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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格一詞最初只是作為一種技術載體,將高速互聯網、高性能計算機、大型數據庫、傳感器、遠程設備等融為一體,為科技人員和普通百姓提供更多的資源、功能和交互性。而網格化社會管理則是將這種網格的理念延伸社會管理領域中。所謂網格化社會管理,意指通過地理編碼技術、網格地圖技術以及信息技術,現代通信技術,將不同街道、社區劃分成若干網格,同時將網格單元內的人、事、資源、組織等要素形成多維的信息體系,通過網格單元進行對接,借助一定的反饋系統,一旦發現問題,都能及時傳遞至指揮平臺,通知相應職能部門解決問題,實現城鄉社區的全方位和高效管理。從這可以看出,網格化社會管理顯然不僅僅是信息技術的運用,而是借助于網格平臺,通過資源共享、快捷的反饋和高效的服務來應對傳統管理模式的僵化和低效問題。有媒體報道顯示,近年來,全國有眾多省份的基層單位都嘗試了網格化管理創新,例如北京、浙江舟山、上海、鎮江、四川成都以及南京的仙林等地先后都推行了網格化社會管理,也成為基層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領域的積極嘗試。網格化管理一出現就受到學者的關注,如童星以南京仙林街道為例,提出網格化社會管理創新的重點在于組織創新,認為網格化管理的核心在于通過網格化組織創新的手段來增強基層社會管理的動力和活力,提升社區服務的水平[1];而文軍則提出網格化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城市社會管理模式,具有規范、清晰、高效、創新、綜合、統一等優點和特征[2];楊宏山、皮定均則提出網格化管理在提升政府回應性、拓展社會協作、改進管理效能方面取得了顯著效果[3]。竺乾威借助于公共管理的無縫隙管理理論,認為網格化管理的意義在于打破了部門、層級以及職能的邊界,提供一種以公眾需求為導向的、精細的、個性化的全方位覆蓋的公共服務,重塑了公共服務的流程[4]。上述探討無疑是對現實社會管理創新實踐的及時回應,也具有一定的啟示,但卻都偏重案例研究,而對網格化社會管理的歷史背景、運作邏輯以及中國情境下其功能如何演繹加以分析,故本文將在梳理網格化社會管理這種新模式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現實需求的基礎上,重點分析網格化社會管理何以發生、應具備哪些功能等議題。
二、網格化社會管理創新的歷史背景
應該說,網格化管理創新是在我國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嚴重滯后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改革開放30年以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統領下,我國在經濟領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宏觀上選擇了正確的制度路徑之外,還得益于我國經濟管理體制方面的創新。在一些城鄉基層單元,在經濟管理層面都嘗試了不同程度的創新,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導致我國的單位制趨于松解,以前由單位承擔的諸多職能逐步社會化、市場化;而隨著我國市場化、城市化的推進,社會流動的加速,城鄉社區格局驟變。然而相比于經濟領域,社會管理層面的變革顯然是滯后和不足的,已遠遠不能適應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所帶來的一系列挑戰,也讓傳統的社會管理陷入困境。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市場經濟對傳統社會管理體制的沖擊。戴維•米勒曾指出,市場領域和社會領域遵循不同的場域規則,市場資源配置和機會的公平原則是“應得”。在市場領域,每個人獲得的資源和機會是基于其做出的努力和貢獻而確定的,而在社會領域,資源和機會是按照需求原則來配置[5]。顯然市場的場域規則不能替代社會場域的規則。只有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下,市場經濟和社會管理可以形成一種良性互動關系,甚至能達成一種共贏局面:因為“好的市場經濟”鼓勵公平競爭,社會資源能得到合理配置,而合理的社會管理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但我們發現在中國改革以來的轉型階段,兩者并沒有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社會管理的滯后和無序增加了市場中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而轉型期的社會問題也并沒有能通過市場化自動調節的方式來解決,并且很多社會問題恰恰可視為是市場外部性所帶來的;顯然,市場化也并沒有通過“看不見的手”自動破解社會事務的困境問題,除了市場機制本身的不完善如信息不充分等帶來市場失靈現象,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規制包括倫理制約的現行市場體制所遵循的單一經濟理性往往帶來贏家通吃和精英結盟,并不會自發關注弱勢群體;不僅如此,缺少監管機制和價值關懷的市場化邏輯已被貫徹到社會場域中,滋生更多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尤其容易在城鄉基層的社區結構中顯現,也給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帶來挑戰。
其次,人口流動對社會管理的沖擊。隨著單位制的松解,個體的流動性日益增強,包括區域意義上的橫向社會流動和職業意義上的縱向流動開始出現,這些都給基層社會管理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垂直意義上的社會流動原本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但在我國轉型期,卻帶來了貧富分化、社會不公、階層固化等癥狀,這是很多社會問題發生的背景因素。同時,由于我們正處在信息化時代,因此,這種影響因素也在不斷放大,從而引起民眾的怨恨與不滿;橫向意義上的社會流動則是有形的,即目前有超過一億的農民工群體在城市和農村之間進行往返的鐘擺式流動,這不僅給城市的管理和服務帶來挑戰,也給流出地帶來了一些社會后果,如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問題。這就給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帶來了挑戰。
另外,行政管控對社會管理自身的限制。多年來,我們一直提倡把社會領域的事務回歸給社會,讓社會組織自我管理,這樣才能讓政府更加有效地集中于行政事務,但事實上在我國行政事務和社會事務的邊界有時很難分清,正如,還有兩個理由使政府不肯放手社會事務,仍然以不同形式在干預或影響社會事務。一是對社會組織不放心,認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成長會危及社會的穩定性,或假設社會組織缺乏自主治理的基礎;二是和利益有關。對于政府部門而言,管理社會事務也意味著能掌控一定的權力,掌握一定的資源,這也是一些部門不愿放棄手中權力和資源的原因。這不僅和我國多年前就提倡的“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相悖,也直接影響到基層社會管理的自主性:因為在高度的行政管控下,社區在資源和服務上高度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區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發展能力,相應的社區資源也很難得到有效的動員和整合。顯然,這種行政社會下的管理忽視了“社會”的作用,用行政力量去做社會自身應該做的事情,將社會納入行政的控制范圍,并不利于社會的成長[1]。行政管控下的基層社會不僅很難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協調,以及自我服務”的治理格局,也有悖于我國執政黨多年前提倡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理念。
總之,隨著市場化的推進,社會流動的加速,社會結構的轉型,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已經嚴重滯后,也無法滿足基層社會的需求,更無法應對一些過渡性和增發性的社會問題,因而網格化管理顯然就是對傳統社會基層管理現實困境下的一種回應和創新,那么這種社會創新遵循何種邏輯?
三、何以可能:網格化管理的運作邏輯
從目前情況看,我國各地推行的網格化社會管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北京的“數字化管理模式”,浙江舟山的“組團式服務模式”、上海、鎮江、四川以及南京棲霞等地嘗試的“城鄉一體化模式”等,都是借助于網格平臺進行全方位的管理或服務把空間或地理意義上的網格進行劃分,運用網格地圖技術將某一轄區劃分為若干網格單元,作為最小的管理和服務單位,這些網格既不同于基層的行政劃分區域,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社區”單位。網格化管理改變以往的“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管理思路,以實現對管理對象的全面化、無縫化、高效化、節約化、便捷化管理,在此種思路下,網格需要對空間范疇再確認。
值得關注的是:網格不同于社區,我國目前社區不僅存在行政化傾向,而且社區之間的異質性大,不少社區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資源共享的層次太低,即社區服務貧乏,居民參與度低,因而社區無法滿足共同體的需求,這也是各社區通過網格劃分實現空間關系重組,應對上述困境的一種嘗試。
下面我們以南京市棲霞區仙林街道為例看看網格是如何劃分的。南京棲霞區仙林街道的行政區域面積23.17平方公里,下轄3個社區居委會,11家商品房小區,高等院校12所,知名中小學5所,常住人口2.2萬余人,在校生約12.8萬人。盡管仙林街道下轄三個社區居委會,但由于近年來多所高校的入駐,失地農民的就地安置,大批商品房的開發,入駐人口和流動人口的驟增,三個社區居委會根本無法提供相應的管理和服務。為了應對轄區所發生的變化,在原有區域內進行網格劃分是仙林街道網格化管理的第一步。圖1展示了整個仙林街道劃分的6個一級網格,46個二級網格,以社區為基本單位設置了1156個三級網格[1]。
網格劃分遵循了“橫向到邊”和“縱向到底”的全方位原則。所謂“橫向到邊”,是指管理和服務上要將原有科層管理所疏離的地帶納入管轄范圍,做到無遺漏,尤其是一些管理真空的地帶,這些空間往往既是滋生社會問題的場所;而“縱向到底”,是指網格在層級結構上,“通過網格直接聯結服務對象,使它的觸角延伸到了最底層”。橫向到邊以及縱向到底一方面打破了原先條塊分割、政出多門現象,另一方面可借助于網格將資源和工作重心下移。按照網格化理論的最初理念,“網格化管理對終端用戶提供友好透明渠道,通過多層多渠道協議體系實現網格資源有效利用和業務協同,在動態復雜背景下實現多組織資源共享和業務協同,降低終端用戶使用和組織管理復雜性,提高管理效率,因此網格化管理為現代復雜社會經濟管理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方案。”[2]在這個意義上,網格劃分是嘗試化解復雜情境、以更好資源服務群眾的一種策略。現實中的網格劃分往往會遵循“因地制宜”的方式制定管理和服務策略,如北京市基于“方便群眾、易于管理”的劃分原則,按照“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差異性”的原則,將全區187個社區劃分為589個網絡,根據人、地、物、事、情等基本情況,將網絡劃分為住宅、商務商業、企事業單位、人員密集場所四種類型;在城鄉結合帶,根據農村、城市、工業園區的不同特點,將全區劃分為605個單元網絡,其中社區網絡143個、村莊網絡440個(364個規劃保留村、計劃拆遷村76個)、園區網絡22個;在農村地區,房山區將農村網絡分為“村民住宅區、農業生產區、林地區、坑塘水面區、荒山區、灘涂區“六種類型,密云縣也出現了”社區網絡、村莊網絡、農地網絡、山場網絡、景區網絡、工業區網絡”等[3]。
網格劃分并不止于一種空間關系的重置,而是責權利的再落實。例如北京東城區一共約有1萬平方米,將其化為1539個互相聯接的網格單元,配備350名城市管理監督管理員,這些監督管理員的職能就是對其管轄網格內的城市部件進行監控,所謂城市部件指的是市政公用、道路交通、市容環保、園林綠化、房屋土地等相關設施,這些設置被逐一登記編碼,每一部件按“市轄區代碼-大類代碼-小類代碼-部件名稱-歸屬部門-問題位置-所在網格號“編碼,并納入地理空間數據庫,”從而在21個行政執法部門,6個政府職能部門和10個街道的保潔隊、綠化隊之間形成信息共享。也就是說,網格化管理實際上是一種“無縫隙管理”,即為了解決打破部門、層級以及職能的邊界,解決好部門機構的協調和整合問題,針對官僚體制所帶來的碎片化治理而提出的一種整體性治理,“無縫隙組織以一種整體的而不是各自為政的方式提供服務。”[4]網格化管理通過網格劃分、責權利的重置,同樣也希望能破解科層固化、部門推諉以及需求不足等困境。網格化管理并不只是靜態地將網格劃分,在圖2的簡單網絡示意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網格包括一定的動態結構,這種結構不同于傳統的科層結構,它包含了四個組成部分,即網格化服務對象、網格巡邏人員、指揮中心、服務職能部門,形成了五個渠道,即對象采集渠道(1)巡邏監督信息上報渠道(2)資源調度渠道(3)服務渠道(4)對象主動觸發渠道(5)兩種內部監督機制(職能部門服務質量監督機制、巡邏監督人員監督機制)和一個外部監督機制[5]。通過網格化管理操作層面的流程我們能看出在網格劃分之后,還具備一定的責任落實機制(參圖2)。值得關注的是,網格化管理既遵循了我國基層組織執行過的目標責任制,又和之前的目標責任制有所不同,或可稱為是一種新型的目標責任制,其顯著的差別是:以前的目標責任制主要是針對經濟、計生工作等硬指標,而網格化管理是全方位的,涵蓋了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是一種“結果取向”(包括硬指標以及彈性任務),并且在指標體系的設計上大都增加了居民滿意度以及幸福感等“軟指標”,作為考核的依據;而傳統的目標責任制是將上級黨政組織所確立的行政總目標逐次進行分解和細化,形成一套目標和指標體系,以此作為各級組織進行“管理”(如考評、獎懲等)的依據,并以書面形式的責任狀/書在上下級黨政部門之間進行層層簽訂,以期獲得最佳行政效能的一套綜合管理方法,因而這種目標責任制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政府上下級之間形成一定的契約關系,有學者稱之為“壓力型體制”[1]。但是在上述的網格化管理的運作邏輯中我們能看出這種目標責任是基層政府推動的,并不只是“眼光向上”,而是更加注重民生訴求和民意評判,因而網格化管理不僅僅是政府之間的契約,也是在政府推動下吸納社區基層民眾積極參與的一種新型的目標責任制。
四、何以可為:從管控到服務的功能演繹
隨著我國市場機制的推進和城市化的加速,尤其是利益群體的日益分化,社會生活的風險明顯增加。為了應對這些風險,近年來,一些基層組織在社會管理的理念中,提倡一種“消極的社會管理”,即認為社會管理主要就是管控社會,“不出事”、“擺平”就是硬道理,管控思路成為不少地方政府新的行為邏輯,這種管控思維體現的是壓力型體制下政府的政績取向,象北京市東城區初期的網格化管理中曾經建立“三定期”、“三不出”的原則,即網格助理員定期巡查,小事不出網格,網格管理員定期匯總,一般糾紛不出社區,街道指揮中心定期分析,負責糾紛不出街道。”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盡管網格嵌入了社區,但是網格在扮演具體功能時還是秉承了一定的管控和維穩思路,這顯然是壓力型體制的一種延續,只不過將以前的GDP的經濟指標壓力轉化成發生率、上訪率等指標壓力。在這種思路下,人們往往會把社會管理的任務簡約為維護地方社會的“底線”穩定,使網格化管理成為維穩過程中的一種“創新”方式。
這種模式在歷史的特殊階段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新時期的社會管理創新中,如果我們把“維穩”視為“唯穩”,這實際上是一種機械的、片面的維穩觀[2]。有學者認為我國已經進入利益博弈時代,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利益的分化和社會矛盾的增加,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現象。然而,面對利益關系復雜化和社會矛盾增加的趨勢,關鍵在于正確定位和判斷矛盾與沖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決。如果沒有一套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制度、規則和程序,矛盾積累起來,得不到及時化解,就會導致嚴重后果,整個社會也必將付出巨大代價[3]。按照公共選擇理論的解釋,沒有基層民眾的監督和制約,地方政府并不會自動實現社會公益目標,即管控和維穩思維下的這種網格化管理往往會掩蓋一些真實問題,沒有解決問題的根源,也沒有帶來制度化的利益協商機制,正如下圖中我們例出的網格化兩種功能的差異。
盡管管控和維穩思路下的網格化管理也能借助網格,通過信息整合和流程再造來及時發現問題、協調問題,也有利于快速處置問題,正如上文指出,在特殊的歷史時刻,這種網格化管理確實能發揮積極的功能,但是如果在國家和社會正常轉型期,仍然一味強調這種網格化管理的這種單一功能是有悖于網格化管理的最初意涵的。網格理論最初提倡的是一種需求導向的“服務、效率以及資源共享”,通過網格化提供積極的服務,除了網格中的資源共享之外,還要借助網格建立一定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協調機制,網格化管理的最終目的可以通過民意表達機制自下而上地理順地方政府、利益集團和基層群眾的紐帶關系,即走向積極的服務型的網格化管理。
從這個角度看,盡管目前的網格化管理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動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網格化管理是受控于地方政府政績約束。對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一味只關注“上訪率”和的“不出事”邏輯。因為“地方社會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組織網絡,正式的政治領導角色應該是去識別這些網絡,協同處理地方政策問題或者建設新的網絡,以解決特定政策問題的意愿和能力。他們的政治角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引導和控制,而是通過協調和建立合作去保證他們應該負責的地方的福利。”[2]也就是說,如果從管控型網格化管理能演繹至服務型網格化管理,勢必會形成一種“倒逼機制”,促使地方政府從壓力型政府真正過渡至服務型政府。
我們認為,網格化管理從管控到服務功能的轉變能帶來一些“意外后果”:即通過“服務”化解管理甚至管控中的一些疑難雜癥。上述的南京棲霞仙林街道就是個例證。網格化管理推行后,仙林街道機關除保留少量機動人員外,其余人員全部下沉到一級二級網格,形成了一種“人到格中去、事在網中辦”的機制。街道將安全生產、公共衛生、穩定、社區管理等社會管理內容納入網格化城市管理平臺,網格化管理實施短短的一年多后,街道社會管理與服務水平顯著提升,街道在每月南京市城管考評中由過去的20多位一躍成為排頭兵,被列入2010年南京市城市管理十大創新項目。走訪中我們看到:隨著網格化的實踐,黨群干群關系日益融洽,一些“釘子、上訪戶”也不再是“刁民”了。第三方的民調顯示:群眾滿意度達到95%以上,幸福感持續提升。這是提升服務解決難題的一個例證。
一、推進依法治理。
繼續深化全民法制教育,為依法治理創造良好的思想基礎;抓好地方行業依法治理,促進黨委依法執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機關公正司法,促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促進公民法律素質提高。
二、進一步加強基層基礎建設。
一是完善“網格化”服務管理體系。進一步規范網絡劃分標準和工作流程,明確協管員、信息員及村(社區)、鎮在網格化管理中的工作職責。二是健全新型社區管理服務體系。深入推進城鄉社區規范化建設“雙百二期工程”,力爭我鎮今年按照標準化建設規范申報社區一個,村兩個。三是進一步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健全準入制度,認真落實《社區工作準入審批暫行辦法》、《城市社區社會公共服務事項目錄》;強化鎮政府服務職能。四是落實基層綜治組織及隊伍建設,進一步加強綜治、維穩等基層組織建設,健全群防群治隊伍規范管理及工作保障常態機制。
三、推進信息平臺全面建設。
在各村(社區)和鎮全面推進社會管理綜合信息平臺(簡稱信息平臺)工作。一是按照上級要求做好協管員的培訓工作,確保信息平臺的基礎數據能及時采集到位和服務下沉到位;二是信息員要重點做好協管員的指導、數據的錄入和服務類信息的;三是確保信息平臺數據的順暢流轉,并通過信息平臺使鎮、村(社區)、組工作規范、有序;四是依托信息平臺,不斷完善政務服務、培訓就業、醫療衛生、特色農業產業、法律援助、困難群眾、兒童關愛等服務,推進服務無縫覆蓋。
四、加強對社會組織的服務管理。
加強服務性、公益性、互社會組織建設,使其成為城鄉社區公共服務的有力補充,成為政府服務管理社會的得力助手。加強社工人才隊伍建設,建立健全面向全社會的志愿服務動員系統,進一步完善志愿服務體系,培育一支參與廣、功能強、作用好的志愿者隊伍。
五、加強流動人口管理服務。
全面推行“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管人、以網管人”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模式,強化實有人口、實有房屋和實有單位管理,以社區網格化管理為依托,建立完善流動人口綜合信息服務平臺,加快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由戶籍人口向實有人口全覆蓋。建立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兩頭抓、雙向管”的協同管理機制。
六、完善特殊人群關愛體系。
加強對刑釋解教及社區矯正人員、有肇事肇禍傾向的精神病人及艾滋病人、吸毒人員、社會閑散人員和重點青少年等特殊群體的服務管理。密切掌握各類特殊人群的基礎信息,完善分級分類管控、銜接接納、安置幫教、矯正疏導、醫療救治、困難幫扶、就業培訓、跟蹤回訪管理服務機制,幫助其盡快回歸社會。提高對社區矯正對象的GPS監控覆蓋率;建立涉及閑散青少年、嚴重不良行為青少年、服刑在教人員未成年子女、農村留守兒童、流浪乞討青少年、受艾滋病影響兒童等重點青少年群體的教育幫扶工作志愿者服務站、留守學生之家、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中心和“12355”青少年服務平臺。
七、加強矛盾糾紛排查調處。
按照《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辦法》,嚴格實行經濟效益和社會穩定風險“雙評估”,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率要達到100%。深入推進“大走訪”,廣泛開展“走、建、惠”和“聽、訪、解”活動。完善“網上”和“書記、市長信箱”等新型平臺來信的辦理。著力完善“大調解”網絡,深入開展矛盾糾紛“大調處”專項行動,按照上級部署,制定工作方案,成立領導小組,建立工作機制,認真開展矛盾糾紛“大調處”專項行動工作。
主動適應新環境
初到社區,工作環境、工作內容、工作方式、工作對象都相對陌生,為盡快實現角色轉變進而適應工作,我首先從思想上把自己置身于社區,以能為社區做一些工作感到光榮,于是很快進入了工作狀態。
我所掛職的向陽社區位于營口開發區海東辦事處,是成立較早的一個社區,其特點是地域廣、人口多、地處城鄉接合部、人口結構多元化。為了進一步做好社區管理工作,更好地為社區居民服務,近年來,向陽社區積極探索和實踐社區網格化管理。開展網格化管理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統計出轄區內所有住戶、居民的信息,并錄入數據庫。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走訪到每一家、每一戶,這樣才能確保基礎信息準確。由于向陽社區人口結構多元,流動性較大,這大大增加了我們的工作難度。
在走訪過程中,對于我們掌握聯系方式的居民,我們會提前打電話進行走訪預約,對于沒有聯系方式的居民我們只能挨家挨戶地敲門。由于多數社區居民都早出晚歸,所以我們的走訪工作也都在早上上班前或晚上下班后進行。盡管大多數居民都會理解、配合我們的工作,但也有部分居民因為我們的打擾而表示不滿。遇到這種情況時,我們通常都會耐心解釋,取得居民的諒解和配合。
經過我和同事們的共同努力,最終完成了數據統計工作。通過這件事,我體會到社區工作的不易,同時,也讓我進一步融入到基層、融入到社區之中。
學會解決基層的“特殊情況”
基層是一個大熔爐、大課堂。在這里,我學到了很多在機關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知識。
向陽社區有很多回遷小區,這些居民大多是由農民轉為市民。由于經濟條件限制和不適應城市生活方式,很多居民都不愿意繳納物業管理費,這就造成了部分小區沒有物業公司進行管理。
針對這一情況,向陽社區積極引導大家愛護自己的家園,鼓勵、扶持居民組織志愿者清掃隊。在社區的引導下,這些“棄管”小區紛紛成立了志愿者清掃隊,每天都對小區的重點區域進行清掃。社區其他居民也能積極主動地加入進來,沒參加清掃活動的居民會給志愿者們送來瓜果梨桃等水果,對志愿者表示感謝。
在社區工作的這段時間,讓我懂得了什么叫作特殊情況特殊對待。其實在基層,我們幾乎每天都在面對各種各樣的特殊情況。
架起溝通的橋梁
掛職鍛煉是難得的學習機會,更是一次難忘的工作經歷。由于自己有著特殊身份,自己代表的不只是自己的形象,更是黨工委、管委會的形象,肩負著組織的使命、厚望和期待。我十分注重與社區干部群眾的交流,虛心向他們學習,誠心和他們交朋友,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誼。同時,借掛職鍛煉的機會,搭建起我的原單位——營口開發區信息中心與社區交流溝通的橋梁。
作為營口開發區較早成立的社區,向陽社區在社區建設和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取得了很多成績,向陽社區的一些先進經驗和做法,都是營口開發區的寶貴財富,應該向全區推廣。
我在原單位工作時是記者。所以我就利用“記者+社區工作者”的雙重身份,記錄下向陽社區的好經驗、好做法,通過報紙向全區特別是其他社區作宣傳和介紹,讓大家共享這一寶貴資源。
關鍵詞 城中村 村改居 農村集體資產改制
中圖分類號:F320.2 文獻標識碼:A
1 農村集體資產改制工作的意義
(1)推行農村社區集體資產經營管理體制改革,是統籌城鄉發展,推進農村社區化的迫切需要。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變城市、農民變市民是大勢所趨,特別是隨著“城中村 ”改造、“遷村并點”等工作的不斷深入,“村改居”工作已成為亟待解決的新課題,妥善處置農村社區集體資產,建立明晰的產權制度已顯得十分緊迫。通過改革,明晰集體資產產權,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集體資產保值增值,實現土地、資本、人口等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加快推進農村社區化進程。
(2)推行農村社區集體資產經營管理體制改革,是解決農村目前面臨新問題,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客觀要求。農村集體資產經營管理工作在統籌城鄉發展、推進農村社區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存有主體不清、產權虛置、分配隨意、決策不民主、監督管理難到位等弊端,在城中村改造過程中,如何防止集體資產流失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利益不受損害,妥善地解決好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客觀上要求通過新的體制把村集體和農村社區居民的合法權益固定下來,實現產權明晰,落實到人。
(3)推行農村社區集體資產經營管理體制改革,是加強基層民主建設,保持農村社會穩定的治本措施。賦予農村社區居民對于集體資產的所有權、知情權、參與權和決策權,是全面推進農村民主法制化,保障農村社區居民民利的重要內容。
因此,為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建立“歸屬清晰、責權明確、利益共享、風險共擔、保護嚴格、流轉規范、監管有力”的集體經濟產權制度勢在必行。
2 農村集體資產改制工作解決的的主要問題
(1)城中村改造全面深入開展,如何使改造后的村和村民真正融入城市。通過城中村改造,許多村民從平房住進了樓房,居住和生活方式已與城市居民沒有區別,但在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保障政策、身份認同等方面仍然有別于城市居民,迫切需要改革現有管理體制,真正從形式和內容上讓村莊變成社區,村民變成居民,實行一體化管理服務。
(2)農村集體資產總量快速增長,如何加強管理高效運營。這些資產的來源,有的是各村發揮優勢,大力發展二三產業,多年積累形成;有的是村里土地被征用,國家給予補償,土地資源轉為貨幣性集體資產;有的是在城中村改造過程中建設的商業樓宇和工業廠房等不動產,資產價值從數百萬、數千萬乃至上億元不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集體經濟產權模糊、出資者主體缺失、決策獨斷、監督不善、分配隨意等制度性缺陷日益凸顯,如何管理好、運營好這些資產,實現保值增值,切實維護村民合法權益,成為非常緊迫的課題。
(3)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流動加快,如何合理界定集體資產收益分配范圍。城中村改造完成后,打破了原來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共同居住、邊界清楚的局面,原村民轉居、轉業者增多,空掛戶、女娶男、外嫁女及其子女的成員待遇問題,購買城中村房產產生的新居民權利義務問題不斷增多,社區居民雙向流動使集體經濟收益分配方面的利益沖突有所加劇,迫切需要從制度上予以化解。
(4)社區網格化管理體制逐步確立,如何處理好社區與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關系。在社會管理體制方面,這些社區已經打破原來村居之間的管理界限,實行面向居住地全體居民的社區網格化管理,這就迫切需要創新村集體經濟管理制度,將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行為與社會管理職能分離,使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行為完全融入市場,社會管理職責回歸社區。
3 農村集體資產改制工作的開展建議
(1)維護好群眾的利益是搞好改革的核心。改革涉及大多數村民的切身利益,因此是村民在整個城中村改造過程中最在乎的一項工作。改革之前,村民希望了解村里到底有多少資產;改革過程中,他們最關注自己能獲得多少利益;改革之后,他們最在乎的就是股份合作社的盈利情況和所能分到的紅利;而村民的態度直接影響農村集體資產改制工作開展的徹底性,因此,在整個改革過程中,要堅持以人為本,最大限度地維護群眾利益,保障群眾利益,發展好群眾利益。
(2)因村制宜、分類指導是搞好改革的基礎。每個社區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只有堅持因地制宜,把外地經驗與本地實際相結合,根據村情實際和群眾的承受力,堅持一街一方案、一村一章程,確定改革時間和方式,按照改革方案實施細則,實行分類指導、交替進行、穩步推進,成熟一步推進一步,保證改革工作順利進行。
(3)依法操作、公開公正是搞好改革的保證。改革涉及領域廣、范圍大,在改革的各個階段,都要依照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辦事,嚴格履行民主決策、公開公示程序,不違規操作,及時信息公告,真正做到合法、合情、合理、公開、公正、公平,把保持農村集體資產良好運轉,維護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合法權益,維護農村社會穩定作為整個改革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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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群體更替對我國老年社會工作發展的影響 發展型社會政策視角下我國社會工作教育的研究 試析社會工作介入城鄉統籌社會服務發展的問題與對策 我國本土化老年社會工作的發展路徑探究 我國養老服務發展狀況與社會工作介入分析 我國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與發展研究 我國社會服務發展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 我國老年社會工作本土化反思 我國老年社會工作本科人才培養路徑研究 淺析社會工作次發展地區社會服務項目評估存在的問題 老齡化背景下我國老年社會工作的困境及出路探究 社會服務的結構與社會工作的責任探究 社會服務的結構與社會工作的責任分析 淺談我國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機遇與建議 我國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現狀與對策 老年社會工作考察 我國社會服務與管理創新的方向與路徑芻議 試論老齡化背景下我國老年社會工作本土化相關問題 人口老齡化與老年社會服務 我國社會工作機構的專業化服務收入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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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導重視,組織嚴密,食品安全監管工作有序推進
街道黨工委、辦事處高度重視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工作納入政府的議事日程上來抓緊抓好,及時調整、充實了街道食品安全領導小組,并落實專門人員具體負責該項工作。今年接受國家食品安全城市創建任務后,街道成立以街道辦事處主任擔任組長,街道農業、城管、安監辦科長及各社區書記為成員,人大紀委參與督查的食品安全城市創建領導小組。并與每個成員單位責任人簽訂了責任狀,明確了監管工作職責、措施和任務。我們把食品安全整頓工作納入年初目標責任狀,并將任務分解落實到各部門、各社區。同時,制訂了食品安全管理工作責任制、食品安全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報告制度。
二、推進食品安全專項整治工作,并得工作實效
去年,我們按照上級要求進一步加強食品安全監管工作,協調各職能部門開展了多次整治,打擊小作坊,堅決取締非法生產加工經營企業,開展打擊非法制送快餐等,嚴厲打擊制售假冒偽劣食品,開展食品添加劑整治和地溝油整治、重點生產經營場所整頓等一系列整治工作,起到了很好的震懾作用。
1、取締無證“黑作坊”3家。年初就通過高家庫社區食品信息員發現了3家豆腐“黑作坊”,街道食安辦立即聯合鐵心橋派出所、鐵心橋市場監管分局、街道城管科及高家庫社區對無證“黑作坊”進行了取締。
2、整治無證照經營戶。主要通過信息員隊伍對街道范圍內的所以食品經營戶進行排查,挨個上門了解情況,對一些符合條件的經營戶要求其盡快辦理證照,這其中就包括定坊社區的中心村、春江社區的秦和坊,對不符合條件的無證照經營戶開具整改、責令停業通知。現已基本消除無證經營行為。
三、創新工作方式,狠抓食品安全工作
1、進一步推進食品安全網格化監管。根據區政府194號文件要求,加大食品安全監管力量的投入,全面推進三級網格化建設。
一是建立網格監管體系。按照要求搭建街道二級、社區三級網格框架,覆蓋全街道食品安全監管網,立足二、三級網格平臺,做好日常巡查、投訴處理、食安知識普及宣傳等工作。二是落實網格監管目標。做到食品安全監管時間、范圍、內容的“三落實”,新設單位3個月內上門初查,定期檢查每年不少于2次;專項檢查建立記錄,學校食堂實行一月一報、一季一評檢查制度;利用經濟戶口數據,社區食品安全檢查臺賬,簽訂安全責任書等形式,落實網格監管工作目標。
2、創新國家食品安全城市創建工作。協同鐵心橋市場分局按照區食安委文件要求,緊扣方案、細化目標、狠抓落實。一是成立工作領導小組,完善組織管理體系。街道參與創建單位18家,食安辦與分局合署辦公,全面對接社區網格監管;二是發揮創建辦開展工作堅強陣地的作用,階段任務按序時推進;三是各級文件、方案,各網格社區工作臺賬、各科室創建資料,檢查記錄照片文書,匯總為街道創建臺帳。
抓實三個環節:一是創建工作制度化,每半月一例會、每季度街道召開一次推進會議;二是落實 “三個一”要求: 每周解決一個難點,每月上報一份清單、每季開展一次督查;三是廣泛宣傳,提高社會參與度。街道創建領先于全區,努力打贏攻堅戰。
四、樹立大力宣傳理念,抓好宣傳信息工作
我們把加強宣傳工作作為食品安全工作的一項重要措施,利用各種形式宣傳,積極營造創建氛圍。
1、科普宣傳深入,創建工作領先。自2015年10月始,鐵心橋街道強化食品安全城市創建,食安辦和市場分局精心組織,全力協調職能部門、各社區開展工作:(1)設置楚翹城食品安全主題文化廣場。(2) 成立餐飲服務食品安全協會;(3)創辦鐵心橋街道食品藥品安全簡訊;(4)協助省食藥監局開展“12331守護食品藥品安全”廣場活動;(5)開展了為期3天的食品安全培訓;(6)區長李世峰、副區長王金玉多次帶隊到來街道調研食品安全工作;(7)友鄰街道分管領導、市場監管分局到街道觀摩學習與交流;(8)參與拍攝南京市舉辦的Ⅲ級食品突發事件應急演練;(9)保障“國際知識產權”峰會。
2、充分利用宣傳窗、橫幅、電子屏等宣傳陣地,積極開展食品安全知識、法律法規知識和消費維權知識的宣傳。各社區共懸掛橫幅200余條,張貼下發區食品安全宣傳冊5000份,宣傳畫4000張,食品安全宣傳欄每季度更新一次;街道還在7個農貿市場顯著位置設置食品安全宣傳欄,定期更新食品安全知識;利用市科協給社區配備的科普大屏進行宣傳,通過每半個月上傳一次食品安全例會,每個月更新一次食品安全知識,并不定期上傳一些講座及法律法規。通過各類宣傳活動,營造了良好的食品安全創建實施氛圍。
3、進一步加強信息報道和新聞宣傳。街道食安辦上報區食安辦、相關職能部門信息簡報40條,并創辦街道食品安全簡報12期,開通微信公眾號為居民朋友提供咨詢及法律法規的宣傳,現有關注人數491人。
五、扎實開展食品藥品安全工作培訓
1、開展食品安全宣傳培訓。以主題教育為引導,街道食安辦著力組織餐飲行業食品安全負責人、中小學食堂負責人、廚師、經銷商負責人等開展主題教育,集中學習《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知識學習。組織網格片區食品經營戶、食品生產企業、餐飲服務單位開展培訓7場、680人次。通過宣傳培訓,促進了人人重視食品安全,人人參與監督的良好局面。
2、發放食品安全考卷。給轄區食品經營戶發放宣傳冊并定期進行答卷,凡是答題滿分的經營戶在年底評比示范店面中給予加分,不合格記錄在案,并在年終評比中一票否決,有效提高了食品經營戶的積極性。
六、存在的問題
一是基礎建設還存在薄弱環節。基層一線監管隊伍老化、專業力量不足、監管檢驗能力和裝備水平不高等問題仍然存在;餐廚廢棄物集中收集治理體系建設滯后.
二是區城發展還不平衡。農村及城鄉結合部的集貿市場、小餐飲、小作坊等處于松散型管理狀態,亟待加大監管力度。
三是全程監管還不到位,農產品產地準出、市場準入、質量可追測體系建設仍在起步階段,農產品批發市場治理不到位;食品行業的規模化、集約化程度不高,互聯網時代的新業態帶來了監管新問題。
四是主體責任還未全面落實。食品行業企業主體責任還未落實到位,企業食品安全意識、法律意識、誠信意識有待進一步援高,違規使用農(獸)藥種種植養殖、非法添加有害物質保鮮以及食品經營過程中參雜使假、非法添加等現象未能杜絕。
五是共治體系還未完全形成,群眾對創建工作的知曉率、對食品安全工作滿意度不高。
七、下一步工作打算
為更好的完成國家食品安全創建任務,我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抓好落實。
1、推進食安工作不斷向制度化和規范化邁進,探索食品安全管理模式。進一步深化、細化食安工作機制,提高全街道食品安全整體水平,對涉及食品安全的各項工作,都做到有章可循,違章必究,不留盲地,不出漏洞。嚴格實行市場準入制度,落實索票索證制度,杜絕銷售、生產不合格食品,嚴厲打擊無證經營,確保食品質量穩步提高。
2、認真做好食品安全宣傳工作。充分利用各種宣傳手段,深入街頭、企業、學校,做好食品安全宣傳工作。督促社區做好每兩周一次的宣傳欄,通過逐步普及食品安全科普知識,增強廣大消費者自我保護能力;廣泛宣傳食品放心工程,努力營造人人關心食品安全,人人重視食品安全,人人參與食品安全的良好社會氛圍。
2013年,我區民政工作將按照全國、全省民政工作會議精神和區委、區政府對民政工作指示要求,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繼續圍繞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民政的總目標,突出重點,統籌兼顧,著力完善制度、規范管理、提升能力、創新服務、加快發展,努力順應我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新期待,切實履行保障民生、發展民主、服務社會的職責,為全區經濟發展、社會和諧、人民幸福作出更大貢獻。
一、建立多層次的救助福利體系,著力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全面推進社會救助工作標準化,不斷提高社會保障水平。
一是完善城鄉低保制度。在鞏固應保盡保、分類施保、動態管理成果的基礎上,加大低保家庭定期走訪核查工作力度,堅持區、鎮(街)、村(居)三級復核相結合,區、鎮(街)抽審與村(居)自審相結合,實現動態管理下的應保盡保。建立低保邊緣群體和特困群體的幫困機制,促進社會公平與和諧發展。開展特困群體的臨時救助,實施低保提標擴面工作,全面提高農村低保對象的救助標準,努力實現城鄉低保標準一體化。根據物價漲幅情況,及時啟動物價上漲動態補貼機制,確保困難群眾生活不受影響。
二是保障困難老年人生活。進一步落實農村五保供養標準增長機制和城市“三無”老人供養保障制度,切實保障城鄉困難老年人基本生活。力爭通過努力,農村五保集中供養率達70%。
三是加強防災減災工作。修改完善鎮街、村居《自然災害應急預案》,新培育2—5個防災減災示范村(社區)。綜合利用農村、社區公共設施及其他公共場所,采取確認、修繕、新建等方式,建設城鄉避災場所。通過開展“消防進(村)社區”等系列活動,進一步提高(村)居民的日常防災減災能力。
四是加快推進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建設。有效落實老年優待政策,著重對尊老金發放人員實行動態管理,保證及時增減數據的準確性,確保尊老金有序發放到位。鞏固和落實孤兒養育標準增長機制,提高孤兒養育水平。積極創辦福利企業,著力解決殘疾人就業問題。繼續推行對城鄉低保對象、“五保三無”、重點優撫對象等民政對象免除基本殯葬服務費政策。
二、推進養老服務體系建設,構建多元化社會投入機制。
堅持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公益與經營相結合,加快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
一是加快各類養老服務機構建設。高標準建設泰州社會福利院,強化服務功能,提升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并運用其輻射作用,帶動鎮街敬老院、老年公寓規范化建設,2013年,力爭養老機構床位數增長15%以上。
二是開發居家養老服務功能。研究制定切合我區實際的居家養老服務工作規范,充分發揮居家養老基礎性作用,探索日間照料室運行模式,在每個街道選擇1個社區開展試點工作,并逐步在全區進行推廣。積極做好省級、AA級、AAA級等居家養老社會化服務站評估驗收準備工作。對“電子保姆”安裝使用情況進行核實,健全完善相配套的社區服務制度,運用其信息網絡平臺,開展社會化、市場化居家養老服務。組織人員參加省萬名養老護理員培訓,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加快養老服務人員素質及基本技能的培養,促進全區養老服務行業水平的提升。
三是完善鎮街、村居老年活動中心運行機制。繼續推行“以獎代補”的激勵舉措,積極引導專業社會組織參與老年活動中心建設,努力提升老年人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
三、落實優待撫恤政策,扎實推進雙擁工作。
積極貫徹落實新的《兵役法》、《退役士兵安置條例》、《軍人撫恤優待條例》和《烈士褒揚條例》,加強優撫和安置政策創制,更好地保障優撫對象和退役士兵權益,鞏固全國雙擁模范城創建成果,促進軍民融合式發展。
一是完善優撫對象保障機制。積極開展走訪慰問和“一助一”幫扶活動,繼續完善“政策照顧、小病補助、大病互助、重病救助、慢性病療養”五位一體的重點優撫對象醫療保障體系。
二是加大符合安置政策退役士官的安置力度。提高安置崗位質量,確保安置率達100%。精心組織退役士兵技能培訓,在確保學員“雙證”獲取率、就業率達標的基礎上,著力提高培訓質量和退役士兵的就業能力。
三是拓展和豐富優撫對象精神撫慰舉措。及時調整提高撫恤補助標準,建立重點優撫對象春節、“八一”等重大節日慰問制度,把對優撫對象的慰問關心制度化、常態化。認真落實省委省政府相關文件精神,逐步提高義務兵家庭優待金標準。
四、推進社會管理方式創新,提升促進和諧發展的能力。
全面打造與警用地理信息系統對接的網格化的更加有效的以房管戶、管人、管單位的基層社會事務工作平臺。
一是完善社區管理體系。優化社區規模布局,按照“走向合理、界線分明、規模適度”和20__-3000戶設置社區規模的要求,做好涉農街道和九龍、罡楊、蘇陳等鎮新建小區的組建工作。繼續在全區推行建立“一委一居一站一辦一校”組織架構,全面推行社區網格化管理,以創佳評先、達標考核為抓手,過堂式推進。
二是健全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區服務體系。探索試行社區公共服務事項準入制度,逐步實行“費隨事轉、事費配套”,解決社區人少事多、工作經費不足的矛盾和問題。按照適應發展普惠式社區服務的新要求,加快建立“三社聯動”機制,以社區為平臺、以社會組織為載體、以社會工作人才為支撐,著力推動社區各類服務主體建設,進一步健全多元開放的社區服務網絡。圍繞實施民生幸福工程,將社區服務對象從以困難弱勢群體為主擴大到面向社區全體居民,將社區服務內容從以政府公共服務、公益利為主拓展為政府公共服務與居民自助互助服務、社會化市場化便民利民服務相結合,開展滿足居民多樣化需求的普惠服務,努力實現“勞者有其崗、少者有其學、病者有其醫、弱者有其助、居者有其屋、生者有其保、訴訟有其援、義者有其獎、老者有其養”。
三是構建社區建設保障機制。加強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堅持公開招聘、適時補充,嚴格把好社區工作者素質關。進一步強化 教育培訓,著力提升社區工作者管理、服務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建立科學的考評機制,激發社區工作者干事創業的熱情。加強社區志愿者隊伍建設,探索建設志愿者注冊登記、評先激勵機制,力爭通過三年的努力,社區志愿者人數達到本社區居民總數的10%以上。規范社區建設經費的使用,會同財政部門督促鎮街(園區)將社區工作經費、人員報酬以及服務設施建設經費、社區信息化建設經費等納入鎮街(園區)財政預算。
五、加強專項社會事務管理,提升民政公共服務能力。
進一步深化村(居)務公開,完善基層民主自治長效監督機制,定期對村居開展巡查工作,認真落實《關于在全區各村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實施意見(試行)》文件精神,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在全區推行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工作機構和機制。加大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扶持力度,制定和推廣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制度。繼續開展平安邊界創建活動,依法做好行政區域界線管理。加強地名文化建設,提高地名公共服務水平。鞏固婚姻登記規范化建設成果,打造婚姻登記服務優質品牌。做好清明期間文明安全祭掃和宣傳工作,推進綠色殯葬,倡導生態殯葬和健康文明祭掃方式。積極推進殯葬行業改革,拓展殯儀服務內容,提高殯儀服務水平。
六、夯實發展基礎,大力推進現代民政建設。
加快構建“民生之政”,以強烈的事業心和高度的責任感,大力推進現代民政建設,在海陵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新征程中發揮更大作用。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2.01.017
一、世博階段上海城市管理與運營的創新實踐
舉辦世博會對上海城市交通管理、安全管理、環境管理、社會管理等各個方面都帶來巨大挑戰。圍繞世博會中心工作,在城市管理的各個方面,由政府專門部門牽頭,各有關部門相互配合,實施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管理實踐。其中,交通組織、社會治安、城市環境和安全應急等職能部門,也分別從組織協調、方案制定、法制保障、技術支持以及跨區域協作等各方面,建立了世博期間各條線上完善的管理運行機制。世博會階段形成的城市管理運行機制,以及采取的多項體制機制創新舉措,對上海日后提升城市現代化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一)城市綜合協調管理
為保障世博會的順利舉辦,上海在城市協調管理方面采取了多項創新舉措,具體可歸納為多元化、市場化、信息化、法治化和社會化五個方面的特征。
1、多元化管理的部門協調機制。以上海世博會組織機構為核心,在上海市職能部門之間構建了高規格的部門協調機制,通過橫向與縱向的有效結合,推動了管理協調的條塊聯動。
2、服務保障的市場化運作機制。鼓勵各類市場主體積極參與世博園區建設、管理與運營,注重以市場化運作機制保障“世博”期間城市公共服務的超常規需求,提高城市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和效率。
3、管理手段的信息化技術支撐。加快推進信息化技術在城市管理各個領域的推廣與應用,以數字化、網絡化、現代化的管理設施與技術,全面保障“世博”前后城市運行的安全、穩定與有序。
4、管理實施與推進的法制保障。為推進以法治方式保障世博會的成功舉辦,全市加大了城市管理方面的地方立法工作,制定或修訂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規與規章。市政府為世博會先后制定出臺了28份通告,作為臨時性行政管理措施,以保障有關部門適時、及時地應對籌辦及舉辦過程中出現的特殊情況和特殊問題。
5、社會各方的廣泛參與和聯動。充分調動市民參與“世博”城市管理的積極性,注重與非政府組織、公益團體、志愿者組織、社區組織及企業合作,通過分工協作結成“世博”城市管理的共同行動網絡。此外,交通組織、社會治安、城市環境和安全應急等職能部門,也分別建立了“世博”期間各條線上完善的管理運行機制。
(二)城市交通管理
按照預估的共7000萬人次的參展總量,“世博”交通至少需要保障每日50-55萬人次的流量,同時考慮長假時可能出現80萬人次的峰值。面對這些挑戰,上海市有關部門在交通管理上采用了多種策略應對。
1、在組織保障方面,建立了政府各相關部門聯合部署、統籌協調的組織保障體系,明確了水路和陸路交通的推進領導機構。
2、制訂城市交通保障具體方案,重點解決“世博”期間車流與人流高峰難題,全面涵蓋了城市交通管理的方方面面,包括制定全市交通組織引導政策、采用大客流預警系統、完善客運交通服務方案和實行交通管控措施等。實施差別化區域交通政策,對全市交通采取分區管理模式,以世博園區為核心將全市劃分為交通引導區、緩沖區、管控區三個圈層,在不同圈層實施不同的交通管理措施,有助于達到“分層截流”的目的,使能夠對特定區域的交通客流進行有效的管控。
3、實行道路交通網格化管理,將管理范圍內的道路、橋梁維護及道路附屬設施始終處于全覆蓋受控狀態,以便及時發現問題、明確責任,迅捷處理信息,處置各類問題,達到“及時發現問題,快速處置完畢”的工作目標。
4、合理調節交通流量,合理安排“世博”入園時間,通過采用白天場和夜晚場來分流入園人群,避免過多的與城市交通高峰沖突,降低交通擁堵的概率。在安排軌道交通站點路線時,也充分將交通停靠和交通流量調節結合起來。
5、建立智能交通體系,包括交通綜合信息平臺、“世博”交通信息服務應用平臺和世博園區交通信息子平臺三個信息平臺,為“世博”游客和世博會相關指揮機關提供實時交通信息。
(三)城市環境管理
“綠色世博”是本次世博會的基本理念。在世博會的籌備和舉辦過程中,政府環境管理部門通過系統、完善的環境管理制度落實了環境保護的各項要求。
1、在組織保障方面,成立高規格、多部門和區縣職能部門組成的城市管理指揮部,構建市容環境與城市運行服務保障重要工作、重大事項的指揮與協調體系。
2、聚焦重點工程,制訂了市容環境建設和管理600天行動計劃,通過重點實施市容市貌改觀、市民生活環境改善和城市管理水平提升“三大”工程,推進完成了30項專項領域重點任務。
3、強化立法保障,以法治化保障城市綜合管理的有效推進與有序實施,注重常態長效管理,努力形成一套依法管理制度。
4、完善監督機制,成立由國內外專家組成的世博環境顧問組,為科學推進提供技術支持。動員全社會依法參與,充分調動廣大企業、環保組織、社會團體、專家團隊、綠色志愿者的積極性,加強綠色世博的宣傳與實踐活動,如美國環保協會等組織參與舉辦了“世博綠色出行”活動。
5、建立區域聯防聯控機制,在長三角區域合作機制下加強環境空氣質量保障,與江浙兩省建立區域環境合作機制,共同推進世博期間區域污染的聯防聯控。
(四)城市社會管理
世博會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安全管理挑戰,也是創新社會服務和社會管理模式的契機。
1、制定多項安保管理措施,包括園區內、社會重點目標場所和區域、公共交通、入滬口岸、消防及低空等各方面的安保管理工作。開展治安專項行動,借鑒奧運安保和國慶60周年的安保工作經驗,在全國和上海市范圍分別組織開展治安專項行動,其中上海市相繼實施了22個階段性專項行動,全面提升世博前后社會治安管理。
2、創新社會管理模式,鼓勵引導廣大市民廣泛參與社會事務管理,充分發揮市民、非政府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提高社會自治能力。建立并完善志愿者機制,組建了200多萬人的城市文明志愿者隊伍,圍繞平安世博、交通文明、清潔城市、文明游園、市民巡訪、世博宣傳、窗口服務和社區服務“行動”開展志愿服務,他們中有社區居民、在職職工,也有學生、黨政機關干部。其中,平安志愿者80萬人左右,在全市范圍內推行基層平安創建、法律宣傳、治安防范、社區矯正等工作。
3、完善社區網格化管理,將社區建設作為“世博”期間社會管理的重要組織節點,配合“世博”治安管理推進了實有人口和實有房屋的管理工作,主動深入一線調研,化解基層群眾矛盾,進一步完善了基層社區調解、職能部門協調及司法介入的社會矛盾梯度化解機制,強化了基層民生訴求、收集和處理機制,提高民生信息傳達的及時性,增強了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主動性。
(五)危機應急管理
在上海市原有城市危機應急管理體系基礎上,結合世博會特殊要求,從指揮系統、信息平臺、應急預案體系和應急救援隊伍等多方面,構建了世博會完善的安全與應急管理體系。
1、建立多部門應急管理體系。在國家組委會、執委會的領導和部署下,上海世博局協調配合公安、食品藥品監管、信息、質量監督等部門,建立了世博會統一、高效、權威的突發性事故應急指揮系統。
2、完善信息平臺建設。建立快捷、暢通的應急處理信息平臺,在全市應急管理信息平臺的基礎上,專門建立上海應急聯動中心世博園區分中心。
3、實行網格化管理。發揮全市和區域應急保障資源的效能和作用,按照網格化管理要求,加強對各類突發公共事件監控。
4、加強內部溝通和外部溝通。對內強化主辦方與政府各部門的溝通,提高安全風險的防范;對外面對問題,政府強化合理地與公眾溝通,第一時間通過媒介傳達正確信息,防止錯誤信息誘導公眾。
5、編制應急預案體系并加強演練。在世博會總體應急預案下,組織編制了各專項和部門應急處置預案,如惡劣天氣、水上交通、食品衛生、急救保障等等。為了能做到出現情況能快速反應、及時處理,防止問題擴大,主辦機構應對世博園乃至整個上海的安全保障人員進行培訓并加以演練,做到能防患于未然。此外,組建并進一步完善了世博期間以消防為骨干、專業救援為支撐、社會力量為補充的應急救援隊伍體系。
(六)城市群一體化管理
上海是長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管理也越來越需要與周邊城市加強合作并形成聯動機制。尤其是隨著城市群之間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上海在區域交通管理、社會治安、環境等方面,上海需要長三角其他城市的密切配合。在申辦、籌備、推廣和舉辦過程中,與長三角及國內其他地區形成了良好的協調合作機制機制。
1、在跨地區的社會治安、交通、環境等方面,推動了城市群社會管理協調機制的初步形成。上海與周邊城市圍繞世博會各項應急預案,在交通組織、食品安全、知識產權保護、社會治安、人流疏散、安全應急管理等方面強化了區域聯動,逐步形成了跨區域的協調管理機制。
2、通過世博會區域環境的綜合整治,初步形成了區域生態環境的聯防聯控機制。構建了區域空氣質量監測信息共享、高污染日預報和預警會商機制,實行區域聯合控污,對區域內的機動車污染控制實施統一標識管理。
3、通過世博會與國內其他地區形成的合作機制,對進一步深化長三角區域一體化、打造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乃至在更高層次上推進上海服務全國的能力和水平具有重大意義。世博會期間長三角城市群之間形成的良好的溝通渠道和合作機制,未來這些渠道和機制也將進一步服務于長三角城市群的管理與發展。
二、“世博后”上海城市管理的新要求與新挑戰
“世博”后尤其是“十二五”時期,上海在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大背景下,城市發展也進入一個嶄新階段,并對提升上海城市管理提出新的要求。世博會結束后,上海城市管理將進入轉型提升的新階段,如何深入踐行世博理念,推動城市在新起點上實現更大跨越,將成為今后面臨的首要問題。
(一)世博后上海城市發展向深化城市管理轉變
2010年上海世博會舉辦,上海城市樞紐型、功能性、網絡化的基礎設施體系基本建成后,城市管理將面臨新的歷史性任務。上海也將從大規模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階段過渡到深化城市管理的新階段,需要更加重視依靠內涵型的城市管理,提高城市基礎設施的使用效率和城市運行效率。
一方面, 世博會籌辦期間大規模的城市建設提供的高質量城市基礎設施, 將對城市管理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按照系統、網絡、樞紐和功能要求建設的軌道交通、高速公路、越江交通設施及環境建設等項目, 不僅建設過程要求高效率的管理,設施建成后更需要先進的管理, 使其發揮最佳運行效能。例如,隨著滬寧、滬杭高鐵相繼通車,虹橋綜合交通樞紐的整體運營服務能力也應不斷提高。要在加強配套銜接和運營管理上下更大功夫,使重大基礎設施的整體運營效率充分發揮出來。
另一方面, 現有城市基礎設施的優化運作, 將要求城市管理手段不斷更新。隨著城市基礎設施容量不斷擴大, 市民對城市交通、環境、居住等質量要求日趨增強, 網絡化管理和動態調控需求也越來越高, 將促進城市管理從定性變為定量、靜態變為動態、單一變為綜合, 增強管理科學性, 進一步提高城市的運行效率。
(二)“四個中心”和國際化大都市建設目標對城市管理提出新要求
“世博”后,尤其是在“十二五”時期,上海進入建設“四個中心”的關鍵階段。世博會不僅提升了上海的國際形象,也標志著上海全面啟動建設全球城市、進一步推動國際化大都市建設進入嶄新階段。
“四個中心”的建設目標和加快發展服務經濟,將進一步推動上海成為全球生產網絡的結點城市和總部經濟城市,成為更具創新能力和經濟競爭力的城市,成為文化更加多元化、國際化程度更高、國際交往更加密切的城市,成為更高社會福利水平和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的城市,以及成為低碳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上海國際化程度、對外開放程度的日益提高,正在改變上海的國際經濟聯系,正在改變國際和國內的市場結構和經濟運行規則,正在加強國際性就業和國際移民,正在形成新的全球性的生活社區和社會組織模式,以及正在加強國際間交流和共同參與對國際事務的處理。上海要真正轉變為國際性的大城市,必須在城市管理的方式和內容上更加適應全球化的挑戰,因此上海的城市管理也需要更多地和國際體系接軌,加強和國際政府組織、企業和社會組織的更加密切的交流聯系,適應跨國公司和各種國際性組織在上海的發展,更加適應國際化以后的國際就業、國際移民的增加,以及適應國際社區日益形成發展對自身組織化和對城市管理的新要求。
因此,世博會后的城市發展,不僅提升了上海的國際化程度,也需要提升城市自身的管理水平,才能夠促進上海更好地實現四個中心的目標,推動城市成為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
(三)特大型城市的發展壓力對城市管理提出新挑戰
到2009年底,上海的城市戶籍人口1379萬,常住人口1921萬,實有人口2080萬人,流動人口700多萬人。近2000萬的總人口和700多萬的流動人口,給城市管理帶來巨大的壓力。超大規模的人口對城市各項管理工作帶來新挑戰,也使整個城市的交通出行、市容環境、社會治安、社區管理、公共安全、公共服務及社會福利等領域面臨新的難點。
上海市戶籍人口郊區化擴散流與上海市戶籍農村人口城鎮化積聚流高強度聚集于城市近郊區,而大量外來常住流動人口也積聚在中心城和近郊區,上海市城鄉結合地區的社會管理問題日益突出。隨著城市人口的增長和城市每天生產生活所需的各項公共服務保障的日益提高,城市正常運行所面臨的風險也日益增大。為保障全市市民生活和企業生產的正常有序,大量的城市基礎設施安全運行也面臨嚴峻挑戰,各類自然災害給城市安全運行也帶來重大考驗,應對各項突發事件、危機處理的城市安全應急管理也面臨新的難點。
要有效緩解人口導入給城市管理帶來的壓力,必須通過有力、有序、有效地管理,解決市容與繁榮、保護城市環境與城市發展之間的種種矛盾,最終實現環境與經濟發展、人口導入和諧互融,實現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環境效益三者的最優化,這是上海作為特大型城市在“世博后”城市管理中所面臨的新課題。
(四)城市管理重心從中心城區為主向區域統籌轉變
世博會的舉辦間接推動了上海中心城區的布局優化和功能提升,“十二五”期間上海城市發展的重心逐漸轉向郊區。世博后城市管理,將更加注重服務于城市布局調整和城市功能整體提升。世博會舉辦前,上海發展重心主要在中心城區。世博會結束后,隨著中心城區資源環境壓力的不斷加大和城鄉產業分工的日益深化,發展空間由中心城區向全市拓展已成大勢所趨。上海應當著眼于全市6300平方公里,優化中心城區與郊區的分工,實現區域統籌發展。世博會以后,郊區新城建設將是上海實施轉型、實現科學發展的重中之重。加快郊區新城建設,是上海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上海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重要載體。
1、基本工作任務完成情況
2013年(2012年10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全員人口建檔率100%;流動人口建檔率100%;孕檢到位率100%,網上交驗率100%。
2、狠抓工作落實,夯實基層基礎
按照省計生委提出的“三大工程”一起上的要求,我們在積極創建試點工作的同時,進一步夯實基層基礎,堅持管理創新。一是在總結過去人口計生工作考核辦法的基礎上,于年初制定出臺了《街道2013年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實施意見》及“獎懲辦法”,進一步明確全年的工作目標,完善了考核細則,繼續實行“重獎重罰”機制,充分調動廣大計生專干的工作積極性。二是繼續推行網格化管理制度,加強全員人口管理,嚴格按照省、市、區的規范要求進行建檔、錄入,確保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重卡清理”、“全員卡片質量提升”,全年共審核全員數據2萬余條。三是堅持每月定期督查、通報社區網上平臺工作情況,并嚴格按照規定落實獎懲。每季度進行各社區業務互查,并按成績進行排名,對排名最后的社居委給予通報批評,對直接責任人進行經濟處罰和行政處罰。
3、創新宣傳載體,營造良好人口環境
努力營造良好的計生法制宣傳教育氛圍,不斷拓展宣傳方式,創新載體,搭建了“五個宣傳平臺”,做到了:室外宣傳形象化。在轄區人口較集中的華孚城隍廟商業廣場、清華人口文化廣場、農貿市場、建筑工地等場所,利用雕塑小品、宣傳欄、文化墻、電子屏等載體,采取辦墻報專刊、發宣傳資料、開展街頭咨詢、送法進工地等形式,廣泛深入地宣傳計劃生育政策法規。室內宣傳具體化。充分利用“城市生活e站”、人口學校、計生服務室等宣傳陣地大力開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主題活動,既豐富了群眾的業余文化生活,又巧妙得融入了人口計生法制宣傳,達到了良好的宣傳效果。媒介宣傳便民化。充分利用社區居民QQ群、微博、網站等新興媒體,實現社區專干與轄區居民面對面對話,直接在線為廣大育齡群眾進行政策咨詢、答疑解惑。節日宣傳生動化。我們在5.29協會紀念日、三八節、母親節等重大節日期間,精心策劃各類活動開展,如:今年母親節和5.29期間,我們分別開展了“溫馨康乃馨、喜迎母親節—大型女性生殖健康講座”和“端午粽香傳情、溫暖計生家庭”主題活動,把包好的一個個“愛心粽子”送到了特扶家庭手中。實物宣傳生活化。我們將人口計生法制宣傳、教育、政策法規等巧妙融入各宣傳品中,先后制作了精美的宣傳折頁、圍裙、紙杯、購物袋、置物籃、毛巾等日用品,通過入戶調查、產后隨訪、宣傳活動等形式,發放到千家萬戶,達到了良好宣傳效應。
4、強化“誠信計生”工作,推動基層居民自治
一是抓好誠信計生與基層協會相結合,推動了人口計生工作重心的真正下移。利用健全的基層計生協會工作網絡,居民小組長、樓長、計生信息員等理事和會員,動員已婚育齡婦女在互相信任的前提下,由5-10人自愿組成誠信計生小組,推選誠信小組長,簽訂《計劃生育居民自治誠信協議書》,及時了解小組成員孕情服務、綜合節育措施落實、孕環檢、是否外出等情況,定期向社區專干進行通報,真正做到對本社區育齡婦女基本情況知根知底,實現了群眾自治工作重心的真正下移。目前,全街道共建立了23個誠信計生小組。
二是抓好誠信計生與計劃生育分類管理結合,提升了基層基礎工作的時效。我們開展誠信計生時,結合轄區人口結構,將育齡群眾劃分成兩類,進行分類管理,一類為“誠信管理”,把夫妻一方或雙方在國家機關或企事業單位、40周歲以上育齡人群納入誠信管理,建立定期隨訪制度;一類為“協議管理”,把轄區重點人群、流入孕環檢對象納入協議管理,一年進行二次實檢、二次訪視。通過分類管理,簽訂“誠信計生協議書”,一方面減輕了社區專干的工作壓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讓廣大育齡婦女充分享有知情選擇權,實現了群眾自我約束、自我管理,增強了群眾自覺實行計劃生育的主動性。
5、加大社會撫養費征收力度,提升文明執法意識
一是嚴格規范執法程序。加大計生執法人員的法律培訓辦度,街道先后6人取得了執法資格。在執法過程中不斷完善立案、筆錄、取證、告之、送達、簽字等法定程序。近年來,全街道無計劃生育行政訴訟案件和惡性事故發生,計生量逐年下降。二是加大社會撫養費征收力度。針對轄區新建小區較多,外來購房遷入人口日益增多,社會撫養費征收難問題,我們抓住典型案件,一查到底,尤其針對清理出來的名人、富人違法生育現象,堅持發現一例處理一例。去年花園一住戶昂勝園被群眾舉報政策外生育,我們依法征收其社會撫養費40余萬元,近年來,街道累計征收到位社會撫養費180余萬元。三是嚴格落實社撫費“四緩收”制度。我們在征收過程中,充分體現人性化執法,遵循春秋農忙緩收、逢年過節緩收、家有危重病人緩收、家庭特別困難緩收“四緩收”原則。針對生活困難,經濟收入不高確有實際困難的家庭,被征收人需要分期繳納的,由被征收人提出書面申請,制定繳款計劃,由社區出具證明,街道辦事處研究同意,報區人口計生局批準,可實行分期繳納;對有能力但不繳納的,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達到執行一例,教育一片的社會效果。
6、拓展“計生惠民”政策,提高法定獎勵標準
近年來,我街道充分發揮計劃生育利益導向工作在破解人口計生難題、引導群眾轉變婚育觀念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逐步形成了以獎勵、扶助、優待、救助為主要內容的人口計生利益導向政策新體系。一是提高計生特別扶助金。2012年,我們在省、市、區合計發放的基礎上,街道黨工委出臺文件,再次為轄區特扶對象提高扶助金標準,每人每年增加600元,最高發放特扶金每人每年4680元。此外,街道還為轄區計生特扶家庭配備了“老人手機”,定期溝通,了解情況,第一時間內解決她們的燃眉之急。二是提高獨生子女保健費標準。2013年,街道在藕塘社區提高獨生子女保健費標準,每戶每月由30元提至50元。這一舉措使100余戶計生家庭得到實惠。三是優待計劃生育家庭戶。一方面我們在城中村改造過程中,切實將房屋拆遷安置優待計生戶的政策落到實處,一是堅持獨生子女獎勵15平方;二是持證未生育戶增加1人安置面積,以上政策的落實既加快了拆遷進度,又讓老百姓真正得了實惠。三年來,轄區共300余戶計生家庭享受到此優惠政策。另一方面,按照區委、區政府關于各相關部門結合自身職能,在實施普惠政策的基礎上,對計生家庭予以傾斜。我們充分整合轄區資源,積極聯合勞動、民政等部門,全年共為計生家庭優先安排就業360余人,解決其務工和就業問題。305人優先列為“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優待計生家庭”財政補貼范圍。216名計生家庭成員優先參加了就業、創業培訓,使其掌握一技之長,同時在資金、技術、培訓、信息等方面予以支持優惠。四是實施困難救助。今年我們繼續開展“生育關懷、幸福家庭”推介活動,連續五年與長豐縣馬廟村結對幫扶“留守女童”,送去學費和生活用品,解決了她們的燃眉之急,累計捐款捐物4萬余元。深入開展“關愛女孩”活動,連續六年資助區三十崗鄉“貧困女孩”,累計發放救助金3萬余元。積極落實“助學成才”計劃,針對轄區考上大學卻為學費發愁的計生困難家庭,我們此時申出了援助之手。今年,轄區又有兩戶特困家庭申請了“助學成才”基金資助,解決了一家人的燃眉之急。此外,我們還組織華孚城隍廟流動人口協會會員進行“助學成才、愛心短信捐贈”活動,起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應。
今年以來,通過市、區人口計生委的各項業務督查和檢查情況來看,街道的人口計生工作整體水平有所提高升。但是,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還清醒的認識到,我街道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還存在不少問題:一是轄區新建小區人口入住不斷,基礎工作不夠扎實;二是各社區的清理摸底工作不夠徹底,仍存在死角,需進一步加大力度,絲毫不能放松;三是網上各大平臺的信息通報工作質量還有待提高;四是社會撫養費的征收,還存在一定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