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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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經濟學理論范文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經驗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是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即政治社會關系對經濟的影響，以及經濟運行與發展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經濟活動不僅在國內具有政治意義，經濟活動一旦跨越國界也就有了國際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義。跨國的經濟活動要受到其他主權國家的政治結構以及由這種政治結構產生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因為它影響到其他主權國家內社會力量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國際經濟的運行和利益分配還影響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權力關系，這種實力對比對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位勢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經濟聯系產生的權力關系限制了國家的自由性;反過來，國家間的權力關系也影響著世界經濟運行體制和國際經濟成果在國家間的分配(甚至包括國家內部的分配關系)。對這種國際間的政治經濟現象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果更進一步的分析，世界經濟對各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國家關系層面，它對各民族內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民族國家原有的經濟政治結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會產生強烈的抵觸、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響，或對其進行“揚長避短”。這實質是一種世界政治經濟現象。因此，近來人們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又稱為“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產生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上世紀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嚴重危機，國際貨幣危機頻繁發生，世界經濟出現停滯，保護主義再次在西方發達國家抬頭;許多學者開始擔憂，世界是否會再次出現類似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由于世界經濟秩序混亂，各國為爭奪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國際政治沖突。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希望通過研究國際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系，研究國際經濟的新變化，研究世界經濟史中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沖突等諸方面問題，為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尋求政治上的答案。這些研究符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原則，而且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上，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于這些20世紀后期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劃分，它們大體可以分兩類:經驗實證主義/還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②

一、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經驗實證主義在哲學中是指應用歷史經驗來證明假定與理論的正確性和精確性。在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域內，假定與理論都需要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證明，都需要實證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經驗實證主義把歷史的經驗絕對化與教條化，并以此來推導和預測未來，把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還原為一種舊的歷史經驗與經歷。這種方法論下的理論往往帶有一定宿命論和歷史還原論的色彩。這種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但一些具有傾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現在這兩種理論上:霸權穩定理論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這兩種理論首先各自把國際政治的一些假定運用于國際經濟所依賴的政治關系的研究，然后運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公共商品理論、博弈論來說明國際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國際經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自由制度主義和霸權穩定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制度的設計和維護，國家仍可以維持經濟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權穩定理論強調國際權力結構是決定國際經濟合作是否導致政治沖突的關鍵。但這兩種理論共同特點是都帶有強烈的經驗實證主義。

1 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

霸權穩定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首先提出的，后來經過吉爾平、斯蒂芬·克拉斯納等人的擴充與修改。③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一個開放和自由世界經濟需要有一個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強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削弱與瓦解。這種理論把國際政治的假定作為國際經濟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礎，認為國際經濟處于一種沖突的國際政治的環境之中，在這種環境下，要建立和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信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國存在。

霸權穩定論的作者的依據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公共/集體商品”理論。所謂“公共/集體商品”就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而且一個消費時不影響其他潛在的消費者消費。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費這種商品而無需付費，這種商品往往供應不足，除非經濟利益促使某個經濟主體愿意為這種商品承擔較大份額的費用，或者某個機構(如政府部門)迫使消費者為這種商品付費。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這個機構就是霸權國家。

霸權穩定論認為，開放自由的國際經濟體制(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就是一種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納的話來說，它是在“特定的問題領域內，經濟行為體的期望所共同關注的那些原則、規章條例和決策程序”④。霸權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建立這種國際經濟體制，以確定各國的行為規范，防止欺詐和損人利己，分攤成本，抑制經濟民族主義，從而達到限制沖突，維持秩序的目的。霸權國建立維持這種體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和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但是，霸權穩定論者相信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擴散財富的功能，或者說是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利用后發優勢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費搭車的特點獲得更快發展，從而改變了原來的國際權力分配的格局。霸權國的實力衰落使得霸權國不再愿意維護這種“公共商品”，出于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假定)而采用經濟民族主義的保護政策以保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終瓦解。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的瓦解又導致各國間爭奪財富的政治沖突，甚至戰爭。

霸權穩定論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就是這種必然的霸權穩定與衰落的循環往復，不論技術水平的發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的強弱都不會改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這種特點。因此，這種理論具有一種宿命論的成分。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19世紀以來英國霸權興衰的經驗基礎上的，并且結合美國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歷加以實證。不論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各種假定，還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種假定都充斥著經驗實證主義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義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首創者也是這一理論最有影響的學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首次較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制度主義的思想。基歐漢認為，國際制度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體制是一個處于國際權力關系與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中間變量或干預變量，它可以由霸權國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獨立的功能，即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有效運作，減少動蕩，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防止市場失靈和欺詐，因為國際體制中的規范、規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的行為施加影響，另外，國際體制的存在可以使國家從中預見到自己的利益實現的可能性和其他國家行為的可能性。基歐漢強調，即使國家是一個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沒有霸權的存在，由于國際體制的存在，它們也能進行合作。因為相比較一個沒有國際體制的秩序而言，盡管國際體制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卻仍能相對促進國家利益。⑤

基歐漢在他的理論中沒有排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假定，如無政府的國際結構、國家是國際主要行為體、理性行為體。但是，基歐漢同時對其中的國家利益與理性的假定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強調國家利益應是具體的，如財富的絕對增加，淡化了國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強調相互依存對國家利益實現的作用;認為理性不應該是現實主義對利益的絕對追求，而是一種既定條件下的相對滿足。他認為，如果一個國際體制下具有促進各國福利的功能(增加絕對收益)，國家可以通過理性的比較選擇合作。因為沒有體制的世界經濟可能充斥著更大的不確定、動蕩和欺詐，建立新的體制可能成本過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歐漢的這種理論后來又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支持與補充，如阿瑟·斯坦、查爾斯·利普森、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海倫·米爾納、當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與現實主義的霸權理論的方法一致的，堅持了現實主義的主要假定基礎上，強調的是固定不變的人性、不變的思維理性，所選取的歷史資料也是歷史時期的某個片段，如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領域或階段，如貨幣領域和能源領域;并且把這種經驗絕對化，作為預測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準繩，認為國際體制在人們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學習與選擇下仍然會繼續延續與發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權穩定理論一樣，在方法論仍是一種經驗實證主義的。但在歷史觀上它卻有某種進化主義色彩。但這種進化主義依以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理性的人通過利弊比較(或者說工具性學習)可以創造和維持一種促進合作的國際體制，只要這種體制可以促進各國的福利(或安全)，對所有人/國家都有利。這種進化主義帶有一種功能主義的色彩，以結果來解釋原因，仍然帶有強烈的“后此謬誤”(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這種進化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還原論，因為它的進化動因仍可以歸結為一種不變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體系論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是世界體系論最系統、最有影響的闡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未來的滅亡》是其世界體系理論經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認為，作為一種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6、17世紀自西北歐出現以來，逐步擴展到全球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一直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發展模式，盡管出現過霸權國家興衰(如荷蘭、英國、美國)和經濟中心地理變化(從原來只限西北歐轉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內的北半球)，但其內在的本質沒有發生變化，即這種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生產分工體系(中心與外圍)、均勢的國家體系和意識形態是維持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就是一種整體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產者提供工業品，它的優勢在生產中以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的低成本，外圍生產者提供原材料，它的優勢是強迫勞動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中，多邊的國際政治均勢體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并構成支持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關系的基本政治結構。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國家和準邊緣國家以及準外圍國家都在從世界經濟中謀求積累。這就形成了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競爭。各類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獲取經濟剩余取決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在世界競爭市場有效競爭的能力。通過這種市場交換與政治強制，核心國家比邊緣國家從世界經濟中獲取了更大的經濟積累，并決定了各類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與依附的關系。另外，多邊的均勢體系使得無一核心國家能以一個世界帝國形式獨占世界經濟的剩余利潤。因為中心國家之間(也包括各類國家之間)存在著為積累的爭奪，它們力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的戰略使自己成為利潤最大化的地區，促進資本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動，這既為技術的全球擴散提供了新的機會，也防止了某一國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經濟，并從中獲取壟斷性的積累。這樣，中心國家間的均勢努力阻止了單一國家利用壓倒優勢的政治權威(世界帝國)來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原有的生產和交換方式，這又維持和發展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還產生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為不公正的資本主義辯護，而且塑造了這一體系內所有人的思維，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由于經濟分工、政治統治和文化影響功能不斷得到了維護與發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盡管運用了歷史唯物論來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但他的方法論中仍然存在著經驗實證主義的成分。因為他把16、17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絕對化了，并且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否定資本主義內在變化的可能性。這使人在其理論中看到這樣一種邏輯:16、17世紀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盡管其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法撼動這一體系，反而客觀上起加強這一體系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最終的滅亡只有等到它發展到最成熟時，其內在矛盾積累到最大時，由于突然的危機被一種“歷史的社會主義”取代。沃勒斯坦也談歷史的發展，但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認識卻是一種經驗主義永恒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16、17世紀以后的變化、發展都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初形態的還原，因而過分地關注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對人在創造世界中的主體性的分析。

二、歷史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歷史主義方法論強調對事物、事件、現象的研究應根據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從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進行辯證地考查，歷史的變化與發展不是一種還原式的歷史循環，而是一種發展的進化論。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反對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變的因素(如不變的人性和固定的社會結構)來研究社會事物與現象，強調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和繼承性。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會時更多的是注重歷時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經驗實證主義那樣專注于共時性(synchronic)的因素。這種方法論在本體論上強調人是社會本體的塑造者，人對社會本體的塑造是歷史的具體的。這種理論一般對歷史的發展懷有某種不可知論的成分。認為，歷史是人的實踐的具體產物，歷史發展有趨勢性，但歷史發展的具體結果需要由后人的具體實踐來創造，前人無法事先預見。在西方國際經濟學中，羅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論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他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是這一方法論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與考克斯同一流派的還有斯蒂芬·基爾(StephenGill)和戴維·勞(DavidLaw)，基爾與勞所寫的《全球政治經濟學》(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這一方法論的著作。另外，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這種方法論特征。

1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建立在這樣的論述上:不同的國際生產組織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生產關系體現著一定的社會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不僅塑造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國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時，也產生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矛盾，人通過反思這些矛盾，創造著新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

具體地說，考克斯提出影響人的行為三種力量是:物質能力、意識和制度;這三種力量構成的歷史結構決定著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在某種歷史結構下，“生產組織的變化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它們反過來影響國家結構的變化;國家結構的整體性變化改變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權世界秩序又可以影響國家的形態，國家形態的變化影響國內的生產組織的變化。⑨考克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法，認為生產組織形式是社會力量(階級)產生的基礎，也是其他一些人類活動的基礎;生產產生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著國家的社會基礎;國家形式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有機決定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形成的特定“歷史集團”的產物;但國家的形態還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國家的生產是與世界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國家的社會生產關系處于世界性的等級式社會生產關系之中，國家的形態也受世界秩序的影響。這樣，國家的形態處于國內外社會生產關系的雙重歷史的、具體的建構之下。這樣，國家的利益和對外行為就被歷史具體地塑造了。這種塑造的基礎仍是特定的生產組織方式。世界秩序根據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體系。霸權的世界秩序是霸權國(如歷史上的英國與美國)把本國的生產組織形式推廣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認同的產物，也是其他國家的生產組織形式(通過國家這個中介)效法與服從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狀態。非霸權世界秩序是各大國為使自己的生產組織形式成為世界主要形式進行競爭的秩序(兩戰期間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從根本上說，也是生產組織形式的產物，是生產組織形式產生的權力的產物。⑩

這種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是實踐本體論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研究中的具體體現。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實踐的產物，不存在外在的給定性。物質力量、意識與制度是決定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歷史框架，這三種因素都是在人實踐過程中變化的。變化的動力來自于生產過程產生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會導致生產、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變化。在考克斯看來，霸權秩序只是這種社會永恒發展下的暫時的社會平衡，它的社會交往模式和人類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的平衡會逐步打破。各階級會從矛盾與沖突中進行反思，創造出新制度(社會運行規則)。這又會導致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新變化。這種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維，而是一種建立在批判基礎上的創造性心智活動。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前提。通過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思想)來教育大眾形成一種普遍主觀共識是建構新的歷史結構的基礎。這里，考克斯繼承了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強調社會的變革不僅僅是經濟矛盾下的產物，物質關系的變化并不能導致社會秩序的變化，只有對人的主觀進行教化，改變人的主觀，形成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才可能促進社會的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是宿命性，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這樣，考克斯沒有用一種抽象不變的人性和結構來解釋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世界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動因，關注歷史在過去是如何變化，并通過分析歷史是如何變化的來觀察未來的變化。并且他對這種變化的分析不帶宿命論和目的論的成份，而是強調歷史變化的多種可能性，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觀努力。

2 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英國學者斯特蘭奇建立了一種結構性權力框架的模式對市場與國家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她指出:結構性權力決定著世界經濟(生產、交換與分配)如何運行，而且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下的世界經濟內在地體現著某種政治———“財富、秩序、自由和正義”四種價值的分配和“風險與收益”的分配，從而在世界經濟運行中“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類的政治問題有了結果。即權力結構決定著世界經濟，經濟體制中體現出政治。

斯特蘭奇認為，決定經濟體制的是權力，權力決定了各種國內和國際的經濟體制中四大價值觀的不同分配比例;權力決定市場運行和環境。但她強調，決定經濟體制的價值分配與成本、收益、機會和風險的分配的權力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種結構性權力構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建構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民、國家與企業關系框架的權力。結構性權力是通過對安全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念的控制和對知識、信仰與思想的控制而獲得。斯特蘭奇把這四個文獻產生出來的權力綜合成決定國際經濟的結構性權力。 從對結構性權力構成的四個基礎的分析看，斯特蘭奇強調這四種結構是相互依賴的，彼此互為基礎(彼此并列，沒有一個處于優先的地位)，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才構成了結構性權力。

斯特蘭奇的這種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充滿著實踐本體論的色彩。在斯特蘭奇的理論中，正是掌握結構性權力的主體(人、階級、或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訴求轉化為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經濟體制，從而決定市場的成本、風險的分配，決定市場運作過程中各種價值的分配。因為結構性權力的主體可以通過強制的力量來維持穩定，可以通過控制生產的權力來決定生產的組織與分配，可以通過控制著信貸的創造與發放來抵制或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思想與知識控制和傳播加強強制力量，決定如何生產、生產什么，加強金融權力，誘導人們去認同現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安排是人實踐的產物。

建立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下的斯特蘭奇理論有歷史主義色彩。因為結構性權力主體歷史、具體地塑造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或者說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是由社會歷史地、具體地建構，而不是可以還原的。但由于斯特蘭奇沒有深入探究四種結構之間內在的相互關系，盡管她也強調國際關系理論應該關注國際體系的變化，這導致她的理論沒有對國際體系變化的動因進行深入的解釋。雖然在后來斯特蘭奇把國家、市場和技術視為結構性權力變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變化的三個決定因素， 但同樣也沒有深入分析國家形態、市場和技術是怎樣變化與發展的，以及什么是動因促使它們的變化與發展，而只是說明了這三個因素如何共同影響與決定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與知識結構的變化。這一點使得斯特蘭奇理論中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帶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蘭奇的理論說成是“似乎假設了一種社會永恒運動，但沒有找到向前推動的驅動力”的理論。 這一點上斯特蘭奇的理論不如考克斯的理論具有徹底的歷史主義性和實踐本體的特點。

三、結　語

以上以方法論標準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進行了概述，但這里必須強調，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在上述西方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學者如吉爾平和斯特蘭奇強調他/她的理論是用一種折中的方法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或其中的一些問題。這說明，他們都認識到用某一種方法論來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它們只能適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兩種方法論彼此互補與折中，來更深入地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斯特蘭奇就說，“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規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與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間，無所謂正確與謬誤之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如同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樣，可以兼容這兩種方法”。 的確，在吉爾平這樣的現實主義霸權穩定理論中也能發現一些歷史主義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蘭奇的理論中也能找到經驗實證的成分，只是他們的理論在整體上更典型地體現出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而已。

注　釋:

①這可以從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把他近來研究國際范圍的政治經濟學著作(2001年)取名為“全球政治經濟學”中體現出來，1987年吉爾平將其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著作命名為“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吉爾平的這兩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有另一種分類，即以意識形態來分類，分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從這一角度來概述國際政治經濟學可參見李濱、姚鴻《民族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流派、學術淵源與當代代表》，《歐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敘述霸權穩定論時主要依據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關內容。

④這一定義來自克拉斯納，見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這些人物的有關著述詳見大衛·鮑德溫《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肖歡容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關于基歐漢的新制度自由主義的這種進化主義及其特征的分析詳見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現代世界體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論闡述主要依據下列考克斯的論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 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 ，byS ChanandJ Wiener，Lewis ton:N Y ，TheEdwinMellenPress，1999，p 51

第2篇：政治經濟學理論范文

 

一、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進程逐步加快，各類市場主體日趨成熟壯大，主體之間的“所有制邊界”越來越模糊，體制內的矛盾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經濟主體的行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來越多地受到微觀利益沖突的影響，人們對經濟制度的關注程度正在逐漸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得不大量增加對體制與機制的解讀，進而推演經濟制度的量變與質變。盡管說從現象到本質的認識方法符合理論認知的一般邏輯，但是，過多的現象解讀很可能誤導或弱化學生對“經濟制度”這一核心理論的掌握。比如，在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時，學生的興奮點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會保障、公平效率、價格機制等緊密結合社會實踐的命題上，而對于這些體制機制與生產資料所有制之間的內在聯系缺乏熱情。這種現象經常導致教學過程陷入“顧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決辦法是先講制度后講體制，把體制看作是制度的實現形式，很少有教師能夠在講解體制問題的基礎上，繼續深入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之間的關系問題。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受到課時量和教學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師都安排了較多的課時解讀資本主義制度的現狀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問題，相對而言，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量變與質變，以及對市場經濟造成的公有制主體地位變化等重要理論命題則“沒有足夠的時間”予以解讀。在一些經濟學科排名較高的“211學校”中，由于課時充足，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稍顯緩和，但是也同樣面臨著“體制重于制度，現象多于本質”的教學難題。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國內外的社會經濟環境、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以及各高校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定位等，但是從教學角度看，最直接的問題還是教學的方式與方法。面對“有限的課時、復雜的背景和龐大的理論體系”，講好這門課的關鍵在于：凝練教學目標，歸納內容體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體”教學法，即確立“意識形態教育、方法論教育和理論知識教育”三位一體的教學目標，并以此為導向確立內容體系和教學方法。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意識形態定位

 

政治經濟學應該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學目標?這不僅要取決于政治經濟學在學科體系中的地位，還要取決于社會需求以及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從學科地位來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特殊的地位決定了政治經濟學必須承擔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對此目標，部分教師認為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應歸口于思想政治學科，而不應該放在經濟學科。這種認識最主要的誤區在于對意識形態教育的界定過于狹窄。意識形態教育不僅僅是思想政治學科的任務，而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共同任務，這一界定不僅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要求，而且對資本主義和其他社會制度同樣適用。以西方經濟學為例，這些年來，中國學生和西方經濟學的學者都很推崇西方經濟學的教育，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認為西方經濟學注重分析工具的運用，而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說教。其實，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現代西方經濟學體系是效用價值論和功利主義哲學觀的結合體，其解釋力集中表現為：以稀缺性為基礎，以資本要素配置為核心，進而說明按資分配的合理性。在這一理論體系中確實沒有意識形態教育的痕跡，但是整個理論體系無一不是為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個結論：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識形態教育，正相反，社會科學是否具有科學性，很重要的一點在于能否科學地解釋意識形態的合理性。這一點正是我國政治經濟學學者應該借鑒和學習的。由此，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育不僅不能忽視意識形態教育，而且應該把意識形態教育作為首要目標，科學地凝練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增強對勞動價值論、階級性和經濟制度的專業解讀。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方法論定位

 

政治經濟學是國內大部分財經類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學的第一個學期開課。作為基礎課，傳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學目標的重中之重。對于應該講什么樣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異。從現有的教材版本來看，大部分教材傾向于對馬克思科學抽想法的解讀，而對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帶而過的方式。科學抽想法固然是馬克思經濟學體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卻不應該是政治經濟學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數學方法在內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釋政治經濟學理論和認識社會實踐活動方面都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課程的開篇增加對研究方法的介紹，使學生真正理解政治經濟學相對于其他學科的基礎地位。此外，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部分學者傾向于認為傳授分析工具應該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教育的重心。從根本上講，這種理解沒有錯，但卻忽視了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整體性很強的理論體系，各部分之間都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關聯性，對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對分析工具)的解讀必須聯系整體認識局部，不能斷章取義。這就要求在講授過程中，首先要給學生建立前后關聯的整體思維方法，讓學生在整個邏輯體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運用和作用。為此目的，在方法論教育方面，既要注意專業術語和分析工具的講解，還要注意思維方法的傳授。

 

四、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目標中的理論知識定位

 

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教學目標是理論知識教育。政治經濟學理論知識教育是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的基礎和載體。沒有理論知識教育，意識形態和方法論就是空中樓閣。同時，所謂的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都要融于理論知識教育當中，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獨立的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課時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統地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而只能通過精選凝練，形成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結合社會經濟實踐，理論聯系實際地解讀馬克思的部分理論內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論發展，這種方式已為國內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經濟思想的升華。馬克思經濟理論歷經兩個世紀而不衰，除了科學嚴謹的理論體系之外，還有其立意深遠的經濟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學過程中結合理論知識升華經濟思想，則很容易陷入“解釋力困境”。可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知識教育不僅要包括經濟理論與經濟實踐，還必須包括經濟思想。

 

五、化解教學困境的幾點建議

 

1.內化意識形態教育。在現有的政治經濟學課程體系中，對資本主義部分的解讀基本貫徹了馬克思的研究邏輯，但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部分的解讀則缺少對勞動價值論的貫徹。基于此，解讀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問題(特別是經濟制度問題)，有必要首先分析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特別是國有經濟的勞動過程)，在生產過程中分析公有制條件下的價值創造、價值增值，以及價值分配問題。進而突出勞動在公有制條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為基礎，凸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差別和創造性發展。

 

2.推動方法教育與理論體系的融合。對于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來說，政治經濟學不僅僅是一門理論課程，還應該是一門方法論課程，學生希望通過學習，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識”意義的認識方法。基于這樣的要求，政治經濟學應該強調“專業術語”、“分析工具”與“思維方法”三位一體的方法論教育。為此目標，一方面必須強調政治經濟學專業術語的規范性，既要反映理論體系的嚴謹性，又要反映相關應用學科的時代性。另一方面必須要求學生增強對專業術語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運用矛盾運動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讀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演變，讓學生更加準確地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

 

3.強化理論知識教育與經濟實踐的結合。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要求經濟理論既來源于經濟實踐，又能夠回到經濟實踐。這要求主講教師：一方面把握歷史資料，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認識經濟理論，并運用經濟理論分析歷史事件。另一方面緊跟經濟時事，運用經濟理論解釋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并在經濟發展中推進理論創新。再一方面注意經濟思想的解讀，基于理論又不局限于理論，讓學生掌握知識的同時，能夠更深入地理解思想，從而實現理論知識教育與意識形態教育相結合的目的。

 

綜上幾個方面，意識形態、方法論于理論知識教育“三位一體”教學法不僅對現有的教材體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時也對主講教師提出新的任務。具體來說，一是主講教師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論素養和更加全面的知識儲備。二是教材內容在理論邏輯上要更加嚴格遵循規范，但在內容體系上要更加能夠體現時代需要。三是統一規范各類高校和專業的課時安排。四是凸顯政治經濟學作為中國主流經濟學的氛圍。

第3篇：政治經濟學理論范文

關鍵詞：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創新

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受蘇聯范式的影響，恪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遷，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經濟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新模式，網絡經濟成為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新時期和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堅持理論指導的前提下，適應時代變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特別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

第4篇：政治經濟學理論范文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內容創新；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02-0175-02

政治經濟學是目前高校經濟管理類專業中普遍開設的核心課程和基礎課程。然而，由于各種因素的困擾，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地位日益下降，并且呈現出被邊緣化的發展趨勢。因此，有必要分析其現狀和原因，并有針對性提出對策來加以改進和提高。

一、政治經濟學教學現狀及存在問題

1.課程設置不合理，導致學生學習積極性下降。由于在高中學習階段，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作為政治課的一部分內容來講授的，這使得大學生誤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政治課程，造成對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積極性較低。同時，經過幾次課程改革后，原來獨立開設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課程成為思想政治理論課《基本原理》的部分內容。這樣，《基本原理》課與政治經濟學在教學內容上就有相當部分重復，而這兩門課程有時會安排在同一學期上。學生重復聽課，自然會有厭倦感，學習熱情很難提高。

2.知識體系結構相對固化，教學內容陳舊且更新較慢，造成對現實經濟問題的解釋不足和乏力。長期以來，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體系和教材結構基本固定，盡管目前高校使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版本眾多，但主要內容、知識點和框架結構大同小異，沒有實質區別。例如，現有教科書內容體系基本是由“兩段式”構成，教材的前部分是以《資本論》為主要內容依托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后部分是對我國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也即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理論分析。前后兩部分之間的內容關聯度較小，缺乏基本邏輯關系支撐，不能形成統一的整體。這樣，前后兩部分內容相對獨立，在課堂教學中很難連貫性展開，知識的傳授上明顯有割裂現象。此外，一些學者教條地對待政治經濟學，把政治經濟學當做百科全書和不能修正的絕對真理，或是以堅持為由，拒絕任何對政治經濟學的批評。面對我國改革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許多學者不是根據經濟與社會發展實際進行客觀分析，而是局限于在經典著作中尋求現成的答案；不是根據經濟社會實踐去創新和發展現有理論，而是通過曲解政治經濟學的辦法，使之被動地迎合不斷變化的社會實踐，由此可見，政治經濟學教學內容創新必然遠遠趕不上經濟社會的發展實踐。

應當看到，當今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階段已經與馬克思經濟學產生之初的發展階段有了明顯且巨大的差別，政治經濟學理論也有了巨大發展，因此，需要將最新的理論研究成果吸收到現有教材中，使得馬克思經濟學更好地分析和解釋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實，從而增強說服力。遺憾的是，現有教材的知識更新較慢，不能反映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面貌，也不能反映出政治經濟學理論知識的最新進展，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因而，現有的知識內容相對陳舊，對現實經濟問題的解釋不足，缺乏對學生的吸引力，這增加了課堂教學難度。

3.西方經濟學的大行其道所形成的嚴重沖擊。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進程的不斷加快，西方經濟學已經成為“顯學”，其教學內容在課程設置中越來越突出，高校普遍開設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等課程，教學時數也大量增加。其理論內容不僅在各個高校講授，并且已成為政府制訂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西方經濟學的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沖擊政治經濟學教學，使得政治經濟學課程地位日益邊緣化和不被重視，目前，高校的應用經濟學與管理經濟學學科普遍取消了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教學，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教學課時也大幅度減少，一些高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經濟學課程；一些高校理論經濟學專業的政治經濟學課時也大量減少，原來作為經濟學專業必開的《資本論》課程大多退出了本科課堂；相當部分高校經濟類專業研究生入學考試甚至取消了政治經濟學考試，只留下了西方經濟學考試。可見，今天政治經濟學教學地位已處于極度邊緣化的岌岌可危的境地。這也直接影響了大學生的學習熱情和時間投入，使得大學生消極對待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直接導致學生上課出勤率低，注意力不集中，不認真聽講，只是應付考試，教學效果差。

4.教學方法單一，教學手段缺乏創新。目前，政治經濟學課堂教學經常是以老師傳授知識為主、學生只能被動接受，這樣的教學方式使學生形成了被動接受知識的思維定勢，很難主動學習，也不能拓寬知識面，更不能創造創新性學習。盡管多媒體教學已經在課堂教學中廣為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改進了教學方式和手段，但卻造成部分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過于依賴多媒體課件，從而忽略教材使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不僅沒有改變政治經濟學的艱難處境，而且造成一些課程內容不能深化教學，同樣影響教學效果。畢竟，多媒體課件只是教學工具，只是教學手段，并不能完全代替教材。而且由于師生之間主要通過多媒體形式展開教學活動，使得師生之間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課件而不是教材，彼此間的交流和互動逐步減少。此外，部分教師備課不充分，過多依賴多媒體課件，授課形式呆板，教師講課缺乏主動性、積極性，嚴重影響了教學效果。經過多年的學習，大學生群體已具備一定的知識基礎和獨立的思考能力，他們渴望在更高層次水平上學習，而不是簡單地學習教材中的知識，這就要求我們老師不僅在教學中注重內容傳授的全面和準確，更要適度增加內容深度和廣度，特別是要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以及對現實問題的分析能力。顯然，現有的教學模式還不能充分滿足，還需要進一步改進和提高。

二、以教學內容更新創新為核心加快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

眾所周知，教學內容是開展教學的根本，教學方法和手段只是表現內容的形式，并不能替代內容。沒有好的教學內容，再多的教學方法和手段也無濟于事。因此，要提高教學質量，提高這一課程吸引力，改變目前的不利局面，就必須以教學內容持續更新創新為核心加快課堂教學改革，同時輔以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和手段。

與時俱進，及時調整更新教學內容，以不斷分析和解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新問題，增強理論生命力。本質上說，馬克思經濟學是不斷發展和創新的，不能一成不變甚至僵化，更不能教條式對待。“一種理論能否被人們接受，不能靠強權，不能靠壓服，只能靠理論能否說服人。的指導思想地位能否鞏固，關鍵也在于其理論本身，能否創新，能否與時俱進。”必須明確，現階段對政治經濟學教學內容進行創新和優化，不是全盤否定，而是要在堅持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基礎上，遵循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相結合的原則，認真研究國內外當代資本主義最新理論成果尤其是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借鑒和吸收。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教授認為，“經濟學的立場，勞動人民的立場，大多數人民利益的立場，關注弱勢群體的立場，是正直的經濟學人應有的良心，是不能丟棄的。”因此，必須將最新的理論思想引進到教材中、引進到課堂中，改變目前政治經濟學內容體系相對封閉、相對固化現狀。

1.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深入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新現象和新問題，從理論上解釋資本主義發展現狀及其發展趨勢。經濟學的生命力在于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自經濟學誕生以來，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隨著凱恩斯主義思想的推行，西方國家政府普遍加強了對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能力，大幅增加社會保障支出和其他社會福利支出，努力緩解經濟危機的破壞程度，在此之下，相應的利益矛盾、階級沖突好象得到了有效緩解，資本主義固有矛盾即私人生產的有序性和社會化生產的無序性之間的矛盾也似乎得到緩和。然而，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矛盾仍然存在，導致經濟危機的各種因素也仍然存在。因此，在課堂教學中需要結合現實發展情況來分析和說明馬克思經濟學，引入最新的內容或者案例即增強授課的時代感，使教學過程更加具體和生動，能夠充分說明理論的科學性。因此，堅持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堅持結合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現實來更新內容，才能不斷吸引學生認真聽課，并提高教學質量。

2.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深入分析當代社會主義發展中的新現象和新問題，從理論上解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及其發展趨勢，尤其要加強當代社會主義市場體制改革時期也即轉型期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和建設，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借鑒和模仿，因而在改革過程中難免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或困難，人們在思想上也難免有困惑和疑慮，這些都需要從理論上闡述和梳理并予以回答。在這方面，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論可以有所作為。在授課內容上可以更多關注當前轉型期經濟發展模式、特征和內在規律以及存在不足，特別加強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運行機制分析，突出比較說明我國市場體制模式與西方國家市場模式的差異之處和相同之處。運用政治經濟學分析工具剖析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下的新現象和新問題，尤其側重于分析當前在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各種矛盾和熱點難點問題。在課堂教學中加強對社會主義發展中的新現象和新問題分析，使得理論分析得以具體化，不僅有利于大學生對抽象理論、觀點理解，也能在實踐中進行驗證。這無疑提高了課堂教學吸引力。

3.在教學內容更新及創新上適度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及其理論成果，以豐富現有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近些年來，西方經濟學理論發展速度大大加快，涌現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很多科學性、思想性俱佳的理論思想。因此，在日常教學中要及時吸收這些優秀的研究成果，以補充和佐證馬克思經濟學，使得原有的內容體系更加豐富、全面，這不僅有利于提高教學水平，也能加深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

總之，對現有教學內容進行更新創新是改善目前教學困境的根本和前提。我們相信，只要我們持之以恒，堅持不懈，一定能使政治經濟學教學重新煥發活力，并成為一門受大學生歡迎的課程。

參考文獻：

第5篇：政治經濟學理論范文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是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即政治社會關系對經濟的影響,以及經濟運行與發展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經濟活動不僅在國內具有政治意義,經濟活動一旦跨越國界也就有了國際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義。跨國的經濟活動要受到其他國家的政治結構以及由這種政治結構產生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因為它影響到其他國家內社會力量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國際經濟的運行和利益分配還影響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權力關系,這種實力對比對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位勢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經濟聯系產生的權力關系限制了國家的自由性;反過來,國家間的權力關系也影響著世界經濟運行體制和國際經濟成果在國家間的分配(甚至包括國家內部的分配關系)。對這種國際間的政治經濟現象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果更進一步的分析,世界經濟對各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國家關系層面,它對各民族內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民族國家原有的經濟政治結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會產生強烈的抵觸、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響,或對其進行“揚長避短”。這實質是一種世界政治經濟現象。因此,近來人們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又稱為“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產生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上世紀6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嚴重危機,國際貨幣危機頻繁發生,世界經濟出現停滯,保護主義再次在西方發達國家抬頭;許多學者開始擔憂,世界是否會再次出現類似2世紀3年代所發生的由于世界經濟秩序混亂,各國為爭奪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國際政治沖突。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希望通過研究國際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系,研究國際經濟的新變化,研究世界經濟史中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沖突等諸方面問題,為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尋求政治上的答案。這些研究符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原則,而且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上,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于這些2世紀后期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劃分,它們大體可以分兩類:經驗實證主義/還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一、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經驗實證主義在哲學中是指應用歷史經驗來證明假定與理論的正確性和精確性。在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域內,假定與理論都需要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證明,都需要實證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經驗實證主義把歷史的經驗絕對化與教條化,并以此來推導和預測未來,把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還原為一種舊的歷史經驗與經歷。這種方法論下的理論往往帶有一定宿命論和歷史還原論的色彩。這種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但一些具有傾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現在這兩種理論上:霸權穩定理論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這兩種理論首先各自把國際政治的一些假定運用于國際經濟所依賴的政治關系的研究,然后運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公共商品理論、博弈論來說明國際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國際經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自由制度主義和霸權穩定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制度的設計和維護,國家仍可以維持經濟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權穩定理論強調國際權力結構是決定國際經濟合作是否導致政治沖突的關鍵。但這兩種理論共同特點是都帶有強烈的經驗實證主義。

1 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

霸權穩定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首先提出的,后來經過吉爾平、斯蒂芬·克拉斯納等人的擴充與修改。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一個開放和自由世界經濟需要有一個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強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削弱與瓦解。這種理論把國際政治的假定作為國際經濟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礎,認為國際經濟處于一種沖突的國際政治的環境之中,在這種環境下,要建立和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信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國存在。

霸權穩定論的作者的依據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公共/集體商品”理論。所謂“公共/集體商品”就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而且一個消費時不影響其他潛在的消費者消費。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費這種商品而無需付費,這種商品往往供應不足,除非經濟利益促使某個經濟主體愿意為這種商品承擔較大份額的費用,或者某個機構(如政府部門)迫使消費者為這種商品付費。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這個機構就是霸權國家。

霸權穩定論認為,開放自由的國際經濟體制(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就是一種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納的話來說,它是在“特定的問題領域內,經濟行為體的期望所共同關注的那些原則、規章條例和決策程序”。霸權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建立這種國際經濟體制,以確定各國的行為規范,防止欺詐和損人利己,分攤成本,抑制經濟民族主義,從而達到限制沖突,維持秩序的目的。霸權國建立維持這種體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和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但是,霸權穩定論者相信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擴散財富的功能,或者說是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利用后發優勢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費搭車的特點獲得更快發展,從而改變了原來的國際權力分配的格局。霸權國的實力衰落使得霸權國不再愿意維護這種“公共商品”,出于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假定)而采用經濟民族主義的保護政策以保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終瓦解。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的瓦解又導致各國間爭奪財富的政治沖突,甚至戰爭。

霸權穩定論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就是這種必然的霸權穩定與衰落的循環往復,不論技術水平的發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的強弱都不會改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這種特點。因此,這種理論具有一種宿命論的成分。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19世紀以來英國霸權興衰的經驗基礎上的,并且結合美國從二戰結束到2世紀8年代以來的經歷加以實證。不論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各種假定,還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種假定都充斥著經驗實證主義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義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首創者也是這一理論最有影響的學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首次較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制度主義的思想。基歐漢認為,國際制度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體制是一個處于國際權力關系與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中間變量或干預變量,它可以由霸權國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獨立的功能,即可

以促進世界經濟的有效運作,減少動蕩,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防止市場失靈和欺詐,因為國際體制中的規范、規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的行為施加影響,另外,國際體制的存在可以使國家從中預見到自己的利益實現的可能性和 其他國家行為的可能性。基歐漢強調,即使國家是一個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沒有霸權的存在,由于國際體制的存在,它們也能進行合作。因為相比較一個沒有國際體制的秩序而言,盡管國際體制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卻仍能相對促進國家利益。

基歐漢在他的理論中沒有排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假定,如無政府的國際結構、國家是國際主要行為體、理體。但是,基歐漢同時對其中的國家利益與理性的假定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強調國家利益應是具體的,如財富的絕對增加,淡化了國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強調相互依存對國家利益實現的作用;認為理性不應該是現實主義對利益的絕對追求,而是一種既定條件下的相對滿足。他認為,如果一個國際體制下具有促進各國福利的功能(增加絕對收益),國家可以通過理性的比較選擇合作。因為沒有體制的世界經濟可能充斥著更大的不確定、動蕩和欺詐,建立新的體制可能成本過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歐漢的這種理論后來又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支持與補充,如阿瑟·斯坦、查爾斯·利普森、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海倫·米爾納、當肯·斯奈德等人。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與現實主義的霸權理論的方法一致的,堅持了現實主義的主要假定基礎上,強調的是固定不變的人性、不變的思維理性,所選取的歷史資料也是歷史時期的某個片段,如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領域或階段,如貨幣領域和能源領域;并且把這種經驗絕對化,作為預測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準繩,認為國際體制在人們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學習與選擇下仍然會繼續延續與發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權穩定理論一樣,在方法論仍是一種經驗實證主義的。但在歷史觀上它卻有某種進化主義色彩。但這種進化主義依以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理性的人通過利弊比較(或者說工具性學習)可以創造和維持一種促進合作的國際體制,只要這種體制可以促進各國的福利(或安全),對所有人/國家都有利。這種進化主義帶有一種功能主義的色彩,以結果來解釋原因,仍然帶有強烈的“后此謬誤”(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這種進化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還原論,因為它的進化動因仍可以歸結為一種不變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體系論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是世界體系論最系統、最有影響的闡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未來的滅亡》是其世界體系理論經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認為,作為一種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6、17世紀自西北歐出現以來,逐步擴展到全球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一直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發展模式,盡管出現過霸權國家興衰(如荷蘭、英國、美國)和經濟中心地理變化(從原來只限西北歐轉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內的北半球),但其內在的本質沒有發生變化,即這種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生產分工體系(中心與)、均勢的國家體系和意識形態是維持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就是一種整體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產者提供工業品,它的優勢在生產中以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的低成本,生產者提供原材料,它的優勢是強迫勞動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中,多邊的國際政治均勢體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并構成支持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關系的基本政治結構。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國家和準邊緣國家以及準國家都在從世界經濟中謀求積累。這就形成了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競爭。各類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獲取經濟剩余取決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在世界競爭市場有效競爭的能力。通過這種市場交換與政治強制,核心國家比邊緣國家從世界經濟中獲取了更大的經濟積累,并決定了各類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與依附的關系。另外,多邊的均勢體系使得無一核心國家能以一個世界帝國形式獨占世界經濟的剩余利潤。因為中心國家之間(也包括各類國家之間)存在著為積累的爭奪,它們力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的戰略使自己成為利潤最大化的地區,促進資本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動,這既為技術的全球擴散提供了新的機會,也防止了某一國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經濟,并從中獲取壟斷性的積累。這樣,中心國家間的均勢努力阻止了單一國家利用壓倒優勢的政治權威(世界帝國)來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原有的生產和交換方式,這又維持和發展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還產生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為不公正的資本主義辯護,而且塑造了這一體系內所有人的思維,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由于經濟分工、政治統治和文化影響功能不斷得到了維護與發展。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盡管運用了歷史唯物論來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但他的方法論中仍然存在著經驗實證主義的成分。因為他把16、17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絕對化了,并且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否定資本主義內在變化的可能性。這使人在其理論中看到這樣一種邏輯:16、17世紀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盡管其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法撼動這一體系,反而客觀上起加強這一體系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最終的滅亡只有等到它發展到最成熟時,其內在矛盾積累到最大時,由于突然的危機被一種“歷史的社會主義”取代。沃勒斯坦也談歷史的發展,但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認識卻是一種經驗主義永恒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16、17世紀以后的變化、發展都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初形態的還原,因而過分地關注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對人在創造世界中的主體性的分析。

二、歷史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歷史主義方法論強調對事物、事件、現象的研究應根據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從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進行辯證地考查,歷史的變化與發展不是一種還原式的歷史循環,而是一種發展的進化論。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反對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變的因素(如不變的人性和固定的社會結構)來研究社會事物與現象,強調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和繼承性。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會時更多的是注重歷時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經驗實證主義那樣專注于共時性(synchronic)的因素。這種方法論在本體論上強調人是社會本體的塑造者,人對社會本體的塑造是歷史的具體的。這種理論一般對歷史的發展懷有某種不可知論的成分。認為,歷史是人的實踐的具體產物,歷史發展有趨勢性,但歷史發展的具體結果需要由后人的具體實踐來創造,前人無法事先預見。在西方國際經濟學中,羅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論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他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是這一方法論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與考克斯同一流派的還有斯蒂芬·基爾(StephenGill)和戴維·勞(DavidLaw),基爾與勞所寫的《全球政治經濟學》(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這一方法論的著作。另外,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這種方法論特征。

1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建立在這樣的論述上:不同的國際生產組織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生產關系體現著一定的社會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不僅塑造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國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時,也產生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矛盾,人通過

反思這些矛盾,創造著新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

具體地說,考克斯提出影響人的行為三

種力量是:物質能力、意識和制度;這三種力量構成的歷史結構決定著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在某種歷史結構下,“生產組織的變化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它們反過來影響國家結構的變化;國家結構的整體性變化改變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權世界秩序又可以影響國家的形態,國家形態的變化影響國內的生產組織的變化。考克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法,認為生產組織形式是社會力量(階級)產生的基礎,也是其他一些人類活動的基礎;生產產生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著國家的社會基礎;國家形式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有機決定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形成的特定“歷史集團”的產物;但國家的形態還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國家的生產是與世界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國家的社會生產關系處于世界性的等級式社會生產關系之中,國家的形態也受世界秩序的影響。這樣,國家的形態處于國內外社會生產關系的雙重歷史的、具體的建構之下。這樣,國家的利益和對外行為就被歷史具體地塑造了。這種塑造的基礎仍是特定的生產組織方式。世界秩序根據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體系。霸權的世界秩序是霸權國(如歷史上的英國與美國)把本國的生產組織形式推廣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認同的產物,也是其他國家的生產組織形式(通過國家這個中介)效法與服從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狀態。非霸權世界秩序是各大國為使自己的生產組織形式成為世界主要形式進行競爭的秩序(兩戰期間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從根本上說,也是生產組織形式的產物,是生產組織形式產生的權力的產物。 這種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是實踐本體論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研究中的具體體現。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實踐的產物,不存在外在的給定性。物質力量、意識與制度是決定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歷史框架,這三種因素都是在人實踐過程中變化的。變化的動力來自于生產過程產生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會導致生產、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變化。在考克斯看來,霸權秩序只是這種社會永恒發展下的暫時的社會平衡,它的社會交往模式和人類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的平衡會逐步打破。各階級會從矛盾與沖突中進行反思,創造出新制度(社會運行規則)。這又會導致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新變化。這種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維,而是一種建立在批判基礎上的創造性心智活動。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前提。通過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思想)來教育大眾形成一種普遍主觀共識是建構新的歷史結構的基礎。這里,考克斯繼承了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強調社會的變革不僅僅是經濟矛盾下的產物,物質關系的變化并不能導致社會秩序的變化,只有對人的主觀進行教化,改變人的主觀,形成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才可能促進社會的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是宿命性,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這樣,考克斯沒有用一種抽象不變的人性和結構來解釋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世界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動因,關注歷史在過去是如何變化,并通過分析歷史是如何變化的來觀察未來的變化。并且他對這種變化的分析不帶宿命論和目的論的成份,而是強調歷史變化的多種可能性,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觀努力。

2 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英國學者斯特蘭奇建立了一種結構性權力框架的模式對市場與國家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她指出:結構性權力決定著世界經濟(生產、交換與分配)如何運行,而且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下的世界經濟內在地體現著某種政治———“財富、秩序、自由和正義”四種價值的分配和“風險與收益”的分配,從而在世界經濟運行中“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類的政治問題有了結果。即權力結構決定著世界經濟,經濟體制中體現出政治。

斯特蘭奇認為,決定經濟體制的是權力,權力決定了各種國內和國際的經濟體制中四大價值觀的不同分配比例;權力決定市場運行和環境。但她強調,決定經濟體制的價值分配與成本、收益、機會和風險的分配的權力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種結構性權力構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建構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民、國家與企業關系框架的權力。結構性權力是通過對安全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念的控制和對知識、信仰與思想的控制而獲得。斯特蘭奇把這四個文獻產生出來的權力綜合成決定國際經濟的結構性權力。 從對結構性權力構成的四個基礎的分析看,斯特蘭奇強調這四種結構是相互依賴的,彼此互為基礎(彼此并列,沒有一個處于優先的地位),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才構成了結構性權力。

斯特蘭奇的這種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充滿著實踐本體論的色彩。在斯特蘭奇的理論中,正是掌握結構性權力的主體(人、階級、或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訴求轉化為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經濟體制,從而決定市場的成本、風險的分配,決定市場運作過程中各種價值的分配。因為結構性權力的主體可以通過強制的力量來維持穩定,可以通過控制生產的權力來決定生產的組織與分配,可以通過控制著信貸的創造與發放來抵制或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思想與知識控制和傳播加強強制力量,決定如何生產、生產什么,加強金融權力,誘導人們去認同現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安排是人實踐的產物。

建立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下的斯特蘭奇理論有歷史主義色彩。因為結構性權力主體歷史、具體地塑造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或者說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是由社會歷史地、具體地建構,而不是可以還原的。但由于斯特蘭奇沒有深入探究四種結構之間內在的相互關系,盡管她也強調國際關系理論應該關注國際體系的變化,這導致她的理論沒有對國際體系變化的動因進行深入的解釋。雖然在后來斯特蘭奇把國家、市場和技術視為結構性權力變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變化的三個決定因素, 但同樣也沒有深入分析國家形態、市場和技術是怎樣變化與發展的,以及什么是動因促使它們的變化與發展,而只是說明了這三個因素如何共同影響與決定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與知識結構的變化。這一點使得斯特蘭奇理論中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帶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蘭奇的理論說成是“似乎假設了一種社會永恒運動,但沒有找到向前推動的驅動力”的理論。 這一點上斯特蘭奇的理論不如考克斯的理論具有徹底的歷史主義性和實踐本體的特點。

三、結 語

第6篇：政治經濟學理論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教學；研究；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逐步發展，在經濟學課程的教學與研究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力逐步提升，甚至有學者提出應當將西方經濟學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流指導思想。而經濟學在日常的教學當中已逐步被忽視，出現了邊緣化的傾向。因而，開展相關的研究與探討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與價值，應當引起相關經濟學教師與研究人員的重視與思考。據此下文之中將主要就，當前我國經濟學的教學現狀進行簡要的分析，并針對經濟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以及意識形態與分析工具等問題進行詳細的闡述。

一、當前經濟學教學現狀的問題

在我國逐步邁向全球化的過程當中，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產生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并且出現了經濟學被逐步邊緣化的傾向。有許多學生甚至是經濟學的授課教師以及相關的研究學者，不自覺的將西方經濟學作為我國主流的經濟學指導思想。出現這種狀況問題的原因，主要包含了兩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外部因素，我國的經濟制度在由計劃經濟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轉變的過程當中，一些人誤以為我國這些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果，均是由西方經濟學帶來的。其次為內部因素，在此方面所牽涉的問題較多，總體而言大致可歸為三類，第一，教學目標問題。我國各個高等院校在進行經濟學教學的過程中，對于教學的方向與目標不甚明確。第二，教材問題。所選用的教材往往不能夠同社會的經濟發展形式相適應，內容還不夠豐富，數量也不夠充足，未能夠激發起學生的學習興趣。第三，教師隊伍問題。當前我國對于經濟學，教師隊伍的培養力度逐步降低，而在高校當中對于經濟學教師的培養投入也較低。

二、經濟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問題

在經濟學教學當中，關于教學模式的討論，目前被熱切討論的“國際化”與“本土化”問題源于有一些西方經濟學的學者。他們認為，經濟學不存在國界問題，基礎的經濟學理論內容都體現了人類所普遍共存的規律，不存在東西方經濟學理論之分，所有的經濟學理論都是普遍適用的。有一些研究學者就提出，在經濟學當中對于學術理論當中的國際化與本土化問題，根本實質是對于理論性內容，同一些地區性的特殊問題兩者間的關系；國際化的過程即為同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內容相適應，逐步向西方化的經濟學理論靠攏，而本土化則是要針對我國的具體情況，加以相應的結合。并且還提出了能夠因為地區性的問題而否認了基礎理論，這些西方經濟學當中的基礎性經濟學內容是普遍適用的。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經濟學理論內容的“國際化”在本質上也是“本土化”化的過程。將的理論內容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是需要長期的實踐努力的。而那些鼓吹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人，其所理解的“國際化”與“本土化”是要將邊緣化。所認為的同國際接軌的本質，是在運用西方經濟學理論內容，同中國實際國情進行結合，所采用的經濟學理論框架應當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思想。對于這種思潮應當引起人們的重視與思考，由于我國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便決定了我們必須要將經濟學理論內容作為我們經濟理論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而對于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內容應當僅做參考之用。

三、意識形態與分析工具的問題

經濟學的教學活動不但是意識形態上的教育，同時也是對于分析工具的教育。然而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教學當中，往往大部分的人都認為，經濟學的教育僅僅是分析工具的教育，同意識形態的教育完全無關。但是我們應當清楚地認識到，經濟學是一種社會學科，而并非自然學科，在自然學科當中無關意識形態的問題，因為自然學科通常都是關于分析工具的問題，不存在國界、利益等方面的劃分。而社會學科則卻存在這些問題，社會科學必須依存于一定的利益集團、社會階級之上，反映了相應的社會階級與利益集團，對于各類經濟狀況的認識與理解，而在經濟學當中，對此也絲毫不避諱，并且也十分重視對于經濟問題的分析方法。因此，經濟學的教學活動，不但是分析工具的教育，同時也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教育。同理，對于同為社會科學的西方經濟，必然也會牽涉到意識形態的問題，因此在經濟學的教學活動當中，不能夠刻意的回避意識形態的問題，也不能將經濟學教學去政治化。

在經濟學當中，所重點闡述的即為研究與敘述方法，這當中便包含了歷史與邏輯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方法，這兩者是辯證統一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當中所采用的即為歷史與邏輯方法，在經濟學的研究當中要遵從邏輯與歷史的規律次序，要具有歷史層面的價值評價，并將之結合起來，不但要重視對于經濟學當中邏輯抽象內容的認識，同時還要重視歷史的價值評判。

四、結束語

本文所重點討論的為經濟學教學當中的，理論領域、教育領域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等方面的問題。政治經濟學，不應當、也不能夠被西方經濟學所取代，意識形態的問題不僅涉及政治、文化、軍事等相關方面，在經濟領域當中也牽涉有意識形態的問題，并且異常重要。在經濟學教學當中要牢牢把握，基礎理論內容，開展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學教學與研究，才能夠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保持正確的前進道路。

【參考文獻】

[1]范超.淺談西方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J].中國管理信息化，2015（21）

第7篇：政治經濟學理論范文

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經濟學教學體系中曾經是一枝獨秀，特別是在高校教育中一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改革滯后，加上學生個性不斷彰顯，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進入了一個“學生厭學，教師厭教”的尷尬境地。為了破解上述難題，必須對教學方法進行改革。在眾多的教學方法中，本文認為問題導向式教學更有利于提高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質量。首先，政治經濟學屬于規范分析，解答的是“應該怎樣的問題”，所以課堂教學很容易落入“說教陷阱”，使學生產生抵觸情緒和逆反心理，而問題導向式教學通過學生之間的討論和教師的引導，有利于消除學生在價值判斷方面對授課內容的質疑，這對于消除師生之間的心理距離，促進師生之間的信息溝通和情感互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其次，政治經濟學是邏輯嚴謹的科學體系，課堂教學過程要求學生始終保持注意力集中，而問題導向式教學可以使學生的思維始終處于被“激活”的狀態。每位從事政治經濟學教學的教師都知道，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隨著研究視角的拓寬揭示的問題越來越深刻，而每一部分內容的學習都需要前面的知識作為基礎，這就需要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始終保持注意力集中并能夠從整體上把握教學內容。在問題導向式教學中，一個個鮮活的問題在引出新的教學內容的同時，將新舊知識有機聯系起來，這不僅有利于學生保持注意力集中，而且有利于學生從整體上把握教學內容。再次，政治經濟學理論性很強，相對比較抽象，實際教學只能以教師講授為主。因此，如何對傳統的講授方法進行邊際調整成為政治經濟學教學方法改革的關鍵。從這個角度而言，問題導向式教學是個不錯的選擇。這是因為：首先，在問題導向式教學中，設計什么樣的問題、設計多少問題、在哪一章節設計問題、采取什么樣的模式進行問題導向式教學都由教師掌控，所以問題導向式教學適合于對傳統教師講授法進行邊際調整。其次，在問題導向式教學中，教師通過精心設計問題，引導學生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可以促使學生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來，進而改變傳統講授方法中學生被邊緣化的弊端。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推斷問題導向式教學是政治經濟學教學方法改革的最佳選擇。因為在原有教學方法不能進行根本調整的情況下，問題導向式教學是最佳的邊際調整方案，它的改革成本最小，對原有教學方法弊端的彌補作用最強。而且，問題導向式教學也符合政治經濟學規范分析、邏輯嚴謹、理論性強、內容抽象等課程特點的內在要求。

二、問題導向式教學法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應用的策略

不同的課程特點不同，因此實施問題導向式教學不能完全一個模式。下面結合本人多年的教學經驗，談一談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進行問題導向式教學應注意的幾個要點問題。

（一）問題創設

問題導向式教學能否取得預期效果，關鍵在于問題的質量。如果問題的質量較高，通過對問題的分析不僅能夠順利地引出所要講授的內容，而且還能夠充分調動學生學習新知識的欲望。如果問題的質量較差，不僅達不到預期目標，甚至成為畫蛇添足的敗筆。針對政治經濟學的課程特點，本文認為應該突出理論爭論方面的問題創設。這主要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失業、經濟危機、兩極分化等復雜的經濟問題，關于這些問題的理論研究很多，各經濟學派的解釋千差萬別，如果在爭論中創設問題可以彰顯政治經濟學的獨特魅力；二是政治經濟學應用的是規范分析方法，回答的是應該怎樣的問題，如果不介紹其他的理論解釋，從教材中來，到教材中去，有說教嫌疑，讓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產生質疑。如果以問題的形式向學生介紹其他主要經濟學派的解釋，并在此基礎上介紹政治經學的解釋，學生不僅會從比較的角度理解政治經濟學，而且會減少學生對政治經濟學規范分析和價值判斷的抵觸。

（二）問題包裝

問題包裝是問題導向式教學的又一重要環節，如果問題太直白或太枯燥，很難調動學生參與的積極性，教學也就很難取得預期效果。那么如何進行問題包裝呢？就政治經濟學而言，本文認為應該突出理論背景方面的包裝。原因主要在于兩個方面：首先，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講授的很多內容涉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而古典政治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產生的標志，一個學科從無到有顯然有很多理論背景可講，因此問題包裝的素材取之不盡。其次，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所講授的內容主要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在人類歷史上同樣從未發生過，改革每前進一步學者們都進行了激烈的理論爭論，因此從理論產生背景的角度對問題進行包裝可以取得引人入勝的效果。比如，在講授勞動價值論時，我們就可以借助該理論的產生背景對“為什么1件上衣等于2把斧頭”的問題進行包裝。通過經濟史的學習我們知道，最初學者認為，1件上衣之所以與2把斧頭相交換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但經過爭論學者們發現，供求關系只能解釋交換價值的變化，卻不能解釋最原始的交換價值。于是，有的學者提出了使用價值決定論。也就是說，1件上衣之所以等于2把斧頭是由使用價值決定的。但一些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亞里士多德從理論抽象的角度指出“：沒有等同性就不能相交換，沒有可同約性就不能等同”，由于使用價值不具有可通約性，因此交換價值不是由使用價值決定的。亞當•斯密則從現實角度對使用價值決定交換價值的觀點進行了批判，他說：“沒有什么東西比水更有用了，然而它不能購買任何東西，也不能交換任何東西。相反，鉆石沒有任何使用價值，但它卻往往可以交換到許許多多的其他商品。”通過上述包裝，1件上衣為什么等于2把斧頭的問題就變得特別耐人尋味，學生有強烈的愿望想知道答案，此時講授勞動價值論往往事半功倍。

（三）模式選擇

根據學生參與程度的不同問題導向式教學可分為“學生主動型”問題導向式教學和“學生刺激型”問題導向式教學。“學生主動型”問題導向式教學以學生為主，在教學過程中學生通過查閱資料，以自主學習的形式對教師提出的問題進行分析，完成理論知識的學習。“學生刺激型”問題導向式教學以教師為主，在教學過程中主要通過教師自問自答的形式引導學生，刺激學生學習興趣。問題導向式教學的兩種模式優缺點各異。“學生主動型”問題導向式教學的缺點是要求學生有更高的參與熱情并且占用的教學時間較多，優點就是能夠更好地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學生刺激型”問題導向式教學正相反，它對學生的參與熱情要求不高，占用的教學時間也不多，但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方面不足。本文認為，在政治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應該以“學生刺激型”問題導向式教學為主，理由主要有三點：首先，政治經濟學的課時不足以支持“學生自主型”問題導向式教學。目前各大院校政治經濟學的授課學時一般都被壓縮了，完成教學任務已經非常緊張，沒有更多學時開展“學生自主型”問題導向式教學。其次，政治經濟學的授課對象是新生，他們經濟學方面的知識儲備不足，查閱資料和自主學習的能力較差，實施“學生自主型”問題導向式教學難以取得預期效果。最后，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實施問題導向式教學其目的主要是調動學生學習這門課的興趣，因此“學生刺激型”問題導向式教學更適合。

三、結論

第8篇：政治經濟學理論范文

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隨著學科的不斷發展，其研究方法還處于不斷創新、完善之中，我們在進行民族經濟學理論研究之前應該對其研究方法有系統的認知，并將這些研究方法運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從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理論價值。學習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運用其做研究，這就要求我們在系統掌握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之后，要將其融會貫通于自己的理論研究之中。

一、科學理論思維方法

任何一門科學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研究的深度、廣度以及效率，同時也體現著本學科理論研究的特質和側重點。事實上，一門學科的研究過程是否科學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研究方法的科學性。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其研究方法還處于不斷創新、完善之中。但是，無論采取何種具體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學的理論思維方法作指導。因此要將科學的理論思其貫通于民族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方法創新等學科研究的全部過程中，以此來指導民族經濟學這一學科的不斷發展。在對一門新興學科進行研究方法探討時，在結合本學科的具體特點的同時，還應該將研究方法加以分類。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結構層次可以分為三個不同層次,即理論思維方法、基本方法和具體研究方法。傳統的民族學的基本研究方法,突出對研究對象進行系統的觀察與分析,由此而形成了傳統民族學的研究特色。然而，傳統民族學的研究方法與唯物辯證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將唯物辯證法這一科學理論思維作為民族經濟學方法論的指導，才能使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更加趨于科學、完善。這是民族經濟學對傳統民族學研究方法的補充和發展。科學的理論思維方法是由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嚴謹的思維方法。要想在理論思維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個方面,就必須遵循從具體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體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運動發展的整個歷程,就必須遵循由簡單到復雜以及從低級到高級的研究方法。將這兩種方法辯證統一于理論研究中,才能達到科學理論思維的層次，從而也才能對民族經濟學其他具體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導意義。科學的理論思維方法是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中的指導方法，始終將這一研究方法貫穿到我們的理論研究、方法創新等全部研究過程中，才能保證民族經濟學方法論的科學性，進而促進民族經濟學這門學科不斷地創新、發展。

二、田野調查方法

民族經濟學是真正立足于中國的現實，緊密聯系民族地區的田野調查的具體探討。田野調查方法是在科學理論思維指導下的民族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論均來自于實踐，田野調查方法作為民族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區進行實地調查研究，進而通過實地的田野調查來進行理論研究。進行田野調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區的實地情況和掌握第一手資料。田野調查方法對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田野調查方法有助于我們深入地了解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通過進行田野調查不僅能夠增加我們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感性認識，更重要的是能為我們的理論研究提供詳盡的資料。

三、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對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啟示

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也可以運用經濟學的方法論來指導民族經濟學的發展，借鑒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來探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經濟學的方法論不斷得以豐富和創新，從而使民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統化。首先，明確主體。在做研究時首先應該做到的就是明確主體，明確主體就是明確研究者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的階級都會根據其主體的需要通過其思想代表將本階級的階級利益和意識概括為政治經濟學理論從而來表達本階級的利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理論是以工人階級為主體來概括其階級利益和意識，從而揭示資本主義的經濟矛盾的。民族經濟學也要明確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識的勞動者為主體。其次，重視矛盾。矛盾是主體之間的聯系，在研究矛盾時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辯證思維的關鍵，同時，在做研究時要體現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運動。概念運動是《資本論》研究方法的核心，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寫作中，以概念運動為核心，通過概念的規定、展開、改造和完善、轉化等概念的運動來構造《資本論》的論述體系。民族經濟學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運動。概念體系的建立是民族經濟學的形成的標志。概念是不斷運動的，伴隨著概念運動，概念體系也會隨之不斷進行演化。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學科不可能只是某一個學說的概念體系，而應該有若干個概念體系相互支撐和補充。研究就是要創新，就要在對既有和新的現象材料進行實證的基礎上不斷抽象，進而規定新概念，改造和完善舊概念，充實已有的概念體系，甚至創建新的體系。最后，構造體系。《資本論》的體系并不是雜亂無章，而是非常嚴謹的，馬克思將概念按照從抽象到具體，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原則來構造《資本論》的論述體系。在其論述體系中聚合了概念運動各個環節的研究成果，從而使《資本論》的邏輯思維更加嚴謹。對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而言，在進行理論研究時也要通過民族經濟概念的運動來構造民族經濟學的論述體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個邏輯嚴謹、論述清晰的體系。

四、結語

第9篇：政治經濟學理論范文

經濟學專業：

1、培養目標：

培養具有較為深厚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基礎，熟練地掌握現代經濟分析方法，具有向經濟學相關領域擴展滲透的能力，能在綜合經濟管理部門、政策研究部門、金融機構和企業從事經濟分析、預測、規劃和經濟管理工作的高級管理人才；

2、課程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