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文化治理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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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基層文化治理范文

關鍵詞：職業生涯規劃 國有企業 基層管理人員

1、前言

職業生涯管理是美國近十幾年來從人力資源管理理論與實踐中發展起來的新學科，是當代人力資源管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嶄新發展方向。[3]根據美國組織行為專家道格拉斯霍爾的觀念，所謂職業生涯管理：“是指組織開展和提供的用于幫助和促進組織內正在從事某類職業活動的員工職業發展目標的行為過程，包括職業生涯設計、規劃、開發、評估、反饋和修正等一系列綜合性的活動與過程。”國有企業職業生涯管理主要由員工和組織兩方面構成，作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如何構建國有企業職業生涯管理新模式，打造高素質人才隊伍，形成核心競爭力，保持企業持續成長，達到員工個人成長和企業事業繁榮的共贏局面，已經成為國有企業職業生涯管理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

2、國有企業基層管理人員職業生涯規劃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2.1 基層管理人員和企業不重視職業生涯規劃

在大多數國有企業中，基層管理人員對職業生涯規劃不了解，沒有意識到職業生涯規劃對其的重要性。員工工作只關注晉升和薪酬，哪里工資高就去哪里。在國有企業內部，為了晉升不擇手段的比比皆是，這是一種有損社會公平競爭的現象。企業一味地為了利益和股東們的收益，不考慮員工的發展，根本沒有重視基層管理人員的職業生涯規劃。

2.2 企業培訓與基層管理人員職業生涯發展計劃不掛鉤

現代職業生涯規劃理論強調以人為本，強調企業與個人一起發展，這就需要企業的發展目標要被員工接受和理解，并且有利于員工的成長。只有在明確企業目標和個人目標明確的前提下，而且二者的價值相協調的情況下，員工才會有計劃地配合組織發展得條件下進行自我的職業設計，這樣培訓才能起到真正的推動作用。而現在企業的目標也只有少數高層管理者了解，而很多基層管理人員對此非常模糊，更不用說他們在管理基層員工的時候傳輸企業目標了。另外現在的培訓也是上級制定完然后通知下級，基本忽視了以人為本的原則，不了解員工的真正需求，同時員工也會產生抵觸情緒，所以造成培訓的極大浪費和損失。

2.3 組織結構穩定，職業發展通道單一

由于以前計劃經濟的后遺癥和國有企業所處的主導地位，使得國有企業的組織結構非常穩定，很少有變動，進了國企，就是人們心目中的“鐵飯碗” ，而且內部員工流動性差。國有企業在國有企業里往往存在三條職業發展通道，一是通過走管理崗位，承擔更多責任和任務來達到職務的晉升；二是走專業技術崗，通過在某個崗位上的經驗技術的提高來實現晉升，三是職業技能通道，這種多通道的理論上是可以避免員工擁堵在某一通道上，而造成發展不暢。但是現在存在一個明顯的現象就是大多數員工爭相往管理通道上擠，這樣很多不善于管理的人也往往想成為管理者，然而晉升卻得不到解決，這樣就打擊了員工的積極性。

2.4 缺乏科學的培訓體系

現代知識背景的時代，“終身學習”已然成為時代的主流，不管是員工還是管理者都要不斷地學習，不斷給自己充電，科學的培訓的體系不僅給基層管理人員提供解決日常工作的問題，還能豐富他們的管理思想。國有企業現在缺乏科學的培訓體系，使得很多基層管理人員對先進的管理理念不了解，更不用說運用到實際的工作中去了。所以對職業生涯規劃這個新興概念尚不了解，而且也沒有意識到職業生涯規劃的重要性。

2.5 缺乏完善的職業生涯規劃體系

國有企業基層管理人員職業發展通道單一的主要原因是國有企業缺乏完善合理的職業生涯規劃體系。多通道式的發展和晉升體系，可以根據員工不同的能力和特質為其發展提供一個寬廣的平臺，和科學的指導。我們可以根據組織結構和基層管理員工的實際情況，制定符合實際的多重職業發展通道，通過對員工的培訓和指導，讓員工真正了解自己的特點和興趣，為員工選擇一條適合其發展得道路，而不是大家全部去爭搶管理的職位。在不同的職位通道上同樣有晉升和發展空間，這樣就可以極大地激勵員工，也可以給予員工更多的選擇空間，達到企業員工的雙向共贏。

3、相關對策和建議---基于海爾基層管理人員職業生涯規劃管理的經驗

創立于1984年的海爾集團，在十多年的時間里創造了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卓著業績。2001年海爾實現全球營業額602億元，實現利稅約40億元，職工發展到3萬人。海爾格外重視人的因素，其用人機制讓一批批優秀的人才脫穎而出，在各自的崗位上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輝煌。這值得我們研究、學習和借鑒。

3.1 職業生涯規劃意識明確

科學的人才觀是企業重視人才培養人才的意識體現，在一個企業里要想培養人才、合理使用人才不僅要有科學的制度做保障，更重要的是高層領導的重視。海爾總裁張瑞敏在《企業是人》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成功的企業離不開資金設備、技術等生產要素， 但不等于說擁有了這一切就是成功的企業，為什么？ 這里有一個不可或缺的決定性因素 -----人，充滿了活力和追求卓越的人”。可見海爾集團從總裁開始都很重視人才的培養，意識到人才在企業中的巨大作用，這樣才會引領整個集團樹立培養人才的觀念、樹立職業生涯規劃的意識，因為科學合理的職業生涯規劃體系是培養人才的不二之選。

3.2 科學的人才培養機制

海爾有很多科學的用人機制，正是這些人才觀加強了了海爾集團對人才的科學管理。例如，著名的“人人是人才，賽馬不相馬”的“賽馬機制” 現在企業缺的不是人才，而是培養出人才的機制。管理者的責任就是要通過搭建“賽馬場”為每個員工營造創新的空間，使每個員工成為自主經營者。海爾集團為員工提供寬廣的平臺，大家在這個平臺上盡情地展現自己的能力，實行優勝劣汰。海爾的賽馬是全方位開放式的，所有的崗位都可參賽，每個崗位都是擂臺，人人都可以升遷，而且向社會開放。又如“人材、人才、人財”的觀點，人材--這類人想干，也具備一些基本素質，但需要雕琢，企業要有投入，其本人也有要成材的愿望；人才--這類人能夠迅速融入工作、能夠立刻上手；人財--這類人通過其努力能為企業帶來巨大財富。各國雕琢和培養“人材”是其成為企業的“人才”，企業最終想要的還是“人財”為你企業創造財富的人。還有“今天是人才，明天未必還是人才”的重要觀點，人才的定義，就要看為社會創造價值的大小，每一位海爾人都應該而且能夠成為人才，為社會創造更大的價值。人才是一個動態的概念，現在市場競爭非常激烈，今天是人才，明天就未必還是人才，海爾人應該不斷自我超越，不斷提高自身素質，這樣才能不被企業和社會所拋棄，做一個真正的人才。

3.3 富有特色的培訓體系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背景下，企業的競爭更多地表現在人才的競爭，人才的各種技能也是要隨著時代的變化而進步的，不能固步自封、盲目滿足。所以富有特的培訓體系是促使人才發展的強大后盾，海爾集團在人力資源管理的培訓模塊中，從培訓方式到培訓內容，至始至終都灌輸著“學以致用”的思想，建立了一個能夠充分激發員工活力的人才培訓機制，最大限度地激發每個人的活力，充分開發利用人力資源，從而使企業保持了高速穩定發展。

第2篇：基層文化治理范文

【摘 要】最為著名的黎族本土音樂學者的代表王文華先生，為了黎族本土音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本文以王文華的求學之路為切入點，通過介紹其坎坷的音樂學習經歷，分析當前黎族本土音樂學者培養的斷層問題，并給出一些培養建議。 【關鍵詞】王文華；求學之路；黎族；本土音樂；學者中圖分類號：J6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6-0203-01一、王文華求學之路（一）王文華簡介。王文華，1944年出生于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什玲鎮介村，是我國著名的少數民族音樂家。王文華是我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會員，同時兼任海南省音樂家協會理事。王文華先生深入研究了黎族音樂典型特征，對海南黎族本土音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王文華著有《黎族音樂史》《黎族樂器集錦》等書籍，先后發表了《黎族竹管樂器――利咧》《黎族民歌特征》等大量的關于黎族本土音樂的論文，其先進事跡被《中國人物志》等文獻所收錄，并于1994年被評為海南省先進文化工作者，此后一直在瓊州大學音樂系做兼職教師。（二）王文華求學之路。王文華先生求學之路充滿坎坷，無論是孩提時代的學習，還是后來在歌舞劇團的實踐學習過程，以及中年時代的大學教育，王文華先生經歷了極不平凡的學習之路。王文華先生6歲時，跟隨王亞華（當地的音樂教師）學習黎族本土樂器演奏，13歲時考入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歌舞劇團，又師從潘家修以及韓應疇，比較系統地學習了樂理知識，通過不斷的實踐鍛煉，年少的王文華還學習了其他地區的黎族方言，并于1957年至1962年這幾年中，先后在莫斯科、越南以及赫爾辛基進行演出并屢次獲獎。為了進一步提升自身的音樂素養，王文華先生先后于1959年到廣州音樂學院進行學習，1961年到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學習（師從著名三弦演奏家李乙）。就是在這樣不斷的學習和實踐過程中，王文華先生的音樂素養逐步的提升，尤其是在1985年，年過40歲的王文華仍然參加了85屆中國函授音樂學院音樂教育系的學習，同時，王文華又于1990年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進修班學習并結業。二、黎族本土音樂學者培養斷層危機分析上文通過簡述王文華先生的黎族本土音樂學習經歷，分析當前黎族本土音樂學者培養斷層危機，主要在語言問題以及傳承問題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一）黎族本土音樂學者培養語言問題。首先語言問題是黎族本土音樂學者培養過程中需要面臨的首要問題，一方面，本土的音樂學者，需要具備海南黎族方言能力，而黎族沒有本民族的文字，僅僅有發音，另外海南黎族聚集地的五大方言區也不盡相同，因此在本土的音樂者培養過程中，語言障礙往往成了其進行交流溝通的難以逾越的障礙；另一方面，黎族本土學者還需掌握漢語普通話的交流能力，積極吸取其他民族的音樂優勢，不斷完善和發展黎族本土音樂，這是黎族音樂發展的需求。（二）黎族本土音樂學者傳統繼承問題。除了語言問題，對于本土音樂學者音樂傳統繼承也是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從上文中王文華的學習經歷過程中就可以看出，對于黎族本土音樂的學習，不僅僅是需要熱情，還需要幾年甚至于幾十年不斷的積累過程，這是一種對待黎族文化的興趣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在當前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浮躁、金錢、青春、地位等都是巨大的誘惑力，這對于黎族本土音樂學者都是巨大的挑戰。對于黎族本土音樂文化的傳承不僅僅需要傳承人的培養、還需要社會的關心以及政府的重視。三、加強黎族本土音樂學者培養的建議結合海南省黎族的實際情況，本文建議可以加強與本省高校的合作，開設黎族音樂特色民族專業，并提供一定的崗位支持，全面提升本土音樂學者培養，努力形成人才供應鏈條，將黎族本土學生作為重點培養對象，結合黎族本土音樂特點，有針對性地展開語言方面、黎族文化、文化傳承方面的教育，使其能夠產生強烈的民族認同感，推動本土音樂學者的培養。另外，對于一些海南省黎族分布區域的民間藝人，應做好積極的引導工作，通過政府、社會提供一定的平臺，一方面加強其知識結構與音樂素養的培養，使得具備更為專業的音樂素養，在不失民間藝術特點的基礎上，加強其音樂能力，另一方面提升文化效應，提供民間藝人生存的空間。最后，應大力宣揚王文華先生為代表的黎族本土音樂人，有效地利用網絡平臺、電視平臺等媒體，將其對于本民族音樂的熱愛以及堅韌不拔的學習毅力大力推廣，使得越來越多的黎族人能夠喜愛民族音樂。參考文獻：[1]張睿，徐敦廣.管窺海南本土音樂文化教育傳承中的困境及解決方案――以海南黎族民歌為例[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01）：54-57.[2]伊樂.試論海南本土音樂在海南高校教學中的應用[J].當代音樂，2015，（13）：108-109+115.[3]張艷軍.黎族音樂學者王文華生平研究[J].黃河之聲，2013，（11）：90-91.作者簡介：張艷軍（1973-），男，畢業于德國柏林藝術大學，博士，現在海南熱帶海洋學院藝術學院（海南省三亞市）工作，主要從事海南黎苗族音樂研究、音樂教育研究。

第3篇：基層文化治理范文

摘要：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指治理主體具備了治理現代社會的能力。在“治理能力現代化”發展目標視野下，地方政府必須通過明晰治理理念、強化法治理念、深化民主理念、發展互動理念、提升服務理念、裝備科學技術理念等方面來創新執政理念。

關鍵詞 ：地方政府；法治理念；民主理念；互動理念；服務理念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作為國家改革與發展的目標。如何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已成為目前中國學術界研究和探討的熱點課題。治理能力現代化應該是指治理主體具備了治理現代社會的能力，不僅能夠有效地解決向現代社會轉型和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引領現代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還能夠使現代社會保持可持續發展。在我國，治理的主體是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主要是指政府具備了治理現代社會的能力。具備現代治理能力，必須具備現代治理思維、采用現代治理方法和手段，并達到現代治理效能。在現代治理思維、方法手段和效能中，治理思維是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前提和基礎，缺少了它，現代治理能力根本無從談起。

在“治理能力現代化”改革目標的具體實施過程中，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政權的基層組織，是地方事務的具體組織者、推動實施者，對國家整體發展計劃的實施和目標的落實起著關鍵作用。實現“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地方政府更是關鍵一環。在“治理能力現代化”發展目標視野下，地方政府應該如何更新執政理念、培養現代治理思維呢？本文將圍繞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一、現代化發展目標的更新對地方政府執政能力的新要求

從憲法層面上看，地方政府的權力主要有三項：一是行政執行權，即執行本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決議，執行上級國家行政機關的決定和命令，執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預算，執行上級國家行政機關交辦的其他事項。二是行政領導和管理權，即領導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行政機關的工作，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公共行政事務和行政工作，依法管理國家機關行政工作人員。三是保障權，即保護本行政區域內公有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財產，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等。地方政府通過實施以上權力，保證地方的穩定和發展，進而促進國家發展規劃的落實和發展目標的實現。

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經歷了一個伴隨認知深化和實踐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20世紀50-60年代為工業化和四個現代化，20 世紀80-90 年代為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20世紀末21世紀初為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位一體的發展。黨的十報告提出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發展目標。在不同時代、不同的社會發展目標和要求下，社會對地方政府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樣的。

改革開放30 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顯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在物質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人民不僅對物質生活水平和質量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且在充分行使當家做主的民主權利、享有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擁有健康美好的生活環境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期待。因此，黨的十確立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建設總布局，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了發展目標追求，提出要從源頭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為人民創造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五位一體的發展目標對地方政府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地方政府必須具備如下能力去促進地方的發展。

首先，對地方經濟科學發展的統籌能力和監管能力。地方政府在實施執法權與管理權的過程中，必須通過對地方發展規劃的制定、對地方發展目標的引導與發展過程的監督，引導、扶植和推動地方特色經濟、創新經濟、生態經濟的發展，加快地方經濟發展方式的改變，使地方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綜合能力，促進地方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進而推動地方的整體現代化進程。

其次，保障和擴大地方民主能力。地方政府必須通過保障權、管理權的實施，保障人民的政治參與權、知情權、監督權的落實到位；暢通民主渠道，并開展多種形式的基層民主協商，健全基層選舉、議事、問責等機制，完善基層民主運行機制；健全地方權力運行機制和約束、監督機制。真正實現基層治理中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

第三，維護地方社會秩序、化解地方社會風險、處理社會危機能力。民生建設是社會建設的中心，作為地方政府，民生是工作的重點，地方政府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及時疏導和解決民生問題而引發的社會矛盾，進而穩定社會秩序、化解社會風險、預防社會危機，保證地方一方的和諧與穩定。

第四，地方生態協調的保護與治理能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實行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環境質量和生態修復制度，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對地方政府來說，必須放棄GDP至上觀念，在發展規劃方面，全面考慮生態，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必須加大生態監管力度，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預防和及時解決生態危機，實現地方的綠色可持續發展。

二、“治理能力現代化”發展目標下地方政府執政理念的創新

不同層次，治理的重點是不一樣的，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治理主要包括塑造共同價值體系、提升國家治理執行力、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地方政府治理的中心是什么呢？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對地方政府的工作重點給出了指向，指出，“推動鄉鎮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管理與服務上，為人民群眾提供面對面的綜合服務，充分發揮基層組織引領服務群眾、反映群眾訴求、化解社會矛盾的作用。整合基層管理與服務資源，加快信息化建設，構建基層綜合管理和服務平臺，增強基層管理與服務實力。”由此可見，通過加快信息化建設來構建綜合管理與服務平臺、為人民群眾提供服務、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成為新形勢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點。通過這些重點工作，提升治理能力，進而實現地方“五位一體”的發展目標。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指治理主體具備了治理現代社會的能力，不僅能夠有效地解決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問題，能夠引領現代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還能夠使現代社會保持可持續發展。現代治理思維、現代治理方法和手段、現代治理效能是現代治理能力內涵的主要內容。在“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發展目標下，更新執政理念進而具備現代地方治理理念，是地方政府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前提和基礎。“治理能力現代化”發展目標下，地方政府要更新哪些執政理念呢？

第一，改變管理理念、明晰治理理念。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特別是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中國政治、經濟、思想、社會均已發生巨大變化。社會活力顯著增強的同時，新的社會矛盾與問題叢生。作為管理者來說，管理的對象、社會環境與要求都已顯著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自上而下的、集中單一的管理理念、制度、手段與方法都已經不適合時展的需要。因此，作為提供面對面服務的地方政府，必須放棄以管制（命令、服從、指揮）為特征，以強調秩序的穩定、經濟的GDP至上為價值取向的管理理念，拋棄管理理念下的權力意識、領導意識、駕馭意識、整治意識，代之以明晰的治理理念和意識：治理的目的不是管死、管住，而是通過積極地參與、溝通、協調、激勵、規范和約束，形成一種遵循正確的價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標的良好秩序和狀態；治理的方式是在法治基礎上，政府通過協商、指導、服務、疏導等方式與社會良性互動；治理的目標是確保公正價值優先地位、培育公民與社會組織生機與活力、形成公平公正社會環境和增加人民福祉。因此，在治理目標下，地方政府要確立服務、溝通、協商、引領等治理意識，要把自己的職能嚴格定位在提供服務上，把提供更加優質的公共服務作為自己的工作職責和工作中心，把保障民生作為治理的重點，把激發社會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引導社會團體加強自身建設，擴大基層民主。

第二，強化法治理念。法治是現代治理的基本要求和方式。要建設法治國家，就要使任何人、任何組織、國家機關都在法律范圍內活動。作為執法主體的行政機關，更要以憲法和法律為行為準則，依照法律行使權利和權力、履行義務和職責。越權、違規、人治均為缺乏現代治理能力的表現。因此，現代治理必須牢固確立法律至上理念，必須依法治理，依法求發展、求穩定。作為地方政府，治理過程中面對的是法治意識不濃厚的基層公民和地方習慣風俗不同程度存在的社會環境。要達到治理效果，必須強化法治理念，提高法治思維和法治能力；堅持法律至上，要帶頭遵守法律，要引導人民遵紀守法，有問題嚴格依照法律程序和規范解決，堅決排除對執法活動的非法干預，處處時時維護法律的尊嚴；要把社會矛盾的預防和化解納入法治軌道，決不能因發展、維穩就突破法律制度安排，不能因有人“上訪”就遷就非法要求。只有這樣，在地方治理中才能真正做到以法治凝聚改革意識、規范發展行為、促進矛盾化解、保障社會和諧，才能用法治保障地方經濟的健康發展及社會的安定有序。

第三，深化民主理念。當今社會，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公民的價值訴求、權力訴求空前強烈，深化民主是中國政治改革的必然方向。在依法行政和法治的前提下，探求與發展多種形式的民主參與方式，則是現代治理的必然要求。民主協商、公眾參與等民主方式已成為現代治理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是社會基層民主落實的實施者，必須深化民主理念，深入貫徹實施國家的基層民主制度，在依法行政的過程中，從基層保障人民政治參與權、知情權、監督權的落實到位，暢通民主表達、參與和監督渠道。開展多種形式的基層民主協商，完善基層民主運行機制，真正實現基層治理中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才能增強社會活力，也才能真正促進國家層面上民主的發展。

第四，放棄管制理念、發展互動理念。現代治理的重要內容是社會治理，而社會治理的目的是通過積極地參與、溝通、協調、激勵、規范和約束，使社會形成一種遵循正確的價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標的良好秩序和狀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體制已經發生深刻變革，利益格局也已經全面調整，思想觀念更是發生巨大變化，計劃經濟體制下自上而下、集中單一的管制理念已經不適合時展的需要。現代社會治理要求立足于現代社會發展變化的基礎，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和公眾訴求，既能夠維護已經深刻變化的社會秩序、化解可預見的社會風險、處理突發的社會危機，又能夠激發社會活力。治理的手段與方法必須具有靈活性、多樣性、敏捷性和適應性，因此，在社會管理過程中，與社會互動，求得社會認同，與社會大眾、社會組織平等互助已成為現代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引領服務群眾、反映群眾訴求、化解社會矛盾的有效路徑，成為現代治理的重要手段。作為地方政府，必須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社會管理與建設，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引導激發社會活力、疏導社會矛盾、化解社會風險、穩定社會秩序，進而實現社會的良性發展。

第五，放棄當家理念、提升服務理念。現代社會的中心是人，現代治理的中心是為人服務，發展經濟是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發展社會是為了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引領服務群眾、反映群眾訴求、化解社會矛盾、增強基層管理與服務實力是現代治理對地方政府的新要求。因此，地方政府要以社會本位、民本位為出發點,把自己的職能嚴格定位在提供服務上，把提供更加優質的公共服務作為自己的工作職責和中心，把服務群眾的滿意度作為衡量自己治理績效的重要標準。服務要以公眾利益要求為導向，要以顧客需求為目標，高質、高效地為公眾提供服務或生產公共產品以滿足公眾需求。

第六，改變政績觀、增加效能理念。現代治理效能是現代治理的目的要求，也是檢驗是否具備現代治理能力最重要的標志。作為地方政府，是通過處理一系列具體問題而達到治理目標的，無論是微觀上還是宏觀上，都必須具備效能意識。微觀上，要以是否及時有效地解決了地方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類問題，協調或解決了各種利益矛盾和糾紛，使事態沿著合理的預期發展或達到了階段性的具體目標為績效標準。宏觀上，要以是否引領地方達到了預期的現展目標，實現了地方經濟和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主體制完善、生態和諧可持續。同時，效能理念中還必須有成本理念，即在實現效能的過程中，是否做到了運作成本低、效能高，主要是指沒有推諉拖延（時間成本低）和高成本投入（人力、物力與財力花費少），生產和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質量高、公眾滿意度高、社會負面影響小。

第七，裝備科學技術理念。現代社會，知識和技術為主要特征的信息技術革命極大地改變了社會，社會治理必須適應信息社會的狀況與要求，只有充分利用信息化技術和手段，才能解決信息社會下的各種問題。因此，互聯網、物聯網、物流網等已成為了現代治理的重要媒介，電子政務等成為了現代治理的重要路徑與手段，網絡問政成為政府與人民溝通聯系的有效橋梁，現代化科學技術的運用也成了現代治理的基本要求。作為地方政府，必須具備現代技術治理能力，努力學習和掌握、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用現代科學技術整合基層管理與服務資源，加快信息化建設，構建基層綜合管理和服務平臺，增強基層管理與服務實力。

第4篇：基層文化治理范文

關鍵詞： 法治思維 法治方式 基層社會治理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礎和重點都在基層，基層治理法治化水平直接關乎社會穩定大局，意義十分重大。

一、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是現代社會治理的應有之義

現代社會治理的核心就是法治。法治一方面通過調節其特有的結構調節社會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對社會治理的合法性加以解決。另一方面法治通過國家強制性保障社會治理活動的法律權威性；最后法治通過確定邊界和底線使社會治理活動有可預期性。法治中國建設的重點和基礎就是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社會矛盾和沖突多發于基層，集中體現于基層治理中，伴隨著社會轉型和經濟轉軌，加速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已成為現實問題。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于現代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而言有著無法替代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可以提高社會治理方式的創新程度，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實現社會治理資源的整體優化。換一個角度來講，基層治理法治化是體現和反映國家治理能力的“風向標”。

就我國當前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建設實際情況來看，基層治理法治化所起的作用是關鍵性和基礎性的，同過去以“管控思維”為主體的社會治理方式相較而言，法治化治理方式能夠最大程度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并在最大范圍內聚集民意。法治化治理方式通過制度建構方式，運用法律手段，可以最大限度杜絕管理部門、管理人員的“不作為”、“亂作為”，真正實現“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等目標。

二、社會治理的法律屬性包含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從理論而言，社會治理是一項公共職能，為了實現這一公共職能，社會治理的主體可以采用行政命令，行政計劃、行政處罰等一系列管理手段。因此，“社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講本質上就是公權力的行使，是行政行為的實施。在現代法治國家，只要是權力的實施行使，就必須受到法治約束，只要是權力的意思表示就必須符合法治精神。社會治理采取的行政行為本質就是法律行為，這是社會治理的法律屬性。這一點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治理中必然包含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普遍運用。具體而言，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實現社會治理主體的法治化。就社會治理的國家公權力而言，管理職能之間的空缺、重疊和沖突都需要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機制和法治方式協調、溝通和解決；就社會治理的社會公權力而言，公共職能與國家職能的界限、分工、沖突需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明確、指導和協調。二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確保社會治理行為的法治化。社會治理行為作為一種行政行為，體現了行政行為一般性原理，體現著自由裁量權的運用。而且現實中，在社會治理中，這種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會直接面對尖銳的利益沖突、強烈的價值碰撞和巨大的社會訴求，其運用得當與否將最直接影響國家形象及公民的法治信仰。三是運用法治思維確保社會治理責任的法治化。有權力就有責任，責任是權力的本質屬性，而且這種責任應當且必須是一種法律責任。法治思維與權力思維的差異之處就在于是否承認權力的最高性。法治思維認為法律的權威高于權力，公權力的行使者必定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三、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存在的問題

（一）存在制度障礙

雖然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都有關于基層社會治理的法律、法規、規章和條例。但從現實情況看，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面臨著嚴重制度障礙：其一，現在制度已經相對落后。我國原有相關法規是適應傳統社會管理模式而形成的，社會管控思維嚴重，與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要求的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相去甚遠，出發點和制度建構的主要做法完全不同，無法適應當前社會發展。其二，立法相對滯后。進入新時期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以后，實施由“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由“行政色彩”向“法治主導”轉變以來，許多地方在實踐中已經做了許多有益嘗試，且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創新意識的成果，但是相應的立法工作卻顯得滯后，特別基層自治組織、基層治理機制合法性問題，涉及老百姓利益保障問題的許多方面仍未納入法治保障軌道。其三，法規效力層級不足。從目前現實情況來看，從國家立法層面來看，有關基層社會治理的法規較少且缺乏可操作性。許多地方通過地方政府立法對現實矛盾加以調節，但是這些地方性法規效力不高，甚至因為沒有先例可循，在一定程度上違反相關上位法規的問題。使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的基礎不復存在，何以談其效果和作用？

（二）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不足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黨員干部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實踐者，要自覺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因此，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關鍵在于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當前基層社會治理主體，特別是一些黨員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不足，一方面體現在黨員干部的法律知識儲備不夠、依法治理的傳統和氛圍缺失，另一方面是在客觀上大量存在許多領導干部不愿意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而是采取行政手段的“短、平、快”，更有甚者提出法治方式讓其“畏首畏尾”，在一些場合發表進一步加強社會管控的傳統思維。

（三）行政手段的路徑依賴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特別社會結構和利益需求呈現多元趨勢越來越明顯的背景下，行政手段難以“一招定天下”，需要多種手段協調，其中法律手段應該成為主導，如前所述，行政手段應在法律框架設立的范圍內發揮效用。過去中國，在人-單位-國家這樣的架構下，通過上行下達執行行政命令實現社會治理確實有著無法比擬的優勢，但是面對社會主體的多元化和社會分層的現實情況，過分依賴行政效率只會導致基層社會治理陷入僵局，而且極易導致權力尋租，導致腐敗。這樣的路徑依賴極易發生打著“發展壓倒一切”等片面觀點的旗號，時不時發生突破法律邊界的行為，甚至侵犯公民權利，認為改善了群眾生活，盡管違法但是可以被理解。如此種種，突破法律邊界和底線，不惜一切代價和手段處理矛盾糾紛，最后結果往往是進一步激化矛盾，是短視行為，于長遠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四、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路徑的思考

（一）最關鍵的是領導干部要具有法治意識和法治觀念

通過自覺學習，增強憲法法律至上的理念，通過法治思維進行思考，將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的理念內化于心；通過比較法治思維、法治方式與人治思維、人治方式在治國理政方面的優劣，使領導干部充分認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國理政的必要性，改變過去那種“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人治”思維模式，以法治眼光看待一切，明確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決不允許任何領導干部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始終牢記法律底線不可觸碰、法律紅線不可逾越；通過干部教育培訓等多種形式，潛移默化地影響領導干部的法治精神、法治意識和法治信仰，使領導干部成為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二）重視正面引導和反面警示兩方面作用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要充分運用正面典型的引導作用，使領導干部養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習慣。同時對反面典型的警示、警戒作用不能忽視，應在組織、人事管理等重點領域堅持給人治亮“紅燈”，只有這樣才能促使所有領導干部自覺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三）要在領導干部政績考核上強調法治指標

正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出的：“提高黨員干部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實績的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干部重要內容。”因此要將法治指標納入對各級領導干部的考核之中，把法治建設成效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各級組織部門要把是否具有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和法治能力作為考察干部的重要內容，提拔重用那些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的領導干部，通過激勵機制，促使更多領導干部積極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問題。

（四）要積極營造法治環境

推進法治文化建設，努力營造穩定有序的法治文化氛圍，使領導干部習慣法治思維，習慣用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使其養成良好的法治思維習慣，形成優秀的法治思維品格，養成良好的法治能力，形成推進依法治國的良好法治氛圍。

崇尚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根據法律思考，把法律當成思考、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法治思維在現階段主要指限制、約束權力任意行使的思維。法治思維改變了一些領導干部思想中存在的重權力輕權利、重治民輕治官、重管理輕服務等思維誤區；法治方式指領導干部遵循法治原則和法治精神依法治理，通過制定、執行法律，運用法律方法治國理政的行為方式。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的核心是用權利制約權力，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強化對權力行使的約束和規范，約束公權力、保障私權利。

總之，我們需要提高領導干部的法治素養，堅持法治導向，提升法治能力，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建設。

參考文獻：

第5篇：基層文化治理范文

而這些瑣事在外人看來似乎無關緊要，但對于每一位訴求者而言卻是“大事”。況且，基層老百姓歷來就有訴求政府的合理性觀念，即“有問題、有困難，找政府”的政治文化，而在“百姓事、無小事”的國家意識形態宣傳中，基層政府也負有回應老百姓合理訴求的責任，負有把“小事”、把問題和矛盾解決在基層的責任。

基層政府因此需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正如一些學者所說，如果基層治理中的小事解決好，老百姓就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黨和政府的關心和溫暖，否則，就會日漸積累起“怨氣”，一些“小事”就會拖成“大事”。所以，鄉鎮干部在基層工作中的作用就類似于一根“針”，不僅要將上面的“千條線”穿起來，而且還要對鄉村社會的“小事”進行“擺平理順”。鄉鎮干部也因此被稱為“多面手”、復合式人才。

綜上所述，鄉鎮干部不僅收入低、地位低，而且處于“事多、權小、利少、責大”的組織困境中。

鄉鎮干部是基層治理的主體，是鄉鎮政府運行的主要動力，在國家治理和基層社會治理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因此，針對鄉鎮干部的生存狀態、工作環境和工作積極性等問題，提出有建設性的舉措就顯得很有意義，也很有必要。首先最為關鍵的舉措應該是上級政府和公眾要給予鄉鎮干部更多的信任和理解，以重塑鄉鎮政府的權威和公信力，改善鄉鎮干部的公共形象。

第6篇：基層文化治理范文

一、關于“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鄉鎮（街道）綜合文化服務中心設施存在閑置、出租、挪作他用等情況，未按照規定對公眾開放。”方面

我鄉自修建鄉綜合文化服務中心（站）設施以來不存在閑置、出租、挪用他用等情況。無論鄉還是村綜合文化服務中心都及時免費向公眾開放。基本能做到“八個一”，即：一個標志牌、一個宣傳欄、一個圖書館分館、一個功能室、一個文體活動室、一個婦女兒童文體活動室、一套文體設施設備、一個公益性文化崗。村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全部免費開放，室內文體活動場所有明確的開放時間表，便于群眾參加活動；室外廣場定期組織開展文體活動，每季度不少于1次，全年不少于6次；全年組織由婦女兒童參加的文化娛樂活動不少于4次；

二、關于“鄉鎮（街道）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基本服務項目未達到國家指導標準和市級實施標準要求，未按規定提前公示，未正常開展文化惠民服務。”方面

我鄉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基本服務項目達到國家指導標準和市級實施標準要求，并按規定提前公示，正常開展文化惠民服務。

（一）讀書看報

1.公共圖書館(室)、文化館(站)和村(村指行政村，下同)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含農家書屋)等配備圖書、報刊，并免費提供借閱服務。

2.在公共場所等人流密集地點設置閱報欄，提供時政、“三農”、科普、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服務。

（二）收聽廣播

3.為全民提供突發事件應急廣播服務。

4.指導村民通過直播衛星提供廣播節目。

（三）觀看電視

5.通過衛星提供電視節目，通過地面數字電視提供電視節目。

（四）觀賞電影

6.為農村群眾提供數字電影放映服務，其中每年國產新片(院線上映不超過2年)比例不少于1/3。

7.為中小學生每學期提供2部愛國主義教育影片。

（五）送地方戲

8.根據群眾實際需求，采取政府采購等方式，為農村鄉鎮每年送戲曲等文藝演出。

（六）設施開放

9.鄉公共圖書館、文化館(站)等公共文化設施免費開放，基本服務項目健全。

（七）文體活動

11.群眾依托村綜合文化服務中心、文體廣場、公園、健身路徑等公共設施就近方便參加各類文體活動。

12.鄉文化館(站)等開展文化藝術知識普及和培訓，培養群眾健康向上的文藝愛好。

（八）硬件設施

文化設施

13.無縣級以上(含縣級，下同)在轄區內設立公共圖書館、文化館，鄉鎮(街道)設置綜合文化站，按照國家頒布的建設標準等進行規劃建設。

14.無公共博物館、公共美術館等依據國家有關標準進行的規劃建設。

15.結合基層公共服務綜合設施建設，整合閑置中小學校等資源，在村統籌建設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因地制宜配置文體器材。

廣電設施

鄉鎮和村配置群眾體育活動器材設備，或納入基層綜合文化設施整合設置。

流動設施

16.根據基層實際，定期配合縣里開展流動文化服務。

輔助設施

人員配備、人員編制

17.鄉鎮綜合文化站配備有編制人員2人臨聘1人，

業務培訓

鄉鎮和村文化專兼職人員每年參加集中培訓時間不少于5天。

三、關于“鄉鎮（街道）綜合文化服務中心未對轄區內的村級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工作進行指導，未對業余文藝團隊和群眾自辦文化進行指導和培訓。”方面

我鄉文化服務中心對全鄉8個行政村級文化站和圖書室

進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工作指導，對全鄉3個群眾自發組成的文藝隊、廣場舞蹈隊進行指導，并組織其參加每年縣里的舞蹈培訓。

四、關于“設在鄉鎮（街道）綜合文化服務中心的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基層服務點或公共電子閱覽室未有效利用。”

我鄉綜合文化服務中心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基層服務點

完全免費向公眾開放，做到完全的有效利用。

五、關于“區縣、鄉鎮兩級黨委、政府對鄉鎮（街道）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建設不重視，履行建設和監管的主體責任不到位，鄉鎮（街道）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免費開放經費未及時足額撥付到位，未按規定為鄉鎮（街道）綜合文化服務中心配備3—5名專兼職工作人員。”

涌洞鄉黨委、政府歷來對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建設高度重

視，在當年資金還十分緊張的情況下，千方百計籌措資金建設涌洞鄉綜合文化站，并完全免費向公眾開放，資金到位，文化站（中心）配備兩名專職一名兼職人員

六、關于“鄉鎮（街道）綜合文化服務中心服務規范化程度不高，群眾知曉率和參與率較低，服務資源匱乏等情況。”

我鄉綜合文化服務中心（站）歷年多次參加縣里的培訓，服務規范化程度較高，周邊群眾知曉率和參與率高，服務資源及時更新積極對接縣里和市里的資源。

第7篇：基層文化治理范文

關鍵詞：多元諧治;農民志愿者;鄉賢動員;新型鄉土公共性

中圖分類號： G615 文獻標識碼： A DOI編號： 10.14025/ki.jlny.2015.01.025

1對現階段農村治理模式的反思

農村社會治理是指堅持黨的領導，在黨和政府既定的體制、制度的框架下，運用農村公共權力對農村地區進行領導、調控、管理和共治以實現農村社會有序發展所形成的一種范式。自改革開放以來，完全依靠行政命令，政府對基層全權統治模式被“村民自治”的治理模式所取代。“村政”是指依靠國家制度的強制力，以依法民選為基礎組織自治機構，通過民主集中制而形成內生的行政效力。“民治”是指村民依據意愿行使民主選舉的權力，強調村民自己處理社會公共事務，享有高度的自治。但隨著城鎮化、利益主體多元化等多重挑戰，其模式的局限性也逐漸暴露。一方面，村民自治日益行政化，扮演了國家行政體系“末梢”的角色。當村委會運行由自愿動員轉變為行政命令，有些地方甚至是行政攤派，極大損害村民的自身利益，村委會遭遇信任危機。另一方面，農村社會治理主體單一，難以充分調動社會資源。在鄉村社會利益格局多元化、問題復雜化的背景下，基層村委以完成上級政府的指令為主，缺乏對話與協商。農村社會治理模式急需滿足農民多元化需求的多元化治理新模式。

2扶余市農民志愿者參與鄉村治理的案例剖析

在傳統“村政民治”模式出現問題之時，扶余市的農民志愿者參與鄉村治理的新模式值得借鑒。受傳播文化和鄉賢文化影響，該市活躍著一支以村容建設和農村德育為主要內容的農民自發建立的“精神文明志愿者”組織，由張利和劉佩文發起，并通過道德宣講、發展志愿服務帶頭人等手段不斷發展壯大。經過近30年的發展，2011年5月，扶余市委宣傳部牽頭成立“扶余市精神文明志愿者協會”，至今已形成了分布60多個村屯，規模達到3000余人的志愿者隊伍，逐漸成為除了村委會、合作社之外的農村社會治理新主體。據不完全統計，從2010年1月到2014年7月末，志愿者們共植松樹16435棵，安路燈2639盞，制作宣傳牌1727塊，立迎賓門78個，用紅磚硬化路面10200延長米，農村的社會環境與社會風氣有了根本性的轉變。概言之，此類農民志愿者組織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內生性。與外在于受助者的志愿者提供服務不同，農民志愿者都是本村村民，自愿為本村建設出錢出力，體現出強烈的內生性。本土志愿者模式為基層農村的公共服務提供堅實的人力基礎，同時保證志愿服務的延續性與持久性。

二是基層文化性。不僅參與村容建設，該志愿者組織強調將精神文明傳播作為志愿服務的重要內容。志愿者們利用村里人結婚或老人過生日等人多的機會，以“三句半”、“道德講演”、“道德小品”等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主動開展傳統美德等道德宣講，以激活傳統文化道德資源的形式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利于農民自身對傳統倫理道德的內化和認可，解決了鄉村思想教育分散較難組織的“沙灘流水不到頭”的難題，最終實現農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

三是成為農村治理的新主體。除了村委會、合作社等農村社會管理的載體之外，村民志愿者組織成為農村和諧治理的新型主體，發揮村民自身的積極性，不僅投身于合作社的互助勞動與村務管理之中，還對積極推動農村公共文化建設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張利的帶領下，王家村的志愿者們自愿捐款，耗資近70萬元，興建了近300平米的文化大院，為村民提供文體活動以及學習文化的場所。

四是鄉賢動員性。村民志愿者組織充分發揮了以鄉村醫生、鄉村教師、鄉村技人等為代表的德才兼備的鄉賢在動員村民參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扶余市農民志愿者首先是在鄉賢張利和劉佩文兩人大力宣傳傳統文化和倡導村民德育的基礎上發展而起，志愿者們也都對其高度贊譽，認為正是由于鄉村賢人的教化，才促使當地農民踐行了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積極參與到鄉村志愿服務中來。

五是長期性。當地的村民志愿者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進行志愿服務活動，已經持續了近30年的時間。這種新型志愿者形式克服了當下一些志愿服務時間短、盲目性、流于形式、服務與需求難以對接等弊端。

3農村社會治理模式的新構想

基于對扶余市農民志愿者的經驗的借鑒，政府應轉變農村社會治理思路，重視農民內生力量，推動建立多元諧治的農村社會治理模式。所謂“多元諧治”是指“政治、經濟、德育、善為”和諧治理的農村社會治理模式，也對應著農村社會中四個治理主體，即政治―村委會、經濟―合作社、德育―鄉賢、善為―志愿者組織。具體來說，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1政府轉變農村社會治理思路，重視農民內生力量

農村基層社會的治理過程中出現了過度行政化的問題。政府應在頂層制度設計的高度上轉變過去單一式的行政化控制的治理思路，應給予鄉賢、農民志愿者等農民內生力量以充分的肯定與支持，利用農村自身資源實現自我發展，著重開發農民自身潛力，激活農村社會活力，實現自我長效穩定發展，這是多元諧治模式得以實現的政治前提。

3.2充分發揮“村政”的作用

村委會在部分地區存在國家行政體系的“末梢”發展的趨勢，不妨換個角度來看，重視村級自治機構現有的作用，充分利用農村社會資源，發揮村委會在行政體系中的作用，作為一個上傳下達的機構。村委會作為村民經過選舉產生的自治組織，有責任和義務將村民的建議和意見向上進行反饋，以保護村民利益。同時，村委會可以利用自身村民代表的地位為村級建設爭取到更多的行政資源，例如政策支持和財政撥款等。

3.3“鄉賢”和“志愿者”成為農村治理的新主體之一

在村委會進行行政管理，合作社發展農業規模經濟的基礎之上，鄉賢和志愿者作為新主體參與農村治理的作用不可小覷。鄉賢是指在本地有一定聲望并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貢獻和才能的地方性人才，而從未離鄉離土的鄉村能人的作用更是應該激活的鄉村治理資源。與強調鄉賢返鄉建設家鄉的浙江上虞模式不同的是，扶余市更為重視挖掘守土守鄉的本土鄉賢資源，使其發揮社會聲望高的優勢，開展道德教育，建立村民志愿者組織，參與村貌建設和村級公共事務管理，培育新型農村公共性。

3.4“德育”與“善為”成為建構新型鄉土公共性的重要手段

公共性是指在維護私人權益的基礎上，公共權力機構公正分配公共資源，同時激活私人的公共意識，共同參與到資源的合理分配中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公共性曾出現危機，村委會的公共服務功能一度衰退，農民的公共意識難以被激發。扶余模式中的“德育”和“善為”較好解決了這一難題，成為建構新型鄉土公共性的重要手段。農民志愿者在農民認知方面重視“德育”的重要性。鄉賢開展傳統美德宣講，通過道德講堂、文化論壇等多種形式，將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機結合，并將其逐漸內化于每個村民心中。在農民的行為方面重視“善為”的重要性。鄉賢通過身體力行、互助幫扶等方式，利用自己在當地的社會聲望，動員村民通過義務勞動、捐款捐物等方式開展志愿服務，不僅積極參與農村風貌建設，還引導村民摒棄賭博等不良惡習，轉變社會風氣。

3.5“諧治”成為農村新型治理模式的核心框架

所謂諧治，就是治理主體各方形成一種目標明確、權責合理、交叉互動、互為依托的關系，成為一種完整和諧的治理架構。目標明確。不論農村社會中存在多少治理主體，但是共同的目標只有一個，即建設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美好的農村社會環境。目標明確能促進各方合力，力量集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權責合理。村委會、合作社、鄉賢、農民志愿者等村級治理的四大主體都有各自的分工職責。村委會負責政策與資源的上傳下達，位于村民自治層面，合作社為農村建設提供經濟基礎，鄉賢在開展德育教育、動員村民方面作用突出，農民志愿者則是其中最活躍的力量，是道德教育的踐行者和村屯各項事業建設的重要力量;交叉互動、互為依托。“諧治”并非分治，而是一種互動式的和諧治理。以鄉賢開展的德育教育為整合核心，村委會負責村中行政事務，同時給予農民志愿者大力支持;農民志愿者帶動普通村民開展道德文化建設，提升村民文化素質，使村委會的管理更加方便;合作社在受到農民志愿者的幫助和支持的同時，村委會可以為合作社爭取資源。各方在相互支持中得以發展，形成一個和諧良性的農村治理系統。

4結論與進一步構想

“政治、經濟、德育、善為”和諧治理的農村社會治理模式是在扶余市農民志愿者經驗的基礎上，經過提煉與總結而提出的農村社會治理的新構想。實踐證明，中國農民具有巨大的創造性，農村社會是制度創新與新模式探析的廣闊土壤，只有立足農村社會，充分調動農民自身的積極性，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村民自治，依靠農村內生力量，才能打破農村社會治理的困境，才能促進農村社會進步。當然，依靠內部力量發展自身的同時，也可以借助外部資源助推發展。例如建立高校資源與農村志愿服務對接機制。高校可以組織志愿者或社會工作的專業團隊以暑期活動或專業實習的形式進駐村屯，在其中扮演協調聯絡與鼓勵支持的角色。利用大學生的活力與創新意識輔助鄉賢進行道德宣傳。社會工作專業團隊可以利用個案心理輔導、小組工作、社區工作等專業知識幫助農民志愿者隊伍朝專業化、高效化、體系化的方向發展。這些方面的建設需要在未來的實踐中進一步探索其可行性，農村社會未來的新型發展模式的建立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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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基層文化治理范文

嚴格執行安全生產政策法規和技術標準，完善安全生產規章制度和操作規程，健全安全管理機構，加大安全投入，推進安全設備設施升級改造，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堅持“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和“一崗雙責”原則，強化主要負責人為安全生產第一責任人的意識，嚴格執行領導班子成員每月1次深入基層檢查指導安全生產工作制度，提高現場安全管理水平。繼續在3月份開展“安全生產責任落實月”活動，層層簽訂安全生產目標管理責任書，分解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堅持安全生產季度例會制度，定期研究解決制約本單位安全生產的重大問題。嚴格實行安全生產“一票否決”制度和安全生產行政責任追究制度，嚴格考核獎懲。繼續加強和完善領導干部安全檢查檔案、干部職工安全學習檔案、崗位設備檔案、安全隱患整改檔案。

二、縱深推進事故隱患排查治理，夯實安全生產基礎

一是深入開展安全專項整治工作。采取“標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措施，圍繞預防事故，針對不同時期安全生產工作特點，開展“兩會、兩節”、“夏季汛期”、“十一”、“冬季安全”等重要時段集中行動。當前要著重做好第一季度特別是全國、全省“兩會”期間的安全生產工作。各相關單位要針對本單位、本行業特點和重點，完善隱患治理責任、排查、報告、治理、掛牌督辦和整改等制度，強化“會診式”檢查，按照等級登記建檔，分工負責監控治理，做到整改措施、責任、資金、時限和預案“五到位”，不斷鞏固、擴大專項整治成果，不斷改善安全生產狀況。

二是集中開展消防安全“基層基礎強化年”活動。按照省安委會關于開展全省消防安全“基層基礎強化年”活動的通知要求，開展經常性消防宣傳教育，深入學習貫徹《全民消防安全宣傳教育綱要》、《社會消防安全教育培訓大綱（試行）》，將消防法律法規和消防知識納入全體民政干部職工教育培訓內容。進一步加強“清剿火患”戰役工作，建立完善火災隱患排查整治長效機制，深入開展“網格化”消防安全綜合治理，確保排查到位、不留死角，并建立明晰臺賬；對已排查的區域定期組織回頭看，不斷鞏固排查整治效果。

三是全面抓好“安全生產基層基礎強化年”活動。繼續從單位班組、崗位入手，從深化提高方面著力，以班組和崗位安全責任全員化、制度建設規范化、現場管理精細化、教育培訓常規化為目標，深入扎實地開展“基石工程深化提高年”活動。各單位要結合自身實際，探索推進班組規范化建設，真正夯實安全生產基層基礎工作。

三、強化應急管理和宣傳教育培訓，進一步提升安全水平

第9篇：基層文化治理范文

關鍵詞：留守兒童；主體培訓；心理干預

2015年《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指出，全國6100萬留守兒童中，近1000萬（15.1%）常年與父母分離，導致70%存在心理疾病，其中34%有自殺傾向。由于家庭教育缺失、隔代監護不力、教師管理乏力和社區治理有限，留守兒童存在意外傷害、吸毒、犯罪和自殺等社會風險。目前，治理留守兒童問題的觀念理念、技術手段、治理能力等相對薄弱。英國學者佩里?希克斯提出：若要發揮出整體性治理的力量，應進行多元治理主體治理功能的整合和公私部門的整合。要治理留守兒童問題，應創建多元主體培訓體系，提升綜合治理能力，形成“共治”效應。

一、留守兒童治理主體功能發揮障礙

1.留守兒童家長監護監管缺位

據權威調查顯示：如果父母在3個月內都沒有與孩子見面，孩子的“煩亂情緒”會迅速升溫。兒童與父母長期隔離，缺少父母的言傳身教，缺少父母的情感陪伴，缺少父母的貼身監護，兒童易出現行為失范、心理失衡、安全意識差等問題。

2.祖輩隔代監護相關常識缺乏

相關資料顯示，留守兒童中隔代監護占53%。本課題組在重慶市石柱縣某小學調研發現，隔代監護1457人（50～70 歲），其中1089人（75%）受教育程度只有小學及以下文化水平，他們僅僅只能滿足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的最低層次――饑餓需求。我國每年有近5萬兒童死于意外傷害，其中多數為留守兒童。在緩解留守兒童問題上的一些做法中，往往關注留守兒童本身，而缺乏對祖輩隔代教育的培訓。

3.學校教師專項管理培訓缺乏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指出：若家庭功能缺失，學校教師和社會應進行有機地整合和補償，使留守兒童的負面影響最小化。青少年問題研究專家娜妮?J?西格爾指出：由于青少年大部分時間（60%）在學校度過，青少年犯罪和學校存在某種關聯是符合邏輯的。

但是，我國絕大多數學校缺乏針對留守兒童的心理疏導課程，缺乏輔導留守兒童的且具有專業素養的師資力量，缺乏輔導留守兒童的教育培訓體系。

4.基層社區治理能力缺乏

非洲有一句關于描述社區對兒童發展影響的格言：“撫養一個孩子需要整個村莊。”孟子指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現代社會的兒童照顧與支持應強調社區這一主體的重要作用。留守兒童活動的三大區域為家庭、學校和社區，社區是兒童最初接觸社會的區域。留守兒童是一個龐大的特殊群體，而基層社區缺乏對留守兒童的關注關愛，尤其是農村社區，受經費和傳統落后思想意識的限制，社區及其相關人員對留守兒童的治理能力受限，無法有效發揮作用。

5.留守兒童心理輔導相對缺乏

留守兒童缺乏父母的陪伴，普遍心理素質較差，情緒敏感，極易產生心理及行為方面的偏差。而留守兒童這一特殊群體，缺乏具有專業素養的心理專家或經過專門心理訓練的專業隊伍對他們進行專門的心理培訓、輔導，尤其是有針對性的、一對一的心理疏導。一旦風險突破兒童承受能力，留守兒童極易產生意外傷害、犯罪、吸毒和自殺等社會問題。

二、留守兒童問題多元主體培訓體系的創建

留守兒童問題多元培訓體系的創建，是緩解留守兒童問題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其一方面涉及三個層面的培訓――政府主辦培訓、政府購買培訓和社會志愿培訓；另一方面涉及相關主體――家長、祖輩、學校、社區和社會，從而創建一種多元主體共同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機制。

1.加強留守兒童家長培訓

一是在留守兒童集中地區，基層相關職能部門聘請教育心理專家，或通過政府購買培訓方式，定期地開展親子教育、兒童教育方法等講座，提升家長的教育監管能力，增強家長監護責任意識。二是依托留守兒童家長務工相對集中的企業，邀請兒童教育專家、心理學專家，每半年開展一次針對留守兒童家長的家庭教育責任和情感關愛技巧等培訓。三是依托相關社會志愿者，開展針對系列早期教育培訓、公益性培訓班與家庭教育巡講隊等。

2.促進長輩隔代監護培訓

首先，整合基層政府資源，政府購買“隔代教育”培訓服務。對隔代監護人開展專業性、多樣化和系統化的教育培訓，使他們掌握關愛兒童的正確方式方法，了解不同階段兒童心理特點等。其次，采用政府購買方式，聘請知名教育專家撰寫、出版發行通俗易懂且圖文并茂的“隔代教育”手冊。最后，采取政府購買或社會捐贈形式，在社區學校開設“祖輩學堂”“親子學堂”等專項培訓服務。項目師資來源于各類學校和社會各界力量的捐贈。

3.健全學校教師專項培訓

一是在留守兒童相對集中的農村地區，由各級教委及民政部門主導，針對中小學教師，在寒暑假期間進行師資培訓。二是建議由公益組織牽頭，聘請知名教育專家與專業心理學家，開展學習交流講座，交流留守兒童治理問題與教育輔導技能、心理發展特征與特殊群體教育策略等，提高治理留守兒童問題的能力。

4.改進基層社區教育培訓方法

首先，擴大基層社區參與留守兒童問題治理的志愿者隊伍。社區志愿者一般文化水平較高，可依據志愿者具體情況進行基本的培訓，使其勝任基本職責。其次，建議由基層教委牽頭，聯合婦聯、共青團、工會、民政部門等組織，協同調配物力資源，對基層社區工作人員進行專題培訓，增強他們關愛留守兒童的意識及監管留守兒童的能力，形成留守兒童照料長效機制。整合社區人力、物力、財力和場所資源，為留守兒童撐起一個“家”。

5.開展留守兒童心理輔導工作

首先，建立地區留守兒童信息網。建立區域性“留守兒童心理數據庫”，把握留守兒童整體心理趨勢，測試心理數據預警，優化疏導資源配置，有序開展心理疏導干預。鼓勵各高校志愿者組織及社會志愿者介入學校留守兒童心理監測輔導培訓。其次，由政府購買，聘請教育專家、兒童心理專家，對留守兒童進行專項教育培訓，調適留守兒童心理情緒，引導留守兒童合理宣泄不良情緒。最后，鼓勵心理管理培訓機構面向偏遠農村留守兒童舉辦公益心理講座、心理咨詢和生命教育等培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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