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研究綜述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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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文學研究綜述范文

(一)重學生輕教師

隨著素質教育的提倡，建構主義教育理論與雙主體教學理論為越來越多的教師所認同，他們開始轉變觀念，越來越注重學生的主體地位，越來越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這是教改中最為可喜之處，因為觀念的改變可以促進教改的深入與發展。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有時矯枉過正，重學生卻輕教師。具體表現在，以學生的興趣為導向標，忽略了教師自身的引導作用。事實上，素質教育在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的同時，也強調教師的主導作用。這種誤區的形成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原因。主觀上，教師的動機是好的，但效果卻不能與動機成正比。傳統的古代文學教學模式往往采取“作者介紹———思想內容———藝術特色”的三段論式教學，這種模式今天依然有著較大的市場。這種教學方式，往往“面”鋪得較廣，“點”挖得不深，教師更多的是充當了知識的傳聲筒，因而課堂教學引發不了學生的興趣。為改變這種現狀，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一些教師就通過講述作者的生平故事、文壇趣事、野史逸聞等相關內容來豐富教學課堂。這樣的穿插教學本無可厚非，首先它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保持良好的教學秩序。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擴大學生的視野，增加知識面。但是，一旦不能把握好“度”，過分傾斜于此，教改就會走向誤區———為吸引學生而忽略了教師的主導作用，傳授了基礎知識忽略了能力培養。客觀上，隨著教師教學評價體系的改革，學生評教成為教師教學評價的重點，從某種程度上說，教學業績的好壞取決于學生的喜好。學生評教的角度往往從自身的興趣出發，要求課堂氣氛輕松，不能注意到知識的系統與銜接，不愿接受思考與科研的辛苦。一堂生動的好課就被狹義地理解為多講故事、多舉事例。筆者曾就“如何上好古代文學課”向學生展開調查，70%多的學生認為文學史及作品枯燥了些，要求老師“多介紹一些背景知識、作家生平及相關故事”。此外，在古代文學教學中明顯感覺到:學生對小說教學的興趣遠遠高于詩文教學。教學評價體系以學生評教為主，勢必對教師的教學活動產生誤導，為獲得學生的高分評價，一些教師的教學自然會迎合學生的口味。教與學的相互融洽，應該是教學中的極高境界。然而，以犧牲教師的主導地位為代價換得的“融洽”，應該說是得不償失的。學生得到的是信息時代網絡書籍上輕易可得的“趣味”，失去的是培養能力時代的能力喪失。最典型的莫過于四年本科畢業，畢業論文都無從下手。

(二)重手段輕方法

當今社會是信息化的社會，社會的進步帶動了教育的發展，現代科學技術正越來越深入地走進教育，多媒體教學就是最好的說明。小小三尺講臺可視接千里，耳聽八方。教學容量增加了，教學效率、效果提高了，教學的生動性、直觀性加強了……多媒體教學正顯示出其巨大的優越性。正如一枚錢幣有正反一樣，多媒體教學中也存在誤區，這就是重手段輕方法。明顯表現在多媒體課件蜂擁而上，教師教學方式方法依然陳舊。以古代文學教學為例，教學方法依然是傳統的“三段論”直講，不同的是將粉筆板書換成多媒體的屏幕顯示，配以一些畫面與音樂。其最終除增加學生的感官刺激外，與傳統的教學效果并無二致。這種現象的形成，筆者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對多媒體教學認識的偏差。作為現代教育技術重要手段的多媒體具有時代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辦學、教學的一個重要指征。無論是對學校的本科教學(研究生)驗收還是對教師的教學評價，多媒體教學都是一個重要的參照因素。多媒體教學的重要性，往往使人們在認識上產生一種錯覺:凡運用了多媒體的教學就是教改，就是好課。事實上，多媒體只是適應時展、以計算機作為知識載體的教學手段。多媒體(計算機)教學始終也只能是一種輔助的教學，它不可能改變整個教育過程中的實質，教學的主體只能是教師與學生。這就好比教師是廚師，學生是吃飯者，多媒體是灶具、炊具。飯菜是否可口，關鍵是廚師的手藝和學生的胃口。灶具、炊具最大的影響只是在于做飯的功效。一堂好課，手段固然不可缺少，關鍵還是在于教師的教學方法。衡量一堂好課并不能以是否運用了多媒體技術為標準。曾經有幸聆聽過中國文學研究所楊義先生的兩次講課，沒有多媒體技術的幫助，卻依然讓我們有如沐春風之感，領略到“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內涵。應該說，教師的主導地位就體現在教師的知識積累及傳授的方法上。重手段輕方法，只能使多媒體教學成為新瓶裝舊酒的傳統教學模式的翻版，而不能正確合理地使用現代教育技術。教師自身的現代教育技術水平也是形成重手段輕方法的一個原因。多媒體教學中，教師運用最多的莫過于教學課件。課件的來源，或是自己制作，或是網上下載，或是花錢購買。自己制作的課件，因為計算機知識的欠缺，往往只能以幻燈片的形式出現，結果無非是將原來粉筆的板書變為電子板書，換湯不換藥，不能有效地發揮多媒體的作用。網上下載或購買的課件，因為“舶來品”的緣故，教師不熟悉教學內容，喪失教學的主動性，很可能導致“照本宣科”。此外，由于現代教育技術水平的限制，課件往往重復使用，修改的概率微乎其微。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使得教學模式固定化，從而抹殺了教學中的個性、特色與靈活性，限制了教師主導作用的發揮，自然也就陷入了重手段輕方法的誤區。

二、特色課堂的構建———古代文學教改的應對措施

美國教育學家杜威有句名言“教之于學就如同賣之于買”，也就是說:要讓學生會學，教師就必須會教。古代文學教學的目標應該是，讓學生在掌握古代文學知識的同時，增加人文素養，陶冶性情、情操，提高科研創新能力。基于此，筆者認為充分運用多媒體技術，優化教材與課堂結構，發揮教師主導作用，構建特色課堂至為重要。古代文學特色課堂構建的前提條件是有效地完成教學內容。原則是充分發揮教師與學生的主體作用。目的是使學生掌握古代文學知識，提高科研創新能力，增強人文素養。為此，筆者將古代文學特色課堂分為三個有機組成部分

(一)強化記憶的自學課堂

該課堂體系的特色就在于，以學生自學為主，利用多媒體技術，將古代文學的基礎知識與古代文學學科的考試相結合。具體操作上，以教師為主導，首先將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介紹給學生，使學生對古代文學史在總體上有一個宏觀的把握，以便在今后的學習中做到知識的系統化與完整性。比如，介紹到魏晉小說，可以將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脈絡加以介紹;學習宋代詩歌，可以將北宋、南宋詩壇加以概括。接著，在多媒體的教學屏幕上顯示一個教學單元的基本練習，諸如作家的字號、作品，名句的填空，文學流派的解釋，作家創作的概況等基本知識，由學生在課前預習及課堂開卷的基礎上隨堂完成。學生的練習作為該門課程總成績的一部分。這樣的教學課堂，可以充分優化教材，將教材中最基本的知識以相對少的教學時間梳理出清晰完整的線索并加以強化訓練。同時，通過強制也可以加強學生學習的自覺性與主動性，打好古代文學的基礎，杜絕平時作業中的抄襲及期末考試時的臨時突擊和舞弊現象。

(二)“授之以漁”的能力訓練課堂

該課堂的特色主要是對教材中的重點章節有選擇地進行專題講述，目標是培養學生的科研創新。專題教學中教師可將自己的科研成果、參考資料等通過多媒體屏幕介紹給學生，進而教給學生研究的方法。比如，講解姜夔作品，可以結合周濟的《宋四家詞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的評論加以講評。講授清代小說時，可以將當今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熱點、研究空白等介紹給學生。據筆者了解，這樣的教學內容還是比較受學生歡迎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學生認為教師不是教“死書”，能擴大他們的視野，調動和激發他們的科研創新能力。專題研究教學也可以采用討論教學，可以事先布置討論題或讀書報告，要求學生查閱資料，課堂上以學生介紹資料綜述及自己的觀點為主。如《聊齋志異》專題可重點分析其女性形象。《聊齋志異》幾乎所有的愛情故事都是狐仙鬼女主動找書生，并且一見面就委身于書生，就此可讓學生展開討論，進而深入探討作者的女性觀。教學中，應根據教學課時及教學要點設計好一學期的教學專題，如，唐代文學中的“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等，教學不要求面面俱到，重在給學生以啟發，培養學生的能力。這種教學課堂，可以突出教材的重點，重要的是通過平時的訓練，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為畢業論文的完成打下基礎。同時，也可以避免學生畢業時，論文無從下手，抄襲、剽竊他人勞動成果的現象。

(三)增強人文素質的情商課堂

“情商”是心理學家相對于“智商”提出的一個概念，是指人在情緒、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質。在這一點上，古代文學課占據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在古代文學作家作品中，很多地方顯現著健康健全的人格魅力和優良的民族美德。如果引導得法，古代文學課完全可以成為生動的美育課，給學生以心靈的洗滌與凈化。情商課堂的創立就是要聯系古代文學作家作品對大學生進行人生教育，以此增加大學生的人文素養，提高大學生的審美直覺能力，增進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進一步塑造大學生的健康人格。情商課堂可以通過學生感興趣的作家生平經歷，針對現實生活中的熱點話題，展開討論，從而樹立正確的人生態度。如蘇軾生平經歷坎坷，但在逆境中始終能保持一份樂觀。《瀲湖上初晴后雨》《前赤壁賦》《水調歌頭》都表現了這一共同特點:人生的不快、不順、不幸、不如意都在對自然、生活的熱愛中得以化解。將蘇軾的人生態度與當前大學生找工作的挫折相聯系，會給學生很好的人生啟示:遇到挫折，如果一味自怨自艾，生活的天空會一片黯淡;只有盡量去尋找、發現生活中的美，生活中才會海闊天空。該課堂也可以在講解作品時聯系相關話題，對現實生活中的普遍現象進行思考。如講解《紅樓夢》時，可將賈府的腐敗與當今的社會現實相結合。賈府的腐敗包括政治的、經濟的、道德的三方面，賈府的腐敗是它走向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腐敗不僅是封建社會的毒瘤，也是當今社會的毒瘤，通過《紅樓夢》的學習，可以知道反腐倡廉的重要意義。愛情是文學永恒的主題，也是大學生最感興趣、最敏感的話題。《聊齋志異》中一些篇目(如《葛巾》等)的女性毅然離開了原先的“愛人”，可以聯系近年來大學生因失戀輕生的現象，探索其原因，對大學生進行愛情觀、生命觀的教育。此外，情商課堂還可以通過對古代詩詞的欣賞、朗讀陶冶大學生的性情，培養其審美欣賞的直覺能力，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中，利用多媒體手段，將音樂、畫面、朗讀等多種手段有機結合，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情商課堂可以使學生從書本走向生活，可以使古代文學教學更貼近現實人生，從而增添時代氣息。這是中國古代文學優秀傳統薪火傳承的重要途徑之一。作為高等院校的學生，人格的塑造，對今后走向社會至關重要，因此，情商課堂的構建是高校古代文學教學的一個亮點。

三、結語

第2篇：古代文學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多民族；文學史觀；文學史建構；文化身份

中圖分類號：I109。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8—0134—04

多民族文學史觀作為一種文學史觀念，學界通過討論明確了“多民族文學史觀” 是什么和為什么要創建兩個基本問題。然而，作為一種文學史寫作的實踐策略，因為少數民族作家文化身份的復雜性，“中國多民族當代文學史”寫作并未獲得學界廣泛認可的進展。

一

“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興起并成為當前的學術熱點，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學說的創建，勢必會提供一方堅實的思想基石，積極地作用以至有效地墊高包括中國文學研究在內的諸多相關人文學科的學術建設基準”，[1]（P5）它是20世紀哲學思想轉向的結果——“20世紀人類思想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從歷史領先原則向相互作用原則的轉變，反映在辯證法領域，則是黑格爾對立統一原則受到質疑和挑戰并提出平行統一的概念。這一概念用之于中華多民族文學史的編纂工作時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鑒，同時對于國學觀念的現代轉型和文學的平行本質比較提供了方法論指導”[2]（P5）。同時不應忽視的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興起是多民族文學史建構實踐與少數民族文學學科反思所獲得的文獻積累的結果。

首先，多民族文學史觀的興起離不開學界進行多民族文學史的建構嘗試所做的鋪墊。自20世紀90年代學界就開始了多民族文學史的理論梳理和多民族文學史的建構嘗試，1995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鄧敏文的《中國多民族文學史論》，該書以寬泛的研究視角，綜合運用文學史學史和文學史原理相關理論，討論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建設歷程、各種文學史觀、各民族文學史常見體例、各族文學關系、民族文學的產生發展和演變問題、民族文學史的分期問題，這是一部較早從文學史理論方面審視多民族文學關系的著作，為多民族文學史建構進行了準備。1997年華藝出版社出版了張炯、鄧紹基、樊駿的《中華文學通史》十卷（新版增補為十二卷），該書延續了1949年以來中國文學史編寫的總體框架，在保留了余冠英主持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和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部分內容的基礎上，增補了大量新觀點新內容，特別是立足于中國歷史上多民族交流融匯的事實，增加了以往主流文學史忽視掉的各少數民族文學，盡管因文學史觀的問題此部分內容并未真正有機融入國別文學史，但是其在多民族文學史編纂方面的開辟作用是積極的。2001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劉亞虎的《中國南方各民族文學關系史》，該書基于探討中國南方各民族文學的關系、揭示其發展規律的目的，以大量的第一手資料證明了中國各民族文學相互影響的文學史事實，對于形成多民族文學是互滲交流結果的文學史觀具有重要啟示。2003年楊義的《重繪中國文學地圖——楊義學術講演集》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作者以其跨界研究的宏大視野提出大文學觀“重繪中國文學地圖”，強調了應該形成包括少數民族文學在內的整體文學觀念，該書所提出的觀念與基本概念成為多民族史觀的主要理論支撐之一。2005年郎櫻、扎拉嘎的《中國各民族文學關系研究》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成果，該書從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的角度出發，側重分析了從先秦到清朝整個古代文學不同時期民族關系的變化及其對文學發展的影響。2006年關紀新的《20世紀中華各民族文學關系研究》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該書的十六名撰稿人分別從文學先驅的倡導、代表作家的實踐、地域和族際的交流、語境背景的影響等不同角度，以評論的方式解讀了多民族文學在20世紀的交流互動。這些成果的產生為“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成為近年學界熱點奠定了基礎。

第3篇：古代文學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 灰姑娘 ； 葉限 ；《酉陽雜俎》； 《格林童話》； 比較研究

[中圖分類號] I0-03 I106.8 I24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1-6639（2013）02-0053-04

美國當代著名民俗學家斯蒂·湯普森在《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一書中曾指出：“也許全部民間故事中最著名的要算《灰姑娘》了。”[1]據湯普森估計，僅在歐洲就存在不下于500個灰姑娘的故事文本，但最典型和知名的莫過于夏爾·貝洛和格林兄弟所搜集的灰姑娘故事了。“灰姑娘”故事在歐洲最早見于法國古典主義作家夏爾·貝洛（1628-1703）的童話集《鵝媽媽的故事》，其題材大部分來源于法國和歐洲的民間傳說。而更為我們熟知的“灰姑娘”故事則是德國格林兄弟所搜集整理的，哥哥雅各布（Jacob Grimm，1785-1863）和弟弟威廉（Wilhelm Grimm，1786-1859）于1812-1815年出版了《兒童和家庭童話集》，后來被譯成了《格林童話》，并廣為流傳。其中的名篇如《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紅帽》等則聞名于全世界。到今天，“灰姑娘”已經由具體的童話人物變為一類人物的代稱，如在牛津詞典上這樣解釋Cinderella（灰姑娘），“girl or woman whose beauty or abilities have not been recognized ” （美貌或能力未被賞識的女子）[2]。

灰姑娘的故事是一個跨地域、超民族的世界性的故事類型，不僅在歐洲有大量異文存在，在亞洲、非洲、美洲各國也都普遍流傳著這一類型的故事。我國唐代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中葉限的故事則堪稱是世界上最早的灰姑娘故事的文字記載。自從《格林童話》傳入我國并被廣泛傳播，由于其中的《灰姑娘》故事情節與葉限的故事有極大的相似性，灰姑娘類型的故事才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注意。綜觀目前關于葉限故事的研究，大體分為三類，即中國“灰姑娘”的研究，中西“灰姑娘”之比較研究，中國“灰姑娘”流播研究[3]。如劉曉春的《多民族文化的結晶——中國灰姑娘故事研究》[4]運用歷史—地理學派的母題分析方法解析構成故事的主要母題，從文化人類學角度挖掘母題文化內涵，尤其是探索了同一大文化背景下的中國灰姑娘型故事在不同文化區域中形成的同一性與差異性，比較深入全面。而關于灰姑娘故事的源頭及傳播軌跡的研究更是引人注目，其中馬筑生的《“灰姑娘型”童話溯源》[5]結合貴州侗族的地理環境、生活習俗等方面的情況，細致分析了葉限故事的源頭及其傳播流程，頗具說服力。關于中西灰姑娘故事的比較，當前研究也不少，大體呈現出相同的思路，即先求同，總結出葉限故事與《灰姑娘》的情節相似性，歸納其共同的母題，然后同中求異，探求不同細節所體現出來的不同的文化內涵，如胡梅的《葉限與灰姑娘的比較研究》[6]，黎琪珍、李志紅的《從“灰姑娘”原型看中西文化內涵的差異》[7]。錢淑英的《中西“灰姑娘故事型”的敘事比較》[8]可謂是獨辟蹊徑，從敘事學的角度分析了中西灰姑娘故事的不同及其意義。

本文也擬對《酉陽雜俎》中的葉限故事和《格林童話》中的《灰姑娘》作比較，著重探討中國灰姑娘故事雖然早出，卻不能像《格林童話》中的“灰姑娘”那樣廣為人知的原因，是對中國灰姑娘故事研究的一個補充。

一、《酉陽雜俎》中葉限的故事

段成式，字柯古，祖籍山東臨淄鄒平，生年不詳，約在唐德宗貞元19年（803）或稍后，卒于懿宗咸通四年（863），與晚唐詩人李商隱、溫庭筠并稱。他比格林兄弟生活的年代要早1000年左右，比法國的夏爾·貝洛也要早800來年。《酉陽雜俎》是一種筆記體小說，三十卷，二十篇。全書分門別類地輯錄材料，好像類書，實乃仿晉代張華《博物志》的體例變化、擴大而成。所記自仙狐鬼怪、人事以至動物、植物、酒食、寺廟、考證等，無所不包，內容極為繁雜，標目也極新異。段成式標榜其書為“志怪小說之書”[9]，而最能體現其志怪特征的篇目主要集中在《諾皋記》和《支諾皋》中。葉限的故事就在《支諾皋》上篇的第三則中。葉限的故事鮮為人知，先在這里粗陳梗概：

秦漢以前，有一個吳洞洞主娶了兩個妻子，其一妻死去 ，留下女兒葉限。過了不到一年，葉限的父親也相繼而逝。葉限和她的后母及后母的女兒一起生活，后母對她百般虐待，并殺害了她精心飼養的一條魚。葉限傷心之際，得到“自天而降”的神人指點，將魚骨藏匿起來，“金璣玉食，隨欲而具”。在一次盛大的洞節來臨時，葉限瞞過后母，“衣翠紡上衣，躡金履”去參加。因被后母及異母妹察覺，倉卒逃離，遺下一只金鞋。這只金鞋輾轉為鄰近海島上的陀汗國國王得到。他派人到拾得金鞋的地方尋找主人。此鞋非同尋常，腳小的人穿上它，鞋就縮小一寸，此國的婦人沒有一個穿著合適的。最后終于找到葉限，于是“載魚骨與葉限俱還國”，“以葉限為上婦”，而“其母及女即為飛石擊死”。 一年后，由于國王的貪得無厭，祈求無限的寶物，這堆魚骨頭失卻了神力，國王把它埋在海岸邊，最后為海潮卷走。

灰姑娘故事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種異文，而其母題基本不脫離五個方面，即后母虐待、難題考驗、神奇力量的幫助、特殊方式的身份驗證、與王子結婚[10]。從這幾方面來看，葉限的故事與廣為流傳的《格林童話》中的灰姑娘故事簡直如出一轍，除難題考驗這一點不太突出外，二人的其它遭遇十分相似。有鑒于此，完全可以把葉限的故事稱為中國的灰姑娘故事。《酉陽雜俎》中所載葉限的故事既然被認為是灰姑娘故事類型中最早的文字記錄，它不大可能是從歐洲流傳過來。據段成式附記，葉限的故事為“成式舊家人李士元所說。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記得南中怪事”[11]。古人泛稱西南地區為“南中”，邕州即今廣西邕縣，這里明確地告訴我們故事的來源。當然也不敢確定此地就是灰姑娘故事的起源地，只能說灰姑娘故事是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的，要研究其源流十分困難。在此，本人也無意去探究葉限的故事和《格林童話》中的灰姑娘故事的源流關系。

灰姑娘故事的內涵十分豐富。它揭示了在私有制下普遍的家庭矛盾，暗示只有通過血緣和婚姻的維系，家庭才能穩固。灰姑娘的故事也譴責了繼母的貪婪、冷酷和偏心，而對于弱小的孤女，人們則寄予滿腔同情。故事通過幻想的手法，使受欺凌者最終獲得幸福，作惡者遭到嚴厲的懲罰甚至被毀滅，體現了善、惡的對比和較量。灰姑娘的故事還反映了女性想要改變自己的處境，無疑要靠外在的神奇力量和與地位尊貴的男性結婚來解決，這幾乎是一種美好的幻想，這也說明了女性社會地位的低下。

二、中國灰姑娘故事不能聞名于世界的原因探析

值得注意的是為什么中國的灰姑娘故事不如《格林童話》中的灰姑娘故事有名，甚至鮮為人知？如果不是有了聞名于世界的《灰姑娘》，人們也不會注意到《酉陽雜俎》中葉限的故事，它將長期被埋在故紙堆中。在這里，我們著重探討一下中國灰姑娘的故事不能走向世界的原因：

第一，從撰書目的看，二者有較大不同。《格林童話》主要是站在兒童的視角來搜集整理，它的主要功能是通過形象生動的童話故事對讀者進行道德品質方面的教育。灰姑娘的故事實際上是勸善懲惡的類型，符合任何時代的價值觀，不會過時。《酉陽雜俎》的成書目的就不同了。段成式在《酉陽雜俎序》中說：“固役而不恥者，抑志怪小說之書也。”[12]此書的著眼點在于志怪。文中說，“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記得南中怪事”可證。志怪的目的是什么？作者在《諾皋記序》中指出：“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書所記，題曰《諾皋記》。街談鄙俚，輿言風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游息之暇，足為鼓吹耳。”[13]因此可見，其寫此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娛樂、消遣，作為飯后談資。此外，還可以從文章的結尾來判斷故事的著眼點。段成式在文中寫到：“（葉限）始具事于王，載魚骨與葉限俱還國。”按說，故事到這里就可以收尾了，一般童話也是以“從此二人過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來結尾。但段成式的故事沒有到此為止，他又花了一點筆墨來寫魚骨頭的最后歸屬。可見神奇的魚骨頭似乎比葉限的命運更讓人關注，因為怪就怪在魚骨頭啊！ 這樣看來，作為民間文學的灰姑娘童話所包含的內涵和價值要比葉限故事更加鮮明，更能引起人們的關注。

第二，從敘事角度看，二者有較大差異。從故事情節來看，二者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在敘述的手法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灰姑娘的故事更注重反復手法的運用，給人一波三折的感覺，更能加強讀者的印象。這也是兒童文學常用的手法之一。比如灰姑娘的后母為了不讓她參加宴會，就命令她在兩個小時內撿完散落在灰里的一盆扁豆，灰姑娘把鳥兒叫來了，一個小時完成了任務。于是后母又要求她在一個小時內撿完兩盆豌豆，灰姑娘又一次呼喚小鳥來為她幫忙，結果只用了半個小時，可后母還是沒有答應讓灰姑娘一起參加宴會。這樣就再三強調了后母的惡毒。此外還有灰姑娘三次要求榛樹為她拋下美麗的衣鞋，又三次逃避王子的追蹤。而在葉限的故事里，文字簡潔，極少鋪排，關于愛情幾乎沒有涉及，缺乏灰姑娘童話的浪漫性。這與段成式記載葉限故事的口吻也有關系，他是在轉述別人的故事，不能加上自己的想象和虛構。為了強調這個故事的真實可靠性，他幾乎沒有進行任何的加工，因而故事只能粗陳梗概，不夠細膩。

第三，從語言上看，《灰姑娘》的語言淺顯易懂，寓意明確；而《酉陽雜俎》則是文言的，況且段成式的文章又“詞句多奧博”[14]，且有些地方前后矛盾，如在葉限這則故事中，段成式先是寫葉限的后母將吃剩的魚骨藏于“郁棲之下”，也就是在枝葉濃密的大樹底下，而后來那仙人卻說“骨在糞下”，頗讓人費解。通俗的語言更利于故事在民間的傳播，因此《灰姑娘》流傳更廣。

第四，從主人公的名字看，“灰姑娘”概念的形成還得益于這個名字的形象性。灰姑娘在夏爾·貝洛的童話中叫做辛黛瑞拉（Cinderella），而《格林童話》中則直接用灰姑娘來稱呼了。由于灰姑娘在這個家庭像傭人一樣，地位全無，連睡覺的床鋪都沒有，就只能躺在灶旁的灰燼里，她總是滿身灰塵，從而有了“灰姑娘”的稱號。《格林童話》中還有著名的《小紅帽》、《白雪公主》也都是以她們的某一個特征來命名。而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由于重史的傳統，即使在十分虛誕的故事中，主人公也有一個非常正式的名字。就算沒有看過灰姑娘故事的人，也可以從這個名字望文生義，知道灰姑娘的含義所在。但是，人們不可能從“葉限”這個詞語中找到與主人公的特征有關的任何蛛絲馬跡。可見，生動的命名對于人物的塑造也是十分有益的。

第五，從體裁來看，《格林童話》形式統一，都是民間童話故事，題材也貼近人們的生活，為人喜聞樂見。“民間童話賦予了灰姑娘故事得以流傳的最佳形式，從而廣為撒播，成為人類童年生命的共同精神財富”[15]。灰姑娘故事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廣為人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被披上了童話的外衣，插上了童話的翅膀。而《酉陽雜俎》的內容則是五花八門，無所不有，還有一大堆不具文學色彩的東西雜陳其間，故而叫“雜俎”。這種體例難以引起一般讀者的注意，除了學者查找資料，普通讀者是不會看的。

第六，二者產生的社會環境和受到重視的程度大不相同。在中國古代社會，人們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較深，多重實用而“不語怪力亂神”，理性精神很濃厚。在兒童教育中，多注重說教式的倫理教育的灌輸，如《三字經》、《弟子規》等書籍的傳播十分廣泛，而像灰姑娘這樣美妙的故事則極少見，即使有，也被視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道之說，不被人重視。因此，像《酉陽雜俎》這樣記錄街談巷語的志怪小說，即使里面存在不少故事性很強的作品，仍然無人重視。而西方盡管在18世紀以前兒童文學也十分匱乏，但是之后卻涌現了不少知名作品，并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如英國王爾德童話、丹麥安徒生童話、格林兄弟搜集的童話、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記》、拉格洛夫的《尼爾斯騎鵝旅行記》等。進入現代社會后，西學東漸，大量西方的作品開始涌入我國，包括兒童文學，由此灰姑娘的故事才廣為人知。可惜中國卻極端缺乏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兒童文學作品。

三、結語

那么，中國的灰姑娘故事出土之后，是不是能與西方的灰姑娘故事相抗衡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作為民俗學研究的對象，段成式《酉陽雜俎》中葉限的故事確實受民俗學研究者的廣泛注意，但是正如之前所說的多種原因，其難以走向民間，深入人心。況且一旦典型樹立，其他異文就難以超越了。經過這個比較之后，我們似乎更應該鉆到故紙堆中，關注文本的解讀，并盡可能地將眼界放開，從比較的角度來研究本土文學，把它們從無意義中解救出來，把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發揚光大，也能增強我們對本土文學的自信心。同時，通過這個比較，也啟發我國學者多做一些類似于格林兄弟的搜集整理工作，把我國的民間文學推向全社會乃至全世界，爭取也釀造出一部優秀的世界童話名著！正如魯兵所說：“兒童文學作家在創作反映現實生活表現時代精神的作品之暇，也需要重視民間文學這個寶藏，從中發掘一些有趣有益的故事，經編寫或再創作，來充實兒童文學世界。……為什么中國人極少知道中國灰姑娘？看來我們是忽視了這方面的工作。”[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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