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演變過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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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劃生育演變過程范文
關鍵詞 ：調整；人 口政策；現實性分析；路徑選擇。
人 口問題是影響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能否健康運行 的重大 問題 ，具有全局性和戰略性的特點，人口的數量、結構與質量水平必須要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和發展要求相適應。人口問題如果處理不好 ，必將對國家的穩定和發展構成重大威脅。1982年 9月 ，黨的十二大把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同年 11月寫入新修改的《憲法》。屈指算來，我國人 口計劃生育基本 國策已經實施 30年，該政策的實施既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貢獻 了巨大的人 口紅利 ，也帶來 了一系列消極 問題和負面影響，對我 國的長遠發展構成潛在隱患。為促進我 國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的健康持續平穩發展 ，有必要對我 國現有人 口政策進行反思 。
一、調整我國人 口政策的迫切性分析。
（一）積極貢獻。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力推行，我國實現了人 口再生產類型 由“高 出生 、低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婦女總和生育率從實行計劃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國 13億人 口日和世界 60億人E1日的到來分別推遲 了 4年¨J，有效緩解了由于人口過快增長對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的巨大壓力。
生育率的快速降低為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 了重要 的“人 口紅利期 ”，所謂 人 口紅 利期 ，就是指一個 國家或地 區人 口再生 產類 型 由“高出生 ，低死亡 ，高增長”模式 向“低 出生 、低死亡 、低增長”模式的演變過程 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在時間上具有繼起性 ，一開始會 出現一段時間的孩子的下降速度會快于老年人的增長速度 ，從而形成一種有利于經濟發展 的年齡結構 ，即未成年人 口和老年人 口占總人 口的 比重較低 ，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高的人口結構。這種總人口“中間大、兩頭小”的機構，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儲蓄率高 ，而社會負擔相對較輕 ，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十分有利。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和地區創造的東亞經濟奇跡 ，在非常顯著 的程度上可以歸功于人 1：3轉變中的“人 口紅利”。_2。
（二）消極影響。
與此同時，由于長期奉行計劃生育政策也引發了一系列 日趨嚴重的消極影響和潛在隱患。
1.人 口安全問題。
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原主任張維慶認為 ，“所謂人 口安全 ，就是指一個 國家綜合 國力和國家安全不會 因人 口問題而受到損害，能夠避免或化解人 口方面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機。其主要內容包括一個國家在一定 時期 內的人 口數量、人口素質、人口結構、人口分布以及人口遷徙等因素與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發展要求相協調，與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相適應，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及人的全面發展”。概括的講，就是在一定時期 、一定區域和一定社會經濟發展條件下 ，人 口發展及其相關領域各種風險 因素得到相對控制 ，避免或化解可能出現危機的狀態 。_3。
根據我 國改革開放 30年來的歷次人 口普查和 1％人 口抽樣調查數據 可以看到 ，我 國的總和生育率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已經從計劃生育前的5.8降低到 目前的 1.8的水平 J，人口學界更有專家認為近幾年的總和生育率水平更低，只有 1.4左右 的水 平 （見表 1），遠低 于 國際公認 的 2.1的正常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而且由于人口更替的慣性規律 ，低生育率短期內無法逆轉 ，意味著未來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盡管從短期來看，總和生育率的下降對抑制我國人 口的過快增長、緩解巨大的人口對資源環境社會的壓力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從長期來看，必然會使我國人 口在 2030年前后 達到人 口峰值后迅速下降，從而造成我國未來長期持續發展由于缺乏足夠的人力資源支持和保障而停滯甚至倒退。
2.人 口老齡化 問題。
根據 2000年 11月第 5次人口普查數據，65歲 以上 老年 人 口已達 8811萬 人 ，占總 人 口 6.96％，60歲以上人 口達 1.3億人，占總人 口 10.2％ ，而按照聯合國人 口統計標準 ，一個 國家 60歲以上人 口占到總人 口的 10％以上或者 65歲 以上人口占到總人 口的7％以上時，標志著這個國家進人老齡化階段，說明我國從世紀之交就進入了人口老齡化階段。而且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老齡化呈現出未富先老、數量 大、高齡化 、區間差異大等特點。
由于我國社會養老保障體制尚未成功建立，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依然是我國絕大多數家庭采用 的主要養老方式 ，特別在廣大農村地區，家庭更是在養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國幾千年傳統“家文化”的影響 ，即使是社會化養老模式相對成熟的地方 ，家庭在老年人情感養老方面 的作用仍然不可替代。嚴重超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老齡化問題必將對家庭乃至整個社會形成 巨大壓力。經濟社會發展新創造的價值中必然會有較大比例的部分被 日趨龐大的老年群體所消耗掉，從而對國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構成制約。
3.出生性別比問題。
伴隨著我國人 口出生率的不斷下降，我國出生人 口性別比不斷攀高。從表 2中可以看到，從1982年第 3次人口普查開始，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走高，目前保持在 119.45的高位。而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 ，出生人 口性別 比在 103—107之間屬于維持人口性別結構平衡的正常水平。出生人 口性別比長期偏離正常水平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未來 婚 姻 市 場擠 壓 情 況 的出 現，據估 計 ，在2020年將有 3000萬男性無法成功進入婚姻市場，并進而有可能導致性犯罪、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等問題的惡化，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造成我國出生人 口性別 比長期失衡 的原 因，既有 “養兒防老”、“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傳統思想 的影響 ，也有現代 醫療技術手段如 B超機等為產前性別鑒定提供了技術上的便利，更有在面對生育數量嚴格限制時人們轉而尋求質量上的替代效應的深層次原因。
4.獨生子女成長風險問題。
獨生子女的成長風險，主要是指夭折、重病的風險。由于是獨生子女家庭，可以說孩子就是一個家庭的全部，如果孩子在成長發育過程中如果遇到意外或者死亡 ，特別是這種情況如果發生在父母 已經部分或全部喪失生 育能力 的 中老年 階段，這種情況對相關家庭來講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這種風險在現在或將來都會嚴重存在，甚至伴隨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風險有 日趨增加的趨勢 ，如近幾年出現的“大頭娃娃 ”事件 、三鹿奶粉事件 、問題疫苗事件 、幼兒園兇殺案等都對所涉及的數lO萬家庭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許多家庭甚至家破人亡，支離破碎。根據全 國生命表 （兩性合計 ），每 1000個嬰兒中會有大約 5.4％在 25歲 以前死亡 ，有 12.1％的人在 55歲 以前死亡 ，也就是說 ，會有 5.4％和 12.1％的家庭會經歷孩子夭折的風險，并且難以規避。
在成長風險方面 ，其一 ，是父母輩對子女的期望過高 ，望子成龍 、望女成風 、拔苗助長 ，脫離了他們發展水平所能達到的水平 ，給子女的成 長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 ，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長 ；其二是祖輩，32輩為傳遞親情 ，會竭力滿足獨生子女的各種需要，溺愛情況非常普遍和嚴重，從而易使獨生子女從小養成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私、孤僻心理；其三，獨生子女由于在家庭中只與父輩們進行交往，缺乏兄弟姐妹等之間的同輩教育和合作交流，容易形成對他人的極度依賴心理 ，進而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實踐動手能力和對他人 的同情心 ；其四，家長出于安全和其他方面的考慮 ，會限制獨生子女與家庭以外的同齡人的交流，容易使他們形成失群的孤獨心理，出現社會行為的某些不協調現象。 附）二、調整我國人 口政策的現實性分析。
總體來看，我 國的人 口形勢正處于又一個歷史的十字路 口 ，它表現在 5個方面 ：
1.生育率長期偏低 。從前面表 1可以看到 ，我國生育率水平持續低于 2.1的人 口正常更替水平至今 已達 11年 ，而且從 目前 的情況看這種低生育率水平將會繼續延續下去。低生育率帶來的消極效應將越來越明顯。而長期陷于低生育率水平的中國社會必將會出現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問題，如適齡勞動力較少，近幾年東南沿海經濟發達省份頻發的“用工荒”就能從一定 角度反 映出這種趨勢。
2.老齡化不 斷加劇。從世 紀之交我 國進 入老齡化社會以來，我國的老齡化呈現出加速發展的趨勢，老齡人口的絕對規模與在總人 口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但是長期以來，社會總是簡單的把人 口老齡化理解為老年人數量的增多以及老年人的贍養、護理、醫療、權益保障等問題，并沒有從全社會長期協調發展的宏觀和長遠角度認識老齡化問題。這不單單是老年人群 的問題 ，更是一個整個社會都將加速變老 的問題 ，其影 響將是廣泛而深遠的。
3.城鎮化不斷加速。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人 口的流動和城市的擴張我國的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城市人 口的 比例幾乎 以平均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 增 長 ，2009年 已達 到 46.6％。“十 二五”期間我國城鎮化水平 預計將超過 50％ ，盡管城市化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千百年來 中國積淀下來 的“鄉土 中國”文化必將會隨之發生重大轉變。
4.流動性不斷增強。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以及各項社會管理體制的不斷改革，我 國人 口的流動性不斷增強 ，而且人數眾多 、范圍廣闊、途徑多樣。清華大學教授毛其智在最新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中指出，2010年中國流動人 口達 2.21億人 。如果 中國人 口流動遷移政策沒有大的變化 ，到 2050年中國流動人 口規模可達3.5億人左右。中國目前正在經歷著人類歷史上在和平時期前所未有 的、規模最大的人 口遷移活動 。而這與中國幾千年來所信奉 的以“鄉土意識為重”的傳統理念是截然不同的。
5.生育意愿的低位運行 。長期 的計 劃生育政策宣傳教育和貫徹落實，以及子女教育撫養成本的不斷膨脹，社會就業和生存壓力的日趨沉重，社會經濟文化水平的持續提高，西方現代思潮的影響，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重大轉變，從盲目追求“多子多福”的落后思想中轉變過來，對現行的以“一孩半”為特征 的計劃生育政策產生了一定的適應性，國民的生育意愿 日趨降低。“丁克家庭”的出現和擴散就是證明。
面對生育率的由高到低的轉變 ，國內眾多專家學者清醒地意識到 ，生育率 的轉變其實質上是現代化進程中農業社會的多育文化向工業社會少育文化的變遷，是生育價值觀念的轉變。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和現實告訴我們，一旦完成了生育率實質性轉變 ，生育率水平 的逆轉變 （即從低水平轉向高水平）是不可能的。這也就是為什么西方發達國家雖然在積極推行鼓勵人 口生育的政策但卻毫無效果。中國人口專家，加州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王偉教授警告說“政府可以說服、幫助甚至強迫人們減少生育，這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古往今來，幾乎還沒有政府能成功地強制人們多生孩子的先例。”
三、調整我 國人 口政策的路徑選擇。
面對當前嚴 峻的人 口形 勢和潛 在 的人 口危機 ，國內諸多人 口專家不斷呼吁 ，應該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 口資源環境的實際情況，對現行的以“一孩半”為主要特征 的計劃生育政 策進行必要 的調整 ，即逐步放開 “二胎 ”生育限制 ，由“一獨二胎”逐步過渡到“全面放開二胎”，實現我 國人口政策的“軟著陸”。正如 3O年前那封《公開信》中也曾明確指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 口增長問題 就可以緩和 ，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 口政策了。”考慮到我國當前人 口狀況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從確保國家各項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持續健康協調發展的長遠 目標 出發 ，建議對我國已實行 30多年的現行人口政策盡快進行調整，具體如下：
1.從明年起 ，全 國無論城鄉 ，應全面放開二胎生育限制，允許夫妻雙方根據自己的生育意愿 自由決定是否生育二胎和何時生育二胎。這是緩解我 國當前人 口諸多難題 以及應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的必然選擇 。
（1）有利于確保 國家人 口安全 。放開二胎生育限制可以扭轉我國人 口生育率不斷下降的趨勢 ，確保國家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和 國防所需 的人力資源得到有效保障。放開二胎生育限制盡管短期 內可能出現一定程度上的補償性生育潮 ，但并不會引發大規模 的人 發性增長。這是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婦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會不斷降低 ，放開二胎生育政策后進行補償性生育的主要是 20世紀 7O年代出生的人 ，目前我 國 2O世紀70年代出生的女孩有 1億 ，扣除其中結扎和不孕的婦女 ，7O年代 出生的婦女 中只有 45％尚有生育能力 ，目前平均生育 意愿只有 1.73，她們 中的大多數已經生育了一個孩子，那么 1970—1979年出生的婦女只有再生 3400萬孩子的意愿。 而20世紀 80年代以來出生的人生育觀念已發生根本變化 ，獨生 子女的觀念 已深入人 心 ，再加 上撫養、教育、就業等社會巨大壓力的影響，其多胎化生育意愿并不會非常強烈 。近幾年在大城市中出現并不 斷增加 的大量 “丁 克家 庭”就 很 能說 明問題。
（2）有利于緩解 人 口老齡化對 家庭和社會 的過重壓力。放開二胎生育限制盡管并不能徹底解決我國人 口加速老齡化 的問題 ，即我 國老齡人 口的絕對數量和在 總人 口中所 占 比重仍 會繼續提高，但是放開二胎生育限制可以有效轉變人們對未來“四、二 、一”家庭 結構所帶來 的諸多 問題如沉重贍養負擔的心理 預期 ，而且伴隨著子女的成長和人 口年齡結構 的調整 ，無論是從家庭還是從社會的角度看，都可以使巨大的老年人贍養壓力得到有效的分擔而有所緩解。
（3）有利于優化人口性別結構。一兒一女是大多數家庭的理想選擇，實行 30幾年的我國現行人口政策限制了這種理想的實現，特別是在廣大城鎮和黨政事業單位，計劃生育政策更是等同于“獨生子女”政策，而子女數量的限制和傳統觀念的影響驅使人們轉而去尋求質量上的替代效用，即采用各種手段 去人為干預 和選 擇新生子女性別，造成我國新生兒性別結構不斷高位失衡。而放開二胎生育限制可以降低人們對以質量替代數量的選擇沖動，減少對新生兒性別的人為干預行為，有利于優化我 國人 口性別結構向正常水平發展 。
（4）有利于降低獨子化的成長風險。放開二胎生育限制一方面可以使二孩家庭有效降低獨生子女一旦發生夭折、重病等意外風險給家庭所帶來的破壞性打擊，即二胎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同時也可以為孩子們創造一個 寬松 、適宜 的成長環境，減少來自父母“萬千寵愛集于一身”的過高期望壓力和溺愛等不良現象的發生，增加與同齡人的交流與接觸，促進孩子們在生理和心理各方面的健康成長 。
（5）有利于降低國家計生成本和社會管理成本 。國家為維持現有人 口政策投入 大量 的人力 、物力和財力 ，設立從 國家到鄉鎮一級完整 的計生機構，配備大量的專職和兼職計生工作人員，據人民網2010年 3月 2日報道 ，“截止 2005年底統計，全國人口計生系統共有工作人員 5087萬，其中，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公務員就有 1087萬人。”每年用于宣傳、避孕器具等費用開支也甚為巨大，計生部門已成為國家財政投入最多的部門之一。同時，計生部門也是干群關系最為緊張的部門之一，因計生問題引發的爭議乃至暴力沖突事件屢屢發生。放開二胎生育限制可 以減少計生工作 對基層單位 的沉重壓力 ，減少在計生工作方面 的各項開支 和因計生問題引發的各種社會 問題 ，有效降低 國家計生成本和社會管理成本 。 -2.放開二胎生育限制的同時 ，應繼續嚴格限制三孩。盡管從歐美等發達國家人口政策調整的發展歷程來看 ，人口政策會逐步向完全放開、自由生育的方向發展，即夫妻雙方完全根據自身意愿和能力自主決定生育的數量和時間安排，但從我國當前巨大的人口基數規模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來看，嚴格限制三孩生育在今后一段較長的時期內還是非常有必要的。
3。在完全放開“二胎”限制的同時，進一步把工作的重點放到提高人 口素質上來，變人力資源大國為人力資源強國。首先要優化和改善身體素質，特別是出生人口身體素質，努力降低出生缺陷發生率，進一步提高婚前、孕期期間的保健水平，做到優生優育。同時要積極推動落實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做好醫療衛生保健工作，同時要大力倡導母乳喂養 ，堅決打擊非 醫學需要性別鑒定而人為終止妊娠的不法行為 ，切實維護婦女的合法權益。另外，要進一步加強和優化人力資源教育培訓工作，不斷提高國民的科學技術知識素養和技能水平，變人口負擔為人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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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計劃生育演變過程范文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我們就會發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3億未成年人口簡單。因此，考察年齡結構的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研究，它會使我們能更準確地把握人口變動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基于中國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更低。人們對目前總和生育率的水平眾說紛紜，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報》，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楊光輝，1984年，《邁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氣象出版社，北京。
(7)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8)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中國老齡委，《中國老年人口發展預測》，1986年全國老年學術討論會參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6)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的特點及由此產生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都會有所變化，這是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以往未被廣泛認識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這里將運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對中國老年人口的更替規模和更替率進行分析。（4）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四、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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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計劃生育演變過程范文
關鍵詞：社會變遷；民俗體育；現狀；對策
【分類號】：D80
社會變遷是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在這個過程中，我國農村的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家庭結構、人口數量等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民俗體育是一種兼具了民俗和體育的特點的民間社會文化活動。我國的民俗體育是千百年來我國的人民群眾在生產和生活的實踐中創造出來具有自己鮮明特色的社會文化活動，是我國的民俗、體育和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民俗體育不僅具有強身健體、社交、教育、經濟等體育的基本功能，而且由于其本土性特點，因而更能代表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文化。
有鑒于此，對導致農村民俗體育這一變化的內在的深層次原因進行分析與揭示，對農村民俗體育的健全發展、解釋社會變遷下農村民俗體育的結構性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
1.社會變遷與民俗體育內涵
1.1社會變遷
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運動、變化、發展的，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這要求我們看問題要具有發展的眼光。社會變遷理論是社會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其哲學上的意義就是強調整個社會是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發展的過程。從社會的意義上講，廣義的社會變遷泛指一切社會現象的變化，狹義的社會變遷特指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
社會變遷概念眾多學者的界定和描述雖各有側重，但是都涉及社會變遷的一個核心問題“社會的變化”。社會變遷是指一切社會現象變化的動態過程和結構調整，它是社會結構、社會生活、社會制度、社會關系、社會觀念等的整體性和根本性的變化，既包括社會的進步和倒退，又包括社會的整合和解體，而這一切變化的基礎和根源是社會生產力的變動與發展 。
1.2民俗體育
對于民俗體育的概念，目前總說紛紜，學這個有所見。涂傳飛在其農村民俗體育文化的變遷-江西省南昌縣涂村舞龍活動的啟示一文中，對國內學者的研究進行了整理，認為民俗體育是為一定民眾所傳承和享用的一種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化、儀式化的傳統體育文化體， 它既是一種體育文化 ， 也是一種生活文化 。由此可以看出有集體性、傳承性、模式性的民間體育內容，也就是說是那些與民間風俗密切相關的民間體育。
民俗體育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農村地區保存有大量豐富的民俗體育項目。由于民俗體育的傳承性，社會是民俗體育生長的“土壤”，因此社會變遷是民俗體育的演變過程中的重要影響因素
2.社會變遷對民俗體育的影響
2.1生產勞動方式的變遷對民俗體育的影響
生產方式是一個內涵極為豐富的范疇，是人們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發展而謀取所必須的物質資料的方式。特定的歷史時期形成特定的勞動方式，一定的勞動方式又會產生相應的體育形式。一些體育形式從勞動中產生，一些體育形式又會從勞動中消亡 。
2.2生活環境的變遷對民俗體育的影響
隨著新農村建設的開展，國家大力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豐富農民的業余文化生活，體育活動地理空間逐漸擴大。由于各種人群的交往，相同的、不同的思潮互相抨擊、交流，形成了不同的群體意識、不同的價值取向，這就造成了民俗體育的繼承、消亡與演變 。
2.3社會文化價值觀變遷對民俗體育的影響體育的產生和發展同人類其他社會實踐活動一樣，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而發展。社會價值觀的嬗變與發展直接影響著人們對民俗體育的喜好與選擇，近代西方體育的流入，直接導致了農村民俗體育的繼承與發展。
2.4體育政策變遷對民俗體育的影響
民俗體育政策的發展有一個從簡單到復雜、逐步提高的過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和體育發展形勢好，群眾體育快速發展，民俗體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就比較順利，民俗體育就會獲得傳承與發展，反之亦然。
3.結論
民俗體育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農村地區保存有大量豐富的民俗體育項目。但在我國社會變遷的進程中，由于歷史的原因和認識的不足，造成我國的民俗體育的發展在社會變遷進程中遭遇到了極大的困境。
社會變遷對于我國民俗體育的發展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在社會變遷進程中由于生活水平提高、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人們有更多的金錢、時間和精力來參加體育活動，這就為我國民俗體育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另一方面由于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大量農村青壯年流入城市、計劃生育政策等使得農村的社會人口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民俗體育原來生長的“土壤”不復存在，來自于西方的更為規范主流的西方體育逐漸為人們所接受，再加上政府和社會對民俗體育的認識不足等原因，造成民俗體育在社會變遷進程中的生存和發展遭受到了極大的挑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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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計劃生育演變過程范文
關鍵詞:閩南方言;形成;差異
中圖分類號:H17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0)10-0116-02
對任何一種文化的研究,都必須從根源著手;對文化所衍生出來的方言,更應該去追溯歷史。語言學告訴我們:“要了解某種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聯系社會發展的歷史,密切聯系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研究,才有可能。”[1]筆者想用這種觀點來談海峽兩岸閩南方言的形成和異同。
一、福建閩南方言的形成
語言不能脫離社會生活而存在,語言的發展與地理環境、民族遷徙、、生產活動等都有密切的聯系。福建閩南一帶,高山峻嶺眾多,兼有小盆地,居住在那里的原住民為閩越人,與外界接觸的機會較少,過著各自半獨立的集體生活,從而形成不同的土語群。到了秦朝漢人南遷之后,在閩南一帶與原住民接觸,逐漸形成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方言。現在福建的漢人是秦漢以后到唐宋期間從中原遷徙過去的。中原漢人入閩顯然帶來了不同的文化,正是這種文化上的優勢,使得中原的漢語成了閩方言的主要成分,原來的閩粵人的語言以及古吳語和古楚語都退屬次要成分了。[2]因而現在兩岸閩南口語中,仍留有部分古代漢語語詞。人口的遷徙,語言的傳播,造成了文化的傳播,也使不同地域的文化發生了交流,產生了新的文化,進而使語言也隨之發生了變化。[3]漢人大規模南遷是東晉(4世紀)到南北朝(6世紀)。因“五胡亂華”,北方民族進入中原,漢語受到北方民族語言的影響,起了很大變化,形成了中古漢語。漢人南遷也把這種中古漢語帶到閩地。因而閩南方言有陰平、陽平、上、陰去、陰入、陽入七聲。到唐朝高宗總章二年(669),陳政、陳元光父子“征閩”,在漳州設“州府”。在這200余年之后,唐末五年10世紀初王審知初入閩為閩王。這兩批南下的漢人使用的是屬于中古漢語以首都長安、洛陽話為基礎語言――唐朝官話。他們在閩南與當地居民一起生產和生活。因漢人比閩越人文化發達,前者的語言消化后者的語言,形成了以漢語為基礎的閩南方言。因閩南的政治中心是漳州,文化語言也是以漳州為中心發展起來,形成了以漳州音為代表的閩南方言。到宋代,北宋王朝被金元所迫南遷建立南宋,上百萬官兵和北宋遺民到福建各地定居下來。閩南方言又增加了宋代的漢語語音和詞匯。因而現在兩岸閩南方言保留較多的唐宋口語,不少閩南方言詞匯與唐宋詩詞中的詞匯很相似,音義相當。所以閩臺人以閩南方言朗誦唐宋詩詞則倍感親切。
漢字一般是形、義、音三者兼備的文字語言。但在方言區,人們常常按自己的方言音(即白話)來念相應的漢字,從而產生同一漢字有字音(讀書音)和白話音(語音)兩種念法。閩南話的用字,歷來有三種形式,就是本字、俗字和訓讀字。本字是古代記錄方言的正字;但是,由于歷史久遠,有的本字已失傳,或是本字太生僻,方言區的人民群眾就采用同音代替或創造土字的辦法來記錄,這就是所謂的俗字;訓讀字則是一種同義代替,就是不明本字,也不用俗字,而是采用意義相同的字來代替。[4]有不少文人學者想把方言口語都用漢字加以書寫,各自創造漢字符號,結果,別人很難看懂,達不到溝通意想的作用。筆者認為閩南方言口語的漢字書寫,以漢字來表達意義相應的閩南口語,或借用漢字字音來書寫閩南口語,約定俗成,逐步加以規范化,不造生僻字為好。
元代,漢語開始演變成現在北方通用的北京話。原來漢字的四聲中,入聲消失,平聲發展為陰平、陽平,成為陰平、陽平、上、去四聲。但閩南方言聲調沒有變化,仍然是七聲,只是音調在各地有些差異。元代因閩南與外界的貿易日益發展,泉州成為閩南的主要進出港口,從而成為閩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泉州話音就逐漸取代漳州話音的地位,成為閩南方言的代表。18世紀末,泉州人黃廉用泉州音編了一部《回音妙語》(音韻書),閩南的民間文學、歌曲、講故事等以此為標準在閩南流行、推廣了泉州音。以后,廈門開放,閩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又移到廈門。漳州音和泉州音在廈門混合,逐漸形成一種“不漳不泉”的方言―廈門話。西方傳教士為傳教需要,注意研究廈門話。到1913年,傳教士甘為霖編撰一部《廈門音新字典》,成了廈門音字典的權威,對廈門話音在閩南方言中樹立代表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長期來,臺灣也廣泛使用這本字典。
現在的閩南話多是指以廈門話為代表的地方方言。閩南話里共有17個聲母、82個韻母和7個調型,它直接繼承了古代中原漢語并完整地保留了古音的語言現象。[5]
二、臺灣閩南話的形成
早在3世紀、三國時代就有漢人到過臺灣。到16世紀,越來越多的閩南漢人到臺灣捕魚或耕植定居,閩南各地方言也就自然地傳到臺灣。鄭成功于1661年。他帶去的官兵主要是泉州人,而清朝統一時,施瑯帶去大量的漳州人。其后的大量移民大多是泉州漳州一帶的人,他們在臺灣開墾,安家落戶,所帶去的泉、漳兩種話音的閩南方言,對于臺灣閩南話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臺灣閩南話,就語音來說,有漳州腔的也有泉州腔或廈門腔的;就詞語來說,有漳州話的成分,也有泉州話或廈門話的成分,用臺灣學者的話說,就是“漳泉濫”。清朝時期,閩南人更大量地移住臺灣,1893年日本占據臺灣前,人口達254.5萬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八為閩南人,百分之二十為客家人和少量的原住民――高山族。當時,臺南、鹿港、臺北是臺灣的三大港口(所謂一府、二鹿、三艋),與泉州直接通航,來往密切,語言相通。
臺南:臺南市是鄭明時代的首府,泉州音為“官話”,所以臺南市泉音較重。但后來到臺灣南部的漢人漳州人較多,所以臺灣南部漳音較多。鹿港:幾乎是純泉音。鹿港以東、彰化以北、臺中以南一帶,泉音也比較重。臺北:臺北市一般泉音較重,后來臺北經由基隆港與廈門往來較多,臺北市又引進了廈門音。現在的臺北是臺灣方言最復雜的地方。不僅臺灣各地的人集中到這個地方,而且全國各省的人都集中到這個地方來,用國語(普通話)的很普遍。民間、商場使用的基本上是廈門音為主、混合泉州音和漳州音的閩南話。
到日本侵占臺灣時期(1895～1945),日本殖民統治者強制推行日語,但臺灣人在民間、在家庭仍通用方言。不過,閩南話受到日語的很大影響,主要表現在如下三面:1.在閩南話中夾雜日語詞匯。因大量引進日語,到日本統治末期,甚至有些人不會說完整的臺灣方言。2.將日語的“漢字”詞匯改為閩南語音的詞匯。如:舵頭(火車站)、勉強(學習、努力)、感心(佩服)、女中(女傭人)。3.將日語念成閩南話的音調。如:踏踏瞇(日本席子)、天婦羅(日本式的炸肉、魚蝦)。后,臺灣閩南話發生了一大變化。日據時代的許多日語式臺灣閩南話逐漸消失了。臺灣閩南話越來越受到國語的影響,很多國語詞匯按閩南話語音念出來使用。為了推廣國語,曾鄙視臺灣方言,限制臺語的廣播、電視節目時間。因而70年代黨外運動興起之后,“講臺語”變成一種“意識認同”,甚至是“反抗政府”的同語詞。到90 年代,隨著的“本土化”,“講臺語”成為“認同臺灣”的一種標志,取得選票的重要因素。但過分強調“講臺語”,令人擔憂走抵制國語的另一個極端。現在,由于兩岸的交流趨向融合,島內已很少有這些不安分的因素存在了,這是兩岸互通的完美收效。
三、海峽兩岸閩南方言的差異
臺灣閩南話是混合漳泉音,吸引廈門音而形成。它與漳州音、泉州音差異較大,與漳泉音混合的廈門音較相近。由于兩地的地理、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條件不同,兩地的閩南方言有一定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聲調和詞匯方面。
(一)聲調的差異
如:
臺灣閩南話 廈門話
朋友的朋字 三聲 七聲
人民的人字 三聲 七聲
臺灣的臺字 三聲 七聲
差異似乎很小,但聽起來不順耳。
(二)習慣用語的差異
臺灣 廈門及大陸
小鬼(意味著小餓鬼) 小鬼(小孩)
愛人(未婚的男女對象) 愛人(已婚的丈夫或妻子)
批評(評論、評議) 批評(對錯誤缺點進行分析教育)
品質(水平、水準) 品質(道德修養)
公車(公共汽車) 公車(公家的車)
真贊(真好) 這個詞,現在廈門也使用
(三)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臺灣獨特的詞匯
“甲”:荷蘭占據時代遺留下來的、臺灣現在仍通用的土地面積單位名稱。一甲相當于0.97公頃,約為中國市畝15畝。“甲”是荷蘭語Cap的譯音演變的。
“牽手”:臺灣通用的對妻子的親切的稱呼。臺灣原住民平埔族的母系社會,其女子長大后,獨居一處,看中男青年就引進同居,懷孕后,牽手去拜父母取得承認。在漢人父系社會,它演變為對“妻子”的稱呼。
日據時代遺留下來的日語漢字詞匯,現在臺灣通用的還相當多。例如:(括弧內為普通話),暗記(背誦) ;買收(收買);自動車(汽車);運轉手(司機);巡查(警察);便所(廁所);奧吉桑(叔叔);奧巴桑(伯母)。
(四)因兩岸長期的分離而產生的同義異詞
后,臺灣當局積極推廣國語(普通話),臺灣閩南話和福建閩南話一樣,吸收很多國語詞匯,用閩南音念出來。但由于海峽兩岸長期處于分離狀態,兩岸社會生活背景不同所用詞匯產生了差異,有不少同義異詞。
例如:
臺灣 大陸 臺灣 大陸
傳播媒介 輿論工具 國劇、平劇 京劇
地緣地系 社會關系 家庭計劃 計劃生育
團隊精神 集體主義 作秀 表演
兩岸對外國人名、地名譯法的差異:
臺灣 大陸 臺灣 大陸
雷根 里根 柯林頓 克林頓
史達林 斯大林 施漢諾 西哈努克
沙烏地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耶加達 雅加達
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溝通和發展,這些差異正在縮小。
綜上所述,海峽兩岸閩南方言主要在聲調、語匯方面有差異,語調也有些不同。如果將這些加在一起,兩岸閩南方言的差異就很明顯了。但海峽兩岸閩南方言互相都聽得懂,共性大于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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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計劃生育演變過程范文
基于財務、競爭和戰略三大導向，運用系統動力學模型，分析了2G、3G和4G移動通信網絡的協調建設問題。代入實證數據進行系統仿真，結果顯示，財務導向傾向于投資2G網絡，競爭導向傾向于投資3G網絡，戰略導向傾向于投資4G網絡。此外，政策乘子的改變，亦會影響三代網絡的投資占比。運營商可以根據自己的導向偏好來選擇重點投資的網絡類型，并可運用政策乘子進行投資比例的調節。
關鍵詞：移動通信網絡；協調建設；系統動力學
中圖分類號：TN92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15）05008907
2013年12月，工信部向三大運營商頒發TDLTE（time division long term evolution）牌照，標志著我國移動通信4G時代的來臨，由此形成了2G、3G和4G三代移動通信網絡同時建設的復雜局面。運營商當前所面臨的問題是，2G、3G和4G三代移動通信網絡都各有其價值，都需要建設和維護，很難在短期內全面轉向4G。這種狀況勢必造成三代移動通信網絡之間相互爭奪運營商資源、分散運營商投資方向的后果，給運營商帶來投資戰略和運營管理上的不利影響。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三代移動通信網絡建設方面進行取舍和協調，就成為了困擾運營商的戰略課題。
為探討三代移動通信網絡的協調建設問題，本文擬分別從財務、競爭和戰略三個導向出發，同時引入政策乘子因素，構建三代移動通信網絡協
調建設的系統動力學模型，通過系統仿真來模擬三代移動通信網絡建設的投資分配情況。
一、相關文獻回顧
（一）對網絡用戶遷移的研究
網絡用戶遷移直接影響網絡規劃建設，從客戶流失角度出發對電信運營企業遷移用戶進行分類，具體可分為跨網遷移客戶和網內遷移客戶。跨網遷移客戶是指從一家電信運營企業轉到另外一家電信運營企業，網內遷移客戶是指該客戶的遷移行為只發生在同一家電信運營企業的內部[1]，本文主要考慮網內遷移客戶。這類客戶產生的重要原因是：運營企業自身不斷推出新的產品和服務，客戶如果重新選擇了新產品或者服務，
那么運營企業自己的新產品或者服務就會吞噬原
來的產品或者服務。影響網絡用戶網內遷移的因素眾多，其中主要因素是網絡質量和轉網成本。在網絡質量相同的情況下，轉網成本高，客戶忠誠度就高，用戶遷移意向就低；轉網成本低，客戶忠誠度亦低，用戶遷移意向就高。在不考慮轉網成本的前提下，理性的用戶會傾向于選擇網絡覆蓋質量高的網絡，如果用戶當前所選擇的網絡覆蓋質量低于用戶期望水平，用戶將放棄該網絡而選擇能夠達到其網絡覆蓋質量要求的網絡。
（二）對網絡建設的研究
網絡建設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網絡技術的推動、用戶實際需求、運營商建設規劃、不同代網絡共存與運營平衡問題、網絡資源配置情況等幾個方面。在市場驅使和技術保障下，我國移動通信網絡由3G向4G穩定過渡具有歷史的必然性。近年來，云計算、大數據快速發展，對網絡的要求越來越高，現有網絡已經不能滿足當前用戶的需求。技術的推動作用為網絡演進提供了前提條件，LTE技術能夠使現有用戶在不換卡、不換號、不登記的情況下使用4G網絡提供的業務，保證了2G、3G和LTE網絡業務的一致性和連續性。為確保網絡演進過程中不同代網絡的協調發展，網絡建設規劃需要兼顧系統間的共存與運營平衡問題，在建設TDLTE網絡時要考慮TDSCDMA（time division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nultiple access）系統現網的實際部署情況，因地制宜規劃建設TDLTE網絡。研究發現在3G網絡投資建設初期，從收益角度考慮，3G年投入系數占比并非越大越好，而應保持在一個適當的范圍里，過大的3G年投入系數比例會使得3G的邊際收益下降，而2G的收益又受到限制，最終使得總利潤下降，導致2G與3G發展不協調。網絡演進是一個緩慢的過程，4G網絡雖然能夠帶來很好的使用體驗，但不會在短時間內覆蓋一切，2G、3G網絡仍會有很長一段的緩沖時間。
現有文獻主要對2G網絡與3G網絡的協調發展進行了深入研究，也有部分文獻對2G、3G用戶向4G遷移的可行性進行了研究，但都未能對2G、3G和4G三代移動通信網絡協調建設的投資分配進行系統分析。
二、變量設置及研究假定
（一）網絡協調建設的關鍵概念
1.投資效益。本文中的投資效益是指投資的財務效益，即指項目實施后所獲得的營業收入。在對不同網絡建設分配投資額時，如果投資者選擇財務導向，他將會傾向于投資能夠帶來高額收益的網絡。
2.市場份額。在市場大小一定的情況下，某種產品的市場份額越高，此種產品相對的競爭優勢就越明顯。同時，由于移動通信網絡存在規模經濟的作用，用戶市場份額的增加會使單位產品的成本下降，從而間接地提高財務效益。
3.長遠發展。網絡的發展是一個不斷演進和替代的過程，在進行網絡投資建設時應充分考慮網絡的應用現狀和未來的發展趨勢，在滿足當前用戶需求的情況下，要兼顧到現有的成熟技術和標準是否能夠與未來的先進技術和標準完美結合，即保障網絡的發展具有可持續性，其中包括網絡擴容的可持續性、網絡更新換代時網絡基礎設施的兼容性、網絡技術的可持續性。
4.用戶偏好演變。最能體現網絡用戶偏好演變的是網絡終端產品的演變過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手機的演變過程，主要表現在手機功能上的變化。2G網絡時代，手機的主要功能是提供語音通話和收發信息，操作簡單；3G網絡時代，手機的功能不僅包括2G時代手機的功能，同時還集照相、攝像、視頻通話等功能于一體，人們可以利用手機快速瀏覽網頁、看網絡視頻、進行網絡視頻通話等；4G時代人們的通信工具已經不再局限于使用手機，越來越多的可穿戴智能設備不斷被投入市場，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三星公司生產的智能手表Gear，其不僅具有郵件收發功能，還有攝像和拍照等功能。
（二）網絡協調建設的基本原則
1.短期效益與長期效益兼顧原則。目前2G網絡用戶數量最多，是運營商收入的主要來源，但是2G網絡的傳輸速率低、業務提供能力弱、數據傳輸質量差等因素，使2G網絡不能夠滿足今后人們對網絡的要求，最終會退出歷史舞臺；3G網絡的數據傳輸速率和傳輸質量可以滿足大多數用戶的需求，但是未來網絡業務要求網絡具有高的傳輸速率和傳輸質量，這就需要發展4G網絡以滿足網絡業務發展的要求。因此，應發展2G、3G以獲得短期利益，同時需兼顧到企業未來4G發展，以獲得長期效益。
2.響應并引領用戶需求的變化原則。網絡用戶的多樣化，使得網絡用戶的需求往往是多方面的，
這就需要企業去分析和引導。可以通過向用戶提問、傾聽用戶談話等方法來了解用戶的不同需求，然后采取相應的措施，以滿足不同用戶的不同需求，并制定相應的策略來引導用戶。
3.保持持續的競爭優勢原則。持續競爭優勢具有兩大突出特征：一是動態性，因為競爭優勢都是有條件的，所以企業只有通過不斷的自我更新、自我超越創造滿足競爭優勢的條件，才能實現和保持可持續的競爭優勢；二是連續性，長期的可持續競爭優勢是由一系列短期的競爭優勢積累而成，這些短期的競爭優勢可能是一些小的、或者是單獨看來并不重要的競爭優勢。
（三）系統變量的設置
本文變量包括目標變量、控制變量、中介傳動變量和其他輔助變量等四大類型，其中2G、3G、4G網絡的中介傳動變量類同，僅以2G網絡為例進行闡述，各類變量的細分及其物理含義如表1所示。
（四）模型的基本假定
假定1：模型中只存在三種網絡，不會隨著仿真運行時間的延長而出現更高級別的網絡，即未來一段時間內不會有更高層級的網絡投入運營。
假定2：網絡投資決策僅有財務導向、競爭導向和戰略導向可供選擇，并且只能選擇其中的一種導向作為主要投資導向。
假定3：通過對模型中某省歷年人口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人口增長速度極其緩慢，故假定未來幾年內人口保持不變。
（五）實證演算的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中國移動”Y省分公司作為模擬對象，模型中“某地區人口總量”來源于Y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人口統計信息。2G網絡用戶數量、3G網絡用戶數量和4G網絡用戶數量的初
始值來源于2013年《中國通信統計年鑒》。
三、系統動力學模型構建
基于變量設置及研究假定，構建三代移動通信網絡協調建設的系統動力學模型（見圖1）。
圖1三代移動通信網絡協調建設的系統動力學模型
為了便于模型運行，對變量之間的關系式以及變量初始值作如下規定：
1.模型運行起止時間設定為2013年至2018年；
2.地區人口數量為Y省2013年人口數量；
3.2G、3G、4G用戶數量的初始值為2013年年底的實際用戶數；
4.競爭導向、戰略導向、財務導向的取值范圍為[0，1]；
5.引導偏好乘子、培訓技能乘子、入網優惠乘子的取值范圍為[0，1]；
6.2G、3G、4G用戶年新增入網率主要受網絡相對規模、運營商的不同導向、入網優惠乘子、引導偏好乘子、培訓技能乘子的影響。以2G用戶年新增入網率為例，其算式為
2G用戶年新增入網率=2G網絡相對規模*EXP（（財務導向*5+競爭導向*2+
戰略導向*3）/5）*EXP（入網優惠乘子+培訓技能乘子+引導偏好乘子）*0.5
7.2G、3G、4G用戶年遷出率主要受網絡相對規模的影響。以2G網絡為例，其算式為
2G用戶年遷出率=EXP（2G網絡相對規模-1）
8.2G、3G、4G用戶年增量。該指標主要受當地人口數量、用戶總量和用戶遷出率的影響。以2G網絡為例，其算式為
2G用戶年增量=SMOOTH（INTEGER（2G用戶年新增入網率*
某地區人口總量*8.1e-005-2G用戶總量*2G用戶年遷出率）， 2）
9.2G、3G、4G用戶總量。某代網絡自模型運行開始到某年本代網絡所有用戶的累積量。以2G網絡用戶為例，其算式為
2G用戶總量=INTEG（2G用戶年增量，1300）
10.2G、3G、4G年新增網絡規模。當某代網絡用戶的數量增加到一定程度、現有網絡容量已經不能夠滿足所需求容量時，則需要擴大網絡規模。以2G網絡為例，其算式為
2G年新增網絡規模=IF THEN ELSE（2G用戶年增量
11.2G、3G、4G年新增投資額。其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在用戶沒有新增的情況下，現有網絡運營和維護所需要的投資；一部分是當網絡用戶增加到一定規模時需要對網絡容量進行擴大而進行的投資。以2G網絡為例，其算式為
2G年新增投資額=SMOOTH（IF THEN ELSE（2G年新增網絡規模
12.年總投資額。2G、3G、4G三代移動通信網絡年投資額之和，具體算式為
年總投資額=2G年新增投資額+3G年新增投資額+4G年新增投資額
13.2G、3G、4G年新增投資占比。某代網絡年新增的投資額占2G、3G、4G三代網絡年總投資額的比例。以2G網絡為例，其算式為
2G年新增投資占比=2G年新增投資額/年總投資額
四、系統仿真
（一）同一導向下三代移動通信網絡的投資結構仿真
通過改變不同導向取值的大小，確定某種導向為主要投資導向，對模型進行仿真分析。其中財務導向下定義財務導向的取值為0.5，競爭導向的取值為0.2，戰略導向的取值為0.2；競爭導向下定義財務導向的取值為0.2，競爭導向的取值為0.5，戰略導向的取值為0.2；戰略導向下定義財務導向的取值為0.2，競爭導向的取值為0.2，戰略導向的取值為0.5。對三種導向下的模型進行仿真，得到仿真結果如圖2所示。
由圖2（a）仿真圖形可知，財務導向下2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最大，雖然呈持續下降趨勢，但是在2016年之前仍大于0.25，截至2018年處于較低的水平；3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在2015年后開始出現大幅度下降，并于2018年同2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一樣處于較低水平；4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呈現出持續上升的趨勢，在2015年之后投資超過3G網絡年新增投資，緊接著又超過2G網絡年新增投資，之后投資占比繼續提高，在2018年超過0.75，最終成為投資建設的主要對象。
由圖2（b）仿真圖形可知，競爭導向下2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并一直低于3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2018年開始保持較低的水平；3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整體上呈下降趨勢，在2015年之前大于4G網絡年新增投資，2018年趨向于較2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略高的較低水平；4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在未來的年份里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在2015年超過3G網絡投資，到2017年超過0.75。
由圖2（c）仿真圖形可知，戰略導向下2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呈現持續的下降趨勢，并始終處于最低水平，在2017年之后保持很低的水平；3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整體上呈下降趨勢，但一直高于2G網絡的年新增投資占比，2018年開始保持很低的水平。4G網絡的投資占比在未來的年份里呈現出持續上升的趨勢，并始終高于2G、3G網絡年新增投資，2015年超過0.50，2017年高達0.80。
綜合圖2，可以看出三種導向下4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均會逐年增加，最終達到很高水平，這意味著4G網絡將成為未來的主導網絡；2G、3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均逐年降低，并在2017年之后處于低水平，表明2G、3G網絡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二）同一代移動通信網絡在不同導向下的投資結構仿真
對圖2進行重組，得到同一種網絡在三種不同導向下的仿真圖（見圖3）。
由圖3（a）仿真圖形可知，三種導向下2G網絡的投資占比最終會趨向于較低水平，這意味著2G網絡在未來5年內將逐漸退出歷史的舞臺。但在不同的導向下，2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存在略微差別。財務導向下2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明顯高于其他兩種導向下的年新增投資占比，戰略導向下2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最低，競爭導向下2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居于前兩者之間。
由圖3（b）仿真圖形可知，在不同導向下3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的趨勢基本相同，均是整體呈現下降趨勢。區別在于2016年之前3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在競爭導向下明顯高于另外兩種導向，并且高于0.25；在戰略導向下3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處于三種導向下的最低水平。
由圖3（c）仿真圖形可知，在不同導向下4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的趨勢基本相同，均是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不同的是，在同一年份上不同導向下投資占比的幅度有所差異，其中戰略導向下4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最高，最低的是財務導向下4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
綜合圖3，可以看出2G網絡在財務導向下投資占比明顯高于競爭導向和戰略導向下的投資占比，3G網絡在競爭導向下的投資占比高于財務導向和戰略導向下的投資占比，4G網絡在戰略導向下的投資占比遠高于財務導向和競爭導向下的投資占比。
（三）戰略導向下政策乘子對4G網絡投資結構的影響
首先，調整導向參數，使模型處于戰略導向；之后，保持3個乘子中其中2個乘子大小不變，調整另外的一個乘子大小，觀察乘子改變前后4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變化情況。仿真結果如圖4所示。
圖4中，1為戰略導向下各個政策乘子均為0.2時的曲線；2為戰略導向下僅把引導偏好乘子調制為0.5時的曲線；3為戰略導向下僅把培訓技能乘子調制為0.5時的曲線；4為戰略導向下僅把入網優惠乘子調制為0.5時的曲線。
由圖4可知，當三種政策乘子由0.2增加為0.5，4G網絡年新增投資占比均會升高。不同的是，不同政策乘子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程度不同，
其影響程度大小為：入網優惠乘子>引導偏好乘子>培訓技能乘子。
五、結論與啟示
針對三代移動通信網絡對投資計劃和企業資源的爭奪與矛盾，本文構建了網絡協調建設的系統動力學模型。通過系統仿真，展示了財務導向、競爭導向和戰略導向下，三代移動通信網絡的投資結構及其動態演變。從整體趨勢上看，未來五年，4G網絡的投資占比會逐漸上升，而2G和3G網絡的投資占比會逐漸下降；但在當前，財務導向下將提升2G網絡的投資占比，競爭導向將提升3G網絡的投資占比，而戰略導向將提升4G網絡的投資占比。
入網優惠、引導偏好、培訓技能等政策乘子的改變，會影響三代網絡的投資占比。運營商可以根據自己的導向偏好，運用政策乘子進行投資比例的調節，確定特定時期需要重點投資的網絡類型。
從長遠來看，選擇戰略導向加強4G網絡建設將是運營商的合理選擇。為了引導2G、3G網絡用戶向4G網絡遷移，運營商可以制定相關的轉網促進政策，比如，對新入網的4G用戶贈送免費流量，促進潛在用戶積極入網；組織4G網絡體驗活動，使用戶真切感受4G所帶來的高速流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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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計劃生育演變過程范文
“民工荒”現象從2004年在我國珠三角、閩東南、浙東南等加工制造業聚集地區首次出現起，以后幾乎每年都會季節性地產生，起初在個別行業、地方出現，隨后迅速蔓延到服務業、餐飲業、批發零售業和長三角、蘇南、津京滬乃至中西部省會、特大城市等國內多個地區。特別是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春季前后表現得尤為嚴重。據浙江省人力資源市場2009年7月的供求報告顯示：企業用工缺口達25萬人；深圳市2009年4月用工缺口2.3萬人，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過6萬人；東莞地區崗位數與求職人數比從2009年4月的1.13∶1，一路上升到12月份的1.4∶1。之后“民工荒”愈演愈烈，在2010年春節前后達到高峰[1]。進入2011年春節前后更是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民工荒”，據《新世紀周刊》報道，勞務輸出的幾個大省———四川、湖北、湖南、河北、安徽、河南等的勞務輸出量正在減少，僅湖北省就減少100萬人，重慶由于東部多家勞動力密集型企業轉移落戶于此，新增10萬用工崗位，陷入用工短缺[2]。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1年春節前的調查報告顯示：廣東、浙江和福建部分加工業集中地區用工短缺約在10%，廣東達200萬人的缺口，深圳為20萬左右的缺口[3]。面對“民工荒”現象，有的學者認為“民工荒”是多種原因引起的短期暫時性問題（樊綱，2005）；也有學者從我國二元經濟發展的劉易斯拐點到來的判斷解釋“民工荒”（蔡昉，2008）；更多學者從勞動力市場分割、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農民工權益得不到保障、農民工就業環境惡劣、外出就業成本增加等方面分析了“民工荒”的原因。本文試圖從經濟結構調整視角入手，從勞動力需求和供給兩方面借助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模型和托達羅人口遷移模型的綜合框架，解析多年來愈演愈烈的“民工荒”現象，并提出一些對策建議。
二、經濟發展進程中“民工荒”泛起的結構性探源
從目前我國的勞動力市場看，在“民工荒”泛起的同時，就業形勢依然嚴峻。勞動力市場出現了一個悖論現象“：民工荒”與就業難并存，即有工作崗位找不到人或有人找不到工作同時上演。按經濟學理論來說，這本身就是一個結構問題。由此，近年來“民工荒”濫觴、擴展的背后，有更深層次的經濟結構因素值得我們去探究。
（一）人口結構與勞動力結構的變化
1.人口老齡化加速，“人口紅利”變薄。從經濟學研究的直覺來判斷“，民工荒”的出現與市場上勞動力結構的變化有直接關聯性，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動力結構變化的基礎因素之一是人口結構的改變，其中人口老齡化是勞動力供給短缺不可或缺的因素。200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首次突破10%，標志著我國進入老齡化人口界區，此后老齡化加速，2010達到12.3%，2015年將到達14.8%。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的預測，到202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比例將達16.7%，2050年將上升到31.1%（見圖1），大大高于屆時的世界平均水平21.9%。[4]在人口老齡化的同時，人口結構還表現為少兒人口比例的下降和勞動年齡人口（15-65歲）比例在未來幾年會出現拐點，即先升后降的態勢。聯合國人口署的預測也顯示我國從2000年開始0—14歲的少兒人口比例從25.7%下降到2010年的19.9%，年平均下降約為0.58個百分點（見圖1）；而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預測，15—64歲年齡組人口到2013年將到達峰值。有學者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勞動年齡人口在2015—2020年達到最高峰，大約為9.23億人，而后開始持續下降，人口負擔系數也將達到最低點，在經歷40多年下降后開始趨于上升。[5]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勞動年齡人口在2009年就已到達峰值，占72.35%[6]。我們無法判斷這些結論哪個更準確，但仍可以分析得出：無論從人口結構還是總人口的變化趨勢來看，我國正在邁入勞動力供給趨緊的階段，農民工總體供給也會逐年減少，據統計目前民工后備力量每年比高峰期供應量減少600多萬人，3年差不多減少了2000萬人[7]。這種變化趨勢將使前一階段維持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逐漸淡出，而“民工荒”正是這些變化的信號。
2“.新生代農民工”成為民工主體，就業觀念發生變化。“民工荒”與勞動力結構變化的另一個直接相關因素，使農民工的構成正在悄然發生變化。與前10年農民工群體結構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日漸在民工群體中發展壯大。“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80、90后”的農民工，2009年末他們在外出打工的22978萬農民工中的比例已達61.6%，約有14154萬人，成為當下農民工的主體。[8]新生代農民工與上代農民工相比，存在自身發展心理預期高、職業期望值高、精神享受要求高和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收入水平偏低、職業技能水平低這樣“三高、三低”的狀況[9]。新生代農民工外出打工已不僅是單純為了解決溫飽問題，更多地是為追求更好生活、享受或轉換身份，外出動機由經濟型向經濟型和生活型并存或向發展型轉變。[10]并且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職業最看重的前三個條件是收入、發揮自己的專長、工作環境。他們更注重對社會地位、他人尊重以及發展、享受質量的追求，渴望融入都市生活，在社會保障、子女教育、醫療住房等福利方面要求與城市人口享受同等待遇的期望愈來愈強，一旦與此抵觸，他們往往采取頻繁“跳槽”或辭工不干等行為，表明他們的就業觀念與父輩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水平并不高。目前新生代農民工接受職業培訓的人員比例達到36.9%，比老一代的24.2%僅高出14個百分點[11]，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術素質亟待提高，這也制約著他們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見，民工主體和就業結構及其觀念的變化最終會以勞動力供給的變化反映出來“，民工荒”則是這一變化的折射。
（二）產業結構調整及相關性分析
1.低端產業比重大，提薪空間小。由于我國長期存在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在制造業、服務業等農民工大量涌入的產業部門形成了以高勞耗、低工資、粗加工、低產值、廣出口、微利潤、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占較大比重的格局，同時，制造業發展呈現低端繁榮現象。我國東南沿海的制造業基本上是外資來料加工主導型工業，在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價值鏈低端位置，主要是依靠勞動投入的生產或裝配活動，即使是技術或資本密集型的產品，我國從事的也是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工序，產品附加價值和技術含量低。經濟較發達的江、浙、魯等地區多數工業企業也仍然存在技術設備相對落后，管理水平仍然不高，企業生產效率較低，國際競爭優勢不強等問題。[12]由于企業處于生產價值鏈的最低端，靠的是擴大生產規模、增加工人數量、壓低工人工資、延長勞動時間、減少改善勞動條件的必要成本來獲得大量定單、賺取“代工費”的外延式擴張，廉價勞動力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企業的擴張和產能的增加都是建立在勞動工資低且不變的基礎上，一旦面臨工資上漲的要求，即使是月工資上漲幅度很小，對企業來說由于工人數量的龐大也是不可承受的成本，加上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增加、前一階段國家出口退稅的減少以及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提價的空間極小，企業主在提薪的問題上是慎之又慎，不敢輕舉妄動，于是代工企業大多采取血汗工資制，這無疑是民工逃離的重要因素，“缺工”現象便在各個企業蔓延開來。
2.中西部經濟快速發展，產業區域結構調整加快。在國家政策的扶持下，中西部對外開放水平逐年提高，中西部地區經濟呈現快速發展勢頭。由2009年和2010年GDP的增長率來看，湖南為13.6%和14.5%、安徽為12.9%和14.5%、四川為14.7%和15.1%、陜西為13.6%和14.5%、內蒙古為17%和15%等，均高出沿海各省的增速。[13]同時，沿海各省加快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內地轉移，帶動了相關產業區域結構調整發展。據湖北省統計顯示，2007年，湖北全省落實招商引資、承接沿海地區產業轉移項目600多項，協議投資1200多億元。[14]湖南永州市2007年沿海地區產業轉移占該市整個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比值已超過30%。[15]產業區域結構的調整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區的就業機會，增加了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需求。在中西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工資幅度也隨之提升，與東部地區工資差額縮小。國家統計局2009年的調查數據表明：東部地區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為1455元，中部地區為1389元，西部地區為1382元；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僅高5%，而5年前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平均高15%。[16]于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區域流向也會發生改變。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也證實：2009年第二季度新增農民工就業中，東部地區增加56萬人，增長了1.6%；中部地區增加80萬人，增長了1.8%；西部地區增加242萬人，增長了6.5%。[17]國家統計局農村司的監測顯示，農民工外出務工目的地雖然仍以東部地區為主，但中西部地區的比重在提高。2009年在東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9076萬人，比2008年下降了8.9%；在中部地區務工的為2477萬人，增長了33.2%；在西部地區務工的為2940萬人，增長了35.8%；監測還顯示，2009年在長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為2816萬人，比2008年減少了7.8%；在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為3282萬人，比2008年減少了22.5%。[18]中西部經濟的快速發展引起產業區域結構的調整變化，不僅增加了中西部勞動力需求的總量，也改變了勞動力的供給方向，從而致使東部一些地區“民工荒”現象持續不斷。
3.農民工返鄉創業增多。農民工群體經過多年外出務工積累了一定規模的資本，其中有的回鄉用于投資創業，個體經濟和鄉鎮企業成為他們的投資選擇，也成為當下農村經濟的新增長點。據農業部抽樣調查結果推算，全國有約520萬農民工回鄉創業，創辦工商類鄉鎮企業85萬家，平均每個企業安排7.5人就業。[19]而《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07年全國鄉鎮企業數為2390.89萬個，實現就業數為15089.76萬人，2008年鄉鎮企業數為2599萬個，實現就業數為15450.56萬人，分別比2007增長了8.71%和2.4%（見圖2）。同時，2009年鄉鎮企業固定資產投資4萬億元，同比增幅為20.2%，平均增幅與往年比有所增加，且從全國來看，鄉鎮企業的主要經濟指標均有穩步的增長，增加值為92500億元，增幅10%，營業收入是381600億元，增幅為9.7%，實現利潤增幅為8.18%，上交稅金增幅為8.39%。[20]顯然，農民工創業對鄉鎮企業數目的增加作用較大，農民工回鄉創業不僅促進了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業剩余勞力的流向，在對農業勞動力供給減少的同時，增加了當地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民工的回流。“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勞動力轉移模式可能重新上演。
（三）收入結構惡化，挫傷外出務工積極性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城鄉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近年來，雖然城鄉收入差距從2005年的3.21∶1擴大到2008年的3.33∶1拉動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但在城市中，農民工所從事的領域主要是制造加工業、餐飲服務業、批發零售業、建筑業等臟、累、苦、險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收入和其他行業相比，差距卻有拉大的趨勢（見表1）。即使同行業內部，農民工與城市職工相比較，同工不同酬、同時不同酬的現象普遍，在企業所謂的“臨時工”、“編外工”等等“另類”的用工形式中，絕大部分都是農民工，他們不可避免地站在了收入差距拉大的低收入一極。同時，他們的福利狀況也令人堪憂，大多數農民工居住在雇傭方提供的簡易房、棚戶區，幾乎是十幾人甚至好幾十人同住一起共用生活基礎設施，衛生環境極差，福利設施奇缺，生活質量得不到保障。這與城市人的工作和生活狀態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使農民工受到難以承受的來自于人格、尊嚴、體面的心理壓力；更與他們來城市追求的生活目標形成強烈反差，嚴重挫傷了他們流動的積極性，于是有部分人愿意放棄比農村收入較高的城市工作，回鄉過著雖收入較低但沒有任何“歧視”、更有“尊嚴”的生活。
（四）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農業增收潛力加大城鄉二元結構不僅表現為經濟上的二元結構，還表現為制度上的二元結構即城鄉二元體制。目前，這種城鄉二元分割分治局面尚未完全打破，特別是受現存戶籍制度與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影響，使得進城農民工及其家庭在受教育權利、醫療保險、勞動工資、住房安居等方面受到與當地城市居民嚴重不對等的待遇，使得勞動力的流動受到極大限制。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底，全國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保險人數分別為2647萬人、4335萬人、1643萬人、5580萬人，與2008年底比較雖然分別增加了231萬人、69萬人、94萬人、638萬人，[21]但參保人數與2.3億（國家統計局2009年報告為22978萬人）的龐大農民工基數相比，所占比例仍然偏小，表明社會保障對農民工覆蓋面不足。尤其在農民工子女就學方面，雖然義務教育在城鄉全面推廣，但各地在農民工子女接受教育、落實“兩為主”政策（以流入地區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時，[22]出現了“卡身份”（要求同時具備多個部門頒發的證明方可與當地孩子享受同等教育待遇）或“卡學位”（優質學校學位只向本地學生開放，極少向外地學生開放現象），[23]這在客觀上減少了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制度障礙。同時，近年來政府為了加快新農村建設、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實行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促進農民增產增收的一系列惠農政策，使得農業投資的比較收益有所提高，農民增收的潛力加大。這樣，在城市與農村“一推一拉”的作用下，農民外出務工的成本增加，回鄉意愿增強。因此，有一部分民工回流到農村也是導致“民工荒”現象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結構視角下“民工荒”的經濟學解釋
在經濟學理論上對于城鄉勞動力流動的研究貢獻，莫過于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瑟•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論”這個具有結構分析思想的理論模型，爾后還被拉尼斯—費景漢、托達羅、喬根森等經濟學家所延伸和拓展。下面則是在劉易斯和托達羅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建立的一個綜合模型，以期對“民工荒”現象的形成演變有所解釋。
（一）劉易斯模型的勞動力供給分析
劉易斯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部門分為以傳統農業部門為代表的非資本主義部門和以現代工業部門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部門。傳統部門存在大量剩余勞動，以至于在傳統部門的勞動邊際生產力為零甚至為負數，而無論是由農民的生產力水平決定還是傳統的社會生活標準所決定，傳統部門的平均收入都等于維持生存所需的最低費用。現代部門中的企業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按照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勞動邊際生產力等于實際工資水平的交點決定生產量，且將獲得的大部分利潤轉化為儲蓄和投資。因此，只要現代部門的工資水平高于傳統部門維持生存的最低費用，就能源源不斷地吸納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直到剩余勞動力的耗竭點，即劉易斯拐點（見圖3中的M點）。設傳統部門（以農業部門為研究對象）的平均工資水平為ws，現代部門（以城市工業部門為研究對象）的平均工資水平為wd；wd＞ws，現代部門能獲得無限勞動力供給；則第一期生產廠商的利潤函數為：π＝pQ（L1，K1）-wdL1-rK1（1）其中π為利潤；p是現代部門產品價格，假設其不變；Q是產量；L1是第一期的勞動投入；K1是第一期的資本投入，r是資本利息，假設其不變。對方程（1）求勞動的偏導數：dπ/dL＝pQ（′L1，K1）-wd=0（2）則得到廠商選擇的勞動使用量和工資水平的關系：wd=pQ（′L1*，K1*）（3）從方程（3）我們可以解得：L1*=L1*（wd，p，K1*）（4）根據方程（1），則企業在第一期的利潤為：π*=pQ（1L1*，K1*）-wdL1*-rK1*（5）企業的第二期生產是以第一期的工資價格wd和第一期一定利潤轉化為投資的資本積累水平安排生產。在一定技術水平和資本—勞動比率下，由于真實工資率wd不變，隨著利潤轉化為投資，必然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加快現代部門源源不斷吸收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隨著現代部門的不斷擴張，可以提出第n期對勞動力的需求為：Ln*＝Ln*（wd，p，Kn*）Kn*＞Kn-1*（6）上述分析用圖3表示，則為：從圖3可以看出，只要在現代部門吸納的勞動力Ln*＜L*（L*為剩余勞動力耗竭點），就能在不變實際工資率wd大于維持傳統部門的最低費用ws的條件下不斷擴張生產。設d=wd-ws，這是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獲得的高于傳統部門平均收入的部分，也是必須的部分，否則勞動力不會流動。上式可變形為wd=ws+d，即wd決定于傳統部門的平均工資ws和d。當市場上出現兩種情況：（1）wd＜ws+d；（2）Ln*＞L*時就會出現用工荒。
（二）托達羅的人口流動模型的成本分析
托達羅在上述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了更切合實際的分析。假定：（1）農業部門存在剩余勞動力，但不是無限的；（2）城市工業部門存在大量失業；（3）農村和城市之間存在收入差距。把農業人口遷入城市就業和城鄉勞動力供需因素有機結合起來，建立了人口流動模型，即：L=（fd）L′＞0d=wda-ws（7）式中L為城鄉勞動力遷移數量，d為城鄉預期收入差，L′＞0表示勞動力遷移是預期收入差的增函數，wd為城市實際工資率，ws為農村平均收入水平，a為城市就業率（在劉易斯模型中a=1）。當d＞0時，不一定會引起人口的流動，這要取決于人口流動的成本。設流動成本為c，c與以下因素有關：第一，城市生活的水電費、房租和交通費；第二，彌補從農村流向城市的心理上的不適應或心理成本；第三，引誘勞動力從農村進入城市的需要，即除去前兩項以外的城鄉收入差額。當d=wda-ws＞c時，即wda＞ws+c，人口會發生遷移；反之停止遷移。
（三）綜合模型對“民工荒”的解釋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進一步展開的分析是：濫觴于我國東南沿海的“民工荒”是由于人口結構的變化、二元經濟的發展以及我國經濟活動中的區域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收入結構的變化，導致勞動力無限供給向有限剩余轉化，則出現了“民工荒”現象。下面結合托達羅模型與劉易斯模型建立一個綜合框架對“民工荒”現象進一步加以解釋。由上面托達羅模型（7）可以得到：wd=（ws+d）/a（d叟c）（8）當農村平均收入水平ws和城鄉預期收入差距d不變、a=1時，劉易斯模型的勞動力供給曲線是一條無限彈性的水平線（如圖3），此時劉易斯模型完全可以解釋二元經濟的增長。但當農村平均收入水平ws和城鄉預期收入差距d發生變化或a<1時，都將意味著wd平滑上揚和發生位移，其情況主要有三種：1.當ws+d不變、a<1且不斷變小時，wd=（ws+d）/a將平滑上揚，見圖4-1；2.當ws+d增加、a=1時，劉易斯模型下的水平線wd垂直上移，見圖4-2；3.當ws+d增加、a<1且不斷變小時，wd既要垂直上移又要在靠近劉易斯拐點之前平滑上揚，見圖4-3。我國民工荒可用圖4-3與劉易斯兩部門模型進行綜合解釋。如圖5，實線wd=（ws+d）/a代表勞動力供給量隨價格的變化而變化的實際路徑。在生產的第1到n期，勞動力是在wd0不變工資下進行轉移的，但在第n+1期生產時，勞動力供給曲線發生變化了，不僅向上垂直移動，而且在靠近劉易斯拐點之前平滑上揚，變得相對有彈性。wd垂直上移的原因是農村平均收入由ws0上升到ws和城鄉收入差距d拉大，同時受到勞動力供給數量增加相對減少的影響，平滑上揚主要是城市就業率a下降造成的，需要說明的是，這里a代表勞動力主觀愿望下的預期就業率而不是實際的就業率，也即是滿足勞動力各種要求下（包括工資、福利要求）的就業率。在第n+1期生產時，隨著勞動力的不斷轉移和我國人口結構、民工結構、就業結構的變化，使得勞動力供給曲線在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就開始緩慢平滑地上揚，由于模型下廠商仍然是按劉易斯的水平供給曲線即以不變工資wd0在擴大生產，廠商勞動力的需求量為Ln+1*，愿意付出的實際工資水平為wd0，而此時供給曲線的變化導致市場均衡點應為N點，市場勞動力供給量為Ls，市場勞動力供給價格為w1，高于廠商給出的實際工資水平wd0，于是會有Ls＜Ln+1*，出現勞動力供給缺口Ln+1*-Ls，表現為“民工荒”。
四、簡要結論與政策涵義
綜上所述，廠商生產規模持續擴大，但勞動力需求仍按工資水平不變或者按慢于市場勞動力供給價格的變動而進行，而人口結構、勞動力供給結構、產業結構、收入結構等經濟結構均發生了變化，供給方與需求方雙方的變動不同步導致了勞動力供需不平衡，結果出現了“民工荒”現象，這是結構性失衡的必然反映。通過對我國現階段“民工荒”與經濟結構調整的分析，需要明確解決“民工荒”問題的政策選擇，其核心取向應該是從勞動力供給和需求兩方面著手、雙向調整，以達到供求的相對平衡，具體內容包括：
第一，積極發掘現有“人口紅利”，刺激勞動力供給。東南亞各國的經驗正是通過恰當的經濟政策開發出“人口紅利”而在很長時期里避免了資本報酬遞減的困擾，實現了經濟的持續增長。[24]因而在現階段，我們需要進行以下調整：一是要改變城鄉戶籍制度下的勞動力市場二元分割狀態，建立健全覆蓋農民的社會保險和福利制度，保障進城農民工及其子女在勞動就業、工資福利、教育培訓、醫療衛生、住房安居等方面享受與城市市民一樣的待遇，使農民工外出務工沒有后顧之憂。二是要加大對教育特別是職業教育的投入，提高農民工人力資本價值和單位生產率，以緩解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波動。三是適當延緩勞動力退休年齡，調動勞動力供給的自主性，擴大勞動力供給基礎和緩解養老負擔。
第二，橫向調整區域間的經濟結構，縱向實現產業的垂直升級。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要依據市場規律，加快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轉移，在中西部地區有條件的地方形成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群；同時，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要以知識、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填補為基礎，或者在原有的產業基礎上實行自我升級，以減少對廉價勞動力的過度依賴和防止轉移后的“產業空心化”。
第三，改革收入分配結構，實現資本利得收入與勞動收入差距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限制資源壟斷、權力壟斷性收入，嚴厲打擊非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提高低收入，擴大中等收入，完善和加強個人所得稅稅制及征管，加強二次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增加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規范企業用工制度，加強勞動合同法執行的監督力度，解決好以農民工為主體的“零時工“”編外工“”派遣工”與企業正式“合同工”的差別待遇問題。
第7篇：計劃生育演變過程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要素體系；內在邏輯
[DOI]10.13939/ki.zgsc.2017.02.017
1 經濟增長的相對性
“經濟增長”是一個相對概念，對經濟增長的測度即可說明這種相對性：對同一經濟體經濟增長情形的跨時期比較，同一時期的跨區域比較；對不同經濟體的同時期比較。因此，孤立的談論經濟增長缺乏意義。國家間的收入差距，既包括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包括收入增長率的差距。收入增長率可以理解為改變初始收入水平的強度。這里的收入包括國家收入（總量GDP）和國家內部個體的收入兩個層面，同樣也存在兩種類型的不平等：國家間收入的不平等和國家內部收入的不平等。近百年來，上述兩種不平等性趨于強化。長期依賴基礎資源出口的國家，深受所謂“比較優勢陷阱”所累，與發達國家差距日益擴大，而從經濟體制改革中獲得新生的經濟體，包括印度、中國等國家內部的收入差距則瀕臨警戒線，基尼系數已偏離國際公認的安全范疇。
盲目追求經濟增長，在某種意義上可能走向“負增長”。這里的“負”并不是經濟數據的走低，而是經濟增長路徑對未來發展的負面約束，也包括其對發展初衷的違背。實際上，“國富民弱”的增長模式以傷害普通個體利益為代價，其所實現的國家繁榮不可持續。占據較大人口份額且消費傾向顯著的低收入群w消費能力缺失，其對于依賴擴大內需來實現經濟復蘇的政策效果而言將產生極大的負面激勵。經濟增長本質上構成了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經濟增長的歸屬是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經濟增長帶來的兩種差距，在現實中存在，在邏輯上成立，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必要歷程，這種不平等性是對偽經濟增長的譏諷。
2 經濟增長的要素體系及其內在邏輯
2.1 實物資本
資本是經濟增長的首要推動力，在許多關于經濟增長動因分析的實證研究中，資本都被賦予較為顯著的份額，包括Solow模型、Ramesy 模型等。這些模型的構建為理解和認知經濟增長問題提供了便利。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濟學家的主觀認知中存在如下演變過程：大衛?李嘉圖以及托馬斯?馬爾薩斯時代的古典經濟學家在生產的要素中，比之于資本，其實更為青睞于土地這種要素。而伴隨工業革命在歐洲的興起，資本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了更為重要的作用，現實世界中資本作用的擴張在經濟學家的主觀印象中開始日益強大。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關鍵因素的認知開始深入人心，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W.阿瑟?劉易斯于1954年曾經說過：“經濟發展事實上就是資本的快速積累。”持相似觀點的學者還包括著名經濟學家羅斯特。
“資本對于經濟增長具有關鍵作用”這樣的認知從發達地區開始擴散到發展中國家，許多期待實現繁榮的地區開始采用資本取向的政策。盡管現實世界中，通過盲目實現資本擴張達到經濟增長的企圖最終證明都是低效的，但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其實并無法否定，只是今天的經濟學家，或者政策制定者都更為強調資本與其他要素的結合。
2.2 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和實物資本同屬于要素積累，擁有資本屬性，即實現資本增值的能力。對于經濟增長動力分析模型中存在較多的未知因素時，將人力資本變量引入模型都使得原本模糊或者困惑的問題得到清晰的說明。人力資本不同于實物資本的一個顯著方面是其具有外部性，而且是一種正的外部性。關于創新激勵的文獻中，將這種外部性稱為溢出效應。通過進行更為高端的教育行為，個體素質的提高推動了自我能力的提升，人力資本在個體層面的積累開始增加。人力資本通過向鄰近個體傳遞所掌握的基本能力，包括對技術、技巧以及認知世界途徑的更好理解等。這種正的外部性，提升了經濟運行的效率，也提升了整個經濟的產出水平。因此，人力資本增長率的下降將在邏輯上引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
2.3 人口
人口規模決定了消費需求以及生產能力的基數，人口增長率則決定了人口規模的未來特征。特定社會群體中的人口結構則決定了經濟增長的模式特征。實際上，人口規模一方面構成了經濟增長的基礎，另一方面又使得經濟增長成效在面對個體時被弱化，這種悖論說明經濟增長過程中存在一個最優的人口規模和人口結構。人口的負面作用，諸如人口的資本稀釋作用，將使得我們在面對人口問題時需持極為審慎的態度。如今許多西方國家特別是加拿大這樣的寒冷國度，人口開始負增長。我國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之后，人口規模在可以控制的速度范圍內變動。在較為落后的印度，人口增長依舊可用“泛濫”二字形容。人口規模在為經濟增長貢獻基礎要素的同時，創造了這個印度長期的貧窮。因此，人口數量及質量決定了有效勞動的供給水平，人口規模則是需求市場的決定因素。如同創新的擴散一樣，人口在特定社會中的變遷，我們同樣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擴散過程，人口的增長同樣遵循一個S形的過程，人口增長的速率在達到峰值之前，將會有一個加速的過程，在峰值之后，開始有一個緩慢的過程，并最終走向零增長的過程，以趨于穩定的狀態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作用。
2.4 技術進步與生產率
技術的本質來源于技術可以改變生產要素的結合方式，既定的實物資本以及人力資本量可以實現更多的產出。通過研發活動，改變舊有的技術模式，即所謂的技術創造。有計劃地投入必要的資源實現技術創造的成功。作為一種創新，新技術同樣會遵循一個典型的擴散過程：自一種新的技術被研發出來開始，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經由特定的渠道，從某個企業、某種產業開始向更多的企業以及其他產業擴散、滲透，從技術研發地區向其他國家和地區擴散。這個過程即是技術轉移，然而技術轉移的障礙沒有弱化的趨勢。技術進步之于經濟增長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明確的是需要采用的是適用技術而不是技術殘留物。技術進步更為有效的方法是培養完整的科研隊伍，尊重科學和人才，并為各種研發活動提供便利，后發國家完全有可能實現所謂的“技術跨越”。
生產率是生產要素轉化為產出的有效性，并由要素積累及其轉化效率兩個方面共同決定。要素積累決定了生產過程中要素投入的數量，而生產率則描述了要素轉化為產出的情形。強化要素的積累過程，并提升生產率有利于實現更多的產出。這兩種選擇的側重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增長模式選擇的差異。盲目依賴要素積累的發展方式并不符合經濟持續增長的要求，最優積累規模的解決或許對經濟增長模式的選擇可以給出一個說明。
2.5 開放與競爭機制
19世紀中國的貧窮和落后，從某種意義上就是由當時清政府所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所致。在我國古代歷史中，與友邦進行絲綢、瓷器等貿易的記載非常之多，這是發揮比較優勢進行國際貿易，實現國家繁榮的例子。實行開放政策，走出封閉經濟的困惑，實現要素的國際流動，發揮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兩個市場的作用，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更有效以及更穩定的環境。自1979年改革開放開始，歷經32年，我國經濟實現了飛躍式增長。貿易順差持續擴大，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角色日益深入人心。
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如何才能從低附加值產品的輸出國轉變為技術轉讓國，擴大國內需求，提升13億人口尤其是7億農村人口的消費能力，或許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不應繼續沿襲一條低端的開放道路。開放經濟比之于封閉經濟有許多顯而易見的好處，無論對于國家改善國際形象或者對于追求國家收入，都是一種較為理想的發展模式。開放經濟并不一定適合所有國家，特別是發展水平較為落后的國家或地區，在國際貿易中經常處于不利地位。除此之外，開放過程中會出現環境問題、國家問題。當然，開放將是相對的，而且開放經濟對國家內部個體收入的改善可能較為微弱。
3 政府角色：適度干預
濟學研究的許多問題都可以歸結為對“看得見的手”以及“看不見的手”這兩者作用的表達以及爭論。由于存在市場失靈，需要政府進行干預，克服這些市場失靈的低效對經濟的傷害。政府通過實施各種經濟發展政策、貿易政策、教育政策、薪酬政策、產業政策等構筑了經濟發展的基礎環境，并靈活地對因市場失靈造成的外部性、公共品、壟斷等低效形態進行干預，實現最優的市場績效。與此同時，政府對因市場或其他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進行干預，縮小國際內部區域以及不同個體間的收入差異，緩和社會矛盾，營造經濟發展的穩定氛圍。因而，政府盡管沒有直接參與到經濟之中，卻通過提高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不斷干預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的因素。因而，經濟增長的不同軌跡是對政府作用的極好證明。
盡管如此，并不能盲目地相信政府。如同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在《經濟學》中所揭示的那樣，政府由于競選、尋租或者其他原因會出現無效的狀態，即所謂的政府失靈。因此，政府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不能忽視，更不能盲目依賴。最好的發展模式應當是“大市場，小政府”。如果經濟增長是由政府推動而不是由市場自發實現，這對于經濟增長而言或許是一種悲劇，至少對未來的經濟增長是這樣。改革的陣痛其實是政府最不愿看到的，這是因為這種痛苦的過程如果持續的時間太久，可能會對經濟發展的環境產生負面的影響，原本向好的經濟增長趨勢可能會被逆轉。這其實是政府在短期抑制和長期增長之間的決策問題，考慮到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會起到應有的作用，以及時滯性等問題，我們在思考或許政府采取這些政策的初衷可能無法在其有效任期之內完成，因而這種存在負面作用的政策，盡管將會預示著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但其被采用、被實施以及真正的發揮作用，可以料想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4 結論及反思
經濟增長在為經濟發展提供基礎的同時，也有可能為改良經濟增長中個體收入差異以及提高個體的福利水平或者稱之為幸福感等問題的解決制造麻煩。換句話說，經濟增長只是經濟發展的準備階段，而真正的目標應當是實現經濟發展。盲目追求“數字”或者“增長率式”的增長訴求應當被拒絕。轉型期的中國面臨許多問題，其中最為棘手的一個問題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特別是美國次貸危機之后，世界經濟陷入低增長周期，各國失業率居高不下，貿易保護主義重新占領國際貿易市場。，這些不利因素均使得我國貿易條件惡化，出口需求顯著縮水。在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出口”面臨悲觀預期的情形之下，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擴大國內需求，調整經濟結構成為必然趨勢。
我國的經濟結構至少在三個方面存在問題：產業結構、地區結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以“二三一”格局為主，產業高度化不夠，致使我國經濟的知識化和服務化特征不明顯。地區結構以“東中西”收入差距擴大為典型特征，甚至有“東部崛起，西部發展，中部塌陷”之說，三個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無法發揮聯動效應，增加我國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需求結構是指我國過于依賴出口，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在美國次貸危機之后這個問題更趨嚴峻。
因而擴大內需，實現需求結構的優化非常必要。
悲觀地講，經濟增長具有負效應，收入差異、資源浪費、環境惡化、經濟結構低效，甚至“幸福指數下降”都是由其所致。樂觀地講，經濟增長本身提供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基礎，這些問題由經濟增長而來，通過對其的解決即超越了經濟增長自身，而實現“經濟發展”這一更有效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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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劉偉，張輝.中國經濟增長中的產業結構變遷和技術進步[J]. 經濟研究，2008（11）：4-15.
第8篇：計劃生育演變過程范文
關鍵詞：“代耕農”;生存狀況;社會調查分析;珠三角;惠州
中圖分類號：F321.4 文獻標識碼：A DOI 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15.04.014
Social Investigation of "Tenant Farm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Based on the Situations in Huizhou
JIANG Zheng1， LIN Qian-sen2， LAI Wei-wen3， XIANG An-qiang3
（1.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2.Huizhou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Huizhou， Guangdong 516000， China; 3.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in Huizhou，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no huge differences among "Tenant Farmers" in terms of age structure， educational leve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the scale of tenant field etc. after the social investigation of "Tenant Farm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What's more， their circumstances of living conditions，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nd recreation are exactly alike. However， the group of "Tenant Farmers" shares both a great deal of similarities and a couple of difference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is changing tenant environment，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areas of "Tenant Farmers" are being transformed step by step. It is the new migration tendency of "Tenant Farmers" that they tend to flow from developed areas to the less developed ones.
Keywords： "Tenant Farmers"; living conditions; social investigati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Huizhou
筆者曾對惠州地區24個“代耕農”聚居地進行詳細的社會考察，并從“代耕農”的來源、發展階段、生產情形等方面呈現了這24個調研點“代耕農”的基本概況[1]。現將以個案訪談為基礎的材料進行總結和分析，從而對珠三角“代耕農”有更為具體和深入的認識。
本次調研根據隨機抽樣原則，選取了鐵場村6戶、中崗村8戶、鳳山村2戶、田頭村2戶、長龍村6戶、樓寨村1戶、黃洞村4戶、新聯村2戶、花果村2戶、長布村3戶、元洞村2戶、譚公村1戶、大布村2戶、大嶺村2戶、茗教村2戶、白沙村1戶、橋星村3戶、八惟村1戶、東亞村2戶、新光村5戶，共57戶農戶（其中53戶符合本論文“代耕農”的定義）進行個案訪談，對其家庭規模、代耕年數、代耕面積、租金、支出、收入等方面進行了調查。現將訪談材料分析總結如下。
1 珠三角“代耕農”調查結果
1.1 “代耕農”的來源地
關于“代耕農”來源地的問題，共得到53個有效回答。表1結果表明，惠州地區的“代耕農”以廣西人居多，江西次之，湖南和湖北最少。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來自廣東的“代耕農”，他們都不是惠州本地人，老家多為河源市和高州市的偏遠山區。
1.2 “代耕農”的代耕年數
關于“代耕農”代耕年數的問題，共得到有效回答52個。由表2可知，“代耕農”到惠州代耕的時間長短不一，長則10年，短則一兩年，跨度甚大。這些“代耕農”在來惠之前，多在廣州、中山、珠海有過代耕經驗，因為土地征收、地租上漲等原因，轉而北上，繼續代耕。
1.3 “代耕農”的家庭規模
關于“代耕農”家庭規模的問題，共得到有效回答49個。由表3可知，惠州地區絕大部分的“代耕農”都是四口之家，五口之家也不在少數。據訪談了解，“代耕農”的第二代要么留在老家成為留守兒童，要么隨著父母共同遷往代耕地。但因“代耕農”背井離鄉、遷居他處，從而引發計劃生育工作缺失、農村家庭養老保障缺失、兒童學前教育缺失、適齡兒童教育機會缺失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值得社會關注。
1.4 “代耕農”的流入途徑
關于“代耕農”流入途徑的問題，共得到有效回答41個。表4結果表明，惠州地區的“代耕農”大部分都是自動到當地詢問代耕事宜的，有地可耕則留下，無則再覓他處。也有不少“代耕農”是通過老鄉介紹而到當地代耕的，過年過節回老家是他們互相交流代耕信息的最好時機。中介介紹是較晚才出現的“代耕農”流入途徑。如果牽線搭橋介紹成功，“代耕農”得付給中介人一定的介紹費。通常中介主要出現于大規模、大面積的代耕。
1.5 “代耕農”的代耕面積
關于“代耕農”代耕面積的問題，共得到52個有效回答。表5表明，0.07～0.33 hm2田地是“代耕農”最為常見的代耕規模，0.40～0.67 hm2次之。據訪談了解，以葉菜種植為主的“代耕農”一般代耕0.20～0.27 hm2地，以瓜果種植為主的“代耕農”則一般代耕0.67 hm2以上田地。代耕規模達1.33～2.00 hm2的“代耕農”一般以玉米種植為主，一年兩或三造，農忙時還得請臨時工幫忙。
1.6 “代耕農”的年生產支出
關于“代耕農”年生產支出的問題，共得到有效回答15個。由表6可知，一年生產支出在10 000～20 000元范圍內的“代耕農”占受訪總體的絕大部分。在訪談過程中，不少“代耕農”表示他們根本無法具體算清每一年的生產支出。一般情況下，除生活必需開支，有多少收入就投入多少成本，基本上沒有記賬習慣。近年來，農業化學用品價格上漲較快，“代耕農”的支出不斷增加，若遇上假化肥假農藥，“代耕農”的負擔更大。但隨著代耕規模的擴大和代耕方式的轉變，生產支出的增加是必然趨勢。
1.7 “代耕農”的年凈收入
關于“代耕農”年凈收入的問題，共得到28個有效回答。表7結果表明，大部分“代耕農”每年的凈收入，即扣除生產支出和生活支出后的剩余在10 000～20 000元的范圍內。只有少部分人處在10 000元以下或40 000元以上這兩個極端。在訪談過程中，絕大部分的“代耕農”都表示他們根本沒有“年凈收入”這個概念，這一造掙得的錢馬上又投到下一造的生產當中，只要生活能維持下去，就繼續在當地代耕。而且農產品的價格上下浮動，波動較大，收入難以估量。如果天氣好，收成好，又趕上理想的市場價格，收入也就隨之增加。若遇上暴雨臺風，氣候惡劣，血本無歸也是常有的事。
1.8 “代耕農”的租金
關于“代耕農”租金的問題，共得到51個有效回答。由表8可知，“代耕農”代耕地的租金在不同層次分布較均，其中500～600元、801～900元以及900元以上都占有相當的份額。據訪談了解，租金的高低與代耕地的所在區域有著極大關系。如惠州博羅縣石灣鎮、園州鎮毗鄰東莞，村經濟發展勢頭好，地租普遍較高，在900～1 100元間。而惠東縣的大嶺鎮、多祝鎮地理位置相對偏僻，交通不便，村經濟沒有很大的改善，地租普遍較低，在300～600元間。值得注意的是，地租較高的地方“代耕農”數量反而較多。這與交通運輸、市場價格和銷售渠道等因素有著莫大關系。經濟發展較好的鄉鎮，第二、三產業也發展迅速，本地務農的人越來越少，農副產品的需求卻越來越大，便出現地區租金升高，“代耕農”反增不減的情況。
1.9 “代耕農”的生活狀況
調研可知，受訪的“代耕農”均非本地人，戶口留在原籍，成為代耕地的“黑戶”人員。這樣的身份使他們與當地人有著一定程度的隔膜和差異。
在居住方面，“代耕農”基本上住在地頭田間的用石棉瓦和油氈紙搭建而成的棚屋。這種“房子”光照性和透氣性都較差，平日遮風擋雨，使用期也不過5年。也有人租住當地人空閑下來的房子，每月交租，條件較好。但因租房成本比搭建棚屋高，而且村鎮中可租的、價格中下的房子并不多，所以現在絕大部分“代耕農”還是住在棚屋里。
在水電使用上，各村的具體情況存有差異。如博羅縣石灣鎮的“代耕農”基本上沒有自來水供應，平日需要用水就用摩托車從附近的農藥化肥店獲取，拉運回家，一般不用交費。也有自行打井獲取飲用水的情況，如博羅縣園州鎮的“代耕農”就多以井水為主。打井抽水基本上可以解決日常的用水問題。當然，也有部分“代耕農”已經用上自來水。電力供應基本到位，受訪的53戶“代耕農”無論是住在棚屋還是租住本地人房屋，無論是聚居還是分散各處，都已經用上電。但是大部分“代耕農”的水電價格都比本地人的高。理由是幫“代耕農”鋪設自來水管、拉架電線是村里的“額外工作”，價格也得有所提升。
在休閑娛樂方面，絕大部分受訪的“代耕農”都表示平時農務壓身，起早摸黑，連休息的時間都不夠，根本沒有休閑娛樂這一說。惠州地區的“代耕農”以菜農為主，勞動量非常大，幾乎沒有空閑時間。一般情況下，他們凌晨起來割菜裝框，清晨將菜運至農貿市場，回家稍做休息，又得在地頭田間忙碌起來。菜農是沒有農閑時間的，蔬菜生長周期較短，一批一批輪著種獲，新鮮應市，才能賣個好價格。因此，看電視、聽廣播成為“代耕農”休閑娛樂的首選。此外，茶余飯后串門聊天也被當成難得的放松方式。
2 討 論
在調研過程中，不難發現“代耕農”的生活狀況普遍較差，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不盡理想，令人擔憂。
2.1 “代耕農”群體的共性與差異
惠州地區各調研點的“代耕農”以外省人員為主，其中廣西為最。他們的主要年齡階層為30～40歲，文化程度以小學和初中居多，在老家種菜或種糧為生，后舉家遷移，來粵務農。家鄉地處偏僻、交通不便、市場狹窄、山地難耕、水源不良等是導致他們來粵打拼的主要因素。但因缺乏專業的選種引導，農產品價格亦偏低，農作物種植的風險大，“代耕農”的生活遲遲得不到改善，大部分仍維持收支平衡、略有剩余的水平。同時，“代耕農”和本地人交流不多，游走在融入和戒備的邊緣。
縱觀惠州地區的調研資料，不難發現各地“代耕農”的年齡結構、文化水平、收入支出、代耕規模等都沒有太大差別。他們的居住環境、子女教育、休閑娛樂等方面的情況更是極度相似。由此可見“代耕農”是一個極具共性的群體，但“代耕農”群體仍存在差異。這個群體內部正為適應代耕環境的變化而慢慢地發生轉變，代耕方式和農產品的日漸多樣化、靈活化就是其最明顯的表現。此外，從宏觀上還會發現，珠三角“代耕農”的分布區域也正在發生變化。例如，“代耕農”在廣州、深圳、中山、珠海等其早期主要流入地的人數正在慢慢減少，可耕之地也越縮越少。取而代之，在珠三角邊緣地區的一些經濟稍為落后的城市里，“代耕農”的群體在不斷壯大，代耕人數和代耕規模都有所增擴。從經濟發達的城市退至經濟較為落后的城市是近年來“代耕農”群體遷移的趨向[2]。在珠三角，農業占主體的地區大多是經濟欠發達的地區，而經濟欠發達的地區恰恰是“代耕農”一再轉移的歸屬地。
2.2 “代耕農”群體的歷史貢獻
“代耕農”是在珠三角改革開放、經濟騰飛，第二、三產業迅速崛起，農民棄農從商從工的時代大背景下形成的歷史產物。他們“離鄉不離土”，作為一個特殊的農民群體，在珠三角生活、勞作了30多年，為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一定的歷史貢獻[3]。
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代耕農”作為完成糧食上調任務，防止耕地丟荒的臨時勞動力被積極地引進到珠三角的各地城鄉。該時期“代耕農”以種糧為主，分布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如廣州、深圳、珠海和中山等城市。除幫助完成交納公糧、保護耕地外，“代耕農”還肩負著開拓荒地，提供大量新鮮農副產品的歷史重任，這對珠三角實現從封閉的農業社會轉型為較為開放的工業社會有著極其特殊的意義和貢獻。而當初，代耕地對“代耕農”表現出歡迎和主動接納的姿態，令這個新興群體在珠三角安心務農，積極拓耕。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代耕農”群體迅速壯大，人數不斷攀升，在珠三角外來人口中占有一定份額。在此階段，因外部經濟和社會環境發生變化，“代耕農”為求生存也積極地作出相應地自我調整：生產內容從以糧食種植為主逐漸過渡到以蔬菜種植為主，其他經濟作物的種植和水產養殖為輔;從代交公糧或支付具有象征意義的小額“代耕費”轉為交納租金以獲取土地代耕權。同時，因城市圈不斷外擴，土地征收越來越頻繁，因為“耕者無其田”，“代耕農”不得不開始二次甚至多次遷移的代耕生涯[4]。代耕地居民對“代耕農”的態度也在慢慢改變，排擠、驅趕的行為偶有發生。
2.3 “代耕農”群體的發展新趨勢
到21世紀，“代耕農”群體又有了新的發展趨勢。首先，代耕規模有所擴大，代耕幾十畝甚至上百畝的代耕大戶慢慢增加。規模化的生產使“代耕農”的生產內容和代耕方式更為多樣和靈活。其次，“代耕農”與農業生產企業合作的勢頭初見端倪，這對降低“代耕農”的生產風險、增加生活保障有積極的現實意義。但此時，一些早期積極引進“代耕農”的地區，對“代耕農”的態度變得不再友善，當地居民與“代耕農”之間發生沖突和沖撞的頻率不斷提高，甚至演化成為暴力對峙的局面[5]。所幸政府有關管理部門已經意識到事態的嚴峻性，逐步介入，并積極尋求最佳解決方案。
2.4 “代耕農”群體的生存境況
由此可見，“代耕農”是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特殊群體，并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呈現出不同的歷史特點，對珠三角經濟社會發展有過獨特的歷史貢獻。但時至今日，這個群體的生存境況還是沒有得到很大的改善。大部分“代耕農”仍過著窘困的生活，壓在肩頭的巨大經濟壓力一直得不到緩和，與當地村民的糾紛和遭遇政策的歧視，則使其社會地位一再弱化，而隨之引發的土地、子女教育、社會保障、戶籍等社會問題更是令人擔憂[6]。
“代耕農”群體從被主動接納到沖突遭排斥而不得不一再遷移，從發展迅速的沿海城市一路退至經濟欠發達的粵西粵北地區。“代耕農”的流動轉移，從側面反映了在珠三角地區的社會變遷中，農業地位一降再降，農民生存空間一再收縮的演變過程。珠三角地區對農業、農民態度的轉變來自于在社會轉型中產業結構不均衡的發展，來自于對弱勢群體關懷和扶助的缺位。社會關注、政府介入才能真正改善“代耕農”群體的生存境況，從根本上解決其遺留的歷史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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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計劃生育演變過程范文
關鍵詞：城市低保制度；國民權利意識；價值取向；社會福利目標
昆明市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于1996年7月開始啟動，是全國較早進行這項工作的城市 ，昆明市自低保制度實施以來，低保對象從最初的6000人，到2006年12月已達45682戶800 39 人。低保標準從最初每人每月140元，到2006年的210元。此外，1999年7月昆明市還實現了 在農村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昆明市低保工作已基本完成了“應保盡保”的數量型擴 張。昆明城市低保制度的實施，其社會意義和影響不可低估。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該制度在 實施過程中出現的不少問題。
2006年4月至11月，我們對昆明市四城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施行狀況進行了一次系統調 查。其中，昆明城市低保制度以什么樣的價值理念為導向；低保工作人員在 具體實施過程中有沒有堅持這一價值理念；受保對象對低保制度、對工作人員、對自身的受 保身份是如何評價的；社會公眾又是如何看待低保系統中的相關人員的等等問題是我們重點 調查的內容。我們認為 以“價值取向”作為切入點，對城市低保制度實施狀況進行分析研究是一種十分有意義的探索。
一、貧困是個人問題還是社會問題
貧困是一個與社會道德和價值規范相聯系的概念。在政治哲學或政治經濟學有關增長 、效率和公平問題的討論中，它是一個更多涉及公平的問題。致貧原因主要體現為兩種觀點 ：第一種是個體主義貧困觀，認為貧困是由個人原因所造成的，應由個人自己負責，主要體 現 為“能力說”、“道德說”；第二種是結構貧困觀，認為貧困人口的出現是社會結構轉型中 個人缺乏發展機會或遭受社會排斥的結果，應由社會負責，主要體現為“機會說”或“排斥 說 ”。西方社會在20世紀中葉已實現由個體主義貧困觀向結構主義貧困觀的轉化。但是在現 代中國，個體主義貧困觀仍然得到社會各階層各種群體的廣泛認同。
從低保工作人員的角度看，他們主要基于“能力說”和“道德說”來理解受保對象的貧 困，他們認為貧困主要是由個人原因所造成的，是一部分城市居民由于自身能力的缺乏，沒 有奮斗精神，導致生活資料的短缺，最終陷入貧困狀態。這種觀點偏向致貧原因的內在性、 主觀性和主動性。
老弱病殘是工作人員認為最典型的貧困人口，也是最應當救助的群體。下面是盤龍區拓東 街道明通巷社區一位工作人員對貧困及社會救助的理解：
PTAO1（被調查者編號，下文此說明省略）：無食無著落，住房也沒有，上有老，下有 小的，無專業技能的失業人員、殘疾人（生活不能自理）及患有重大精神或生理疾病的人， 無人贍養的老人可以歸之為貧困者。
XJBO3（工作人員）：貧困者就是那些由于個人能力有限，工資收入微薄，不能解決溫 飽問題的人。就是那些買不起油鹽醬醋，沒有吃的住的，無力負擔子女的學費，只能看著別 人吃喝玩樂的無奈人群。
許多低保基層干部心目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對象與以“三無”對象即無勞動能力、無經 濟來源、無法定贍養人為主體的傳統民政救助對象并沒有多大差別。筆者認為，這實際上在 延續城市低保制度建立以前的社會救助對貧困的理解。
除了“能力說”，我們還可以從工作人員的描述中看到更鮮明的價值判斷和社會評價，個 人過失行為造成的貧困是不被同情和不能被救助的。在筆者調查訪談中，筆者發現在低保工 作人員和社區居民言談中表現出對受保對象的負面評價較多，且大多數人認為受保對象自身 素質低，道德品質不好，貧困是他們自己造成的，這就是典型的“道德說”。
XJAO7（工作人員）：什么樣的人可以獲得社會救助？首先應該是三無人員，但是如果是由 于吸毒造成的貧困就不行！即便現在戒掉了，也不能申請，這是一個導向問題。
GTDO3（工作人員）：受保對象整體文化素質低，好吃懶做，不講衛生，沒有理想，不談今 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GTB03（社區居民）:有的受保對象的貧困，不是由于找不到工作，而是懶！像那些好手好腳 的只要能吃苦，還愁找不到工作？現在“騙保”現象太嚴重了，騙取政府的錢，這些人道德 太差！
PTE01（社區居民）:他們能找到工作的，但是他們太懶，我看不起他們，這些人經常在一 起不是互相比誰能干，而是互相比窮，不可救藥。
不僅低保工作人員和社區居民這樣理解貧困，受保對象自己也認為他的貧困潦倒是由個人原 因導致的，但是他們更強調的是個人能力問題，否認個人道德因素。
PTAO6（受保對象）如是說：“領低保是因為現在我老了，有病，不是我懶。”
XJE05（受保對象）：我不怕他們（社保干部和社區居民）看不起我，以前我拉過三輪 車，挑過沙灰，甚至揀破爛，還跟愛人一起販賣過蔬菜，賣菜是相當辛苦的，現在我是老了 ，有病，又不是我懶。
當然，社會對貧困的理解也呈現出多元化現象。也有人認為貧困人口的出現是社會結構轉 型中個人缺乏發展機會或遭受社會排斥的結果。
PTAO2:（社區居民）：經濟效益很低的國營工礦企業職工，月收入500－600元左右，重 體力勞動人員，工資低，無住房，上有老，下有小，這些才是真正應該并且值得救助的貧困 人群。
PTHO5（社區居民）：下崗工人很可憐，工廠倒閉了，工資沒有了，技藝過時了，年齡偏大 了，身體不行了，這些人應該給予補助，因為他們的貧困主要是社會造成的。
然而，這些對受保對象持理解和同情態度的人，只是少數年紀大、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 ，并擁有穩定收入衣食無憂的市民。
貧困作為一種社會客觀存在現象，是指“在生活狀況層面，沒有足夠的收入可以使之有 起碼的生活水平的人”。唐鈞等，2003年，《中國城市貧困與反貧困報告》，華 夏出版社。但從社會評價的層面上理解，就有了各種價值判斷。能力缺乏說 、道德缺陷說，使得貧困群體要為自己的貧困負責且社會地位低人一等，而他人和社會對貧 困的存在似乎沒有任何責任。尤其是工作人員和社區居民對個體主義貧困觀的強調，更加重 了受保對象的“負罪感”。在受保對象中有大批失業下崗人員、停產半停產的企業職工和一 部分被拖欠養老金的退休人員，他們顯然主要是因為遭受了“社會剝奪”或“社會排斥”而 導致貧困的。雖然他們有勞動能力，但是喪失了“機會”和“地位”，因而陷入困境。這也 是中國政府實施城市最低生活保制度的重要根據。但是由于各種主觀和客觀原因，基層低保 工作干部、社會大眾對致貧原因的理解普遍偏向個人主義貧困觀，這種偏差使得人們對受保 對象采取了輕視的態度，于是有了最低生活保障的獲得——是“接受恩賜”還是“享受權利 ”的對立。
二、最低生活保障的獲得——是“接受恩賜”還是“享受權利”
如前所說，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意味著中國政府開始意識到提供救濟是應盡 的社會責任，而不是恩賜和施舍。由傳統的發放救助金、特困補貼、節日慰問、送溫暖活 動等形式的“道義性幫助”過渡到法定調節機制的“義務性救助”，這是保障人權的重大舉 措，是國民權利的確立。
但是在調查中我們發現，這種國民權利仍停留在國家政策和法律條文層面上，在現實生 活中難以實現。從受保對象的角度來看，他們認為領低保是“自己無能才靠別人施舍”，是 一件丟面子的事情，總覺得十分羞愧。尤其是在就業年齡階段內的受保人背負的思想負擔更 沉重。“受保對象”成為一個很明顯的標簽，它標示了相應的利益，也標示了相應的代價。 這種代價一方面是個人喪失自尊和隱私權，另一方面是對家人帶來的負面影響。
WFHO1:（受保對象子女）我們家也是沒有辦法才申請低保的，要是有生路，誰也不愿意 領低保啊。為了申請到低保，我們得填許多表，把家庭成員的所有情況如實向政府交待，家 庭財產一一羅列。周圍的人都看不起我們，現在我媽是夾著尾巴做人，人人都覺得我媽 沒有用，如果是我，就是去死也不去申請低保。
WLDO3（受保對象）我很感激政府，低保干部是我的再生爹娘，我對不起政府，給政府 帶來麻煩，我也對不起父母，沒有能力養活他們，讓他們跟著我遭人白眼。
可以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形成的價值判斷：“不勞動者不得食”，使得“吃救濟”的 人抬不起頭來。當然受保對象的這種負罪心理壓力也會隨著領取時間的延長和受保人群的不 斷擴大而減弱，但始終是存在的。很多受保對象（下崗和退休工人）曾經為社會發展付出了 自己畢生的精力，但是在他們享受社會福利的國民權利時，卻要以犧牲個人尊嚴為代價。絕 大多數受保人并沒有把領取低保金看作是自己的權利，而是當作恥辱。
“貧困人口享有最低生活保障是一種權利還是一種恩惠，如果是一種權利，那么符合條 件的人就有權請求國家或政府給予某種待遇。當國家或政府不履行義務時，窮人可以通過法 律強制實現其權利。相反，如果它僅僅是一種恩惠，那就只能由有關機構或組織酌情決定是 否給予某種利益。”楊立雄：《從人道到人權：窮人權利的演變——兼 論最低生活保障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湖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年第3期 。
正是因為受保對象把享受低保視為一種恩惠，所以，往往把工作人員作為掌管資源的“施恩 者”。所以他們對社區低保工作人員的態度非常謙卑，虔誠地感激低保工作者，乖乖地聽從 他們的批評訓斥，認真服從他們指揮管理，積極參加公益勞動。
WFEO5（工作人員）：低保對象很好打理，只要你給他辦了低保，你就是他的“救星”、“ 恩人”，叫他們去干什么都行。
WLC01（受保對象）我很感激政府，低保干部是我的再生爹娘。
WLB06（受保對象）:一定要聽低保干部的招呼，跟他們搞好關系，也沒花多大功夫就申請 到低保了。領取低保之后，還得繼續跟他們搞好關系，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
受保對象的感恩道德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一方面，很多低保對象文化程度不高，有的連基 本的讀寫能力都不具備，填寫申請表也要求助于他人，他們甚至沒有能力對低保政策進行充 分了解，由此限制了他們國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對權利的訴求；另一方面，由于人力、物力 、財力的缺乏，受保對象情況的復雜，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低保工作人員工作的主觀隨意性 等原因，造成不該保的保了，該保的沒保的情況時常發生，低保制度的公平公正性受到質疑 。人們普遍認為在低保辦理審批中有太多的人為因素，從而強化了低保工作人員“施恩者” 的社會角色。
GTD02（受保對象）:我對低保政策了解不多。有點吃的，有點住的就行了，政府照顧到 我們了，已經很滿足了，感激還來不及，還敢有什么看法？
GTE02（受保對象）:對低保政策執行得好不好，我不敢妄加評論，也沒有什么好的建議，如 果有什么新的政策，能讓我們學習了解一下就好了。
GTC10（受保對象）我很感激政府，低保干部是我的親人，沒有他們的關照，我活不到 今天。
低保基層工作人員原本是作為政府辦事人員，為貧困人群服務，但在實際工作中成了“ 施恩者”；而享受低保的人員原本是依法享有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權利，但在實 際生活中成了有求于低保工作人員的“乞討者”。由此可見城市低保制度的實施，不僅要解 決貧民的物質生活資料的不足，更要對他們社會心理缺損和權利意識喪失進行關注和引導。 只有這樣才能使受保對象獲得群體性平等人格，達到促進社會公平公正的社會福利目標。
三、工作人員與受保對象的關系——是“管理與服從”還是“服務與被服務”
城市低保制度是為城市居民提供基本生活權利的一項社會福利服務。既然是社會福利服 務，就應該以人為本，把服務受保對象作為低保制度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為了更好地進行 服務， 就要不斷改革和完善城市低保制度的管理體制，寓管理于服務之中。受保對象作為享受社會 福利的主體力量，其滿意率是衡量政府及其低保工作人員提供服務好壞的標準。低保 工作人員和受保對象之間是理應是一種提供服務與享受服務的關系。
但是由于國民權利意識和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在低保工作人員和受保對象頭腦中同時 缺失，工作人員與受保對象實際上變成了一種管理與服從的關系。在調查中，我們發現低保 工作 人員主要基于是否服從他們的管理來對受保對象進行評價的，服從管理就被肯定，不服從管 理就被否定。理念上的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變成實際操作過程中的管理與服從的關系。工作 人員地位高高在上，受保對象“匍匐在下”，只能是聽從者、服從者。
PTB02（工作人員）:我們這里的管理很好，出勤率很高，受保對象能夠聽從社區的安排，做 了許多有意義的事。
PTE11（工作人員）：他們（指受保對象）大多數還是老實的，只是有極少數“滑頭” 存在，帶壞了他們，我們對那幾個“滑頭”加大了監控力度，抓住他們的把柄，尋機好好教 訓他們，要把他們拿下還要費一番心思。
XJF07（工作人員）:對于老弱病殘的低保人員，我很同情，也經常去看望他們，他們對 我也很好。但是有些人曾經是犯人，頑固不化，態度惡劣，不聽招呼。發給他們低保金，他 們還嫌不夠，得寸進尺。對于這種人，要隨機應變，該軟就軟，該硬就硬。
XJB04（受保對象）：只要是他們（指社區干部）要求我來的時候，我都會很快趕來的 ，一點也不敢怠慢。我是一個老實人……
在調查中，我們還發現，幾乎所有的社區兩保站工作人員都要求受保對象參加公益勞動，并 作為管理受保群眾的一種主要手段。在某區低保實施意見中規定：
在就業年齡內，有勞動能力，但尚未就業的城市居民，在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 間，應當參加其所在的街道辦事處和社區居委會統一組織的公益性社區服務勞動，并自覺接 受管理，每周不得少于16小時；連續兩次無故不參加的，或者一個月內累計參加社區服務勞 動不滿40小時的，取消家庭或個人的低保待遇，時間不少于半年，半年后須重新申請。
五華區龍翔街道辦事處一位基層低保干部是這樣理解公益勞動的：
WLB07:我認為他們必須參加公益勞動，不然就是無組織、無紀律，對管理不利。每周兩 次把他們集中在一起，可以更好地了解他們，監督他們，教育他們。
社區居民也支持受保對象參加公益勞動：
WFG06：我認為是應該的，既然他們領了政府的錢，就應該為政府出一點力，同時也能 有利于社區掌握他們的動向，避免他們出去打臨工，賺取額外的收入，有利于對低保戶的管 理。
我們認為，社會救助具有義務單向性的特點，是政府對公民應盡的一種義務，就像履行 義務教育責任一樣。現在反客為主給老百姓設定許多‘義務’，從而將公民所擁有的一種基 本權利變為有條件有限制的給予，甚至以此阻止受保人另找就業門路，被服務變成被管理和 必須服從。這種錯位使得受保對象與低保工作人員之間沖突不斷，值得警覺。
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實施——是促進社會和諧還是導致了社會排斥
從社會角度去看，建立城市低保制度是政府對市民做出的經濟上“保底”的承諾，可 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它使得中國城市中的弱能和貧困的群體能夠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 成果，協調各個階層之間的關系，改變社會排斥，促成社會和諧。但是在實施過程中，由于 前面所提及的人們對致貧原因的片面理解、國民權利意識和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的缺失、工 作人員和受保對象關系的錯位，城市低保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反而造成社會個體之間、群體之 間、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對立，甚至加劇了社會排斥，極有可能造成社會動亂。
這種對立和排斥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受保對象與周圍人群的對立和排斥。
GTB06（受保對象）:我是才申請到低保的，物質生活沒多大的改變，卻嚴重影響了我的 精神生活，公示（低保享受者名單）粘貼在大門口，我的鄰居對我指指點點的，說了許多很 難聽的話，讓我很難過。我真的想把公示給撕了，把低保給退了。
GTD03（受保對象）:我以前吸過毒，戒斷回家，不想見人，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到還清 靜。現在因為享受了低保，把自己暴露在眾人面前，遭人白眼，心里的壓力更大了，我每次 出進門都低著頭，連我媽也受不了了，我媽說：早認得這樣就不申請（低保）了！
貧困人口本來就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再加上“吃低保”的負面標簽，使得受保對象在精 神上承受很大壓力。他們的“貧困不僅僅限于物質的和傷及人體的剝奪，它也損害了人們的 自尊、尊嚴和自我認同，堵塞他們參與決策過程、進入各種機構的途徑，使得這一群體之易 受傷害的程度沿螺旋線上升”石彤，2004年，《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排斥——以 國企下崗失業女工為視角》，北京大學出版社。。而受傷害的后果使這一群體更加 孤獨憤怒，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其二，體現在基層低保干部和受保對象之間的對立、沖突。低保服務站的工作人員大部 分是具有“所在地常住戶口的機關事業單位分流人員、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及其它符合條 件的人員”。在調查中，我們發現，他們的生存情況也不容樂觀，大部分工作人員工資收入 低，只能維持基本生活，生活得十分艱難。
XJE08（工作人員）:“我的收入很低，630元一個月，自己還要買養老保險、醫療保險 ，每月就只剩下215元，我還要吃喝、交水電費、房子租金。兩保站今天要你在，明天要你 走，我們也是臨時工，根本沒有什么保障”
PTB01（工作人員）:“從2003年建站至今，沒有多少辦公經費，小到筆墨紙張都不能滿 足，其余的辦公室設備更是無從談起……”
PTE02（工作人員）:“我們工作很苦，一次路途較遠的入戶調查，很早出，很晚回，交 通費還得自己出。有時去三四回，才找到當事人，很累的。”
低保基層工作人員的生活狀況和工作條件很不好，他們的生存質量和受保人比起來也差 不了多少。照理說二者之間應當相互理解，有利于關系的協調和工作的開展。但是由于彼此 之間變成了一種管理和服從的關系，也由于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心情都不舒暢，雙方的沖 突此起彼伏。
XJC11（工作人員）:有些鬧事的人總認為我們吃了他們的錢，說我們不可能每月拿這點 工資，是我們把他們的錢扣了。
WLA03（工作人員）:他們（受保群眾）認為我們是拿著鐵飯碗，和國家公務員一樣，自 己好吃好喝，不管他們死活，因此故意和我們作對。其實我們比他們好不了多少。
在調查中，許多低保基層干部說低保工作是“危險的”，會遭到極端人群的攻擊，“大 家都害怕的”。因此，低保工作人員只有將手中的權力作為一種強制手段，企圖實現對低保 對象的完全掌控，從而保障自己的安全，完成低保的管理工作。但是這樣做將隱匿更大的潛 在危險。
其三，受保人群內部的排斥和對立。社會上處于貧困狀態的人很多，相對不足的低保 的享用權只能給予其中某些人。如前所說，低保對象主要包括三類人，一是“三無”對象即 “無勞動能力、無經濟來源、無法定贍養（扶養、撫養）人”的孤寡老人、孤兒和殘疾人、 二是城市下崗、失業人員和以“待崗”、“歇崗”、“放假”等名義實際上已經失去工作崗 位的人；三是被貼上“社會問題”標簽的人。
由于傳統價值觀念，中國傳統的社會救濟制度是專門針對“三無”對象的。即便在今天 ，第一類群體被納入到低保范圍是最無爭議的。
第二類低保對象是在中國20世紀90年代初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后，在體制轉軌的 過程中形成的貧困群體。這個群體是有勞動能力的，且還在就業年齡段內。這個群體進入 低保就帶來了公眾的異議。
PLE11（受保對象）:我們那里有些老人，對我們領低保很不滿意，他們認為我們年紀輕 輕的，不該領低保，而是應該去找工作養活自己，好像只有他們才有資格被國家養著。
PLE12（受保對象）:我們這里的受保對象之間經常互相攻相互貶低，這個人說那個人沒 資格享受低保，那個人說這個人在“騙保”，這個人說那個人是懶漢，那個人說這個人是膿 包，有時還為一點事情大打出手，社區群眾在旁邊看熱鬧。
第三類群體是那些貼有“社會問題”標簽的人，由于自己的越軌行為，他們得付出高昂的代 價，他們喪失許多權利，甚至包括最基本的生存權。某區制定的實施辦法這樣寫道：
以下人員或家庭不得享受低保待遇：吸毒人員；參與賭博戒賭不滿一年的人員；違反國 家計劃生育規定超生造成困難，在計生部門作出處理意見之前的家庭；未辦理領養手續而領 養兒童造成困難的家庭。
大多數人認為，低保應該給那些下崗工人，他們為國家干了大半輩子，國家應該養活他 們，曾經吸過毒的人、勞教回來喪失工作的人，是自己造的孽，根本不該管他們，是死是活 由他們自己去選擇。
這些消極評價和拒絕態度使得這部分特殊群體心理壓力增大，行為模式越來越詭異。同 時，遭受排斥和歧視的貧困人群在這種社會排斥中產生對自身價值的否定，并默認了自己卑 下地位，逐漸被邊緣化。其中的不能忍受者則產生反社會反人類的傾向，仇視并加害他人、 破壞公共設施、聚眾斗毆、甚至自虐自殺。
結 語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過程實際上也是貧困救助價值取向由“互助互 濟”向“國家濟貧”再到“國民權利”理念的轉變過程。國民權利理念認為，公民對國家擁 有福利的要求權，國家對其公民有保障其福利的義務和責任。國民權利理念使貧困救助脫離 了慈善救助的人道主義關懷的局限性，變成人人擁有的經濟與社會權利。社會福利救濟方面 的政府職能，也由“道義性救助”轉變為“義務性救助”。但是，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 看到，這一體現所有社會成員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平等地位的現代福利救濟的價值理念并未 深入人心，從而導致社會救助不能擺脫“救濟型”模式，城市最低社會保障工作不能達到預 期的目標。
如前所說，昆明城市低保制度已實施10年之久，從客觀效果來看，確實救助了大批的 貧困城市居民，安定了民心。它是社會保障體系中的基礎性制度，是城市居民生活的“最后 一道安全網”，為穩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繼續健康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為構建和諧社會 做出了貢獻。從理論方面，它以現代意義國民權利作為社會政策的基本理念和依據。以“以 人為本”作為自己的價值取向，具體的社會成員便成為社會政策的真正服務對象，個體人便 成為制定社會政策的基本立足點。但是“應然”和“實然”、實踐理性和社會實踐之間有太 大的差距。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何在？我們認為關鍵在于國民權利意識 和“以人為本”價值取向的嚴重缺失。制度的規范性和有效性關鍵取決于對制度價值取向的 一致性理解上，在我國城市低保制度的實施過程中，人們往往以政府下發的政策性文本作為 依據，缺乏明確的普遍的價值指導。在該項政策所具有的最根本的價值導向和價值追求沒有 得到澄清和普遍認可之前，各地政府匆忙起草各自的地方實施辦法，負責實施的基層低保工 作人員依據各自的狹隘理解立即開展工作。再加上現實工作條件的限制，配套措施的不足， 這就導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功能或效果偏離制度設計的初衷，甚至與制度設計初衷相 悖。這種狀況應該引起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的深切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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