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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的優勢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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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的優勢

第1篇: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的優勢范文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內涵;辨析;再理解

盡管黨和國家在政策層面上一再強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不是只講市場經濟,不講社會主義,同時強調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然而,長期以來,理論界的主流觀點與政策主張卻背道而馳。這不僅影響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對經濟改革造成不應有的負面效應。在改革開放已走過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種觀點,糾正錯誤的理解和導向,正本清源,在經濟學原理指導下,恢復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理解。

一、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的不同理論闡釋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觀點

這種觀點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特有的東西,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個社會的,因而計劃與市場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經濟體中的。這種理論觀點并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而只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改革開放以來,持這種觀點的經濟學者所提出的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實際上一方面把我國經濟改革的對象——舊的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等同于計劃經濟。另一方面把市場經濟同計劃經濟對立起來,認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從而將改革的正確方向即由產品經濟轉到市場經濟,錯誤地改為由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否定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錯誤地將計劃經濟列為否定的對象,實質上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在這種教條主義的影響下,或竭力反對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轉而主張搞私有化,認為市場經濟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觀點

這種觀點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要發展市場經濟必須消滅公有制,實行私有制。該觀點認為,公有制經濟不具有私有制經濟的排他、獨占等性質,其所有者是一個抽象主體,產權是不確的。公有制經濟的實際經營者只享有從經營中獲取利益的權利,而不負有為自身錯誤決策承擔相應責任的義務。因而,公有制經濟的實際經營者極易從個人角度出發作出各項決策,而不惜損害所在經濟體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經濟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經濟很難與之公平競爭,市場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競爭性條件無法滿足,自然也無法達到所謂的整個社會利益的實現。而只有私有制經濟才是市場經濟的天然溫床。私有制經濟的企業和個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獨享性,一切行為以實現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個人利益的過程中,實現了全社會的利益。這也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機制的主要內容。這種觀點的政策主張實質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現就是主張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場經濟的觀點

新自由市場經濟的觀點是新自由主義思想體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現代再現。自由主義理論的思想來源主要有三個:一是洛克和密爾的政治自由學說與財產所有權理論。二是啟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義學說。三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這是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基礎。新自由主義思想和傳統的自由主義思想一樣重視市場的作用,認為市場是最佳的可自我調節的社會結構。因為,一方面,經濟運行是有規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場情況下,個人能實現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場調節在不受外界干預的情況下能最有效率地滿足各方面需求,自動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政府只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預行為往往會使情況變得更糟。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認為,計劃經濟是市場經濟不可調和的對立物,因而建議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主張實行全面的私有化,認為私有財產制度是自由市場制度的基礎。其基本觀點和政策主張是:國民經濟基本上由市場自發調節,國家實行最低程度的干預,取消國家計劃機構,否定國家發展規劃;在所有制結構上,取消國家所有制,實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國資本參與私有化改制;在國有企業改革上,主張改掉公有制,實行私有產權制度,最大限度地縮小國有企業涉及的領域和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可見,在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自由市場經濟,就是實行全盤私有化的市場經濟。很明顯,這套改革主張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背道而馳的,應警惕這種觀點的不良影響。

(四)以“現代市場經濟”取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觀點

這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是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不必考慮所有制問題。市場在國民經濟資源配置中起基礎作用,國家通過財政和貨幣手段間接參與經濟資源配置和國民經濟運行。由于“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競爭機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內容就應包括:一是進行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獨立自主、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二是破除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健全現代市場體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法制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環境。四是摒棄舊的干預經濟發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間接的財政和貨幣手段來調節宏觀經濟的發展。為此,該觀點認為,在實踐上的首要任務是實行廣泛的私有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或實行股份制,使國家的作用從微觀經濟運行中逐漸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社會公平+市場效率”的觀點

這種觀點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說就是社會公平與市場效率的結合,即社會公平+市場效率。該觀點提出摒棄計劃經濟而實行市場經濟是因為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上,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更具效率。但市場經濟在運行中存在市場失靈,進而產生各種社會經濟問題,其一便是要素社會分配不公。追求社會公平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要求。在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后,必須使社會公平與社會效率完善地結合起來,這就是我國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觀點的影響較大,在很長時間內成為社會上一種主流觀點。在這種觀點影響下,學術界出現了如各種“社會主義”的定義,主張將“公有制為主體”從社會主義定義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會主義”、“功能社會主義”、“社會公平等于社會主義”、“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現象。這種觀點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社會公平+市場效率”,顯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與表象。社會公平和市場效率是一種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場經濟國家追求的目標或判斷國家經濟運行水平的標準,但不能成為區別任何兩個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制度不同的判斷標準。另一方面,淡化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即生產資料公有制。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區別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必須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本質的特征。

縱觀以上五種觀點可發現,在經濟理論史上,長期存在將市場經濟與公有制對立起來的觀點,這已成為一種教條。整個現代西方經濟學都表明:自私經濟人是出發點,市場經濟必須以私有制為基礎。這種教條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現為社會主義國家排斥市場經濟,在改革后期表現為市場經濟必然意味私有化,這成為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學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

科學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在辨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關系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內涵進行再理解。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

在我國經濟改革過程中,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論一直存在。實際上一些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對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概念及其關系的認識本身就是不正確的。首先,市場經濟的概念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與商品經濟沒有本質區別,只有發展程度與階段的不同。厲以寧曾說:“從本質上講,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一樣的?!钡诙?,社會分工決定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育程度。一方面,社會分工是商品交換產生與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曾指出,“這種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另一方面,社會分工決定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和水平。列寧根據這一原理分析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指出,“國內市場的建立(即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基本過程是社會分工”,“市場和社會勞動專業化的程度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第三,市場經濟是社會分工發展的必然產物,是與社會制度沒有必然聯系的一種生產組織形式。市場經濟是在社會分工發展的推動下,由商品經濟發展而來的。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封建社會,社會分工簡單、低下,不能形成市場經濟機制。歷史發展到近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密、復雜、全面,人類社會的生產形式才由自然經濟發展到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所以市場經濟是由社會分工的發展狀況所決定的一種生產形式,并不是某個社會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計劃經濟是一種和無政府狀態經濟相對應的生產形式,政府宏觀調控是計劃經濟的一種具體形式。所謂計劃是指國家作為一個社會主體代表的角色,監控市場經濟的運行,通過事先的計劃對宏觀市場和微觀主體進行適當干預,維護國民經濟的均衡、平穩發展。以市場為基礎的計劃經濟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場經濟先天的自發性、滯后性、盲目性缺陷,從而有效保證社會生產與社會需求的平衡,避免生產過剩造成社會資源浪費。最后,無論是單純的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在經濟資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優勢與不足。對單純的市場經濟來說,一方面,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市場主體通過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來實現整個社會的利益,在大部分情況下能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市場調節有其固有的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缺陷,無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給以及保證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會經濟發展的利益為人民共享,惠及全體人民。對作為生產形式范疇的計劃經濟來說,一方面,它可從全局和總體利益上布局生產力,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經濟運行的劇烈波動。另一方面,計劃調節容易受到主觀認識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滿足利益創造者對個體利益的追求,需要復雜的組織體系推動,并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因此,將兩者取優補短結合在一起,組成一個優勢更加明顯、不足相對弱化的新的生產形式,即計劃市場經濟體制,這是生產力與社會分工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國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一種計劃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內在地結合在一起,計劃以市場為基礎,市場以計劃為指導。在計劃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被納入到國家計劃的軌道,按照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要求有序運行,可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如果說市場排斥公有制經濟,也就等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不相容,亦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無法建立。事實上,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仍能發揮其高效率配置社會經濟資源的作用。從理論上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沒有公有制,也就沒有我國的社會主義。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這一對基本矛盾,在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社會平均利潤率下降和相對人口過剩兩大規律,必然導致生產過剩,爆發經濟危機。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調和的矛盾。隨其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會被社會主義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紀80年代末就明確提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建立強大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一個最大的缺陷”。從實踐上看,即使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也存在并與市場經濟機制相適應。郎成平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股權結構做的研究表明,歐洲國家持股現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歐洲5232家公司中,奧地利國家持股14.81%,芬蘭國家持股15.12%,意大利國家持股9.98%,挪威國家持股11.81%,瑞士國家持股7.59%。這充分說明國有經濟完全能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不會成為市場經濟發揮其資源配置作用的阻礙因素。當然,必須承認我國舊的公有制經濟形式存在嚴重問題,必須改革。但同樣必須承認,我國舊的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的問題,在于其長期處于我國舊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管理模式下所遺留下來的管理層面的問題。如,嚴重的官僚主義傾向,以長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導生產經營等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經濟管理與運行機制,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企業生產經營運行機制,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改革一切不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管理運行方法和體制。而認為要發展市場經濟必須改掉公有制、實行私有化,則是脫離了中國客觀的歷史和現實,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照抄照搬。

    總之,市場經濟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

(三)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關系

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的更高發展階段,是自由市場經濟適應生產力和社會分工新的發展,是加入政府干預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產組織形式。其顯著特征是:市場經濟發展到更高的階段,形成更加完善、復雜的現代市場體系;市場對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發揮基礎主導作用,國家通過間接的財政和貨幣手段對宏觀經濟運行進行干預。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要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現代市場經濟。因為現代市場經濟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含義中的一個層面,除此之外還有計劃市場經濟和公有制為主體兩個層面的內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計劃市場經濟,是計劃與市場的有機結合,是把市場納入到國家計劃的軌道,使之按照國民經濟結構有計劃地運行與發展,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基本平衡,自覺按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組織生產。在計劃市場機制中,計劃機制和市場機制是統一的、有機結合的、互相滲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蓋全部市場范圍,而非相互割裂。計劃市場經濟能克服自由市場經濟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場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實現,有利于社會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運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本身固然沒有什么“姓資”、“姓社”問題,但現實具體的市場經濟是不能離開歷史上某種特定的生產關系而運行的,它必然會與某種生產資料所有制結合,形成一種歷史的、現實的、具體的社會經濟制度。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形式或社會性質來說,它是姓“社”的。從另一個角度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一般性與特殊性這兩重性質。從一般性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發達的社會分工為根據,是一種計劃化了的現代市場經濟。從特殊性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的。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含義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是現代市場經濟。二是計劃市場經濟。三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它是這三層含義的綜合或統一。前二者屬于生產形式的范疇,后者是特殊生產關系即所有制的范疇。這三個層面結合,組成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三、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的實踐意義

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內涵,對我國經濟改革的實踐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只有把目標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實現目標的正確方法和途徑。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內涵出發,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途徑。

(一)大力發展現代市場經濟

第一,建立和完善現代市場經濟的載體,即現代市場體系。建立和完善我國的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知識產權市場、職業經理人市場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第二,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培育市場競爭主體。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與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學的企業管理制度;理順產權關系,實現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經營管理權的分離;形成產權約束機制,使企業真正成為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國家宏觀調控體系。建立健全我國宏觀調控決策、監督、評估體系;用科學的宏觀調控手段,選擇合適的中間目標,通過財政和貨幣手段間接調控市場,實現國民經濟的均衡運行,促進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要把國家的宏觀調控同科學發展觀聯系起來,積極引導我國企業走上科學發展、持續發展、綠色發展、有限制發展的軌道。

(二)積極探索實現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的運行模式

計劃市場經濟存在多種具體形式。探索實現計劃市場經濟的方式方法,筆者提出一種基于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基礎上的“凈收入分成制”的企業管理方法。其具體做法是將企業凈收入在國家、企業、職工個人三個經濟主體之間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職工不拿固定工資和獎金,而是按事先確定的比率分享凈收入。凈收入分成制不僅是一種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機制,而且也必然對國民經濟整體運行產生重大影響。一方面,它能克服總量失衡與結構失衡,促進國民經濟協調高速增長和社會經濟效益穩步提高。另一方面,實行凈收入分成制,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必然形成榮辱與共的局面,能從微觀上解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滯漲”問題。

第2篇: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的優勢范文

要]經濟轉軌是近年來研究熱點之一,但研究方面多涉及傳統經濟學領域,較少涉及生態環境領域。文章在總結前人觀點的基礎上分析經濟轉軌進程中生態環境效應,著重分析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正負效應??傮w而言,市場經濟生態環境效應要優于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為提高資源配置和資源效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生態環境經濟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但同時也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規避其帶來的生態環境負效應。

[關鍵詞]經濟轉軌;管理機制;生態環境效應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3)01-0019-05

一、引 言

國內外學者關于經濟轉軌的研究比較多,但對其還沒有形成一個確切的定義。經濟轉軌也叫“經濟轉型”或者“經濟過渡”,主要研究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社會主義世界計劃經濟消解、市場逐步形成的這一過程(胡德寶,2010)[1];經濟轉軌主要是指社會經濟從一個歷史階段向另一個歷史階段的轉變,具體而言主要是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唐末兵,2005;光,2007)[2][3];轉軌經濟一般情況下,就其原來意義來說,無論“過渡經濟”、“轉軌經濟”,還是“轉型經濟”,其含義并無太大區別,均指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制度轉換(張仁德,2006)[4]。綜上所述,許多學者基于傳統經濟學的視角將經濟轉軌定義為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筆者認為經濟轉軌內涵非常豐富,不應僅僅指對資源配置方式起重要作用的體制的轉變,還應包括發展模式、發展要素、發展路徑的選擇。

目前關于經濟轉軌的研究內容多集中在傳統經濟學領域,例如市場化轉軌過程的描述和分析[3]、轉軌經濟比較方法論[4]、經濟轉軌過程中自然壟斷行業規制改革及績效差異[5]、轉軌經濟中的國有企業重構[6]、經濟轉軌不確定性對我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7]、轉軌路徑、經濟增長與轉軌理論范式研究[8]、經濟結構對體制轉軌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9]等。然而,經濟轉軌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上述社會經濟效應,它還改變了企業的運行模式和政府的管理模式,對企業的生態環境決策和政府的生態環境管理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帶來生態環境質量的改變。但當前對于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生態環境效應研究比較少,主要有李國柱、馬樹才從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國經濟體制轉軌與生態環境質量的關系[10];侯偉麗從定性角度分析中國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的效應[11];季斌、沈等從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效應[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經濟轉軌帶來的生態環境效應,對于區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續發展機制有重要的意義。

二、經濟體制的基本類型和特征

張春霖認為經濟體制是人類為解決資源配置和動力問題而確定的一組機制,包括決策、信息、激勵、約束的機制,強調所有制和協調機制并不是經濟體制的構成要素,進而又把上述四種機制分為兩組,即決策—信息機制和激勵—約束機制[13]。張仁德認為經濟體制是借助于經濟體制實行資源配置的一整套經濟系統,或者說是對資源配置作出決策和執行這一決策的一整套組織安排[14];樊綱、光認為經濟體制是一定的經濟制度或者生產關系所采取的具體組織形式和運動方式,包括社會組織和管理經濟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經濟運行機制[15]。上述定義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經濟體制的特征,筆者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對經濟體制的含義進行重新界定。經濟體制主要是指資源配置的方式,這種方式也可以認為是在一系列機制運作下的制度安排,不僅僅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和企業所有制結構,還包括整個國民經濟的管理體系和制度,主要分為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兩種。計劃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政府在整體的宏觀調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經濟布局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計劃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方式、國家通過指標的方式直接管理企業、國家所有制是經濟體制的基礎、強調國家利益等[16];市場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市場在微觀經濟領域、日常生產經營活動和有關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場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高效率地配置資源,生產者和消費者是決策的主體,追求個人、企業利益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17]。

三、計劃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公地悲劇”的產生

馬歇爾·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曾對這個問題有過簡練的描述,計劃經濟形成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經濟的偏離,由于不存在資源的私有產權,工廠經濟不必為其使用的土地和資源付費,這就導致了對資源的過度使用。從理論上講,計劃經濟體制可以避免外部性問題,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處置資源時,真正的“公地悲劇”才會產生。整個社會或者多個單位共同占有公共資源,公共資源的產權清晰而使用權模糊,經濟主體往往可以以較小的成本就可以獲取公共資源,最終會使公共資源枯竭[18][19],計劃體制對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業將追求利潤作為經濟業績,也浪費了大量的資源和污染了生態環境。此外,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生態環境政策、制度、觀念不完善,往往導致資源的過度使用和生態環境污染。另外,國家作為社會成本的承擔者和強制執行者,僅具有純理論的意義,企業使用資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運營機制和價格機制也加速了資源的過渡利用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力度;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制定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也對資源生態環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重工業為重心的工業建設、和化運動造成了資源的大量浪費、“大三線”和“小三線”建設使得錯誤的工業布局引發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以鋼為綱”、“以糧為綱”方針忽視生態規律,造成生態生態環境的極大破壞。

(二)重工業優先發展趕超戰略的負作用

由于當時的國際背景和國內背景,迫切需要盡快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盡快實現工業化,我國采用蘇聯的工業化發展戰略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道路,然而重工業這種資金、資源密集型產業并不符合我國的優勢,因此重工業的發展必須在扭曲的宏觀政策中得以生存和發展。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業結構是生態環境效應的主要因素,是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主要驅動因子[20]??v觀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計劃經濟時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國重工業化時期大致分為五個時期,即1949年~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重工業優先、“一五”期間的重工業化、“二五”期間的“”對重工業的強化、1961年~1964年對“”的糾正、1965年~1978年備戰和三線建設對重工業優先的再次強調[21]。長久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了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的畸形產業結構,重工業的發展不僅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而且使生態環境破壞嚴重。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研究員認為重工業一般具有兩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傳統的重工業發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發展道路,重工業的過度發展造成本來已經很脆弱生態生態環境加速破壞;二是資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業的加速發展必然使得本來已經非常短缺的水、土、煤、電、油等基本資源高度緊張,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群眾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負效應的影響[22]。

四、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正效應

1. 市場機制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市場經濟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場機制或稱為價格機制,市場機制在反映資源稀缺性、提高資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微觀層面上,企業對于市場上的價格信號能夠做出靈敏的反應。市場價格的波動,及時地反映出市場對各種產品的需求,以及各種資源的稀缺程度,通過企業的自發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動,經過一定的過程,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23]。宏觀層面上,由于堅持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宏觀調控,價格信息真正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作用,市場經濟體制資源配置實現較計劃經濟體制高的效率。以水資源為例,研究表明,市場發育程度越高,水資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無償供水或者低價供水,城市生活和工業用水的價格也是嚴重扭曲,極為嚴重浪費水資源[25]。由于水資源的無價或低價,使用者很難通過技術創新來減小成本,據調查灌溉農田比噴灌、滴灌分別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劇了水資源的浪費,還造成了土地鹽漬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態生態環境問題出現。市場經濟體制下水資源有償使用法律、辦理辦法等明確規定了各類用水全面實行有償使用[26],不僅使供水單位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而且對節水工作的開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經濟杠桿的作用。另外,市場機制促進了非國有企業的發展,集體、三資、私營等各種產權類型的企業大量出現,這些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開了競爭。市場機制的引入建立了資源市場,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擴大。

2. 市場化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全要素增長率和產出增長的貢獻率遠高于傳統經濟時期,這將有利于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及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由來已久,政府多次強調轉變經濟方式卻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學者樊綱認為歸根結底這不是認識、管理、政策問題,也不是發展戰略問題,而是體制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國外延式發展的問題不可能根治[28]。劉國光學者也認為,相比較而言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對經濟增長方式制約性更大,這種制約性不僅反映在微觀層次的企業經營機制上,而且體現在宏觀層次的經濟調控體系和調控手段上[29]。劉傳江學者認為傳統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因其忽視個人利益和經濟激勵、排斥市場制度與市場機制,因而不僅會因為缺乏技術創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勵和動力機制而內生出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而且還決定了這種增長方式的鎖定狀態[27]。上述觀點表明,經濟體制轉變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應該是同步的,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化可以通過三個渠道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第一,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形成靈活、準確反映各類自然資源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逐漸替代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資源價格體系,從而為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和優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價格幾乎全部決定市場上供需變動的產品,受指令性價格影響的工業品占工業總產值的份額較低;第二,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通過市場調整,形成有別于計劃經濟體制的高度化和協調化的產業結構;第三,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促進企業研發和采用新技術以在競爭中保持優勢,以增進資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態環境污染程度。

3. 市場化有利于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

生態環境政策是協調發展與資源生態環境之間矛盾的手段,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延伸和實現其發展目標的重要調控手段[30]。生態環境政策包括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生態環境法規制度、生態環境公眾參與等三個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環境經濟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費、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資源生態環境稅收等方面,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對于降低生態環境保護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減少政府補貼、擴大財政收入以及提高公眾生態環境意識諸多方面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漸進的改革時期,這些帶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生態環境政策與市場經濟手段相結合,比較有效地緩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兩種手段,一種是政府干預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環境資源稅、環境污染稅或排污收費、環境保護補貼、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種是市場機制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自愿協商制度、污染者與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權交易制度等。近年來國家積極推進環境稅費改革、環境價格和收費改革、綠色資本市場完善、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排污交易市場的試點、綠色貿易和綠色保險的實現、環境污染責任強制保險、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綠色信貸和銀行綠色評級、企業環保債券等體現了我國環境管理的市場手段更加健全,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日臻完善,注重市場機制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作用。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負效應

市場經濟相對于傳統經濟體制在經濟發展、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市場經濟體制的調節有以下缺點:①只能解決微觀經濟平衡問題,不能解決宏觀經濟平衡問題;②市場機制只能反映現有的生產結構和需求結構,而不能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的目標和結構;③市場機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競爭為前提的,而現實條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壟斷等因素下難以實現充分競爭;④許多社會消費的公共產品難以通過正常的市場價格機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態環境資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屬性使得市場經濟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相反有些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反而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變得更加惡化。

一方面生態環境和資源往往屬于公共財產,破壞生態環境、浪費資源將會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但卻可以降低生產者的邊際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費者的邊際私人效應。換句話說,對于外部性的生態環境和資源問題來說,市場機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場機制往往只能反映[前和局部利益,難以解決長遠和整體利益,因此市場經濟難以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32]。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體制轉變僅僅30年的時間,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轉變卻用了上百年的時間,我們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在制度方面還有很多不足之處,由于生態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往往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卻能給企業和消費者帶來[前與局部利益,然而企業和消費者行為的不規范就表現為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惡化。

以海洋漁業資源為例,隨著水產品價格不斷升高,以及資源保護、維持水產品資源再生能力的意識極為淡薄,缺乏資源持續利用的觀念,20世紀70年代后期隨著漁業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近海捕撈過度,水產資源嚴重衰退,傳統的底層魚類資源衰退最嚴重,形成了“見有就補,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惡性循環[33]。又如農村資源生態環境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的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中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這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由于生態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斷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者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缺乏資金吸引力。同時由于農村生態環境保護資金利用率較低,有限的農村環保資金沒有產生出最大的生態環境效益。目前在實施農業和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建設項目上,還存在著資金分散、重復建設和“自上而下”的決策現象,資金分散到多個部門,難以達到協調統一效果[34]。綜上所述,市場機制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由于資源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市場體制也有不能企及之處,因此必須充分發揮政府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市場建設方面的作用。

第3篇: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的優勢范文

【關鍵詞】 市場化進程 地區經濟發展 差距

我國目前的地區經濟發展之間的差距在逐漸增大。我國在1978年開始改革經濟體制,由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現在的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體制發展至今得到了不斷的完善。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是指既要擁有公平、自由的產品市場和能夠自由流通的生產要素市場,同時還要能夠建立起相應的經濟法規制度及宏觀調控系統。實行市場化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市場作用來引導市場價格以及資源配置的良好發展,從而激發地區經濟發展的活力。下面就論述了市場化進程對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影響。

一、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市場機制優勢

在經濟發展的實際過程中,不平衡增長方式是一種實現地區經濟高速發展的平衡性增長手段。站在經濟發展理論的角度上看,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會逐漸削弱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先發優勢”,與此同時,會逐步強化我國內陸地區的“后發優勢”,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將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機會。但是在目前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有一個突出的問題,我國實行改革開放的程度還不夠成熟,目前仍處于市場經濟體制新框架建立的初級階段。[1]在這種環境下,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先發優勢”雖然已經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但由于市場條件缺乏成熟,不能夠很好的使內部地區的經濟“后發優勢”完全發揮出來,因而就致使我國內陸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存在著顯著的差距。要使內陸地區的“后發優勢”能夠得到完全的發揮就要求市場經濟必須足夠成熟,市場經濟發展成熟,使得東南沿海地區的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可以讓加工行業在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實現快速的發展,這時內陸地區的低勞動力成本優勢以及豐富的自然資源優勢才能夠得到充分發揮,從而給內陸地區帶來更多的發展渠道,促進內陸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由于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尚未成熟,市場價格體系缺乏平穩性、市場機制欠缺、市場競爭惡性化等等都使得內陸地區無法完全發揮其勞動力及自然資源優勢,所以我國內陸地區的經濟就沒有出現大發展的趨勢。

我國對市場經濟發展所采取的地區經濟不平衡增長的戰略,促進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發展能夠完全將其優勢發揮出來,推動了東南沿海地區的市場制度變革及市場化的改革,而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其自身優勢還會得到不斷的完善與強化。

二、“先富帶動后富”的經濟發展模式與漸進性改革方式

在經濟市場上,后發國家一般都會運用非均衡性發展戰略來加快經濟發展的速度,非均衡性發展戰略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有效的經濟趕超方法。[2]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先發優勢”建立的基礎是傾斜政策,并不是其經濟發展基礎。所謂傾斜政策,就是指先讓一部分地區或人民富裕起來。在傾斜政策的引導下,我國東南沿海地區最先開始了對市場體制的改革,在其改革的初始階段,國家還對其經濟市場的發展有目的性的給與了一些優惠政策,為東南沿海地區的發展創造了大量的機會。在東南沿海地區的市場比重化顯著提升且指令性計劃調節范圍大幅減小的時候,我國的內陸地區卻仍舊還在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相比,計劃經濟體制下商品的價格要更低,這就致使內陸地區無法大力發展資源型產業,同時還要對東南沿海地區的發展提供資源稅等貼補。相反的,東南沿海地區市場經濟的發展能夠享受到投資、外匯、減免稅等方面的一系列優惠政策。

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雖說主要目的是為了將我國不同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有效縮小,但是在實際情況中,卻要在一定程度上犧牲掉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這種扭曲的經濟發展方式,到最后只會造成地區經濟發展越來越不平衡。在這個背景之下,“先富”的經濟發展觀念開始逐漸形成起來。我國政府雖然也對邊遠窮困地區的經濟發展十分重視,并在人力、物力、財力等多方面加大了力度來支持其發展經濟,同時也明確了一系列扶持經濟發展的優惠政策,但是將對這些地區的優惠政策與改革開放的扶持政策相比,邊遠窮困地區的政策扶持作用十分有限,使得邊遠地區經濟發展還是缺少足夠的機會。[3]

三、知識水平的作用

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主要受到歷史沉淀、自身條件、國家政策、區域環境、思想開放程度、勞動力素質等多方面的影響,在這其中,地區的勞動力素質以及思想開放程度對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決定著地區能否將其所擁有的資源優勢轉化為市場優勢和將生產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同時對地區存量資產的數量、投入與產出的比例、開發能力的強弱有著重要的影響。自改革開放政策實行以來,我國在經濟制度上一直強調要大膽創新,使思想得到解放。我國的內陸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在傳統文化以及體制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內陸地區思想比較傳統禁錮,缺乏實行改革開放的思想條件。我國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逐漸拉大,這是因為東南沿海地區的知識水平在不斷地上漲,利用技能、知識可以有效地推動地區經濟的發展。知識與經濟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兩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發展知識型經濟也是全球經濟發展的大趨勢,我國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受到限制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其落后知識水平的影響。[4]

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得知,地區經濟發展主要受到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手段以及知識水平等方面的影響,要想使內陸地區經濟實現快速發展,縮小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做到經濟發展的整體和諧統一,就必須要不斷提高市場化程度。

【參考文獻】

[1] 孫曉華,李明珊,王昀.市場化進程與地區經濟發展差距[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5,06:39-55.

[2] 高同彪.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區域效應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2011.

第4篇: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的優勢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條件;經濟法;價值取向

一、經濟法的價值取向:經濟法的本質屬性

經濟法是指國家為了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建立的獨立法律部門,通過它干預經濟運行,宏觀調控經濟,并致力于調整經濟管理關系、維護公平競爭關系、組織管理性的流轉和協作關系,以實現對經濟社會總體效益和效率的保護為其根本價值。價值取向是指當所追求的多個價值目標出現矛盾時最終的價值的選擇方向。而經濟法的價值取向是指經濟法本身具有的、充分體現經濟法核心并符合經濟主體對經濟法的要求的最基本的屬性。它是經濟法最本質、最核心的內容,它決定了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和調整對象、范圍,是經濟法所追求的具體理想目標。現代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歷程決定經濟法的價值取向應定位于保護和實現一定的社會經濟利益。社會經濟利益包括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理想的經濟法致力于推進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和諧一致發展,實現兩者的融合互動。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所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每一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作為利益表現出來。每個經濟主體都在追求各自的社會利益,而這一過程則構成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法的價值取向則在于促進這一過程良性平衡發展。

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產物,經濟法制約和約束社會經濟發展,并對社會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經濟法體現著社會經濟生活的運行規律,因而一種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價值取向必須反映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運行規律及內在要求,與社會經濟的核心精神及運行目標保持一致,并適應其所規范和調整的經濟生活的價值取向。隨著時代的發展,一成不變的經濟法價值觀已不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一個動態發展的經濟法價值取向。因而經濟法價值取向的確定一方面必須體現當前社會經濟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質,與其他法律部門相比,具有自身特性。另一方面必須體現當前社會經濟法的根本任務和追求,從而對社會經濟有原則性的指導意義。只有形成一個完全符合社會經濟特質的基本價值取向,經濟法才能充分發揮自身的功能和作用,最大化的促進社會經濟的繁榮和協調發展,全面提高人類福祉。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特征

1.市場經濟多主體共同發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具有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又必然體現社會主義的制度特征。如在所有制結構時,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多種經濟制度和分配方式并存,形成了市場經濟主體百花爭鳴的局面。這種市場經濟多主體大大解放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被束縛的生產力,一方面對于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活躍市場主體和滿足人們多樣化的需要等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中的每一個經濟主體都具有強烈的競爭意識,從而促使社會經濟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公有制企業與其他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平等競爭、共同發展,使得自由競爭、優勝劣汰、追求效率成為經濟發展口號和市場基本規律。多種市場經濟主體共存,更好地促進競爭,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增強市場競爭力,推進社會生產率的提高。同時也能夠更好地利用外資、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為我國企業發展提供經驗借鑒。從市場經濟的運行上來看,其大力推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的繁榮景象,在實踐中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2.追求公平,崇尚個性

在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國家經濟政策和經濟目標都發生了重大改變,傳統的價值觀受到了挑戰。計劃經濟條件下,產品實施統包統銷,分配上強調平均主義,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開始追求公平,講究競爭。由于市場經濟本身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及激烈的競爭體制,利益的分配不再以平均分配為目標,主體成員與其創造價值直接掛鉤,每個利益主體不可避免的要求分配公正和機會、競爭均等的要求,市場經濟以尊重每一利益主體的獨立、平等為前提,在價值分配中尋求公正合理性的利益分配。

計劃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活動主要由國家統一配置,強調個人服從集體,局部服從整體。打擊了經濟主體個性的發揮和參與經濟活動的積極性,不利于社會經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調節經濟的一種手段和資源位置的一種方式,對促進經濟發展具有較強的適應性、顯著的優勢和較高的效率。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奉行的是優勝劣汰的原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體制模式,人們開始崇尚個性、開始追求一個公平、自由的市場發展環境。

三、構建符合時代要求的新價值觀體系

1.公平為主,效率兼顧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法價值取向應注重解決好效率和公平的問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講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進和諧,堅持效率和公平有機結合才能更好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如同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然而公平和效益作為事物的兩個方面,既有相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一致的關系,尋求兩者協調一致關系,是促進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必須解決課題之一。市場競爭機制導致發展經濟過程中收入差別的存在,并可能在一定范圍內擴大,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最終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因而在實施分配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配強調公平為主,效率兼顧的經濟法價值取向,注重社會公平,防止兩極分化,同時注重社會效益提高,促進經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目標。

2.兼顧個體、集體、國家利益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各經濟主體競爭激烈,競爭是市場活力的源泉,沒有競爭就不可能優化配置社會資源,但有競爭力便有利益沖突。過去的計劃經濟實施平均主義,過于強調集體、國家利益而忽略個體利益,嚴重地打擊了個體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積極性。個體參與經濟活動熱情降低,必然致使社會平均效率降低,從而損害集體和國家利益,社會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停滯不前。因而,為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發展各類生產要素市場,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形成機制。市場經濟需要鼓勵個人、企業積極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同時,自覺遵守國家法律規定,承擔社會責任,維護國家利益,培養愛國情操,形成良好社會道德。經濟主體應追求經濟自由和經濟秩序的統一和諧,在社會經濟活動過程中,保證其行為合法性,彼此間形成規范有序的合法關系。國家司法部門嚴格遵守法律約束,嚴格執法,打擊一切不法行為。理性把握經濟與經濟秩序間的平衡協調,保障社會經濟活動合理有序進行,實現個人、集體和國家利益的和諧統一。集體和國家充分重視個人利益,鼓勵人們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獲取正當的物質利益。而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和國家利益相沖突時,則需提倡自我犧牲和奉獻精神,國家利益至上,充分發揮集體主義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協調好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有助于保證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并推進社會經濟活動健康發展。

3.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價值目標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實踐,黨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與此同時,經濟法規范和調整社會經濟生活,其價值取向需正本清源,真正確立“以人為本”為核心的價值取向,并把這種價值取向貫徹到有關經濟法理論和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層次之中。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追求的基本價值目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終價值目標。人在經濟活動中占主體地位,人類一切實踐活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經濟法的價值目標為公平、效益、社會整體利益等,但這些價值目標一旦離開了人的存在則毫無意義,只有當這些價值目標與人的全面發展相結合時才有其存在意義。因此,經濟法的最終價值目標必須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一切經濟法則、價值目標及經濟活動只有當它有助于實現人類全面自由發展時才有價值及意義。因而,經濟法的設立與存在不應當只是單純為促進經濟發展而存在,在另一種層次上,其應為促進人全面自由發展而存在。

參考文獻

[1]林曉芳.試論經濟法的價值[J].財經政法資訊, 2005(6).

[2]張英.經濟法的基本價值取向新論[J].學術交流,2008(6).

[3]鄧彥,余三鄉.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價值取向的幾點思考[J].求實,2005(10).

第5篇: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的優勢范文

特別是國家級化工基地的建設,為新疆化學工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可逐步扭轉新疆化學工業的發展與資源優勢、能源優勢極不相稱的局面。

化學工業是耗能大戶,能源消費量約占全國能源消費量的11%,約為工業能源消費量的20%左右。能源不僅是生產的動力,也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共合計占產品成本的25%一40寫,在氮肥工業中可達70一80%。

因此能源利用的好壞,產品消耗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化工生產的經濟效益和發展速度。

隨著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特別從1992年開始,以市場為基礎的價格、財稅、金融體制的改革,國有企業轉制等,使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制定的節能政策和法規受到了強烈的沖擊,效能大為減弱。節能工作與經濟形勢之間出現脫節,化工節能工作近幾年也有滑坡趨勢,節能工作的開展遠遠跟不上經濟發展和新形勢的要求。目前,化工節能工作正面臨著市場經濟和經濟發展的挑戰。如何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強化化工節能工作,使其跟上新疆化工發展的步伐,這是值得我們再思考的問題。

二、新疆化工能耗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七五”計劃以來,新疆的化工節能工作在貫徹國家節能方針、政策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每萬元工業總產值綜合能源消費量由1985年的18.6噸標煤下降到1990年的10.93噸標煤,年平均下降率為10.1%,1990年到1994年,平均每年又下降了15.6%。但我區化工生產能耗仍很高。現選擇能耗高、用途廣的兩個化工產品如下:我區化工行業生產中能耗與國內先進水平、平均水平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從宏觀上講,現行的節能管理體系落后于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定的許多節能政策和法規目前已不適應,新體制下的體系又沒能及時建立,使節能工作缺乏規范和引導。從微觀上講,某些企業領導對節能工作重視不夠,企業節能管理人員隨便調動或虛設,企業缺乏調動職工節約能源積極性的辦法和政策;我區化工產品結構比較單一,高能耗、低價格的產品比例大,高附加值、低能耗的精細化工產品比例較低,產品規模小,達不到經濟規模,技術裝備和工藝落后,缺乏節能資金。這都制約了企業的發展。在市場經濟下,企業間的競爭日趨激烈,企業要朝著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方面發展,必須下決心抓好節能降耗工作。

三、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強化化工節能工作的途徑

市場經濟實質上是法制經濟。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政府的職能發生了轉變,企業的經營機制也發生了變化,法律在經濟活動中成為主要調節手段。不論主管部「1還是企業,都應當轉變節能工作的觀念、工作內容和方法,盡快建立、健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節能管理體系,使企業節能工作盡快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

1.依靠科技開發、技術改造,推廣節能

新技術、新材料、新設備和新工藝是促進企業節能降耗的重要手段節能技術改造是企業用先進的節能技術工藝和技術設備取代落后的生產工藝和技術裝備,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重要途徑之一。

“八五”期間,一些企業重視節能改造,積極開發新技術、采用新工藝,淘汰、更新重點耗能設備,從節能挖潛中貽到了甜頭,由“要我改造”轉向“我要改造”。例如:新孤抓堿廠燒堿生產采用離子膜電解槽代替隔膜電解槽,生產每噸燒堿可節約蒸汽4.5t,節電150kw·h,減少廢渣一szkg,廢氣排放76oom,,節能、經濟、環保效益都很顯著。很多化工企業在“八五”期間都通過技術改造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總體上講,“八五”節能投入比重比“七五”要低,許多被淘汰的耗能高的工藝和設備還在運行,直接影響到生產的正常進行和效率的提高。某些技術裝備的落后導致大量能源的浪費,影響了企業的發展。要改變此現象,具有適應市場經濟的大潮,通過技術改造、設備更新和節能挖潛,企業才能長足發展。

目前企業現有設備節能潛力很大,很多項目有明顯節能效果,只要投資就能見效。沒有技改投資,大量能源白白浪費。通用設備,如電機、風機、水泵、變壓器、鍋爐等,一臺老式風機效率低于50%,若換成一臺節能新風機可達75%.在風機和水泵上應用電動機變頻調速裝置,節電效果非常明顯,一般在30%一60%之間.資金缺乏是目前企業困擾。

在沒有很好的節能技改投資的外部條件下,企業主要靠內部挖潛,每年應擠出一些資金,作為節能技改項目的專項費用,來解決資金魔乏的問題.

2.優化結構,促進結構節能

精細化工在新疆是薄弱環節,其產值高、效益好,表5所示,1990年化肥萬元產值能耗為15.43噸標煤,精細化工產品,染料為2.19噸標煤,感光材料為1.56噸標煤,橡膠制品為1.28噸標煤,幾乎相差10倍。西方國家1985年精細化工產率占化學工業產值的53%一“沁,到九十年代一般在60%以上,而我國只有35%,新疆則低于20%。因此,新孤化學工業只有加緊調整產業結構,加快提高精細化工產率,單位產值能耗才能大幅度下降。

其次是產品原料結構.我國化學工業以煤為主要能源及原料的狀況仍很突出,必然造成高能耗、高污染。有關部門鼓勵缺能源地區及沿海地區進口優質油品用作化工原料。

新疆得天獨厚,有發展化學工業的石油、夭然氣、煤炭、原鹽等資源優勢,大力發展石油天然氣化工和鹽化工為主的化學工業,既滿足國家急需,又能提高新疆的宏觀經濟效益,并符合產業結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

其三是企業規模結構。在當前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經濟規模生產是競爭取勝的必要前提.目前新疆化學工業的生產規模一般都比較小,參與市場竟爭的實力還不強.因此要發展,就必須要求骨干產品要進行規模經濟生產,已經形成生產規模的產品也應進一步擴大,使其達最佳經濟規模,新建企業必須達到國家規定的合理經濟規模.只有這樣,才能達到降低能耗、減少污染、提高效益、增強市場競爭能力的目的。

3.領導重視,機構健全是傲好節能工作的組織保證

1995年年底,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節能工作經驗交流表彰會議上受到表彰的新疆水泥廠,新紡集團能源中心、烏魯木齊市鐵路局等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企業領導非常重視節能工作,有健全的能源管理機構,并由主要領導親自負責。使企業的節能工作開展的順利、有效,才能切實在企業的節能降耗方面起到作用。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形勢下,企業經營者應清楚認識到,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主要是在科技、質量、效益和效率等方面的較量。所以,企業領導應高瞻遠矚,充實和加強節能管理機構和職能,通過降低能源,原材料消耗,提高市場競爭力,取得企業較好的經濟效益。#p#分頁標題#e#

4.堅持定額考核,目標管理等行之有效的墓礎管理辦法

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定額管理是企業管理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要結合實際情況,修訂完善定額指標,實行目標管理。主要能源、原材料消耗指標,層層分解落實到基層,定期考核,并將考核結果與企業職工收入掛鉤,實行節獎超罰。這樣,可有力地調動職工節能降耗的積極性,并可取得可觀的節能效益.5.開展節能宣傳和節能培訓是提高企業能源管理人員的素質和管理水平,搞好節能工作的有效途徑通過節能宜傳,提高全民節能意識、資源意識、環境意識.企業要根據實際開展有實效的節能和綜合利用宣傳。充分利用全國節能宜傳周,組織系列宣傳報道、技術研討及舉辦伙崗位節能競賽等多種多樣的活動,使職工明、確節能工作的重要性,調動廣大職工的節能積極性。

市場經濟要求有一批懂得市場經濟的節能管理人員。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裝備相對確定的情況下,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是影響能源消耗的重要因素,隨著社會的發展,技術的進步,要求每個人的知識都要不斷更新,加強節能培訓是不斷造就符合社會和經濟發展要求的節能工作者及保證節能工作健康發展。

第6篇: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的優勢范文

農業灌溉,俗語有:灌溉之利,田之大本,農業豐收源于引水,成于輸水。但無論是哪朝哪代,在重視水利的同時卻對農田這塊與農業產出能力直接相關的建設投入少之又少,管理日漸疏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國財對大江大河,人飲,環境等與水直接相關的重視遠遠重于對農田建設的投入,雖然我們時刻都在講必須堅持開發利用與保護相結合的方針,貫徹全面規劃、統籌兼顧、綜合利用、講求效益的原則,推廣節水工程,科學用水,適應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但作為非政治任務的農田水利工作在政治口號下顯得力不從心。要改變這種狀態,我們必須以政府加強對農田水利的建設和管理為引導,充分認識地域性變化對水的要求制定適應性的政策、方針,同時改革現有農田水利在市場中所處地位,正確劃分市場體制下農田水利公益性性能,再有就是發揮市場在農田水利建設和管理中的作用。

樂山農田水利建設的現狀及出現的問題

樂山是西南地區的一部分,全年平均降雨量達1000多mm,但降雨量過于集中,造成春旱夏澇,很不利于農業的發展。于是,樂山地區建成許多蓄水、引水工程,所有這些水利設施的管理都是依照誰受益、誰負擔和誰擁有誰主管的原則進行管理的,一般來說:支渠以上的設施都是由供水單位自行管理,但支斗農毛渠(直接進入農田)卻是由鄉鎮、村、組建設與管理,這里所講的農田水利建設主要指支渠以下的建設管理。我們以樂山市沫江堰引水工程為例:從近年來此灌區農田水利建設的規模和建設效果來講,新建項目沒有一項,毀損卻十分嚴重,使得設施總量不增反減,再者灌區內水質污染和水土流失加速水利設施完全喪失輸水功能。具體表現三個方面:

第一,經濟利益中下的水利設施完全失去經濟的扶植,農民對水利不再用“公益”去認識。

(一)前人種樹,后人乘涼。沫江堰引水工程是全灌區10萬多人義務投勞上工修建的三邊工程,興建于七十年代。其支渠建設也相應配套,但之后,幾乎沒有更多的配套建設。特別是近年來,在市場經濟沖激下,要想有更完善、更配套的水利建設可以說是不可能的。每一處建設都關系經濟,沒有錢寸步難行。在國家把有限的財力投入在一些防洪工程上,再加上鎮鄉財政和農民對水利的狹隘認識,農田水利建設這一塊,就成了被人遺忘的角落。

(二)農田水利設施破壞嚴重。多年來新建設的調水、分水、提水、排泄設施在疏于管理的同時,也遭受著人為破壞。一些值錢的設備被地方組織變賣,或被人盜竊。這與人們對水利認識的不足有著直接的聯系,當然更多的是對經濟利益的追求。

(三)水質污染,渠系自然損毀嚴重。在沫江堰灌區,僅有沫江堰工程為當地提供生產、生活用水,但由于渠系途經長,渠系所經之處有黨校、群居地、工廠生活垃圾、生產排放物等,甚至農民生產剩余物、畜牧排放物和死尸等,都很自然也方便地污染著沫江堰水。灌區人飲用水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不需處理直接飲用沫江堰水,中下游人民到了“談水色變”卻又無奈的地步。另外,水利工程發揮的好壞最關鍵還是要建設。支渠工程年年建年年修,功能卻一年不如一年,渠道淤積堵塞,堤毀渠亡。人們對工程建設僅有一點信心更是到了絕忘的極限。

第二,管理不適應現代經濟的發展。

(一)雖然現有的水利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修建的三邊工程,土溝土渠,滲漏十分的嚴重,渠系水利用系數極低。但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水利建設卻沒有停止。始終保持著每年的徹底掏溝(渠)、除草、蓄水,呈現的是小溝通大溝,大溝通河流的狀況,基本實現灌溉自流化。可是現在,市場開放了,經濟也發展了,原有的劃段管理,分級管理、受益管理模式,都是計劃經濟下的產物,不再適應現代經濟的發展,于是,溝渠內雜草從生,淤沙滿溝,甚至個別地方出現了把莊稼種在溝渠里的現象。在沫江堰灌區,因為支渠以下管理不善,造成水澇與水旱,于是有上游淹死,下游之說。

(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水利設施呈現分割狀態,無法發揮水利工程整體配合優勢。市場經濟條件下,每戶人在產業結構上各有不同,造成用水季節和用水量的不同,出現水利設施功能的發揮不同步現象??空w發揮效益的水利設施,在獨立系統下就失去原有的功能和自身的發展,其結果是水庫失修,塘埝干涸,工程毀壞。

第三,政策制定和經濟發展抑制水利建設的進程。

在水利灌溉區域,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么一種與時不俱進的現象。一是受益戶對水利建設不在有義務建設和自覺交納水費的觀念,農村的義務工已成為歷史。二是村級基層干部有力無法使,干涸的村級財政無法保證水利建設中的正常開支,招投標的工程建設更是一紙空文。另外,水利建設最根本的保證是水費,而在沫江堰灌區140萬的水費,每年收取率不足70%,僅沫江堰灌區冠英鎮多年來所欠水費就達33萬之多,相當于冠英鎮全年水費的200%,其他鄉鎮都與此有相同之處。收取的水費除去管理費、手續費,所乘費用根本不能維持正常的水利維修與管理,更不用說的水利設施配套建設。

原因分析

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發展農業經濟,靠現有農田水利狀況是無法保障的,但一邊要發展,一邊卻又在退化,這不是十分矛盾嗎?分析其原因可以為我們改善農田水利發展提供一些參考。

第一,計劃經濟的思想認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法得到保證。首先是思想認識發生偏差:

(一)一是國家財政投入比例小。近年來,國家為保證大江大河安全或者環境保護,把資金投入在防洪工程和穩定項目上,極少把資金用于農田水利建設。就樂山來說,農田水利資金僅限于水毀工程和節水配套工程,爭取的資金也因為這樣那樣地被分割不少。如沫江堰管理處對支渠的配套改善工程長度一年一處不過才2km左右,僅占全灌區支渠以下650km的0.31%,如此建設,按20年的最高安全運行算,循環性建設也只能保證40km的渠系暢通。二是地方鄉鎮與村組對水利建設投入不夠、認識狹隘。按分級管理原則,支渠以下一級的農田水利建設管理由這一級的政府負責,其建設投入也由其承擔。但說到投入,無論是鄉鎮還是村組都是入不敷出,即使能向上級爭取資金,地方領導都會為自已建政治功績,修建一些地方民眾最直接最受益的事,如修建公路、建設集鎮等。決不會把這些本不夠寬余的資金投用于不見功德又不能立馬見效益的水利建設,那水利建設怎么辦?村組依賴鄉鎮、鄉鎮依賴水管單位,水管單位又按分級管理原則,如此循環……。

(二)對原建水利設施保護不力。在計劃經濟時代修建的水利設施大都存在不科學與不合理性上,人們對那些不能發揮水利功能的設施進行了最為直接的經濟轉換。如提灌機械拆賣、水閘門拆除,更有的把認為渠堤上的條石挪作他用。問其原因:最簡單也最實在的回答是經濟實惠,利益所趨。

(三)水土流失與人為污染喪失了水利設施的功能和降低了人們對水利建設的信心。水法明文禁止向水渠內排放任何有污染水質的物質,同時也規定了渠系的保護與管理范圍。但由于農田水利灌溉對象為農民,農民意識在灌區內甚至全國都較為普遍。生產后的農作物垃圾、畜養物排放物、死尸等不費力地去搬運處理,直接進入鄰近的渠道內。污染了水質,使得下游居民生活用水水質無法保障。再有,在渠道保護與管理范圍內隨意種植、開墾、修筑建筑物等,破壞了渠道的運行安全,也增加了水土流失,加劇了渠道淤積,洪水期,因渠系不暢通,排洪不及時,又造成水了毀。在這種反復建設又不能治根條件之下,誰還愿意建設水利工程呢?

第二,從計劃向市場機制轉換的結果是水利設施管理制度存舊,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管理體制。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農田水利建設管理舊體制已不適應現行體制,但新的體制還沒有完全確立,使得農田水利管理和建設的主體不清,也沒有有效的約束機制,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用水、管水、建設三者之間的惡性循環。

(一)水利上的誰受益誰負擔,水是商品的理念深入人心,農民認為農田水利建設就應該由水利工程單位管理,而水利工程單位最根本的生存來源就是水費。水費價格僅包含由工程單位管理的工程費用,而村組一級的工程管理則不能從水費中支出。市場經濟下的農民意識就是最直接的效益意識:我交了水費,你就應該把水放到我田里。這些計劃統管一切的經濟年代在市場主導生活面前總顯得可笑而又無奈,就是因為市場改變了我們的貧窮,也就是因為市場推動了我們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但也就是市場使得農田水利建設步伐找不準自己的市場。市場講究的是經濟,建設更需要經濟,水利建設所需經濟恰恰是從水費和受益的義務中來。我沒受益決不負擔,那種按行政區域劃定的義務在市場面前似乎不再有理了。更有在市場面前說不清的就是水是商品,法律賦予了的,既然是商品,我沒用水那就不交水費,更無義務可言。然而,水利設施的維護,決不會因為風調雨順而不會出現水毀,不出現淤積。天旱之時,再說用水,水從那里來,水又怎么來,……?

(二)在用水上,農民對種田也不在再是增收的手段,而是養家糊口的的主要目的。各自為營的用水方式使水利設施疏于管理維護,利用自然降雨和輔助其他設備來解決農田灌溉成為農民普遍做法。表現為一是高臺丘陵地帶挖坑、蓄水進行灌溉;二是地少的地方利用山溪流水機灌解決;三是季節性等雨灌溉。無論那一種用水方式,都加大了用水成本和農作物產量的減少。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一些水利設施被租賃、承包或出賣,這些設施的所有者或經營者只會按照市場規律來進行經營管理,往往是改變其用途和功能。最有例范的就是水庫的管理,天旱時莊稼需要水,而經營者卻要保證水庫蓄水養殖;防汛時,水庫應蓄水擋洪,經營者卻又怕蓄水過多影響安全。經營者保證的是利益而非公益。如此一來,用水成本的增加,導致用水戶對輸水設施的管理更為疏遠,最終是水利設施無人用也無人管,投入不能產生效益,又限制各方對水利設施的投入,用水、管水、建設矛盾從從,惡性循環。

第三,政策的制定和市場經濟發展的趨勢制約農田水利建設的規?;_展。

有句話叫北修堰南淘溝,充分地肯定了北南兩方在水利能源上的差別。然而,許多水利政策、規范、技術性要求都產生于北方地區,其區域的不同并沒有隨實際的差別在政策等方面有更大的區別,僅隨市場經濟的深入而統一。計量收費,按方收費及價差節水等等政策的制定,出發點就是用經濟的杠桿使其用水戶節約能源,搞活水利經濟。這在國外特別是以色列最具代表性,且非常適應地方經濟的發展,這在我國北方地區部分實現這一政策。但在南方豐水地區,這一切成為空話,農田用水中的漫灌、跑灌現象實為普遍。按方收費、按實收費在南方成為拒交水費最充足的理由。再有,費稅改革減輕了農民負擔,提高了農村經濟增長百分點,同時也提高了農民對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全面發展。稅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保障,也是地方各項建設的基礎。稅費改革后,由于各級政府廣泛效仿財政集中,加強整體調控能力,其結果是財力自下而上逐級向上集中,事權卻逐級向下移的局面。比如,農田水利建設,在“誰受益,誰負責”原則之下,按經濟能力大小分擔至用水戶,提留各種義務工、攤工的費用,并用于各類水利建設中。稅費改革后,財政的集中導致地方事權只能停留在監督和組織中,并無實質性地表現行動。政策要求:村民自治,一事一議解決。但市場經濟的廣泛推進,人們看到的是經濟利益的趨使,在同一件議事的比較中,一個人就有一個看法,往往是“一事一個議,決定早過時”。令人憂慮的是,至今為止,我們水利建設似乎沒有充分認識到這種合法性卻不合理的危機正在悄然來臨,對于整個基層政治權威的沖擊就會產生怎樣的惡劣后果。

對當前農田水利建設的建議

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按照全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變革要求,把農業推向市場已是整個農村工作的主題。大氣候影響下,農田水利也要破除原來那種國家、集體建設和管理,農戶無償或低費用用水的方式,進入市場機制。但是農田水利建設和管理并不能完全市場化,而是有規范和政策性偏向的市場化。

第一,對于農田水利主體設施應加大投入,加強管理。

首先,農田水利建設工程耗資大,建設周期長,投資回報率低,國家應該全力承擔。因為自身經濟實力有限以及對水利利益的追求使得市場經濟條件的各種組織不愿承擔這種風險。其次,對社會上其他資金投入到農田水利建設有很好的引導作用。只有對農田水利設施的主干部分實施配套,水管單位或社會團體才會把對主體部分的重視放入到支斗農毛那些本由受益戶自行管理、建設的工程建設中,主、支才能共同發揮作用。

加大投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是相符的。一是經濟實力可以保證。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實力大大增強,特別是現在,在世界經濟增長普遍乏力的情況下,中國的經濟卻保持了8%左右的增長率,完全有能力支持農田基本建設。二是符合國家自1996年以來的宏觀經濟政策,通過發行國債用于基礎建設,拉動內需。減輕農民負擔——減免農業稅,增加農民收入——對基本農田的糧食直補就是有力的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正是通過這種減和補的方式來保證農民對基礎設施的建設。

國家對農田建設的投入可以重新樹立農民對政府的信心和威望。在農業灌溉區,逐漸發現,多數農民對政府官員、村級領導的不滿,兩者充滿不信任,甚至敵視。更有甚者,政府的工作還需要水管單位人員出面才能得到農員的支持和理解。農民的話說:只有對農業建設投入的部門才是直得信任的。

第二,土地制度的改革應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以促進農田水利的建設與管理。

現有的農田灌溉面積的核定是以83年三查三定即土地第二輪承包面積為基礎的,多年來,各種發展原因導致了有效灌溉面積的減少與增加,統一灌區卻無統一收費標準。過度分散的生產經營容易產生免費搭車或亂收費現象,最終導致人心渙散。過度的家庭經營生產又造成水利建設的重復性和建設能力的浪費。所以土地制度上應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政策下重新核實土地實有灌面,保證有效灌面的準確性和真實性,確保農民對按面積收費的信任度。

改變原有誰受益誰負擔為誰投資誰受益,鼓勵農民、集體和社會團體投資。充分發展小型水利工程的效益,解決建設和管理在市場機制下的作用,利益就是市場下最原始的動力。樂山水利建設正在試行的成立用水戶協會來管理正是這種模式的體現。但這種格局的改變其前提是在國家對水利主體工程配套后,剩余的具有獨立的區域或獨立的灌面下才能得以保證。

第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應符合市場發展規律

當前的農田水利建設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受益區域的建設與建設區域的差異在于同一條水利工程跨越不同行政區域。最具代表性的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受益建設區可能在本受益地域上。建設的難度在于市場經濟下的利益沖突,一邊是公益事業必須的,一邊又是自身的利益。兩者的矛盾是不能兼得的。要改變這種現象:一是實行市場體制下的農田建設,建設的不再由受益戶義務戶負擔,而是統一繳納建設費用,由水管單位來統一規劃建設。二是重新規劃受益區域的建設地段,實行差額補助建設的辦法。建設方式實行采取公司化運作管理,加強建設的規模化和透明度。

但是,農田水利工程建設可以利用市場機制來解決,其系統內的公益性特點卻不能完全依賴于市場。政府還是應該從政策和法律法規上進行調控和引導,完全市場化的農田水利經營管理,應從稅、費中支持和服務。具有公益性的水利工程,應在市場化中考慮計劃性的規劃,制定必要的用水、防洪制度,約束市場化的管理行為。

參考文獻:

1樂山市水利志[樂山市水利局]

2當代四川水利事業[四川水利電力廳]

3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市場機制的建立[山西水利科技]

第7篇: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的優勢范文

關鍵詞 勞動力市場;充分就業;政府;直接干預

依靠勞動力市場和政府直接干預有機結合來解決充分就業和消除貧困問題,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有別于非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在現實經濟中,要想實現充分就業,必須將總需求(消費、投資以及貨幣因素)和總供給(生產結構和技術)兩方面有機結合起來,缺一不可。

一、勞動力充分就業與總需求水平

雖然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我國維持經濟增長的能力卻越來越受到挑戰: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效果越來越差;財政政策的作用空間越來越小。如果不能以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代替政府支出啟動經濟增長,我國經濟就可能陷入極大困境之中。這些增加支出有可能導致通貨膨脹、債務混亂和金融危機。嚴重影響經濟的穩定性。所以,必須尋找替代刺激私人部門的方法來刺激經濟增長,創造出對勞動力需求的無限空間,同時使這些就業量與企業的短期和長期的利潤目標相獨立。由于政府能夠將就業目標和利潤目標相分離,所以對勞動力無限需求的責任就應該由政府來承擔。但需要指出,這一過程必然是建立在市場機制不斷完善的過程中,而不能夠像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那樣,國有企業成了政府實現“充分就業”目標的工具。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從生產要素合理配置的角度看,勞動力的相對過剩也是嚴重存在的,只不過由于國有企業不自負盈虧,不講經濟效益,多余的勞動力隱性失業才沒有成為社會上公開的顯性失業者。

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企業逐漸成為市場經濟主體,講究經濟效益,自負盈虧,追求利潤最大化,解雇多余勞動力就是必然結果了。與計劃經濟體制聯系的社會主義,失業采取“隱性”形式,而與市場經濟體制聯系的社會主義,失業采取“顯性”形式,失業的內容是一樣的。因此,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充分就業”目標時,必須拋棄計劃經濟體制下那種思維方法:首先,必須放棄以“轉移支付”刺激總需求的方法。實際上,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在于收入不足,而收入的來源主要是通過勞動的供給來獲得,沒有工作就意味著沒有收入,沒有消費需求能力;其次,消除勞動力參與市場的障礙。創造進入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自由競爭環境,消除城鄉差別以及影響勞動力流動的相關政策以便形成統一的社會勞動大市場,更好地依靠社會保障全體職工的利益,建立失業保障和社會保障制度,切實有效地解決失業和貧困問題。

由此可見,政府不能被動地采取轉移支付方式來解決失業問題,而是應該主動地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進而形成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獲得相應的收入。具體做法是,在諸如公共服務、生態環境改進和人力資源利用等社會可持續發展方面,制定一個合適的工資水平以解決充分就業問題。但政府制定的這一工資水平,不僅要對勞動力產生無限需求,而且與勞動技能類型和地理區域毫無關系。也就是說。這一工資水平不能夠影響私人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不能給私人部門帶來工資向上的壓力。由于這一工資水平低于私人部門的就業工資水平,所以,只要政府制定了一個可以經常變動的工資水平,私人部門對勞動需求就是有彈性的:當私人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上升時,政府的工資水平就需要下降以減少政府對勞動力的需求,避免與私人部門形成競爭。反之,當私人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下降時,政府的工資水平就需要上升以增加政府對勞動力的需求,避免失業的發生,從而形成私人部門與政府部門的有機配合。實際上,這一工資水平涉及政府的社會目標——勞動人口的健康狀況或其他救濟規定,同時還要考慮政府的政治和經濟承受力。當然,即使在短期內,這一工資也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經濟發展狀況的變化而變化的。既然失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當私人部門不能提供相應的就業量時,政府就應該通過直接干預手段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減少失業量,特別是制定具有浮動的工資水平創造勞動力需求,為實現充分就業創造客觀條件。

二、勞動力充分就業與總供給調整

雖然從總需求角度轉向總供給角度研究充分就業問題,諸如完善微觀勞動力市場機制、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等,使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與長期的供給改善結合起來,但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經濟主體個人的勞動行為、儲蓄行為、金融市場和財政預算等問題密切相關,未必能達到預期效果。從微觀經濟主體角度看,生產結構和生產技術本身變化具有替代勞動以便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趨勢,從而產生失業現象。此時我們發現,許多公共部門的就業計劃優勢是私人部門無法比擬的:(1)從不確定性角度看,公共部門很少受到未來需求的不確定性的影響,因為公共部門決定投資的最終目的,是控制投資內容而不是投資數量,例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等;(2)從靈活性角度看,私人部門的靈活性比公共部門低,例如在競爭條件下導致的生產方法、產出構成、資本設備的類型和自然資源的利用等方面,私人部門都不如公共部門那樣靈活,因為私人部門為了生存必須展開市場競爭,所以必須堅持有競爭力的生產方法;(3)從終極目標角度看,私人部門是由純粹的經濟動機——利潤決定的,不會追求社會利益,而公共部門與社會利益之間的一致性比較強,往往可以以社會福利最大化作為前提。

阻礙充分就業的總供給方面的因素取決于生產的技術類型——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的狀況。替代勞動的技術變化或增加勞動供給的技術變化一般來說依賴以前的資本結構,即歷史的資本狀況。大家知道,任何生產技術類型的建立都會產生一定的沉淀成本,都具有難以改變其本身的傾向,往往會產生滯后效應,所以技術類型的改變不能脫離以前的約束條件。然而,公共部門在改變生產的技術類型方面有很大的比較優勢:(1)它可利用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方法來創造和擴大就業,即使這對私人部門來說是“無效率的”;(2)從公共部門角度看,改變勞動和資本比率、取消某種資本設施、進行其他類型的選擇等都比較靈活。而且,在選擇涉及就業人口的健康、教育和一般福利的活動范圍上,公共部門比私人部門更有比較優勢,傾向于為公共利益服務。從中我們發現,在市場機制作用的前提下,不能一味地否定公共部門的比較優勢。而在市場不完全條件下,公共部門往往是實現充分就業的最大緩沖器。

由此可見,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干預和市場機制都是經濟中不可或缺的調節手段,關鍵一點是,政府干預必須用來彌補市場不完全。因此,在面臨失業時,政府必須承擔起就業的職責,應該成為社會上的最后雇主,否則,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和生產結構變化,失業會趨于增加,無法實現充分就業目標。眾所周知,失業不是簡單的總量問題,并不是宏觀經濟政策一下子就能解決的事情。充分就業的障礙有可能包括部門失衡和產業結構不平衡以及生產的技術結構的瓶頸制約等,致使失業有長期性和普遍性特點。因此,只有將總供給和總需求聯系起來,有效需求不足和生產結構變化有機配合起來,才能真正實現充分就業目標。所以,完全依靠市場解決失業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完全依靠間接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是行不通的,必要時,需要依靠政府直接干預——直接創造就業機會——完成“充分就業”這一目標,縮小貧富差距,以便實現共同富裕和和諧社會的目標。

三、一般性結論及政策含義

綜上所述,我們要實現充分就業目標,必須同時著眼于總需求和總供給兩個方面。

從總需求角度看:一是確立與私人部門互補的有彈性的工資水平,確保充分就業的實現;二是不要簡單地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也不要以轉移支付的形式來緩解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要依靠政府直接創造和擴大就業范圍,突出通過勞動獲得收入機制,特別是在公共服務部門或可持續發展方面的部門大量吸收就業,從而形成收入一消費支出一經濟增長一國民收入增長一消費需求增長的良性循環;三是合理地確定失業救濟金的標準,不僅要保障失業者的基本生活,而且重要的是有利于刺激失業者努力尋找工作和努力工作的積極性,使失業者在勞動過程中提高自身的人力資本水平,以便轉變成具有競爭力的經濟主體。

第8篇: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的優勢范文

關鍵詞:總會計師;財務總監;首席財務官

中圖分類號:F27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1)02-0046-03

總會計師、財務總監與CFO(首席財務官)是我國企業財務負責人的三種基本形式。它們有著不同的制度基礎,有著不同制度設計上的需要與考慮。它們的并存在某種意義與角度上反映了我國企業制度變革或過渡轉型的過程。本文擬對這三種形式進行比較,以期能為我國企業財務負責人制度的改革提供某些啟示。

一、我國企業財務負責人制度的比較與分析

(一)總會計師制度

該制度在我國1961年的《工業十七條》中提出,1985年以《會計法》的形式予以明確,1990年的《總會計師條例》作了全面、具體的規定;1999年修改后的《會計法》作了一定調整,規定“國有的和國有資產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導地位的大中型企業必須設置總會計師”。

從總會計師的職能看,主要是組織本單位的會計核算、會計監督、成本管理、預算管理與財務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因而類似于西方企業中的“主計長”。但從地位看,“主計長”大致是部門經理級別的中層管理者,而總會計師則是單位行政領導成員,屬于管理高層的協副職。這種地位的變遷反映了什么呢?另外,總會計師僅在前蘇聯、中國這樣實行過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存在過或殘存,那么它與該體制有什么必然聯系嗎?

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中都有生產及其管理的過程,都有經濟品投入與產出的過程,都需要對其投入產出關系及其效率進行衡量的信息以及提供這類信息的會計職能。社會分工的發展使這些過程更加復雜,使這種需要更加迫切,這就需要相關的專家來領導或負責該職能的履行,“主計長”與總會計師就是擅長用貨幣這種工具來計量或監督的專家,“貨幣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在錯綜復雜中給出統一的計量標準”。但是,在不同的經濟體制下,這種作用的發揮機制與效果并不相同。

在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中,貨幣以市場價格的形式發揮作用,各種經濟品的市場價格是由各個市場參與者通過平等、自愿、自由的博弈而形成的,是他們就經濟品的“稀少性價值”進行各自分散的判斷或評價的差異在信息交換過程中逐步調整的結果,因而是個社會性(集體性)的分散決策的過程。關于各種經濟品的供應、需求、成本、“剩余”等方面的信息是廣泛地分散于各個企業與消費者中的,是一種扁平的分布結構,這些信息其實是實時變化的,而且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信息是隱含的,因而只有扁平的分散決策結構才能保證這些信息的充分流動、顯示、更新與利用。這正如哈耶克指出的,“對瞬息萬變的外部條件的適應能力是推動經濟向前發展的真正原動力。它需要滿足兩個先決條件:(1)決定權必須始終掌握在個人手中,他們比所有的計劃機關都能更準確、更迅速地對自己領域內的變化做出反應?!?。(2)競爭市場上的自由的價格的形成?!瓋r格體系如‘用來記錄變化的機器’,有這一條件,現代的勞動分工以及生產資料的協調應用才能成為可能”。在這些條件下,市場價格能比較公允、客觀、準確、動態地衡量各經濟品的“稀少性價值”及其變化。

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貨幣實際上是以計劃價格的形式來發揮作用,即由計劃者通過行政機制來確定價格。這是通過多層級的金字塔結構來進行集中的決策,信息的利用結構與其極其扁平的分布結構極不匹配,信息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傳遞都會產生嚴重的衰減、扭曲或失真,因而會導致決策的嚴重失誤和執行的走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成為計劃經濟體制或行政體制中的常態,根本癥結在于它企圖以一種工程性的過程來集中地處理浩瀚如海的信息,在于計劃者自負地高估了自己有限的理性。因此,以計劃價格來衡量各種經濟品的價值往往是出于計劃者的一種“臆想”,具有相當的盲目性,而且這種衡量又是剛性的,不能適應其特殊性狀態的變化,往往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狀態。

正因為如此,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對其生產過程、投入產出過程的計量與監督更為困難和復雜,因而計劃者寄希望于相當精明的會計技術專家來解決這個超級計量難題:即在缺乏市場價格及其中所包含的大量信息的情況下去衡量這些過程的效率、效益。激勵措施是行政體系中常用的方法,即提高這類專家的行政級別或地位,盡管在事實上這些專家也不可能完成這個只能在市場中才能完成的任務。

(二)財務總監制度

該制度起源于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是在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的所有權或出資者職能與其經營權相分離的背景下,為抑制“內部人控制”等問題及其引致的成本而設計與采用的制度安排。我國實行這種財務負責人制度也是基于類似的背景與考慮。

財務總監首要與主要的職責在于“監督”,即受所有者或出資者之托從財務活動或過程的意義上對經理層進行監督,以有助于實現委托人的保值增值目的。這里我們想討論的問題是:為什么財務總監制度是起源于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而不是較其更早形成與更廣泛存在的私有企業或基于私有產權的公司制企業呢?

對于私有企業,所有者(業主或合伙人)對企業財物(資產)的運作過程進行絕對的、直接性的控制,其“財”(價值)與“物”(實物)是結合在一起進行控制的,當然不需要設置什么單獨的財務總監了,老板自己就兼了。對于基于私有產權的公司,其設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擴大資本、分散風險、提高經營效率,多個所有者(股東)的存在與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成為其基本特征,股東們是以股東會這種組織化形式掌握包括重大事項的決策權在內的最高權力,并委托董事會與監事會而不是一個單一的財務總監來節制、評價與監督經理層。至于國有企業,其出資者職能由政府或其機構履行,是以外在于企業的行政體制來實施監督的,這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不計效率地從實物層面來實施事無巨細的管理(包括監督),也不需要財務總監(總會計師部分地履行了其職能)。但在市場經濟中,這種監督由于效率太低而不可能實行,只能實行“兩權”分離,相應地對國有資產的實物監督也轉為了對國有資本的價值監督(保值增值),因而選派財務總監來負責該任務成為其中的制度安排之一。

(三)CFO(首席財務官)制度

國內不少文獻將西方國家的CFO與財務總監混同,其實二者在性質、職能、身份等方面都有著根本的區別。CFO(Chief Financial Officer)是企業負責財務運作及其管理的主要的、專業的高管團隊成員,雖

然是由出資者或其代表(如董事會)聘任,但一旦聘任后就是作為總經理班子的成員來展開工作的,即是相對獨立于出資者的,而不是像財務總監那樣仍受出資者的直接控制,如在人事、薪酬、定期或不定期的工作匯報等方面。在職能上,CFO首要與主要的職能在于提升企業財務活動的效率與企業經營活動的效益,即在于經營而非監督,在于創造“剩余”而非抑制成本??梢?,CFO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進一步地發揮經營管理層的專業性優勢,而不是抑制“兩權”分離所帶來的劣勢。

那么,我們要問:“兩權”分離帶來的問題不需要CFO制度來解決了嗎?事實上實行該制度的基本背景就是:(1)企業或公司實行了有效的激勵約束制度,比如經理持股計劃、員工持股計劃、利潤分享計劃、股票期權計劃等,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經營者的所有者化”,使“兩權”分離實現了部分的融合,既通過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的匹配實現對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激勵,又通過利益機制彌補了人力資本難以抵押的缺陷而形成的約束。從制度經濟學來理解,這實際上是以成本中激勵成本的增加替代其監督成本及目標偏差引致的效率損失,并力圖產生“制度剩余”。(2)市場(包括資本市場與經理市場)較為成熟,市場機制對經理層的行為監督與績效評價在相當程度上以顯現化、持續化的方式進行。(3)企業或公司形成并運行有效的治理結構,在企業權力包括財權的配置上實現了基本的制衡。也可以說,“兩權”分離引致的問題已在相當程度上從更為根本或基礎的市場制度、產權結構、治理結構等方面得到較好的解決,從而有可能讓屬于更具操作意義的管理制度組成部分的CFO制度主要著力于財務方面專業優勢的發揮。

(四)三種財務負責人制度的比較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總會計師制度形成于計劃經濟體制,是在不能從市場中得到關于投入與產出的各種經濟品的“稀少性價值”的價格信息的情況下,計劃者出于強化企業會計核算功能的需要而設計的一種行政措施。其職能以會計核算為主,以服務于國有資產的各級人為主要目的的會計監督為輔。這種財務負責人制度反映的是把會計當成一種核算技術或工具的理念,是把總會計師視為該技術或工具的工程專家的理念,也是“31程經濟學”在會計領域中的體現。

財務總監制度得以形成的基本背景包括:(1)國有資產的“兩權”分離引致了各種問題需要抑制;(2)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對國有資產從具體的實物層面的過程管理轉向注重其中重要環節的價值管理;(3)政府作為惟一或絕對控制的出資者,使企業規范的治理結構難以形成或形同虛設。該制度的出發點在于政府這個特殊的出資者為抑制問題而委派專門代表――財務總監對國有資產的運作進行價值層面上的監督,也即財務監督,以保證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其基本職能在于財務監督而不是提升理財效益。嚴格來說,它在財務創新上的意義并不大,實際上是種以“人”(財務總監)治“人”(其他經理層或人)的人事安排,因而反映的是“人治”的理念,是一種對其人半信半疑并施予宮廷權術的理念,

CFO制度的基本背景是市場制度或環境的基本成熟與企業或公司治理結構的基本完善和有效。其目的是充分發揮CFO的專業才能與優勢,通過企業財務運作效率的提升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剩余”。因而,CFO的基本職能是在與資本市場的溝通中高效地配置企業的財務資源,而非會計核算。CFO既不像總會計師那樣成為CEO的副手、對其負責,也不像財務總監那樣去監督、約束甚至掣肘CEO,而是作為其戰略合作伙伴,有如籃球團隊中后衛與前鋒的關系。這反映出通過完善市場與企業制度的根本層面(股權結構、治理結構、激勵約束制度等)來解決問題,并激勵與約束包括CFO在內的經理層的理念。

二、三種財務負責人制度的實施與演進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深入發展,使總會計師的性質、適用范圍和基本職能都發生了相當的變化??倳嫀煵辉僦皇桥c市場隔離的、負責企業內部會計核算的工程技術性專家,而是要負責與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溝通并配置企業財務資源的市場活動家。其適用范圍也隨國有經濟的調整而調整。2003年的《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條例》中明確在“國有企業、國有獨資、國有控股、國有參股公司”中采用該制度。其基本職能也不只是局限于負責會計核算與會計監督,而是擴充到財務運作的方方面面。實際上是逐漸向西方發達國家的CFO職能靠攏。正因為如此,2002年11月,中國總會計師協會將其英文名稱中的“General Accountants”改為“Chief Finan-cial Officer(CFO)”,是以先實至而后名歸的方式顯示了這種發展方向或趨勢。

在我國財務總監制度率先在深圳市試用,后在各個地方政府或企業集團的國有資產管理中得到較廣泛的應用,但仍未形成統一、明確的制度規范。正如以上分析,它與其說是種制度創新,還不如說是種人事安排上的調整。該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財務總監由惟一或絕對控制的出資者委派,在人事關系上隸屬于他,在職能履行上聽命于他,因此這并不是一種規范的企業治理的制度安排。嚴格來說,它只能在僅存在惟一的出資者的企業中才能適用,比如國有企業、國有獨資公司或私有資本獨占的企業(包括家庭資本聯合完全控制的公司),因為只要出資者是多元化的,即便另外的股東所占股份微不足道,按《公司法》的規定,財務總監也不能由絕對控制的股東直接指定或委派,而應通過股東大會批準或由股東大會產生的董事會聘任,盡管按這種治理程序得到的實質結果會大同小異,但程序上的公開、公平、公正的要求還是要履行的;財務總監應對全體股東而不是僅對其中之一負責;財務總監應隸屬于監事會而非像大股東的特派員那樣獨自地展開工作。

CFO制度在我國目前僅在一些國際化程度較高的企業實施,據《首席財務官》雜志“2005年度中國CFO生存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有70.76%的中國財務負責人的主要職能仍是會計核算、監督與日常的、中低端的、常規性的財務管理,即“主計長”與“財務經理”職能的簡單疊加而已??梢?,在我國CFO還不是一種成熟或占主流的財務負責人制度,實際上它所需要的基本條件在我國還不夠成熟。

總之,總會計師制度在我國是計劃經濟體制產物的殘存,財務總監制度是僅適應于特殊出資者狀況的一種權宜的人事安排措施,從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需要來說,CFO制度將是主流的發展方向或趨勢。我們應在市場制度、股權結構、企業或公司治理結構、激勵與約束制度等方面積極地創造條件,才能使之成為主流的財務負責人制度。在此之前,財務副總(并不等同于CFO)將是CFO的替代性前身。

參考文獻:

第9篇: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的優勢范文

關鍵詞:制度環境;管理會計;影響;趨勢

中圖分類號:F6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0-0175-02

1 我國的管理會計制度環境

1949年后,通過沒收官僚資本、改造民族資本和大規模經濟建設,國有經濟迅速成為我國經濟的主體。在國有經濟主體地位形成的同時,以計劃管理為特征的集中計劃經濟體制也逐步得以確立。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盡管在當時對我國經濟在比較落后的基礎上迅速增長并建成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無疑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但隨著國民經濟規模的擴大和國民經濟活動標,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明確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馬建堂和劉海泉,2000)。

可以看出,截至目前我國的經濟體制仍未完成從計劃向市場的全面過渡,或者說,我國仍是一個轉軌經濟國家。根據Roland(2∞O)的觀點,轉軌經濟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現為政府對企業經營的過度干預。首先,政府對企業的干預通常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另外,即使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是以效率作為出發點,但由于政府在與國有企業的契約關系中,同時扮演“裁判員”與“運動員”的雙重角色,而在與私有企業的契約關系中,卻只作為“裁判員”,因此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承諾要比對私有企業的承諾更容易失約。國有企業中普遍存在的“棘輪效應”(Ratchet Effect)和“預算軟約束”(SoftBudgets)就是其具體的表現形式(Kornai,1980‘Roland和Sekkat。2000)。當然,私有企業也可能同樣存在棘輪效應與預算軟約束問題,但是由于政府對私有企業干預的成本要顯著高于國有企業,從而私有企業遇到的上述問題往往要比國有企業輕微得多(Shldfer和Vishny,1994)。

其次,轉軌經濟國家通常都未建立完善的市場體系(包括產品市場、經理人市場、控制權市場和司法體系等)。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所面臨的政策性不對等競爭條件具體表現為生產資金密集程度過高、背負沉重的職工福利負擔、嚴重的政策性冗員以及部分產品仍存在價格扭曲等;至于我國的經理人市場,錢穎一(1996)指出,我國國有企業的經理人員雖然能夠在資產使用方面獲得相當的控制權,有關企業控制權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即對企業高層經理人員的任免權,卻仍然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黃群慧(2001)認為我國國有企業經營者系統或國有企業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由于“路徑依賴”而處于一種被“鎖定”的狀態,雖然這種具有行政級別的企業經營者制度從企業經營管理角度看并不是最有效率的,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最初選擇的“選擇優勢”而很難退出,因而也就不能轉移到企業家的職業化狀態。

2 我國管理會計制度環境對管理會計的影響

上文指出,轉軌經濟有的政府干預與不完善的市場體系構成了我國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環境的基本特征。陳信元和葉鵬飛(2000)基于我國轉型經濟的制度背景,從會計信息的需求者、會計信息的供給者、會計信息的供給資源以及會計信息的監督者等四個方面,分析了我國的會計環境對企業財務會計行為的影響。分析表明,由政府一手推動的會計改革在股票市場的催化下,正進一步向市場化方向發展。但由于國有企業尚未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國有銀行、會計師事務所等機構也正在轉型過程之中。我國的財務會計的發展仍然主要依靠政治動力,市場主導仍需時間。那么,我國特有制度特征對管理會計研究又具有哪些影響呢?本部分將以價值管理的分析框架為線索,嘗試分析上述環境對企業會計行為的影響。

筆者認為,政府干預對公司價值管理的影響將會首先反映在公司總體目標的確定上,進而影響到價值管理方案的其他方面。因為,當企業價值在更大的權重上依賴于政府的行政干預時,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將是決定企業能否實現其股東價值最大化總體目標的關鍵。這時盡管企業通常的生產經營活動仍很重要,但已“退居二線”。相反,企業往往將從政府部門尋到更多的“租金”作為具體的經營目標。于是,公司的戰略選擇及業績評價的標準也會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有根本的差異。另外,企業也會為了幫助地方政府解決就業問題,而吸收比正常經營所需要的更多的員工。這說明,利潤或其他傳統的價值指標將很難用來評價這些公司的業績。具體到我國的上市公司,其會計利潤指標又會受到另外一個特殊問題――關聯交易問題的影響。如下文所述,由于特殊的股票發審制度安排,我國的上市公司很多是從原來的國有企業內部剝離出的一個車間或一個分廠,因此,企業上市后仍然不得不與原來的企業在業務上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當上市公司存在強烈的盈余管理動機時,關聯交易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會計利潤對經理人員努力程度的敏感性。因此。我國上市公司如何選擇業績指標評價經理人員的業績就與西方企業有著根本的差異。

新興市場對價值管理的影響則主要反映為公司會有更多的經營或融資活動從市場轉向企業內部,從而會使得公司的經營戰略或組織結構的設計與西方國家有根本的差異。例如,盡管多元化的公司戰略在英美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會由于加重了問題從而對股東價值造成損害。Khanna和Palepu(2000)認為,新興市場有著不同于西方成熟市場的經濟特征。如信息不對稱嚴重。契約不完備,私有產權的保護較弱和法律制度不健全等,但高度多元化經營的企業相對于單一經營企業可以更經濟地克服上述問題。并且高度多元化的企業能夠利用與政府的關系獲得額外的經濟利益,因此,多元化經營增加了企業的價值。Fauvet等(2003)也發現對于新興市場,由于外部籌資的成本較高,內部資本市場的建立給企業帶來了更大的收益。再比如,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經理人市場,企業激勵機制的設計將可能更多地依賴內部經理人市場,從而此時企業激勵經理的方式可能更多地是通過職務的晉升,而不是與業績的掛鉤。因此,這很可能是相關文獻沒有發現企業績效與經理人報酬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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