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的影響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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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紅利的影響范文
“人口紅利”是1997年安德魯?梅森（Mason Andrew 1997）提出的人口經濟學概念，是指人口轉型過程中，形成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中間大、兩頭小”的人口年齡結構，由此促成高勞動參與率對一國經濟增長產生的積極效應，這段時期則被稱為“人口紅利期”。依據人口學理論，人口年齡分布一般分為五類：1―14歲為少年兒童，15―24歲為青年人口，25―49歲為主要勞動年齡人口，50―64歲為高齡勞動年齡人口，65歲及以上為老年人口，一般將15―64歲之間的人口認定為勞動人口。
我國的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自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少年兒童占總人口比逐年下降。而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和我國社會養老制度的逐步完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開始緩慢上升。第一次人口普查和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了2.19個百分點，14歲以下的少年兒童所占比例下降2.69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上升了0.5個百分點。進入二十一世紀，2000年和1982年相比，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8.65個百分點，0―14歲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下降10.7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2.05個百分點。
至2010年，伴隨著老年人口的緩慢增長，少年兒童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以年均約0.52個百分點的速度快速下降。2000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8811萬人，占全國總人口6.96%，按照國際標準，中國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
一、貴州人口紅利基本情況
建國以來，貴州人口依次經歷了兩次人口結構的轉型。至2003年，貴州省總撫養比為50.33%，首次超過50%，開始邁入老齡化社會。2004―2012年同期，相較于西南地區其他省份，貴州省總撫養比平均高出西南地區平均水平7.55個百分點。至2007年，這一差值甚至高達10.15個百分點（見表1）。由此可看出，貴州省的勞動年齡人口負擔較重，人口紅利提振貴州省經濟增長水平能力有限。
自2007年達到總撫養比的最高峰后，貴州省人口總撫養比以年均1.94個百分點開始下滑。2007―2012年，貴州省人口總撫養比高于西南地區省份總撫養比平均水平的部分，開始浮動性下滑。總撫養比由老年人口撫養比和少年兒童人口撫養比構成。2004―2012年，貴州省老年人口撫養比緩慢上升，少年兒童撫養比雖有適度下降，但是，同期和西南地區其他省份相比，少年兒童占社會總人口的比重居首位（見表2）。例如：2012年，少年兒童占社會總人口比例，四川16%、重慶16%、云南20%、22%、貴州23%。
總體來說，相較于臨近省份，雖然貴州省的人口負擔較重，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較小，但是從發展趨勢來看，較重的人口負擔在逐年緩慢降低，在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后，貴州省具有抓住人口紅利效應末期的能力。
二、貴州省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1、社會人口老齡化及其對經濟的影響
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人口結構會由“年輕型”逐步向“老年型”轉變。隨著經濟的增長及科學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壽命在不斷延長，人們的生育觀念在發生轉變，對傳統的從事家庭生產和供給的勞動力剛性需求也在逐步下降，由此導致死亡率和生育率的雙重下降。貴州省自2003年開始邁入人口老齡化，且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打工，進一步催化社會的老齡化。截止到2010年，6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接近752.62萬，占常住人口的21.55%。以戶籍人口為計算基數，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也已經達到11.64%，65歲及以上占7.96%。
老齡人口的不斷增加，而新生人口轉化為現實勞動力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勞動力的短缺。勞動力資源的短缺，很可能會導致部分生產資料和技術設備閑置，社會資源無法達到優化配置，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受到抑制。同時，現有的勞動年齡人口正漸漸趨向老齡化，勞動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慢慢弱化，技術創新能力以及對新的職業技能的學習能力降低，社會經濟活力減退。
貴州省處于我國西南地區，屬于“欠發達，欠開發”省份，雖然第一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不及第二產業，但是農業人口占全省總人口超過八成。2012年，貴州省農業人口約3448萬人，占全省總人口83.42%。農村老年人的養老仍然是以家庭養老為主，這主要源于我國農村的傳統文化、生產方式和經濟水平低下等因素。貴州省一些較為偏遠落后的山區農村，甚至還保留著一家一戶、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更決定了家庭養老的主體地位。同時，由于農村地區醫療衛生技術一般較落后，醫療場所覆蓋率低，農村老年人的患病率和傷殘率也較高。這些原因更加導致其子女經濟負擔加重，在負擔完父母的養老開支后，基本沒有剩余進行儲蓄。Leff運用截面數據分析方法，對1964年74個國家進行截面估計，發現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不發達國家，撫養比對儲蓄率均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高儲蓄率是我國能實現高投資水平的保障，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渠道。陳友華指出：老年人占社會比重高，國民生產中用于非生產性消費支出如養老、老年人護理、醫療等支出會大幅上升，反而用于生產性投資的公共投資比例會下降，私人和公共投資的減少直接導致總產出和人均國民收入增長速度下降。
貴州省由于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低儲蓄率和非生產性消費支出，都直接影響到了貴州省經濟的發展，并且隨著老年撫養比的逐年上升，其所帶來的影響不容忽視。
2、低勞動參與率及其對經濟的影響
人口紅利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主要通過三個途徑：高勞動參與率、高消費需求和高儲蓄率。具體過程為：在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成長進入勞動年齡階段后，就為社會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人口，這就使得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得以保證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為各類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同時隨著這部分人口跨入勞動年齡的時間增加，其也逐漸達到整個生命周期中的收入和消費的高峰期。
上個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貴州省經歷了兩次生育高峰，1953―1964年，貴州省0―14歲少年兒童增幅達115.44萬人，至70年代末，國家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后，貴州出生率開始大幅下降。但由于在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陸續進入生育階段，當時0―14歲的少年兒童人口仍占很大比重。1991―2000年，貴州人口出生率一直穩定在20.0‰～23.0‰之間，致使0―14歲少年兒童比重從1990年的32.68%下降到2000年的30.17%，下降了2.51個百分點。自此，貴州少年兒童撫養比在2005年波動上揚之后，一直在逐步下降。在老年人口撫養比不斷增長的情況下，目前的少年兒童撫養比下跌是有利于經濟的短期發展的，但是當現有勞動年齡人口陸續進入老齡化，而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數有限時，貴州省未來有可能會出現勞動力市場供需不均衡的狀況。
改革開放后，沿海經濟迅速發展，大量西部省份年輕人，尤其是來自農村的年輕人，大量外出打工，尋求更高的工作報酬和新的發展方式。在這一時期，貴州外出年輕人口加速增長。至2010年，貴州省人口凈流出量為700多萬人，比十年前增長了將近500萬人，流出的人口中，99.09%為60歲以下適齡勞動力人口。
貴州省80%的人口屬農業人口，基本從事第一產業，這就導致農村存在著大量的“隱形失業”。經濟的迅速發展推動著我國城市化的進程，城市不斷向農村擴張，導致很多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出現了大量的失地農民。對于資金匱乏、文化水平相對較低以及勞動技能欠缺的失地農民來說，失去了土地往往就處于失業狀態，這也是造成勞動年齡人口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生育率的降低和勞動年齡人口的大量流失，是貴州省社會加速老齡化的重要因素，這樣很難在未來保證實現均衡的社會年齡結構，保證社會總撫養比以及人均消費率和儲蓄率較高。即便擁有較成熟的資本市場，但低儲蓄率也無法為投資提供保障。
三、社會環境對人口紅利的影響
影響貴州省充分利用人口紅利來振興經濟發展的原因，除了來自于人口紅利狀況的“先天”不足外，社會環境因素也制約著貴州人口紅利的發揮，如：城鄉“二元”壁壘阻礙城鄉勞動力自由流動、交通信息閉塞不健全使得勞動力以及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其中，尤其以產業結構不合理帶來的影響為甚。
在社會經濟增長率達到一定程度以后，要增加就業主要取決于第三產業。第三產業由于具有資金需求少，收效快，吸納勞動力能力強，一般能同時綜合勞動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特點，能夠吸納不同層次的勞動力，是一般勞動者較理想的就業場所。同時，第三產業中有許多新興的朝陽產業，能吸收社會最新型的生產方式，所以也更迎合現代人的生活理念，有較好的市場前景。
從產業創造總值來看，貴州的產業結構基本擺脫了改革開放以前“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畸形發展、服務業水平低下”的局面。三大產業中，以工業為代表的第二產業持續快速增長，2002年貴州產業結構演變為“二、三、一”格局。盡管貴州省的產業結構得以調整，但是目前的產業結構仍存在問題。由于經濟增長的后發力不足，增長方式仍以粗放型為主，貴州省產業發展總體水平偏低，第三產業的發展仍以傳統的服務業為主，新興服務業的發展比較缺乏，技術和知識密集程度較低，尤其是貴州先天的旅游資源沒有得到很好的開發。貴州發展旅游具有自己獨特的優勢，盡管貴州近年來旅游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橫向比較，差距還很大。
四、發展建議
1、逐步提高薪資水平，加大本省社保力度
首先，穩步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加大社會保障的力度，才能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縮小貧富差距，維護社會穩定，彰顯社會公平。其次，從長遠來看，薪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擴大內需，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擴大內需對促進貴州經濟整體發展意義重大。再次，提高薪資水平雖會給企業造成壓力，但也能營造有利于競爭的環境，迫使省內企業逐步擺脫對廉價勞動力的依賴，改走技術創新之路，增強貴州省經濟發展活力。當然，薪資水平的提高，必須在人口機會窗口關閉之際，這樣才能使得工資增速符合GDP增速。
2、提高本省勞動者的素質
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根據曲h等人的研究，如果將企業職工的學歷由初中以下提高到高中水平，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可提高24%，如果進一步改善為全部是大專學歷，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66%。提高勞動者素質，要同時提高高等教育質量、高中等教育、職業教育和勞動技術培訓水平。借鑒國外經驗，可建立健全教育機構與企業的實習培訓機制，促進新增勞動力與企業需求順利接軌。在此基礎上，如果未來能夠把實際退休年齡加以提高，勞動力資源約束會進一步減輕，從而在第一次人口紅利式微乃至消失后，贏取第二次人口紅利。
3、充分開發老年人力資源
具體而言，開發老年人力資源，充分應對“人口負債”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要求政府公共管理部門：一要帶頭樹立積極的老齡化觀念，營造積極有利的社會輿論環境；二要出臺相關政策，建立健全支持利用老年人力資源的政策法規；三要考慮嘗試推行適當的彈性退休制度或推遲退休年齡；四要積極開拓老年勞動力市場，優化老年人力資源配置，充分調動老年人口的工作積極性，讓他們發揮余熱，對社會發展繼續貢獻自己的力量，這同時也是解決空巢家庭、老年人孤獨、社會撫養壓力等問題，維持經濟社會快速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
【參考文獻】
[1] 程邦嘉：從貴州農村流動人口現狀看全省流動人口的發展趨勢及管理對策[A].貴州人口發展研究――貴州省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開發課題集（第二輯）[C].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
[2] 貴州省1%人口抽樣調查辦公室：貴州人口發展研究（第二輯）[M].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
第2篇：人口紅利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人口紅利；撫養比；老齡化
一、人口紅利的定義與指標刻畫
“人口紅利”這一概念，最早是由國外經濟學家在研究東亞“經濟奇跡”時提出的。關于人口紅利，Mason and Lee（2004）提出了兩個人口紅利的說法，分為“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
“第一人口紅利”是指人口出生率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提高，勞動力供給增加，表現出人口總體負擔相對較輕的局面。
對于“第二人口紅利”的說法，即是在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的過程中，作為理性的個人、家庭和政府，在生命周期假理論說下，其個人行為、家庭行為和政府公共政策的選擇將針對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會對預期的產出和消費做出合理的安排。在人口轉變的特定階段，由于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不斷提高，理將導致國民儲蓄提高和資本供給增加，這對經濟增長起到較大的推動作用，他們將其稱為“第二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刻畫指標很多，國際上統一用勞動力負擔來刻畫人口紅利，相對于勞動力撫養負擔，還有一個勞動力經濟負擔的概念，這是由于不同年齡段的人口消費水平的差異比較大，勞動力經濟負擔大致反映出了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相對于勞動力人口的消費情況，這能夠更好的測算不同年齡階段人口的社會消費結構以及產生的經濟效用。然而實際上，撫養負擔其實并不僅僅體現在消費上的物質供給和經濟支撐，同時也體現在精神以及情感上的支持和慰藉。因此，通過撫養的數量比即勞動力撫養負擔更能反映真實的負擔狀況。
因此本文中的人口紅利指標即用撫養負擔來刻畫，而撫養負擔又存在理論撫養負擔和實際撫養負擔。二者并不等同，差距在于勞動參與率，若全部的勞動力年齡人口都參與到經濟活動中，理論撫養負擔與實際撫養負擔保持一致，一般情況下，實際撫養負擔要高于理論撫養負擔。
然而，需要指出是，本文將采用理論的撫養負擔，而非實際撫養負擔，由于我國的勞動力市場非市場化以及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官方勞動力就業統計范圍僅限于城鎮勞動力，而忽略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并且具體到勞動力年齡階段的勞動參與率較難，即使估計的數據也與實際差異較大，很難反映真實情況，因此，就用勞動力年齡人口來代替勞動力就業人口。
二、人口紅利的特征
為了對人口紅利進行比較充分的認識，研究人口紅利的特征是特別重要的，對于一般文獻中提到的三點：高勞動參與率、低撫養比、高儲蓄率。這只是從表面上一些簡單的特征表述，下面詳述人口紅利的具體特征。
（一）差異性
人口紅利差異性包括地區差異、進入時間差異、紅利持續時間的差異、結束時間差異、結構差異等。
（二）不平衡性
一是人口紅利的區域不平衡，人口流動使得我國東中西部的人口紅利存在差距。
二是人口紅利的城鄉不平衡，城鎮化也在影響著我國人口紅利的城鄉差距。
三是人口紅利持續時間的不平衡性，相對而言，東部人口紅利持續時間因中西部的勞動力人口流入被延長了，城鎮人口紅利持續時間因農村勞動力的流入被延長了。
（三）時效性
人口紅利僅僅只是勞動力資源在一定時空條件下的配置結果，不是永久性的經濟增長源泉。我國的人口紅利是一個短暫而又一次性的過程，這種人口紅利不可儲存，必須即時存在、即時消費。
（四）成本性
因為人口紅利消逝后的社會面臨的是人口負債，人口紅利所創造的經濟發展機遇是迎接人口老齡化的關鍵。因此，必須充分利用當前的人口紅利，通過經濟社會的不斷積累來應對人口負債階段的各種挑戰。
（五）條件性
人口年齡結構轉變帶來的勞動力比重較大只是為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充要條件。人口紅利只是一種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一種人口年齡優勢，人口紅利不等于經濟紅利，也就是說，人口轉變雖然帶來人口紅利，但是并不必然促進經濟增長。因此，人口紅利的兌現具有條件性。
三、我國人口紅利的分析及預測
隨著人口結構的轉變，我國人口紅利正在發生著變化，《聯合國人口展望》預計到201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停止增長，隨后將會慢慢減少。此外，盡管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上升，但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使得老齡化趨勢初現。根據此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10年滿15周歲到60周歲之間的勞動年齡人口是9.2億， 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約為1.65億，2020年將增加到2.4億，2030年時則高達3.4億，屆時約占我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根據目前的人口紅利趨勢，很有必要對我國未來人口紅利進行預測、分析，下面是采用聯合國發展報告中的數據所作出的預測分析。在1950年到2050年期間，我國的勞動力總撫養比的變化表現出上下波動的形態，其中有兩大拐點：一是1965年附近的總撫養比達到最高點，另一個點是2013年左右的最低點，自從2013年起，總撫養比因人口老齡化而不斷的增加，盡管人口紅利在2013年左右消失，但仍有持續近30年的平衡期，在將來的這一時期，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但人口負債并不顯著，也是一個應對于人口負債和老齡化調整的重要“緩沖期”，仍處于一個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時期。
從1950-1990年，總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均呈現出“倒U”型軌跡，在這一階段，老年撫養比一直穩定的保持在8%左右，1990年之后，少兒撫養比在不斷的下降，直到2030年左右達到谷值，1990年到2050年，總撫養比呈現出“U”型軌跡，在2000年，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2015年老齡化加速，促使老年撫養比迅速增加，負擔迅速加重。在1950-2050的一百年里，總撫養比的變化在1950-1990年期間主要因為少兒撫養比的變化，而在1990-2050年期間主要由老年撫養比變化來解釋。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的“交叉點”發生在2030年左右，即從2030年，老年撫養比歷史性超過少兒撫養比，開始全面的影響我國的經濟社會。
四、政策建議
借鑒國際經驗，在面對老年負擔加重的挑戰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有所不同，發達國家采用了移民以及延長退休年齡等政策，而有些發展我國家強調了勞動年齡人口積極參與經濟活動，為此采取了加強教育和培訓、勞動力市場改革等措施。我國應該根據自身情況，采取合適的政策，然而擺在我國經濟發展面前的兩個重要問題就是：一是如何盡可能充分利用即將消失殆盡的人口紅利；二是如何利用人口紅利積累的經濟社會基礎應對未來人口負債的挑戰。人口紅利優勢轉變、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協調發展；勞動力全流通與充分參與；提高老年市場參與戰略；集中型撫養和贍養戰略等等。（作者單位：南京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第3篇：人口紅利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人口紅利;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2-0117-02
1 人口紅利的概念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人口紅利”是由生產與消費的差異與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相互作用而產生的 。人口轉變的過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模式經“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模式的過渡, 最終發展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模式。在第一階段, 先出現人口年輕化趨勢, 少年兒童快速增長, 而老年人口增長緩慢, 這就使得總撫養比、主要是少兒撫養比快速上升, 并形成所謂的“人口負債”。而在第三階段,少年兒童數量在繼續減少的同時, 老年人口數量則快速增加, 此時老年撫養比的上升速度大大高于少兒撫養比的下降速度, 總撫養比上升較快, 易出現老年人口過多的人口老齡化傾向, 也會形成“人口負債”。這樣, 在第一階段和第三階段之間的第二階段, 就會形成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 也就是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在一個時期內都比較低的局面, 并會持續較長一段時間(一般在30年左右)。總人口“中間大, 兩頭小”的結構, 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而且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年齡結構的這種變化將帶來勞動力增加、儲蓄增長等, 從而引起的經濟增長就是“人口紅利”。人口紅利是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形成的, 我國在社會經濟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雙重作用下, 較快的進入了“人口紅利”期。“人口紅利”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支撐。目前,我們仍處在充分享受“人口紅利”的過程中,未來10年左右,“人口紅利”仍有望驅動中國經濟繼續高速增長。但人口紅利不是免費的午餐,“紅利”往往是與債務相對應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加速了中國的人口轉變,使中國提前進入人口紅利階段。但是它來得早去得也快,嚴格的人口控制使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大大加快,人口紅利也因此而消失的較快。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目前我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將很快轉變為對我國經濟產生阻礙作用的力量。
2 現階段妨礙人口紅利發揮作用的因素
(1)從人口學角度講,工作壓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費用和撫養教育費用大幅提高、人們樂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導致當前我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持續下降,使我國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現了人口負增長慣性。這使得勞動年齡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轉變的過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補充而造成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
(2) 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制約著人口紅利的實現程度。
從勞動年齡人口的分布看, 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 農村地區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 大量的農村勞動力人群從土地中走出來, 走向城市, 走向發達地區。但是他們主要的從事行業為第二、第三產業,其中建筑行業占到了80%,因此說, 中國收獲人口紅利的程度應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 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發展程度。但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這一事實決定著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不可能太高。
(3)阻礙農民進城的一些客觀因素依然存在。
農民進城打工是為了獲得比農村更高的收益,但是有時除去農民進城的遷移成本、機會成本、高于農村的城市生活費用以及心理成本外,近年來農民進城收益并無明顯提高而進城成本卻明顯上漲,所以農民進城的積極性就受到了削弱。再加上政府對農民給與了一系列優惠措施,務農收益相對提高,而且農民也不需要再背井離鄉就可以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人口紅利發揮作用。
人口紅利并非某些人認為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坐享人口紅利的時代即將逝去,如果中國在人口紅利時期不能積累起數量龐大的社會財富,在“人口紅利時代”沒能實現“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工”,這意味著在人口紅利消失以后,當目前處于勞動年齡階段的人口進入老年時,一方面百姓自身無力應對養老挑戰,另一方面,政府用于老年社會保障的開支將急劇增加,屆時必將大大增加勞動人口的負擔。所以盡快著手應對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負債以保持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迫在眉睫。
3 充分發揮人口紅利效應的方法和途徑
從上面所有的分析中我們也知道未來的10-15年是我國人口紅利最為豐富的時期,我們要充分把握這一機遇,最大限度的利用人口紅利,保持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活力,從而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
3.1 延緩人口紅利,就是實行“就業優先”原則
我國人口紅利的兌現主要是從充足的勞動力人口能否順利就業創造社會財富來看的, 其實關鍵就是提高就業率。我們講人口紅利是因為有充足和相對便宜的勞動力。如果勞動力開始短缺了,也就意味著喪失了這個優勢。但是勞動力短缺的程度和速度并不是不可以改變的,我們可以通過一些措施來調節勞動力短缺的情況,把更多的剩余勞動力調動出來,可以延緩人口紅利。
3.2 推進數量型“人口紅利”向質量型“人口紅利”轉變
一個國家要長期發展僅依靠廉價的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就會始終擺脫不了“襯衫換飛機”的尷尬和無奈。中國強大最終要從“低勞動力成本時代”走向“創新型競爭力時代”,而其中的關鍵就是勞動力的教育問題。由于教育資源的城鄉分配不公平,使得我國城鄉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存在很大的差異,農村明顯落后于城鎮,而我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這樣肯定會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所以,要更加注重教育資源的分配問題,提高教育的質量和勞動者的素質,培養創新人才,特別是適齡勞動人口,從而形成較高的人力資本優勢,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
3.3 消除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制度
眾所周知, 未來城市勞動力的提供, 必須依賴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要形成完善的勞動力市場。實現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就必須消除城鄉間的有形或無形的障礙,建立和完善一個具有可持續性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能夠自由流通。而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卻成為限制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因此, 只有逐步取消這種排他性的政策措施, 才能保證農村剩余勞動力暢通無阻地轉移出來,減少農村中勞動力的剩余,發揮我國人口紅利的優勢。
3.4 加強養老保障制度,建立可持續的人口保障體系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人口紅利不同于西方國家,西方國家人口紅利的慢慢消失伴隨的是經濟的巨大發展和國家的富裕,而我們國家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面臨的一種情況是“未富先老”, 老年人口絕對數和相對數的增加, 將使社會負擔日益加重, 社會保障資源面臨巨大壓力。由于農村人口基數本身就比較大,老年人相對的也就比較多,而且目前農村養老還是依照老傳統,依靠兒女們來養老,自己沒有退休金和養老保險。所以要最大限度的發揮人口紅利的優勢就必須建立一套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適合農村特點的保障體系。
參考文獻
[1]Bloom, D.E. and J.G. Williamson ,1998.
第4篇：人口紅利的影響范文
談話一方是美國CBS電視臺記者羅斯，一方是如日中天的蘋果公司總裁庫克。
訪談由記者的提問開始：為什么蘋果公司不把生產線從中國遷回美國？是不是因為中國工人工資低？
庫克斷然否定。
記者羅斯（以下簡稱記者）顯然不滿意這個答案：如果不是因為低工資，那是什么原因呢？
庫克淡定地回答：是技術。
記者很是詫異：技術？
庫克：沒錯，技術。
記者顯然不相信這個解釋：中國工人的技術比美國工人更優秀？比德國工人更優秀？
庫克：是的，讓我講清楚，中國非常重視制造業，也就是你我所說的職業技術。長久以來，美國已經停止培育那么多工種了。我的意思是，你把美國所有的機器、模具制造者召集到一起，我們所坐的這個房間就裝滿了。而中國呢，你恐怕得找好幾個足球場才能裝滿。
…………
訪談一播出，全美嘩然。
彼時，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中國人口紅利將迎來劉易斯拐點”的論調甚囂塵上。
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轉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達到瓶頸狀態。
誠然，中國以往龐大的勞動力大軍支撐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而從2012年開始，中國勞動人口開始連年下降，隨之而來的是用工成本開始上漲。
那么，中國的人口紅利是不是真的即將消失了呢？
庫克的話告訴我們：中國的人口紅利并沒消失，只是傳統的人口紅利正在向新的人口紅利轉變。
傳統的“人口紅利”，是人口數量紅利――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
確實，人口數量紅利正在結束，而第二輪的人口紅利正向我們走來。
新人口紅利一：人口質量紅利。
從基礎教育的普及到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帶來人口質量紅利的興起。受教育人口數量突飛猛進，勞動人口中大學生占比逐年上升，遙遙領先于印度等國家。比較中美兩國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發現，中國人的受教育水平正加速追趕美國。歷史上成功的追趕案例中，經濟增長的追趕均以人力資本的追趕為先導。
新人口紅利二：工程師紅利。
第5篇：人口紅利的影響范文
一、我國“人口紅利期”拐點的判斷
人口紅利期是指一國或地區在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形成的一段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少兒和老年撫養負擔相對較輕的時期，又被稱為“人口機會窗口”和“人口機遇期”等。當一國或地區的人口撫養負擔系數小于或等于50%時，通常被認為進入人口紅利期。從人口發展理論來看，人口紅利期的出現和消失具有必然性，通常意義上將人口紅利期的結束稱作人口紅利期拐點。人口紅利是指人口年齡結構優勢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的超出穩態經濟增長之外的額外經濟成果，人口負債主要是指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給經濟增長帶來的勞動力短缺，人口紅利期是產生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
2011―2050年，勞動適齡人口所占比重除2025年和2026年外總體呈下降趨勢，少兒比重持續下降，老年比重穩定上升，導致總人口撫養比逐步上升，2034年首次突破50%，這標志著人口紅利期拐點的到來①。2011年總撫養比進入峰谷，約為35.65%，其中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分別為24.49%和11.17%。隨后總撫養比將逐步提高，在2025年和2026年出現小幅調整后繼續保持上升態勢。如果將勞動年齡的上限和下限進行調整，即提高下限并降低上限，那么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均有所提高，總撫養比迅速上升，人口紅利期拐點將會提前到來。以15―59歲為勞動適齡人口，對預測數據進行平均匡算，人口紅利期拐點將有可能提前到2016年左右。
二、“人口紅利期”拐點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挑戰與影響
人口紅利期拐點理論上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勞動力資源的相對減少，必將對經濟增長、勞動就業、社會保障和科技進步等領域產生深遠影響，對未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將形成巨大挑戰。
（一）國民經濟仍將保持中速增長
從影響未來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和動力機制來看，人口紅利期拐點對經濟增長不會產生太大負面影響，國民經濟仍將以中速進入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第一，我國將逐步摒棄以要素資源大規模投入為主要動力的粗放型增長方式，經濟增長將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勞動力資源的相對減少能夠通過要素替代、就業結構升級等途徑來得到補償。第二，我國將改變儲蓄率和投資率長期高企的局面，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淡化經濟增長對固定資產投資的路徑依賴，經濟增長將主要依靠消費、投資和出口協調拉動，人口撫養比提高帶來的儲蓄率下降正好與這一調整方向相吻合。第三，我國將進一步推進城鎮化建設，制度上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和區域間就業歧視，這將充分釋放勞動力市場的活力，繼續分享勞動力分工配置的增長效應，直至城鄉之間和區域之間的勞動邊際生產率趨于一致。
（二）勞動力就業質量總體提高
從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內勞動力就業狀況和勞動力市場發展水平來看，人口紅利期拐點不僅不會導致勞動力供不應求，反而有助于勞動力就業質量的提高，推動勞動力市場的發育與健全，并推動充分就業時代的到來。第一，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仍將面臨勞動力供大于求，就業形勢依然嚴峻。目前沿海地區等出現的“招工難”、“民工荒”等問題，主要發生在制造業、服務業的一線，這主要是結構性矛盾造成的。據估計，“十二五”期間每年城鎮需要安排的勞動力在2500萬左右，而能夠安排的勞動力大約是1200萬②，促進就業依然被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位置。第二，應屆畢業生是新增勞動力中最具變數的群體，也是勞動力市場的生力軍。但是近年來，應屆畢業生的就業難問題相當嚴重，就業成功率不高，就業穩定性較差。“十二五”期間，每年高校畢業生近700萬人，中專、技校、初中、高中畢業不再升學的學生大約為700萬人，幫助應屆畢業生實現就業仍將是各級政府就業工作的重點。第三，我國將推動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本強國的轉變，人口紅利的增長源泉也將由勞動力數量優勢轉變為人力資本優勢，繼續推動國民經濟的中速增長。我國人力資本指數從1980年的1.1%提高到2000年的13.8%，2009年大幅提高到124.3%。2015年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將達到13.3年，接近中等發達國家平均水平。
（三）社會保障壓力明顯增大
我國在處于人口紅利期的同時進入老齡化社會，隨著人口紅利期拐點的到來，我國將由輕度老齡化進入中度老齡化，最后進入重度老齡化，這給社會保障體系帶來全方位的壓力和挑戰。第一，養老保險將面臨收不抵支的制度風險。人口老齡化意味著養老保險繳費人數的相對下降和養老金領取人數的相對上升，在養老金待遇既定的情況下，養老保險基金將有可能面臨收不抵支的局面，原有制度模式將無法繼續運轉。當前我國大多數省（市、自治區）都存在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缺口問題，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口老齡化。同時人口老齡化通過社會心理因素影響養老保險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如果人們對制度的可持續性產生懷疑，就會引發養老保險制度的信任危機。第二，醫療保險將面臨日益沉重的支付壓力。根據現代醫學統計，一個人一輩子的醫療費用主要發生在晚年，老年人醫療支出是醫療保險基金支出的主要部分，因此人口老齡化將大幅增加醫療保障的支付責任。
（四）科技進步創新更為迫切
當前以信息技術、生命科學等為主體的技術創新日新月異，成為經濟可持續增長越來越重要的支撐力量。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人口紅利期拐點的到來將更加突出科技進步創新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一方面通過勞動力的自然減少來倒逼科技要素的替代，另一方面科技進步能夠推動勞動力素質的提升。當前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將面臨產業結構升級調整的壓力，受勞動力供給形勢變化的擠壓，必須由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轉向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產業，我國將最終告別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時代，人口紅利期拐點將迫使我國不得不思考如何擺脫僅僅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的束縛，如何避免陷入低附加值的“比較優勢陷阱”，如何在全球創新體系中搶占制高點，以實現科技進步的跨越式發展和國民經濟平穩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
三、我國應對“人口紅利期”拐點的對策建議
（一）繼續實施就業優先戰略
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內我國仍要繼續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堅持把促進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位置，健全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和政府促進就業相結合的機制，提高就業質量。第一，要實施積極就業政策，包括創造就業崗位、完善各項補貼政策、幫助困難群體就業等，讓更多有就業意愿的勞動適齡人口有業可就，在此基礎上實現體面就業。第二，要關注重點群體的就業問題，包括應屆畢業生、農村轉移勞動力、城鎮就業困難人員等，通過提供就業信息、技能培訓、公益性崗位開發等途徑來加以解決，努力改善就業環境和提高就業穩定性。第三，要健全統一規范靈活的人力資源市場，不斷提升公共就業服務水平，在勞動權益保護、就業服務等方面實行統一的政策體系，切實保障勞動者的擇業自和用人單位的用人自。第四，要構建和諧勞動關系，通過集體協商制度、勞動合同制度、勞動用工備案制度等措施，努力形成企業和職工利益共享機制。從長期來看，即使面對勞動力供給的大幅下滑，我國還可以通過延長退休年齡、實行彈性退休、鼓勵高技能勞動者延長工作年限等措施來開發老年人力資源，部分填補勞動適齡人口減少導致的勞動力空缺。
（二）努力提升勞動者技能素質
勞動者技能素質提升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導要素，也是人口紅利結束后繼續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人口因素，還是適應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客觀需要。當前技能型人才非常緊缺，我國正面臨嚴重的高技能人才“負債”。勞動者技能素質提高的途徑主要有兩條：一是大力發展教育，通過完善現代教育體系來提高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措施包括高水平普及義務教育、提升職業教育水平和逐步普及高等教育等，同時要改變高等教育超常發展和職業教育的嚴重短缺問題，使教育結構與社會需求結構相匹配。二是大力發展培訓，包括職前培訓、在崗培訓等，實行政府免費培訓和社會培訓相結合，增強勞動者技能素質和崗位技能需求的一致性。勞動者素質提升要求建立和完善人力資本投資回報機制，只有給予人力資本以正確合理的回報，勞動力素質提升才能成為自發行為，并成為人口紅利的替代增長源泉。
（三）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既是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應對人口紅利期拐點的重要舉措。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就是要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推動三者之間的協調發展，著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從而自動減少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和增加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并將對勞動力的需求從數量層面轉變到質量層面，從而降低勞動適齡人口減少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國要充分利用區域間產業發展不平衡的機遇，著力推動部分產業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的梯度轉移，這樣既可以減緩東部地區“民工荒”的壓力，又可以使中西部地區相對富裕的勞動力能夠就近就地轉移就業，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就業的規模，并直接或間接降低了就業成本。
（四）加大科技創新力度
加大科技創新力度“一舉托兩頭”，既有利于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促進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又有助于發揮高科技人才對經濟發展的核心支撐作用和增強技術對勞動的替代性。科技競爭逐步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焦點，許多國家紛紛將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國家基本戰略，如美國提出科學知識全面領先、日本提出科技立國、印度提出打造世界“創造中心”等，充分顯示出科技創新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我國正在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并將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中心環節。加大科技創新力度的關鍵在于創新人才的培育和創新人才隊伍的建設，我國要努力培養和造就一支梯次合理、素質優良、新老銜接、數量充足的人才隊伍，吸引優秀人才向關鍵行業、重點企業和生產一線聚集，同時要加大對高層次科技和管理人才的培養與引進力度。當前加大科技創新力度亟須解決的問題是理順科研管理體制，我國要充分釋放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活力，切實加強科研成果的產業轉化，增加科研經費投入并提高科研資源使用效率。
（五）逐步適度放開生育政策
人口政策調整的影響通常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因此我國應盡快出臺新的人口政策，以降低人口紅利期拐點的負面影響。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生育觀念的轉變，我國將從強制性的人口控制轉變為自發性的人口減少，甚至可能出現人口負增長。我國在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時，也應考慮開始適當放寬人口生育控制，即將總和生育率維持在1.8的水平上。近年來上海等地區開始對人口和計劃生育條例進行調整，放寬了生二胎的限制，但上海并沒有因為放寬生育條件而出現出生率的大幅度上升。在農村地區，出于養老防老和重男輕女等方面原因的影響，推行獨生子女政策的難度相對大一些，放寬生育控制仍存在較大風險。因此，我國應在區域協調發展的基礎上有計劃地放寬人口控制，在生育率較高的地區仍要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在生育率較低的地區促進生育率的提高，從而實現區域之間人口結構的平衡發展。
（六）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人口老齡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自然結果，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是世界各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普遍舉措。我國應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方向，堅持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方針，兼顧當代人福利和后代人權益，加快建立和完善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商業保險為補充的社會保障體系。具體到應對人口紅利期拐點的到來，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要著力完善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障，為老年人提供穩定的生活來源和醫療費用。同時要以農民工和失地農民為重點，實現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合理銜接，盡量創造條件讓農民工和失地農民參加城鎮社會保障制度，在保障標準、籌資模式和待遇發放等方面給予一定的靈活性安排，待時機成熟后完全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
注：
①關于人口紅利期拐點，國內學者之間的判斷存在較大差異。田雪原（2006）認為人口紅利期可持續到2030年前后，彭希哲（2005）認為人口機會視窗將在2025年前后關閉，王德文、蔡等（2004）認為2015年前后是我國人口紅利階段的轉折點。
第6篇：人口紅利的影響范文
似乎越來越多人擔心，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人口紅利將消失，中國的好日子將難以為繼。考慮到我國人口規模之巨，這種擔心顯然不無道理。可是，如果我們追求的是充分就業、高消費和有力的社會保障，那么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很可能會加快這些目標的實現。當然，這些改善并不會自然而然地實現，需要現在就作出規劃和努力。
一國在生育高峰過后，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會形成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相對較輕的時期，這種有利的人口結構為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被稱為“人口紅利”。亞當・斯密說，對一個家庭正確的事情，通常也適用于一國。人口紅利就好比一家成員大都是青壯勞力，這個家庭的收入自然就多些；而老人小孩多的家庭，負擔自然更重些。
中國已享受人口紅利多年。有研究顯示，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有1/4以上得益于人口結構的優勢。無獨有偶，國際上的研究也表明，1970～1995年間，在東亞超常規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這一有利因素的貢獻比例高達1/3到1/2。
毫無疑問，經歷人口紅利之后，必然遭受隨之而來的人口老齡化之苦。并且，人口紅利對過去經¬濟增長的貢獻有多大，它的消失對將來經¬濟增長的沖擊就有多大。中國人口結構的根本性逆轉將在2015年左右出現，屆時，老年人口比例將達10％，“人口紅利”將逐漸轉為“人口負債”，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將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明顯下滑。
設想一下，如果我們一夜之間青絲變成了白發，這不僅對個人是可怕的事，對整個經濟也是災難。人口紅利消失會通過兩個途徑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效應：一是勞動的人少了，需要撫養或贍養的人多了；二是消費的多了，儲蓄的少了。勞動和資本是經濟增長的兩大源泉，源泉一旦枯竭，增長必受影響。
我國的困難還在于未富先老，這對社會保障體系構成巨大挑戰。這些問題在其他國家也存在，但其他國家大都是先富后老，而中國還是中等收入國家。
不過，也不必過于悲觀。人口紅利固然重要，但絕不是中國增長奇跡的關鍵。我國早在1965～1970年間人口紅利就開始出現，但之后很長時間內似乎并未感受到有什么“紅利”，相反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和就業壓力。只是最近10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勞動力資源開始充分利用時，我們才切實感受到人口紅利是個好東西。
既然人口紅利并不必然帶來高增長，它的消失會否終止高增長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馬爾薩斯曾預言，呈算術級數變化的食物增長肯定趕不上呈幾何級數變化的人口增長，人類不可避免地走向間歇性自我毀滅。但實際上，農業技術的進步使食物增長甚至超過了人口增長，馬爾薩斯的預言并未實現。人口紅利的問題也是一樣，其他條件的改善很可能會彌補人口紅利消失留下的空白。
人口紅利的必然消失可能為中國提供實現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長的契機。
首先，它有利于充分就業時代的真正到來。現在，一聽說人口紅利將要失去，就好像勞動力資源會立刻緊缺，而實際上農村仍有超過兩億的勞動力需要轉移。更要緊的，低勞動力成本只是¾¬濟增長的條件之一，甚至是不那么重要的條件。現在非洲的勞動力仍遠遠比中國便宜，為什么經¬濟長期停滯呢？與勞動力成本低廉相比，中國的經¬濟增長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開放政策。我們時常抱怨賣出8億件襯衫才能進口一架“空客”飛機，如果勞動力無限供給不改變，我們就只能陷于低附加值的“比較優勢陷阱”而不能自拔。
勞動力成本的適當提高可以促進節約勞動力的技術進步，并且會提升人力資本投資的價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推遲退休年齡等可以彌補勞動力減少造成的負面效應，這也是先行國家的普遍做法。當前，一些年富力強的職工常常被迫提前離崗，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這種浪費勞動力的反常現象也將隨之減少。
其次，人口紅利的消失將提振消費。“正儲蓄”的勞動人口下降，“負儲蓄”的老年人增加，整個社會總的儲蓄率下降。也就是說，中國持續多年的40％的高儲蓄率不會永遠存在下去。這固然會帶來一定的風險，但高儲蓄的背后卻是低消費。我們要變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經¬濟為消費推動的¾¬濟，儲蓄率的下降也應是題中之義。人口紅利的消失將有利于這種轉變。
最后，老齡化將迫使我們建立一個更加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為應對老齡化挑戰，我們必須從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障制度向完全個人積累制度過渡。為了支撐這個過渡，需要把農村轉移勞動力納入新的保障體系，提高當前保障基金的繳費水平。
人口紅利的消失需要用辯證的眼光來打量。通過成功地處理人口結構問題，一個在就業、消費、保障等方面都日臻完善的社會將展現在我們面前，而這些正是我們孜孜以求的目標。
當然，相關討論還需要警惕走向另一種樂觀的極端，即認為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上述各項轉變也會自然實現。
第7篇：人口紅利的影響范文
靠增長解決“未富先老”
問：如何解決中國人口老齡化超越經濟發展階段這種“未富先老”的狀況？
蔡：在過去的30余年中，中國在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提高方面創造了一個世界奇跡。但是，中國的人口轉變更是以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步伐推進。人口轉變與人均收入提高之間的這種缺口，可以被表述為“未富先老”。
從20世紀70年代起，隨著生育率開始大幅度下降，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也迅速降低，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就開始快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老齡化程度也一直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下一步，隨著2015年前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老齡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并趕超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中國應對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老齡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轉變后果，關鍵在于保持高速增長勢頭。換句話說，由于人口轉變過程是不可逆轉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調整的情形下，老齡化趨勢仍將繼續，已經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應該依靠持續的經濟增長來予以縮小，并最終得到消除。
應對老齡化面臨諸多挑戰
問：中國在應對老齡化上面臨什么挑戰？
蔡：在第一次人口紅利消失與第二次人口紅利的獲得之間，需要避免出現一個人口紅利的真空時期。而“未富先老”的特點，的確在兩次人口紅利的良好銜接上，給中國帶來特殊的困難。如果通過在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條件的同時延長第一次人口紅利，中國就可以避免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雖然在許多發達國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成為應對老齡化及其帶來的養老基金不足而廣泛采用的手段，但是，中國的情況有顯著的不同，使得這個做法不應成為近期的選擇。中國目前臨近退休的勞動力群體是過渡和轉軌的一代。由于歷史的原因，他們的人力資本稟賦使得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不利競爭地位。一旦延長退休年齡，高年齡組的勞動者會陷入不利的競爭地位。
中國的養老模式在相當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依靠家庭為主的。作為“未富先老”特點的一種表現，中國社會養老體系尚不健全，參與率和覆蓋率低，在老年人主要的養老來源，即勞動收入、家庭成員供養、離退休金或者養老金三種來源中，家庭成員供養的比例很高。
中國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仍然是現收現付性質的，現收現付制是建立在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撫養比低的基礎之上的，如果上述條件發生變化，則要求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來支撐，否則這個制度就是不可持續的。相應地，如果大幅度提高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率，并且把養老保險制度從現收現付模式轉到積累型模式上，就可以具備必要的制度條件，解決與儲蓄率相關的未來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問題。不僅如此，及早擴大個人賬戶積累也有利于緩解養老負擔問題。
開發人力資本保持增長
問：中國應如何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
蔡：“未富先老”的特征，一方面，給中國經濟增長轉向生產率提高驅動型模式提出了特殊的挑戰，另一方面，也留給中國一定的余地，可以利用現存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保持經濟增長。而無論是應對前一挑戰還是抓住后一機會，都要求創造相關的制度條件，以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
第8篇：人口紅利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人口 區域經濟 可持續發展
1.我區常住人口年齡結構現狀及特點
1.1勞動適齡人口比重大，勞動力供給充裕
“六普”數據顯示，鹽田區常住人口為20.94萬人，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五普”）相比，10年間增加5.70萬人，增長了37.4%，平均每年增加5704人，年均增長3.2%。全區常住人口中：0-14歲人口為2.33萬人，占總人口的11.1%，15-64歲人口為18.19萬人，占總人口的86.9%，65歲及以上人口為0.42萬人，占總人口的2.0%。十年來各年齡組的人口數量都呈現增長態勢。與“五普”相比，65歲及以上人口增長迅猛，增長了152.4%，0-14歲組人口增長了98.2%，勞動適齡人口（15-64歲）十年來增加了30.9%，年均增長2.7%（詳見下表）。
1.2人口年齡結構呈“兩頭窄中間寬”的紡錘狀格局，表明我區人口年齡結構仍然享有“人口紅利期”優勢
從我區常住人口年齡結構金字塔（圖2）可以看出，2010年常住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典型的“兩頭窄中間寬”的紡錘狀格局，常住人口紅利水平（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達86.9%，雖然較“五普”時期紅利水平下降了4.3個百分點，但仍位于豐富人口紅利水平之上。勞動年齡人口中，17—48歲人口最為密集，為16.34萬人，占常住人口的78.0%，比“五普”增加3.18萬人，增長24.2%，表明我區勞動人口以青壯年居多，勞動力供給較充裕。0-14歲的少年兒童及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很低、負擔較輕，說明鹽田區人口年齡結構仍然享有“人口紅利期”優勢。
1.3社會總撫養比低，勞動負擔較輕
全區常住人口中，總撫養比（社會總撫養比=（0-14歲人口數+65歲以上人口數）/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數）為15.1%，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增加5.4個百分點，即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需撫養15人，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每100人多撫養了5.4個人。我區的總撫養比高于全市13.23的平均水平1.87個百分點。其中，少兒撫養比12.8%，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增加4.3個百分百，高于全市1.6個百分點；老年撫養比2.3%，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增加1.1個百分百，略高于全市0.3個百分比。總撫養比低是反映“人口紅利”的重要指標，撫養比越大，表明勞動力人均承擔的撫養人數就越多，即意味著勞動力的撫養負擔就越嚴重。我區總撫養比較十年前略增，但遠遠低于國際標準50%（“人口紅利”期總撫養比）的分界點，仍處于低撫養比的人口年齡結構的黃金時期，這樣的人口年齡結構不僅意味著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負擔較輕，還意味著較高的儲蓄率和較強的社會需求，對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非常有利，我區正處于“人口紅利”的豐厚回報期。
1.4人口受教育水平整體提升，但與全市相比仍有差距
從各種受教育程度人口數據來看，十年來我區人口受教育水平有顯著提高。具有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占常住人口的15.7%，比“五普”提高9.4個百分點；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9.0%，比“五普”提高0.7個百分點；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8.7%，較“五普”下降11.4個百分點，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占10.8%，較“五普”微升0.4個百分點；文盲人口占0.66%，較“五普”下降0.53個百分點。按每萬常住人口計算，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增長達1.5倍，受中等教育的人口增長了2.3%，受初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下降22.8%，文盲人口減少近三成。但與全市相比，我區人口素質的提高相對偏慢，呈現出人口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比重相對較低，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口比重偏高的狀況，表明我區人口素質還應進一步提高，才能兌現更多的“人口紅利”。
2.“人口紅利”成因及對我區經濟發展的積極促進作用
2.1外來勞動人口的大量流入，形成了豐富的人口流遷紅利，為我區經濟建設和社會再生產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
“六普”資料顯示，截至2010年10月，我區常住外來人口17.65萬人，占我區常住人口比重達84.28%，其中有92.6%為勞動適齡人口，而大部份的外來勞動年齡人口年齡集中在20-39歲，這部分人口占外來人口比重將近60%，其中20-24歲人口所占比重最高，占18.3%，這說明鹽田區的外來人口主要是勞動力人口為主，特別是以青壯年人口為主。而常住戶籍人口中15-64歲年齡人口各年齡段分布相對平均，大部份勞動年齡人口集中在25-49歲，占常住戶籍人口的51.3%， 25-49歲中的這五個年齡組人口所占比重均在10%上下。可見年輕化的外來人口大量流入是全區常住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重要原因。大量外來勞動力的流入，形成了豐富的人口流遷紅利，為我區經濟建設和社會再生產提供了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
2.2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的不斷擴大，為消費市場提供了旺盛的消費需求，促進了我區消費市場快速發展
勞動年齡人口的不斷增加、平均工資水平不斷升高，給我區帶來了不斷擴大的消費群體，消費者是社會再生產運動過程的終點——消費環節中的一個要素，對社會再生產的結構，積累和消費的比例，擴大再生產的方向和規模都有重要的影響，消費群體結構的變化導致消費水平和消費方式的變化，為消費的升級和消費規模的擴大創造了條件。2010年，全區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5.65億元，消費規模是2000年的2.6；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1.71萬元，人均消費水平是2000年1.7倍。
2.3“人口紅利”效應驅動全區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不斷優化的產業結構又促使“人口紅利”得到充分利用
隨著我區不斷提升產業發展水平，大力發展港口物流業、旅游業、總部經濟等現代服務業，三次產業就業人口結構也發生了調整和優化。從“五普”和“六普”數據看出，十年前鹽田區有60.36%的勞動力就業于第二產業，十年后有60.22%的勞動力就業于第三產業，就業于第二產業的勞動力人口已降至39.59%，僅有0.19%的勞動力從事第一產業。十年來，鹽田區產業人口結構日趨合理，第一、二產業人口不斷下降，而第三產業人口則不斷上升。全區從業人口的產業分布由2000年的1.03∶60.36∶38.61調整為2010年的0.19∶39.59∶60.22。在“人口紅利”效應驅動下，我區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經濟發展也取得了長足進步。1998年到2012年本區生產總值呈現持續穩定的增長態勢，由1998年的31.89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358.03億元，14年間增長了10.2倍，年均增長18.9%。其中第三產業是增長最快的產業，第三產業增加值從1998年的19.80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282.05億元，14年間增長了13.2倍，年均增長20.9%；第二產業增加值從1998年的11.93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75.92億元，增長了5.4倍，年均增長14.1%。高速的經濟發展吸納了大量的勞動力，同時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而不斷優化調整的產業結構又促使“人口紅利”得到了充分利用。
3.利用“人口紅利”助推我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若干建議
隨著我國欠發達地區經濟加速發展以及城鎮化建設進程加快，內地人才需求日益增多，加上沿海地區生活成本不斷加大，人力資源需求缺口將明顯擴大，我區豐厚“人口紅利”回報期將逐漸消失。為更好地把握目前存在的機遇，充分認識“人口紅利”消失對經濟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為我區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提供充足人力資源保障，提出建議如下：
3.1完善人才發展機制，吸收人才延續“人口紅利”回報期
我區勞動年齡人口高比重結構，主要是由外來人口流入帶來的，要穩定這種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必須進一步采取措施，完善機制，吸引、留住更多人才。一是簡化積分入戶辦理手續，加快我區非戶籍常住人口置換，引進更多人才及優秀技能型勞務工落戶鹽田；二是在做好人才工作“走出去，引進來”同時，還要“筑巢引鳳”，加大我區政策、環境推介力度；三是聯手國內、國際名校，創辦物流、旅游等專科類高等院校，形成高校人才集聚效應；四是全面實施人才保障制度，出臺我區人才住房、醫療保險以及子女入學等一系列實施細則。
3.2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實現“人口紅利”為經濟增長紅利
要充分發揮“人口紅利”豐厚回報期的效用，最大限度的將勞動年齡人口投入到實體經濟中，力爭實現勞動力升級與經濟轉型匹配，促使我區經濟步入良性增長軌道。一是重視現有人力資源的利用，制訂適合我區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調整需要的勞務用工政策，實現經濟增長與就業相匹配；二是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大力發展物流經濟、旅游經濟和網絡經濟、生物經濟、海洋經濟及總部經濟，吸引更多高學歷、高素質勞動年齡人口來我區就業；三是進一步健全勞動力市場，推進人力資源市場網絡信息化建設，同時繼續完善創業孵化基地，全面落實各項創業扶持政策。
第9篇：人口紅利的影響范文
在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歷程中，人口結構也在動態變化。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和“劉易斯拐點”的臨近，現階段我國人口結構呈現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一是人口老齡化步伐有加快趨勢。根據聯合國標準，從2000年開始，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過7%，正式步入老齡化社會。現階段，我國老年人口占比與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相當。從日本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來看，其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老年人口占比呈逐步加快趨勢，我國未來很可能延續這一特征。據聯合國人口署預測，中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速將從2001－2010年間的2.1%倍增至2011－2020年間的4.2%。事實上，近年來我國人口老齡化已經呈現加快趨勢。2008－2011年，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幅度分別為0.11、0.13、0.16和0.18個百分點。二是勞動年齡人口有見頂趨勢。2007年以來，我國勞動力增速明顯放緩，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年均1%以上的增速下降至目前0.7%左右水平，考慮到現階段我國年輕勞動力總量已基本見頂，全部勞動力見頂的時期預計也將臨近。當然，考慮到現階段我國14歲以下人口占比仍然接近20%，以及相對偏低的年齡結構，在勞動力總量到達峰值后，預計將會經歷一個緩慢且溫和的下降過程，不會太過劇烈。三是未富先老特征明顯。相對于其他新興經濟體而言，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雖使我國人口紅利釋放速度加快，但也導致老齡化進程來得更早、更快，由此造成老齡化進程呈現明顯的未富先老特征。2011年，我國老年人口占比為8.37%，大致相當于1977年的日本、2003年的韓國和2004年的新加坡，但是就反映富裕程度的人均GDP來看，2011年我國為4382美元，而在相應年份，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分別為42820美元、20591美元和43117美元③，老齡化水平相近，但富裕程度差距非常明顯。考慮到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程度遠不如韓國、新加坡等，我國老齡化進程的未富先老特征更加明顯。四是社會撫養比離“拐點”趨近。從反映人口紅利發展態勢的社會撫養比來看，近年來我國一直處于下降過程中，但下降速度卻隨時間推移顯著變化。進入2000年以來，尤其是2008年以來，社會撫養比的下降速度明顯放緩，由前期的年均下降1個百分點，收窄為下降0.4個百分點左右。④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的預測，由于人口增速的放緩和老年人口增速大幅提高，我國總撫養比在到達谷底的37%之后，將持續上行至本世紀中葉，而考慮到目前總撫養比下降速度，預計將在2015年前后到達37%的水平，也即在未來2－3年，我國持續下行的社會撫養比將面臨“拐點”。
二、客觀看待人口結構變遷對經濟發展的深遠影響
勞動力是經濟發展所需要素之一，所起作用顯著。因此，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勞動力和人口紅利變化，會對經濟發展的諸多方面產生深刻影響。這一點，不容輕視。
(一)人口結構變遷將對經濟發展帶來一系列挑戰總體而言，現階段我國人口結構變遷的趨勢是不利的，這種變化將在經濟增長、價格水平和就業市場等諸多方面，對經濟發展帶來一系列挑戰和負面影響。一是降低經濟發展的動能。隨著社會總撫養比的拐點臨近，長期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將出現衰退趨勢，雖然紅利的衰退并不意味著消失，但也將對經濟增長帶來影響。相關研究顯示，預計到本世紀中期，我國將失去1/5－1/3的適齡勞動力。這一變化趨勢將對目前依靠勞動力規模優勢的發展模式形成巨大挑戰。二是進一步推升勞動力價格。近年來，我國各行業、各地區勞動力價格，尤其是農民工工資，出現普遍上漲態勢。2000－2011年，我國勞動力全行業平均工資由9333元增加到41799元，年均漲幅達到14.6%，①遠超GDP增速。未來，隨著勞動力總量見頂階段的來臨，現階段就已相對緊張的勞動力供求局面將會更加緊張，由此進一步推升勞動力價格。而勞動力價格的持續上升將會導致食品價格尤其是農產品價格的連續上行，進而對價格總水平持續上行造成影響。這一點，已經被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先行經濟體的歷程所印證。三是嚴重削弱我國優勢產業的比較優勢。我國過去的增長模式主要是基于出口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而二者都依賴于年輕、低端的勞動力供給。未來，伴隨著資源、環境約束的日益強化，我國勞動力人口增速的變慢和工資上升幅度的加快，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外貿出口都帶來嚴峻挑戰，比較優勢將出現逐步下降的趨勢，這一點已經從制造業投資增速的持續下降和外貿出口的持續低迷反映出來。四是增加就業的結構性和區域性矛盾。隨著勞動力人口增速的下降以及工資加速上漲局面的持續，會造成機器替代非熟練勞動力以及熟練勞動力替代非熟練勞動力的趨勢，進而引起整個社會人口供求結構的調整，這種調整過程必然會伴隨著一定的摩擦失業現象，將對就業的結構性和區域性矛盾帶來挑戰。
(二)人口結構變遷并不意味著紅利的終結人口結構變遷是伴隨經濟發展水平而出現的正常調整，符合一般規律。這種調整在對經濟發展帶來挑戰的同時，也有著一定的積極影響，需要正視。無論如何，就現階段我國而言，人口結構的變遷絕不意味著人口紅利就此終結。第一，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人口紅利將在長時期內存在。從勞動力數量上來看，雖然勞動力人口增速下降，并可能步入頂點，但是相對于日本等經濟體而言，面臨同樣的老齡化程度時，我國的城鎮化水平仍然較低(日本為75.9%，而我國僅為50.5%)。也就是說，現階段我國依然有大量的農村居民可以轉化，勞動人口供應依然巨大。即便保守來看，我國要達到70%的城鎮化率，也要有2.6億的人口需要轉移。這一過程差不多需要15年左右時間。同時，雖然現階段我國老年人口占比不斷提高，但從絕對水平上也僅為1952年美國和1977年日本的水平，老年群體距離真正成為經濟發展的巨大拖累還有很長一段時期。從勞動力的質量上來看，目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72.6%，已處于較高水平，但從勞動力素質看，依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間。也即，數量方面人口紅利的下降，完全可以通過質量方面的提高得以彌補。而且，考慮到由人口紅利向人口負債的轉變還有一段時期的平衡期，可以說，我國整個社會的人口紅利將在較長時間內繼續存在。第二，人口老齡化進程能夠促進第二人口紅利的釋放。人口紅利可進一步細化為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前者是指有效生產者與有效消費者人數之比上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后者則是指人口結構變化促使居民積累財產，從而導致資本快速積累，而整個經濟的資本深化推動了單位勞動者產出提高。隨著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多的勞動者退出勞動領域，為確保生活質量不出現大幅下降，這些人有更強的動力進行儲蓄、積累資產。這些儲蓄增加了社會的資金供應，可以用來投資于提高單位勞動者產出和勞動生產率增速，進而推動經濟增長。而且，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加也會激發社會對相關產業(比如養老產業、文化產業、休閑產業等)的需求，對推動新經濟增長點的形成也具有積極作用。第三，人口結構變遷引致的工資上升對長期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一方面，現階段我國人口結構的變遷，使得勞動力供求更加緊張，勞動力價格具有持續上升動能，而這最直接的影響是增加了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這能夠激發整個社會的消費需求，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推動向消費推動的方式轉變。同時，促進勞動力價格的上升對縮小收入差距、增進社會公平也有積極意義。另一方面，人口結構變遷所引致的勞動力工資上升，使得勞動者有能力擴大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勞動技能，促進勞動力的再生產，這對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有效緩解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影響都具有積極意義。第四，人口結構變遷能夠增強經濟結構的主動調整要求。伴隨著勞動力成本不可逆的上升態勢，原先基于勞動力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在逐漸消失，由此會推動產業結構由我國向成本更低的國家、由我國東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以及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升級步伐，進而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三、積極應對人口結構變遷的影響
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發展影響深遠，值得高度關注。雖然現階段我國人口紅利仍然在較長時間內存在，但逐漸顯現的衰退現象也需要我們提前預防，做好應對。一是提高城鎮化質量，暢通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渠道。現階段我國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仍有相當規模，如何更加有效、更為充分地將農村人口轉移出來，是擴大勞動力潛在供應的重要方式，也是實現人口紅利繼續釋放的關鍵舉措。為此，政府要繼續穩妥推進城鎮化，并著力提高城鎮化的質量，以確保非農部門勞動力供給總量不受到人口結構變化的顯著影響。一方面，通過調整公共服務和相關政策，以鼓勵更多的農民進城并轉移到非農部門就業;另一方面，通過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為進城農民工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覆蓋，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此外，穩妥調整人口政策，適度增加潛在人口供應，保持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合理，也是促進人口紅利有序釋放的重要方式。二是加大人力資本投資，遏制人口紅利的衰退步伐。現階段我國人口結構的變遷，造成勞動力成本高企，使得從數量上反映的人口紅利有衰退跡象，進而對經濟增長形成制約。但是，勞動力成本的變化，完全可以通過勞動效率的提高得以消弭。例如，德國勞動力平均月收入從1991年的1832歐元增加到2011年的3311歐元，漲幅超過80%，其制造業依然在全球體現出競爭力，因為這一時期其勞動生產率提高了40%，抵消了勞動力成本上漲的一半影響。在勞動生產率提高方面，我國有著巨大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