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會學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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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社會學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既不同于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也不同于作為一般哲學方法論的歷史唯物主義，它是在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觀(其核心是具體的社會實踐觀)為基礎，通過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中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建構而成的。
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簡言之，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然而．溫奇對韋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網(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總之，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很顯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很顯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世界觀或哲學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世界觀或哲學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人們對于社會所形成的理論化、系統化的觀點就是所謂的社會哲學，以這一社會哲學指導去觀察、研究、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現象就是所謂研究社會的方法論，即社會科學方法論。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以社會哲學為基礎的。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要包括兩對相互對立的科學方法論，即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它們分別以兩對對立的社會哲學為基礎。首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社會獨特論”和“社會類似論”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獨特論”認為社會雖然是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社會一旦產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從而與自然區別開來。社會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一種人文或文化現象，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結果。因此，在“社會獨特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不同于自然現象的獨特的人文或文化現象。那么不應照搬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實證的方法)，而應運用人文科學方法(理解的方法)來研究這種獨特的社會現象。“社會類似論”認為社會是自然長期發展的產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會是一種“類自然現象”，具有類似于自然的客觀特點和規律。因此，在“社會類似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與自然相類似的現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即實證的方法)對于研究社會現象也應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社會唯名論和社會唯實論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唯名論認為個人對社會具有先在性，個人是先于社會的，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離開個人及其行為，社會團體和社會活動便不復存在，社會或集體僅是“個人的聚集”。因此，從社會唯名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個人主義”，即認為只有從個人行為角度，以個人為分析基點，才能對于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社會唯實論認為盡管個人是社會的主體，個人生活形成社會，但社會不是“個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類”的，它一旦形成便會產生新的特征，這些特征反過來塑造個人意識與個人行為。因而社會并不源于個人選擇，相反，個人選擇假定了社會的先在。因此，從社會唯實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整體主義”，即認為只有從社會環境角度，以群體、制度和社會為5J-"析基點，才能對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然而，無論是“社會獨特論”、“社會類似論”，還是“社會唯名論”、“社會唯實論”，它們都是對現實社會生活的一種片面認識，因而都是一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社會獨特論”只看到了社會不同于自然的獨特性，即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人文科學方法論而忽視自然科學方法論。與之相反，“社會類似論”則看到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而忽視了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自然科學方法論而忽視人文科學方法論。“社會唯名論”只看到了社會中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及其客觀性、物質性、整體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個人主義”而忽視“方法論整體主義”。“社會唯實論”則看到了社會及其客觀性、整體性、物質性，而忽視了社會由以構成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整體主義”而忽視“方法論個人主義”。
第2篇：法社會學論文范文
社會風險不斷累積的社會歷史根源從當前中國的現實來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許多“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的現象，如非法雇傭童工、血汗工廠、各種歧視、征地強拆所致命案、環境污染引發的、教育公平問題、廉政風險、道德滑坡等等。不得不承認，市場經濟發展20多年來在全社會成功地確立了自由、平等、效率、競爭等理念的同時，每一個個體的人在市場化大潮中更是身不由己地被金錢所驅使，資本邏輯支配著勞動邏輯，自由受縛于資本邏輯，欲望滿足了意義追求，知識精英遭受商業精英的排擠，消費主義至上，工具理性泛濫，人文價值觀沉淪，當代中國人相當多地成了“無根”的存在。
二、超越資本邏輯的科學發展，是一種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按照馬克思的思路，只有終結資本邏輯的統治，使社會走上科學發展的軌道，才能抵御各種風險的襲擊，才能實現社會和諧平衡發展，人的生存才能從抽象走向具體，從虛幻走向現實。
1．超越資本邏輯的科學發展，是一種以人為本的發展
以人為本的發展意味著:第一，發展的主體是現實的歷史的人，“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P284)，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社會關系中的個人的發展。既然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那么，人的發展程度就應當是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和衡量社會發展的基本尺度。第二，“發展”是人的自我創造和自我生成。按照馬克思的理解，人不是受動性的存在，而是以實踐為本性的存在。正是通過實踐活動，人改造了世界，同時也改變了自身，創造出新的自我，從而推動著人的展開和生成。馬克思指出:“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進行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于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P58)所以，發展是人特有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也就是不斷創造和實現自我的本質的活動，這是發展的本原意義所在。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克服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發展”潛伏著的人的物化和異化的風險。第三，“發展”是人的自由選擇和自我承擔。在馬克思看來，人是發展的主體，發展是人的自我創造和自我生成的自覺實踐。這樣，發展就不是由某種外在的、先驗的神秘力量所控制的被動的過程，而成為了一種人的主動選擇的過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歷史’并不是把人當作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P118－119)發展既意味著人的自由選擇權的不斷擴大，也意味著人要為自己選擇的后果承擔責任。馬克思曾說過，“選擇是人比其他創造物遠為優越的地方，但同時也是可能毀滅人的一生、破壞他的一切計劃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為。”(P458)這就是說人的選擇帶來的可能是正面的后果，也可能是負面的后果，而且隨著人類實踐活動的拓展，這種不確定性或風險會愈發顯著。既然社會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自己的自覺選擇活動，那么，人就不會把選擇的風險責任歸于神、命運或歷史必然性，而是把風險責任扛在自己肩上。只有對社會發展承擔起風險責任的人，才能真正成為社會發展的主體。
2．超越資本邏輯的科學發展也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全面是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要統籌兼顧，系統推進;協調是指發展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要相互適應、相互促進。可持續是指發展進程要有持久性、連續性，主張以多樣性的生態發展取代單一性的人類進化，以“共生、共存、共贏”的相互受益行為模式取代“征服、獨存、單贏”的損人利己行為模式;建設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積極應對與治理各種生態風險，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
三、超越資本邏輯的科學發展，是一種以和諧為價值追求的發展
在風險社會狀態下，人類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對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們的正常生活造成嚴重的沖擊，導致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關系的緊張，甚至造成社會動蕩和解體，無從實現社會的平穩有序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風險社會就是和諧社會的對立面，社會風險治理的終極價值追求就是實現一個風險負面效應最小化、安定有序的和諧社會，這也是當代中國為之孜孜奮斗的宏偉目標。
1．“和諧”是指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
在西方傳統中，人類中心主義占據著主導，認為人能夠從自然無限制地攫取，正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的對自然資源進行掠奪式開發和肆意揮霍的意識，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與同時代“自然主義”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和“反自然”的人統治自然歷史觀截然不同的是，馬克思以整體論的思維方式看待世界，以實踐為基礎分析人與自然的關系，提出了人與自然和社會有機統一的生態要素論思想。第一，人、自然與社會是人類社會和生態系統不可或缺的三個基本元素，它們之間是不可分割、相輔相成的對立統一關系。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質只有對社會的人來說才是存在的;因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礎，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會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對他來說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對他來說才成為人。因此，社會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自然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P187)第二，人類社會生活的生產是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的統一。“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P516)第三，重視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合理調節”。馬克思指出:“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當今中國政府越來越重視資源、環境、生態問題，不斷深化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部署和政策設計。但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的慣性巨大，城鄉社會生態環境污染破壞嚴重，環保基本國策執行受現實利益干涉，生態優先和環境價值的觀念與生態建設的實際行為還有距離。如何應對當前和未來的生態壓力和挑戰?人與自然和社會有機統一的生態要素論啟示我們，確立生態文明建設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基礎地位是必由之路。一是要正確認識自然對于人的生存和社會發展所具有的客觀性、優先性、價值性、基礎性與根本性地位，確立善待自然的生態道德，并據此來改變對待自然的態度，規范對待自然的行為;二是要深刻理解人與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的相互制約作用，轉變單純從人的需要和利益出發、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效益和生態規律的狹隘發展模式;三是要根據馬克思人與自然關系“合理調節論”要求，以生態理性來平衡經濟理性，堅決貫徹落實環境保護基本國策與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全社會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共同行動。
2．“和諧”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馬克思指出，“一個人的發展取決于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P515)也就是說，人的發展必然通過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存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全面發展。由此出發，馬克思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因為這是人與人不和諧關系的一種極端表現。對當今中國而言，階級壓迫和剝削現象雖然已經消失，但傳統的等級觀念、特權思想以及現代性思維中的個人主義依然存在并有著較大影響，這必然誘導出急功近利、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主義，造成了社會關系的危機，使社會家園的基礎遭到了摧毀。這就要求從自我中心化的個人主義與主體主義轉向社會和諧的共同體意識，破除自我與“他者”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進行社會關系與社會制度的革新，既打破社會對個人的不合理約束，又實現個人對社會的依存，從而避免個人本位的誤區，使社會成為個人健全發展的家園，開創出和平共處、多元互補的“社會和諧”時代。
3．“和諧”指的是人與自身的和諧
第3篇：法社會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維果茨基；中介；語言；最近發展區
一、社會文化理論
以Vygotsky為代表的社會文化理論認為知識的建構應在社會和文化的環境下，以語言和社會活動為中介，強調社會環境在人心理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并闡明認知與發展的關系。Vygotsky（1994）用文化歷史發展觀研究人的心理，開創性地揭示了心理發展的兩條基本規律：其一是人所特有的被中介的心理機能不是從內部自發產生的，而只能產生于人們的協同活動和人與人的交往之中；其二是人所特有的新的心理過程結構最初必須在人的外部活動中形成，隨后才可能轉移至內部，成為人的內部心理過程結構，即內化的過程。
二、社會文化理論下認知發展的理論基礎
2.1 中介。中介是社會文化理論中最核心的概念。維果茨基認為，在兒童成長的過程中，由生物因素決定的低級心理機能（包括聽覺、視覺、自然記憶等）會被保持并發展成更復雜的由社會文化因素決定的高級心理機能（包括邏輯記憶、有意識的注意、概念思維等）。在高級心理機能發展的過程中，社會文化環境是首要的、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低級心理機能向高級心理機能的轉化是通過高級文化工具（語言、計算和邏輯等）的中介作用來實現的。符號中最重要的是語言，語言是人類擁有的最普遍、最強大的工具。它是人類用來連接世界、彼此以及自身的中介。通過符號工具人類調節和有意識地控制生物因素所賦予的心理機能。
2.2 內化。維果茨基認為，在兒童的發展中，這種從社會的、集體的、合作的活動向個體的、獨立的活動形式的轉換，從外部的、心理間的活動形式向內部的心理過程的轉化，其實質就是人的心理發展的一般機制――內化。內化是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環境之間交互的形成，并改造內部心理機能的過程。正是通過內化，人與人之間的活動以及人與文化產品間的活動才轉化為大腦內部的活動。
2.3 語言和思維。維果茨基（1962）指出，語言對認知發展具有兩大功能：其一是在文化傳承中成人將生活經驗和思維，解決問題的方法經由語言傳遞給兒童；其二是兒童以學得的語言為工具，用于適應環境和解決問題。基于此義，他認為，語言與思維的關系是前者為因，后者為果，即語言具有促進兒童認知發展的功能。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來看，思維源于合作性的對話，當這些對話被內化為“內在的語言”時，即從外部的活動向內部的心理過程轉化，學習者就能夠用“言語思維”獨立地去表達那些起先只能在成人或知識更豐富的同伴幫助下才能表達出來的意義。通過與他人的交往和對話，學習者獲得新的處理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模式。
2.4 最近發展區。維果茨基認為，兒童存在兩種發展水平：“實際發展水平”與“潛在發展水平”，前者由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定，后者則指在成人指導下或與能力較強的同伴合作時兒童能夠解決問題的能力。根據這兩個發展水平的界說，維果茨基提出了“最近發展區”這一概念。其意指認知發展真實水平與認知發展的潛在水平這兩者之間的距離。維果茨基認為教學不要面向兒童的昨天，而要面向兒童的明天，也就是說教學應當走在發展前面，引導發展。
三、社會文化理論在教學中的應用
維果茨基的社會文化理論從不同的視角解釋語言的習得與發展，打破了傳統的第二語言習得的局面，為外語教學帶來了種種啟示，對在課堂上培養學生通過使用語言來學習語言的能力以及交際能力有著深遠的知道意義。
3.1社會文化環境與外語教學相結合
教師應把語言課堂看成是外語教學的社會環境，努力營造與現實世界相吻合的課堂氛圍，為學生提供使用語言的情景和機會。鼓勵學生積極地參與到目的語的文化環境中，在語言的交流中學習和使用語言。通過社會情境的營造，學習者帶著不同的先前經驗，進入所處的文化和社會情境進行互動，通過學習者之間的合作、交流、相互啟發、相互補充，增進對知識的理解。
3.2 發揮中介的作用
社會文化理論的核心概念是人類的高級心理機能通過中介來實現，語言是最重要的中介工具，第二語言習得也是一個中介參與的過程。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利用中介概念可以研究如何提供搭手架。此外，學習者之間的對話與學習者和教師之間的對話一樣有效果。通過同伴調節學習，學生從與同伴的交流中有效地為彼此提供幫助。而有些非語言的文化產品，如學生檔案袋也可以作為中介工具，促使學生建立學習目標，選擇有效的策略。
3.3 采用交際教學法
交際法強調語言的意義和運用，置語言的流暢運用于首位，要求學生在學習初期就流暢的表達思想，重視言語活動而非語言練習，重視言語的流暢而非語言的準確，語言練習和背誦等從掌握語言形式進而使用語言表達思想，并不等于己經發展了聽說能力，尤其是口語能力。而且在交際之中，習得語言可以實現言語活動與思維活動的直接聯系，從而實現活用式掌握外語。
3.4 教學中實施動態評價
根據“最近發展區”理論，最近發展區存在個別差異和情境差異，即不同個體之間最近發展區有所不同；在不同情境中，同一個體也可能有不同的最近發展區。過去人們把學生發展水平僅僅看作靜態的“點”，而最近發展區概念的引入，把學生的潛在水平和現實水平之間的距離作為評價的對象，現在學生發展水平是一個變動的“區段”。因此，對學生學習能力的充分了解需要教師用發展的觀點，了解每個學生所處的發展階段，評估出學生成績的可修正度，采取持續動態的測量方法，讓學生發揮潛力，更好地促進學生對知識的內化，取得更好地教學效果。
社會文化理論與其他心理語言學及二語習得理論的根本區別是社會環境和心理語言過程不再被看成是兩個分開的現象，考慮社會交互和語言發展的關系，對二語習得者來說，語言發展產生于社會交往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中二語學習者積極參與意義建構，并通過該過程習得第二語言。因此，在日常的教學中應引入社會文化理論，有效的促進學習者第二語言的習得。
參考文獻
[1]Lantolf，J.P.& Thorne，S.（2006）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Genesis of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02.
第4篇：法社會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技術理性，公共政策，國家產業技術政策，技術創新
對知識分子來說，合理的事物是這種制度的最佳功能，是這一制度延緩了災害的發生，而不過問該制度在其總體中實際上是否是非理性中的最佳狀態。……知識社會學為無家可歸的知識分子安排了說教的場所，在那里，知識分子能夠學到忘卻自己的本領。[①]——特奧多爾·W·阿多諾
一、問題提出
從工業革命以來，科學主義帶著人們美好的幻想一直主宰著這個世界。“泰坦尼克號”的沉沒其實并沒有讓多少人清醒過來，科學家的樂觀主義也并未因為人文學家們的悲天憫人而有所消減；相反，技術進步與日益增長的財富迷惑了人們的雙眼，并衍生為各個學科中的理性主義傾向。在此影響之下，正統經濟學家們將“經濟增長”變成了“不可動搖，不可否定的信念”[②]；而近代以來的概念法學實質上就是這種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在法學領域里的產物[③].在這些表象背后尤為深刻的是，“技術理性”或“工具理性”像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正在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統治著我們，我們甚至還茫然不覺。這就是法蘭克福學派[④]（Frankfurt School）為我們描繪出的工業社會的一幅可怕景象。而今天，這種景象在現實生活中直接表現為各種社會問題：“生態的破壞、戰爭的威脅、社會秩序的急劇轉變、人們思想和意識上的不安，在在都顯示知識增長并非一個可以無限膨脹的氣球。”[⑤]于是，我們的耳邊又再次地響起了美國學者梅多斯（Donella H. Meadows）等人早就警告過我們的話：“增長的極限”！[⑥]但這一次，似乎不單單是資源的有限性問題。由于大量社會問題的出現，以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為借口的各種形式的國家干預政策出臺；而在各種政策和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中，唯一有可能被忽視的只是個人自由。由是，曾經被人們世代珍視的個人自由，如今只能在技術理性與社會發展的雙重壓力下艱難地殘存在人們的生活中，甚至大有被淹沒的危險。[⑦]因此，本文研究的出發點，就是試圖在人們追求科技進步與社會發展的道路中，尋找一條實現個人自由與發展的途經。
制定新的國家產業技術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審視這個問題。[⑧]因為產業技術政策以往一直都是建立在促進技術改造和經濟增長的信念之下，是一國政府謀求社會發展的一種措施或者策略；同時，產業技術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如何認識和對待科學技術的問題。國家產業技術政策是國家產業政策的一個分支。一般來說，國家產業政策包括產業結構政策、產業組織政策、產業技術政策、產業區域政策和產業國際競爭力政策。[⑨]
狹義地理解產業政策，認為它主要指國家針對產業結構狀況而制定的政策。例如，有人認為，產業政策是針對一定時期內產業結構變化趨勢和目標的設想，同時規定各個產業部門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實現這些設想的政策措施。[⑩]但國內學術界和政府部門主要在寬泛的意義上來使用這個術語。本文中，我們也采取一種較為寬泛的理解，將國家產業政策表述為：國家為了實現某種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以特定的產業指向為基礎，綜合運用財政、稅收、金融、價格、外貿及外匯等調控手段的政策體系（或政策群）。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是經濟學關注的一個重要內容。[11]在中國官方文獻中，該詞最早出現在1986年《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七個五年計劃》之中，但實際上自70年代末期開始，中國政府便開始廣泛推行與實施產業政策。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江小涓研究員認為，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導致中國政府重視并制定了較多的產業政策：第一，中國經濟增長始終受到結構失衡問題的制約，因而調整結構長期是政府經濟工作的重要內容；第二，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計劃體制和市場機制都不足以保證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和調整失衡了的產業結構；第三，戰后后起工業化國家與地區如日本、新加坡和韓國等成功經驗，使得中國經濟學界和政府部門對產業政策在結構調整中的作用抱有較高的希望值；第四，產業政策是一種彈性很大的政府干預方式，它為主張政府指令性計劃直接干預和主張市場機制中政府對經濟的間接調控的兩種意見，都提供了可以接受的方式。在這四個方面的因素中，存在著兩種理論觀念，即“市場機制存在缺陷”和“后起國家需要趕超型發展”（也即常常提到的“跨越式發展”）。正是這兩種理論觀，為中國在轉型時期推行許許多多產業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12]
第5篇：法社會學論文范文
一、“學術失范”的社會學闡釋
學術規范是一個以學術界和學術共同體的大致認同和確認為前提的，具有歷史繼承性和動態性的系統，是在長期的科研學術活動中形成的多維度、多層次的道德公約和行為準則，是一個具有普適性的指示系統，要求學術界和學術共同體必須嚴格遵守。其內涵豐富，絕非僅僅指學術研究的道德規范和學術論文的格式規范。
1897年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卡姆（EmileDurkheim）將“失范”一詞引入社會學，描述的社會規范和社會價值出現不協調時的一種混亂無序的社會狀態，他將失范注釋為：“一種準規范缺乏、含混或者社會規范變化多端，以致不能為社會成員提供指導的社會情境“失范只是暫時的規則匱乏狀態，社會習俗仍舊可以規定和協調的社會器官和功能及其相互關系。（社會分工論，1893）“能夠限制個體欲望的特殊規范類型的缺席狀態”（自殺論，1897）。可見，失范是一種制度性，文化價值和道德倫理性的規則缺席或弱化的狀態。借用社會學“失范”理論“學術失范”表現為特定時期發生在學術領域的、學術規范的弱化甚至喪失的一種無序狀態。學術失范的表現各式各樣，作為學術研究成果之一的學位論文失范也屬于其范疇。
二、行政管理專業本科學位論文學術失范的主要表現
行政管理專業本科學位論文的學術失范的主要表現為四類：
（一）學術道德層面的失范
學術道德規范是指學界或學術共同體在進行學術研究時，應該具備的學術理想和核心價值觀念以及從事科學研究應遵守的學術倫理準則，強調的是一種嚴于律己的境界。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生學術道德失范突出表現為不尊重他人勞動成果，截取拼湊和大篇幅抄襲剽竊的現象；或采取改頭換面篡改、編造、杜撰科研數據或參考文獻的現象。如此往復，大量低水平重復和學術垃圾導致了學術泡沬的產生，其危害不言而喻。
（二）學術研究程序層面失范
學術研究程序規范包括選題要求、文獻調研、形成假說或觀點的要求、術語界定的要求、制定研究計劃的要求、收集和篩選資料的要求、擬定大綱的要求、格式行文的要求。程序性的失范其實是論文寫作過程中的操作技術性的失范。行政管理專業學位論文多數是對已學理論的梳理或重組，缺乏實證性、創新性；對文獻的檢索搜集不夠，積累不夠充分，對相關領域、相關研究的前沿和動態了解不足，選題缺乏新意和深度；學科的強應用性決定了部分選題開展須建立在社會調查的基礎上，而多數學生懶于調查實踐、閉門造車，甚至編造數據，主觀臆造論文結論；參考文獻數量較少和質量不高，外文資料的搜集不足，對文獻缺乏批判性和整體性的把握，所選文獻的信度沒有基本的判斷，文獻綜述不到位等。
（三）學術研究方法層面失范
“科學研究方法論探討科學研究的發生、形成、檢驗以及評價的方法論問題，以期在理論和實踐之間架起一座方法論的橋梁。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研究價值和學科特性，行政管理學在其學科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三種研究取向，分別為解釋性研究、詮釋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研究方法上以概念演繹和理論分析為主，缺乏科學主義的實證思維方式，缺乏方法論和研究方法的訓練，尤其是實證研究方法的訓練。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生學位論文的研究和寫作過程中，幾乎沒有涉及研究方論的運用，有部分同學文章中提到研究方法的應用，但是顯然不懂研究方法論和研究方法的關系。
（四）學術制度層面失范
制度規范是學術規范制度化的產物，是保證學術研究的價值得以實現的明文規定，具有約束性和強制性。主要包括程序規范，管理規范、評審規范和處罰規范等。目前，行政管理專業本科學位論文存在的制度性失范，主要是日常論文管理工作的統籌不夠科學，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安排學生實習、有指導論文進展、另外兼顧學生就業；評審規范設置相對科學合理，但是評審制度落實有待改進，使得評審不夠嚴格，有效的監控流于形式，對違規者的處罰力度不夠，起不到防范的作用。
三、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生學位論文失范原因探究
（一）生態因素：先天的規范缺失和后天能量釋放不足
從行政管理學學科建設和學科教育發展歷程以及我國學術規范建設的歷程來看，該學科學術規范先天不足，后天功能萎縮。我國行政管理學科教育和學科建設以及學術規范建設歷程二者在時間上錯位，學術規范建設晚于學科教育和學科建設，以致起步的符合中國實際的行政管理學術活動在十多年的進行中無章可循、無范可模；在行政管理學科發展中，忽視了行政管理專業學科特色的學術規范建設，而且長時間的討論和爭鳴，沒有明確權威的規范加以規制行政管理學的學術研究。行政管理學學術規范的功能發揮不夠充分，基本規范的實操內容沒有很好的得到普及，本來具有的正能量沒有得到很好的釋放，功能趨于萎縮。
（二）價值因素：價值觀偏離和規范內化的失敗
在社會轉型期，受到西方功利主義價值觀的負面影響和學術規范價值內化失敗，導致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作祟，使學生越來越重視實用價值和實際利益，價值觀偏離了學術研究的核心價值觀。這是因為行政管理學科課程體系設置不夠合理，直接導致學生科研基礎能力的知識欠缺；教學方式傳統，學生的探索創新能力、社會實踐能力不足；寬松的學生管理和評價制度缺乏有力的外在監督，使學生順利畢業，但是難以就業，求職時“萬金油”專業顯得毫無競爭力、加上外在就業環境的嚴峻沖擊，學生浮躁的心變得躁動，部分學生疏于學業參加沒有任何挑戰的社會鍛煉，部分學生致力于死記硬背備戰考研，努力提高自己的敲門磚，各屆學生如此往復地為現實利益奮斗著，現實利益的實現成了學生的核心價值觀，由學術規范內化的學術求真意識、學術創新精神從未和他們有過任何交集。
（三）能力因素：學生自身科研積累和科研能力不足
基于我國高等教育法的要求，本科生應具有從事本專業實際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但本科生的關注重點則是通過順利畢業，迅速找到心儀的工作，普遍對如何提高學術素養和學術能力不感興趣。本科生普遍缺乏問題意識和質疑精神，習慣人云亦云；資料檢索和文獻鑒別、文獻批判、文獻整合綜述能力不足，通過分析、鑒別社會現象與其關鍵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構建研究假設、模型能力欠缺，選擇適宜測量指標，設計調查問卷和抽樣方案的能力有待提高；力、和學術話語表達能力需加強；極為重要的是論文的科技創新能力和方法論理論和實踐訓練的極度欠缺。
四、行政管理專業學位論文失范的矯正對策
（一）注重過程監督和管理
本科畢業論文工作不是一般的等同于學科課程的教學工作，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須長期規劃的動態師生互動和學生成長過程。要樹立大論文觀念，即把本科生畢業論文作為凝聚其基本科研能力的體現，對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養貫穿大學四年全過程，時間長、方面多、環節多，做好過程控制和管理非常重要。在總體培養思路不變的前提下，進一步，把上述過程分解為若干階段，明確每個階段的任務，實施路徑和應達到標準，真正形成前呼后應的遞進關系。要根據培養要求，細化具體內容，制定相應措施，做到培養過程有布置、有檢查、有督促、有評價、有激勵，不斷促進學生科研能力的提升。
（二）加強學術道德教育，培養嚴謹的科研作風和態度
治理行政管理學術學位論文失范要從大學入學開始抓起。針對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生的教育，學術界和高校要結合我國轉型時期新的時代特點不斷促進學科的自身建設和發展，引領行政管理學界逐漸形成“求真、創新”的良好學術風氣，建設專門的行政管理學學科特點學術研究規范，通過多種手段，切實落實在新一屆行政管理本科生的教育管理過程中，使這種規范通過長時間的約束逐漸內化為學生的一種自覺行為和科學基本素養。另外，以本科生導師制為先導，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在重視基礎知識教育的同時，要有意識地開展專業化的研究方向的引導工作，讓學生了解導師的研究取向，最好能參與學術課題的相關活動，體驗和模擬科研的操作，激發學生的科研興趣和熱情。
（三）建立相應課程及考評體系，奠定論文寫作基礎
遵循因材施教和循序漸進的規律，科學規劃和統籌本科生教育的培養階段和教學管理計劃。各高校要根據自身學校的類別、培養目標等，建立科學的行政管理學課程評估體系，合理評估現有的課程設置，根據不同需求合理設置公共基礎及通識類課程模塊、專業核心課程模塊、專業基礎課程模塊、專業方法與技能課程等模塊的權重，加強學生基礎知識的積累，為學術研究提供基礎支撐。重點要協調理論課程和實踐課程之間的比例關系，均衡定性課程和定量課程的比例。加強過程性評價的考核方式，將學年論文、社會實踐調查報告與畢業論文融為一體，在研究生入學考試時凸顯本科學術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實際考察學生的基礎科研積累和科研訓練狀況。
（四）遵循科研訓練漸進原則，提升科研素養
在本科生教育階段就應該科學規劃，將畢業論文撰寫要求的基本素養融入到整個學科教育和培養過程中，以必修學分的形式要求學生積累基本的科研素養，有了這種平時的積累并將平時的學術積累滲透到畢業論文中，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少論文撰寫環節的孤立和滯后，而且也可減輕指導教師的工作強度，以提高論文的指導質量，進而提升論文水平。具體來講，就是要樹立大論文觀念，科學規劃，建立本科畢業論文工作的一般范式，將整個本科教育階段分為有機聯系的整體，把本科一、二年級作為專業基礎理論知識的儲備階段，奠定論文開展的知識性功底；在三年級開始以畢業論文寫作的流程為模擬，完成課程論文的考核，進而將基本學術規范內化到學生的科研行動中。
（五）完善和落實相關制度，規約關聯主體的相應行為
第6篇：法社會學論文范文
近年來，我國研究生招生規模迅速擴大。如何保證和不斷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 是社會各界極為關注的問題。研究生畢業論文是研究生科學研究能力的體現，是衡量其能否獲得碩士學位的重要依據。[1]選題是研究生畢業論文的關鍵，反映研究生科研水平的高低。
一、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的意義
研究生畢業論文是訓練研究生形成系統思維、運用科學知識、培養其獨立進行科學研究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重要環節。畢業論文應能反映研究生在科學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新成果或提出的新見解。選題是撰寫畢業論文的首要環節，應與社會發展緊密結合，有較大的理論或實踐價值。常言道：“好題一半文”。選題對于科學研究具有普適性價值，選題關系著研究質量的高低。中國正值快速轉型期，社會問題錯綜復雜。面對紛繁的社會現象，研究生是否能選好時代命題，“問題意識”至關重要。
二、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的標準與程序
俗語云，無規矩不成方圓。同理，無標準不易選題。標準和程序有助于研究生集中精力直奔主題。本文由收集整理
選題一般采用重要性、創造性、可行性和合適性標準。重要性指研究問題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可以是理論意義，也可以是實踐意義或社會意義，或兼有之。創造性又稱創新性或獨特性，指在選擇確定和確定研究課題過程中具備的特點。可行性指研究者是否具備進行或完成某一研究的各種因素，包括自身因素以及外在因素。合適性主要指選題是否適合研究者的個人特點。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宜考慮經濟、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外部因素的前提下，結合自身能力、經驗閱歷、知識結構、操作技術，遵循“以小見大”原則，從熟悉的領域發現問題，運用新視角、新理論、新方法進行研究，重視“小課題”，以小見大。
選題一般遵循如下程序。研究生從感興趣、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提煉問題原型，接著廣泛查閱文獻資料，初步確定研究問題，然后進一步查閱專門文獻，從而將研究問題明確化。同時，對研究問題進行他評和自評。即在聽取權威專家、前輩、同輩意見和看法的基礎上，不斷實行自我修正，使研究問題日漸成熟。最后，確定畢業論文選題。
三、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的來源與方法
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的來源有二，自選題目或導師承擔的課題。自選題目具有較大自由度，選題水平和個人生活閱歷、研究能力關系較大，呈參差不齊之態。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穩定，能把握研究方向，但研究生自身缺乏自主性、靈活性。研究生可根據個人情況擇優而從。勿論何因，“問題”意識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要素。
研究生能否從瑣碎的生活世界挖掘選題，取決于自身的人生經驗與閱歷。“學校-學校”型研究生群體生活經驗尤為單一，是不是束手無策？不然。研究生保持“同理心”對待生活世界，同化他人的間接生活經驗亦是對自身有限直接生活經驗的無限補充。個人能夠直接感受或認知的部分只是生活世界的一角冰山，更為廣闊的部分我們可以通過“閱讀”來完成。對“閱讀”材料進行“內容分析”“二次分析”來激發“靈感與火花”，獲得選題。
四、研究生“問題”意識的培養和創新思維習慣的訓練
選題思維在于懷疑，“問題”意識在于發現。愛因斯坦曾指出，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為重要。當然，懷疑并非毫無根據，而是建立在對研究對象縝密思考基礎之上，既是理性思考的結果，又是新研究的開端。“問題”意識并非人人有之，也不是生而有之，而是后天培養的結果。研究生欲向畢業論文要質量，就要注意“問題”意識的培養和創新思維習慣的訓練。
恰當運用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加芬克爾“常人方法論”，有助于研究生的“問題”意識的培養。根據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研究生可以培養這樣一種心智品質，幫助他們利用信息增進理性，從而看清世事以及事情的全貌，即個人對時代生活的自主性把握。加芬克爾的常人方法論從日常生活中，破壞“理所當然”的常規，發現常規背后潛藏的社會事實。
此外，宜“勤”宜“懶”，“問題”長存。“勤”指遇事勤思考，拓寬思路，訓練發散思維，培養“問題”意識。“懶”指大膽創新，學會偷“懶”，尋求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養成創新思維習慣。
總之，碩士畢業論文的選題有章可循，“問題意識”是關鍵。“問題意識”是研究的開端，創新精神是研究的生命力。研究生要注意“問題”意識的培養和創新思維習慣的訓練。
注釋：
第7篇：法社會學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研究我國體育社會學界與國際同行之間的相互聯系，指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界與國際體育社會學界之間的互動。國際體育社會學界給予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創建與發展許多啟迪和借鑒，為中國體育社會學培養了專業人才，為國內更好更快地了解學科動態提供了方便，為我國體育社會學進入國際先進行列莫定基礎;我國體育社會學界豐富了國際學術界的理論成果，為issa的刊物出版發揮了作用，為各國學者的交流提供了平臺和便利，為發展中國家學者贏得了權利，為跨國合作研究發揮了力量。
在世界各國學術交流日益頻繁和密切的時代背景下，探索我國體育社會學界與國際同行之間的聯系，研究我國體育社會學與國際體育社會學之間的互動，既可以為今后我國體育社會學史研究提供素材，又可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對外交流提供理論參考和決策依據。
1中外體育社會學界的聯系與交往
國際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對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和進步都是至關重要的。對于我國體育社會學來說更是如此，這是因為:第一，我國體育社會學起步較晚，國際上體育社會學的發展水平和成熟程度都高于我國;第二，國外同行的研究和經驗可以直接給予我們啟迪和借鑒。
1.1成果交流
1.1.1成果引進
我國體育社會學創建之初，引進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是一項重要工作。1981年，北京大學林啟武開始翻譯體育社會學方面的資料，成為第一個向國內介紹體育社會學知識的學者。之后，蔡俊伍、劉德佩、牛興華、王蘋、李樹怡等人也發表了介紹了體育社會學的文章。上世紀90年代初，劉德佩引進了奧地利格拉茲大學體育系g ·bernhard教授的問卷調查法，并向國內介紹了日本學者金崎良三設計的研究課題樣本，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產生了較大影響。21世紀初，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杰·科克利(jay ·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一議題與爭議》( sport in society :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對美國體育社會學有了較為完整和清晰的認識。
從引進成果的來源看，有日本、美國、前蘇聯、加拿大、波蘭、奧地利、保加利亞等國家，其中以日本、北美和前蘇聯為主。這是因為:第一，這些國家一直處于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前列;第二，早先我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多集中在日本、北美和前蘇聯等國，熟悉這些國家的研究進展，具有引進這些國家成果的便利條件。
1.1.2成呆輸出
自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國學者開始將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外同行。1988年《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 ass)發表了我國王真、陳安愧和錢躍庭的論文《中國紡織女工的體育態度和參與狀況》，標志著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開始進人國際學術界;1989年，加拿大出版的《社會與閑暇》(l& s)又刊登了劉德佩的研究《體育與中國城市居民的閑暇生活》。翌年，孔祥安和牛興華等人在《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irss)上向國際同行介紹了我國體育社會學十年間的學科進展和主要研究。截止2008年底，我國學者在國際學術會議和刊物上發表體育社會學論文60余篇。這些成果引起了國際體育社會學界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界的極大興趣。
1.2學者互訪
體育社會學在我國起步較晚，在創建初期，為了更好地向國際同行學習，我國曾多次邀請國外學者來華講授體育社會學。日本的影山健、近藤義忠，英國的j ·a ·mangan，韓國的林繁藏和金佰昌等學者都曾來我國傳授過體育社會學知識。
自1984年起，我國向日本、美國和前蘇聯等國派出進修體育社會學專業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僅“1985-1990年期間，我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在國外進修體育社會學專業的有7人之多”。1990年以后，我國又陸續派出顧淵彥、蘇連勇、金育強、張文健、董進霞、寶勇武等人到國外進修體育社會學。他們回國后，大大增強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力量。 隨著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國際影響逐漸擴大，進人上世紀90年代后，國際體育社會學術會議中開始出現我國學者的身影，一些國家前來邀請我國學者講學。目前我國已有蘇連勇、熊斗寅、劉德佩和盧元鎮4位體育社會學者應邀到國外講學和在國際會議上作報告。
1.3組織聯系
1964年6月，在日內瓦正式成立了國際體育社會學委員會(icss)(1994年，更名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 issa) )。目前，issa擁有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260多個，分布在世界48個國家中。在issa成立的40多年間，對規劃和推動體育社會學的進步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89年，我國學者劉德佩在前蘇聯學者h.. и.巴諾馬廖夫的推薦下，成為issa組織的會員，也成為我國最早加人issa的學者。隨后，我國呂樹庭、李小英、金育強等人也陸續成為issa組織的會員。截止到2008年，我國已有10余位學者加人了issa組織。鑒于我國學者的學術成就和對國際體育社會學的杰出貢獻，1994年icss破例增補我國劉德佩為icss執委會委員，2005年又批準沈陽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為該組織的團體會員，成為我國在issa中的第一個團體會員。
1.4會議聯系
學術會議是學者們近距離交流和展示研究成果的舞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社會學也積極地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1984和1986年，我國學者出席了日本體育社會學學會的年會，結識了著名學者營原禮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同行。1987年，我國學者分別與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和格拉茲大學的同行舉行了座談會，為后來的合作研究奠定了基礎。2001年起，issa舉辦的4屆世界體育社會學大學，都有我國學者積極參加的身影。第1屆世界體育社會學大會，我國就有8人參加(其中1人來自臺灣師范大學)。借助國際會議這個平臺，各國同行相互交流切磋，增加了解，增進了友誼。
1.5合作研究
由于文化制度、習俗、環境等方面的差異，研究者往往能更深刻更敏銳地發現自己不熟悉的國度和環境中的問題。國際體育社會學界認識到跨國合作研究是一種研究問題的捷徑。早在1987年，我國學者便與奧地利格拉茲大學體育科學院達成了合作研究協議。據不完全統計，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分別同奧地利、日本、前蘇聯、美國、芬蘭等國家的同行完成跨國合作研究課題有12項之多。
2國際體育社會學界對中國體育社會學界的影響
2.1國際體育社會學界對中國體育社會學界的幫助與促進
2.1.1國外成果給予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創建與發展許多啟迪
80年代初，體育社會學在國際上已有相當的發展，但對于國人來說卻是比較陌生的，除少數學者在國外接觸過體育社會學外，國內大部分學者對體育社會學不了解。因此，學習和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對于創建自己的體育社會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國林啟武、劉德佩、呂樹庭、黃漢升、金育強等許多學者為國外資料的引進發揮了作用。國外研究成果和資料不僅在學科創建初期帶來很多啟示，在我國體育社會學30年的發展進程中也同樣給予了諸多的啟迪和借鑒。引進的前蘇聯、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體育社會學成果，對于我們了解國外的學科進展和經驗教訓，促進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和科學研究方面都發揮了較大作用。
2.1.2國外學者為中國體育社會學培養了專業人才
跨越國界的交流可以更好地促進學術的發展，專業人才隊伍的培養也是如此。在我國體育社會學發展初期，黨和政府為提高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和研究力量，從1984起陸續向日本、美國、前蘇聯、加拿大、英國、波蘭等國家派出學者進修體育社會學。到2008年底，我國已向國外派出10多位專門進修體育社會學專業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國際上一些著名的體育社會學家，像h．и．巴諾馬廖夫、影山健、近藤義忠、金崎良山、john loy、klau、hiaus heinemann等學者都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人才培養和學者成長做出過貢獻。
2.2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為國內更好更快地了解學科動態提供了方便
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 )是體育社會學領域權威學術組織。到目前為止，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 issa)已吸收我國10余位學者為個人會員，沈陽師范大學為團體會員。這些學者架起了國內外體育社會學界更為廣泛的聯系和溝通渠道，使國內同仁更好更快地了解體育社會學在國際上的最新發展動態和學科進展。
2.3承辦和主持國際會議，為我國體育社會學進入國際先進行列奠定基礎
隨著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壯大，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和其他學術組織多次交由我國體育社會學界承辦學術會議，體現出國際同行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界的信任和支持。會議以嚴密的組織、周到的服務和良好的環境為國際同行提供了展示成果、交流切磋的舞臺，體現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界的整體實力，大大引起了國際同行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關注和興趣。除承辦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外，我國學者還在多個體育社會學的國際會議中擔任領導職務，組織、籌備和主持會議。通過舉辦和主持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大大提升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擴大了在國際同行中的影響，為我國體育社會學進人國際先進行列奠定了堅實基礎。
3中國體育社會學界對國際學術界的貢獻與作用
3.1豐富了國際學術界的理論成果
在30年的對外聯系過程中，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向國際同行展示了研究成果。這些成果的理論和觀點不僅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而且很具針對性，對世界上一些與我國具有相同社會體制和背景的國家的體育社會學研究很具借鑒作用。其中關于體育社會流動和分層的論述、關于發展中國家體育經驗的論述、關于小城鎮體育的社會學研究、關于體育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觀點、體育社會問題的研究、關于體育人口的觀點、關于體育價值觀念的表述、關于體育游戲對兒童社會化作用的探討、關于體育社會的理論、關于體育工作者的觀點等，已成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大家庭中的共享資源。這些理論成果豐富了國際學術界的學術觀點和理論體系，為國際體育社會學的成果積淀和學術創新發揮了作用。
3.2力爭issa增設漢語為副工作語言，為世界使用漢語的學者提供了方便
《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 irss)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出版的學術季刊，是國際體育社會學學科領域最高權威性學術刊物。該刊物在用英文全文的同時，另外以德文、法文、俄文、日文、韓文、西班牙文和中文7種語言刊登論文的摘要。
1995年以前，irss是沒有用漢語發表的論文摘要。經過我國學者劉德佩長達4年的不懈努力，終于使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在1994年末將漢語增設為該組織的副工作語言。從1995年第1期開始irss開始出現用漢語發表的論文摘要。漢語成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委員會(icss)的副工作語言，不僅有利于我國學者更好更快地了解到國際體育社會學的學術動態和最新進展，而且也為世界上華語地區使用漢語的體育社會學工作者帶來了便利。自issa增設漢語為副工作語言起，我國體育社會學學者一直義務承擔著《irss))中文摘要的翻譯和編輯任務。這項工作最初是由沈陽體育學院體育社會學教研室承擔，i9%年后移至解放軍體育學院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完成。截至到2008年，累計義務翻譯審校中譯文論文摘要25萬多字，編輯10多萬字，為issa的刊物出版做出大量工作。
《國際體育社會學年刊》( issa bulletin )是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的機關通訊刊物。該刊物對各國學者了解issa的工作進展、學科新聞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95年以來，我國沈陽體育學院體育社會學教研室和解放軍體育學院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學者們還一直義務承擔著issa bulletin的專欄撰稿工作，為issa的通訊工作也發揮著自己的作用。
4中國體育社會學界在跨國合作研究中的作用
跨國合作研究是國際體育社會學界進行課題研究與相互合作的重要模式之一。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曾與日本、奧地利、前蘇聯、美國等國家共同完成多項體育社會學研究課題。
4.1多次承辦學術會議，積極參與組織管理，為各國學者的交流提供了平臺和便利
作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大家庭中的一員，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在享受成果和便利的同時，也積極承擔國際義務。1997年，中國社會學學會體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主辦了“國際大眾體育學術研討會”。共有來自9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多名學者參加，與會學者圍繞大眾體育的法制建設、大眾體育中存在的社會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對推動國際大眾體育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同年11月，中國體育科學學會體育社會科學分會在我國北京舉辦了“亞洲體育社會學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共有來自日本、韓國、美國、澳大利亞和國內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80名學者參加。與會學者以“21世紀亞洲的社會發展與體育的關系”為主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并就體育社會學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會上展示了一批體育社會學領域的最新成果，反映了近年來亞洲體育社會學發展的水平。2006年5月，在我國沈陽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召開了“2006國際體育社會學研討會”，來自國內外100余名專家、學者出席了研討會。學者們圍繞發展中國家的奧林匹克運動、體育構建和諧社會的作用、體育與民族文化等問題，展開了深人的交流與探討。
除承辦國際學術會議外，我國學者還多次在國際體育社會學學術會議中擔任技術領導工作，履行相應的國際義務與責任。
4.2促使issa下調會費，為發展中國家的學者爭取了權利
聯合國中規定，聯合國成員國需根據各自的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承擔不同的義務。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學者的經濟承受能力不一樣，在issa中須交納的會費也不應相同。可是，在1998年之前，無論是發展中國家學者，還是發達國家學者，加人issa組織的會員每年都須交納100美元會費(個人會員)。
1998年，在issa執委會擴大會議上，我國劉德佩提出會員的“義務與權利”提案。通過艱苦交涉，該提案終于被issa組織采納，并調整了會費標準。從此，個人會員會費的標準被分為三個等級，分別為100美元、40美元和20美元(發展中國家學者為20美元)。1998年issa會章的修改，結束了發展中國家學者受不公正待遇的境況，使先前一些因經濟條件不能人會的學者，從此不再因經濟原因而與issa無緣。我國學者的正義行為，減輕了發展中國家學者的經濟負擔，為他(她)們爭取了更多人會的機會。
5結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經過30年的艱苦創業，從不知體育社會學為何物，到出版自己的體育社會學專著;從引進借鑒國外的體育社會學資料，到向國外輸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從派人到國外學習體育社會學知識，到培養自己的博士研究生。這些都表明我國體育社會學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也為國際體育社會學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第8篇：法社會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社會學 理論課程 心理特點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9.041
專業課的學習，最難的內容是相關理論的學習。沒有理論的構架和積淀，相應的專業實踐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系統的理論學習課程，是大學中每個專業課程安排中的重中之重。社會學學科成立以來，出現了很多的理論流派，大師級人物的閃耀的思想不僅照亮了社會學前進的道路，也成為整個文科的發展的重要基石。因此，如何使學生通過系統的學習，在腦海中構建起社會學專業的理論框架，對其之后的具體專業學習和實踐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但是，理論學習的困境在于，由于理論講授內容的枯燥乏味性、缺乏靈活性，理論課的學習內容一直是學生認為最枯燥的、最容易產生抵觸心理的。學生上課沒有積極性、老師講授沒有動力，成為理論學習現狀的真實寫照。
1 社會學專業理論課程安排的現狀
現階段，社會學專業的理論課，大致有社會學原理、中（西方）社會思想史、西方社會學理論和社會學名著選讀等課程，其中課程的具體命名會有所差異。
社會學原理（或稱社會學概論）是社會學專業課程中的重要課程，它作為社會學的入門課程，是對整個專業知識的系統梳理，內容涉及廣泛但是相對淺顯，涉及到社會學研究領域的方方面面，對整個社會學的專業知識框架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因此，能否學好這門課程對以后的專業知識的學習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一般來說，這門課程安排在大一期間。
其他幾門課程，分別涉及到專業知識的歷史發展的沿革、理論流派的傳承以及相應經典專著的閱讀，對社會學專業理論知識的系統學習和進一步的深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掌握了這些知識，就能較為全面掌握社會學理論知識，為后面的實際的專業運用起到具體的指導作用。沒有理論知識的掌握，就沒有社會學專業的實際田野調查和應用。對專業知識的學習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學習了概論之后，需要系統梳理社會學理論流派的發展，進而了解整個學科理論的歷史發展過程，其中輔以相關大師級人物經典著作的研讀，才能到達對社會學專業理論知識的學習要求。因此，現階段這幾門理論課程的安排，參差不齊，基本上處于大二至大三這四個學期之中。
此外，理論知識的講授并不是僅僅出現在上述幾門單純的理論課程，在各個具體的專業課程的教學計劃中，會有一些和本課程相關的理論知識的提及和具體應用，因此，專業課程會以“知識點”的形式零星地體現理論課程的“知識面”，在具體的講授內容上會有理論“點”重復的現象，這是在具體的教學中常見的現象。
2 大學生各學年的心理特點
大學四年，能夠真正讓大學生安心學習、學到實用的知識的具體時間并不多。
2.1 大一：新奇與適應
大一剛入校，新生往往是好奇和適應的心理。一方面，要適應從高中階段向大學階段的學習方式的過渡，適應遠離家鄉獨自住校的生活過渡；另一方面，是對新的相對自由的大學學習、生活的好奇和自身的重新調整。這需要大學生拿出一定的時間來完成，大一的第一學期甚至整個大一就首當其沖。
這一時期，大學生剛從高中的填鴨式教育中走出來，在學習上還保留著高中的學習方法，血液中還有高考奮斗的激情，在大學的學習中自然地會將過去的學習激情和學習方法帶入。學習激情與好奇結合，是新生顯著的心理特點，容易使大學生對自己的專業產生學習興趣，也能促使其對高中的學習方法的反思。學習氛圍，過去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緊張艱苦，現在轉變成為很寬松、充分自由的；課堂上，不用再預習、復習，不再是“分分分，學生的命根”，而是“60分萬歲”。高中的學習方法已經不能適應大學的學習。
這個時期，大學生的重心從學習轉移到了各種的大學社團活動與集體活動，容易造成對專業課程的輕視，但是憑借學習激情的慣性，有些新生已經開始反思具體學習方法的改變。
2.2 大二：迷惘
大二這一學年，大學生進入了一個充滿迷惘和困惑的階段：對大學學習的迷惘、對課外活動的重新反思、對自己未來的迷惘……
這一時期，學習目的不明確。過去是一切只為高考的明確的目標，有家庭、社會交付給他們的明確的學習目的。現在考上大學的階段目標已經完成，那進入大學之后的學習目的又該是什么吶？
學習方式有待變化。過去是被動學習、填鴨式的高考教育，現在大學中一切寬松的學習環境為大學生提供了主動學習的良好氛圍，如何才能轉變成為主動的學習，這就需要找到和過去不同的學習方式和學習定位。
2.3 大三：自我定位
經過了前兩年的新奇和迷惘，大學生進入大三之后，對于大學生活和學習已經較為適應，基本上有了自己的學習方法和生活方式，自己對于社會和未來開始有了一些認識和看法。相對來說，這個時期的大學生的思維較為成熟一些了。但是，面對社會日益激烈的就業形式，“畢業就失業”、“學的好不如嫁得好”等輿論甚囂塵上，在校大學生開始明顯感受到外界的巨大壓力。
這個時期，大學生開始對未來的職業有了一定的規劃，開始利用課余時間甚至翹課來進行自己的規劃，對專業課程的重視度明顯下降。同時，運用還不怎么成熟的學習方法去自學其他的知識，顯然是事倍功半，達到的效果不佳。
3 有針對性地課程設置與教學
3.1 課程設置
專業課程的整體安排。大四學年，是大學生四年大學生活的最后一年，也是四年生活的總結，大學生的主要任務就是找工作、撰寫畢業論文，是對之前三年專業課程學習效果的一次實戰檢驗。畢業論文的撰寫，除了要應用社會學中的統計方法，還需要有相應的具體理論和研究方法與實例的相結合。因此，這一學年一般不用安排專業課程的學習，充其量有幾門關于就業技巧的課程可以安排在大四第一個學期。
理論課程的安排。鑒于從大三開始，大學生需要使用在前兩年習得的新的學習方法來規劃自己的未來職業，難以有太大的精力和熱情來學習枯燥的理論知識，因此大三學年的主要教學目標在于社會學各個分科社會學的學習。這些社會學分科課程（比如家庭社會學、人口社會學、農村社會學等等），內容比較貼近生活，教學形式和考核形式也可以多樣化，以靈活的方式引起學生對專業課程學習的興趣，也是社會學具體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最好運用。
社會學主要理論的學習應該集中于大一大二兩年。這兩年是大學生進入高校之后、建立自己的新的有效的學習方式的主要時間。在保持高中學習的激情的同時，探索如何由被動學習轉向主動的學習，提高學習的效率，增強理論修養，為之后專業學科上認知的進一步發展打好堅實的基礎。
3.2 教師的講授策略
社會學的整體課程，雖然由不同的教師來承擔不同課程的講授，但是應該遵循社會學學科的教學目標，在教學中有效地進行溝通和相互借鑒，將專業知識的傳授融合成一個有機的有效整體。
社會學概論的課程作為整個社會學專業的入門課程，要給學生一個清晰的學科內容和發展的框架脈絡。在此基礎上，將中西方的思潮、主要理論學派按照時間的順序將框架中相應部分充實起來。大學的課堂教育一直崇尚學生主動自主的學習，雖然現有的中國教育資源不能達到西方教育那種寬松的課堂形式，但是教師可以通過各種形式來達到課堂的活躍。理論知識的內容很是枯燥，可以將學派人物的一些軼事、趣事作為引起學生興趣的調味品來活躍氣氛，在分析人物的特定性格的基礎上引出其闡述的特定理論，這樣可以適當的增加趣味性。同時，理論課程的講授要注意理論演進的歷史發展和傳承關系，注重其理論的整體性和全面性，并重點突出其對實地調查的應用性，借以擴大理論知識的“面”。
其他專業課程，在講授具體的理論知識“點”的時候，由于之前的理論教學已經涉及到了這部分內容，就可以采用較為靈活的不同形式來教學：比如學生主講、教師評價的鞏固以往知識的方法；比如采用分組討論的方式，鼓勵學生在已有的知識的基礎之上能夠闡發出自己的想法和思想。在考核方式上，引入多種的考核形式，多方面地督促學生對已有知識的活學活用。比如采用小型的論文答辯的形式，就能有效地遏制學生在課程論文上的抄襲行為；比如采用舞臺劇的形式，讓學生將社會工作的調解行為通過實際的案例表演出來，不僅使學生運用了相關理論，而且為之后的工作進行了提前的演練。
3.3 學生的學習
大學生通過幾年的大學學習，主要是為了建立適合自己的有效的學習方式，這是會終身受益的。如何達到學生主動的、有針對性的高效學習，需要大學生有意識進行自我培養。
專業知識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是照本宣科的，大學生要用發展的、創新的眼光來看待理論知識的發展。社會學是一門實證為基本取向的社會科學。離開了對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就不可能達到社會學專業的教學任務。
理論知識的掌握程度直接影響著學生對社會學專業知識的吸收。面對內容龐大卻瑣碎的理論知識，學生需要主動地去理解并吸收相關的知識，而不是略帶無奈地為了學分而學。教師改進教學方式的同時，學生也要發揮積極性，課下研讀經典專著，用新時代的新眼光發展地了解這些理論的現實意義，賦予更多的新時代的氣息，用相關理論、視角分析各種當今的熱點問題、社會現象。一旦找到了理論與現實的契合點，就更容易找到大學生學習興趣的切入點。
4 結語
第9篇：法社會學論文范文
書之前，曾遂今就已經于1997年出版了引音樂學界紛紛關注的《音樂社會學概論》。而自《音樂社會學概論》面世以后，社會發生了變化。在音樂領域，市場經濟所導致的音樂商品化進程，消費社會所帶來的音樂消費新方式，大眾文化所引發的音樂審美新趣味，網絡技術所產生的音樂傳播新方式……這一切都要求人們要對當前的社會音樂進行實時的觀察與思考。在這樣的背景下，著者在《音樂社會學概論》一書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刪減，并補充入最新的音樂社會學觀點和大量的富含闡釋意義的圖片，于2004年出版了《音樂社會學》一書。該書一經出版，便在國內音樂社會學界引起了較大反響，凡寫音樂社會學、音樂傳播學等相關學科的學術論文，幾乎都直接或間接從該書中引用相關理論；而包括中國傳媒大學、南京藝術學院等眾多藝術類、音樂類專業院校，則更是將其作為指定教材。
筆者重點就該書的體系完整性、理論創新性和形式生動性等方面談一些讀后感。
一、體系完整
作為中國音樂社會學的奠基之作，體系完整是首要條件。全書思維開闊、邏輯嚴密、敘事宏大。從古今中外的音樂社會觀描述到比較國外音樂社會學研究之異同，作者都在緒論以及第一章“音樂社會學的學科認識”中詳加闡述。
接著，作者從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學科職能、學科結構四個方面詳細地論述了他對中國音樂社會學的學科建設之思考，這些思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緊緊圍繞“中國當前的社會音樂”這個主題展開。在筆者看來，與其他音樂學科如音樂史學相比較而言，音樂社會學是一門“當前”重于“過去”的學科。因此，曾遂今的這本專著，在內容與時代的結合度上的確是具有真切的“與時俱進”的品格的；而其中的學科建設論層次之分明，邏輯之嚴明，操作之簡易，更為當前中國音樂社會學的研究提供了切實可行的體系框架。
曾遂今采取了根據社會音樂活動要素來分解剖析的方法。這些主要的要素亦即章節的分類為：一、社會音樂活動的主體構成――人，這里包括“音樂聽眾”和“音樂職業”人員等兩大主體；二、社會音樂活動的客體構成――物，這里的物專指音樂，而在當前中國的市場經濟環境下，這里的音樂主要以“音樂商品”的形式呈現；三、社會音樂系統的內部運動機制構成――從社會音樂生產到音樂傳播再到音樂流行最后到音樂批評，系統觀始終貫穿于全書的體系構成。本書在體系上做到了宏觀與微觀結合，本土化與系統化的結合，為我國音樂社會學的研究在整個體系結構上形成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和規范。
二、理論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