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的理解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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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調控的理解范文
從經濟法學教材編寫體例來看，雖然各位學者對經濟法學科的具體構成存在不同看法，如楊紫烜將其經濟法體系編排為經濟法總論、經濟法主體、市場監管法、宏觀調控法；漆多俊將其經濟法體例編排為總論、市場規制法、國家投資經營法、宏觀調控法；李昌麒將其經濟法體例編排為經濟法的一般理論、經濟法主體制度、市場秩序規制法律制度、宏觀經濟調控法律制度、經濟監管法律制度、經濟法責任與司法救濟等。但總的來看，經濟法學的體系至少包含市場監管（規制）法和宏觀調控兩部分的觀點得到了所有學者的認同。但在價格法究竟屬于市場監管法抑或宏觀調控法上，不同的學者出現了明顯分歧，以楊紫烜、漆多俊、李昌麒等為代表的學者主張價格法屬于宏觀調控法的內容，而以劉文華、符啟林為代表的學者則主張價格法屬于市場規制（監管）法的內容。
二、價格法在《經濟法》課程體系中體例歸屬差異之原因分析
同樣的價格法，為何在不同學者看來有如此巨大的差異？是否是由于各位學者對于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的解釋有所不同呢？筆者通過仔細分析，發現絕非如此。實際上，所有上述學者關于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監管）的解釋雖然存在小異，但其根本含義卻趨于一致。如上述楊紫烜、符啟林兩位學者分別將價格法置于其主編教材的宏觀調控法和市場監管法部分，但其相應教材中有關市場監管與宏觀調控的定義卻并無實質差異。既然不同學者關于市場監管與宏觀調控的基本定義趨于一致，那么其對于價格法的不同定位應該是其他原因形成。經過對比分析，價格法在不同學者經濟法教材、教學體系中分別置于市場監管或宏觀調控部分的根本原因可能是因為價格法本身的內容設定而形成。1997年頒布的我國現行《價格法》，共有七章四十八條內容，其中除第一章“總則”、第六章“法律責任”、第七章“附則”外，其他幾章內容分別是第二章“經營者的價格行為”、第三章“政府的定價行為”、第四章“價格總水平調控”、第五章“價格監督檢查”，其中第二章有關經營者價格行為的規定主要以微觀規制為主，第四章的價格總水平調控則明顯屬于宏觀經濟調控的范疇，而第三章和第五章有關政府定價行為和價格監督檢查的規定，則兼具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的特性。應該說這樣的體例安排和內容設定，在我國整體經濟法律體系中也較為特殊。而正是這樣的特殊性，導致不同學者在理解價格法的內容時，可能出現不同的側重，部分學者主要從價格法的微觀規制內容出發，將其歸依為市場監管法；而另外一部分學者則從價格法的宏觀調控內容出發，將其整體歸并入宏觀調控法。但這并不表明他們忽視了價格法的另外一部分內容，如楊紫烜將價格法歸入宏觀調控法的范疇，但其在具體介紹價格法的內容時，仍然介紹了經營者的不正當價格行為等微觀規制內容；符啟林將價格法列入市場監管法的范疇，但其在介紹價格法的內容時，也仍然沒有遺漏價格總水平調控等價格法中的宏觀調控內容。
三、價格法在《經濟法》課程體系中體例歸屬合理定位之建議
價格法在經濟法學教材中合理定位，不但對于宣傳、學習、普及價格法有重要意義，也對正確理解和運用價格法，促進我國市場價格競爭和政府價格管理工作的規范化具有重要作用。鑒于目前學術界就價格法在經濟法學科體系中地位歸屬存在的差異，筆者認為首先應當正確看待，同時也要積極為價格法尋求一個更加合理的學科定位。所謂正確看待，即必須認識到學術界關于價格法定位存在的客觀差異，不能視若無睹?，F行不同教科書對于價格法的不同體例安排，可能會使不同的讀者產生不同的解讀，進而可能影響到不同社會群體對價格法的正確理解和執行，因此必須認識到問題的存在，同時積極尋求解決之道，但遺憾的是現在許多學者似乎并沒有認識到這一問題。正確看待的另一層含義是要客觀認識此種差異產生的原因，不應過分夸大差異。如前所述，實際上不同學者關于價格法的差異定位是因看待價格法的側重點不同，并不等于他們完全否定了價格法所同時包含的另外一種法律屬性，即將價格法定位為宏觀調控法的學者并沒有否定價格法在市場監管方面的作用；而將價格法定位為市場監管法的學者，也沒有否定價格法本身所具有的宏觀調控功能。在正確認識問題的基礎上，如何為價格法在我國高等學校法學專業經濟法教科書中尋求一個科學定位呢？筆者認為，必須正確厘清價格法既有宏觀調控，又有微觀規制的雙重屬性，擺脫將一部法律僅歸屬為一種體系的傳統僵化作法。價格法既有關于經營者價格行為的規范，如關于明碼標價的規定、關于經營者價格權利的規定、關于經營者不正當價格行為的規定等，均屬于典型的微觀規制內容，這些內容與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所規制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和壟斷行為并無二致，完全應當將其歸入到市場規制法的體例之中。也有關于價格總水平、價格總水平調控的經濟手段、價格總水平調控的價格手段（如價格調節基金制度、重要商品儲備制度、保護價制度、價格干預措施和價格緊急措施以及價格監測制度）等內容的規定，毫無疑問屬于宏觀調控法的內容，應當將其等同于經濟法中的稅收、財政、產業政策等一并歸屬到宏觀調控法的體系當中。而價格法中關于政府定價行為的規定，雖然具有微觀規制和宏觀調控的雙重屬性，但考慮到在經濟學上此類內容基本屬于政府監管的范疇，將其整體歸入市場規制法內容當中似乎更為符合學術界的傳統，也更易為社會公眾所接受。
四、結語
第2篇：宏觀調控的理解范文
《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思想政治課課程標準》指出：中學思想政治課教學要求“通過啟發學生勇于提問和指導學生開展研究、討論、辯論等方式，給予學生充分表達自己學習見解的機會，調動學習積極性”新課程還要求轉變學習方式——改變以教師為中心，強調以學生為中心，幫助學生學會學習，強調自主探究，合作探究；教材變“教”本為“學”本，注重學習的過程和方法，強調學生的體驗、感悟和內化而案例教學法正符合這個要求，所以我在教學實踐中就積極的嘗試了這種教學方法。
下面以高中政治必修一的第九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加強宏觀調控”和必修二第三課的“權力的行使需要監督”為例談談案例教學法在教學中的嘗試。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課標要求是：用典型事例說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離不開國家的宏觀調控。具體教學要點有：理解市場調節的弊端；理解我國宏觀調控的含義、主要目標和手段；運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離不開國家的宏觀調控。
在教學“加強宏觀調控”內容時，正趕上我國繼“豆你玩、蒜你兇”等食物漲價風潮之后，蔬菜等食品新一輪漲價風潮，學生親身感受到通貨膨脹帶來的影響。在這大背景下，學生自然會關心市場發展趨勢，以此為情景我選用了黨和政府采用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的內容作案例，學生通過合作探究完成教學任務。
第一步：適時呈現案例，激發學生探究欲望，我以目前物價上漲的時事為背景與學生開始對話，用多媒體展現國家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的內容，順勢引導學生探討：（1）物價瘋漲的原因是什么?為什么一些商家要炒作物價?（2）黨和政府為什么要出臺系列調控政策?說明了什么?學生對此案例非常感興趣，探究的積極性也很高，通過學生合作探究發現了“市場經濟的弊端”：市場經濟在對資源的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缺陷。當我們把真實的典型問題展現在學生面前，讓他們設身處地地去思考、分析、討論，對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加深學生對基本原理和概念的理解，培養創造能力及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極有益處。
第二步：引導學生主動學習，培養學生的解決問題的能力，通過對案例和現實的綜合分析，進一步引導學生探究：怎樣才能克服“市場經濟的缺陷?”學生通過對國家調控政策和調控效果結合起來分析得出結論：“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離不開國家的宏觀調控”學生順理成章的理解了國家宏觀調控的必要性，也解決了提出的現實問題。學生在對這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的分析中還主動學習了“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及調控手段”。案例教學法通過對案例的分析，將書本的理論與現實生活結合起來，并利用理論分析說明復雜多變的社會現象，獲得的收獲會很大，對所學知識的理解會相對深刻。
第三步：擴展思維，深化學生情感教學這部分內容時，為了達到情感、態度、價值觀的教學目標，我與學生一起密切關注國家的宏觀調控手段，引導學生預測，國家還會采取哪些措施來調節經濟。通過這樣的案例教學引導學生主動去關心時事，探究知識，并運用知識解決問題，不但讓學生親身體驗到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更堅定了學生對社會主義祖國的信心從而完成從知識、能力到情感價值觀的三維目標教學任務。案例教學法要求學生直接參與對案例的分析、討論和評價，這就為鍛煉提高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創造能力創造了條件。
在教學實踐中和還體會到案例教學的又一作用，就是有利于學生把情感價值觀內化并運用到生活實踐中去。如在教學必修二第四課第二目“權力的行使需要監督”時選用了同學們熟悉的重慶市“文強”濫用權力案例。
“權力的行使需要監督”的情感、態度、價值觀的要求是：了解權力的兩面性，形成正確的價值觀；了解加強和改進政府工作的信息，體會我國政府推進依法治國、進行科學民主決策和接受人民監督的意義；明確我國政府監督體系的作用，相信我們的政府是法治政府。
第3篇：宏觀調控的理解范文
1.1房地產宏觀調控的概念
房地產宏觀調控是指國家運用經濟、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從宏觀上對房地產業進行指導、監督、調節和控制,促進房地產市場供需總量、供需結構平衡,實現房地產業與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管理活動。從調控體系上可將宏觀調控分為政策調控和戰略調控。房地產宏觀政策調控,是從經濟角度,運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稅收政策與土地政策等措施對市場行為進行經濟性約束。房地產宏觀戰略調控,是從法律和行政角度,對房地產市場環境與房地產市場系統全局進行引導和規劃。
1.2房地產戰略調控與政策調控的主要區別
調控手段差異。政策調控是對房地產市場行為等進行經濟性約束和懲罰,對市場失誤進行糾正,對市場失靈進行補充,對市場失效進行調整。戰略調控是對房地產市場行為進行引導、懲罰和制度安排,具有強制性和法律性。
調控目標差異。政策調控旨在對房地產市場價格波動進行調節,維持市場短期局部的穩定,協調發展房地產投資市場和消費市場。戰略調控旨在制訂房地產發展規劃、房地產市場戰略調整,維持房地產市場總供需總量平衡,促進其平穩健康發展；同時優化供需結構,保證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
1.3房地產戰略調控的必要性
戰略調控有利于調整房地產經濟與國民經濟的關系。當前我國發展房地產業主要從總量上加大房地產業投資,由于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國民經濟過分依賴于房地產業。而戰略調控是從結構上對房地產業進行調整,提高房地產業的增加值,促進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實現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
戰略調控有利于推進城市化進程。我國城市化進程緩慢,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明顯,城市化與房地產業發展不協調,而政策調控僅調控區域性和短期性市場波動。戰略調控則是從整個房地產市場出發,制訂房地產長期發展規劃,實現房地產業與城市化的協調發展。
戰略調控有利于協調城市規劃和城市經濟的發展。當前我國城市經濟的發展,只是盲目地追求房地產開發,而忽視城市規劃,造成城市規劃與城市經濟發展不協調。政策調控只是用經濟手段實現資源合理配置,而戰略調控則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強城市建設和城市規劃的約束性,從而更好地協調城市規劃和城市經濟的發展。
2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主要問題及反思
(1)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本身的問題。一是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失靈問題。其一,宏觀調控政策滯后性。宏觀調控政策從制定到實施需要一段過程,包括問題的發現、調控政策的制定、實施。而市場的易變性、波動性會使得政策無法執行,形成滯后性。其二,宏觀調控政策靈活性較差。宏觀經濟政策是面向整體市場,解決短期經濟問題。而房地產市場是區域性較強的市場,易造成部分區域適應性差。即使各地方政府依據中央政策制定地方調控細則,也只是一紙空文。另外,還可能由于政策制定者對市場問題把握不準。其三,宏觀調控政策執行不力?！吧嫌姓?下有對策”,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部門利益與地方利益沖突、調控細則歪曲調控政策、政策執行者不作為、政策執行不到位等。二是房地產宏觀調控失效問題。其一,宏觀調控政策經濟約束性失效。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因為利用土地、貨幣、財政、稅收政策等對違反市場行為者進行經濟性懲罰。在實施懲罰過程中,會因“尋租”、“招商引資”政策、經濟懲罰力度不夠使得執行大打折扣,造成投資回報遠大于經濟性懲罰,致使政策經濟性約束性失效。其二,宏觀調控政策片面性。綜觀我國已出臺的宏觀經濟政策,皆是針對某個具體問題或現象。其三,宏觀調控政策作用時間短。我國宏觀調控實施后,會在短期內產生一定效果,之后問題會更嚴重,主要是因為宏觀經濟政策僅在短期內影響部分房地產市場主體行為。
(2)房地產宏觀調控引發的問題。一是房地產市場環境問題。其一,宏觀調控使房地產市場經濟環境更加惡劣。一方面宏觀調控使得房地產投機回報率增加,投資炒房和囤房盛行,房地產市場儼然是住房投機市場而非消費市場。特別是大量制造業資本或者其他重要實體經濟資本投資樓市,加劇了市場投機行為。另一方面宏觀調控使得開發商大建高檔住房,而高檔住房成交拉動房價,使得中端房價也跟隨上升,中端住房出現泡沫。因此,調控使得房價越調越高,住房越來越困難,房地產市場環境變得更加惡劣。其二,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法律環境受到質疑。我國房地產宏觀政策效用大減,2006年的國八條和國六條實施后,房價出現短暫回調后又升到較高水平。使得人們質疑政府宏觀調控政策。多次調控表明,房地產宏觀調控并不能引領房地產市場走向、改變房價走勢及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權利。二是房地產市場系統問題。其一,房地產市場投機預期高漲。宏觀政策調控使得房價不跌反漲,投機者信心高漲。根據消費者行為理論,消費者(投機者)“買漲不買跌”,于是投機者看漲預期形成,大量投機資本進入樓市,房價越炒越高。其二,我國房地產市場住房投資功能強于消費功能。目前樓市投機盛行,政府宏觀調控不力,使得購買住房主要是為投資而非消費。宏觀調控使得購房者購房越來越困難,消費市場逐漸萎縮,投資市場成為主流。其三,投資者與消費者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是開發商與消費者的矛盾,征稅增加開發成本,而開發商會將稅收納入房價,將賦稅轉嫁給了購房者,房價越高,購房越困難,開發商與購房者矛盾僵化。另一方面是投機者與購房者的矛盾,如為抑制投資,提高稅率,但同時增加了自住、投機購房者的購買成本,可投機者掌握大量資本,并不受其影響,他們只需投資回報率大于銀行或其他投資回報率,就不愿退出房地產投機市場,反而使自住需求減少。結果造成一方面投機者擁有大量空置房,另一方面購房者又買不起房,于是二者矛盾愈演愈烈。
3完善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新思維
3.1繼續改進和完善我國房地產宏觀政策調控
(1)彌補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不足。第一,重視對宏觀調控效果評價,制定更加準確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準確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解決政策失靈問題,宏觀經濟政策要適時、針對性地執行,嚴格執行制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第二,加大宏觀調控政策配套措施,提升宏觀調控執行力。執行力關系到效果與目標的差異。要力求避免執行力大打折扣、宏觀調控政策執行不作為的現象,做到公開、公平、公正執行,努力構建宏觀調控政策監督體系。第三,著重分析抑制住房需求的弊端,積極引導住房需求。
(2)完善房地產宏觀政策調控機制。第一,完善稅收政策調控機制。稅收的重要功能是使收入、生產要素再分配。對房地產征稅,主要應增加住房投資成本,而不是增加住房消費成本。目前我國住房稅收調控既抑制投機,也增加住房消費成本,由此引發住房難問題。因此,很有必要對住房持有和住房流轉交易分別設計征稅。只有增大持有投資住房的稅收成本,才能抑制投資投機行為,即讓投資房地產的收益小于成本,才會抑制投機。第二,完善土地出讓機制,最大限度地為保障性住房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我國土地現行的“招拍掛”出讓機制,造成了房價的不斷提高,建議在操作上可以采取商品房等用地沿用現行的價高者得的招拍掛方式,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讓而采取應價低者得。商品房等用地最高價招拍掛,可以實現土地效率最大化,并且可將這部分資金再投入保障房建設,以解決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難問題。
3.2逐步啟動和發展我國房地產宏觀戰略調控
第4篇：宏觀調控的理解范文
當前我國經濟宏觀調控面臨著市場化、信息化、虛擬化、全球化、資源緊約束、經濟目標多元化等多重挑戰，國民經濟調控能力建設已成為重大急迫課題。建設和諧經濟與社會秩序，需要進一步明確宏觀調控的目的性，強化對經濟信息的準確掌控能力，增進中央調控的權威性，發育政策實施的中間組織，把握調控政策的主動性。
關鍵詞：宏觀調控能力建設政策
從國際經驗來看，后發國家要在既有國際競爭秩序中取得優勢，就必須在引入市場機制的同時充分發揮政府對國民經濟的規劃組織和領導力。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就構成了我國國家整體競爭力的重要方面。對我國而言，宏觀調控能力就是緊緊圍繞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和諧社會的根本目標，在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各種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國際合作措施，保證國民經濟總量和結構均衡，保持國民經濟與社會又好又快穩健運行的綜合掌控能力。
今后15-20年，是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在此期間，以科學發展觀基礎的宏觀調控能力，是我黨執政興國能力的核心表現形式之一，而且，通過宏觀調控能力建設，有助于根除體制轉軌階段經濟領域的腐敗現象，增強人民群眾對國家建設與發展信心。因此，研究宏觀調控能力建設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宏觀調控能力建設面臨著歷史性的新挑戰
2003年以來的本輪宏觀調控，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階段性成果，同時我國的經濟總量與結構正在發生著歷史性的根本變化，與改革開放以來前幾輪的宏觀調控相比，當前的宏觀調控能力建設面臨著一系列歷史階段性的新挑戰：
其一是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的挑戰。眾所周知，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長期目標。當前，我國經濟市場化的水平越來越高，市場機制正日益發揮著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但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并成熟運轉，同時傳統管制經濟的機制在逐步推出，在此背景下，同時出現了諸多“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現象，宏觀調控時常面臨兩難選擇。
其二我國經濟與社會信息化水平不斷提升的挑戰?，F代信息技術開始廣泛應用于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對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模式正產生深刻的長遠影響，經濟信息數量隨之劇增，但其中不乏一些嚴重失真的信息，這些失真信息傳播開來很可能會沖擊市場經濟秩序，甚至衍生出無法控制的消極經濟“蝴蝶”效應。全面、準確、快速國民經濟運行信息的收集處理能力，在宏觀調控能力建設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其三是我國經濟的虛擬化的挑戰?？v觀當達國家的經濟結構，以股票交易、債券市場、期貨交易、外匯交易等為主要內容的虛擬經濟及房地產半虛擬經濟已經占有很大的比例。與2005年GDP相比，我國股票市值占GDP達到57%，但是以市場實際可交易的流通市值看，這一比值僅僅為14%。專家估計，當前美國的虛擬經濟規模是中國的20倍以上，日本的虛擬經濟規模也比中國大18倍，這說明中國虛擬經濟發展仍有很大空，。但虛擬經濟運行具有其獨特規律。毋須置疑，我國政府在調控實體經濟方面積累了大量的有益經驗做法，但在調控宏觀虛擬經濟方面總體來看仍然處于探索學習階段。
其四是資源、生態狀況和環境日益惡化的挑戰。當前，我國現有的自然資源已大多難以完全由國內供應，相當一部分重要自然資源有賴于國際貿易，同時因改革深化各級政府直接調撥資源的能力受限增多，而且，隨著人口總量的持續增加和工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水資源供給和生態環境保持、恢復和改善面臨著空前大的壓力。宏觀經濟調控措施面臨著尖銳的長期與短期、局部與整體利益矛盾壓力。
其五是經濟全球化的挑戰。我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已高達70%以上，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和產業分工中的重要一環。可以預見，我國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仍將繼續擴展，相關的國際經濟規范和其它國家的經濟波動與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也必然對我國的宏觀調控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同時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對這些國家和地區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這種互動效應帶來了我國宏觀調控措施的制定、出臺時機、過程監督、效果評估等一系列新的研究課題，我國的宏觀調控勢必要和相應的政治外交、國際協調結合起來。
其六是和諧社會目標多元化的挑戰。和諧社會是我國中長期戰略目標，它囊括了社會、經濟、政治、地區、自然生態等多層面的和諧內涵，其目標是多元性的，這就使我國宏觀調控已經遠遠地超過經濟總量調控的范圍，肩負著調整各項失衡的重任，要求宏觀調控在重點關注經濟層面目標的同時，還必須顧及它層面的要求。
二、強化宏觀調控能力建設的戰略選擇
1．進一步明確宏觀調控的指導思想，強化其根本的目的性
“權為民所有，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是我黨新時期執政興國的總體要求，一切宏觀調控能力建設和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都必須以此為立足點，宏觀調控能力建設必須時刻以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切身利益為歸宿，尤其是要避免使宏觀調控變成某些少數特殊經濟利益集團的工具，損害社會弱勢大眾的基本利益。
2．進一步加強對基礎經濟信息的及時統計分析能力，準確地把握經濟運行的真實情況，增加宏觀調控的精確性。
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化和市場化水平的提升，現有的國民經濟統計體系已難以獨自承擔國民經濟和社會統計工作，一些重要統計信息不夠準確、完整，個別指標與實際情況相比甚至出現嚴重偏差，必須進一步加快國民經濟與社會統計體系改革，整合工商、稅務、海關、金融、行業主管、司法等部門經濟類信息，引進有關國際組織、機構投資者、信用評級機構等第三方信息補充、完善。要廣泛采用現代信息技術，增加必要的財力投入，持續加強人員培訓、培養工作，全面提升基礎經濟信息的及時收集、整理分析能力，鼓勵各種行業經濟組織積極從事行業國內外信息搜集、整理工作，鼓勵社會公益性的調查研究工作。
3．積極研究和整合政府有關部門職能，進一步增強宏觀調控的權威性。
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化，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的日趨緊密互動，宏觀控制政策的研究、制定、落實需要政府越來越多的部門配合，在此過程中難免出現政出多門，不利于向市場和產業界發出統一的調控信號，造成某些地區或某些產業領域執行困惑，為此，有必要研究和整合政府有關部門職能，尤其是金融等虛擬經濟管理部門職能，建議由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統一宏觀調控政策，各有關部門貫徹實施，社會中介組織、媒體、公眾監督反饋，增強宏觀調控的權威性。
4．進一步加強中長期經濟發展戰略研究，總結出適用科學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的邏輯模型，增強宏觀調控的可預見性。
政府現有的宏觀經濟參謀管理部門，對已往的宏觀調控的成功實施做出了眾所周知的重大貢獻，這些部門與宏觀調控決策部門保持高效溝通，對國家宏觀政策理解全面準確，尤其是在研究國有經濟方面占有很多優勢資源。但隨著非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發展影響力的逐步提升，也急需一批官辦的或官民合辦的或者自愿合作的民間專業研究機構成長壯大，它們既可以反映非公有經濟的真實情況和補充現有宏觀經濟參謀管理部門工作，也可以為宏觀決策部門提供新的政策視角。另外，還必須加強虛擬經濟成長與發展研究。只有建立在集思廣益基礎上的宏觀決策模型，才能增強各項宏觀調控政策的前瞻性，也才能增強產業界對宏觀調控的可預期性，盡量消除過多的市場波動引起的經濟秩序混亂狀況和社會經濟資源浪費情況。
5．進一步推行上下互動、區域合作、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國民經濟與社會規劃編制機制，盡快制定出覆蓋所有國土的功能綜合規劃，促經濟資源在地區間的合理配置，形成全國統一市場，增強宏觀調控的規范引導性。
為了更高效地引導各類經濟資源在地區間合理配置，促進區域分工合作，應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做法，即在制定全國范圍內的國土功能規劃，避免大量的重復建設和資金浪費，將國家宏觀調控最高決策部門由目前的單個產業政策制定甚至單個項目審批的中微觀管理中解脫出來，增強宏觀調控的宏觀指導性。
6．進一步強化具有社會公益性政策傳導工具組織發育成長和職能拓展，增強調控的主動性、可逆行和執行力。
市場機制優勢的充分發揮有賴于大量的社會中介組織，如信用評估機構、行業協會、學會、產業合作聯合體等行業組織，這些中介機構的建立、成長和運作，一方面有利于形成理性有序市場競爭的氛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各項宏觀調控政策研究、制訂和執行，將這些中介組織視同宏觀調控的傳導工具，無疑可以強化宏觀調控的主動性、間接性和可逆性，同時也提高宏觀調控的執行力。當前此類組織成長急需破除過多的官辦性質，在加強監督的同時盡量恢復其應有的民間公益性和自組織性。
7．進一步加強全球和地區經濟合作，增強宏觀調控的主動性。
中國經濟已成為全球性和地區性經濟的重要部分，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也有賴于在全球及地區經濟的合作與分工。積極參與全球性和地區性各種經濟合作組織事務，不但有利于國際經濟規范的中國化，而且也十分有利于中國經濟活動的國際化、地區化。主動參與合作，既可以減少外部國家宏觀調控對我國經濟的沖擊，也可以減輕我國宏觀調控對有關國家經濟的不利影響，保證相對和諧的國際經濟秩序，為我國經濟又好又快持續發展創造良好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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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宏觀調控的理解范文
考點一：我國政府的主要職能和作用
1.市場與計劃
（1）計劃和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兩種基本手段。
（2）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經濟就是市場經濟。
2.市場調節及其弊端
（1）市場配置資源主要是通過價格、供求、競爭來實現的。
（2）市場調節的優點：市場能夠及時靈活地反映供求關系變化，傳遞供求信息，實現資源配置；市場在競爭中推動科學技術、經營管理的進步，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資源的有效利用。
（3）市場調節的弊端：
①市場調節不是萬能的。
②市場調節存在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固有的弊端。
因此，如果僅由市場調節，會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社會經濟不穩定，發生經濟波動和混亂；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拉大，甚至導致嚴重的兩極分化。
3.市場秩序
（1）規范市場秩序的意義：只有具備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市場才能合理配置資源。
（2）如何規范市場秩序。
①良好的市場秩序依賴市場規則：市場規則以法律法規、行業規范、市場道德規范等形式，對市場運行的方方面面作出具體的規定。市場規則主要包括市場準入規則、市場競爭規則和市場交易規則。
②建立健全社會信用制度：誠實守信是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行必不可少的條件。形成以道德為支撐、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是規范市場秩序的治本之策。為此，要切實加強社會信用建設，大力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尤其要加快建立信用監督和失信懲戒制度。
③每個經濟活動參與者都必須樹立知法、守法及誠信等觀念。
考點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含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首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標志；其次，以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標；再次，能夠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
2.宏觀調控
（1）含義：指國家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對國民經濟進行的調節和控制。
（2）必要性：①加強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不只是為了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更是由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共同富裕目標要求國家必須發揮宏觀調控職能。②市場調節不是萬能的，市場調節存在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固有的弊端。國家加強宏觀調控能夠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
（3）主要目標：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
（4）手段：國家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各種手段各有所長，各具特色，相互聯系，相互補充。國家宏觀調控，應該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發揮宏觀調控手段的總體功能。
最后我針對復習中的重難點，實行方法上的突破。
1.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對資源的配置是如何實現的
（1）價格是市場機制的核心，是引導資源配置的指示器。價格提高，將會促進生產，增加供給，抑制需求；反之，則會減少供給，刺激需求。通過市場價格的調節，使資源在各個生產部門之間保持適當的比例。
（2）供求雙方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賴。生產者、經營者根據供求的變化不斷調節生產經營活動，引導人、財、物在全社會的配置。
（3）競爭是市場活動的靈魂，通過買者之間、賣者之間、買賣雙方之間圍繞價格和質量方面的較量，使社會資源不斷向效益高、急需發展的產業和企業流動，價值規律的要求得以貫徹。
市場機制就是在上述三要素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約中發揮著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通過競爭，價格在供求影響下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引導社會資源合理配置。
2.建立社會信用制度
（1）原因：誠實守信是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行必不可少的條件。誠信缺失會直接破壞市場經濟的運行秩序，直接導致市場秩序混亂、交易萎縮、坑蒙拐騙盛行，進而導致投資不足、經濟衰退。形成以道德為支撐、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是規范市場秩序的治本之策。
（2）措施：①政府要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依法行政，建立透明、高效、務實、廉潔的政府，打造法治政府；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宣傳社會主義榮辱觀，盡快完善信用監督和失信懲戒制度，打造信用政府，做誠信表率。②市場主體要樹立法制觀念（學法、懂法、守法和用法）和誠信觀念，逐步在全社會形成誠信為本、操守為重的良好風尚。
總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法律、道德的規范和引導。
3.宏觀調控手段的比較
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三種手段各有所長，相互聯系，相互補充，共同構成了宏觀調控手段的體系。在運用這三種手段時，應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發揮宏觀調控手段的總體功能
4.正確理解市場調節與國家宏觀調控的關系
第6篇：宏觀調控的理解范文
經過在信合調查實習，我從客觀上對自己在學校里所學的知識有了感性的認識，使自己更加充分地理解了理論與實際的關系。我這次實習所涉及到的內容主要是會計業務（對公業務）和儲蓄業務，其他一般了解的有信用卡業務，貸款業務。從這些業務上，我對國家經濟的宏觀調控有了一些初步的認識。
二了解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
在這個經濟發展的關鍵時刻，作為國家經濟機構核心的金融，無疑應當起到宏觀調控的杠桿作用。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是控制局部經濟過熱，重在調整結構。
長期以來，存貸利差一直是我國銀行獲取利潤的主要手段。而眾多銀行均簡單依靠存貸利差獲取利潤，所產生的結果必然是追逐熱門行業，壘大戶等現象的發生。這種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高度依存關系也加大宏觀調控的難度。
銀行的發展有賴于整體經濟環境的回好，但經濟的健康運行并不是依靠銀行無原則地放貸就可以完成的。這不僅需要銀行通過對宏觀調控經濟整體形勢的研究審慎確定信貸方向，同時也必須對我國目前這種簡單的依賴存貸利差，特別是依賴對公業務獲取利潤的盈利模式加以改變。這種對銀行可以形成一個穩定的利潤來源，增強銀行的抗風險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對企業，可以通過有針對性的淡化對公業務，使某些企業更加珍惜來之不易信貸資金，提高企業的資金運用水平，防止企業盲目擴張，增強企業的自我積累意識；對政府，可以降低經濟調控的難度，避免因為銀行與企業高度依存關系，而造成的在宏觀調控政策實驗中投鼠忌器現象的發生。
當然，銀行調整盈利模式并不是鼓勵銀行放棄對企業的支持，而是要求銀行在強化對自身抗風險能力的同時，將信貸資金真正送到規范運作，效益良好的企業手中。金融的穩定性，才是企業對經濟最大的也是最少持續的支持。
三收獲與體會
第7篇：宏觀調控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宏觀經濟；調控；作用
強有力的宏觀調控能夠實現，是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基本特征之一。加強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和必要方式，同樣克服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其最好的辦法還是雙管齊下?？紤]到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更要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作為有力的支撐體，這樣才能使得經濟趨于平穩的狀態中。
一、宏觀經濟的調控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計劃與市場調節并行結合的一種經濟體制，在市場調節的同時國家進行干預，這一點和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一致的。這一觀點是繼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凱恩斯提出市場有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觀點之后的又一個重大發現，它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巨大的理論指導意義。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更快更好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在需求。我們既要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優勢，又要防止市場存在的漏洞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阻礙作用。因此，我國在追求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政府一定要在其中發揮積極主動的作用，必須充分認識到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國家在參與宏觀經濟調控下的市場經濟，同時深刻理解我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更加有利于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需求的。隨著科學技術的日益發展，經濟的可見性越來越清晰，看不見的手被人們很好地把控著。國家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是完全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所以要將政府的職能干預和市場經濟規律整合一起看，切忌將他們看作成對立面。將經濟計劃，國家干預和自由發展融為一體是我國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也是經濟運作符合時展的特點，必須徹底扭轉傳統的經濟發展理念，深化經濟發展的認識。
二、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不利因素
（一）我國經濟的增長是以犧牲不可再生資源為代價的，這些不可再生資源是我國非常寶貴的財富，有著很大的升值空間。對它們過度的開采和利用，也會影響到下一代的生存?，F在為了促進經濟的發展，盲目地利用和浪費，而且利用的效率也非常低，使得我國的不可再生資源造成了極大的浪費。而且在對這些資源利用的過程中，對環境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壞。我國的政府已經重視到這個問題，正在積極的尋求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方法。但是這個問題依然存在于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據相關調查研究發現，隨著我國工程企業的不斷增多，居民的生活用水和某些海域也受到了越來越嚴重的污染。隨著城市污染的加劇，我國政府加大了對城市環境的保護力度，使得很多工廠企業轉移到了環境保護相對較弱的農村，從而對農村的農作物和農民的身體產生了巨大的威脅。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依然屬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型，這也是我國的宏觀調控重點要解決的內容。
（二）我國的法律規范沒有跟上市場經濟發展的步伐，使我國的市場經常出現假冒偽劣產品和侵犯知識產權等現象。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國倡導自主創新，但是這種創新并不是盲目的創新，要受到一定的體制的約束。要想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得到穩定的發展，就需要相應的法律規范做保障。目前我國的法律規范還不健全，老百姓也缺乏一定的法律常識。還有企業在經營的過程中缺乏一定的法律意識，對相關的技術沒有形成專利，從而也就不能夠做到有效的保護。市場上會有人對于出現的新技術、核心產品進行模仿和假冒，這也就使企業的創新受到了阻礙。
三、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充分發揮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
（一）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將它作為宏觀調控的指導思想
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能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取得成果，主要歸功于以科學發展觀作為其指導思想，從而使得宏觀經濟發揮科學、預見、主觀的調控作用，致力于解決在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和沖突。在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我國經濟出現過大起大落的現象，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經濟的發展上急于求成的思想起主要作用，對發展速度的執著追求。在這種大起大落的情況下，國家才不得不進行宏觀經濟調控，使得出現的經濟問題得到有效治理。目前，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的，主要以防止經濟發展過熱為主，主要是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過快的趨勢或者有發展過熱的勢頭時，就采取調控措施主動調控，防止經濟出現不合常理的過快發展，基本保持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平穩性，還能促進我國經濟積極發展。
（二）阻止消極因素的影響，加強我國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
在經濟活動特別是市場經濟活動中，因為存在一定的市場競爭規律，市場經濟會表現為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的作用。消極方面主要是指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具有一定的自發性，盲目性和浮動性，在一定條件的促使下會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甚至會嚴重阻礙社會的發展。市場經濟的這種消極性也可以稱為市場弱點，它是不能消除的客觀存在，一定要注重對它的宏觀調控作用，使得市場經濟的積極性充分發揮有效作用。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當然也暴露了市場“弱點”，主要表現在我國在生產和投資上面的盲目性，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會再生產比例失衡，使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不再在計劃以內，進而導致經濟市場的秩序混亂，社會生產力停滯不前，阻礙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所以，一定要充分發揮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遏制市場弱點的出現，充分認識并理解宏觀經濟調控的必要性，努力學習其他國家在這一方面的成功經驗，堅定不移地利用理論作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依據，調節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保證市場經濟持續有效的運行。
四、結束語
總之，在當代我國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建設中，要進一步加強和改善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政策和策略，有效避免經濟的起伏不定和突發狀況，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加穩定健康，使國民得以安居樂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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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紅榮.論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的關系[J].中國市場，2014.
第8篇：宏觀調控的理解范文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墒牵绻o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陬A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谝陨系姆治?，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第9篇：宏觀調控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重大自然災害；資本市場
中圖分類號：F0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1-000-01
一、調研背景
重大自然災害歷來會使國際資本市場造成波動，甚至產生嚴重不利影響，威脅到資本市場乃至國民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單以地震對股票市場的影響為例，從全球范圍來看， 2004年12月印尼發生地震海嘯，亞洲股市在隨后幾個交易日內普遍下跌。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地震發生當天，股市尾盤出現跳水。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9.0級大地震，亞太主要股市多數收跌，A股也受到拖累，跌幅0.79%。其后續由于地震造成的福島核輻射泄露加重了股市不景氣。我國滬深兩市在市場大跌下亦難幸免，兩市小幅低開后一路震蕩探底。
從種種事例可以看到，重大自然災害，尤其是地震、海嘯等在給人們生產生活帶來極其惡劣影響的同時，也時時影響著資本市場，引起資本市場的重大動蕩，加劇風險，惡化經濟。因此，及時分析總結出因重大自然災害給國民經濟帶來的損失從而建立起我國資本市場對重大自然災害預警及防范機制來及時出臺相應的宏觀調控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二、調研目的
重大自然災害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影響涉及我國資本市場的波動問題。為了更準確了解當前重大自然災害對我國資本市場的影響的現狀，進一步分析出重大自然災害是如何給國民經濟造成損失，從而證明出重大自然災害對我國整體經濟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并且為探究我國政府對此的宏觀調控效力，為構建我國資本市場對重大自然災害預警及防范機制提供可靠的依據。
三、調研對象
長沙市國信證券公司、華融證券公司、華林證券公司和方正證券公司的股民、經理和相關工作人員。
四、調研方式
發放調查問卷，隨機采訪
五、調研時間
2011年9月至12月
六、調研內容
1.以調查問卷的方式了解投資者對重大自然災害對我國資本市場的影響的認識，以及對國家采取的宏觀調控措施的看法以及對自己的投資調整情況。
2.以隨機采訪的方式對整個資本市場受到重大自然災害后的沖擊后造成的損失以及由國家及時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效果進行全面了解。
七、調研結果
本次共發放了1000張問卷，收回868張，經過篩選得到有效問卷791張?，F將這次通過調查問卷所獲得的重要信息報告如下：
1.國內外重大自然災害對資本市場的影響
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國內外的重大自然災害給國民經濟帶來了巨大損失，在影響企業營運狀況的同時也把社會弄得人心惶惶，從而對我國資本市場有較大的影響。不過，與國內自然災害相比，國外的災害對我國資本市場的影響要小一些。
2.重大自然災害對資本市場的影響時間
重大自然災害對資本投資活動的影響時間較長，大致時間為一年，可見，災害給國民經濟帶來的損失需要很長的時間來恢復，其帶來的損失可想而知。
3.國家宏觀調控的有效性
當重大自然災害對資本市場造成波動的時候，國家宏觀調控手段中的經濟手段是最有效和最易被投資者所接受的，而法律手段過于強硬，行政手段的效果不明顯。因此，經濟手段是市場經濟中比較理想的宏觀調控手段，宏觀調控應以經濟手段為主。
調查數據顯示出我國的國家調控機制比較完善，在重大自然災害發生后，國家及時采取了相應的宏觀調控措施，雖然產生了一定的效力，但是所帶來的影響卻不是很大。
從調查問卷的結果可以看出，接受調查的投資者基本上從事投資的時間在三年以上，因此在投資工作中有豐富的經驗。在重大自然災害發生后，他們大多能在國家采取的宏觀調控措施的幫助下，通過以往經驗和專業分析來對自己的投資活動作出相應的調整。不過，投資者也明確的指出國家還應該改善宏觀調控機制以將重大自然災害所帶來的波動與損失降到更低。
在隨機采訪的過程中，我們也了解到，災害對國家財富造成的如此巨大的威脅，對經濟增長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制約和影響，從而使我國的資本市場動蕩不安，這表明了我國宏觀調控機制的改善勢在必行，構建我國資本市場對重大自然災害預警及防范機制迫在眉睫。
八、調研分析
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重大自然災害愈發顯現出對經濟發展的巨大而深遠的重要影響，災害的發生嚴重損害了國民經濟從而使資本市場受到沖擊。那么，重大自然災害究竟是如何影響我國的國民經濟從而導致資本市場的動蕩不安的呢？
從重大自然災害所帶來的巨大損失來看，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包括直接經濟損失和間接經濟損失。一般認為，直接經濟損失是指災害直接造成的物質形態的破壞，如糧食產量的下降，房屋建筑、公共沒施及設備的破壞等；而對于災害的間接經濟損失，則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如徐嵩齡等人認為，災害的間接經濟損失在廣義上包括：由災害對社會經濟系統造成的直接破壞，并通過社會經濟系統的網絡而引發的社會經濟系統的其他破壞而帶來的損失；由一種災害引起的另一種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和資源上所遭受的損失。
顯然，這種對間接經濟損失的理解是廣義上的。黃渝祥等人將災害的間接經濟損失分成三部分：由于經濟活動的關聯性，生產單位、行業和部門有著緊霸的投入一產出連鎖關系；中間投入積壓增加的經濟損失；災害后的恢復過程需要動用原來可用于生產性投資的資金所產生的機會損失。
綜上所述，雖然重大自然災害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其損失卻不能以單純的經濟數據來計量。災害可能對一個國家的社會文化甚至民心帶來致命的打擊，繼而加劇經濟損失導致資本市場劇烈震蕩。因此，我國必須著眼于經濟體的可持續發展，建立一套長效的資本市場對重大自然災害預警及防范機制。
參考文獻：
[1]鄭功成.災害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