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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級政府間的稅收競爭正如火如荼地展開,但是學界及實務界對稅收競爭褒貶不一,其根本原因在于對于政府間稅收競爭的理論基礎等問題存在認識上的誤差,忽視了我國業已存在的政府間稅收競爭的實踐基礎。為了正確處理各級政府間的稅收競爭關系,展開有效的政府間稅收競爭活動,本文試圖闡釋政府間稅收競爭的理論及實踐基礎,以澄清有關問題。
一、政府間稅收競爭的理論基礎
(一)稅收競爭的內涵及外延通常說來,稅收競爭是指政府間為增強本級政府(及其所屬部門)的經濟實力,提高轄區(或部門)福利,以稅收為手段進行的各種爭奪經濟資源及稅收資源的活動。稅收競爭是政府間競爭的重要內容,是制度競爭或體制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說來,國內政府間稅收競爭包含三個層次的內容,即上下級本論文由政府間的競爭、同級別政府之間的競爭以及一級政府內部各部門的競爭,它主要通過稅收立法、司法及行政性征管活動來實現。
(二)公共選擇的非市場決策理論公共選擇理論作為非市場決策(政府決策)的經濟研究,成功地將“經濟人”假設成功地引入了政治學領域,認為各層次政府的行為同樣是符合“經濟人”模式的。盡管政府與其他市場主體相比在行為活動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政府是對全體社會成員具有普遍性的組織,它擁有其他經濟組織所不具備的強制力①),但是政府同樣要受到“用腳投票”(VotingbyFeet)的約束。在這個“準”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各級政府同樣必須具有競爭意識,需要努力改進政府工作的效率,從主觀到客觀真正造就一個更能謀求社會利益最大化的政府。稅收競爭作為政府間競爭的主要工具,在保持和創造各層次政府的競爭力上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受到各級政府的青睞。
(三)財政聯邦主義的財政分權理論財政聯邦主義(FiscalFederalism)是20世紀50、60年代以來形成的財政分權理論(FiscalDecentralization),它主要從經濟學角度去尋求為有效地行使財政職能所需的財政支出和收入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之間的最優分工。它指出,在一般情況下,中央政府必須單獨行使財政的收入分配與宏觀本論文由調控職能,但就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來說,一個多級政府的財政體制卻是合理的。
②在“經濟人”理論的框架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都是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主體,具有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各方為尋求自身利益而展開的競爭能夠實現共同的利益,即從“自利”向“利他”轉化。多級財政體制及相對獨立利益的形成是各層次政府展開稅收競爭的前提。多級財政體制及獨立利益的形成要求各級政府為了實現其目標,獲得更高的政治支持率,需要占有更多的政治資源。通常來說,政治資源的獲得必須依靠一定的經濟資本論文由源,這就是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由此,各層次的政府為爭奪經濟資源和稅收資源的稅收競爭便逐漸展開。
(四)演進主義的制度競爭理論建構主義學派認為,在新古典主義的框架下可以由“經濟人”通過成本利益分析選擇出有效的國家政治經濟制度。而演進主義理論認為,個人理性在理解它自身的能力方面有一種邏輯上的局限,這是因為它永遠無法離開它自身而檢視它自身的運作。因此在演進主義者看來,社會活動的規則(包括政治經濟運行體制)應當由社會活動中的博奕尤其是重復博弈來產生。簡單一點說,就是社會活動主體間的競爭產生活動規則。競爭不僅是在特定秩序下的活動,競爭活動本身是市場秩序的維護者;在平等市場環境下的競爭能夠本論文由保證生命力旺盛的制度勝出,使之成為社會活動者共同遵守的規則。政府間競爭,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制度競爭或體制競爭,它突出了內在規則和外在規則體系對于各轄區的成本水平以及轄區競爭力的重要性。
正是這種競爭成為轉型期政府運行體制有效性的裁判。政府間稅收競爭作為政府間競爭的重要內容,它的意義絕不僅僅在于為各層次政府獲得一定的經濟資源及稅收資源,而在于它是高效率制度的發現者和維護者。按照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強制性制度變遷存在一個“諾斯悖論”,而政府間的稅收競爭則構成“誘致性”變遷或中間擴散型制度變遷的重要內容;也就是說中央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可能真正實現其目標,而稅收競爭作為制度的發現者和維護者反而更容易實現轉型期的制度選擇,從而構成財政分權制度完善的外在條件。①
二、政府間稅收競爭的實踐基礎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政治經濟制度急需實現轉型,財政制度不斷實現分權化,伴隨財政分權的深化地區間經濟競爭也不斷加劇。其中,加快政治經濟制度的轉型使有效的政府間競爭(包括政府間稅收競爭)成為現實需要,80年代以來的財政分權實踐則為稅收競爭提供了適格的競爭主體,而地區間經濟競爭的加劇則使稅收競爭的作用更加凸現。
(一)政治經濟制度的轉型集中計劃經濟實踐的失敗使中國及東歐國家走上了實現政治經濟制度轉軌的道路,而經濟制度的轉軌在中國則先行一步。怎樣擺脫集中計劃經濟運行模式的束縛,建構符合市場經濟運行的制度模式,是我國及其他轉軌國家的重要任務。在這場轉軌競爭中,誰能選擇優質高效的制度,誰能以較小的代價實現轉軌,誰能及早實現制度的轉軌就能成為優勝者。國際間的競爭是如此,國內各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也遵循同樣的規則。在國內的政治經濟轉軌中,一般都是中央采取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通過推行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引進大量優質高效制度以實現制度轉軌。我國的改革開放大致上就是這種模式。
自上而下的強制性變遷無法回避“諾斯悖論”,不可能完全實現其改革的目的。為了實現政治經濟制度的轉軌,中央政府提出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開始推動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改革探索,以尋求改革的有效路徑。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改革探索,強化了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機制,逐漸形成了自下而上改革的“第一行動集團”。地方政府為了維護業已形成的自身利益,及在新一輪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政府間競爭由此而展開。這種政府間競爭圍繞資本、技術及優質勞動力而進行,目的在于獲取足夠多的生產要素,謀求競爭制高點。而在政府間競爭中,本論文由稅收競爭是其重要內容,它一方面通過稅收競爭獲取足夠的經濟資源和稅收資源,另一方面利用經濟資源和稅收資源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以謀求更豐富的經濟和稅收資源。
(二)財政分權改革實踐自兩步“利改稅”初步建立我國的工商稅收體系后,以稅種來劃分中央地方收入的財政體制正式拉開了我國財政制度的分權型改革,我國集中性的財政體制開始向分散的、分層的財政體制過渡。1994年分稅制改革及對它的完善和補充,如轉移支付制度改革等,在不同程度上強化了地方政府對地區性事務的自主管理,財政分權改革進一步深化。伴隨著分權財政體制的構建與“地方所有權”的確立,地方政府的資源配置權限不斷擴大,特殊的地方經濟利益逐漸形成。地方特殊經濟利益的形成,使各地在經濟競爭中擁有了相對獨立的競爭主體資格,從而為政府間稅收競爭的展開提供了有效的競爭者。
(三)地區間經濟競爭加劇改革開放以后,各地區間首先在吸引外資方面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各地紛紛出臺優惠措施、提供優惠條本論文由件以吸納外國資本。由于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及沿海開發區等在稅收政策上擁有比較大的優惠,且區位優勢明顯,因此吸納了我國吸納外資的絕大部分。如,2000年東部地區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及其它投資3,702,825萬美元,占東中西地區合計數4,204,386萬美元的88107%。②同時,各地為爭奪原材料等資源的競爭也逐漸升級。
在某些領域中,控制了原材料渠道,就能夠保證在經濟競爭中保持較大的優勢。而欠規范的市場秩序又為原材料提供了條件,因而在80年代爆發了諸如“生豬大戰”、”羊毛大戰”、“蠶繭大戰”等。另外,地區間區域分工的競爭也逐漸展開,各地為了在經濟競爭占據有利地位,紛紛向“高新”科技行業靠攏,區域間經濟目標同構化嚴重。國家計委的測算表明,我國中部和東部地區的工業結構相似系數為9315%,西部和中部地區的工業結構相似系數為9719%。
③經濟競爭的加劇要求地本論文由方政府尋求有效的競爭手段,在以優惠政策獲取資源的時代里,稅收優惠政策無疑受到極大的追捧。因此,稅收競爭在地區間的經濟競爭中優勢明顯。要說明的是,稅收競爭是在相關政府政策的輔助下發揮作用的。
三、影響我國政府間稅收競爭有效展開的外部因素
(一)地方保護主義的興起隨著地方經濟競爭的加劇,地方保護主義日漸興起,特別是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紛紛采用多種保護措施分割市場。法國經濟學家龐賽的研究成果說明了中國國內市場的分割程度。龐賽發現,1997年中國國內省際間貿易商品平均關稅為46%,比10年前提高了整整11個百分點。46%的平均關稅相當于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貿易關稅,并且超過了同期歐盟成員之間的關稅。美國經濟學家阿倫楊也有與之類似的發現,在改革開放期間,中國國內各省之間勞動力的生產率和價格的差距拉大,而按工業、農業和服務業計算的GDP卻呈收斂性,這正好與作為統一市場應該出現的情況相反。
④由此可見,隨著財本論文由政分權運動的展開,各地不可避免的為著自身利益加強了對本地經濟資源和稅收資源的保護,由此導致了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市場的進一步分割。地方保護主義是地區間經濟競爭的產物,或者說地方保護主義是地區間經濟競爭的一種表現,它的興起使政府間稅收競爭更加混亂。地方政府間的稅收競爭本來是要發現和使用更有效的制度,但是地方保護主義的出現卻使之反而成為統一市場制度秩序運行的障礙。
(二)弱穩定的政府間關系建國以后,我國相繼頒布了憲法及一系列法律準則,保證了我國政府間關系的相對穩定性。但是,由于受制于歷史傳統及現實客觀因素,我國各層次政府間關系的穩定性還不夠,從而影響到政府間
稅收競爭的有效性。第一,由于深受悠久的中央集權制傳統影響,我國建國后形成了單一制的政府體制,中央政府或高層次政府在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中扮演了較為重要的角色。第二,我國缺乏地方自治傳統,地方政府或基層政府往往依賴于中央政府或高層次政府。
第三,我國現有政府官員的考核與任免機制主要受制于中央政府或高層次政府。
①而在我國的現實政治生活中,中央政府往往無法得到有效的約束,時常對地方政府事務進行干預,難以保證各層次政府間關系本論文由的穩定性。在弱穩定的政府間關系下,全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受中央政府的影響過大,常常危及地方政府積極性。首先它將影響縱向的政府間關系。由于中央政府難以得到憲法及有關法律準則的約束,導致其活動范圍過于寬泛,常常超出其有效活動邊界,造成越位。中央政府難以受到約束的超強活動能力及超寬活動范圍,使中央政府同時扮演著“運動員”與“裁判員”的角色,破壞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平等競爭關系。其次,它將影響橫向的政府間競爭關系。中央政府或高層次政府對各地的發展畸輕畸重,往往會損及地方政府的平等競爭權,弱化部分地方政府的經濟競爭能力。由于我國現有體制下缺乏穩定的政府間關系和競爭性政府主體,導致我國政府間稅收競爭還處于弱勢有效性階段,還不能有效實現轉軌期政府間稅收競爭的主要目標,即實現政治經濟制度的順利轉軌。
由于缺乏穩定的競爭規則,政府間稅收競爭無法通過“看不見的手”來實現整個社會的利益,即沒有從個人利益(局部利益)向社會利益的轉化。而過分強調財政分權,地方政府對經濟資源和稅收資源的爭奪過于慘烈,各地被迫卷入了地方保護主義和分割市場的惡性競爭。這種惡性競爭正是目前大多數學者反對政府間稅收競爭的主要理由,因為它確實擾亂了地區間的正常經濟往來,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有效性。
四、結論
盡管政府間稅收競爭目前還存在一些問題,但是政府間稅收競爭在實現政治經濟制度的轉軌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作用,能夠發揮各層本論文由次政府在尋找高效制度方面的積極性。因此現階段的任務在于維護政府間稅收競爭的良好秩序,規范各方的行為,實現政治經濟制度的有效轉型,而不是全盤否定政府間的稅收競爭活動。
(一)維護良好的財政分權秩序盡管我國財政分權改革缺乏穩定的法律基礎及理論基礎,造成了財政分權過程中的某些無序化行為(特別是地方保護主義行為),但是財政分權及由此而起的稅收競爭卻構成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推動力。維護有效的財政分權秩序,主要是建立地方財政的有限分權模式,保證地方政府的分權利益不受高層次政府的干預,而這也是政府間稅收競爭有效展開的條件。要保證我國的強勢高層次政府不干預低層次政府的分權利益及稅收競爭利益,就必須建立穩定的政府間關系,即構建穩定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固化各層次政府間本論文由的事權及財權關系。
對此,可以考慮建立一種超穩定的雙層約束機制,既約束中央政府(包括高層次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干預,又約束地方政府的非規范性活動。
(二)打破地方保護主義與市場分割,建立統一的市場秩序有效的政府間稅收競爭必須防止地方保護主義的泛濫,而防止地方保護主義及市場分割的有效途徑莫過于建立統一的市場秩序。我國在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的運動中,可以借鑒美國的雙層司法體制及其憲法中的商務條款。雙層司法體制中,中央司法機構主要解決全國性的司法案件并對地方之間的案件糾紛有審判權;地方司法機構主要解決地方性司法糾紛。美國的商務條款則建立了中央政府對地區間貿易爭端的專屬解決權,我國的現實地方政府屢屢干預地區間的貿易。因此在我國建立類似條款,對于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可能會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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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職業教育 學位教育 中國啟示
2013年7月筆者參加了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CICPA)和英格蘭及威爾士特許會計師協會(ICAEW)聯合舉辦的CPA方向院校師資培訓班,走訪了包括英格蘭及威爾士特許會計師協會(ICAEW)、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倫敦大學學院(UCL)、布魯內爾大學(BRUNEL)、牛津大學(OXFORD)、利茲都會大學(LEEDS METROPOLITAN)、格拉斯哥大學(GLASCOW)等英國高校,以及會計行業協會、會計師事務所等,從各個角度全面了解了英國會計行業、職業及教育的狀況。筆者結合我國會計教育現狀,就如何推動我國會計教育教學改革進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思考。
一、與社會需求相結合的多元化的會計教學目標
英國的大學是自治機構,為自己的學術標準和質量負責。每所大學都有自己的內部質量保證程序,對自己的課程項目進行正規的檢查和周期性的評估。但大學都會在外部的評估和質量保證機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局(Th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頒布的學科教學大綱的起點標準和學科教學指南框架下,提出自己的教學目標要求,以培養出符合社會需求的畢業生。按照英國高等教育質量委員會對教學目標的(即需要學生掌握的知識以及學會的技能方面的質量要求)規定,開設會計專業的大學都會圍繞著專業知識的構建、認知和智力技能、核心和轉換能力、實務操作能力四個方面對其五個層次的教學階段分解教學目標。在通過教學促使學生提升認知和智力技能方面,主要從培養學生分析、綜合、評價和運用能力四個方面提出要求;在通過教學促使學生提升核心和轉換能力方面,主要是從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學習能力、自我評價能力、管理信息能力、自主能力、溝通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七個子項目分別提出要求。
同時,英國的會計教育也完全融入了終身教育的理念,會計教育不只是年輕人學習專業的開始。無論什么年齡,在工作的哪一個階段,只要有需求,經申請就可以到學校里接受正規的會計教育。同時,在終身教育理念的影響下,強調對學生學習方法和創新能力的培養,要求學生要掌握方法和繼續學習的技能。因此,在任何一個會計教育環節,都體現出素質和能力培養的思想。
二、基于市場需求與職業教育的綜合會計課程設置體系
英國會計課程設置不只局限于會計學科知識的系統性,而是打破傳統的學科知識結構,注重在緊密相關的知識,如經濟學、統計等相關學科的基礎上,與財務等相關學科知識融合,形成新的課程體系,同時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職業道德。因此,在英國,不同大學的會計專業課程體系存在很大差異。單純的會計專業學位很少,有的學校將會計專業與經濟學結合在一起,有的與管理學學位結合在一起,且會計專業在不同的大學隸屬于不同的學院。總體而言,英國會計教育的課程設置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重視寬基礎,拓寬學生知識面
英國的會計教育非常重視學生的寬基礎,通過開設自由選修課程,開拓學生知識面。英國大學會計專業一年級的課程都開設有“會計入門或基礎”(prerequisite),主要是為學生介紹選擇會計專業后需要學習什么課程、掌握什么技能,完成什么學習任務以及如何學習、如何選課、如何完成課程作業以及如何獲取學習援助等。在課程設置上也緊跟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非常鼓勵學生多閱讀權威的雜志、報紙來拓寬知識面,加快知識更新,要求學生在經濟生活、商務活動等背景下認識和了解會計是什么,為解決經濟生活中的諸多問題需要掌握什么會計知識, 同時要求學生廣泛地閱讀相關著作和文章,選修經濟學、管理學、金融學等課程,了解會計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以及與相關學科的聯系。
以會計專業數年被泰晤士報排名第一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為例,第一學年學生可以從人類學、人口統計學、經濟學、地理學、法律、哲學等課程中自由選修一門,另外開設經濟學基礎和財務會計基礎兩門必修課。第二學年學生可以在計量經濟學、管理學、商務統計等課程中自由選修一門,必修課是管理會計和財務管理。第三學年學生必須完成一門自由選修課,同時必修財務分析。
這種課程的設置體現了“會計并不僅是會計”的思想。會計作為一種記錄社會經濟活動的方法或手段,必然與其他學科關系密切,LSE的做法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借鑒,就是將我國會計專業的課程體系進行重新劃分,要求學生在掌握會計門類課程的基礎之上,多涉獵經濟學、法學等相關課程。
(二)課程科目設計與會計專業機構資格考試科目協調
英國的會計專業機構很發達,擁有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協會(ICAEW)、蘇格蘭特許會計師協會(ICAS)、愛爾蘭特許會計師協會(ICAI)、特許公認會計師協會(ACCA)、特許管理會計師協會(CIMA)、特許公共財務及會計協會(CIPFA)六個會計團體,以及ICAEW、ICAS、ICAI、ACCA、AIA五個公認的考試團體,各大會計師公會各自招收會員,各自組織考試。為了避免與高校會計教育的交叉,六大會計師職業團體共同成立了會計團體咨詢委員會,下設會計教育課程鑒定委員會(BAEC)負責對高校的會計專業課程進行鑒定,通過鑒定的院校的畢業生可以得到豁免考試的權利。許多大學的課程科目與英國當地的特許會計師協會資格考試科目緊密銜接,學生在獲得學位的同時能獲取相關職業資格認證的部分考試豁免。
英國很多高校都與ICAEW、ACCA等職業認證機構有緊密的合作關系,以幫助學生滿足職業發展需要。英國高校會計學專業的本科生畢業之后,如果不是繼續深造,則絕大多數都會去ICAEW實習,花一年時間考取ACA會員資格,然后再找工作,或是工作三年后取得ACCA會員資格,然后謀求更高的職業發展。其中,ICAEW與105所高校或協會組織簽署了戰略合作伙伴協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格拉斯哥大學、利物浦大學、倫敦大學學院、利茲都會大學等高校都與ICAEW、ICAS、ACCA、CIMA等資格認證機構簽訂了免考互認協議,其中,利物浦大學被ICAEW允許免考12門(一共15門),是被免考最多的學校。利茲都會大學在被ACCA允許免考9門(一共14門)的基礎之上,與ACCA合作設置了MSc in Accounting項目,學生讀碩士期間將學習未被免考的5門ACCA課程,畢業時同時獲得碩士學位和ACCA會員資格。
借鑒英國經驗,中注協是否可以允許CPA專業方向學生對某些簡單課程的考試(如經濟法、稅法)享有豁免權,這樣做顯然能夠有效地提高CPA的專業地位,吸引更多的優秀生源加入到會計職業這個團體組織,有利于我國會計事業的更好發展。當然,高等教育與職業資格認證相銜接,是教育理念和教育體制的重大變革,它涉及社會的各行各業、教育的方方面面,是一個系統工程。要順利實現“銜接”,既需要通過宏觀引導與調控,確立高等教育與職業資格認證相街接的基本構架,又需要通過微觀調整與建設,加強高等教育與職業資格認證的關聯。因此,如何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通過與職業資格認證相銜接來推動高等教育的發展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需要教育專家和相應的職業資格認證部門的通力協作。
(三)“三明治”課程體系縮小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差距
為了使學生獲得更多的會計實踐經驗,英國會計課程體系中專門安排為期一年的工作實習,使學生能學以致用、理論聯系實際。由于實習期間長,企業也普遍歡迎兼職學生,招聘時對專職崗位、兼職崗位會區別明示。“三明治”課程使學生畢業時不但獲得學歷,同時獲得了相關的會計工作經驗,減輕學生就業壓力。
以格拉斯哥大學(GLASCOW)為例,為開展會計學專業學生的職業道德教育和實踐操作能力訓練,在部分課程中引入職業界人士進行專題講座,把一些企業老總及其管理人員請到課堂上來。這一點也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要加強案例分析,多用批判性思維,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將公司管理和商業經營上的實際知識貫穿整個教學之中。大學教師應關注公司管理和商業經營的實際情況,了解社會和企業關注的熱點,熟悉實務操作情況,注重和培養自己理論聯系實際的操作能力,善于在實踐操作中總結和升華為思想或理論,能夠運用專業理論來解決實際問題。
三、以培養學生能力為目標的教學與考核機制
(一)以學生主動學習為主的教學組織模式
英國大學每一學年有三個學期,班級授課和學習一般安排在第一學期和第二學期,但每門課程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課時是課堂授課,其余的時間根據課程性質安排為輔導課、模擬課、實驗課和小組討論課。教學過程中,教師的職責更多的是一個管理者或引路人,是組織學生“學”的組織者。學生的學習過程主要靠個人去探索。教學沒有統一的教材,教師列出與該課程緊密相關的參考書,學生對每門課程的大部分知識點的掌握是通過閱讀教師列出的參考文獻,以及完成課程論文、小組作業過程中獲取的。因此,學生課下需要花大量時間閱讀、查資料和寫論文。課堂上,教師以“課堂圓桌會議”等為主要的教學方式,在課堂上僅僅講授專業知識的整體框架以及重點、難點,其余時間都是指導學生重點掌握如何利用各種資源獲取知識和運用知識,掌握繼續學習的技能。
(二)注重能力素質的考核
英國會計課程考試方式注重考察學生的綜合能力和素質,主要通過課程論文(作業)、小組作業以及期末考試來完成。教師對于學生交來的課程論文或小組作業以及考試試卷的評定標準會在課程開始之前告知學生。學生為完成課程論文,不僅要結合所學課程的理論分析并提出觀點,更要有證據(文獻評述、模型以及數據)支持觀點,不僅要熟練掌握一些分析研究的技術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還要系統自學所學課程的基礎理論和知識,并廣泛閱讀與該課程相關的論文、新聞報道等。
課程作業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個人作業,另一種是小組作業。學生為完成小組作業,不僅要集中在一起討論小組作業的內容和結構、技術方法以及重要結論,還要分工查找資料、制作PPT,然后在課堂上進行演講,在完成小組作業過程中,學生的團隊合作能力、學習能力、自我評價能力、自主能力、溝通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都有所提升。如在利茲都會大學(LEEDS METROPOLITAN)會計專業一共設置14門課程,其中30%的課程采用作業形式考核,70%的課程采用考試形式考核。考試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如撰寫論文、報告、案例分析和小組討論報告等。許多課程還要求學生上講臺進行演講。對課程成績的考核采用單元制,即分單元學習,單元結束時即時測驗,一般不設期末考試。財務會計課程的考核內容主要是報表的編制,大部分的課程試題都以案例分析為主。
四、營造以凈化學生內心、塑造人格為目的的學習氛圍
學習氛圍是關乎教學方法、教學模式或教學手段能否得到有效貫徹和實施的基石。在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大學(GLASCOW),我們感受到了一種不同于倫敦傳統知名學府的學術氛圍。蘇格蘭的浪漫、激情以及可能激發人無限想像力與創造力的空氣,賦予了格拉斯哥大學非凡的氣質,讓人們用心去感受學習、生活的種種樂趣。
我們不禁會思索,如何能實現一種純粹的、持久的和深入人心的教育,如何能讓學生學會終身學習并實現自我的超越?我們應該營造一個以凈化學生內心、塑造學生人格的學習氛圍,讓學生在寬松、自由、和諧的環境中學習,在高校中感受到一種人性的回歸。X
(注:本文系東北財經大學教學改革項目“會計專業雙語教學課程的資源整合與效果評估”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GZ12004)
西方第一個把數學用于經濟問題的是意大利的切瓦,他于1711年寫了一本關于貨幣價值的書。但首先比較系統地運用數學的,是1838年法國庫爾諾的《財富理論數學原理的研究》,這書常被當做數理經濟學的開端。
由于當時的經濟理論權威們不熟悉數學推理,而無人問津,直到40年后因受到英國的杰文斯和法國的瓦爾拉斯的高度推崇,才知名于世,并被當做數理經濟學和數理學派的正式起源。此后英國的埃奇沃思、馬歇爾、美國的費希爾、意大利的帕累托等進一步發展了數理經濟學。
庫爾諾并沒有用過“數理經濟學”的名稱,他采用的書名用意不僅在于理論研究,而且在研究中要運用數學分析的形式和符號。他認為在財富理論中運用數學分析 ,是為了探索不能用數字表現的數量之間的關系,和不能用代數表現的函數之間的關系;即使不需要精確數字,只要能更簡明地陳述問題、開辟研究途徑、避免脫離主題,數學也有其有用之處,如果僅僅因為不熟悉或怕用錯而拒絕數學分析,是荒謬的。
杰文斯1862年發表的論文《略論政治經濟學的一般數學理論》是數理經濟學的最早名稱,到1879年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經濟學理論》一書再版時,附上1711年以來的“數學的經濟的”文獻目錄,等于公開宣稱數理經濟學的存在。他認為經濟學要成為一門科學,必須是一門依賴于數學的科學,簡單原因就是研究數量和數量之間的復雜關系,必須進行數學推理,即使不用代數符號,也不會減少這門科學的數學性質。
杰文斯的目的是要為價值的最終理論以及建立在這個理論之上的市場規律提供數學解說。他的理論中心是“價值完全由效用決定”。他把商品對所有者的效用分為總效用和最后程度的效用(即后來的邊際效用),后者是商品擁有或消費總量增加時,總效用增加量對商品增加量的比率。
他認為隨著商品擁有量的增加。最后程度的效用會逐漸降低,并據此用數學方法推出:一種商品所有者和另一種商品所有者互相交換商品可以增加總效用,交換要進行到兩種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相等、總效用最大達到均衡時才停止,這時兩種商品在兩個所有者之間的交換比率應該等于交換完成后兩種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的反比。
瓦爾拉斯在1874年出版的《純粹政治經濟學綱要》一書中認為,純粹經濟學實質上就是在假設完全自由競爭制度下,關于價格決定的理論;價格存在是因為商品具有數量有限和有用的自然條件,只要有交換就會有交換價值。
交換價值是個可計量的數量,正是一般數學的研究對象,所以交換價值的理論應該是數學的一個分支;數學方法并不是實驗方法而是推理方法,經濟學的純粹理論也象“物理-數學的”科學一樣,從經驗的真實概念中抽象出理想的概念作為基礎,可以超出經驗范圍進行推理,在建成這個科學后再回到實際,也不是為了驗證,而是為了應用。
瓦爾拉斯的主要理論是建立在邊際效用價值論之上的一般均衡理論體系。庫爾諾雖然也考慮過個別商品的產、銷、進出口對其他商品生產者的收入會產生反作用,但仍然限于局部分析,沒有同時照顧全局,瓦爾拉斯企圖用數學方法加以補救。
埃奇沃思最早研究商品各種議價的經濟后果,并且提出無差異曲線的概念以便避免用貨幣作為計量邊際效用的固定單位,后經帕累托改進,用以代替邊際效用,作為一般均衡的理論基礎。馬歇爾的理論核心是認為一種商品的均衡價格就是在其他情況不變時,該商品的需求價格與供給價格達到一致時的價格,所以又稱為局部均衡論。
數學在現代經濟理論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一方面運用數學方法研究的理論領域還在擴大;另一方面,對前人研究過的問題還不斷運用更深奧的數學方法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關鍵詞: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利益集團模型;中點選民模型
中圖分類號:F7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1-0050-08
收稿日期:2013-09-13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企業異質性視角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與模式研究”(13CJL036)。
作者簡介:白潔,女,山西忻州人,經濟學博士,山東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一、引言
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能最大限度地增進世界福利,一國單邊貿易自由化能最大限度的增進自身的福利。因此,各國最優的貿易政策應該是自由貿易政策。但是理論和現實卻存在著明顯的差距,貿易保護主義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它已經成為一國干預國際貿易的重要手段。雖然在WTO的倡導下,各國施行了大幅度的關稅減讓,但是非關稅壁壘卻盛行不衰。在貿易政策的選擇上,各國更青睞于保護而不是補貼等直接根治經濟扭曲的手段。經典的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現實中的貿易保護政策,所以,諸多經濟學家從最優關稅理論、幼稚產業保護理論、市場失靈、次優等角度出發試圖解釋貿易保護主義,但是以效率為基礎的理論并不能很好的解釋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所以,只有將公共選擇的分析范式引入傳統的貿易理論當中,從收入分配而非經濟效率的角度出發,從政策決策過程的視角探究貿易保護政策的問題,即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諸多學者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解釋貿易保護主義,相關研究已取得豐碩的成果。本文將其分為兩大類:利益集團模型和中點選民模型。利益集團模型的出發點是利益集團,利益集團通過游說和政治捐資來影響政府的貿易政策,政府的貿易政策是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的結果。而中點選民的出發點則縮小到不能進一步分解的選民個體,政治家要贏得選舉,得到選票的最大化,必須代表中點選民的利益。
二、利益集團模型及相關研究
利益集團模型是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中的主要理論,大部分學者從利益集團的角度對貿易保護政策了進行分析。該模型主張資本家通過影響政治家來獲取對自己有利的政策,認為利益集團可通過游說,并投入相應的支出,達到影響政府貿易政策的目的。利益集團模型理論在其不同的發展時期呈現不同的特點。早期研究介于20世紀60-80年代,這一時期是利益集團模型的雛形。大部分學者就某一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應的觀點,這些研究對貿易保護水平的決定因素,以及利益集團參與政治決策的過程進行了分析,但是這一階段的理論是分散和片面的,沒有形成成熟的理論模型和體系。到20世紀80、90年代,利益集團模型得到了長足發展,形成了相對成熟的理論模型,代表理論有關稅形成模型、政治支持模型、保護代售模型和信息傳遞模型。特別是保護代售模型的提出成為利益集團模型發展的一個里程碑,該模型較為完備和成熟,為后來學者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進入21世紀以后,學者對利益集團模型的研究熱情持續不衰。其中一些學者以保護代售模型為基礎,將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因素加入模型當中,使該其分析更加深入。另外一些學者用利益集團模型分析自由貿易協定、間接投資等具體問題,使其解釋力不斷增強。還有一些學者以本國數據為基礎對利益集團模型特別是保護代售模型進行實證檢驗,探討該理論在本國的適用性。根據學者對利益集團模型研究重點的不同,將相關研究分為四個方面:
1.關于貿易保護水平影響因素的研究。
從利益集團的角度研究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因素吸引了諸多學者的關注,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構成了利益集團模型理論的基礎部分。早期經濟學家認為:企業數目少、地理集中度高、買方集中度高的行業能有效調整集團內部利益并形成游說,因此行業獲得的保護水平以及行業反對貿易自由化的能力與上述因素成正比;Olson[1]認為不利于收入、就業水平提高的經濟環境更有2利于利益集團的形成。所以行業保護水平和行業產出、就業增長率呈負相關關系,與進口滲透率呈正相關關系;Gawande等[2]研究了國外利益集團的游說在政府貿易保護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影響。之前的研究學者認為,國外利益集團對政府貿易政策的游說對國內經濟是有損失的,但Gawande等卻認為國外利益集團的游說很可能會減少貿易壁壘,提高消費者剩余,進而提高該國的福利;Matilde Bombardini[3]將企業異質性引入利益集團模型當中。認為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會受到企業游說能力的影響,而企業的游說能力則很大程度上受到企業規模的影響。因為在企業游說的過程中需要支付政治捐獻,規模較大的企業會擁有較強的支付能力。所以,對于一個產業而言,如果該產業內大型企業較多即產業集中度較高,則該產業的游說能力就較強,貿易保護水平也較高;Bumba Mukherjee等[4]將勞動力流動程度引入利益集團模型中,認為當部門間勞動力流動性變弱時,民主國家更容易采取保護貿易的政策。
2.關于貿易保護水平決策過程的研究。
在貿易保護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影響因素可以看作是一個輸入變量,以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為表現形式的貿易保護手段可以作為一個輸出變量,那么中間的影響過程和決策過程到底是怎樣的呢,諸多學者通過構建函數或者是利用博弈論對該環節進行展開。如Findiay等[5]構造了關稅形成模型,從博弈論的角度研究了利益集團影響關稅的具體過程。認為關稅水平取決于對峙的兩個游說集團游說競爭的結果。利益集團雙方進行非合作博弈,提供游說支出,使各自凈收益最大化,最終的最優關稅便是該博弈的納什均衡解。該模型認為關稅是利益集團相互斗爭的政治結果,而政府在關稅的決定過程中退居其次。該模型較好的利用了博弈論的分析工具,對關稅決定水平進行了詳細論述,但在此過程中過分看重利益集團的作用,忽視了政府、消費者等其他社會群體對關稅的影響。
Magee等[6]構造了兩個政黨、兩個利益集團的兩階段博弈模型。該模型認為利益集團為候選政黨或候選人提供政治捐獻,目的是提高所支持政黨或候選人當選執政的概率。假設,各黨在得到利益集團政治捐獻之前,便已申明了各自所倡導的貿易政策,并且該貿易政策不受政治捐獻的影響與干擾。利益集團只是根據自身的貿易政策偏好,選擇自己支持的政黨。那么,在該情況下,利益集團并不能以政治捐獻的方式直接影響貿易政策,只能通過政治捐獻提高自己所支持的政黨的獲勝幾率,從而間接獲得自己所期望的貿易政策。
上述研究將政治捐獻作為利益集團左右政府制定貿易政策的籌碼,而Ainsworth[7]認為利益集團向決策者提供詳實可靠的信息同樣可以起到游說作用。由此,我們研究的前提從充分信息演變為非充分信息狀態。于是,信息便成為了利益集團游說決策者的重要砝碼,能夠幫助資源有限的政府把握經濟狀況,作出決策。政府與利益集團的關系便由“保護待售”模型中的交易雙方,變成了信息提供模型中的政治盟友――利益集團向決策者傳遞對自己有利的真實信息,決策者依靠信息做出明智選擇以延長政治壽命,雙方互惠互利。
傳統的利益集團模型大多將關稅作為貿易保護的主要手段。如Findiay等[5]的關稅形成模型。因為政府可以通過關稅獲得全部的貿易保護利得(租)。隨著貿易保護手段的日趨豐富,非關稅壁壘越來越受到重視,而非關稅壁壘與關稅壁壘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政府不能獲得全部的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Facchini等人[8]將配額等非關稅形式的貿易保護措施引入了利益集團模型當中。研究發現在政府實施貿易保護政策過程中,只有72%-75%的租最終由政府獲得。該研究大大拓寬了以往分析的視野,使得研究學者對非關稅貿易壁壘給予關注。從而使得貿易保護政策的表現形式更加豐富。
3.關于利益集團綜合模型構建的研究。
上述文獻分別對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因素和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進行了深入研究,但這只是利益集團模型的兩個方面,如何將二者結合起來,從政府的角度對影響因素進行權衡,最終制定貿易保護政策呢?這就涉及到了綜合模型的構建和深化。
Hillman[9]首次提出一個較為完備的模型即政治支持模型。該模型假設,政府的目標是為了滿足其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益集團以及消費者的政治支持,需在利益集團與消費者之間做出權衡。關稅過高,雖可得到利益集團的政治支持,卻由于價格提高,傷害了消費者的利益;降低關稅,雖可滿足消費者,卻無法讓利益集團提供支持。因此,政府需選定一個均衡關稅水平,使來自于利益集團與消費者的總體政治支持最大化。通過分析,Hillman得出了以下結果:由于利益集團在政治支持方面的影響很大,政府將采取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但這樣的保護對于衰退產業而言只是暫時的,并非永久性的。雖然處于衰退境地的產業利益集團最渴望得到政府保護,但最終結果可能不是延緩而是加速了這些產業的衰退。該模型雖然比之前的理論更完善,但單從公眾的角度或單從政治家與利益集團間的相互博弈的角度看待貿易政策的形成過程仍然不夠豐富,直到Grossman等[10]提出了保護待售模型以后,利益集團模型才得到了長足發展。
Grossman等提出了影響當權政府的政治捐獻模型――保護待售模型,認為利益集團的政治捐獻應集中于已勝出的當權政府,其目的是直接影響當權政府的貿易政策,而非提高競選政黨的當選概率或是當權政府的連任幾率。當權政府則為了再次當選,除了借助政治捐獻外,也需努力提高普通選民的效用水平。因此,在該情形下,利益集團應向政府提供適當的政治捐獻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當權政府則制定合理的貿易政策使總政治捐獻與社會總福利的加權值最大。Grossman等假設,一小國中存在n個利益集團,分別代表各自產業利益游說當權政府。在勞動報酬為1的前提下,構建了利益集團的福利函數和社會總福利函數,政府的目標是使游說集團的政府捐資和社會總福利達到最大化。為了達到目標,利益集團和政府間形成兩階段非合作博弈,即利益集團之間首先提出納什均衡下的政治捐獻安排,然后政府在給定的捐獻安排上再決定最優稅率。在非合作博弈條件下,根據政府與游說集團之間“菜單拍賣”的納什均衡條件,得出了均衡時的關稅表達式。其結論表明:均衡關稅取決于不同行業的進口彈性、進口滲透率、總體利益集團人數比例以及是否是有組織產業。只要產業內部存在利益集團,并向政府提供政治捐獻,便可享受到關稅保護,而未成立利益集團的產業則需忍受負保護。若所有產業均存在利益集團,并且每位選民均屬于利益集團,則此時會形成全面的自由貿易。該模型是利益集團模型中最為完備的一個,但是仍然存在明顯缺陷,即對于利益集團期望利用政治捐獻影響所有商品關稅的假設,與現實情況并不一致。在現實中,利益集團更希望將有限的政治捐獻投入到直接相關的貿易政策游說中。利益集團很可能只要求政府提高自身產品的保護程度,對于其他產品則并不關心,因為對其他產品關稅進行游說,將是一件邊際收益遠低于邊際成本的行為。
基于此種考慮,Helpman進一步假設利益集團只對自身產品的關稅水平進行游說,結論表明:不存在利益集團的產業將實行自由貿易,而并非征收出口關稅;提供政治捐獻的產業將一定受到關稅保護。即使出現所有選民均屬于利益集團的極端現象,全面的零關稅也無法實現,除非只存在一個產業、一個利益集團。存在利益集團的產業,其關稅具有獨立性,并與該產業特定要素的所有權集中度有關,集中度越大,保護率越高,而與其他利益集團的實力無關。然而,該模型視利益集團的存在為一個外生變量,這種假設仍然與現實存在一定差距。在現實中,只有當利益集團的潛在收益足夠高或者組織成本足夠低的時候才可能形成。保護代售模型作為利益集團模型中的一個里程碑,成為后期學者進行研究的基礎。
Chang[11]對保護代售模型進行了深化,將KrugmanDixitStiglitz提出的壟斷競爭模型植入保護待售模型中,探討了在壟斷競爭環境下,利益集團對貿易政策的影響。該模型得出了一些重要結論:在壟斷競爭條件下(1)即使是在沒有組織的產業中,內生性的進口關稅水平也不會降到零。(2)對于有組織的產業而言,內生性的出口政策不一定均表現為出口補貼。但對于沒有組織的產業而言,則表現為出口稅。(3)不管該產業是否有組織,進口保護水平與進口滲透率成反比;Gawande等[12]以保護待售模型為基礎,探討了上游生產者和下游生產者的游說競爭問題對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該文章認為來自于相互對峙的兩個利益集團的游說競爭對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會產生重要影響。文章搜集了來自40多個國家的數據,實證結果表明,一個有組織的產業往往會得到更多的貿易保護,但是如果該產業中下游生產商也存在強大組織的話,往往會削弱政府對該產業的貿易保護力度;Matschke等[13]將勞工問題引入了保護待售模型中。通過構建新模型和實證分析得出,均衡的貿易保護水平確實受到勞動力市場變量的影響。并認為,如果一個特定產業中的工會而不是資本擁有者對政府進行游說,那么均衡時的貿易保護水平會比保護待售模型中的要高,因為工會會將零散的游說租金集中起來。反之,如果資本擁有者而不是工會對政府進行游說,那么均衡時的貿易保護水平就會較低;Facchini等[14]將產品替代率引入了保護代售模型當中,認為如果進口產品與本國產品的替代率越大,那么本國產品所在行業得到的貿易保護就越強。
4.關于利益集團模型應用的研究。
在利益集團模型日臻完善的過程中,一部分學者將利益集團模型運用到分析其他問題中去,比如自由貿易協定、間接投資問題等等,這些研究使得利益集團模型的研究范圍逐漸擴大,這一過程也可以理解為利益集團模型的廣化。比如,Maggi[15]將利益集團模型用于分析自由貿易協定。認為自由貿易協定確實能夠推動貿易自由化,但是貿易自由化的程度不僅與一些政治變量相聯系,還與部門間資本流動性有關。如果資本的流動性越好,越容易導致貿易自由化的深化;Lucian Bebchuk等[16]將利益集團模型用于分析間接投資問題。該論文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框架用于分析利益集團的游說是如何影響政府對投資者保護水平的決定。認為公司內部人員利用其控制的公司資產去影響政治家的決策,作為外部人員的機構投資者(比如金融中介)由于信息的不充分無法獲得有效保護,這些因素會導致投資者獲得的保護水平在一個次優的狀態下達到均衡。
通過上述歸納,可以看出利益集團確實在貿易政策決策過程中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但是普通選民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所以,又涉及到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中的另外一條主線――中點選民模型。
三、中點選民模型及相關研究
中點選民將立足點放在選民個體。政府或政治家為了獲得選民的支持,在選擇貿易政策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如何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中點選民的意見將會代表多數選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盡可能地選擇中點選民偏好的政策,越接近中點選民偏好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數選民的支持。
20世紀70年代從選民的角度考慮其對貿易政策影響的觀點就形成了,比如Caves[17]的選舉最大化模型就將行業的就業人數與選民人數聯系起來,并考慮選民人數對政府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該理論認為,行業就業人數是利益集團和政府談判的籌碼,有更多選民的行業更容易得到候選人的偏好,即行業就業人數與行業保護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該理論雖然沒有提出一個完備的理論框架,但是卻給出了與利益集團模型截然不同的思考立場,即從選民的角度來考慮其對貿易政策的影響。
經過近十年的發展,Mayer[18]正式提出了中點選民模型。這一模型假定政策是通過多數人投票決定的。只要中點選民對政策的偏好有“單峰”,那么政府采取的政策就是能使中點選民效用最大化的政策。Mayer在HO框架下對此進行了分析,認為如果中點選民的資本/勞動比率比經濟體的總比率低,那么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時,這個國家就會征收正的進口關稅。即如果該國是資本密集型國家,它的貿易政策就是對勞動密集型產品征收正的關稅,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進口補貼。如果該國是勞動密集型國家,那么它的貿易政策應該是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征收正的關稅,對勞動密集型產品進行進口補貼。但這與各國實際情況很不吻合。事實上,很多國家采取的政策只是代表一國少數要素擁有者的利益。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點選民模型進入了一個相對成熟的時期,形成了比較豐富的理論。這些研究不僅豐富了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而且將中點選民模型作為一種理論工具對具體的實際問題進行了解釋。近幾年,學者對中點選民模型的研究持續進行,他們加入了以前忽略的經濟、政治變量,集中分析了中點選民在貿易政策決策過程的影響,從而使該模型與現實更加接近。但是由于該模型解釋能力的局限,導致成果并不是很豐富。通過對文獻的梳理,本文將中點選民模型的研究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對貿易保護程度影響因素的研究,另外一類是關于中點選民模型應用的研究。
1.關于貿易保護水平影響因素的研究。
Hillman[9]將中點選民模型與要素稟賦理論結合起來,研究了直接民主下的要素擁有量對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他利用赫克歇爾-俄林模型與斯托爾玻-薩繆爾森定理構造了一個經濟均衡時關稅水平的決定模型。該模型認為,均衡關稅水平是中點選民的個人最優關稅水平。然而,對于中點選民的識別依賴于對投票者資格的判定和要素擁有量的限制。如果投票者資格判定中對最小資本擁有量有所要求,那么該行為就體現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貿易保護的意圖。如果最小資本擁有量的水平越高,那么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保護的意圖就越明顯。保護性關稅水平取決于中點選民對相關要素擁有量與經濟中要素擁有總量的關系。如果中點選民對資本擁有量高于整個經濟的平均水平,那么多數投票原則將導致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征收關稅,反之亦然。自由貿易僅在一種特殊情況下發生,即中點選民的要素擁有量與整個經濟的平均水平一致的時候。除了要素擁有量,投票成本也成為一個影響因素。如果投票成本為正,則個體進行投票的可能性將隨著投票凈利潤的增加而增加。此時,那些邊際收益在征收關稅后提高很少的個體,將沒有激勵去投票,而剩下的投票者的利益與征收關稅密切相關,即征收關稅以后會明顯提高該選民的利益。于是,從貿易保護中得到的利益將更加集中于特定人群、特定產業當中,而損失則被廣泛的分散到整個經濟當中。該模型非常深入的研究了要素擁有量、投票成本與貿易保護程度的關系問題,提出了極富參考價值的論點,但是對間接民主下的貿易保護問題沒有涉及。
Dutt等[19]將一國收入不平等程度引入到中點選民模型當中,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分析了在中點選民模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變化對一國稅收政策的影響。文章指出,如果一國中點選民的資本/勞動稟賦的價值比較低,那么相應的不平等程度就比較高。對于資本豐富的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對進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征收的關稅就越高。反之,對于勞動豐裕的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對進口的資本密集型產品征收的關稅將越低、補貼越高。總之,對于工業化國家來說,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會導致限制性的貿易政策。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會導致開放性的貿易政策。該模型運用對比的方法,研究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對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并首次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給予關注。
Daron等[20]將一些非政治因素引入到中點選民模型中,認為某些經濟因素比如分配效應、外部效應、規模效應和消費者效應與政治因素相比,更容易產生貿易保護;Subhayu Bandyopadhyay等[21]將腐敗引入了中點選民模型中,認為腐敗會提高勞動密集型國家貿易保護的程度,同時降低資本密集型國家貿易保護的程度,從而使得勞動者的利益受到損害。所以,與其他因素相比,腐敗會使貿易政策偏離中點選民的偏好;Hugh Ward等[22]給中點選民模型中加入了新的變量,認為在西歐國家全球化對派產生的影響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中點選民的位置。如果中點選民的位置非常靠右,那么派會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而采取友善的貿易政策。如果中點選民的位置非常靠左,那么派則會采取較為極端的、不友好的保護貿易政策。
中點選民模型從Mayer的首次提出,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已日漸豐富,諸多經濟學家將要素稟賦、收入分配、外部效應、規模效應、腐敗、中點選民的位置等因素引入中點選民模型當中對其進行完善,使其應用范圍不斷擴大。現在不僅可以利用其分析關稅政策的制定,而且可用其分析區域貿易協定締結等諸多經濟現象。
2.關于中點選民模型應用的研究。
Feenstra[23]將中點選民模型運用到雙邊貿易協定、多邊貿易協定當中。具體分析了一國在從封閉經濟走向雙邊貿易協定或多邊貿易協定過程中的損益情況,并且剖析了雙邊貿易協定到底是多邊貿易協定的絆腳石還是鋪路石。通過分析,芬斯特拉證明了定理(Levy,1999)的部分觀點。首先,在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下,如果兩國的中點選民都會在雙邊貿易協定中收益,那么至少有一個國家一定會在多邊貿易協定中獲益;其次,如果允許壟斷競爭下產品的多樣化,那么兩國的中點選民一定會在從封閉經濟到雙邊貿易協定,或是從封閉經濟到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過程中收益。但可能從雙邊貿易到多邊貿易協定的過程中受損。所以,雙邊貿易協定會阻止參與國向多邊貿易協定發展。對于多邊貿易協定來說,雙邊貿易協定是一個絆腳石,而不是鋪路石。
Baybars Karacaovali等[24]對該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認為在關稅同盟內部不存在貿易轉移的條件下,優先貿易協定一定會阻礙多邊貿易協定的簽訂,并通過對歐盟的實證檢驗,支持了該論點。上述經濟學家用中點選民模型分析了貿易協定問題,從廣度上拓展了其解釋能力。這為后續學者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即中點選民模型不僅是一種理論,而且可以把其當做是一個分析工具去解釋其他經濟現象。
四、現有研究小結與未來研究展望
(一)現有研究小結
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沿著利益集團模型和中點選民模型兩條主線并行發展,但是通過對以往文獻的梳理可知研究成果中存在一種不均衡的狀態,即對利益集團模型的關注要遠遠超過對中點選民模型的關注。最終導致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證的研究中,利益集團模型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而中點選民模型則相對缺乏。究其原因,作者認為主要是兩個模型解釋力的差異所致。利益集團模型建立在利益集團游說的基礎之上,而利益集團在各國的政治經濟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所以,這就奠定了該理論繼續深化和發展的基礎。中點選民模型建立在直接民主的基礎之上,然而在制定貿易政策時,直接民主并不是普遍使用的制度安排,更為常見的政治體系是代議制民主制度,其中的政策是由選出的代表做出的。在代議制民主下,個體并沒有機會參加投票來直接影響貿易政策的制定,雖然他們可以尋找可靠的代表參與政治決策,但是由于政治進入壁壘、投票者理性、搭便車等諸多原因的影響,導致中點選民模型的解釋力大大減少。所以,后期利用中點選民模型分析貿易保護問題的研究與利益集團模型相比較少,而更多研究學者利用它來分析收入不平衡、公共教育等問題。
(二)未來研究展望
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理論形成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暴露出一些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補充和完善成為今后不可忽視的研究方向。
首先,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中的貿易保護主要是針對于產品貿易,忽略了服務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無論是國外的研究學者還是國內的研究學者,要么將國際貿易政策視為一個統一體研究基于政治經濟學視角的貿易保護問題,要么單純的研究產品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很少有學者專門將服務貿易單獨拿出來進行分析。而我們知道產品貿易政策和服務貿易政策的區別很大,服務的無形性、不可分割性、差異性和不可儲存性決定了服務貿易政策的特殊性。如何結合服務貿易的特點,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服務貿易保護政策的決策過程是今后研究的一個方向。
其次,對貿易保護政策表現形式的界定不夠豐富。貿易保護政策的表現形式非常多,而大多數已有的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將關稅作為貿易保護的唯一表現形式,盡管后期一些經濟學家比如Gawande 和Krishna(2004)、Facchini,Biesebroeck和Willmann(2006)研究了非關稅壁壘作為一種貿易保護手段在整個貿易政策中的重要性。但是后期對于非關稅壁壘,以及與服務貿易緊密相連的政府管制等貿易措施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欠缺的。所以如何將非關稅壁壘和一些政府管制措施轉化為定量指標,從而構建一個反映貿易保護程度的綜合指標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大量文獻針對于民主國家,對非民主國家的研究較少。相關的模型不是針對于直接民主制就是針對于代議民主制,而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比如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怎樣結合這些國家的特點構建相關的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模型是非常值得我們研究的。雖然,芬斯特拉在2002年針對于中國提出了相應的政治經濟學模型,但是他分析的是中國吸引外商投資政策的決策過程,并沒有針對貿易保護進行研究。Mitra和Thomakos在2002年首次將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分開討論,研究了保護待售模型在這兩種不同類型國家的應用。但是這個問題仍然未能成為后續學者關注的研究重點。所以探討利益集團模型在非民主國家適用性的相關研究仍然是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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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務管理 經濟 環境 作用
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科技、教育、文化發展水平,經濟法規的完善程度,企業自身的生產規模、經營管理水平、銷狀況等,都對企業的財務管理活動產生影響,都屬于財務管理環境的范疇。在影響企業財務管理的各項環境因素中,經濟環境對企業財務管理起著決定性作用。
一、經濟體制
經濟體制是指對有限資源進行配置而制定并執行決策的各種機制,它是一個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企業必須以一定的經濟體制為背景,開展財務管理活動。
在這兩種不同的經濟體制下,財務管理存在著根本的區別:
財務管理的立足點不同。計劃經濟體制要求企業面向國家計劃從事一切財務活動;市場經濟體制要求企業面向市場從事一切財務活動。
財務管理的目標不同。計劃經濟體制要求企業以實現或完成國家計劃為目標,相應地,產值、成本和資金占用等成為財務管理的基本目標;市場經濟體制要求企業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相應地,企業價值或股東財富最大化成為財務管理的基本目標。
財務管理的主體不同。計劃經濟體制下,財務管理的主體是國家或政府,企業的資金由國家供應、投資由國家決策,分配政策由國家規定,企業只不過是國家財務管理政策的執行者,沒有成為財務管理的主體;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是財務管理的主體,企業從市場上自主籌資,投資由企業自行決策,企業的利潤除按國家法律規定分配外,剩余部分也可自主分配。國家不直接管理企業的財務活動,而是從宏觀角度通過市場調節企業的財務行為。
財務管理的手段不同。計劃經濟體制下,財務管理的基本手段是各種財務管理計劃,企業以國家下達的計劃為基礎,編制自身計劃,組織計劃的實施,并以計劃為依據考核企業完成計劃的好壞;市場經濟體制下,財務管理的基本手段是市場預測和決策,企業以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信息為基礎,預測市場變化,根據企業自身情況做出財務決策,并組織實施。
財務管理與經營管理的關系不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資金運動從屬于實物商品運動,所以,財務管理從屬于生產經營管理,處于服務的地位。財務管理的根本任務就是如何為完成生產經營目標提供資金、分配資金。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務活動是企業的重要業務活動之一,資金運動具有相對獨立性,企業財務管理部門可以獨立完成籌資、投資和分配的財務活動過程,特別是獨立進行金融商品的經營活動。
二、經濟周期
在通常情況下,經濟不會出現長時間的持續增長或持續衰退,而是呈現波浪式前進。經濟的發展往往要依次經歷蕭條、復蘇、繁榮、衰退等四個階段并周而復始地不斷循環。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經濟周期。
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對企業的財務管理活動有重大影響。在經濟蕭條時期,宏觀經濟不景氣,經濟增長處于停滯狀態。此時,社會公眾的消費水平下降,企業的存貨大量積壓,機器設備閑置,生產萎縮,購銷停滯,企業利潤下降甚至虧損,企業沒有籌集新的資金擴大生產規模的需要,也就談不到資金的籌集與運用。這一時期,企業所能采取的最佳財務決策就是在努力保持原市場份額的同時,削減管理費用等各項開支,減少存貨,裁汰冗員,耐心等待經濟增長時期的到來。在經濟繁榮時期,經濟高速增長。此時,社會公眾的需求旺盛,企業的購銷活動活躍,企業會不斷籌集新的資金,以擴大生產規模,實現更多利潤。如何以較低的成本、較少的風險籌集資金,如何選擇好的投資項目、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是這一時期企業財務管理的重點。
三、產業及行業特征
對企業而言,其所處產業及行業的特征,是影響財務管理活動的最為直接的因素。產業或行業的現狀及其變化,都會對公司的財務管理活動產生影響。例如,產業結構不合理時,國家會通過制定產業政策來干預資源在各產業之間的分配。其中投資政策會引起企業投資方向和投資規模的變動,利率政策、稅收政策、進出口政策等所提供的優惠貸款利率、優惠稅率等,則會降低某產業內企業的籌資成本、稅收支出等,從而使其籌集和使用更多的資金,獲得較高的投資收益。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進行的產業兼并、產權重組等,也成為企業財務管理的重要內容,企業所處行業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也直接影響到企業的獲利能力。
四、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是現代經濟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現象。輕度的通貨膨脹不會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但是,當物價持續上漲并超過一定限度時,就會對社會經濟生活造成危害,并增加企業財務管理的難度。在高度通貨膨脹時期,物價飛漲,企業的生產成本增加,債權資產膨脹、產品難以售出而獲得現金,使企業對資金的需求特別旺盛。同時,政府為控制通貨膨脹的幅度,往往會緊縮銀根,銀行等金融機構所能提供的資金量有限,企業所需資金的供給相對不足,信貸風險也隨之加大,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面對企業自身無法改變的通貨膨脹,企業只能事先預測物價上漲的幅度,然后用提前購買設備或存貨、買進現貨賣出期貨等辦法來減少通貨膨脹造成的損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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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會計專業 課程教學 國際化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會計作為“國際通用商業語言”對經濟的蓬勃發展和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2010年6月至今,教育部提出并實施了“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這項重大改革項目是實現我國由工程教育大國向工程教育強國轉變的重要舉措。在此背景下,既精通專業又擅長外語的復合型高級卓越會計專業人才的培養成為我國高校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然而,我國會計教育在教學目標、課程設置、教學模式、課程考評等方面與發達國家還存在顯著差距。“他山之玉,可以攻石”,目前我國亟需借鑒國際先進的教學經驗,實施會計專業課程教學改革。
一、會計專業國際化教學目標的定位
(一)重視綜合素質的培養。英美等發達國家在會計專業教學目標中均明確指出:學校的培養應隨著市場需求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培養符合社會需要的會計人才,其核心在于培養學生未來作為一名專業會計人員應有的素質。可見,會計專業國際化教學目標應凸顯綜合素質的培養。
作為卓越會計人才,不僅應具有個人技能和實用技能,還應具有組織管理、決策技能以及人際交往技能等。因此,會計專業課程教學一方面要求學生掌握必備的會計專業基礎知識,另一方面注重學生管理信息能力、團隊合作溝通能力、應變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等綜合能力的培養。通過教學提升綜合素質,使學生畢業后能更適應國際化的需求,形成會計人才供給和需求緊密相連的良性循環機制。
(二)明確不同培養階段的教學目標。英美等發達國家對會計教學目標進行了明確的細分,對于本科各個階段,無論是專業知識技能的要求,還是綜合素質的培養均存在顯著差異。英美等國教師針對不同層面學生,傳授的專業理論知識、專業特長和技能水平在廣度、深度以及運用性上均有所側重。
厚基礎、寬口徑、強能力、高素質,具有國際視野的創新型卓越會計人才培養是一項系統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會計專業教學中需根據卓越會計人才的總體培養目標,進一步分解為初級、中級以及高級等不同培養階段的教學目標,遵循循序漸進、逐步深入和縱向提升的教育理念,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二、會計專業國際化課程體系的構建
(一)設置遞進式專業課程層級。英美等國的會計專業課程一般可以劃分為四個層級,依次為基礎教育、普通商科教育、普通會計教育和技能培訓教育,層級層層遞進、相輔相成,遵循由淺入深的認知規律,有效保障了專業人才的遞進培養模式。
借鑒英美等國的專業課程體系,我國可以結合“厚基礎、寬口徑、強能力、高素質”的卓越會計人才培養目標來設置課程體系層級。第一層級為通識教育,體現培養目標中的“厚基礎”,主要包括外語、數學、計算機、應用文寫作、政治理論、法律等課程;第二層級為商科基礎教育,體現培養目標中的“寬口徑”,主要包括微(宏)觀經濟學、管理學、基礎會計學、財務管理、經濟法、稅法、金融學、財政學等課程;第三層級為專業核心課程,體現培養目標中的“高素質”,主要包括中高級財務會計、成本管理會計、稅務會計、審計學、國際會計、財務報告分析、會計信息系統、會計專業英語等課程;第四層級為專業技能訓練課程,體現培養目標中的“強能力”,主要包括稅務模擬實驗、審計模擬實驗、ERP沙盤模擬實驗、會計綜合模擬實訓、畢業實習、畢業論文等課程。
(二)整合專業知識與技術方法。英美等國的會計專業課程體系側重跨學科的融合,如會計信息系統課程將會計專業知識與計算機技術緊密結合,講解如何利用信息技術對會計信息進行采集、存儲和處理,并進行會計管理、分析和決策。財務與數學建模課程將數學、統計學與會計知識緊密聯系在一起,講解了財務指標的經濟含義,以及如何選取變量并建立檢驗模型。
會計專業知識與數學模型、統計分析方法和計算機技術的有機整合,有利于提高學生綜合運用各種資源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實現卓越會計人才強能力、高素質的培養目標,最終使得兼備深厚的理論功底和精湛的專業技能的高級會計人才更好地為社會政治經濟生活服務,增強會計專業的社會價值。
(三)協調學位課程科目與資格考試科目。英美等國側重會計職業和會計教育的緊密配合,注冊會計師協會、會計師事務所以及會計學會等機構密切關注會計教育的發展狀況,并通過有效渠道及時將對會計人才的需求和建議反映到教育界,教育界以職業界的需求為導向,及時優化學生的培養目標和規格,滿足職業界的需求。英美等國高等院校的會計專業課程科目與當地特許會計師協會資格考試科目有著密切銜接,學生在取得會計專業學位的同時能獲得相關的職業資格認證考試豁免科目。
我國可以借鑒美國部分高校的做法,從大三下學期開始在學位課程體系中引入CPA輔導課程。在注重提高卓越會計人才自身綜合素質的同時,學位課程科目與資格考試科目的協調銜接能有效縮小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的差距。
三、會計專業國際化課程教學模式的改革
(一)引入啟發式、互動性、多元化的會計教學模式。英美等國摒棄了傳統的以教師講授為主導的教學模式,引入了會計教學新模式。啟發式教學是學校改革的標桿,強調教師的授課應集中在重點文獻主題觀點或重難點的介紹和啟發;互動性教學要求從以往的教師單向性演講轉變為以小組討論為主的教師引導、學生主動參與的雙向性教學方式;多元化教學是指通過采用案例討論、小組協作、學生演講、實務界人士講學、模擬仿真教學、情景式教學、商界聯絡等多種教學方法,全方位地培養和鍛煉學生的綜合能力。
在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背景下,會計專業的內涵和外延越來越復雜,會計知識不斷更新、深化,學習技能的掌握尤為重要。在卓越會計人才的培養教學中,啟發式、互動性、多元化的會計教學新模式有利于培養學生獨立學習的能力,調動學生課堂學習的主動性,激發學生課堂學習思維的活躍性,全面發揮學生的動手操作能力。
(二)塑造學生“批判性思考”的思維方式。英美等國學生對每門課程核心知識點的理解和掌握主要是通過課后閱讀教師列出的大量參考文獻,系統自學基礎理論知識,以及在完成作業或課程論文的過程中逐步完成的。在此過程中,學生需要查找閱讀相關資料,結合所學課程的理論分析,提出自己的觀點,并陳述相關證據(如文獻評述、模型以及數據)來有力支撐觀點。該過程突出強調學生具有“批判性思考”的思維方式,能夠對各種渠道獲取的知識進行深度辨別、解釋和評價。
在卓越會計人才的培養教學中,教師應將更多的時間用于利用“圓桌會議”“案例討論”“小組作業”和“課程論文”等教學方式指引學生塑造“批判性思考”的思維方式,如要求學生自己判斷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或不確定環境下會計事項應當如何處理,對相關主題的會計研究現狀進行批判性評價,對研究方法設計的可行性進行分析。
(三)培養學生利用資源自主學習。具體來說,英美等國側重培養學生學會利用網絡數字資源獲取信息和知識,通過網絡教學平臺提出問題、討論問題,在網絡教學平臺上實現與教師的互動和反饋,并培養學生學會利用各種新聞媒介、財經雜志拓展專業知識等。
隨著知識經濟、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會計教育不可能教會學生所有的知識,且會計專業知識更新的幅度和速度日益增大,可見,卓越會計人才只有樹立終身學習的理念,培養利用各種資源自主學習的能力,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四、會計專業國際化課程考評的優化
(一)多樣化課程考評手段。英美等國會計專業課程的考評手段多種多樣,如課程論文、實驗報告、案例分析、小組作業、小組演講、模擬操作和期末考試等。教師在課程開始之前將課程評定方式、標準、權重告知學生,且考試試題相當大比例的題型為主觀題,教師主要根據學生對問題理論分析的邏輯性、合理性、深刻性以及對會計學科與其他學科內在相關性的把握程度來評分。
我國現行的課程考評手段單一,基本采用“平時成績+期末考試成績”的方式來評定學生的期終綜合成績。課程考評側重知識點的死記硬背,有悖于卓越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借鑒英美等國的經驗,我國課程考評手段應多樣化,引入課程論文、實驗報告、案例分析、小組作業、小組演講、模擬操作等方式并增大其在考核中的權重,形成課程考核綜合評價體系。
(二)融入“過程”考評。與英美等國的考評方式相比,目前我國的課程考核方式側重“結果”考核,“過程”考核缺失,對學生的實踐能力、應用能力和創新能力考核不足。“過程”考評的融入能夠更加科學全面地評價學生的綜合素質。過程考核需按照卓越會計人才培養計劃和教學大綱的要求,在教學進程中分階段對學生進行考核。過程考核可采用的形式有:單元測試、階段性調查報告、讀書筆記、定期實驗設計和實驗操作等。通過過程考核,教師能清晰地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動態調整教學計劃;學生能及時地調整學習思路和方法,更好地掌握所學知識。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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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拔尖創新人才 培養模式 經濟學專業 課程設置
我國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提出“探索多種培養方式,形成各類人才輩出、拔尖創新人才不斷涌現的局面。”因此培養拔尖型創新人才已成為我國教育工作的一項戰略任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大學經濟學教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然而我國的經濟學教育與不斷發展的市場經濟的要求仍有較大的差距,教學內容空洞,教學手段單一,基本保持教師填鴨式授課、學生記憶背誦的傳統模式。每年大量的經濟學學生畢業,但合格的經濟學人才卻非常稀少。如何盡快改變經濟學專門人才的培養環境和教育模式,提高經濟學本科畢業生的專業水平,不僅關系到我國高等院校經濟學教育的長期發展,而且還直接影響著我國經濟體制的發展與完善。本文在系統研究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基本理論的基礎上,探討以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為目標的經濟學課程體系設置模式,并且主要以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簡稱MIT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等知名院校經濟系為例,從專業要求、課程設置等方面研究美國經濟學拔尖創新人才教育的先進經驗,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改進我國經濟學教育的建議與對策。
1.經濟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與課程體系設置的理論分析
拔尖創新人才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知識、能力、素質協調發展,具有創新思維、創新能力、創新品格,在某個方面或某個領域能夠創造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高素質人才。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而課程體系設置是實現人才培養總目標的物質載體。課程體系是承擔特定人才培養職能功能、具有特殊結構和組成部分、具有延伸性、開放性等特點的知識組織結構,課程體系構成了一個學科的基本范式,這種范式使得各門課程形成相互聯系的統一整體,具體落實人才培養的總體目標,確立專業規格與專業品質,區分不同人才學科的人才特征,同時課程體系設置海必須反映不斷發展變化的經濟社會要求,跟蹤本學科發展的前沿,既要有知識體系的穩定性,也要有知識內容的革命性和前瞻性,同時還要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經濟學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應在以下幾個方面與課程體系的設置實現相互協調、相互促進。
1.1以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為目標的經濟學課程體系
經濟學課程體系要符合現代教育理念,實現課程體系的組織和優化。要按照經濟學科的特點,實現課程的豐富性、回歸性、聯系性與嚴密性,使得課程的規劃、研究和設計過程逐漸完善。合理的課程體系設置,應當培養學生具有結構合理的基礎知識、自覺的學習意識和較強的自學能力。
1.2以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為目標的經濟學課程體系
經濟學課程體系要實現科學性與發展性相協調。教育部在《關于深化教學改革》意見中明確指出:“必須考慮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反應科學技術發展趨勢,從整體優化角度開展課程體系的優化及教學內容改革”。經濟學是一個涉及面廣、分支多、理論性與應用性都很強的學科,而且變化頻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各種理論和體系層出不窮,需要我們結合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需求,將整個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各個模塊、各門課程科學合理地、有機地組織起來,形成一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知識與方法相配合、傳承與創新相融合的課程體系。同時,隨著信息化社會的來臨,隨著手機、電腦、互聯網等現代媒體的強勢傳播,青年學生的閱讀習慣也在不斷變化,手機閱讀、互聯網閱讀成為閱讀的主流,這樣在當代學生中,知識碎片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許多學生難以建立完整的知識體系,因此在學校教育中,課程體系的設置更要重視知識體系的完整性。
1.3以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為目標的經濟學課程體系
經濟學課程體系要做到普適與特色相結合。經濟學是研究資源配置效率問題的科學,因而具有普遍適用性,因此在課程體系設置中要尊重經濟學體系的一般內容與范式,做到課程體系的普遍適用。然而,每一個高校的研究與教學偏好又都有所不同,其研究領域、研究方法甚至基本觀點都有很大差異,因而完全一模一樣的課程體系設置不符合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規律,差異化生存、特色化發展是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基本要求。就課程體系設置而言,也要體現差異化、特色化,學校要因校而異,根據自己的教學定位和理念,充分發揮各自的專業優勢,著眼經濟建設的前沿變化,預測市場對人才的需求趨向,開發出相應的具有專業特色的課程體系。
1.4以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為目標的經濟學課程體系
經濟學課程體系要做到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相平衡。拔尖創新人才應具有全面的素質和廣博的知識結構,只有深入掌握本學科理論知識、廣泛的相關學科知識,才能具備觸類旁通的分析能力,才有可能在理論上有所突破,眾所周知著名經濟學家赫伯特?西蒙,既是經濟學界的大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同時也是著名的計算機專家,曾榮獲美國最高的計算機科學獎項。因此,在經濟學課程體系的設置上,必須重視通識教育和文化素質教育,夯實學生的知識基礎,大量開設理工、人文、社科、藝術等方面的基礎課程,開設交叉學科的綜合課程以及跨學科的講座等等,打破專業限制,實現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有機融合。
2.美國四所著名高校經濟學課程設置的基本情況
一是在培養拔尖創新人才方面,美國多所著名高校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其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包括培養目標、培養制度,教學模式等等多方面的內容,就教學模式而言,主要包括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在課程設置上,美國多數高校實施的是通識教育理念指導下的課程結構設計,但各校的課程分類與組合不盡相同。如麻省理工學院為理工類學生開設人文社會課程,以保證文理學科相互滲透。二是在教學內容方面,研究型大學處于核心地位的是研討課,還有跨學科的專題學術討論課程、導師輔導課以及問題情境式教學課,重點培養學生的探究意識。美國還十分重視開設創業課程,硅谷60%-70%的企業都是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和教師創辦的。三是教學方法靈活,研究性教學等對培養創新型人才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經濟學教學方面,為了使學生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掌握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和分析方法,美國大學在設置本科經濟學課程時將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經濟計量學以及經濟分析與應用等方面課程細分為初級和中級兩個層次,在經濟學專業一年級,開設初級經濟學原理,二年級學習中級經濟學在初級課程中對新生只講授經濟學的原理與方法,不涉及高等數學方面的內容在學生具備基本的經濟學素養和相關的數學知識后,才允許修讀中級微觀經濟學、中級宏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中級微觀應用分析、中級宏觀應用分析等方面的課程,有的學校在選修課程上還開設高級微觀理論。以下是MIT、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等學校經濟系課程設置。
2.1 MIT本科課程設置[1]:
2.1.1一般經濟學理論,這一類課程包括微觀經濟理論與公共政策、微觀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原理、中級微觀經濟理論、中級應用宏觀經濟學、高級宏觀經濟學、經濟學閱讀與討論、經濟學專題、博弈論的經濟應用、經濟學與心理學、戰略與信息等課程。
2.1.2產業組織,包括產業組織與競爭策略、衛生經濟學、經濟學與激勵:理論與應用等課程。
2.1.3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包括經濟學中的統計方法、計量經濟學、經濟學中的研究與交流:主題、方法與應用、高級計量經濟學等課程。
2.1.4國民收入與金融,包括公共財政與公共政策、環境政策與經濟學、能源決策、市場與政策、能源經濟學與政策、金融經濟學、教育經濟學、信息技術與美國勞動市場等課程。
2.1.5國際、區域與城市經濟學,包括城市與區域經濟學、國際貿易等課程。
2.1.6勞動經濟學與勞資關系,包括變化的經濟中的美國勞動力、勞動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等課程。
2.1.7經濟史,包括中世紀經濟史的比較研究、金融危機的經濟史、資本主義以及對它的批評、世界貧困問題等課程。
2.1.8經濟發展,包括發展理論基礎、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發展等課程。
2.2 MIT研究生經濟學課程設置[2]
2.2.1一般經濟學與理論,包括經濟學家的數學、微觀經濟理論Ⅰ、微觀經濟理論Ⅱ、微觀經濟理論Ⅲ、微觀經濟理論Ⅳ、博弈論、契約理論、博弈論專題、獨立研究論文、討論:經濟學專題、經濟學閱讀討論等。
2.2.2產業組織,包括產業組織Ⅰ、產業組織Ⅱ、衛生經濟學討論、集體選擇理論:經驗檢驗、集體選擇理論:制度與實證政治理論等。
2.2.3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包括經濟學中的統計方法、計量經濟學、時間序列分析、非線性計量經濟分析、高級應用計量經濟學專題、應用計量經濟學專題、經濟研究討論。
2.2.4金融經濟學,包括金融經濟學簡介、高級金融經濟學Ⅰ、高級金融經濟學Ⅱ、高級金融經濟學Ⅲ。
2.2.5宏觀經濟學與貨幣經濟學,包括宏觀經濟理論Ⅰ、動態最優方法應用、宏觀經濟理論Ⅱ、經濟增長、宏觀經濟理論Ⅲ、經濟波動、宏觀經濟理論Ⅳ、經濟危機、宏觀經濟學專題、高級宏觀經濟學Ⅰ、高級宏觀經濟學Ⅱ、高級宏觀經濟學Ⅳ。
2.2.6公共經濟學,包括環境政策與經濟學、公共經濟學Ⅰ、公共經濟學Ⅱ、高級公共經濟學專題、環境經濟學與市場失靈的政府反應。
2.2.7國際、區域、城市經濟學,包括城市與區域、城市經濟學與公共政策、國際經濟學Ⅰ、國際經濟學Ⅱ。
2.2.8勞動經濟學和勞資關系,包括勞動經濟學Ⅰ、勞動經濟學Ⅱ、高級勞動經濟學專題、勞動市場關系與職業流動性。
2.2.9經濟史,包括經濟史等課程。
2.2.10發展經濟學,包括發展經濟學:微觀學問題與政策模型、發展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與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政治經濟學:制度與發展、經濟制度與增長政策分析、政治經濟學1:國家與經濟的理論等課程。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項目主要課程:核心課程:價格理論(分為Ⅰ、Ⅱ、Ⅲ)(應是微觀經濟學)、收入理論(分為Ⅰ、Ⅱ、Ⅲ)(應是宏觀經濟學)、數量分析方法(包括經濟學中數理方法導論、經驗分析Ⅰ、Ⅱ、Ⅲ);專業課程:數理經濟學(包括博弈論、信息經濟學、數理經濟學專題)、計量經濟學與統計學(包括高級計量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專題、市場專題(貝葉斯方法在營銷與微觀經濟計量學中的應用)、經濟史(包括人口與經濟、商業倫理、市場營銷的經濟學與人口統計)、勞動經濟學/人力資本(包括應用價格理論、人力資本、知識與技能經濟學)、數量經濟分析(生命周期動態學與不平等、社會相互作用與不平等)、經濟增長/國際貿易(經濟增長專題、國際貿易與增長、國際貿易中的數量分析)、公共部門經濟學(政治學的經濟模型、公共部門經濟學、公共部門中的發展經濟學)、計量勞動經濟學(微觀數據分析Ⅰ、Ⅱ、Ⅲ)、宏觀經濟動態學與金融市場(宏觀經濟的隨機模型、公共財政與宏觀經濟動態學、金融市場的動態模型)、金融經濟學(金融決策理論Ⅰ、Ⅱ、Ⅲ)、資產定價(資產定價、實證金融專題、資產定價專題)、產業組織(高級產業組織理論Ⅰ、Ⅱ、反托拉斯與產業組織)。另外有很多討論課程,還有方法論的訓練課程。[3]
哈佛大學開設的主要課程有:一般經濟學、經濟理論、經濟思想史為一類,包括微觀經濟理論Ⅰ、Ⅱ、文化經濟學、宗教與資本主義的產生、博弈論Ⅰ、Ⅱ等;計量經濟學與數量方法,包括應用計量經濟學、金融計量學專題等;經濟史、發展經濟學,包括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Ⅰ、Ⅱ、發展政策設計、經濟增長理論;貨幣和財政理論與政策、公共部門經濟學,包括公共經濟學與財政政策Ⅰ、Ⅱ、衛生經濟學等;國際經濟學,包括國際金融、高級國際貿易專題等;產業組織與規制、環境經濟學,包括產業組織Ⅰ、Ⅱ、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金融經濟學,包括公司金融、企業家精神的理論與經驗研究、行為金融;勞動、人力資本與收入分配、城市經濟學為一類,包括社會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科學經濟學。另外有大量的閱讀、研究、討論課程安排。[4]
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課程設置:1)第一年課程,包括微觀經濟學分析Ⅰ和Ⅱ、經濟學家須掌握的數學方法,計量經濟學Ⅰ和Ⅱ;2)經濟發展,包括經濟增長與發展Ⅰ和Ⅱ、科學、技術與經濟增長、產業發展、公共財政Ⅰ和Ⅱ;3)計量經濟學,包括微觀計量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的經驗方法、應用計量經濟學、計量經濟理論、計量經濟學專題Ⅰ和Ⅱ、計量經濟學討論會;4)經濟思想史,包括經濟思想史;5)產業組織與規制,包括產業組織專題、產業組織專題Ⅰ、Ⅱ和Ⅲ、產業組織討論會;6)國際經濟學,包括國際金融、貿易與金融政策中的戰略問題、貿易協定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貨幣與金融、貿易與發展專題、國際貨幣經濟學專題、商業政策專題、全球經濟政策、經濟地理專題、國際貿易討論;7)勞動經濟學,包括勞動經濟學Ⅰ和Ⅱ、勞動經濟學專題;8)宏觀經濟學與貨幣理論,包括宏觀動態學專題、高級宏觀經濟分析Ⅰ和Ⅱ、宏觀經濟學與一般均衡理論、經濟分析專題Ⅰ和Ⅱ、應用宏觀經濟學與金融、經濟模型中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貨幣理論與政策、高級經濟學經驗研究專題、貨幣經濟學討論會、經濟波動討論會;9)微觀經濟理論與數理經濟學,包括高級微觀經濟分析Ⅰ和Ⅱ、群體決策的建模與分析、經濟學家的高級數理經濟學方法、數理經濟學專題、金融與貨幣的一般均衡基礎、博弈論在經濟分析中的應用、控制論在經濟分析中的應用、機制設計、契約與組織、政治的經濟分析專題、市場設計、產業競爭的經濟學與政治學、微觀經濟學討論、應用微觀經濟理論討論、應用微觀經濟理論研究方法討論;10)公共財政,包括公共財政Ⅰ、Ⅱ、Ⅲ、公共經濟學基礎;11)其他課程,包括美國經濟史、歐洲經濟史、日本的經濟組織與發展、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專題研討、蘇維埃與后蘇維埃經濟、中東歐、后蘇維埃國家以及東亞改革國家的轉軌問題、城市經濟學、集體行動的政治經濟分析、政治經濟學理論、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學、轉軌經濟學、歐洲一體化的經濟分析、日本經濟問題、衛生經濟學專題;12)討論,包括經濟理論、貨幣與宏觀經濟學、勞動與人力資源、國際經濟學、發展與環境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產業組織與戰略、應用微觀經濟學與勞動。[5]
3.美國高校經濟學課程設置的特點
從前述具有代表性的美國高校經濟系課程設置情況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3.1課程體系完整,數目龐大
每一所大學開設的經濟系課程幾乎都涵蓋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從一般的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到經濟學的各個分支領域如勞動經濟學、衛生經濟學、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等無所不包,課程數量龐大。哈佛大學2009年秋季為本科生開設的課程有20門,為研究生開設的課程有50門之多。由于課程內容豐富,數量龐大,學生可以結合自己的學術興趣以及今后的職業選擇,靈活選擇要學習的課程,有助于實現經濟學理論與實際應用之間的權衡,也有利于教師專注于某一個研究領域,提高研究與教學的質量,同時也一定會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3.2課程層次豐富,結構合理
美國高校經濟學課程體系布局合理,課程之間內在的結構關系、邏輯聯系得以完善。
首先,課程層次性強,課與課之間的縱向銜接緊密。在課程設置上,遵循知識傳授的漸近規律,以由淺入深、由易到難的方式,構建完整的經濟學課程體系。各大學都把一些主要的經濟學課程分解成幾個由低至高的級別,如微觀經濟學Ⅰ、Ⅱ、Ⅲ,宏觀經濟學Ⅰ、Ⅱ、Ⅲ,計量經濟學Ⅰ、Ⅱ、Ⅲ等等,讓學生拾級而上,步步升高,幫助學生既打好專業基礎,又掌握更高深的知識。
其次,注重經濟學方法的訓練。美國高校在經濟學課程體系的設計中,特別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研究方法的教學,開出了大量統計方法、數學方法、計量經濟學、微觀宏觀經驗研究方法、數理經濟學方法等課程,并且分為多個不同的層次,這樣的課程設置,有助于學生掌握現代經濟學研究的主流理論和方法。通過經濟理論與經濟方法課的結合,以突出定性經濟學與定量經濟學之間的聯系,讓學生既理解相關的經濟學基本概念和一般理論的定性表述,又能把這些理論化解為具體的假設,并運用統計資料和方法,對其進行規范化的定量檢驗。
第三,注重跨學科培養。以哥倫比亞大學為例,經濟系設有經濟數學(Econ-Mathematics)、經濟統計學(Econ-Statistics)、經濟運籌學(Econ-Operation Research)、經濟哲學(Econ-Philosophy)、 經濟政治科學(Econ-Political Science)五個跨學科方向,學生的培養由兩個系共同完成,各個方向均有自己的學分要求,其中前兩個對數學的要求很高,分別占總學分的22%和44%。這樣的跨學科培養是緊跟經濟學發展前沿的表現,有助于培養學生利用經濟學和其他學科共同分析某個領域的能力。本科生畢業后,學校會鼓勵他們去別的大學繼續深造(不同于我國的基地班),基本上沒有近親繁殖現象。通過跨學科的培養,不斷拓寬經濟學教育領域的學科目標。這些跨學科的經濟學擴展課程,如社會經濟學、人口經濟學、法律經濟學、文化經濟學、宗教與資本主義等課程,為經濟學的理論論證和方法應用提供了新的機會和空間,而且還在和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中,發現本學科的缺陷和不足,促進自身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3.3課程的應用性強
美國大學本科經濟課程設置特別注重提高課程的應用性,以適應大部分本科學生畢業后主要從事具體經濟職業的實際要求。課程的應用性既體現在每一門課程的內容里,又顯示在眾多課程之間的結構關系之中,從每一門課來看,其內容設計一般是從具體的經濟現象著眼,在提出、分析和解決存在于經濟生活中的各種問題的過程中傳授相關的經濟學概念、理論和方法,因此,整個課程的學習不是和經濟現實脫節或割裂開來,而是形成積極互動的良性關系,即在分析和解決實際經濟問題中掌握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知識的拓展,又提高對經濟現實的思考層次和解決實際問題的政策水平。
3.4全球化的學術視野
美國高校的經濟學研究在全世界處于絕對領先地位,因而其學術視野并不僅僅局限于美國本國的經濟問題,對全球經濟問題都有研究。因而其開設的課程幾乎涵蓋全球各國的主要經濟現象,開出了大量涉及各國經濟問題的課程,如歐洲一體化的經濟分析、日本的經濟組織與發展、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問題研究、國家經濟問題、中國經濟問題等課程,開闊了學生的學術視野,避免了過度本土化所帶來的問題。這些課程安排,也會促進多學科的融合,促進學生探討和研究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經濟問題背后所隱藏的多元化的因素。
3.5課程設置重視學生參與和師生互動
美國高校課程設置特別注重學生的參與以及授課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每個高校都開設了大量的workshop和seminar課程,由任課教師主持,每個班級不超過20人,在教師指導下閱讀論文,對本領域的問題進行研討,研究生及博士生的討論課還須提交自己的研究論文,這樣的課程有利于塑造具有懷疑精神和創新思想的學術品格,有利于培養學生學術研究的積極性,有利于培養學生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這在我們的教學過程中是一個極大的欠缺。
4.完善經濟學課程體系設置 實現經濟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創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過對美國幾所著名高校經濟學課程設置情況的分析,我們認為完善我國經濟學課程體系設置、實現經濟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創新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4.1科學設置教學層次
把經濟學專業的西方經濟學課程分為初級和中級兩個明顯的層次,初級經濟學原理在一年級開設,不用數學表述,只是講解基本原理,而且可以由教授輪流講授。中級微觀經濟學和中級宏觀經濟學,涉及一定的數學語言,在二年級開設,我國一些院校的經濟學專業已采用這種課程設置,可以在經濟學其他專業推廣。與之相關的計量經濟學、應用微觀、應用宏觀等課程在三年級開設,加強課程的應用性。
4.2加強經濟分析方法課程的教學
我國的經濟學教育,注重理論內容的講授與灌輸,但對經濟分析方法課程的教學卻有所忽視。就目前我國經濟學專業本科課程設置來看,大多數院校僅在二三年級開設計量經濟學、統計學等課程,授課時間為一學期。而前面我們看到,美國高校在方法論方面開設的課程非常豐富,包括微觀計量、宏觀計量等專門化的課程,這樣學生可選擇的課程較多,也容易培養他們對這些比較枯燥的課程的學習興趣。因此,我們建議計量經濟學、數理經濟學、統計學等計量經濟學等方法論課程也應分為不同的層級,在二、三年級開設,在培養基本理論功底的同時,注意學生的選修課建設,突出應用性和實踐性。
4.3逐步提高討論式教學的比重
Workshop或Seminar式的教學,對我國高校來說是一種新課程,不能拘泥于課本知識,應當更加注重實際問題的研究,注重理論分析能力的培養,要將最新科研成果引進Seminar教學,尋找突破點來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Seminar課程應由對本領域學術發展趨勢較為熟悉的教授、副教授主持,在每一門專業課之后都應開設類似的課程,由教師指定研究領域和文獻,學生對該領域的問題研究、討論,每個學生都要參與討論。Seminar課程應從原屬課程分離,單獨設立,課時比例也應提高。
4.4拓寬專業口徑
從以上美國著名高校的辦學理念看,這些院校均秉承寬口徑、少分類的原則,使得經濟系課程設置反映經濟學理論各個組成部分的有機聯系,尊重知識之間的普遍聯系,加強課程的廣博性和基礎性,避免了高等教育過度專業化的問題。我國各高校專業口徑狹窄,財經類院校表現尤為明顯。在某個財經類院校,西方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撰寫的有關股票市場有效性問題的論文,竟然被學術委員會評為不符合專業方向,因為該校有金融學院,委員會成員認為股票市場問題只能由金融學院來研究。如此狹隘的專業劃分只會局限學生學術視野,限制其創新能力的培養。我國高校應吸收這些先進的經濟學教學經驗,減少專業分類,實現院系教學之間的互通,使學生打下寬厚的知識基礎。
4.5以科學研究為導向,改革人才培養體制,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在經濟學的課程提示設置中,要大力推進以學生探究活動為主線的研究性教學,運用案例教學法、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等教學方法,大力加強教學與科研的結合,增加探索性課程,加大教育資源對學生開放程度。教師要重視培養學生的科研意識,每一名課程都要以問題探索為導向,在科研時間獲得中培養和提高學生的創新實踐能力,從學生入校就開始科研訓練,大學生科研項目要提供明確的科研計劃,安排導師專門指導,提示經常性地舉辦學術研討會和成果交流活動等,不斷激發學生科學研究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注釋:
①資料來源:
②資料來源:。
[5]MIT經濟系研究生課程設置:http://econ-mit.edu/graduate/courses/
[6]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項目課程設置:http://economics.uchicargo.edu/。
[7]哈佛大學經濟系課程設置:http://economics.harvard.edu/。
雖然“經濟法律”不是一個規范的法學術語,但如果以“對象說”對之下一個定義的話,那么多數學者都會贊同:經濟法律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在這個定義當中,“經濟關系”是關鍵詞,只要弄清了“經濟關系”的內涵、外延,并對之做出科學的分類,就能基本掌握經濟法律的形式范圍和經濟法律體系的部門構成.[1]所謂“經濟關系”,是指各經濟主體為實現一定經濟目的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活動中所形成的相互關系。[2]從“經濟關系”的定義可以看出,它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經濟關系是經濟主體之間的關系,離開了經濟主體就無所謂經濟關系,經濟關系的數量決定于經濟主體的數量;二是經濟關系形成于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活動之中,沒有經濟活動就不可能形成經濟關系,經濟活動的多少決定經濟關系的多少。而無論經濟主體還是經濟活動,都取決于社會分工的程度,社會分工越細,經濟主體越多,經濟活動也越頻繁。根據政治經濟學原理,人類社會經歷了三次大的社會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從其余的野蠻人中分化出來,第二次是手工業同農業的分離,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現,
[3]其中每一次社會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礎上進行的,亦即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社會分工不是跳躍式發展的,它有一個量變的過程,在每一次大的社會分工之前,都發生和存在著大量的較小的社會分工,而且中間會有許多“分”與“合”的反復;社會分工也不是有終點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會分工之后,社會分工仍然在向前發展,而且速度更快、頻率更高。由此可見,社會分工的發展有三大趨勢:一是越來越細的趨勢,二是不斷調整變化的趨勢,三是越來越快的趨勢,自第三次大的社會分工至今的社會經濟發展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越來越快,必然導致經濟主體、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會分工的不斷調整變化,必然導致經濟主體、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不斷更新發展。總之,經濟關系的數量將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發展而日益增加。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大量的經濟關系不外橫向、縱向兩大類,但兩類經濟關系的數量不等,且差距懸殊。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經歷了產品經濟(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兩大階段,產品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商品經濟是以交換為目的的經濟。在產品經濟階段,由于沒有交換活動,因而人與人之間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經濟關系。進入商品經濟社會以后,由于交換的出現,經濟關系產生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也經歷了兩大階段:自由商品經濟和壟斷商品經濟。在自由商品經濟階段,多為平等經濟主體之間的橫向經濟關系,從屬性的縱向國家協調經濟關系很少,只是到了壟斷商品經濟階段,縱向經濟關系才開始大量出現,但相對于橫向經濟關系,其數量仍然較少。而且,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發展,大量增加的經濟關系也多為橫向經濟關系,因為縱向的國家經濟調節關系是有限度的,社會經濟主要由看不見的手——市場來調節,而非主要由看得見的手——政府來調節。由此看來,只將經濟關系分為橫向、縱向兩大類有失平衡,還必須對橫向經濟關系再分類。橫向經濟關系的再分類,也要考慮平衡的問題,以是否具有營利性為標準將之一分為二。這樣,就形成了三類經濟關系:
1、橫向的非營利性財產關系(經濟關系)
2、橫向的營利性財產關系(經濟關系)
3、縱向的國家經濟調節關系。與之相適應,需要三個相對獨立的經濟法律部門來調整這些經濟關系。于是,民法、商法、經濟法就相應出現了。
二、關于法律體系和法律部門劃分
通過上面的論述可知,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適應法律調整的需要,將經濟關系分為橫向非營利性財產關系、橫向營利性財產關系和縱向國家協調經濟關系,但針對這三類經濟關系是否就能劃分出三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分析法律體系和法律部門劃分入手。
論文關鍵詞:新公共管理理論,績效管理,財政預算,事業單位
一.前言
1959年《財政法組織法》(LOLF)確立了法國財政預算的基本框架。期間,該法令雖多次被修訂,但仍然無法適應時代的要求。2001年8月,原法國總統希拉克頒布了新《財政法組織法》,明確提出建立以結果和績效為導向的財政預算,并規定從2006年1月1日起開始執行新方法編制的預算案。該法案被認為是法國公共財政的一次重大改革,它給法國財政預算管理的各個方面都帶來了顯著變化。其最大的意義在于使法國的公共行政從傳統的官僚模式走向新公共管理模式,公共服務領域從此也開始面臨一連串的重大改革。
二.改革的背景
1.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響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由于技術變革、全球化、信息化和國際競爭的挑戰,許多國家的行政管理發生了重大變化。以韋伯的官僚理論為代表的、等級深嚴的傳統公共行政制度在支配整整一個世紀的漫長年代后,正轉變為公共管理的、責任的、服務的、企業化的、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形式。
新公共管理理論源于歐美國家,最早由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提倡推行。隨后該理論在西方國家逐漸受到重視。美國學者戴維·奧斯本在其著作《摒棄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項戰略》中提出了“再造政府”的理論,并強調“再造政府就是用企業化體制來取代官僚體制”。[①]戴維·奧斯本認為,在傳統模式下,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時力不從心,窘態百出工商管理論文,因此該模式應當被改革。戴維·奧斯本提倡政府在有限資源條件下,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和提供更高品質的公共服務;同時,政府應當擁有一定的公共企業精神,并學習或運用企業管理的基本理念及做法,運用私人企業管理技術以及用結果指標來評估績效,讓政府更具活力及競爭力。
在戴維·奧斯等學者的推動下,新公共理論的影響日益擴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特別是西方經合組織(OECD)的會員國,相續進行了改革,提出了“績效政府”的理念。法國在這方面雖然改革起步較晚,但是也出臺了相關的法令,加快了行政改革的步伐。主要內容有:改革地方行政管理體制,取消對各地方政府的監管,擴大地方政府權力,擴大地方民主,增強地方民選機構的權利等等。
2.改善法國政府財政赤字的迫切需要
從法國國內看,法國的公共債務問題一直困擾著法國歷屆政府站。2005年,法國公共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已經遠遠超過了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60%的上限,達到了66.8%。同時,西方各國政府都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機構、改善公共財政管理,而法國卻相對滯后,這就迫使法國政府加快了行政改革。從2000年以來,法國經濟一直處于低迷狀態,失業率上升、國內投資與需求大幅度減少,這造成了法國財政收入銳減。與此同時,為實施經濟刺激計劃,法國政府又大規模投入資金。這導致法國公共債務規模明顯擴大。
三.改革的主要內容。
與1959年以來形成的預算體制相比,新《財政法組織法》的變革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強化預算的績效的管理。在過去,各部門預算支出項目是分割孤立的,完全由議會根據部門需要進行撥付。在這樣的機制下,預算項目很難體現各種計劃的性質也很難明確各級行政管理者的責任。新《財政法組織法》運用績效機制來推動財政預算,重新建立了財政預算機制。新機制使得各級管理者的責任明確、國家政策連貫而緊密。該機制把財政預算分為“任務”(mission)、“項目”(programme)、“行動”(action)。“任務”是財政預算的最高級工商管理論文,體現了國家的主要公共政策以及相應的財政預算安排。同時,若干個“項目”組成了某個“任務”。“行動”又把項目的各項計劃具體化。
新《財政法組織法》規定,各級、部門必須建立下一年度的行政計劃與工作安排;同時,每項具體計劃的效果必須通過相關部門的績效考核,并把結果反映到年度績效考核報告中。
2. 項目的行政負責人責任更為明確、擁有更多的自主權。新《財政法組織法》的另一最大的亮點在于,除了不能觸動人員工資之外,只要能保證項目目標圓滿完成和提高工作效率,各行政部門項目負責人可按實際情況自由調度資金預算。同時,為了保證項目負責人的公正、廉潔,該法案還規定必須強化行政部門內部審計職能,使每個公共政策項目執行者承擔了更多的義務與責任。 3.強化了議會對財政預算的民主監督力度。新《財政法組織法》實施之后,議會是最大的受益者。它對財政預算的監控力度得到了空前的加強。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財政預算更為透明。根據新《財政法組織法》第五十條規定,當政府向議會提交國家未來四年的發展報告的時候,必須同時提供相關數據與證據的來源,以供議會調查、審議,從而提高財政預算的真實性。其次,擴大了議會對預算批準的范圍。得益于財政預算的分任務管理與績效管理機制,議會可以通過討論國家公共政策與發展策略來決定對某項任務是否賦予相關財政預算支持,從而大大提高了議會的決策者的角色。在新《財政法組織法》實施之前,議會由于缺乏必要的時間與手段,只能針對整個國家財政預算的一攬子計劃進行投票。只有約占6%的財政預算真正被議會深入討論研究。新法案實施之后,“任務”、“項目”、“行動”與它們所需要的財政預算一目了然,議會成員可以從容不迫的進行討論和投票。最后,公共政策與財政預算捆綁進行表決,提高了議會地位和權利。一方面,決算法草案的審議時間縮短、效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審議的宗旨不再是對財務報告進行技術和形式上的修改,而是對公共政策進行評估,并對每個項目的結果、成本和使用進行分析。
四.新《財政法組織法》對公共服務機構的影響
配合新《財政法組織法》,法國從希拉克政府到薩科齊政府,都對公共部門進行了一系列的漸進式改革。薩科齊的政府改革目前正在進行工商管理論文,無法考察其最終效果,但是其部分改革措施是值得借鑒的、同時應當承認其改革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1.減少了財政支出。由于公共支出明顯上升,威脅到了法國的財政與金融安全,薩科奇政府制定和實施了稱為“公共政策全面修訂” 的全面改革計劃,旨在對公共支出進行結構性削減站。這項計劃確定了很多改革目標:實現政府機構現代化;改善為公民和企業提供的服務;確保公務員能夠因為工作而得到更多的表彰;以及推廣注重效果的文化。其整體目標是用更少的資源,取得更好的成效。該計劃是法國政府全面轉型的范例,它由370項經過開支審查篩選出的舉措組成,同時,每個政府部門都必須節約開支和提升效率。
2.大幅度的減少了公務員數量與規模:法國公務員的數量從2003 年開始減少,減少的幅度逐年加大,到了2007 年,退休的公務員人數介于7萬到8萬人之間,而該年就裁減了1萬5千 個職缺。[②]如今,薩科奇政府實行每兩名公務員退休后只補充一名新公務員的政策。行政人員的開支從而大大減少。
3.對公共部門進行分類改革。現有的公共服務部門被分成三大類:一是關系到民生與社會穩定的教育、公共衛生等部門,將繼續由國家管理;二是涉及國家安全和戰略意義的領域,具有一定商業色彩的軍工、航天和核電等部門,國家將繼續控制;三是可以向私人資本開放的其它的部門,如基礎設施建設等,這些領域內國有企業壟斷將被打破,私人資本獲準進入。
4.行政部門的創新改革。主要有兩項:一是預算法采取“目標管理”原則,各行政部門將根據目標制訂預算;二是對政府各部門引入外部審計,同時對崗位任務和人員設置等深入調研并提出現代化管理建議。
5.強化公共部門的績效管理。公共部門的各項公共事務分為“任務”、“項目”、“目標”、和“指數”。“任務”是指各項社會事務,如交通、社會治安等。“項目”是指細化后的各項“任務”,如在就業“任務”中,就有增加就業的“項目”;“目標”是每個項目要達到的目的,如增加就業的“項目”中就提出要把增加就業崗位作為“目標”。最后,“指數”是指量化后的結果,主要用于評估各項措施是否富有成效。如在采取新措施后,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的數量等等。
法國政府在推進公共部門改革中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成果。以法國內政部為例, 2005年法國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員傷亡人數低于5000人,與2002年相比受傷者減少了25%,而死亡率則減少了36%,創歷史之新低。與2002年相比,違法活動減少了8.2%,在公共道路上的違法活動則減少了20%。[③]
五.借鑒與啟示
法國作為西方發達國家工商管理論文,其公共部門頗具特色,它在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發揮著十分關鍵作用。雖然由于政治體制和國情不同,不能引入他們的所有做法,但他們績效考核的理念、嚴格的責任機制,對推進我國事業單位績效改革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1.深化市場化改革,減少公共部門監管。當今世界是信息化社會,全球一體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在法國,公眾參與公共管理早就是一個現實。在我國,一方面,民眾借助互聯網等手段開始尋求公民參與的過程來充實公民生活,來有目標地表現公民意識,并學習表達自己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另一方面,政府行政官僚的擴張,經常造成公共部門逐漸遠離其所服務的社會大眾,忽視民眾的的真正需求,甚至引發社會沖突。在新形勢下,要解決事業單位中的績效改革問題,其基本點還是應當立足于對公共部門,包括對事業單位權利的限制和對公平性的追根問底。只有在上層建筑中確立了公平性與市場經濟的自由與充分競爭,社會才能充滿活力和創造力。沒有一個完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作為社會子系統和公共部門的事業單位績效改革的效果也無法保證。所以,政府、事業單位不能既當游戲的裁判又做選手,它們應當把主要精力用到保護公正與提供公共服務上來。
2. 重新認識公共部門的本質。高績效政府組織是指政府組織以績效評估體系為標準,以最低的管理成本取得最大的社會公眾對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滿足度的一種管理模式和組織形態。它強調了以社會公眾的滿意度作為產出的最終標準。法國新《財政法組織法》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提高公共部門的服務質量與服務效率。為公眾更好的服務站。對于我國的事業單位,一方面,其“績效”必須最大程度地凸顯其社會公益性,并抑制、克服其可能潛在的自利性和營利性;另一方面,其“績效”還必須同時依循各自具體行業的內在要求,凸顯其獨特的公益價值。在我國,目前許多事業單位社會公益性做得不盡如人意。事業“績效”應有的內涵和標準均被嚴重異化、扭曲。所以,事業單位全面實行績效改革工商管理論文,不能不首先從理清什么是事業績效開始。我國的事業單位屬于公共部門,所以它們的績效應當是“公共、公平和責任”。
3.績效考核制度應伴隨著我國財政體制的改革。從法國經驗看,財政績效管理伴隨著政府管理理念提升,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發展、政府管理模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法國2006年執行的新預算案看,最大的特點就是建立了新的結構。新結構分為“任務”、“項目”、“行動”三級。每一個級別都有相對固定的行政負責人。這就使得各部門公共政策項目負責人擁有更大的自由度和承擔更多的責任。而目前我國的財政預算與管理體制仍然沿用傳統的模式,它與事業單位甚至政府部門的績效管理體制改革無法匹配。
4.應當強化公眾與人大對事業單位績效的監督與評估作用。法國議會是新《財政法組織法》的最大受益者,其角色因為新《財政法組織法》而強化。議會有權監督各項任務的落實情況,由此可以具體知道公共支出的去向,增加了公共預算的透明度。在我國推進事業單位績效改革過程中,績效指標的如何量化,考核如何保證公平公正、具備公信力是我國目前事業單位績效改革的一個難題。由于缺乏可以借鑒引用的辦法和模式,很多地方和單位的績效考核變成了“官績效”“一言堂”。因此,績效考核需要考慮多維度考核,以使考核結果更加客觀、公正。鑒于事業單位的公益性質,公眾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應當作為績效考核指標,讓學校、醫院所在的社區代表、各級人大代表參與到績效評價中來,提高考核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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