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土地制度的演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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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近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關鍵詞：刑罰思想 監獄制度

一、西方奴隸社會時期刑罰思想對監獄制度的影響

西方進入奴隸社會后，原始的血親復仇被同態復仇所取代。隨著奴隸制國家的建成，出現了用以囚禁俘虜、奴隸和違法犯罪者的場所，即奴隸制的監獄。這一時期，懲罰犯罪的方式主要是死刑、肉刑以及放逐，監獄只是拘押待審的刑事被告人和等待執行死刑和肉刑的已決犯的場所。

二、西方中世紀刑罰思想對監獄制度的影響

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滅亡以后，歐洲進入中世紀，中世紀的歐洲是教會與王權共存的時期，教會與王權經歷了從最初的對峙到最終的結合。因而，中世紀的刑罰思想必然蘊含于教會和王權這兩個層面。

（一）中世紀的歐洲，集權威懾刑是這一時期的刑罰思想。封建專制的絕對主義原則導致集權政治是其顯著標志，在集權政治的條件下，運用刑罰來鎮壓犯罪、威懾社會、維護統治。刑罰制度無須過多的考慮罪刑的平衡關系，刑罰因此變得十分暴虐和殘酷。

（二）在漫長的中世紀，基督教在歐洲大陸的影響不斷加強，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世俗法律的內容中，而且還表現為一套獨立的、與世俗法律并駕齊驅的、有時甚至凌駕于世俗法律之上的教會法律。

教會設有自己的監獄，這些監獄關押著被判處監禁及免處死刑的異教徒。教會監獄對后來西方監獄有較大的影響，但與現代執行自由刑場所的監獄仍然有本質的區別。

三、西方近代刑罰思想對監獄制度的影響

17世紀，啟蒙思想家從人文主義、自由主義的的角度出發，對封建社會的全部上層建筑發起了全面進攻，從而使得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新的價值觀念深入人心。

（一）受啟蒙運動以及大工業化生產的影響，西方近代刑罰思想變得豐富多彩。主要有以下幾種：

（1）啟蒙主義刑罰思想

啟蒙運動時期，新興資產階級激烈抨擊宗教的刑罰觀和封建刑事專擅的制度，以孟德斯鳩和貝卡利亞為代表的啟蒙主義思想家，在刑法領域內提出了同宗教刑罰觀尖銳對立的人文主義刑罰思想。

啟蒙主義刑罰思想對于整個歐洲社會解放人性、擺脫教會的桎梏、廢止封建的刑事專擅制度產生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在監獄制度的改革中則成為分類關押的重要指導思想。

（2）自由主義刑罰思想

以自由資本主義思想為原則的刑罰思想更加強調犯罪預防的功能，將一切可利用的手段都視為伸張社會正義的措施。正是在這一思想的作用下，社會將控制犯罪的重要歷史使命附加于監獄的行刑，從而為近代監獄分類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物質基礎。

（3）實證主義刑罰思想

實證主義刑罰思想以犯罪人為核心，提出犯罪人不是法律上的一個抽象概念，而是一個生活在社會里的具體存在。刑罰的運用在于社會防衛的尺度，刑罰的裁量以“危險狀態”的性質為依據。因此，刑罰的終極目的在于“社會復歸”。

（二）三種主要的刑罰思想對監獄制度的影響

前述三種刑罰思想各有優劣，在它們的影響下，西方的監獄制度發生了很大的改觀。

（1）近代監獄的形成

西方近代監獄的產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資本的原始積累，使大批的農民失去土地，流浪街頭，而正待興起的工業革命又急需大批的自由勞動者。充斥街頭的流浪漢和乞丐，不僅嚴重影響城市的社會治安，而且妨礙著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順利進行。在這種情況下，有關當局便收容這些流浪漢和乞丐，組織他們進行勞動。這一時期被稱為西方監獄史上的矯正院時期，從17世紀開始，矯正院開始收容一般犯罪人，逐漸演變為純粹的監獄。

（2）監獄分類制的產生

1595年，荷蘭建成了著名的阿姆斯特丹監獄，專門關押男犯，這是近代監獄史上第一次按性別進行分類，2年后，荷蘭監獄又設立了女犯監獄，形成了完整的性別分類原則。

17世紀中后葉，由于啟蒙運動的影響，法學領域內產生了反對封建刑事專擅制度、強調天賦人權、嚴格貫徹罪刑法定主義的歷史呼聲。在監獄制度的設置上逐漸形成了以自由刑為主體的刑罰體系，分類制應用而生。

（3）獨居制與沉默制的形成

在歐洲監獄改革運動的影響下，18世紀末，美國也掀起了監獄改革運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賓夕法尼亞州的獨居制和紐約州的沉默制。獨居制和沉默制是一種更為嚴格的監獄分類制度。

1、獨居制，亦稱“分房制”，因發端于美國的賓夕法尼亞，故又稱“賓州制”。這種制度讓犯人單獨拘禁，晝夜完全隔離。但是，除了避免犯人之間相互傳染惡習外，獨居制并未帶來超過雜居制的“文明”。它使犯人終日在苦悶無聊中度日，精神上備受折磨和痛苦。

由于獨居制的種種弊端，因此，這種制度在美國實行的時間不長，即被以后所產生的沉默制所取代。

2、沉默制，1823年起源于美國紐約州的奧本監獄，又稱“奧本制”、“雜居制”或“集體制”。這種監獄管理的主要特點是：犯人夜晚單獨監禁，白天則在獄內或場地上集中勞動。

四、西方現代刑罰思想對監獄制度的影響

19世紀末葉以后，西方各國在教育刑刑罰思想的影響下，相繼制定了比較完備系統的監獄法，將一些行之有效的監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其中，各國最為普遍使用并沿用至今的，是緩刑制度、假釋制度、犯人調查與分類制度、累進處遇制度以及開放式處遇制度。

（一）犯人調查與分類制度

犯人調查與分類制度，是指對新入獄的犯人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調查與測驗，然后在此基礎上，依據一定的標準，將犯人分成若干種類，予以分別處遇的制度。

西方各國對犯人分類的標準不盡相同，主要有以下幾種：

（1）依據犯人的犯罪性質及刑期長短進行分類，分別設立警戒程度不同的監獄。

（2）依據犯人的性別和年齡進行分類，分別設立男犯監獄、女犯監獄、少年犯監獄。有些國家如奧地利還設有老年監獄。

（3）依據犯人主觀惡性大小和改造難易程度進行分類，可分為累犯、慣犯、初犯、偶犯、過失犯等。

（4）依據犯人的精神狀態可分為常態犯人和精神病犯人。對精神病犯人著重治療。

（二）累進處遇制度

累進處遇制度，是指把判決上宣告的刑期分為幾個階段，根據犯人的表現，依次改善其警戒程度和處遇條件的制度。

累進處遇制度首創于英屬殖民地的澳大利亞，被介紹到愛爾蘭后，1854年，愛爾蘭監獄長克羅夫頓著手監獄改良工作。他在集體勞動和假釋之間增加了一個過渡階段―中間階段，使犯罪人在假釋前有一個半月的過渡階段，以便做好從監獄到社會的準備工作。

（三）開放式處遇制度

所謂開放式處遇制度，是與傳統的封閉式處遇制度相對而言的，其創始于19世紀末期。是指在不影響刑罰執行的情況下，通過取消監獄圍墻、鐵柵欄、手銬等形式，以及監管人員不攜帶暴力性戒具，減少對犯人自由的限制，增加對犯人的信任，以盡可能縮短在押犯同正常社會生活的距離。

開放式處遇制度的形式很多，其中主要有以下幾種：

（1）勞動釋放制。這是一種讓犯人到監獄外勞動的制度。

（2）學習釋放制。這是一種讓犯人到監獄外學習的制度。

（3）歸假制。這是一種給予正在服刑的犯人一定的假期，讓其回家度假的制度。

（4）周末拘禁制。這是一種讓犯人周末（包括周六和周日）在監獄服刑的制度。

參考文獻：

[1]王泰 現代監獄制度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3.4

[2]楊殿生 監獄法學(第二版) [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8

[3]楊軍民 論分類制與累進制 [J] 復旦大學 2002.4

[4]吳之歐 刑罰思想的演變和實踐 [J] 復旦大學 2005

[5]廖斌 監禁刑現代化研究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5

[6]沈光宇 ?？滦塘P思想研究 [J] 復旦大學 2007

第2篇：近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傳統中國以農立國，中國農業的歷史走向及其在近代的命運變幻，甚至關涉到對中華文明歷史變遷的宏觀認識，因而成為久談不衰的話題。近年來，學術界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變遷的歷史脈絡形成了若干種不同的看法，但研究傳統農業經濟和近代農業經濟的學者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時，往往是各自表述，只有少數研究成果將傳統與近代聯系起來作連貫的考察。假如將已有的各種分歧連綴對讀，將會得出一些引人深思的結論。

 

一

 

對傳統中國農業經濟的看法，大致可以歸納為發展論、起伏論和衰退論。

 

發展論者認為，自秦漢至明清，中國農業經濟經歷了連續上升的過程。秦漢時代為中國農業經濟快速發展的第一個時期，至唐代出現新的發展。如閻守誠以唐代后期工商業發展、貨幣經濟、賦稅制度等變化為依據，認為其時中國經濟已出現向近代社會發展的特點，自此之后傳統經濟的發展轉進到一個新的時期。兩宋時代，傳統農業承繼晚唐的特征，并獲充分發展，明清時代則將傳統農業經濟推至更高水平。[1]以糧食畝產量為例，有學者認為明清水稻產量不斷提高，明代中后期糧食畝產量高于宋代，清代中葉又高于明代，達到傳統農業時代的頂峰(甚至比20世紀上半期還要高)。農業發展的證據不僅限于此，江南區域研究的成果也顯示，明清水稻畝均投入的勞動量無明顯增加，勞動生產率有所提高。這些看法與一些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相互呼應。麥迪森認為11世紀的中國經濟領先于世界，這種領先地位一直持續到15世紀;在明清時期，人均經濟收入仍大致穩定于較高水平。[2]

 

起伏論者認為中國傳統農業經濟先興后衰，大致以宋代作為分界線，此前為中國傳統農業的發展時期，宋代超越前代，達至發展高峰，宋元之后由盛轉衰，明清為中國傳統農業經濟的衰落時期。與此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是，有學者認為，明清時期與宋元時期一樣，也是傳統農業發展的高峰時期，只不過此一時期傳統農業的發展不及前兩個高峰時期顯著，且受到更多消極因素的制約。這種觀點可視之為變相的衰退論。章有義、吳慧、趙岡等人的研究顯示，清代前期以后，糧食的平均畝產和人均產量都呈下降趨勢。盡管此一時期糧食等農作物總產量有所提高，但勞動生產率不升反降，致使整個社會經濟陷于停滯，尤以清代中期最為典型。黃宗智的區域研究成果也支持這種觀點，他發現盡管單位面積產量上升，并以此支撐了城鎮的發展，但絕對產出量的增加是以單位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的。還有學者依據科學技術發展狀況、農業生產工具使用情況判斷傳統經濟的發展與不發展，認為明清時期的科學技術與唐、宋、元相比雖有進展，但進展不大，個別方面甚至衰落，總體上陷入停滯狀態。[3]

 

衰退論者的典型看法是，中國傳統社會的農業經歷了由精耕細作到過密化經營的演變，結果導致生產者的貧困和社會的退步。但持此觀點者認為，這并非簡單否定傳統農業的成就，而是兼顧中國傳統經濟發展與制約并存的兩個側面;從農業產量、農業生產條件、農業生產技術、勞動生產率等多重視角考察中國傳統經濟變遷，既可看到自秦漢至明清中國傳統農業在空間布局、區域分工、生產總量等方面的發展，又可看到傳統農業在技術水平、人均耕地數量、勞動生產率等方面的下降。[4]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似乎是兩面兼顧的觀點，重在指出傳統農業發展受到一些因素制約，升中有降，就其核心論斷而言，仍可視為衰退論。

 

至于晚清以降的近代中國農業，學者們的看法也存在明顯的分歧，可大致歸類為發展論和衰退論。

 

發展論者將近代中國農業經濟的主要特征歸納為總產量上升、人均產量增加、人均收入增長、勞動生產率提高，據此，他們認為近代中國至少到前，并未發生持續性的農業衰退。珀金斯的研究顯示，在近代中國，糧食產量非但沒有減退，反而不斷上升。至于單位面積產量，一些學者認為，除了、時期糧食畝產有所下降外，在其他時期糧食畝產均呈上升趨勢。羅斯基甚至對近代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做出了肯定的判斷。[5]

 

衰退論者認為，與清代前期中國農業生產的歷史頂峰相比，近代中國農業耕地面積、人均糧食占有量、單位面積產量、勞動生產率都呈下降趨勢;即使農業經濟有所發展，也是過密化發展，實際上是陷于停滯倒退，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農村經濟終至全面破產。這一時期農村資源貧乏、農家生活水平低下、農村金融枯竭，這些都是農業衰退的征候。一些國際經濟比較研究的成果也支持這一看法。如麥迪森，他以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相應下降為例，認為自1820年以后的100多年時間內，中國農業經濟持續衰退。

 

二

 

對于上述宏觀經濟變動趨勢，學者們在逐步深入的爭論中，已經從資料可靠程度、估算方法和研究路徑的合理性等角度進行了辨析，但較少跨越傳統與近代，以連續的眼光看待這些爭論。因此，有必要將傳統和近代作為具有歷史連貫性的整體過程看待。這里，我們把上述傳統農業與近代農業變遷趨勢的主要觀點加以簡化，兩兩連接組合，可以得到自秦漢以迄近代中國農業經濟變遷基本趨勢不同描述的示意圖(其中傳統、近代僅作為時間概念)。通過這些描述，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悖論：

 

第一，如果認可傳統農業和近代農業都是持續發展的，那么就要承認自秦漢時代起，農業經濟雖然經歷短期波動，但基本上持續發展直至清代中葉，19世紀中葉轉入近代后，農業繼續發展，直到20世紀上半葉，持續發展了2000多年。若中國農業如此連續發展，那么以往被學者們所強調的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農業的影響就要重新估計，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工業發展與農業傳統關系的變化對農業的影響也要重新評價。對于農業經濟來說，傳統與近代的區隔也就成為多余。此外，還將面臨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那就是為什么中國農業經歷了兩千年持續發展(當然，不排除其間小的間歇與停滯)，到20世紀上半葉，超過半數的農民卻難以過上溫飽的生活。有學者說，中國農業的持續發展的成就都被增長的人口吞噬掉了，那么在如此規模的人口增長下，農業持續發展如何可能?人口因素對農業的雙重(積極與消極)作用轉換的臨界點又在哪里呢?

 

第二，如果認可傳統農業是發展的，而近代農業是衰退的，就要承認中國農業持續發展至清代中葉，而當進入近代或近代前夕，卻轉趨停滯或倒退。這樣就要認同傳統農業生產條件不斷改善，各種有利的經濟與社會因素增進等證據;同時，認同近代農業生產條件和經濟因素惡化、勞動生產率下降等證據。此外，還需要說明在中國近代化轉折的過程中，在近代工業開始啟動、城市經濟規模發展的過程中，農業經濟卻經歷了衰敗的過程。近代農業經濟究竟面臨著哪些新的因素(或舊的困擾)，使農業由波峰驟然跌向波谷?是城市工業發展、農業勞動力外流、農村經濟加速融入世界市場等因素，導致了農業的停滯倒退嗎?以農業勞動力變動這一因素為例，尚需證明近代農業勞動力流出農村經濟領域、農業生產部門并未給農業和農村經濟帶來更佳的生產條件。那么，是轉移出去的勞動力數量均被增長的人口數量抵消掉了，因而未能在農業中產生積極作用，還是農業生產未受到勞動力數量的制約，而是被其他更為關鍵的因素所左右了呢?

 

第三，如果認為傳統農業先升后降，至近代卻由衰轉盛，重新獲得發展，就要證明近代工業和城市發展、商品化等新的經濟因素有助于農業經濟的復興與發展，而不是像衰退論者所認為的那樣，造成了農業經濟的停滯與倒退。還需從上述有關近代農業衰落的證據中，找出農業經濟發展的依據;或者證明中國農業經濟自有其變遷周期，就像有些學者所強調的那樣，它與人口、土地、氣候等長時段諸因素關聯更為密切，卻不一定與傳統到近代轉折期諸新經濟因素有緊密關聯。[6]而且要有足夠的說服力，重新評價關于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影響的普遍看法。這樣，關于近代中國工業化、經濟與社會劇變的一系列論證才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可以從邏輯上給出合理的解釋。

 

第四，如果認定傳統農業持續下降，近代農業繼續停滯或衰退，承認自秦漢以來中國農業不僅沒有發展，反而在生態環境日益破壞、生產條件不斷惡化的情況下，人均糧食產量、勞動生產率等主要指標都呈下降趨勢。就整個農業經濟和農家生活水平而言，是近代不如明清，明清不及唐宋，唐宋遜于秦漢。若果真如此，何以解釋以農耕為基礎的中華文明的長期延續?何以解釋中國社會經濟與文化一系列發展的現象?難道中華文明所取得的成就都只不過是幻像?

 

除了上述悖論外，即使就20世紀上半葉短短50年而論，也有許多不能解釋的悖論。一些學者看到的是市鎮勃興、鄉村工業拓展、金融網絡延伸;另一些學者看到的卻是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農家收入減少、農村土地兼并加劇、農村金融枯竭。試問，這兩種矛盾的現象，如何能在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區域中并存?

 

三

 

之所以產生上述悖論，除了學術理路的歧異，還有認識上的誤區。

 

首先，由于研判標準和倚重的側面不同，各種觀點對中國農業經濟發展、停滯與衰退的判斷不免產生分歧。學者們所用的指標包括總產量、人均產量、單位面積產量、勞動生產率、邊際生產率;考察的側面除了技術水平、生產條件，還有收入水平、勞動分工程度，甚至還有人均GDP的增長等。各類判斷雖都兼顧多項指標，但卻各有所依以為據的側重點，這就不免在一些基本判斷上產生歧異。因此，以連續性、長時段的眼光看待中國農業的變化，建立一套評估農業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才可能對兩千余年的農業經濟做出恰當判斷。同時，還需將近代農業經濟與傳統農業經濟的判斷貫通。近代農業是自明清農業延續下來的，而明清農業也不是無源之水。同樣，明清及其前代農業的成就也會在近代農業經濟中延續。每一個時段的研究在方法上都應“瞻前顧后”，尤其應關注被認為是轉型時代的近代與明清之間的連續性。固然要重視“兩千年來未有之變局”這樣的概括，但也不能在注重“變”的時候忽略了“?！?。換言之，我們不能離開農業生產的歷史生態評估近代農業經濟。

 

其次，檢視前述各種觀點，爭論的焦點主要在于兩個問題：相對于唐宋而言，明清農業經濟是發展還是停滯?相對于明清而言，近代農業經濟是發展還是停滯?這兩個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從區域經濟的研究入手。不管是明清農業經濟還是近代農業經濟，都存在著重大的區域差異，是發展還是停滯，要分別區域具體而論。對中國農業經濟歷史軌跡的判斷，還需要在跨區域研究上更多地合作，因為關于中國傳統農業經濟興盛與衰退、發展與停滯的判斷，往往是在比較的視野中得出結論的。應當注意的是，認為明清經濟發展和認為明清經濟滯后有時并不矛盾。因為，有的學者是從縱向比較的視角出發，認為明清較之唐宋時代而言，經濟繼續發展。而有的學者所提出的明清滯后論，則是從橫向比較而言的，認為唐宋時代的中國經濟與歐洲相比較為發達，居于世界各國前列，而明清時期已經落后于西方。換言之，自秦漢至唐宋，中國經濟是絕對地發展的，也是相對地(與世界其他地區比較)發達的;但自唐宋以后，雖然仍保持絕對地發展，卻相對地落后了。一些爭論的實質就在于這種相對性、絕對性判斷上的差異。因此，在分析對中國農業經濟判斷的異同時，系統區分其結論是基于縱向比較還是橫向比較，會減少似是而非的爭論。

 

再次，在研究中國農業經濟時，不能套用西方經濟理論來分析中國農民的經濟行為，這已為經濟史學者們的共識。也因此，一些學者在研究農村經濟時，曾有意避開經濟理論的預設，注重考察具體的生產條件，而較少討論諸如價格、運銷諸因素。然而，就中國農業經濟尤其是近代農業經濟的研究而言，不考慮農家經營中的市場因素，如何理解農業和農村經濟呢?中國農民的經濟行為分析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經濟理論，但完全無視經濟分析也不能給予農業經濟以充分理解。實際上，上述20世紀上半期中國農業經濟興衰共存、榮枯互見的矛盾現象，恰恰需要從與市場相關的諸因素去理解。在融入世界市場的條件下，農業產品由農村流向城鎮，工業產品則由城市流入農村。在這種對流過程中，農村原來的手工業、勞務、農業收益的一部分經由市場流向城市乃至國外，日積月累，遂致農業經濟衰退。這正是勞動生產率相對滯后、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經濟區域，在接觸較為發達的經濟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所謂近代土地兼并加劇，也正是在融入世界市場過程中，外部產品輸入農村而產生的不利后果，不應視之為農家經濟破產的根源。因為自明清至近代，土地制度沒有本質變化;實際上，由于永佃制的擴展，在個別地區還出現了有利于農業發展的地權關系變化。這說明制約近代農業經濟的關鍵因素與其說是土地產權制度，還不如說是與市場關系緊密的農業經濟結構和生產技術水平，尤其是農業生產諸因素在市場條件下的相對水平。這就提醒我們，在解釋近代鄉村手工業發展、市鎮規模擴大、農村貧困化的悖論時，除了考察中國農村和農業內部諸因素外，還需更多地聯系“世界體系”加以認識。

 

總之，增長與停滯、發展與衰退都不過是認識農業經濟變化的視角，不要說這樣簡單的概括無法涵蓋區域差異廣泛存在的中國農業，即使就某一個區域而論，農業經濟變遷也往往是增長與停滯交錯、發展與衰退互見的過程。歷史研究似應注重還原農業經濟變遷的真實面目，充分展示農業變遷諸內因以及外部關系，予紛繁錯雜的歷史圖像以合理的解釋。

第3篇：近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關鍵詞】 明代衛所制；唐代府兵制；比較研究

一、研究綜述

衛所制度，學界主要從軍事制度、行政區劃與地理單位、區域性的衛所研究以及清代衛所的演變等做過詳細的考察，涌現了一批很有價值的專門性著作。對明代軍制研究具有開創意義的首推的《明代之軍兵》[1]，該文全面討論了明朝衛所制、軍戶、軍屯制以及募兵制的發展情況，首次系統闡述了“軍”與“兵”的關系，并結合明代社會政治、經濟背景，分析衛所的廢弛、募兵的興起與國家財政狀況的關系。其后，解毓才撰寫《明代衛所制度興衰考》[2]，對衛所制度進行全面闡述，系統地探討了衛所的編制、類別、軍餉來源以及衛所成立的歷史意義等問題。該文長于對制度的文獻考訂，并提出衛所制度并不始于明代，而是源于元代的禁衛軍制。關于衛所制度的淵源關系，陳文石在《明代衛所的軍》[3]、于志嘉《明代軍戶世襲制度》[4]等也先后論及。

從軍制角度對衛所制度進行全面研究的成果還有很多，如孫東《明代衛所制度研究》[5]、吳奈夫《略論明代的衛所制度及其演變》[6]均從比較宏觀的角度，對有明一代衛所制度的演變進行歷時性的梳理，所論及的問題基本沒有超出、解毓才等學者的研究框架。

以上學者的著作多從宏觀上把握制度的變遷，詳于制度本身的考證，并未直接指出明代衛所制度與府兵制的關系。最早涉及明代衛所制度與唐府兵制關系的是《明史?兵志》：“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于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7]

其中就談到衛所制度“蓋得唐府兵遺意”。近代以研究明清史著稱的孟森先生再次指出明代的衛所制度與唐府兵制的源流關系，并在《明史講義》之“明開國以后之制度”中做過詳細的對比論證。稍后的錢穆先生明確指出“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衛所制度’，其實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過名稱不同而已?！?/p>

二、明代衛所制度與唐府兵制相似性的比較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形成及發展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研究制度需要追根溯源，宏觀上把握制度的變遷。衛所制度作為明代重要的政治制度，學術界對此關注很多，成果頗為豐富。它不僅是一種兵役制度，也是一種組織管理制度，本文著重從軍事性質方面，與唐代的府兵制做比較研究。

1、明衛所兵與唐之府兵

據《新唐書?兵志》：“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沖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盵8]唐代的地方行政分州縣兩級，“府”是地方行政區域之外的另一種軍事區域的名稱，是軍隊的屯扎地，稱為“折沖府”。戰時由中央政府以府為單位集結，故稱“府兵制”。

“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覺禍亂之萌也?！盵9]據此，可知與明《兵志》文相吻合。二者或以府或以衛為組織單位，閑事生產，有事則命將帶兵出，事罷各歸本位。

2、明衛所兵械糧餉與唐之府兵

唐代的府兵制是一種兵農合一的組織形式，以均田制為經濟基礎，錢穆先生稱之為“全兵皆農”、“寓農于兵”。全國戶口分九等，在上等、中等之中，挑選兵源，另立軍籍。府兵稱為“衛士”，平時在家生產，閑事訓練，戰時由中央政府以府為單位臨時抽調集結，士兵自備糧食及用具。戰罷“將歸于朝，兵歸于府”。

明代衛所制度下軍餉的主要來源是屯田，當時有軍屯、民屯和商屯。尤其以軍屯影響最大。明太祖嘗言：“吾養兵百萬，要不費百姓一粒米”。衛所士兵的日常供給由政府從屯田收入中支出，每月發米，稱為“月糧”?！昂槲涠迥辏?392）二月，命天下衛所軍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種，十之三城守，務盡力開墾，以足軍食”。唐代府兵制下自備糧餉和明代衛所制度下的屯田，雖形式不同，但實質都是不廢國家之糧餉。

3、明代衛所制度的衰落與府兵制崩潰

唐代府兵制存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是均田制，國家將掌握的土地對農民實行“計口授田”。農民因此承擔兵役，成為府兵。農民服役，需自備武器和糧食。一旦均田制崩潰，政府兵源枯竭，唐府兵一變而為募兵，募兵制是政府以雇傭的形式招募士兵來補充軍隊。應招者以當兵為職業，長期在軍隊服役。士兵糧餉之需由國家供給。

明初之衛所以屯田為經濟基礎，衛所將士所需之官俸軍糧，均出于此。但隨著土地兼并的加劇，屯田廢弛，軍屯也同樣難以為繼。明朝最早的募兵大概始于宣德九年，為了彌補土木之變損失的兵額，到嘉靖年間改組京營制度。募兵制成為國家正式的兵役制度。

由上述可知，明朝的衛所制度與唐代的府兵制，不管是組織形式、軍餉來源還是衰落的原因，都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同時明代的衛所制度也有自己獨特的運營方式。首先，衛所制度不僅是一種兵役制度，也是一種組織管理形式，衛所與地方區域行政的復雜關系，與唐代的“府”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其次，明代衛所制度下的武官世襲、旗軍世役。一旦衛所軍的身份確定，世代為軍。不同的軍戶，造有不同的軍冊，管理非常嚴格。而在唐代的府兵制下并沒有這種“役皆永充”的規定。再者，唐代的統治者將掌握的土地均給各地農民耕種，使其成為政府的兵役賦稅承擔者。而在衛所制度下，政府始終沒有“均田”，只有“屯田”。這也是封建社會發展到后期土地大量兼并集中，政府無田可均的體現。

雖然明代的衛所制度在某些方面確有些異于唐代府兵制的地方，但這也正是社會發展的反映。明代在府兵制的基礎上，加進了自己的時代特點，無論是五軍都督府的分權還是士兵們的屯田，都是封建社會發展到后期高度中央集權和土地兼并的結果。說明了衛所在繼承府兵制的基礎上不斷發展。

三、世兵制與募兵制循環出現的原因

縱觀中國歷代軍事制度，主體有兩大部分構成，即世兵制和募兵制。府兵制和衛所兵制均屬于世兵制體系。在唐朝和明朝中后期，募兵制開始興起，并逐漸有取世兵制而代之的趨勢。世兵與募兵循環交替出現，究其原因大概有三個。

其一，與土地形態緊密相關。自戰國以來，中國一直是一個以農耕經濟為主體的國家，土地制度的存在形態可以決定其它制度。不管是唐初還是明初，政府手中掌握有大量的土地，均可以保證授田或屯田的實行，但隨著兼并的加劇，授田或者屯田無法正常運行，政府也只能將各項軍事和賦稅制度做相應的調整，募兵制應運而生。

其二，統治者思想的影響。歷代統治者往往標榜“效法三代”?？鬃臃Q堯、舜、禹為“三王”，西漢以后，隨著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日益確立，夏、商、周“三代”更是越來越被“圣化”。崇圣“三王”、效法“三代”被歷代統治者所推崇。于是統治者不可避免的效法先圣先王，恢復古制。歷代統治者因循守舊，改革難以為繼，也是導致中國長期停留在漫長的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三，世兵制比募兵制更便捷。在世兵制的條件下，部分軍費是由士兵自己承擔的，而募兵制下，政府承擔的費用要大得多。農耕經濟雖然易破壞但也易于修復，所以無論是唐還是明的統治者在建國之初往往修復農耕經濟，采用世兵制，也只是在世兵制難以為繼的時候改行募兵制。

由以上三點來看，就不難理解世兵一募兵一世兵一募兵的循環往復為什么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上千年，而這項延續千余年的軍事制度，作為明朝的立國基礎之一，為明代開疆拓土，奠定國基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錢穆先生認為，明代武功與唐代相差并不多。明代的衛所制度，到清朝并未直接廢除，依然發揮著重要的影響。

【注 釋】

[1] 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

[2][9] 說文月刊，1940.2.

[3] 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48本第2分，1977.

[4] 臺北學生書局，1987.

[5] 文史學報，1965.2.

[6] 中學歷史，1984.3.

[7] 明史，卷89，《兵志一》，中華書局，1924.

[8] 新唐書，卷50，《兵志四十》，中華書局，197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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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50.兵制四十.中華書局.

[3] 孟森.明史講義[M].北京：中國三峽出版社，2009.37-43.

[4]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33.

[5] 彭勇.明代衛所制度演變流略[J].民族史研究，2007（04）.

第4篇：近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關鍵詞：上海里弄；歷史文化；經濟

【正文】

一、里弄的產生與發展

自1843年上海開埠以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海成為了對外貿易的中心，商品化的房地產開始出現，一些投機商人趁機在當時的英租界建造了數以百計的簡陋木屋，出租牟利，這便是上海里弄建造和經營的雛形。

1869年，隨著上海與外界的聯系日益密切，工商業發展迅速，一些房地產商在其占有的土地上開始有計劃地建造接連式磚木結構的二層民居建筑。房地產商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牟取最大利益，總體布局采用歐洲的聯排式緊密布局以提高容積率，建筑單體平面則順應住戶的心理需求，脫胎于我國傳統的三合院或四合院形式，這樣就形成了所謂的“老式石庫門住宅”，它是里弄住宅的最初形式。由此開始，里弄的建造和經營逐漸發展成為了上海最重要的產業之一，并成為了租界當局最主要的稅收來源，它標志著上海近代住宅商品化的開端。

里弄住宅的發展是跟近代的經濟運營方式、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它是我國傳統的居住方式和西方城市房地產經營方式相互結合的產物。它注重室內外建筑空間的組織，層次分明，應用了近代的建筑材料、設備和技術，它的建筑樣式充分吸收了中西兩方面的特點，豐富多彩獨具個性，構成了上海近代城市建筑的突出特征。

二、里弄的衰敗

里弄的衰敗基本上經歷了兩個過程。

第一個過程：即1949年以后，里弄的所有權發生了很大變化，大洋行、大公司的房產都公私合營歸了政府屬下的房產局和房屋機構管理，由他們以低租金租給無房戶居住，由于產權歸公、人口不斷增長，租金過低但又要維持一定的租金總量等原因，原來獨門獨戶的里弄住宅中普遍住進了多戶人家；另外，原先的一些中、小私人產權的里弄住戶，在1949年前后的動蕩時局中，收入水平難以穩定，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的變化，迫使他們將獨戶居住的里弄租給外人，形成了多戶合用一個里弄單元的狀況。

第二個過程：目前，上海里弄正處于舊居住區衰敗第二階段，由于城市大面積的舊城改造和郊區新房源的不斷增加，里弄中的人口密度開始迅速下降，人口構成中年輕人逐漸減少，中低收入和老年人占有相當比例。這些舊式里弄中房屋居住條件擁擠，質量較差，常常成為城市批租改造的對象。

三、里弄更新改造的回顧與反思

（1）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舊城居住區改造

20世紀50年代初，上海開始對舊城居住區更新改造，主要是為了改善工人居住的棚戶簡屋地區的戶外環境。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改造重點從戶外轉向戶內，重點改善居住區內的生活衛生條件。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舊城改造進入漫長的停滯階段。

（2）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解困為目標的里弄改造（圖一）

工業迅速發展，人口增長，上海住房極具緊張，所以住房解困成了當時改造的首要目標，但由于住房解困的巨大缺口和政府經濟實力之間存在很大差距，對原有里弄住宅進行“修修補補”式的改造方式以經濟節省、見效迅速的特點很快占據了這一時期舊城改造的重要位置。

（3）20世紀80年代初期拓寬資金來源的嘗試

針對資金緊張、得房率不高導致建設單位積極性下降等情況，政府一方面采取在新市區劃撥土地建房，以安排動遷戶或交建設單位用于解困，另一方面則在舊房改造的資金來源上采取了多方籌集的辦法。這種以解決經濟問題為出發點的改造方式，在當時非市場化的福利住房分配制度和實際經濟能力的制約下，使得人們忽略了里弄建筑對于上海這座城市及原有居民所具有的深刻意義，只是把一個個里弄地塊等同于一個一般的可使用的建設基地，解困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決，但要完成經濟平衡和安置原有居民，勢必要提高新建建筑的容積率，因此對舊城風貌的改變也是明顯的。

（4）20世紀90年代的“拆落地”

所謂“拆落地”就是將全部舊里弄拆除，在原址上重新建造成套的低標準、高容積率住宅，外立面模仿當時流行的“歐陸”風格，從而達到居民回遷，增加住房面積以取得經濟回報。雖然這種“拆落地”的改造方式，確實起到吸引部分房產商進行里弄改造的作用，但從城市角度來說，這種假古董的模仿形式以及由于追求高經濟回報率所造成的高密度、高容積率住宅，已失去原有里弄特有的形態特色。里弄的人文景觀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5）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重視對里弄所代表的城市風貌特色的保護

1999年下半年至今，面對大面積里弄被拆除，導致城市風貌特色受到破壞的現狀，上海市政府重新調整了舊區改造的政策，提出“面向新世紀上海的舊區改造應從改造規劃、運作機制和融資渠道等方面統籌決策，貫徹“拆、改、留”并舉的方針，尤其注意把舊區改造同保護城市歷史文化結合起來，做好保護性改造，也要摒棄全部“拆落地”的做法，注意保留建筑風貌”。最成功的改造案例要數盧灣區淮海中路“新天地”工程。

四、里弄空間及里弄場所存在的必要性

第5篇：近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一、文獻價值

《萬歷會計錄》是明隆慶六年（1572年）年由戶部尚書王國光開始主持編寫的明朝財政收支總冊，萬歷六年（1578年）由時任戶部尚書張學顏主持加以訂正，萬歷九年（1581年）修成后再加磨算增訂，于萬歷十年（1582年）得萬歷皇帝批準刊行，頒發全國，作為相關部門管理財政收支的依據。全書43卷，約百萬字，卷1為戶部所掌全國賦稅收入、支出舊額、見額；卷2至卷16為十三布政使司與南北兩直隸田賦；卷17至卷29為遼東等十三軍鎮餉額；卷30為內府諸庫、監、局、司供應；卷31為光祿寺供應；卷32為宗藩祿糧；卷33為戶部職官設置；卷34為文武官俸祿；卷35漕運；卷36倉場；卷37營衛官軍俸糧；卷38屯田；卷39鹽法；卷40茶法；卷41錢法；卷42鈔關船料商稅；卷43雜課；各卷皆附相關沿革事例。其中惟卷6“山東布政司田賦”闕如，其余完整。各部分主要分類收錄戶部綜合《大明會典》、歷朝條例、戶部檔案冊籍、各省直續報文冊，乃至官員家藏文獻，詳加考核而后形成的大約4.5萬個財政收支數據，其中主要為萬歷六年數據，其次為相關沿革事例及戶部職官設置與分工。

中國在漢、唐、宋時代就已出現政府編制的財政收支簿冊，但皆散佚不存。清朝未編制體現全國財政一體狀況的“會計錄”。順治年間開始不斷編纂的《賦役全書》是由朝廷統一布置而由各地方衙門分別編制的地方賦役冊籍，光緒年間出現的幾種會計錄、會計表則皆是私人所為，篇幅甚小。所以，《萬歷會計錄》實為現存中國帝制時代官修最具系統性的全國財政數據冊籍。這樣一部冊籍，提供了帝制時代特定時間橫斷面的系統財政數據，呈現明萬歷年間中央財政管理的基本概念與規制，也透露出明初至萬歷初年相關政策演變的軌跡，無疑具有多重文獻價值。如欲完成系統可靠的明代財政史，或欲澄清萬歷前期財政數據，此書皆不可不用。

然而，明代財政史研究雖經長期積累，重要成果繁多，但迄于此書出版之前，并無系統運用《萬歷會計錄》而作的精深研究問世。以“財政史”冠名者多于明代財政部分敘述籠統；研究賦稅、財政專門問題者則多聚焦于某一具體線索而難見全局。即使在國際學術界影響廣泛的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也僅在《萬歷會計錄》中擷取幾個數據而不及其余。其中原因，主要是研究者憚于文獻浩繁。其次因為財政數據分析，必須精準記錄、排比，方能分析其中關節、透視全局，而大量數據處理非積長年累月之功不見成效，故人多選擇規避。此外，《萬歷會計錄》僅有明萬歷刊本，在近年《續修四庫全書》將之影印收入之前，取用不易。種種艱難，使得《萬歷會計錄》這樣一部明代財政史研究的核心文獻，竟然運用不多。如今，《明代整理與研究》出版，《萬歷會計錄》全書內容、數據盡在其中，而且通過歷史學家與數學家合作，重建了散失不見的山東布政使司數據，緒論提供該文獻編纂原委、文獻價值說明，研究篇析出各省、直、邊鎮田賦貨幣化程度數據，而且將全部數據核對后做表格化處理。明代財政史研究至此登上一個新的文獻系統平臺。

二、方法特色

《明代整理與研究》合文獻整理與研究為一體，發凡起例，頗有新意。今人整理古籍，主流方法是校勘、標點，欲略加研究之意于其中，則加考證性注釋。此類工作，看去簡單，其實非有扎實功力者不能成其功。時或見有不精之作，還需索取舊本查核，以定取舍。且時下大量古籍影印出版，研究者于明清書籍類文獻，多可使用舊本，好在直取原貌，免為加工所誤?！度f歷會計錄》為原始文獻，底本外并無他本，無諸本校勘必要，若取其他文獻對勘，更易失離原貌，而該文獻使用者主要為專業研究人員，標點也非亟需。況且原本影印出版，查找亦已不難。此種情況下，著者將全書文字內容保留而將全部數據轉換為阿拉伯數字書寫的表格，研究者可將此書與舊刊本參酌使用，最得津梁之便。

計量史學在中國早有嘗試，成績也稱可觀。然而明代財政雖為最適合計量研究領域，僅梁方仲先生《明代戶口田地及田賦統計》為重大成果，且限于戶口、田地、田賦范圍，于明代政府各門類財政收支數據的系統量化，尚未實現。此書經整理形成統計表555個，附圖28個，研究篇另外提供大量折算數據，處理數據凡20萬條有余，分類覆蓋萬歷初期財政收支狀況及管理體制信息，終于形成明萬歷前期財政的系統量化數據庫。其中以現代數學方法重建缺失的明山東布政使司財政數據，計量之復雜，尤非一般排比統計可比。明代財政研究由是而得巨大便利不言而喻，中國古代史的計量研究得以推進，也是顯而易見之事。

以白銀貨幣化為線索，將明代中國財政研究置于當時世界v史演變大勢之中考察，是該書另一特色。中國帝制時代貨幣，多數時期以銅錢為主，間用布帛、紙鈔，白銀在宋、金時期頗為流通，但并未達到穩定主導貨幣程度。明代初用銅錢，不久強力推行紙鈔，禁止金銀作為貨幣流通。然而紙鈔旋即廢壞，民間率多用銀，雖經政府遏制，其勢不止，政府只得適應市場、民心，逐漸接受白銀交易。隨后白銀成為主導貨幣，銅錢為輔幣，紙鈔只作賞賜之用。此過程發生原因，本由明代中國內生，適逢域外白銀通過國際貿易大批量進入中國，推動中國貨幣流通根本轉化，形成稱量白銀主幣體制，促使明朝財政體系由實物中心轉向貨幣與實物兩元體制，并使得中國貨幣體系與國際貿易所用貨幣融合無間，帶動中國融入全球化歷史轉變?；诎足y主導貨幣體制連動國家財政體制變革與中國空前幅度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意義，《明代整理與研究》突出了白銀貨幣化的線索，尤其是在研究篇計算了大量財政收支中的貨幣化數字、比率。這不僅提供了以統一尺度衡量原本以多種收支形態記載的財政數據的新數據系統，而且更真切地將明代貨幣與國家財政體制轉變安置于世界大變遷的景深之中，揭示出明代中國變遷與世界范圍歷史變革間的共振關系。

三、研究啟示

前揭之外，《明代整理與研究》提出諸多明確的學術主張，涉及明代財政史及更大范

圍歷史問題的認識，值得學術界特別關注。

首先，關于《萬歷會計錄》的性質與價值。此書在比前人更為詳明地梳理《萬歷會計錄》編纂背景、過程、參與者情況、基本內容基礎上，就《萬歷會計錄》的性質與價值提出了明確看法。認為該文獻“是明代國家財政會計總冊”；“容納了明代財政制度演變的軌跡，包括財政的收支結構及其運行機制的實態，也涵蓋了明代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諸多領域的問題，特別是反映了明朝興衰的癥結”；據此文獻可知“明代戶部已經有以白銀作為部分計量標準的會計總賬”；可資以“探討16世紀明代財政收支總量、規模、結構及其貨幣化程度”。這些看法，不僅精當概括了《萬歷會計錄》的基本性質，并且揭示出該文獻在狹義財政史以及更大范圍領域的研究價值。學界研究財政問題者，多將財政視為經濟史中一個門類，所見易為經濟視野所拘泥。實際上無論古今，財政運行皆橫亙于經濟與政治、國家與社會之間，是公共權力行使與維系的樞機，由中不僅可以查見政府收支情況，而且可以據以分析政治理念、狀況與運行特征，分析社會推演之脈動。在對萬歷時期財政運行分析的基礎上，對明代中國社會轉型跡象進行分析，正是此書超出前人研究的一個重要表現。

此間惟有一點可以再加推敲。該書認為，《萬歷會計錄》是“會計總冊”而不是“預算書”。理由在于，與近代國家預算相比，《萬歷會計錄》以編造年份的實際財政收入為基礎，而近代國家預算以預算年份的估計收入為基礎，前者關注現在，后者關注未來。就《萬歷會計錄》編制基礎及內容而言的確如此，只是中國帝制時期財政，以“量入為出”為主流觀念，而賦稅收入主要依據人口、土地，這些數字變動遲緩，因而財政收入盡量保持“額征”。萬歷初年土地作為稅收標的之地位上升，使歲入額數更形穩定――至于晚明加征稅收，是戰爭狀態下的舉措，與承平時代不同。在此意義上，《萬歷會計錄》實際上構成未來年度乃至未來若干年內財政收支的標準，雖然不是精密預算書，卻也并非完全不具預算功能。因此明朝才會將《萬歷會計錄》印刷頒行直省、邊鎮，要求“一體遵守”。若只是過往收支賬冊，各地如何“遵守”？“預算”之發生，不是突兀之事，也非僅有一種類型、途徑。

第二，關于白銀貨幣化及貨幣與實物兩元財政體制。萬明先生近年已發表多篇論文，闡釋白銀在明代基于經濟發展，自下而上地逐步演變成為完全形態的貨幣。此一重要觀點在《明代整理與研究》一書中得到系統貫徹。以往明代財政研究者，關注賦稅關系多，關注政府財政收支總體狀況少。而關注賦稅者，皆能看到賦稅由力役、實物形態向貨幣形態的演變，卻大多于賦稅所征的貨幣本身之形態缺乏深入考察，或者僅將賦稅中的貨幣作為一般貨幣而忽略其白銀特質。此書切實將賦稅暨財政體制中的白銀貨幣之特殊性作為考察的基本著眼點，將白銀貨幣化過程與對賦稅折銀、以銀計稅、商品經濟發展、國家轉型等問題密切結合起來。萬明指出，白銀貨幣化推動社會從馬克思所f的人類歷史三大形態中的“人的依賴關系”向“物的依賴關系”轉變，從自然經濟向貨幣經濟轉變，從小農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同時標志著君主壟斷貨幣的終結。在這種深刻的社會體制轉變過程中，明代人形成了以白銀作為財政計量標準的理念――這是中國帝制時代財政理念的一項重要發展，進而衍生出財政管理中統一會計賬冊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在此過程中形成的財政體制，是貨幣與實物并用的兩元體制，其方向是從實物財政轉向貨幣財政。這從貨幣、財政的角度，大大開闊了探索中國帝制時代社會形態轉變機制、歷程等重大問題的視野。

筆者在1984年完成的以晚明財政危機為題的碩士學位論文及稍后刊發的論文中，曾著眼于財政流轉主導價值標的為白銀而將晚明財政體制概括為貨幣財政體制。此種概括，輕視了當時依然存在的大量實物收支情況。此書中所說貨幣與實物兩元體制及過渡狀態說，無疑是一種更為周延的表述。

第三，關于張居正改革與“國家轉型”。張居正改革歷來為明史研究者重視，多以整頓吏治、全面推行一條鞭法、強化邊疆防御等為中心，然而相當一段時期以來，舊說難以深化，而新見每流于牽強。此書則指出，一條鞭法并非張居正改革時期重點推行的政令，《清丈條例》和《萬歷會計錄》方為張居正改革時期的兩種核心文獻。其目標是針對前此一百多年間實物折銀、征銀曲折歷程造成的原有財政結構混亂與財政狀況異常局面進行財政體制重組。清丈為賦稅統一征銀和國家財政運行進入白銀貨幣主體形態奠定了基礎，《萬歷會計錄》落實了白銀貨幣為主體的統一財政會計體系，中國歷史上的貨幣財政由此正式開端，并對明末及清代財政形成深遠影響。這場改革及其帶來的財政轉型，有別于歷代改革的賦役合一與統一征銀，“是中國歷史上二千年亙古未有的劃時代變革，與晚明傳統社會的轉型和全球化的開端緊密聯系，具有所謂唐宋變革所不具備的全新內涵”；“開啟了現代的貨幣財政，也開啟了現代貨幣財政的管理體制”；是一場“史無前例的中國古代國家與社會向近代的轉型”。任何明史、中國財政史、中國經濟史、中國現代化歷程研究者，面對這些在對《萬歷會計錄》進行全面深入研究基礎上做出的論斷，都不能不感受到震撼。其中，關于張居正改革重心為財政體制改革的看法，關于《清丈條例》與《萬歷會計錄》為張居正改革核心文獻的主張，關于張居正改革影響深遠而非“人亡政息”的見解，關于張居正改革與世界性歷史變遷關聯的看法，皆理據充實，允為不刊之論。關于張居正改革具有所謂唐宋變革所不具備的全新內涵的看法，雖然未加詳論，然而于筆者看來，也是一語中的。有心者沿此思路，對所謂唐宋變革與晚明變遷進行聯系的、比較的研究，必有所獲。惟有“國家轉型”一說，筆者深受啟發，然而尚有遲疑。啟發之處在于，明代經濟領域的諸多新異性變化，與現代社會要素、運行法則可以契合，貨幣財政肯定比實物財政更接近于現代財政、經濟形態。因此認為張居正改革增進了中國廣義社會體制與現代社會的趨同性，可以成立，并擴展了研究中國現代性發生歷程的思路。遲疑之點在于，“國家轉型”關涉甚廣，需與政治、思想領域研究再加印證，核心概念與理論架構也需定義和更透徹的闡明。

第6篇：近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萬流歸海見桑田，農耕刀種五千年”，可以說之前的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是一部農耕史。但是，商業文化在其中的位置和作用也不容忽視。到明清時期，已先后形成了晉商、徽商、潮商等聞名的“十大商幫”，有的在清末已沒落，有的則至今經久不衰。

若研究當代中國經濟的格局和脈絡走向，就要研究商幫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商幫、山東商幫、蘇南商幫、閩南商幫、珠三角商幫憑借其規模和影響已被公認為“中國新五大商幫”。當前對于商幫的歷史演變、地位和文化理念等的研究可謂方興未艾，與之相關的文學故事、影視作品更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

“新五大商幫”中，山東商幫（又被稱為“魯商”，也被很多人當作“儒商”的代表）以大象經濟模式著稱，是其中歷史最悠久、文化最深遠、生命最頑強的商幫。從春秋戰國一直延續至今，山東商幫不但對當地經濟發展、文化昌盛、社會繁榮具有重大意義，對中國乃至世界社會發展史上也有著深遠地影響。

魯商最為人稱道的就是其深厚的文化積淀和世代傳承，魯商文化也可以說是齊魯文化在商業領域的運用和生動體現，是現代企業對傳統儒家思想的選擇性繼承和發揚，是優秀的企業家把“內圣、外王”之道相結合、把傳統美德和市場經濟理念相結合的集成和創新。有人概括稱現代魯商“左手孔子仁義禮信，右手孫子兵法韜略”。

傳統魯商之中國重汽

千百年來，人們把齊魯大地尊為“孔孟之鄉”，作為儒家文化甚至中華文明的發祥地頂禮膜拜。而濟南泉城廣場上代表齊魯文化的十二尊銅像中，有一個人竟排在了孔圣人的前面，他就是被人笑稱因開創“失足婦女國營化”制度而留名千古的管仲。事實上，這位管子先生之所以被尊為“春秋第一相”而位列孔圣人之前，是因為他生前卓越的治國才能，通過改革土地和人才制度、大力倡導經商、尊王攘夷等系列舉措而使戰亂頻發的齊國迅速穩固、強大并稱霸諸侯，因此天下商人也尊管子為“商界鼻祖”?？梢哉f，山東自古就有經商的傳統，在當代的全國經濟版圖上更是舉足輕重。

中國重汽的總部即坐落于山東的首府――泉城濟南。這座有著深厚傳統文化底蘊和現代化商業氣息的城市，曾是四千年前龍山文化的發祥地，也是近代魯商的主要聚集地之一。1956年，濟南汽車制造總廠（重汽前身）的建立使重汽獲得了“重型汽車搖籃”的美譽，1960年生產制造了中國第一輛重型汽車――“黃河牌”JN150八噸載貨汽車，1983年又因成功引進奧地利斯太爾重型汽車而聞名遐邇，2001年重汽經歷鳳凰涅磐、改革重組，2007年中國重汽在香港主板紅籌上市搭建起了國際化發展平臺，2009年與德國曼公司戰略合作又為企業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F在集團正根據“二次創業”偉大工程的部署，朝著“打造百萬輛級商用車企業，重、中、輕、客、特全系列商用車集團”的十二五規劃目標而努力奮斗。

新魯商文化與中國重汽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浪潮，魯商的規模不斷做大、品牌知名度也逐漸提升，很多企業更是由于現代化的企業管理制度、具有普遍價值的人性化文化理念而聞名遐邇，海爾、海信、重汽、濰柴、雙星、青啤這些企業的成功案例一次次被寫入當代的商業教材，其當家人更是以獨特的個人魅力為人所津津樂道。

我們討論“魯商”――是指企業還是企業家，其實已不再重要。因為很多時候企業文化與企業家理念就是水融的，企業的發展與企業家的境界已不可分割。若深入研究近代魯商文化的內涵，必須要真正理解魯商的生存和發展之道。

幾十年來，中國重汽正是用企業文化統領企業管理，用企業發展實踐企業文化，進一步詮釋了新魯商文化的精髓：雄才大略、勇于創新、義利并重、誠信友善、合作雙贏、樂于擔當，也使得企業不斷地發展壯大。

雄才大略

現代魯商之所以能夠做大作強，最主要的就是有信念、能堅持、看得遠、走的實。所謂雄才大略，更多的是指對企業家本人和團隊的素質要求，不是所有的企業都能做到這一點?？蓮膬蓚€層面理解：雄才是指客觀的“硬”本領，是懂經營、會管理、善用人、創效益；大略是指主觀的“軟”韜略，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科學布局、合理規劃，準確把握當前局勢和未來趨勢，努力開拓和占領國內國際市場，使企業不斷做大做強。

中國重汽重組以來，根據企業發展的現狀和愿景，提出“建百年企業、創世界一流”的企業目標，制定了“技術領先、高質量低成本、區域化和國際化” 四大戰略，抓住國家經濟發展的大好機遇，不斷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產品性能、提高產品質量、擴大市場份額，使得企業不但迅速擺脫了負債83億元的困難局面，而且實現了持續穩定的快速增長。2012年在全國中重卡行業同比下滑27.8%的情況下，中國重汽產銷整車14.5萬輛，其中9升以上排量的7平臺重卡銷量繼續保持國內領先；實現整車出口2.6萬輛，連續8年位列重卡行業首位；在全國重卡企業普遍虧損的情況下，實現銷售收入560億元、利稅28億元，為國民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此外，公司還進行了四川、福建、新疆的戰略布局，進一步提高了整體效益和未來的綜合競爭力。

第7篇：近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一、綜合分析綜合法

這是從歷史學的角度將歷史概念分解為若干歷史要素，進行分析綜合的方法。一般來說，歷史人物概念分解為國籍、時代、稱謂、主要活動、評價諸要素；歷史事件概念和歷史現象概念分解為背景、時間、地點、主體、經過、評價諸要素；歷史制度概念分解為背景、制定者、主要內容、評價諸要素；歷史物品概念分解為時間、特點、評價諸要素。將歷史概念進行分類并解剖它們的構成要素，在分析中的意義在于把整體分為局部鋪路搭橋，以使分析更為全面。

其次，在對諸要素進行分析之后還要探求事物的本質。這就要求找出把諸要素聯系在一起，構成該事物基礎的東西。如對歐洲資本主義萌芽進行分析，首先將其分解為時間、地點、原因、過程、生產組織形式等歷史要素。然后著重尋求將其后三個歷史要素聯系起來的基礎：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直接原因是商品經濟的發展，這時勞動力已成為商品；產生的過程是手工業者在競爭中分化，以及包買主控制小生產者，二者都初步形成了雇傭關系；生產組織形式中無論是簡單協作還是工場手工業都以雇傭勞動為基礎。因此，雇傭關系是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的本質。

最后，對諸歷史要素進行綜合。綜合要圍繞分析所探求的本質內涵，根據其各個要素之間固有的并列或包容、因果、矛盾等諸種聯系，將其結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

二、定量定性分析綜合法

所謂定量分析綜合，就是根據某種歷史現象或組成該現象的各種因素之間所表現出來的數量多寡及其相互關系，以確定這種現象的本質屬性。定量分析綜合法主要應用在與數量相關的史實上。運用這種方法，首先要根據資料提供的各項數據進行統計；然后通過分析從中找出發展變化的趨勢；最后把變化的趨勢和整個歷史時代聯系起來，找出造成這種數量變化趨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根源，做出定性的結論。

三、因果分析綜合法

這是從原因與結果的辯證關系的角度研究歷史的方法。因果關系的顯著特征是原因在先、結果在后，而且有制約關系。因果關系是歷史演變本身的一種內在關系。因果分析綜合法要求找出引起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源，進而找出其規律性和必然性。因果聯系是辯證的、復雜的、多樣的。從原因與結果的關系看，可以分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同因異果、異因同果。

因果分析綜合法普遍地運用于對歷史概念、歷史發展線索、歷史發展階段的學習中。對歷史發展線索的分析綜合中，應特別注意因果關系的系列化和連續化。例如，因為雅各賓派制定并實施了徹底的土地政策，結果摧毀了法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這是法國大革命徹底性的主要表現之一。但是農民小塊土地所有，后來成為阻礙法國工業革命進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到了19世紀末，又成為造成法國落后于美、德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矛盾分析綜合法

這是既有對矛盾的分析又有對矛盾綜合的辯證認識歷史的方法。這種方法，不僅要對事物的各個矛盾及矛盾的各個方面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通過分析，了解有哪些矛盾，矛盾的各個方面有哪些特征，其中哪些矛盾或矛盾方面占有主要地位，而且在分析的同時，還必須對事物的矛盾進行綜合，即了解各個矛盾之間以及矛盾各個方面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矛盾分析綜合法主要運用于由多種矛盾構成的歷史發展線索和歷史發展階段的學習上。

對歷史發展線索的分析綜合，建立在對不同時期同類史實歸納的基礎之上。為了避免簡單重復，運用矛盾分析綜合法時，應側重于主要矛盾的變化上。

五、系統分析綜合法

這是研究組成整體的各系統的相互關系，通過系統的結構和性質從本質上統觀整體的分析綜合法。系統分析綜合法通常被運用于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一定的社會形態、一定的歷史時代的學習研究中。

運用系統分析綜合法，首先要進行綜合，組成以某個概念為中心的、反映客觀歷史及其內在聯系的整體概念群。

其次，是對各縱向系統發展的階段性變化進行分析綜合。如，17世紀中期到19世紀初，處于工場手工業時期的英、美、法的新興資產階級，依靠人民通過革命戰爭了舊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政權，社會發生了轉型的劇變。19世紀中期，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展開，在已建立資產階級政權的國家中，工業資產階級進行了革命或改革以進一步調整生產關系；俄、日、意、德等封建國家，通過改革、統一戰爭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初步形成。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由于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進行，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模式形成；世界被瓜分完畢，以資本輸出為主要形式，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與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統一的經濟整體；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終形成。

第8篇：近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關鍵詞：土地法；永佃權；長期租借

中圖分類號：DF5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8330（2012）01-0063-04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土地法中的長期租借制度概述

“長期租借”是1980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土地法中一個較為特殊的制度。它所規范的是土地批給的一種方式，可是由此而產生的權利之性質卻經常在學說上引起爭議。葡萄牙學者一直認為，租賃批給所產生的權利屬“永佃權”。①可是永佃權制度在20世紀70年代已經被廢止，因而現行的《葡萄牙民法典》也不再保留永佃權?？墒?，因為土地問題，永佃權制度卻必須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保留。問題是，這個制度的具體內容并不清晰，甚至連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如aforamento、dominium utile等）的準確含義如何均難以在現有文獻中找到清晰和連貫的論述。

在當代葡萄牙學說中，土地所有權人與永佃權人之間的關系是通過dominium directum與dominium utile區分的理論來解釋的?？墒菑臏Y源上看，永佃權理論與dominium directum、dominium utile區分的理論卻有不同的淵源，而且還產生在不同的時間維度，幾個概念之間的對接情況并不清晰，因此，很容易使法律的適用者產生疑惑甚至混淆。筆者試圖針對上述問題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土地法的解釋（適用）增加一些參考材料。

二、長期租借（aforamento）如何與永佃權（emphyteusis）掛鉤

正如上文所述，葡萄牙學者一直認為，長期租借的承租人所取得的權利屬永佃權，但單純從比較《葡萄牙民法典》（1999年前適用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部分）的永佃權制度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土地法所規定的長期租借制度就可發現，條文上既無對接口，兩個制度所規范的內容又有較大的差別，所以，實在難以理解葡萄牙學者根據什么作出這樣的論斷。筆者認為，答案只能從相關概念在葡萄牙法的演變過程中尋找。

近代法所指的“永佃權（emphyteusis）”一般以優斯丁尼羅馬法為起點。然而，羅馬法的永佃權本身有更為長遠的歷史。從詞源上看，emphyteusis一詞起源于希臘文，可以解釋為種植的意思。這種主要用于農地利用的長期或永久租讓制度早在希臘古代就已經存在。羅馬占領希臘以后，上述制度繼續在民間得以保留，并最終被羅馬法繼受。被繼受后的emphyteusis的結構發生了變化，限縮為僅僅指有期限的農地租讓。西元3世紀末期(即岡士坦丁時期)，一些富有的羅馬家庭由于其卓越的經濟及社會地位，吸引了大量周邊的居民圍繞莊園作為生活及經濟活動的中心。這些家庭于是以永佃權的方式向國家租用大面積的土地，然后分租給個體耕戶。②羅馬帝國或其行省亦落得通過這一制度將未開墾的土地出租給個人。本來當租期結束時，出租方可以提高租金或收回土地，但是在實踐中，帝國的皇室經常在租期結束后并不收回土地，于是永佃權人的權利漸漸地變成永久，而且也不負擔增加租金的義務。

西元4世紀中期，永佃權發展成一種永久的租讓，并與原來羅馬法的另一種永久租讓ius perpetuum結合為一個制度，統一稱為“永佃權（emphyteusis）”。③羅馬法學家曾經對于永佃權的性質到底屬于買賣還是租賃有過疑問，但是在東羅馬帝國的Zeno大帝通過立法說明永佃權人與所有權人的關系是一種新的合同類型以后，上述疑問就基本消除了。在優斯丁尼法中，永佃權制度得以進一步完善。永佃權人獲得了很多原本屬于所有權人的法律救濟，④而在繼承、轉讓等方面均與其他的合同有所不同。

在葡萄牙尚未立國之前，居住在依比利卡半島的“盧濟搭尼亞”先民曾經被西哥特人統治。⑤有學者認為，在西哥特法中，已經有類似于羅馬法永佃權的關于土地永久租賃的規定，兩者的差別只是在于名稱而已，⑥但是這個觀點也受到另外一些學者的質疑。⑦

無論如何，永佃權或使用其他名稱的永久租賃制度在葡萄牙一定是有久遠淵源的。在12世紀初期，葡萄牙脫離里昂王國獨立，但是很多11世紀及12世紀初由里昂王國（尤其是地方政府）制定的法律卻依然有約束力。⑧在這些規范中，大部分是與土地有關的“法令（foral）”或“特許書狀（carta de foral）”。⑨最初的特許書狀表現為一種集體的農業開發合同，又稱為“聚居地特許書狀（carta de povoao）”，其內容非常簡單，主要是國王或領主希望鼓勵人民到荒蕪的地方居住，又或者為某些地區吸引勞動力，而向拓荒者或已定居在相關地區的人發出的有若干條款的文書。這些書狀的法律性質一開始僅僅被界定為長期租借合同，但當人口發展起來的時候，這些文書就成了相關地區自治的基礎。⑩

基于對土地征服及殖民的野心，同時也為了對抗外敵的攻擊及重新被里昂王國吸收的威脅，立國初期的幾位葡萄牙君主均發出大量的“聚居地特許書狀（carta de povoao）”，鼓勵國民開拓疆土。由于這個原因，直到13世紀中后期，葡萄牙最重要的“法令（foral）”與“特許書狀（carta de foral）”就成了葡萄牙在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法律淵源。這些文件很多被保留下來，成為后世研究的直接及重要材料。

除了“特許書狀（carta de foral）”外，12世紀的葡萄牙還存在一種由領主制定并開放給農民加入的農業開發合同。這些合同沒有固定的名稱，也沒有固定的方式，但是均表現為一種長期的租借。

進入13世紀以后，意大利式(mos italicus)與高盧式(mos gallicus)的法學教育主宰了整個歐洲，亦順理成章地進入了葡萄牙。這時在葡萄牙個人之間使用的農業土地開發合同逐漸形成固定的名稱：emprazamento或aforamento。emprazamento一詞的詞根是prazo，源自拉丁語placitum；aforamento一詞則以foro為詞根，其拉丁語淵源是forum。所以，這兩類合同有時也直接被稱為prazo或forum。這類農業合同的內容很多都反映了封建制度中的領主與臣屬之間的關系（上下從屬的關系）。在這個時期，aforamento還可以分為永久的aforamento與有期限的aforamento。

到14世紀D. Joo I的時候，永久的aforamento已經開始被稱為“en fatiota”，也即是永佃權emphyteusis的葡語化拼寫。15世紀的葡萄牙進入“律令時代（época das ordenaes）”,在這個時期，永佃權emphyteusis這一術語被更多地使用。

三、永佃權如何與dominium directum、dominium utile的區分掛鉤

Dominium directum與dominium utile的區分是由中世紀注釋學派學者首先提出的,后世法學家接觸到這一區分主要是經由Bartolus of Sassoferrato的著作。注釋學派學者之所以要作出上述區分,是因為13世紀的法學家普遍面對法學上的一個難題：即在封建制度中，名義上的土地所有權人是領主，但封臣的作為模式卻非常類似于所有權人，領主與封臣各自對土地享有的權利似乎難以在羅馬法文獻中得到滿意的解釋。在這個背景下，注釋學者發現在優斯丁尼的《法典（Codex）》內，其中一個片段將永佃權人（emphyteuticarius）稱為所有人（dominus），考慮到永佃權人與封臣兩者之間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這一個片段于是被注釋學者引用作為支持封臣享有所有權的證據。

問題是，當封臣的權利也被稱為所有權的時候，領主與封臣對土地所享有的權利便難以區分了。因此，注釋學派學者便以dominium directum 來指稱領主的所有權，而以dominium utile來指稱封臣的所有權。再進一步探討可以發現，中世紀法學家使用directum和utile兩個概念來區分所有權，應該是受羅馬法actio directa和actio utilis兩種訴訟方式的區分的啟發。

這一區分對于所有權概念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當所有權被分割為兩個類型后，dominium一詞本身便具備了抽象的特質。中世紀的文獻甚至可以用dominium一詞指稱任何對物的權利。

當注釋學派學者借用優斯丁尼法的永佃權與所有權的關系，解釋構成領主與臣屬關系的大量內容不同的“法律行為”，并創造出dominium utile與dominium directum的時候，葡萄牙的法律生活也無可避免地被溶入了這一法律文化，又或者說，被注釋學派的學說吸收了。從葡萄牙第一部律令——《亞豐素律令（Ordenaes Afonsinas）》的制訂開始，emprazamento、aforamento、enfiteuse與foro或prazo這幾個詞基本上就成了同義詞，并在法律生活中交互使用。 這一種關系的主體則稱為領主（senhorio）與永佃權人（foreiro或enfiteuta）；永佃權人所支付的代價被稱為佃金（penso do foro或foro或rao）。這一批術語從《亞豐素律令（Ordenaes Afonsinas）》傳至其后的《曼努埃律令（Ordenaes Manuelinas）》與《菲力浦律令（Ordenaes Filipinas）》，后來更被《塞亞布拉法典》與1966年的《葡萄牙民法典》繼受。

四、長期租借與永佃權掛鉤后所造成的理論困局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被1966年《葡萄牙民法典》所繼受的“永佃權”，與先前出現在葡萄牙法中的永佃權已經具有了不同的意義。因為自從Thibaut在1801年出版了著名的《über dominium directum und utile》，指出該區分已經被物權的類型化（即源于自物權與各種他物權區分）理論取代之后，這個原本就爭議重重的理論就更難找到立足之地。更為吊詭的是，1966年《葡萄牙民法典》更采納了Pandekten的編制體例以及物權概念。

葡萄牙人雖然早在16世紀中葉已經開始聚居于澳門，但真正對澳門進行殖民式統治卻是1846年的事。正是在那個時代，葡萄牙制定了它第一部較全面的土地立法（即1856年8月21日的法律）；而在這部土地法制定以后不久，葡萄牙第一部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法典（即1867年的《塞亞布拉法典》）就誕生了。

根據上文所述，現行澳門特別行政區土地法中的長期租借制度實際上會產生永佃權，而永佃權又會導致所謂的所有權割裂現象，即永佃權權利的取得人地位與所有權人相若。誠如馬光華（Gonalves Marques ）教授所言，這是“對所有權的割裂，此時并非只有一個所有權，而是有兩個” 。因此，筆者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7條對私有土地所作之規定，同樣也應該適用于長期租借所設定之權利。這也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學術界及司法界一致贊同之觀點。

鑒于上述原因，長期租借制度將不會保留在土地法內，但無礙過去通過該制度設定的土地權利會繼續適用原規定（即土地法的長期租借與民法典的永佃權制度）。只是究竟產生于中世紀的所有權割裂理論如何與取而代之的他物權理論融洽共存（或者根本就不應該共存）卻是葡萄牙法學界一直以來都沒有清楚說明的問題。

On the Aforamento System in the Land Law of Maca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tinction between Dominium

Directum and Dominium Utile

TANG Xiao-qing

Abstract:

第9篇：近代土地制度的演變范文

本文是作者在2002年“史論壇”關于“中國傳統經濟再評價”第二次學術研討會上發言的基礎上寫成的，文章根據清代經濟史課題組多年的成果，比較全面了清代前期封建經濟的特點與水平，是會議討論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之一。該文為本壇首次在網上發表。本壇同時將陸續發表與“再評價”有關的文章和資料，供讀者研究。

提要：

本文根據《中國經濟史·清代經濟卷》，參以師友與時賢的研究，從生產力、生產關系諸方面闡述了清代前期封建經濟發展的特點與水平。作者認為，中國封建經濟的發展在清代前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不僅經濟總量增長，經濟結構、制度形式、經濟運行等方面都有明顯的變化，特別是其間有新的因素顯現。但從更廣闊的范圍看，當時的生產與交換以家庭勞動為基礎，落后于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生產與交換的經濟，落后于近、，落后于資本主義。

關鍵詞：

清代前期、經濟發展、家庭勞動、雇傭勞動

《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緒論》的開篇中說：清代前期的社會經濟有重大發展，諸如糧食生產、農業和手的商品生產、市場一體化，以及財政制度、租佃制度、雇工制度等方面的發展變化，均大大超越前代。清代社會經濟是中國封建經濟發展的高峰。筆者在此所關注的，只是它的特點和水平。

這里，筆者根據《中國經濟史·清代經濟卷》，參以師友和時賢們的研究，試行撮要歸納為12條，分別敘述如下：

一、 清代前期的社會經濟總量與家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清代與前代一樣，以農立國，但土地的墾辟有很大成就?？滴醵哪旮丶s600萬頃，嘉慶十七年增加到近800萬頃，前夕估計在800萬頃到850萬頃之間。人口也從順治年間的一億多，增加到前夕的四億一千多萬。只此兩項已可見清代前期社會經濟發展的規模。糧食產量，考慮到復種的發展、玉米和番薯的引進，總產和畝產都有增長。據郭松義教授估算，前，全國平均畝產239市斤，糧食總產量274 509百萬市斤，人均占有糧食653市斤。如果把全國劃分為北方旱作區和南方稻作區，則北方平均畝產114市斤，總產量60 123百萬市斤，人均占有464市斤；南方平均畝產344市斤，總產量214 386百萬市斤，人均占有737市斤。南方的農業生產水平，總體上要高于北方。這個估計并不包括糧食而外的商品性農作物，如棉花、蠶桑、苧麻、煙草、甘蔗、茶葉、藍靛、花生等等的種植均有發展，其中棉花、煙草、甘蔗、花生等的種植，發展尤為顯著。據估計，清代前期商品性農作物的播種面積大約占全部耕地面積的1/10左右。至于清代前期的手工業和商業，都有空前的發展，下面有專條論述，這里暫時不提。

這里要說的是全國人口的構成。據郭松義教授估計，前，農業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的9/10。其中，大概自耕農占四成到四成五，半自耕農占二成到二成五，佃農占三成五到四成，農業雇工占百分之一、二。這里農業雇工不包括臨時打短工的人數。非農業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的1/10。其中，大概手藝工匠、礦工、航運工人等占三成，地主紳衿占二成五，商人和小販接近一成五，各級吏役兵弁占一成，鹽灶人戶占一成，從事牧畜業和游民、下層求食者各占百分之五、六至七、八。此外，在前夕，全國的城鎮人口不超過全國人口總數的6%，人口的城市化比例還是很低的。

僅僅根據以上的兩類數字，我們就可以推論，中國封建經濟到了清代前期，已經發展到了它的高峰。不過，生產和交換的發展是以家庭勞動為基礎的。雇傭勞動雖然已經存在，但數量不大，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還低，作用并不顯著。所以，在勞動生產率時，就不應該采用適應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計量生產和交換的概念和，而應該采用適應以家庭勞動為基礎的計量生產和交換的概念和方法。因此，李伯重教授提出了農民家庭勞動生產率的概念。他認為，應該按照一個農戶在一年內生產出來的產品總量計算，包括農業產品和手工業產品，自給部分和商品部分，統統在內。他說：農民家庭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其勞動生產率并不等于農夫和農婦二人勞動生產率的簡單總和。這是因為合理的經營規模和合理的勞動分工，能

夠使農夫和農婦的勞動更好地彼此協調，以及使得農民家庭中的輔助勞動力更好地得到動員，從而產生更高的綜合勞動生產率。這里要申明一句，清代前期農業生產工具的變化不大。縱然如此，根據他的估算，清代前期農民家庭勞動生產率還是有所增長的，而不是停滯或者下降的。李伯重教授是根據明清時期經濟發展的先進地區江南的情況估算的。因此，隨著江南地區先進技術和生產結構向四方擴散，受益地區的農民家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應該是更為顯著。

在家庭勞動生產率普遍增長的基礎上，清代前期的農業生產、手工業生產、商品性生產、自給性生產總量都分別達到了上的高峰。

二、 土地分配中出現的分散趨勢顯著

在封建社會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分配情況，始終是人們關注的熱點。清代，大規模實行暴力強制以改變土地分配狀況的現象，只在清初發生過。清初圈占民地為旗地，以及施行更名田政策就是其最突出的表現。此后，雖然各地還時有強占、強買的現象發生，暴力因素在土地分配中的作用是越來越不明顯，越來越不普遍了。改變土地分配狀況的機制，一般說來，是通過分家繼承和買賣、典押和轉讓。隨著地權和佃權的分離，佃權像地權一樣進入流通過程的現象日益普遍化，因此，所謂土地分配狀況，就不止包括地權的分配，還包括佃權的分配。這時候，國家，還有宗族，對于地權和佃權買賣、典押和轉讓的干預也大大地減弱了，土地買賣的自由程度是空前地提高了?？梢栽O想，與佃權和地權流通相對應的，是一個相當龐大的貨幣流通量。地權和佃權與商品貨幣關系如此緊密聯系，形成了土地集中與分散，地主、自耕農、佃農新陳代謝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運行機制。這是歷史上土地買賣的重大發展。

土地分配的因素很多，比如官田、旗地的民田化，宗族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發展，地租轉化為高利貸和商業資本，高利貸和商業資本投入土地，等等。這里只談主要的兩個。一個是農業生產中剩余的積累速度。從上說，農業生產剩余分配在地主和農民手中，扣除了地主和農民全家的消費基金以后，剩下來的都可以作為積累基金，用于購買土地。這一兼并土地的力量還是隨著地主制經濟的發展而增強的。但是，這一兼并土地的力量受到了一個使土地分散的因素的制約。這就是中國封建社會里通行的遺產多子均分制度。一戶人家，不管有多少個兒子，都可以分得其家產的一個部分。所以，通過遺產多子均分制度，一個大土地所有者可以分成幾個小土地所有者，一個小土地所有者可以分成幾個窮困人戶。在所說的這兩個因素中，一般說來，積累農業生產剩余、兼并土地的速度是緩慢的，而分家析產則大約30年一次，是比較頻繁的。清代前期，30年內使土地增加一、二倍的家庭是不多見的，而參與分家的兄弟超過一、二人的家庭則是相當普遍的。準此而論，土地的分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事實上，由于諸多因素作用的結果，清代前期的土地分配，雖然是時有集中，時有分散，此地集中，彼地分散，發展極不平衡，但總體看來，并不像傳統觀點認為的那樣，是十分集中、日益集中的。根據江太新教授的研究，土地高度集中的地區是存在的，同樣，土地高度分散的地區也是存在的。這兩者都屬于極端現象，不可以據以概括一般。一般情況是，土地的40%到50%集中在地主手里，土地的50%到60%掌握在農民手里，亦即土地是分散的，至少不像傳統觀點認為的那樣集中。而且，隨著人口的增長，分散的趨勢還有所發展。清代前期，人均土地占有量下降，紳衿地主衰落，庶民地主增加，自耕農普遍發展，每戶地主和農民平均土地占有規模日益縮小，都是土地分散化的具體表現。三、 租佃關系的演變與佃農中農化趨勢的

在地主制體制下，地主的土地，除了極少量自己經營外，絕大多數是用來出租以收取地租的，這一點始終沒有變化。但是，具體的租佃形式卻是隨著的發展而變化的。清代的情況是這樣的：嚴格隸屬關系，亦即勞動者作為土地附屬物的佃仆制度，只在部分地區存在，而且日益趨于衰落。明清時代的新型租佃關系，即擺脫了嚴格隸屬關系的分成租制度和定額租制度，在向前發展。而且，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佃農支付代價取得耕作權的永佃制度和押租制度。這三類租佃關系，標志著租佃關系依次發展的三個階段，它們的發展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當然也是不平衡的。

這里要強調的是，通過這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和類型，可以看出：

佃農與生產資料的關系方面：在嚴格隸屬關系下，進入租佃關系的勞動者是一無所有，他們住主屋、佃主田、葬主山之后，就喪失了自身和家人的自由，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依附農。擺脫了嚴格隸屬關系的分成租制和定額租制下的佃農，他們多少不等地具有土地而外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在分成租制下，他們所有的不多，還要靠地主補足。在定額租制下，他們可能具有全部經營資本，經濟實力，一般而言，較之分成租制下的佃農，要殷實一些。至于永佃制和押租制下的佃農，他們不但自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且還有能力支付佃權的代價，他們的經濟實力，與分成租制和一般定額租制下的佃農相比，是更為殷實的。

主佃關系方面：在嚴格隸屬關系下，勞動者處在地主的直接統治之下，沒有人身自由，不得自由離開土地，不得自由出雇，不得自由婚嫁，他們處在低下的等級地位，到封建法庭上不得與地主平等相對。擺脫了嚴格隸屬關系的分成租制和定額租制下的佃農就不同了，他們取得了與地主平等的地位，可以自由離開地主的土地，自由出雇，自由婚嫁，他們雖然還要聽從地主的役使，但與佃仆一類相比，是少得多了。至于永佃制和押租制下的佃農，由于他們的經濟實力較強，無求于地主，納租而外，兩不相問，他們的經濟地位和地位，一般而言，比前此是好多了。

分配關系方面：從嚴格隸屬關系到享有佃權的佃農，他們應負擔的勞役地租部分，是隨著租佃關系的發展而減少的，到了享有佃權的佃農，其勞役地租部分，一般而言，都消失了。交納分成租的佃農，隨著分成向定額的轉化，應納的實物地租數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削減。當然，也有分成向更高定額的轉化現象，但大量的是減少而非增加。享有佃權的佃農，由于享有部分所有權，可以保留一部分地租在自己手里，應交納的地租數量，當然會相應地減少。如果考慮到佃農工農結合體生產的發展，則定額地租在佃農家庭總產量中的份額，更可能是下降的。結合這兩個因素來看，隨著租佃關系的發展，一般而言，這個時代的地租剝削率，不應該是上升，而應該是下降的。

綜合以上三個方面的情況，我們可以滿有把握地說，隨著租佃關系的發展變化，佃農中農化的傾向愈來愈明顯，永佃制和發展了的押租制就是佃農中農化的最顯著的標志。

四、 農民經濟向商品性生產和手生產傾斜以及農民小商品生產者化

明清時代，佃農和自耕農是農民經濟的主體。在地主制經濟體制下，農民經濟是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的結合，又是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結合，可以說是一種兼業化的二元經濟(二元經濟是馬克NFEB3教授用語）。農民經濟的這一雙重結合，在清代的顯著變化，是向商品性生產和手工業生產的傾斜加強。農民經濟的這一雙重結合又是以自有或佃入的土地作為基礎的，從而，清代前期土地占有的分散化又促進了傾斜的加強。通過上升運動和輻射運動，農民經濟的商品性生產和手工業生產日益普遍，農戶的農業和手工業產品的商品率有明顯提高。因此，在農民經濟中形成了一個多層次的商品生產結構。方行教授指出，它包括：自給型生產、半自給型生產、為溫飽的交換型生產、為利潤的交換型生產四種。他說：從清代前期的情況看，第一種類型的生產還占有一定的比重，特別是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的地方更是這樣。第四種類型的生產雖有增加，但為數仍然很少。只有第二種類型的生產有比較普遍和大量的增加。第三種類型生產也有明顯增加，但它在整個農民生產中的比重卻仍然不是很大。這就是說，清代前期農民生產的發展，主要表現為自給性生產為主，商品性生產為輔的農戶有大量增加，自給性生產為輔，商品性生產為主的農戶也有一定增加，但為數并不很多。李文治先生根據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不同類型，對農戶產品的商品率分別作了估計。他認為，以中等戶計，買布而衣的種糧戶，產品的商品率約為30%到35%，以種糧為主兼營植棉紡織的農戶，黃河流域20%到40%，長江流域23%以上，以植棉及蠶桑為主兼事紡織的農戶，60%到80%，棉蠶以外其他經濟作物同糧食作物混合生產的農戶，一般在30%以上，50%到60%者占大多數，高者可達80%。商品率是相當高的。有的學者因而強調此時小農已轉化為小商品生產者。我認為這種說法，以之說明少數地區的情況，或有可能是正確的，以之概括全局，就有點太夸張了，應該說此時小農正在向小商品生產者轉化，正在小商品生產者化。

這里需要回答一個：此時，這樣的農民還是封建地主制經濟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嗎？回答是肯定的。因為，這時的農民還沒有擺脫農民地主相互循環依存的圈子。地主由于分家繼承和遺產多子均分制度諸多因素作用的結果，大地主變為小地主，小地主變為自耕農，而自耕農又可以通過勤奮勞動，積累財富，購買土地，轉化成為地主；或者，經營不善，抵御不住天災人禍，喪失了自己原有的土地，不得不佃種地主的土地，轉化成為佃農；或者變成一無所有，不得不受雇于地主的雇農。由此可以看出，地主經濟的發展是以小農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為其基礎和條件的，而小農經濟的發展和分化必然導致地主經濟的發展與繁榮，這要算是一條。在這種情況下，小農經濟的性質取決于它所從屬的地主經濟的性質，從而小農經濟構成了地主制經濟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地主制經濟下，農民和地主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所以，農民經濟和地主經濟組成的單位經濟實體，并不是穩定的、恒常不變的，而是處在經常變動和新陳代謝之中。地主制經濟的生命力就是依靠這一變動不居的新陳代謝來維持的。五、官營手工業衰落，以兼營為主要經營形式的家庭手工業普遍發展，少量手工業工場出現在整個明清社會生產中，農業而外，還有次于農業的手工業。農業和手工業構成當時國民經濟的兩大生產部門。明清時代，手工業經歷了一個從官營手工業占統治地位到民營手工業占統治地位的發展過程，此乃前此所無的變化。

明代官營手工業占統治地位。官營手工業是依靠強制手工業者勞役來經營的。明初，國家把手工業者編人匠籍，稱為匠戶。隸匠籍者按例不準分戶，世代相承，永充不變。匠戶必須向封建政府提供一定的徭役，然后才有為自己的作活時間。勞役形式分為住坐、輪班和存留三種。凡籍隸京師就近當班的工匠為住坐，籍隸各行省赴京應役的為輪班，留存本省地方官局服役的則為存留匠。成化二十一年明政府改變征發輪班服役制為出銀代班制，嘉靖四十一年規定輪班工匠每名每年征銀四錢五分，由勞役改為以銀代役，叫匠班銀。至于住坐工匠以及存留工匠，則沒有什么變化。在這一制度下，明代官營手工業，如礦業、瓷器業和造船業等獲得了突出的發展。

清代順治二年，清政府廢除了匠籍制度。此后，官營手工業規?？s小。官營手工業和公共工程中使用的匠役，改為一種計工給值的雇募制。對民間絲染織手工業者，則用承領機帖、輪值等方式加以控制和利用。又，隨著匠籍制度的廢除，清政府從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間改變了礦業政策，特別是對于供鼓鑄制錢原料的銅礦、鉛礦和作為銀貨的銀礦，準許各省任民采取。對鐵礦、煤礦也采取了比較放任的政策。因此，清代礦業手工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從采礦冶金業看，尤為明顯。銅礦乾隆盛時大約年產銅1 500萬斤左右，貴州鉛年產最高達1 574萬斤，前全國年產鐵5 000萬斤以上。礦業中間，使用雇傭勞動不少，但個體戶仍然很多。據董孟雄教授，云南銅礦業中，正是在個體專業戶中，發展出了爐、石曹、炭、馬專業戶組成的聯合經營。

銅礦業中的現象并不是唯一的。據徐建青教授研究，在發達的江南絲織業中，許多工序都獨立為社會分工的一個行業。在景德鎮陶瓷業中，瓷土、制坯、繪彩、燒窯形成幾大行業，每一行中又分為一系列專門工作。井鹽業中，有井戶、汲戶、筧戶、灶戶，還有牛戶，專為使用者提供牛力。佛山鐵器業中分為土針、鐵鑊、鐵磚、鐵線、鐵釘等行業。甚至造船業和造紙業等行業中，也有類似情況。這都表明工礦業中，行業內分工發展。但的內部分工，除少數行業外，并未有相應的發展。

清代前期，構成城市手工業主體的仍然是獨立的個體手工業者。除兩京外，還形成了某些手工業的重要產區。如蘇杭的紡織業、蕪湖的漿染業、鉛山的造紙業、景德鎮的制瓷業等等。全國各大城市和市鎮中差不多都存在著磨坊、油坊、機房、紙坊、醬坊、銅作、漆作、鐵作等大大小小的手工業作坊。鄉村中，有手藝人走鄉串戶，在那些不便的偏遠地區，他們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此外，隨著鄉村手工業的普遍發展，有一些手工業者集中到城市和市鎮中來，雖然他們未必都同農業割斷了聯系，但畢竟具體地表明了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趨勢。一些不適宜以家庭勞動為基礎的行業中還出現了少數的手工工場。

清代前期，發展得最為普遍的是農民的家庭手工業。農民以家庭為單位從事手工業，不但增加收入，還可以充分利用農閑時間和農業閑置勞動力，是最合理的經濟結構。這種結構這時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其突出的表現是，棉紡織業由江南擴散到華北、華中、華南，桑蠶業也在江南、廣東、四川普遍興起。全國各地，許多農家根據各自的資源優勢，選擇有利的副業進行經營。農民家庭經營手工業的越來越多，并逐漸形成了以家庭手工業為基礎的地區性分工。不過，以農民家庭為基礎的專業化分工，如棉紡織業中紡與織的分工，并不脫離農業，仍然與農業相結合。這是在分工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兼業化，是與專業化并行的發展趨勢，它們結合起來，與上面提到的行業內分工發展、企業內分工欠發展一起，構成了清代前期手工業發展的時代特點。

概括地說，清代前期手工業的發展，雖有生產技術、生產結構上的變化，但生產工具方面的改進有限，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產的數量增多。除少數行業外，手工業行業內的社會分工雖有發展，但還有限。手工業與農業和商業的結合密切，并從屬于農業和商業，手工業成為主業的情況不多。雖然如此，地看，清代前期手工業發展到了它的鼎盛時期，是毫無疑問的。

當時出產的棉布、絲綢、茶葉、食糖、瓷器、鐵器、白銅、鋅和船舶，在國外所到之處，都可說是搶手貨。前夕，英國需要購買中國的手工業品，無以抵償，就運來鴉片和白銀以平衡貿易。但是，手工業產品的廣大市場還是在國內。

六、市場的形成，市場上物流的增長，市場一體化與封建的繁榮

明清，中華大地上一個覆蓋全國的市場網絡正在形成。它通過新的陸路線的開辟，內河水路交通延伸到偏遠的上游地區和沿海航線的聯結，把東北、塞外、西北、西南、沿海以及周邊地區同內地緊密聯系起來。它也把基層市場、集散市場、中轉市場緊密地聯系了起來。事實上，基層市場、集散市場、中轉市場是相互聯結的，根據聯結的構成不同，大體上可以區分為集市、市鎮和城市。

農村集市，包括市、集、場、墟，是小農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小農的農產品、手品的出售，生產資料、手工業原料乃至口糧的購買，隨著小農經濟向手工業和商品性生產的傾斜，越來越離不開集市。小農經濟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對市場的依賴程度也就越強，農村集市的也就越來越突出了。據許檀教授估計，明代農村集市在10 000左右，清代中期發展到至少22 000到25 000個，清末超過30 000個。集市密度和開市頻率都超過以前。農村集市是商品物流的起點和終點。在此基礎上，起著集散市場和中轉市場作用的市鎮隨之而發展起來了，大市鎮也隨著中、小市鎮的發展而發展起來了。市鎮中最多的是地方供需型市鎮和商業轉運型市鎮。此外還有手工業者集中的產品產銷型市鎮，以及三者兼備的綜合型市鎮。市鎮與市、集、場、墟不同，有基礎設施，商鋪林立，人口眾多，有經常性的集市。清代前期，在集市和市鎮空前增長的基礎上，城市也有顯著的發展。特別是沿江、沿海交通樞紐型城市，如廣州、上海、天津，重慶、漢口最為突出。也有例外，比

如隨著沿海、沿江航運的發展，運河航運衰落，沿運河的交通樞紐型城市如臨清、淮安就式微了。此外，還有由于生產發展而形成的城市，如南京、蘇州、杭州、廣東的佛山鎮、江西的景德鎮、山東的博山鎮，但為數不多。上述農村集市、市鎮和城市由四通八達的商路聯結起來，組成了一個覆蓋全國的市場網絡，是清代前期封建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

在這個市場網絡中流通的主要商品是糧食、棉花、棉布、竹本、鹽、鐵器、茶、絲綢等。其中長途販運的糧食，據鄧亦兵教授估計，每年可達8 000萬石，布疋據徐新吾先生估計，每年超過3億匹?！兜馁Y本主義萌芽》估計，前全國年產鹽約32億多斤。流通中的商品數量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更應該注意的，也是更重要的是，據晚近學者們，在不同城市中糧價變動的同步性相當高。這表明市場一體化在向廣度和深度發展。與此同時，還出現了為商品流通服務的機構——錢莊和票號。在這個市場網絡中活動的商人群體也空前龐大，形成了晉商、徽商、陜西商、寧波商、山東商、廣東商、福建商、洞庭商、江右商和龍游商等十大商幫。在許多城市中都新設了商人會館。

根據以上說明，清代前期，商品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但是，上述商品糧不過占糧食總產量的11%，布匹也不過是總產量的一半稍多一點。許多商品仍然是自給有余的剩余產品。自給自足的經濟部分不但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隨著人口的增長，總量也有不小增加。自給產品和上市商品基本上都是包括佃農和自耕農在內的小農和小手工業者的產品。因此，我們可以充滿信心地重復一句，清代前期的生產和交換是以個體家庭勞動為基礎的，雇傭勞動不占重要地位。所以，不論是自然經濟的增長，還是商品經濟的發展，所反映的都是小農經濟的繁榮，地主制經濟的繁榮，和封建經濟的繁榮。這里，是從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都與封建經濟有著本質聯系的角度來審視封建經濟的發展的，這樣看也許更加符合的實際。

七、工商業經營中出現了近代化或化的因素

明清時代工商業中，除了獨家獨資經營、自購自造自運自銷的工商單位外，合伙經營的現象，愈來愈為普遍，而且，隨著工商業規模的擴大，合伙的形式和經營方式也隨之而有所發展。

據徐建青教授的研究：合伙的初級形式是勞動合伙。合伙人身份平等，多半自帶工具，共同經營，不置備共同的財產，收益按人頭或勞動分配。進一步的是勞動與資本兼有的合伙。合伙人既出資金又親身參加勞動，置備有共同使用的工具和財產，收益分別按投資數量與勞動數量分配。再進一步的是資本的合伙。合伙人只投入資本，并不都親身參加勞動。有的親身參與管理，有的并不參與。這后一種情況下，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就分離開來了。不論合伙人是否參與管理，合伙人都共負盈虧。收益依投資數量按比例分配，一般稱為“股”或“分”。這后一種合伙形式，只是資本的合伙，已經擺脫了與勞動合伙的聯系，可以稱之為股分制合伙。合伙開始時多發生在同姓宗族親戚之間，后來才出現在異姓之間。在股分制合伙形式

下，出現了土地入股、人力入股乃至字號招牌入股的現象。這需要作些說明。

先說土地入股。在冶鐵、采煤、銅礦、制鹽業中，合伙出資人租佃礦山土地，將收益的一部分分給礦山地主。這一部分，在京西煤礦，一般是收益的1/6，在云南銅礦，一般也是這樣。這大概是傳統的慣例。1/6并不是土地的價格占總股本的比例。這實質上是以土地入股，所取得的礦山地租。當然，如果礦山地主另外又以資本入股，其分配所得就兼有礦山地租和投資收益雙重性質了。

再說人身股。在較大規模的工商業中，需要有專門人才進行經營管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主管人員，稱為經理等等。這類人不出資本，不出土地，而是以自己的專業知識進行經營管理獲取一份報酬。這份報酬以股分所得的形式出現，不像后來的工資。這種股分稱為人力股、身股。接受這種股分的人，一般說來，并不意味著對擁有所有權，在企業虧損時也不承擔責任，一旦違約或退出企業，所接受的股分也就隨之而被勾消了。由于這類人出現，出資人不再參加經營管理，資本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就分離開來了。在晉商經營的企業中，人身股，或稱股俸制，首先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這里，出資人稱為財東，財東將資本、人事全權委托經理負責，一切經營活動并不干涉，日常盈虧也不過問，靜候期終決算報告。經理的人身股由財東確定，各職能部門的職工的股分則由經理確定。這種人身股的總和在分紅中的比

例可以相當的高。說不清在什么時候，形成了股息、紅利、花紅三者組成的分配制度。股息是股分的應得利潤，也稱股利，后來按固定利率分配，形成所謂官利。股東提取股息后始能分配紅利和花紅。紅利是股東所得超過股息部分的利潤。花紅是從利潤中提取一定比例分給董事、監事和以額外報酬的形式分給職工的部分。

在合伙制下，也有以字號招牌作為資本參加合伙的，這種情況一般發生在原有獨資店鋪無法繼續經營，招集資金，改為合伙經營之時，這時，商業信譽已經被視為無形資產了。

此外，股分合伙制的集資方式還是相當靈活的。在四川井鹽業中，投資者事先并無投資數量的限額，而是隨著工程進展的需要陸續投入的。如果原有的投資集團無力繼續投資，還可讓第二集團繼續投資。前者只提留不再出工本的股分歸己，讓出若干股分歸第二集團，由第二集團承擔繼續投資的責任。這樣，每股的投資量并不是相等的，但最終卻是按股平均分配。

總而言之，不同的合伙形式是適應經濟發展、資本集中對企業形式、企業管理的要求提高而出現的，從小到大，從低到高的多層次發展。它們在時間上是繼起的，在空間上又可以是并存的。在這中間，集資方式、管理方式、分配方式等等的發展，實開近代企業之先河。不過，發展緩慢，到前，股分合伙制也不曾發展到近代股分制企業。

八、賦役征課制度的完善化與封建國家對勞動者控制的松弛化

明代的賦役征課制度繁瑣復雜，流弊日益突出，明政府不得不進行改革，實行一條鞭法，即將賦、役、丁口銀等等征課項目，折銀、歸并、簡化。明代的一條鞭法，實際上是將各個征課項目簡化，而非總歸為一。名為一條鞭，實為多條鞭。但是，改革并沒有成功，只能說是試行。清代一開始就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行一條鞭法，并且有所。具體地說，清政府陸續將四差銀全部攤入地畝，實現了賦役合一、役歸于賦。又將絲、絹、麻、棉、紅花、馬草全部折銀和攤入地畝，將土貢物料的絕大部分也折銀攤入地畝，城市中廢除商役等，只征商稅。此外，又將力役之征，治河、修城、修倉等等工程，以及臨時夫差，實行官購物料，對民夫實行官為雇役。通過這些措施，基本上完成了賦役歸并，形成了賦役征課時的地賦和丁銀兩大項目。這就為攤丁入地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決定：“嗣后編審人丁，據康熙五十年征糧丁冊定為常額，其新增者，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笔紫劝讯°y數額固定了下來。接著，雍正初年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攤丁入地，將丁銀均攤于地糧之內，造冊征收。此后，賦稅正項出自田賦，完全改變了田賦、差役、丁銀和土貢物料分征的格局。這就是攤丁入地、地丁合一。由于地畝增長變動不大，地丁合一實際上使得清代賦稅正項的總額長期處于相對穩定的水平。這樣一來，稅制統一、簡化、貨幣化和定額化的鮮明特點就完全顯露出來了。地丁合一取消了丁銀，最終使編審人丁制度失去必要而被廢止了，從而，清政府放松了對人口的控制。

這一賦役征課制度改革的效應是有重大意義的。袁良義教授指出：賦役制度的改革，免除了貧苦農民和手者、商人、作坊主的無償勞役，削弱和消除了他們對封建地主和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把佃戶、雇工人和小自耕農從類似農奴的狀態中解脫出來，成為自由遷徙的農民和雇工；使手工業者、商人、作坊主獲得較前此廣闊的發展天地。

九、依附關系的松弛化與勞動的自由化

明清，在封建等級制度下，對勞動者人身的束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封建國家，地主和雇主。

清初，封建國家廢除了匠籍制度，解除了手工業者的勞役負擔，手工業者獲得了解放。清前期，實現了賦役征課制度的改革，使手工業者、商人、作坊主、自耕農、佃戶、雇工人獲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這些，上面都提到了，這里不再重復。

這里要說的是地主、雇主對佃戶、雇工的束縛也松弛了。這也是重大的變化，需要作些說明。

關于地主佃戶之間的關系。根據經君健教授的，明王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就把宋元兩代所有關于佃戶身分低于佃主的全部廢除，從而置佃戶于凡人等級之中。佃戶擺脫了比地主低下的法律地位，甚至出現了禁止地主役使佃戶抬轎的法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佃戶的利益。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明代主佃之間完全平等了。佃戶見佃主需行以少事長之禮，佃戶不得編入鄉約等規定，都表明他們身分仍然低下。清政府繼承了明朝的政策，承認佃戶為凡人而非賤民，并將其作為清代法制的出發點之一。在這項政策的貫徹上，清政府較為徹底，它多次指出社會上將佃戶視同奴仆的非法性。從順治到雍正初，陸續頒布禁令例案，禁止地主不準佃戶遷移、隨田買賣佃戶、霸占佃戶妻女、勒令佃戶服役、反對佃戶子孫參加以及私刑佃戶等等。清代在保甲制度中也不象明代鄉約規定那樣歧視佃戶。雍正五年頒

布條例，承認民田佃戶具有凡人等級身分而非地主個人的私屬。與此同時，國家也保護地主的土地私有權，并助其實現收租權。清政府在保護地主土地私有權和收租權的同時，要求在上體恤佃戶。乾隆五年將報災時不賑濟佃戶改為賑濟佃戶。上述雍正五年的條例，從法治方面，完成了佃戶對地主個人之間人身隸屬關系、依附關系的解放過程，開始了確定主佃之間以納租為主要表現的經濟關系的時代。但在實際生活中，主佃之間并不是完全平等的，這就是清末法律學家所說的主佃之間與平人不同。

關于雇主與雇工之間的關系。明清法典中都有關于雇工人等級地位的明確規定。雇工人指的是編制在雇主家長制統治下的一個低下的社會等級，終明清之世，都無改變。但雇傭勞動者與雇工人等級之間的關系，在各個時期是并不相同的，不是一貫制。粗略地說，從明王朝建立到萬歷十六年，所有的雇傭勞動者，包括農業、手工業、商業等在內，都被視為雇工人。從萬歷十六年開始，短工取得了同雇主平等的法律地位，從雇工人等級中解放了，大概在同一時期，手工業和商業雇工也不再被視為雇工人。但農業長工顯然還被視為雇工人。從雍正年間開始，越來越多的農業長工不再作為雇工人對待，開始從雇工人等級中解放。乾隆五十三年頒行雇工人律新條例以后，以有無主仆名分作為區別是否屬于雇工人范疇的標準，不再考慮長短工的區別，實際上，多數長工也不再作為雇工人對待了。這個條例可說是長工解放的重要標志。不過，從萬歷十六年起，從雇工人等級解放出來的長工和短工，仍被視為雇主一家，處在雇主的家長制統治之下。一直到光緒初年，沒有主仆名分的雇工才不再被視為雇主一家，從雇主家長制統治下解放了出來。如果把屬于雇工人等級的雇傭勞動者稱為等級雇工，那末，擺脫了雇工人等級而仍屬雇主一家的勞動者，是由等級向非等級過渡的雇傭勞動者。萬歷十六年以后，這兩類勞動者一直并存著，才結束了這一并存的。

總起來看，明清時代，特別是清代，封建國家和地主、雇主加在勞動者身上的束縛在日益松弛化，亦即勞動在日益自由化，是無可懷疑的。

十、資本主義萌芽與由傳統社會向近代或社會過渡的諸種因素

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熱潮過后，再來審視資本主義萌芽，也許可以客觀一些。我們肯定明清時代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估計不高。

根據徐建青教授的研究，在手工業中，商人支配生產的形式有：一種是商人以借貸或預買方式控制小生產者，在農產品加工業中最為常見；再一種是包買商形式，即商人向小生產者提供原料，收購產品；第三種是商人直接投資開辦工場，雇工經營，即商人雇主制。在清代前期的手工業中，無論從范圍上，還是形式上，商人支配生產的程度還不高。在前，在十幾個手工行業中真正稱得上是工場手工業的只有四川井鹽業。不過，一些商人開設的規模較大的手工工場也可稱作具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生產關系。絲織業、鐵器業、鹽業中的包買商制也是資本主義萌芽的一種形式。此外，在云南銅礦業中，有政府放銅本支持生產，產品由政府按一定比例收購，可稱為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前，這些萌芽性質的生產關系都還處于微弱發生的階段，在各行業中均未占統治地位。

在農業中，資本主義萌芽的主要形式有：1自耕農、佃農雇工經營商品性生產；2地主雇工經營商品性生產；3商人租地雇工經營農業。不論什么人經營，這些都是雇工經營。這時的農業雇工還處在由等級性雇傭勞動向非等級勞動過渡之中。至于雇工多少才算是資本主義萌芽，沒有一個標準。雇用一、二個勞動者的經營，恐怕算不上是脫離了家長制經營范圍的、向資本主義過渡的萌芽形式。不管標準定在那里，都還要考慮超過地租的余額，亦即利潤的有無和多少。上述三類雇工經營方式，以及把雇傭和租佃結合起來的過渡性的分益雇役制經營方式，都視這個余額的有無和多少為進退。在清代前期，這個余額還沒有擺脫地租的限制，所以上述各種經營方式雖有發展，但并沒有普遍開來；有時候，雇工經營不利，還往往退回到租佃經營或家長制經營，反映了這些過渡性的經營方式的優越性并不穩定。

如果把資本主義萌芽看作是傳統社會向近代或現代社會過渡的因素之一，那么，要提到的因素就不止上述生產領域里出現的萌芽。在流通領域里出現的市場的形成，市場一體化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在工商業經營中的股份合伙制、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以及官利分紅制度的發展；商人集團的崛起；財政管理體系中的賦役征課制度的完善化；租佃制度中的佃權與地權分離與佃農的中農化；小農經濟向手工業與商品性生產傾斜，亦即小農小商品生產者化；在封建等級制中勞動的自由化，如此等等，上面都提到了，這里只不過是把它們歸總起來，一并考慮。這樣一來，就把資本主義萌芽考慮的范圍擴大了。我認為，資本主義萌芽與傳統社會的近代化、現代化，本來就是同一個范圍的問題，只是觀察的角度不同罷了。

十一、家庭勞動與雇傭勞動以及家庭勞動優越性的正面作用與負面作用

上面說過，清代前期生產與交換的是以家庭勞動為基礎的，雇傭勞動不占重要地位，這是清代前期封建的一個根本特點，那末，家庭勞動優越性的正面作用與負面作用就是事關全局的一個重大了。

以家庭勞動為基礎的小農和小手者，十之八、九經營的是兼業化的二元經濟，亦即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經濟。這里，小農兼營手工業，小手工業者也不脫離土地，他們的區別只在兼業中的主業不同。在這類經濟中，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勞動成本是難以分別的，而且，其商品性生產部分又可以自給性生產部分作為底墊，所以，生產者只要能在扣除貨幣支出的成本以后，還可以得到多少一點收入，那怕最低的價格，他也可以接受。出售的產品的價格可以低于其價值，而且經常低于其價值。無論是農產品，或者是手工業產品，都是這樣。對此，馬克思曾提到過，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必要使市場價格提高到同他的產品的價值或生產價格相等的水平。這就是兼業化的二元經濟產品價格的一個特點。使用雇傭勞動的專業化經營就不同了。這類經營可能具有大生產和分工

專業化的優勢，但在勞動成本上同家庭勞動兼業化經營有很大的區別。粗略地說，當時，雇工應得報酬包括工錢和工食兩個部分，工錢部分占整個雇工應得報酬的30%到50%；或者，更多一點。家庭勞動的經營，只支出工食，不支付工錢，而雇工經營不但要支出工食，還要支付工食以外的工錢，兩者勞動成本的差別是不小的。如果雇工專業化經營所帶來的優勢，不能抵銷其勞動成本的增加，則雇工專業化經營產品的價格就難以同家庭兼業化經營產品的價格相競爭。這就意味著，在同樣生產力水平上，家庭產品在價格上是有競爭力的，它體現了兼業化二元經濟的優越性。也因此，雇工經營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這就說明了，生產同類產品的專業戶，以及雇工經營的同類專業戶，難以大量地、普遍地出現的原因；這也說明了地區性分工有所發展，而專業性分工難以同步發展的原因；當然，所謂資本主義萌芽雖然出現了，但未曾發展起來，原因也在于此。這就是以家庭勞動為基礎的兼業化的二元經濟的優越性的負面作用。至此，家庭勞動優越性的正面作用和負面作用都說到了。

但是，從更廣闊的范圍看，雇傭勞動給生產力發展開辟的廣闊空間及其優越性是不能忽視的。此時的英國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發展階段，大量使用雇傭勞動，農業中的雇工已占人口的1/4到1/3。英國的雇傭勞動比的自由。這些都是清代前期所遠遠不及的?；\統地說，從家庭勞動與雇傭勞動，傳統與近、社會，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從多個角度兩相比較之下，清代前期中國社會經濟是落后的。落后于資本主義，落后于近、現代社會，落后于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生產與交換的經濟。如果拿上述清代前期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與劍橋歐洲經濟史和方坦納歐洲經濟史所敘述的同時期的西歐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相比較，這應該是毫無疑問的客觀事實。

十二、從更廣闊的范圍看問題

傳統的觀點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有上升階段和下降階段。清代前期處于封建社會的下降階段，亦即腐朽、停滯和衰退的階段，沒有生命力之可言。近年來，通過各個方面的實證，我們發現，實際情況完全相反。無論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系，清代前期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和變化，一句話，它還有活力。而且，同既往的中國封建經濟發展水平相比較，清代前期，中國封建經濟無疑是發展到了它的高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