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制度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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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貨幣制度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 本文介紹了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理論——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并通過對歐、美、非三種區域貨幣合作的動因、模式、匯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較后，得出啟示：區域貨幣合作是今后一段時間內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重點，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

在世界經濟尤其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大背景下，區域貨幣合作已成為國際金融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并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出現嘗試性實踐，其中歐盟的區域貨幣一體化進程最引人注目。與區域貨幣合作直接相關的理論是最優貨幣區理論(簡稱OCA理論)。本文介紹了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理論——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對迄今為止幾個影響較大的區域貨幣合作案例進行剖析，通過對歐、美、非三種貨幣合作的比較后，認為區域貨幣合作是今后一段時間內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重點，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

一、區域貨幣合作理論的產生和發展

1.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根據《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定義，最優貨幣區(OCA)是這樣一種區域，在此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種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可兌換性，其匯率在進行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

1961年9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他著名的《最優貨幣區理論》一文，以全新的視角看待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問題，他從一個嶄新的角度研究匯率和貨幣區，開創了觀察匯率問題和貨幣區的全新視野，觸發了有關“最優貨幣區(OCA)”理論的大量文獻。蒙代爾提出用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所以有人將他的OCA理論稱為要素流動論。

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密切關注，也引起了更多經濟學家對有關最優貨幣區判斷標準的討論，促進了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一步發展。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學者們對最優貨幣理論的討論大多集中在最優貨幣區的構成條件上，這些討論從不同的側面發展了最優貨幣區理論。

1963年，羅納德·麥金農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經濟開放度”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又一評價標準，即一國生產或消費中貿易品占社會總產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凱南 (P.B. Kenen) 在《最佳貨幣區：一個折衷的觀念》提出，經濟高度多樣化的國家是貨幣區的更為理想的參與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為了達到貨幣區的最優化，有必要考察經濟社會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作為最優貨幣區標準的觀點。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萊明（J·M·Fleming，1971）分別提出把“通貨膨脹率的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即通貨膨脹率接近的國家更適于達成貨幣一體化。1976年，愛德華·托維爾 (E·Tower)、托馬斯·維利特(T·Willet)和弗萊明強調把“貨幣區成員國之間的政策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但是，以上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這些標準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標準難以量化，缺乏實際上的可操作性。第三，這些理論在強調組成貨幣區的正面效應時忽視了一國加入貨幣區的成本問題。加入貨幣區在給一國帶來收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成本；特別是，貨幣是一國經濟主權的象征，加入某一貨幣區即意味著該國對其主權的放棄。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權衡對一個考慮加入貨幣聯盟的國家而言，具有現實的重要意義。

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展。傳統的對最優貨幣區的研究視角是短期的、靜態的，側重于現實約束對匯率制度選擇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后，濱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國家加入貨幣區的福利含義。而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新理論加入了私人部門的自由選擇權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魯格曼和奧博斯菲爾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對該理論的研究做了總結，并提出了通過GG一LL模型判斷加入貨幣聯盟的時機。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實世界一體化和區域化發展趨勢的增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逐步從相對孤立的宏觀經濟穩定轉移到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共同發展上，匯率制度本身越來越成為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僅放寬了對于價格和市場競爭性的假設，綜合了各種關于最優現實標準的探討，而且提供了從動態視角闡釋”最優”的研究思路。區域一體化發展和區域對稱性的動態聯系，成為主導最優貨幣區成本一收益判斷的主要因素，對于區域貨幣合作前景的判斷，從關注成本——收益的現實約束狀態，放到關注區域貨幣一體化發展和實質經濟一體化發展，以及同區域內部對稱性增強之間的動態前景上，研究的視野更加寬廣。

二、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實踐

1.歐洲貨幣一體化。早在20世紀50年代起，歐洲聯盟（歐洲共同體的前身）就開始了進行貨幣一體化的嘗試，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歐元正式流通，成為歐元區各國惟一的法定貨幣。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實現是世界貨幣史上的一個創舉。正如歐洲中央銀行前行長杜伊森貝赫所說，歐元是歐洲人民聯合的象征。

隨著歐元區資本市場不斷一體化發展，歐元區國家投資者，尤其是政府部門更愿意在歐元區而非國內市場借債，單一貨幣歐元為在國際市場融資帶來的優勢，同時投資銀行費率的降低和投資者傾向于通過國際市場進行投資組合分散風險也帶動歐元區的主權債券發行的增長。以歐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已經遠遠超過以美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成為全球最大的發行比重。伴隨著歐元區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巨大的具備較強流動性的金融市場的形成，歐元擁有了挑戰美元作為最大儲備貨幣的潛力。由于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尤其是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在將外匯儲備多元化時越來越青睞于歐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降至約64.7%，而與此同時，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從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隨著近年來歐元兌美元的匯率水平屢創新高，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也會不斷提高。

2.拉美國家美元化。拉美國家貨幣美元化的內涵，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就是通常所說的“貨幣替代”現象 。“貨幣替代”是指一國居民因對本幣的幣值穩定失去信心，或本幣資產收益率相對較低時發生的大規模貨幣兌換，從而外幣在價值儲藏、交易媒介和計價標準等貨幣職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幣。在經濟易發生動蕩的拉美國家，為尋求本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實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國貨幣同等的法定貨幣資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區域化現象。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議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團，NAFTA的貿易伙伴們在許多貿易中已經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據統計，已經有包括阿根廷、秘魯、烏拉圭、厄瓜多爾、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個國家已成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國家。

地區經濟一體化是拉美經濟“美元化”的重要動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拉美國家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不斷加強區域內聯系與合作，以增強抵御外來沖擊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場、安第斯共同體、美洲自由貿易區等經濟協作體的建立，就是這種合作的體現。地區經濟一體化，特別是貿易一體化推動了貨幣一體化。當貿易關系加強時，同主要的經濟伙伴分享一種共同貨幣自然會帶來利益，因為利用匯率差別轉移資本的成本會變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加強了拉美同占統治地位的美國市場的貿易聯系，并加速了這個地區的“美元化”。

3.非洲區域貨幣合作。非洲的貨幣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時期，法屬殖民地和英屬殖民地的各類國家群體聯合進行了共同的貨幣制度安排。當時實行的貨幣制度安排主要采取兩種方式:英屬殖民地國家的貨幣釘住英鎊，并由英鎊支持，當地政府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殖民行政當局憑借在英國政府儲備投資的利息而獲得領地特權收入;而法屬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釘住宗主國法國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貨幣發行最終是由法國財政部的可兌換性保證和對政府借貸融資幅度的限制來支持的。

非洲法郎區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貨幣、經濟和文化區域，是世界上惟一一個融合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真正的地區性貨幣體系。非洲法郎區貨幣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屬殖民地的法郎聯盟逐漸擴展基礎上組成了非洲法郎貨幣聯盟。該種模式的特征是：從技術層面上講，法郎區是一個具有內外聯系的貨幣體系。從政治層面上講，法郎區則是各成員國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組織（張延良、木澤姆，2002），它以一種國家責任的方式實施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是不發達金融合作體系的典范。

三、區域貨幣合作給我們的啟示

第2篇：國際貨幣制度論文范文

一、匯率制度安排的綜述

國際學說在理論上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帶有較大程度的一般經濟理論的學派色彩；二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金融活動的實踐有著比較緊密的聯系（陳岱孫，厲以寧，1991）。一般而言，一種經濟理論都是針對一定經濟狀況和經濟階段而產生的，是先有問題，后有對問題的分析判斷，再有解決問題的相應理論。匯率制度安排理論同樣如此。

20世紀60年代末，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開始在調控方面顯得力不從心，從這一階段起，關于匯率制度安排理論的討論也集中于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孰優孰劣上。在贊成浮動匯率制這一點上，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走到了一起。凱恩斯主義認為，在經濟經常受到外部沖擊的下，如果允許匯率自由變動，將能夠代替國內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價格的變動，從而避免產出的損失。貨幣主義認為，當發生外部貨幣沖擊時，允許匯率的自由變動，將能隔絕國內外匯儲備的被動性調整，防止國內貨幣市場的沖動，從而避免通貨膨脹的傳遞。以蒙代爾（R.Mundell）、金德爾伯格（C.Kindleberger）為代表的固定匯率支持者們則從國際間相互合作的立場來分析匯率制度，他們認為固定匯率制能使各國經濟連成一個穩定的經濟體系，有利于世界經濟的協調發展，而浮動匯率制則會由于匯率的波動導致國際貿易的不確定性。另外，浮動匯率制會造成各國濫用匯率政策，形成貨幣競爭性下浮，不利于國際經濟合作；最后，浮動匯率制還會由于棘輪效應導致世界性的物價水平上升。

與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人們對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種種設想。不少經濟學家針對匯率波動給國際貿易和投資帶來的負面影響提出了諸多改革方案。托賓（Tobin， 1982）建議對外匯交易征稅，以降低效用較低的短期交易，減少匯率波動。麥金農 （Mckinnon，1984）提出美國、日本和德國三個國家貨幣在長期內形成基于固定匯率的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設想。威廉姆森和米勒（Williamson， Miller，1987）在麥金農計劃的基礎上提出在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幣間建立匯率目標區。庫珀（Cooper，1984）的改革設想則更為大膽。他認為，只要國家貨幣存在，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的變動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確定性也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匯率的不確定性，就要消除匯率和國家貨幣，引入單一貨幣。對此，庫珀建議成立一個類似于美國聯邦儲備體系的統一的公開市場委員會，由這一委員會代替各國中央銀行來執行貨幣政策。

70年代后，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的爭論還在繼續，不過爭論的焦點已由匯率穩定與國內經濟穩定和國際經濟合作的關系轉移到匯率制度的選擇與國內經濟結構與經濟特征之間的關系上來。如海勒（Heller，1978）提出的影響發展家匯率制度選擇的五個結構性因素。李普斯奇茨（Loopesko，1979）提出的小型發展中國家的匯率政策及其選擇指標。這一時期，蒙代爾在其論文《最適度通貨區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最終的“最適度通貨區”的設想，希望將世界化分為若干個貨幣區，區內實行固定匯率制，對外則實行浮動匯率制。其后，麥金農和凱南 （Kennen）等人又對最適度通貨區理論進行了拓展，主張通過區分一國經濟結構特征，并就這些特征給出某些標準，滿足這些標準的國家和地區組成貨幣聯盟是有必要的。

進入80年代，隨著歐洲貨幣聯盟的開始，最適度通貨區理論又有了進一步發展，這些發展集中于對加入通貨區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間，格勞（P.grauwe）、馬森和泰勒 （P，Masson&M.Tayor）等人對此做過詳細的論述。到了90年代，人們對匯率制度的安排開始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一方面，人們對開放經濟條件下匯率穩定與貨幣政策自主性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新的論述，在50年代的“米德沖突”、“二元沖突”的基礎上，加入貨幣政策，使傳統的“二元沖突”演化為國際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完全獨立和匯率的完全穩定三個基本目標之間的“三元沖突”（Obstfeld，1998），即這三個目標只能同時實現其中的兩個而不能三者兼得。另一方面，由于貨幣危機的頻繁爆發，人們對如何通過匯率制度安排來防范和隔絕貨幣危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除了早期的將匯率制度安排與貨幣危機結合起來的國際收支危機模型（P.Krugman，1979）外，羅伯特·Z·阿里巴（R.Z.Aliber）也了貨幣性沖擊、結構性沖擊對匯率安排的影響。

80年代后，隨著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匯率的不確定性已經可以較容易的通過對沖加以規避，同時外匯市場上投機基金的力量也急劇膨脹。當投機基金引發了多次地區性貨幣危機后，人們發現，發生貨幣危機的多為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實行“角點匯率制度”的國家或地區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機的發生。這一現象使人們提出了“匯率制度角點解假設”（Eichengreen，1994，1999； Obstfeld&Rogoff，1995），即一國發生危機后，政府可以維持的是角點匯率制度而不是中間匯率制度。直到現在，角點匯率制度與中間匯率制度的爭論仍在繼續。

隨著產權理論的出現和發展，有些學者開始運用產權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分析匯率制度的安排和演變。以巴格瓦蒂（Bhagwati，1982）和克魯格曼為代表的尋租理論的國際貿易學派曾提到匯率制度中的尋租問題。在國內，由于產權理論的興起，不少學者試圖從契約經濟學的角度重新審視匯率制度的安排與選擇，強調匯率制度安排的選擇與相應的產權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依存和互動關系（劉海虹，2001），并提出了“新制度金融學”的研究范式（師江春，袁鷹，1998）。

二、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依據

上述各種理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以不同的經濟實體為研究對象，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經濟結構論決定認為，匯率制度的選擇取決于一國經濟結構特征，小型開放經濟國家及出口產品結構較為單一的國家，實行固定匯率制較好，反之則應實行較具彈性的匯率制。經濟沖擊決定論以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和AA—DD模型為工具，提出應根據沖擊的不同類型選擇匯率制度。如果沖擊多由國內的需求和貨幣因素造成，應采取固定匯率制；如果一國經濟不穩定多由國外產品市場變動行成的真實沖擊所導致，則浮動匯率制更能起到隔絕外部沖擊的作用。政策搭配論則以著名的“三元沖突”為依據，提出匯率制度的選擇應與宏觀經濟政策以及與之相關的制度安排和資本管制制度進行合理搭配。建立在貨幣數量論基礎上的貨幣決定論則從國際貨幣本位制度的角度對匯率制度的選擇進行了論述，并提出在的國際信用本位制體系下，各國實行浮動匯率制是一種必然的選擇。成本收益決定論則認為，一個開放經濟國家選擇何種匯率制度取決于該國實行這一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利益與所付成本之間的比較。

以上所述關于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基本上架構了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體系，成為指導各國安排匯率制度的理論依據。但這一體系并非完美無缺。事實上，任何一種理論在解釋各國匯率制度的實踐中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特別是對于解釋當前世界經濟中頻繁出現的貨幣危機都顯得有些力不從心。這些理論從各自的角度分析是正確的，但在分析中往往都忽視了匯率制度選擇中幾個關鍵的、本質的要素，因而無法從一個整體的框架中闡述匯率制度的選擇。本文試圖對這些理論加以補充和拓展，以期對匯率制度選擇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

（一）以實現內外均衡為根本目標的制度選擇

作為國際學的核心部分，匯率脫離不開國際金融的基本框架。國際金融學的產生與是以不同條件下的內外均衡的實現為主要線索的，因此，匯率理論以及在此之下的匯率制度選擇理論不可避免地要為實現不同條件下的內外均衡而服務。特別是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以及浮動匯率與巨額資本流動成為開放面臨的新條件的形勢下，對內外均衡實現的已經滲透到了匯率理論中。所謂內部均衡，一般的理解是指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充分就業與價格穩定；外部均衡是指國際收支平衡。

“丁伯根法則”指出，要實現幾種獨立的政策目標，至少需要相互獨立的幾種有效的政策工具。以此為依據，要想實現內外均衡的目標，至少需要兩種以上的政策工具，即以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為主的支出增減政策和以匯率政策為主的支出轉換政策同時運用。由此可以看出，匯率本身帶有極強的政策取向性，匯率制度的選擇應充分考慮到這一政策要求。

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將匯率的穩定作為政策目標之一，不僅無法利用匯率政策來實現內外均衡的調節，而且還易受到外部經濟的沖擊，特別是在國際資本流動特別巨大的今天，固定匯率制實際上為投機者提供了一個只賺不賠的好的投機機會，因此，除非實行資本管制，否則，固定匯率制將成為一國遭受經濟沖擊的潛在誘因。相比之下，浮動匯率制似乎更有優勢。由于匯率的自由波動，一國政府不僅可以減少一個政策目標（匯率穩定），同時還增加了一個政策工具（匯率政策工具），這樣，政府在實現內外均衡的經濟目標時，可以更加從容。盡管如此，由于浮動匯率制以及以浮動為特征的匯率安排有多種，包括完全浮動、有管理的浮動、爬行的帶狀匯率制以及爬行釘住制等，各種匯率安排之間不盡相同，實現內外均衡目標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樣。其中，完全浮動匯率制將匯奉作為內生的自由變量，一國金融當局對外匯市場不加干預，完全聽任外匯匯率隨市場供求狀況的變化而自由漲跌。這種匯率運行機制跳出了匯率穩定的目標，匯率波動以市場為基礎，自發調節來實現外部均衡。但是，匯率的自動調節機制由于以下兩點原因而變得不太完美：一是現實中由預期導致的“因市定價”（pricing to market）的存在，使得匯率波動對貿易收支和國內價格水平的不大。克魯格曼（P.Krugman，1989）通過“沉淀成本模型”（sustainability of exchange rate）對此現象進行了解釋。他認為，廠商存在完全靜態預期時，每一個廠商都會有一個類似于匯率波動的“無變動范圍”（range of no change），匯率變動只要不超過這個范圍，廠商就會維持現狀而不調整產品價格；即使廠商不存在完全靜態預期，即不認為未來與現在一模一樣，廠商會根據對未來的預期匯率來制定計劃：如果廠商認為有利的匯率是暫時的，他們不會立即進入該市場；如果廠商認為目前匯率不利是暫時的，他們也不會立即退出該市場，即廠商對匯率的反應受到回歸預期的限制。除了預期的影響外，第二個原因——匯率變動的不穩定性也加劇了貿易的惰性，從而影響到匯率的自動調節機制。現實中，匯率的波動幅度很大，這種劇烈而頻繁的波動使廠商采取一種“觀望”態度：他們既不愿輕易進入一個市場，也不愿輕易退出一個市場。造成匯率不穩定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匯率的超調（overshooting）。多恩布什（Dornbusch，1976）提出的超調模型，認為商品市場與資產市場價格的調整速度是不同的，商品市場上價格水平短期內具有粘性的特點，使得短期內匯率的變動大于長期水平。二是預期推動。匯率決定的資產市場分析法認為，影響本幣存款預期回報率和外幣存款預期回報率的因素有很多，如價格水平、通脹率、進出口需求、貨幣供給的預期以及關稅和限額等，這些因素中任一預期發生變動都將直接影響到本外幣存款的預期回報率，從而對匯率發生影響。另外，噪聲模型在解釋匯率劇烈波動時也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該模型指出噪聲交易者的存在干擾了市場的穩定預期和理性行為，從根本上造成了市場的不穩定。

完全的固定匯率制與完全的浮動匯率制在解決內外均衡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相比之下，中間匯率制度似乎更為有效。然而，關于中間匯率制度的爭論卻最多，特別是近年來，由于采取中間匯率制的國家在對付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時普遍表現不佳，更引起了人們對這一類匯率安排的懷疑。王學武（2000）認為，在資本項目開放后，實行中間匯率制度是比較危險的，因為中間匯率制度集中了固定與浮動制度兩者的缺陷。當然，中間匯率制度同時也具備了固定與浮動匯率制度的各自優點。威廉姆森（1983）建議，在固定與浮動匯率之間采取一種折衷的辦法，主張采取“匯率目標區制度”。克魯格曼（1989）在對浮動匯率制度的運行機制進行實證分析后，主張國際貨幣體系“最終回歸一種可以相機調整，多少比較固定的匯率體制”。易綱（2000）也認為在資本賬戶沒有開放的發展家不可能有完全浮動的匯率制度。現實中不少實行中間匯率制的國家成功避免外部沖擊的例子，也給我們提供了實證依據。而且，由于人們對中間匯率制度的仍很不足，理論上尚未證明實行中間匯率制度必不可行的結論，因此中間匯率制仍是一國匯率制度選擇的重要依據，關于中間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孰優孰劣的爭論仍將繼續下去。

（二）影響匯率制度選擇的產權因素

經濟結構決定論認為，一國選擇哪種匯率制度，應從該國的經濟結構特征去考慮。海勒（1978）認為，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的選擇與以下結構因素有關：國家整體規模、經濟開放程度、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相對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通貨膨脹率、貿易格局。波爾森（Poirson，2001）以1990—1998年間93個國家為樣本，提出了衡量匯率制度靈活性的指標體系，并指出，影響匯率制度選擇的決定性因素主要有：通貨膨脹率、外匯儲備水平、生產和產品多樣化、貿易沖擊脆弱性、穩定性、經濟規模或GDP大小、資本流動、失業率或通脹誘因以及外幣定值債務等。史晉川和沈國兵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匯率制度選擇的多變量標準，并將這些標準按其與匯率制度靈活性指標的相關性進行分類，指出應以相關性為正的指標選擇匯率制度。

經濟結構決定論試圖從一國經濟的內在因素上分析問題，立論的基礎雄厚有力；從論證過程和論證上看，也做到了嚴謹、詳盡。但是，這一派學者在論述時僅僅將視角集中在一國的經濟結構因素上，而忽視了經濟以外的其他重要的結構因素，特別是產權結構以及比產權內涵更廣的制度因素。從產權的本質來講，一項制度安排的均衡實際上就是各相關利益集團利益格局的均衡。制度的選擇也就是具有不同產權利益的產權主體，根據利益最大化原則來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制度。這樣，即使有一種制度安排能降低成本，增加社會福利，但如果可能給既得利益集團造成巨大的利益損失，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可能起來反對新制度，并將新制度的創新扼殺在搖籃里。匯率制度的選擇同樣遵守此項原則。T· W·舒爾茨（T.W.Schult2，1968）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一文中，按所提供給人的服務類型將制度分成了四類e.按照舒爾茨的分類，匯率制度應與貨幣制度、期貨市場制度一起作為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而存在。建立在古典經濟學基礎上的成本收益決定論，在特定制度下經濟人具有理性行為的假設下，分析制度的均衡；而建立在制度理論基礎上的匯率選擇理論，則將匯率制度的選擇作為一種強制性的制度變遷，研究制度的供給與需求。一國政府作為匯率制度選擇的主體，只有當其預期收益高于強制推行制度變遷的預期成本時，他才會采取行動來增加匯率制度的供給、消除制度的不均衡。盡管如此，如果新匯率制度的選擇會降低產權主體可獲得的效用或威脅到產權主體的利益，那一國可能仍然會維持某種無效率的匯率制度。維持一種無效率的匯率制度安排和國家不能采取行動來消除制度不均衡，這二者都屬于政策失敗。政策失敗的起因有以下幾種：產權主體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識形態剛性、官僚主義傾向和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等。基于以上原因，我們在分析匯率制度選擇和預測匯率制度的演進方向時，必須結合基礎的產權制度變遷的軌跡來認識。既然制度非均衡以及制度變遷的根源存在于該項制度下各行為主體的產權利益矛盾之中，制度變遷的方向取決于各行為主體在現有制度框架下博弈均衡的結果，那么在分析匯率制度選擇問題時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分析與之相關的各角色主體的目標和行為，他們相互之間的力量對比，并且還應以社會理性的眼光比較、選擇某項制度所付出的成本和可能取得的收益。

第3篇：國際貨幣制度論文范文

一、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成因分析

根據知識貿易學的基本規律，貿易必然導致風險，知識產品的國際貿易必然導致基于特殊傳播機制的知識溢出性風險。具體講，導致各種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1.知識的潛在利益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經濟原動力。

“知識能夠帶來效益”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通俗的主流話語。全世界各種各樣的教育機構無一不是為了傳播知識而設立的思想接合中介，這些學校或研究機構為知識需求者和知識擁有者之間架起了溝通和聯系的紐帶，為人類知識的傳承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正如美國著名知識經濟學家約翰•湯姆斯所說，一種知識，如果不能給人的類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帶來潛在的物質性收益，那么這種知識的傳播能力將會大打折扣。聯系今天中國各級教育的經濟導向性，我們也會明確感受到知識產品的經濟驅動力。事實上，知識產品的跨國流動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為促動的，在較為嚴格的知識動力學意義上，知識產品的潛在或現實的利益本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經濟原動力。那些冒著投資風險進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達成知識產品國際交易的后發助力而已，他們所獲得的基于當期匯率所表現出的貨幣價值，只是隱含在知識產品中的勞動凝結在獲得新的使用價值之后的利潤讓渡，也可以說是對知識產品特殊有用性進行全球轉移的貨幣獎勵。

2.知識的政治價值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政治源動力。

自階級社會和私有制度出現以來，人類始終面臨三大選擇:一是人類自身生產和再生產的政治制約性選擇;二是為了維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擾性選擇;三是治者以各種方式向社會傳遞的主導性存在價值選擇。在上述選擇的關鍵路口，政治治理者都會以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來強化對被治理者的威權性存在。假定意識形態是一種知識產品的話，那么我們可以斷定統領整個社會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價值系統是促使知識產品國際流動的終極解釋力。政治家經營國家的重要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獲得基于權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觀國際關系學上，把一國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甚至意識形態推向他國才是政治產品國際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美國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從來沒有打著“意識形態民主化”輸出的口號，但美國在國外經營企業的目的之一就是為美國的全球政治戰略服務。正如斯賓塞、李嘉圖、威廉•配第、凱恩斯和薩繆爾森的一致看法:幾乎沒有一種經濟活動是可以脫離開政治權力的約束而自在發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會也是如此。我們要杜絕“國際貿易泛政治化”的傾向，但我們更要看到國際貿易的政治風險。就知識產品跨境流動的權力驅動力來說，知識的政治價值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政治源動力。換一句話來說，正是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釀生了國際貿易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識的文化娛樂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文化肇因。

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經濟形態的，因為一種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藝術是不可能帶給觀眾藝術化視覺效果的。在全球知識產品頻繁流動的今天，廣播電影電視、雜志期刊出版、廣告視覺傳媒、數據電子電腦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娛樂性滋生了各種潛在和實際的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如果把這些產品的國際交易風險都歸結為中間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間組織)，那是不科學的，因為無論是參與貿易的企業，還是政府許可證的管理，抑或是民間的中介機構都希望獲得物質性的收益。這些參與者的行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形形的交易風險呢?事實上，知識的文化娛樂性是導致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文化驅動力。娛樂是文化的，但娛樂也是要走向國際化的。當一種知識產品不能帶給人愉悅的心情和暢快淋漓的感性體驗的時候，它就會被很快拋棄，更談不上什么跨國交換了。

二、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表現形態

知識產品的國際貿易隱含著基于貨幣市場波動而引發的匯率風險、基于國家金融制度差異而引發的政策風險、基于信用資金償還機制差異而引發的貸款風險、因各國契約理念不同而引發的合同風險、基于知識隱形貶值而引發的價格風險等問題。當然由于知識產品時空傳播方式的差異性，使得知識產品國際貿易的風險呈現出許多獨有的特征。

1.匯率風險。

不論美元債務擴張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國家和個人貨幣購買力的潛在損失，美元仍然是當今世界最為通行的國際結算方式。新西蘭學者Michael•Wang和Jack•yang曾探討過建立以彈性金本位為核心的二元貨幣體系的構想，指出這種貨幣制度是使儲蓄存款長期保持原有購買力的重要保障，是縮小貧富差距的基礎性解決方案，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大戰略選擇。但這種國際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論探討的階段，并沒有得到大多數英聯邦國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說，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默認美元的結算方便功能，同時也認可了以美元為國際貨幣結算單位所產生的匯率風險。同股票、基金、期貨、債券市場一樣，國際貨幣市場的交易同樣遵循等價交換原則和供需法則;同虛擬資本的交易法則一樣，全球知識產品的交易同樣受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當許多人大量購入美元而兌換人民幣的時候，伴隨著美元貶值的不僅是持有美元國家購買力的下降，這一行為同樣也提高了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并事實上給跨國知識產品貿易商以遠期盈利的機會。比如，中日韓三國的電影市場就曾經因為匯率的波動給韓國公司和中國國際影視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財產損失。

2.政策風險。

世界各國都對他國的知識輸入持謹慎和理性的態度。比如歐洲就對中國出版的人文社科類書籍征收較高的關稅，美國對中國出版物的輸入控制更是非常嚴格，除了有反傾銷審查之外，還增加了意識形態審查和宗教審查。對于那些與美利堅基督信仰明顯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準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義帶進美國。事實上，中國自然科學成果輸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并成為ISTP和EI檢索的比例要遠遠高于社科類成果的檢索比率。除去中美兩國版權制度和版稅扣除機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識產品的中美貿易方面，兩國的政策差異也是非常明顯的。那些名為保護貿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實際上成為國際貿易組織成員國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壘，最終釀生了各種各樣的知識產品貿易風險。

3.貸款風險。

知識產品的國內生產企業為了打開國際市場，往往在國內法的框架內通過股市、基金、期貨、債券，甚至變相民間融資的形式獲取大量資金，這些資金的償還有的有明確期限，有的則是非法融資的。在民間高利貸和地下錢莊的支持下，各種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電影企業，在短時間內就籌集到了知識生產的全部資金。但問題在于，如果這些知識產品沒有獲得實體企業的青睞，沒有獲得國際銷售的利潤，那么開發商和運營商以及中介公司都會面臨巨大的償貸壓力;當這一貿易鏈條上的任何一家企業因道德或法律糾紛而“撂跤子”時，正零和博弈就會迅速變成“囚徒困境”。這時就會出現到處都是催債的經理人、而到處可見的都是沒錢的老板或經理的艱難局面。由是，風險愈演愈烈。當然也會出現一些不能正視自己國家貿易地位和能力，盲目舉債、到處申請外匯貸款的現象，這同樣造成了一些債權國貸款無法償還的風險。

4.合同風險。

熟悉國際貿易規則的人都知道，國際貿易合同只是約束貿易雙方的紙質文件，在跨國貿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單方面違約，追責的難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這樣說，因一方單方面違約而造成損失的償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著實質性條款的歧義性解釋、合同的使用范圍往往存在著國內法和國際法的沖突，有些知識產品運營商又沒有國際商務合作的經驗，當進口商不能按期履約時，風險就會非常巨大。

5.價格風險。

在商品交換領域，價格的波動是供需關系的晴雨表。在國際貿易領域，商品價格的國內波動是極為正常的事情。就光盤、出版物、影視作品、文學讀物等知識產品的跨境流動而言，價格的隨行就市是極為普遍的事情。但問題在于，當已經按照合同價格預期交割的知識產品因國內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漲價的時候，對于貿易商來說，是撕毀合同直接向國內賣出這些產品，還是按照誠實守信的原則按期交貨呢?正常來說應該是按期交貨，但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一再告訴我們，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市場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則的支配下，大多數商人都會傾向于毀掉合同賺取超額利潤。這時市場倫理就會讓位于功利哲學，巨大風險就會從天而降。

三、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防范策略

近年來，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外貿易不平衡問題正在逐漸加劇、知識產品貿易中的違法違規現象更是層出不窮、盜版現象極為普遍、學術論文文學作品的跨國抄襲現象愈演愈烈、各種文化產品國際合作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不當競爭此起彼伏。靠什么來約束知識產品市場的國際貿易呢?本研究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強化知識產品國際貿易市場的調研工作。

根據需求偏好理論，地域上相鄰或相近國家的貿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間上較遠地區和國家的貿易依存度。作為亞洲面積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知識產品出口的主要對象是東亞地區和東南亞國家。就東亞來說，中國知識產品出口的主要對象是韓國，其次是臺灣地區、香港地區、日本、澳門地區和朝鮮。據文化部和商業部的聯合調查，從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韓知識產品的貿易總額達到了1598.9億美元，其中進口額達到1057.5億美元，逆差趨勢明顯。就東南亞來說，中國知識產品輸出的主要地區集中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其中中新和中馬貿易額占到了貿易總額的79%，表明中國的知識產品在東南亞地區已經形成了廣泛影響。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緬甸、印度、哈薩克斯坦、蒙古、俄羅斯、尼泊爾與中國有著良好的地緣合作關系，但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知識產品貿易額很小。近年來，伴隨著遠洋運輸條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術的發展，中國和美國、歐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識產品雙邊貿易在逐漸擴大，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總局的統計數據，近10年來中美之間的知識產品貿易額已經達到1200.98億美元，中國和歐盟之間已經達到621.56美元，中國和南美洲的知識產品貿易額達到了37億美元，中非知識產品貿易額達到了98億美元。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中國今后應繼續加大與地緣國家和地區的知識產品貿易，要依據準確的貿易數據制定合理的出口戰略和進口措施。要根據歐洲國家偏好中國物美價廉文化產品的需求事實，制定中國知識產品出口歐洲的詳細計劃;要把中國的陶瓷制品、絲綢制品、柳編制品、服裝產品、小飾品添加上強烈的文化信息，把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諧大同思想輸出國外，使知識產品供應商能夠在賺取國際分工效益的同時，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貢獻;對于某些攜帶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們也要本著協商的原則，盡量回購流失到國外的珍貴寶物;對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現象和行為要大力查處、毫不手軟。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細致縝密的事前調研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決策的重要前提，這方面經驗是豐富的，教訓也是極為深刻的。

2.認真研究貿易國的政治、經濟及法治狀況，牢牢把握貿易國的政策特征和價值偏好。

作為全球經濟發展前景最為廣闊的地區，中國的文化產業雖然起步較晚，但卻擁有極為廣闊的需求市場，并吸引了大批的國際資本涌入中國出版業、廣告業乃至各種文體娛樂行業。在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有顯著提高的情況下，國內文化消費需求空間很大。作為中國知識產品貿易的主要輸出國，美國、韓國、日本、菲律賓等國的政治運作特點、經濟發展走向、政策偏好性和價值評估體系都是各國知識產品貿易商必須密切關注的重要信息。一般來講，如果一個國家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或消極財政政策時，這將有利于出口，不利于進口;反之，則有利于進口，不利于出口。對于知識產品貿易商來說，只有認真研究了貿易伙伴國的政策變化動態并隨時關注國際社會的風吹草動，才有可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獲取客觀的比較收益，否則，巨大的貿易風險將不期而至。就歐洲和美國來說，中國的電影電視產業要想打入這些國家的主流音像市場是很難的，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商人經濟實力有限，更是由于這些國家對中國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的質疑和困惑。由此，中國在輸出知識產品的時候要盡量尋找那些極富傳統感染力的文化產品，避開那些帶有單一政治教化色彩的知識產品;中國輸入到歐洲和美洲的知識產品要盡量體現出對那些國家制度和宗教的尊重，避免因為意識形態問題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對于非洲國家來說，我們的核心目的是輸出出版業和傳媒業的文化產品，把古老的東方儒學文化傳播到遙遠的非洲部族。

3.選擇正確的計價貨幣，有效規避匯率風險。

第4篇：國際貨幣制度論文范文

關鍵詞：知識產品；金融制度；國際貿易；風險；防范策略

中圖分類號：F7461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5）08-0089-03

作者簡介：師超（1982-），女，吉林松原人，長春財經學院國際經濟貿易學院講師，碩士，主要研究國際經濟貿易政策和國際經濟法；黨楊（1982-），女，黑龍江鶴崗人，長春財經學院經濟學院講師，副院長，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博士，主要研究西方經濟理論和區域經濟學。

知識產品是人類在改造自然和社會的實踐中，依靠知識、智力等要素所創造出來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成果的總和。它包括影視傳媒作品、期刊出版物、企業信譽、商標、專利、計算機軟件及商業秘密等。本文擬在分析知識產品國際貿易諸多風險形成原因、表現形態的基礎上，提出防范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基本策略。

一、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成因分析

根據知識貿易學的基本規律，貿易必然導致風險，知識產品的國際貿易必然導致基于特殊傳播機制的知識溢出性風險。具體講，導致各種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1知識的潛在利益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經濟原動力。“知識能夠帶來效益”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通俗的主流話語。全世界各種各樣的教育機構無一不是為了傳播知識而設立的思想接合中介，這些學校或研究機構為知識需求者和知識擁有者之間架起了溝通和聯系的紐帶，為人類知識的傳承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正如美國著名知識經濟學家約翰?湯姆斯所說，一種知識，如果不能給人的類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帶來潛在的物質性收益，那么這種知識的傳播能力將會大打折扣。聯系今天中國各級教育的經濟導向性，我們也會明確感受到知識產品的經濟驅動力。事實上，知識產品的跨國流動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為促動的，在較為嚴格的知識動力學意義上，知識產品的潛在或現實的利益本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經濟原動力。那些冒著投資風險進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達成知識產品國際交易的后發助力而已，他們所獲得的基于當期匯率所表現出的貨幣價值，只是隱含在知識產品中的勞動凝結在獲得新的使用價值之后的利潤讓渡，也可以說是對知識產品特殊有用性進行全球轉移的貨幣獎勵。

2知識的政治價值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政治源動力。自階級社會和私有制度出現以來，人類始終面臨三大選擇：一是人類自身生產和再生產的政治制約性選擇；二是為了維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擾性選擇；三是治者以各種方式向社會傳遞的主導性存在價值選擇。在上述選擇的關鍵路口，政治治理者都會以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來強化對被治理者的威權性存在。假定意識形態是一種知識產品的話，那么我們可以斷定統領整個社會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價值系統是促使知識產品國際流動的終極解釋力。政治家經營國家的重要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獲得基于權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觀國際關系學上，把一國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甚至意識形態推向他國才是政治產品國際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美國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從來沒有打著“意識形態民主化”輸出的口號，但美國在國外經營企業的目的之一就是為美國的全球政治戰略服務。正如斯賓塞、李嘉圖、威廉?配第、凱恩斯和薩繆爾森的一致看法：幾乎沒有一種經濟活動是可以脫離開政治權力的約束而自在發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會也是如此。我們要杜絕“國際貿易泛政治化”的傾向，但我們更要看到國際貿易的政治風險。就知識產品跨境流動的權力驅動力來說，知識的政治價值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政治源動力。換一句話來說，正是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釀生了國際貿易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識的文化娛樂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文化肇因。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經濟形態的，因為一種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藝術是不可能帶給觀眾藝術化視覺效果的。在全球知識產品頻繁流動的今天，廣播電影電視、雜志期刊出版、廣告視覺傳媒、數據電子電腦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娛樂性滋生了各種潛在和實際的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如果把這些產品的國際交易風險都歸結為中間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間組織），那是不科學的，因為無論是參與貿易的企業，還是政府許可證的管理，抑或是民間的中介機構都希望獲得物質性的收益。這些參與者的行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形形的交易風險呢？事實上，知識的文化娛樂性是導致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文化驅動力。娛樂是文化的，但娛樂也是要走向國際化的。當一種知識產品不能帶給人愉悅的心情和暢快淋漓的感性體驗的時候，它就會被很快拋棄，更談不上什么跨國交換了。

二、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表現形態

知識產品的國際貿易隱含著基于貨幣市場波動而引發的匯率風險、基于主權國家金融制度差異而引發的政策風險、基于信用資金償還機制差異而引發的貸款風險、因各國契約理念不同而引發的合同風險、基于知識隱形貶值而引發的價格風險等問題。當然由于知識產品時空傳播方式的差異性，使得知識產品國際貿易的風險呈現出許多獨有的特征。

1匯率風險。不論美元債務擴張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國家和個人貨幣購買力的潛在損失，美元仍然是當今世界最為通行的國際結算方式。新西蘭學者Michael? Wang 和 Jack?yang曾探討過建立以彈性金本位為核心的二元貨幣體系的構想，指出這種貨幣制度是使儲蓄存款長期保持原有購買力的重要保障，是縮小貧富差距的基礎性解決方案，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大戰略選擇。但這種國際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論探討的階段，并沒有得到大多數英聯邦國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說，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默認美元的結算方便功能，同時也認可了以美元為國際貨幣結算單位所產生的匯率風險。同股票、基金、期貨、債券市場一樣，國際貨幣市場的交易同樣遵循等價交換原則和供需法則；同虛擬資本的交易法則一樣，全球知識產品的交易同樣受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當許多人大量購入美元而兌換人民幣的時候，伴隨著美元貶值的不僅是持有美元國家購買力的下降，這一行為同樣也提高了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并事實上給跨國知識產品貿易商以遠期盈利的機會。比如，中日韓三國的電影市場就曾經因為匯率的波動給韓國公司和中國國際影視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財產損失。 2政策風險。世界各國都對他國的知識輸入持謹慎和理性的態度。比如歐洲就對中國出版的人文社科類書籍征收較高的關稅，美國對中國出版物的輸入控制更是非常嚴格，除了有反傾銷審查之外，還增加了意識形態審查和宗教審查。對于那些與美利堅基督信仰明顯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準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義帶進美國。事實上，中國自然科學成果輸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并成為ISTP和EI檢索的比例要遠遠高于社科類成果的檢索比率。除去中美兩國版權制度和版稅扣除機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識產品的中美貿易方面，兩國的政策差異也是非常明顯的。那些名為保護貿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實際上成為國際貿易組織成員國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壘，最終釀生了各種各樣的知識產品貿易風險。

3貸款風險。知識產品的國內生產企業為了打開國際市場，往往在國內法的框架內通過股市、基金、期貨、債券，甚至變相民間融資的形式獲取大量資金，這些資金的償還有的有明確期限，有的則是非法融資的。在民間高利貸和地下錢莊的支持下，各種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電影企業，在短時間內就籌集到了知識生產的全部資金。但問題在于，如果這些知識產品沒有獲得實體企業的青睞，沒有獲得國際銷售的利潤，那么開發商和運營商以及中介公司都會面臨巨大的償貸壓力；當這一貿易鏈條上的任何一家企業因道德或法律糾紛而“撂跤子”時，正零和博弈就會迅速變成“囚徒困境”。這時就會出現到處都是催債的經理人、而到處可見的都是沒錢的老板或經理的艱難局面。由是，風險愈演愈烈。當然也會出現一些不能正視自己國家貿易地位和能力，盲目舉債、到處申請外匯貸款的現象，這同樣造成了一些債權國貸款無法償還的風險。

4合同風險。熟悉國際貿易規則的人都知道，國際貿易合同只是約束貿易雙方的紙質文件，在跨國貿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單方面違約，追責的難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這樣說，因一方單方面違約而造成損失的償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著實質性條款的歧義性解釋、合同的使用范圍往往存在著國內法和國際法的沖突，有些知識產品運營商又沒有國際商務合作的經驗，當進口商不能按期履約時，風險就會非常巨大。

5價格風險。在商品交換領域，價格的波動是供需關系的晴雨表。在國際貿易領域，商品價格的國內波動是極為正常的事情。就光盤、出版物、影視作品、文學讀物等知識產品的跨境流動而言，價格的隨行就市是極為普遍的事情。但問題在于，當已經按照合同價格預期交割的知識產品因國內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漲價的時候，對于貿易商來說，是撕毀合同直接向國內賣出這些產品，還是按照誠實守信的原則按期交貨呢？正常來說應該是按期交貨，但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一再告訴我們，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市場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則的支配下，大多數商人都會傾向于毀掉合同賺取超額利潤。這時市場倫理就會讓位于功利哲學，巨大風險就會從天而降。

三、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防范策略

近年來，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外貿易不平衡問題正在逐漸加劇、知識產品貿易中的違法違規現象更是層出不窮、盜版現象極為普遍、學術論文文學作品的跨國抄襲現象愈演愈烈、各種文化產品國際合作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不當競爭此起彼伏。靠什么來約束知識產品市場的國際貿易呢？本研究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強化知識產品國際貿易市場的調研工作。根據需求偏好理論，地域上相鄰或相近國家的貿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間上較遠地區和國家的貿易依存度。作為亞洲面積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知識產品出口的主要對象是東亞地區和東南亞國家。就東亞來說，中國知識產品出口的主要對象是韓國，其次是臺灣地區、香港地區、日本、①澳門地區和朝鮮。據文化部和商業部的聯合調查，從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韓知識產品的貿易總額達到了15989億美元，其中進口額達到10575億美元，逆差趨勢明顯。②就東南亞來說，中國知識產品輸出的主要地區集中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其中中新和中馬貿易額占到了貿易總額的79%，表明中國的知識產品在東南亞地區已經形成了廣泛影響。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緬甸、印度、哈薩克斯坦、蒙古、俄羅斯、尼泊爾與中國有著良好的地緣合作關系，但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知識產品貿易額很小。近年來，伴隨著遠洋運輸條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術的發展，中國和美國、歐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識產品雙邊貿易在逐漸擴大，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總局的統計數據，近10年來中美之間的知識產品貿易額已經達到120098億美元，中國和歐盟之間已經達到62156美元，中國和南美洲的知識產品貿易額達到了37億美元，中非知識產品貿易額達到了98億美元。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中國今后應繼續加大與地緣國家和地區的知識產品貿易，要依據準確的貿易數據制定合理的出口戰略和進口措施。要根據歐洲國家偏好中國物美價廉文化產品的需求事實，制定中國知識產品出口歐洲的詳細計劃；要把中國的陶瓷制品、絲綢制品、柳編制品、服裝產品、小飾品添加上強烈的文化信息，把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諧大同思想輸出國外，使知識產品供應商能夠在賺取國際分工效益的同時，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貢獻；對于某些攜帶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們也要本著協商的原則，盡量回購流失到國外的珍貴寶物；對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現象和行為要大力查處、毫不手軟。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細致縝密的事前調研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決策的重要前提，這方面經驗是豐富的，教訓也是極為深刻的。

2認真研究貿易國的政治、經濟及法治狀況，牢牢把握貿易國的政策特征和價值偏好。作為全球經濟發展前景最為廣闊的地區，中國的文化產業雖然起步較晚，但卻擁有極為廣闊的需求市場，并吸引了大批的國際資本涌入中國出版業、廣告業乃至各種文體娛樂行業。在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有顯著提高的情況下，國內文化消費需求空間很大。作為中國知識產品貿易的主要輸出國，美國、韓國、日本、菲律賓等國的政治運作特點、經濟發展走向、政策偏好性和價值評估體系都是各國知識產品貿易商必須密切關注的重要信息。一般來講，如果一個國家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或消極財政政策時，這將有利于出口，不利于進口；反之，則有利于進口，不利于出口。對于知識產品貿易商來說，只有認真研究了貿易伙伴國的政策變化動態并隨時關注國際社會的風吹草動，才有可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獲取客觀的比較收益，否則，巨大的貿易風險將不期而至。就歐洲和美國來說，中國的電影電視產業要想打入這些國家的主流音像市場是很難的，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商人經濟實力有限，更是由于這些國家對中國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的質疑和困惑。由此，中國在輸出知識產品的時候要盡量尋找那些極富傳統感染力的文化產品，避開那些帶有單一政治教化色彩的知識產品；中國輸入到歐洲和美洲的知識產品要盡量體現出對那些國家制度和宗教的尊重，避免因為意識形態問題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對于非洲國家來說，我們的核心目的是輸出出版業和傳媒業的文化產品，把古老的東方儒學文化傳播到遙遠的非洲部族。

3選擇正確的計價貨幣，有效規避匯率風險。出于國內貨幣市場特殊性的考量，中國政府對外匯交易實行的是金融管制政策。近年來，雖然社會各界都在大力提倡建立外匯保險政策和存款保險政策，但由于匯率和利率波動的不可預期性，均未能實施。外匯管制政策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證本幣的運行安全，并規避全球金融市場危機，但也會造成外匯市場的流動性呆滯，造成進出口貿易商的雙邊貿易風險。我國企業要想在國際貿易中有效防范貨幣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就應該正確選擇計價貨幣。一般來講，出口的時候要以硬幣作價、進口的時候要以軟幣計價。如果迫不得已在出口的時候采用了軟幣計價，就要相應提高作價；在進口時采用了硬幣計價，則要相應調低作價。如果選用的計價貨幣匯率波動幅度較大，還應該通過以匯率區確定價格的方式在合同中列入價格調整條款以更好地維護雙方的權益。

注釋：

①中日知識產品的雙邊貿易受制于兩國的歷史糾葛和主權爭論，近年來的知識產品貿易額正大幅下滑。至2014年底，雙邊知識產品的貿易總額為120億美元，進出口基本持平。

②根據Krugman，Fujta，Venables新經濟地理學的基本觀點，結合納什均衡的一般闡釋，我們可以斷定：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規律與國家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某種正相關關系。由于具有相似的文化歷史背景，韓國人對學習中國文化有一種明顯的偏好，并且直接體現在對中國文化類產品的貿易數值上。但與韓國人相比，中國人對韓國電影、電視劇和化妝、美容、整形等知識產品的青睞程度遠遠高于他們對中國知識產品的研究興趣。由此決定了中韓知識產品貿易的巨大逆差。

參考文獻：

[1]李婧.加強宏觀金融調控 規避國際貿易風險[J].中國證券期貨，2011，（5）.

[2].淺談國際貿易中的市場風險與防范[J].時代金融， 2011，（27）.

第5篇：國際貨幣制度論文范文

1997年至1999年的貨幣政策操作在緩解外部沖擊、促進內需增加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面對通貨緊縮、國內需求不足、失業增加、國內風險逐漸暴露、處理中小金融機構風險難度加大、國有改革步履唯艱、居民消費和非國有投資低迷等不利條件，中國貨幣政策無論是最終目標、中介目標、操作工具還是傳導機制方面都遇到了困難。在新世紀，中國貨幣政策任務仍很艱巨，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對諸多挑戰。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將近兩年中國貨幣政策實踐中遇見的矛盾和挑戰作初步的。

一、貨幣政策的多目標約束

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紿終是貨幣政策理論中爭論最多的，尤其是穩定物價與促進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國家尤為突出。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三條明確規定：“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這一“單目標論”的規定實際上并未得到廣泛認同。只是1993和1994年是中國高通貨膨脹年份，“單目標論”的在當時背景下容易通過。1997年以后中國進入負通貨膨脹率，不僅理論上“單目標”與“多目標”之爭仍在繼續，而且政府和各界都要求貨幣政策“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中國貨幣政策實質上面臨多目標約束，這些目標有：物價穩定、促進就業、確保經濟增長、支持國有企業改革、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確保外匯儲備不減少、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多目標約束主要來自中央政府，這可以從每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和中央銀行分行長會議主報告看出。

實際上在90年代后期，發達國家均進入低通貨膨脹時期，各國也面臨貨幣政策目標的動搖不定。但象中國這樣明確要求貨幣政策實現多個目標還屬少見。貨幣政策的多目標約束至少存在兩個基本理論問題：一是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即貨幣政策能否系統地產出；二是多重目標之間能否協調一致。

貨幣政策能否系統地影響產出在西方貨幣理論中被稱為“貨幣中性理論”。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和以盧卡斯為代表的合理預期學派最先提出貨幣中性論。弗里德曼（1963）認為貨幣只能影響物價等名義變量，而無法影響真實產出。盧卡斯則認為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會由于公眾理性預期的存在而被抵消。近年來發展起來的真實經濟周期模型(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同樣認為貨幣政策不影響產出和其他真實經濟變量，只有資本、勞動和生產技術等真實變量的變動才是經濟周期的根源(Mankiw，1988）。真實經濟周期模型實證檢驗非常精確地擬合了產出、就業、消費及其他主要經濟總量的實際方差和協方差，格蘭杰因果檢驗與向量自回歸（VAR）分析表明：如果以貨幣作為產出波動的解釋變量，其解釋力度并不顯著。展開的分析可見吳易風、王建和方松英（1998）的專著第193－199頁。

盡管貨幣中性是在嚴格假設前提下的一個結論，尤其在短期內，諸如價格和工資粘性，信息不對稱等因素使意料外的貨幣波動能夠影響產出，但是時間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理論同樣不主張用貨幣政策去刺激產出。從短期看，意料外的貨幣供給增加會使產出增長率高于潛在增長率，但在當期最優的貨幣政策由于公眾預期的變化而不能在今后各期保持最優。具體地說，當中央銀行利用預料外的通貨膨脹刺激產出后會喪失信譽(credibility），公眾產生高通貨膨脹預期，最終結果是產出恢復到率水平，而通貨膨脹加速上升，社會福利發生了凈損失。因此，從長期來看，不存在通貨膨脹與產出之間的替代關系，即菲利浦斯曲線在長期不成立，貨幣政策只能以穩定物價作為單一目標。

貨幣理論太抽象，現實中有兩個實例。一是如何評價美聯儲貨幣政策與美國連續五年經濟增長的關系。如果說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發揮了作用，但實際上美聯儲1993年7月就放棄了M2調控目標，美國的貨幣政策操作就是美聯儲每年8次公開市場委員會決定是否調整聯邦基金利率（或貼現率），并且 每年都有幾次是不調整。很顯然，在美國已經不存在主動增加貨幣供應量來刺激經濟增長。理論界普遍認為，美國經濟持續增長是高技術帶動的，美聯儲的作用是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低物價基礎和前瞻性信息，貨幣政策本身并不會刺激經濟增長。另一個例子是日本銀行，日本經濟連續4年負增長，日本銀行的貨幣政策已經非常積極和擴張，甚至采取了零利率政策，但日本經濟仍然低迷不振。這兩個例子起碼說明了一點：決定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不是貨幣和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要實證分析和這種有限的貢獻率更是難上加難，的貨幣理論和計量經濟學都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貨幣政策短期內的多重目標是否能同時達到呢？非常困難。由于多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貨幣政策往往無所適從。當國際收支盈余與國內通貨膨脹并存時，典型的“米德沖突”便出現了；簡·丁柏根論證了實現n個政策目標需要n個獨立的政策工具；蒙代爾則進一步提出了財政政策追求內部均衡，貨幣政策維持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論”。在封閉經濟的假設下，米什金(Mishkin，1995）也證明了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之間存在矛盾。著名的“克魯格曼三角”則認為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中至多能同時達到兩項。

綜上所述，對貨幣政策的多目標約束是“要求過高”，它迫使中央銀行在多目標之間尋找平衡，往往可能采取機會主義的手段注重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貨幣政策無論短期還是長期都應堅持穩定物價的單一目標。

二、通貨緊縮還在繼續

到1999年11月底，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持續20 個月負增長，商品零售物價指數持續26個月負增長，生產資料價格指數持續 29個月負增長（《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1999年第4期）。如果僅從物價下降（單要素論）來看，通貨緊縮已毋庸置疑。更麻煩的是，到1999年底，仍然看不到價格負增長幅度縮小或扭轉的跡象，兩年來克服通貨緊縮的各種政策效果并不明顯。新世紀前兩年我國貨幣政策仍然面臨通貨緊縮的挑戰。

如果把通貨緊縮（價格負增長3％）與1999年其他宏觀經濟變量放在一起看，仍然是一幅令人迷惑的拼圖：經濟增長率7％，稅收和財政支出大幅度增長，凈出口保持較高增長，儲蓄存款、貸款和貨幣供應量均保持正常增長速度，個人收入和消費也保持正常增長。上述指標無論是橫向國際比較還是本國時間序列比較均是正常理想的。除了物價之外，不理想的宏觀經濟指標就是投資和就業。問題究竟在哪里？近年來國內外分析通貨緊縮的論文很多，但至今還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僅以“內需不足”來概括是遠遠不夠的。

面對通貨緊縮，貨幣政策能否像抑制通貨膨脹那樣迅速有效呢？答案是否定的。按照貨幣是外生變量這一貨幣銀行學的基本前提，在現代信用貨幣制度下不應該出現通貨緊縮，因為中央銀行可以隨時增加貨幣供應量。所以現有的貨幣政策理論都是對付通貨膨脹的，竟然沒有對付通貨緊縮的理論。經濟現實總是與貨幣理論和現代中央銀行制度開玩笑。我國已經連續兩年實行增加貨幣供應量的貨幣政策，并使用了如此多的政策工具，但貨幣供應量就是增加不多。中國是這樣，日本也是這樣。再看，才知道人類還沒有以貨幣政策成功對付通貨緊縮的先例。Cover（1992）和Karras（1996）的實證證明了美國和歐洲18國存在明顯的貨幣政策效果的不對稱性。有人形象地將貨幣政策比喻為繩子，可以有效地“拉住”經濟過熱，但卻無法“推動”經濟增長。新凱恩斯主義的貨幣理論對此提出了諸如價格粘性、勞動力市場不完善、信貸市場信息不對稱等微觀解釋，同時都認為貨幣政策效果的不對稱性是個客觀事實（吳易風、王建、方松英：1998）。

一方面是對中國通貨緊縮的原因分析不盡人意，另一方面是前兩年的財政貨幣政策的效果并不明顯，消極等待通貨緊縮自然消失更不是辦法。由此看來，中國的經濟運行中還有很多未知因素，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也不是所想象的那樣完善，市場經濟本身并不是可以“駕馭的”。中國出現的通貨緊縮不是單純的貨幣現象，它與現行體制改革中出現的許多矛盾有關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并不能解決體制問題，但是人們總是不相信這一點，總是認為貨幣政策應該在對付通貨緊縮方面大有所為。因此，只要中國存在通貨緊縮，中央銀行就不得安寧。

三、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受阻

過去兩年的情況表明，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并不僅僅取決于中央銀行的意愿和行為。從基礎貨幣的投放到貨幣供應量的增長要經歷一個傳導過程，這個過程中商業銀行行為、體制約束都會產生較大的。

首先是中國的基礎貨幣投放渠道狹窄且增量不多。1995、1996、1997年基礎貨幣增加額分別為3542億元、6182億元和3764億元，1998年比上年減少589億元，1999年預計增加2000億元。（戴相龍，1999）。

中央銀行貸款作為基礎貨幣投放主渠道作用已經消失。從1995年到1999年末，中央銀行對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再貸款余額從12000億元下降至4900億元。特別是近年來，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流動性充足，不需要中央銀行貸款，每年是凈還款。到1999年末，中央銀行貸款余額僅占其負債總額的6.3%。中央銀行對政策性銀行的貸款主要集中在對農業銀行的貸款。也許是1994—1996年期間貸款太多了，1997年開始貸款需求大幅下降，1998年農業發展銀行實施收購資金封閉運行后，幾乎不需要增加再貸款。1998年凈減少1000億元，1999年凈減少300億元。

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后，外匯占款一度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1994--1997年，外匯儲備大增，中央銀行資產中的“外匯占款”分別增加3740.51億元、2292.65億元、2804.23億元和3070.62億元。但是1997年亞洲危機以后，外匯占款增速減緩，1998年僅為438.59億元，1999年估計為900億元。實際上，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目標約束下，外匯占款不是中央銀行可以主動調控基礎貨幣的手段。

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調控基礎貨幣是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一貫做法。也是央行可主動調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我國卻不是這樣。我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容量較大，1999年末中央國債登記公司托管的可流通國債和政策金融債券有1.05萬億元。1999年末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持有的國債加政策性金融債券共7500萬億元，約占其總資產的11%。（戴根有，2000）但是人民銀行1998年債券持有量僅增加702億元。1999年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投放基礎貨幣1907億元，占央行當年新增基礎貨幣的50%左右（戴根有，2000），但如果減去外匯購入，債券購入量約為900億元。同時，持有大量國債的國有商業銀行將國債視為優質資產，不愿出售，公開市場業務缺乏交易的基礎。公開市場操作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還沒有對基礎貨幣投放產生重大影響。

另一個影響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重要因素是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格局及其無利潤約束行為。在中國，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擁有銀行業80%以上的資產和負債，客觀上形成了壟斷。從1996-1998年，全貸款增量的68%是由這四家銀行提供的。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貨幣政策不是由央行決定的，而是由這四家銀行的行為所左右。這種狀況世界少見，在大國幾乎沒有。此外，由于和的因素，這四家銀行之間的商業性競爭并不充分（寡頭競爭模式），反而在一些事情上容易達成默契和一致行動。實際上，中央銀行的準備金政策、利率政策、信貸政策等政策工具能否最終作用到經濟運行之中，取決于這四家銀行如何運用自己資產的總量和結構，他們的行為很可能與貨幣政策方向不一致。

這里的關鍵是四家國有商業銀行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的治理結構和激勵機制。由此，在國債市場上可以壓低價（利率）購入大量國債；存款充足時不一定即時去尋找貸款客戶，特別是在我國目前貸款風險較大時期不積極開拓貸款市場，寧可把資金放在央行備付金賬上；分支行不計成本吸收存款。更為奇特的是，我國存款市場近年來出現了信譽不對稱，公眾認為，四家國有銀行的信譽高于中小金融機構，所以存款大量集中于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國有銀行就更需要央行貸款，甚至返還央行貸款，反而有一定緊縮效應。實際上，貨幣政策的信貸渠道被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行為阻塞了，利率政策之所以效果好一些，是因為利率調整可以越過信貸渠道直接作用于和家庭的資金成本，并發揮信息作用。

因此看來，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存在很大缺陷，而真正改善涉及諸多制度：如國有商業銀行的深入改革；存款保險制度；貨幣市場進一步改革；利率市場化；等等。

四、貨幣信貸計劃的失效

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現金投放計劃和指令性的貸款限額是主要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1995年以后，現金計劃和貸款計劃的作用明顯無效，但是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報告中還要定指標。

1996年中央銀行正式將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指標，并宣布“九五”期間，貨幣供應量控制目標定為M2年平均增長23%左右，M1年平均增長18%左右。但是1996年-1998年，M1年增長率分別為18.87 %、16.54% 、11.85%，M2的年增長率分別為25.17 %、17.32 %、15.34 %，1999年11月末M1增長率為16%，M2增長率為14%。都較大幅度地偏離了預定的調控目標。由此面臨的挑戰是：貸款指導性計劃和貨幣供應量目標有沒有用？將來可否有其他替代物？

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認為：良好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該具有可測性、可控性、與最終目標相關性三個特點。但無論實際現金投放、實際貸款額還是貨幣供應量增長率都頻繁地偏離預定的調控目標，而且這種偏離是順經濟周期的波動。從實踐看，中央銀行也難以糾正這種偏離。理論上對貨幣供應量是內生變量還是外生變量爭論很大，如果是內生的，貨幣供應量便不具有可控性，不適宜作為中介目標。

同時，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與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之間相關性如何也沒有經過系統的實證。因此，根據預定的經濟增長率或通貨膨脹率倒推出來的貨幣增長目標，作為約束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規則，其可靠性值得懷疑。

經濟市場化的過程中，貨幣政策也必須市場化，計劃經濟的已徹底結束，如何完成貨幣政策由計劃手段向市場化手段的轉變也構成對新世紀貨幣政策的重要挑戰。

五、貨幣政策工具選擇余地小

我國中央銀行目前可以運用的貨幣政策工具有八種，但真正能自主運用，并且有預定效果的工具卻不多。

1998年我國推行了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合并準備金帳戶和備付金帳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由13%降為8%。1999年11月，中央銀行將存款準備金率由8%下調到6%。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屬力度很大的政策工具，不能頻繁使用。一般認為，下調準備金率之后，商業銀行可貸資金增加，貸款總量就會增加。但是，貸款是否真的增加還要取決于商業銀行的決策。他們也可能增加購買國債，也可能增加在央行的備付金存款。我國1998年下調存款準備率并沒有引起貨幣供應量M2增長，就是一例。而且，目前準備金比率已很低，在新世紀可用余地不大。

公開市場操作中國債交易量小是與我國國債市場發展程度一致的：我國國債期限較長，品種不多，使公開市場業務缺乏載體；持有大量國債的商業銀行將國債視為低風險、高效益的優質資產，不愿出售，市場交易不旺，以調控基礎貨幣為目的的公開市場業務缺乏交易的基礎。這里的關鍵問題在于：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還沒有把這個銀行間債券市場作為自己流動性管理的場所，其他非金融機構投資者又不能進入。至于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的公開市場操作，考慮的是匯率目標，即為了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而被動地吞吐外匯或人民幣。

中央銀行再貸款和再貼現也是貨幣政策工具之一。由于社會信用機制不健全。商業票據使用不廣泛，再貼現始終未能形成規模，1998年再貼現余額僅332億元。中央銀行貸款在1993—1997年期間曾經是中國調控貨幣量最靈活的手段，但1997年后，隨著商業銀行再貸款逐步歸還。調控余地已經不大。1998年末，中央銀行貸款余額是12525億元，比1997年末減少了2000億元。其中給政策性銀行的6754億元幾乎不可調控。

窗口指導或稱“信貸政策”是近年來使用較多的貨幣政策工具，為了擴大內需，中央銀行連續了支持中小企業信貸、消費信貸、農業信貸、外貿信貸的指導意見，文件下發不少，但效果有限。實質上，任何“指導意見”既不是數量性工具，也不是價格性工具，而只是一種道義勸說，是一個軟約束，貸款程序、貸款數量的決定權仍掌握在商業銀行手中。從貨幣理論看，許多信貸政策手段，諸如允許房地產抵押貸款、助學金貸款、證券公司進入貨幣市場融資、股票抵押貸款等，實際是金融制度革新，并并屬于貨幣政策的范疇。

近幾年使用最多，也被認為最有效的政策工具是利率。從1996年5月1日至1999年6月10日，連續7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對刺激經濟增長、減輕企業債務負擔、降低國債籌資成本、推動個人消費信貸起到了積極作用。尤其是1999年6月10日第7次降息后，儲蓄存款增幅明顯下降，減輕企業財務負擔2600億元。

但是，我國仍然是一個以管制利率為主的國家，包括存貸款利率在內的絕大多數利率由中央銀行代表政府制定。政府在制定利率政策時考慮得更多的是如何通過利率改變存款人、借款人(主要是國有企業)和金融中介機構的收入分配格局，尤其對國有企業進行政策傾斜和扶持，利率下調的結果往往是企業財務負擔減輕，存款人和銀行收入減少。所以利率水平很難反映公眾對未來的預期和風險貼水，利率結構也易于扭曲。從現實情況看，我國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2.25%。活期存款利率0.99%，如果物價負增長局面不改變，利率下調空間已經不大。

在分析了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信貸政策、中央銀行貸款、信貸指導性計劃、利率和政策性貸款（發債）計劃這八項政策工具之后，使人感到中央銀行還不能“自如”有效地運用這些工具，而且這些工具的政策效果都要打一些折扣，但我們還沒有找到更好的政策工具。

六、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難以預測

一般認為，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是基本穩定或有變化的，由此才有可能為中央銀行的決策提供了支持，同時也為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了某些技術支持。

謝平、俞喬(1996)通過結構性變化的顯著性檢驗與長期穩定性關系檢驗，得出結論，認為基礎貨幣與貨幣總量間的短期動態關系，盡管受到結構性因素的干擾，但仍表現出相對穩定狀態，也就是說，我國漸進性變化的結構與經濟制度盡管會對貨幣乘數產生不同程度的沖擊，但是這種結構性震蕩僅僅是一種暫時現象，貨幣乘數在震蕩之后回復到長期均衡狀態。因此通過基礎貨幣進行間接貨幣總量控制在理論上是可行的。貨幣乘數的可預測性及其精度就成為貨幣當局通過基礎貨幣調控貨幣總量的技術操作基礎。

關于貨幣乘數的預測，學者提出了若干：一是將當期貨幣乘數與去年同期之差表示成上月貨幣乘數與13個月前貨幣乘數之差的函數。(一默、馬明、1993)；二是先就貨幣乘數中各因素作經濟計量，然后再把各因素的預測值代入總體模型(徐諾金，1989)；三是就決定貨幣乘數中有關各種因素，分別按其定義確定其值，然后代入貨幣乘數公式中。

盡管對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的預測在理論上可行，但實踐中尚無一個模型能很好地擬合現實。從事后統計分析看，1996—1998年M1的乘數為1.15、1.17、1.30，M2的乘數為2.97、3.03、3.47；M1的流通速度為2.71、2.40、2.29，M2的流通速度為1.01、0.91、0.83，波動很大。下世紀初中國仍處于體制轉軌時期，體制環境的變化對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的沖擊不僅明顯，而且不確定性強，通過數據得出的預測模型很難期望它在將來也有良好的預測表現。由此，對貨幣供應量、貸款總額的事先預測和調控就相當困難

七、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也日益受到各國中央銀行的重視。因為在資本流動日益頻繁的情況下，各國中央銀行只要不是實行純粹的自由浮動匯率，其國內貨幣政策都要受到外部環境制約，美國近年來每次調息都會引發全球性的利率變動。Levy 和Halikias(1997)的實證發現：德國短期利率提高對法國長期利率的甚至超過了法國本國短期利率的影響。在各國貨幣政策相互影響日益深入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顯得尤為重要。

中國盡管未加入類似于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一體化組織，但業的對外開放是大勢所趨。21世紀初至少有三個金融開放舉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對外資銀行開放人民幣業務和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亞洲各國的貨幣、金融合作進一步加強，國際貨幣制度也將面臨大的改革。金融業開放不僅使金融監管面臨新課題，而且也為中國的貨幣政策增加了新變數。

假設十年后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國際資本流動，特別是短期游資動會加強。如果國家要求人民幣匯率堅挺，那么貨幣當局只能被動地吞吐外匯，這樣如何保持國內貨幣政策不受干擾便成為難題。中國是個大國，中國的貨幣政策不僅會影響國內經濟，而且會影響香港和亞洲其他國家。1997-1999年，人民幣匯率穩定在應付亞洲金融危機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樣將來對亞洲金融市場還是影響很大。

在國內利率市場化改革完成后，國內存款利率、同業拆借利率也會對亞洲金融市場產生影響。匯率和利率從來就是金融機構套利投機的基準，中國也必然如此。中央銀行如何根據人民幣的匯率與利率，平衡好國內外兩個金融市場的波動，將是一個難題。

WTO盡管是一個以推行貿易自由化，協調和調解各締約方貿易爭端的國際組織，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WTO已不局限于商品貿易，在推動國際投資自由化和勞務貿易自由化方面也卓有成效。中國加入WTO后，向外資銀行全面開放人民幣業務只是個時間問題。外資銀行的引入至少會對貨幣政策產生兩方面沖擊：一是傳統的以貸款指導計劃為手段的直接數量控制辦法失效，而間接調控體系尚不完善，外資銀行在貨幣政策傳導中作用如何尚難預料；二是國際資本流動更加容易，外資銀行大多數是跨國經營的大型銀行，其資金在全球范圍內調撥以套取利潤，當中國出于緊縮經濟的目的提高利率時很可能引起短期套利資本流入，反而擴大了貨幣供應量，這種難題即便在英國這樣一個金融市場完善、中央銀行調控手段豐富的國家也出現過。

八、貨幣政策與資本市場

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過程與西方國家恰恰相反，西方是先出現短期融資的貨幣市場，后出現長期融資的資本市場，中國則是先建立了證券市場，后完善同業拆借等貨幣市場。時至今日，貨幣市場仍發展滯后。

中國股票市場的功能定位也不同于西方：西方國家股票市場評估價值，優化資源配置等功能在中國并不受重視，中國更看重股票市場的籌資功能。國有企業上市意味著大量不需還本資金的流入。本來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資本稀缺，股票市場的籌資功能受到重視也是正常的，但把為國有企業籌資作為首要任務，勢必導致上市公司質量普遍低下，投資者短期行為盛行，最終會影響股票市場的基礎。

難題在于，中國的貨幣政策也有為國有企業改革服務的任務，貨幣政策操作不僅要顧及證券市場的反應，有時還出臺一些“利好“來“培育”證券市場發展。例如，利率下調時，央行主動說要“有利于資本市場發展“；允許券商進入同業拆借市場融資；允許商業銀行發放股票質押貸款，等等。這些事情作為一國金融改革與發展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但利用這些事情（信息）來影響股票市場就是另一回事了。貨幣理論一直告誡人們，貨幣政策過多地顧及證券市場不僅喪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且會影響正常市場秩序的建立。但是，無論是在美國、日本，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直接融資比重加大，股票市值巨大，老百姓的財富也有相當部分投資在股票、債券和基金上。貨幣當局（或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越來越受股票市場的影響，尤其是在低通貨膨脹時期。但無論如何，中央銀行絕不能以股票價格指數作為決策的參照指標，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的作用應該是中性的。如果貨幣政策意在刺激股票市場，投資者普遍認為貨幣當局會托市，對上市公司的業績和經營漠不關心，無法對上市公司形成有力的約束，促使其改善經營；上市公司既不擔心股東“用腳投票”也不擔心會被兼并收購（國有股，法人股不上市），唯一值得關心的就是增資擴股又能“圈”多少錢。這種典型的道德風險問題會使貨幣政策和證券市場都受到損害。

九、貨幣政策與最后貸款人的角色沖突

1998年以后，國內有相當部分中小機構出現支付危機甚至資不抵債，有部分信托投資公司和城市信用社以關閉或解散的形式實現市場退出。原鄉政府部門辦的“農村基金會”要全部清理整頓和撤并。上述這些機構負債額巨大，且相當部分是對人負債（即吸收了個人存款）。因此，在這些機構進行整頓或市場退出時，各地紛紛向中央銀行要求流動性支持，使央行處于兩難境地：如果給予貸款，不知有多少能收回來，風險很大，但有利于增加基礎貨幣和信貸擴張，有利于防范通貨緊縮；如果不予支持，則一些金融機構或農村基金會出現擠兌，不安定，化解金融風險的壓力很大。

從上說，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作用是維護金融穩定的一道安全門，這是中央銀行作為貨幣創造者的一項特殊功能，但這一職能本身從來不屬于貨幣政策的范疇。利用“最后貸款人”職能來投放基礎貨幣，實際是把部分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貨幣化”，以緩解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的有限性，這絕對是角色沖突，但在卻不得已而為之，而且是恰恰是在通貨緊縮時期。但是，此例一開，可能為新世紀中國貨幣政策帶來不少難題。

現在看來，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作用有多種方式：省政府通過地方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借款，承諾在若干年后還款并付較低利率；中央銀行貸款給資產管理公司用于沖銷國有商業銀行的呆帳；中央銀行向農村信用社貸款；中央銀行向中小金融機構（如城市商業銀行）直接貸款；其他緊急救助貸款。由于中國沒有存款保險機制，所以有部分央行貸款在金融機構清算過程中起了存款保險作用，地方政府在使用了這些錢以后，將來能償還多少確實令人擔心。

盡管在通貨緊縮時期，由“最后貸款人”機制出去的資金與貨幣政策調控方向不會有矛盾。但是從長期和制度建設兩方面看，還是有若干需引起重視：一是數量控制，如果數量過大，這些被動出去的央行貸款收回難，就沒有反向調控作用，會對今后貨幣政策造成被動；二是不能成本（利率）過低，這些貸款期限很長，如果按現在利率水平把長期利率都鎖在過低水平上，將來會引起很大套利行為，擾亂貨幣市場利率，于貨幣政策不利；三是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和中小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四是要有透明度，及時公布通過“最后貸款人”出去的資金，這實際與財政支出是相似的，意在長遠的制度健全，不能走關系，誰本事大誰得錢多，造成攀比；五是容易讓金融機構的股東和管理人員在救助中得益，甚至讓犯罪分子放水逃脫；六是最大的道德風險還在人民銀行，一看出風險不可收拾了就給錢，人民銀行就更可能放松金融監管。

如果以凱恩斯《通論》作為貨幣政策理論的起點，距今已有64年。在中國，從1985年起才有真正的貨幣政策，距今只有15年。在中國這樣的轉軌過程中，貨幣政策究竟如何操作，并沒有現成的理論，西方現代貨幣理論是一個很好的基礎和統一的參照系，但仍不能完全解決我們面臨的現實挑戰，這也許就是貨幣理論的魅力所在。上述九個方面的挑戰還僅僅是我們已經感覺到的，也許還有更大的挑戰在后面。例如：網上金融交易將使央行喪失貨幣發行權，甚至使貨幣供應量指標毫無意義；將來亞洲貨幣一體化可能使本國央行職能消失，也就沒有本國貨幣政策；以個人電腦為終端的全球支付系統可能會開辟境外人民幣金融市場和交易；等等。因此，我們只能不斷地和積累知識，才能應付這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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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默、馬明：《我國貨幣乘數運行及預測公式》，《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學報》1995年第9期

（2）、徐諾金：《貨幣乘數：理論與實證》，《金融》1989年第10期

（3）、謝平、俞喬：《中國經濟市場化過程中的貨幣總量控制》，《金融研究》1996年第1、2期

（4）、戴相龍主編：《中國貨幣政策報告：1999》，中國金融出版社，1999

（5）、吳易風、王建、方松英：《政府干預和市場經濟---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研究》，商務印書館，1998。

（6）、戴根有：《迎接債券市場新》，《金融時報》2000年1月5日，第12版

（7）、Cover J.P. : Asymmetric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Money Supply Shock，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pp1261-82

（8）、Friedman M. & Schwartz A. :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9）、Karras G.: Are the Output Effect of Monetary Policy Asymmetric? Evidence from a Sample of European Countries，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58， 1996， pp267-68

（10）、Levy J. & Halikias I.: Aspects of Transmission Mechanism under Exchange Rate Targeting: Case of France， IMF Working Paper， 97/44

（11）、Lucas R.E. : Expectations and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4， 1972， pp1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