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稅收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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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營企業稅收政策范文

關鍵詞：民營經濟；稅收優惠政策；探討

中圖分類號：F8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3-000-01

一、 我國民營經濟發展中享受稅收優惠政策遇到的問題

1.我國現行稅收法規級次不高。大多數稅種是依據行政法規開征的，變動過快，穩定性不強，透明度不高，稅收優惠政策也不例外。事實上，目前的稅收優惠政策雖然不少，但是法律級次不高，穩定性差，這些優惠政策的出臺較為零散，不同的優惠政策是在不同時期、不同經濟背景下推出的，大都分散在各種稅收法規或文件規章中，而且多是以補充規定或通知的形式的，立法層次不高，沒有形成一個較完整的體系。同時大部分的稅收優惠是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根據經濟的發展狀況和國家產業政策的調整變化以通知、規定等形式隨時下達的，政策調整也較為頻繁，這就意味著稅收優惠政策缺乏有效的法律保證，受到一些地方政府較多的行政干預，法制環境不穩定，執行時的隨意性大。

2.政策針對性不強，優惠效果不明顯。我國目前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涉及解決社會就業、殘疾人福利、彌補學校經費開支不足，以及第三產業的咨詢技術服務業等幾部分，更多的是將稅收優惠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手段，而未能從“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高度制定優惠政策，影響了稅收宏觀調控職能的發揮，而且對于提高民營企業核心競爭力、促進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的作用不大，對民營企業的扶持力度業遠遠不夠，特別是對民營企業的增值稅優惠政策受益面過于狹隘，缺乏降低投資風險、引導人才流向、降低企業負擔等方面的政策，不利于吸引民間投資進行擴大再生產。

3.稅收優惠政策落實難。這是民營業主普遍反映的問題，事實上，各級政府出臺的優惠政策大多比較概括，具體規定的很少，實際操作困難。同時，政府部門對民營經濟的發展關注不夠，整體意識不強，協調不夠，相互之間信息不通，使政策落實效果在基層大打折扣，再就是稅收任務的壓力對落實稅收優惠政策產生了影響，多年以來稅收收入以高幅度的超經濟增長，稅收基數已經很高，難免會有些稅務工作者擔心落實了優惠政策而完不成稅收任務，該優惠的不優惠。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規定，納稅人不設置賬簿或賬目混亂或申報的計稅依據明顯偏低的，稅務機關有權采用“核定征收”的辦法，但有些基層稅務機關往往對民營企業不管是否設置賬簿，不管財務核算是否健全，都采用“核定征收”的辦法，擴大了“核定征收”范圍，這都加重了民營企業的稅收負擔，有礙民營企業的發展。

二、完善現行稅收優惠政策的建議

1.提高現行稅收法規級次，為民營經濟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在國外，如美國、日本等均制定有《民營經濟保護法》，加拿大制定有《小企業減稅法》等，相比之下，我國民營經濟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因此，建議有關部門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制定出一套完整的適合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稅收政策體系，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明確國家的民營經濟稅收政策，提高民營企業稅收政策的法律層次。

2.要積極推進“費改稅”，加快稅收立法進程。因為稅收法規是實施稅收征管的依據，有法才能依法治稅，按規辦事，將一些具有稅收性質的收費項目，通過立法上升為稅收，并入相關稅種或開征新稅種，例如可以將社會保障基金改為社會保障稅，取消各種不合理的收費，要對各級政府及其部門越權設置或巧立名目設置的違規收費項目、重復收費項目、擅自擴大收費范圍的項目以及完全憑借行政管理權和執法權強制收取的項目堅決取消，規范政府行為和收入機制，確立稅收收入在地方財政收入中的主體地位，切實減輕民營企業的經營負擔。除此之外，對需要保留的收費項目，通過法律法規予以規范，并對收費標準、方法以及收入的用途予以公開，以利于民營企業抵制形形的亂收費。

第2篇：民營企業稅收政策范文

一、我國現行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的稅收政策存在的問題

1.設計缺乏系統性

我國現行的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的稅收政策更多的是表現為各項稅收優惠措施的簡單羅列，部分稅收法規因臨時性需要而倉促出臺，沒有總體上的規劃，缺乏系統性、規范性和指導性?，F行優惠政策還存在著有關條款措辭含混、政策彈性較大的問題，如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規中有關“技術密集、知識密集項目”、“先進技術”等規定，缺乏明確的標準和認定方法，內容雜散且不明確，加大了稅收法規的主觀隨意性，不利于稅收征管工作的順利開展。政策規定散且亂，缺乏內在協調，存在顧此失彼的現象。這樣使得稅收優惠效應大打折扣，政策性的弱化直接削弱了稅收優惠政策的發揮。

2.企業自主創新的進程被現行生產型增值稅所制約

我國現行的生產型增值稅制度，只允許企業抵扣購進原材料所含進項稅金，不允許抵扣固定資產所含進項稅金，存在對資本品重復征稅問題，影響了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增值稅實行憑發票抵扣制度，而高新技術企業的生產經營特點是無形資產和開發過程中的人力資本投入比較大，可抵扣項目比較少，如引進和購買專有或者專利技術的支出、人力支出等不能享受增值稅抵扣。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高新技術產業增值稅負擔偏重，不利于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企業自主創新的投入，嚴重制約了該類企業的發展，降低了創新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3.內資企業的發展是企業所得稅改革前遺留的問題所影響的

當前，內資企業、外資企業所得稅法“兩法合并”的企業所得稅法草案剛剛審議，為內資企業能和外資企業同臺競技提供了較好的契機，但從企業所得稅改革方案的通過到滲透到具體執行需要一段時間過渡。如根據草案，按原稅法規定享受15%和24%等低稅率優惠的老企業，在新稅法實施后五年內逐步過渡到新的稅率；對按原稅法規定享受定期減免稅優惠的老企業，新稅法實施后可以按原稅法規定繼續享受尚未享受完的優惠。

4.“特惠制”的稅收政策不利于鼓勵內資企業自主創新

我國現行科技稅收優惠政策大都是以“特惠制”為特征的。所謂“特惠制”是指針對某一性質的企業、某一行業或某一區域內的企業等，為了加快其技術創新的步伐，給予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但以“特惠制”為特征的科技稅收優惠政策局限和弱化了在促進企業自主創新方面的作用，表現為“區域特惠”、“行業特惠”、“企業規模特惠”。

二、公共財政下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的稅收政策選擇

1.政府觀念的轉變

(1)對經濟發展的思路進行轉變，把急功近利為了增長而增長的短期行為徹底根除。企業創新是對經濟增長促進的關鍵要按照中央的要求進行實施，新興工業化道路，要丟棄簡單的投資規模擴大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經濟增長模式要對技術進步有牢固的依靠的集約式。

(2)市場換技術，合資方式對技術進行引進作為技術進步的思想要進行堅決的克服。不可能有真正的先進技術引進，不允許的不僅是外國政府，就算是外國企業也不可能把自己真正的先進技術拿來進行合資。要對盲目數量型外資的引進，外資引進越多越好的觀念進行拋棄，要把從技術先進上對外資進行引進作為重點，必須走自主創新的道路，才能從制造業大國、大省轉變為制造業強國、強省有所實現，才能對技術上被別人限制造成的億萬國人替外國“打工”僅賺得微薄的加工費還經常遭到“反傾銷調查”的局面有所改變。

(3)要有自主創新的的緊迫感，克服坐等企業自主創新，以為企業自主創新投入大，風險大，現在沒有實力進行自主創新，要等到未來經濟實力更加強大了再來搞自主創新的消極思想。自主創新是全方位的，經濟發展水平高時可以搞，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同樣可以搞，大企業可以搞，小企業也可以搞，而且很多企業都是依靠自主創新從小企業成長為大企業的，60%的專利技術也是由小企業創造的。

(4)樹立只有民營經濟才是自主創新的真正主體，才有自主創新的永恒動力的思想，把民營經濟作為自主創新的真正主體來培養。改革開放近30年的經濟增長奇跡可以說是民營經濟創造的，而且如果沒有政府政策管制，沒有民營經濟不能從事的經濟活動。因此，要拋棄政府主導經濟增長、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思想，樹立市場主導經濟增長、民營經濟是國民經濟支柱的思想。

2.對企業自主創新的微觀稅收政策環境進行營造

第3篇：民營企業稅收政策范文

當前，我國民營經濟在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活躍市場，解決勞動力就業，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等方面，正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大多數生產性民營企業，由于內外兩個方面因素的影響，在市場競爭中仍處于弱勢。從內部因素來看，生產性民營企業人員素質不高，管理水平較低，研發能力不足，產品競爭力較弱，資金短缺，融資困難。從外部因素來看，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市場競爭更為激烈，而且我國現行的企業所得稅實行的是內、外資企業有別的所得稅政策，使得生產性民營企業的待遇低于外商投資企業，同時又由于生產性民營企業自身的局限，使得國內大型企業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得不到充分運用，導致生產性民營企業的稅收成本較高。因此，廣大生產性民營企業迫切需要充分利用國家稅收政策的差異性和不完善性及生產性民營企業自身的經營特點與所處的有利經濟形勢，有效的進行稅收籌劃，以降低稅收成本支出，獲取最大的稅收收益，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一、生產性民營企業開展所得稅籌劃的一般途徑

（一）選擇合適的企業經營組織形式進行籌劃

在現行的稅收制度下，不一樣的企業組織形式，享受不一樣的稅收待遇。因此，生產性民營企業必須選擇適合自己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稅收負擔的組織形式。

例如，納稅人M是一家小型襪子生產企業，預計營業利潤25萬元。如果該廠以公司形式進行注冊登記，就需要繳納企業所得稅，稅率為33%。經營者所分配的稅后利潤還要繳納個人所得稅，其納稅情況和盈利情況如下：

應納公司所得稅=250000×33%=82500（元）

公司稅后利潤=250000-82500=167500（元）

應納個人所得稅=167500×35%-6750=51875（元）

稅后凈收益=167500-51875=115625（元）

如果該廠以合伙人的形式進行注冊登記，則M的納稅情況和盈利情況如下：

應納個人所得稅=250000×35%-6750=80750（元）

稅后凈收益=250000-80750=169250（元）

與前者相比，以合伙人形式注冊登記的明顯比以公司形式登記的稅后凈收益多（169250-115625）53625元，與此相對應，所得稅少付（82500+51875-80750）53625元。故納稅人M為實現稅后利益最大化應選擇合伙企業形式。

（二）充分利用稅收優惠政策進行籌劃

稅收優惠政策是國家對某些納稅人和征稅對象給予鼓勵或照顧的一種特殊規定。充分、合理的利用稅收優惠政策可以使納稅人將資金投向不需負擔稅收或負擔較輕的地區、產業、行業或項目上，達到節稅增收的目的。

1．地區優惠政策。國家為支持某區域的發展，一定時期內會對其實行政策傾斜。因此，生產性民營企業在選擇投資區域時，須認真考慮和充分利用不同地區的稅制差異及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選擇整體稅負相對較低的地點投資，以獲得最大的節稅利益。

2．行業優惠政策。國家為調整產業結構，對高新技術企業、利用“三廢”產品生產的企業、舉辦知識密集型項目和基礎設施及興辦第三產業的企業給予稅收優惠。這些優惠政策在對企業經營行為進行正確引導的同時，也節約了企業資金。因此，生產性民營企業在選擇行業時，可以考慮在可能的情況下選擇上述行業，以充分享受優惠政策，有效降低企業稅負。

3．人員聘用優惠政策。我國現行所得稅法對企業安置城鎮待業人員有減免優惠，凡企業安置城鎮待業人員人數占職工總數超過60%以上的，可免征所得稅3年，免稅期滿后當年新安置待業人員占企業原從業人員總數30%以上的，可減半繳納所得稅兩年。生產性民營企業可以利用其靈活的用人政策，積極選拔下崗職工來企業工作，充分享受人員聘用上的稅收優惠。例如，某納稅人新開一家服裝加工企業，原有員工10人，由于其經營得當，便想進一步擴大規模，需要招收新員工，但是服裝加工廠處于創業階段，各方面負擔較重，于是便向稅務專家咨詢，得知本廠完全符合新辦城鎮勞動就業服務企業，在本年度安置待業人員16人就可以使當年安置待業人員超過企業從業人員總數的60%，經主營稅務機關批準，可免征所得稅3年。這樣大大降低了服裝廠的納稅負擔。

（三）合理進行技術開發與技術改造進行籌劃

1．合理安排技術開發投資。所得稅稅法規定：企業研究開發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所發生的各項費用可以按實際發生額列支，而且企業上述各項費用應逐年增長，增長幅度在10%以上（含10%）的企業，可以再按實際發生額的50%抵扣應稅所得額。生產性民營企業享受該優惠可從兩方面來籌劃：一是選擇適當的投資年度，主要是考慮年度的應納稅所得額，這關系到能否抵扣、抵扣多少。二是合理分配每年技術開發費的數額。對跨年度連續性的技術開發，合理分配各年技術開發費的數額，保證各年的增長幅度都在10%以上，因為分年抵扣對年度的應納稅所得額要求抵，可充分享受優惠。

例如：2001年3月鴻達公司開始進行一項技術開發，預計2002年底完成，總投資240萬元。其1999年的技術開發費支出為100萬元，企業的盈利水平穩定，其2001年、2002年的應納稅所得額均為65萬元。有3種技術開發費支出方案：

方案一：2001年、2002年分別投資160萬元、80萬元

方案二：2001年、2002年分別投資110萬元、130萬元

方案三：2001年、2002年分別投資100萬元、140萬元

不同方案效果是不一樣的，方案二效果最好。計算分析見下表：

2．合理利用國產設備進行技術改造。所得稅稅法規定：凡在我國境內投資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技術改造項目的企業，其項目所需國產設備投資的40%可從企業技術改造項目設備購置當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業所得稅中抵免。企業每一年度投資抵免的企業所得稅稅額，不得超過該企業當年比設備購置前一年新增的企業所得稅稅額。如果當年新增的企業所得稅稅額不足抵免時，未予抵免的投資額，可用以后年度企業比設備購置前一年新增的企業所得稅稅額中延續抵免，但抵免的期限最長不超過5年。

生產性民營企業可從兩方面籌劃：一是盡量減少基期利潤，將利潤通過合法的手段轉移到抵扣的年度。如果企業抵扣年度的企業所得稅額較多，或者購買設備前一年度所得稅款較少，則新增稅款就會較多，這樣就可以更加充分的享受稅收優惠。二是不改變年度利潤的前提下，選擇適當的投資年度。選擇不同的年度進行投資，所能實現的新增稅款數額不同。因此，正確把握投資的年度對企業充分利用稅收優惠政策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四）正確選擇會計處理方法進行籌劃

生產性民營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發生的成本費用的大小直接影響企業利潤的大小，從而影響企業應納稅額的多少，會計處理方法選擇對計入當期成本費用大小有直接影響。生產性民營企業應規范會計核算，根據法規，結合其是處于征稅期還是免稅期，考慮市場物價波動變化趨勢因素的影響，選擇有利的會計處理的方法，達到減輕企業稅負，增大企業利潤的目的。

（五）用足費用扣除標準限額進行籌劃

現行所得稅稅法規定，企業費用扣除分為據實扣除項目和按標準限額扣除項目兩種。生產性民營企業如果能合理的劃分兩部分扣除項目，用好限額扣除的政策，原來只能在企業所得稅后列支的費用就會轉化為稅前扣除費用。如稅法對企業為雇員支付的各種社會保障性繳費及企業支付的廣告費和宣傳費等等，均有扣除比例規定，而對企業研究開發費用有不受比例限制據實扣除的規定。生產性民營企業在尋求企業發展的決策上，應充分利用優惠空間，開發新產品，改變產品結構單一的狀況，提高競爭力。

二、生產性民營企業開展所得稅籌劃的效應分析

（一）有利于減少生產性民營企業的稅收支出

稅收的無償性決定了企業稅款的支付是現金的凈流出，且沒有與之相配比的收入。在生產性民營企業中，除了正常經營性支出外，稅收支付是非經營性支出中最大的一塊。盡管依法納稅是企業應盡的義務，但是繳納稅款必竟是納稅人在經濟利益上的一種喪失。生產性民營企業通過對籌資，投資和經營管理等活動進行稅收籌劃，充分利用稅收優惠政策，調整企業的生產經營方式方法，就可以避免或減少企業稅收支出，從而實現企業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另外，稅收籌劃是在稅法許可的前提下進行的，這樣企業就不會因為偷稅、騙稅而擔驚受怕或被處罰，從而規避了因為違反稅法而招致經濟上的損失。因此，開展稅收籌劃的確有利于中小企業減少稅收成本，防止落入稅法陷阱，使企業經濟利益達到最大化。

（二）有利于降低生產性民營企業的納稅風險

稅收籌劃是企業納稅意識提高到一定階段的體現。合法性是稅收籌劃的基本前提，納稅人員只有認真學習和掌握各項稅收法律法規，正確領會稅收立法精神，隨時關注稅收政策的變化，才能成功進行納稅方案的優化選擇，獲取最大的稅收利益。目前，進行稅收籌劃的企業，大多都是一些跨國公司、三資企業和大中型企業，這些企業的納稅行為一般比較規范，其中有的還是納稅先進單位，這就說明稅收籌劃搞得好的企業納稅意識比較強，納稅風險較小。生產性民營企業需要克服自身條件的限制，加強對稅法內容的了解，充分運用稅收優惠政策，以促使生產性民營企業在謀求合法稅收利益的驅動下，主動地學法、守法、用法，自覺地履行納稅義務，最大限度的降低納稅風險。

第4篇：民營企業稅收政策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金融體系

有西方學者的研究顯示，當前中國的溫室氣體總排量居世界第二。還有統計顯示，20世界90年代以來，全球50％以上的新增能源消費來自于中國。而我國工業化進程目前仍然是靠高碳能源驅動，我國"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式經濟發展方式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轉變。由此，不論從國家自身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還是從應對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等角度來看，高度重視并積極發展低碳經濟都非常重要。中國現階段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之中，不可停滯也不可跨越，能源消費與排放有剛性增長需求。節能減排作為當前的低碳發展重點，既是國際社會對我國提出的要求，也是我們自身發展的內生動力。減排應在保證經濟增長前提下進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能耗效率、提高碳生產效率，才是適合中國國情和長遠利益的低碳發展路徑。發展低碳綠色經濟的核心是取得關鍵技術上的突破，離不開對相關技術的大規模研發投入。

一、加大資金投入與稅收扶持，培育助推低碳發展的金融財稅創新體系

（一）排除政府歧視，采取措施吸引民間投資

除了國家必須壟斷經營的行業，其他行業應對民間資本開放。要允許民間投資在更廣泛的領域以獨資、合作、合資、參股、特許經營等方式進入，擴大民間投資領域，激發民間投資熱情。此外，在進入手續上，民間投資具有自負盈虧的性質，政府可以在民營企業投資哪個項目上予以引導，但除對社會、環境等有影響的部分外，政府應簡化手續、減少審批。

（二）加大政府資金投入，為低碳發展提供充足的資金保障

加大政府對低碳領域的直接投資力度，安排必要的引導資金予以支持，發揮公共財政投入的資金拉動效應；解決戰略性技術與項目開發經費不足的問題，建立專項國家基金，可以采取政府貸款擔?；?、資助型公益基金、創新基金等多種形式；積極促進政府貸款投入，建立綠色節能信貸額度的強制性要求；重視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通過股票、債券、風險投資基金等手段加大直接融資比重；重視民間資本的力量，加大對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金融支持。充分發揮民間資本充裕的優勢，鼓勵民營企業參與金融機構改革，積極推進小額貸款公司、信用擔保機構等金融組織發展。借助證券市場、私人股份、風投、產業基金等方式吸納；打通國際融資渠道，爭取國際組織和金融機構的資金和優惠貸款支持。

二、實施財稅刺激政策，為低碳發展提供有效的調節杠桿

以稅收減免和適當補助等措施支持新能源、循環型能源的開發、生產、使用推廣，適度上調能源開發環節稅負；出臺環境稅，提升能源消費稅，將節能效果與減免稅直接掛鉤，提升企業的節能積極性；利用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手段，鼓勵高效低碳的產品研發與制造，調動產業鏈各環節的積極性；抓緊制定節能、環保產品目錄和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對實施節能環保項目、投資節能環保專用設備、采用能源標準標識等企業實行稅收優惠；對使用節能產品的消費者減免部分稅收等。開通融資渠道。針對民營經濟發展中的融資困難，首先，國家要進行國有銀行體制改革，將資金引入到最有效經濟效益的領域；其次，要打破國有金融的壟斷局面，大力發展面向民營經濟的非國有金融機構；最后，要逐步減輕對民營企業的所有制歧視，給予民營企業在企業上市、發債、兼并、收購等直接融資方面的支持。

稅收方面，鑒于民營經濟發展在稅收方面遇到的困難，為了使民營經濟在公平的稅收平臺上競爭，從而使民營經濟更加快速、健康地發展。建議在稅收方面給予民營企業以下支持：在稅收政策目標上，應引導民營企業向技術創新和環境保護的方面發展，實現可持續的稅收政策目標；在稅收手段上，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實行加速折舊、增加費用扣除、允許虧損抵補、減稅、免稅以及延期納稅、再投資退稅等形式；在稅收服務上，應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稅收宣傳和輔導，及時辦理民營企業辦理發票結算、稅務登記等工作。

三、創新金融扶持政策，為低碳發展創造良好融資環境

第5篇：民營企業稅收政策范文

為貫徹落實省委、省政府《進一步鼓勵、支持和引導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推動和加快我省民營經濟發展，現就財政部門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工作，提出如下意見：

一、統一思想，充分認識加快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是貫徹落實黨的*和省委六屆三次全會精神，實踐“*”重要思想的客觀要求，是推動我省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的重大舉措。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有利于擴大經濟總量，優化資源配置，增加社會就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進改革開放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各級財政部門要進一步統一思想，從“發展是第一要務”的高度，充分認識支持民營經濟加快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轉變觀念，與時俱進，努力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使民營經濟盡快成為我省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成為實現“翻兩番”奮斗目標的重要支撐力量。

二、財政部門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應把握的原則

（一）要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應享受國民待遇，對民營企業要實行“三同”、“三不”，即同環境、同政策、同待遇，不加碼、不歧視、不干擾。

（二）要與中央的方針政策相一致。國務院三令五申，各地不得擅自制定減免稅和越權制定稅收先征后返政策。各級財政部門要堅決維護稅法的統一性、嚴肅性，任何地方不得超越權限出臺涉及稅收的優惠政策，對違反國家統一規定出臺的稅收優惠政策要一律廢止，為各類企業的發展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三）要依法加強管理。依法管理，也是對民營經濟發展的支持，政策的制定要有利于民營經濟的規范、迅速發展。要鼓勵民營經濟依法按市場規律運作，擴大就業，增加收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三、充分發揮財稅政策作用，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

(一)認真落實國家各項稅收優惠政策。按照國家規定，對符合條件的從事高新技術、環保、社會福利等國家鼓勵行業的民營企業，以及安置吸納國有、城鎮集體企業下崗職工、失業人員的民營企業，給予稅收優惠。各級財稅部門要加大稅收優惠政策宣傳力度，采取切實有效措施，確保各項稅收優惠政策落實到位。

(二)徹底清理“三亂”。協同監察、物價、工商等部門，全面清理收費項目，對省制定的專門面向民營經濟的收費項目按照有關程序進行清理，對保留項目收費標準過高的要適當降低；同時，要進一步完善收費公示制度，制定收費目錄，把收費項目、依據、標準等向全社會公布。以執收執罰部門收支徹底脫鉤為重點，進一步深化“收支兩條線”管理改革，完善行政性收費和罰沒收入的“票款分離”管理辦法，從制度上和源頭上預防和杜絕“三亂”行為，優化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

(三)進一步放開民營經濟投資領域。放寬民營企業市場準入條件，鼓勵和支持民間投資參與水利、交通、能源、公交、污染治理等基礎設施和公益事業的投資，參與教育、衛生、體育、文化等事業的發展。對民營企業舉辦社會公益事業的，財政可給予一次性資助或獎勵。支持和鼓勵省內外個體工商戶、民營企業通過購買、承包、租賃、聯合、兼并等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改制、改組、改造，推動一般競爭性領域的“國退民進”，盤活國有存量資產，拓展民營經濟發展空間。

四、加大對民營經濟發展的資金支持力度

貫徹公共財政和國民待遇原則，財政預算安排的支持經濟發展資金在扶持對象上不再區分所有制性質，給予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同等政策待遇。發揮財政資金的導向和吸附作用，支持民營企業增加科技含量，在符合國家項目立項政策的前提下，高新技術貼息項目和農業綜合開發多種經營項目的資金安排上，可以向民營企業傾斜。建立和完善主要面對個體工商戶、民營企業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加大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再擔保服務的力度，通過貸款擔保、貼息等方式，拓寬個體工商戶、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引導、聚集社會資本，壯大民營企業的實力。

第6篇：民營企業稅收政策范文

目前,“民營企業”這個概念還沒有一個官方的定義。在本文中它主要指私營、個體、集體企業等。伴隨著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我國民營企業的隊伍不斷壯大,已經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促進民營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對于推動經濟增長、增加財政收入、擴大城鄉就業、維護社會穩定都具有著重要意義。

二、民營企業的發展困境

縱觀不同時期的民營企業我們發現做大做強者少;慘淡經營,遭遇倒閉者卻比比皆是。資金、人才、技術、歧視性政策的制約使得民營企業遭受發展困境、破產率高,舉步維艱。

(一)在資金方面,資金短缺融資難已經成為了民營企業最為頭疼的問題。占民營企業95%以上的是中小企業,它們資金基礎薄弱。以上海為例,私營企業平均注冊資本只有145.6萬元,僅為國有企業的15%,外資企業的4%。因此許多企業在起步時完全依靠自籌資金,在經營運作過程中往往流動資金不足,一些市場前景看好的產品因為缺乏投入資金而無奈止步。而現有的金融政策和資金投向又明顯向國有大中型企業傾斜,苛刻的抵押擔保條件使得不動產和資金不足的民營企業最終難以取得銀行的貸款。

第一,由于信息不對稱,各商業銀行無法滿足眾多民營企業需求頻繁的貸款要求,面對行業分布廣泛、行業國內外競爭情況迥異、技術水平參差不齊的各類民營企業,商業銀行難以做出精確的貸前判斷。風險高,單位成本高,跟蹤監督難,債權維護難等現實問題,使得惜貸現象蘊育而生。據調查,60.5%的民營中小企業沒有1～3年的中長期貸款,即使獲得僅10%能滿足需要,52.7%的部分滿足需要,31.3%的不能滿足需要。

第二,融資擔保體系不健全,對擔保機構的風險補償和控制機制尚未建立。以浙江省為例,截至2005年,全省雖有125家擔保機構,但銀行對擔保機構承擔的風險一般只有30%;僅有的27家擔保機構獲得政府補償,補償資金也很有限。民營企業獲商業銀行貸款仍然是長路漫漫。

(二)在人才方面,民營企業顯然是先天不足。民營企業在創業之時靠的是廉價勞動力,講的是低成本優勢,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吸引高水平人才,人才儲備天生不足。隨著其不斷發展,很多民營企業已經認識到了人才的重要性,紛紛以高薪吸引人才。然而人才的招來又談何容易?除去民營企業自身管理制度與方法相對落后,缺乏吸引人才的優秀企業文化外,其難以解決高素質高技術人才的戶口也成了其招納人才的一大限制。以北京為例,進京指標實際上是一種社會資源,而這種社會資源的分配并不合理,2004年,北京市市屬用人單位需求畢業生4.8萬人,其中機關占10%,事業單位占22%,非公經濟單位占45%。但是進京指標除了特批的高新技術企業外,只有行政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才有,最需要人才的非公經濟卻沒有進京指標。

(三)在稅收政策方面,民營企業遭受著明顯的不公平待遇。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稅收實行先繳后退,對于外資企業更是擁有多項稅收優惠政策。以上海為例,上海浦東新區對于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投資能源,交通建設的企業實行”五免五減半”政策,投資生產性項目的企業實行”二免三減半”政策;投資興辦銀行,財務公司等金融機構”一免二減半”。計稅工資,內資企業規定800元至900元,而外資企業所有工資支出均計入成本。此外,在高稅負下,有些地方行政機構還常把民營企業作為攤派各種費用的對象,靠征收名目繁多的費用作為解決財政困難的重要渠道。表現最為明顯的是民營企業中的鄉鎮企業,其顯性負擔很重,減輕農民負擔而取消的費用有相當一部分被轉嫁給鄉鎮企業。

(四)在其它政策方面,雖然政府在宏觀上頒布文件基本解決了對民營經濟的歧視問題,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政策性歧視并未得到實質性改善。

在產業準入、進出口權等方面,政策規定私企不得參與使用稀缺資源的生產,不得從事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的活動。在劃分的80個領域中國家允許外資進入的領域達60多個,而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的領域卻只有40多個。民營企業在近30個產業領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限進”情況,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大型制造業、金融等社會服務業以及國有產權交易領域的投資進入很少,呈現嚴重的投資結構不均衡的狀況。以上海的汽車行業為例,在整車,部件和配件,維修和銷售中民營企業真正進入的只有配件和銷售。

在項目投資政策上,國家一些急需加大投資和加快發展的領域如金融、保險、證券、通訊,其投資基本上都由政府包攬,經營大多由行業壟斷,民間資本一直難以進入。有些項目雖然允許民間資本介入,但由于審批程序復雜,進入條件苛刻、門檻過高使得民間資本可望而不可及。

三、民營企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基本思路

民營企業要做大做強,必須站在國際市場的大舞臺上,與世界一流企業進行競爭較量。怎樣推動民營企業走向國際市場?如何突破瓶頸成為了民營企業的當務之急。

(一)首先,就資金困乏問題我們結合民營企業中中小型企業及大型企業的不同特性分別給予相關建議。

第一,對于小型企業而言,根據其數量多所需資金不大資金流動快的特點,建議走民間融資的渠道。民間融資資金到位快,操作性強,而且有信息對稱的好處。企業家憑借其個人信譽使潛在投資者確信其所追求的回報率從而將私人資金從銀行儲蓄及高消費轉移到企業的投資上,汲取當地資金資源解決資金困乏的問題。以民營企業發展腹地浙江為例,依靠民間私有資本的直接投資使得浙江民營企業從起步之日就擺脫了融資方式、融資渠道等一系列資本運作的難題,優化了民營企業投資資本的結構。浙江民間融資的成功案例說明,目前將民間融資一概看作非法融資的做法是有失公允的,政府應該承認民間融資的合法性,逐步放開民間借貸市場、拓寬民間融資渠道、規范民間融資體系,為了規范民間融資也可以對民間融資的利息限定最高界限,當然對于擾亂資本市場的有組織性的地下錢莊一定要堅決打擊,同時維護合同履行的法律法規,打擊惡意欺詐行為,從而為民間融資創造一個穩定合法的環境,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開拓出路。

第二,對于民營企業中的中型企業而言,銀行貸款為主,民間融資為輔才是解決其資金難的上策。中型企業已經有前期心血投入,經營具備了一定規模,在同業間也已經有一定的信譽,破產率較小。此時銀行給貸風險相對小一些,中型企業獲取銀行貸款的可能性也比較大。當然在這里政府也應該相應發揮作用,為銀行提供信息服務,主動承擔對企業的監控職責為銀行提供及時有效的企業運營情況分析,通過加強對企業的監督機制使得銀行更放心的對中型企業發放所需貸款。對于已經走出小型規模的中型企業來說民間融資依然是一種可以依賴的資金獲取方式,它有助于解決短期小規模資金需求,配合銀行貸款滿足中型企業的各種資金需要。

第三,對于中型企業不同行業不同類型我們也要給予區別對待。對于一些前途看好的高科技企業和一些利用自然資源,比較優勢明顯的中型企業,可以探索銀行貸款擔保方式的多樣化,在經過評估后可給予信譽貸款。對于一些已經競爭過于充分行業的民營企業政府應該較少干涉,優勝劣汰完全遵守市場競爭的準則。

(二)其次,就人才問題我們建議政府給予有力的政策支持。目前每年國家對于城市新入戶口都有一定的指標限制,而相對來說這些指標大多被國有企業,科研院所,高校等獲得,于是也成了民營企業吸引人才的一大不足。此外,有關管理部門在評職稱等問題上也不能將私企、個體與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平等對待。私營企業同時還不具有人事檔案的管理權,不能象一般的國有企業一樣出具人事方面的證明,這對有一定規模、比較規范的私營企業搞好人才的培養使用,提高人才管理水平,降低人才管理成本都是很大的不足。政府應該出臺類似《中關村科技園區接收非北京生源高校畢業生辦法》的規定將針對高新技術企業的人才優惠政策廣泛運用于民營企業。

(三)建議稅收統一化,逐步取消外資企業及國有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為民營企業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具體來說,對于民營企業在稅收上可以采取降低稅率,稅收減免,提高稅收起征點,提高固定資產折舊率等措施。第一,就降低稅率而言,降低企業的流轉稅,直接稅的稅率是最常見的做法。第二,稅收減免是針對稅額而言的,它也包括全額減免,定額減免,核定比減免。在稅收減免的環節上,主要放在民營企業的創建之初。第三,提高稅收起征點是指可減少起征點以下的中小企業的稅收。各國提高稅收起征點的稅種主要有營業稅,所得稅等。第四,提高固定資產折舊率對中小企業有兩方面的好處,一是加速技術設備的更新換代;二是降低當期的應稅額,從而減少當期的稅款。其余還有對中小企業的稅收寬限,簡化手續等措施。通過各種稅收優惠一般可以減少中小企業一半以上的稅收,使它們的賦稅總水平由占企業增加值的30%降到15%左右。

第7篇：民營企業稅收政策范文

一、民營企業的稅負現狀及其影響

我國民營企業最近幾年的稅負總體是偏高的(楊天宇，2003)，近三年（1999—2001）銷售額、納稅額、交費額和稅后凈利潤等4個指標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4.02%、24.65%、22.74%和19.50%，都超過了兩位數，但稅后凈利潤的增長卻很小。24.65%的納稅平均增長率遠高于19.50%的利潤增長率。民營企業的高稅負所帶來的直接結果是偷逃稅問題。有關學者對2000年的“地下經濟”、“隱性經濟”案例研究中，估計當年我國民營企業偷逃稅總額將達到1260～1890億元，相當于當年政府收入的10%～16%，這個數字是很驚人的。除了納稅因素外，民營企業交納的費用也增長迅速，達到了22.74%。這兩方面的因素助長了民營企業的尋租行為以及政府部門或其官員的設租行為，從而阻礙了經濟的正常運轉，并將進一步影響下面所討論的稅收籌劃問題。

二、關于稅收籌劃的基本問題

1.真正理解稅收籌劃

蓋地認為，稅收籌劃是納稅人依據所涉及到的現行稅法，在遵守稅法、尊重稅法的前提下，運用納稅人的權利，根據稅法中的‘允許’與‘不允許’、‘應該’與‘不應該’以及‘非不允許’與‘非不應該’的項目、內容等，進行旨在減輕稅負的謀劃和對策。并認為納稅籌劃的基本實質是節稅。而宋獻中、沈肇章則認為稅收籌劃是指納稅人為實現自身價值最大化和使其合法權利得到充分的享受和行使，在既定的稅收環境下，對多種納稅方案進行優化選擇的一種理財活動。本文傾向于后者，即從企業的整體利益來把握，將稅收籌劃視為一種理財行為。在這里，關于稅收籌劃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看待節稅與避稅。節稅強調在稅收政策的指導下，對納稅方案的優化選擇。而避稅在實踐中，主要指納稅人違背國家的課稅意圖，利用稅法上的漏洞和含糊之處，曲解稅法，規避納稅義務。從理論上說，二者的區別似乎很明顯，一般人都會對避稅持批判態度，上述兩種有關稅收籌劃的解釋也都將避稅排除在外，但在實踐中，要完全區分二者往往很困難。

2.稅收籌劃的理論依據

稅收是國家實現其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手段（替代效應、收入效應），但能否起到預期的效果，還要看國家的政策信息是否能準確地傳遞并影響其行為。稅收籌劃正是納稅人主動地接受信息并能動地加以調整運用的過程。因此，稅收效應和稅收調控理論是稅收籌劃的理論依據，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稅收籌劃都是納稅人合法權益的體現，是對國家宏觀調控的積極回應。同時，稅收調控的范圍和手段也基本上界定了稅收籌劃的區域及其可能性。

3.關于避稅問題的逆向思維

無論是節稅還是避稅，其過程都是一個企業與政府稅務部門博弈的過程。當作為規則制定者的政府部門選擇了一個有缺陷的規則時，作為理性經濟人的企業必會選擇趁虛而入的對策（避稅），這也是它的最優決策。當企業做出這一行動時，政府則應及時調整并完善規則，并最終形成納稅均衡。因此，一項避稅行為最終引發了規則的完善、課稅目的的實現以及國家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如果避稅未能帶來上述效應，那么，我們就應該關注一下政府的涉稅行為，是因為成本高還是沒有履行應負的職責?

三、民營企業稅收籌劃的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

從產權方面分析，民營企業具有產權清晰、沒有人問題或鏈簡潔的相對優勢。因此，按照委托理論，民營企業應有較大的動力去追求企業利潤的最大化，對于能夠實現這一目標的稅收籌劃當然也應當有足夠的重視。然而，從實踐中來看，民營企業稅收籌劃意識還是比較淡薄，重視程度不夠。這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響:

1.民營企業中，存在大量的中小型企業（調查顯示，資產規模與銷售規模都在1000萬元以下的占70%以上），企業內部相關財稅人員的素質偏低，難以進行有效的稅收籌資，而稅務市場不完善，一般的財稅人員沒有或不能履行稅收籌劃功能。據2003年對珠三角民營企業的問卷調查，代表最高財務水平的財務經理來看，其學業雖比以往有所提高，但仍有近35%的比例在中專水平以下，大學水平以上的只占22.08%。進而可以推論，財務經理以下的一般的財務人員的水平顯然更需要進一步的提高。

2.民營企業的業主缺乏一定的稅收籌劃意識。民營企業的稅收籌劃應主要來自企業業主的有效安排。而目前眾多的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缺乏規范性，稅費偏高，管理較亂的現象還比較嚴重，導致一些企業轉而尋租。相對于稅收籌劃，“拉關系”帶來的好處要簡單的多，快的多。這也從一個方面解釋了為什么有產權優勢的民企卻不能很好地利用稅收籌劃。

部分民營企業對稅收籌劃缺乏正確的理解，甚至認為稅收籌劃類似于偷逃稅款，一旦查出將受到嚴懲或破壞了自己的形象，帶來以后不必要的麻煩。他們不清楚自己已經或正在發生的機會成本有多大。

3.稅費偏高還是民營企業偷逃稅款的重要動因，而偷逃稅也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稅收籌劃的重要性。對于“企業不按規定作賬的原因”這一調查項目，有26.48%的企業認為是增值稅負太重，有28.57%的企業認為是所得稅負太重，有18.38%的企業認為是為了避免攤派和收費，這三者之和達到了73.43%。結合偷逃稅款與“不按規定作賬”的緊密關系，我們很容易看出高稅負與偷逃稅的因果關系以及因此導致輕視稅收籌劃的可能。具體如下表:

調查項目選項企業數百分比

企業不按規定做賬的原因是:增值稅負太重31726.48%

所得稅負太重34228.57%

為了取得銀行貸款12410.36%

避免攤派和收費22018.38%

其他19416.21%

4.民營企業的財務公開程度很低。這在一定程度上使企業的稅收籌劃更易受到外部監管部門的置疑，并可能產生一些歧視性待遇，從而，嚴重影響了企業管理人員對稅收籌劃的重視程度。從民營企業的財務公開情況看，其信息披露程度是很差的。如下表所示:

調查項目選項企業數百分比

財務公開程度只對企業老板53935.21%

高級經理層(全部信息)31820.77%

高級經理層(部分相關信息)25816.85%

特定披露對象22014.37%

其他19612.80%

四、民營企業應盡快利用稅收籌劃，行使自己的合法權益，但應注意以下基本的原則:

1.民營企業一定要按照穩健性的原則進行稅收籌劃，避免違法現象的發生。民營企業面臨著歷史遺留的問題，受到“歧視”性的待遇是一個現實問題。同時，外部存在著較大的稅制頻繁變動的風險，利率變動的風險等等。因此，民營企業應及時獲取稅收環境信息特別是政府涉稅行為的信息，正確謹慎地進行稅收籌劃，不能有任何僥幸心理。

穩健性還意味著要避免“稅收陷阱”帶來的稅負損失。這一點要求企業及時掌握稅法的一些特定要求，進行恰當的會計處理。稅務籌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事前行為，而稅收法規、國家政策等很可能在今后的時間發生變化，因此，收益與風險并存。實際上，能否減少“稅收陷阱”所帶來的損失，仍取決于財稅人員的業務水平。眾多中小型民營企業也正是缺乏業務水平較高的人員，從而面臨著稅收籌劃的“瓶頸”。

2.民營企業，特別是廣大中小型企業，一定要把握成本－效益原則，并且要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整體考慮。好的稅收籌劃方法也不一定對每個企業都適合。一種稅額的減少有可能伴隨著另一種稅額的增加。在籌劃稅收方案時，不能一味地考慮稅收成本的降低，而忽略因該籌劃方案的實施引發的其他費用的增加或收入的減少，必須綜合籌劃。

3.納稅籌劃服務于財務決策的原則。事實上，納稅籌劃是財務決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在籌資中可通過恰當地選擇籌資渠道及還本付息方法等來達到節稅的目的，而籌資決策就是財務決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納稅籌劃要求上至企業領導，下至一般的財務工作者，在決策時不可忽視籌資、投資和分配過程中的納稅問題。例如，個別上市公司在發放現金股利時，未考慮納稅問題，結果是將現金股利發給眾多分散的股東后，又替股東交了一筆稅金，實在是冤枉。另外，企業應充分利用財務決策常用的方法和手段，如定量和定性分析等，以提高稅收籌劃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第8篇：民營企業稅收政策范文

幾年來，管區堅持把加快非國有經濟發展，作為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組成部分，強力實施打開管區經濟大門吸收區外法人加盟管區經濟建設，打開國有經濟大門吸收民營經濟加盟國有經濟的“兩個打開”舉措，發揮區位優勢，通過落實各項優惠政策，切實解決非國有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推進非國有經濟的快速發展。深入實施城鎮化戰略，依托小城鎮市場建設，為各類商貿流通企業創造寬松、完善的政策和設施環境，促進個體私營經濟發展，重點在協調土地、工商、銀行等部門，為民營業戶辦理抵押貸款、購置經營場所，加強個體工商業主的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

在具體工作中，重點從規范、引導、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強化管理，加強協調與監管。成立了“個體私營經濟領導小組”，配備了人員，規定了職責。建立和完善統計報表制度、例會制度、信息反饋制，并定期召開全區個體私營企業調度會，加大協調與監督力度。二是深入企業調查研究，強化對民營企業的指導。從xxxx年x月開始，“發展辦”對全區私營企業進行摸底調查，摸清了底數，為指導企業發展、制定相關政策與措施奠定了基礎。三是積極謀劃發展民營企業的重大舉措，在審批機制、企業保護、投資環境、資金支持等xx個方面支持鼓勵民營經濟加快發展。四是積極引導民營企業調整結構、提升檔次、加大投入、壯大規模，使我區民營經濟的發展日趨活躍。

xxxx年管區民營經濟，特別是重點骨干企業實現了超常發展。全區民營經濟業戶達到xxxx家，其中民營企業達到xx家，年銷售收入百萬元以上達到xx家。全區民營經濟完成固定資產投資x.xx億元，占全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xx%，其中僅**有限公司固定資產投入就占全區民營經濟固定資產投入的xx.x%。全區民營經濟完成增加值x.xx億元，占全區gdp的xx%，其中**五家企業完成增加值占全區gdp比重達到xx.x%。全區民營經濟上繳稅金xxxx萬元，占全區稅收總額的xx%。其中*公司上繳稅金xxxx.x萬元，占全區財政收入的xx.x%。民營經濟的全面提速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增添了強大活力。

二、xxxx年管區重點經濟指標完成情況

xxxx年全區完成國內生產總值x.xx億元，同比增長xx%，其中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分別增長x%、xx.x%和x%；實現財政收入xxxx萬元，增長xx%；引入外資實現零的突破,達到xxx萬美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x.xx億元，增長xxx%。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xxxx元，增長x%。以上指標均大幅超出年初計劃，其他各項指標也創近年最好水平。

第9篇：民營企業稅收政策范文

關鍵詞 家族企業 稅收激進行為 政治關聯 企業經營年限 地區市場化程度

〔中圖分類號〕F2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7）05-0065-12

一、引言

稅收作為政府向企業留存資源的一種強制分享，對投資者或股東而言，意味著現金流的減少，因此投資者或股東天然有動力通過合法的稅務籌劃或偷稅、漏稅等違法行為來降低企業稅負，此即所謂稅收激進行為。①對政府而言，企業的稅收激進行為顯然意味著稅收收入的降低，因此政府必然會通過有效的稅收征管來約束企業的稅收激進行為。而在經濟發展和轉型時期，由于制度不完善等原因，民營企業的企業主往往會通過與政府發生聯系來獲取稅收方面的政策支持或通過向政府部門尋租等途徑或方式來掩蓋自身的稅收激進行為。

關于政治關聯如何影響民營企業的稅負問題，國內外學者對此做了大量研究。有的文獻認為政治關聯會增加企業的稅負。例如，Zimmerman認為具有政治關聯的高管因其政治背景或社會聲譽而使企業受到稅務監管部門的重點關注，導致企業承擔更重的稅負；②馮延超基于中國上市民營企業的實證研究發現政治關聯企業的稅負要明顯高于非政治關聯企業，且政治關聯程度越高，企業的綜合稅負越高。③而另有一些文獻卻認為政治關聯會降低企業的稅負。例如，Faccio認為政治關聯企業會利用其擁有的政治資源和人脈關系

*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基于雙重委托理論模型構建的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最優化研究”（70502024）；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項目（NCET-11-0412）

① Hanlon M. and Heitzman S.， “A Review of Tax Research，”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50， no.2， 2010， pp.127～128.

② Zimmerman I.， “Accounting for Interest by Real Estate Develope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8，no.1，1986，pp.37～51.

③ T延超：《中國民營企業政治關聯與稅收負擔關系的研究》，《管理評論》2012年第6期。

爭取到更多的稅收減免和稅收優惠，從而使企業的實際稅負降低；Faccio M.， “Differences between Politically Connected and Nonconnected Firms：A Cross Country Analysis，” Financial Management， vol.39， no.3， 2010， pp.905～928.羅黨論和魏翥的實證研究也支持了這一觀點，發現政治關聯程度越高，企業的避稅程度越大。羅黨論、魏翥：《政治關聯與民營企業避稅行為研究：來自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南方經濟》2012年第11期。還有少量文獻則認為，政治關聯與企業稅負之間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例如姚圣和徐頌對于2009-2011年中國民營上市企業的實證研究發現，政治關聯度與企業綜合稅負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姚圣、徐頌：《高管政治背景與民營企業綜合稅負：基于政治關聯的非線性影響研究》，《會計與經濟研究》2014年第6期。很顯然，關于政治關聯與民營企業稅負之間的研究并沒有得出一致結論，這客觀上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機。

本文旨在考察政治關聯對家族企業稅收激進行為的影響，其中包括企業經營年限和地區市場化程度這兩個因素對該影響的調節效應，主要有以下三點考慮：（1）以往文獻大多從政府角度或企業被動角度考察政治關聯與企業稅負之間的關系，缺乏從企業主動視角考察政治關聯如何影響其制定納稅政策的研究，本文擬利用企業稅收激進行為的視角來分析政治關聯如何影響企業的納稅制定；（2）家族企業作為民營企業中的一種特殊組織形式，具有更加復雜的沖突和屬性，其不僅追求經濟利益目標的最大化，也追求社會情感財富（Socioemotional Wealth）目標，有時候后者甚至更為重要，Gomez-Mejia L. R.， Haynes K. T.， Nunez-Nickel M.， Jacobson K. J. L. and Moyano-Fuentes J.，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Business Risks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 Evidence from Spanish Olive Oil Mill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52， no.1， 2007， pp.106～137.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尋租理論、資源依賴理論等展開討論，而基于社會情感財富理論視角分析政治關聯和家族企業稅收關系的研究則十分罕見，本文擬在這一點上有所突破；（3）政治關聯作為家族企業對外部環境的一種主動尋求，勢必會受到制度環境因素的影響，以往文獻多從稅收征管力度、審計力度、稅收政策改變等政府治理行為的微觀視角進行了考察，本文擬從地區市場化進程這一宏觀視角考察其對政治關聯家族企業的影響。

綜上所述，本文擬基于社會情感財富理論視角，利用2010-2014年中國上市家族企業有效樣本數據，首先分析是否具有政治關聯和不同政治關聯程度會對家族企業稅收激進行為產生的影響，繼而進一步考察企業經營年限和地區市場化程度對這種影響關系的調節作用。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 家族企業與社會情感財富

雖然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被學術界完全接受的家族企業定義，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保護家族企業的社會情感財富是家族企業的本質屬性，也是家族企業區別于非家族企業的最大特點。Chrisman J. J. and Patel P. C.， “Variations in R&D Investments of Family and Nonfamily Firms： Behavioral Agency and Myopic Loss Aversion Perspectiv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55， no.4， 2012， pp.976～997；吳炳德、陳凌：《社會情感財富與研發投資組合：家族治理的影響》，《科學學研究》2014年第8期。社會情感財富屬于非經濟范疇，其涵蓋的內容十分豐富，甚至被冠之以“傘狀概念”。竇軍生、張玲麗、王寧：《社會情感財富框架的理論溯源與應用前沿追蹤：基于家族企業研究視角》，《外國經濟與管理》2014年第12期。具體包括：行使權力的能力、維系家族成員之間的親密、滿足自身特殊情感的需要、家族價值觀及財產的傳承、基于親緣關系的利他主義、建立和維護正面的家族形象和聲譽、Sharma P. and Manikutty S.， “Strategic Divestments in Family Firms： Role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Community Cultur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vol.29， no.3， 2005， pp.293～311.累e社會資本，Zellweger T. M. and Astrachan J. H.， “On the Emotional Value of Owning a Firm，” Family Business Review， vol.21， no.4， 2008， pp.347～363.等等。而關于社會情感財富的維度劃分也沒有一致結論。例如，Gomez-Mejia等將社會情感財富劃分為三個維度：與企業相關聯的情感、基于家族文化的家族價值觀、利他主義；Gomez-Mejia L.R.， Cruz C.， Berrone P. and Castro D.， “The Bind That Ties：Socioemotional Wealth Preservation in Family Firm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vol.5， no.1， 2011， pp.653～707.而Berrone等則將其劃分為五個維度：家族控制與影響、家族成員對企業的認同感、緊密的社會關系、情感歸屬、傳承意愿。Berrone P.， Cruz C. and Gomez-Mejia L. R.， “Socioemotional Wealth in Family Firms： Theoretical Dimensions，Assessment Approaches，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Family Business Review， vol.25， no.3， 2012， pp.258～279.雖然社會情感財富的內涵和維度十分豐富，但其對于家族企業的重要功能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維系家族對于企業的長久管理和控制；二是依靠企業建立良好的家族形象和高度統一的家族價值觀；三是對家族和利益相關者實施利他主義。本文正是基于此來判斷家族企業社會情感財富的損益情況。

企業的稅收激進行為具有較為復雜的成本和風險，除了企業本身所花費的時間、精力和金錢等，還包括被稅務部門發現之后的罰款以及由此引發的企業各利益主體之間的沖突等，尤其是激進行為敗露時給企業和個人帶來的聲譽損失。Chen S.， Chen X.， Cheng Q. and Shevlin T.， “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95， no.1， 2010， pp.41～61； 江軒宇：《稅收征管、稅收激進與股價崩盤風險》，《南開管理評論》2013年第5期。由此可見，稅收激進行為對家族企業社會情感財富具有重要的影響，反之，家族企業社會情感財富的損益既是稅收激進行為的一種隱性成本，也是企業制定納稅政策時需要衡量的重要因素。

2. 政治關聯與家族企業稅收激進行為

Fisman最早把企業與擁有政治權力的個人之間的緊密私人關系稱為政治關聯。Fisman R.，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1， no.4， 2001， pp.1095～1102.其后，Faccio、Faccio M.，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6， no.1， 2006， pp.369～386.Claessens等、Claessens S.， et al.，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referential Access to Finance： The Role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88， no.3， 2008， pp.554～580.Goldman等Goldman E.， et al.， “Do Politically Connected Boards Affect Firm Valu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22， no.6， 2009， pp.2331～2360.又進一步將曾在政府任職、政治捐贈、參與政治活動等納入到政治關聯的范圍內。顯然，無論政治關聯的范圍如何，政治關聯都可以幫助家族企業了解政策動向、加強與政府的溝通或向政府尋租、影響政策制定，進而影響家族企業的稅收激進行為。

首先，基于政治關聯，家族企業可以在面臨發展障礙時與政府進行有效溝通從而拓展自身發展空間，Hillman A. J.， et al.，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30， no.6， 2004， pp.837～857.也可以在產權保護不力、法制不完善、金融發展落后等不利環境中尋求其發展的必要資源，Leuz C. and Oberholzer G. F.，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Global Financing and Corporate Transparenc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81， no.2， 2006， pp.411～439.因此，政治關聯對于促進家族企業的長遠發展和規避制度風險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亦即，對家族企業社會情感財富的保有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其次，家族傳承作為家族企業的核心內涵，最重要的就是家族接班人對創始人默會知識和社會關系的繼承，而政治關聯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關系，在家族企業未來發展中將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為了維系與政府部門之間的良好關系，家族企業希望利用更多的納稅和利益輸送來支持本地區的發展，進而取悅政府和稅務部門，以達到“家業常青”的目的。再次，家族企業主參政議政，在政府中擔任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多是在其獲得巨大成功之后，亦即，具有政治關聯的家族企業主多是成功商人或明星企業家，社會各界特別是媒體對其關注度很高，家族企業主本身具有很強的聲譽考慮和約束，因而他們更不會傾向于進行激進的稅收行為，以避免損害其個人聲譽和家族企業的長久發展，同時，政治關聯企業更容易受到政府的重點監管，其納稅行為對行業的其他企業具有示范作用，政府為保證財政收入也會對其進行重點關注，一旦稅收激進行為敗露，便會影響到企業和高管的聲譽，馮延超：《中國民營企業政治關聯與稅收負擔關系的研究》，《管理評論》2012年第6期。進而造成家族聲譽的惡化和社會情感財富的損失。由此可見，當具有政治關聯的家族企業衡量稅收激進行為的成本和收益時，盡管稅收激進行為帶來了現金流增加等短期利益，但家族企業更加看重其背后所帶來的家族社會情感財富損失，更加重視家族社會情感財富的保有和存續。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1：與不具有政治關聯的家族企業相比，具有政治關聯的家族企業的稅收激進程度更低，亦即，政治關聯對家族企業的稅收激進行為具有抑制作用。

由上所述，具有政治關聯的家族企業因更加重視其社會情感財富的保有和存續而會采取更加保守的納稅政策，那么具有不同政治關聯程度的家族企業是否也會采取不同的稅收激進行為呢？首先，家族企業具有更深的政治關聯程度一般表現為家族企業主擔任更高級別的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政府官員等，同時會受到社會各界的重點關注，成為“明星企業”，尤其家族企業主或高管擔任各級政治職務的企業的納稅行為更是在整個行業起到示范作用，政府為了保證當地財政收入，會對政治關聯程度更深的家族企業進行重點監管。一旦稅收激進行為被發現，其對家族聲譽和家族形象所造成的損害將是不可挽回的，對家族社會情感財富的存續也會造成重大打擊，基于此，具有更深政治關聯程度的家族企業會選擇依法納稅，降低家族企業社會情感財富損失的風險；其次，擁有更深政治關聯程度的家族企業意味著承擔更加重要的社會責任，如慈善捐款、環境保護、提供就業、合法納稅等，社會各界和中小股東也會依據其良好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進行投資評估，一旦稅收激進行為敗露，機構投資者和中小股東會對企業未來發展做出不利的判斷，進而影響企業的股價和融資等，不利于家族的長久控制和管理；再次，具有更深政治關聯程度的家族企業主在家族中更容易形成家族權威，從而更加合理地分配企業資源實施利他行為，而稅收激進行為的÷痘岫約易迤笠抵韉娜ㄍ形成挑戰，繼而影響利他主義在家族的發揮和家族社會情感財富的保有，亦即，家族企業主為了維護自身的家族權威地位和利他主義的作用，不會采取冒險的稅收政策。由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2：家族企業的政治關聯程度越深，其稅收激進程度越低。

3. 政治關聯和企業經營年限、地區市場化程度的交互影響

社會情感財富理論認為，代際傳承和家業長青是家族企業追求的長期目標，為了這些目標，家族企業甚至愿意犧牲短期利益。Gomez-Mejia L. R.， Haynes K. T.， Nunez-Nickel M.， Jacobson K. J. L. and Moyano-Fuentes J.，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Business Risks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 Evidence from Spanish Olive Oil Mill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52， no.1， 2007， pp.106～137； Berrone P.， Cruz C. and Gomez-Mejia L. R.， “Socioemotional Wealth in Family Firms： Theoretical Dimensions，Assessment Approaches，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Family Business Review， vol.25， no.3， 2012， pp.258～279.隨著家族企業經營年限的增長，家族股東和家族企業的聯系日益緊密，尤其是家族企業主（一般為企業的創始人）對家族企業的感情會更加深厚。因此，相比于短期的經濟利益，家族企業主和家族股東更注重良好的企業形象和家族聲譽以及根植于企業的家族文化價值觀等社會情感財富。

具有政治關聯的家族企業因其政治身份受到政府和社會的重點關注，且政治關聯的程度越深，受到的重點關注越多。而隨著家族企業經營年限的增長，企業主本人的聲譽也與企業聲譽和家族聲譽聯系得更加緊密，一旦那些處于灰色地帶甚至非法的稅收激進活動被政府監管部門發現，家族企業和企業主本人的社會聲譽將受到嚴重的傷害。同時，家族企業經營年限的增長也意味著家族二代涉入的增加和傳承問題的推進，家族企業在傳承期間更加偏向于穩健的經營戰略以實現二代順利接班和家族社會情感財富的存續，趙晶、張書博、祝麗敏：《傳承人合法性對家族企業戰略變革的影響》，《中國工業經濟》2015年第8期。其更不可能實施冒險的稅收激進政策。因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3：家族企業經營年限越長，政治關聯對家族企業稅收激進行為的抑制作用越強。

一般而言，相對于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市場化程度較高地區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顯著占優，亦即表現為更好的產權保護水平、更完善的產業化體系、更高程度的金融發展水平等。劉放、楊箏、楊曦：《制度環境、稅收激勵與企業創新投入》，《管理評論》2016年第2期。這些特征一方面降低了家族企業的經營風險，使得家族企業的產權得到有效保護，并能充分發揮家族企業社會情感財富對于家族資產的保有、存續作用；另一方面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不僅有效改進了地區間的資源配置效率，也使得地區內的信息充分流動和公平競爭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政治關聯對家族企業的影響。

隨著家族企業所在地區的市場化進程的推進，家族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得到進一步改善，具有政治關聯的家族企業會沒有強烈的意愿再去取悅政府官員。同時，處在市場化程度較高地區的家族企業由于外部競爭壓力的增大，會有更強烈的動機去尋求家族財富的增長和企業留存利潤的增加，以維護家族企業社會情感財富的存續。因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4：家族企業所在地區的市場化進程越高，政治關聯對家族企業稅收激進行為的抑制作用越弱。

三、研究設計

1. 樣本篩選與數據來源

本文參考Pindado等、Pindado J.， Requejo I. and Torre C.， “Family Control and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Euro Zon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vol.17， no.5， 2011， pp.1389～1409.翁宵サ任滔ァ⑼蹩嗣鰲⒙萊そ：《家族成員參與管理對IPO抑價率的影響》，《管理世界》2014年第1期。的做法，將家族企業定義為最終控制人為自然人或整個家族且持有的終極控制權比例不低于10%的企業。據此，本文選取2010-2014年的中國家族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剔除了ST和*ST、金融業、交叉上市、資不抵債和數據缺失的公司樣本，共得到有效企業-年度觀察樣本共計2847個，樣本的相關數據來源于CSMAR中國民營上市公司數據庫，政治關聯的數據則是基于手工整理源自百度搜索、和訊網、上交所信息披露網以及深交所指定信息披露網巨潮咨詢網等關于家族企業實際控制人和管理層的背景披露資料而得，同時輔以對上市公司年報所披露的高管資料與所在地相關政府網站的相關披露進行比對，以最大限度地確保政治關聯樣本的準確性。

2. 變量說明

（1）因變量。稅收激進程度（Tax_Agg）是本文的因變量。在我國，相比流轉稅和財產稅，所得稅有著更多的優惠政策和操縱空間，導致企業的名義稅率與其實際稅負存在較大差異。金鑫和雷光勇總結了適合中國情景下的三種稅收激進程度計算方法：有效稅率（ETR）、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差異（BTD）、利用固定效應殘差法計算的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差異（DD_BTD）。金鑫、雷光勇：《審計監督、最終控制人性質與稅收激進度》，《審計研究》2011年第5期。本文在參考江軒宇、江軒宇：《稅收征管、稅收激進與股價崩盤風險》，《南開管理評論》2013年第5期。蔡地和_進輝蔡地、羅進輝：《CEO類型影響家族企業的稅收激進程度嗎？》，《經濟管理》2015年第9期。的做法后，使用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差異（BTD）作為稅收激進程度的度量方法，其值等于[公司稅前利潤-（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年末所得稅稅率]/上一年資產總額，并在穩健性檢驗中使用有效稅率（ETR）和固定效應殘差法（DD_BTD）兩種方法。

（2）自變量。政治關聯（PC）是本文的自變量。關于政治關聯的測量，本文借鑒李維安和徐業坤的做法，以家族企業實際控制人的政治身份作為家族企業的政治關聯測量維度。李維安、徐業坤：《政治身份的避稅效應》，《金融研究》2013年第3期。其中：①是否具有政治關聯CPC為虛擬變量，實際控制人如果擔任或曾經擔任各級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政府官員的則計為1，否則計為0；②政治關聯程度CPD，本文借鑒并改進羅黨論和魏翥的做法，羅黨論、魏翥：《政治關聯與民營企業避稅行為研究：來自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南方經濟》2012年第11期。將實際控制人的政治身份進行賦分，在擔任非政府官員類（如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中：全國級人大政協常委6分、全國級人大政協委員或黨代表5分、省級人大政協常委4分、省級人大政協常委或黨代表3分、地市及以下級人大政協常委2分、地市及以下級人大政協委員或黨代表1分；在擔任政府官員類中：副省部級及以上7分、正廳級6分、副廳級5分、正處級4分、副處級3分、正科級2分、副科及以下級1分；不是以上兩種情況的取值為0。兩類分別取最高分然后加總作為政治關聯程度CPD的取值。

（3）調節變量。企業經營年限和地區市場化程度是本文的調節變量。企業經營年限（Age）取值等于考察年度減去企業成立年度之差加1后取自然對數，Age取值越大，說明家族企業經營年限越長；地區市場化程度（Mkt）則參考樊綱和王小魯的數據，其取值等于企業所在省份市場化指數得分。樊綱、王小魯：《中國市場化指數報告：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報告》，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年。

（4）控制變量。本文基于國內外稅收激進行為或活動領域的相關研究文獻，確定如下控制變量：公司規模（Size）等于公司總資產的自然κ；資產負債率（Leverage）等于總負債/總資產；資產收益率（Roa）等于稅前利潤/總資產；無形資產比率（Intan）等于無形資產/總資產；固定資產比率（Ppe）等于固定資產/總資產；賬面市值比（Mtb）等于股東權益/公司市值；同時，本文引入年度和行業虛擬變量以分別控制年度和行業的相關影響。

本文所涉變量及其度量具體見表1所示的變量說明表。

3. 模型設定

本文將通過多元回歸分析家族企業政治關聯與稅收激進行為的關系。

首先通過OLS方法來檢驗假設H1和H2：

Tax_Aggit=β0+β1PCit+β2Sizeit+β3Leverageit+β4Roait+β5Intanit+β6Ppeit+β7Mtbit+Year&Indu Dummies+εit（1）

其中，i和t分別表示企業和年份，Tax_Agg表示稅收激進程度（包括ETR、BTD、DD_BTD），PC為政治關聯（CPC和CPD）的變量，Size為企業規模，Leverage為資產負債率，Roa為資產收益率，Intan為無形資產比率，Ppe為固定資產比率，Mtb為賬面市值比，Year & Indu Dummies為年度和行業虛擬變量，β0為常數項，β1～β7為各變量的回歸系數，ε為隨機擾動項。

但式（1）的回歸分析并沒有考慮到政治關聯與企業稅收激進行為之間存在的內生性問題，現實情況中納稅表現良好的家族企業主更容易獲得政府的青睞從而被推選為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通過Hausman檢驗也表明：政治關聯變量（包括CPC、CPD）具有顯著的內生性。本文擬采取鄧建平等的做法，用企業注冊地變量作為工具變量，并采用2SLS（兩階段最小二乘）回歸法來解決政治關聯與企業稅收激進行為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鄧建平、曾勇：《政治關聯能改善民營企業的經營績效嗎》，《中國工業經濟》2009年第2期。企業注冊地變量（LOC）的定義：如果公司的注冊地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因為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先鋒，市場的開放程度高，使得這些地區的家族企業面臨的政策環境與其他地區顯著不同，從而對企業政治關聯的建立產生重要的影響，而理論上，企業的注冊地不同并不會對企業的稅收激進行為產生直接影響。

2SLS回歸分析模型如下：

PCit=μ0+μ1LOCit+μ2Sizeit+μ3Leverageit+μ4Roait+μ5Intanit+μ6Ppeit+μ7Mtbit+Year&Indu Dummies+δit（2）

Tax_Aggit=λ0+λ1PCit+λ2Sizeit+λ3Leverageit+λ4Roait+λ5Intanit+λ6Ppeit+λ7Mtbit+Year&Indu Dummies+θit（3）

其中，LOC為企業注冊地變量，其余變量的定義與式（1）相同。

式（2）作為第一階段回歸，我們考慮兩種情況：①當PC為實際控制人是否具有政治關聯（CPC）時，采用Logit模型進行回歸；②當PC為實際控制人的政治關聯程度（CPD）時，采用Order Choice模型進行回歸；式（3）作為第二階段回歸，政治關聯變量PC仍然考慮是否具有政治關聯（CPC）和政治關聯程度（CPD）兩種情況，并進行2SLS回歸。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1. 描述性統計

表2報告了本文主要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表2顯示：（1）稅收激進程度（Tax_Agg）的均值為0.004，標準差為0.034，這表明不同家族企業間的稅收激進程度差異較大；（2）是否具有政治關聯（CPC）的均值為0.522，表明大部分中國家族控股上市公司都會尋求政治關聯以保護家族企業社會情感財富的存續。

2. 相關性分析

表3列示了各主要變量之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從表3中可以看到，是否具有政治關聯（CPC）與稅收激進程度（Tax_Agg）的相關系數為-0.031，符號為負意味著具有政治關聯的家族企業稅收激進程度更低，這與本文研究假設H1一致；政治關聯程度（CPD）與稅收激進程度（Tax_Agg）的相關系數為-0.024，符號為負意味著隨著家族企業的政治關聯程度的加深，其稅收激進程度越低，這與本文研究假設H2一致。此外，本文對其中的所有變量進行了膨脹因子檢驗（VIF值測試），結果發現，所有的VIF值均遠遠小于10，鑒于此，本文后述的多元回歸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3. 回歸分析

（1）政治關聯與稅收激進行為

本文首先采用OLS方法分析政治關聯與稅收激進行為的關系，表4列示了政治關聯與稅收激進行為的多元回歸分析結果。模型（1）為不包含政治關聯變量（包括CPC和CPD）的模型，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是否具有政治關聯變量（CPC），模型（3）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政治關聯程度變量（CPD）。模型（2）中，CPC的系數為負，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企業是否具有政治關聯對稅收激進行為的影響不顯著；模型（3）中，CPD的系數為負，也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企業的政治關聯程度對稅收激進行為也不具有顯著影響。

表4的分析結果沒有考慮政治關聯變量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接下來通過2SLS回歸法對于政治關聯與稅收激進行為的關系進行進一步的研究。表5是第一階段回歸的結果，模型（4）的因變量為是否具有政治關聯（CPC），模型（5）的因變量為政治關聯程度（CPD）。兩個模型中，工具變量（LOC）的系數都非常顯著，表明本文的內生變量與工具變量具有較高的相關性。同時檢驗工具變量的有效性，發現工具變量與第二階段回歸的殘差項的相關性沒有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表明所選的工具變量是有效的，2SLS回歸比OLS回歸的分析方法更好。表6是第二階段回歸的結果，模型（6）中是否具有政治關聯（CPC）的系數（β=-0.046，p

（2）企業經營年限、政治關聯與稅收激進行為

本文通過2SLS回歸法分析不同企業經營年限下家族企I政治關聯與稅收激進行為之間的關系，即模型（8）、（9）是在模型（6）、（7）的基礎上加入了企業經營年限與政治關聯的交互項PC*Age，用以驗證本文的假設H3。表7列示了企業經營年限、政治關聯與稅收激進行為的關系的第二階段回歸結果。模型（8）的回歸結果顯示交互項CPC*Age的系數（β=-0.013，p

（3）地區市場化程度、政治關聯與稅收激進行為

本文通過2SLS回歸法分析不同地區市場化程度下政治關聯與稅收激進行為之間的關系，即模型（10）、（11）是在模型（6）、（7）的基礎上加入了地區市場化程度與政治關聯的交互項PC*Mkt，用以驗證本文的假設H4。表8列示了地區市場化程度、政治關聯與稅收激進行為的關系的第二階段回歸結果。模型（10）的回歸結果顯示交互項CPC*Mkt的系數（β=0.009，p

4. 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檢驗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從如下三個方面進行了穩健性檢驗：

（1）參考姚圣和徐頌姚圣、徐頌：《高管政治背景與民營企業綜合稅負：基于政治關聯的非線性影響研究》，《會計與經濟研究》2014年第6期。關于企業政治關聯度變量的做法，以企業高管中存在政治關聯的人數占高管總人數的比例代替文中的兩個政治關聯變量CPC和CPD，重新進行2SLS回歸分析。

（2）使用有效稅率（ETR）和固定效應殘差法（DD_BTD）來重新計算稅收激進程度Tax_Agg，以分離出因盈余管理造成的賬面和實際稅收差異，并重新進行多元回歸分析。

（3）本文借鑒鄧建平等的做法，選用各地區的非國有經濟發展程度作為政治關聯變量的工具變量，鄧建平、曾勇：《政治關聯能改善民營企業的經營績效嗎》，《中國工業經濟》2009年第2期。以樊綱和王小魯編著的“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指數”作為該變量的度量指標，樊綱、王小魯：《中國市場化指數報告：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報告》，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年。并重新進行2SLS回歸分析。

研究同樣發現，在控制了政治關聯的內生性問題后，政治關聯與家族企業稅收激進行為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家族企業經營年限對這種負相關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所處地區市場化程度對這種負相關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囿于篇幅，這里的回歸結果未予報告。

五、結語

1. 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社會情感財富理論視角，以2010-2014年中國家族上市公司的2847個企業-年度數據為有效研究樣本，就政治關聯對家族企業稅收激進行為的影響做了實證研究，其中包括考察企業經營年限和地區市場化程度對此影響關系的調節作用。研究結果表明，具有政治關聯的家族企業較之不具有政治關聯的家族企業具有更低程度的稅收激進行為，且隨著其政治關聯程度的加深，其稅收激進程度會更低，而企業經營年限和地區市場化程度則分別對這種抑制作用具有正向和負向調節效應。

2. 研究創新

本文主要具有以下三點研究創新：（1）突破傳統的企業經濟目標研究視角，從企業的非經濟目標研究視角，即基于社會情感財富理論視角，考察政治關聯對家族企業稅收激進行為的影響，尋找到了一個考察家族企業稅收激進行為的新視角；（2）以往文獻大多從政府視角或企業被動視角考察政治關聯與企業稅負的關系，本文則是從企業主動視角進行研究，豐富了企業利用自身資源留存收益、促進發展的理論研究；（3）以中國家族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從地區市場化程度視角對政治關聯和企業稅負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相對彌補了以往文獻大多從微觀視角進行探討的不足。

3. 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