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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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林業；可持續發展；低碳經濟
在“十二五”規劃中，低碳經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目標，在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的建設中，要始終堅持節能減排的理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林業的發展，不僅提供生產所需的木材，還能促進生物多樣性發展，其固碳減排和調節氣候的作用，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1 林業的內涵概述
林業指的是為保護生態環境，保護和培育森林以取得所需的木材，以及利用林木的特性發揮其防護作用的重要生產部門，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林業的生產是以土地為基本的生產資料，以森林為其主要的經營對象，對林業生產的全過程進行綜合性管理的生產部門。林業生產不僅包括育林、護林、造林、森林的采伐、木材加工等，林業的發展不僅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原材料，還能保護環境、防風固沙、調節氣候和保持水土，對經濟建設和生態環境的保護都有重要作用。
2 林業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低碳經濟指的是在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思想之下，通過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新能源開發和產業轉型等，減少煤炭石油等能源的消耗，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共同發展的一種經濟發展的形態。全球經濟在經歷了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之后，逐步認識到經濟發展不能以環境為代價，要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林業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2.1 林業屬于我國大農業的組成部分
在我國的產業結構中，林業是屬于我國大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農業的發展一直以來是立國之本，農業的發展不僅是經濟發展的需要，更是社會穩定的需求。同時，林業是一個復合型的基礎性產業，對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中的相關部門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農業可以為其它產業的發展提供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林業可以為其提供生產所需的各種木材，為加工制造業的生產提供各種優質的原材料，促進加工制造業的發展。同時，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
2.2 林區財政的主要來源
我國有3大林區：東北林區、西南林區、東南林區。林業成為我國林區財政的重要來源，特別是重點林區，林業收入可能是政府財政的主要收入。林業發展的好壞，對政府的財政收入有重要影響，對政府職能的充分發揮也產生了重要作用。林業的發展，可以增加地方財政的收入，保證地方經濟的發展，也有利于林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3 林業的生態效益與防護效益對經濟效益的影響
林業的發展，不僅對經濟建設產生直接的影響，還可以通過對生態環境的改善，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良性循環。森林是陸地生態系統中最大的儲碳庫，通過光合作用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釋放氧氣。與工業減排方法相比，森林的固碳具有投資少、綜合效益更佳等特點，在實際工作中更具有可操作性。同時，森林能調節全球氣候變化，防風固沙、保持水土等重要作用。森林的儲碳固碳作用，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對全球氣候的變化進行調節，緩解全球溫室效應。再者，大規模的植物造林，可以防風固沙、保持水土。在風害區設置防護林帶，可以將風速降低30%左右。在農田建設林網，可以改善農業的生產條件，促進糧食增產。森林可以蓄積水源，減少水土流失，對我國生態環境的改善以及自然災害的減少都有重要作用。生態環境的改善，對經濟的發展產生促進作用，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林業的能源價值。林業“三剩物”和灌木可以用以發電，油料能源林可以生產生物柴油，以替代部分化石能源。森林資源僅次于石油、煤炭和天然氣，是我國第四大戰略性的能源資源，可再生，可降解，是一種潛力非常大的綠色能源，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國際社會的經濟發展模式接軌，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
3 結語
林業是我國農業的組成部分，在我國產業結構中有著重要作用。森林資源的生態效益和防護效益，不僅可以儲碳固碳，調節氣溫，緩解溫室效應；還能防風固沙，保持水土，有利于改善我國的生態環境，為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的發展空間。同時，林業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戰略性能源資源，是一種綠色能源，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實現低碳經濟發展的目標。
參考文獻
1 董國紅.淺議林業在低碳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J].甘肅科技，2011（7）
第2篇：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范文
[論文摘要]：經濟增長問題是宏觀經濟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內容，長期以來，人們對經濟增長理論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產生了各種不同的理論和思想。這一方面反映了人們對影響經濟增長的各種因素的認識過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對各種因素的相對重要性以及各種因素間的相互關系有著不同的看法，對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對于促進我國經濟高速、穩定、持續的增長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指導意義。
一、關于經濟增長
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定義有不同的觀點，最常見的有兩種。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長是指一個經濟所生產的物質產品和勞務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的持續增長，也即實際總產出的持續增加。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經濟增長是指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實際產出的持續增加。
其實，每種定義都有其優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國經濟實力的變化，那么實際總產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實際產出的增長就有決定意義，在本文中，我們將經濟增長定義中的實際產出的持續增長放松為實際總產出的增長。
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學中爭議最大的領域之一，長期以來，為了對經濟增長尋求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對經濟增長問題的論述最早見諸于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的著作。從那時起，經濟增長就一直沒有被經濟學家所忽略，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經濟增長便成了經濟學中的核心問題，經濟增長理論有了極大的發展，各種理論相繼出現下面對主要的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進行簡要地回顧和分析。
二、世界各國經濟理論對比分析
(1)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可以說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思想淵源。它的某些結論，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觀點，如同最初出現的那樣，至今仍是爭論的話題。古典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源于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當時英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處于一個大變革時期，工業革命已經拉開序幕。經濟學家必須對工業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基本促進因素及其發展結果予以科學的解釋。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分析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在古典經濟學家中，對經濟增長間題論述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馬爾薩斯、李嘉圖等人。但在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圖所提出的增長理論。
亞當·斯密在其經典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書中，最早論述了經濟增長問題。其增長理論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引入了勞動分工；二是區分了“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兩類勞動，他認為生產性勞動占全部勞動的比例以及勞動分工引起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決定國民財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斯密同時強調，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因此勞動生產率與需求之間建立了互相促進的關系，對一個人勞動生產物需求的增長會提高他的勞動生產率、實際工資以及他對其他人的勞動生產物的需求，這就構成了經濟增長的推動力。
“生產性”勞動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價值，即可生產價值，而“非生產性”勞動則不能夠。經濟增長能否維持下去，取決于全部勞動者中有多少勞動者愿意從事生產性的勞動，這解釋了為什么有的經濟的增長能夠持續下去的原因，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1817)中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個重要的概念：報酬遞減規律，他對增長理論的貢獻主要有兩點：一是指出經濟增長最終將趨于停止，即達到所謂的“停滯狀態”；二是將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聯系在一起，說明了國民收入分配在經擠增長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資，得到的回報會不斷減少，因此得出一個悲觀的結論；經濟增長最終會停止。決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樣也會導致經濟增長最終走向停止，這是因為勞動力生產出的剩余中，資本家的份額在不斷下降，這一方面減少了儲蓄，另一方面，利潤率的下降減少了對投資的刺激作用，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投資和積累過程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封建社會發展緩慢的關鍵原因在社會產品中絕大多數被用于非生產性消費，而不是生產性投資，古典經濟學家所分析的經濟增長過程遵循收益遞減的規律，經濟增長過程從長期來看將趨于停止，最終結果是一種停滯狀態。但從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經濟發展并沒有出現停滯的跡象，這表明古典增長理論關于經濟增長的描述并不科學。后來的經濟學家指出古典增長理論的一個最明顯的不足之處是他們關于規模收益遞減的假定。他們沒有觀察到技術進步，只把增長過程看作是人口增長和資源消耗與資本積累和市場擴大之間的競賽。
(2)新古典增長理論經濟增長成為現代經濟學中的核心問題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索洛(RobertSolow)的《對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貢獻》(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經濟增長和資本積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長理論源于對哈羅德一多馬增長理論中缺陷的修正，哈羅德一多馬模型的缺點之一是假定生產技術是不變的，對于一個給定的儲蓄率，能夠實現均衡的有保證的增長率只有一個唯一的數值，但是實現充分就業的穩定增長的條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難實現。所以，即使經濟能夠沿著一條均衡增長的軌道向前發展，那么這條軌道將猶如“刀鋒”，一樣狹窄，一旦偏離這條軌道，經濟增長的路徑將表現為累積性的經濟擴張或經濟收縮，為了克服哈羅德一多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薩繆爾森等經濟學家提出了一類新的增長模型，這類模型的一個共同特點是：認為哈羅德一多馬模型的“刀鋒”式的增長路徑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業的穩定增長可以通過市場機制調整生產中的勞動與資本的配合比例來實現，同時，索洛等人還指出：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不是資本積累和勞動力的增加，而是技術進步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索洛的增長理論包含了許多重要的經濟內涵，但其理論框架卻比較簡單而又極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論模型的核心是關于總量生產函數性質的假設。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的生產函數具有下面的性質：
(i)規模收益不變；
(ii)生產要素的邊際收益遞減；
第3篇：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制度變遷;經濟增長;內在關系;實證檢驗;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7)05―0018―09
標準的經濟增長理論把制度看作是既定不變的,所以無法認識到制度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那么,為什么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把社會和制度變革作為帶動經濟增長的動因?為什么在資源､人口､技術都沒有巨大變化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里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為什么有些貧窮國家在最近的幾十年里能獲得快速的增長,而有些國家卻仍在零增長線上掙扎?制度變革與經濟增長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深究｡本文就是想通過對中國經濟轉軌和經濟增長內在關系的實證研究來試著說明這一問題｡
一､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回顧
人們對于當今經濟增長模型批評最多的是,模型在強調人力資本､知識和技術作用的同時,卻忽視了制度要素｡諾斯在評價內生增長模型時指出:“這些模型都取決于一個能驅動模型的暗含的激勵結構的存在,如果不將制度中派生出來的激勵結構作為這一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研究對我來說將是一個無結果的試驗”｡[1]諾斯從制度安排的]進角度,提出了經濟增長由制度“啟動”的論斷,科斯也把交易成本作為解釋和比較不同制度或體制效率的重要因素｡交易成本和制度變遷理論的引入,極大地擴展了經濟增長理論的解釋力和應用空間,它揭示了制度的動態發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
從目前來看,關注制度與增長間關系最多的還是新制度經濟學家｡正是他們的不懈努力,才使人們逐漸認識到研究制度與增長間關系的必要｡當然,其他一些主流學者也從相關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如Schulley的經驗研究就證明了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Jones and Keeper則用考慮有制度背景的影響模型和實證檢驗突出了這一點;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發現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是互相促進的,兩者并不能截然分開;而lener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Tomell和Eicher分別從產權制度和制度實施效率這個角度分析了內生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2][3][4][5]
除了國外學者的研究外,一些國內學者也在考慮制度與增長間到底是什么樣的一種關系｡如盧荻､沈坤榮､張軍､林毅夫和雷欽禮等學者都對該問題做了一些研究｡[6][7][8][9][10]他們認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易于在短期內被人們觀察到,而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表現不明顯或者不易衡量,這可能是許多經濟學家忽略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他們還從不同的視角考慮了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也有國內的一些學者通過把制度因素引入到內生增長模型來進而揭示制度與增長的關系,如雷欽禮在其博士論文中做了一個嘗試;劉紅和唐元虎､皮建才,王澤填等青年學者也在這方面做了努力和嘗試｡[10][11][12][13]但總的來看,關于制度和增長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這還是一個不清晰的問題,本文就想換一個思路,通過檢驗當代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來揭示這一問題｡下面,本文就通過把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當作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來探究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二､轉型指標的設定及量化標準
把經濟體制轉型作為制度變遷的實例來研究,首先必須量化轉型指標｡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編制的改革進展指數(IRP)指標體系中,包括了企業､市場與交換､金融體制和法律改革4個領域的共10項指標｡在世界銀行完成的《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從計劃到市場》(《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From Plan to Market》)報告中,世界銀行對經濟轉型進展與評估是分類獨立進行的｡[14]世界銀行對經濟轉型的評估集中在四個領域,分四大類著手考察,它們分別是自由化､財產權和私有化､機構以及社會政策｡
盧中原､胡鞍鋼選擇了投資市場化指數､價格市場化指數､生產市場化指數､商業市場化指數四個單項的市場化指標｡[15]國家計委課題組是從商品市場化程度和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進程測算向市場體制轉型的程度,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按勞動力和資金市場化程度考察,勞動力程度由市場化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重決定,資金市場化程度由銀行信貸資金的市場化程度來近似反映｡陳宗勝等學者通過對企業､政府､市場三個方面的考察來測度市場化進程[16]｡
在構造轉型指標時必須做到科學性和可行性的結合,即所構建的轉型指標應該能夠較好地反映出轉型的實際進程和結果｡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呈現的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的趨勢是同步的,這種耦合的趨勢可以很好地揭示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經濟轉型)的內在關系｡在刻畫中國經濟轉型的指標方面,我們參考世界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17]､陳宗勝等學者的相關研究,并結合國內外其他相關學者對這一問題的見解,我們把反映中國經濟轉型的量化指標確定為以下四個方面(見圖1):
(1)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NL)｡本文用工業總產值(或增加值)中非國有工業的總產值(或增加值)來表示｡公式如下:NL:非國有工業的總產值(或增加值)/工業總產值(或增加值)｡
(2)市場化程度(ML)｡目前衡量我國市場化程度的方法很多,我們選取投資的市場化指數來表示,即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外資､自籌資金和其他投資”三項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來表示,公式如下:ML=(外資+自籌資金+其他投資)/全社會固定資產總投資｡
(3)對外開放程度(OL)｡反映經濟外向型的程度,本文采用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表示,公式如下:OL=(GDP-進出口總額)/GDP｡
(4)政府對經濟干預程度(GL)｡我們以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表示地方政府對經濟干預程度的變化程度｡
參照ERBD對改革進展指數(IRP)編制所設定的權重系數和國內､外學者對上述指標重要性的排序情況,我們設定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NL)､市場化程度(ML)､對外開放程度(OL)和政府干預程度(GL)對轉型進展的刻畫重要性分別為:0.4,0.4,0.2和0.2｡那么轉型進程綜合指數(TL)可以表示為(見圖2):
三､經濟轉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檢驗
我們可以用圖3來表示經濟增長指數與經濟轉型進展指數之間的關系,我們發現僅從圖中很難確定二者之間內在的關系,下面我們通過對二者之間進行協整和因果關系檢驗,來進一步確定二者之間的內在關系(經濟增長指數是指把GDP以1978年設定為100計算的各年可比價格比增長指數)｡
本文的實證檢驗分4個步驟完成:第一,利用單位根檢驗確定時間序列lnGDP(GDP指數數據的自然對數形式),和lnTL(經濟轉型進程指數數據的自然對數形式)的平穩性;第二,確定lnGDP和lnTL之間是否具有協整關系;第三,采用格蘭杰因果性檢驗考察lnGDP和lnTL之間的因果關系;第四通過VAR模型進一步驗證二者的內在關系｡本文所有檢驗結果均使用Eviews4.0計量經濟分析軟件進行了多次回歸分析而得｡
1.變量平穩性檢驗
數據選取本文采用前文計算的經濟轉型進程綜合指數和歷年經濟增長指數的變化數據作為樣本數據｡lnGDP和lnTL按照有關數據計算而得,其中,以上2個變量均取自然對數,是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樣本空間確定為1978―2004年,主要原因是想對中國整個經濟轉型期做一個全面和完整的考察｡
本文將利用單位根檢驗來確定lnIF和lnFDI兩個變量的平穩性,具體采用的是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方法,其模型為
按照AIC最小值法則選擇最佳滯后期項數(2期),見如表2｡從VAR模型擬合結果也可以看出(見表3),經濟轉型確實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經濟轉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一種較弱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的時間較長,且不會在短時間內衰減;而經濟增長卻是經濟轉型的內在決定因素,并且這種決定因素會在較短時間內衰減｡
LnGDP(經濟增長)與LnTL(經濟轉型)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與單向因果關系,這從表1和表2的檢驗結果就可以看出,LnGDP和LnTL之間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兩者之間存在一個長期均衡增長關系｡由于LnGDP和LnTL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故GDP與TL之間也存在協整關系｡由表2和表3知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即經濟增長是帶動經濟轉型的格蘭杰原因,而經濟轉型并不是引致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但二者的協整關系和VAR模型也充分說明,雖然經濟轉型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但經濟轉型對經濟增長確實能有一定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是長期的(如滯后1期與滯后2期影響系數比較接近)｡
四､結論與啟示
很多人認為,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會起到決定作用,如中國的經濟體制轉型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現象｡但我們通過二者的內在關系分析卻發現,結果恰好相反,正是經濟增長直接推動了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深化,而不是制度變遷決定經濟增長｡這也說明諾斯的推論是有疑問的｡當然,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之間存在的協整關系也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存在長期相關關系,但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卻不是決定性的｡
我們再透過20世紀末期以來的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轉型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知道,在經濟轉型問題上提倡“華盛頓共識”的學者認為,所有的經濟問題實際上都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而市場無疑是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通過一系列快速走向市場化的策略,轉型國家可以在較短時間內成功走向市場體制｡但事實證明“華盛頓共識”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把目光局限在“為轉型而轉型”的狹隘目標以及忽略增長取向的實現途徑上｡本文的研究也說明,經濟增長對經濟轉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只有把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同步考慮,只有在增長中來推動轉型才是有效和重要的｡而這正是“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內在涵義｡
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告訴我們,為了經濟增長而重視制度創新是必要的,但過分倚重制度創新來達到經濟增長的決策是沒有根據的｡制度變遷并不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說明在推動經濟增長中僅靠制度變革是行不通的,必須通過制度變革達到提高有效勞動､資本存量和技術進步改善才能達到｡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關系和VAR模型關系也說明,在經濟增長中制度變遷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但這種作用還是不能忽視的,并且制度因素還會通過對其他增長因素的影響來長期影響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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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 經濟增長 可持續發展 理論
隨著人類經濟增長與環境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逐漸突出，人們逐漸認識到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并不能滿足人類發展的實際需要，而且經濟增長也會面臨較大的風險，所以人們嘗試在實踐中將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相融合，通過兩者的協調實現人類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對人類發展至關重要。
一、經濟增長理論分析
經濟增長即在較長的時間跨度上，一個國家人均產出水平的持續增加，其速度通常由經濟增長率度量，經濟增長率=（本年度經濟總量的增量）/（上一年所實現的經濟總量），現階段人們習慣將經濟增長率的大小作為反映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的經濟總量增長速度的指標，將投資量、勞動量、生產率水平視為決定經濟增長的直接要素，可見經濟增長的源泉主要是國家比較優勢和公共品提供兩方面。當結合現價進行計算經濟增長時，其可對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規模進行反映，當用不變價對其進行計算時，可以獲取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國家可以通過調整利率政策、稅收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等促進經濟增長，但在選擇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有利于持續協調的經濟增長；有利于投入產出效益的提升；有利于滿足社會需要三方面的原則。
二、經濟增長要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相融合
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由來已久，可持續發展是以改善和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生活質量為目的，并且與社會進步相適應。可持續發展理論并不否定經濟增長，而是強調經濟增長的必要性，要求通過經濟增長使當代人福利水平提升，國家實力和社會財富增強；但其并不完全以經濟增長的數量作為追求的唯一標準，而是更強調經濟增長的質量，在以人為本、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從大局出發、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實現經濟增長，所以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相融合更有利于人類的持續穩定發展。
（一）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理論融合
當不考慮科技、人力資源等條件的情況下，要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會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約：首先再生資源的再生速度（G）要高于經濟增長中對再生資源的利用速度（R）；其次可再生資源對不可再生資源的替代速度要高于不可再生資源在經濟增長中的利用速度（E）；再次環境自凈能力（A）要高于經濟增長中廢物的產出水平（W），所以經濟增長中環境的退化速度如果用S代表則S=（W-A）+（R-G）+E。
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利用的資源和產出的廢物量相同，則可以發現環境質量測量度與經濟增長中環境的退化速度之間就會表現出某種反向聯系，其與環境恢復和經濟增長過程中各種資源的利用情況的差值之間存在某種正向關系，通過計算可以發現，再次環境自凈能力=經濟增長中廢物的產出水平，并且資源的生態能力=經濟增長中可再生資源的利用水平+經濟增長中不可再生資源的利用量的情況下，經濟增長過程中環境的退化率為0，所以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如果相應的指標不超出計算獲取的標準，具有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可能。當將知識、人力資本、自然資源存量等因素考慮到可持續發展理論基礎上的經濟增長中時，可以發現，當產出廢物量和產出的比率之間受科技的影響會表現出一定的函數關系，此時環境污染對消費者效應產生的負效應將表現出下滑的趨勢，假設時代擁有的技術能夠保證污染產出比率貼近于0，那么可以認為經濟增長過程中并不會對環境構成嚴重的污染，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基本要求相符，而且隨著人力資本和知識的積累，生產效益或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使產出的廢物率不斷降低，推動經濟增長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可見理論上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相融合具有可行性。
（二）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實踐融合
第一，轉變傳統經濟增長觀念，提升經濟增長的低碳意識。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不可逆轉的低碳經濟時代，我國為順應時代形勢，對創造國內生產總值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設定了約束性指標，并將其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規劃，預示著我國也進入低碳經濟發展階段，低碳減排、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生態保護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經濟主體的共同責任，通過將農林牧副漁等產業與減排理念相結合推動經濟增長是我國基礎產業發展的必然選擇。另外，我國現階段仍處于工業化發展中期，能源消費密度和能源消費量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表現出逐步提升的趨勢，受到能源結構剛性、能源效率相關技術資金等方面的制約，低碳經濟增長在工業全面落實存在較大的實際困難，但仍應在其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堅定不移的探索可持續發展的途徑，建立低碳意識，通過逐步優化結構轉變工業經濟增長方式，推動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融合。
第二，注重產業結構調整。據資料顯示2011至2015年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分別為9.2%、7.8%、7%、7.6%和7.1%，通過相關數據可以發現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在經濟逐漸回暖過程中，國家逐漸認識到對產能過剩進行控制的重要性，并開始對鋼鐵、平板玻璃、水泥等產業進行結構調整，以此保證產業結構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對環境的破壞。但產能過剩的控制不僅在時間空間方面存在較大的難度，而且其自身也存在總量過剩和絕對過剩的區別，現階段我國并未形成統一、有效衡量產能過剩的標準，單純依賴間接度量統計進行產能過剩判斷并不科學，所以我國政府應嘗試將市場競爭機制引入到產能控制中，通過資源優化配置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在預調微調、正確引導社會預期的前提下，推動經濟增長，以此促使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相融合。
第三，健全體制環境和政策環境。要實現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相融合，需要構建保護環境和經濟增長并重的發展思路，通過技術創新、引進市場機制、完善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監督約束機制和能源保護政策，使現代企業在技術、產業等方面的公平競爭中實現優勝劣汰，以此保證宏觀經濟增長的穩定和有效，可見政府宏觀調節在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相融合中的重要性。國家應結合其在法律、經濟、行政等方面的職能，鼓勵引導產業結構向可持續發展方向調整優化，使我國的多元經濟發展模式更加貼近市場的需求結構和實際容量，使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環境問題、產品升級需求等得到逐漸滿足。這要求我國在保證自身能源供給的前提下，加大對新能源、可再生資源的研發推廣力度，在推動綠色產業發展的同時，實現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共同實現，在國家制定的統一技術攻關計劃的指導下，加大自主創新技術的研發力度，使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粗放方式得到不斷的優化，政府職能的轉變是保證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相融合的重要因素。
三、結語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在人們對環境的認識越來越深刻的同時，開始在實踐和理論中進行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融合，現階段已經在實踐中探索出通過改變經濟增長模式，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這是人類思想和經濟進步的重要體現，但仍需要持續深化。
（作者單位為山東泰安一中高三十三班）
參考文獻
第5篇：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 古典經濟 經濟增長 宏觀經濟
一、引言
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可以說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思想淵源。它的某些結論，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觀點，如同最初出現的那樣，至今仍是爭論的話題。
古典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源于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當時英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處于一個大變革時期，工業革命已經拉開序幕。經濟學家必須對工業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基本促進因素及其發展結果予以科學的解釋。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分析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在古典經濟學家中，對經濟增長間題論述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馬爾薩斯、李嘉圖等人。但在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圖所提出的增長理論。
二、古典經濟學理論解讀
亞當?斯密在其經典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最早論述了經濟增長問題。其增長理論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引入了勞動分工;二是區分了“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兩類勞動。他認為生產性勞動占全部勞動的比例，以及勞動分工引起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決定國民財富增加的主要因素。
“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斯密同時強調，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因此勞動生產率與需求之間建立了互相促進的關系。對一個人勞動生產物需求的增長會提高他的勞動生產率、實際工資及他對其他人的勞動生產物的需求，這就構成了經濟增長的推動力。
“生產性”勞動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價值，即可生產價值，而“非生產性”勞動則不能夠。經濟增長能否維持下去，取決于全部勞動者中有多少勞動者愿意從事生產性的勞動。這解釋了為什么有的經濟的增長能夠持續下去的原因。
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中提出了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報酬遞減規律。他對增長理論的貢獻主要有兩點：一是指出經濟增長最終將趨于停止，即達到所謂的”停滯狀態”；二是將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聯系在一起，說明了國民收入分配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資，得到的回報會不斷減少。因此得出一個悲觀的結論:經濟增長最終會停止。決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樣也會導致經濟增長最終走向停止。這是因為勞動力生產出的剩余中，資本家的份額在不斷下降，這一方面減少了儲蓄;另一方面，利潤率的下降減少了對投資的刺激作用。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投資和積累過程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封建社會發展緩慢的關鍵原因在社會產品中絕大多數被用于非生產性消費，而不是生產性投資。古典經濟學家所分析的經濟增長過程遵循收益遞減的規律，經濟增長過程從長期來看將趨于停止，最終結果是一種停滯狀態。但從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經濟發展并沒有出現停滯的跡象，這表明古典增長理論關于經濟增長的描述并不科學。后來的經濟學家指出古典增長理論的一個最明顯的不足之處是他們關于規模收益遞減的假定。他們沒有觀察到技術進步，只把增長過程看作是人口增長和資源消耗與資本積累和市場擴大之間的競賽。
三、新古典增長理論
經濟增長成為現代經濟學中的核心問題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增長理論，索洛(RobertSolow)的《對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貢獻》和TrevorSwan的《經濟增長和資本積累》奠定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長理論源于對哈羅德一多馬增長理論中缺陷的修正羅德一多馬模型的缺點之一是假定生產技術是不變的，對于一個給定的儲蓄能夠實現均衡的有保證的增長率只有一個惟一的數值。但是實現充分就業的穩長的條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難實現。所以，即使經濟能夠沿著一條均衡增軌道向前發展，那么這條軌道將猶如“刀鋒’，一樣狹窄，一旦偏離這條軌道，增長的路徑將表現為累積性的經濟擴張或經濟收縮。
為了克服哈羅德一多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薩繆爾森等經家提出了一類新的增長模型。這類模型的一個共同特點是:認為哈羅德一多型的“刀鋒”式的增長路徑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業的穩定增長可以通過市場調整生產中的勞動與資本的配合比例來實現。同時，索洛等人還指出:從長遠度來看，不是資本積累和勞動力的增加，而是技術進步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索洛的增長理論包含了許多重要的經濟內涵，但其理論框架卻比較簡單而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論模型的核心是關于總量生產函數性質的假設，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生產函數具有下面的性質：
1.規模收益不變；
2.生產要素的邊際收益遞減；
3.生產要素之間是可替代的。
對于當代各國而言,經濟增長是一個備受政府、公眾和經濟學家關注的問題。各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無一例外地將保證經濟增長作為一項宏觀經濟指標;公眾普遍認為，經濟增長是經濟繁榮和國民福利提高的前提，是解決其他經濟疾病的萬能良方。正是因為經濟增長問題如此重要，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將注意力投入到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中。對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對于促進我國經濟高速、穩定、持續的增長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瓊斯(Jones，HywelG.) (英) 郭家麟等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導引[M].北京:印書館，1999
第6篇：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范文
我國城鎮化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始于1990中后期，投資和產業在城鎮的集中、基礎設施的建設等，直接帶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城鎮化拉動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已毋庸置疑。同時，城市的規模效益一直是研究者討論的重要內容，頗有分歧，認為大城市的規模效益優于小城鎮，大力發展大城市是中國經濟的重要增長點;但也認為小城市和鎮在地方經濟中有重要作用，是提供地方市場、繁榮農村經濟、活躍城鄉經濟活動的集散地和紐帶，是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重要環節，并可能成為新興城市群的有機組成部分。作為全國城市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縣域城鎮化占有重要地位，從全國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看，2000年全國縣域城鎮人口為20 920 62萬人，占全國城鎮人口的45. 60% , 2010年全國縣域城鎮人口為30 288 12萬人，占全國城鎮人口的45. 21%,在農村人口大規模流向大城市情況下，10年問縣域城鎮人口相對數量僅僅下降了0 39%，絕對數量卻增加了9 367. 5萬人，由此可見，縣域城鎮化有著白己的魅力和獨特性，是全國城鎮化的重要基礎，也是全國城鎮化進一步升級的推動力量。加快縣域城鎮化進程是穩定農業基礎和增加農民收入的迫切需求，是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必然。
鑒于縣域經濟和縣域城鎮化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有關縣域城鎮化的研究成果日漸豐富。已有研究基本上圍繞2條主要線路:一是縣域城鎮化的區域差異、綜合測評及其動力機制，并對縣域城鎮化類型進行了劃分，突出了區域性，這無疑對指導縣域城鎮化發展有著積極作用，但在縣域城鎮化的度量上明顯不足;二是縣域城鎮化與縣域經濟增長關系的探討，認為縣域城鎮化與縣域經濟的發展是互動過程，縣域經濟增長可以促進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又可以帶動縣域經濟增長，這與一般意義上研究城鎮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所得結論沒有區別，缺乏“量”的討論，結論不夠獨特。本文也將主要圍繞上述方向展開，所不同的是，本文依據翔實的普查數據站在縣域白身的角度，從“量”的角度評述縣域城鎮化水平并探討其與經濟發展互動作用力的大小，以期得出符合縣域實際并具有典型意義的結論。
觀察圖1一圖4，僅從散點數據看，河北省縣域城鎮化與產業結構及經濟增長的關系并不呈線性關系，這與眾多的研究成果不吻合。為了從整體上衡量河北省縣域城鎮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選擇2000-2010年的時問序列數據來考察城鎮化與縣域產業結構及經濟增長的內在聯系。
1 產業結構、經濟增長對城鎮化的影響
以縣域城鎮化率(%, Y)為因變量，以非農產業的比例(%,Xy、人均G DP(元，Xz)為白變量測算經濟發展對城鎮化的貢獻。首先進行相關系數的測算，縣域城鎮化率(Y)與非農產業比例(X })、人均GDP( Xz)Pear son相關系數在a of的水平上分別為0. 933,0. 961，呈顯著相關，說明選擇影響因了有效。對數據進行標準化，通過SPSS做多元回歸，其中R為0. 972, RZ為0 945，調整Rz為0 929, D- W檢驗為1. 366，回歸效果良好，方程如下:
Y=一9. 201+ 0. 349X ,+0. 645X}
回歸方程顯示，產業結構的變化和經濟增長對河北省縣域城鎮化均有積極影響，但人均GDP較非農產業結構變化對城鎮化的影響大。人均G DP每增長1%可以引起縣域城鎮化率提高0 645%，非農產業比例每提高1%可引起縣域城鎮化率提高0 349%。可見，隨著非農產業的發展和人均GDP的提高，縣域城鎮化水平越來越高。它們之問的基本邏輯應該是互動的，即非農產業的發展導致人均G DP的提高，而人均G DP的提高又產生了對非農產業需求的增加，從而一起導致城鎮化水平越來越高。
2 城鎮化對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的作用
在測算河北省縣域城鎮化對產業結構及經濟增長的作用時，單獨分析城鎮化和非農產業及城鎮化和人均GDP的關系時，發現并不呈線性規律，因此，需要做曲線估計，以判定系數(Rz)為主要依據選擇其中的最優模型進行預測分析。分別把非農產業比例、縣域人均GDP作為因變量，縣域城鎮化率作為白變量來估算城鎮化對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增長的影響。通過SPSS1& 0進行曲線估計，發現判定系數( RZ)最大的曲線均是二次曲線，判定系數分別達0 924,0 952，進而，對模型進行估計，結果如下:
(1)城鎮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把非農產業比例作為因變量(Y)、縣域城鎮化率(X)為白變量來估算城鎮化對優化產業結構的影響大小。二次曲線的回歸方程為: Y= 35 578+ 4. 25X一3. 326X=
統計檢驗各項系數為:丫為0. 924，調整丫為0 902, t統計值為2. 689, D- W檢驗為1. 066，非農產業比例與縣域城鎮化率的二次曲線方程模擬較好。觀察回歸方程，其曲線形態為開口向下的拋物線，意味著縣域城鎮化對產業結構的積極作用體現在一定的區問上，這恰恰證明了回歸方程的正確性。道理在于無論分析多大的區域，鑒于農業的基礎地位，其非農產業結構總是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超過極限范圍是不合常理的;特別對于河北縣域而言，農業仍占有重要地位，縣域城鎮化對非農產業比例的影響必然控制在合理幅度內，但對非農產業質量的影響是沒有限制的。
( 2)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同理，把人均GDP作為因變量(Y)、縣域城鎮化率(X)為白變量來估算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程度。二次曲線的回歸方程為:
Y= 2. 402一1.475X+ 2. 442X=
其中，Rz為0 952，調整Rz為0 939, t統計值為0 97 6, D- W檢驗為1. 35 5，方程回歸良好，縣域城鎮化能促進縣域經濟增長的假設成立。方程的曲線形式是開口向上的拋物線，雖然在曲線的不同點上表現為人均GDP對城鎮化率的敏感性有差異(即彈性不同)，但總體上城鎮化對提高人均GDP的貢獻在曲線上卻沒有表現出有范圍的限制。可見，縣域城鎮化是經濟增長的結果，但更重要的卻是城鎮化導致了縣域經濟的增長。
通過對上述2個回歸方程分析，發現河北省縣域城鎮化對縣域產業結構、經濟增長均有積極影響，通過城鎮化可以優化縣域產業結構、推動經濟增長。但是，縣域城鎮化與產業結構、經濟增長的關系不是呈明顯的線性邏輯，關系較為復雜。這與實際情況也吻合，因為城鎮化本身不會推動經濟發展，而是通過市政建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投資及運營支出以及消費市場的擴大等環節問接地對縣域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本文分析了河北省縣域城鎮化的水平及與縣域經濟發展的關系，得出如下結論:
(1)在對縣域城鎮化的測度上，發現站在全國和區域比較的視野來評價縣域城鎮化水平比較合理，縣域城鎮化發展有白己的內在邏輯。2000- 2010年河北省縣域城鎮化特點表現為起點水平低、發展速度快，2000年河北省縣域城鎮化遠落后于全國及東部地區水平，但10年內河北省縣域城鎮化速度較J陜，處于全國前列，由于起始水平太低，2010年縣域城鎮化率仍然低于全國平均值，整體看，河北省縣域城鎮化是滯后的。
(2)在對縣域城鎮化與縣域經濟發展的分析中，既用人均G DP代表經濟增長，也引入了非農產業比例代表產業結構優化。通過做散點圖，發現在2000年河北省縣域城鎮化率與產業結構及經濟增長的關系都不是特別密切;到了2010年，縣域城鎮化與產業結構、經濟增長雖沒有表現為明顯的線性關系，但密切度明顯增強。這意味著產業結構、經濟增長在縣域城鎮化過程中的作用越來越強，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增長對提高縣域城鎮化水平有重要意義。
第7篇：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范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基本上平均每十年翻一番,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但是輝煌的經濟奇跡背后卻是能源的大量消耗,相關研究表明中國單位GDP能耗(噸標準煤/萬元)高于世界主要能源消費國家的平均水平,成為目前世界第二大CO2排放國,中國主要以能源拉動的經濟增長呈現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等特征[1]。當前中國提倡科學發展觀是被實踐證明的確實可行的可持續發展理念,縱觀當今時代經濟增長的主題是提倡生態經濟,生態經濟從某種意義上等同于低碳經濟,是基于一國或地區的技術創新達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從而優化能源利用的結構,最終達到減少溫室氣體(CO2等)排放的經濟增長模式。生態經濟(低碳經濟)的主要特點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這是科學的經濟增長觀,使人們認識到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重要性。目前人類生存的空間狀態主要表現之一是全球氣候變暖的事實,這種變暖趨勢的危害后果相當嚴重,直接關系到人類未來生存的環境空間,這在相當多的經濟實驗和經驗研究中已經得到檢驗。經濟哲學強調邏輯的一致性與理論應用的合理性,科學發展觀實質就是這樣一種科學的經濟增長哲學,表明生態經濟符合人類生態系統循環規律。科學發展觀是生態倫理學的基本要求,也是生態哲學方法論在實踐中的應用[2]。經濟研究和經濟增長的終極目標是讓人類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實質是經濟長期的穩定和理性的增長,這種理性通過精神產品和物質產品的增長得到體現。
從經濟增長的未來道路來說必然要從以人類自我欲望為中心的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向以整體生態系統為中心的新經濟增長理論轉變。只有這樣的增長才是科學的增長理念,因為科學的增長從經濟哲學意義上說也是建立在生態科學技術創新、生態倫理學進步與經濟低碳增長模式的和諧與統一之上。
2能源利用循環系統與經濟可持續增長戰略能源作為經濟增長最重要的物質基礎,被喻為經濟增長的“血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從人類目前利用的能源分類來看,當前世界對能源的依賴主要還是石油和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如果沒有新技術開發新能源和提高能源的利用技術,那么這對世界經濟可持續增長將是極大的挑戰。目前中國能源利用效率低下與經濟增長快速所表現的矛盾已經相當嚴峻。結構問題,還是結構所造成的后果更重要?為了分析這種后果,有學者以羅默的“增長阻力”作為分析框架利用中國的經驗數據分析能源對中國東部、中部、西部三個經濟區域的經濟增長阻力效應,結果發現能源稟賦對三個不同經濟區域的經濟增長阻力各不相同[4],這種不同造成的后果主要有兩個:一是區域經濟增長的不平衡,而且這種差距將越來越大;二是由于這種阻力的存在影響能源的利用效率,不利于能源技術的創新與擴散,造成的后果將是能源資源的大量消耗和對生態系統的破壞。資源稟賦不同必然對宏觀經濟增長產生一種非行為性阻力,在考慮生態平衡與供需平衡的問題,從戰略的高度引導能源技術創新與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協同機制相當重要,這種協同機制可用相關的變量來衡量并得出相應的協同系數,作為能源戰略實施的績效評價,具體原理可參考圖1的區域能源戰略的協同機制作用路徑[5]。3能源技術創新與經濟理性增長的框架變量理論和實證的研究都是為了更好地應用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中。本研究從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理性增長視角提出能源消費、能源效率與經濟增長的系統框架,創新能源經濟增長的理念。構建的研究框架就是可持續發展概念模型,應用到能源技術創新中去就是能源經濟理性增長的方向。
本文的研究意義在于理清能源經濟增長系統框架內核心變量的作用機理,從而找尋相對應的制度設計與治理措施以利于能源經濟增長的理性化。所以說構建的框架對促進能源產業的更好升級、能源技術的創新、實現能源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動中國能源產業升級以至宏觀經濟的理性運行具有很好的現實意義。84研究表明當前中國能源結構矛盾根本在于資源稟賦、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之間的矛盾,具體表現在資源稟賦約束下能耗在能源生產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和經濟增長對油、氣的需求不斷上升。這種矛盾所造成的結果已在近年來煤炭過剩開采所激化安全事故、油價的不斷上升和全球氣候加劇變暖的趨勢中得到顯示。盡管這種趨勢造成的結果有待進一步的深化檢驗,但是科學界普遍認為這是一種非理性的增長方式。中國能源發展戰略唯一出路是調整供給結構,通過減小煤炭比重,加大油、氣比重,積極利用國際市場資源以達到實現能源供求平衡、最大限度地獲取國際比較利益、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目標。但是能源替代效應實質并沒有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還可能造成更大的生態系統破壞,因此這種能源的替代所形成的能源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可能是有利的,但并不符合科學的經濟增長理念。這是否是最優的實現的經濟增長路徑也值得討論。
中國能源生產利用結構長期以煤炭為主,能源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指向受政府調控明顯,煤炭產業為主的生產結構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3],如果能源結構得不到根本改變,那么路徑依賴一旦鎖定,產生的馬太效應將是加倍的后果。于是,我們要問,能源經濟可持續增長問題是否僅僅是能源產業能源經濟增長的理性化。所以說構建的框架對促進能源產業的更好升級、能源技術的創新、實現能源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動中國能源產業升級以至宏觀經濟的理性運行具有很好的現實意義。圖2研究框架與變量之間相互作用機理具體的概念框架與變量如圖2所示,框架內的核心變量地區生產總值、單位GDP能耗和單位GDP電耗構成一個循環的系統,電力消費量作為基礎變量影響地區生產總值和單位GDP電耗。為了使能源可持續增長系統能夠良好運行,這些核心的內生變量必須存在協整的關系,如果這個循環的系統之間重要變量偏離了協整,必須加以修正,使之良好運行。同時,也要研究變量間的具體機制,找到它們之間的微觀作用機理以利于系統的優化。84研究表明當前中國能源結構矛盾根本在于資源稟賦、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之間的矛盾,具體表現在資源稟賦約束下能耗在能源生產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和經濟增長對油、氣的需求不斷上升。這種矛盾所造成的結果已在近年來煤炭過剩開采所激化安全事故、油價的不斷上升和全球氣候加劇變暖的趨勢中得到顯示。盡管這種趨勢造成的結果有待進一步的深化檢驗,但是科學界普遍認為這是一種非理性的增長方式。中國能源發展戰略唯一出路是調整供給結構,通過減小煤炭比重,加大油、氣比重,積極利用國際市場資源以達到實現能源供求平衡、最大限度地獲取國際比較利益、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目標。但是能源替代效應實質并沒有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還可能造成更大的生態系統破壞,因此這種能源的替代所形成的能源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可能是有利的,但并不符合科學的經濟增長理念。
這是否是最優的實現的經濟增長路徑也值得討論。中國能源生產利用結構長期以煤炭為主,能源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指向受政府調控明顯,煤炭產業為主的生產結構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3],如果能源結構得不到根本改變,那么路徑依賴一旦鎖定,產生的馬太效應將是加倍的后果。于是,我們要問,能源經濟可持續增長問題是否僅僅是能源產業能源經濟增長的理性化。所以說構建的框架對促進能源產業的更好升級、能源技術的創新、實現能源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動中國能源產業升級以至宏觀經濟的理性運行具有很好的現實意義。圖2研究框架與變量之間相互作用機理具體的概念框架與變量如圖2所示,框架內的核心變量地區生產總值、單位GDP能耗和單位GDP電耗構成一個循環的系統,電力消費量作為基礎變量影響地區生產總值和單位GDP電耗。為了使能源可持續增長系統能夠良好運行,這些核心的內生變量必須存在協整的關系,如果這個循環的系統之間重要變量偏離了協整,必須加以修正,使之良好運行。同時,也要研究變量間的具體機制,找到它們之間的微觀作用機理以利于系統的優化。研究框架的主要目的有以下方面:一是找到能源消費、能源效率與經濟增長的微觀機理;二是檢驗它們在一定時期內相互之間是否存穩定的均衡或協整關系;三是能源經濟增長的過程是不是符合能源產業可持續發展的一般規律,變量之間是否形成優化的能源經濟系統;四是通過理清這些變量之間的作用機理,從而實施符合能源產業可持續增長的制度設計與治理政策。
第8篇：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范文
學者們主要從國家、產業及企業三個層次來研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但未得出一致結論。主要有三種觀點:
(一)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
關于金融發展對一國經濟發展有正效應的實證文章很多。理論上講,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很直觀:在非完美的經濟中,金融發展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服務,如:動員儲蓄,分散風險,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監督經理人等。通過發揮這些功能,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
(二)金融發展阻礙經濟增長
Beck,Levine (2004)指出:銀行通過配置資源來提高儲蓄回報率,但銀行的發展可能會降低儲蓄率。如果在儲蓄和投資之間有足夠大的外部性,那么銀行的發展可能會減緩經濟長期增長。Levine (2002)指出銀行發展阻礙經濟增長的三個原因。首先,銀行可能會與影響力較大的公司有關,這種影響可能為負。其次,銀行偏好謹慎的特性可能會阻礙企業創新。第三,銀行的能力與企業的管治高度相關。不僅銀行機構發展對經濟增長有負效應,股票市場發展也阻礙經濟增長。
(三)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不起任何作用
Khan and Senhadji (2003)研究表明某些銀行的發展指標對經濟增長起著微不足道的作用。他們對這一結論提出三種可能解釋。第一,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非線性;第二,銀行發展的變化緩慢,但經濟增長的波動卻很大;第三,銀行發展的三個衡量指標可能不能準確反應金融市場結構的變化。
已有文獻表明:金融結構、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水平及所處階段、制度等都會影響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加之選取的樣本數據及研究方法的差異,因此有關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有不同的觀點(參見Bell,Rousseau,2001)
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傳導機制
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傳導機制,近年來得到學者高度關注,而在傳導機制上仍存在分歧。一些觀點認為是通過提高投資的效率,另一種觀點認為是通過增加儲蓄與投資,還有人認為是兩種方式都起作用。產生分歧的原因除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條件不同之外,主要還有兩方面原因,第一,選擇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效應不同。第二,經濟增長理論的演變引起傳導途徑側重點轉移。
(一)選擇不同的效應
現有文獻關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主要有三方面的效應:股票市場,銀行系統和資本流動。在不同國家,金融條件及發展水平不同,因此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效應會有所側重。Donny Tang(2007)研究了APEC國家1981―2000年的數據,指出:在這三個因素中,股票市場在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過程中起到很顯著的效應,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另一種觀點認為,金融中介機構的出現,減少了信息和交易成本(Levine,1997)和通過分配資源到社會回報率最大的地方(Greenwood,Smith,1997)來提高經濟增長。同時,Edison et al.(2002)第一次提出資本流動是經濟增長的潛在影響因素。
(二)經濟增長理論的演變
按照內生增長理論,現有的研究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主要有以下兩種:一是增加儲蓄率及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二是資本積累及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1、途徑一:儲蓄率的增長及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
一般來說,金融發展導致儲蓄率的增加,從而增加可用于資助投資的資源;并且金融發展能夠有效地分配儲蓄從而提高投資的生產率。
Pagano(1993)給出一個簡單的AK模型,研究表明金融體系主要通過提高儲蓄率,促進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和提高資本邊際生產率的途徑影響經濟增長,儲蓄和資本邊際生產率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國界之間及公司水平上的證據表明金融發展通過資本積累率和資金到生產率高的企業的配置兩種途徑,進而導致整個社會的企業生產力提高來促進經濟增長(Diego Valderrama,2003)。
2、途徑二:資本積累及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多數學者認為資本積累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重要途徑,其中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源包括技術進步、組織創新、專業化和生產創新等。
Joseph Schumpeter (1934)第一個指出銀行作為金融中介發揮著促進技術創新的作用。通過聚集資金,判斷投資項目的優劣,監督經理人和促成交易,銀行能夠以低成本收集到企業的詳細信息,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Goldsmith (1969), McKinnon (1973)強調了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金融中介的發展減少了市場摩擦力,減少引進外資的成本,從而增加國內儲蓄率,提高外資流入,增加資本積累,從而導致整體經濟增長。
人力資本也是一條重要的傳導機制。金融發展與教育知識的積累或通過創業實現進步有關。金融效率能夠減少或抑制創業的人力資本積累,從而提高技術進步率,最終促進經濟長期增長。
三、結論
本文從兩個方面綜述了國外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成果,縱觀現有文獻,筆者認為還存在以下不足:
(一)研究方法的不完善
目前研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模型都是線性的,但是各變量之間的關系可能是非線性, 而非線性系統會出現“混沌”現象。而且現有文獻中無論是樣本選取、分析指標設定、工具變量設置及分析計算方法等方法,還是在實證結果的理論解釋等方面都存在眾多有爭議的問題。
(二)目前關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傳導機制的研究仍顯不足,且未得出一致結論
第9篇：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范文
關于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亞當•斯密提出了“剩余的出路”理論,認為將國內閑置的資源用來生產產品并將之出口,會促進一國經濟增長;羅伯特遜提出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的命題。而關于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最直觀、最經典的莫過于凱恩斯的國民經濟恒等式(用支出法表示):Y(GDP)=C+G+I+(EX-IM)。凱恩斯認為出口是可以使一國GDP增加的因素,而進口是使一國GDP減少的因素,即凱恩斯從靜態的角度分析了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二)進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大衛•李嘉圖指出:通過進口從國外獲得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及原材料,就能穩定物價,阻止工資上漲,保證資本積累,促進經濟增長;約翰•穆勒認為,通過進口本國缺乏的原材料和機器設備等物質資料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加速儲蓄的增加,從而獲得資本積累的增加;羅伯特遜認為進口是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等。
國內學者從實證角度(梁琛等,2004;蘇均和,2004;劉曉鵬等,2001)分析了進出口貿易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關系,結論如下:梁琛等認為我國的進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三者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動態均衡關系,進口增長與GDP增長之間存在著互為促進、互為因果的關系,而出口僅能在短期內單向促進經濟增長;蘇均和認為應該對進口和出口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進行再認識,他在文章中實證指出,進口不但能促進經濟增長而且其貢獻度比出口要大;劉曉鵬揭示了我國進口對國民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并論證了為什么出口與我國經濟增長存在弱相關性,也即進口在一國經濟增長的作用方面,其重要性大大超過了出口。
中國與東盟進出口貿易基本情況
東盟(文萊、緬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亞、老撾、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與我國毗鄰,目前擁有450萬平方公里國土、約5億人口,GDP接近1萬億美元,是我國比較穩定的貿易伙伴。1978-2007年中國與東盟的進出口貿易情況(見表1)。
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逐年擴大,且增速較快。據中國海關統計,1990年至2003年間,中國與東盟貿易總額年均增長20.86%,比同期中國整體對外貿易的年均增長率快4.25%。2007年中國對東盟進出口總額突破2000億美元,達到2025.08億美元,是1978年的近2000倍。
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都是中方順差(1987年例外)。自1993年起,中方出現逆差并且逆差逐年擴大。2000年,中國對東盟的貿易逆差達48.4億美元,東盟成為中國對外貿易逆差的主要地區之一。2004年,中國對東盟貿易逆差增至200億美元,比上年增加了23%,是我國第四大貿易逆差地區。2005-2007年,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逆差也平均保持在180億美元以上。
從東盟進口與我國經濟增長相關性分析
本文根據1985-2004年中國對東盟進口和GDP的情況繪制散點圖(見圖1、圖2)。
從圖1、圖2可以看出,進口和經濟增長的趨勢基本相同,進口和GDP之間可能存在長期關系。
先對GDP和進口數據進行整理并取對數。由于GDP中包含有凈出口額EX-IM,所以將其剔除,得到新的GDP,由于外貿對GDP的影響具有時滯效應,本滯后一期的分析。對1985-2007年的有關數據處理后用Eviews對從東盟進口對數增長率與GDP對數增長率進行最小二乘法回歸分析,結果(見圖3)。
由圖3可知,當年進口每增加1%,促進經濟下一年增長0.5133%;本例中S.E=0.094099,比較小,說明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比較強的函數關系,代表性比較好;R-square=0.988244,說明樣本回歸直線的解釋能力為98.82%,表示我國GDP的總變差中,由解釋變量從東盟進口值解釋的部分占98.82%,或者是,我國GDP變動的98.82%均可以從樣本回歸直線中得到解釋,模擬的擬合優度比較高。同時,T=93.03090,說明從東盟進口對我國GDP有著顯著性影響。
從東盟進口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機理分析
我國經濟發展對東盟市場存在原材料依賴,對東盟進口原材料需求增加,導致逆差進一步擴大,生產性資料的進口無疑會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隨著我國近年經濟的快速發展,從東盟進口的原材料也在增加,并且出現較大的逆差現象。如2004年1-5月份我國從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進口的木材及其制品分別為2億美元、2.6億美元,僅這一項兩個合計逆差就達到4.48億美元。
大量進口零關稅的商品,有利于穩定物價,優化我國商品結構,促進經濟增長。2002年我國與東盟簽訂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擬在10年之內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并且規定在建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過程中,從2004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早期收獲計劃。早期收獲計劃的實施是使中國與東盟各國之間的近600種農產品實施零關稅,而在這些商品中我國的競爭力弱于東盟,因此早期收獲計劃實施之后,我國會進一步擴大對這些商品的進口,而他們的進口有利于穩定物價,改善農產品商品結構,最終促進經濟增長。
從生產率角度看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要素供給的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要素供給投入的增加包括資本和勞動供給的增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則包括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質量的提高及制度創新、技術進步等。西蒙•庫茲尼次認為“與現代經濟增長相聯系的按人口平均產值的高增長率,應主要歸功于生產率的高增長率,即單位投入的高增長率”;“勞動力和資本質量的改進不是由資源的任何額外投入所引起的改進,是近代經濟增長具有突出特征的按人口平均產值高增長率的主要原因”。這些要素與進口和利用外資關系密切,因為在進口的商品和服務中包含了大量的先進資本和技術,在當年是以靜態的數字加入GDP總額中,大量的先進機器設備和技術的進口將帶動科技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我國從東盟10國進口的商品中,資本及技術密集型產品比重超過50%,其中從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進口的機械及運輸設備占60%,這些對經濟的增長是有利的。
另外,約翰•穆勒認為,通過貿易可以得到該國經濟獲得持續進行所必須或不可缺少的物質資料,從東盟進口的機器設備并非我國不能生產,而是基于比較利益的需要。馬克斯•科登提出,大量進口投資品,會使國內投資品對消費品相對價格降低,投資成本下降,投資率的提高無疑會帶動經濟增長率的上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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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曉鵬.我國進出口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中國經濟問題,2001(4)
3.梁琛.進出口與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中原工學院學報,2003
4.西蒙.庫茲尼次.各國的經濟增長.商務印書館,1999
5.李國柱.出口對我國經濟影響的制度性差異分析.國際貿易問題,20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