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合作社的含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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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業合作社的含義范文

首先必須說明的是,本文所要界定的中介組織是指經濟生活中的中介組織。對于這一特定范圍內的中介組織的含義,學術界已作過較多的研究。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表述是:

(1)中介組織或稱市場中介組織(MarketintermediaryOrganization)主要是指市場經濟中,在企業和企業、企業和市場以及企業和政府之間發揮聯系和溝通作用的社會組織或經濟組織。大體上可以分為中介交易機構;作為中立的第三方出現、為交易雙方提供公證、仲裁、監督等服務的組織機構和行業性的社會監督組織三種類型。這三種類型的中介組織的特點和作用分別是:第一類是順應資源和生產要素的流通而產生的,是市場體系的直接組成部分;第二類是依據各種法律法規,對當事人的經濟往來中所涉及的各種權利或義務,實施社會化服務,以減少經濟糾紛,規范市場主體經濟行為,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第三類主要是圍繞市場主體協調社會關系,側重在維護本行業、本集團利益的基礎上,為加強行業內、集團內的協調,溝通與社會各界的聯系服務,并常常起到社會和政府溝通橋梁的作用,其目的是為本行業、本集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條件①。

(2)市場中介組織的概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從狹義上講,市場中介組織就是為市場主體提供各種服務的社會化組織;從廣義上講,在市場經濟范疇中,從生產到消費,一切為其服務的機構都納入市場中介組織的范疇。以農村市場中介組織為例,主要有以國家的經濟技術部門的隸屬單位在農村設立的服務機構;以合作社形式設立的各類服務組織;以部門、集體及個人形式組建的商業機構和以某項生產為中心,由專業戶組成的民間經濟、科技組織等四種形式或類型②。

(3)市場中介組織就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者、經營者以優化資源配置、最佳組合生產要素、取得最好經濟效益為目標,以勞動聯合、資產聯合、技術服務、權益保護為合作方式,自愿組成的群眾性經濟組織。

中介組織的內涵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1)中介組織既可視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制度安排”,又可視作一種“行動集團”。(2)中介組織與本文所介紹的從經濟組織的多樣性角度區分出的“中間性組織”是一致的,二者名稱上的不同是由于認識的前提和角度不同造成的。(3)中介組織或中間性組織,作為市場經濟下的一種“制度安排”或“行動集團”,其形成及穩定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為了節省交易費用。這就是說,由于資產專用性以及有限理性、機會主義行為傾向、不確定性與不完全信息等原因,致使交易在某些情況下由市場、企業、政府三種經濟組織之一來協調,勢必產生“失靈”或“不合算”,只有采用中介組織或中間性組織,才能使交易費用最低。簡言之,中介組織亦可稱中間性組織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有關交易主體為了節省交易費用而選擇的一種與市場、企業、政府組織互補的“制度安排”或“行動集團”。

二、農業中介組織的基本類型及其特點與現實形態

根據中介組織的內涵,農業中介組織有兩種基本類型,即:準市場、準企業性質的中介組織和準企業、準政府性質的中介組織。這兩種類型的農業中介組織具有不同的特點,相應地,其現實形態也應有所不同。準市場、準企業性質的農業中介組織具有以下特點:(1)這種組織處于農戶的生產與市場需求銜接的中間環節,為農戶的生產與市場需求的對接提供中介服務。(2)從交易角度看,這種組織充當農戶與其他有關交易主體交易中介的角色,起著農產品和(或)農業生產資料交易組織者的作用,將農戶與其他交易主體之間的直接交易轉變為組織化間接交易。(3)經濟活動的一體化程度介于純粹的市場和純粹的企業之間,即比純粹的市場高,但又比純粹的企業低。(4)聯合個體在組織內部按合作方式行事的同時并不喪失其原有的地位,最為明顯的是農戶仍然體現為“剩余索取者”,在此前提下結成利益共同體。根據這些特點,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把握這種中介組織的現實形態。

這就是,當我們的觀察點是農戶的生產與最終產品市場如何銜接時,那么,“市場+農業合作社或農民協會+農戶”、“市場+公司+農戶”、“零售市場+專業批發市場+農戶”等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中的農業合作社、農民協會、專業批發市場、企業(公司)等組織形式就是這種中介組織;當我們的觀察點是農戶生產與中間產品市場如何銜接時,那么,“公司+農業合作社+農戶”、“公司+農民協會+農戶”等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中的農業合作社、農民協會等組織形式就是這種中介組織;當我們綜合考察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如何銜接時,那么,“市場+公司+農業合作社或農民協會+農戶”這種模式中的公司、農業合作社、農民協會就是這種類型的中介組織,所不同的是這里存在兩種主體不同的中介組織。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公司和專業批發市場都是嚴格意義上的企業,但當二者納入到“市場+公司+農戶”、“零售市場+專業批發市場+農戶”這種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之中時,客觀上起著聯結農戶的生產與市場需求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充當了農戶交易的中介,所以實際上起著本文所指的準市場、準企業性質的農業中介組織的作用,因而可以將之理解為這種中介組織。這也就是說,盡管公司、專業批發市場等實體是典型的企業組織,但當其介入市場農業的組織經營過程之中后,對市場農業的發展客觀上起著“制度安排”或“行動集團”的作用。

當然,這種作用是以其行為方式的相應調整為前提的。為了將實際上具有這種中介組織作用的公司和專業批發市場等企業組織與沒有這種作用的企業組織區別開來,本文傾向于將之稱為“龍頭企業”。由此可見,市場農業中的準市場、準企業性質的中介組織主要有農業合作社、農民協會(專業和綜合的)、“龍頭企業”等現實形態。準企業、準政府性質的農業中介組織的特點是:(1)這種組織處于農戶與政府聯系的中間環節,為農戶與政府之間的信息交流提供中介服務。(2)經濟活動的一體化程度介于純粹的企業和純粹的政府之間,即比純粹的企業高,但又比純粹的政府低。(3)這種組織在某些方面發揮著政府的作用。從國內外的實踐來看,這類組織并不多見,特別是純粹的準企業、準政府性質的農業中介組織難以找到。也就是說,這種組織的現實形態在當前來看只能主要從一些綜合性的農民組織的功能方面來認定?，F有的一些綜合性的農民組織的一項重要功能是發揮準政府的作用。這方面的代表性組織有日本的農協和美國的農業行業協會。

日本農協具有非常完備的組織體系和分工合理的高效管理體制。這主要體現在組織機構的設置上采取“三段制”,即:市、町、村設單位農協,都、道、府設農協聯合會,國家級設農協全國聯合會,而且每一級組織都與行政組織相對應,因此在總體上看,幾乎將全部農民組織起來了,實現了農民的高度組織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認為它具有準政府的性質。因為各種經濟組織的功能范圍都是有限度的,在現有的認識程度上,嚴格來說,能夠將一國的農戶幾乎全部組織起來,加入到某一組織體系之中,只有政府這種組織才能做到。也就是說,只有通過政府的等級管理體制才能把大范圍的市場交易行為轉化為內部管理交易行為。在上述兩類農業中介組織中,準市場、準企業組織的制度運行成本更低。這是因為,根據農業生產的根本特點及其對農業經濟活動制度安排的限定,由企業或政府來組織農業經濟活動的管理交易成本或計劃管理成本很高,并且政府與企業相比,顯然前者的內部交易成本要高于后者。

由此可以推論準企業、準政府組織也有較高的制度運行成本。這也正是我國歷史上實行的政社合一的體制之所以解體的主要原因。而準市場、準企業組織與農戶之間的關系既非完全的市場交易關系,也非完全的管理交易關系。較之于純粹的市場交易,準市場、準企業組織內部由于共同計劃和組織成員間相互依賴、長期關系的多樣性契約安排,使不確定性、有限理性、機會主義、資產專用性等因素的實際影響程度大為降低,因而具有較低的市場交易成本;較之于純粹企業的內部科層制度,由于參與準市場、準企業組織的農戶并不喪失獨立性,還有相當的剩余索取權,因而具有較企業更低的管理交易成本。并且,這種組織形式下的市場交易成本在制度運行成本中占較大比重,但其絕對數值比市場組織下的有較大節省;同時,這種組織形式下的管理交易成本并不比市場組織下的管理交易成本高出許多。所以,準市場、準企業組織的制度運行成本應比準企業、準政府組織的更低。因此,準市場、準企業性質的中介組織是農業中介組織發展的主導方向。

三、農業中介組織發展的主導形式

根據我國農業的實際情況及其未來趨勢,本文認為,農業中介組織相應的主導形式是“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協會和農業合作社。其原因或依據可簡述如下:

1•在農業市場化的起步階段,體制轉軌和經營機制的轉換是我國農業的中心任務,其關鍵是廣大農戶的經營決策和經營行為要由以計劃為導向轉變為以市場為導向,按照市場需求來組織生產經營活動。由于這個階段市場體系還很不完善,農戶的市場意識和經營決策能力還很不適應,因此,農戶經營要與市場需求銜接起來面臨巨大困難。也就是說,這個階段的突出問題是農戶普遍地陷入難以獨立做出經營決策的困擾之中。這就客觀上需要一種能幫助農戶決策并帶動農戶開展商品生產的組織,而“龍頭企業”這種中介組織形式正好可以適應這種需要。因為通過公司與農戶之間的產銷協議,農戶擺脫了市場不確定性和自身決策能力不足的困擾。所以,這個階段農業中介組織的主導形式是“龍頭企業”,其解決的主要問題是農戶經營與市場需求的銜接。

第2篇：農業合作社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　農民專業合作社；　農民組織化程度；　農村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F3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2）11-07 -02

從國際上看，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是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共同經驗，無論是美國、歐洲，還是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合作社和合作協會在農業發展中一直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從我省實踐看，隨著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千家萬戶的小生產和千變萬化的大市場之間對接的矛盾愈發突出，分散的農戶越來越難以適應國內、國際統一大市場的競爭，往往農產品漲價時農民收益最少，降價時農民卻承擔著絕大部分損失，有的甚至血本無歸。實踐表明，在堅持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是構筑農民進入市場的有效平臺，是培育市場競爭主體，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矛盾的有效途徑，也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推進農業產業化的重要方式。

一、宜興市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發展現狀

（一）質量建設明顯提升

近年來，宜興市堅持“為農、便農、興農”宗旨，全面推進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建設，2012年已累計組建各類合作組織745家，入社農戶達4.8萬戶，帶動農戶超過10萬戶。合作組織的發展，讓本地農民的市場經營抗風險能力大大加強，初步嘗到了抱團發展的“甜頭”。這些合作組織年銷售收入達20億元，從“單兵作戰”到“抱團”闖市場，宜興市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成為推動農業增效、促進農民增收和繁榮農村經濟的一支重要力量。制定下發宜興市“五好”農民專業合作社示范社創建標準，通過學習培訓、規范運作、交流參觀等方式，提升合作理念，優化合作模式，規范合作質態，打造出了坤興養豬、豐匯水芹、項珍茶業、晶昊蔬果、荷花灣水產、滆湖野鴨、張陽花卉等一批骨干合作社，全面提升了我市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整體建設質量、合作規模和帶動能力，目前，全市參加各類農民合作組織的農戶130095戶，入社農戶占全市農戶總數的比例近50%，年促進農民增收超過12億元。

（二）發展速度不斷加快

今年，市委農辦深入開展“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律宣傳月”活動，廣泛深入地宣傳合作思想，激發農民合作熱情，促進了宜興市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蓬勃發展。目前，今年新增農民專業合作組織86家，其中農民專業合作社70家，新增入社農戶27095戶，新增家數和入社農戶數均創歷史新高。

（三）合作領域不斷拓展

同行業、同類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展開聯合，今年新成立了陽羨果品專業合作聯社、嘉禾茶業產業專業合作聯社、洋渚紫砂專業合作聯社，使農民合作的力度進一步加強。23家農民專業合作社打破行業“藩籬”，聯合組建了蘇南第一家農產品銷售合作組織，將這些合作社的農產品集中到一起，打響統一品牌，統一店面進行展示、直銷，并積極與周邊地區農貿市場、超市對接，及時反饋市場信息，調整產品結構，辦起了永不落幕的“農產品展銷會”，年銷售達2000多萬元。宜興農民還走出家門跨省組建合作聯社，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宜興、溧陽、浙江長興、安徽寧國等青梅專業合作社打破省界的束縛，抱團聯手闖市場，成立“蘇浙皖青梅專業合作聯社”，開創了國內青梅產業梅農跨省合作的“先河”。

（四）合作環境更加優化

市出臺的財政專項扶持政策落實到位，僅2009年就下發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扶持獎勵資金192萬元。市委農辦堅持“為農、便農、興農”宗旨，牽頭工商、財政等農民專業合作組織領導小組成員單位，積極研究優化政策，認真搞好指導服務，爭取對上資金扶持，使我市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建設始終在無錫市名列前茅，全省處于領先地位。

二、宜興市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頒布實施以來，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發展過程，農民專業合作社具備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法制環境，為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農村經濟繁榮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各級政府涉農部門和相關單位都在參與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但共同引導、積極幫扶形成發展合力還存在不足。

（一）發展不夠規范

部分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依靠政府職能部門興辦，或是鄉鎮為應付考核臨時組建，成為當地政府的面子工程，造成“政社不分”、“企社不分”的現象。而且大部分專業合作社是松散型經濟組織，只知道進行粗放的生產經營和合作發展，尚不知道爭取必要的政策支持、進行法律維權等。有的章程雖然健全，但部分會員沒有真正明白它的目標和含義，不知道依法行使自己的會員權力。專業社組織機構不盡合理。多數農民專業合作社內部管理不盡規范，股權結構不盡合理、民主制度不健全，成員臺賬沒有完全建立，二次返利制度等利益分配機制有待進一步落實和完善。

（二）經濟實力弱

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大都是白手起家，集資入股，缺乏必要的融資渠道和資金積累措施，二次返利制度雖已建立，但積累資金能力相對有限，他們缺乏產業延伸的經濟優勢，在拓展生產、設施改造和市場開拓上，面臨著相當大的困難。國家雖有專項資金，但由于管理發放當中存在著脫節現象，能夠獲得專項發展資金的為數不多，這些資金對于專業社的發展來說顯得杯水車薪無濟于事。土地流轉型和資金融通型農民專業合作社雖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但農用地流轉和金融類型農民專業合作社尚處在發展的初級階段，他們的融資能力一般較差，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小范圍內解決專業社社員生產的資金不足問題，對進一步發展生產，擴大營業規模上來說，還不能適應專業社發展的現實需要。

（三）專業社存在著多頭管理的現象

現有專業社多由政府涉農部門分頭管理指導，他們有的管理組建和規范專業社、有的管理專項扶持資金，還有的制定專業社涉農政策，由于都是行政機關，各涉農機關之間你行你的事，我行我的事，雖盡力分工合作，雖盡量走近農村、貼近農民，但或多或少存在交叉脫節現象，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不盡如人意。供銷社建立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聯合會雖對發展農合組織起到了推動作用，但缺少必要的行政管理職能。只能對農合組織進行引導，從而相對而言影響了農合聯服務職能的發揮。

（四）部分專業社領辦人員存在思想誤區

不少農民對農民專業合作社認識不夠，甚至存在“假合作”的現象。少部分專業社領辦人員建社初衷為獲得國家扶持政策，并非為帶動農民發展農業產業經營。專業社領辦人員，個人素質良萎不齊，有待接受教育培訓，規范指導。他們合作意識差，大都習慣于單打獨斗，不愿聯合與合作，各自為戰，甚至為眼前利益互相拆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市場的公平競爭。

三、宜興市農民專業合作組加快發展的思路

（一）提高認識，加快發展

要切實增強各級對農民合作的認識，把它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內容，擺上位置，切實加強領導和指導，鼓勵和引導龍頭企業、農民經紀人、專業大戶和農技推廣人員等，圍繞特色產業和優勢產品，牽頭創辦各類農民合作組織，在信息、技術、資金、市場等領域開展全方位的合作，為農民提供專業化、系列化服務。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堅持先發展后規范，邊發展邊規范，不拘一格地加快發展各類農民合作，使他們的集聚、領頭、帶動和競爭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二）加強宣傳，引導發展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實現農業的兩個根本性轉變，需要培養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質的農業經營者隊伍，就需要進行綜合培訓，要積極聯合各部門，市鎮兩級現有的培訓場所、設備、師資，對全市種養殖基地負責人、農民經紀人等開展農業專業技術知識、職業技能、政策法律法規知識等各類培訓，使他們成為農業生產的技術骨干和農村脫貧致富的帶頭人。充分利用各種有效途徑和形式，大力宣傳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的意義作用、基本原則、組建要求和構成條件，營造加快發展的濃厚氛圍。及時總結和宣傳推廣各地的成功經驗和先進典型，使廣大農民特別是農民企業家、農民經紀人和專業大戶等能親身感受到專業合作帶來的好處和美好的前景，激發“聯合”熱情。

（三）堅持原則，科學發展

在引導農民參與各類合作的過程中，要把握正確的發展原則，做到支持不干預、指導不包辦、放手不撒手。一是堅持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原則。不改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廣大農民是合作的主體。二是堅持農民自愿的原則。參加合作組織是農民自己的選擇，必須堅持加入自愿、退出自由的原則不動搖。三是堅持科學發展的原則。正確認識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現狀和趨勢，正確處理好積極與穩妥、行政推動與市場拉動的關系，因勢引導，科學發展。

（四）完善制度，規范發展

從抓規范、促完善入手，引導和鼓勵農民合作組織不斷完善規章制度，健全運行機制。一是完善合作章程。搞好建章立制，促進規范合作。二是建立風險調節機制。在生產、加工和營銷過程中提取風險儲備金，實行以豐補欠，保障為農服務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三是完善利益分配機制。通過建立科學的利益機制，促進農民合作漸趨緊密，形成經濟利益共同體。四是探索雙向約束機制。通過契約或合同的形式，把合作組織與成員之間的責任權利充分明確起來。

（五）加強扶持，促進發展

由于農業和農民的自然屬性，農民合作事業的發展壯大離不開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關心支持。各級政府要進一步研究制定相應的扶持政策，通過財政支持、稅收優惠和金融、科技、人才的扶持以及產業政策引導等措施，為農民發展專業合作開辟綠色通道，促進其健康、快速、有序發展。

（六）緊抓機遇，創新發展

抓住當前大力推進新農村和現代高效農業建設的有利時機，不斷創新機制，豐富手段，加快發展農民專業合作。一是突出宜興特色。宜興農業資源豐富，茶葉、毛竹、板栗、百合、吊瓜等具有濃郁“宜興味”的特色產業，在產品生產銷售中具有不可復制性，有廣闊的發展市場和空間。我們應該積極引導，鼓勵種養大戶和致富能人領辦合作組織、加強合作組織與深加工企業合作、發展電子合作商務、組建休閑觀光農業合作社等，拓展合作空間，做出地域和行業特色。二是不斷打造精品。優化現有資源配置，對現有組織進行梳理和整合，找準發展定位，通過引導和幫助同行業“小組織”合并、改良產品結構、引進先進技術、加強品牌建設等有效方式培養一批“有較大規模、有科學手段、有健全制度、有可觀效益”的“新四有”。

第3篇：農業合作社的含義范文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決定中“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的論述，是新時期“三農”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對維護農民平等權益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巨大推動作用。農業產業化發展模式是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和農業現代化的必然選擇，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首要途徑。現代化國家的經驗表明，一國或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往往是由主導產業的高速發展帶動起來的[1]?！笆濉逼陂g國家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鼓勵和支持優勢產區集中發展大宗農產品，并通過農業科技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水平，使農業勞動力的科技文化素質與農業產業化水平相適應。陜西秦嶺是世界獼猴桃的原產地和最適宜栽植區之一，具有發展獼猴桃產業的獨特資源優勢。陜西省的獼猴桃種植已經過了30多年的發展，不僅具有較好的產業基礎，也形成了一定的規模。隨著國際國內市場需求量的大幅增加和獼猴桃價格的日益上漲，其種植面積連年增長。2011 年陜西獼猴桃種植面積90.9萬畝，產量62.9萬噸，種植面積和產量分別占全國的45%和60%，獼猴桃產區果農人均獼猴桃純收入高達7 000 元。2012年，獼猴桃面積超過100萬畝，總產達80萬噸，分別占到全國的55%和70%，兩項指標均占全球的1/3以上。獼猴桃產業已經成為秦嶺北麓眉縣、周至等縣域發展的主導產業[2]。農業產業化發展是建立在科學技術被廣泛應用基礎上的現代農業生產經營方式，通過農民科技培訓，推廣與應用農業科學技術是農業產業化的主要支撐力量。為了使圍繞區域主導產業開展的農業科技培訓工作落到實處，必須弄清楚農民科技培訓的需求意愿。

二、文獻回顧和理論框架

（一）文獻回顧

農業產業化是指隨著科技進步以及農業市場化和社會化的發展，在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農戶與有關利益各方為獲取規模經濟效益，自愿采用一定的組織形式進行聯合從而實現一體化經營的過程[3]。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是深化農村改革的必然結果，而農民科技培訓是實現現代農業技術與傳統農業生產連接的紐帶。

國外關于農民培訓的研究大都是與科學技術、農業經濟、教育與社會發展等相關學科的研究相結合。David J.Spielman[4]從區域農業發展體系的視角認為農民培訓不僅僅可以提升農村人力資本，而且在傳遞和接受新技術、新產品、新的組織文化和行為的過程中有重要作用。Achim Spiller，Julian Voss[5]對德國農民的培訓需求進行評價，通過模型分析發現農民對于教育培訓的花費、機會成本、對供給的評價等因素影響農民培訓的市場需求。國內自1999 年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在理論界正式提出“新農村運動”概念后，對農民培訓的研究便層出不窮。其中針對農民科技培訓意愿的實證研究主要有，農戶的培訓需求受到農戶個體和家庭特征如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是否為村干部、家庭收入水平等，農戶對農業技術的選擇、政府偏好以及農戶風險偏好程度多因素的影響[6，7]。劉芳[8]運用PASW Modeler數據挖掘，從農民的需求情況、參與情況、認知情況等方面得出農民對農業科技培訓的有效需求不足。馬啟云[9]的以需求為導向的新型農民科技培訓基于農戶視角以遼寧省為例進行實證分析，研究表明農民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和行為習慣等影響農民農業科技培訓的意愿。此外，楊錦繡等[10]從政府和農民兩個層面剖析農民培訓的供需均衡，建議政府依據經濟規律配置培訓要素。

綜合現有研究可以發現，國內關于農民科技培訓需求意愿影響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民的個體特征；二是農民的家庭特征；三是農戶行為選擇因素。而從農業產業化發展視角研究農業科技培訓需求意愿的文獻卻鮮見，忽略了現今的農業科技培訓是在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大背景下進行的。本文在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試圖從農業產業化發展影響農業科技培訓的途徑展開理論分析，采用陜西省獼猴桃主產區農業科技培訓的調查數據，構建農業科技培訓需求的有序Logit回歸模型，探究農業產業化發展視角下影響農民科技培訓需求意愿的因素。以期對現有相關研究的不足稍有彌補，并為農民培訓在我國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一定的借鑒。

（二）理論框架

農業產業化發展對農業科技培訓的影響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的組織模式。在傳統的“公司+農戶”模式存在著明顯缺陷的實踐基礎上，“合作社（公司）+農戶”和“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 成為農業產業化的主要組織模式[1113]。可見，農民合作社有聯結農戶和市場的紐帶作用，是產業化發展的中介組織。農業產業化經營的發展過程就是發展農業合作組織的過程[14]。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示，發展農業專業合作組織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而以產業化需求為導向的合作社的發展為農業科技培訓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和平臺[15]。二是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是以農業科學技術的有效推廣、應用以及高素質的農業勞動者為支撐的。相對于工業技術，農業科技的見效周期長。無論是優良品種的選育、新栽培技術的推廣還是新的肥料、農藥、生長激素的使用都需要較長的周期[16]；從公共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分析，農業科技的外部性特征也使其具有了公共產品屬性[17]。因此，政府公共部門的參與、介入是促進農業技術進步的主要制度安排[18]。農業產業化集農工商一體化經營方式要求農民須集生產者、管理者和經營者于一身，成為 “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產業化高素質勞動力。在改造傳統農業的同時改變農民舊的理念，使其能夠主動接受新技術、新品種的推廣和應用。

依據Schultz和Popkin“理性小農”假設（舒爾茨-波普金命題）：小農或農戶是有理性動機的行為個體，是“一個在權衡長、短期利益之后，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產抉擇的理性經濟人”[19]。改造傳統農業的出路就在于尋找一些新的、廉價的現代農業生產要素和創造外部條件。一旦合理成本下的投入能夠確保在現有價格水平上獲得利潤，農戶便會積極選擇符合成本約束下各類現代技術要素的投入[20]。通過對已有研究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1.合作社在產前、產中、產后等環節實現資金、技術、信息等互助合作的過程，使農戶逐漸體會到農業產業化發展對傳統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改造。合作社社員和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能夠主動求助合作社的農戶，會表現出更主動的科技培訓意愿。

2.農戶對現代農業生產要素的需求程度與農業科技培訓需求意愿呈正相關關系，農戶采用農業新設備、新品種、新技術的態度越積極，其農業科技培訓的需求程度越高。

3.政府對農業產業和農產品的公共政策與農業科技培訓需求意愿呈正相關關系，國家的惠農政策比如建立主產區與主銷區之間的利益協調機制、科技入戶工程、良種直補等能夠有力地推動農民參與農業科技培訓的積極性。公共政策對農業產業的支持力度越大，農戶對農業科技培訓需求的意愿越強。

三、數據來源與樣本基本情況

（一）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數據來源于2012年7月和8月對陜西省眉縣和周至縣四個村的實地調查。其中，周至縣是我國最大的獼猴桃生產基地，也是全國惟一的獼猴桃標準化管理示范縣，被稱為“獼猴桃之鄉”。眉縣不僅產業規模大、種植戶多，而且是最早與農業高等院校合作開展獼猴桃科學研究和相關農業科技培訓的縣域。2005年眉縣人民政府與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合作開展“獼猴桃科技入戶工程”，此項培訓充分利用當地產業資源，依托大學科研優勢，整合各類教育資源集多方之合力。2012年全省獼猴桃種植面積約100萬畝，其中眉縣和周至縣達64萬畝，占到了60%以上。因此本文選擇上述兩縣為調研地點，在全省具有較好的代表性。本次調查采取入戶問卷調查的形式，抽樣方法是多級整群抽樣。首先，在眉縣和周至縣各選取2個鄉（鎮）；然后每個鄉（鎮）抽取2個村。眉縣是金渠鎮（紅星村和第二坡）和首善鎮（第五村和紅東村），周至縣是啞柏鎮（莊頭村和呂家堡）和竹峪鄉（鳳凰嶺和丹陽村），經實地走訪，以上8個村都以獼猴桃種植為主導產業；最后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在每個村選取125戶農戶開展調查。此次調查共1 000戶農戶填寫了調查問卷，獲得有效問卷948份，有效率為94.8%。

（二）樣本基本情況

從調查樣本的基本情況來看（見表1），大多數樣本農戶的年齡都在60歲以下（占86.9%），其中41歲至50歲區間內的農戶所占比例最多。樣本農戶中男性居多，基本為已婚（占92%）。文化程度為初中及以下占83.9%，大專及以上僅有33人（占3.3%）。樣本農戶的年人均收入5 000元以上占74.8%，8 000元以上的占到了52.2%。以上特征符合本研究的需要，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農民科技培訓需求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模型

（二）變量選取

根據本文的研究假設將影響農民科技培訓需求的因素分為農民合作社、農民對農業科技的態度、政府農業政策三類?？紤]到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培訓經歷、種植成本和耕地面積等因素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將其作為控制變量引入模型。變量的名稱、含義、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見表2。

（三）模型估計結果及分析

在對農業科技培訓需求的各影響因素和變量描述分析的基礎上，利用STATA10.0軟件進行有序Logit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

通過模型（1）-模型（4）可以得出：控制變量中年齡、培訓經歷、種植成本和耕地面積是影響農民科技培訓的穩定因子；本文所重點研究的三類解釋變量的分析結論如下：

1.合作社對農民科技培訓需求意愿的影響。農戶是否參加了合作社與其培訓意愿在統計上不具有顯著性，原因可能是此次調查中僅有14.8%的農戶參加了合作社，大多數農戶表示還不了解合作社的具體職能。農戶尋求合作社的科技支持與培訓意愿在模型（1）、模型（4）中呈5%統計水平上顯著性正相關。如表4所示，社員中能夠主動去尋求合作社農業科技支持的農戶，其農業科技培訓的需求意愿明顯高于其他。

2.農戶對農業科技態度。農戶采用新技術、新品種的態度與其培訓意愿在10%統計水平上呈顯著性正相關，說明農戶對新技術、新品種的接受程度影響其對農業科技培訓的需求程度。農業科技培訓對增產增收的效果與農民培訓意愿在統計上呈正相關，且顯著性很強。調查結果顯示，農戶認為科技培訓對農業增產增收效果為“基本沒作用”、“有點作用”、“有作用”和“十分有作用”的樣本農戶比例為2.8%、12.1%、60.0%和25.1%，表明農業科技對增加產出和提高收益的作用越明顯農戶的培訓需求越高。

3.政府農業政策對農民科技培訓需求意愿的影響。農戶對政府惠農政策的認可度在1%統計水平上正向顯著影響其培訓意愿。調查結果顯示，農戶對國家惠農政策認可度為“很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的樣本農戶比例是0.3%、0.7%、10.0%、42.5%和46.5%，呈逐級遞增的態勢。對當地農業科技推廣與培訓的滿意度與農戶培訓需求意愿在模型（2）中呈5%統計水平上呈顯著性正相關，說明當地政府和相關機構對農業科技推廣與培訓的重視程度和服務水平影響農戶的培訓需求意愿；但在模型（4）中顯著性水平不強。

五、簡要結論與建議

第4篇：農業合作社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 農業社會化服務；農業服務渠道；農戶渠道選擇；滿意度

中圖分類號：F303 文獻標識碼：A DOI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11.06.018

Study on the Channel Selec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Jujube Growers in Xinjiang Area

YUE Yong-hai1, CHEN Hua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2.Changjiang Engineering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ted,Wuhan,Hubei 430010,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typical survey of farmers of the jujube industry in less developed regions of Xinjiang, this study has analyze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ing the channel selec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agricultural services of jujub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gricultural services were mainly supplied by the government, with traditional channel supplemented, lacking of agricultural collective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and leading business services,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services were far from market-oriented. Family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of household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agricultural services. Based on this result,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Xinjiang need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and leading companies, supply targeted agricultural services, and consolidate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farmers in the market.

Key words: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channel of agricultural service;farmers’ channel selection;satisfaction

自1978年實施和農副產品市場化以來，“小農戶”與“大市場”的矛盾呈現并日益尖銳起來。學者周立群等[1]認為消除“小農戶、大市場”的矛盾關鍵在于引進適當的中介組織和連結機制，實施農村經濟組織創新，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研究發現，實施農業產業化經營要具備以下幾個要素：龍頭企業、主導產業、農產品基地（農戶）、利益分配機制以及管理制度[2]，其基本內涵便是以市場為導向，以農戶為基礎，以龍頭企業為依托，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系列化農業服務為手段，通過實行種養加工、銷、農工商一體化經營與服務體系，將農業再生產過程的產前、產中、產后諸環節聯結為一個完整的產業系統[3]。實施農業產業化經營，關鍵在于各種配套服務設施的完善，建立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農業社會化服務是包括專業經濟技術部門、鄉村合作經濟組織和社會其他方面為農、林、牧、副、漁各業發展所提供的服務（國務院[1991]134文件），核心在“服務”，本質在“專業分工”[4-6]，通過各部門互相銜接，形成一個網狀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系統。通過社會分工所形成的高效、低成本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目的在于滿足農戶的生產需求，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 [7-8]和現代農業建設[9]，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10]。

研究發現，發達國家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共同特征在于通過國家、合作社以及企業或個人組成協作系統[11]，其服務體系大致可以分為市場導向型（美國）、物流導向型（荷蘭）和政府導向型（巴西）[12]。中國處于計劃與市場“雙軌制”經濟體制下，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并結合本國國情，通過各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在農業產前、產中和產后服務上與農民經營有機結合，逐漸形成了以政府主導加農戶需求的綜合性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13]。在中國實行“雙軌制”體制和大力促進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農業社會化服務呈現多樣性的特點。然而，由于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存在差距，導致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區域發展不平衡，整體供給不足[14]。新疆欠發達地區農業社會化服務供給不足無疑會制約整個地區的產業化發展。

在之前的研究中，諸多學者從多角度對農業社會化服務供給問題作了深入研究，諸如胡瑞法等[15]、錢永忠[16]、何傳新等[17]學者從農業科技推廣角度分析了農業社會化服務供給問題；王洋等[18]則從可持續發展角度對供給主體與農戶之間的博弈過程進行分析；金兆懷[14]從制度角度分析了農業社會化服務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目前研究大多都是從全國大范圍內研究供給問題，對區域尤其是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研究較少[19]，多數是基于宏觀制度層面，以農戶視角的研究較少[20]。

學者研究表明，實施農業規模經濟與產業化經營是導致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內在動力[4]。紅棗產業在西部地區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一直以來都是新疆地區農戶的主要收入來源。然而，新疆受地域限制，導致農戶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還存在不足。為此，筆者試圖對新疆紅棗產業的社會化服務深入研究，從農戶視角分析社會化服務的渠道現狀以及影響農業服務滿意度的因素。從而完善新疆紅棗產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為新疆地區的紅棗產業化經營提供建議，實現農民增收與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

1 農戶背景特征與農業服務渠道選擇狀況分析

1.1 樣本選擇及其分析方法

筆者研究新疆欠發達地區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水平，考慮到便利性和樣本代表性，運用典型調查方法，選取新疆阿克蘇地區紅棗產業種植農戶作為本次的調查對象。2010年7月，筆者在新疆阿克蘇紅棗產業種植地進行為期7 d的調查，調查對象主要是紅棗種植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同時也是當家人和決策者。整個調查中，筆者總共發放問卷400份，有效問卷343份，問卷有效率為85.75%。

筆者運用歸納研究方法，通過對紅棗產業特征以及新疆地區現狀進行初步分析設置問卷。然后進行試調查，根據試調查結果咨詢專家調試問卷，最終獲得實證分析數據結果并依據結論提出政策建議。首先，筆者運用spss17.0軟件檢驗紅棗種植農戶家庭背景特征（年齡、文化、種植年限、耕地數等）的卡方值，并分析新疆紅棗產業種植戶農業服務渠道現狀；筆者運用對農業服務的滿意程度為因變量，農戶基本背景特征為自變量（引入虛擬變量），利用回歸分析研究農戶基本背景特征對農業服務滿意度的影響。

1.2 農戶背景特征分析

通過表1發現，樣本性別特征中男性占86.5%，女性占13.5%，這與男性為家庭的主要決策人特征吻合。新疆農戶當家人年齡主要處于31~50歲階段（占79.5%），大部分農戶都處于青壯年時期。從文化程度看，當家人的文化水平處于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的占54.8%，高中學歷占29.2%，大專及以上占16%。從紅棗產業種植年限看，5 a以下占34.2%，6~10 a占33%，11~15 a占16.1%，由此發現農戶種植紅棗年限大部分在10 a以下（占67.2%），種植時間不長。生產支出方面，有64.3%的農戶生產支出為6 000元以上，然而家庭總收入為17 000~30 000元，占23.5%，30 000元以上占45.5%。紅棗種植規模主要集中在1.5~3.5 hm2，占53.4%。從以上指標來看，符合紅棗規?；N植特征。筆者通過卡方檢驗，從表1可以看出性別、年齡、種植年限、生產支出、總收入、種植規模都呈現顯著差異（P

1.3 農業服務渠道選擇及其趨勢分析

通過對新疆紅棗產業社會化服務的調查分析，紅棗產業服務主要涉及產前、產中、產后三方面。包括紅棗種苗服務、化肥等農資服務、農機服務、紅棗產品流通服務（加工、運輸、銷售）、知識技術服務（生產與管理技術、知識培訓）、市場信息服務、人力雇傭服務、金融政策服務（農業保險與法律服務）、信貸服務。農戶主要通過政府渠道、村一級農民合作集體組織渠道、農業“龍頭”企業或者經銷商所組成的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市場渠道以及傳統依靠親戚及家庭方式。

從表2農業服務渠道看，農戶購買紅棗種苗依次是通過政府渠道（占52.23%），傳統渠道（占37.39%），企業交易市場渠道（占16.02%）以及集體渠道（占6.82%）。作為非盈利組織的政府部門比例達到52.23%。主要因為紅棗種苗是多年生植物，紅棗種苗好壞直接影響紅棗產量，其質量優質、安全，對于農戶來說及其重要。所以大部分農戶傾向于政府渠道購買種苗，也有部分農戶基于對以前種苗的了解，通過對其進行扦插和嫁接，自我獲得具有優勢的種苗，節省了成本。

農資方面諸如化肥、農藥以及塑料等選擇渠道依次是企業市場渠道（占57%以上）、政府渠道（占30%左右）、傳統渠道（占12%左右）、集體渠道（占6%左右），集體渠道所占比例較小。可以看出，農資購買渠道主要涉及企業交易市場。農戶對產品具有較高的辨別能力，一般考慮購買的便利性。對于紅棗一些特定的病蟲害，農戶會求助于政府服務組織購買相關的農藥等產品。

農機設備主要是大宗機械，購買渠道主要是政府部門（占46.04%）、企業市場等盈利部門（占32.31%）、傳統方式（占17.4%）以及集體組織渠道（占15.9%）。大型農機設備是耐用品，價格較貴。針對國家推進現代農業所制定的農機價格補貼政策，依靠政府部門購買價格便宜。

知識技術服務渠道主要依靠政府（占52%左右）和傳統方式（占38%左右）。農戶對紅棗的生產與管理技術、知識培訓多數來源于政府公益，以及家庭和親戚朋友的傳授。公益占主導，傳統方式的技術傳播為輔，有償性技術服務不足。

人力雇傭服務渠道主要傾向于傳統方式（占56.3%）、企業市場渠道（占36.6%）和政府與集體部門（占30.06%）。從這方面看出，人力雇傭還是處于依靠親戚朋友和自我家庭人員為主，企業市場有償雇傭為輔。

紅棗產品流通主要涉及非盈利組織政府部門（占35%左右）、企業市場（占33%左右）和傳統方式（30%左右）。紅棗產品加工主要依靠政府部門，其次是企業服務組織；運輸服務主要依靠政府、自我運輸以及盈利組織的有償服務；銷售主要依靠政府、集體、自由市場等。為此，新疆阿克蘇地區的紅棗產品還處于政府統購統銷階段，企業等盈利組織收購紅棗產品過于缺乏。產品流通環節市場化程度不高，農戶與市場缺乏深度接觸。

市場信息獲取主要依靠政府與集體組織（68.71%）和傳統方式（38.99%），企業市場比例只占15.48%。新疆地區紅棗市場信息由非盈利組織和傳統方式獲得，農戶無法真正與市場接觸，沒有真正實現“購與銷”的雙重接軌，不利于紅棗產業市場化發展。

生產所需要資金服務主要以政府部門和集體組織進行貸款（占74.9%）為主，以傳統方式自我出資或者親戚借款為輔（占39.1%）。與盈利部門相比，農戶認為非盈利部門和傳統方式的利息率較低。

金融政策服務主要依靠政府等非盈利部門（占70%左右），盈利部門企業組織等只占有10%左右，企業組織提供的金融保險產品服務顯著不足。

整體來看，新疆阿克蘇地區紅棗產業農業社會化服務供給呈現趨同性，種苗、農機、知識技術、產品流通以及金融政策服務主要依靠政府部門，集體與企業市場組織比例?。晦r資服務主要依靠企業市場渠道；人力雇傭主要依靠傳統親戚朋友或者家庭人員，企業組織有償性雇傭形式發展快速，已初步形成規模。整體而言，政府部門的公益占有絕大比重，傳統獲取方式比重較大，農戶合作集體組織與企業市場組織非常缺乏，在新疆阿克蘇地區未形成以農戶為主的市場化服務和產業化經營。

2 農戶背景特征對農業服務滿意的影響分析

2.1 農戶對紅棗產業農業服務滿意程度總體評價

調查研究表明，農戶對紅棗種苗滿意占89%；農資服務（化肥、農藥、塑料）滿意占89%；農機設備服務滿意占80.1%；知識技術服務（生產、管理技術、知識培訓）滿意占86.9%；人力雇傭服務滿意占78.4%；流通服務（加工、運輸、銷售）滿意占86%；市場信息服務滿意占79.4%；金融政策服務（農業保險、法律服務）滿意占78.8%；信貸服務滿意占81.4%（注：非常滿意與比較滿意合并為“滿意”項，非常不滿意與不滿意合并為“不滿意”項，一般選項不變）。

總體來說，農戶對該地農業服務的滿意程度較高，呈現一定的趨同性。相對而言，人力、市場信息、農機、金融政策以及信貸服務滿意程度稍低于其它農業服務。

2.2 農戶背景特征對農業服務滿意度的影響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農戶對農業服務滿意度呈現顯著趨同性，對各項農業服務都具有較高滿意度。然而，引起農戶對農業服務滿意因素很多，主要涉及農業服務質量等。Richard[21]對消費者的期望程度進行試驗，發現滿意程度較高的顧客會花費較多的心力來獲得一項產品或服務，并持續對其產生滿意感。而這滿意感也受到消費者特征、年齡、性別等的影響[22-23]。為此，本研究利用農戶家庭背景分析對農業服務滿意程度的影響。

本研究將農戶對紅棗種苗、農資、農機、人力、知識技術、產品流通、金融政策、信息、信貸方面的服務滿意度設定為因變量。引入虛擬變量，將性別（男設定為1、女設定為0）、年齡（20~61的連續數據）、文化程度（0~20 a教育連續數據）、種植年限（0~31 a種植連續數據）、生產支出（0~9 000元連續數據）、家庭收入（0~30 000連續數據）、紅棗種植面積（0~10 hm2連續數據）以及將農業服務渠道選擇方式虛擬變量化，將以上設定為自變量，然后利用回歸方法分析農戶背景特征對農業服務滿意度影響。

從表3回歸結果看出，農戶背景特征對農業服務滿意度有顯著影響，其具體分析如下：

（1）影響農戶種苗滿意度的農戶背景特征因素為種植年限、收入因素、種植規模面積因素（其Beta值分別為0.032、-0.197、-0.263）。對農戶來說，種植年限越高表明農戶經驗越豐富。根據多年種植經驗，對原來使用的種苗越信賴。

（2）影響農資服務滿意度的農戶背景特征因素為性別、年齡、年限、種植規模因素（其Beta值為-0.103、0.172、0.284、-0.355）。對農資服務而言，女性對農資服務的滿意程度較高。年齡越大、種植年限越長，農戶會對農資服務產生信賴，滿意組織所提供的產品。種植規模越大，所采用的農資較多，所消耗的成本和支出就越大，滿意度不是很高。

（3）影響農機服務滿意度的因素為年齡、年限、種植規模、渠道選擇方式（政府、集體、傳統渠道）（其Beta值為0.193，0.287，-0.355，0.325，0.201，

0.221）。年齡和種植年限越大，對農機滿意程度越高。種植規模越大，對農機的滿意程度較低。渠道購買方式諸如從政府或集體渠道，傳統渠道方式都會對農機服務具有較高的滿意度。主要因為農機為大機械物品、耐用品，農戶要找信賴的渠道才會產生較高的滿意度。

（4）影響知識技術服務滿意度的因素為年齡、文化、年限、生產支出、收入因素、種植規模、渠道選擇方式（企業市場、傳統方式）（其Beta值為0.198，0.134，0.315，0.136，-0.128，-0.407，-0.159，

-0.155）。隨著農戶年齡、種植年限的增長，通過不斷積累的技術和知識提高了紅棗的產量，提高了農戶的滿意度。文化程度越高，對技術知識的接受與判別程度越高，為此更能辨別技術好壞。生產支出越大表明知識技術并未使他降低成本運營，從而導致對其滿意降低。通過企業市場渠道所獲得的知識技術，農戶一般不愿意進行有償支付獲取技術。傳統方式所獲得技術經驗對紅棗大規模增產以及抵御病蟲害作用不是很明顯。

（5）影響人力雇傭服務滿意度的因素為年齡、年限、渠道選擇方式（其Beta值為0.129，0.222，-0.216）。年齡和種植年限越長，由于年老等原因導致對人力雇傭服務滿意度較高。由于市場渠道需要有償，通過市場渠道獲得的服務滿意度較低。

（6）影響產品流通服務滿意度因素為年齡、文化、年限、規模、渠道選擇方式（其Beta值分別為0.142，0.137，0.349，-0.313，0.23）。從年齡、文化、種植年限三方面看對服務滿意度產生正向影響。種植規模越大，對流通服務滿意度越低，這可能與產品流通體系配套設施不完善，導致產品無法更好流通有關。通過政府部門所進行的統購統銷方式讓農戶感到滿意。

（7）影響市場信息服務滿意度因素為年限、規模、渠道選擇方式（其Beta值為0.294，-0.234，-0.2）。年齡越大，通過多年的觀察，對市場信息掌握越準確，為此滿意度較高。種植規模越大，表明所需要的市場信息量越大，當前的市場信息無法滿足產業化發展需求，導致滿意度越低。通過集體獲取的市場信息無法滿足自身的需要，導致對市場信息的滿意度較低。

（8）金融政策和信貸服務滿意度因素為文化、年限、規模、渠道選擇（金融政策服務Beta值為0.181，0.394，-0.118，-0.14；信貸服務Beta值為0.174，0.289，-0.334，0.173）。文化程度越高，表明對整個農業生產過程中所需要的資金和防范風險的認識較高，為此金融政策和信貸服務的滿意度較高。然而通過市場獲得的金融保險等服務，由于是營利性企業提供，導致服務質量沒有達到農戶期望，滿意程度較低。而通過政府渠道的信貸服務可能利率較低，農戶對其滿意度較高。

從上文分析結果來看，影響農業服務滿意因素主要是年齡、文化程度、種植年限、種植規模以及農業服務渠道選擇方式等特征。其中種植年限、種植規模以及農業服務渠道選擇方式影響大部分的農業服務滿意度。生產支出、家庭收入以及性別等只影響一項服務的滿意度。影響農戶對農業服務滿意度的因素是種植年限、規模和農業服務提供的組織。

3 研究結論與政策含義

3.1 研究結論

從農戶渠道選擇現狀看，農戶對種苗、農機、知識技術、市場信息、信貸以及金融政策的選擇渠道主要是以政府部門為主，具有較強的趨同性。主要原因是新疆處于西部大開發地區，國家政策扶持力度較大，由政府部門所組成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較多，服務力度全面。農戶比較信賴政府提供的服務，服務滿意度較高。而農資為化肥、農藥、塑料等生產資料，多為便利品和易耗品、產品種類繁多，農戶主要依靠企業市場渠道進行購買，農戶對農資的滿意度也較高。但是，服務渠道以政府部門為主體，在農業產業化經營程度上缺乏由農戶所組成的農業合作集體組織和龍頭企業。眾多研究學者表明，農業合作組織與龍頭企業是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矛盾的關鍵，也是實施產業化經營和市場化進程的關鍵?；谛陆⒖颂K地區紅棗產業發展情況，農戶對政府依賴性太強。整個產業沒有形成以農戶為主體，龍頭企業為依托的高度市場化體系，整個紅棗產業化經營還沒有成熟起來。

實證研究表明，農業服務的選擇渠道之所以趨同，主要局限于當前地區市場化程度。而農戶對農業服務表現出較高滿意度，其影響因素主要涉及農戶自身約束。對多項農業社會化服務項目的滿意度分析，不同資源稟賦的農戶對農業服務滿意程度不同。文中對9種農業社會化服務項目滿意程度少有影響的是性別、生產支出以及家庭收入，影響農業服務滿意程度的主導因素是種植年限、種植規模以及農業服務渠道選擇方式。不同農業社會化服務項目滿意程度的影響因素又有差別，不盡相同。

3.2 政策含義

（1）研究表明，農戶對農業服務渠道選擇具有趨同性，以政府為主，市場化程度不強。農業服務基于政府組織形態，自由化企業市場組織發展態勢受限，產品流通方式在于政府統購統銷，對政府的依賴性太強，農戶無法直接了解市場信息。政府應大力加強以農戶為主體的農業合作集體組織建設，通過合作組織貫穿于農業的產前、產中和產后，弱化政府的作用，積極加強農戶市場化參與程度，形成農戶與市場“購”“銷”雙層接軌，使農戶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主體。通過農業合作集體組織建設，加大市場化進程，有助于使農民的經濟行為向“購”、“銷”兩個領域延伸，鞏固農戶的市場經濟主體地位。建立“生產在戶，服務在社”的合作形式，增強合作社的橫向合作與縱向選擇。橫向合作提高農戶對初級產品的談判力和議價能力，縱向選擇主要是通過農戶引進加工企業，使整個產業鏈向后延伸，提高產品的后續價值增值。

（2）積極加強西部欠發達地區龍頭企業建設。實施產業化經營必須依托于龍頭企業，通過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實現產、供、銷一體化。吸引其它大中小型企業進入西部地區，通過實施產前、產中、產后服務，把農戶與農戶、農戶與市場聯結起來，提高產業化經營水平。促進整個西部地區的產業化發展，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使農村經濟得以穩固可持續發展。

（3）根據不同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項目制定不同的項目推廣計劃。根據不同的農業服務特點，結合紅棗種植農戶自身條件約束制定服務計劃。不同農業服務滿意度因素差距告訴我們，結合農戶自身特點才是全面提高農業各項服務水平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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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農業合作社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身份農民；職業農民；農民市民化；演進路徑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27-0043-02

農民這一概念，不是一個永恒不變的概念。它的內涵隨著歷史、文化和制度的變遷不斷深化發展，在每一個時代背景下，都有著特定的含義。中國農民內涵沿著原始“農民”、個體農民、身份農民和職業農民的路徑，逐步邁向居村農民市民化進程。

一、農民概念中的職業屬性是自然的、分工的結果

在原始社會，由于工具落后和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更多地是向自然索取，從事采集野果和狩獵的活動。隨著對自然的認識，對養殖動物技術的提高，人們逐漸掌握了種植業和養殖業的規律，于是人們開始定居下來，專門從事農牧業活動。這就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大的分工。這次大的分工對于人類生存、生產力的提高和社會的進步具有十分深遠的有歷史意義。相應地，原始的流動的“狩獵人”開始向定居的“農民”轉化，農民階級逐漸形成。在《現代漢語辭?！分校r民是“長時期參加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在《經濟大辭典》中將農民定義為“農民是個人或集體部分占有生產資料，從事農業勞動為主的人?！边@些定義都是側重農民是一個職業的定義，就像工人從事工業生產因而成為工人那樣，農民因為從事農業生產因而才成為農民，從職業定義上看，農民和工人沒有本質的區別，更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馬克思指出：“自耕農的自由所有權，對小生產來說，在這種生產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個自由的土地所有者，還是一個隸屬農民，總是獨立地作為孤立的勞動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土地的所有權是這種生產方式充分發展的必要條件，在這里，土地的所有權是個人獨立發展的基礎。它也是農業本身發展的一個必要的過渡階段?！盵1]此時的農民階級又是封閉的、落后的?！懊恳粋€農戶差不多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的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我們這里所說的小農，是指小塊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這塊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種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養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這個小農，也如小手工業一樣，是在握有自己的勞動資料這點上不同于現代無產者的一種工人，是一種屬于過去的生產方式的殘余?！盵2] 在上述農民內涵中，農民的概念是限于職業屬性的，是指從事農業生產的社會成員。

二、農民概念中的身份屬性是人為的、強加的后果

在西方語匯中，涉及農民的詞匯還有一個詞是peasant。劉文紀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該詞來源于古法語，是由古拉丁語pagus派生，意思是“異教徒、未開化者、墮落者”，帶有強烈的貶義，是對卑賤者的貶稱。在古英語中peasant可作動詞用，意思是“附庸、奴役”，而作名詞時還兼有“流氓、壞蛋”的意思。因而peasant是代表一種低下的身份。因為當時卑賤者大多種田，這個詞就與農業有了聯系。不僅英、法、拉丁語如此，俄語、波蘭語等歐洲語言中農民的詞匯也有類似的特點。與此相對應的另外一個英語詞匯是Farmer，是一個職業的概念，指的是經營農場和農業的人。這個概念與漁民、工匠、商人等職業并列。秦暉主張參照“工商業者”、“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之類的稱呼，把Farmer譯作“農業者”。從語言上考證，Farmer以Farm（耕種土地）為詞根，強調的是職業的含義，農民作為人類分工的結果，首先是體現它的職業屬性。長期以來，中國農民是身份農民而不是職業農民。1958年1月《戶口管理條例》實施后，農民與農村戶口緊密相連，固定為戶口意義上的農民，為農民緊緊貼上了身份上的標簽。農民與“貧窮”、“落后”、“弱勢”劃等號，成為“二等公民”。

三、由身份農民回歸到職業農民是發展現代農業的理性選擇

農業現代化要求農業內部要搞好分工，只有細致的分工才能有更高的效率，因此分工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前提。分工包括人才的分工，要求農民由通才向專才轉變。職業農民的產生和壯大是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要求。職業農民包括職業的種地農民、職業的畜牧養殖人、職業的農業經紀人等。在發達國家，與農業現代化發展相對應的農民是職業農民，他們擁有相當規模的土地，用現代化的農業工具從事農業生產，通過農業合作社等方式組織起來進入市場，農業經濟效益比較高，農民收入水平與城市居民沒有太大的區別，甚至有的還高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就發達國家的農民現存境況看，雖然仍留有少數農民，但很明顯，他們的身份意義已經完全被職業意義取代，不再是卑賤的社會地位和不易擺脫的低下身份。目前中國農民素質普遍不高。在城鎮化快速進程中，中國有文化的、年輕的農民大量涌向城市，留在農村的是“993861”（老人、婦女、兒童）部隊，由這些老弱病殘的人搞農業，為中國未來現代農業的發展埋下了深深的隱患。要讓一部分熱愛農業、懂農業的人去經營農業，獲得比較高的農業收入。中國農業現代化要求推動身份農民向職業農民轉化，在發展現代農業，推進農業現代化大背景下，當前培養職業農民十分重要和緊迫?，F代農業呼喚“職業農民”，只有建立一支熱愛農業、鐘情農業、精通農業的“職業農民”隊伍，農民小康、農業增效、農村繁榮才有真正的希望[3]。

第6篇：農業合作社的含義范文

在山東濟南，有一家老牌育苗場，它的名字叫“濟南偉麗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偉麗種苗”）。公司成立于2000年，建有高標準節能型育苗專用日光溫室、智能連棟溫室面積達6.7萬m2，種植示范面積達300畝（20 hm2）。經過多年的創新發展，“偉麗種苗”已經成為用戶信賴的優質品牌，倍受好評。近日，本刊記者走進偉麗種苗場，親身感受到“小種苗，大產業，綜合體”的真正含義所在。

以科技為引領

偉麗種苗的張偉麗總經理介紹說，偉業種苗一直致力于嫁接苗原創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力爭打造一個育種、育苗、種植、示范推廣和產品流通有機銜接的現代農業綜合體。對于育苗來說，生產設施是非常關鍵的。偉麗種苗興建了新的育苗場，其中新建了6000 m2的節能育苗日光溫室，20000 m2的周年育苗連棟溫室，并于2016年全部投入生產。

在南區的連棟溫室中，記者看到了通風開窗系統、內外遮陽系統、水肥一體化系統、LED補光燈、可移動式苗床、自動播種流水線、嫁接操作系統等自動化裝備。張偉麗說，育苗溫室對環境調控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因為種苗種植的密度高，若有1株種苗患病，會很快蔓延傳染，所以從種子處理開始，偉麗種苗就有一整套完善的病蟲害防控體系，并通過物聯網實時獲取的數據，利用自動化裝備進行利于種苗生長的環境調控。目前種苗工廠化生產的人工成本占總成本的35%～40%，所以要積極把傳統育苗模式向自動化育苗生產轉化，溫室中苗床都設計為可調節式的，方便下一步把潮汐式灌溉系統應用到育苗生產中，這樣可以把人工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降低勞動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使農業生產精準化、智能化。

在育苗場中的日光溫室（長100 m，跨13 m）中，記者看到偉麗種苗采用了白色遮陽網，這種新型白色遮陽網叫做“明涼膜”，明涼膜于2017年3月在偉麗種苗場進行性能測試，測試結果表明，明涼膜解決了遮陽網過度遮光的問題，并在保證充足光照的條件下有效地降溫，為植物提供適宜的溫光環境。

接著說一說育苗溫室的加溫問題。在北方，冬季加溫能耗高，那么如何在高能耗的前提下，高效率利用熱能來進行育苗生產呢？偉麗種苗在苗床的一端設置有暖風機，與暖風機連接的綠色風帶從苗床下通過，由于風帶上面均勻分布著孔洞，當暖風機開始工作時，熱氣會從孔洞中分散出來，熱氣團向上升，苗床上的種苗就可以有效地利用熱量來完成茁壯成長的大任。

張偉麗還介紹說，偉麗種苗制定了西瓜、番茄、辣（甜）椒、黃瓜、甜瓜等8項省級嫁接育苗規程，原創和引進了多項嫁接育苗技術，如南瓜葉片減半、甜瓜雙斷根等，極大地促進山東省乃至全國集約化嫁接育苗的發展。偉麗種苗已經實現了栽培技術穩定和規模化生產，并圍繞“嫁接愈合”“花芽分化”等做了嫁接技術的新突破，使種苗具有高產、抗病、早熟等優點。

以服務為導向

偉麗種苗于2014年12月成立了山東省偉麗種苗科學研究院，張偉麗出任院長。研究院主要以蔬菜新品種選育、集約化育苗的技術研發、創新與推廣、設施設備的研發等為主要發展宗旨。研究院整合行業資源，突出自主創新，品牌化產品，產業化運作生產。研究院下設育種、育苗研究中心、實驗農場等機構，運用現代化育種、育苗新技術，結合推廣育種、育苗科技新成果，研究、開發、培育優良種苗，著力培養與引進育苗相關多領域的專家及人才，建立一支科技創新型人才隊伍，為各育苗場提供技術指導、咨詢、示范、培訓等服務，在種苗企業間實現先進的生產技術、資訊、設施裝備等多方面信息的共享。

經過多年的發展壯大，偉麗種苗可從多作物種類、不同季節、遠距離、產量、個性化苗、特色砧木等方面，根據客戶需求量身定制嫁接苗生產方案。旨在解決部分蔬菜種植區區域性嫁接技術不成熟、無嫁接相關人才、嫁接質量差、特殊作物嫁接困難、當地氣候不支持等問題。

偉麗種苗的示范種植區承擔著新品種、新技術、新模式、新裝備、新農肥等農業生產資料的試驗示范工作，并與廣大農民和農業合作社創立合作聯社，進行標準化種植，在示范推廣的同時，引領農產品的流通，促進農業體驗消費。作為產業鏈的延伸，偉麗種苗不僅可以是摸清市場需求，及時更新生產內容，同時還可以為消費者第一時間提供新鮮的特色瓜果。

在“種苗、種植、消費”產業鏈對接上，偉麗種苗建立了一套適合中國實際的蔬菜育苗“園區規劃建設”和“生產運營”標準體系，形成育種-種苗-種植-示范推廣-流通-消費的產業鏈，能夠在全國不同區域復制推廣，為不同地區的育苗場提供行之有效的種植技術和經營思路，帶動行業健康持續發展。

以誠信為宗旨

在現代社會經濟中，誠信不僅僅是道德規范，也是能夠為企業帶來經濟效益的重要資源，更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基石。濟南偉麗以“依科技求發展，靠誠信創偉業”的科學發展觀，收獲了一大批的忠實鐵粉，年訂單式育苗量達6000萬株的事實就是最好的證明。在育苗溫室，記者看到2位前來購苗的種植戶，經了解，2位種植戶來自河南，之前已經下訂單預定了一批西瓜苗，并也已收苗，現在又流轉了一些土地，于是想再購買一批種苗，但是偉麗的種苗太過緊俏，就只能等等看，看看是否會有訂單外富余的種苗。種植戶說，偉麗種苗的信譽度好，種苗的質量高，不僅種苗的成活率高，還減少了病蟲害，大大降低了農藥的施用量，提高了產品的產量和品質，同時也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而且如果在運輸途中或是在定植時有幾株損傷的種苗，偉麗種苗也會免費為大家補齊。已經和偉麗種苗合作幾年了，苗子的質量有保障，就認偉麗種苗的品牌。

偉麗種苗的信譽度、美譽度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是所有偉麗人通過十幾年的踏踏實實做人、勤勤懇懇做事所得來的，偉麗種苗的誠信贏得了種植戶們的尊重和信賴。

結束語

隨著工廠化育苗的普及，越來越多的菜農種植蔬菜依賴于育苗廠，但是育苗廠獲得品種資源的渠道多種多樣，優劣好壞存在風險，另外，育苗廠規模不同，育出的種苗也有差異。 但是對于菜農來說，種苗的質量直接關乎一年的收成，所以選擇一家技術強、服務優的育苗工廠就顯得尤為重要。

第7篇：農業合作社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蕪湖市；生鮮農產品物流；發展

中圖分類號：F259.27 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With the driven effect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the development of Wanjiang city belt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As the core of Wanjiang city belt with industrial transfer demonstration area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Anhui province， Wuhu city became the national logistics standardization pilot cities in 2015. The study of Wuhu city's development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logistics path shows strong reality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Wuhu city，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draws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mature agricultural logistics， and finally constructs the logistics system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Wuhu city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logistics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Wuhu city.

Key words： Wuhu city；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logistics； development

1 生鮮農產品物流的相關概念

1.1 生鮮農產品的概念界定

迄今為止，對于生鮮農產品的涵義界定仍未形成統一的認識?！度珖咝术r活農產品流通“綠色通道”建設實施方案》將鮮活農產品的范圍界定為：新鮮蔬菜、水果，鮮活水產品，活的畜禽，新鮮的肉、蛋、奶。畜禽、水產品、瓜果、蔬菜、肉、蛋、奶等的深加工產品及花、草、苗木、糧食等，不屬于鮮活農產品范圍。

本文所涉及的生鮮農產品是指沒有或經過清洗、修整、切割、分級、包裝等初級加工的生鮮食品，在常溫下不能長期的保存，一般包括水果、蔬菜、肉類、水產品、禽蛋等農畜產品。生鮮農產品表現為以下特性：鮮活性、易腐性；季節性、區域性、周期性、風險性；需求量大；價格波動大、市場風險高；貨架期短。

1.2 生鮮農產品物流的含義和特點

1.2.1 生鮮農產品物流的含義

生鮮農產品物流是農村物流的主要內容之一，《中國物流發展報告》將生鮮農產品物流定義為：是對生鮮農產品生產資料的采購和生鮮農產品生產、加工、儲運、分銷、配送等從生產地到消費者手中的產品全壽命周期的控制與管理。

生鮮農產品物流是實現、保持和提高產品產后價值的重要環節。生鮮農產品物流就是要實現“貨暢其流、物盡其值”，以創造鮮活農產品空間效用、時間效用和形質效用。

1.2.2 生鮮農產品物流的特點

生鮮農產品具有其獨特的自然屬性和供求特性，從而使生鮮農產品物流表現出明顯特征：

第一，生鮮農產品物流數量大，品種多，資產專用性高。

第二，生鮮農產品物流難度大、R敵鄖??！靶孿省筆巧鮮農產品的生命和價值所在，但由于生鮮農產品保鮮期相對較短，極易腐爛變質，這大大提高了對倉儲、包裝、運輸等環節的技術要求。

第三，生鮮農產品物流包裝難、運輸難、倉儲難。一方面，其運輸、儲藏、加工和裝卸要求都比較高，要充分考慮其形態、腐變性、串味性、抗震耐壓性、通風透氣性和吸潮吸濕性等特點，以保證在物流過程中不變質、不污染；另一方面，由于農產品價格較低，要使其具有一定的市場競爭力，必須在包裝、運輸、儲藏及裝卸等環節上認真研究、統籌考慮，盡可能降低物流成本。

第四，加工增值是生鮮農產品物流的重要內容。因此，在物流過程中，一定要做到產品增值和物流增值，主要體現在生鮮農產品加工轉化與加工配送。

2 蕪湖市生鮮農產品物流發展概況及問題分析

2.1 蕪湖市生鮮農產品物流發展現狀

十二五期間，蕪湖市承接產業轉移成效明顯，累計實際利用省外資金4 200億元，實際利用外資82.7億美元。對外開放合作全面拓展，蕪湖綜合保稅區成功獲批，蕪湖港躋身億噸大港。2015年，蕪湖市成為全國物流標準化城市先行區和智慧物流的實驗區，一批物流中心、物流基地項目正全力推進。蕪湖市2015年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實現增加值95.28億元，占服務業增加值和GDP的比重分別為10.2%、3.9%。

與此同時，蕪湖市農業蓬勃發展。2015年，全年糧食種植面積206 557公頃，油料種植面積47 142公頃，棉花種植面積34 956公頃。糧食產量143.43萬噸，比上年增產3.6%；油料產量13.14萬噸；棉花產量4.39萬噸；蔬菜產量153.6萬噸，增產6.8%。肉類產量16.18萬噸，增長3.9%；水產品產量17.06萬噸，增長1.9%。年銷售收入億元以上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達25家，蕪湖市成為全國農產品現代流通綜合試點市。新增家庭農場927家，農民專業合作社225家，無為縣獲批國家級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縣。

蕪湖市生鮮農產品市場已形成多方位、多渠道的流通格局。三產穩步增加，為生鮮農產品物流的發展提供經濟支撐；生鮮農產品種類多樣、產量豐富，為生鮮農產品物流發展提品基礎；現代物流業的不斷提升為蕪湖市生鮮農產品物流發展創造優良條件。然而，蕪湖市生鮮農產品物流發展依然存在若干問題。

2.2 蕪湖市生鮮農產品物流發展問題分析

2.2.1 生鮮農產品物流基礎設施配套不完善，流通主體專業化與組織化程度較低

蕪湖市生鮮農產品物流需求日益增長，現有的物流基礎設施雖有所改善，但仍顯不足。第一，鄉鎮系統尚未形成完善的交通網絡體系，沒有形成多式聯運交通網絡，運輸工具、運輸方式、運輸裝備總體相對落后，特別是大多數運輸車輛仍以普通車輛為主，冷運率只占到總運率的6.4%～15.2%；第二，物流倉儲設施專業化與現代化程度較低，立體和低溫倉庫等數量較少，無法滿足生鮮農產品的存儲需求；第三，物流園區發展不健全，配送中心規模有限，輻射范圍較小。

在蕪湖，生鮮農產品流通主體雖然數量大，但大多實力規模有限，生鮮農產品的現代交易方式如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銷售、農村經紀人幫助銷售、網上交易等方式所占比例較小，盡管農產品利益聯結機制不斷完善，物流主體呈現了多元化的發展傾向，但從規模上仍然難以滿足市場和現代物流企業的需要。

2.2.2 生鮮農產品流通渠道保鮮能力較低，深加工程度低，增值能力弱

“新鮮”是生鮮農產品的價值和質量保障，由于生鮮農產品的特殊性質，生鮮農產品對流通渠道的保鮮條件和交易時間都有很高的要求。一方面，蕪湖市生鮮農產品的流通渠道大多要經過多個環節，生鮮農產品生產者―產地批發市場―運銷商―銷售地批發市場―零售商―消費者，業務流程過長，農產品要多次被裝卸、倉儲、運輸，以多式聯運為基礎的物流服務普及率較低；另一方面，生鮮農產品儲藏保鮮技術水平低下，很多生鮮農產品產地忽視農產品采摘后的保鮮儲備，大多數生鮮農產品在流通渠道中是以常溫物流或自然物流形式進行流通，導致水果、蔬菜等農副產品在采摘、運輸、儲運等流通環節的損失率達25%～30%，保鮮儲藏比例不到20%，加工比例不到10%，糧食平均損失也有14.8%。一些生鮮農產品售價中甚至有高達7成是用來補償物流過程中損失的貨物價值，進而造成生鮮農產品流通渠道成本較高。

另外，發達國家把產后貯藏加工保鮮放在農業發展的首要位置，如美國農業總投入的30%用于生產，70%用于產后加工保鮮；意大利、荷蘭農產品保鮮產業化率為60%，而日本則大于70%。產后產值與采收時自然產值比，美國為3.7∶1，日本2.2∶1，而我國僅為0.38∶1。蕪湖市生鮮農產品深加工程度較低，其加工產值僅占農業產值的20%，致使絕大多數農產品未經加工或僅經過簡單的粗加工后就進入消費市場，生鮮農產品附加值較低。

2.2.3 生鮮農產品物流社會化程度不高，第三方物流服務水平較低，尚未形成有效的生鮮農產品供應鏈

蕪湖市提供生鮮農產品物流服務的企業規模和專業性仍處于發展的階段，行業之間協作性較差，物流服務的集約化程度不高，自營物流仍是主流，返程空車率較高，阻礙了社會物流資源的優化配置；蕪湖市第三方物流主要是省內、省際以及國內其它地區的一些運輸專線，主要提供運輸和倉儲服務，對于物流綜合服務，特別是生鮮農產品冷鏈物流服務提供得較少，對銷售融資、貨物質押、銷售渠道拓展等增值項目的開發力度較小。生鮮農產品交易基本處于供、產、銷脫離狀態，長期以一家一戶的形式存在，未形成有效完整的供應鏈，呈現出“小規模、大市場”的運作模式。

2.2.4 生鮮農產品物流信息體系不健全，行業物流信息流通效率不高

生鮮農產品物流主體重要組成部分為農村地區，農村網絡信息化依然在普及，寬帶用戶數量比例不高，農民的信息意識還較淡薄。蕪湖市特色農產品較多，特別是四縣地區，雖然大部分建立農產品網頁，較大型的農產品批發市場都建立了自己的電子商務平臺，但是這些實際運作中的農產品電子商務網站，更多的還是信息，展示企業形象，沒有起到真正的交易作用。涉農信息Y源整合不夠，缺乏一個把政府、市場、客戶和生產者連接起來的網絡，市場供求信息不能快速傳遞，整個農產品物流過程的信息鏈是阻斷的，信息資源不能共享。

2.2.5 缺乏專業的生鮮農產品物流人才，供需矛盾突出

蕪湖市現有從事生鮮農產品物流工作的人員大多來自原有的運輸、倉儲、貨運、貿易等部門，缺乏專業的生鮮農產品物流作業一體化運營的復合型人才，尤其是對物流方案的設計、有效使用物聯網和互聯網的人才。社會上也缺乏專業的生鮮農產品物流咨詢機構，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物流需求。

3 國外農產品物流發展分析及經驗借鑒

3.1 國外農產品物流發展分析

3.1.1 美 國

美國農業生產和貿易居于世界領先地位，擁有一個龐大、通暢、復合、高效的農產品物流體系。美國生鮮農產品主要流通方式是通過超市到達消費者，一小部分通過批發市場或者對外貿易銷售到零售商和貿易商，還有一部分直接銷售到消費者手中（如圖1所示）。

生鮮農產品物流特點主要表現在：

第一，生鮮農產品物流的基礎設施發達。美國的交通運輸設施十分完備，公路、鐵路、水運四通八達，通訊設施和網絡發達，儲運設備的機械化水平高。

第二，擁有發達的農業信息流基礎。農業生產數據和信息的收集、傳播和共享為美國農產品物流的發展提供了及時準確的信息。

第三，生鮮農產品物流服務的社會化程度高。美國已經建立起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無論是物流的哪個環節，只要農民有需要，就會有專門的部門提供服務。

第四，政府發揮積極的調控作用。政府對農民生產不加直接干涉，但對公共領域卻有嚴格而有力的規范性措施，為生鮮農產品物流發展提供了相應的優惠政策。

3.1.2 荷 蘭

荷蘭位于歐洲的中心地區，它充分利用這一有利條件發展農業物流，向世界各地配送優質農產品。荷蘭是世界奶牛大國、蔬菜大國和花卉王國，農產品出口量居世界第三位。荷蘭的公路上的貨運車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車輛是載運農產品和食品，以向世界各地提供及時有效的物流服務（如圖2所示）。

荷蘭農產品物流發展的特點主要表現在：

第一，建立電子虛擬的農產品供應鏈。通過網絡連接農業生產資料供應商、生產商、批發商、零售商，形成農業供應鏈。通過電子化農業產品交易市場向全球許多國家的廣大客戶和消費者提供服務。

第二，建設先進的農產品物流中心，積極發展冷鏈物流。農業物流的城市中心主要是協調聯運物流中心，如經營糧食、魚、肉、水果等貨物運輸的鹿特丹；專門從事進出口可可豆的阿姆斯特丹港。荷蘭的冷鏈物流非常發達，人均制冷和冷凍容積量位居世界第一，這一行業的公司大都具有現代化的制冷和冷凍技術設備，充分保證高質量的農產品的運輸、儲存和配送服務。

3.1.3 日 本

日本農產品幾乎都是“以小搏大”的農產品物流發展模式。日本由于人多地少，自然資源有限，很難實現農產品物流的組織化、集約化和規模化，為了解決小而分散的生產規模，降低農戶單獨進入市場的風險和交易成本，他們非常注重發揮農業協會的作用，并形成了以“海島模式”為特點的蔬菜物流模式（如圖3所示），通過建立以中心批發市場為核心的農產品物流體系，有效保障城市的農產品供應。

日本農產品物流特點主要表現在：

第一，政府主導、建設和完善物流基礎設施。為了扶持物流產業的發展，日本從本國國情出發，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包括高速公路網、新干線鐵路運輸網、沿海港灣設施、航空樞紐港、流通聚集地在內的各種基礎設施建設，這為農產品的輸出和輸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第二，加強農產品市場的硬件設施建設。日本農產品批發市場的開設實行嚴格的審批制度，中央批發市場、地方批發市場以及其他批發市場需根據《批發市場法》和各種條例進行建設。市場開設者主要是地方公共團體、株式會社、農協、漁協等。

第三，農業合作組織是發展農產物流的主要力量。批發市場中最主要的產地供貨團體是農協，農產品生產總量的80%

～90%是經由批發市場后與消費者見面的。農協利用自己的組織系統，以及擁有保鮮、加工、包裝、運輸、信息網絡等現代化技術優勢，將農民生產的農產品集中起來，進行統一銷售，擔當了生產者與批發商之間的中介。日本農協為農民、農業和農村提供全程服務，其為農民服務不以盈利為目的。生產者、農協和批發商三者之間的委托銷售關系是一種以高度信賴為基礎的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

3.2 國外農產品物流發展的經驗借鑒

通過分析比較美國、荷蘭、日本生鮮農產品物流發展的現狀及特點可以看出，由于每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農業生產特點、現代物流的發展階段和背景不同，其生鮮農產品物流的發展存在著差異性。因此，發展生鮮農產品物流要根據區域現代物流發展的階段和背景、物流基礎設施的建設情況等特點，不能盲目的照搬照抄，盲目的規劃建設，導致物流業態的單一化。

但是，國外農產品物流的成功驗還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比如不斷地建設和完善物流基礎設施，加強生鮮農產品市場的硬件設施建設，科學設置流通網店；積極發揮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作用；積極建設生鮮農產品公共信息平臺；以及政府要發揮積極的調控作用，鼓勵生鮮農產品物流業的發展，并提供相應的政策扶持。

4 蕪湖市生鮮農產品物流體系構建模式

4.1 蕪湖市生鮮農產品物流體系構建

蕪湖市利用國家大力支持和發展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合蕪蚌自主創新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建設的契機，著重整合生鮮農產品物流資源，優化生鮮農產品物流業產業結構，構建與皖江城市帶物流業緊密配套的生鮮農產品物流聯動體系。進一步加大對生鮮農產品物流的規劃、引導和支持，創建寬松、適宜的政策環境，并盡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建設，鼓勵蕪湖市生鮮農產品物流的發展。

蕪湖市生鮮農產品物流體系可由宏觀和微觀兩部分構成（如表1所示）：

4.2 蕪湖市生鮮農產品物流體系構建模式

4.2.1 管理模式

20世紀90年代以來，供應鏈管理已成為學術界和實業界關注的熱門話題。供應鏈管理所強調的快速反應市場需求、戰略管理、高柔性、低風險等優勢，可以滿足人們對農產品日益提高的要求。蕪湖市生鮮農產品物流發展供應鏈管理模式是必然的趨勢。

蕪湖市生鮮農產品供應鏈的構建關鍵在于培育核心企業。另外，對蕪湖市生鮮農產品供應鏈的構建來說，生鮮農產品供應鏈各組織之間的相互選擇和關系的確立以及維護關系的穩定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時，還要確定供應鏈不同節點企業之間的不同關系、類型、關系的緊密程度和聯系方式。

4.2.2 運作模式

所謂生鮮農產品物流供應鏈運作是指生鮮農產品的物流主體、物流渠道和物流功能都由生鮮農產品的供應鏈決定，供應鏈主體是物流需求主體，物流節點即為供應鏈主體的經營所在地，物流活動的組織則由各節點功能特點決定。

適合蕪湖市生鮮農產品物流發展的運作模式為二段式供應鏈。生鮮農產品物流的起始點是農田（肉類、水產品則為養殖場），運至銷地批發市場，這是生鮮農產品第一段物流。這一段物流主要由生鮮農產品行業協會組織。從銷地批發市場到各個零售終端也就是超級市場是生鮮農產品的第二階段物流，這一階段物流主要由銷地批發商組織配送至各個零售終端。物流模式可以采取第三方配送中心模式。

5 促進蕪湖市生鮮農產品物流發展措施建議

5.1 完善生鮮農產品物流基礎設施，打造皖江多式聯運節點，培育與壯大多層次生鮮農產品流通主體

首先，不斷完善運輸網絡，提高公路網的通達深度和能力，確保農產品的運輸道路暢通無阻、貨暢其流。規劃提升灣石路、通江大道的公路技術等級，加強蕪湖中心城區與蕪湖縣、南陵縣、繁昌縣和無為縣城區的交通聯系，進一步發揮內河航運優勢，發揮長江航運的作用，形成層次清晰、網絡化、市域全覆蓋的市域城鄉交通一體化網絡。

其次，在生鮮農產品物流中用“互聯網+”改造傳統的運輸服務業，著重發展多式聯運。優化多式聯運節點，重點要以城南中國蕪湖商品博覽城和農副產品批發市場建設為契機，建設集裝箱多式聯運中轉設施和連接公路、鐵路、水運等三種方式的轉運設施，加強縣區、開發區的交通流和經濟流之間的聯系，形成具有一定輻射范圍和市場影響力的區域性商品集散樞紐，打造成為皖江重要的多式聯運樞紐節點。

再次，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多元化的辦法，打破所有制、地域、行業界限，盡快培育有效的生鮮農產品物流主體，根據蕪湖市現有情況，可發展以下幾種物流主體：傳統的生鮮農產品批發市場，在流通市場內部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檢疫監測中心，為農產品貿易發展服務；大力發展生鮮超市，加快蕪湖市區“15分鐘生活服務圈”建設；培養龍頭企業，發揮龍頭企業的作用，鼓勵龍頭企業進行內部各環節的整合優化；發展代表農民利益的生鮮農產品物流中介組織，借鑒發達國家“農民合作社”的先例，以農民合作組織的形式專門從事生鮮農產品的運銷。

5.2 大力發展生鮮農產品冷鏈物流，提高生鮮農產品加工環節增值能力及效率

針對鮮活、易腐、高附加值的生鮮農產品，建設完整的冷鏈系統，與生鮮產品銷售商結盟，按條塊開展冷藏及運輸服務；與同行業進行合作整合，開展第三方冷藏物流業務；與連鎖商業業態的銷售結盟，開展區域性冷藏物流配送業務。要注意冷鏈系統整體性，給顧客提供安全可靠的新鮮農副產品。建設完善農副產品物流配送中心，主要包括皖南r批市場冷鏈物流園、清水和城南冷鮮物流中心、繁陽冷鮮物流中心、灣b冷鮮物流中心、籍山冷鮮物流中心分別為市區與四縣提供生鮮農副產品加工配送。

提高生鮮農產品附加價值的關鍵在于對生鮮農產品進一步深層次的加工。提高深加工業能力和水平。加大技術攻關力度，積極引進國內外先進技術、工藝、設備，提高生鮮農產品加工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實現生鮮農產品加工轉化增值有效途徑在于培育和發展一批有基礎、有優勢、有特色、有前景的龍頭企業。龍頭企業可以通過規模經營，輻射和帶動廣大農戶，加工轉化生鮮農產品，將相對過剩的生鮮農產品加工轉化為能夠進入市場實現大幅度增值的產品。

5.3 推動物流運營模式多樣化，特別是發展第三方生鮮農產品物流服務，促進生鮮農產品供應鏈的大力發展

不同生鮮農產品在運營過程中的技術要求也有差異，應根據自身情況，完善市場細分，創新生鮮農產品物流機制，實現物流模式的多樣化運營。一是供應鏈加電子商務發展模式，使批發市場、超市直接與快遞公司結對共贏。二是推廣以多式聯運為主體的物流服務體系，科學布局和合理規劃物流網店。三是完善農村商品流通骨干網絡和服務體系，暢通“工業品下鄉、農產品進城”通道，“十三五”期間，建設連鎖超市100家、社區鄰里中心50家、鄉鎮商貿中心10個、商品配送中心4個，建設改造縣鄉農貿市場10座。

重點發展第三方生鮮農產品物流服務。發展第三方生鮮農產品物流不但有利于保持農產品的“生鮮”，節約大量交易成本，保障供應的及時性，而且還有利于擴大生鮮農產品的流通半徑和流通量，使得在生鮮農產品倉儲業、加工業、運輸公司、配送中心以及零售商等各部門之間，形成表面上是各個獨立的組織實體，而實際上卻是由他們聯合而成的一個以信息技術作為橋梁和紐帶的虛擬大組織。與此同時，生鮮農產品供應商和經銷商可以將配送轉給第三方物流公司去做，各成員之間可以集中精力開發其專門領域的潛力，從而取得競爭優勢，又通過合作來降低整體的成本，節省的這部分資金可以投入更多服務，達到生鮮農產品的增值。

5.4 加快信息共享與公開建設，構建生鮮農產品物流信息服務平臺，大力推廣生鮮農產品電子商務

第一，在原有農村經濟信息系統的基礎上，加強通訊網絡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實現資源共享、信息共用。目前，蕪湖市寬帶數據網已覆蓋所有縣區、鄉鎮和行政村，所有鄉鎮建立了綜合信息服務站，76個試點村建立了信息服務站和市級以上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優秀農民專業合作社建立了網頁。

第二，建立健全符合農村實際的物流信息平臺。各級政府應結合本地實際，建立健全物流信息平臺，同時打造電子化可視平臺，傳送流動信息，讓農民隨時了解市場信息，根據市場的需要進行生產。蕪湖市通過建設“農村信息化綜合信息服務平臺”、“蕪湖名、特、優、新農產品門戶集群”和“蕪湖農業電子商務平臺”等系統與平臺，積極創新平臺的資源建設和整合利用，拓寬農民專業合作社與市場信息溝通交流。

第三，培育本地農業電子商務企業，積極引導農民使用電子商務，支持農產品電子商務應用平臺建設，構建“互聯網+農業”新業態。不僅與農業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對接，而且直接與種養基地對接，并根據時令的變化，適時推出不同的主題活動，將蕪湖市的特色生鮮農產品通過電子商務平臺銷往全國各地。同時，加強網上宣傳與推介，引導和鼓勵更多生鮮農產品流通主體開展網上交易，活躍生鮮農產品電子商務流通，促進城鄉商品物資雙向交流。

5.5 加強現代農產品物流業人才培養，有針對性地培養生鮮農產品物流專業人才

首先，可建立農業物流教育培訓中心。一些物流專業應根據生鮮農產品物流的特點，例如花卉物流、速凍魚、肉和其它初加工、深加工食品物流，開展以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和家庭農場的經營管理、農業技術應用等為主要內容的技能培訓。加快對生鮮農產品物流專業人員培訓，建立生鮮農產品物流教育培訓中心。

其次，物流人才的培養可以采取正規教育、在崗培訓、崗前培訓相結合的方式。一方面，要擴大高等院校物流本科和研究生的招收規模，培養中高級物流人才；另一方面，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有計劃、有步驟對農業物流行業在職人員開展多層次、多方面的教育和培訓，多渠道提高其管理能力和知識水平，提高農業從業人員的專業技術水平。在實際工作中，可以采用集中辦班和分散授課等方式對農民進行培訓，向廣大農村群眾普及現代物流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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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農業合作社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 都市農業；量化模型；發展路徑選擇；云南安寧

中圖分類號 F3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6）23-0263-04

Abstract Urban agriculture is a new type of agriculture which is based on the city，serves for the city，meets the needs of urban development，and brings into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ning.As a new agriculture form，urban agriculture belongs to multi-function agriculture which is highly merged with primary industry，secondary industry and tertiary industry.The quantitative model of ″2-1″ element balance of urban agriculture was give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urba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Anning City.Finally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urban agriculture belonged to the ecology-dominated，life-production com-pound urban agriculture，and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urba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Anning City.

Key words urban agriculture；quantitative model；development path selection；Anning Yunaan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探索和發展，都市農業已經成為現代都市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新型業態。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口數量的不斷攀升，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城市建設和農業用地之間，及城市經濟和農業產業發展之間出現巨大矛盾，在這種背景下，促使城郊型農業向設施化和集約化方向發展，圍繞城市發展的新型農業業態――都市農業已經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安寧市是云南省重要的工業城市，工業化在云南省名列前茅，但工業區建設對周邊農業生產帶來的影響問題依然突出。隨著安寧市“環境立市、工業強市、城鎮化推動”等戰略的實施，以及滇中大經濟圈的逐步形成，安寧市發展正呈現出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的態勢，農業在全市經濟中比重日益下降。對于如何通過工業反哺農業、城鄉互動發展，在以昆明為都市圈的生態城市建設中脫穎而出，打造出不同于全國各地新興的市民農園、休閑農場、教育農園、高科技農業園區、森林公園、民俗觀光園、民宿農莊等都市農莊的模式，并能提高安寧市八街、青龍、溫泉等地的農業優勢，成功轉型升級安寧市都市農業名片，研究新型都市農業的功能性要素選擇“2-1”概念和適合于安寧市都市農業發展的現狀評價模型，探索安寧市都市農業的發展新模式、新途徑，最終提出解決安寧市都市農業發展問題的方法及對策值得探討。

1 安寧市都市農業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1 現狀

安寧市距昆明主城32 km，國土面積1 321 km2，轄7個鎮2個街道辦事處。作為云南省最大的鋼鐵、磷鹽化工基地，安寧市的工業化程度高于云南省全省平均水平，列西部百縣（市）第5名，連續3年位列云南省縣域經濟發展十強。與其他產業相比，農業在全市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較低，二元結構矛盾較為突出。

2008年，昆明市提出了到2020年要初步實現都市型現代化農業格局的構想，安寧市的區位優勢，以及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有利政策支持的背景下，發展都市農業是安寧市實施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調整農業產業結構，適應安寧市作為昆明主城副中心和安寧市工業快速發展的必由之路。

當前，安寧市都市農業的發展模式仍然處于農業區位理論下的城郊型農業向現代都市農業轉變的過程當中，早年主要以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農業服務業（其他）為區域支柱產業，按照安寧市的土地使用劃分，傳統城郊型農業突出的生產功能依然非常突出，比如其種植業中，糧食、油料、烤煙等低產值作物播種面積依然不低。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傳統的糧食生產逐漸被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取代，“滇之紅”紅梨、安寧淺水藕、安寧彎蔥、八街食用玫瑰、縣街甘蘭等特色果蔬生產逐漸成為安寧農業的名片，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經營方式。

1.2 存在的問題

當前，安寧市都市農業尚未形成系統的、科學的規劃，整體農業產業依然沒有完成從傳統的城郊型農業生產方式向現代都市型農業生產方式轉變；都市農業的發展缺乏龍頭企業、農業合作組織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有效引領，安寧市都市農業發展進程中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尚不足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都市農業發展的功能定位和空間分區不盡合理，安寧都市農業發展未充分考慮服務自身和昆明主城區的雙重功能，都市農業的分區存在一定誤區；安寧市都市農業發展配套支持體系不健全，生產力和技術水平與都市型現代農業的要求有差距，缺乏現代都市農業所需的體制和組織形態，農業生產和生活服務性體系缺失顯著，尤其是以鮮活農產品食品安全體系和快速物流缺失問題最為突出。

2 都市農業三大功能“2-1”模型

都市農業基本含義為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功能于一體的現代都市新型產業。在三大功能之間，并不是簡單的融合與加減，而是三大功能的平衡與制衡?，F代農業生產中，生產功能始終與生態功能是相互協作、相互制衡的一對因素，農業產業化必然擠占現有生態資源。同時，農業生產也給生態環境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在一個農業區，如果強調其生態效應，則農業生產必將受到一定的制約，比如退耕還林、退耕還湖等直接限制了規模化、機械化生產，種植品種、養殖規模等也將因為生態要求受到限制[1]。而強調生產功能，都將對區域生態圈帶來損傷，譬如設施農業對生態的影響，現代耕作技術、農藥和化肥的使用，都將對當地土壤和自然水體造成一定的污染等[2-3]。而都市農業突出的生活功能，也與生態功能有一定的相互制衡因素，生活功能需要良好的生態功能作支撐，生態功能則反過來對生活功能提出了較高要求[4]。

2.1 都市農業三大功能“2-1”概念

都市農業與都市息息相關，是有別于傳統的生產型農業，農業區位理論強調的是其生產功能，即依托都市資源，如何實現農業生產的利潤最大化，都市第三空間理論則強調了自然環境對市民生活的重要性，突出了都市農業的生態和生活功能[5]而生產功能次之。從三大功能產生的經濟價值來說，是存在制衡關系的，其中生產、生活功能更多的是對地方經濟發展、個體收益帶來直接增長效應，而生態功能則是弱化了經濟因素，突出的是人類對自然生態環境的補償。許多例子表明，生態功能需要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簡單來說，可看作經濟的負增長。因此，在都市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功能中，可以認定從經濟價值角度來說，三者之間是“2-1”的關系，即生產、生活兩大功能帶來的效益將被生態功能一定程度上抵消（圖1）。

以昆明地區為例，在昆明主城區周邊農業發展過程中，早期強調農業對都市的生產功能，其特點就是滇池水體圍湖造田的工程，周邊大量的農田出現，生產功能突出到最大，但帶來的是自然生態環境的惡化。在后期，農業產出已經不能滿足都市的需要，生產對當地政府和生產個體帶來的收益也被成本上升所抵消，生活功能開始得到重視，農家樂、餐飲服務等大量引入，以此來提高農業的產出價值，而這些都是以犧牲生態功能為代價的，隨著理念的變化，滇池周邊的生態功能被高度重視，種植、養殖大量退出滇池流域，而地方政府還需要花費大量資金來改善生態環境，單從經濟價值角度看，都市農業生產、生活功能和生態功能存在負關聯關系[6]。

2.2 都市農業三大功能“2-1”要素平衡量化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都市農業三大功能之間的關系，制定了三大功能量化指標體系（表1）。通過三者之間的指標量化來分析其中的關系，并以此為安寧都市農業發展路徑選擇和定位。

在上述量化指標體系中，各因素權重和指標賦值均為主觀賦值，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通過上述指標分析，來探索三大功能之間的關系，對于上述功能和要素，需要進行幾點說明。

2.2.1 理想狀態。當三大功能得分相同時，可視為理想化的三位一體都市農業，即生產、生活、生態的完美結合，一般情況下，這種理想狀態不可能出現，多數應表現為偏重哪一種功能的三元復合體。

2.2.2 極端情況。任何一個功能得分為0，可視為極端情況，當生態功能為0時，可視為高度發達農業區，即所有可用土地都為農業用地，極端例子可以以色列沙漠中的農田為例。當生產功能為0時，可視為該區域為都市核心區，已無農業生產，僅有個體化的都市種植設施，相當于都市農業類型中的中心區農業類型。當生活功能為0時，可視為傳統大農業區，相當于北方糧食主產區。如果其中2項為0分，也是極端情況，比如生產、生活功能為0分，其極端例子是青藏高原生態保護無人區或僅有少量人居住的原始森林生態保護區。

2.2.3 較高分值的決策影響。如果生態功能得分較高，而生產生活功能得分較低，表明該都市發展都市農業的理念是建設宜居生態城市，農業生產完全服從城市發展對生態環境的需要[2]，典型例子就是昆明主城區滇池流域的退耕還湖政策。如果生產功能得分較高，生態和生活功能得分較低，除了表面該都市的l展歷程是從傳統農業區發展起來外，更大的可能是管理者目光聚集在工業立市的理念上，在未來城市發展中，農業和第二、三產業的博弈將處于下風，大量農田用地有朝更高效益的工業和居住用地轉變的可能。

2.2.4 量化指標分析模型。對于上述指標及賦值方式，提出如下計算公式。

其中：QPE、QLE代表功能系數；P代表生產功能；L代表生活功能；E代表生態功能；W代表權重；V代表分值。Pi（Wi，Vi）=Wi×Vi，即生產功能因素權重與得分之積；Li（Wi，Vi）=Wi×Vi，即生活功能因素權重與得分之積；Ei（Wi，Vi）=Wi×Vi，即生態功能因素權重與得分之積。

計算出的功能系數，以QPE數值構成橫坐標，QLE數值構成縱坐標，組成橫縱坐標軸圖（圖2），由此來確定該都市農業的功能傾向。

在上述坐標圖中，原點數值為0，表明生產、生活、生態3個功能得分一致，數值1代表生產或者生活功能得分值為生態功能的1倍，表面生態功能比較弱，如果按照最高得分10分計算，則此時生態得分為5分，處于中間值。

以數值1作同心圓，如果象限點落在園內，表面生態功能至少為生產或生活功能得分值1/2以上，越靠近圓心，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功能得分越趨于一致，更為接近三者完美結合的理想狀態。

在同心圓外，表明生態功能急劇惡化，已經完全脫離了都市農業創造第三空間的理念，此時的都市農業需要采取現代保護性都市農業理論的觀點，進行“有計劃地保護的農業”的政策傾向。

QPE、QLE 2項數值為正時，代表生態功能得分低于生產或生活功能得分；為負時，代表生態功能得分高于生產或生活功能得分。

QPE，QLE 2項數值落在各象限的含義：第一象限為以生產、生活功能為主的都市型農業，生態條件較差，生產、生活功能較全，越靠近偏離線，越表明2個功能產生的價值接近；第二象限為以生活、生態為主的都市型農業，生產功能相對較弱，越靠近偏離線，越表明2個功能的協調性較好；第三象限為以生態為主的都市型農業，生產、生產功能相對較弱，越靠近偏離線，越表明生產、生活功能在這一地區接近；第四象限為以生產、生態為主的都市型農業，生活功能相對較弱，越靠近偏離線，越表明2個功能的協調性較好。

2.3 針對量化模型的都市農業發展戰略

根據上述量化模型和計算結果，不同象限內的都市農業發展策略不盡相同，宏觀層面的發展戰略見表2。

3 安寧都市農業“2-1”要素平衡量化分析

根據上述要素平衡量化指標的設定，以及安寧市的都市農業發展現狀，對各個指標要素給出了初步評分（表3）。

根據上述得分，各功能得分：P=5.356，L=6.45，E=5.16

對數據進行分析，見圖3。可以看出，安寧市都市農業現狀處于生態型都市農業，并略微偏重生活型，可以簡單概述為以生態為主的生活-生產復合型都市農業。

4 安寧市都市農業發展戰略路徑選擇

根據安寧市都市農業模式和現狀分析，結合“2-1”要素平衡模型分析的結果，安寧都市農業已經具備生產、生活、生態三位一體的現代都市農業特征，而且具備發展現代都市農業的幾個基本要素：單位產出高；休閑觀光基礎、交通基礎、旅游基礎好；特色產品較豐富；森林覆蓋率高；有較大的水源保護區面積限制工業進入；空氣污染指數低等。同時，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業科技基礎較好，農村勞動力富余，具有部分農業產業組織，農業產業物流基本條件具備，政府支持和政策扶持大，這些都是打造安寧獨具特色都市農業的現實基礎。

但安寧市是以工業為主導產業的城市，一方面農業本身受土地和水資源的限制，農業基數較??；另一方面安寧市的城市化、工業化和環境污染對農業現代化發展造成制約，大昆明目標市場還受到來自周邊縣區的博弈性制約。安寧現代農業發展的道路就是要將以上兩方面結合起來，從優勢中找到目標，從局限性中找到突破口（表4）。

可見，安寧市都市農業發展路徑應與城市、工業以及與人和自然環境等諸方面的因素和諧結合起來。能夠利用和依托都市圈，合理運用現代生產方式和生產條件，對自然環境資源和社會文化資源進行綜合開發利用，重點發展以生態為主的都市農業，不斷延伸產業鏈，通過特色化和差異化經營，取得與競爭對手的博弈均衡，引導和滿足多元化、多層次的都市消費[8]。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安寧市都市農業發展的路徑選擇應該是以下內容。

4.1 猿稚態型都市農業的發展模式

安寧市土地有限，水資源缺乏，但同時也具有良好的生態區。當前，要規劃好農業高新技術區和有機生態農業區，在生態條件好的區域大力發展有機農業，并限制影響有機農業的產業進入。同時，在土地資源較為緊缺，不適宜發展有機農業的區域建設一批高科技農業園區，依托高科技農業設施生產高科技農業產品，并充分發揮其示范帶動作用，以點帶面、以點促面，提高農業的整體科技水平。重點發展種子工程、溫室工程、生物工程、綠色工程，提高農業科技覆蓋率[9]；依托昆明市農業科研院所，提高農業科研水平，加快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提高農業的科技貢獻率。

4.2 走生產生活一體化循環經濟模式

安寧市城市化步伐快，工業發達，第三產業初具規模，農業發展要充分依托城市化和第二、三產業。在縱向一體化方面，農業要與生產資料生產聯合；在橫向一體化方面，專業方向相同的農業企業可以以合作興辦的農產品加工、生產、儲運、銷售和其他服務業而進行經濟聯合[10]。同時，依托的龍頭企業，加速農產品加工企業帶動型、農產品購銷企業帶動型、農業協會（包括農產品專業生產基地農戶的聯合和農民跨區域的行業協會）帶動型、服務組織帶動型等農業產業化經營的組織形式構建。

5 建議

通過對安寧市都市農業的量化分析，在堅持生態型都市農業的發展模式和走生產生活一體化循環經濟模式2種可選擇的路徑下，安寧市應在以農業龍頭企業帶動高效都市農業產業化發展、建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引領都市農業經營、發展面向“昆明都市圈”的特色都市農業、完善支持都市農業發展的政策支撐體系、發揮政府財政資金支持都市農業的引導作用5個方面取得突破，建立具有高原特色的新型都市農業體系。

5.1 科學統籌規劃，形成生產、生活、生態三位一體的現代農業新經濟業態

在安寧都市農業發展定位中，應將安寧農業發展的重點區域八街、溫泉和青龍三地的生活和生態功能優先提出，將農業產業規劃與城市發展規劃有效結合，將安寧市其他經濟業態與農業產業發展相互協調配合，理順都市農業與工業發展的關系。應盡快協調解決工農業發展過程中的矛盾關系，形成互補和良性發展。同時應積極完善形成都市大農業概念。在都市農業發展中，農業的范疇已經極大地拓展，林業、園藝產業、綠化、農產品交易與物流、農產品深加工等產業已經屬于都市農業統一規劃的范疇，其管理已經從傳統的農業部門向商業和工業領域擴展，應協調各部門通力配合，形成完善的安寧都市農業整體規劃。

5.2 積極培育農業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帶動引領都市農業發展

發展規?；?、集約化都市農業，提升都市農業的生產功能；引進和發展具有本地特色的農業龍頭企業，構建“公司+專業合作組織+農戶（莊園經濟）”的經營模式；建立農村專業技術協會，建立鼓勵農業龍頭企業發展的戰略規劃和配套政策體系；加強農業專業人才隊伍建設。

5.3 合理布局功能分區，發展面向“昆明都市圈”的特色都市農業

重點發展服務現代新昆明的特色農業，依托北部特色觀光農業區打造南部生態農業休閑區，形成南、北2條特色旅游線。圍繞昆明都市圈發展特色農業，發掘利用現有各種資源，進一步推動生產功能和生活功能的融合，結合溫泉、青龍旅游觀光區、八街生態優良區，促進旅游休閑觀光農業的發展和升級。

5.4 完善支持都市農業發展的配套支撐體系

積極建立完善的政策法規、農業信息、農業科技服務體系；建立保護縣街、八街生態開發的法律法規體系；發揮政府財政資金支持都市農業的引導作用，建立農業投資公司；積極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全面推動農業產業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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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許慧萍，常榮.對安寧市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思考[J].西南農業學報，2006，6（19）：43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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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蔣玉潔.都市農業的技術特征及其技術創新研究[J].天津農業科學，2009，15（3）：35-38.

第9篇：農業合作社的含義范文

    一、問題的提出

    在當前眾多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研究中,大多貫穿著一種思路:金融危機后以美國為代表的分業監管模式為適應綜合經營需要逐漸向統一監管模式轉變,中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也需采取相應變革措施,完善金融監管體系。筆者并非絕對否認金融統一監管模式的合理性,但對上述思路的論證方式仍然存有疑慮。第一,按照法律移植和制度借鑒的基本原理,僅有國外法制變革的現實而缺少對該制度在中國本土適應性的論證,提出法制借鑒的理由充分性是不足的。第二,金融體系的統分,起碼包括人員機構、經營業務、金融監管和法律規定等多個層面,并非是一項“統一”的理念或號召就能夠瞬時解決的宏觀問題,而應當選擇合適時機和步驟逐步完成。[1]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國 1999 年制定《證券法》時選擇美國式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模式,按照金融產品保障、儲蓄和投資功能的基本分類,建立了“一行三會”為代表的金融監管體制。如今面對金融產品功能混合、金融業務綜合經營、金融集團機構發展的客觀現實,在采取逐步改進金融監管體制的方式下,如何區分金融產品功能以及確定相應金融監管機構將成為一項重要任務。此外,面對非正規金融的沖擊,銀行或證券監管部門是否應當介入、如何進行分工合作、如何對具體金融產品或行為定性管理等,也都是較為棘手的問題。筆者認為,上述問題的解決,僅有金融監管的宏觀理念和制度變遷描述是不足的,還必須深入到細節問題上,有必要從根本上擴張“證券”概念及范圍,這樣,才能對當下金融監管職責分工以及今后金融經營與監管的逐步融合,作出較為有力的回應。

    二、中國《證券法》中“證券”概念的不足

    按照 2005 年修改的《證券法》第 2 條對該法調整范圍的界定,該法調整“股票、公司債券和國務院依法認定的其他證券的發行和交易”、“政府債券、證券投資基金份額的上市交易”;同時,“證券衍生品種發行、交易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依照本法的原則規定”。

    1999 年《證券法》制定時,有一種觀點認為,《證券法》應當調整所有證券(包含其衍生品種)的發行、交易及相關活動;另有一種意見認為,“我國證券法所調整的證券關系主要是股票、公司債券等基本證券的交易活動,而對股票、公司債券的發行活動在公司法已作規定的基礎上,根據實踐中的新情況作出補充性規范。此外的其他證券,即政府債券、金融債券、投資基金券等,……需要另行制定法律、法規加以規范”。[2]立法者采用后一種調整范圍的觀點,稱此舉是基于“基本法理、立法慣例、現行體制和立法技術幾方面的綜合分析”。[3]這在學者看來屬于一種“過渡階段”立法。這種用經濟發展的“過渡階段”來解釋立法或修改法律的意圖并不具有充分的說服力,在修改《證券法》過程中對“適用范圍和適用對象的問題,已經成為執行《證券法》的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問題”,“在沒有分散型法律、法規設計的情況下,統一型法律已經先期出臺了,其調整對象‘寬’比‘窄’好”。[4]然而,在 2005 年該法修改時,對法律調整的證券種類僅增加了“證券投資基金份額”一種;關于“證券衍生品種”的法律適用,《證券法》原則規定由“國務院依照本法的原則規定”。實踐中,僅有中國銀監會在部門規章的層次上于 2004 年《金融機構衍生產品交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第 3 條中規定“衍生產品”是一種以“遠期、期貨、掉期(互換)和期權”為基本種類的金融合約,或者是包含上述一種或多種特征的結構化金融工具。修改后的《證券法》實施以來,國務院并未根據法律授權認定過“其他證券”的種類?？傮w上,我國目前《證券法》中的證券概念是以股票、債券為基本類型,相關證券發行、交易中的審查批準、信息披露、不當交易控制、法律責任等制度也基于此種證券概念的界定而構建。

    面對以股票債券為基本證券形式而演化的金融衍生產品的新發展,現有立法中的證券概念顯然偏窄而不利于法律對金融實踐進行規制。國外法制經驗是,“多數國家和地區的證券法都對證券范圍有所規定,但通常是按照‘功能標準’對證券種類進行不完全列舉。功能標準,是指按照某種權利證書是否符合證券的基本屬性和功能來判斷其應否歸屬于證券,而不是按照該種證書是否被冠以證券之名而進行判斷。所謂不完全列舉,是指證券法只能列舉證券的主要和常見類型,而無法全部列舉各種證券形式”。[5]因此,有學者提出了需要擴大《證券法》中證券概念的建議,“在列舉法定證券種類的基礎上引入一般性的概念,為證券監管機關判斷某種金融投資商品是否屬于‘證券’提供判斷標準”。[6]如此,學理上需要探究說明的問題是,如果從列舉角度無法完整概括證券種類,是否可能設定兜底性條款或實質性標準來說明證券特征,以使監管執法及司法部門明確判斷金融產品是否具有證券屬性、是否適用證券法規范或比照相應原則進行規范管理。

    三、證券概念的比較法研究

    大陸法國家的法律傳統習慣于從上而下的體系構建和相關概念種屬確定或比較鑒別,以此確定某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學者通常從兩個層面提煉證券概念的特性。其一,證券是一種記載于某類介質上的權利憑證,由此其屬于法律中書證的范疇。由于證券法上證券通常表彰的是財產權利,并且按照該財產權利與證券介質之間的關系,證券概念被縮限在有價證券的范疇中。其二,證券是財產權利的憑證,其與民法上的物的概念具有密切聯系,兩者的區別是證券被等額劃分或標準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是份額的自由轉讓,因此證券被認為具有標準化及流通性的特點。在大陸法學理中總結證券的特征為:證券是一種投資收益權憑證、是一種占有憑證、具有流通性和風險性。[7]學者進一步將有價證券區分為商品證券、貨幣證券和資本證券,并認為證券法中的證券為資本證券,而貨幣證券為票據法的調整對象。[8]

    此種證券概念界定方式能夠勾畫出證券法上證券在民法書證或廣義證券體系中的地位,便于從形式上定位證券概念。然而,此種方法注重形式比較,沒有解釋出區分商品證券、貨幣證券或資本證券的實質,在足智多謀的金融投資者面前這種證券概念可能被突破。例如,美國 SEC V. W.J Howey Co.案[9](以下簡稱“Howey 案”)中,美國最高法院認為該案中交易對象以果園和果樹等實物資產為表現形式,并不能排除法院對事實上存在證券的實質性的司法認定;而在 Reves V. Ernst & Young[10]案(以下簡稱“雷維斯案”)中,作為投資工具的表現形式是農業合作社簽發的見票即付的本票,但在案件具體情境中美國最高法院依然將該案中的本票認定為證券。

    以上述案件為例,筆者明顯感到,如果以大陸法慣常使用的證券形式概念和種類列舉方式,將會出現法律規制漏洞的問題。相較而言,以美國法為代表的證券法制較為注重法律關系的實質性,“聯邦最高法院采取了重經濟現實輕法律術語、重內容輕形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說,不管你在形式上叫什么名字,是‘服務合同’還是‘買賣合同’,只要在經濟現實上與證券一致,就按證券論,要求登記披露,以保護投資者利益。反過來,即使其名字叫‘股票’,如果不具備股票的基本特征,還是不能按股票論”。[11]

    美國證券法制中對證券的概念界定,實質上是采用雙層認定體制。首先,美國 1933年《證券法》第 2 條 a 款及 1934 年《證券交易法》第 3 條 a 款第 10 項都有對“證券”種類的列舉式規定。其次,司法機關在具體案件中可以裁判認定證券的情形。盡管美國聯邦及州立法中對證券概念進行了頗為詳盡的列舉式規定,但實踐中具有證券性質的金融工具種類表現形式更為多樣。因此,司法機構承擔了在具體案件中判斷金融工具是否屬于證券以及是否需要接受證券法律規制的任務。美國聯邦法院通過判例,確立了幾項證券判斷的重要規則[12]:第一,盡管股票作為證券的一種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明確的,即股票的特征是按一定比例分享收益并享有投票權及承擔責任;但如果案件中金融工具不符合上述股票的基本特征,法院還應當判斷其是否屬于投資合同(investment contract)來判斷其是否屬于證券概念;第二,投資合同成為法院認定證券法列舉證券種類之外的金融工具,或是對金融工具證券定性存在爭議情形下的基本概念。事實上,美國借助投資合同這一含義不甚明確的概念,實現了法的穩定性和對經濟社會發展適應性的平衡,由司法機構承擔了面對實踐不斷產生、花樣翻新迅速的證券類金融工具性質的認定工作。

    受美國證券法的影響,日本《證券交易法》第 2 條也采用列舉方式規定所調整證券的種類。[13]該條在詳盡列舉各種類有價證券之后,還概括性規定可適用證券交易法的“證券交易委員會因公益或保護投資者認為必要且適當,根據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則規定的其他證券或證書”情形。為應對交易商品多樣化趨勢、重構資本市場與金融市場之間的秩序,特別是吸收證券化關聯商品的法律規制需要,日本 1998 年修改《證券交易法》時增加了第 2 條第 18 項,即在列舉第 1-17 項之外,法律概括性規定“斟酌流通性以及其他因素,為確保公益或保護投資者,認為有必要,政令(《證券交易法實施令》1 條)規定的證券或證書”。[14]2006 年,日本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時,將“證券”定義擴展為“金融商品”的概念。盡管立法并未對“金融商品”進行明確定義,但為適應各種基金實踐需要而導入“集合投資計劃”定義,即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 條第 2 款第 5 項規定“集合投資計劃是指民法上的合伙、商法上的隱名合伙、投資實業有限責任合伙、有限責任事業合伙、社團法人的社員權以及其他權利,享有通過金錢出資進行的事業而產生的收益分配或該出資對象業務相關的財產分配的權利”。[15]盡管日本學者認為日本金融改革立法尚未最終完成,但從“集合投資計劃”概念的導入,到對有價證券概念定位采用“經濟實質性標準”的做法,顯然是受到美國“Howey 案”判決的影響。這為日本《證券交易法》進行大幅度修改而變身為《金融商品交易法》,并使該法規制所有具有投資性金融商品,奠定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