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價值論的含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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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價值論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探討

馬克思既不是勞動價值論的首創者，也非與生俱來的勞動價值論者，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歷程經歷了反對（異議）到轉折再到擁護的三個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新的時代背景下，社會的經濟、政治、科學和文化各領域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因此，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探討也不能停留在一般的結論性的陳述上，而是要在新的時代語境下突出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形成的過程尤其是其科學內涵拓展的闡述。

一、自成一家的理論創建——科學勞動價值論的形成與解說

馬克思之前，西方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勞動價值論的研究上已經占據了開拓性的位置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這一點上，大衛·李嘉圖提出的勞動價值論可謂達到了資產階級界限內的最高成就。然而，由于社會實踐的制約和歷史條件的局限，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和嚴重的失誤，以至于1823年李嘉圖逝世后，勞動價值論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反而被曲解和庸俗化。

受理論紛爭局面的影響，馬克思最初對勞動價值論持有異議，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才得到最終轉變。至此，馬克思展開了對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思考，即以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細胞—商品為邏輯起點，分析價值、交換價值作為商品基本要素的內在規定性，進而推演出貨幣是商品內在矛盾運動的結果。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形成的，勞動是價值創造的源泉，因而也是理解勞動價值論的樞紐。馬克思說：“把價值看作只是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物化的勞動，這對于認識價值本身具有決定性的意義”。[1]但是，勞動不一定形成價值，勞動也并不只限于特定的范圍和某種單一的形式。馬克思認為勞動生產力是有多種情況決定的，包括勞動者的勞動熟練程度以及“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的應用程度”，等等。可見，價值形成離不開勞動，這里的勞動既有體力勞動也有包含了科學、管理等因素的其他勞動形式。

二、各執一端的理論爭鳴——價值論相關學說的辨析與探討

李嘉圖開啟的比較徹底的勞動價值論伴隨著李嘉圖的去世逐漸式微，19世紀70年代起開啟了半個多世紀的邊際效用理論稱雄的時期。所謂效用，是指商品用來滿足人們欲望的能力。它是消費者對一切商品和勞務的一種主觀心理感覺的評價，這樣就限制了理論的適用范圍和發揮作用的效力。

馬克思肯定了效用作為經濟學的一種分析工具所具有的積極作用，同時也對理論的缺陷進行了透徹的批判。分析兩種理論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首先，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價值的基礎生成論，效用價值論是價值的現實決定論。勞動價值論旨在強調資本主義大工業時期，養活資本家階級甚至整個社會的是一無所有、只能靠出賣自己勞動力為生的最廣大的無產階級。生產資料、機器設備、廠房只能轉移價值，只有工人階級的勞動不僅能轉移舊價值，還能創造新價值，勞動是價值形成的基礎和源泉。效用價值論意在說明商品市場上，消費者以現有的貨幣收入，在既定的價格水平條件下，如何對商品組合進行合理的配置，從而實現消費者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勞動價值論是尊重勞動和投入的價值論，效用價值論是服從欲望和需求的價值論。勞動價值論關注商品的生產和形成過程，強調無產階級的勞動是價值和剩余價值形成的根本性動力，沒有無產階級超過一定點的剩余勞動，就不會呼喚出隱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強大的生產力，因而勞動價值論尊重經濟發展中勞動的基礎性作用，為勞動者爭取工資、權益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和理論武器。效用價值論強調的是商品經濟大潮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能夠滿足消費者需求和欲望的商品就能贏得市場，實現價值，否則，摔壞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產者。

三、日新月著的理論發展——新形勢下勞動價值論的再認識

馬克思以后的一百多年，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提出了挑戰，應對挑戰，就需要面對新形勢和新情況，探求對勞動價值論的再認識，基于前兩部分的論述，筆者認為應在以下幾方面正確理解和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

1.分析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健全分配體制

在存在商品經濟關系的條件下，價值的生產是價值分配的基礎，價值創造的多少也制約著價值分配的多少，但是，馬克思提出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制度，是基于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權的不同情況，而與勞動價值無關。價值生產的過程中，和勞動付出一樣，其他非勞動生產要素也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單純強調按勞分配是片面的不正確的。我國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既尊重絕大多數勞動者的辛勤勞動，又兼顧了要素所有者要素投入的成本和貢獻，這樣的價值分配機制有利于各種生產資源的合理配置，也能有效調動要素所有者生產的積極性，從而形成了各種生產要素同向運動的最大合力，避免了其中出現零和效應。

2.協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資關系

馬克思描述的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固有矛盾。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資本家階級和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是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資本家階級的財富建立在無產階級堆積的白骨之上，勞資關系緊張，資本家階級連續的武力鎮壓和工人階級不斷的反抗、罷工充斥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關系依然是生產過程形成的基本關系，雖然“資本剝削勞動”的現象在一定時期和一定范圍內仍然存在，但是勞動者和資本所有者是商品市場上平等的主體，雙方通過等價交換的原則進行商品買賣。不僅如此，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工具的正確運用，也為維護生產者的合法權益，形成和諧的勞資關系創造了有利的社會環境。

參考文獻：

第2篇：勞動價值論的含義范文

論文摘要：關于勞動價值論中勞動創造價值、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以及勞動價值論的現實指導意義等問題的認識，必須建立在尊重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之上。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創立100多年來，一直存在多方面的爭議，其中包括價值是不是由勞動創造的，勞動價值論以現實指導意義何在，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等等。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自動化、電子化甚至電腦化的出現，生產中需要投入的活勞動要素相對減少，而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包括機器、設備、新工藝、新產品在內的資本要素，即物化勞動要素卻急劇增多，很多產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勞動參與就能生產出來。那么，該如何看待這些問題?筆者認為，討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必須采用全面的觀點，整體地看待勞動價值論的真正含義。

一 關于勞動創造價值問題

勞動價值論從無產階級立場出發，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揭示出“人類的抽象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唯一源泉”這一原理，為以后的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根據。伴隨科技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日益發展，特別是今天社會主義社會形態下的經濟關系、勞動過程，均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結合新的實踐，深化社會主義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已經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一個重大理論命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曾表現了對價值問題的極大關注。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差別》(1841)中，曾對人的自由與必然和反對神本主義價值觀等問進行過探討。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和其他經濟學著作中，馬克思對各種不同意義的價值概念作過考察和把握。他首先嚴格區分物品的使用價值和商品價值、交換價值，立足于對交換價值及其內在尺度的考察，揭示了商品生產的秘密，從而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創立了剩余價值學說。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面對利用混淆商品價值與使用價值來否定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庸俗經濟學觀點，進行了堅決的、毫不妥協的斗爭。他反復強調一般意義上的價值和使用價值同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毫無共同之處”同時，馬克思并未因此而將它們的差別絕對化，并未否認在一般科學的范圍內研究使用的價值的意義。

在以往的經濟學著作中，“價值”一詞有時表示商品的價值，有時表示交換價值，有時則表示使用價值，其含義往往只有根據上下文聯系及作者的思想才能具體地確定。雖然一些英國經濟學家曾有用“worth”(價值)表示使用價值、用“value”(價值)表示交換價值的習慣，但無論是日耳曼語源的“worth”，還是羅馬語源的“value”，都只是“價值”一詞的兩種不同語言符號形式罷了。為了避免象這樣多義地使用“價值”一詞所造成的混亂，馬克思對“價值”、“交換價值”、“使用價值”這三個概念作了明確的區分，并分別用三個不同的詞，且Ⅱ“value”、“usevalue”、“exchangevalue”來表示它們。換句話說，在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中，與價值問題直接相關的，實際上有三個概念，其中，“價值”概念指的是商品中所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交換價值”概念指的是商品價值在社會交換過程中的表現形式，它們都是經濟學領域的概念；而“使用價值”概念則不完全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只有“作為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的使用價值，才屬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作為商品的使用價值，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

勞動價值論認為，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value”)，而且是活勞動，不是物化勞動，它強調勞動價值論中“勞動”二字的含義及其理論價值。它強調和認可了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方面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確認了勞動是人類存在、發展的動力和條件。

馬克思認為，價值是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在商品中的凝結，價值實體是抽象勞動；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該商品的勞動量，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生產商品的勞動量是衡量商品價值量大小的唯一尺度；從價值量的變化規律來看，商品的價值量與生產該商品的勞動量成正比，與生產該商品的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商品價值量的變化，歸根到底是由勞動量的變化引起的。勞動生產率的改變，并不直接改變商品的價值量，而僅僅是改變生產單位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影響單位商品的價值量。

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今天人們生產產品、創造價值的勞動，不再是以生產簡單工具和簡單日常用品為基礎的，只需要很簡單的工藝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簡單勞動，而是需要許多現代化的機器設備等資本要素的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復雜勞動，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鏈條也大大地拉長了。但是，即使是最復雜的生產工具和機器設備，如果向前層層推移，最終都歸結于人類的活勞動，勞動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仍然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勞動創造價值仍然是正確的。

二 關于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問題

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勞動要形成價值，光靠勞動自身還不行。如果只有勞動而不具有諸如土地、機器、原材料等物質生產要素，無論如何是生產不出商品來的。沒有商品，自然也無價值可言。關于產品的生產要素，馬克思明確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作為產品的生產過程，“勞動過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包括“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 ‘脅”“勞動并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可見，在任何社會和任何時代，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都是產品的生產要素，這是馬克思關于生產要素的基本觀點。

近年來，有人認為，生產的過程是一個由活勞動與物質生產要素共同作用的系統工程，勞動與資本彼此之間誰也離不開誰，因此，不能說剩余勞動僅僅是由活勞動創造出來的。尤其在今天，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物化勞動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產能力，發揮著不可替代的、越來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觀地、科學地、正確地認識先進技術、先進設備、新材料、新工藝的作用和功能。因此，認為應該是價值及剩余價值是由物質生產要素和活勞動共同創造的。 　我們認為，物質生產要素雖然不是價值的源泉，但它在價值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物質生產要素本身的價值是商品價值的組成部分。物質生產要素本身也是商品，也有價值。它的價值通過具體勞動轉移到新產品中去，成為新產品價值的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在商品生產過程中，物質生產要素的消耗只有在社會“平均消耗”的情況下，其價值才能轉移到新產品中去。如果大于社會“平均消耗”的范圍，就意味著物質生產要素的浪費，超出部分的價值不能轉移到新產品中去。反之，如果大力節約物質生產要素，使物質消耗大大低于社會的“平均消耗”，就有利于降低生產該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從而有利于商品生產者實現更多的價值。其次，先進的物質生產要素有利于勞動者從事復雜勞動，在單位時間內創造更多的價值。同樣的勞動者，如果他們使用的勞動工具不同，在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的產品數量就不同，創造的價值也不同。但是，物質生產要素的先進程度要與勞動者的素質相適應，不是越先進越好。

但承認物質生產要素在生產商品價值中的作用，并不否定勞動是價值唯一源泉這個勞動價值論的基本觀點。這是因為：第一，前者說明的是商品價值形成的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就不能創造商品價值；后者說明的是商品價值形成的源泉，沒有勞動這個唯一源泉，無論物質生產要素多么先進，多么豐富，同樣創造不出商品價值。第二，物質生產要素對商品價值的作用是通過勞動為媒介而實現的，它并不改變勞動量是衡量商品價值量的唯一尺度這個勞動價值論的基本觀點。

三　關于勞動價值理論的指導意義問題

對價值規律的揭示是勞動價值論的重要內容。根據勞動價值論，商品生產的價值規律以及競爭規律是商品經濟條件下刺激生產力發展的強大動力。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運動，必然會促使商品生產者設法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使生產力向前發展。市場化改革20多年的成就證明只要我們尊重價值規律，我們的事業就能向前發展；相反，如果忽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我們就必然走彎路。在這方面我們是有教訓的，由于認識上的偏差，在很長時期內，我們實踐上把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統統視為異端，簡單地認為我們可以不經歷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就能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目標，這種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做法，結果證明是行不通的。

第3篇：勞動價值論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勞動價值論；勞動的二重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理論來源

（一）威廉?配第是勞動價值論的最早研究者

威廉?配第是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命題是由被馬克思稱為“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創見的經濟研究家”的威廉?配第第一次提出來的。

威廉?配第指出商品的價值量同生產該商品的勞動生產率成反比的理論。他說：“自然價格的高低，決定于生產自然必需品所需要人手的多少。谷物的價格，在一個人能生產十人所需的谷物的時候，要比一個人只能生產六人所需的谷物的時候，來的低廉。”這就是說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一倍，谷物的價值量就降低了一半。威廉?配第又說，“一百個農民所能作的工作，如果由二百農民來作的話，谷物就會漲價一倍。”當然，威廉?配第勞動價值論研究的重點是“自然價格”，但他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只是就個別問題提出來，然而他的個別觀點最后用勞動價值論把彼此聯系到一起。因此，恩格斯稱他為“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

（二）亞當?斯密的價值論

馬克思指出：“在亞當?斯密那里，政治經濟學已發展成為某種整體，它所包括的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形成。”1776年，以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為標志的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創立，建立起完備的勞動價值論體系。他的理論有重大成就也存在缺陷，具體體現在關于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方面：

斯密說：“價值一詞有兩個不同的意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叫做使用價值，后者可叫做交換價值。” 通過以上的論斷，斯密 認為交換價值的大小不是由使用價值決定的，使用價值不是交換價值的源泉。顯然，在探尋商品價值由什么決定的問題上，把使用價值排除在外，這是斯密的理論成就。但是，他沒有認識到商品的本質、沒有深刻理解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的理論不足，致使他拋開使用價值而集中探討交換價值。

（三）大衛?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

19世紀初，英國的大衛?李嘉圖對經歷了一個半世紀發展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做了最后的結論。李嘉圖以反對和消除一切阻礙資本利潤提高和生產力發展的因素為宗旨，以分配論為中心，以價值論貫穿其全部理論體系。

李嘉圖繼承和發展斯密的勞動價值論來論述自己的勞動價值論觀。李嘉圖堅持了斯密關于使用價值不是交換價值尺度的正確觀點，糾正了斯密關于沒有使用價值的商品也有交換價值的錯誤認識，進一步提出了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的原理。李嘉圖認為，決定商品價值的勞動是社會必要勞動；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決定商品價值量的大小，勞動生產率成與商品的價值量成反比；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的區別在于量方面，這一差別的存在不影響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商品價值除了包含著生產資料價值轉移部分，價值是第一因素，收入是派生因素，商品價值分解為三種收入不改變價值是由勞動時間決定的事實。

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現實意義

（一）充分挖掘勞動者潛能

社會生產力包括三個基本的要素，即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勞動價值論認為，在生產要素中，首先應該突出勞動和勞動者的作用，因為“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因此，重視生產力，應該首先重視勞動和勞動者；解放生產力，應當首先解放勞動和勞動者；發展生產力，首先應當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勞動效率。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要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創業機制，營造屬于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 激發勞動者的創造潛能，創造社會財富。

（二）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以社會正常勞動生產力為準，同時承認不同生產主體勞動生產力水平差別。由于主客觀條件的不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承認這種差別，這就迫使每個生產者為了爭得各自的利益而展開激烈的競爭，不斷地改變自己的生產條件，提高勞動生產力，從而推動了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能縮短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使較小量的勞動獲得生產較大的量使用價值的能力；勞動生產力的降低，能延長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使較大量的勞動獲得生產較少量的使用價值。正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科學含義，進而推動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71.

[2] 趙慶元.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及其當代闡釋[M].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

[3] 威廉.配第.賦稅論、獻給英明人士、貨幣略論[M].商務印書館，1978.

[4] 馬克思，恩斯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人民出版社， 1973年，第二卷，第181頁.

第4篇：勞動價值論的含義范文

［中圖分類號］F01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257—2826（2000）07—0025—06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創立100多年來，一直存在多方面的爭議，其中包括價值是不是由勞動創造的、研究價值決定的意義何在、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等等。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和西方經濟理論的發展，這種爭議有不斷擴大的趨勢，例如，隨著西方邊際學派用價格論取代價值論之后，價值決定不再是西方經濟學所探討的主題，人們普遍認為價值決定問題不再有探討的意義；又如，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自動化、電子化甚至電腦化的出現，生產中需要投入的活勞動要素相對減少，而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包括機器、設備、新工藝、新產品在內的資本要素，即物化勞動要素卻急劇增多，很多產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勞動參與就能生產出來。那么，該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又該如何看待勞動價值論呢？筆者認為，討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必須采用全面的觀點，整體地看待勞動價值論的真正含義。

一、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勞動是價值的實體

這是勞動價值論第一個方面的含義，它強調勞動價值論中“勞動”二字的含義及其理論價值。它強調和認可了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方面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確認了勞動是人類存在、發展的動力和條件。它來源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來源于馬克思對勞動大眾的關切和重視，與他一貫地以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作為經濟學研究的起點和終點的階級立場和思想方法一脈相承。這是勞動價值論的精華部分。

在人類經濟思想發展史上，對什么是“財富”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探索過程。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人們生產出來的產品主要供自己消費，產品的具體的、直接的使用價值是財富的直接表現，人們既不追究“一般財富”的概念，也不存在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致富欲。在資本主義早期階段，隨著交換范圍的擴大，隨著人們對原始資本積累渴望的日趨增長，有了“抽象的”以貨幣為目的的商人，開始把金銀貨幣當做財富的象征，貨幣主義就是這種觀念在理論上的反映。在這之后，又產生了分別把商業勞動、農業勞動、工業勞動作為創造財富的源泉的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和重工主義，他們雖然意識到了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中所起的作用，但都不能從各種各樣的具體勞動中抽象出“勞動一般”，因而想不到探究如何增長一國財富這樣的問題。只有到了斯密，才第一次從形式多樣、紛繁復雜的具體勞動中抽象出“勞動一般”這個范疇，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并以探求一國財富如何增長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開創了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的經濟學。

馬克思繼承了斯密在“勞動一般”問題上的貢獻，并且科學地闡釋了這項研究之所以能在斯密那里取得重大進展的原因，即：人們之所以能夠對任何種類的勞動予以同樣看待，并且確立勞動在現代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并不是聰明的人腦對由各種具體勞動組成的“具體總體”進行了總結和歸納，而是因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各種勞動在現實中形成了一個十分發達的“總體”。在社會經濟運動過程中，任何一種勞動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勞動，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特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說來只是偶然的形式，因而是無差別的。勞動已經不僅在范疇上，而且在現實中成了創造財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與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2卷，21—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它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現代經濟的產物，對現代社會開辟財富之門具有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認為，“勞動”、“抽象勞動”這些作為現代經濟學的起點的范疇的產生，是與以追求貨幣為目的的雇傭勞動制度的產生相聯系的，它打開了現代勞動分工體系的形成和發展之門。因為，當工人可以在現實中，通過直接與貨幣相交換，把自己各種各樣的具體勞動轉化為被社會承認的抽象勞動的時候，工人就可以不關心自己所從事的“勞動的內容”和“活動的特殊方式”，“只要分工沒使勞動能力完全片面化”，工人對于使“自身勞動能力”得到發展的和“預示著”向“較好工資”方向的“任何改變，在原則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準備的”。因此，這將促進“勞動能力品種的發展”，促進“勞動種類”的形成和“工資方法的劃分”，促進新的勞動部門和新的勞動方式的建立，促進整個社會內部的分工和現代勞動體系的深化和發展。所以，承認勞動價值論，承認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源泉，就為現代社會打開財富創造之門奠定了必要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

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今天人們生產產品、創造價值的勞動，不再是以生產簡單工具和簡單日常用品為基礎的、只需要很簡單的工藝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簡單勞動，而是需要許多現代化的機器設備等資本要素的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復雜勞動，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鏈條也大大地拉長了。但是，即使是最復雜的生產工具和機器設備，如果向前層層推移，最終都歸結于人類的活勞動，勞動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仍然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勞動創造價值仍然是正確的。

二、社會必要勞動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市場經濟發揮作用的方式和途徑

這部分主要是理解勞動價值論中“價值”二字的含義及其理論的和實踐的價值。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雖然是在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遺產的基礎上得來的，但對價值概念的內涵卻給予了極大的豐富和創新。

首先，與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同，馬克思認為價值是人類抽象勞動的凝結，這就揚棄了斯密的“勞動一般”在形式上、內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類腦力和體力的消耗都算在“勞動”范疇之內，保證了范疇使用的徹底性，擴大了“勞動價值論”的適用范圍。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就是：“勞動就它表現為價值而論……不再具有它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這一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其次，馬克思用“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組范疇獨具特色地說明了他所理解的勞動價值論是如何確定商品的價值、又如何深刻地說明了商品交換中所蘊含的深刻矛盾及解決矛盾的方法的。在馬克思看來，形成價值的勞動不是一般的勞動，也不是一般的抽象勞動，而是經過市場的選擇被證明是社會所需要的、必要的勞動，因此，決定商品價值量的不是普通的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種界定不但說明了商品交換所依據的量的關系的決定、商品交換的性質，而且說明了價值的實現途徑及其所體現的社會關系。它極大地擴展了勞動價值論的理論內涵，把對勞動價值論的理解和運用推到一個相當高的理論和實踐層次。

1.價值量的決定——理論探索及社會實踐的需要。

關于商品價值量的決定，也即價格的決定問題，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直試圖在理論上搞清楚卻沒能搞清楚的東西。斯密的勞動價值論是雙重標準和混亂的；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雖然是徹底的，卻因為沒能說明勞動與資本相交換的關系而徹底破產；在馬克思之后，效用價值理論不再從生產的供給方面探討價值的決定，而是改為從商品的需求，也即商品對消費者效用滿足程度的角度探討價值的決定；但邊際效用價值論在號稱是一場“革命”之后，在西方經濟理論發展史上，也被完全不研究價值的均衡價格理論所取代。

因此，直到今天，在西方經濟學當中，并沒有能夠從較深的層次說明商品價格的決定以及商品交換關系所體現的社會生產內在矛盾的理論，有的只是對交換以及對價格形成的表面現象加以描述的均衡價格理論。但是，這種說明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中都是必要的。首先，我們如果不能從理論上說明價值的決定，那么，“兩個商品互相交換的比例，它們的價值，就純粹是一種偶然，從外部飛到商品上面來的東西，可能今天是這樣，明天又是那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0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這就陷入了不可知論。其次，價值不但在理論上是商品價格的基礎，在實踐中同樣是商品生產者進行商品交換活動的基礎，因為商品所有者在計算各種交換的可能性時，既要考慮到它當做價格波動中心的中等平均價格，也要考慮到價格圍繞這個中心上下波動的平均幅度。

2.理解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起作用的方式是理解勞動價值論在現實中發揮作用的途徑的關鍵。

當我們用“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對概念，在理論上說明了價值量的決定——社會必要勞動決定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量——之后，并不等于我們在實踐中真正地解決了價值量的決定問題。“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實是一對在現實操作中看來非常含混不清的概念。那么，怎樣理解馬克思賦予它們的內涵及作用方式呢？筆者認為，這恰恰是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關鍵所在。這樣一對在現實中難以把握和含混不清的概念，恰恰能夠說明市場經濟、交換機制產生的歷史根源及其意義，能夠在提出商品交換所包含的內在矛盾——在社會分工發展和深化的過程中，存在著人類社會的勞動由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矛盾——的同時，提供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

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從自給自足的小生產向必須通過分工和交換而形成的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過程。在商品經濟產生的早期階段，產品的供需比較穩定，生產結構比較簡單，社會似乎能夠像馬克思曾舉例說明的那樣，用一定生產力水平下中等勞動熟練程度的生產者所耗費的時間，作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解決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問題。

但是，這并不是商品經濟存在和發展的本質和本意。它的本質特征是變化、發展、求新、圖變，而決不是為了尋找中等條件、平均勞動熟練程度的生產方式。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超越這種變動緩慢的低水平階段，社會經濟結構必然會日趨復雜，社會勞動的供需關系、生產結構、產品結構也會日益復雜，供需鏈條會不斷拉長。這時，由社會分工和交換所產生的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問題、社會勞動交換的問題，也就是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問題，就成為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任何人都無從知曉并確切地說出他生產的商品中凝結了多少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無法知道社會需要什么樣的產品，需要什么樣的具體勞動，他提供什么樣的產品、什么樣的具體勞動才能構成社會勞動分工體系的一個部分。更明確地說，就是在這樣一個紛繁復雜的社會分工體系中，任何人都不能保證他生產出來的產品是社會所需要的產品，他的產品一定能夠賣得出去。這是一個無法人為計算、人為控制的問題，同時又是人類獲得發展和進步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它直接關系到以私人勞動為特征的個人能否使自己的勞動得到社會的承認并因此能夠從社會中獲得其生存、發展的資料這一重大問題。

值得慶幸的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在提出這一問題的同時，也提供了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因為它轟轟烈烈地發展起來了，形成了現代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它找到了一種能夠容納更廣泛的社會分工，容納更高水平的生產力發展，保證全社會的消費者獲得更多樣的、更復雜的、更高層次的需求滿足，同時刺激全社會的勞動者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特長，激發更高的社會勞動能力和勞動效率的經濟機制。而這種機制是能夠通過商品的社會屬性、價值及價值的決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說明的。

我們說，所謂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本質上是由市場過程來抽象的量，是通過無數買者和無數賣者進行無數次的交換這一社會性的活動，通過“社會”的過程抽象出來的“社會性”的勞動時間。它是把供給、需求、科技水平、生產力變化等一切復雜因素都考慮在內的，由社會過程決定的，能使供求達到平衡的，為社會所必需的、有效的“勞動時間”。這樣，它就有了事后決定的含義，是對市場經濟運動過程之結果的肯定和總結。它既是人力所難以衡量和計算的——人類社會正是通過市場機制、交換機制，來解決人類本身所無法解決的信息不完全問題、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途徑問題，也是不可模擬和復制的。它不是現實的、具體的勞動量，與現實的用小時、分鐘、秒表示的時間不同，它是抽象的、社會性的概念，是經濟學理論分析的需要，是一個用于理論分析的范疇，既無法量化，又不能用于具體的國民經濟體系核算。

3.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以他對市場經濟較高階段發展運行規律的理解和認識為基礎的。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確立及其對社會必要勞動的說明是建立在對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認識和了解的基礎之上的，是建立在資本關系在市場經濟中確立了統治地位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以普遍的交換為目的的資本式的、社會化的生產，才能在整個社會范圍內，把一切生產變成商品生產，使使用價值普遍地以交換價值為媒介。也只有這樣，才能使通過貨幣所進行的交換行為成為一種有規則的、重復性的活動，才能在高頻率的交換過程中抽象出價值這一范疇，來反映社會必要勞動的質的規定性和量的規定性，也才能真正地使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成為決定交換價值或價格的內在尺度。從而排除商品交換初期那種由消費者的主觀意志、偏好，即主觀效用決定價格的現象，讓生產費用成為調節生產和消費的內在尺度。

對于這個過程，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把一切商品作為價格——作為被計量的交換價值——來規定，這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只是逐漸發展的，是以經常的交換為前提的，因此是以商品經常作為交換價值來比較為前提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所以，只有有了“十分發達的商品生產，才能從經驗本身得出這樣一個科學真理：彼此獨立進行的、但作為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體系的分支而互相交錯的私人勞動，不斷地被化為它們的社會的比例尺度”。（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54—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因此，馬克思認為，在《資本論》第1卷第1章中所研究的商品、價值關系并不是商品經濟產生之初的商品、價值關系，而是在充分認識了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的基礎上，研究出來的作為一般抽象的商品、價值關系，它必須以普遍的、發達的商品交換為前提。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在論述價值形式的發展過程時指出，與其說在這個過程中“商品開始轉化為貨幣，不如說表示使用價值開始轉化為商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因此，“價值概念的純粹發展……要以建立在資本上的生產方式為前提，同樣，在實踐上也是這種情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5頁。）“價值表現為一種抽象，這只有在貨幣已經確立的時候才是可能的。……這種貨幣流通導致資本”，它“只有在資本的基礎上才能得到充分發展”。所以，“價值概念完全屬于現代經濟學，因為它是資本本身的和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最抽象的表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9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說明了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性質、轉化的途徑以及轉化過程中量的決定，說明了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交換關系的本質。

首先，它揭示了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中交換關系的本質，這就是，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社會中，每個人不直接生產供自己使用的生活、生產必需品，而是專門為別人生產當做商品銷售的產品。每個人的私人勞動本質上是社會勞動，但直接表現為私人勞動，它必須通過交換過程轉化為社會勞動，商品生產者生產的產品必須作為商品交換出去，必須由別人來購買和消費。因此，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反映了私人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的關系，說明了與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不同的市場經濟的本質。

在這一點上，現代的西方經濟學拋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所開創的價值理論，轉向由供需決定的價格理論，雖然省卻了價值決定和價值分析上的麻煩，卻不能揭示商品交換所體現的社會勞動交換這一本質問題，不能說明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經濟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在經濟運行方式上的本質差別，不能說明市場經濟的歷史性，暴露了其理論分析上的狹隘性。版權所有

其次，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用“社會必要勞動”界定“價值”，雖然在表面上貌似“不可知”，但用無數次現實社會中的交換后果來說明商品價值的決定，卻恰恰是在更高的層次上堅持了理論分析的徹底性和有效性，揭示了價值是通過市場關系這一社會過程，來確定社會勞動的分工體系和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方式。通過社會的交換過程，它告訴人們，哪種私人勞動是社會所需要的？它在怎樣的程度上、在多大的量上為社會所承認？所以，市場、價值、價格等機制，正是人們通過社會關系、社會過程來確定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手段。這正是市場機制的本質，是市場機制的優點，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形式。

可見，“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組概念，在說明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與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經濟的區別，說明商品交換過程所體現的社會關系的同時，為商品交換過程的實際運作和人類勞動分工體系的深化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三、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

這個問題是說，在明確了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更明確地說是由社會必要勞動——創造的、并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一前提下，在一個具體的生產環節和階段，如在企業中，商品的價值是由物化勞動還是由活勞動創造的。

眾所周知，在正常的生產情況下，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值總是比前期投入的生產要素的價值即生產成本大。其中，前期投入的要素成本主要包括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人力成本主要指購買勞動力商品花費的成本，即對工人支出的工資；物力成本主要指采購生產所需的物質要素花費的成本，如在廠房、機器、設備等上的花費；生產出來的商品增大的價值部分，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通常稱為剩余價值。因此，對勞動價值論理解的問題，在這樣一個具體的生產過程中，就變為商品成本的轉化、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形成問題。

更進一步，我們知道，任何商品都是人的活勞動作用在一定的物質實體上生產出來的。由于人類社會現有的物質財富都可以還原為人類勞動的產物，是人類勞動一層一層疊加在最初的原始資料上形成的，因此，可以把這些物質資本要素看成是人類勞動的物化，稱為物化勞動。這樣，具體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價值論，或者說剛才提到的具體生產過程中商品成本的轉化、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形成問題，就轉化為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在商品價值的形成過程中分別起怎樣的作用的問題，更直接地說，就是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表明了人們對勞動價值論的不同理解。

傳統的觀點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本質上僅僅是指活勞動創造價值。在一個具體的生產過程中，這一點通過對商品價值構成及形成的說明而具體化。投入了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的商品，在生產出來之后，其價值是由這樣三個部分構成的：第一個部分與投入的人力資本相對應，即勞動力商品的工資部分，它通過工人的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再生產出來，屬于活勞動創造出來的價值的一部分。第二個部分與投入的物力資本相對應，主要是在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廠房、機器、原料等物質資料的價值。它本身不創造新價值，只能通過工人的勞動把它轉移到新的產品中去，稱為物化勞動的轉移，這是物化勞動不創造價值的具體表現。新產品價值的第三個部分，即比投入成本增大的剩余價值部分，因為只有活勞動才創造價值以及物化勞動不能創造價值，這部分價值只能是由工人創造的了。順理成章，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就徹底地體現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但近年來，在對勞動價值論的理解上，出現了一些反對意見。反對者認為，生產的過程是一個由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共同作用的系統工程，勞動與資本彼此之間誰也離不開誰，因此，不能說剩余勞動僅僅是由活勞動創造出來的。尤其在今天，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物化勞動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產能力，發揮著不可替代的、越來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觀地、科學地、正確地認識先進技術、先進設備、新材料、新工藝的作用和功能。因此，應該認為是價值及剩余價值是由物化勞動和活勞動共同創造的。

第5篇：勞動價值論的含義范文

〔論文摘要文章著重研究了勞動價值論和現代財務學的價值范疇與價值決定，深入分析了兩種價值觀的內在聯系，指出勞動價值論不僅構成我國傳統財務學的理論基礎，而且能夠為我國現代財務學的發展提供養分。既研究了價值運動本身，又研究了財務關系是現代財務學的根本任務。

作為經濟學重要分支的現代財務學，其管理目標和管理對象無不圍繞價值范疇不斷延展，呈現出顯著的價值管理特征，價值增長、價值分配與價值評價構成現代財務學的基本框架。由此可以認為，研究財務學必須以價值概念為起點，構筑科學完整的價值管理體系。

一、勞動價值論的價值范疇與價值決定

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價值的濫腦可以追溯到1776年斯密的不朽著作《國富論》。他認為“價值”的涵義是雙重的，包括“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價值一詞有兩個不同的意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叫做使用價值，后者可叫做交換價值”。斯密是從社會分工的角度引出了交換價值，并進行深人研究的，他認為一個人的貧富是由他所享受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多少決定的。社會一旦確立了分工的秩序，那么每人所需要的物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自己的勞動生產的，很大一部分要依靠與他人勞動生產物的交換。所以，商品之間的交換實際上是勞動之間的交換，商品的交換價值也自然由勞動來決定。所以“只有勞動才是價值的普遍尺度，換言之，只有用勞動作標準，才能在一切時代和一切地方比較各種商品的價值”。但是，究竟是什么勞動決定商品的價值，斯密的回答是混亂的，他提出三種價值決定說，其一，價值由耗費的勞動決定。“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任何一個物品的真實價格，即要取得這一物品實際上所付出的代價，乃是獲得它的辛苦和麻煩”側。這一點肯定了商品價值由勞動決定，按馬克思的觀點看是一個科學的結論。其二，價值由購買的勞動決定。斯密認為，“對于占有財富并愿用以交換一些所需產品的人來說，它的價值，恰恰等于它使他們能夠購買或支配的勞動量”川。在這里，斯密把勞動和勞動產品等同起來，從而混淆了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與商品交換中所購買的勞動。其三，價值由收人決定。商品的價值從由生產耗費的勞動量決定轉化為由購買的勞動量決定，而購買的勞動量由工資、利潤、地租三種收人決定。由此可見斯密未能徹底地堅持勞動價值論。

作為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李嘉圖在批判斯密的價值決定論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指出商品的價值構成不僅包括生產這種商品時直接耗費的勞動，而且包括生產這種商品時所使用工具中的間接耗費的勞動。通過對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不熟練勞動與熟練勞動的劃分，得出了在相同時間內不同性質的勞動創造的價值不同的結論。這無疑是勞動價值論的重大發展和歷史性飛躍。然而，由于把勞動和勞動力混同一談未加區分，李嘉圖學派始終未能走出導致其理論解體的兩個難題，即(1)如何用價值規律說明資本與勞動的交換?和(2)如何解決價值規律與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矛盾?這兩個難題直到馬克思第一次將勞動和勞動力區別開來，指出勞動力成為商品，勞動力的使用即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源泉，并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完全建立了平均利潤與生產價格理論后，才最終得以成功地解決。

馬克思在揚棄前人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邏輯嚴整而“純粹”的勞動價值論。其要點如下:

1.深刻分析了商品二要素—使用價值和價值。馬克思把交換價值和價值明確劃分開來，闡明了兩者之間的區別和聯系。他說:“商品首先是一個外界的對象，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困“物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接著，馬克思指出“同一種商品的各種有效的交換價值表示一個共同的東西。’，川這里的“共同的東西”是什么呢?馬克思分析說:“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馬克思認為，一旦把使用價值撇開，就把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具體形態也抽去了，各種勞動也就不再有什么差別，都化為相同的抽象的人類勞動。“作為價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勞動時間。基于此，我國《政治學》教科書上給出了一個眾所周知價值定義:“所謂價值，是指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是交換價值的基礎，而交換價值不過是價值的表現形式，所以說，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

2.科學論證了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二重性: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所謂勞動價值論是指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而不是勞動價值的理論。馬克思認為，任何商品都是商品生產者的勞動產物，商品的二重性取決于勞動二重性。他說:“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這便是“純粹”的勞動價值論。

3.有力地回答了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問題:商品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創造商品價值的是抽象勞動，決定商品價值的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必須指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與西方經濟學中的均衡價格論不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市場供求關系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而絕不能決定商品的價值，也就是說，它可以制約著在什么條件下，商品價值是由什么樣的勞動創造的。倘若市場交換呈現供過于求，商品的價值就不再由中等條件下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生產條件好的商品生產者的個別勞動時間決定;倘若市場交換呈現求過于供，商品的價值量就由劣等生產條件商品生產者個別勞動時間決定;只有在供求平衡的條件下，商品的價值量才由中等生產條件下的勞動時間來決定。這表明商品的價值雖然是由凝結在商品中的抽象勞動創造的，但商品價值量的大小卻會受到市場供求狀況的制約，必須聯系具體的市場經濟條件討論商品價值的大小。

二、現代財務學的價值范疇與價值決定

現代財務學是一門研究微觀經濟主體價值管理和價值創造的應用科學。在計量手段上同會計學一樣，它運用價值形式對企業經營活動和經營結果進行合理地規劃和控制，實現企業效益不斷提升、企業價值不斷增長的目的。從財務學的具體管理內容看，主要涵蓋四個方面:(1)對資產負債表左方項目的管理，即資產管理;(2)對資產負債表右方項目的管理，即資本結構管理;(3)收益表項目的管理，即收益管理;(4)現金流量表項目的管理，即現金流量管理。與會計學主要立足于過去的經濟事項不同，財務學著重于現在尤其是未來經濟事項的規劃和控制。財務學上述四項管理內容歸結到一點，就是價值管理。而資產和資本結構反映著價值的靜態形式;收益和現金流量反映著價值的動態形式。因此，財務管理實際上可以概括為價值的靜態規劃和動態控制。其目的是實現價值增殖，即財務管理的目標是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那么現代財務學上的“價值”涵義是什么呢?我們認為，既然現代財務管理的目標定位于價值增殖或價值創造，那么，財務學中“價值”范疇必然與企業的收益能力息息相關，否則“價值”無法“增殖”，價值增殖的直接表現是獲取了“收益”。然而，由于企業的收益計量采用了權責發生制原則，在特定時點上與現金凈流人不相一致，且易受主觀操縱所左右，因此，價值增殖如果用獲得的“現金流量”加以反映就更顯得客觀可信。

基于上述分析，根據貨幣時間價值原理，站在財務學的角度可以將“價值”定義為:企業未來收益或現金流量按適當折現率折現而得到的現值。由此可以演繹出財務學的兩條重要定理:

定理1，資產的“價值”代表著法人資產未來收益的現值。如果該項資產失去了收益能力，如經銷的商品已落令過時，擁有的設備無法投人使用，某項專有技術已為更先進的技術所替代，則該項資產也就自然失去其“價值”;如果該項資產的收益能力發生增減變化，其“價值”也發生相應的變化。

定理2，資本的“價值”代表著出資人投人本金的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包括債權資本和股權資本引起的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在資本結構理論中，資本的價值等價于企業價值。即V=B+S，V表示企業價值，B表示債權資本現值，S表示股權資本的現值。

從財務學的“價值”涵義中不難看出，財務學的“價值決定”涉及如下因素:

1.資產的“量”與“質”。資產的“量”是指企業擁有各項資產的規模數量;資產的“質”是指企業擁有各項資產的比例關系、周轉速度和盈利能力。

2.資本結構。在知識經濟條件下，資本結構應有三重含義:(1)指股權資本或債權資本各構成部分之間的比例關系;(2)指股權資本總額和債權資本總額之間的比例關系;(3)指財務資本(股權資本和債權資本)和人力資本之間的比例關系。合理的資本結構，可以獲得杠桿利益，提升企業價值。

3.收益水平或現金流量。是指現有資產或資本結構的未來收益能力。

4.風險。既然財務管理面向未來，就必然會或多或少遇到風險，要求得到相應的價值補償。一般而言，風險的價值與承擔風險的大小成正比例。

5.折現率。是指現有資本結構的加權資本成本或出資人要求的最低投資報酬率。

三、兩種價值觀之間的關系

1.勞動價值論構成我國傳統財務學的理論基礎。眾所周知，企業財務是指生產經營活動中有關價值運動(資金收支)方面的事務。它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經濟現象，而這種經濟現象存在的基礎依然是商品經濟。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企業的經濟活動一方面表現為使用價值的生產和交換過程，即勞動者利用勞動手段作用于對象，生產出符合市場需要的使用價值(商品或服務)并進行交換的過程，這一過程稱為物資的實體運動過程;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價值形成和實現的過程，即通過生產活動，將消耗生產資料價值和勞動者支出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中去，形成新的價值，并通過營銷活動最終實現商品價值的過程，這一過程稱為物資的價值運動過程。由于這種價值運動過程可以用貨幣表現出來，人們通常又把再生產過程中價值的貨幣表現稱為資金，進而把物資的價值運動稱為資金運動，當企業的資金運動構成其經濟活動的一個獨立方面時，便形成了企業的財務活動。這樣一來，現代企業的經濟活動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即生產營銷活動和財務活動，相應的管理職能分別稱為業務管理和財務管理=(如圖1)。

可見，勞動價值論是構成財務學的基礎理論，抽象勞動凝結成商品價值的思想變遷與財務學自身的特征相結合，衍生出財務學關于(勞動創造的)未來收益之現值的“價值”特定概念，也就是說財務學上所講的“價值”與勞動價值論是一脈相承的。

第6篇：勞動價值論的含義范文

論文摘要：分配理論起源甚早，文章從古典分配理論開始，分析了分配理論在不同階段的分化。在分配理論被分化為兩大分支并不斷有繼承人對各分支進行發展的過程中，也有像約翰·穆勒這樣的經濟學家試圖對分配理論進行整合，但約翰·穆勒的分配理論卻帶有折衷性質，是庸俗的理論。

一、古典分配理論的淵源

(一)配第的勞動價值論萌芽和工資、地租理論

在價值理論方面，配第第一次有意識地把商品的價值源泉歸于勞動，是勞動價值論的思想淵源。配第區分了自然價值、自然價格、政治價格和實際的市場價格，分析了商品價值量同勞動生產力的關系，并論述了分工。但在配第的價值理論中，他混同了價值和交換價值，混同了創造價值的勞動和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

在分配理論方面，配第分析了工資理論和地租理論。在工資理論中，配第把工資歸結為必要勞動，而把剩余勞動看作是社會收人的源泉。他認為工資應當等于工人最低限度生活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如果對工人支付的工資超過必需生活資料的價值，對社會來說就會造成收人的損失。在地租理論中，他認為地租就是農產品價值扣除生產資料價值和工人工資之后的余額，他考察了級差地租問題，提出了有關級差地租的兩種形式:一是同等肥沃的土地因所處位置不同而形成的級差地租;二是相同位置的土地肥力不同以及同一土地因追加投資而形成的級差地租。在配第的地租理論中其實已經表達了對剩余價值性質的看法。

(二)斯密價值理論的矛盾以及相應的分配理論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者亞當·斯密，在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一書中系統闡述了他的價值理論與收人分配理論。

關于價值理論，斯密最早闡述了勞動價值理論思想，提出勞動創造商品價值的觀點，同時把價值區分為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認為使用價值就是特定物品的效用，交換價值表示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在考察商品價值量時，先是提出了“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但是，在進一步考察是什么勞動決定商品價值，勞動怎樣衡量商品的價值時，就陷人了混亂，提出至少三種價值決定理論:第一，在“初期野蠻社會”商品的價值由生產中耗費的勞動決定;第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的價值不再由耗費掉的勞動量決定，而由購買到的勞動量決定，并且斯密把由購買到的勞動量所決定的價值分為工資、利潤、地租三部分;第三，斯密還認為商品的價值由工資、利潤和地租所決定，認為“工資、利潤和地租，是一切可交換價值的三個源泉”。a斯密把商品的價值分解為工資、利潤和地租，反過來又認為工資、利潤和地租決定價值，是一切價值的源泉，他這種混亂的邏輯分析被稱為“斯密教條”，這也正是后來價值理論和分配理論分化的起點和根源。

以勞動價值論思想為基礎，根據生產資料占有狀況和取得收人的形式，斯密提出了關于三個階級和三種收人的學說，形成他的分配理論。他把一國的全部年產物分解為工資、利潤和地租，以這三種收入為生的人形成了社會的三個階級，即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關于工資理論，斯密把平均工資稱為勞動的自然價格，也就是維持工人及其家屬基本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或價格。他既認為工資是由工人勞動創造的價值收人，又認為工資是勞動的自然價格，產生這種矛盾分析的原因在于勞動價值論在斯密那里還不成熟。關于利潤和地租理論，斯密一方面從勞動價值論出發，認為利潤是勞動對原材料所增加的價值部分扣除工資以后的余額，被資本家無償占有，地租是隨土地私有權出現而產生的;另一方面又從三種收入決定價值出發，認為利潤是資本家墊支資本的自然報酬，地租是使用地主土地的自然報酬，利潤和地租都是價值的源泉。

斯密的分配理論和他的價值理論一樣也是前后矛盾的，既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分析了工資、利潤和地租的來源，說明了利潤和地租是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分別憑借對資本和土地的所有權而占有了工人勞動所創造的一部分價值，又從三種收人決定價值的價值理論出發，論述了工資、利潤和地租分別是勞動、資本、土地的自然價格，它們構成了價值的源泉。斯密這種相互矛盾的分配理論成為分配理論分化和爭論的開端，而“斯密教條”則為后來分配理論的爭論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薩伊和李嘉圖對斯密價值理論和分配理論的分化

以斯密的前后矛盾的分配理論和“斯密教條”為開端，薩伊和李嘉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發展，出現了分配理論的分化。薩伊繼承了斯密的三種收入決定價值思想，并由此提出“三位一體”公式，而李嘉圖繼承和發展了斯密的勞動價值論思想，由此形成了分配理論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兩個分支。

(一)薩伊創新效用價值理論和“三位一體”分配公式

薩伊一方面批評了斯密的勞動價值論，否定了只有勞動才是價值的源泉的觀點，否定了剩余價值的存在;另一方面繼承和發揚了斯密的“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觀點，創立了效用價值論，提出了“三位一體”的分配理論公式。

薩伊在分析生產過程和價值創造過程時，完全忽視了社會生產關系的因素，而把要討論的問題歸結為人和物之間的物質生產關系。他把參與生產的要素分為三類，即土地、資本和勞動，并接受斯密關于工資、利潤、地租是交換價值的三個原始源泉的思想，認為勞動、土地和資本三種要素共同創造價值。他在論述中詳細闡述了生產不是創造物質，而是創造效用，同時也創造價值，物品之所以有價值原因在于它具有效用，效用是物品價值的唯一基礎。所以在價值決定理論方面，薩伊開辟了效用價值論的先河，代替了斯密經濟學理論中的勞動價值論。

在分配理論方面，薩伊也是以其效用價值論為基礎，發展了斯密按要素分配的思想。他認為土地、資本和勞動三種要素都參與生產，因而都創造效用和價值，一切價值都是歸因于或來源于勞動、資本和土地這三種要素的協同作用。由于三種要素都是價值的源泉，相應的三種要素的所有者都應該根據各自所提供的生產參與產品或價值的分配從而取得他們的收人，即工人應該得到工資，資本家應該得到利息，土地所有者應該得到地租。薩伊的這種分配理論的核心思想被馬克思稱為“三位一體”公式，它向人們表明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三種收人是由各種生產要素所提供的生產創造的，不存在剩余價值。

薩伊雖然詳細論述了效用決定價值，價值按各要素提供的生產分配給各要素所有者，但是他的理論在邏輯上存在兩個缺陷。(1)既然是產品的效用決定產品的價值，那么產品價值量的大小也就由其效用的大小來衡量和決定，但是關于產品的效用如何測定，薩伊并沒有給出任何說明。不說明效用大小的測定方法就無法決定產品效用的大小，效用的大小不能確定，也就無法衡量產品價值的大小。在價值理論中，產品價值大小的衡量和確定既是邏輯分析的起點，又是邏輯分析的歸宿，薩伊的分析中產品的效用以及由其決定的價值在量上是模糊不清的，說明薩伊價值理論的邏輯起點有缺陷，因此也就得不到能夠解釋問題的邏輯分析歸宿，所以在薩伊的分配理論中沒有提到各要素協同生產會創造一個多大的價值，也沒有說明這個價值相對于各要素參與分配的愿望來說是一定的和有限的，更沒有說明在產品價值一定的條件下，各要素分配份額存在此消彼長的問題，結果在薩伊的理論中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利益是和諧一致的，而對于現實中普遍存在的各階級的斗爭現象，薩伊的理論不能做出任何解釋。(2)薩伊認為產品的價值按各要素提供的生產分配給各要素所有者，那么各要素所有者所分配的份額也就由其提供的生產的多少或貢獻率來決定。但是各要素提供的生產的多少或貢獻率如何測量，薩伊沒有做出任何說明。而對于該問題的明確回答則應該是薩伊分配理論分析的邏輯基礎，只有明確各要素之間分配的標準以及分配標準的可測量性，進而才能分析依照這種標準分配的結果以及結果的不平等等一系列問題，這樣分配理論才是完善的，才具有指導意義。薩伊的分配理論是不完善的，他只論述了分配的標準問題，而沒有論述分配標準的可測量性，因此各要素之間分配的份額就是薩伊無法解決的問題。所以說薩伊的分配理論缺乏邏輯基礎，造成他的分配理論的不完善，他并不能真正解決各要素之間的分配問題，當然也就無法發現和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分配領域中存在的剝削和不平等現象。

(二)李嘉圖發展了勞動價值論和分配理論

作為勞動價值論的集大成者，李嘉圖繼承和發展了斯密的勞動價值論思想，開辟了分配理論的另一個分支。

在勞動價值論方面，李嘉圖始終堅持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認為:W只有直接勞動才創造新價值，而間接勞動只是把原有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中去;(2)商品的交換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量來決定，而社會必要勞動量又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但李嘉圖這里的社會必要勞動是指最劣等條件下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3)直接勞動和間接勞動共同作為衡量價值的基礎。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解決了供給全社會收人的內涵和來源。

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李嘉圖創新了分配理論，他把生產物的價值分解為工資、利潤、地租，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三大階級之間的矛盾。在工資理論方面，李嘉圖闡明了各國、各個時期工資差異的必然性，并提出前人未曾提出過的相對工資理論。他區分了勞動的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認為勞動的自然價格就是維持勞動者及其子女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價格，也即“生存工資”，市場價格則是由勞動力市場供求所決定的價格，在這里李嘉圖混淆了勞動和勞動力的區別，認為工人只能得到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生存工資”，并認為這是不可改變的，對生產和經濟發展都是有利的。在利潤理論方面，他所使用的“利潤”一詞其實有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指剩余價值與全部預付資本的比例，也即利潤率;另一層含義是指剩余價值。李嘉圖論述了利潤在長期中有下降的趨勢，還從工資和利潤之間的對立角度出發，認為利潤變化取決于工資的變化，和工資反方向變動，勞動生產率是利潤率變化的最終原因。李嘉圖的這種分析忽略了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在地租理論方面，他認為地租是使用土地原有的和不可摧毀的生產力而付給地主的那一部份土地產品，地租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在肥沃程度及位置上的差別。他區分了級差地租的兩種形式，并得出利潤和地租對立矛盾的結論。他認為由于土地在短期內不會增加，因此地租有不斷上升的趨勢。為了降低地租而增加利潤，國家應該發展對外貿易，大量進口國外的糧食來降低糧價和地租。

李嘉圖的分配理論闡明了工資、利潤、地租三者之間的對立關系，其實也就是把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這三大階級放在了對立的位置上，揭示了他們在經濟利害上的矛盾。在分配理論方面，李嘉圖的分析視角有三個方面不同于前人:第一，提高了分配理論的地位。斯密的《國富論》及斯密的經濟思想重在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他的勞動價值理論和分配理論在其整個理論體系中處于從屬地位，服務于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理論的研究。而到李嘉圖這里，分配理論則成為其經濟理論分析的核心。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的開頭說到:“土地產品……要在土地所有者、耕種所需的資本的所有者、以及進行耕種工作的勞動者這三個社會階級之間進行分配。……確立這種分配的法則乃是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第二，把分析的重點由生產領域的和諧生產轉移到分配領域的階級對立。斯密研究了生產領域中的分工和合作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影響，而李嘉圖則重點分析分配領域中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收人之間的對立關系，揭示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間在分配問題上的經濟利害關系。第三，把分析視野從微觀擴展到宏觀。李嘉圖不單純分析微觀領域中工資、利潤、地租之間的分配受技術關系影響，而且從社會關系的角度分析了各要素參與分配的依據和利潤率下降的趨勢，認為價值是勞動創造的，因此勞動的所有者應該參與分配而獲得工資，而利潤和地租則分別是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憑借著對資本和土地的所有權而參與分配，這就把分析的視野從微觀擴展到宏觀，從社會關系和技術關系兩個方面論述了分配問題。

三、克拉克、馬歇爾等人和馬克思對分配理論兩個分支的發展

(一)克拉克和馬歇爾等人對薩伊分配理論的繼承和發展而形成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

薩伊的三要素分配思想只提出了各要素參與分配的標準是其貢獻率大小，但由于他沒有提供衡量聯合生產中各要素貢獻率的測量方法，因此如何在各個協作的生產要素之間分配它們協作生產的產品就成為經濟學界討論的“收人分配之謎”。為解決這一問題，薩伊之后的克拉克、馬歇爾等人，在繼承薩伊效用價值論的基礎上，吸收了邊際分析方法，提出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

19世紀末葉，由杰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等人發起邊際革命，其核心內容雖沒有集中在分配領域，但也為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分析工具和理論基礎。對薩伊的效用價值論及三要素分配論作出創新性的說明的是克拉克。與其他邊際學派代表人不同的是，克拉克的經濟理論集中討論了分配問題。他繼承薩伊的效用價值論，承認商品的價值是由各要素共同創造的效用所決定，同時又把生產力理論和邊際分析方法結合起來，提出了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克拉克認為不僅勞動應該得到報酬，資本也是價值的源泉，也應該得到報酬。他先由土地收益遞減規律引出生產力遞減規律，接著把生產力遞減規律擴展到勞動和資本兩個要素上去，得出勞動和資本的生產力也具有遞減規律，并根據邊際生產力的這一遞減規律得出各要素在生產中的貢獻率的測量方法，即各要素在生產中的貢獻率等于它們各自的邊際產量，各要素就按各自的邊際產量參與分配。

作為現代經濟學的創始人，馬歇爾雖然綜合了當時存在的邊際效用價值論、供求論、節欲論、生產費用論等，但在分配理論方面，他仍然只是在薩伊的三要素分配論基礎上，以均衡分析方法為分析工具，對要素分配理論進行了修改和完善。馬歇爾沿用了薩伊把生產要素的投人和收人分配聯系起來的分析思路，發展了薩伊的三要素理論而提出四要素學說，即在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的基礎上，馬歇爾加人了“企業家能力”這一要素。馬歇爾認為各種要素的供求決定要素的均衡價格，各要素按照各自的均衡價格參與分配，所有要素分配份額之和等于生產的總產出。馬歇爾的這一分配思想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分配理論的核心，他們都完全舍棄了斯密曾經提出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下的剩余概念，摒棄了傳統經濟理論對社會經濟關系和所有權制度的關注，而專注于技術關系的分析。他們都只討論生產過程中要素投人和產出的物質技術關系，并用生產函數來表達，而其分配理論則重在研究各種要素均衡價格的形成過程，收人分配問題成為一個與制度結構無關的均衡價格的決定過程。

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雖被認為解決了薩伊的“收人分配之謎”而得到新古典學派的廣泛推廣，但是在后來的劍橋資本爭論中，雖然有以薩繆爾森、托賓、索洛等人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的極力維護，其缺陷卻經不起以羅賓遜、卡爾多、斯拉法和帕西內蒂為代表的新劍橋學派的質疑而逐一地暴露出來。新劍橋學派質疑新古典學派的總體生產函數中“總體資本”以什么為合理度量單位;在“總體資本”沒有一個合適的度量單位的條件下，其總體生產函數也就受到挑戰，而由這個總體生產函數所解釋的要素的投人產出的技術關系以及由此而計算出來的要素的邊際生產力也就無法得到合理的說明，因此要素的價格和要素的收人分配問題仍然無法得到解決。此外，根據歐拉定理，還可以發現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一個很明顯的缺陷是它僅適用于完全競爭與規模報酬不變的情況，不能解釋非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減或遞增的情況下的分配問題。

(二)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發展和剩余價值理論的創立

李嘉圖繼承了斯密價值概念中的勞動創造價值的思想，形成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分配理論。但李嘉圖分配理論中卻存在著他自身無法解決的所謂“李嘉圖難題”。第一個難題是價值規律同資本雇用勞動而只支付必要勞動工資的矛盾。按照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工資是勞動的價值或價格，因此按照價值規律的等價交換原則，勞動者就應該得到相當于自己全部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的工資，但實際上勞動者僅僅得到了必要勞動價值，剩余勞動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這有悖于價值規律。第二個難題是價值規律同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矛盾。按照價值規律，價值由勞動創造，根據資本、利潤、勞動之間的關系，等量資本所雇用的勞動的數量會影響到資本的利潤率，不同行業資本有機構成不同，因此應該有不同的利潤率。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實是等量資本能夠獲得等量利潤。李嘉圖理論中價值規律無法解釋這兩個矛盾，成為“李嘉圖難題”。

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勞動價值論，創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并在此基礎上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提出“商品二因素”和“勞動二重性”學說，說明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商品的價值就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人類抽象勞動;商品的價值量決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等等，從而解決了價值規律同勞動者只得到必要勞動支付的矛盾。在勞動二重性學說的基礎上，馬克思使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更加嚴密，他把價值看作人們生產關系的體現，并把價值的運動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聯系起來，建立起剩余價值理論，論證了生產價格理論，認為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追求而引起的部門之間的資本競爭，競爭規律的作用導致利潤率平均化，因此商品就不是按照價值出售，而是按照生產價格出售，這就解釋了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現實性，從而解決了價值規律同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矛盾。

在工資理論方面，馬克思通過創立剩余價值理論說明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工人的工資只是活勞動所創造的新價值的一部分，還有一部分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由此揭示了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關系;在利潤理論方面，馬克思指出，資本家所獲得利潤其實就是依靠對資本的所有權而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下，資本變成一種神秘的東西，勞動的一切產品好像都為資本所有，再加上流通過程中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使得剩余價值的性質更加隱蔽，利潤表現為資本所有者的合理收人;關于地租理論，馬克思指出它其實和利潤的性質一樣，是土地所有者憑借其對土地的所有權而在勞動產品的價值分割中所占有的一定份額。土地所有者既不親自勞動，又不直接剝削工人，因此轉化為地租的那一部分剩余價值比轉化為利潤的剩余價值的性質更為隱蔽。

馬克思以利潤率為核心建立的分配理論首先論證了“人和自然”的對象性關系而揭示了“生產決定分配”的分配原理，而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資本不再是簡單的生產資料的總合，土地也不是簡單的自然物，它們都是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生產的社會化過程使“人與自然”的關系必然轉化為“人與人”的關系，并形成相應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馬克思強調要素所有權的分配決定了勞動產品的分配。資本之所以獲得利潤，土地之所以獲得地租，其根本原因在于對資本和土地的所有權。因此馬克思又論證了“所有制決定分配”的關系。“所有制決定分配”是“生產決定分配”歷史運動的辯證形式，人類社會分配的歷史發展形式表現為這兩種分配決定關系的辯證運動，馬克思的分配理論科學地揭示了這種辯證關系。

四、約翰·穆勒對分配理論帶有折衷性質的整合

約翰·穆勒的經濟思想被看作是馬歇爾之前經濟思想史上的第一次帶有折衷性質的大綜合，在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原理》中，穆勒主要研究了生產和分配的規律，他認為生產規律含有自然真理的性質，是永恒的自然規律，不依社會制度改變而改變，而分配規律則取決于社會習慣和法律，受人類意志支配，是一種暫時的易變的具有歷史性質的歷史關系。穆勒理論的折衷性質不僅在于其分析方法上企圖調和抽象分析法和歷史分析方法，而且在其理論的內容和經濟思想觀點上也具有折衷性質。

第7篇：勞動價值論的含義范文

(1)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決定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有兩種含義:第一種是指平均勞動時間,它決定商品的價值量;第二種含義是指社會總勞動分配上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它實現商品的價值量。對于價值構成,馬克思把商品價值分為三個組成部分:代表生產上消費掉的轉移到產品中去的不變資本的價值部分(C);補償可變資本的價值部分(V);剩余價值的部分(M)。商品的價值(W)=C+V+M。對于價值規律,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量的規律;既包括價值交換的關系,又包括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關系。總的說來,價值是價格的基礎,價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

(2)馬克思價值轉形理論。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以現實價格波動為中心。在簡單商品生產情況下,價格是直接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生產的社會化,價格不再直接圍繞價值上下波動,而是直接圍繞轉形價值上下波動。價值轉形有三個層次:首先是價值由于產業資本的參與分配轉化為生產價格。資本不創造價值,但資本仍然參與價格的形成。所費資本(C+V)轉化為成本價格(K),又由于等量資本要求獲得等量利潤,因此,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利潤又轉化為平均利潤(P)。這樣,就轉化為生產價格=K+P。其次價值由于商業資本的參與轉化為完全的生產價格。商業資本是有一部分產業資本形成的。商業資本不具有生產剩余價值的職能,但具有實現剩余價值的職能。因而也屬于職能資本,從而也要求取得平均利潤。由于商業資本的介入,商品的價格就由產業部門的生產價格加商業利潤加純粹流通費用構成,這就完成形態的生產價格轉變。最后價值通過土地所有權的參與再轉化為壟斷價格。土地由于所有權的存在使它具有包括絕對地租、級差地租和壟斷地租三種形式的地租。商品的價值就轉化為成本價格+產業利潤+商業利潤+絕對地租+級差地租+壟斷地租,最終形成壟斷價格。

二、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價值理論

(1)邊際效用價值論。這種理論認為商品的價值決定于邊際效用,該理論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一些奧地利經濟學家提出來的,所以,又稱奧地利學派,主要代表有門格爾、龐巴維克、維塞爾等。以后以杰文斯和瓦爾拉為代表的數理經濟學派與以克拉克為代表的美國學派都從不同的角度發展了邊際效用價值理論,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大都是以邊際效用價值理論作為分析經濟問題的基礎。

(2)均衡價值論。均衡價值論又稱均衡價格論,它認為商品的價格決定于供給價格相交之點。供給價格受生產費用決定,需求價格受消費者的邊際效用決定。均衡價格論是當代西方價格理論的一個重要學派,其中主要以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的局部均衡價格論為代表,一直到后來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的一般均衡價格論,還有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等提出的動態均衡價格。

(3)“創新”價值論。這種觀點通過引入新產品、新技術、采用新的生產方法、開辟新市場、引用新的原材料、實現企業的新組合等。自動創造新的價值。因此,“創新”價值論又稱自動化價值論。這種理論是由美籍奧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來的。他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1942年)等書中宣稱邊際效用價值論要優勝于勞動價值論,而他的“創新”價值論則最為科學。

三、馬克思經濟學與當代西方經濟學價值理論之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和當代西方經濟學對價值問題都作了詳細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二者也具有共同之處,但從本質和總體上看,二者的區別是極為深刻的。

(1)關于價值的本質和決定。馬克思經濟學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成果,通過決定商品交換價值的內在基礎的分析,抽象出價值并把價值和交換價值明確區分開來。馬克思通過對商品二因素的深入分析,發現了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價值是體現生產者的一種神會關系。

當代西方經濟學家則把交換價值、價值同價格融為一體。如作為當代西方經濟學基礎的均衡價格論,取消了價值作為商品本質特征的地位,把供求關系對價格的影響歸納為價值決定,并采取價格決定價格循環論證的方法,把價值體現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歸結為市場買賣雙方之間的供求關系。另外西方經濟學家特別強調知識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知識可以提高勞動的復雜程度,從而創造更多的價值。

(2)關于商品價格的形成。在價格形成上,馬克思經濟學與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共同特點在于都是從個別商品價格與一般商品價格兩個方面分析其決定和變化的,二者都認為商品的供求關系會影響個別商品的價格,而紙幣發行過多則會導致一般價格水平的上升,即出現通貨膨脹。但西方經濟學更進一步地對需求和供給對于價格變動的伸縮性(彈性)作了更為具體的量的分析,提出了計算彈性大小的公式,進而分析了決定一種商品彈性大小的因素。

區別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1)在決定商品價格的基礎上,馬克思堅持由社會必要勞動決定的商品價值是商品價格的基礎,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則把商品的邊際效用或商品的生產費用作為價格基礎,進而又以供求的均衡價格作為決定價格的基礎。(2)在對待供求均衡的經濟意義上,馬克思認為供求均衡只具有分析方法上的理論意義,對于分析商品價值決定則毫無實際經濟意義,而且從長期的平均來看,供求總是一致的。當代西方經濟學把供求均衡作為決定商品價值(他們稱為均衡價格)的基本條件,供求不均衡則被視為價格偏離均衡價格。(3)在決定供求變化的因素上,馬克思特別強調了收入在不同階級之間的分配和商品的價值變化對于供求的調節作用;而當代西方經濟學是從供求的變化和生產費用的變化來說明商品本身價格的變化。

第8篇：勞動價值論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公共財政；國民核算；財政收支；公共產品；社會勞動價值論

1999年初，財政部部長項懷誠明確宣布，我國將在近幾年內初步建立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但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理論界卻存在很大的分歧。筆者認為要防止兩種傾向：一是把公共財政等同于國家財政。因為作為計劃經濟產物的國家財政強調憑借國家的公共權力，強制地、無償地取得財政收入并進行再分配，容易導致財政決策依賴于國家意志和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的誤會，這與社會主義改革的目標相矛盾。二是把公共財政與西方的公共需求財政相提并論。這是因為公共需求財政強調需求的一面，疏忽了需求與可能的關系，對公共需求沒有制約，就使財政理論本身存在不夠完備的缺陷。相比之下，本文認為建立在社會勞動價值論基礎之上的財政理論①，更符合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的科學內涵，下面就這一問題作進一步分析和闡明。

一、國民核算大改革對財政收支性質的重大影響

國民核算是以社會再生產為核算對象的宏觀核算。但是，我國原先采用的MPS核算體系所界定的生產范圍僅限于物質生產，它用于反映國民經濟生產活動的總量指標。因為它只能反映物質產品的生產，不能反映非物質的生產，因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反映國民經濟生產活動的總體規模。這對第三產業的發展，以及整個國民經濟協調、快速、健康地發展尤為不利。鑒于此，1992年8月，經國務院批準，我國對國民核算實施了重大改革，采用了以SNA為基礎的新國民核算體系，將生產范圍從物質生產擴大到非物質生產，包括以服務為主的第三產業，并對其計算了產值。由于生產范圍的擴大，分配范圍、消費范圍和投資范圍也相應地擴大，因而對財政理論，首先是對財政收支性質產生了重大影響。

隨著生產范圍的擴大，國家管理、國防治安、文化教育、科學研究以及眾多的服務事業單位統統被列為生產部門，向社會各界提供公共服務。對生產部門提供的服務應該得到相應報酬，對于生產部門則應算作中間消耗C，但很多報酬不直接支付，只能通過財政部門轉撥給公共部門作再生產之用。稅收是剩余價值m的組成部分，致使剩余價值m之中存在非剩余價值mc。mc屬于中間消耗，對mc的分配自然屬于中間消耗C的補償。可見，由于生產范圍的擴大，財政分配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相當一部分與生產費用直接聯系在一起了。

過去，我國傳統財政理論堅持物質生產的觀點，否定公共服務部門的生產性質，所有服務部門包括文化教育、科學研究、國家管理等都沒有初次分配，自然會得出稅收是憑借政治權力無償取得的財政收入，支出則是對政府等社會管理部門的活動的貨幣支付。現在情況不同了，承認了非物質生產也是生產，稅收的相當部分是對過去公共服務部門提供公共產品的價值補償，財政支出則是對未來公共服務部門的生產投入。財政收支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這種變化導源于改革開放、國民核算大改革和第三產業大發展。一句話，改革開放推動了財政理論的發展。

既如此，公共財政就不是家計財政。財政理論研究就不能就財政論財政，或者僅僅考察社會福利、公共需求、國家憑權力分配國民收入等等，而是把財政收支立足于發展生產，建立在提高生產效率和為生產創造更好的條件上。生產發展，財源擴大，從而使財政工作負有更大的責任和使命——優化資源配置。

二、財政收支應為社會再生產創造更好的軟硬環境和條件

財政收支與社會生產有著緊密的聯系。財政收支要發揮對生產的巨大促進作用，為社會生產提供更好的軟硬環境和條件，就要做到：

（一）充分利用稅率杠桿，調節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稅收，稅率提高，財政收入增加，企業生產成本提高，企業收入減少。經濟繁榮時期，采用增稅政策，防止投資膨脹。經濟衰減時期，則采用減稅政策，促進生產投資，提高經濟增長速度。通過免稅增稅，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老企業技術改造，使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對不發達地區，在稅收上給予優惠或財政補貼，調節地區平衡發展。對于同一行業的生產單位采用累進稅制，實現公平稅負，促進企業的平等競爭。

（二）保持合理的財政收入規模，促進三次產業協調發展。判斷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是否合適的標準因不同財政理論而不同，西方財政學以居民對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選擇的價格均衡為標準，國家財政論則以需要與可能的均衡為判斷標準。我們認為財政收入歸根結底來源于生產，自然應以是否促進社會生產順利發展為標準。社會大生產，三次產業既分工又協作，要求三次產業比例協調，作為第三產業的公共產品部門也應保持適當的比例，參與社會分工和協作。當前，我國財政比重嚴重偏低，而我國在基礎教育、科學研究等方面發展落后，資金短缺。說明當前我國財政收入規模極不合理，應調高其比重。

（三）財政支出應以促進公共服務結構優化為原則。財政支出表面上是對資金進行分配，實際上是對物資和人力進行分配，向社會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公共服務的內容多種多樣，除了國家管理和國防治安等行政外，還有其它種種服務，如科技服務、信息服務、文化教育服務、城鄉交通管理服務等等。財政支出要處理好兩個比例：一是居民服務與生產服務的比例；二是以上兩大類服務內部的結構比例，以適應隨著社會經濟技術的發展而產生的不同時期的公共服務需求的增長和結構變化。為社會生產、居民生活提供更好的硬軟環境。

三、需要進一步認識的幾個財政理論問題

從國家財政到公共財政，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存在明顯的不同，有許多問題仍存在爭議，進一步分析這些問題并予以認真回答，有助于公共財政框架的構建，有助于對公共財政的進一步理解。

（一）財政不僅僅是一種分配行為。長期以來，我國傳統財政理論一直堅持物質生產的觀點，不承認服務也是生產，自然得出財政只是對剩余價值的分配，屬于再分配范疇的結論。計劃經濟時期，個人和企業都是作為政府的附屬物存在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問題主要通過政府計劃的途徑來解決，財政部門只是圍繞政府計劃來籌集資金、分配資金，這時期的財政只能起到籌集資金、供給資金的作用。改革開放以后，生產范圍擴大了，政府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都是生產單位，在市場經濟中，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國家依靠提供公共服務取得收入。企業和個人交了稅，就有權要求政府提供優質服務，這時財政就擔負了更大的責任，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爭取以最少的投入生產最多的公共產品。

（二）不能將公共產品與公用事業、轉移性質的公共福利相混淆。進一步弄清它們之間的區別，對于財政支出的結構優化有重要意義。公用事業一般指郵電、通訊、電力、煤氣和自來水業。他們很多都是由國家組織或經營，有的還實行國家補貼，與公字聯系，故稱公用事業，但不同于公共產品。因為享用公用事業，無論是電、煤氣、水或郵政、電訊、服務等都是直接付費，與一般商品和勞動力購買大致相似，用不用自便。另外，公共產品不論是城鄉交通、公費醫療、文化館場等很多都具有福利性質，是為生產、為居民提供的各種公共福利。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有物質的和非物質的，但必須是公共產品部門的勞動成果。而現代國家規定的社會保障，其中相當部分為各種福利付款和種種費用減免，這種屬于社會義務的各種轉移支付，如對鰥寡孤獨、老弱病殘的各種補助，不論是現金支付或購物相贈，其經費都來源于企業和個人的繳納，并構成居民的公共福利，但未經公共產品部門的加工，不算生產成果，所以不論其物質形態還是價值形態，都不能列入公共產品總值之中。

（三）財政學與政治學的關系不能絕對化。堅持財政分配是上層建筑的觀點認為，財政是國家運用權力，無償地、強制地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稅收被用于維護國家的統治制度。可見，這種觀點源自于對國家范疇的認識。現在，生產范圍擴大了，國家、軍隊、警察都列為生產范圍，歸于經濟基礎，政府通過財政分配參與社會資源分配，與企業和個人的資源配置活動沒有什么不同。提出這一點可能會引起更多、更大的非議。但是，我們冷靜地分析一下，哪個時期，社會生產和人們生活不需要國家的管理和軍隊、警察提供大量的安全保障服務呢？當然，財政作為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財政制度和財政政策體現政府的政治主張和意圖，自然屬于上層建筑，并對財政收支活動產生重大影響。

四、社會勞動價值論應該成為公共財政研究的基礎性理論

確認公共產品，是以確認第三產業為前提條件的。公共產品是公共產品部門生產的成果，它與一般產品的差別，只是在于它是公共產出和公共消費，私人不能占有，也不能排斥他人消費。這表明公共產品同樣是生產部門生產出來的產品。但是，我國經濟學界至今仍堅持物質生產觀點，導致財政理論研究出現邏輯矛盾，原因就在于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存在誤解。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認為，只有人類勞動才創造價值，這是理論的核心。物質生產是勞動，第三產業以服務為主要內容，也是勞動，同樣創造價值。那么，我國經濟學界為何仍然堅持只有物質生產才創造價值呢？原因有二：一是源于馬克思提出的“物質生產部門”。在這里要弄清楚，馬克思是在19世紀第三產業規模很小，還不能以一個獨立產業出現的情況下提出“物質生產”概念的。在當今，第三產業普遍得到迅速發展，在經濟發達國家，其產值和勞動力的比重已達到60％70％以上。二是由于長期以來，我國生產力水平低，第三產業的產值過小而被忽視了。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非常重視第三產業的發展，并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作為重大國策之一，目前我國第三產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已上升到35％左右，現在再也不能對第三產業的生產視而不見了。

現在，我國新國民核算體系擴大了生產范圍，就是承認了第三產業創造價值。一、二、三產業勞動合稱為社會勞動，也就是社會勞動創造價值。社會勞動價值論是基于改革開放，基于生產范圍擴大，基于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所形成的理論創新，它推動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發展，因此，社會勞動價值論自然應成為公共財政理論研究的基礎性理論。

只有站在社會勞動價值論的立場上，才能確認財政分配的剩余價值m之中存在非剩余價值mc，進一步明確財政與生產的關系，理解公共財政的真正含義。

第9篇：勞動價值論的含義范文

[論文摘要]“馬克思基本定理”是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核心內容，直接由勞動價值論導出，無須證明。然而，近年來日本學者提出了所謂不受剝削工人的存在性問題。之所以產生這一異議，問題出在吉原毅和松尾匡對“凈產出”的界定上。按照吉原毅和松尾匡先前的邏輯，1單位的勞動力對應的凈產出是2，凈產出中的0．5單位被資本家無償占有。因此，如果投入1．5單位勞動力，其對應的凈產出是3而不是1．5，所以不存在正利潤條件下不受剝削工人的存在性問題。實際上，從邏輯分析的角度看，只要認可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基本定理無疑是正確的，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定理，但是我們仍可以用數理分析工具給予馬克思基本定理一個精確的證明。也就是說，所有的部門都存在正的利潤的前提條件是勞動力價值小于他所付出的勞動時間。因此，剩余勞動的存在是利潤存在的前提。所謂的“馬克思基本定理”可以理解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一個引理。

一、馬克思基本定理

所謂“馬克思基本定理”( Fundamental Marxian Theorem，即FMT)指剩余價值是利潤的源泉。用數學語言來表述，就是指正的剩余價值率是正的利潤率的充要條件。這個定理首先由置鹽信雄在1963年發表的《馬克思一些基本定理的數學說明》一文中提出。20世紀70年代斯蒂德曼在《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馬克思》一書中又進行了詳細討論，他指出負剩余價值條件下也可產生正利潤。FMT不僅與勞動價值論、轉型問題及剩余價值理論息息相關，更重要的是，關系到馬克思整個經濟學體系的正確與否，因此者非常關注這個問題。

先來看一下斯蒂德曼的反對意見。他假設:一個社會可用兩種生產方法來生產兩種商品。兩種生產過程的投人產出關系如表1;

表1用實物量和勞動單位表示社會所面臨的兩種生產條件。如果6單位勞動的實際工資是3單位商品1和5單位商品2，這個在生產過程結束后才支付的實際工資和上述生產條件一起，將決定利潤率r和用勞動量表示的商品價格P1和P2。這時決定r、P1和P2的三個公式是:

此時，利潤率和商品價格均為正值。下面來看看商品的價值和剩余價值率。如果社會總勞動投人為6單位，其中5單位用于生產過程1，另一單位用于生產過程2，全社會的總勞動和總產品經過這樣配置后，投人產出關系如表2;

從表2可以看出:社會凈產品是8單位商品1和7單位商品2，扣去作為實際工資的3單位商品1和5單位商品2，資本家獲得的凈產品是5單位商品1和2單位商品2。根據表2可以計算商品1和2的價值L1和L2。決定L1和L2的兩個公式是:

根據這兩個價值，可以計算出上述實際工資所構成的勞動力價值V、資本家凈產品所構成的剩余價值S和勞動力新創造的價值V +S，

斯蒂德曼進而認為，在負的剩余價值(s=-l條件下，利潤率可以為正數(r=20%)。他還對正的剩余價值條件下利潤率可以為負數的情況進行了論證。他最后得出結論:在聯合生產條件下，如果采用馬克思加總計算的價值定義，那么，正的剩余價值的存在不是正利潤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它的充分條件。

如果先不考慮斯蒂德曼用產出作為投人在技術上是否合理，只考慮生產過程本身，那么在生產過程1中的產出及生產過程2中的產出各自應是一種商品，而不應該是商品1和商品2兩種商品，如果說商品1和商品2價值量的確定存在困難的話，那么這種困難在非聯合生產過程中同樣存在，比如非聯合生產過程中同一種商品人為分割后其各部分價值量的確定仍是困難的，究竟商品1和商品2的價值量如何確定，是另外一個問題，可以通過獨立商品1和商品2的生產過程來確定，或者通過流通領域中價值形式的反作用來體現。商品生產方法不同對應的價值不同非常正常，不同生產者有不同的個別勞動時間和個別價值是常態，因此，通過聯立方程求解得出負的剩余價值同樣也是正常現象。

21世紀初以來，關于“馬克思基本定理”問題在日本又引起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主要由吉原毅和松尾匡教授引起，不過他們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討。

二、不受剝削工人存在性問題

吉原毅(2001)認為，如果允許工人階級中存在不同的消費集，那么在利潤為正的條件下就有可能存在不受剝削的某些個別的工人。換句話說，正的剩余價值率并非是正的利潤率的充分條件。松尾匡(2004)對吉原毅的數例進行了批評，吉原毅(2005 )認同了松尾匡的批評，對其數例進行修正，并給出了在利潤為正的條件下個別工人不受剝削存在性的一般條件。

松尾匡(2004， 2006)用一個簡單的數例對吉原毅(2005 )的主要觀點進行證明。他假定有一個聯合生產過程，生產商品1和商品2。投人一單位勞動，商品的凈產出為1個單位，商品2的凈產出也為1個單位，如下圖中x線上的Y點所示，商品1和商品2的相對價格假定為1比1

假設有兩種類型的工人。一種類型的工人偏好商品1;而另一種類型的工人偏好商品2。類型1的工人將得到1. 5單位的商品1;類型2的工人將得到1. 5單位的商品2。當這兩種類型的工人各被雇傭一半時，如圖中兩條線交點R所示，即工人所得為(0， 75 ，0. 75 )時，資本家手中就會有(0. 25 ， 0. 25)的剩余產品，這意味著存在正

的利潤。

但是觀察每個工人的實際工資集，提供一單位的勞動力，類型1工人得到1. 5單位的商品1，其凈產出需要1. 5單位的勞動力。同樣，類型2工人得到1. 5單位的商品2，其凈產出也要求1. 5單位的勞動力。吉原毅和松尾匡進而均認為，兩種類型的工人得到了比他們付出的勞動含有更多勞動力的產品，這意味著單個的工人沒有受到剝削，但仍會有正的利潤。

從上述論述中可以看出，問題出在吉原毅和松尾匡對“凈產出”的界定上。按照吉原毅和松尾匡先前的邏輯，1單位的勞動力對應的凈產出是2，因此凈產出中的0. 5單位被資本家無償占有。因此，如果投人1. 5單位勞動力，其對應的凈產出是3而不是1. 5，所以不存在正利潤條件下不受剝削工人的存在性問題。

三、馬克思基本定理的證明

毛利西馬和凱特福斯注意到斯蒂德曼數例中商品1的價值是一1，這個負數是導致負剩余價值的關鍵。他們批評斯蒂德曼的負價值概念與馬克思的價值概念毫無共通之處。置鹽信雄認為上述表1的數例，實際上是1單位的勞動投人生產過程1可得凈產品1單位商品1 (6一5=1)和1單位商品2(1一0=1);而投人生產過程2可得凈產品3單位商品1 (3一0=3)和2單位商品2(12一10=2)，因此生產過程2優于生產過程1。商品1的負價值( -1)來自這樣的情況:社會從生產過程1中抽出2單位勞動，再把其中的1單位勞動投人生產過程2，這樣，全社會勞動耗費減少了1單位，相反凈產品卻增加了1單位商品1。然而，這種負價值發生的前提是社會已經不恰當地選用落后的生產過程1，在此生產過程中投人了過多的勞動，而生產過程2作為一個先進的生產過程被遺忘在一旁。這種情況能在實際生活中發生嗎?對毛利西馬以最少勞動投人量定義商品價值的做法，置鹽信雄認為，在上述負價值現象發生前，勞動者投人的勞動總是少于為再生產他實際工資所需的勞動(即剩余價值總是存在)，不論選用哪一生產過程所得出的產品總是超過勞動者的工資品總額(即剩余產品總是存在)。后來，置鹽信雄進一步證明了不但在一般的聯合生產條件下，就是加上固定資本的存在和技術進步這個因素，馬克思基本定理仍能成立。

實際上，從邏輯分析的角度看，只要認可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基本定理無疑是正確的，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定理，但是我們仍可以用數理分析工具給予馬克思基本定理一個精確的證明。

令P’=P1 ，P2 ， . . .Pn)表示單位商品價格向量，T’ = 9T1 ，T2 ， . .Tn)表示各種商品1單位所需要的必要勞動量向量，R’=(R1，R2，... ，Rn)表示勞動者每單位勞動所得的實際工資(生活資料)向量，A是投人系數矩陣。

如果所有部門的利潤均為正值，則有:

(l)式表明:如果所有部門的利潤為正值，則各部「丁的單位商品價格大于單位商品中所包含的不變資本價格和勞動力價格之和。

令λ(λ>0)為勞動時間轉換為貨幣的參數，t’=( t1， t2 ， . . ， tn)表示單位商品價值向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