做好企業員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要不斷引導員工正確認識開展好政治理論學習與完成生產任務的工作關系。在認真學習掌握過硬的技術本領和工作性能的同時,抵制一切消極的東西,擺正理論學習與工作的關系,有效結合企業生產實際,把思想政治教育貫穿到各個生產環節中去,解決企業中存在的現實問題,把消極因素變為積極因素,精神變物質,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強化各項生產任務的完成。
(二)與時俱進、銳意創新
新世紀新階段,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必須與時俱進、銳意創新,不斷改進創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內容和機制,與促進企業發展相結合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上下功夫。只有這樣,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保持旺盛的生機和活力,員工將思想動力提升為工作動力,從而使每名員工真正擔負起自己的職責和使命,促進企業發展壯大。
【關鍵詞】高中政治 導學案編寫 高效課堂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6.01.018
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知識運用能力和探究創新能力,切實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適應“三環五學”課堂教學模式的改革,打造政治高效課堂。政治課堂長期以來,由于理論性強,學生理解有一定難度,所有教師在課堂教學中,采用講授法等說教式太多,學生學習和積極性和主動性較差。針對這種情況,怎樣進行課堂教學改革,打造政治高效課堂。
新課程理念強調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轉變過去灌輸方式教學為自主參與、體驗合作的教學,凸現學生學習的主體性,自主性,改變傳統教學模式,提高教學的有效性。
所謂導學案就是將教師傳統的,感性的繁復講解,錘煉成語言簡潔,講解清晰的導學方案,指導學生學習,思索和拓展,高效率學習。它注重構建和諧合作的學習環境,搭建師生交流互動的平臺,激活學生的思維,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構建完整的知識體系,并逐步內化、提升學習的效率。
資陽市課堂教學改革“三環五學”教學模式,(如圖) 積極踐行新的課堂教學模式,領會“以生為本,以學為本”的理論,在導學案的引領下實行三個環節(先學、再教、后思)和五種學習方式(獨學、對學、群學、班學、固學),打造高效課堂。
資陽中學提倡“37”導學案,按照“37”導學案的編寫原則,在編寫過程中體現學生是學習的主體,培養學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能力,達到“能學”“樂學”“優學”的效果,這也是高效課堂追求的目標。具體編寫流程,就是――“個備”“群議”“修訂”“個備”。本教研組在編寫過程中,制定出導學案編寫目錄表,每一位教師都有相應的編寫任務。教研組先組織本組成員,學習教材章節所涉及到的課程標準,結合近三年考綱要求,分析所要編寫的教材內容,然后結合本年級學生的實際情況,研究討論每一份導學案所要涉及的內容和要求,最后由負責該份導學案編寫的教師具體編寫,在下一次備課組集體備課的時候,全組成員進行討論,再由編寫人進行修改,定稿后印發。
我們在編寫導學案時根據“三環五學”課堂教學模式和本年級學生具體情況分為以下幾部分:
一、考綱要求
旨在體現本章節導學案在整體知識結構中的地位,以及對學生能力層次的要求。具體要求:課程標準和考綱知識三年總體規劃,對考綱要求備課組一體化詳解設計,落實到教材內容中,并體現在每節課的學習內容中。
二、課程學習目標――學習自主化,目標明確化
旨在明確知識目標、能力目標,讓學生了解本節課內容及各層次要求。具體要求:制定學習目標要明確,質量要高,要求做到“四有”“五備”“六要”“三結合”。“三結合”即課程標準、教材、內容與學習實際相結合,基本知識、基本技能與綜合運用相結合,德育滲透、知識體系與心理素質相結合;“四有”即腦中有課標、胸中有教材、心中有教法、目中有學生;“五備”即備課標、備教材、備學生、備新舊知識間的聯系、備如何落實四基(基本知識、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基本活動經驗);“六要”即要有課題、要有三維目標、要有重難點、要有教和學和方法要有精心的練習或作業設計、要有源于課堂真實可感的教學反思。
三、基礎學習交流――知識問題化,問題層次化
具體要求:上課要精細,方法要靈活,要求做到“兩少”“三不”“四多”“五為主”。“兩少”即講解精而少、訓練實而少,要重視基礎訓練,作業分層要求,抓好重點錯題的滾動練習,訓練及時,容量恰當;“三不”即不上無準備之課,不上目標不明確之課,不上一講到底之課;“四多”即課前功夫花得多,課內學生參與多,課后深入輔導多,運用現代教學手段多,增加課堂教學容量,激發課堂教學趣味;“五為主”即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訓練為主線,能力為主攻,方法為主抓,使師生互動得當,信息反饋及時。
設計板塊:1.預學梳理。這一部分設計時預留問題,學生預學教材后嘗試對知識進行歸納、總結,連接知識鏈條,完成知識結構框架的構建。具體要求:教師督促一定到位,否則,基本知識很難過關掌握,就別談能力的培養和提升。形式:檢查可小組內交叉、也可班內交叉,教師也可隨機抽查。
2.思維展示。這一部分設計時或教師提問或學生提問,目的是讓學生動腦筋,能思考,展開初步討論。要求學生在學習過程上要進一步善于發現問題,敢于質疑問題,并動手歸納總結,解決問題。
四、重點難點探究――技能系統化,系統個性化
要求:不議不講。設計導學案時把重點問題、難點問題明確提出來,讓學生分工負責,通過“獨學”“互學”的形式,讓學生自己思考分析問題,促使學生探究“為什么”,有目的地向教師提問,在師生互動中找尋方式,突破學習過程中的障礙,突破難點,掌握重點,達到課程標準的要求。
五、問題展示環節――及時反饋問題,生成問題
旨在檢測導學案的引導性,時效性,體現學生的主體性、主動性。學生可以把自己發現的新問題記錄在導學案上,課堂上解決或課后解決,教師也可在學生展示過程中隨時發現問題,有針對性地、有目的地對學生進行指導,查漏補缺。
六、小試牛刀――方法能力化,能力具體化
這一部分就是課程達標檢測,旨在使學生及時鞏固、消化和吸收所學知識,進而將其轉化為技能,教師要精心設計有層級的檢測題目,挖掘學生的潛能,進行能力訓練。具體要求:作業布置與批改要落實到位。作業的選取或設計要精當,有層次;批改要到位,做到“六有”(即有勾叉、有日期、有等級、有糾錯、有激勵性評語、有記錄),并督促學生整理好錯題集。
七、課后反思
關鍵詞:大學生 思想政治教育 科學化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2)01-126-01
面對新形勢,新情況,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還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現在有些地方學校和部門的領導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夠重視。社會關心和支持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尚未形成。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實效性不強,思想政治教育與大學生思想實際結合不夠緊密,有些學校的社會科學教科書過去陳舊,沒有足夠重視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致使思想政治教育與形勢發展要求不適應,為了是思想政治教育適應時代的發展,適應社會環境的要求,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這一論點。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學化必要性
當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面臨重大機遇,又面臨嚴峻挑戰。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水平,既是時展的必然要求,又是教育發展的必然要求。近年來,隨著“90后”成為大學生的主體,學生思想發生了巨大改變,教育環境也有所不同。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迫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運用科學化的方法把握教育的內在規律,創新方式。因此,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水平是當今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隨著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發展,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要求思想政治教工作者在工作中不僅僅要熱情、富有經驗,還要將熱情和經驗提升為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新時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通過實踐來豐富教育的內在規律。因此,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水平是我國教育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現狀分析
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的探索,從第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提出的知識化和標準化,到研究和工作方法中引入現代科技成果,再到范疇體系的規范化,學者們對此的認識也經歷了逐步深化的過程。學者們已經從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范疇體系到目的性、規律性以及有效性等不同角度對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的內涵給出不同的闡述,各有側重,既有共識,也有異見。當前,學者們對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追求一定的合理性和邏輯的必然性,并積累了一些成果,對學科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也側面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水平。但要防止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中出現的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科學標簽化”的傾向,也就是將“科學”作為標簽貼在思想政治教育前面,以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學化。這種不注重內容只注重形式的“科學化研究”不僅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研究的推進,反而將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研究引向了低俗化。這種傾向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缺乏規范的方法和科學的工具。另一種是“自然科學化”的傾向,用自然科學的標準來對思想政治教育進行科學化判定,并按照自然科學中的模式來構建所渭的“科學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而忽視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性,而形成這種傾向的主要原因是對科學的片面認識。
三、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路徑分析
1.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指導思想的科學化。首先堅持以理論為指導。堅持用發展著的教育學生,是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經驗。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水平的發展也是依靠理論指導的結果,換句話說,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水平的研究必然要充分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過程中的指導思想。
其次,以人為本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是建構在“人”的基礎之上,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要充分體現人文關懷,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做到入情入理、情理交融。更要做到教育學生、引導學生、鼓勵學生、尊重學生、理解學生、關心學生,真正做到以人為本的理論思想。只有堅持理論,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才能準確把握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的基本規律,以綜合的措施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水平。
2.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思維方式的科學化。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任務、內容、環境和對象等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如何增強高增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重大現實課題。而努力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水平是高校增強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重要方面。而思維方式正是人們在實踐基礎上運用一定的思維工具去描述、理解、把握客觀事物的思維活動樣式。科學的思維方式,能指導人們正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推動客觀事物發展,以其巨大的力量推動社會的進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符合新時期特點的科學思維方式,這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學化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3.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的科學化。在這個富有挑戰性的時代,只有不斷改進思想教育的工作方法,才能使學生思想教育工作跟上時展的需求。大學生思想教育工作要想不斷進步,就應該注重工作方法的科學化,進而增強高校思想教育工作的生機和活力。隨著時代的飛速變化和發展,大學生的思想信念和價值取向都呈現出復雜化特點,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須隨著科學的進步和時代的發展而不斷改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科學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將科學思想、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融會貫通的過程。如: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研究中注重豐富其方法體系;運用現代科技和傳播手段的發展,發揮網絡和媒體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這些迎合時展的方法綜合運用,增強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科學性,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4.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機制的科學化。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機制上,要構建全員、全程、全方位育人新格局。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是高校工作的生命線,要把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納入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總體規劃之中,融合到學校工作的方方面面,貫穿于教學、科研的各個環節,把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目標納入整體培養目標,把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內容納入黨政領導的工作職責,使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與其工作融入為一體。全員育人,就是要增強全體教職工育人意識,敬業愛生,教書育人;全程育人,就是要根據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的目標,根據不同階級要求,根據學生認知特點和規律,分層遞進;全方位育人,就是要依靠全社會力量,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齊抓共管,形成合力,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資源,營造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氛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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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管理體制要體現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管理體制科學與否對大學生的人文素質的培養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別是高校教育是廣大青年學生價值觀形成和發展的重要階段,對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高等學校承擔著提高全民族整體素質,為國家建設和發展培養高素質人才的神圣使命,加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忽視教師這一主體。那我們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更要有良好的師德師風,這就要逐步建立健全一種可持續規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管理的體制。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管理體制要體現以人為本,以我們的教師為本,充分調動教師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讓教師在良好的環境和體制機制下認真專研業務努力上好每一堂課。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質量,也需要逐步建立健全一種可持續的科學的教學質量評價體系。
2.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主體上要體現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教學主體上就要體現以學生為本,并注重培養大學生的全面發展。由于現在的大學生都是90后,來自不同的家庭環境,家庭收入差距加大,大學生的消費觀念、價值追求各不相同。在講科學發展觀時,特別要強調大學生的全面發展,可以先列舉一個勵志的大學生典型事例,也可以讓學生發言談談自己怎么做到人的全面發展。高校思想政治課教師要強調人的德智體美勞的全面發展。德育是基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不僅要給學生講解書本上的理論知識,還要注重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的培養,讓大學生形成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智育,大學生所開設的課程都是比較科學合理的,為大學生今后走上工作崗位奠定一定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體育,現在的大學生,很多都處于亞健康狀態,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大學生應該重視加強體育鍛煉,同時也鍛煉了自己的意志力。還要給學生強調不僅要身體健康,心理也要健康。美育是培養大學生的審美觀,培養他們的高尚情操和文明素質的教育。讓他們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惡,自己的行為是否規范,自己的言行舉止是否顯示出了正能量。勞育是培養學生進行勞動觀念和勞動技能的教育。當代大學生大多數是獨生子女,特別是來自城市的大學生從小就很少參與家務事等勞動,對勞動觀念有些淡漠,應加強這方面的教育和鍛煉。高校思想政治課教師要強調統籌兼顧。對于大學生來說,不僅要統籌專業課與公共課的學習,還要理論課與實踐課的學習,統籌課程學習與社會實踐活動等方方面面。高校思想政治課教師要強調可持續發展。人的發展是一個逐步漸進的過程,可持續是一個很關鍵的環節。大學生的全面發展也要注重可持續。
3.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上要體現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教學內容上也需要協調統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中《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基本原理概論》和《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四門必修課程之間以及同一課程內教學內容有重復,需要協調統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重復。雖說各門課程功能定位,講授角度不同,但這種角度和定位點在教師的實際授課過程中很難把握。我們學校《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是三年級開設的課程,我們應注意教學內容的優化組合,本課程則重點講授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探索和理論等內容。對與前面課程重復的內容可以略講或個別章節安排學生自學,比如第二章“新民主主義理論”和第三章“社會主義改造理論”在之前開設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中已涉及,那我們就對第二章“新民主主義理論”安排學生自學,對第三章“社會主義改造理論”只著重講2-3個案例。比如第八章第三節“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中的“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在之前開設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中已涉及,那我們就從當代大學生中找正反兩個典型的案例加以講解。此外,本課程自身內部的各章節之間也存在一定重復,我們應根據教學大綱的要求,在照顧到課程內在的系統性與完整性的基礎上,對教材有所取舍,重點講授。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授課方式要體現科學發展觀
為了增強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效性和針對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不斷地探索和改革我們的授課方式,用科學有效的多種方式教學,提高課堂的控制力,從而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一是專題式教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研究》課程是高校研究生開設的公共政治理論課,我們把它分為八個專題,由八個教師各自講授一個專題。由于每一個教師只講授一個專題,他(她)就有時間精心設計這個專題的教案和PPT,保證了教學質量,圍繞主題展開的專題式教學深受學生喜歡,大大提高了教學的針對性和課堂的吸引力,也有助于做到重點突出和提高教學的理論深度。二是討論式教學。為了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也為了加強大學生的自主學習,可以采取討論式教學,如《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中就可以安排大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圍繞人口、資源和環境為主體收集資料,展開調查,先是小組討論,做一個討論提綱的PPT,然后再選出代表與大家分享。三是案例式教學。教師事先要選好與課程教學內容相關的案例,可以是經典案例,從教育部編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案例教材中選取;可以是新聞案例,選取及時的新聞資料,讓學生感到思想政治理論課是與當前社會發展緊密聯系的;可以是同齡人案例,對同齡的大學生來說更具有說服力;還可以是反面案例,不過,反面案例要慎重選擇,在運用反面案例時,教師要注意正面的引導。案例式教學可以把枯燥的理論講得形象、生動,讓學生在案例中理解理論,而且還能活躍課堂氣氛。四是網絡資源教學。高校校園網可以開設“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專欄,把教師的優秀課件、相關的文獻資料和一些經典視頻掛在網上,同學們可以上網查閱。另外我們每個老師還有網絡教學平臺,提高網絡教學平臺,每個任課教師可以上傳教學日歷、教學大綱、課件等,可以布置課后作業,學生網上提交作業,教師網上評閱并及時反饋給學生,還可以與學生進行交流、互動。五是多媒體教學。利用多媒體教學手段,把抽象的理論和枯燥的教學內容通過文字、動畫、聲音、圖像、視頻等多種信息呈現在課堂上,讓課堂有聲有色,提高了課堂控制力。同時,采用多媒體教學減少了教師授課的隨意性和書寫黑板的時間,加大了教學信息量。六是實踐教學。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中每一門課程都有實踐教學環節,要注重科學統籌,各門課之間的實踐教學內容要協調,不要重復。對于實踐教學,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希望建立有利于教學的穩定的有效的社會實踐基地。如參觀考察紅色革命根據地或紀念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新型工業的發展等,讓學生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
三、結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