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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它照亮黑暗,他那長長的身子,慢慢的吞噬著,慢慢的消失著……就在那個夜晚,我感受到了蠟燭的精神!
周末的晚上五點鐘,我正起勁的看著書,突然,咔,屋子一下子黑了,嚇了我一大跳,趕緊叫:“媽媽!是不是停電了?!”媽媽過來說:“對,我趕緊點上了蠟燭!”媽媽用打火機一下子將白色蠟燭點燃了,霎時間,整個屋子里亮了起來,媽媽把蠟燭放在客廳的茶幾上,我接著蠟燭的亮光,繼續聚精會神的讀了起來……
時間已經過去一個多小時了,我合上書本,再次望著蠟燭,他變的更短了,他不停地落淚,但是在我看來他好像是個不會說的人,一句怨言也沒有,還是默默地點亮光明,大約半個小時,我看見蠟燭只剩一厘米了,即將要熄滅,突然,“噗”地一聲,蠟燭熄滅了……就在這一刻,我深深被感動了這種蠟燭精神,是舍己為人地,是無私的,它為了光明犧牲了,這很值得敬佩。在身邊有很多像蠟燭的人,我們要向他們好好學習,將蠟燭的精神傳遞下去。
五年級:周悅
關鍵詞:《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斯?韋伯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社會行動理論的首創者,20世紀社會學大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其代表作之一,也是社會學中有深遠影響的一本書。在這本書中,韋伯試圖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來論述資本主義的起源,他認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有先天的親和性,并在這基礎上探討資本主義起源的精神動力。
一、從歷史唯物主義看韋伯的資本主義觀
韋伯的資本主義觀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關系問題始終是一個頗受爭議的問題。從古至今,對的僵化、教條理解以及特殊的政治因素影響了我們許多學者,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被馬克思長期抵制和批判的庸俗經濟決定論的現代翻版就算是此時此刻也是屢見不鮮。韋伯的反唯物史觀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存在著嚴重的理論分歧,其唯心主義傾向我們需要理智的分析和科學的認識。從他的學術主張看來,韋伯并沒否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而是從另外一個視角重新做出解釋,韋伯一直在強調,他只是想明確這樣一個問題:資本主義“精神”在世界上的質的形成與量的擴張,宗教影響力是否曾參與發揮作用,并且發揮到何種程度?他在強調資本主義精神的強大推力之時,并沒否認建立在精確科學基礎之上的物質手段和制度手段的作用。他認為資本主義這個高度理性化系統的正常運行,僅靠物質和制度層次的支持是不夠的,還需要一種理性的精神支撐,這種多元因果論是韋伯命題的前提,也是整個邏輯得以成立的合理性所在。
韋伯同歷史唯物主義之間的差異也是存在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歷史發展歸根到底是由經濟生活中的必然因素決定的。經濟是基礎,思想文化屬于上層建筑,后者是前者的反映。盡管他們承認經濟因素和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之間存在著交互作用,但后者對前者的作用只是“一定的”,“不是決定性的”。而且在上層建筑諸因素中,馬克思、恩格斯注重的又主要是與階級斗爭密切相關的政治形式和法律制度等。“作為傳統存在于你們頭腦中的思想文化處于相對次要的地位。”[1]p477-478韋伯在《新教倫理》中賦予文化和精神因素的重要性要比歷史唯物主義大得多。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不僅僅是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變革的問題,它也牽涉到文化和大眾心態的轉變問題。沒有人的現代化,即思想觀念的理性化,就不可能有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整個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現代化,在這里韋伯十分鮮明地提出了人的教育和改造問題,而這一點正是馬克思、恩格斯之后那些只注重階級斗爭和制度變革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所忽視的。但是韋伯在論述過程中為了突出精神的獨立性和重要性,過份強調加爾文教神學中的先驗成分,忽視并貶低世俗理性主義和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似乎又滑到了德國學者“唯意志論”的老傳統。盡管如此,韋伯提出的問題仍然是值得重視的。
二、現代資本主義精神
當今世界,“現代性”無疑已經成了各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密切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何謂現代性?從純粹學理上說,“現代性”似乎可以表征為不同的層面,今天的人類或從物化的層面進入“現代”,或從價值的層面進入了“現代”。其實,韋伯通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書早就向我們闡述了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內涵:不只是對物質的追求,更不是物質的享受,而是對物質的追求與禁絕對物質享受的追求的結合體。
現代化的起源,概而論之,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韋伯認為,資本主義文明的本質,是近代從經濟合理性中引申出的一種普遍的精神,即勤奮節儉、精打細算、進取和開拓的精神,而新教及其倫理道德,之所以能比其他因素更直接地導致現代資本主義的產生,就因為它比其他因素更能體現資本主義文明的這種本質。另一方面,韋伯進行他的宗教社會學、經濟史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現了這樣一個其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究竟歸結于怎樣一些環境呢?”韋伯在不念書包括他一系列其他著作中對資本主義起源的外部與內部先決條件、決定性因素、偶然因素、意識形態能動因素等都作了全面考察、梳理,從作為經濟現象的資本主義出發,最終追溯到具有決定意義的文化根源,他認為歷史在這里回復了它的全部復雜性。
三、資本主義與東方社會
韋伯從宗教的視角對西方資本主義進行了獨辟蹊徑的剖析,命題之下,還掩映著這樣的蘊涵:現代資本主義何以在東方失去存在發展的合理性?韋伯認為中國在資本主義之所以停留在前資本主義階段,是因為缺少了新教這個變量,儒教不能承擔類似的角色,千百年來,儒家思想早已滲透到眾人的行為模式中,人們自覺地生存于社會等級系統之內,他們所能做到的就是在有限的權利之內爭取生存,即便社會,社會結構仍保持不變,這種結構性的穩固弱化了變動和創新的動力,成為了放棄推進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誘因,中國的道德追求在于修身治國平天下,謀利等人之欲望在儒家傳統看來本身就是與道德理想想悖離分,也是阻礙人趨于至善道德的障礙,與新教中倡導營利的倫理不同,輕利的社會準則即便在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后也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
韋伯看待中國現代資本主義斷裂問題眼光獨到,但不少學者將韋伯的研究斷定為一元論或是唯心論,這就是筆者在文章開始所提出的誤解,韋伯在書中多次提到對唯物主義的重視,“必須首先考慮經經濟狀況,因為我們承認經濟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2]p125,也提到他的研究只是對歷史的一種可能性的解釋,他警告人們任何一種片面的解釋都不可能得到最終的答案。《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獨特視角對我們當今中國走向社會主義也有一定借鑒意義,一項制度的發展也必然有其合理性與時代性,我們應該以理性的視角去看待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借鑒作用。
項目名稱:浙江師范大學實踐教學成果(201129)。指導老師:首作帝
參考文獻
【關鍵詞】心房顫動 自主神經節 GP消融術
【中圖分類號】R54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6851(2014)2-0420-02
心房顫動(Atrial Fibrillation,房顫)是比較常見的心理失常之一,人群發病率約為1~2%。我國對房顫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中國目前房顫患者人數接近800萬。房顫已然成為一種“心血管流行病”。
1 對房顫機制的認識
心房內缺乏心室內的希氏束、浦肯野纖維等傳導系統,使左、右心房的電活動存在生理上的不同步性。心房肌細胞小,纖維排列相對紊亂,肌纖維間側面連接較多,其解剖結構上的各向異性決定了心肌電活動的各向異性更為明顯,心房的電生理特征和激動的空間彌散度更為不均一。心房壁的不同部位厚薄不一,且血液供應欠豐富,易發生缺血和幾何形態改變,產生多部位折返徑路。心房肌中神經分布廣,電生理特征受自主神經影響大。肺靜脈起源的異位興奮時觸發房顫的主要機制。在房顫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的發現是:大多數陣發性房顫由肺靜脈內局灶性快速電激動(Rapid Firing)引起[1]。房顫的局灶發生機制是指房顫的發生起源于一個或多個局限的部位,這些局限的部位發放快速沖動觸發房顫,局灶部位常見于肺靜脈。目前研究認為可能是局部自律性增高、觸發或折返機制。
近年來發現心臟自主神經結構在房顫的產生和維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臨床和動物實驗揭示心臟自主神經系統(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的激活在房顫的觸發及維持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盡管有大量研究試圖從組織學和電生理學尋找Rapid Firing的根源,但是并未獲得一致的結論。以往的離體動物心臟實驗觀察到[2],肺靜脈Rapid Firing能被自主神經刺激所誘發,被自主神經阻滯劑所抑制,提示肺靜脈Rapid Firing可能與心臟自主神經系統有關。
2 對心臟自主神經節的認識
支配心臟自主神經系統是由外源性自主神經系統和內源性自主神經系統共同組成。心臟外源性自主神經是由大腦神經核團內的胞體、迷走神經、脊旁神經節鏈和分布至心臟的節后神經元軸突組成。心臟內源性自主神經是多個神經節叢和互相連接的神經或神經元所共同組成的神經網絡,主要包括心外膜脂肪墊內的自主神經節(GP)及其發出的神經纖維。解剖學資料表明,心房表面主要的自主神經節包括1.右前GP(ARGP),位于右上肺靜脈和右心房的交界處;2.右下GP(IRGP),位于右下肺靜脈和下腔靜脈的交界處;3.左上GP(SLGP),位于左上肺靜脈和左肺動脈的交界處;4.左下GP(ILGP),位于左下肺靜脈和左心房的交界處。
2005年,Chevalier等對43例成人尸檢心臟進行了組織學及神經節分布的定量研究,發現自主神經的分布特征是:4條肺靜脈近段多于遠段,左上肺靜脈多于右下肺靜脈,心外膜多于心內膜,人類心房的神經支配左房多于右房,后壁多于前壁。因此,心房及肺靜脈內神經支配的不均一是房顫的重要原因。大量研究表明,自主神經通過影響心房不應期、參與心房電重構等使房顫更易于發生和維持。近年來房顫的治療中通過干預自主神經也取得一定的成效。
3 自主神經節在房顫形成中的作用
自主神經主要從心房、肺靜脈不應期和心房電重構幾個方面觸發和維持房顫。有研究觀察到大量的神經元位于肺靜脈開口處,心房肌各部位乙酰膽堿M2受體和Ik-Ach分布不均勻[3],表明可能自主神經末梢和膽堿能受體的分布不均一性,使心房不應期離散度加大。研究發現,刺激支配肺靜脈的自主神經可以縮短肺靜脈的動作電位時程及有效不應期,引發早期后除極活動,刺激迷走神經叢可以促使肺靜脈內的高頻激動轉化為持續性房顫,肺靜脈和心房內顫動波周長明顯縮短,提示迷走神經興奮可能在驅動或者加速肺靜脈電位傳導中起作用。有研究表明交感神經刺激可能通過兒茶酚胺影響超快速激活鉀電流及緩慢延遲整流鉀電流,激活鉀電流致心房動作電位時程及心房有效不應期縮短。心房結構重構及電重構引發了房顫并持續存在,房顫又促進重構的發生。自主神經張力的異常和心房神經分布重構是心房電重構、結構重構和功能重構始動和維持的關鍵環節。Miyauchi等[4]研究表明,副交感神經阻滯劑有助于短期心房電重構的恢復,而與正常的心房相比,在已發生電重構的心房中迷走神經刺激是導致心房顫動的重要因素,提示迷走神經可能參與了房顫電重構。
4 GP消融的臨床應用
現階段的房顫導管消融策略有:節段性肺靜脈隔離、環肺靜脈消融、線性消融、復雜碎裂心房電位消融、迷走神經節消融等。由于對引發房顫發生的主要觸發因素的研究,無論是陣發性房顫還是持續性房顫,肺靜脈電隔離和迷走神經節消融已成為治療房顫的主要手段。
2004年,Platt等[5]對單純神經節消融作為獨立術式治療房顫做了首次報道,共26例持續性房顫患者,術中采用高頻刺激(HFS)的方法確定GP的位置,有效的刺激部位是出現迷走反應(刺激時心率下降50%),只單純對GP消融,術中23/26例房顫終止,隨訪6個月的成功率為96%。Scanavacca等[6]報道10例陣發性房顫患者,術中采用HFS(20Hz,4ms脈寬)確定GP,7例出現迷走反應的患者單純行GP消融,而3例沒有刺激出迷走反應的患者行CPVI,平均隨訪8.3月,行GP消融的7例中只有2例未發作心理失常,而3例行CPVI的患者均為復發。Katritsis等[7]選取38例陣發性房顫患者,19例采用解剖法確定GP位置并行消融,19例行CPVI,經過1年隨訪,GP消融組14例(74%)復發而CPVI僅7例(37%)復發。
以上資料可以看出,不同的中心GP消融成功率有很大差異,深思一下,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可能是消融是否完全破壞了GP,第二可能是GP的定位是否可靠。由于引發房顫的電位在心房的分布廣泛并且不穩定,因此消融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損傷無辜心房肌,可能影響術后心房功能的恢復。實驗研究發現,不完全的GP消融可以造成心房ERP離散,更容易導致房性心律失常發生。有研究表明之所以臨床CPVI對大部分陣發性房顫患者有效,由于肺靜脈隔離術的消融徑路可能包含了部位GP所在部位,其有效性至少部分跟無意識破壞心臟自主神經網絡有關。
5 GP消融的前景及展望
盡管,大量臨床實驗結果不盡相同,似乎CPVI的療效優于GP消融,然而,CPVI消融術的有效可能建立在消融部位包含大量GP點以及損傷心臟內在神經系統的基礎上。GP消融相對于CPVI消融來說,其靶點更明確,損傷范圍更小,心肌功能恢復時間更短。GP消融起效原理是破壞心臟內在自主神經系統逆轉和阻止心房電重構。然而,應該清楚地認識,GP消融術在房顫治療領域尚存在爭議,關鍵在于GP點的定位以及消融的程度技術的突破,有理由相信:GP消融可能是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研究熱點。
參考文獻
[1]Haissaguerre M,Jais P,Shah DC,et al.Spontaneous initiation of atrial fibrillation by ectopic beats originating in the pulmonary veins.N Engl J Med.1998;339:659-66.
[2]Chou CC,Nihei M,Zhou S,et al.Intracelluar calcium dynamics and anisotropic reentry in isolated canine pulmonary veins ang left atrium.Circulation.2005;111:2889-97.
我是在1961年首次發病的,1962年春和1966年春兩次復發。每次治療后都會出現頑固的失眠,其表現為入睡困難、早醒、晨困。以至于出院上班后,我每天早上都要趴在辦公桌上睡兩個小時以后才能開始工作。我認為,造成我失眠的原因與藥物的副作用有關。我前兩次住院服氯丙嗪,第三次住院服奮乃靜。當氯丙嗪的劑量加到600毫克/日,奮乃靜加到30毫克/日時,我就會有難以忍受的坐立不安感,這時候,我就會在一夜之間突然出現失眠,并隨之持續下去。
我的失眠還有一個特點,一旦精神病復發,失眠即刻就會消失。我兩次復發都是如此。舊病復發后,立馬睡得特沉特香,醒后精神也很好。為什么復發后睡眠反倒正常了呢?我的理解是,既然如專家所說,我出院后的失眠是精神分裂癥緩解期間的類神經癥,那么一旦舊病復發,表明緩解終止,自然這緩解期間的類神經癥也就不復存在了。
第三次出院后,我就開始試著找一種既能治療精神病,又能治療失眠的辦法。我想,既然每次復發,在喪失自知力的同時,失眠就會消失。那么,我為什么不可以通過適量減藥,在自知力存在的情況下,讓精神病的癥狀由可能的急性發作變為只有零星癥狀,在減少妄想等疾病成分的同時,保持住睡眠好和精神好這些健康成分呢?
我摸索出來的辦法,簡單地說就是“一靠藥物,二靠精神”。
“一靠藥物”是指靠藥物控制精神病的癥狀和控制復發,同時通過減藥治療失眠。
《精神病學》一書中講道:“原則上凡治療過程中出現的各種不適和軀體改變,均應與藥物聯系。”一些精神病科的大夫總對病人說失眠與治療的藥物沒有關系,大夫的用心是為病人著想,怕病人不吃藥,再犯病。可是,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失眠與藥物是有聯系的,因此,治療失眠也必然要從減藥開始。
我第三次出院后,經過3年的維持治療,病情穩定后我就開始減藥。過些年后,對這個藥量適應了,病情也穩定了,就可以再減。別忘了,在減中還要有加。當癥狀出現反復時就要加藥,避免復發,保存自知力。
“二靠精神”是指在用藥的同時,要克制由于減藥而不時冒出來的片斷妄想癥狀,把病頂回去。可以通過一次一次的鍛煉,促使大腦思維功能及睡眠正常化。還有一個辦法是宣泄。我主要是通過寫日記的辦法,把以往壓抑在心底的話和事,即我患病的癥結所在寫出來,經過自己的反思和在他人的幫助下消化掉。
從研究非金屬到管理咨詢
上個世紀90 年代初,研究生畢業后,龔萍發現自己只有兩個就業方向可以選擇,一是到工廠,但沒有一個工廠會愿意招收嬌滴滴的女大學生,二是到研究機構,但很多研究機構都開始實行自負盈虧,不再進行大規模的招聘了。龔萍笑言,那個時候連上海玻璃廠、燈泡廠都拒絕了她這個研究生,幾經周折,她才終于在一家研究機構安了“家”。
安家的喜悅并沒有持續多久,初入職場,龔萍就已經感受到了職業發展的第一個難題――專業瓶頸。她開始頻繁出入于各種培訓課堂。當時外資企業招聘都要通過上海的FESCO 進行,龔萍還有計劃地參加了FESCO 的英語培訓和考試,將自己送進了FESCO 的人才庫。當研究所因為經營困難難以為繼時,在朋友的介紹下,龔萍憑借自己過硬的商務英語,在一家合資企業找到了商務助理性質的工作,接觸到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其間還拿下了當時難度頗高的外銷員資格證書,實現了職業的第一個驚艷“變身”。
兩年后,龔萍隨丈夫到新西蘭留學,選擇了財務管理專業。1997 年,當她決定回國發展時,一個選擇難題擺在了她的面前。
《職業》:當時有上海通用汽車財務總監助理,還有全球知名的管理及信息技術咨詢機構埃森哲的上海分公司咨詢顧問,兩個職位都是非常誘人的機會,對你而言,前者更是輕車熟路,為什么你選擇了后者?
龔萍:我只是在國外時了解到一些知名咨詢公司的情況,比較向往,同時因為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助理,工作中按部就班的特點并不是太適合我。我想進行一下全新的嘗試,所以選擇了咨詢。而真正進入這個行業后,我想我終于找到了自己職業的興趣所在。一是個人成長很快,每天都有新挑戰;二是我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做事情上,咨詢公司規模都不大,人際關系比較單純,這樣的氛圍也很適合我。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職業很不容易,但一定不要放棄嘗試和探索,因為找到了,你整個人、你的生活就會有令人驚喜的變化。
《職業》:剛入行時,你所參與的最難忘的咨詢項目是什么?
龔萍:是一個EHR 的項目。那個時候我剛做項目經理,管理的技術團隊又是一個當地的咨詢公司。IT 方面是我的弱項,而客戶則看重這方面的專業能力,技術團隊也不信任我,但憑借在項目推進、溝通方面的能力,我成功完成了這個項目。我想方法就是揚長避短――在能夠做好的地方盡可能做得更多,盡自己的可能做得更好,對方就會容易認可你的價值,在自己不擅長的方面,就要及時學習,做好溝通,獲得信任作為合作基礎。
《職業》:您進入咨詢行業的時候已過三十歲了,這個時候來進行這個轉變,有沒有感覺到吃力?
龔萍:不要管開始如何,早還是晚,順利還是走了彎路,既然已經進入角色了,就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在第一個月,我的心理壓力非常大。隨之而來的是不斷學習的壓力。和我一樣年齡的人,很多都已經做到經理級別了,我渴望自己成長得更快一些,所以給自己的成長壓力也很大。我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貢獻給了工作。那時孩子不到三歲,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有和他分開過,覺得三十天怎么那么漫長。當時就猶豫要不要放棄這份工作,但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真的不容易,家人也一直在鼓勵我。其實現在回頭一看,孩子也健健康康長大了,自己的事業也在不斷發展,好多事情咬咬牙,再執著一些,再有毅力一些,也就堅持下來了。
從雜家到專家
剛進入咨詢行業時,龔萍做的是ERP 的實施,并接觸到了自己頗感興趣的EHR,后來她還做過財務、物流方面的咨詢,兼顧技術支持。在咨詢行業浸染七年后,她又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那個時候的她總是在接觸新專業的項目,雖然了解的咨詢面極廣,卻總是在重新開始,壓力也越來越大。她發覺,又一個瓶頸時刻到來了。分析了優劣勢之后,龔萍意識到咨詢領域不可能面面俱到,自己又是一個更喜歡專注做事的人,必須選擇一個專業發展路徑。用了一年的時間,她在喜歡的企業氛圍和職業發展方向、兼顧家庭的需要之間,做了一個艱難的抉擇,離開了曾在美國被評為最佳雇主的東家,跳槽到了專注于HR 管理咨詢的華信惠悅,逐漸將事業重心放到了HR 管理咨詢上,實現了職業的第二次精彩“變身”。兩年后,她又被一位熱心的美國獵頭挖到現在的韜睿咨詢做咨詢總監,依然是在自己喜歡的HR 咨詢領域。
《職業》:您跳槽的原則是什么?
龔萍:至少有兩種情況我會決定離開,一個是工作中不能發揮我最大的能量,不能讓他人覺得我對這個公司有作用,不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都不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二是工作環境讓我覺得不愉快,每天我們有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公司,尤其在自己的團隊中是否愉悅,對我來講非常重要。進入咨詢行業后,我的三次跳槽都是因其中一種情況發生而導致的。
《職業》:若因為不開心就跳槽,會不會情緒化了一些,會不會走彎路?
龔萍:有可能,我覺得要這樣選擇必須要有實力。最不成功的是,不高興也不好好干,那就不是和企業過不去,是和自己過不去。不管在什么時候,都要提高自己,有了實力,才能跳;沒有實力,不開心也得干下去。跳槽不要簡單看工資,更要看能力和崗位的匹配程度,最重要的是企業文化和自己個性的匹配度。至于工資,如果你的能力在、成績在,公司自然會給你,不給其他公司也會給。
其實我自己內心里也不愿意頻繁跳槽,我一直認為理想的職業發展,應該是在一個公司待比較長的時間,壓力會小一些,發展環境也好一些。所以換工作還有一個原則――不是迫不得已就不要換。
《職業》:每次跳槽都面臨新的企業文化、新的領導、新的挑戰,您會如何應對?
龔萍:跳槽到一個新的環境,以前的業績別人看不到,所以這個新的開始只能成功,不許失敗。要應對這樣的壓力,當然要有很強的適應能力;二是不要放松對自己的要求;三是自己要比較靈活,不同企業有不同文化,你一定要改變自己去適應文化,才會徹底融入。
從老板的雇員到自己的雇主
在十年的咨詢生涯中,龔萍已經為聯想、工商銀行等眾多大型企業成功實施了咨詢項目,和企業界的客戶建立了穩固的友誼,她擅長的是薪資績效體系的設計和咨詢。她坦言,現在還面臨諸多挑戰:自己比較擅長的是執行力,缺乏從一個戰略的眼光看公司如何發展,冒險精神不夠,更傾向于避免風險。
但和初入咨詢行業時相比,如今龔萍已經能夠以坦然的心態面對挑戰和困境。談笑間,年過四十的她,依然青春逼人,從無機非金屬到管理咨詢的奮力拼搏似乎都云淡風清,只留下回味雋永的職業啟示。
《職業》:咨詢是一個高強度、高要求的行業,你會不會覺得工作占去了自己太多的時間和精力?
龔萍:不會啊。上次和同事去法國開會,坐到法國餐館吃飯時,我們還在談工作談項目,談著談著就笑了,說到了這么浪漫的國家還在談工作。我不是一個很有生活情趣的人,我不會給自己化妝,著裝也很簡單,電視基本不看,也就是看看書和DVD,或者做做瑜伽減壓,擠出時間陪家人,剩下的不是工作就是給自己充電。我覺得工作和生活沒有一個明顯的界限,不會是到了單位才開始工作。我喜歡這種不斷遭遇新問題,每個問題又都沒有固定答案,需要不斷創新尋找解決辦法的生活,甚至到了凌晨兩點,躺在床上,腦子里還不肯閑下來。
我想最關鍵的還是心態讓我覺得沒有那么疲憊。我是一個知足常樂的人,可能是因為過了四十就真的不惑了,我覺得做了適合自己的工作,家庭很幸福,生活對我已經非常厚待了,自己還有什么理由不認真工作、認真生活呢?
《職業》:如果用一句話總結自己的職業發展經驗,您會怎樣概括?
何謂自主神經?
“自主神經支配內臟器官(消化道、心血管、呼吸道及膀胱等)及內分泌腺、汗腺的活動和分泌,并參與調節葡萄糖、脂肪、水和電解質代謝。以及體溫、睡眠和血壓等。自主神經包括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兩者在大腦皮質的調節下通過下丘腦、腦干及脊髓各節段既拮抗又協調地共同調節器官的生理活動,所有調節活動均在無意志控制下進行。自主神經可分為中樞部分和周圍部分”[1]。
作者查閱了大量的醫學文獻及著作,像“植物神經”和“自主神經”等類似的字眼在各類醫學著作中屢見不鮮。“植物神經”一詞由Reil在1857年首次提出,其將內臟和心血管活動與軀體隨意性活動嚴格區別開來,其影響意義深遠,此名稱迄今仍為神經科學界所慣用。1889年,現代“自主神經”的創始人Langley和他的同事Dickinson提出了自主神經系統(autonomic nervous system)的名詞,從此確立了內臟、心血管活動神經支配的獨立地位。Langley所研究的視野主要集中在內臟、心血管的傳出活動,他們發現了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基于Langley的記述,Greving于1928年對自主神經做了如下定義:“自主神經系是指與內臟器官(由平滑肌和腺體組成)神經支配有關的全部神經細胞核纖維。它們的調節活動常不受意志的影響”。從他們的觀點以及所涉及的實際內容來看,他們所提出的自主神經概念實際上只限于內臟神經的傳出部分,盡管Langley本人也曾認為自主神經中有傳入成分,但“自主神經”的傳統觀念卻未受到質疑,以致“自主神經”、“植物神經”一直被視為神經系統的特殊部分而流傳下來。
近30年來隨著神經科學的飛躍發展,對內臟傳入認識的新發現不斷涌現,不少學者開始質疑“自主神經”的看法,有人曾建議將自主神經系(植物神經系)改稱為內臟神經系,也有人曾提出折衷的建議,即將自主神經的范圍拓寬,不僅包括內臟運動神經的周圍部,而且主張將內臟傳入神經成分和與內臟活動有關的整個中樞都包括在自主神經之中。這些建議一方面認為自主神經的詞義不符合實際,同時對自主神經只包括傳出部分周圍部的傳統看法提出質疑。但是由于傳統觀念的束縛,加之當時在方法學上尚未出現能夠追蹤和確認內臟傳入神經的手段,這一觀點并未得到廣泛的響應。從一些功能現象和神經分布規律來看,人們雖然無法否認內臟和心血管也有傳入神經的分布和支配,并且也曾做出各種各樣的推測(如曾有人認為內臟傳入信息經交感神經傳入中樞,而其他非痛刺激的傳入信號則通過副交感途徑傳入)。這些觀點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還有人引用。后來的研究表明事實并非如此,副交感神經中也含有傳遞痛信號的傳入纖維。
1975年Mesulam的HRP跨越神經節追蹤技術的問世,給內臟傳入神經的形態學研究帶來了曙光。20世紀80年代整個世界掀起了對內臟初級傳入研究的,幾乎所有內臟器官(包括心臟)的初級傳入神經通路,包括進入中樞的脊髓節段范圍和在中樞內投射部位等,均得到很好的闡明。研究表明,內臟神經中不僅包含有傳出神經而且也包含傳入神經,兩者共存于內臟神經的外周部。兩者在中樞內的傳入途徑和聯系十分復雜,目前的研究方法還尚不能完全將之闡明。但內臟和心血管都有各自的傳入神經,且這些傳入神經擁有不同的中樞投射部位則是確定無疑的。曾有人擔心,將內臟傳入神經和傳出神經并列,且同歸于自主神經范圍內,會導致自主神經失去原來的涵義及內臟神經和軀體神經的混淆。實際上,腦的功能特點之一就是它的內部結構既高度分化又互有聯系,軀體初級傳入神經元和內臟初級傳入神經元的胞體共同混在脊神經節中,它們的中樞支共同構成脊髓的后根,但進入中樞后立即分離,按性質重新排列。這些現象已為人們所熟知,所以上述的擔心是不必要的。隨著方法學不斷進步,內臟神經的復雜中樞聯系終將會得到全面認識[2]。
宇宙是無窮的,但世界又是可知的。以Langley為代表的關于“自主神經”的研究和命名,100多年來在推動交感神經、副交感神經研究方面的巨大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他們的名字將永遠留在神經科學發展史中。但是由于時代的限制,在當時他們不可能認識神經系統發揮作用的普遍規律,不能深入探究內臟傳入信號對內臟活動的影響,從而孤立地將內臟傳出神經命名為“自主神經”或“植物神經”,今天看來顯然具有片面性,確實如此,作者初學此部分內容時也十分的迷茫,每每提到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總是搞得焦頭爛額,搞不出頭緒,后來通過仔細研究和查閱文獻才將此部分弄明白。大部分教科書中將其孤立出來獨立講述,不能給初學者以整體的觀念,作者與部分同事交流也曾發現有些人對這一部分確實不甚了解。因而理應終止“自主神經系”和“植物神經系”等名稱的沿用,而用“內臟神經系統”作為代替名,使其與軀體神經部分并列于周圍神經系統之中。如此則給予內臟神經以正確的涵義,使初學者能夠全面理解神經系統的全貌。
科學研究是對未知事物本質和規律的探索過程,其靈魂是創新。同時該過程充斥著對原有科學結論的質疑與否定,正如Woolf所言,Truth in science is not determined either by a majority vote or even by a veto[3]。神經再生與修復一直是生物醫學研究的熱點,但直到目前尚無重大突破。然而每一步科學進步都凝聚著探索者的心血,都是人類進步的臺階。我們應牢記對科學的熱愛和難以滿足的好奇心是研究工作者應具備的最基本的品格,對未來充滿希望,不懈探索未知,為人類健康做出貢獻,推動醫學事業不斷發展進步。
參考文獻
[1] 賈建平. 神經病學(第六版)[M].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8
關鍵詞:資本;資本屬性;資本主義精神
資本主義精神是指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由資本的生產方式、運營方式、產品的分配方式及相應制度決定下的資本經營者的精神狀況及表現,它是資本主體的思想意識、心理動機、道德倫理、價值取向的抽象表達。
一、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生發展過程中,資本主義精神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環境、不同主體間有不同的內涵和表現。
較早提出資本主義精神概念的是馬克斯·韋伯。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就是誠實、守時、勤奮、節儉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態度,是資本家的“節欲”精神,這種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結果,“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完全可以理解為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從理性主義對于生活基本問題的根本立場中演繹出來”,“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中,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這一要素,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1]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促使了近代資本主義在西方的興起和發展。
在韋伯從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高度對資本主義精神分析以后,西方學者紛紛對資本主義精神進行了研究,并賦予不同的內涵。桑巴特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是由企業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組成的統一體。例如,他認為17世紀荷蘭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而是因為有寬容等其他的精神動因[2]。美國學者里亞·格林菲爾德在對英國、荷蘭、法國、德國、日本和美國的經濟發展背后的意識進行分析后認為,現代化的、以增長為導向的經濟背后的動因或者“精神”,并不是對“理性經濟行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義[3]。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認為,歷史地講,有三種連續的“資本主義精神”。它們分別代表了冒險、投機和革新等精神,其理想特點是企業家和領導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賦、直覺、靈活性和全面主義”[6]。
資本主義精神的一個重要組成和反映是經濟倫理和道德。當代日本著名企業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學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歸哲學》一書中分析了資本主義精神。他們認為,近代資本主義以追求利潤為主題而獲得了發展,現在,道德、倫理和資本主義明顯分離了,剩下的只是賺錢,一些經營者缺少社會責任感。他主張超級大企業必須自我抑制,公正經營,不能和政治權力串通一氣危害民眾的利益[4]。另一位被認為是儒教資本主義之父的日本企業家澀澤榮一,提出了“經濟道德合一”的思想,則從另一方面闡述了日本資本主義精神[5]。
與西方學者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分析不同,國內學者、尤其是經濟學界主要是從促進企業發展的角度進行借鑒研究,推崇資本主義所謂企業家精神,認為這種精神是企業家所具有的獨特的個人素質,是個人內在的經營意識、理念、膽魄和魅力,如創新、冒險、敬業、合作等精神,企業家精神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來源,是財富的重要源泉。
“理性經濟人”是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的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假設,可以看出,包括西方學者在內的眾多學者,對資本主義精神正是從理性“經濟人”的道德倫理角度分析的。第一,“經濟人”是“自利的”,就是說追求自身利益是驅使人的經濟行為的根本動機,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人”的根本目的和動機就是追逐利潤,無論是理性的“節欲”精神、奢侈的消費精神,還是企業家個人的冒險和創業精神、經營意識、理念以及個人魅力,都是“經濟人”圍繞這一目的的精神表現。從“經濟人”角度分析,容易將資本主義精神歸結為自利精神。第二,在斯密看來,交易是出于“把我所需要的給我,你就會得到你所需要的”動機,每個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時,不得不考慮他人的私利,否則就難以實現自己的利益。因此,“經濟人”必須強調道德倫理規范和社會責任,必須“理性”交易,這就掩蓋了“經濟人”理的本質。第三,夸大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利他性”。“經濟人”在逐利的同時,無意識地增進社會公共利益,這被認為是經濟人假設中最有意義的命題。然而,正是這一“‘經濟人’的靈魂”的命題最具有蒙蔽性,它把資本主體的動機深深地掩藏起來了。
從理性“經濟人”的角度分析資本主義精神,把它局限在一定的道德倫理等思想范圍內,這和較早前馬克思從資本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分析有著本質區別,它看不到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社會的道德人”,只能把人看做是單向度的“經濟的道德人”。這樣的分析,也使人無法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由于對利潤的追求所導致的經濟與道德的沖突,主觀的道德價值和客觀的經濟價值分裂的本質。
我們應該看到,在資本主義及其精神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中,雖然其內涵、表現形式、組成要素等隨著不同主體、社會文化背景、歷史條件不斷變化,但其背后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經濟事實,它只能是資本及其生產方式的反映。資本及其生產方式不僅決定著資本主義精神的內涵和表現形式,而且是它發展演化的動力。而要說明這一點,就必須從資本范疇及其屬性出發,對資本屬性與主體精神表現之間的關系加以分析。
二、資本精神是由資本主體表現出來的。
從個體層面上看,它表現為資本主體運用資本追逐價值增殖的動機、行為、道德表現等,如經營中的誠實守信、社會責任感、生活的理性節儉、個人的貪婪、自私等。通過個體層面和社會層面反映到主體的精神意識領域和行為上。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屬性的邏輯展開和必然反映。
首先,資本的一般屬性決定著資本主義精神的一般性表現。資本的一般性是指資本具有增殖性、運動性、價值性、競爭性、權力性。“資本一般,這是每一種資本作為資本所共有的規定,或者說使任何一定量的價值成為資本的那種規定性。”[7]資本一般性是商品經濟共有的范疇,它存在于商品經濟的任何階段,任何領域。一方面,資本沖破民族、地域、文化、意識形態、宗教傳統的束縛,使貿易、投資、金融、生產等領域的經濟活動在更加廣闊的范圍內展開,另一方面,由于資本的這種一般性,資本對不同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判斷、行為動機等產生了沖擊。資本與宗教作用,資本主義精神就是宗教變革的產物,與文化、道德作用,就是義利統一、理性節儉的意識。資本精神反映在經濟觀念方面,就是競爭、公平、效益意識,反映在政治觀念方面,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意識等。盡管資本主體的這些精神表現可能不盡相同,但都是資本生產、運營等活動方式決定的。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以資本運營為典型特征的社會,因而,它的資本主體具有資本一般屬性決定的精神表現。
其次,資本的特殊性使資本主義精神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第一,資本增殖或者說發揮作用,必須有一定的“作用場”或者經濟環境,這個“作用場”就是市場機制。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人的行為動機、目的意圖、道德表現、不同企業主體的理念和行為都以市場為中心,以盈利為目的展開,從而形成了既豐富多元又目的單一的充滿悖論的精神現象。第二,資本在運動過程中采用不同的表現形式,如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固定資本、流動資本;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借貸資本。資本的形式盡管不同,形態不斷變化,資本主體的動機卻是相同的,但由于資本主體在資本運動中的參與方式、分配方式、消費方式等地位的不同,相應的形成了主體的不同精神。第三,資本歸屬不同的主體,資本主體精神表現不同。從主體角度看,資本主體精神有個體(包括企業家)、企業組織(包括跨國企業)、社會(包括經濟共同體)等不同類型的精神表現;從資本運動過程看,有不同部門、行業、企業組織的經營理念和企業文化等;從資本體現的生產關系看,它必然反映資本主義的經濟倫理和精神;第四,資本必須結合一定的社會形態,資本的增殖屬性使得它不斷沖破束縛自己的各種藩籬,動員包括精神文化在內的一切力量為自己服務。它不僅和不同的民族、國家、宗教、文化相結合,而且作用于社會結構的經濟、政治、文化、法律、習俗、心理等不同層面,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屬性在社會不同層面的綜合精神表現。
再次,資本主義精神對資本屬性的反映表現在發達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競爭中。一方面,它使得不同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人們站在了市場經濟的同一個平臺,從而使經濟全球化進程能夠迅速發展,資本運營所需的精神能夠得以共享認同。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場中,經濟主體一般都帶有強烈的國家與民族的色彩,由于受國家與民族的利益、經濟基礎與經濟能力,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的影響,資本主體精神必然面臨著沖突與競爭,各經濟主體總是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經濟精神,培育自身的核心價值觀,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
最后,經濟全球化、國際壟斷資本、高新技術是推動資本主義精神的演化發展的三種力量。隨著經濟全球化、國際壟斷資本、高新技術的發展,生產、投資、金融等在全球范圍內展開,資本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重組,這就要求資本主體突破傳統思想和特征,具有全球眼光和思維。在經濟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中,要求資本主體更加注重商業倫理、重新定位實現自己動機的手段。所有這些,都使資本主義精神具有同以往不同的表現。但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未變,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未變。資本主義理性的逐利精神帶來了什么呢?人們除了拼命的、單調的、運用一切手段賺錢外,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狀況日益艱難,生存環境的日益惡化,人的道德淪喪等,資本不僅把文明帶到了全世界,也把危機與災難帶給全世界。
三、可見,從資本邏輯上講,資本屬性、資本主體精神的內在表現是一致的,從本質上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惡”。
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屬性在資本主義特定社會的必然邏輯展開和主體精神表現。
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資本在發展自身的同時,卻在生產著矛盾。資本主義始終要面臨和解決的一個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精神自身表現與生產方式的矛盾。
第一,資本自身發展與其主體精神表現之間存在著文明的悖謬。資本“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8]“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8]資本在不到100年的時間里“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8]。然而,正是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這種資本,卻是靠剝奪起家的,“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9]“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9]資本同樣帶著血和火書寫著其發展史。而且,這種文明的悖謬還會繼續下去,因為“‘只要還有一塊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絕不罷休”[9]。可以看出,資本主義一方面創造出物質文明,另一方面表現出這一創造過程主體精神上的虛偽、欺詐和野蠻性的一面。資本自身發展與其主體精神表現之間存在著文明的悖謬。
第二,包括資本主義精神在內的資本主義文明自身的矛盾不斷深化。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雖然資本主義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但從總體上看,其文明自身的矛盾卻不斷深化。其表現主要有四個方面[10]:首先,由單一性矛盾和危機向綜合性矛盾和危機發展。資本主義由早期的經濟危機所導致的“文明危機”,引向現在的社會文化領域,成為一種包括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文化危機、意識形態危機在內的綜合性、普遍性的危機。其次,社會主體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顯。出現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主體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論”。再次,由民族—國家范圍的矛盾轉化為全球性的矛盾。最后,由損害當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類文明根基的“生態文明危機”演進。超級秘書網
資本的生產“不僅生產商品,不僅生產剩余價值,而且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關系本身。”[9]“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它是一種歷史的生產關系。”[9]資本主義精神及其與生產方式的根本矛盾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資本主義文明的矛盾深化和合規律性的演進,既表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下的資本主義精神表現的狹隘性、矛盾性、扭曲性,也預示了它的消亡和終將被更高的精神文明形式所取代。人類文明由資本主義文明向社會主義文明的轉型成為必然。
隨著社會主義經濟日益融入世界經濟并成為其中的一部分,資本在全球范圍的流動,資本現象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的普遍現象。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堅持這一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義。首先,對于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們來說,現在最重要的任務不是如何賺錢,而是探索支持中國市場經濟的一種精神,找到中國企業家應具有的靈魂。沒有精神追求和使命感的企業是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現代企業,不會有長久的生命力。構建資本精神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其意義比資本主義的物質前提,如資本原始積累更為重大[11]。其次,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精神、培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精神中,要從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出發,對資本加以道德倫理限制,始終體現和堅持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最根本目的,企業及其經營者要從“社會的道德人”角度,實現最廣大人的利益,促進人和社會的全面和諧進步。最后,對待資本主義精神的問題不僅是認識問題,如何借鑒資本主義發展經驗,堅持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學者的方法,建構與培育和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相承接,體現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既包容多樣又形成核心價值體系等適合本民族、本國家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精神的問題,恰恰正是問題的關鍵和核心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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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子宮頸癌;根治術;盆腔自主神經
子宮頸癌是女性人群常見的惡性腫瘤, 是影響女性人群健康的重要疾病。手術是治療子宮頸癌的重要措施, 子宮頸癌根治術是常用手術方法, 在手術過程中的創傷容易引起術后相關并發癥, 如影響到盆腔自主神經等[1]。本文選擇本院子宮頸癌患者, 觀察保留盆腔自主神經在子宮頸癌根治術中的臨床效果。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1年1月~2014年1月收治的子宮頸癌患者共60例, 所有患者經病理組織學檢查證實, 患者均能夠耐受麻醉和手術過程。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 每組30例。觀察組患者年齡最小29歲, 最大68歲, 平均年齡46.8歲;鱗癌22例, 腺癌5例, 鱗腺癌2例, 小細胞癌1例。對照組患者年齡最小30歲, 最大67歲, 平均年齡47.3歲;鱗癌24例, 腺癌4例, 鱗腺癌1例, 小細胞癌1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對照組實施傳統的未保留盆腔自主神經的子宮頸癌根治術, 觀察組患者在子宮頸癌根治術中保留盆腔自主神經。對照組患者根據傳統手術步驟實施手術, 觀察組患者在手術過程中尋找下神經(在輸尿管盆段起始處的下方)、盆腔內臟神經(在子宮動脈下方), 對自主神經叢進行銳性分離。手術結束時置入導尿管(可在2 ~3 d后拔除), 對患者的膀胱進行沖洗, 1次/d。術后對患者的膀胱功能進行訓練等。對照組患者手術過程中未保留上述盆腔神經。
1. 3 觀察指標 觀察兩組患者術后殘余尿量
1. 4 統計學方法 在統計學軟件SPSS17.0下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兩組患者術后膀胱功能、腸道功能、術后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觀察組術后殘余尿量
對照組術后殘余尿量
觀察組術后殘余尿量
3 討論
傳統的子宮頸癌根治術創傷較大, 患者術后膀胱功能、胃腸道功能恢復較慢, 術后并發癥較多, 其中主要因素是傳統子宮頸癌根治術中沒有保護盆腔自主神經, 所以此類神經在手術中受到損傷, 從而導致子宮頸癌患者的根治術后胃腸道功能恢復較慢、膀胱功能恢復較慢, 患者術后尿潴留等并發癥發生率較高等[2, 3]。本文中, 觀察組實施了保留盆腔自主神經子宮頸癌根治術, 術后膀胱功能、胃腸道功能恢復時間均早于對照組, 觀察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低于對照組, 說明子宮頸癌根治術中實施的保留盆腔自主神經措施能夠減少術后并發癥發生, 利于患者術后恢復, 效果顯著, 值得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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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一、肖邦音樂風格形成的時代背景
肖邦的鋼琴音樂在西方音樂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創造了19世紀浪漫主義較為理想的一種鍵盤風格。肖邦來自一個民族性很強的國家——波蘭,并接受愛國思想的熏陶,以致在他的作品中始終用自己民族的音樂語言,表達著對受壓迫的祖國的熱愛,這也是他藝術生命中始終不渝的基本思想。而且,肖邦處在浪漫主義時期,而這個時期的音樂也比以往任何時期更注重音樂的民族性。
肖邦的音樂創作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即前期——華沙時期、后期——巴黎時期。
華沙時期。肖邦朝氣蓬勃、精力充沛,充滿了對生活的信心和對美好未來的向往。此時波羅涅茲舞曲的創作反映出年輕的肖邦熱情、歡樂、明朗的個性,音樂中雖然缺乏后來的深刻性,但已具有優雅、華貴的個性,顯示出天才音樂家的風范,旋律華麗而富有裝飾性,流暢的音樂似從天而降,直入人的心靈。此時,肖邦作品的和聲語言和結構也比較簡單。
巴黎時期。這是肖邦的創作力最旺盛并達到高度成熟的時期,波羅涅茲舞曲的創作也達到頂峰。這時,他創作的波羅涅茲舞曲增添了戲劇性、悲劇性、英雄性的形象,以及對受壓迫的祖國的熱愛和對民族前途的憂慮。而對異族奴役的憤怒與反抗以及對故鄉親人的無限思念是肖邦始終不渝進行創作的源泉和動力。他放棄了早期波羅涅茲舞曲中浪漫主義傷感的東西,而使這種舞曲獲得悲壯的、宏偉的愛國主義氣質。
《A大調波羅涅茲舞曲》(OP.40,No.1)創作于巴黎時期,這部作品和波蘭民族解放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這個時期,失望與希望不斷交替,人們的情緒似乎變得比以往更加敏感。肖邦的愛國熱情和亡國之痛充分體現在奔放的旋律和暴風雨般的激情中,這部作品充滿了英雄性和戰斗性,給了波蘭人民莫大的精神鼓勵。他的音樂顯示出廣泛的民族特征。這部作品處處滲透出濃郁的波蘭民族氣息和民族感情。
二、閃耀著民族情感和風格的波羅涅茲舞曲
波羅涅茲原是波蘭最古老的民間舞蹈之一。它是一種比較威武、莊嚴、緩慢、具有貴族氣息的中速、三拍子的舞曲。1574年,波羅涅茲舞曲誕生于波蘭國王亨利的王宮中,代表了古老的波蘭最高貴的傳統情感。肖邦的功績之一就在于把波羅涅茲舞曲這一民間體裁加以高度發展,使其成為一種獨特的戲劇性的音樂,特別在他后來創造的波洛涅茲舞曲中,人們從中聽到祖國的深重災難。人們的痛苦掙扎以及一種永恒的希望在肖邦胸中蕩起的澎湃激情,使波羅涅茲舞曲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波羅涅茲具有純正、真切的波蘭民族特征。
李斯特寫道:“肖邦的波羅涅茲舞曲的強有力的節奏,可以使最懶散的麻木不仁的人被振動起來。當您在聽肖邦的某些波羅涅茲舞曲的時候,你好像看見奮起反對人的命運中所遭遇的一切不平和反對蠻橫的人們那種堅強有力的步伐。”
《A大調波羅涅茲舞曲》(OP.40,No.1)也稱《軍隊波羅涅茲舞曲》,強有力的“管弦樂式的音響”,高聲部剛毅、豪邁的旋律,低聲部鮮明、有力的節奏,表現出強盛的波蘭勇士吹起響亮的號角,踏著整齊有力的步伐,慶祝民族勝利的光輝燦爛的場面,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首英雄凱旋的頌歌。它的每一個音符、每一個節奏,都閃耀著生命的光輝。
(一)賦予民間特色的歌唱性旋律
肖邦的波羅涅茲舞曲具有真摯、熱情、柔和、寬廣如歌的特征,這和波蘭民間音樂旋律風格有相似之處,其中最根本的是富于歌唱性。但在肖邦的創作中幾乎不引用原始的民歌旋律,而是對這些民間音樂素材進行精心的加工和提煉。他在波蘭民間音樂中找到了自己的旋律風格的源泉,那寬廣、富于歌唱性的曲調,常是建筑在自然音階進行和民間調式的基礎上的,這正是斯拉夫民歌的主要特征。但是,肖邦并不是直接引用曲調,而是經過精心提煉、創造并加以發展,鮮明地突出波蘭民間音樂的特點,從而使他的音樂散發出一股濃郁的波蘭泥土的芳香。該曲的旋律性非常強,左手和右手的八度雙音讓音樂更飽滿,體現出軍隊列隊行進的英勇形象。
譜例1:
樂曲以豪壯、英武的波羅涅茲舞曲形象開始,生動刻畫了古代波蘭的勇士身穿華麗的繡金長襟戰衣,腰挎雪亮馬刀,威武雄壯地向前邁進的形象。肖邦運用了色彩性的轉調手法,使這一段旋律在后來的發展中越來越具有輝煌燦爛的效果。
(二)來自民間舞曲的三拍子節奏
肖邦繼承和發展了古波羅涅茲舞曲的節奏,使其更為剛勁、有力,這體現出波蘭民族堅強、果敢的性格。正如李斯特所說:“肖邦波羅涅茲舞曲的強有力的節奏使最冷酷無情的人激動,并且像中了電流一樣。”尤其在表現《A大調波洛涅茲舞曲》的中部,伴奏聲部奏出了明顯的波羅涅茲節奏,仿佛一支精神振奮、威武的波蘭軍隊正邁著整齊的步伐向前行進。這種節奏顯然有進行曲風格,給人的感覺就像是前進的步伐。最典型的節奏就是出現于該曲中部并用左手伴奏的節奏型,以下是一個較為固定的節奏型:
譜例2:
中間部分音樂總的情緒未變,但豐滿的“管弦樂式”的音響被號角齊鳴聲所代替,右手四度和五度的大跳刻畫了堅毅的性格,左手則用了典型的波羅涅茲舞曲節奏作為伴奏。當這一主題再次反復時,右手的單音擴展為八度,并配置堅實的和聲織體,充分展現出軍隊的威武形象。力度強度從ff到fff達到了全曲力度的最高點,也把全曲音樂推向,表現出作者對祖國光輝歷史的自豪與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