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歷史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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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學的歷史范文

法和經濟學理論至少包含以下內容：第一，用經濟學的方法解釋法律是什么；第二，用經濟學的方法說明法律為什么是這樣的；第三，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如何立法、修法及實施法律。

（一）運用法和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解釋法律是什么法律是什么？在法學上，存在眾多的爭議，包括強者利益說、規范利益說、命令說等等，這些是從法學淵源或者法律的表現形式上予以理解，但沒有一種理論真正能夠說服另外一種理論。從邏輯上看，這些定義的哲學前提往往就不在同一層面，也無法實現一種理論說服一種理論的目的。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法律所涵蓋的權利義務是一種稀缺資源。一方面，權利義務本身是一種資源，另外一方面，權利義務所指向的客體或者對象也是一種資源。法律產生的原因就在18于權利義務資源的稀缺性。在一個資源稀缺的社會里，規定誰能獲得資源、享有資源，是法律的價值所在。法學和經濟學很少涉足對不具有稀缺性的資源問題的探討，如對于太陽光的產權歸屬問題。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表明法學和經濟學都在解決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按照交易成本理論，當交易成本大于零時，法律對于權利義務的不同配置將會帶來不同的資源配置效果，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到人們的福利問題。因此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法律制度的核心在于對權利義務的配置以及配置效果問題，以及如何更有效地促使法律目的實現。另外，“法律是什么”也體現了法的價值問題，包括公平、自由、平等、正義等。一般認為，在排除特殊情況之下，③法的最高價值應是公平、正義、自由等。按波斯納的觀點，正義有兩層含義：第一種是指分配正義，是一定程度上的經濟平等；第二種含義是效率，并指出在一個資源稀缺的世界里，浪費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5]效率是經濟學中探討的一個核心問題，經濟制度的設計往往是以效率作為價值目標。而在法律環境中，效率目標經常會被弱化，導致法律制度設計不當的現象層出不窮。例如，我國《公司法》中規定公司設立獨立董事和監事，主要起到監督公司運行和管理層的作用。表面上看在雙從監督體制之下，公司內部治理能夠得到有效的改善。但是在實踐中經常出現相互扯皮的現象，將兩項制度合并使用的效果并不理想，而更應考慮到公司監督部門相互博弈導致監督效率低下的問題，在此基礎之上建立起的制度才更富有價值。

（二）用法和經濟學分析的方法解釋法律為什么是這樣的法律為什么是這樣的？有法學學者認為，法律源于統治者的自身利益。此種表述似乎能夠解釋所有的法學現象，但過于抽象，實踐價值有限。自然法認為，法律源于一些永恒、不言而喻的原則。這可以解釋法律為何如此，但不具有可證偽性。法和經濟學產生以后，可以利用經濟學的方法直觀地解釋法律，并且也相對簡練。在解釋客體是遵循簡約化還是復雜化的問題上存在較大的爭議。解釋的復雜化能夠更加全面的反映現實，但面對于巨大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我們力求能夠以更加直觀精煉的方式說明法律的自身內在運行機制，為我們理解法律提供了一種新思路。下面以三種經濟分析工具實例予以說明。

1．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是應用最為廣泛一種方式。成本包括會計成本、機會成本、沉沒成本、社會成本等。例如，《侵權責任法》中，人身損害需要賠償醫藥損失及誤工損失等。醫藥損失屬于會計成本（直接成本），而誤工損失則屬于機會成本。沉沒成本在法律的應用主要表現在：在確定賠償方式時，法律很少規定替代履行，原因在于沉沒成本無法挽回。在經濟分析視角下，收益和效用有著共同的指向，效用是主觀的評價標準，為強化預測的確定性。效用主要體現為主體愿意支付的成本，即使主觀上對某一客體效用評價為零，但若支付成本大于零，那么認為這也是有效用的。這表明，效用同時具有主觀性和客觀性。例如，在人身死亡案件中，受害者家屬對于受害者生命價值的評價不一。我國法律一般規定賠償標準為一定年限乘以區域城市或農村平均工資水平。如此規定，可以使得法律更具有穩定性、可預期性，這也表明了沉沒成本的不可挽回性。效用在法律的層面上，不僅包括效率，同時也包括法律的穩定性、秩序等其他價值。在具體的成本—效益分析中，也會注意到效用的多樣化，尋求效用的“一般等價物”。在美國政府訴卡羅爾拖輪公司一案中，審理法官漢德提出了漢德公式：B<PL；B指預防事故發生所需的成本；L指事故一旦發生所造成的現實損失；P指事故發生的概率；PL指事故的預期損失。即潛在的侵權行為者預防事故的成本小于事故發生的概率乘以預期事故所產生的損失時，行為人才負過失侵權責任。對此公式，最大的問題在于數值的確定。比如B和L的確定在實踐中有不同方法。當P值無限小時，可以將事故認定為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而對于P值無限的大接近于1時，就要考慮行為人的主觀認識。如果不希望的結果出現，一般來說屬于不可抗力事件；而若主觀是故意的，那么，行為人需要做出補償或加以懲罰性賠償。在侵權的責任證明方面，證明責任的分配必須考慮到成本—效益問題。一般來說，訴訟是“誰主張誰舉證”，但我國法律中也規定了證明責任倒置的情形。例如，我國民事訴訟中有八種舉證責任需要倒置。之所以法律如此規定，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在于原告舉證為此付出的時間、金錢等成本要大于被告舉證的成本，那么，從整個社會效率公平的角度來說，部分舉證責任倒置是必須的。如環境污染案件具有特殊專業性，對于污染物的成分、排放等，被告（污染者）較為熟悉；而對于原告來說，卻非如此。原告如果欲獲取污染者的污染信息，可能需要化學檢測、實地調查、專家咨詢等，總成本較為高昂。法律上是證明責任的倒置，在經濟學上體現為社會成本進行了效率轉移；同時，環境民事舉證責任倒置，增加了違法成本，能促使污染者更守規遵法。

2．均衡分析方法在經濟學上，當無外部性的情況下，市場均衡只需通過供給和需求的自由調節便可實現市場出清。但在現實中，市場容易出現失靈，產生了社會成本的增加或者社會福利的減損，導致成本效益發生變動。外部性是市場失靈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可能會導致社會成本和社會福利發生變動。外部性問題是法律制定與實施過程中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這里將分析兩個常見的外部性問題：環境污染和教育。負外部性：以我國環境污染問題為例。對于環境污染問題，除了證明責任倒置、實行環境刑事責任等方式增加污染者違法的成本之外，稅收制度的改革也較為重要。盡管環境污染案件受害者勝訴率水平較高。如海洋污染案件受污染者勝訴率最高能夠達到80%，但這種事后規制無法挽回沉沒成本，而事前預防（如稅收）不失為一項重要的解決手段。歐洲、加拿大及我國都已開征環境稅。環境污染是污染者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負外部性，但是在污染者生產的時候其只將私人成本算在生產成本之中，而未將社會成本算入生產成本。由此引發的社會成本可以通過稅收（即庇古稅）進行調節，使供求實現包含社會成本在內的新的均衡。20世紀末，西方國家為解決環境污染問題而開征能源稅、二氧化碳稅和二氧化硫稅等。2011年12月，我國適時開征環境稅，許多發展中國家已經開始將保護環境作為其稅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政策目標。一個以糾正市場失效、保護環境為政策目標的新的稅收類別——環境稅收正在悄然興起。正外部性：以教育為例。因教育在短期內投入成本要遠遠大于其收益，如果這些成本僅由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支付，大部分貧窮家庭將無法支付教育費用而被迫放棄教育，由此惡性循環將會導致國民教育水平持續性偏低。此時就需要社會、尤其是政府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將成本進行轉移，激勵更多的人接受教育。目前，農村輟學率仍然較高。東北師范大學曾對全國六個省的部分農村初中學校進行調查，顯示初中生平均輟學率超過40%。導致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是教育經費持續偏低（在我國，1993年法律規定教育經費應占GDP4%以上，但直到2011年教育支出占GDP才首次突破4%，而在美國、日本、韓國、印度等占7.4%—4.9%）。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律強制性規定教育經費必須達到一定標準的重要原因在于教育是具有正的外部性。

3．博弈論分析將博弈論引入法和經濟學，是法和經濟學的一次飛躍。由于博弈論和經濟學有著共同的假設——理性人假設，所以博弈論和經濟分析具有天然的親和性。法律的博弈分析成為法和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新范式、日益流行起來。博弈論所考察的是一種交互行為的決策機制，法律關系往往具有多方性，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體通過實行法律行為進行互動。在互動中，各方主體以法律為博弈規則，開展博弈行為。通過博弈論思想，可以幫助理解法律關系的產生運作機制和法律規定背后所埋藏的規律。以壟斷中的古諾模型為例。假設存在兩個彼此之間有競爭關系的廠商，如果兩廠商合作，那么，得到的收益比兩者單獨生產獲得的效益要大；若一方選擇合作，另外一方選擇背叛，選擇背叛所產生的收益要遠遠大于選擇合作時所產生的收益，而選擇合作者利益相對受損嚴重，在都選擇不合作時可以得到一個中間收益。在理性人假設前提下，雙方最終都會選擇不合作，彼此陷入了囚徒困境，但這對消費者是有利的。而廠商為了謀取更多的利益，彼此會有意識地會達成壟斷協議，約定產量或者固定價格，于是壟斷就產生了。限定最低價格或最高產量減少了市場上消費者的福利，政府為增加社會的整體福利會限制企業之間達成壟斷協議。從這個角度來說，博弈論能夠解釋為什么反壟斷法要禁止某些壟斷行為。同樣，在侵權法、合同法、刑法、監管法等多個領域，博弈論所建立起的多種模型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對法律運作機制的理解。博弈論考慮到了信息的完整性及動態性、個人理性同集體理性的不一致性，在不同的博弈規則下，博弈分析的結果是不同的。盡管在理性選擇理論的前提下，理論上模型所得出的結果同實驗室得出的結果有較大偏差，但博弈論模型仍趨于對現實的真實反應，不斷引入更多的外生變量，減少不合現實的前提假設。

（三）如何進行立法、修法和法律實踐法和經濟學除解釋法律外，更重要的是指導立法以及法律實施。有許多學者從法學的角度尋求完善法律的方式，最終只能追溯歷史和法律移植。但是法律具有明顯的時代性和本土性。正如諾斯提到“我們的世界是否各態歷經的？”如果不是，那么政策的制定將變得更加困難。當下，我國現在與過去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所歷經的制度形式往往是跌宕起伏的。這給立法者、法律實踐者帶來了巨大的困難，法和經濟學的方法相對更具有彈性。同時，經濟方法的應用也使得法律思維更具有周延性、完整性。以立法評估為例。法律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影響，通過立法執法和守法的各個環節，最終可以通過成本和收益反映出來，立法評估，主要評估法律法規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影響。即在立法過程中，最主要的評估方法是成本—效益分析的評估方法，但這種方法在法律實踐中會存在不少的困難，最大的困難是定量困難。但評估的目標最終還是需要通過評估的標準和手段實現。例如，美國行政命令的成本—效益分析模式，只有在評估的項目不能夠進行量化和不能貨幣化的情況下，作定性分析和陳述性評估。

二、對法和經濟學理論批判的簡要說明與回復

（一）關于價值主觀性的問題價值具有主觀性和客觀性，強調價值的主觀性，容易忽視價值的客觀性。這種客觀性體現在價值要受到一定歷史條件的制約。例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般人都會認為貨幣和法律均具有價值。在法律的經濟分析領域，追求財富（效用）的最大化，源于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具有稀缺性，符合特定時間段人類的要求。

（二）關于忽略其他價值的問題邏輯上說，肯定A不意味著否定B，追求財富（效用、效率）最大化，并不會否認其他價值的重要性。當然這些價值有可能是沖突的，例如，效率違約涉及合同兩大原則：效率和合同必須履行原則。我國合同法并未直接規定情勢變更原則，隨著市場經濟多元化的發展，社會分工不斷加劇，而市場則變化得更加莫測，經濟形勢可能會出現無法預測的情況，一旦此類低概率事件發生，合同繼續嚴格履行，對于合同履約方而言是明顯不公平的。“法律也不會強人所難”，故《合同法》承認了情勢變更原則。法律質量的好壞，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法律的彈性，這樣的法律是符合效率價值和因地制宜的，價值之間存在巨大的互通性，當效率價值在合理的程度內實現時，其他價值同樣也能得以體現。

（三）關于本土化的問題法和經濟學所使用的經濟學的方法，是建立在經濟學基礎之上的。相對于法學來說，經濟學是一門意識形態較薄弱的學科，更容易實現國際化。擔心法和經濟學不能本土化的原因在于兩大法系的淵源不同。但兩大法系的差別最主要體現在過程上，而背后的法律精神之間的差別是極其有限的。以我國刑事訴訟簡易程序為例，其與美國辯訴交易規則就存在“精神上”的相似性?？梢越涍^本土化的加工，從意識形態較為薄弱的法律入手，逐步將法和經濟學理論應用到我國的市場經濟法律之中。

三、結語

第2篇：經濟學的歷史范文

關鍵詞：范式；范式轉換；經濟哲學；經濟思想

“范式”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最早提出來的，是庫恩歷史主義科學哲學的一個關鍵、核心的

概念。“范式”理論在影響自然科學史研究的同時，也在社會科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引起了積極的回應。文章將利用庫恩的“范式轉換”理論將西方經濟思想的轉換，從范式上作初步梳理并加以簡要的分析。

一、庫恩“范式”理論概述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著作中，庫恩定義“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學共同體從事某一類科學活動所必須遵循的公認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觀、基本理論、范例、方法、手段、標準等等與科學研究有關的所有東西。”這一定義得到其他學者們的認同，并且在歸納了庫恩在不同場合關于“范式”的多元解釋的基礎上，重新將“范式”定義進行了整合，給出了更為完整的表述：“范式是某一科學共同體在某一專業或學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這種信念規定了他們的共同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為他們提供了共同的理論模式和解決問題的框架，從而成為該科學的一種共同的傳統，并為該學科的發展規定了共同的方向。

庫恩認為：在前科學時期，一門科學尚未形成范式，即研究者對該學科的基本理論、觀點、方法沒有達成一致，各種學說爭論不休。經過一個長時期的激烈論爭，在該科學領域逐漸有一種學說得到公認，這時便形成了該學科的范式。范式的形成標志著該學科已形成了系統的學說體系，標志著該學科進入了常規、穩定、持續的發展時期。在學科的發展時期，學者們對該學科的基本理論一般不存在懷疑和爭論，而只是爭論和修正自己對范式的理解。在學科發展的后期，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實踐的發展、研究對象和問題的變化，原有范式未被利用的邏輯空間越來越小，可供研究者調整自己觀點的余地變得越來越狹窄，原有范式已很難解釋實踐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人們開始對原有范式喪失信心，這時便出現了范式危機。在經濟學領域，隨著常規經濟學過程的持續和經濟生活的不斷變化，經濟生活中的新問題、新情況層出不窮，而在原有范式的邏輯空間和理論空間中又很難獲得合理解釋，使原有范式理論的解釋力下降，從而出現了經濟學的范式危機。

范式危機的出現蘊涵著科學革命的到來。在危機到來之時，人們在懷疑原有范式的同時，也在開始尋求新的理論和方法，尋求建立新的科學邏輯系統。也就是說科學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有一個動態的模式：前科學常規科學反常和危機科學革命新的常規科學。庫恩認為：整個科學發展史就是遵循這樣一個動態模式的周期運動規律而不斷向前推進的，科學從一個階段發展到另一個階段，必然有其自身產生、積累、發展、消亡的過程，即科學革命。簡言之，科學革命的實質是“范式轉換”，即新范式代替舊范式的過程。庫恩的范式理論，尤其是“范式轉換”理論，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歷史狀態和內在發展規律，對人們理清所從事領域的發展路徑以及把握其領域的未來走向都有啟發作用。

二、從范式轉換看西方經濟學發展史

西方經濟思想的歷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然而現代意義的經濟學卻只是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里才真正形成。從這個角度考察，經濟學被認為是一門年輕學科是有根據的。在西方經濟學發展史上，曾經發生過五次經濟理論革命，分別由亞當斯密（1776年）、大衛李嘉圖（1817年）、約翰穆勒（1848年）、艾爾弗雷德?馬歇爾（1890年）和凱恩斯（1936年）發起。這些不同歷史時期主導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無一不體現了庫恩的范式轉換思想，從而將西方經濟學發展史分為了三個經濟學范式：前古典經濟學范式、古典經濟學范式、現代經濟學范式。

（一）前古典經濟學范式

前古典經濟學范式首先起始于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古希臘是西方經濟思想的源頭，在公元前6世紀就開始探討商品、貨幣、貿易和生息資本等問題。而古羅馬則將希臘人的經濟思想發展成為一些制度，對后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個時期的思想家們對于財富或有價值的東西有一些直覺的觀點和經驗的論述，但并不真正涉及經濟學含義的價值形成問題。形成于這個時期末的重商主義學派把貨幣看作是唯一的財富，但這種定性的規范是以黃金和白銀的自然屬性為根據的。他們認為經濟體系中只有農業生產才會創造和產生財富，而其他部門都不會創造或形成價值，因此重農學派主張土地是財富的真正源泉。此種經濟范式在歐洲歷史上最典型的封建統治時代非常興盛。這個時代經濟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并力求對逐漸出現的商品貨幣關系加以規范。

（二）古典經濟學范式

1、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亞當斯密不認同重農學派的價值觀。他認為重農學派的觀點太過狹窄，不應該將當時已日益重要的工業生產排除在價值形成過程之外。因此，他修正了重農學派的觀點，用比農業生產寬闊得多的邏輯外延來界定“勞動”概念并分析經濟體系的價值形成。亞當斯密認為，凡人類勞動都會創造財富，從而都會形成價值，所以財富的產生不單單局限于農業生產，而且也不局限于工業生產，甚至不局限于經濟體系的生產過程。他建立了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和理論體系，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并提出了“經濟人”假設，把人的本性視為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同時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創建了經濟學最初的分析框架。

2、大衛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亞當斯密以后，經濟學圍繞斯密自由主義范式繼續發展。一方面，古典政治經濟學不斷成熟，大衛李嘉圖把經濟學抽象為一種工具，既發展了亞當斯密的體系，同時也走向了只注重邏輯推理的極端。另一方面，亞當斯密體系中的庸俗成分也獲得了發展，并逐漸從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獨立出來。與此同時，亞當斯密范式不斷面臨來自現實的詰難。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國家主義者、歷史學派都先后對斯密的自由主義提出了質疑。大衛李嘉圖最早采用了理性邏輯演繹法，就經濟學方法論而言，邏輯演繹就是利用一個抽象的理論結構，揭示經濟現象的因果關系。他吸收了亞當斯密勞動價值理論中的合理成份，拋棄了亞當斯密把消耗的勞動與購買的勞動混為一談的二元勞動價值論。他認為，“商品的價值或其所能交換的任何另一種商品的量，取決于其生產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而不取決于付給這種勞動的報酬的多少。”他創造性地解決了商品的價值構成問題，從而破除了“斯密教條”，此外他還堅持勞動價值論，并以之為基礎，探討資本主義分配關系，又通過分配關系的研究深化了勞動價值理論，使之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最成熟的勞動價值理論。

（三）新古典經濟學范式

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也稱為現代經濟學范式。其代表人物有約翰穆勒、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和凱恩斯。

約翰穆勒代表的經濟學范式。從1820年到1830年間，英國的經濟學界發生了一場擁護和反對大衛李嘉圖理論的斗爭，爭論的焦點是他的價值論是否能夠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特別是能否以它為基礎解釋資本利潤的存在及其合法性。爭論的結果導致了勞動價值論的破產及其學派的解體。大衛李嘉圖學派解體后，西歐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呈現出若干新動向。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提倡的經濟自由主義雖然仍被推崇，但其理論的基礎即勞動價值論已經遭到置疑，從中得出的勞動和資本相對立等一系列不利于資產階級統治的結論，已經遭到批判和拋棄。形勢的發展要求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對策，西尼爾、巴師夏和約翰穆勒經濟學就是適應這種需要而產生的，并逐漸轉向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約翰穆勒堅持，經濟理論要成為科學，不但要有對經濟世界中基本范疇的抽象，更要確定各范疇間相互作用的方式，而后者往往產生混亂。他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對亞當斯密提出的但卻缺乏系統論證的觀點，提供了更細致的分析，并用生產、交換、分配等范疇對經濟活動進行劃分，重新安排了政治經濟學體系，使之形式更加完備，論理更加充分。

（四）艾爾弗雷德?馬歇爾經濟學范式

繼約翰穆勒后，艾爾弗雷德?馬歇爾以完全競爭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背景，對邊際革命以后的經濟理論進行了一個最為全面的總結和綜合，開創了當代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先河。他強調經濟學或經濟思想的發展是連續的。在此基礎上，馬歇爾綜合了前人的范式，尤其是調和了古典經濟學和邊際主義，把經濟學理論重新整合到“看不見的手”的旗幟下，完成了經濟學向新古典主義的過渡，形成了一個空前龐大的理論體系――新古典經濟學。他將“政治經濟學”改為“經濟學”，并在實際上從經濟學中取消了價值論。此后，西方古典經濟學就沿著馬歇爾所指出的方向不斷發展。直到美國制度學派開創制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五）凱恩斯經濟學范式

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經濟危機，出現了經濟大蕭條。以“市場能夠自動調節平衡”為理論支柱的傳統經濟學面對如此嚴重的“反常”一籌莫展，由于“反常”反復出現而又未能被消化，終于使舊范式窮于應付而陷入危機。在這一背景下，凱恩斯進行了經濟學范式轉換的又一次革命。他的經濟理論范式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有效需求不足。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效率遞減以及流動性偏好的存在，會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這在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中是不會出現的，因為按照曾經的范式，供給總是能創造需求。第二，工資剛性。由于存在工資剛性，價格的變動是很遲鈍的，不能適應需求不足的變化。而在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中，工資和價格的變動都是迅速及時的。第三，市場無法自動出清。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資剛性，市場就無法自動達到供需平衡，即無法自動出清，所以會出現大蕭條。因此，凱恩斯主張國家干預市場。

從研究的思維方式和方法上，他的經濟理論是從“總量”上來研究資源利用問題的，著重考察總體經濟的運行和調節，注重總量分析、短期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因而，他的理論被稱為宏觀經濟學，它有效地解釋了大蕭條，從而取代了舊的經濟范式。

三、經濟學中新經濟范式替代舊范式的條件

范式危機的出現預示著經濟學的范式轉換革命即將到來。考察經濟學范式轉換的歷史發展，可以看到，在理論林立、觀點紛爭的經濟學范式轉換時期，能夠脫穎而出最終上升為新范式的理論觀點大都符合以下條件：

第一，新的經濟范式取代舊的經濟范式必須能夠為經濟學新的常規發展帶來更廣闊的邏輯空間和理論空間并更加優越，使經濟學的發展能夠進入一個新的常規發展時期。

第二，新的經濟學范式必須對現實經濟活動具有指導意義，只有能夠有力地解釋經濟現實，并據以引申出更有效的經濟政策，才有其存在的意義。

第三，新的經濟學范式必須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決定著一個經濟學范式是否能夠更好地對經濟實踐進行總結，決定著一個經濟學范式是否能夠對現實經濟活動發揮積極的指導作用。

第四，新的經濟學范式必須同經濟學知識系統之外的其他知識形態和思想形態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別要與一定歷史時期作為“時代精神精華”的哲學觀點及其方法論相適應，這是因為經濟學范式的轉換是發生在經濟學思想的開放性邏輯層次上的。

從經濟學發展演變歷程看，經濟學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伴隨著經濟學范式的革命性進展，通過對經濟命題的完整闡述和科學推理，證明經濟學發展的客觀邏輯性，使之符合邏輯發展進程。可以預測，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經濟學理論研究必將面臨更大挑戰，唯有通過加強以范式為主要研究內容的經濟哲學的研究，才能應對經濟發展的挑戰，促進經濟哲學的成熟。

參考文獻：

1、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張九海.意識形態的內在結構探析[J].上饒師范學院學報,2005(2).

第3篇：經濟學的歷史范文

【論文摘要】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日益凸現,并成為魚需解決的主要議題。為此,一些經濟學家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可貴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和研究方法。

1 早期發展經濟學關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相關論述

20世紀50～6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紛紛走上獨立之路后,謀求經濟的發展以捍衛經濟和利益成為其首先面臨的重要任務。發展經濟學理論受命于危難之際,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為己任,試圖通過揭示經濟發展的途徑和規律,為發展中國家設計出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道路。在研究該論題的過程中涌現出眾多的理論觀點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不同程度地蘊涵著有關經濟安全的理論分析。在這一時期的理論紛爭中,許多經濟學家在探討經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的研究。

根據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等學者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普遍存在著明顯的剛性結構,這種結構剛性不僅表現在經濟結構方面,同時也表現在社會結構方面,為了克服結構剛性,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快工業化進程。而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受國內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制約,發展中國家必須注重發揮政府在制定經濟計劃和推進工業化中的宏觀調控作用。經濟學家丁伯根等曾詳細論述了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計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政府主導下踐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模式,以資本積累等核心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為驅動力不斷推進工業化進程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才能更好地維護經濟自和經濟利益。因此,在本國經濟資源、尤其是儲蓄和資本積累不足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引入外資,通過利用外資彌補資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提出的雙缺口模型,該模型曾就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必要性進行了相當經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論點是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所需的資源投入與國內有效供給之間存在的缺口只有通過引入外資才能得到有效填補。他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活動不僅能夠提高當地的資本積累并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能夠帶來較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改善當地的就業水平,從而增加發展中東道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在上述理論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普遍沿襲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實施了以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發展戰略。針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滯后急需實行大規模的經濟變革和重大結構調整的現實,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議和措施,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經濟績效。如建立了獨立的、全面的國民經濟體系,在增加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注重通過引入外資為民族經濟發展服務。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大量的外資涌入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和東亞地區,促進了其國內經濟發展和增長,并使經濟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唯工業化的理論和戰略在總的經濟績效尤其是經濟安全方面卻收效甚微,不僅沒有達到改變結構剛性的預期目標,反而惡化了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甚至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失業率上升,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局面,從而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并且前者對后者的資金、技術以及市場等方面的依賴性也在不斷加大,經濟安全問題不斷凸現并且深深困擾著發展中國家。

2 早期發展經濟學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局限

發展經濟學的終結目標是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并維持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安全。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也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發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初,各國經濟相關度相對較低,其時,經濟全球化進程嚴重受制于冷戰格局,從而使進口替代的保護政策和內源式的經濟增長成為發展中國家維護經濟安全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與之相應,發展中國家開始從自身條件出發研究經濟問題,逐漸形成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并一度成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實踐最受歡迎的顯學。與增長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制度主義理論等以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為范本進行的空洞說教和令人沮喪的結論相比,發展經濟學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夠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而不再以西方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基本完成的工業化為背景和依據,深刻地認識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種建議和構想,即使不能完全滿足指導發展中國家經濟實踐的需要,至少也為滿足這種需要提供了現實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思路。其時,雖然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己開始涉及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經濟安全問題方面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處。

2.1 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嚴重忽視

冷戰的終結為蓄勢已久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提供了歷史性契機,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外部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在相當程度上,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既往通過進口替代“自力更生”維護經濟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國家間經濟相關度的迅速提高使發展中國家對外部市場和世界整體經濟環境的依賴日益加大,對外部因素可能導致的經濟風險和危機的敏感性也明顯增強,而其本身在資本積累、市場環境、制度設施、技術構成等方面的總體劣勢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現,如何規避風險、順利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而不因噎廢食,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換言之,如何維護本國經濟安全從而確保自身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順利發展是當前發展中國家面對的當務之急,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經濟危機和波動促使這一歷史課題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關鍵環節。但是,面對研究對象內外部環境和條件的深刻變化,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卻仍以民族國家為限,忽視了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經濟的影響,這種脫離實際的研究理路使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難以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包括經濟安全做出合理科學的解釋,由此導致其理論價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對此,著名經濟學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釋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滯后。實際上這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實質,原有分析模型滯后的關鍵在于外部環境的徹底改變。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數理統計與數學模型,從而導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無法繼續利用相對封閉的研究體系闡釋開放環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經濟問題并陷入理論的困境。

2.2 對經濟安全問題的深入研究明顯不足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的外部問題已不再是資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及時地抓住經濟全球化所提供的發展契機,順利地融入這一進程并實現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的平衡。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經濟安全問題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正視和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而傳統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雖然認識到經濟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并對一些具體領域的安全環境和戰略等進行了一定的探討和分析,但始終沒有根據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對經濟安全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與之相應,對其做出的理論回應和解釋也相當有限和貧乏。

2.3 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缺乏深刻認識

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雖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發展經濟學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其所倡導的研究路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經濟發展為模板,對發展中國家后發外生型的具體國情以及與發達國家完全不同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初始條件認識不夠。因此,當發展中國家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時,不可避免在實踐中紛紛遭遇碰壁。一些有遠見的經濟學家曾對此做出了精辟的論斷。如繆爾達爾指出:只要這些理論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這種假定為普遍適用的理論可能就沒有什么危害,但是,用這些理論來研究諸如南亞等欠發達國家一一這些理論并不適用于這些國家,后果就嚴重了?？傊?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主要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解讀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致力于找出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征和決定因素,他們秉持內部結構決定論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發達和經濟不安全根源于其內部因素,如資本匾乏、工業化滯后。因此,這些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維護和拓展經濟安全時,必須革故鼎新,效法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導。’而事實證明,由于這種經濟理念沒有充分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導實踐時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弊端。

參考文獻:

[1] 俞可平.全球化與政治發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第4篇：經濟學的歷史范文

內容摘要:企業存在和企業成長的問題是當代經濟學和管理學有關企業研究最基本的問題。由于現代企業理論與企業管理理論研究的對象都是企業,因此出現很多混淆。事實上,經濟學和管理學的研究范式不同。鑒于這種情況,本文先將基于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和基于管理學的企業成長理論進行辨析,然后試圖在對企業成長理論演進的思想脈絡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勾勒出一個清晰的企業成長理論發展框架圖。

關鍵詞:經濟學 管理學 企業理論 企業成長理論

經濟學企業理論和管理學企業成長理論辨析

(一)經濟學與管理學研究范式辨析

1.研究角度不同。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學是研究人和社會如何進行選擇,來使用可以有其它用途的稀缺資源,以便生產各種商品,并在現在或將來把商品分配給社會的各個成員和集團的科學。我國著名管理學者芮明杰認為,管理是對組織的資源進行有效整合,以達成組織既定目標和責任的動態創造性活動,管理的核心在于對現實資源的有效整合。簡單說,經濟學長于解釋“who”和“why”,而管理學則長于指導“how”。

2.理論基本假設不同。經濟學假定人是具有機會主義傾向的“經濟人”,管理學假定人性是變化多端、復雜多樣的,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差序關系。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可以分為以下幾類:一是經濟人假設;二是社會人假設;三是自我實現人假設;四是管理人假設;五是文化人假設;六是復雜人假設;七是學習人假設。經濟學認為社會資源相對于人類的需求而言是非常有限的,管理學認為組織可利用的資源相對于目標實現是可調整投入和可創造的,有效利用是為了降低成本。

(二)經濟學企業理論和管理學企業成長理論辨析

沿用上面經濟學和管理學研究范式辨析的思路,企業理論與企業成長理論分屬于不同的研究范式,區別一目了然。眾所周知,企業理論來源于科斯(Coase,1937)《企業的性質》一文,而科斯對企業性質的探討是在企業與市場的關系中,提出企業與市場都是資源配置的方式,企業與市場不過是一種合約對另一種合約的替代。企業理論是對新古典主義的發展,仍是資源配置研究內核。理性經濟人假設規定了經濟學不討論人在社會中的全部行為,僅僅從人的行為的各種動機中抽象出經濟利益最大化動機,在此情況下探索市場制度、生產和交換以及企業產生、發展和演變規律,企業只是實現生產和交換的一種方式,是被當做工具被動研究。

而管理學以組織(企業)為研究核心,企業成長理論主要圍繞企業成長的動力、企業成長的影響因素、企業成長模式與成長戰略等內容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主動研究企業如何提高資源使用效率。換言之,企業成長理論并不關心企業與市場的關系問題,而關注于企業的成敗,這與管理學的研究內核是一脈相承的。經濟學企業理論和管理學企業成長理論的主要區別見表1。

企業理論主要流派和觀點辨析

(一)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企業理論

古典經濟學主要用分工的規模經濟利益來解釋企業成長問題。亞當•斯密(1776)通過制針工廠的例子說明了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巨大效應及其原因。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是價格理論,并把價格機制看作是經濟活動惟一有效的協調機制。企業只是市場價格協調機制下的一個基本生產單位,企業內部的運行被視為一個“黑箱”,企業唯一的功能是根據邊際替代原則對生產要素進行最優組合,從而實現最大的產量或最低的生產成本。企業為了實現最大利潤,必須按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進行產量和價格決策。

可見,傳統的企業理論就是生產函數理論,完全從技術角度看待企業,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企業是同質的,方法上以邊際分析、局部均衡和數理工具為主,沒有企業任何主動性的余地。

(二)新制度經濟學的現代企業理論

1937年,科斯《企業的性質》發表,標志著經濟學界對企業性質和企業邊界等企業理論的核心問題開始了新一輪的分析和探索,其主要代表人物為科斯、威廉姆森、阿爾欽和德姆塞茨、諾斯及張五常等人。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把企業視作一系列不完全契約的組合,是人們之間交易產權的一種方式,因此被稱為企業的契約理論。交易費用理論重點研究企業與市場的關系,委托理論側重于分析企業內部組織結構及企業成員之間的委托關系,產權理論則從產權的外部性的角度研究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情況下的控制權分配問題和激勵問題。這三個理論與契約理論一起,構成了新制度經濟學的體系。這些理論的共同之點都是強調企業的契約性、契約的不完全性及由此導致的企業所有權的重要性。但是這些研究仍然沒有跳出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正如科斯所說,新制度經濟學就是用主流經濟學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經濟學。

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基礎上,管理者理論(鮑莫爾1962,馬里斯,1964),企業史的研究(錢德勒,1977,1992),經濟演化理論(尼爾遜和溫特,1982,1997)等,進一步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延伸研究,代表不同的支流和熱點,都有其獨到的創見,繁榮著企業理論。這些流派依據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歸類方式,在這里不必也無法一一窮盡。

企業成長理論主要流派和觀點辨析

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試圖深入企業的黑箱來揭示企業的本質,但企業理論的共同特點是把企業作為抽象的要素,用市場機制解釋企業,沒有從企業的異質性和企業內部探討企業成長的原因。為了克服上述理論的缺陷,學者們把研究的視野聚焦于企業所擁有的資源、技能、能力及知識,從企業內在成長的角度分析企業,一種全新的理論―企業成長理論應運而生。

(一)“資源―能力”理論

1959年,潘羅斯(Penrose)的《企業成長的理論》 一書出版,以開創性的研究為企業成長理論奠定了基礎。潘羅斯認為既然企業的增長主要受制于管理力量,那么管理力量的增長也必然會推動企業的增長。企業能力的關鍵是管理能力,它是限制企業成長率的基本因素,現在通常把管理對企業成長的關鍵性約束作用稱為“潘羅斯效應”。潘羅斯的理論建立了一個“企業資源―企業能力―企業成長”的分析框架,在她的研究基礎上,后人進行了繼續探索,形成了資源基礎論、核心能力論、動態能力論、企業知識論等多個流派,這些流派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其區別只是研究的重點不同而已。

(二)企業戰略管理理論

1965年,安索夫在其著作《企業戰略》一書將戰略從軍事領域拓展至經濟管理活動。1975年安索夫的《戰略規則到戰略管理》、1980年邁克爾•波特的《競爭策略》以及之后的《競爭優勢》和《國家競爭優勢》把戰略管理推向頂峰。波特把 SCP 分析范式引入到企業競爭戰略中,將企業競爭優勢和成長歸結于企業的市場力量與產業拓展,并假設這一力量與企業進行市場定位、構筑進入和退出市場壁壘的能力相一致,從而建立了競爭戰略理論。后續對于戰略管理的研究有兩大學派,行業結構資源學派和內部資源學派。管理大師明茨伯格將戰略管理劃分為十個學派:設計學派、計劃學派、定位學派、企業家學派、認識學派、學習學派、權力學派、文化學派、環境學派、結構學派。

(三)技術創新理論

熊彼特(Schumpeter)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提出的創新理論可以說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大飛躍。他的“創造性毀滅”的觀點,“非連續歷史跳躍”的觀點顯然與邊際替換概念不相容。這說明,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是經濟進化的發動機,企業具有超越外部經濟條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夠塑造市場條件。另一個突出貢獻是熊彼特詳細分析了企業技術創新對企業成長的作用。沿著熊彼特的線路,產生了制度創新經濟學和技術創新經濟學。

(四)生態理論

借鑒其它學科和理論,出現了從企業生命體的生存、發展角度來考察企業成長的理論,如愛迪思(1988年)的《企業生命周期》,吉布雷特《非均衡經濟學》(1931)中提出“吉布雷特定律”,詹姆斯•穆爾1993年在《哈佛商業評論》上首次提出商業生態系統的理論。這些理論從生命、生態的角度研究企業規模與成長和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企業之間、生態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商業生態系統的自組織演化與成長機制以及人類活動對企業生態環境的影響等。

(五)企業成長理論流派發展脈絡

由于企業成長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使得人們在認識和考察企業成長時,得以從不同的假定前提或不同的角度出發,以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去概括和解釋企業成長,這使得企業成長問題未能形成一個統一的解釋,表現出“企業成長理論叢林”的狀況。限于篇幅和能力的限制,以上介紹只是選擇有代表性的人和觀點,并且除了上述流派之外,還有很多流派,如混沌理論、復雜理論、博弈論、合作競爭論等,這些理論還在不斷發展之中,暫不做介紹,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閱讀相關文獻。企業成長理論的發展脈絡如圖1所示。

結論

從企業理論到企業成長理論,對企業的研究呈現出從同質分析向異質分析、從外部分析向內部分析、從靜態分析向動態分析的演變特征,企業理論和企業成長理論各主要流派的主要區別如表2所示。

以上論述對經濟學企業理論和管理學企業成長理論進行了辨析,而當今經濟學和管理學的融合趨勢越發明顯,經濟學研究越發滲透到管理學領域,管理學也越來越借鑒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企業理論和企業成長理論的區分,目的不是割裂企業理論和企業成長理論的聯系和發展,而是為了更好的理清各種研究思潮,呈現出各個理論流派的清晰發展脈絡,為進一步學習和研究有關理論提供幫助,對指導我國企業成長實踐也具有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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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oase Ronald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 1937(11)

5.張維迎.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6.小艾爾弗雷德•錢德勒.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M].商務印書館,1997

第5篇：經濟學的歷史范文

關鍵字：里根經濟學 中國經濟轉型 債券市場

1981年1月1日，里根宣誓就職，成為美國第40任總統。彼時，世界經濟正經歷滯脹階段，兼有東西方陣營的軍備競賽、石油危機、全球性產能過剩。為了競爭銳減的國際需求，各國都對過剩行業進行補貼，同時以寬松貨幣政策刺激信貸，以挽救滑向深淵的經濟。不過這些舉措并不成功，反而更加劇了滯脹和信用危機的風險，而美國則在這場滯脹危機中盡顯疲態，似乎就快要掉隊。1980年美國通貨膨脹率高達12%，失業率達6.3%，而實際GDP增長不足1.3%，人們的消費能力受到較大的侵蝕；鋼鐵等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在國際市場上毫無競爭力；同時，受凱恩斯主義影響，20世紀70年代貨幣寬松，銀行大量放貸，擴大了對南美等國政府和國內州、市政府的信貸敞口，這些業務大多不能為銀行創造積極的利潤，而銀行也被貸款人綁架，不停進行貸款展期和債務重組。

為了解決國際經濟的疲軟和國內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從未接受過正規經濟學教育的里根選擇了所謂的“財政上的供給學派政策”和“貨幣上的貨幣學派政策”，即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

雖然就業和GDP在施政初期猛烈下滑，但從1983年開始好轉，美國經濟開始了長達92個月的擴張，失業率降至1981年最低點，微軟、蘋果等高新產業開始嶄露頭角。而道指在經歷1981至1982年下跌20%之后也吹響了反擊的號角，違約掉期利率則沖擊高點之后逐步回落，開啟了近十年的美國經濟繁榮。

里根經濟學的邏輯是什么？里根經濟學對我國有什么啟示？下文將分解里根經濟學，并預測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路線及其對債券市場的影響。

里根經濟學分析

面對內憂外患的美國經濟，里根政府開出的藥方是財政寬松和貨幣緊縮的宏觀政策組合：利用大幅減稅以增加供給；通過增加政府主題性投資以擴大需求；同時利用高利率壓制通脹和資金需求，降低市政債券的發行熱情，實現經濟轉型。

該政策似乎與傳統的宏觀經濟學相悖，“財政寬松，貨幣緊縮”的一正一負本就顯得滑稽，而且一旦收縮了貨幣供應，信貸條件會急劇收縮，以前處于過剩產能行業中的企業將有可能出現大規模破產重組，僅靠財政刺激難以抵消，因為財政刺激作為一種消費，是在產品銷售之后才會付款。企業的破產會進一步推高失業率，而更為嚴重的是，在重負債的國家里，收緊貨幣供應很可能導致銀行出現流動性困難，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但令人欣慰的是，美國并沒有出現金融危機，銀行系統雖然經歷重創，但20世紀50―60年代經濟騰飛的碩果還是保留了下來，通貨膨脹很快被控制，內需被釋放，美國經濟開始騰飛。

為什么會出現這個情況？站在傳統宏觀經濟學角度，整個邏輯框架是這樣發生作用的：

在實體經濟層面上，首先，里根政府開啟了大規模減稅措施，減稅前美國邊際稅率達到70%，兩年后邊際稅率降至50%，減稅會增加消費（-t+C），而消費增加則會刺激經濟增長（+C+Y），帶來就業的增加（+Y+E）；其次，里根政府增加了軍費開支，特別是軍備采購開支，一方面保證對蘇聯軍事上絕對的優勢威懾，另一方面刺激了軍工和軍工相關的行業投資（+G+I），帶動了科技和生產力的進步，從而提高就業（+I+E）；但加息和貨幣供應收縮導致投資縮減（+r-I），引發企業破產或重組，阻礙了經濟增長（-I-Y），減少了就業（-I-E）。在金融層面上，貨幣供應收縮會讓通貨膨脹下降（+r-p），但引起的破產潮也可能導致銀行壞賬的增加（+r-B？），系統性金融風險發生可能性加大。

另外，從以上邏輯中還可以推導出的是，根據費雪方程式和古典二分法的理論，通貨膨脹率的下降會增加人們實際財富，從而提高人們的消費能力（-p+C）。從微觀角度上看，利率上升并不會導致所有行業的貸款量同比下滑，而是會出現分化：資金回報率高的行業會獲得更多的資金配置，資金回報率低的行業將因為承受不了高利率而拒絕貸款，最終走向去產能。從這個角度看，提高利率則是逆向產業政策，幫助美國迅速從工業制造國邁入信息高科技制造國。但這樣的去產能存在著一定的風險，因為去產能必然伴隨著資產賣出，若形成踩踏效應，可能會引發資產泡沫破滅，經濟陷入衰退（-p-Y）。

我們看到政策效果有正有負：財政刺激、減稅和通脹下行對消費和就業有所提振，但貨幣緊縮對產能過剩和投資擠壓對實體經濟均存負面沖擊，同時也增加了系統性金融風險。因此，僅從這個層面，很難評論該政策對實體經濟是否有效。

不過，一旦把國際經濟形勢和國際資本流動放入研究框架，里根經濟改革成功的邏輯框架就明顯了。在國際大寬松背景下，全球資本市場沉積了大量的套利資金。這些套利資金的目的很明確，首先挖掘出預期可能升值的貨幣，然后買入這些貨幣，或存入銀行，或直接投資于該國資產，直至該國貨幣升值預期減弱。

所以，當美聯儲收縮貨幣供給并在兩年內把名義利率提高至12%的時候，國際資本市場所反映出來的情況是非常高的資金利率和美元升值[+r-M+e&+E（e）]。于是，國際資金開始涌入美國市場，這些行為本身就會推高匯率，從而更增強了投資者對美元的升值預期[+e+E（e）]，形成正向的反身性，使資金加速流入美國。

雖然匯率升高會導致出口困難，造成貿易赤字（+e-NX），也會打擊出口行業，造成失業（-NX-E），但匯率升高也會讓外國商品變得便宜，與減稅的協同效應造就了強勁的需求（+e+C）。更為重要的是，美元升值抵消了石油價格上漲的負面沖擊，有助于降低國內工業品的價格，壓制了通脹。從金融的角度來說，流入美國金融市場的國際資本在1981―1982年的去產能中起到了托住資產價格的作用，由于它們的介入，資產市場勉強保持了適度下跌的形勢，而那些進入銀行存款賬戶的國際資本，則幫助美國的大銀行抵御了國外政府與國內產業的一系列違約事件。利用國際資本流入來緩解國內貨幣緊縮帶來的風險，壓制通脹并完成產業轉型，提高國內需求，這便是喬治索羅斯評價的“里根大周期”。

在這個周期中，美國經濟經歷了從滯脹到衰退，從衰退到繁榮的過程。大量全要素生產率低下且占用人力、資本的產能過剩行業在滯脹到衰退的過程中幾乎消失殆盡，州政府胡亂發債刺激經濟的沖動被抑制，信息高科技制造業和服務業在衰退的過程中崛起，并成為美國經濟走出困境，開啟繁榮的中堅力量。美國在里根時期迅速完成了經濟轉型，延續了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舞臺的霸權地位。

觀察利率市場，美國經濟在轉型前，寬松的貨幣政策推高了通貨膨脹，銀行對債務展期和重組弱化了投資者對信用風險的擔憂，壓低了代表信用風險程度的信用利差。隨著里根式改革開啟，美聯儲連續加息開啟了去產能的過程，銀行對債務無限展期和對產能過剩行業無限救助的預期被打破，美國經濟遭遇了三年的寒流，信用利差開始放大（見圖1）。之后，而隨著美國經濟的逐步復蘇，國際資本的保駕護航，美國經濟開始騰飛，信用利差再度縮小。

圖1 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期間，美國信用利差拉大（單位：%）

數據來源：Wind資訊

里根式改革對中國經濟轉型的啟示

根據前文邏輯，要實現里根式的大周期，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一是具有國際化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

二是國際流動性環境趨于寬松。

三是國內較小的系統性金融風險。

四是強勢的本國貨幣。

五是存在可被激發的國內需求。

也只有當這五個條件被滿足時，執行里根經濟學才有可能成功。而里根的政策則很簡單：一是減稅；二是主題性地增加政府開支；三是加息和嚴控貨幣供給。這三者分別對應著減少失業、內需增加和控制通貨膨脹。

觀察現狀，中國目前所處的環境已經具備的有：一是國際大環境的寬松。從目前的世界經濟環境看，發達國家為擺脫通縮不遺余力，均推出了大規模量化寬松政策。盡管美聯儲今年12月聲明將在2014年1月開始每月削減100億美元量化寬松的規模，但美聯儲仍然強調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寬松貨幣的立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產出缺口持續為負，至今仍遠離0軸，就業率和通貨膨脹均處于歷史極低的水平，全球寬松的貨幣環境短期內無法逆轉。二是存在可被激發的國內需求。同美國轉型前一樣，中國的內需潛力同樣被通脹和沉重稅負所侵蝕。高稅負和高通脹一方面直接導致經濟總需求被壓制，經濟增長乏力，另一方面也抬高了物流成本，減少了企業投資生產的積極性，導致總供給曲線上移，而這又進一步導致了更高的物價和更為疲弱的經濟總需求。與美國轉型前的情況類似，我國中央政府仍有較強制造需求的能力，而地方政府則普遍過度負債，成為拖累經濟增長的累贅。

要想實現里根式的大周期，擺在中國面前的道路比里根當年所面對的還要艱難：當時的美元已成為國際強勢貨幣，美國具有開放的資本賬戶和風險抵抗能力強的金融市場，而中國暫不具備上述條件。中國要做的，除了要完成本已極困難的減稅和可能帶來經濟短期陣痛的匯率、利率上漲，還要首先推動利率市場化、資本賬戶自由化、人民幣國際化，扭轉銀行期限錯配的危險現狀，嚴控地方債務風險，增強金融市場風險抵御能力，穩定國際投資者信心。

梳理一下2013年以來為實現中國經濟轉型所推行的政策：財稅方面，包括給小微企業減稅、大力推進城鎮化、推進經濟結構轉型，旨在釋放中國被壓制的內需潛力；貿易和匯率方面，包括多地準備設立自由貿易區、人民幣大幅升值和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國際化；貨幣政策方面，包括貨幣政策轉為中性偏緊、推高利率；防范金融風險方面，包括糾正金融機構期限嚴重錯配、引導地方政府走向債務透明化和推動資產證券化等。

以上政策中，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則對應著里根年代的增加軍費開支，屬于主題類的財政刺激；對小微企業減稅和進一步擴大營改增試點只是減稅的第一步；設立自由貿易區與謹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則對應著解決國際資本流入通道受阻的問題；推高整體債券市場和資金利率水平則對應著美聯儲連續加息；著力清理地方債務和銀行表外融資則與美聯儲壓制美國州市債券發行、逼迫銀行放棄貸款展期相似；而防范金融風險的各項措施則與美聯儲利用國際資本流入來緩解國內貨幣緊縮帶來的風險和推動資產證券化發展相一致。

從上述分析來看，中國經濟正經歷著里根式改革的前夜。利率市場化和資本賬戶開放在漸漸推進，金融風險防范制度包括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推進資產證券化、設立省級資產管理公司等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下一步中國經濟改革即將面對的是去杠桿和去產能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保持高的融資成本和改革現有的唯GDP考核制度，以弱化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同時加大對非標業務監管，迫使地方政府降杠桿，但這勢必會導致投資下滑，給經濟增速帶來短期鎮痛。這個時候，若中央通過適當加杠桿和結構性減稅釋放內需潛力，則可防止經濟出現螺旋式下滑，強勢的人民幣匯率和高企的資金利率可吸引國際資本流入緩解國內貨幣緊縮帶來的金融風險。目前來看，人民幣已經大幅升值，經歷了2013年下半年債券市場的大幅調整，中美利差也已拉大至歷史高位（見圖2），國際資本已經具備流入的基礎。利率上升將使得資金回報率高的行業獲得更多的資金配置，最終幫助中國實現經濟結構轉型。

圖2 中美10年期國債利差已拉大至歷史高位（單位：%）

對債券投資的啟示

從圖3可以看出，目前我國5年期企業債的信用利差僅為380BP，接近于歷史均值368BP，在產能嚴重過剩和地方債務堆積的背景下，眾多低等級企業債發行企業經營性現金流難以覆蓋即將到來的到期還本付息規模，但相應企業債信用利差并未放大至合理水平，究其原因：一方面，在2013年三季度以來的穩增長政策帶動下，機構風險偏好加大，反映在債券市場上表現為對低等級信用債券的追捧和信用利差的收窄，目前的低等級信用債收益率上行反映的僅僅是利率風險，而未反映信用風險。另一方面，由于諸多低等級信用債有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銀行的擔保，機構主流預期認為上述低等級債券違約風險低，因此信用利差并未反映合理的風險溢價水平。

圖3 信用利差對低等級債券保護程度并不高（單位：BP）

數據來源：Wind資訊

根據之前的分析，在實現里根式大周期的過程中，會出現地方降杠桿、對產能過剩行業和僵尸企業的清理，清理的過程需要國際資本進入銀行存款賬戶和相關無風險資產，以幫助銀行抵御去杠桿和去產能過程中的信用事件，兩股力量的合力將會導致未來信用利差擴大化。目前的信用利差水平并未對信用債構成足夠的保護，預計未來一、二級市場信用債收益率還將趨于上行。

第6篇：經濟學的歷史范文

論文關鍵詞：福利經濟學；美國營利性大學；經濟效率；社會公平

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年，營利性大學的異軍突起正在吸引越來越多公眾的目光。到2001年，美國營利性高等教育機構中已經有45家成功上市，擁有學位授予權的營利性大學也已達到750所。與此同時，卻至少有200所左右的非營利性大學倒閉了。當阿波羅集團公司、阿格西教育集團、德夫里公司、教育管理公司、斯特拉耶教育公司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界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時，營利性大學的社會影響力已不言自明。美國營利性大學的成功主要在于其很好地協調了外部社會環境和自身發展的有機結合。從福利經濟學出發，以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為視角來審視美國營利性大學的發展。

一、美國營利性大學簡介

1.美國營利性大學的發展歷史

美國的營利性大學濫觴于美國殖民地時期。伴隨著美國本土奴隸主、資本家的出現和工商業發展的需要，越來越多的人渴望接受高等教育，在多方需求的強力推動下，一種迎合人們興趣、需要的收費私立教育產生了。1751年，本杰明·富蘭克林在美國費城開辦了第一所文實中學——“費城文實中學”，是營利性教育機構的雛形。它的成立對美國早期教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使中下階層人民用來謀生的實用教育合法化，也使教育不再是只有社會上極少數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隨著工業革命的普及，新興的資產階級要求接受實用、開放、平等的教育，社會對人才在數量和質量上的要求，使得職業培訓課程逐步融入私立收費教育的課程之中。有組織的高等教育在美國逐步成形，這些早期的高等教育機構是公立、私立、營利性、非營利性機構的融合體，在宗教和政府的交互影響下，他們之間的分界并不十分明朗。[1]19世紀50年代，美國第一所農學院在密歇根州成立，雖然美國政府在1862年頒布了《莫里爾法案》，但直到50年后，農業教育才被納入到大學教育的課程體系之中，在這期間，營利性教育機構依然分擔著為社會培養農業人才的責任。到了20世紀早期，營利性教育機構憑借向邊緣人群提供受教育的機會，再一次獲得了發展的機會。至此學術界稱之為“第一代營利性大學”。

20世紀90年代，在秉承滿足社會和經濟發展需求的理念之下，“第二代營利性大學”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并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年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到目前為止，得到美國教育部認可的營利性大學的數量還在不斷增加。2002年，美國教育委員會發表《適應需要和創造利潤：營利性學位授予機構的出現》，文章指出：截止到2002年，營利性學位授予型大學的數量雖然沒有公立大學數量多，但也超過了非營利性私立教育機構的數量，營利性大學在招生人數增長方面同樣超過了非營利性教育機構。

2.美國營利性大學的特點

營利性大學（for-profit University）是相對于非營利性大學（not-for profit University）而言的，即：美國的營利性大學是在非營利性的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之外存在的第三種大學。它以產業方式運作，被視為公司企業的形式之一，和企業享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在辦學上受到政府的指導和支持。它和非營利性大學的區別在于：從學校產權歸屬看，營利性大學的校產歸投資人所有，投資人有權對校產進行轉移、利潤分配，甚至是停辦學校；從大學權力所屬看，在營利性大學中權力屬于舉辦人和學生；從管理方式看，營利性大學主要實行經理負責制；從辦學動機看，營利性大學的辦學動機是獲得利潤；從課程設置看，營利性大學根據市場需求來設置課程，以市場為導向，課程更新頻繁；從價值觀看，營利性大學側重于知識的應用以及培養解決實際問題的各種技能；從組織方式看，營利性大學均按美國聯邦公司法的規定設立，享有與其他營利性公司企業同等的權利和義務；從運作方式看，營利性大學或由投資人主營，或由教育公司承辦，按企業方式運作，經證券行會批準后可上市；從收益分配看，營利性大學的收益分配按照企業的分配方式進行。營利性大學的優勢在于其以經營企業的理念來經營大學，從營利性大學走出去的畢業生對工作的良好適應性是其和非營利性大學搶占市場份額的關鍵所在。

二、福利經濟學視域下的營利性大學

1.經濟效率：教育產出

在福利經濟學看來，在制定教育活動類型時，既要考慮到資源配置效率（也稱外部效率），也要考慮到外部效率用于教育的資源投入總量，還要考慮到不同種類、不同水平教育的資源分配（微觀效率目標），綜合這三種因素便可制定出投入的最佳數量、質量以及各自所占的比重。因此，在對教育進行投資時，要力爭取得最佳投資量，最佳投資量的取得應遵循以下原則：在理論上，最后一單位的教育投資所帶來的收益與將資源用于其他投入時所能帶來的邊際效用相等，即：盡可能多地得到“良好的教育成果”。良好的教育成果是來自多方面的，包括：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區教育和個人天賦等。這種良好的教育成果我們稱之為“教育產出”。關于教育產出，可分為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和不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兩部分。不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主要有：在受教育過程中，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得到的心靈上的快樂和充實、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過程中得到的在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方面的正確指導、受教育者由于受到教育所帶來的工作滿足感、一份穩定的工作帶來的安逸、受到高等教育和拿到相應的文憑而受到的社會尊重、潛在的更美好的職業前景等。可被測量的產出主要有：學生的考試成績、由于受到教育而得到的薪水更高的工作、公司的分紅（對學生個體而言）、就業率的提高（對學校而言）、營利性大學所獲得的利潤等。營利性大學的本質是追求利潤，相對而言，其更重視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

首先，我們來看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營利性大學從三個方面解讀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即：良好的教育成果：一是指學生的高就業率；二是指學生在教育資金上的高投資回報率；三是校方投資的高回報率，包括校舍投資、師資力量投資、教學設備投資等。從某種程度上說，畢業生就業率的高低決定了營利性大學下一步能邁多大，高就業率既是學生選擇營利性大學的理由，也是“學位價值在市場中看得見的指示器”。[1]同時，就業率和學生的投資回報率也是密切相關的。相關產業分析人士認為，畢業生就業情況是他們畢業后對他們預期的教育投資回報（ROEI）的一種測量手段。[1]在營利性大學，他們的教育投資回報率為28%，而同期的美國學士學位的教育投資平均回報率僅為18.7%。鑒于就業率和學生投資回報率的主體是學生，加之營利性大學追求利潤的本質，他們宣稱“顧客就是學生”，學生的“成功”就成了他們關心的重中之重。營利性大學從兩方面詮釋學生的這種“成功”：一是學生學完課程，即學業上的成功；二是學生畢業后能得到一份和所學課程相關的且報酬不菲的工作，最好這份工作還能為學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空間。為了達到以上兩方面的成功，一方面，營利性大學的教職工把精力聚焦在學生的學業和滿意度上，他們將辦學重點定位在培養學生就業上，學校開設的課程是市場需求度極高的本科生、研究生課程，而對于就業機會相對比較低的通識教育課程，他們則不開設或極少開設。另一方面，使學生滿意并不是說要屈服于學生的喜好，而是指對學生的需要做出適當的反應。在實際的教學中，主要表現為：學校迅速答復學生提出的疑問，關心學生認為是疑難的問題、禮貌地拒絕一些有損學校利益的要求。

營利性大學如何實現“良好的教育成果”的第三方面呢？理查德·魯克認為，任何機構中規模經濟的建立都能夠降低成本和提高操作效率。在福利經濟學看來，“有時被稱為內部效率的生產效率與盡可能高效率地對學校和其他機構進行運作管理有關”。營利性大學重視對經營效率和規模經濟的利用。在他們看來，使效率最大化的一個關鍵是控制班級規模，為此，他們盡量減少和消除小班授課。這種控制班級規模的做法也使得各種設施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學校的教學設施，學校一年四季都在運轉，教師在干凈但面積不大的辦公室工作，等等。如果要添置新的設備，要開會討論，而且對學生使用頻繁的實驗室優先考慮?？梢哉f，為了提高學校的投資回報率，營利性大學采取了開源節流的策略。

其次，我們來看不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在福利經濟學看來，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傳授知識和技巧，與此同時還要幫助個人形成正確的態度和價值觀，這也是教育產出的一部分，但是在美國營利性大學中，這種產出十分有限。教育被看成是一種技術，甚至是文化。教育的目標是幫助人們形成統一的價值觀和養成包容的心理品質。在西方人的觀念里，這種目標指的是個人具有獨立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以及在學術上不畏權威的心理，同時，還要允許持異見者的存在。因此，良好的教育成果取決于一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結構等因素。營利性大學的本質是追逐利潤，在其開設的課程中，更側重于傳授給學生一些實用性強的知識，教學大綱由專業的課程專家負責制定，而教師對于教學大綱、學分、學時、課程設置等問題幾乎沒有發言權，教師之間在科研和學術方面的交流也不多。在營利性大學中，關于教學有效性的討論基本上就變為關于學生成績分布、不及格率和及格率、退學率以及學生進入下一個階段課程學習情況的討論。在美國營利性大學，教師只需要把課本上的知識教給學生即可，不需要什么學術激情、學科專業知識和對教材的透徹理解，學生就像是車間流水線上的產品，這個車間的主人則是營利性大學的老板，他們不注重學術自由，也不注重高等教育自身的特性和本質。在學生方面，營利性大學的學生和非營利性大學的學生相比，具有學生年齡偏大、有獨立經濟能力、在學業上靠他人資助、來自單親家庭的特點。從學生的社會背景來看，幫助他們形成統一的價值觀也比較困難。在這些學生中，大部分是走讀生，他們的課外活動非常有限，學生對自己到營利性大學學習有著明確的目標——入學、畢業、找工作，他們需要的是全身心投入到學習中去。學生和學生之間、教師和學生之間、教師和教師之間，甚至“老板”和教師之間多少顯得有些冷漠。學生之間很少交往和開展活動，教師之間也很少討論如何使學生具有批判性思維、如何幫助學生形成一種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如何使學生提高道德水平，更不會去注重培養學生完善的人格。老板和教師之間的關系更多的時候也是建立在雇傭的基礎之上的，在營利性大學工作的教師不享受終身制，一旦“老板們”認為某位教師不能勝任他的工作，老板將毫不猶豫地辭退他。筆者認為，不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也要受到重視。一方面，這些不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在無形中影響和調節著營利性大學的招生人數、辦學規模和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等。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不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能夠幫助學生更清楚地認識自己，有助于幫助他們形成完善的人格，做最真實的自己，從而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與他人共同生活、學會生存。

2.社會公平：入學機會與就業

福利經濟學寄希望于一種公正的方式來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把公平定義為機會均等的一種形式。所謂機會均等，并不意味著個人一定能得到他所想要的全部教育，但這確實意味著，在不考慮被認為是不相關的任何其他因素時，任何人都應得到跟處于同等教育條件下的任何其他人同等的教育。即：如果甲、乙兩人具有相似的偏好和能力，那么他們所受到的教育就應該是相同的，而不要考慮家庭收入、父輩的人際關系等一些完全不相關的因素。

據統計，在營利性大學攻讀學位的學生以少數民族的已婚女性居多，他們通常通過財政資助、貸款和個人儲蓄相結合的方式來支付教育費用。營利性大學通常把校址選在居民點，學生入學無門檻，學校有時還幫助學生獲得政府提供的各種財政援助。學生大多來自社會背景較普通的家庭，或是他們之前就讀于較普通的高校或冷門的專業。營利性大學把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作為自己經營的主要目標，辦學的重點是和自由市場經濟保持協調發展，同時，也為社會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營利性大學的業務推動因素之一是為民眾提供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而這一點就體現了經濟機遇和社會利益的適切性。

為了取得較高的就業率，營利性大學在課程的設置上下足了功夫。營利性大學以人力資本理論作為專業設置的理論基礎，對學校的發展有著明確的市場定位，課程設置是緊跟市場需求的。有什么樣的市場需求，營利性大學就會設置相應的辦學方向，他們開設的課程具有針對性，一般開設市場需求量大而沒有或缺少市場供給的課程，以應用型知識為導向，專業分布在各個層次，同時，也針對學生需求開設了專門課程。為了能及時把握市場風向標，他們密切關注大都市報紙上的招聘信息、準確定位雇主所需要的人才的學術背景，并把在實際工作中需要的各種技能融入課堂教學。這就對教師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受雇于營利性大學的教師不但不享受終身制，而且，一方面他們需要具有學術資格，另一方面他們還需具有與其專業相關的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學校之所以選擇具備這種資質的教師，是希望學生能夠更好更快地適應工作的要求，在市場競爭中具有更大的優勢。事實證明，營利性大學對課程和教師的定位如此精準，畢業生的高就業率就是最好的證明。來這里上學的學生大部分是家庭條件不優越的，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在實踐中的這種優勢為他們在和名牌大學的畢業生競聘同一崗位時營造了更為有利、相對公平的環境。雖然營利性大學的主要宗旨是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卻很可能同時培養了知識、技能水平更高的民眾，幫助年輕人理解了美國的風俗傳統、社會，也給予了一些社會弱勢群體在叩開職業生涯大門時以一臂之力。

第7篇：經濟學的歷史范文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經驗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是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即政治社會關系對經濟的影響，以及經濟運行與發展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經濟活動不僅在國內具有政治意義，經濟活動一旦跨越國界也就有了國際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義。跨國的經濟活動要受到其他主權國家的政治結構以及由這種政治結構產生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因為它影響到其他主權國家內社會力量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國際經濟的運行和利益分配還影響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權力關系，這種實力對比對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位勢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經濟聯系產生的權力關系限制了國家的自由性;反過來，國家間的權力關系也影響著世界經濟運行體制和國際經濟成果在國家間的分配(甚至包括國家內部的分配關系)。對這種國際間的政治經濟現象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果更進一步的分析，世界經濟對各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國家關系層面，它對各民族內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民族國家原有的經濟政治結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會產生強烈的抵觸、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響，或對其進行“揚長避短”。這實質是一種世界政治經濟現象。因此，近來人們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又稱為“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產生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上世紀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嚴重危機，國際貨幣危機頻繁發生，世界經濟出現停滯，保護主義再次在西方發達國家抬頭;許多學者開始擔憂，世界是否會再次出現類似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由于世界經濟秩序混亂，各國為爭奪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國際政治沖突。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希望通過研究國際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系，研究國際經濟的新變化，研究世界經濟史中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沖突等諸方面問題，為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尋求政治上的答案。這些研究符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原則，而且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上，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于這些20世紀后期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劃分，它們大體可以分兩類:經驗實證主義/還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②

一、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經驗實證主義在哲學中是指應用歷史經驗來證明假定與理論的正確性和精確性。在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域內，假定與理論都需要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證明，都需要實證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經驗實證主義把歷史的經驗絕對化與教條化，并以此來推導和預測未來，把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還原為一種舊的歷史經驗與經歷。這種方法論下的理論往往帶有一定宿命論和歷史還原論的色彩。這種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但一些具有傾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現在這兩種理論上:霸權穩定理論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這兩種理論首先各自把國際政治的一些假定運用于國際經濟所依賴的政治關系的研究，然后運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公共商品理論、博弈論來說明國際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國際經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自由制度主義和霸權穩定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制度的設計和維護，國家仍可以維持經濟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權穩定理論強調國際權力結構是決定國際經濟合作是否導致政治沖突的關鍵。但這兩種理論共同特點是都帶有強烈的經驗實證主義。

1 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

霸權穩定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首先提出的，后來經過吉爾平、斯蒂芬·克拉斯納等人的擴充與修改。③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一個開放和自由世界經濟需要有一個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強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削弱與瓦解。這種理論把國際政治的假定作為國際經濟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礎，認為國際經濟處于一種沖突的國際政治的環境之中，在這種環境下，要建立和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信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國存在。

霸權穩定論的作者的依據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公共/集體商品”理論。所謂“公共/集體商品”就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而且一個消費時不影響其他潛在的消費者消費。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費這種商品而無需付費，這種商品往往供應不足，除非經濟利益促使某個經濟主體愿意為這種商品承擔較大份額的費用，或者某個機構(如政府部門)迫使消費者為這種商品付費。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這個機構就是霸權國家。

霸權穩定論認為，開放自由的國際經濟體制(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就是一種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納的話來說，它是在“特定的問題領域內，經濟行為體的期望所共同關注的那些原則、規章條例和決策程序”④。霸權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建立這種國際經濟體制，以確定各國的行為規范，防止欺詐和損人利己，分攤成本，抑制經濟民族主義，從而達到限制沖突，維持秩序的目的。霸權國建立維持這種體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和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但是，霸權穩定論者相信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擴散財富的功能，或者說是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利用后發優勢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費搭車的特點獲得更快發展，從而改變了原來的國際權力分配的格局。霸權國的實力衰落使得霸權國不再愿意維護這種“公共商品”，出于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假定)而采用經濟民族主義的保護政策以保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終瓦解。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的瓦解又導致各國間爭奪財富的政治沖突，甚至戰爭。

霸權穩定論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就是這種必然的霸權穩定與衰落的循環往復，不論技術水平的發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的強弱都不會改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這種特點。因此，這種理論具有一種宿命論的成分。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19世紀以來英國霸權興衰的經驗基礎上的，并且結合美國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歷加以實證。不論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各種假定，還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種假定都充斥著經驗實證主義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義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首創者也是這一理論最有影響的學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首次較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制度主義的思想。基歐漢認為，國際制度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體制是一個處于國際權力關系與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中間變量或干預變量，它可以由霸權國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獨立的功能，即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有效運作，減少動蕩，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防止市場失靈和欺詐，因為國際體制中的規范、規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的行為施加影響，另外，國際體制的存在可以使國家從中預見到自己的利益實現的可能性和其他國家行為的可能性?；鶜W漢強調，即使國家是一個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沒有霸權的存在，由于國際體制的存在，它們也能進行合作。因為相比較一個沒有國際體制的秩序而言，盡管國際體制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卻仍能相對促進國家利益。⑤

基歐漢在他的理論中沒有排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假定，如無政府的國際結構、國家是國際主要行為體、理性行為體。但是，基歐漢同時對其中的國家利益與理性的假定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強調國家利益應是具體的，如財富的絕對增加，淡化了國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強調相互依存對國家利益實現的作用;認為理性不應該是現實主義對利益的絕對追求，而是一種既定條件下的相對滿足。他認為，如果一個國際體制下具有促進各國福利的功能(增加絕對收益)，國家可以通過理性的比較選擇合作。因為沒有體制的世界經濟可能充斥著更大的不確定、動蕩和欺詐，建立新的體制可能成本過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歐漢的這種理論后來又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支持與補充，如阿瑟·斯坦、查爾斯·利普森、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海倫·米爾納、當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與現實主義的霸權理論的方法一致的，堅持了現實主義的主要假定基礎上，強調的是固定不變的人性、不變的思維理性，所選取的歷史資料也是歷史時期的某個片段，如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領域或階段，如貨幣領域和能源領域;并且把這種經驗絕對化，作為預測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準繩，認為國際體制在人們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學習與選擇下仍然會繼續延續與發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權穩定理論一樣，在方法論仍是一種經驗實證主義的。但在歷史觀上它卻有某種進化主義色彩。但這種進化主義依以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理性的人通過利弊比較(或者說工具性學習)可以創造和維持一種促進合作的國際體制，只要這種體制可以促進各國的福利(或安全)，對所有人/國家都有利。這種進化主義帶有一種功能主義的色彩，以結果來解釋原因，仍然帶有強烈的“后此謬誤”(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這種進化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還原論，因為它的進化動因仍可以歸結為一種不變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體系論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是世界體系論最系統、最有影響的闡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未來的滅亡》是其世界體系理論經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認為，作為一種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6、17世紀自西北歐出現以來，逐步擴展到全球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一直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發展模式，盡管出現過霸權國家興衰(如荷蘭、英國、美國)和經濟中心地理變化(從原來只限西北歐轉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內的北半球)，但其內在的本質沒有發生變化，即這種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生產分工體系(中心與外圍)、均勢的國家體系和意識形態是維持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就是一種整體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產者提供工業品，它的優勢在生產中以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的低成本，外圍生產者提供原材料，它的優勢是強迫勞動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中，多邊的國際政治均勢體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并構成支持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關系的基本政治結構。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國家和準邊緣國家以及準外圍國家都在從世界經濟中謀求積累。這就形成了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競爭。各類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獲取經濟剩余取決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在世界競爭市場有效競爭的能力。通過這種市場交換與政治強制，核心國家比邊緣國家從世界經濟中獲取了更大的經濟積累，并決定了各類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與依附的關系。另外，多邊的均勢體系使得無一核心國家能以一個世界帝國形式獨占世界經濟的剩余利潤。因為中心國家之間(也包括各類國家之間)存在著為積累的爭奪，它們力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的戰略使自己成為利潤最大化的地區，促進資本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動，這既為技術的全球擴散提供了新的機會，也防止了某一國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經濟，并從中獲取壟斷性的積累。這樣，中心國家間的均勢努力阻止了單一國家利用壓倒優勢的政治權威(世界帝國)來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原有的生產和交換方式，這又維持和發展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還產生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為不公正的資本主義辯護，而且塑造了這一體系內所有人的思維，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由于經濟分工、政治統治和文化影響功能不斷得到了維護與發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盡管運用了歷史唯物論來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但他的方法論中仍然存在著經驗實證主義的成分。因為他把16、17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絕對化了，并且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否定資本主義內在變化的可能性。這使人在其理論中看到這樣一種邏輯:16、17世紀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盡管其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法撼動這一體系，反而客觀上起加強這一體系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最終的滅亡只有等到它發展到最成熟時，其內在矛盾積累到最大時，由于突然的危機被一種“歷史的社會主義”取代。沃勒斯坦也談歷史的發展，但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認識卻是一種經驗主義永恒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16、17世紀以后的變化、發展都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初形態的還原，因而過分地關注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對人在創造世界中的主體性的分析。

二、歷史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歷史主義方法論強調對事物、事件、現象的研究應根據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從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進行辯證地考查，歷史的變化與發展不是一種還原式的歷史循環，而是一種發展的進化論。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反對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變的因素(如不變的人性和固定的社會結構)來研究社會事物與現象，強調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和繼承性。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會時更多的是注重歷時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經驗實證主義那樣專注于共時性(synchronic)的因素。這種方法論在本體論上強調人是社會本體的塑造者，人對社會本體的塑造是歷史的具體的。這種理論一般對歷史的發展懷有某種不可知論的成分。認為，歷史是人的實踐的具體產物，歷史發展有趨勢性，但歷史發展的具體結果需要由后人的具體實踐來創造，前人無法事先預見。在西方國際經濟學中，羅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論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他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是這一方法論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與考克斯同一流派的還有斯蒂芬·基爾(StephenGill)和戴維·勞(DavidLaw)，基爾與勞所寫的《全球政治經濟學》(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這一方法論的著作。另外，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這種方法論特征。

1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建立在這樣的論述上:不同的國際生產組織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生產關系體現著一定的社會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不僅塑造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國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時，也產生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矛盾，人通過反思這些矛盾，創造著新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

具體地說，考克斯提出影響人的行為三種力量是:物質能力、意識和制度;這三種力量構成的歷史結構決定著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在某種歷史結構下，“生產組織的變化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它們反過來影響國家結構的變化;國家結構的整體性變化改變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權世界秩序又可以影響國家的形態，國家形態的變化影響國內的生產組織的變化。⑨考克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法，認為生產組織形式是社會力量(階級)產生的基礎，也是其他一些人類活動的基礎;生產產生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著國家的社會基礎;國家形式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有機決定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形成的特定“歷史集團”的產物;但國家的形態還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國家的生產是與世界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國家的社會生產關系處于世界性的等級式社會生產關系之中，國家的形態也受世界秩序的影響。這樣，國家的形態處于國內外社會生產關系的雙重歷史的、具體的建構之下。這樣，國家的利益和對外行為就被歷史具體地塑造了。這種塑造的基礎仍是特定的生產組織方式。世界秩序根據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體系。霸權的世界秩序是霸權國(如歷史上的英國與美國)把本國的生產組織形式推廣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認同的產物，也是其他國家的生產組織形式(通過國家這個中介)效法與服從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狀態。非霸權世界秩序是各大國為使自己的生產組織形式成為世界主要形式進行競爭的秩序(兩戰期間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從根本上說，也是生產組織形式的產物，是生產組織形式產生的權力的產物。⑩

這種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是實踐本體論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研究中的具體體現。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實踐的產物，不存在外在的給定性。物質力量、意識與制度是決定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歷史框架，這三種因素都是在人實踐過程中變化的。變化的動力來自于生產過程產生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會導致生產、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變化。在考克斯看來，霸權秩序只是這種社會永恒發展下的暫時的社會平衡，它的社會交往模式和人類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的平衡會逐步打破。各階級會從矛盾與沖突中進行反思，創造出新制度(社會運行規則)。這又會導致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新變化。這種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維，而是一種建立在批判基礎上的創造性心智活動。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前提。通過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思想)來教育大眾形成一種普遍主觀共識是建構新的歷史結構的基礎。這里，考克斯繼承了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強調社會的變革不僅僅是經濟矛盾下的產物，物質關系的變化并不能導致社會秩序的變化，只有對人的主觀進行教化，改變人的主觀，形成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才可能促進社會的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是宿命性，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這樣，考克斯沒有用一種抽象不變的人性和結構來解釋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世界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動因，關注歷史在過去是如何變化，并通過分析歷史是如何變化的來觀察未來的變化。并且他對這種變化的分析不帶宿命論和目的論的成份，而是強調歷史變化的多種可能性，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觀努力。

2 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英國學者斯特蘭奇建立了一種結構性權力框架的模式對市場與國家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她指出:結構性權力決定著世界經濟(生產、交換與分配)如何運行，而且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下的世界經濟內在地體現著某種政治———“財富、秩序、自由和正義”四種價值的分配和“風險與收益”的分配，從而在世界經濟運行中“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類的政治問題有了結果。即權力結構決定著世界經濟，經濟體制中體現出政治。

斯特蘭奇認為，決定經濟體制的是權力，權力決定了各種國內和國際的經濟體制中四大價值觀的不同分配比例;權力決定市場運行和環境。但她強調，決定經濟體制的價值分配與成本、收益、機會和風險的分配的權力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種結構性權力構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建構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民、國家與企業關系框架的權力。結構性權力是通過對安全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念的控制和對知識、信仰與思想的控制而獲得。斯特蘭奇把這四個文獻產生出來的權力綜合成決定國際經濟的結構性權力。 從對結構性權力構成的四個基礎的分析看，斯特蘭奇強調這四種結構是相互依賴的，彼此互為基礎(彼此并列，沒有一個處于優先的地位)，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才構成了結構性權力。

斯特蘭奇的這種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充滿著實踐本體論的色彩。在斯特蘭奇的理論中，正是掌握結構性權力的主體(人、階級、或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訴求轉化為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經濟體制，從而決定市場的成本、風險的分配，決定市場運作過程中各種價值的分配。因為結構性權力的主體可以通過強制的力量來維持穩定，可以通過控制生產的權力來決定生產的組織與分配，可以通過控制著信貸的創造與發放來抵制或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思想與知識控制和傳播加強強制力量，決定如何生產、生產什么，加強金融權力，誘導人們去認同現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安排是人實踐的產物。

建立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下的斯特蘭奇理論有歷史主義色彩。因為結構性權力主體歷史、具體地塑造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或者說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是由社會歷史地、具體地建構，而不是可以還原的。但由于斯特蘭奇沒有深入探究四種結構之間內在的相互關系，盡管她也強調國際關系理論應該關注國際體系的變化，這導致她的理論沒有對國際體系變化的動因進行深入的解釋。雖然在后來斯特蘭奇把國家、市場和技術視為結構性權力變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變化的三個決定因素， 但同樣也沒有深入分析國家形態、市場和技術是怎樣變化與發展的，以及什么是動因促使它們的變化與發展，而只是說明了這三個因素如何共同影響與決定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與知識結構的變化。這一點使得斯特蘭奇理論中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帶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蘭奇的理論說成是“似乎假設了一種社會永恒運動，但沒有找到向前推動的驅動力”的理論。 這一點上斯特蘭奇的理論不如考克斯的理論具有徹底的歷史主義性和實踐本體的特點。

三、結　語

以上以方法論標準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進行了概述，但這里必須強調，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在上述西方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學者如吉爾平和斯特蘭奇強調他/她的理論是用一種折中的方法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或其中的一些問題。這說明，他們都認識到用某一種方法論來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它們只能適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兩種方法論彼此互補與折中，來更深入地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斯特蘭奇就說，“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規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與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間，無所謂正確與謬誤之分”?！皣H政治經濟學研究，如同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樣，可以兼容這兩種方法”。 的確，在吉爾平這樣的現實主義霸權穩定理論中也能發現一些歷史主義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蘭奇的理論中也能找到經驗實證的成分，只是他們的理論在整體上更典型地體現出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而已。

注　釋:

①這可以從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把他近來研究國際范圍的政治經濟學著作(2001年)取名為“全球政治經濟學”中體現出來，1987年吉爾平將其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著作命名為“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吉爾平的這兩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有另一種分類，即以意識形態來分類，分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從這一角度來概述國際政治經濟學可參見李濱、姚鴻《民族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流派、學術淵源與當代代表》，《歐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敘述霸權穩定論時主要依據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關內容。

④這一定義來自克拉斯納，見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這些人物的有關著述詳見大衛·鮑德溫《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肖歡容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關于基歐漢的新制度自由主義的這種進化主義及其特征的分析詳見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現代世界體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論闡述主要依據下列考克斯的論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 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 ，byS ChanandJ Wiener，Lewis ton:N Y ，TheEdwinMellenPress，1999，p 51

第8篇：經濟學的歷史范文

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流與互動越來越頻繁。國家間在進行經濟交往的同時，文化上的相互交流也越來越密切。文化也逐漸成為展現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一個方面。文化作為一種軟實力在推動國家發展中也體現出了其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義。我國文化歷史悠久，韻味無窮。為了充分發揮我國文化的優勢，促進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是必行之策。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對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做了相關分析和探討。

【關鍵詞】

文化軟實力；經濟學；文化產業

文化作為一個國家的精神文明，對整個國家的形象有著重要的影響。而將文化作為一種力量去推動國家的發展則是時展的必然要求。文化作為一種軟實力能夠吸引到更多的關注和了解，從而對推動國家各方面的發展也能起到很大作用。提高文化軟實力就是在幫助一個國家增強自身的綜合實力。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同時還面臨著一些問題。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也是我國發展過程中需要關注的重要方面。

1 文化軟實力的概念

軟實力的概念是由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提出的。他認為，國家的實力可以分為軟實力和硬實力。而以文化為代表的軟實力和以經濟、軍事為代表的硬實力都是推動國家不斷發展的要素，兩個方面都很重要。軟實力能夠吸引一些國家和人民，并使其產生信服和愿意接受相應的一些準則，這在無形之中就彌補了硬實力的不足，為國家的發展增添了力量。作為軟實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文化軟實力是一種具有創造能力的力量。這種力量既可以吸收及凝聚自身文化，也可以形成對外傳播和影響的力量。

2 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精神生活越來越關注。在經濟不斷的發展過程中，精神文化也逐漸在經濟領域內得到運用并逐漸發展成為相關產業。這使得文化在傳承和傳播文明的同時有了經濟學的意義，即文化作為生產力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做出了相應貢獻。

2.1 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2.1.1 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力量。文化因素是一個國家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可以增強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還能為社會的發展提供力量。文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可以指引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以促進經濟的合理、公平、健康發展。文化還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方向。

2.1.2 文化有利于增強國家的實力和競爭力。文化可以通過對周圍環境和人的影響從而能夠達到影響經濟發展的目的。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國家或地區之間，在進行相關經濟往來的時候往往能夠取得良好的成效。與此同時，一個國家的文化如果能夠獲得更多國家或地區的認同，這就有利于他們之間的經濟往來，同時可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經濟摩擦。

2.1.3 文化可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為人們提供物質生活基礎的第一、二產業，在國家的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隨著人們對精神生活的更多需求，以服務為核心的第三產業得到了飛速發展。文化產業也在第三產業中占有著重要的位置。由于文化資源的可再生性和在經濟發展中表現出來的高效性，使得文化產業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力量。

2.1.4 文化價值在經濟發展中逐漸凸顯。在經濟發展中，文化所承載的價值逐漸通過相關產品體現出來。文化企業在注重文化產品的功能的同時，更加關注對其產品文化的塑造。隨著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產品中的文化因素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其所能帶來的經濟附加值也就會越來越高。

2.1.5 文化逐漸成為提高經濟效益的核心力量。文化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為其提供了優秀的人力資源。人力資源則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高素質人才。同時，文化因素中的知識、科技和信息在經濟發展中的投入比重在逐步增加，在為文化企業提供無形資產的同時，也促進了經濟改革，提高了經濟發展的效率。

2.2 經濟發展對文化的影響

2.2.1 社會需求推動了文化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已經不再僅僅滿足于對物質生活的需要，對精神層面的追求越來越凸顯，人們也開始有了追求精神消費的需求。這種需求使得文化作為一種生產力逐步發展起來。

2.2.2 經濟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基礎。文化想要得到發展，必須依賴于物質的支持。經濟的發展能夠為文化的發展提供更多的物力和財力的支持。而一個國家文化發展的程度則取決于它的經濟發展的水平。

3 我國文化軟實力的現狀及問題

3.1 我國文化軟實力的現狀

3.1.1 我國文化軟實力總體水平不斷提升。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也在迅速拓展，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越來越突出。同時，我國的傳統文化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我國也積極參與了各種文化交流活動，這也讓世界看到了中國文化的面貌，提升了我國的文化軟實力。文化與經濟的融合越來越密切，使文化產業得到了良好的發展。

3.1.2 我國文化輸出實力弱。雖然我國的文化歷史悠久，文化資源豐富，但我國的文化資源在進行經濟生產的過程中并沒有發揮出其特有的生產力。在文化產品方面，我國引入了很多國外的文化產品，但我國的文化產品輸出并不樂觀，一直處于劣勢。在文藝演出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文藝演出團體到我國來進行相關的文化演出，且演出收益不菲。而我國對外文藝演出的數量雖然不算少，但與引入的演出相比，則顯得有點微不足道。同時，我國對外進行文藝演出的經濟效益并不好，有的甚至都是非盈利性文藝演出。

3.2 我國文化軟實力發展存在的問題

3.2.1 缺乏創新。文化產業要想獲得更大的國際競爭力，必須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我國文化產業存在著模仿有余而創新不足的狀況，與世界上許多國家相比都存在著一定的差距。我國文化產業在文化品牌方面的創新也十分薄弱。一些發達國家的文化品牌在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的同時還為國家獲得了不可估量的社會效益。我國的文化產業在品牌創設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距。我國還沒有在國際上獲得認可的文化品牌，這不利于我國文化產業進入國際市場。

3.2.2 缺乏產業鏈和競爭力。我國的文化行業大都是獨立運行的，產業之間缺乏有效的交流與合作，這就使得我國文化產業沒有形成一定的產業鏈，不能享受文化行業之間的相互融合帶來的經濟效益。與此同時，我國的文化產品大都形式單一，相對成本比較大，沒有形成文化產業鏈的文化產品類型多，其經濟效益不能達到最優效果。

3.2.3 沒有充分利用傳統文化資源。我國文化產業在進行產品開發的時候往往會把目光聚焦到國際社會的流行趨勢上，對中國自身的傳統文化不夠重視也沒有很好地從中獲得開發相關文化產品的靈感。同時，由于我國對傳統文化的不重視和保護不及時，使得我國的傳統文化被其他國家引用或占有，造成嚴重的文化損失。

3.2.4 文化體制存在缺陷。雖然我國的文化產業的相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保護了我國文化產品的發展，但是我國的文化體制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影響著我國文化的發展。我國的文化體制依然保留了計劃經濟的模式，這不利于文化行業及時掌握人們對文化的需求狀況，也不利于文化產業的多元化和競爭性的發展。此外，我國文化產業體制還存在著法律法規不健全，沒有統一的政策支持，管理體制不科學等問題。

3.2.5 缺乏相應的文化產業人才。文化領域對人才的素質要求比較高，需要有專門的人才參與到文化產業之中。我國雖然人力資源豐富，但是卻沒有足夠支撐和推動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各方面人才。這就使得我國文化產業沒有足夠的創意人才和智力支撐，不利于我國文化產業的突破與發展。

3.2.6 缺少文化融資渠道。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比較晚，文化企業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而資金狀況也不是很樂觀。同時，我國對文化這種無形資產還沒有確立行之有效的評價機制。這種現象使得文化企業在進行銀行貸款時面臨著很多條件上的不滿足。在世界各國文化市場進行直接融資的情況下，我國文化市場直接融資的比例仍然很少，且文化企業上市也面臨著高門檻的問題。而民間資本或者國外資本在我國文化產業融資中仍然面臨著諸多問題。這些都使得我國文化產業在融資方面面臨著各方面的困境。

4 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方法

4.1 充分利用和保護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

我國傳統文化有著厚重、豐富，也很具有民族特色，這是我國發展文化產業的優勢。但是我國并沒有對傳統文化進行深入的挖掘，也沒有對其進行充足有效的利用和保護。這不僅使得我國文化產業沒有承載更多的傳統文化，還會導致我國傳統文化得不到弘揚和發展。只有全面的利用和保護我國的傳統文化，才能使的我國文化產業更具特色和競爭力。

4.2 鼓勵文化創新，創設文化品牌

文化產業在充分利用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的同時，要積極推進文化創新。只有創新才能跟上時代步伐，才能不斷生產出人們需要的文化產品，才能促進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提高。我國文化產業在不斷創新的基礎上還要不斷推進品牌戰略，打造出屬于自己的文化品牌，這樣才能形成更為強大的競爭力。

4.3 推動文化產業政策和運行機制的完善

文化產業化發展是提高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舉措。國家應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政策，以確保我國文化產業化的合理發展。首先，政府要加大對文化產業化發展的資金支持，如稅收支持、貸款融資支持、專項資金支持和市場準入支持。這不僅能解決文化產業融資難的問題，還能促進文化產業化規模的不斷擴大。其次，政府要完善文化產業監督政策，使文化產業監督能夠取得實效。最后，政府還要制定和完善人才培養機制，為我國文化產業化發展提供更多的優秀人才。

由于我國文化行業單一化發展，致使我國文化產業不能形成良好的產業鏈和規模化的文化企業，這嚴重阻礙了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和文化軟實力的提高。為此，國家要推動文化產業市場化運行機制，使文化產業在相對寬松的市場環境中自主發展和競爭。與此同時，國家應積極促進文化資源整合，形成規?；奈幕髽I和文化產業鏈，從而推動文化產業的不斷壯大。

4.4 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保護文化知識產權

為了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對文化產業進行相關保護是很有必要的。首先，要逐步健全我國文化產業的相關法律法規，以規范我國文化產業的運行機制，并確保我國文化產業的有序發展。與此同時，我國還應對文化產業方面的現行法律進行相關的修改和調整，使其更適應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

對文化產業的知識產權進行保護，可以保障文化產業的核心價值不受損失，也能促使文化產業在公平合理的環境中進行競爭。不僅要保護好自主知識產權，還要為文化產業提供相應的服務。此外，我國政府應加大對侵犯知識產權的行文的打擊力度，以保護相關文化產品的知識產權不受侵害。

5 結語

文化是民族風情的載體，通過文化，我們可以充分了解一個國家或地區。文化軟實力不僅能夠體現出一個國家的文化特色，還能夠體現一個國家的實力，更能夠為一國經濟的發展提供動力。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在世界上的影響也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人關注中國。提高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就是為了進一步讓世界了解中國，也為了進一步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

【參考文獻】

[1]金民卿.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的對策思考[J].寧夏黨報學報，2008（3）：9-12

[2]胡海文.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的必要性和策略[J].山東省農業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2）：138-139

第9篇：經濟學的歷史范文

（衢州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衢州 324000）

摘要：從國家宏觀層面來看，職業教育的大力發展不僅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我國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需要；從地方經濟發展的微觀層面來看，高職院校的人才培養也需要為地方經濟服務。這就要求高職院校必須依托地方產業發展模式開展產學合作教育。因此，構建長效、合理、有生命力的產學合作教育動力機制就成為高職院校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 ：經濟學視角；高職院校；產學合作教育；塊狀經濟；動力機制；構建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5727（2014）10-0021-04

人力資本對經濟的重要貢獻讓人們對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認識，因而在世界范圍內，不僅僅是西方發達國家，對教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視，尤其重視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實踐經驗和規律表明，這種類型人才的最優培養途徑是把學習與工作相結合。產學合作教育（下文簡稱產學合作）是我國高職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基本途徑，是新時期高素質技術與技能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必由之路。那么，如何確保產學合作持續開展呢？這就需要研究校企合作教育的動力機制，只有這種內生性的動力機制才能使校企合作持續進行下去。

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動力分析

（一）動力種類

雖然國家出臺了一些職業教育法規和政策，但體系不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從原則上對企業參與職業教育進行了規定，但對產學合作的經費保障和來源缺少界定，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責、權、利不夠明確。企業、公司很少承擔相應的職業教育職責。產學合作教育是第四次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的重要議題，此次會議還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了許多動議，但這些仍然缺乏實質性的規定。因此，當務之急是建立起能確保產學合作關系穩定的動力機制。我們先談談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動力有哪些。

慈善動力 慈善動機是企業參與產學合作的最高層次的動力。通過慈善捐贈、提供培訓崗位等方式，大多數企業參與產學合作教育的意愿來自于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和義務感，在慈善動機的驅使下，他們相信教育進步有利于整個行業，會反過來使得企業受益。在德國的“雙元制”中，企業培訓的學員可能最后不一定為該企業本身服務，但大多數德國企業依然愿意為職業教育學生提供培訓支持，如工作崗位或技術指導。這源于他們的理念和共識：一個企業培養的人雖然不一定為自己服務，但這些受訓的人在為整個德國企業服務、為其所在的整個行業服務。

個體動力 切身利益的考量是企業參與產學合作教育的重要動力。企業通過合作通?？梢垣@得四種利益：（1）公共關系利益。參與產學合作的企業往往可以借此獲得良好的社會聲譽，也可以改善公共關系。調查表明，參與產學合作的企業都會被人們認為具有更多的社會責任感。公共關系利益的改善往往可以通過提供少數工作崗位或培訓崗位參與產學合作而獲得。（2）廉價的勞動力來源。有些企業，特別是對于中小企業來說，低廉的實習生工資更是他們參與合作的重要動力。這使得其產品在競爭中具有一定的成本優勢。（3）未來人力資源渠道。有些中小企業在薪酬體系、福利待遇方面很難與知名企業和大型企業競爭。在其日常的生產經營活動中或規模擴大過程中，向學生提供的實習或培訓崗位，實際上有利于企業招聘到合格的員工，節省企業人力資源成本。（4）直接的經濟效益。參與產學合作的企業把教育價值融入企業并成為企業經營價值鏈的組成部分，使職業教育真正在企業的經營運作中發揮作用；同時，學校在地方的信譽度和品牌價值會作為無形資產和價值融入企業的產品和服務中，從而提升其競爭力和價值，使得企業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

集體動力 在許多國家要求提高教育質量的最重要原因是企業缺乏有能力的勞動力隊伍，因此，企業的共同愿望就是提高勞動力的技能水平。但單個企業并不愿意在培訓上投資，因為他們覺得不一定能夠收獲自己所培訓的工人，這需要靠集體的努力來提高所有勞動力的素質，而不是個別員工。這就使得集體動力有可能支持廣泛開展產學合作。但這需要闡明和規范集體利益的規則和制度作保障，沒有這種保障，單個企業仍然缺乏參與產學合作的動力。

（二）動力機制的核心要素

動力機制是能促使和推進廣義的產學合作教育（包括俗稱的產、學、研）開展實施的體制和內在系統。合作雙方的共同互補需要為其內在動力。因此，對合作主體進行分析并找出其合作的核心要素，有利于建立一個合適的動力機制。研究表明，以下三個核心要素與產學合作教育密不可分。

利益要素 這是產學合作體系中最核心的要素。盡管市場環境瞬息萬變，產學合作的雙方關系也會不斷地發生調整，但實現非零和博弈的經濟利益成為產學合作教育的最根本的共同利益。在激烈的經濟競爭中，市場會不斷對企業提出能滿足市場的新產品需求；高職院校的主要“產品”是其科研成果和培養的人才，當市場反饋給企業需求時，企業也會把這一需要反饋給高職院校，而高職院校需要有面對市場反饋適時做出相對應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研究方向的變革，在實現其服務社會功能的同時，也實現高職院校的自身發展。

人才要素 這是產學合作體系中最積極和有動力的要素。專門人才特別是具體從事研發的高端專業人才是企業發展重要的戰略資源之一。因為這些高素質的專門人才是構想新知識、研發新產品、創造新程序、探索新方法的重要保障和智力支持，因而人力資源是產學合作教育中最能激發合作積極性的活躍因子。當今，人才成為決定企業能否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直接影響到企業的興衰。為贏得激烈的企業競爭，非常多的現代企業采用各種辦法為企業發展儲備和培養所需人才。如IBM集團在本土和世界各地建立的IBM研究院，特別為其集聚行業精英和技術骨干；日本松下集團組建了松下研究院，為其研究開發世界領先、具有自己核心競爭力并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一流技術和產品。

技術要素 這是貫穿產學合作整個過程中最具價值的因素。指的是任一能獨立成為技術基本結構的部分，如經驗、技能、工具、機器、知識等?？茖W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企業的技術改造、升級和替換，新設備和新技術的投入，新的生產流程的運用，都會以生產要素的方式體現在其生產產品的價值中。但是，由于科學研究的基礎建設過程比較長，回報效果不明顯。在這種“慣性”的制約下，企業部門很少主動投入科技研發資金，只有當其產品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時，才會由內而外的調整生產結構以迎合市場?？萍甲鳛榈谝簧a力和生產要素的作用，會激起企業與高職院校合作的愿望和要求，在合作過程中開發新技術或引發新的技術改造。

產學合作教育動力機制的現狀與困境

盡管高職院校產學合作已經形成并發展，但由于缺乏合理的動力機制，使得校企合作難以形成長遠的人才培養目標和成熟的合作。因此，可以說目前的產學合作教育還停留在較低的層次，合作共贏、良性發展的產學合作模式并沒有建立起來。

（一）產學合作主體價值取向各異，合作的內驅力不在同一維度

從現有的產學合作看，高職院校通常只從自身利益出發制定合作政策，對企業的利益缺少必要的考慮，即使出臺一些有利的政策性優惠，往往因為難以操作缺乏實際效果。從合作模式看，高職院校往往主導合作過程，按照自身所需讓企業輔助、配合完成產學合作，是主從分明的一元體制。企業所提供的合作投入，如提供見習崗位、提供培訓設備以及直接的資金投入和人員投入，并不會直接使企業獲益，因此，企業也就失去了合作興趣和熱情。利益要素這個合作體系中最根本的要素很難在合作過程中體現在企業身上。在這種合作模式下，企業與學校合作的直接利益無法得到兼顧，難以惠利互惠，從而使產學合作難以持續開展。問題的核心是產學合作缺乏健全的體制支持。因此，解決辦法是有機建構高職院校與企業合作的利益體制。

（二）“塊狀經濟”結構下，“校—企”點對點的模式規模效益不明顯，產學合作難持續

“塊狀經濟”源于經濟學術語，其意為大量生產同類（或極度相關）產品企業相對集中于一個區域內，是我國現階段經濟突出表現的一種發展模式。其三個基本特征是：數量眾多的小規模企業聚集；企業產品生產的專業化和高度相關性，很多企業都生產同類型或者產業鏈上緊密聯系的產品；休戚相關，風險利益共享，企業生產關系緊密捆綁。“塊狀經濟”的本質內涵即經濟學中的產業集群，這種模式在國際上盛行多年，也是我國經濟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和特定經濟環境下的產業集聚，屬于產業集群的低端形式。這種經濟發展模型決定了以前的校企之間點對點的訂單式培養很難持續。首先，企業的小規模難以為高職院校提供長期穩定的人才需求，與高職院校規模發展有矛盾；其次，經濟相對專業化和高職院校專業多樣性之間也有沖突；再次，小企業抵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與其合作的連續性難以保障。

立體動力機制的構建

產學合作教育是基于企業、高校雙方自發地平等地交換彼此優勢資源的合作，影響其健康發展的因素眾多，建立和完善科學的動力機制是確保產學合作教育發展的關鍵。高職院校重教育效果、企業重經濟效益，兩者的基本目標是不一致的，雙方之間存在需求不平衡性。任何一方如只從本身立場出發追求單方利益最大化，要求合作方犧牲自身利益訴求和目標，合作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在協調高職院校和企業在雙方利益的基礎上尋求雙方合作的結合點、利益訴求點，實現相互之間優勢資源互補，最大限度地消除合作中的阻礙因素，建立產學合作的動力機制。

（一）建構產學合作教育合作、共享、補償的動力機制

作為一種新的人才培養模式，學校和企業都已初步認識產學合作教育的重要性，但現實情況是，產學合作教育還存在著各種障礙和阻力，需要參與各方共同協調解決。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通過對產學合作的核心動力因素分析不難發現：產學合作、利益補償、成果共享等“動力機制”的建立能夠協調各參與主體間的利益訴求，這對解決產學合作的矛盾尤為重要。

建立合作機制，形成“雙主體”育人模式，推動校企合作向深度發展 學校和企業在人才培養過程的不同階段承擔了不同的任務和功能，因此要改變以往單一主體的局面。在產學合作人才培養的不同時期，應輪流發揮企業和學校雙方的作用，形成一種有效的合作機制，保持一種良好的合作狀態。學校可在現有國家政策、法律條件下，充分結合自身辦學實際，因地制宜地制定合作政策，采取合理的管理模式反哺企業等合作單位給予的積極支持與配合，其核心還是高校與企業如何在相互資源交換中形成共同的利益機制和合作機制。從學校的角度出發，首先要對參與產學合作的企業出臺一些優惠政策，如優秀人才或緊缺型高技能人才推薦和輸送，對合作企業的員工給予技術支持和培訓。其次，激勵產學合作的參與者。如獎勵學生和教師，對學生就業、待遇等有相應的政策保障，對教師職稱評定予以政策傾斜等等，激發參與合作者的積極性。

尊重經濟發展理論，建構產學合作利益共享平臺 根據經濟學基本原則，促使高職產學合作效率最優化地實現。從企業方而言，他們可以吸收到企業生產和管理過程中所缺的技術和管理人才，也可以讓高職院校成為企業的人力資源儲備庫。通過人力資源結構的改善來提高企業核心競爭能力，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產學合作實現的不僅僅是經濟利益，還包括社會利益，如企業和學?？梢詳U大彼此在當地社會的聲望，提高企業的產品知名度，增強當地市場信賴度?？傊?，盡管學校和企業不同的身份決定雙方的根本目標和社會角色是有區別的，但在合作中通過優勢資源互補可獲取各自所需的利益。

利用補償機制，發揮產研單位的主體作用 借鑒國外較為成熟的案例，作為市場經濟主體，企業需要通過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一定的投入參與高校的辦學與管理、專業與學科建設、學生培養與就業等。而企業在市場競爭過程中會感覺到來自經濟社會的種種壓力，如產品創新、技術革新換代、產業升級等，因而，適當的利益補償機制，如直接獎勵、政策扶持、稅收減免等辦法，可極大地激勵產學合作中企業方的積極性。（1）明確的獎勵條例和辦法。政府或者教育行政部門要制定明確的獎勵辦法和條例，清晰確定履行產學合作教育責任的企業所能受到的獎勵。（2）相關政府部門或教育行政部門可以給產學合作中心和基地予以專項經費扶持或通過“孵化器”的方式重點培育產學合作教育項目。合作企業投入的資金、設備等可獲得合理的代償，產學合作的企業方在這種代償機制的鼓勵和保障下，自主參與產學合作的利益才會有制度上的保障，才能激發企業參與產學合作教育的積極性。（3）在實踐過程中，可依據合作的具體開展狀態和規模，政府或相關部門通過減免企業稅費、提供便捷的行政性程序審批等途徑為企業參與產學合作教育創造良好的環境。以上這些都涉及政府部門的行政行為，不是校企雙方可以解決的，因而校企雙方還需要加強同地方政府部門的溝通。

（二）建立“超企業”組織的價值網絡

在職業教育的產學合作中，具有共同價值取向的價值網絡是值得提倡并可以在實踐中運用的策略，組織的存在和發展基礎也是源于其趨同的價值取向。產學合作的本質是基于共同利益基礎上而形成的“超企業”組織，高職院校與企業雙方有各自不同的戰略定位、期望目標以及自身發展的瓶頸。在綜合分析各個要素的基礎上，雙方各自能從合作方尋求到優勢資源。這種實現自身目標所必需而自身又缺乏的資源的互補能幫助雙方彌補現狀與預期目標的差距。因而“借力發展”、“借船出?！背蔀椤俺髽I”組織存在的理性基礎。企業與學校之間的“超企業”價值網絡組織有助于雙方的風險分散、資源互補。要形成具備這樣功能的組織，要求雙方組建以高職院校為成員單位的職業教育聯合會和以行業、企業為成員的行業聯合會，并使他們之間聯系具有交互、進化、擴展和環境依賴的生態特征。

綜上所述，高職院校產學合作教育兩大主體的利益互不相同，但又可資源共享。但在當前產學研合作教育中都存在各自的缺位與不足。這主要源于動力機制不足。校企雙方在立足于核心動力要素基礎上，努力建立協調各方主體的機制的同時，還需要政府的行政行為和媒介引導，在宏觀層面上需要相關的高職教育政策、法律的制定和施行，再通過優惠的財政政策以及稅收政策的鼓勵，積極引導企業投入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最終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構建雙贏的合作機制，形成企業投入職業教育、職業教育反哺地方產業和合作企業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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