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影響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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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影響范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宏觀影響 遼寧省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以來，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并逐漸進入老齡化迅速發展階段。遼寧省作為全國的工業基地，人口老齡化趨勢同樣日益明顯。據遼寧省統計年鑒（2009）顯示，遼寧省1995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7.02%），提前全國5年，成為全國人口老齡化來得最早、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從宏觀層面看，遼寧省人口老齡化超前發展態勢所產生的影響已滲透到勞動力市場、產業結構、居民儲蓄（消費）水平、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文化、公共安全等諸多方面。

一、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市場良性運行

發達國家和地區人口老齡化經驗表明，有效勞動力供給不足是人口老齡化的最直接后果，也是影響勞動力市場是否能夠良性運行的關鍵性因素。有效勞動力供給不足主要通過勞動力資源的減少、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和勞動力參與率的降低體現出來。已有研究大多顯示，遼寧省從1982年開啟“人口機會窗口”到2020年之前均為“人口暴利期”，勞動力資源充裕且會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但是，僅從勞動力資源的整體規模來分析老齡化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存在較大的片面性，勞動力市場的良性運行最終取決于適齡人口的“有效” 勞動供給。首先，從勞動力年齡結構上看，目前遼寧省勞動力人口中年輕人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年長者的比重在不斷上升。2010年，全省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年齡中位數是41歲，比2000年、1990年、1982年分別提高4歲、8.1歲和11歲，勞動力結構老化趨勢明顯，限制了人力資本活力的發揮和有效勞動供給。其次，在勞動力參與率方面，隨著少兒人口持續減少、低年齡組人口與女性人口受教育機會的增加，遼寧省勞動參與率也在不斷下降，數字為證，2000年，全省15歲及以上人口的勞動參與率71.67%，到2010年，全省16歲及以上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僅為57.33%，比2000年下降了14.34個百分點。誠然，人口老齡化會帶來專門服務于老人的勞動力增加，但從事生產性活動的勞動供給減少了。一部分勞動力可能是在老年產業中就業，另一部分則是在家里和醫院里照顧老人，尤其是那些失能老人更需要年輕人的特別照料和護理。

二、人口老齡化與產業結構調整

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特別是勞動力老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這一人口現象對處在產業結構轉型時期的遼寧省的沖擊和影響不容小覷。

經過多年努力，遼寧省的產業結構調整已經從協整比例關系為主轉向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為主。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可以促進遼寧省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因為短期內遼寧省勞動力資源數量與青壯年勞動力都相對充足，勞動力老化程度和總撫養比也在經濟社會承載范圍之內，能夠保持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加之青壯年勞動力素質的不斷提高，有利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協調發展與合理布局；同時，因人口老齡化而興起的以老年人服務為目標的老齡產業也將有效地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具備吸納從一、二產業中釋放出來的大量勞動力，順應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需要。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又阻滯著遼寧省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進程。劉柏霞（2009）通過選取1978—2005年的相關數據驗證了遼寧省勞動力人口的變動與產業結構變動系數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人口老齡化因削減了勞動力人口而影響到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進程。同時，人口老齡化也會導致投資資金供給的相對減少，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下，各行各業都處于經濟結構不斷調整的發展階段，新興產業不斷涌現，傳統產業逐漸衰退消失，勞動者的職業變換日益頻繁，而老齡勞動者無論在身體素質、接受新知識和新技術的能力上，還是在拼搏精神和創新意愿上，都要比青年勞動者低得多，對新產業、新崗位的適應能力也要低得多[1]。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變遷迫切需要的風險投資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是一種嚴酷的挑戰。

三、人口老齡化與儲蓄水平變化

人口老齡化與儲蓄之間的關系是人口與經濟發展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經典的生命周期理論（Modigliani & Brumberg，1954）認為個體的儲蓄傾向在一生中隨著年齡的增長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而加總的國民儲蓄率取決于人口年齡結構及其變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國民儲蓄率會隨之降低。經驗也似乎告訴我們，一個社會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是不利于儲蓄的。但是中國在進入老齡化社會后，國民儲蓄率卻增勢不減，使得老齡化與儲蓄率之間的關系變得撲朔迷離。

通過對歷年統計數據的整理分析，我們發現，改革開放后遼寧省的總儲蓄金額和儲蓄增長率也都是在上升的，但期間儲蓄增長率的波動趨向值得注意。若以1995年遼寧省進入老齡化社會為界分成兩段分析，不難看出，隨著遼寧省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在總儲蓄金額增加的同時儲蓄增長率卻在下降。1995—2011年間，遼寧省經濟增長率在波動中增長，少兒撫養比下降較快，老年撫養比緩慢上升，儲蓄率升中有降，近年不斷趨緩（見圖1）。可能的原因在于，遼寧省目前的勞動力人口還比較充裕，老齡人口的消耗應該趕不上儲蓄的增長，未來一段時期遼寧省儲蓄額肯定還會增加，但增長趨勢會隨著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越來越緩。

四、人口老齡化與消費需求波動

理論上講，人口消費水平與消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收入水平，但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況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消費需求。一般認為，人口老齡化使作為純消費者的老年人口數量增加，老年人規模的擴大客觀上能夠推動社會消費需求總量的上升。不過，在消費總量一定的情況下，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又會導致人均消費水平的降低。從家庭微觀角度分析，家庭人口老化會使家庭的從業人口數變少，收入水平降低，老年撫養比增大，進而導致家庭人均消費水平降低。從老年人口個體來說，其往往更加節儉，用于食品等生活用品的消費支出將會低于年輕人口。有關研究也表明，兒童與老年人的消費需求均低于成年人。但是，就長遠看，老年人口的增加會使未來的消費結構和消費偏好發生重大變化。老年人用于社會交往方面的消費需求可能少了，可用于健康保健、醫療和護理方面的消費需求會大幅度上升，同時，旅游、老年服務、休閑等相應服務業的消費需求將加大，大量資金轉向老年人消費，將直接導致從事生產方面的投資相對下降，經濟增長的速度放慢。當然，老齡人口的增多同樣預示著老年人需求市場將在社會總需求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老年人群體正在迅速崛起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市場消費勢力，從而帶動和形成一門新興的、綜合性的產業——老齡產業，為老年市場提供無限商機。因此，人口老齡化的消費效應是多面向的，最終取決于一時一地的老齡化程度及其發展速度。

縱觀遼寧省1980—2011年的消費變化情況，居民最終消費額每年都在增加且總量增幅明顯，消費增長率1994年曾達到最高峰28.79%，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自1995年進入老齡化社會后，消費增長率呈現周期性下降，2005年前后又現逐漸回升（見圖2）?？梢?，遼寧省人口老齡化進程對最終消費的影響表現出某些特殊性：在老齡化初期，老年人口的增加并未對消費需求帶來明顯的正效應，反而是計劃生育政策有效執行下少兒撫養比的不斷下降對最終消費的影響較大。經驗研究表明，少兒撫養比每下降1%，消費將隨之下降0.417%（陳晶、朱天星，2011）；當前，隨著老齡化速度的加快和程度的不斷加深，老年撫養負擔的增加也并未強烈地改變消費增長的趨勢，但對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帶來了顯著影響，抑制了衣著、家庭設備與用品、交通通訊、文教娛樂的消費支出，增加了醫療保健的消費支出[2]。

五、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障負擔

養老保障負擔的日益加重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又一直接后果。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使社會保障基金在來源逐漸減少的情況下還得應對支付額不斷增加的現實需求，兩方面的擠壓必然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和沉重的社會負擔。遼寧是東北三省的龍頭，也是受深層次體制因素和結構性矛盾影響較嚴重的省份之一，正處于老工業基地改造之中，屬于典型的“未富先老”。老齡化的提前到來，不僅增加了政府養老保障金、醫療保障金等方面的開支，加重了為老設施的社會管理成本，而且使其面臨改善規模龐大的老年人口，特別是農村老年人口生活與福利水平、避免老年貧困的艱巨任務。養老保障支出方面，老年人口及離休、退休和退職人員加快了養老金支出的增長速度。2010年，全省參保離退休人數472.7萬人，比2000年增加191.7萬人，10年增加了1.68倍，年均增長速度5.34%；同期，養老金支出由2000年的169.5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754.8億元，增加585.3億元，10年增加了4.45倍，年均增長速度16.11%。養老金支出年平均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參保離退休人數年平均增長速度。醫療保障支出方面，2010年，全省城鎮退休人員參加基本醫療保險464.1萬人，是2000年的12.7倍；2010年，退休人員醫療費用支出139.3億元，是2000年的69.65倍。2000—2010年，人均退休人員醫療費用由2000年的546元/人提高到3002元/人?？梢灶A計，今后及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數量不斷增大且比重不斷提高的老年人口已經并將繼續對遼寧省社會保障體系構成沉重負擔和壓力。

六、人口老齡化與社會文化變遷

自古以來，親子關系都是中國家庭關系的核心，贍養父母是子女天經地義的職責和對父母養育之恩的延期回報，由此孕育出來的“孝文化”或“崇老文化”綿延千載。然而，隨著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家庭規?！靶⌒突?、家庭結構“核心化”以及家庭內部代際關系“社會化”特征明顯，傳統的“養老文化”和“孝文化”在不同層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而人口老齡化的出現則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3]。人口老齡化促使中國的家庭養老由文化模式走向行為模式，具有越來越大的隨意性[4]。老年父母與其成年子女之間存在著廣泛的資源交換，父母對子女的投資及幫助（如早年的教育投資、經濟援助，以及近期的照看孩子、做家務等家庭服務）同子女為父母提供養老幫助之間存在因果關系[5]。而且，不同社會群體對老年人的主觀評價以及他們對老年人生存現狀的客觀評價，都存在一定的老年歧視（ageism）傾向[6]。2005年10月，黑龍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120余個村子的老年人生活狀況調查顯示：隨著農村建設速度的加快，中青年農民中“重小輕老”現象非常嚴重。在城市，快速的生活節奏使退休居家的老人無法得到忙碌子女們的生活照顧，老年人因單身或家庭“空巢”而引發的孤獨、抑郁、焦慮、煩躁等心理不適現象也已成為比較突出的老年問題。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老年人對多姿多彩的社區文藝、“夕陽紅”般的大眾傳媒節目、老年教育等精神文化需求會要求原有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調整，社會老年文化的氛圍會逐漸加重。因此，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和比重的提高影響到人們的家庭結構、代際關系、住房與遷徙，改變了他們的傳統觀念和生活方式，預示著新一輪社會文化的變遷。

七、人口老齡化與公共安全隱患

中國社會仍處于轉型期，受到不同程度現代風險和傳統風險的影響，其公共安全問題不斷顯現，并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速而由“初顯”逐漸發展為“凸顯”，快速的老齡化在無形中加劇了高速現代化所產生的社會與經濟壓力[7]。隨著遼寧省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劇，老齡人口逐漸由個體形成群體，老年人口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將由零散的碰撞逐漸演變為集中的社會沖突。上述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挑戰（包括勞動力供給格局、消費需求結構、經濟運行成本等方面的變化）、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包括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代際協調發展的矛盾、老年群體的利益訴求等）很可能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的因素，其所積蓄的問題一旦爆發將會對社會安定產生極大的打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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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舒，李旻.農村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以遼寧省為例[J].中國集體經濟，2011（33）：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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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吳帆.認知、態度和社會環境：老年歧視的多維解構[J].人口研究，2008（4）：57—65

[7]Richard Jackson， Keisuke Nakashima and Neil Howe. China’s Long March to Retirement Reform： the Graying of the Middle Kingdom Revisited [R] .Washington： CSIS Publications. 2009.3—17

第2篇：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影響范文

論文摘要：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已成為影響農村穩定的前提之一。農村人口老齡化加重了農村勞動人口的扶養負擔，使農村養老保障面臨更大挑戰。當前，應積極創設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經濟、社會條件，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多渠道籌措資金，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強化農村社會保障立法，完善農村社會公共養老服務設施建設。

中國是世界上農村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老齡人口最多的國家。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已成為影響農村穩定的前提之一。當前，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都離不開農村的穩定發展。長期以來，中國農村養老保障主要依賴家庭養老、土地養老和集體養老，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這種養老保障格局已不能適應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因此，建立一個全方位的、多層次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就顯得十分必要和緊迫。

一、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成因及影響

(一)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成因

人口老齡化是指老年人口在總體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的趨勢和過程。通常情況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年齡結構因受到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如果總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比重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重不斷下降，則可稱之為人口老齡化。目前，國際上一般把印歲及以上人口稱為老年人口，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人口中團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7%以上，則稱為進人老齡社會(或老齡化社會)。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中國農村老年人口8 557萬人，占老年人口總數的65. 82 %。到2005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為1. 44億，占總人口的11%，其中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1. 24個百分點。可見中國農村已進入老齡化社會。

人口老齡化是在多因素作用下而引起的人口結構的改變。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成因主要有:第一，中國農村老齡化的出現，主要是由于農村出生率下降造成的。自20世紀70年代全面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人口出生率急劇下降，從1970年的33. 4%下降到2005年的12. 40%。而死亡率的變動卻不大，1970年為7. 6% ， 2005年為6. 41 %。可見出生率的下降對中國老齡化影響非常明顯，而且從發展趨勢看，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繼續推行，還存在著相當大的生育率下降的潛力，所以農村老齡化程度會逐步加深。第二，建國以來，由于中國醫療事業不斷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口的平均壽命不斷延長。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達到71. 40歲，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歲，比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高7歲。其中，農村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達到69. 55歲，已遠遠超過了發展中國家和世界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水平。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不斷提高，加速了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進程。第三，隨著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及戶籍制度的松動，農村形成了數量龐大的剩余勞動力，出現了人口由農村向城市的大規模流動。而這些流動的農村人口中，絕大多數是青壯年勞動力，他們逐步轉移到城市從事第二、三產業，有的甚至在城市定居，而與此同時，部分老年人退休后從城市回到農村地區生活。這樣，由于年輕勞動力遷人城市和老弱人員回歸農村，使得城市的年輕人口相對增加而老年人口相對減少，而農村老年人口則不斷增加，這就進一步加劇了農村人口老齡化的速度，使得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形勢更加嚴峻。

(二)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及后果

第一，加重了農村勞動人口的扶養負擔。目前農村中青年一代是農民工的主力軍，他們大多外出務工，因而照顧老人的任務就落在了農村留守婦女的肩上，她們除了辛勤耕作外，還要做繁重的家務及教育孩子，因此照顧老人的精力非常有限，這就使農村的養老無法得到保障，養老糾紛時有發生。所以，在當前農村以家庭養老為主、社會養老方式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如果不提高農村勞動人口的經濟生活條件，農村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將難以得到解決。

第二，加重了計劃生育工作的難度。由于農村老年群體無固定的養老收人，其養老主要依靠子女或微薄的土地收人，客觀上加重了計劃生育工作的難度。農村人將白己的養老問題寄希望于下一代，“養兒防老”傳統觀念嚴重，重男輕女現象十分普遍，也導致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調。

第三，農村養老保障面臨更大挑戰。長期以來，中國農村的老年保障形式是家庭養老。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經濟轉軌的新形勢下，隨著農村集體保障制度和家庭保障功能的日趨減弱以及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農村的養老問題日益突出，因此，在農村地區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中國老年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表明，到2002年底的時候，城市老年人的養老保險覆蓋率達到了70%，而農村僅僅是4%。最近政府在農村推行合作醫療，但是農村和城市在醫療保險覆蓋面上還是存在著很大的差距。農村人口老齡化迫切需要加強農村老年群體的特殊社會保障與醫療機制建設。

第四，老年人權益保障需要進一步關注。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也將發生重大變化，以老年人為主的社會組織和為老年人服務的社會組織將由自發到自覺地快速形成，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然而現階段與城市相比，農村的老年社會組織建設意識還不強，農村老年群體自身及其他相關利益群體對老年社會組織的建設還不夠重視。

第五，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更加值得關注。農村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影響，正在使家庭結構和功能發生變化。長期以來，中華民族形成了尊老敬老的傳統美德。然而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小家庭日益增多，使傳統家庭養老模式受到沖擊，社會上出現了淡漠、遠離甚至歧視老年人的現象，這給老年人的精神層面帶來了巨大的創傷。很多農村的老年群體生活單調，心理孤寂。所以，應更加關注老年人心理方面的健康。

二、當前農村養老保障存在的問題

第一，家庭養老功能弱化。農村人口的轉移以及多年來的計劃生育政策，使農村的人口結構、家庭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過去20多年里，農村的家庭規模不斷縮小，核心家庭甚至空巢家庭逐漸增多。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農村家庭平均人口僅為3. 2人。2005年抽樣顯示，農村中擁有五人以上成員的家庭只占總戶數的19%，而擁有七人以上成員的家庭只占總戶數的2%。農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也在變化，維系家庭關系的“孝”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有所淡化，重經濟利益、輕血緣關系的現象時有發生。同時，農民獨生子女戶比例很大，家庭養老負擔沉重，家庭養老功能弱化。

第二，土地保障功能日趨下降。土地是農民最基本的保障依托。由于中國人均耕地面積的下降和土地收益的降低，土地帶給農民的保障程度不斷下降。據統計，中國人均耕地1. 52畝，僅占世界人均的4. 29 %。從發展趨勢上來看，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中國耕地面積還會不斷減少，農民面臨著失業又失地的威脅。此外，由于農村生產力水平相對低下，土地在農民收人來源中的比例逐漸下降，大多數以農業為主要收人來源的農民，人均純收人實際上處于負增長狀態。農民的收人主要來自非農領域，土地對農民的保障作用越來越不明顯。

第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保障與管理水平低。在大部分推行農村養老保險的地區，農民投保的保費都很低，難以起到養老保障的作用，國家和地方財政對養老保險投人不足，個人幾乎負擔了全部的繳費責任。而且還存在保小不保大的情況，60%的參加養老保險的農民在19歲以下。另外，由于中國農村養老保險的專業管理人才缺乏，機構不健全，相關法律不完善，保險基金的運作也存在很大的問題，基本上是由縣級農保機構包攬了從政策制定，到征收、管理、發放和監督等全部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很難保證對養老基金的有效監督，更談不上養老基金的保值增值。

第四，城鄉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差距進一步拉大。目前，中國城市基本建立起了比較完善、規范的職工養老保險制度。而農村養老社會保險基金籌集的原則是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這實際上是一種強制性的儲蓄或鼓勵性的儲蓄。而且，在目前大多數農村集體無力或不愿補助、國家財政也不予補貼的情況下，農村養老社會保險由個人繳費為主變為實際上的完全個人繳費?？梢?，農村養老社會保障過分強調個人責任，淡化了國家和集體應當承擔的費用，這不僅造成養老社會保障基金來源不足，降低了保障標準，而且也極大地打擊了農民參加社會保障的積極性，加大了保障工作開展的難度，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拉大了城鄉居民的養老保障差距。

第五，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立法不健全。目前，中國推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依據主要是1992年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基本方案》，由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立法不健全，各地只好制定本地區的暫行辦法，大大降低了地方立法的規范性、穩定性。社會保障改革已進行了20年，而農村養老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卻仍處于既無國家政策指導與規范，又無相關的財政支持的失控狀態。農民的養老問題不能妥善解決，農民的生存權、健康權、休息權等基本人權就得不到保障，建設社會主義和諧農村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農村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就會受到影響。

三、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對策

社會保障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經濟水平是制約養老保障的根本性因素。所以，解決中國農村養老保障問題，關鍵在于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的收人，壯大農民的經濟實力。在目前農村經濟相對落后的情況下，要采取以下切實可行的政策，來保障農村老人的養老需求。 轉貼于

第一，創設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經濟、社會條件。(1)有步驟地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農村勞動力轉移是提高農業生產率、增加農民收人的客觀要求，是在農村推進社會保障事業的必要條件之一。(2)深化農村內部改革，實行農業經營的規?；同F代化，切實提高農村集體的經濟實力與農民收入，增強農民參與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能力。(3)國家財政大力支持農村、農業發展，創造在農村推行城鄉整合的養老保障制度的社會經濟條件，以促進農村傳統養老保障模式向現代社會養老保障模式轉型。(4)促進金融市場改革，完善金融市場法律法規，規范金融市場的運作方式，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創造良性的投資環境。(5)促進配套稅收制度改革。通過國家、集體以及鄉鎮企業籌集資金而為農民建立非繳費養老保險。此外，由稅務部門代為征收可以改變農保基金收支都由社保機構一手經辦、收支兩條線往往徒有虛名的狀況，便于加強資金運用中的管理，有效地避免農?；鸹I集發放中的不規范行為。

第二，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政府的一項重要社會政策，是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應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法律地位，以法律形式規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對象、模式、基金的繳納與支付以及基金管理體制等，使農村社會養老事業在法律軌道上全面健康發展。政府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和運營中應發揮主導作用，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進一步拓展農村養老金的籌措渠道，形成國家、集體、企業、個人多渠道投資，多種所有制養老機構共同發展的局面。擴大養老保險覆蓋范圍，加強基金征繳，增加基金收人，發揮養老保險資金的主渠道作用，加大調整財政支出結構，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同時，廣泛動員社會力量興辦農村社會化養老事業。

第三，多渠道籌措資金，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各級政府應該在加強對個人所得稅、遺產稅、捐贈稅等相應稅種管理的基礎上，開辟新稅源，調節收人分配比例，加大財政性社會保障項目支出的比重。要廣開渠道，采用多種形式來解決養老資金問題:首先，加大政府的調控力度，改革分配制度，掌握更多的可再分配資金，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對于可再分配部分向無基本保障的農村老年人傾斜，以使社會平衡發展和進步。其次，建立政府給予適當補貼的農村養老保障個人帳戶。即個人交納的全部記人個人名下，屬個人所有，讓農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同時政府給繳費帳戶適當補貼，鼓勵農民自覺繳費。再次，各級工商行政部門和民政部門應聯合制定法規條文，要求非農企業的雇主在雇傭農民時必須為其建立個人養老保障金帳號，以供被雇傭農民年老時享用。最后，國家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基金。在每年征收農產品的時候，用價格手段將一部分收人隱性扣除，把扣除總額轉人農村養老保障基金帳戶。

第四，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應當是國家和社會為保障難以維持最低基本生活的農村貧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種社會救濟制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直接、及時、最大程度地解決廣大農民群眾的生活困難，而且又簡單易行，特別適合中國農村養老保障的實際。中國農村人口多，各地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相差懸殊，廣大農民收人偏低，建立以繳費為核心的養老保險制度存在諸多困難，但建立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則具有現實性和可操作性。尤其是對于那些貧困而又失去勞動能力的農村老人，是比較有效的一種養老保障線。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必須注意兩個問題:一要科學地確定最低生活保障線;二要合理界定最低生活保障的對象。

第五，強化農村社會保障立法。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實施離不開法律的規范。農村社會保障立法應堅持保障范圍、標準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城鄉有別，家庭保障與國家保障、社會保障相結合，權利與義務相一致，強制保障與自愿保障相結合等原則。農村社會保障立法內容應當包括保障對象、保障項目、保障水平、保障基金的管理、法律責任。當前，政府要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障有一個明確的定位，同時也應對政府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障中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發揮的作用加以具體規定，以增強農民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信心。目前，可以根據國家社會保障的立法狀況，由各省、自治州、直轄市從本地區農村養老實際情況出發，制定地方性農村養老保障法規條例，在此基礎上再制定全國統一的農村養老保障相關法律。

第六，建立完善的老年醫療保健體系與生活救助體系。老年醫療保健體系主要包括合作醫療、醫療保險、統籌解決住院費等形式。中國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計劃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基礎上建立的合作醫療制度，為廣大農民解決缺醫少藥問題起過積極的作用。農村推行以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不復存在，相當一部分農民醫療狀況惡化。近年來，旨在解決農村居民因病致貧等風險問題的新合作醫療正在興起，目前已覆蓋城鄉，農村老人的醫療保健狀況正在得到逐步的改善。

老年生活救助體系的內容主要是通過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農村扶貧工作體現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科學的方法確定保障線標準，使生活水平低于保障線的農民都能獲得基本的物質需要，救助的對象當然包括無勞動能力也無生活來源的老人。實施這一救助制度的資金基本由各級財政分級負擔，資金僅能保證救助對象最低層次的生活需要。農村扶貧工作是在社會救濟保證貧困戶最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礎上，利用部分資金幫助貧困戶發展生產的社會活動。近年來，中國的開發式扶貧已經取得顯著的成果，這對農村貧困老人改善生活狀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七，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管理體系。首先，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過程中，要優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業務流程，按照統一標準、簡化程序的原則，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業務經辦流程的基本框架。要規范經辦業務操作規程，統一社會保險對外服務的經辦，推進社會保險服務的社會化，增強社會保險服務功能，提高社會保險的服務能力。其次，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需要建立完善的信息平臺，以便農民外出務工返鄉后或在各地區間流動時仍能夠享受到統一的服務。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系應該建立業務管理、公共服務、基金監管等方面的應用系統，加快建設信息平臺。在信息平臺的基礎上構建一個數據中心，加強數據整合工作，推進全國聯網，實現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全面信息化。

第3篇：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影響范文

[關鍵詞]人口紅利；人口機會窗口；人口轉變紅利；人口投資紅利；人口轉移紅利；人口轉型紅利；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

一、引言

近期，有關人口紅利(Population bonus)的議論很多，這種學術關注熱度本身就值得重視。這是一個熱問題，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變的結構性變化所導致的積極經濟后果。20世紀80年代前期，國內已有學者看到了人口低負擔比時期所包含的發展機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員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利用人口年齡結構促進現代化建設》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齡變動的黃金時代”這一說法，即在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撫養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減少，勞動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經濟發展。其時，筆者感覺到人口低負擔比所提供的機遇恐怕只是一種可能而非必然，20世紀90年代前期開始撰文闡述自己的觀點，隨后，在與鄔滄萍教授合著的《中國人口的現狀與對策》一書中，用專門的章節來討論理論負擔比與實際負擔比的差異問題。

眾所周知，人口過多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控制人口數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穩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國重大的戰略選擇。那么，人口控制帶來了什么變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減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長量，另一方面也改變了人口的年齡結構，人口年齡金字塔底部收縮，“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同時出現。毫無疑問，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國人口轉變的步伐，而人口紅利理論的提出就是試圖解釋我國人口快速轉變所帶來的積極的經濟社會效應。

回顧過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經濟社會變革的雙重影響，中國走過了一條有本國特色的人口轉變道路。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與人口轉變有關。人口學的知識告訴我們，在不考慮流動、遷移的“封閉人口”假定下，影響人口數量變化有三個變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人口轉變就是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演進過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響，中國比發達國家更快地實現了現代人口轉變，雖然社會現代化的整體水平還不高，但早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我國就到了一個標志著現代人口轉變初步實現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時期。目前，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已經分別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現代人口轉變的實現意味著什么?會有什么樣的后果?人口紅利理論突破了三率組合類型變化的角度，從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角度來解釋人口轉變的意義，從而豐富了人口學說史上經典的人口轉變理論。

二、“人口機會窗口”不等于“人口紅利”

1997年以來，國際上的《世界發展報告》和《世界人口狀況》等報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機會窗口”和“人口紅利”的說法，但此說法在理論上并不成熟?！叭丝跈C會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 window)理論認為，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會形成一個“中間大、兩頭小”的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人口負擔系數降低的同時勞動力資源供給卻十分充裕。所謂中間大，是指15－64歲的勞動適齡人口規模大；所謂兩頭小，是指0－14歲的青少年人口和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規模小。

人口負擔輕對經濟社會發展意味著什么?在理論上，它可能會帶來三個機遇：一是創富效應，即勞動力供給充裕，價格低廉，如果就業充分，就能創造出較多的社會財富；二是投資效應，即人口年齡結構還不太老，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就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積累效應，即人口老齡化的高峰到來之前，社會保障支出少，財富積累速度快?？傊吧弑?、食之者寡”，有利于資本積累和財富創造。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人口負擔較輕的機遇優勢必須與人力資源開發的經濟活動結合起來，人口轉變才可能產生紅利。國內人口紅利理論的主要推動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員認為，人口紅利是指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增加所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的較高的資本積累，并且得出了一個定量的結論，即1983年至2000年我國人口總撫養比(即筆者所稱的“總負擔比”)下降對人均GDP增長貢獻率為26.8％。但這里有三點需要澄清：一是經濟活動人口不等于勞動適齡人口，人口學角度提出的人口負擔比(即0－14歲和65歲及以上負擔人口之和與15－64歲勞動力人口的比率)事實上是理論負擔比，而非實際負擔比。實際負擔比應是不在業人口與在業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負擔比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并不意味著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說的“中國人口機會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間達到26.8％貢獻率的說法不能籠統地理解為中國的人口紅利。精確的計算不一定是正確的計算。關鍵是我們首先要在理論和認識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紅利，它到底是怎么產生的。坦率地講，目前國內外的人口紅利理論并不成熟，還處在初創階段。當然，任何學術探索都是值得鼓勵的。

筆者認為，人口紅利的實質是人力資本積累加上人力資源開發。能否收獲以及收獲多少人口紅利取決于我們擁有什么樣的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以及我們如何去開發和利用它們。問題的關鍵是財富的創造，而不是財富的分配。人口紅利的焦點在財富的創造者——人力資源身上。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變紅利。對此，我們需要堅持兩點論，也就是說，不僅要充分利用黃金人口年齡結構所創造的人口低負擔機遇，而且要充分開發豐裕的人力資源，兩者的結合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口轉變紅利”。顯然，將“人口機會”、“人口機遇”直接認同為“人口紅利”是失之偏頗的?！叭丝跈C會窗口”只是提供了發展的機遇，本身并不是紅利。

三、為什么說中國有窗口之美而無機會之實

在理論上，中國存在著長達四十年的人口機遇期。從數據來看，20世紀后50年和21世紀前50年，中國的人口負擔系數呈現出先降后升的“U”型趨勢。如果以50％作為人口負擔系數高低的“門檻”，那么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大致是從1990年打開，到2030年關閉，前后持續時間大約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負擔系數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員指出，中國人口紅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現，當前中國正處在人口紅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過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紅利仍然可觀，只不過這個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進的，之后是遞減的。同時，他提出中國正在由勞動力 過剩向勞動力短缺的時代轉變，這個轉變的拐點將在“十一五”期間出現，確切的時間可能是在2009年，屆時中國城鄉將普遍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這里，人口低負擔比被理解為人口紅利。類似的看法并不少見，如最近有學者提出了“人口轉變在導致人口老齡化的同時，也構造出了一個黃金年齡結構，或者說‘人口紅利’”等觀點。

觀點不同是因為角度不同。一個是從人口負擔比高低的角度說，另一個是從勞動力資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實這兩個觀點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兩者都沒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紅利什么時候結束這個問題。因為在筆者看來，人口紅利存在一個時期，所以有一個時間表的命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廣義的人口紅利實際上是人口創造財富的過程，在任何時期任何地區，人口紅利與其說是有無問題，不如說是大小問題。

事實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處于東亞社會的日本和韓國提供的經驗事實告訴我們，“人口機會窗口期”與“經濟高速增長期”是錯位的，這一現象至少說明人口低負擔比并非經濟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日本“人口機會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期出現在1955－1973年，其時年均GDP增長率為9.22％。1973－2000年，日本進入了經濟低增長期，年均GDP增長率為2.81％。二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了近二十年(1955－1973)，與三個人口因素有關：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齡化相對緩慢，人口負擔系數從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進入了“人口機會窗口”時期；二是戰后“嬰兒熱”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已成為勞動力人口，為日本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中國卻是過多)，而當時日本的經濟類型屬于勞動密集型經濟，所以人口與經濟處在和諧的狀態；三是日本高度重視國民素質的提高，使日本積累了豐富的人力資本儲備(中國卻是太少)。僅僅有人口負擔輕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機會窗口”的潛在優勢。

日本的例子證明了人口低負擔比與經濟發展的弱相關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負擔比低、人力資源充裕、人力資本合格三個條件都具備的時候，才可能發揮出“人口機會窗口”的機遇作用。我們不妨稱之為“條件匹配性”。條件不匹配，我們就只能望“人口機會窗口”而嘆，而不能用“人口機會窗口”之實?！叭丝跈C會窗口”很漂亮、很誘人，但窗口里面的機會可能并不多。無獨有偶，韓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韓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出現在1962－1991年，其時年均GDP增長率為8.48％，1991－2000年則為7.18％。

低人口負擔系數有助于經濟的發展，這在一般意義上是通用的假設，但中國的情況卻遠為復雜和嚴峻。我國人口轉變的確機遇與挑戰并存，但挑戰大于機遇，一個是勞動力人口數量的就業壓力，另一個是龐大人口人力資本的投資壓力。未來的機會能不能把握住取決于今天的行動。如果不及早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和人力資源的開發，人口控制的減法效應就很難轉化為人口紅利的事實。

就業壓力巨大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長期面臨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現在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同時并存，城鎮就業壓力加大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速度加快形成疊加，新成長的勞動力就業和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相互交織。譬如，今后幾年，城鎮需要就業的人員每年仍將保持在2 400萬人以上。國家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在現有經濟結構條件下，按經濟增長保持8％的速度計算得出，新增崗位和補充自然減員只有1 100萬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 300萬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銳。這意味著在人口負擔比中作為分母出現的一部分人口實際上并沒有創造社會財富。

主流看法認為，農村勞動力人口過剩問題在相當長時期內將阻撓中國現代化的步伐。我國農村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為60％－70％。其中，農村富余勞動力為1.5億至2億人。1978－2005年，我國耕地減少近兩億畝，農業勞力凈增近兩億人。2005年底，我國農村一產勞力仍為3.06億人，比1978年多2 000萬人。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將長期困擾中國。為什么人口機遇時期就業壓力很大呢?眾所周知，中國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為了減輕就業壓力。目前，中國適齡就業的人口規模可達到8－9億，是很多國家人口的總和。中國的人口壓力集中體現在就業壓力上。現在的勞動適齡人口是過去幾十年人口增長積累的結果。人口學講究人口增長的隊列效應。過去的人口出生高峰變成現在的人口就業高峰和未來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5月13日的報告稱，我國正在由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的時代轉變，勞動力價格會上揚。這是一個驚人的判斷。那么，什么叫農村剩余勞動力?1989年，筆者提出農村勞動力剩余的本質是勞動時間剩余的觀點。不爭的事實是，農村勞動力的剩余具有強烈的季節性、相對性和隱蔽性。一個農村青年的臉上并沒有“我是剩余勞動力”的標簽。事實上，一個農村勞動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勞動時間的剩余和勞動能力的閑置狀況。同樣一個靠土地為生的青年農民，農忙時是絕對必要的勞動力，農閑時又是相對剩余的勞動力。推而廣之，中國所有的農村勞動力都具有雙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勞動力，也可能是剩余勞動力，關鍵在具有勞動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勞動時間的剩余度和累積性。即便是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也具有雙重的身份，他們是亦城亦鄉、亦工亦農或亦商亦農的兩棲人口，其雙面性并不會因為他們融入了現代產業體系而改變，農民工并不會因為進了城市就徹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為失業的風險也是存在的，而“失業”正是“剩余”的另一寫照。由此可見，我們不應該將農村勞動力的“剩余”標簽化和絕對化。由于我國農村勞動力規模巨大，所以很難讓人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國將迎來農村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的“劉易斯轉折點”。筆者認為，近年出現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權利保障的缺失。勞動力價格過低導致農民工就業積極性嚴重受挫，反映的是惡劣的勞資關系而不是供求關系。民工荒是一種現象，但原因不是勞動力的供給性短缺。民工荒是區域性、階段性的現象，不能作為人口紅利消失的依據。

實際上，“人口機會窗口”基本上只膨脹是理論的推測。人口轉變所帶來的戰略機遇期只是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有利的人口代際關系條件，要將潛在的機遇轉換為現實的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必須輔之以及時而有效的發展戰略調整。其中，適宜的政策和體制至關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鋼等經濟學家指出的，中國需要實行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應把擴大就業、緩解失業作為政府最優先的發展目標。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中小企業和私人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開放服務業市場，擴大就業容量；取消對勞動力流動的各種限制，培育勞動力市場；積極促進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部門轉移，從鄉村向城市遷移，從低勞動生產率部門向高勞動生產率部門流動。

我們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負擔系數的有利變化可能帶來的潛在的積極影響，而應該同時說明在人口轉變紅利之外，一定還有其他類型人口紅利的存在。

四、堅持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收獲人口“大紅利”

俗話說，觀念一新，黃金萬兩。我們要收獲人口的“大紅利”，就要重新認識人口紅利的概念框架。從廣義來說，筆者認為目前存在著四種人口紅利，分別是人口轉變紅利、人口投資紅利、人口轉移紅利和人口轉型紅利。以下介紹筆者對后三種人口紅利的新認識：

首先，人口投資紅利是在生命歷程(Life course)中投資于人口，通過教育、培訓和流動等人口投資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潛在勞動力和一般勞動力轉變為合格勞動力、優質勞動力，從而收獲紅利。

在微觀的層面上，孩子的成長期實際上也是孩子的投資期，當孩子長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來了孩子的回報期和產出期，開始收獲“人口紅利”。放大到宏觀的層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業年齡是25歲，那么25歲之前的人口是一個被負擔、被投資、被養成的人口，25歲之后的人口則是一個開始產出、能有回報、收獲紅利的人口。人口紅利的大小取決于生命歷程早期人口投資的績效。

中國的情況是一般性人力資源過剩，優質人力資源短缺，總體人力資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里，豐裕的人力資源能不能開發出來取決于人力資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們的素質或者說人力資本儲量。中國要收獲未來的人口紅利，人口投資是極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徑。

建筑在簡單勞動力利用基礎之上的“人口紅利”不能長久，因為只有高素質的勞動力才能保持經濟發展的活力?？沙掷m的人口紅利是對初級勞動力基礎教育投資和中高級勞動力職業技能投資的歷史回報，發達國家走過的內涵式經濟發展道路展示的就是這個規律。在知識經濟時代，今天的教育培訓就是明天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要長久，就要在人力開發之前確保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人力開發效率，促進勞動生產率和工作創造性。人力資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創造的最寶貴資源，放大和延長“人口紅利”的戰略舉措就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來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確立人力資本投資的政府、社會、企業、家庭、機構和個人的共同責任制，以及人力資源開發的環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國需要擺脫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依賴和勞動力價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確立以知識人口為依托、以人力資本為動力的新經濟增長機制，迎接民族復興的壯麗時代，就要未雨綢繆地轉變經濟發展路徑，充分開掘人口轉變和人口轉型帶來的人口“大紅利”。

其次，人口轉移紅利是指勞動力為主體的人口轉移所創造的社會財富。我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總量逐年上升，目前總量過億。根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提供的數據，2004年全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近1.2億，比2003年增加433萬。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入城鎮從事非農業，工資性收入成為農民增收的新亮點，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1990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約有20％來自工資性收入，到1999年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東部地區近50％，已成為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

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總隊的調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比重超過80％。在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只有10％強。農村勞動力素質的低下，既制約了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也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業層次的提高。勞動力是過剩還是短缺，不完全是數量與供給問題，而且有素質和供求問題。要享受人口紅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轉變所創造的負擔比較輕的人口機遇，形成的資本優勢要優先投資于人，將豐富的人力資源開發出來，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

一些地方將農村勞動力轉移當作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開展職業培訓、實行勞務市場職業介紹、加強勞動合同管理、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的拓寬輸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從而促進了勞力輸出人數不斷增加。此外，國家應高度重視農民工中出現的貧富差異、階層分化現象，盡早著手調節。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訓的投入力度，特別是增加政府無償或微利的培訓機構數量，確保農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學費的技術培訓，擴大農民工接受培訓的范圍，從而幫助他們在城市更好就業。同時，加強有組織的勞務輸出，通過勞務輸出地勞動保障部門與輸入地勞動保障部門的信息互通，有序輸出勞力，避免無序流動帶來農民工就業的不穩定和無保障，維護他們的打工權益。

再次，人口轉型紅利是指老年人口通過再社會化轉變自身的社會角色，從賦閑的離退休人員轉變為有所作為的工作者，通過再就業和續就業來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價值，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在國外，老年人口被稱為第三年齡人口。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是積極老齡化的希望所在。根據筆者對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屬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歲年齡段，大學文化程度老年人口總量有110萬。如果這些老年人口健康狀況良好的話，那么應該說這110萬老年人口屬于比較寶貴的人才資源，有較大的開發價值。但隨著新一代人口進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資源的含金量會逐步提高。

馬克思說過，時間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資源就在于他們擁有閑暇時間。2002年，馬德里第二屆世界老齡大會提出的積極老齡化的戰略對于我們收獲老齡化時代的人口紅利具有重要意義。筆者認為，我們需要提倡新的五個“老有”，即“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樂”。

從老年人口學角度看，中國在1999年就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從人口地理學角度看，中國在1979年就進入老齡化社會，當時上海已經成為老齡化城市。但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卻不是老齡問題最嚴重的城市。這說明老齡問題的本質也是發展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相對性和變異性。歸結起來，老齡問題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義問題，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問題；另一方面是發展問題，即人口轉變與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長遠和廣泛的經濟社會影響。有兩個命題對我們認識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和機遇可以提供幫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戰大，必須做大蛋糕；二是“邊富邊老”，需要關注老年人群對社會發展成果的共享權利。

我們需要三個未雨綢繆：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豐裕社會；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張老年人共享社會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張多元共生、和諧共進。這些都是和諧老齡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和諧老齡化配合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可以保障老齡化的中國收獲新的持續的人口紅利。

在人口高齡化的時代，老年可能成為人生四季最長的一段歲月，它可能日漸腐朽也可能充滿生機，其結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老年人的生活態度。“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這才是積極老齡化的心理圖景。從國內外老年學研究的成果來看，無論是老年人個體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區和老年人生活的社會，都要大張旗鼓地推動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以及筆者最近提出的“和諧老齡化”，最后實現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齡化。老年人不僅是豐裕社會的共享者，也是和諧社會的共建者，還是多元社會的共生者。政府要確保有條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繼續參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活動，保護和展示他們的尊嚴、能力和智慧，不致淪為社會發展 的犧牲品。

綜上，從廣義人口紅利理論出發，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收獲過人口紅利，只不過比重和性質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轉變，國家間接地收獲了人口轉變紅利。重視教育的國家比較多地收獲了人口投資紅利；城市化大力推進的國家收獲了人口轉移紅利；重視老年人作用的國家則收獲了人口轉型紅利。誰主誰次的結論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們的確需要在看到人口紅利的同時，也看到人口負債問題、人口風險問題，這樣才能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待人口紅利的凈值。

五、結語：人的發展是最重要的發展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發展問題，發展問題的實質是人的發展問題。歷史經驗表明，人的發展是最重要、最關鍵、最核心的發展。如果說發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國未來的希望在根本上講取決于人力資源的投資、開發和利用。如果說青少年人口是潛在人力資源，那么勞動適齡人口是現實人力資源，老年人口是可再開發人力資源。鼓勵以“老有所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為內核的積極老齡化，是否造成代際沖突?筆者的結論是：競爭不可怕，可怕的是競爭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在一個以知識、能力和權利為本位的社會里，要消除兩大歧視：一是性別歧視，二是年齡歧視。在就業市場中，老年人和年輕人各有優勢，一個是經驗多，一個是知識新，所以在更多的時候他們是相互補充、并無沖突的。要說矛盾，那是時時處處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競爭是化解矛盾的好辦法。只有在競爭無法化解矛盾的時候，才凸顯出“調和”的價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個衡量尺度：一是成本最小化。人口多，成本大；人口過多，負擔不起，所以需要控制。二是風險最小化。古有明訓：過猶不及。人口控制是有邊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包括成長風險、成才風險、養老風險、社會發展風險和國家國防風險，甚至還有親屬文化斷裂的文化風險和作為一個責任政府需要承擔后顧之憂的政治風險。歸根結底，其風險性在唯一性。三是潛能最大化。人口控制是節流，做的是減法和除法；人口投資是開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到了人口轉變的現代階段，中國的確需要更適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中央關于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也指出要進一步穩定和完善現行生育政策。如果哪一天在漢族人口中實施“城鄉統開二胎”，我想會產生多方面的積極影響，譬如可以減少獨生子女綜合癥，可以保障更適量更優質勞動力的供給，可以降低家庭養老的難度，規避人口風險，減少人口負債。人口負債是指已經預先支付、今后要償還的人口發展代價，如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問題、獨生子女老齡化問題。

第4篇：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影響范文

關鍵詞：人口發展；預測；可持續發展；武威市涼州區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7-0152-03

一、武威市涼州區人口發展現狀

1.人口總量大，人口增速趨穩

涼州區現有常住人口102.3萬，人口的增長速度近幾年呈逐漸減緩平穩態勢，年增人口不超過1萬，人口增長率基本保持在5‰。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口整體文化素質的提高，婦女就業觀念的變化，以及兒童撫養費的增加，群眾的生育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人口增長目前基本實現了低出生，低增長的生育水平。但由于全區人口基數大，是甘肅人口最多的縣區之一，因此整體來說，農村人口所占比重大。

2.人口流動數量大，以臨時性流動為主

從人口流動性上看，涼州區臨時性流動人口數量大，而長期流動人口數量并不多。據2006年統計，流出人口3.6萬，外出人員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3.6千，是流出人員的1/10。流出人口以勞務輸出為主，2006年涼州區農村向外輸轉勞動力21.52萬人，創收7.36億元，成了農村家庭的一個重要收入來源。為了提高流出人員的素質，全年培訓農村剩余勞動力45 516人。

3.人口素質不斷提高，受教育人口比例不斷上升

涼州區人口素質從1990―2005年有所提高，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03%增長到7.12%；高中和中專文化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9.17%增長到15.71%；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29.58%增長到38.35%。盡管人口素質有所提高，但整體水平較底，影響了農村人口的流動。

二、涼州區人均經濟發展水平

1.涼州區人均經濟容量變化

從2000―2005年，涼州區生產總值（當年價）從427 607萬元增加到952 000萬元，年均增長率為17.5%，人均生產總值（當年價）從4 310.12元增加到9 629.78元，年增長率17.6%。

2.涼州區人均財政收支

2000―2005年涼州區財政收入從2000年的17 236萬元增長到2001年的20 086萬元，隨后四年間一直下降，下降到2005年的9 106萬元，出現負增長。2000―2005年財政支出基本穩定增長。人均財政收入逐漸下降，由173.73元下降到89.80元。人均財政支出穩步上升由295.62元上升到51 1.50元。

3.涼州區人均固定資產投資

2000―2005年涼州區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從64 619萬元增長到337 218萬元，年增長率39.86%。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從651.34元增長到3 325.62元，年增長率46.06%。

三、涼州區2006―2050年人口預測及發展趨勢

（一）2006―2050年涼州區人口總量的變化趨勢分析

根據涼州區的人口預測基礎數據，借助CPPS軟件的支持，以總和生育率、預期壽命、性別比為控制變量，對涼州區2001―2050年的人口發展分別進行高、中、低三種方案的預測。將三種方案的預測結果與當地的實際情況進行對比，發現中方案（TFR＝1.64）最符合涼州區的實際情況。在TFR＝1.64的情況下，2001―2006年預測人口與實際人口的相對誤差分別為0.11%、0.10%、0.05%、0.5%、0.45%、0.34%，預測誤差較小。

1.人口自然增長率

圖1TFR＝1.64總人口數變化趨勢圖

由上頁圖1可知，預測期內涼州區人口自然增長率的變化趨勢同人口出生率的變化趨勢較為一致，總體呈下降趨勢，但中間有兩次小幅波動。第一次小幅上揚在2005―2012年，在2012年達到峰值，此后涼州區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降趨勢較為明顯。到2030年左右人口自然增長率又會出現第二個小幅上揚，但上揚的幅度很小，自然增長率變化曲線基本為水平狀，并且中間伴有個別年份的下降，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2038年左右，此后涼州區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開始大幅下降。

2.總人口數

由上頁圖1可知，涼州區總人口數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按照中方案的預測（TFR＝1.64），人口將在2022年達到峰值111.71萬，此后一直呈下降趨勢。2010年人口105.32萬；2015年109.28萬；2020年人口111.59萬。

（二）2006―2050年涼州區人口的年齡結構

1. 2006―2050年涼州區0～14歲人口數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

圖2TFR＝1.64 0～14歲人口數量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

圖2顯示了預測期內涼州區0～14歲少兒人口數量和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2006―2050年涼州區0～14歲少兒人口的數量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將呈現出先下降然后小幅回升，然后再下降的波浪形變化趨勢。0～14歲少兒人口數量將在2011年達到一個低值17.53萬，然后回升。在2019年達到一個峰值20.03萬人后再次回落，到2034年達到一個低值11.96萬人，然后再次回升。在2045年達到一個峰值13.56萬人，然后再次呈現出下降趨勢。

2. 2006―2050年涼州區15～64歲人口數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

圖3TFR＝1.64 15～64歲人口數量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

圖3顯示了預測期內涼州區15～64歲勞動適齡人口和15～6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的變化趨勢。涼州區15～64歲勞動適齡人口數量在2006―2012年會有一個明顯的上升趨勢，2012年后一直到2028年除個別年份小幅下降之外，基本保持不變，2028年之后呈下降趨勢。15～6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的變化趨勢同勞動適齡人口數量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預測期內涼州區勞動適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都會保持60%以上，這說明預測期內勞動力資源的供給是較為豐富的，2028年之前勞動適齡人口系數一直都保持在70%以上，數量在80萬左右。

3. 2006―2050年涼州區65歲以上人口數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

圖4TFR＝1.64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

圖4顯示了預測期內涼州區65歲以上人口數量和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變化趨勢。預測期內65歲以上老年人口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均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在未來，涼州區的老年人口系數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大，在初期變化速度較為緩慢，2006―2026的年均增長速度為3.14%；而2027―2039年，人口老齡化系數則會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增大；2039年老年人口數量和老年人口系數均達到峰值，分別為26.55萬人和24.76%；2040年以后基本穩定，2040―2050年的年均增速為0.25%。

（三）2006―2050年內涼州區的人口發展趨勢

1.預測期內涼州區人口結構類型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老齡化程度將不斷加劇

根據人口老齡化的不同程度，可以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人口劃分為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三種人口類型。年輕型是指65歲及以上人口在總人口中低于4%的比例，成年型指這一比例在4%～7%之間，老年型指這一比例超過7%。

按照中方案（TFR＝1.64）預測的涼州區未來主要年份的人口年齡結構數據，涼州區的人口結構在預測期內將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這一轉變過程將于2010年前實現，并且伴隨著時間的推移老齡化的程度將持續深入。

2.預測期內19～64歲勞動人口和25～44歲青壯年人口變化趨勢

圖5TFR＝1.6419～64歲和25～44歲勞動人口變化趨勢

圖5顯示了預測期內涼州區19～64歲勞動人口數量和25～44歲青壯年人口數量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預測期內19～64歲人口數量呈現出先增長后保持穩定，然后下降的趨勢。2006―2016年緩慢增加，2016―2026基本保持穩定，2026年以后逐年下降。25～44歲青壯年人口，從2006―2026年基本保持穩定，2027年以后呈現出下降趨勢，到2040年左右，下降到一個低水平后再次保持穩定。

四、涼州區人口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存在的問題與解決思路

（一）存在的問題

1.人口文化素質偏低，使發展缺乏后勁

2005年，涼州區的文盲率為8.68%，將近88 000多人，提高勞動人口素質，特別是特殊區域的勞動人口素質，是人口發展的難題，也是各個層次、各種方式教育機構和培訓機構的工作重點。與此同時，出現的教育素質逆淘汰現象也不容忽視，即城市家庭的生育率低，而農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在農村。由于人口素質低造成涼州區人力資本短缺，社會不穩定性增加，經濟發展將會缺乏潛力和后勁。

2.人口流動性弱，影響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

據2006年統計，流出人口3.6萬，外出人員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數量3.6千，是流出人員的1/10。流入人口中從省內流入和從省外流入的人口各占一半，說明涼州區人口的流動性較弱，吸引外來人力資本的可能性較小，人力資源很難得到優化配置。實踐證明，越是經濟社會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其流動人口，外來人口所占比重就越高。流動人口是活躍市場和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流動人口不僅能帶來新技術、新理念和新機制，還能有效拉動本地區的消費需求。

3.人口老齡化問題突出

未來涼州區的老年人口系數將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在2027―2039年老年人口系數將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提高，到2039年老年人口總數將達到26.55萬，老年人口系數將高達24.76%，總人口負擔系數高達57.1%。如此多的老年人口將為社會帶來沉重的扶養負擔。

（二）解決的思路

1.加大人才培養力度，以智力開發支撐區域經濟發展

涼州區經濟社會發展基礎薄弱，要根據實際，重點培養適合涼州區的開發型、專業型、技術型人才，普遍提高本地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注重少數民族企業家的培養和扶持，注意發掘當地掌握獨特技術技能的人才，積極向國家爭取吸引人才的財政支持和優惠政策，關懷愛護來本地工作的外地科技人才。

2.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人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社會醫療保障、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其他社會福利救濟制度，難以消除農村人口養老的后顧之憂，使農村人口控制工作難度加大。

農村人口控制工作的難度不僅僅是因為受傳統觀念的深刻影響，更主要的原因是目前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農村現有的家庭養老而非社會養老模式決定了農村人口的老有所養、生老病死問題主要靠其子女而非社會來承擔。涼州區家庭養老模式占據主流，“養兒防老”在農村不單單是一種傳統觀念，而是一種現實需要。任何人都會考慮失去勞動能力后怎樣生存的問題，城市居民由于有基本的社會保障，經濟上基本不成問題，而農村養老問題的解決途徑只能是盡量多生孩子，增強未來生活的保障程度。

3.將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納入規范的運行軌道

2006―2010年為第一階段。實現低生育率；實現計劃生育工作的規范化、科學化和法制化；建立完整的城鄉計劃生育服務體系；完善計劃生育基礎設施的建設；防止人口出生率的反彈，重點控制流動人口的生育秩序；建立人口與經濟等要素的可持續發展機制。

2011―2015年為第二階段。穩定生育水平，提高人口質量；將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5‰，并繼續完善計劃生育工作程序，使之規范化、科學化和法制化的機制趨于成熟；人口發展和計劃生育的新體系基本建成；對人口和計劃生育問題的研究、規劃和實證分析要上水平、上層次，擴大在市內省內國內的影響。

2016―2020年為第三階段。把人口的全面發展作為人口發展和計劃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標，全面提高人口出生、培養、就業、流動的水平。將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4‰；進一步完善城鄉社會保障制度，農村作為重點；延長人均受教育時間；人力資源高效利用；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機制基本建立起來；整個社會進入良性發展的軌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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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雪原.發展觀的轉變――人口與經濟可持續發展[J].濱州學院學報，2005，(21)：1-8.

第5篇：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影響范文

關鍵詞：數據分析；事物變化；“不婚”現象；結婚率；社會環境

數據是體現事物變化的最有效證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2016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結婚率正呈逐年下降趨勢而離婚率正逐年上升（見圖民政部數據）。雖然2017年的結婚率并沒有被正式公布但民政部的《2017年服務統計季報（2017年4季度）》顯示2017年全國各級民政部門和婚姻登記機構共依法辦理結婚登記1059.1萬對，從數值上看，相較2016年減少83.7萬對，可見在剛剛過去的2017年我國的結婚率仍呈下降趨勢。

一、對結婚率不斷下降的數據分析

結婚率的不斷下降，意味著我國選擇結婚的適齡人口數量正不斷上升，不婚率正不斷上升，那么是什么導致了這一結果，影響不婚率的因素有哪些，在現代人們對不婚現象的看法有哪些，基于以上問題我們開展了一次問卷調查。

問卷由18道題組成，其中包含13道單選題，5道多選題。本次問卷以網上收集為主，共回收問卷400份，有效問卷400份，其中調查樣本中有男性119人，女性281人。

（一）通過數據，我們對如下因素進行了分析：

1.婚姻觀念

對婚姻的理解這一問題，體現了當代人對于婚姻的態度?！笆菒矍榈淖匀划a物，戀愛自然過渡到婚姻”這一選項有84%的比例，而“提供一定物質保障，在生活中相互扶持”這一選項只有45%的占比（見圖1），可見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愛情是人們考慮婚姻問題的一大基礎，人們越來越多的考慮到婚姻在精神方面的積極影響，而非物質生活上的保障作用，追求在精神層面和物質層面的需求能夠相契合的婚姻模式。我國處于深化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處于中西文化愈加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時期，多元的價值觀念，潛移默化的改變著當代人。當代人尤其是年輕的一代越來越看重個性的保護和發展，追求自主空間、人身自由和精神世界的自由，追求情感獨立的空間、經濟獨立的地位，更在乎精神世界的契合。故而當代青年人愈加希望使婚姻成為愛情的自然產物。

由圖也可以看出：從古到今，人們的婚戀觀幾經變化，然而追求幸福愛情的美好愿望沒有絲毫的降低。

2.物質因素對婚姻的影響

“結婚一定要買房買車嗎”這一問題從社會生活的角度調查了物質條件可能對婚姻造成的影響。得到的數據與對婚姻的態度一題中的結論相吻合。與團隊調查前的預想不同，這一問題中認為結婚不一定要有房有車的人占了大多數，數據顯示有65%的人支持這一觀點。這也反應了當今人們對于結婚的物質條件的要求正在降低，而出乎團隊意料的一點是，在將這一問題與年齡數據進行交叉統計后，我們發現，不同于我們在展開調研前認為的“年長的人會更在意結婚是否有車有房，甚至會影響子女結婚時所提的要求”的觀點，數據顯示無論在哪一個年齡段，認為可以不買車買房的人都占了多數。

3.對待不婚主義的態度

不婚主義者關于“可能會面對的困難”這一問題中，選擇“世俗輿論的壓力”這一項的比例高達89.89%（見圖2），但在已婚及認為自己可能會結婚的答卷者的選擇中占有53.38%的“沒有婚姻保障難以維持與另一半的穩定關系”這一選項在不婚主義者的考慮中并不占較大比重?？梢钥闯鲈谶@一方面兩類人群的考慮角度有很大不同。除問卷選項外，很多答卷者還提出了“養老難”的顧慮（見圖3）。由此可見除了如何解決我國不婚率逐年上升的問題之外，我們還要重視在這樣的數據背后，多年后可能會出現的數量劇增的獨身老人的養老問題。

此外，在第18題解決方法中我們共收集到69份有效建議，參與者從“完善立法”“提高社會包容性”“開放非婚生子許可”“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提出了許多建議，這也為我們完成后續內容提供了更多的思路與角度。

（二）綜合所有數據，我們進一步分析了如下兩個使得人們“不婚”的客觀因素：

1.婚禮費用高

從我們的統計結果來看，拋卻婚車婚房，調查對象大多數認為婚禮費用應在10萬元以下，所占比例為53.5%，而認為婚禮費用應在20萬元以上的僅占比例11.25%。這與我們想象之中的選擇大相徑庭，因為在中國人的文化觀念之中，婚禮應該是一個“充場面”“有面子”的場合，一是為遵循傳下來的文化習俗的完整性，二是為了向親朋好友體現出生活的幸福，婚禮往往是隆重甚至奢侈的。

這樣的數據結果很有可能是因為我們調查對象年齡分布集中在30歲以下，這能反映出隨著社會發展，人們尤其是年輕的90后的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這種期望與我們了解到的實際情況并不完全相符，婚禮費用隨著地區經濟發展程度水漲船高。昂貴的婚禮費用用殘酷的數字讓美好的節約愿望落空。根據全國結婚產業調查中心的《中國結婚產業發展調查報告》顯示，結婚人群保持穩定的基礎上，目前婚慶消費總額還在不斷增長。2015年國內狹義婚嫁消費測算如下（刨除旅游珠寶等領域）：

如今距這個數據已有三年之久，婚慶業由整合期進入成熟期，服務進一步完善，而費用也是居高不下。表格中所列出的數據按我們婚禮流程來看其實并不完整，甚至忽略了婚禮費中中占比極高的婚戒、蜜月旅行、彩禮嫁妝等?；閼c行業大多為服務性質，人工勞務難以計算，費用就居高不下，各種冗雜且高昂的費用成了不少準新人的心頭病，在將婚禮規格作為“門檻”的家庭中，難以負擔的費用勢必會成為一種阻礙。我們認為，應當讓政府適度參與婚慶行業費用調控，扶持或者資助公益性的婚慶服務公司，同時給予人們兩個選擇：是選擇較為平價的經濟適用性婚禮還是一場精致的夢中的婚禮。在分流過程中，價格監管部門應該對于價格有最基本的限制，不能讓漫天要價、“獅子大開口”的情形愈演愈烈。公益性質的婚慶服務公司不僅能降低準新人們的經濟負擔，減少不必要的等待時間，還能夠與現存的“一家獨大”的全國連鎖壟斷型婚慶公司形成競爭。

2.尋覓對象難

現在人們生活圈子較為固定，在單位與家兩點一線間，很難有機會結識有可能一起走入婚姻殿堂的對象，深入了解更是難上加難，常常是大家各自都有結婚的心卻有各自單著，可謂是“相逢對面難相識”。

商機在眼前，各大相親網站蠢蠢欲動，紛紛推出各種會員套餐，級別從青銅到鉆石，費用從十位數到四位數不等，層層篩選各種條件，力圖為用戶選出那一位“Mr.Right”。然而，互聯網上的虛擬交流畢竟有其風險，登記的信息未必真實，人品也無從驗證。去年沸沸揚揚的“翟欣欣事件”一個很好的例子，從一個網站上你無從得知對方登記的以前的婚姻狀況是否真實，可用的網站平臺不互通，信用等級也是形同虛設?；楹蟪霈F了問題網站往往就開始推脫責任，忘了當初收會員費的信誓旦旦的承諾，退一步說就算是網站表示了歉意，誰又能為一場失敗的婚姻甚至是為你的人生埋單呢？翟欣欣這樣的“愛情騙子”絕不在少數，不知什么時候就會釀成一出慘劇。

相親網站與相關公司水平參差不齊，有些網站甚至不要求實名登記，更無須上傳真實證件，也就為騙子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耙姽馑馈保掌c本人完全不符甚至判若兩人的情況比比皆是，平臺為了獲取關注量，擴大用戶受眾面，完全不加以限制，在某些蓄意的欺騙中，這些平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狠狠地點了火加了柴。

互聯網虛擬平臺曾給相親行業帶來了無限憧憬，可是不加限制與管控的現狀卻不是我們想看到的。輕則“、投資、騙紅包”，重則“招、酒托、仙人跳”，不僅背離本意，更是在違法的邊緣試探。這樣觸及底線的、明目張膽地“掛羊頭賣狗肉”的行為已經不能被容忍了。政府應該對于相親網站成立的資質加以審核，并定期抽查審核其真實性與實踐度，制定相關條例，加大處罰力度，以期真正實現互聯網的優越性，達到便民利民的目的。

二、通過社會環境及數據進行問題分析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經濟水平，人們思想水平的提高，社會關系不斷變化，文化氛圍受多種影響與沖擊，我們這一代人在尋找伴侶、決定人生大事的時候，面臨的情況完全不同于父母，我們面對著新的選擇與自由，同時也承受著新的焦慮與不確定性。“不婚”現象作為當代社會的一種新趨勢，應結合婚姻制度本身的意義和價值，以及社會各主體對于婚姻的態度及做法，明確分析“不婚”現象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探索當代婚姻制度的有待改進之處。

不婚現象已在世界不少國家屢見不鮮。在日本自20世紀末以來，就適婚年齡女性而言，其未婚比例已經超過五成。越來越多的亞洲女性選擇從以婚姻家庭為中心的“女主內”生活方式轉化為堅持不婚、爭取獨立自由的生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將女性的婚姻選擇改變之原因歸納為兩個主要方面：首先是日本女性地位的上升，包括學歷水平、經濟水平的上升，讓女性的主體意識和獨立意識增強，對伴侶和婚姻的期待值增高并更加尊重個人情感，因此在擇偶和步入婚姻之前會有更長時間的選擇期；其次，是日本職場結構的變化讓女性在社會中也有了與男性近于平等的地位，在喜愛的工作和婚姻生活中間可以不用再因物質而妥協于依附伴侶，同時已婚生活會擠占個人時間，鑒于日本社會兼顧事業、育兒等家庭功能的社會化不夠完善，婚姻普遍成為女性追求個人理想的阻撓之力。

女性選擇不婚的態度體現了成為完整獨立個體的訴求。不婚現象體現了女性對實現成為獨立個體的積極訴求和對于婚姻對個人影響的消極擔憂，或可認為這是經濟發展與男女平權的必然過程，但這并非會成為社會結構的最終形態。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不婚現象之根源在于經濟發展，而政策調控則是最有效率的解決方法，但過硬的政策控制對于社會心理的壓制可能會起反作用，因此和緩疏導和解決不利影響因素是本文比較提倡的辦法，即對男女家庭地位與分工的解決。

我國現在對于產假及生育津貼的規定仍在《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中予以說明，女性產假在百日左右。多數省份的《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條例》中規定男性陪產假在7天到30天不等，并未作統一規定。男女對于生育這一家庭共同重大事件的分擔明顯不均，讓已婚女性在就業方面承擔更大的壓力，產假這一因素很大程度讓雇傭者選擇雇傭男性員工，因此在追求事業與成全家庭之間女性只能擇一。以法律的名義明確對配偶的陪護和對嬰兒的照顧，不僅有利于兩性公平承擔生育成本，還有助于打破傳統的性別分工模式。男性參與生育事務是大勢所趨，當今很多發達國家對于男性休產假提供制度性保障，當男性也需要關注個人對家庭的貢獻時，男女在家庭和職場的地位的平等讓女性獲得同等的就業和晉升的機遇，那么選擇婚姻和生育也能夠回歸成為主流。

我們既要圍繞著“不婚”現象的產生原因以及其社會影響，也要提及“不婚”現象對文化傳承的沖擊。我們應結合當代社會現狀，法律現實，如：婚姻法，勞動法等，對其有待改進之處，從人身，情感，財產等不同角度，進行深層次的探索，提出建議性條款并進行闡述。

對于“不婚”現象的論證最終應該落腳于社會文化變革的沖擊與相關法律政策缺失的矛盾中。通過調研我國的社會現實，以數據分析“不婚”現象背后的、社會歷史原因，文化背景，思想變遷等等。我們認為，從宏觀的角度看，婚姻制度本身的根本性變化是導致“不婚”現象出現的原因，針對這一原因我們認為應當正視現有婚姻制度的改變，接受多樣化的婚姻模式。

在文化轉變的脈絡下，人們對婚姻中的不同情境有著不同的應對措施。如社會學家AndrewCherlin所述：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命題，比如婚前性行為是否適宜、離婚的條件，甚至是婚姻的必要性，都已經不再盛行。從文化的宏觀角度來看，我們不可否認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日益擴散。受此影響，中國社會正在經歷變遷，這包括初婚年齡提高，離婚的阻礙減少，社會對于婚前、婚外以及同性間的親密關系的接受度越來越高。

我們認為婚姻是一套復雜的制度，其外圍是性別化的家庭和情緣關系，在向外擴展則是特定的政治體制與社會經濟體制，所以在討論婚姻制度時，應該將婚姻與家庭組成的規范分割開來，通過權衡公共生活和私人喜好得出影響婚姻的關鍵因素。如同84%的人認為，婚姻愛情的自然產物，婚姻是一種親密關系。但是，婚姻也是一套具有分配社會權利、義務、自愿的公共制度，調研中45%的受訪者認為婚姻具有物質保障功能也能體現這一觀點。婚姻作為公眾制度對私人領域的影響一部分是源于儒家根深蒂固的父權家庭價值，另一部分則是因為社會依然尊重傳統的婚姻與家庭形式。公眾難以接受甚至是排斥其他的婚姻與家庭形式如同性婚姻，這也是約百分之九的受訪者選擇不婚的原因。儒家社會的道德基礎給予個人權利最小的保護但持續強調家庭，這也導致了公眾偏好超過了個人追求幸福的權利，而這顯然與日益追求自由的時代變遷不相符合，也是246位不婚主義者不愿走進婚姻殿堂的原因。

通過調查“不婚”現象的社會現狀，我們進一步明確了行為者和旁觀者的心理。我們通過問卷調查了解不同人群對“不婚”現象的不同看法，并從“不婚者”與“非不婚者”的訪談中研究了行為者最真實的初衷和想法；在對“非不婚者”的調查中，有百分之89.07%的人認為是否結婚是個人自由，應當尊重當事人的選擇，由此可見旁觀者對于“不婚”現象仍然持有包容的態度，對“不婚現象”的社會接納度較高。從社會大眾對現代婚姻各方面制度條款的認同度，研究社會環境與情感的變化和沖突等等。通過了解“不婚”現象出現的社會歷史原因及大眾對“不婚”現象的看法，我們對婚姻法律制度存在的有待改進之處提出如下針對性的解決方案：擴大婚姻法保護范圍，納入民事伴侶關系。

民事伴侶關系通常是指同結合和無結婚意愿的異結合的法律關系。這個概念起源于丹麥的“民事結合”，目的是給同提供類似婚姻的權利、福利、義務，后來被大多數國家借鑒，是接近婚姻的一種關系。在一些國家它還可以用來表示沒有結婚意愿的異關系。各國對民事伴侶關系的表述各不相同，如法國的“民事契約關系”、德國的“生活伴侶關系”。

根據調查，約22%的人堅定地認為自己是不婚主義者，而約51%的受訪者表示自己身邊有人認為自己不會結婚。我們不能武斷的認為不婚現象已很普遍，但不可否認的是“不婚”逐漸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此外，有約百分之八的人因為同性婚姻不合法而選擇“不婚”我們認為必須尊重時代客觀變化并尊重個人選擇，以此為前提，我們應該平等地向所有人提供婚姻的權利、福利與義務。但是，我們認為在儒家的傳統思想下，直接主張同性戀婚姻合法化是激進的。但是，如果我們可以逐步將“民事伴侶關系”納入婚姻法的保護范圍中，這樣不僅可以給予廣大同性戀群體以必要的保護，更加可以給予那些不愿被婚姻束縛或者因為客觀原因不愿走進婚姻殿堂的群體的財產（約38%的受訪者認為財產是不婚主義者將遇到的主要問題）等權益以保護，也能更好地解決非婚生子的戶口及遺產繼承等問題（約36%的受訪者認為非婚生子與婚生子在中國的權利不平等是不婚主義者將面臨的主要問題）。此外，納入“民事伴侶關系”也能讓不婚主義者享受與結婚者一樣的婚假、產假等福利待遇，真正是的個人權利勝過公眾偏好，給與所有人平等的權利保護。

然而對社會群體觀念的改變仍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不可忽略當下正在發生的不婚現象或可帶來少子化和老齡化社會問題。不婚人群在未來或會結婚，但已經屬于晚婚晚育，而堅持不婚的群體，若非具有充裕的經濟條件，則會在老年期成為社會重要的負擔對象，生育率降低和老齡人口比例升高已成必然趨勢。因此在政策法規方面，需要提前作好應對措施。

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陳馮富珍博士在《關于老齡化與健康的全球報告》中指出，人口老齡化之現象并非一個需要巨大衛生保健開支的問題，而是社會需要根據老年人的能力和健康需求多樣化進行調整，不僅要在衛生醫療模式應對老齡人口健康，更需要使老年人安全舒適生活的政策和適當的社會關懷體系。

就我國衛生醫療模式而言，衛生專業中有關老年病學和老年學的培訓仍舊處于低水平，對于專業照護人員的關注和支持仍并非政府解決老齡化問題的重點。中國自古以來講求齊家治國，對于老年人的供養社會基本由家庭后輩承擔，因此當未來不婚主義一代年老后，人口老齡化達到高峰，人口紅利時代結束，大量的老齡人口成為社會共同負擔。在老年人群體多發的慢性病問題、限制行為能力的老人照護問題會對國家的醫療保健體系產生巨大沖擊。

與此同時，老齡化并非是一個走入死胡同的過程，與之同時發生的還有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和醫療水平的進步。而且老年人本身在閱歷和智慧的優勢也使他們仍舊是社會中重要的生產力群體，摒棄對老年人生物學衰退的偏見，老齡化將會帶來勞動人口的平均年齡升高，當今社會的經濟轉型也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轉變需要大量勞動力的產業而大力發展技術密集型和智力密集型產業，減輕老齡化問題對于勞動力缺失的壓力。同時，老齡人口對社會消費也可作出巨大貢獻。

醫療服務方面，對于醫療工作者培訓如何評估老年人身體狀況并作出更適宜老年的治療方法、對于需求長期的治療服務的病人的醫療程序特別設計、組織培訓非正式照護人員和社區志愿者并支持其加入醫療服務系統、多學科小組的社區護士和職業/非職業理療師，這些醫療服務的協調都能較大程度減輕醫院門診壓力、提高系統績效的同時幫助老人便利快捷接受更全面的醫療服務。

除此之外，本文認為建設老年人更能獲得精神關懷的社會氛圍十分重要。老齡人口并非是完全需要社會嬰兒式看顧的群體，在教育、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研究、藝術等領域，老年人仍由較多的社會參與空間。除專業的醫療衛生體系配套建設，政府或可提倡建構基礎于社區的關懷體系，緩解老齡人口因為老來孤獨而生抑郁和焦慮等精神疾病，同時為醫療衛生體系提供基礎的組織性支持，比如在中老年人群在社區范圍中能幫助照顧高齡老人，或老年人通過社區社交活動等，同時也能通過對于老年群體的整合對其進行心理疏導、健康指導甚至理財咨詢，避免出現孤寡老人老無所養之情形。

第6篇：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影響范文

關鍵詞:城鎮養老保險;部分積累制;現收現付制;基金制

社會養老保險不僅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個具有豐富經濟內涵和廣泛社會影響的政策問題。一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選擇，應該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收入分配結構、要素市場發育程度、稅費征管體制、人口結構等現實條件相適應。因此，根據本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來制定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方案，是一項重要的政策內容。

近年來，在多方論證的基礎上，我國初步建立起了一個部分積累制的城鎮養老保險體系。然而，現行養老保險體系的實際運行卻不盡如人意，其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值得引起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反思。本文在對當前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存在問題及其根源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認為我國應當更加務實地對現行的城鎮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

一、改革歷史的簡單回顧

我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國家頒布的《勞動保險條例》和《國家工作人員退休條例》，其保障對象是城鎮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主要特征是由國家規定基本統一的養老待遇，由各類單位和企業支付養老費用。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營由國家統負盈虧，因此這實際上是一種享受對象經限定的由國家統一管理并保證養老金發放的養老體系。

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要求國有企業成為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這樣，養老包袱的輕重就嚴重地影響到國有企業的盈利水平和競爭能力，養老基金由企業統籌向社會統籌方向發展勢在必然。1991年《國務院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標志著我國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的開始。這實際上是一種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體系。

1995年《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確定了基本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簡稱“統賬結合”）的模式，強調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必要性。1997年《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規定》，進一步明確了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統一模式。該模式要求我國的養老保險體系從傳統的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過渡。事實上，我國采納了世界銀行倡導的“三支柱”模式，即強制性的現收現付制作為第一支柱，強制性的個人賬戶作為第二支柱，自愿的補充養老保險作為第三支柱。第一支柱按照繳費工資的13％由企業在稅前支付，它將保證繳費15年以上的職工在退休時獲得20％的替代率；第二支柱由個人和企業共同負擔，按繳費工資的11％繳納，當職工退休時每月可得到個人賬戶基金積累額的1/120。作為第一支柱的統籌賬戶和第二支柱的個人賬戶，可合計提供58.5％的目標替代率。①

概括起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改革的內容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從企業統籌走向社會統籌；二是從單一的現收現付制走向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相結合的統賬結合模式；三是擴大了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將非國有企業納入養老保險體系；四是適當調整了繳費率和養老金的替代率，糾正了養老保險體系在精算上的失衡。而改革的目的在于順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解決養老保險的可攜帶性問題，疏通勞動力流動障礙；應對人口結構不利變動對現收現付制的挑戰，削減養老保險制度的代際再分配功能；等等。

二、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原因

盡管已有的研究從理論上論證了多支柱模式的優越性，以及通過模擬研究②論證了我國從現收現付制向基金制轉型的現實可行性(WorldBank,1997；YanWang，etal.，2000)，[1-2]但現行養老保險體系在運作過程中還是出現了許多預期之外的問題。

1.個人賬戶“空賬”規模巨大，部分積累制名存實亡

由于現行的部分積累制是在現收現付以及沒有任何基金積累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就要求當前工作的一代不僅要承擔上一代的養老責任，還要為自己積累養老金，由此帶來了巨大的轉型成本。

對于改革之時已經離退休的“老人”、工作期間經歷制度轉換的“中人”以及改革之后才參加工作的“新人”來說，目前的養老保險制度采取“老人老辦法，中人中辦法，新人新辦法”③進行區別對待。即已經離退休的“老人”的養老金待遇保持不變，他們的養老金用每年收繳的社會統籌基金支付；對于“中人”,新制度規定將其在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他們所享受的養老金待遇與他們在改革之后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的差額也由社會統籌基金支付。這樣，“老人”和“中人”的養老金來源就成為一筆“歷史債務”（即轉型成本），如國務院體改辦2000年測算的結果為67145億元（何平，2001）。[3]

現行部分積累制的養老保險制度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養老保險費的實繳數額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統籌賬戶的基金不足以支付現有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因此個人賬戶的基金幾乎全部被挪用來支付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從而形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即個人賬戶只是一個名義賬戶。在名義賬戶下，資金的回報率是由政府規定的，而不是實際的投資回報率。這樣，從根本上看，現行養老保險體系仍然是現收現付制。

2.繳費率相當高，企業和工薪階層負擔沉重

我國養老保險繳費率（平均養老保險費與平均工資的比率）目前已經達到比較高的水平，從1991年的16％增加到目前的24％，遠遠高于世界平均繳費水平（為10%），甚至高于國際警界線（20%）。根據對OECD24個國家社會保障繳費率的統計，只有丹麥（24.55%）、意大利（29.64%）、荷蘭（25.78%）、西班牙（28.30%）和葡萄牙（34.75%）等5個國家的社會保障稅高于中國（孫祁祥，2001）。[4]

盡管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工資基數的方式向職工轉嫁部分社會保險費（轉嫁能否順利實現取決于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彈性），但過高的繳費率無疑將提高企業的經營成本，并形成繳費企業與未繳費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而在現行制度下，企業職工除了須繳納“四金”（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失業保險金）以外，還須繳納不菲的個人所得稅。在這種情況下，實現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再分配功能的資金來源和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實際上大部分來源于工薪階層。這種狀況對于培育中產階級，改善我國居民的收入分配結構是不利的。

如果說西方國家的高繳費率主要緣于提供了過高的社會福利，即所謂的“福利病”（同工資一樣，社會福利水平具有很強的剛性），我國的高繳費率則主要在于龐大的轉型成本——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覆蓋面、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過高的替代率等原因造成的養老保險資金缺口。理論界熱衷于探討的老齡化問題，事實上并非造成高繳費率的重要因素，而這恰恰更增加了人們對于老齡化將帶來的高贍養率的擔憂。

3.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擴大覆蓋面舉步維艱

當前企業拖欠、逃避繳納養老保險費的情況非常嚴重，近幾年來養老保險基金的收繳率呈逐年下降趨勢。1992年至1998年，收繳率分別為96%、92%、91%、86%、90.7%及82.7%，此后一直徘徊在90%以下（龔秀全、黃勝開，2002）。[5]截至1998年底，企業共欠繳養老保險費302億元，到2000年底上升到414億元，相當于當年養老金發放金額的20％。而且，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進展也乏善可陳。1999年，國務院了《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加速把非公有企業職工和外來勞動力包括到養老保險社會統籌中來。但直到2005年底，養老保險參與率一直徘徊在50％~60％之間（見表1）。覆蓋面未能順利擴大，直接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到1997年底，93.9％的國有企業職工參加了養老保險，而城鎮集體企業職工的參與率為53.8％，其他所有制企業只有32.0％，事實上造成了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二是養老保險體系的負擔率大幅上升。如表2所示，從1993年到2005年，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參保職工人數上升了78.8％，而參保離退休人員則上升了168.2%，負擔率提高了50個百分點。

在現實中，企業逃避繳費的行為是不可避免的；但過高的繳費率、有效征管體制的缺失，則大大增強了企業逃避繳費的動機。從我國的國情來看，逃稅漏稅現象本來就非常普遍，更何況是以“費”的形式進行征集的養老保險基金。

從職工個人方面來看，由于當前的工薪階層不僅成為轉型成本的主要承擔者，而且現收現付制本身所具有的再分配功能、④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和過低的投資回報率等因素，也都抑制了其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積極性，難以有效形成職工對企業繳費的監督機制。

地方政府（縣或地、市級政府）在統一養老保險制度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注意。地方政府曾是養老保險體系的管理者，且在大部分地區至今仍然是實際的管理者，養老保險的省級統籌將使它們失去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顯然，在它們擁有對養老基金控制權的時候，它們有積極性向企業收取養老保險費；而在它們喪失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之后，它們的積極性將相應降低。此外，在省級統籌的運作中，省內地區之間的交叉補貼也會對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產生嚴重的影響。例如，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盈余被拿去與其他縣（或市）分享，這個縣（或市）將不會有實現盈余的積極性；反之，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赤字可以得到來自統籌基金的補貼，這個縣（或市）也不會設法去消減赤字。

4.其他存在的問題

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在運行中出現的其他問題還有很多，如社?；鹞茨塬@得令人滿意的收益率、省級統籌進展緩慢等。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的年報為例，其歷年的投資收益率（如表3），在所有年份均低于五年期定期儲蓄利率。而自1997年國務院要求養老保險實現省級統籌以來至2000年底，真正實現省級統籌的只有5個省，17個省通過省級調劑金進行上繳下撥，8個省還沒有建立省級調劑金或者雖然名義上建立了但沒有運作（趙耀輝、徐建國，2003）。[6]過低的投資回報率大大打擊了職工對于養老保險體系的信心，甚至使個人賬戶的繳費異化為某種稅負（由于資金回報率低于其機會成本）；省級統籌難以實施，則不利于調節省內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以及控制養老基金管理中的道德風險和腐敗行為。

綜上所述，個人賬戶空賬、繳費率過高、拖欠及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是當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從這些問題之間的關系中可以看出，它們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養老保險基金的拮據表現為個人賬戶空賬，并產生了提高繳費率的要求；過高的繳費率又大大增強了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動機；而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行為，反過來又影響了養老保險費的順利征收，并使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難以實施；最終導致個人賬戶空賬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從而使整個養老保險體系的運作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當前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在實踐中遭遇的嚴峻形勢所折射出的現行制度設計的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過于執著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財務平衡。面對巨大轉型成本的現實，政府沒有必要拘泥于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收支平衡，以致于造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而失信于民。事實上，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社會保障稅并不是社會保障資金的惟一來源。除少數國家(如德國)的社會保障稅能夠完全滿足社會保障支出的需要以外，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只占社會保障支出的較大比重，個別國家（如加拿大）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占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尚不足50%。而從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因此，增加其他資金來源（如國有資產的變現所得、稅收收入、國債籌資等）用以支付轉型成本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養老金的替代率偏高?，F行制度設計中養老金的目標替代率為58.5％，而“老人”和“中人”的替代率更高。從實施情況來看，目前我國各地基本養老金替代率的平均水平已超過80％，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見表4）；部分地區如河北、山西、內蒙古、吉林、安徽、江西、山東、河南等?。ㄗ灾螀^）的養老金替代率均超過了100％，甚至出現了一些在崗還不如退休的情況。從人均產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仍十分巨大，現行制度如此之高的替代率未免有些自不量力。

第三，養老金領取條件過于寬松。主要表現在對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政策把握和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提前退休政策以達到減員增效目的。此外，80年代初期，我國27個產業部門相繼制定了1800多個特殊工種名錄，規定特殊工種職工可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但是，隨著現代化科技的應用，繼續沿用這個20年前制定的標準并不完全合適。不僅如此，為了順利實現減員的目的，地方政府和企業還有意放松了對提前退休審批的管理，從而導致一大批產業職工提前退休，過早地加入領取養老金的隊伍。從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來看，新制度中繳費滿15年、舊制度中工齡滿10年即可領取養老金這一政策標準，在世界上已建立起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中也是相當低的。

第四，對制度實施方案的操作難度缺乏充分的估計?，F行制度設計不僅建立起了一個擁有較高目標替代率的部分積累制養老體系框架，而且還指望由當前工作的一代承擔起巨大的轉型成本，但對于企業和職工能否承受由此帶來的高繳費率以及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卻似乎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部分積累制的強制性個人賬戶客觀上也加重了企業和職工的負擔，事實上并不是一種比原有的現收現付制更優的選擇。

由此可見，過于簡單、理想化而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方案設計，是我國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面臨困境的根本原因?，F行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暴露出政策設計者過于迷信理論模型的論證而缺少對現實國情的深入了解；忽視對我國政府和企業之間，以及政府上、下級之間博弈行為的考察。

三、反思與相關政策建議

如上所述，即使經過貌似嚴格的理論論證和數據模擬，一個制度的設計如果缺少了現實的可操作性，它也難免會在實施中遭到失敗。這是值得我國理論界深刻反思的?？偟膩砜?，過去的理論研究更多的是從純粹理論的層面對現收現付和基金制進行比較，或探討人口老齡化來臨的福利效應及應對措施；而在運用數學模型和數據模擬方法進行論證的過程中則多少顯得有些一廂情愿，對于從假設條件引出的結論與現實的差距缺乏客觀的分析，表現出熱衷于理論探討而疏于關注現實國情的傾向。

在對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的比較中，學者們較傾向于認為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具有擠出效應，減少了資本的形成，從而不利于長期經濟增長(Feldstein，1974）；[8]難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并認為從現收現付制逐步向基金制過渡乃是大勢所趨。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的擠出效應以及這種擠出效應有多大，在國內外學術界尚未得到嚴格的論證。而且，國民儲蓄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在過剩經濟的條件下，降低儲蓄率、擴大有效需求反而有利于解決當前我國經濟的動態無效率問題（袁志剛、宋錚，2000）。[9]對于現收現付制另一個常見的質疑是，它難以在一個不利的人口結構變化趨勢中得以維系。但從根本上看，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兩種養老保險體系只不過是退休一代采用不同的方式索取當前的產出。在現收現付制下，退休一代憑借過去繳納養老保險費獲得分享來自當前工作一代的轉移支付的權利；在基金制下，退休一代憑借資本所有權證獲得分享當前工作一代提供的產出的權利。兩者的物質基礎是完全一致的。可見，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根本，基金制并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靈丹妙藥（NicholasBarr，2000）。[10]在老齡化問題上，基金制與現收現付制的區別只不過是基金制將問題拋給社會，而現收現付制則由政府承擔起責任而已。

實際上，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在實踐中各有利弊。現收現付制的最大弊端是由于其再分配功能而導致企業和職工逃避繳費，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基金制則缺乏再分配功能，難以抵御通貨膨脹等缺陷，使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水平無法得到保證。從這一點來看，基金制已基本喪失了“社會保障”的功能。

老齡化趨勢對養老保險體系的考驗也是學者們所關注的問題。但是，如上所述，從實際運行的情況來看，造成我國養老保險體系負擔率較高的主要原因并非老齡化問題，而是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職工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下崗和提前退休高峰的來臨等問題。這些問題對現行養老保險制度構成的壓力，顯然遠大于老齡化問題；而老齡化問題只不過是使入不敷出的養老保險體系)上加霜罷了。

在有關養老保險的理論探討中，學者們大多借助于代際交疊模型（Samuelson，1958；Diamond，1965）來進行分析，如對現收現付制與國民儲蓄關系的論證、人口結構變動的福利效應分析、繳費率和統籌比例的參數設定，等等。[11-12]但是，代際交疊模型的論證依賴于退休一代不留遺產的強假設，而這與現實情況是明顯不符的。在現實中，人們有種種理由在死亡時留下遺產，例如：（1）遺產動機是普遍存在的；（2）人們無法準確知道自己何時會死亡；（3）住房和耐用品的殘值一般會成為遺產等。在養老保險體系設計的數據模擬研究過程中，學者們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往往在模型中設定有利于自己結論的假設條件和參數值。例如，支持基金制的學者往往過分強調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Feldstein,1999），[13]似乎認為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理所當然地將高于真實工資的增長率。事實上，在古典經濟模型的理想狀態下，兩者應該是一致的；而從我國的統計數據來看，在1986-2002年的大部分時間內，真實工資的增長率高于五年期國債的實際利率（袁志剛、封進，2004)[14]，從而基金制是比現收現付制更好的制度選擇；而支持現收現付制的學者則忽視了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隱含了養老保險費能夠順利收取的假設。

綜上所述，在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中，政策設計者不應無主見地人云亦云或照搬國外的經驗，而應更多地對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存在意義是什么、中國的現實國情適合什么樣的制度安排，以及設計方案能否得到順利實施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

一般認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糾正由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所導致的市場失靈；二是社會養老保險具有再分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財富在不同的收入階層和代際之間再分配；三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幫助人們克服短視行為，即所謂的“家長主義”。但從市場失靈和家長主義的觀點來看，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顯然不如醫療保險充分；特別是對于基金制來說，除了具有家長主義的含義之外，政府幾乎再沒有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而事實上這種家長主義的強制儲蓄是否必要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沒有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情況下，人們也可能會為自己的養老積極儲蓄）。相比較而言，現收現付制由于具有保障退休人員基本生活之需的再分配功能，而更加適合作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方式。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經濟發展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且貧富兩極分化相當嚴重，缺乏一個人口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在這種經濟條件下，面對顯而易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一個較低水平、廣泛覆蓋的養老保險體系，對于我國來說可能是更加合適的選擇。較低水平的養老金可以降低當前工作一代的負擔，有利于養老保險費的收??；而養老金水平也反映了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程度。從我國當前的現實情況來看，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首要目標理應是保障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之需；如果人們希望在退休以后過得更寬裕一些，他們有責任在工作時期為自己進行更多的儲蓄。

根據以上的分析，政策設計者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現有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更為務實的改革。

第一，降低企業和職工的負擔。政府應更多地考慮通過減持國有股、發行國債或稅收來支付轉型成本。為此，政府有必要重新審視當前的財政支出結構，應向社會保障、教育、國防等有關國計民生的項目傾斜，逐步縮減以至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財政支出（如大量的形象工程項目、對競爭性國有企業的財政扶持、民間力量完全可以實現的投資項目，等等）。對于工薪階層的負擔，可以考慮以個人所得稅作為社會保險費的來源而取消社會保險費，或者取消個人所得稅而保留社會保險費。另外，可以考慮取消養老保險強制性的個人賬戶（即取消部分積累制）和“四金”中的住房公積金，⑤以進一步降低職工的負擔。

第二，建立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養老金的給付可以考慮采取DB模式而不必按目標替代率進行設計。養老金發放水平可參考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設定（如以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乘以一定的系數）。對于部分養老金待遇過高的“老人”和“中人”，考慮到養老金待遇的剛性，可以保持其原來的養老金發放水平不變；但如將來出現通貨膨脹，則不對養老金待遇進行調整，直到與其設定的養老金發放水平相當為止。

第三，取消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權利，重新制定特殊工種提前退休的標準并嚴格其審批管理；適當提高領取養老金所需的繳費年限標準。對于因下崗而提前退休者，可以考慮將這部分人納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失業保險制度之中。

第四，在保留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基礎上，鼓勵企業年金的發展以及個人為養老儲蓄。為此，必須為企業年金和個人年金提供稅收優惠政策。例如，企業購買企業年金可在稅前列支，個人購買養老金的支出部分可免繳個人所得稅（這些政策已為世界上相當多的國家所采用）。這樣不僅有利于降低政府的行政負擔，杜絕地方政府挪用養老金和腐敗行為的發生，而且有利于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成熟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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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這個目標替代率的計算方法是：假設預期壽命為70歲，實際工資增長率等于名義利率，職工按繳費工資的11％向養老保險體系交費35年，這樣退休時個人賬戶可以提供38.5％的替代率，統籌賬戶提供20%的替代率。二者合計共提供58.5％的替代率。

②Wang,etal.的模擬顯示，在2000年到2010年間，每年的轉型成本占GDP的0.6％左右，到2050年將下降到0.3％。轉型成本的補償可以通過稅收進行融資，這樣，支付第一支柱相當于工資20％的養老金所需交納的費用率只需10％~12％。

③“老人老辦法”是指對已退休者繼續實行以前的退休金發放標準，退休金替代率為60％~90％，退休金計算基數為退休時的工資額；離休者離休費為離休時工資的100％?！靶氯诵罗k法”是指1997年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實施以后參加工作的職工，他們的退休金相當于當年職工平均工資的20％，有35年工齡的職工，目標替代率為58.5％左右?！爸腥酥修k法”是指中人的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新制度建立以后個人賬戶上積累的個人賬戶養老金，以及將統一制度建立以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計算的“過渡養老金”三部分組成[月養老金=基礎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120過渡養老金，過渡養老金=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1.0%-1.4%）×視為繳費的年限]。

④現收現付制的再分配功能包括從工作一代對退休一代的轉移支付、從高收入群體向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從短壽者向長壽者的轉移支付，以及從男性向女性的轉移支付。

⑤我國現行的住房公積金制度缺乏再分配功能，而且人們顯然會為了購買住房而自覺地儲蓄。所以，這種強制性儲蓄幾乎是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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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影響范文

關鍵詞：公民權利；適度普惠；社會福利權利

中圖分類號：C9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1101(2011)03－0088－04

一、 社會福利及社會福利權利

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權利意識的不斷增強，公民權利在提高民眾生活品質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社會福利制度在國民經濟生活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將社會福利制度進行梳理，以尋找適合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福利制度。

社會福利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濟貧法》產生之前，不同的國家狀況決定了不同的社會福利制度模式。20世紀60年代，著名的社會學家威倫斯基和萊博克斯［1］53在《工業社會和社會福利》中提出了著名的兩分法，即：補缺型社會福利制度和制度型社會福利制度。補缺型社會福利制度是指政府在“補”市場和家庭之“缺”的時候提供的福利，故補缺型社會福利的觀點持有者認為社會福利制度是一種個人及市場失效時產生的暫時和應急性的反應，而不是一項重要的社會政策。制度型社會福利指社會福利是現代工業社會承擔常態的第一線功能，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參與一般的社會、經濟、政治、教育制度的活動時，很自然的享受該制度與體系的福利功能與服務。持有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社會福利制度是現代社會結構中常規化的、永久性的、必須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在個人及市場失靈的時候才介入。在二分法的基礎上，蒂特馬斯［1］58提出福利模式的三分法：補缺型、制度型和工業型，前兩種采用了兩分法的概念。工業成就型福利模式中，社會福利被看成是經濟發展的附屬品，是為了激勵人們工作的積極性。

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是上述“兩分法”中，制度型社會福利制度在實踐過程中的延伸，是結合中國具體國情發展而來的具有本土適應性的一種社會福利制度。普惠將全體民眾包括在社會福利制度的范圍之內。我國著名學者景天魁提出中國要建立“底線公平的福利模式”［2］,他指出,底線公平福利模式的主要特點是不以福利最大化為追求目標,而是以經濟與社會均衡發展為追求目標?！暗拙€公平是一個確定和描寫社會公平度的概念?！保?］ 底線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具體體現，是社會福利制度模式的發展方向，也是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的理論化闡述。王思斌認為普惠型社會福利應該是面向全體國民同時又是適度的社會福利制度,他從社會權利角度論述了福利制度的“普惠性”,從需要、供給與現實政策角度論述了社會福利制度的“適度”性,并主張在構建普惠型社會福利中政府責任要優先［4］。張映芹認為“福利權利平等”應為福利制度變革的核心理念，我國補缺福利能否順利為普惠福利所替代,關鍵取決于集體福利決策的新理念(“福利資源公平分配”、“福利權利平等”)能否得以最終確立，是社會福利制度領域由“人道主義”向“制度化”發展的具體實踐［5］?？偟膩碚f，景天魁，王思斌，張映芹等學者，他們觀點的實質是一致的，都是在強調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普惠型的社會福利理念。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模式不像福利國家的社會福利模式給國家財政帶來眾多壓力，也不像補缺型社會福利制度模式，將需要社會福利制度照顧的群體隔離在社會福利制度之外。

二、公民權利理念與社會福利權利

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不斷增強，時有發生，維權行為不斷增加，社會矛盾日益增多的狀況下，重新考慮公民權利理論成為現實的必然，合適的社會福利制度將會在穩定我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等方面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英國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的構建得益于TH?馬歇爾的社會福利權利理論與貝弗里奇報告的支撐，如今，構建適用于我國社會福利制度也需要一定的理論支撐，由于馬歇爾的公民權利理論尤其特定的歷史背景，故本文將揚其長避其短，汲取馬歇爾公民權利中的精華部分，摒棄會給社會帶來負面效應的部分，以其為基礎，對社會福利制度進行研究。

馬歇爾公民權利理論的產生是社會福利思想重要發展標志。

馬歇爾的公民權利理論是理論界對公民權利理論界定的主導范式，雖然有學者認為馬歇爾公民權利理論存在無法克服的缺陷，認為在公民權利理論中沒有將權利與義務相對應，可能造成一些負面的社會影響，但是本文認為馬歇爾的公民權利理論在我國現階段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馬歇爾依照公民權利產生的順序，將公民權利給予系統化，將公民權利劃分為三個部分，其中社會權利與本文的社會福利制度關系最為密切。由于民事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構成馬歇爾公民權利理論不可或缺的三個部分，其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本文將公民權利理論中的三種權利及其相互關系均做以比較細致的分析。

所謂民事權利是指個人作為獨立個體自由支配自己所擁有的權利，是個人的自由和一個人在權力上與其他人的平等地位［6］786。公民公平的民事權利得以保障，不僅可以使公民在經濟領域中更加努力的生產，而且有益于提高公民的生活滿意度。所謂政治權利是指參與行使政治權利的權利［6］187。政治權利是公民意愿的表達途徑，只有有效地順暢的上通下達途徑，社會才會正常運轉。所謂社會權利是指從少量的經濟福利和保障到完全分享社會遺產，并且根據社會中流行的標準過一種文明生活的權力的所有范圍［6］187。社會權利是實現民事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前提。從本質上講，社會權力就是把實現公民的社會福利看作是一種公共責任。只要擁有公民身份，就理應享有一系列的公共服務。

民事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三者之間的關系簡單的概括為：民事權利保證了每一個公民有充分的自由來處理個人事務；社會權利是保障性的權利，關系到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幸福，實現社會福利的目標是否能實現，以及由民事權利和政治權利規定的個人權利能否實現。

社會福利權利是社會權利最主要的組成部分，而社會福利制度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穩定器。在注重經濟效率的同時，應看到由于效率帶來的諸如收入差距，教育醫療衛生服務缺乏，甚至是等問題，應該兼顧社會公平，讓擁有公民身份的人平等的享受國家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使得經濟社會同步發展。社會權利的實現，最終為公民權利的實現掃清障礙。

依據公民權利理論，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在我國發展公民權利，特別是公民的社會權利應嘗試著這樣去做：第一，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高生產力水平,以提供公民權利發展的物質基礎；第二，加強政治體制改革,以逐步擴大公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第三，效率與公平兼顧，強調公民社會福利權利的實現；最后，通過宣傳教育，以逐步提高公民的權利意識及參與決策的能力。

三、保障公民社會福利權利的現實意義

本文從影響社會福利理念的根源入手，利用馬歇爾公民權利理論，重新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福利制度，以期給我國社會福利領域決策提供理論指導。在中國，貧困問題，貧富差距，教育、醫療、住房等問題不斷凸顯，集體性事件不斷發生，這些問題的解決成為民生話題的熱點。雖然以馬歇爾公民權利理論和貝弗利其報告為指導的英國“福利國家”制度有諸多弊病，但是在解決貧困問題和貧富差距等民生問題上還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在我國現階段，實行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政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適度給出了社會福利制度實行的水平問題，避免產生福利國家重大的財政壓力的弊病，也不會因為財政福利政策而影響到公民積極參加勞動的積極性，又能保障公民一定水平的生活；普惠給出了社會福利制度實行的范圍問題，它將所有擁有公民身份的公民包括在內，特別是急需要社會關注的弱勢群體。

總是，由于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的適度性與普惠型，應該能給我國公民提供體面的且具有幸福感的生活條件，只有實行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農民工問題，失地農民問題，農村老年人口、留守婦女兒童問題、城鄉貧困居民問題，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教育、醫療、住房等問題才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緩解。這不但保障了廣大人民群眾公民權利的實現，同時為我國經濟政治的迅速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內部環境。故，實行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有其現實的必要性。

四、保障公民福利權利面臨的問題及對策

（一）實現公民福利權利面臨的問題

現階段，我國構建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將補缺型社會福利制度順利轉變為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面臨諸多困難，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因素。

首先，城鄉二元化結構是構建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的歷史瓶頸。城鄉二元化結構是歷史原因造成的，但它現實的、深刻的影響著我國政治經濟的發展，影響著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由于城鄉二元化結構的存在，城市和農村居民無法平等的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當然都會有所改善，但是差距越來越大。公共政策也無法平等的惠及全國人民群眾，人民群眾無法平等的享有公共資源，只有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

其次，人口老齡化是構建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的社會瓶頸。我國過早的進入老齡化社會，為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巨大壓力，最為明顯的是勞動力的相對減少和養老負擔的不斷加重。在農村，空巢家庭引起社會的諸多關注，農村老齡人口的養老問題顯得尤為突出。解決好農村老齡人口的養老問題既是社會道德問題，又為農民工群眾解除后顧之憂，使其更專心的投入到日常工作中。養老問題是社會保障的核心問題，也是本文所討論的社會福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解決好人口老齡化問題，才能為經濟政治發展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

再次，理論資源缺乏是構建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的理論瓶頸。縱觀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發展歷史，補缺型社會福利制度的理論根基比較深，是由于受過去歷史及國外福利國家成功方面的影響，而對于制度型社會福利制度的認識不是很深刻。從實質上看，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是制度利制度在我國現階段實現的具體形式。又由于福利國家在發展后期存在很多弊病，使得馬歇爾公民權利理論被擱置，自由主義盛行，認為補缺型社會福利制度適合市場經濟的發展。回過頭去，我們應該重新審視馬歇爾公民權利理論，汲取其中有利于我國社會發展的方面，謹防產生與福利國家相似的弊病。

最后，公共資源分配不均是構建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的政策瓶頸。公共資源的分配問題是近幾年公共政策領域討論的熱點話題，公共資源的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是的公共資源的本質特征，這使得公共資源的分配應盡量采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場方式。而公民權利理論表明，只要是我國公民就有權利平等的享受社會資源。由于經濟政策，政治政策等諸多原因。公共資源的分配差距明顯，這是實現公民權利的一大障礙。

（二）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的實現路徑

第一，打破城鄉二元局面。城鄉二元結構深刻的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式社會的必然，也是歷史的必然。首先，改革城鄉戶籍制度，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其中，應取消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真正實現城鄉經濟的一體化發展。還應該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就業制度，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其次，加大農村教育投資，提高農民增收能力。其中，應進一步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增加農村人力資本積累。還應大力開展農民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村居民自身素質。再次，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其中，堅持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優化農業內部結構，改善農產品品質結構，以真正的實現農民增收。還應該不斷理順政府與農民之間的關系，以實現農業產業化發展。第四，盡快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以縮小呈現居民收入差距。其中，應該建立一個覆蓋面廣的農村社保模式，將農村居民還蓋在政策范圍之內。還應該多渠道籌集社會保障基金，并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的管理機構和法律體系。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是，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全方位的滲透我國必須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理念，只有在正確理念的指導下，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才有可能成為現實。

第二，公民福利權利平等。公民的福利權利實際上是從公民權利中公民的社會權利中分離出來的，公民福利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包括教育、醫療、養老、就業、住房保障、社會救助、生態福利等內容。本文強調公民福利權利的目的是進一步深刻闡述公民的社會權利在實現公民有品質的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要切實實現公民福利權利，需要做到： 一方面，在理論界，必須將公民福利權利作為一個獨立的理論給予體系化，使得公共政策領域的政策研究者制定者對公民福利權利有一個全新的，正確的認識，這樣才能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有正確理論的指導，以真正保障公民權利的實現。另一方面，在涉及公共福利權利領域，諸如：收入、教育、醫療、就業和社保等，強化政策制定者的理論觀念和公民的權利意識，使得相關政策是在正確的理念指導下指定的。公民意識的不斷增強，可以在政策執行的過程中起到監督作用。

第三，公共產品均等化。公共產品由于其自身存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本質特征，決定了公共產品只能由政府提供，由公民享用。而如何分配也成為公共政策領域的一個熱點話題。政府掌握著公共產品的分配決策權，并通過制度去約束公共產品的流通消費狀況。公共產品的享用直接關系到公民生活品質的提高，城市的公共設施建設遠遠大于對農村的投入，也明顯的看出其公共產品的非均等化分配的狀況。如何盡量使得公共產品惠及億萬百姓也是本文關注的重點。實現公共產品均等化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途徑：首先，要統籌城鄉公共物品供給，厘清中央與地方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責任，在地方不能滿足當地公民對公共物品的需求是，中央政府應給予援助。其次，公共品供給要向農村傾斜，加大農村公共物品提供的投資力度，改變城鄉發展投資機制，是徹底實現公共物品均等分配的關鍵一步。最后，在提供公共物品的過程中，應盡量選擇農村人口急需的公共物品，同時應注重公共物品提供的效率及結構的適應性等問題。

第四，對弱勢群體應該有政策傾斜。所謂的弱勢群體，不同的學科對其有不同的界定，本文所謂的弱勢群體 是指由于某些障礙及缺乏經濟、政治和社會機會，而在社會上處于不利地位的社會成員的集合，是在社會性資源分配上具有經濟利益的貧困性、生活質量的低層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會群體。關注弱勢群體，是實現和諧社會的題中之義，只有全體公民的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才能體現出一個國家整體的發展水平。那么，如何才能使得弱勢群體得到應有的照顧呢，結合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本文給出以下建議：首先，應該將國家就救助放在首位。其中，應該不斷完善社會保險制度，注重收入分配制度中二次分配在我國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并不斷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次，從法律層面上，應該不斷完善法律援助體系。其中應該從組織機構和活動經費上給予保障，加強普法教育，增強法律援助的認同感，并不斷擴展法律援助的范圍及形式。最后，應重視非政府組織在弱勢群體救助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中，應該積極發展非政府組織，并將其規范化，使其在救助弱勢群體方面與政府組織相配合，為實現社會救助的目標做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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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影響范文

關鍵詞：城市新區；規劃建設；管理；研究

中圖分類號：F110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社會的發展，我國城市經濟的發展速度與城市建設的規模都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城市新區作為擴大城市空間的衍生物，是由城市內部與外部的經濟因素、施工技術以及社會影響力量之間相互作用而造成的結果。因此，在城市新區建設與發展的過程中，加強對城市新區的規劃與建設管理工作，是當前擺在人們面前一項重大而又艱巨的的任務。

一、 關于城市新區的概述

（一） 城市新區的含義

所謂城市新區，就是指在舊有城區之外所規劃建設的具有相對獨立性與完整性，具有新型城市景觀，以某幾個城市功能或者一個城市功能為主導的新城區。它在功能上與舊城區相輔相成，在社會組織管理上存在著被感知或者被認同的新界限，是城市復雜系統中一個子系統。

（二） 城市新區出現的原因

城市新區在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原因包括：一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外來文化的侵蝕，傳統文化的風貌已經被破壞；二是隨著醫療水平的進步與人們的平均壽命增加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老齡化的現象變得越來越嚴重；三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用地規模、人口數量的增加，城市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很多社會問題、環境問題以及經濟問題，比如說，城市的綠地面積逐漸減少，城市的生態環境逐漸變差，城市交通擁堵現象越來越嚴重，城市中的失業人口增多，給社會治安帶來了很大的困擾。

二、 針對城市新區規劃與建設的發展現狀的研究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中國的入世，我國城市化的進程逐漸加快，在此期間城市的規劃顯得尤為重要。以往的城市建設與發展過程中，城市規劃與建設都是在局部進行的。在傳統城市的建設結構中，商業區、居民區以及工廠都在城市內部，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規劃建設管理不合理的現象。城市要想擴大建設規模，就要在老城區的基礎上，對城市新區進行全面系統的規劃與建設。因此，很多城市在規劃建設中，都將城區內的工廠搬出，在城市的繁華地段建設商業新區，構建城市新的綜合體，從而促進城市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三、 針對做好城市新區規劃與建設管理工作相關措施的研究

（一） 措施之一——采取措施綜合利用現有土地

要綜合利用現有土地，就要做到以下兩點：一是要采取措施轉變過去對土地資源粗放式開發的形式，在城市新區的建設過程中，對城市土地進行集約化的管理，充分劃分居民區、商業區以及工業區，使得各個功能區可以相互配合，發揮土地最大的綜合效益；二是要采取措施增加城市新區的土地使用功能，堅持實事求是、節約土地的基本原則，設置更多的功能區，不斷增加城市功能區的配套服務以及配套設施，在最大程度上完善城市新區的使用功能，為居民提供最優質的生活環境。

（二） 措施之二——采取措施組織并構建城市整體的空間規劃

要組織并構建城市整體的空間規劃，就要做到以下三點：

一是要采取措施處理好主城區與城市新區之間的關系，因為新區的建設與城市主體空間的擴展有著很大的關系，后者是前者的動力源泉，城市新區的規劃與建設是離不開城市主體空間而獨立發展的。因此，在城市新區的規劃與建設過程中，就要做好與城區主體在空間、產業結構以及人口方面的關系，使得城市新區的發展可以有效地滲入到城市主體功能區的轉型過程，成為城市主體空間與功能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是要采取措施明確城市空間的發展方向，因為盲目地進行城市空間的擴展，不僅不利于城市經濟的發展，而且不利于城市新區的規劃與建設。因此，在城市新區的規劃與建設過程中，要在城市功能發展軸在城市空間上進行合理地調整，重新劃定功能次序與空間發展方向。同時要充分發揮城市新區優質的區位條件與經濟發展能力的長處，在交通設施與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和新區周圍的區域進行有效銜接，重新進行安排。

三是要采取措施處理城市新區與周圍區域的關系，發揮城市新區的區位優勢與經濟優勢，規劃與建設周圍地區缺少的功能的同時，利用周圍區域的基礎設施與交通設施為新區自身的長遠發展提供服務，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城市新區建設的經濟成本與時間成本。

（三） 措施之三——采取措施規劃基于公交系統的新區交通網絡系統

要規劃基于公交系統的新區交通網絡系統，就要做到以下幾點：

一是要采取措施重新對老城區、新城區以及相鄰城鎮之間的交通網絡進行梳理，將道路交通網絡與大運量的交通系統進行重新整合，在改善交通各要素的情況下，提升城市新區的流通效率。

二是要在城市內部建立一套完整的公共交通系統與相關制度，擴展城市新區建設的發展思路，用發展可持續的思維去思考問題，使得城市新區內的交通系統具有獨立性與完整性，在最大程度上滿足新區的發展需求。

（四） 措施之四——采取措施制定城市新區發展的引導對策

要制定城市新區發展的引導對策，就要做到以下三點：

首先要采取措施控制城市新區的發展速度與規模，雖然城市新區在最初開發的時候會受到行政因素的影響，其中會夾雜一些不科學的因素，在平穩發展速度的支配下，也不會對新區建設質量產生太大的不利影響。但如果城市新區的發展速度過快，將會導致城市新區規劃建設質量的下降。因此，在規劃新區建設的時候，就要處理好新區人口、居住條件以及就業之間的關系。

其次是要采取措施在新區規劃建設與管理的過程中，制定科學的土地開發方案。第一是要在城市新區建設開始之前，研究政府關于新區規劃與建設的方針策略以及政府宏觀調控的預警制度，這包括以下內容，城市范圍內的土地開發的強度與極限、城市范圍內土地可開發的總容量等；第二是要充分考慮新區建設區域的地質條件與氣候條件，規劃出不合適構建新區的土地范圍，接著將可以承建建筑的區域劃分為近期、中期、遠期建設目標；第三是要結合城市新區的規劃目標、城市建設的程序做好土地的儲備工作，從而有效地減少對城市邊緣區域的盲目拓展；第四是對于城市新區中的公益組織建設，要給予適當的優惠補貼，鼓勵社會資金與力量參與到新區生活設施與基礎實施的建設當中，增強廣大民眾的歸屬感與主人翁意識。

三是要采取措施明確城市新區開發的模式，首先要先明確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與新區功能的定位，按照市場為主體、政府為主體以及多元開發等標準選擇合適的開發模式；其次是當政府缺乏資金、人力與物力的時候，就要利用各種各樣的政策優惠與獎勵制度吸引房地產企業進行競標，完成新區規劃中的部分設施建設；第三是選擇公共基礎服務設施與產業開發先導型相結合的形式，給予廣大民眾與房地產企業進行投資的信心，努力提升新區內的服務水平與能力，同時要采取措施控制新區建設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第四是政府要在土地空間配置的過程中占據主導性地位，加強對城市土地的保護工作。

（五） 措施之五——采取措施制定城市新區未來的發展戰略

要制定城市新區未來的發展戰略，就要做到以下三點：一是在城市建設與發展的過程中，政府承擔主導城市規劃與建設的重要責任，同時在此基礎上，要積極吸引相關企業參與城市新區的規劃與建設中來，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企業投入、政府主導的城市新區的新發展模式；二是要在充分了解城市經濟發展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制定符合實際的完善的土地開發方案，為城市新區的規劃與建設管理提供最有力的政策支持；三是要在充分把握城市發展節奏的基礎上，注意新區規劃建設與城市整體規劃建設速度之間的差距，掌握好其中最合適的距離，嚴禁在不顧及城市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下，開發城市新區。

結語：

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推進與城市經濟建設的發展，我國的城市新區規劃與建設已經完成了三個發展階段：城市新區開發建設階段、城市新區轉型階段以及城市新區建設的多元化階段。其中，每一個發展階段都承載著每一個階段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過程與特質。因此在新時期，加快對做好城市新區的規劃建設管理工作措施的研究，是當前人們熱衷研究的一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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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影響范文

關鍵詞：健康保險　現狀　問題　對策

[中圖分類號]D669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4-7069(2011)-02-0152-02

一、我國健康保險發展現狀分析

我國的健康保險發展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保險業全面復蘇的時點，時至今日，已取得了不小的進步。一方面，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在逐步擴大，保障力度在不斷加強，總的來說社會保障是“低水平、廣覆蓋”。另一方面，我國醫療費用的偏低是不爭的事實，在這一方面，仍有很大的缺口需要弼補。在人們的多種醫療需求中，一些費用是社會保障所無法給予的，而商業健康保險對其的很好補充就是最大的競爭點，同時也是其存在必要性的很好例證。

1.社會健康保險

從資金來源來看，新的社會健康保險強調單位與個人的責任，一改過去政府大包大攬的風格，要求加入社會健康保險體系的單位和個人承擔一定的費用。從管理機構來看，全國由新組建的社會勞動保障部門主管健康保險工作，但各地做法尚不統一，如深圳、成都、九江、鎮江等地由社保局作為社會健康保險的管理機構；上海則由健康保險局管理社會健康保險。在待遇享受方面，新的社會健康保險將資金劃分為個人賬戶和社會統籌賬戶兩部分，醫療費用先從個人賬戶中支付，個人賬戶用完后。進入社會統籌賬戶支付，并提高了被保險人的自付比例，體現了“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社會保障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控制醫療費用的過度上漲。

2.商業健康保險

根據新的保險法，財產保險公司也允許開展短期健康保險業務。從產品的情況來看，主要有定額給付型、費用報銷型以及住院津貼型三大類，主要的醫療險種有中國人壽的生命綠蔭疾病保險、關愛生命女性疾病保險(A、B款)；中國太平洋的長健健康保險(A、B款)、團體重大疾病保險；中國平安的99住院安心保險、99住院費用保險、平安康泰保險等。近年來，各保險公司對于健康保險業務性質和特征的認識逐漸加深，業務發展迅速。保費收入呈高速增長態勢，年均增幅高達30％，而同期壽險保費增幅僅為14％；業務結構逐步從以團險業務為主轉變為以個人業務為主，到2003年個人業務占比達到62.19％：商業健康保險覆蓋人群也逐步擴大。2001年商業健康保險承保人次首次突破1億人次，2002年達到1.36億人次，2003年接近1.5億人次，醫療健康保險產品種類超過300種。目前，我國商業健康保險已經覆蓋了包括能源、煙草、鐵路、航空、郵政、通訊等支柱行業，社會影響正逐步擴大。

二、我國健康保險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目前我國健康保險市場很不規范，導致現實中存在著兩大矛盾，即“供求矛盾”和“市場潛力與市場風險矛盾”

供求矛盾：

一方面市場空間大得驚人，另一方面保險公司躊躇不前；一方面社會公眾需求迫切，另一方面市場供給乏力。(1)有效供給不足，難以滿足居民的巨大需求。隨著居民收入不斷提高、醫療費用快速增長和我國逐步進人人口老齡化階段，人民群眾的健康保障需求日益高漲，健康保險前景十分廣闊。但從各壽險公司提供的健康保險產品看，其范圍和責任雷同，缺乏特色，缺少市場細分，各公司在市場競爭和經營過程中多以“價格戰”和“手續費”為主展開競爭。而很少在服務和技術上比拼，尚未形成競爭優勢。(2]我國商業健康保險還處于初級階段，健康保險在人身保險業務中的比重較小。健康險在人身險總保費收入的占比由1999年的4.2％增至2005年的8.4％，2006年的8.81％；該比例自2003年起相對穩定，無顯著增加。國際經驗顯示：一個成熟的保險市場，健康險保費收入占總保費的比例一般要在30％左右。商業健康保險在醫療保障體系中的比重較小，與居民對健康保障的需求還有很大的差距。

市場潛力與市場風險矛盾：風險控制薄弱制約健康保險的發展規模。健康保險一直面臨著市場潛力巨大和風險控制薄弱的矛盾。健康保險發展的風險環境非常復雜，除了國外經營健康保險都會面臨的醫療費用上漲風險、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的逆選擇和道德風險、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道德風險等風險因素外，我國健康保險發展還面臨特有的體制性風險，如衛生體制、醫療體制以及藥品流通體制帶來的風險等。風險控制成為制約健康保險潛在需求轉化為現實需求的瓶頸。所有壽險公司都看到了健康保險市場蘊含的無限商機，但出于對醫療費用失控風險的憂慮，誰也不敢在這個充滿風險的市場中盲目冒進，兩者遂產生了矛盾。面對如此誘人的市場前景，保險公司卻似乎顯得無動于衷，盡管市場上時常有新的健康保險險種推出，但銷售規模未有質的突破。因此，如何理順保險公司、醫療服務提供者和被保險人的關系有效避免道德風險。降低醫療費用，實現健康保險參與者三方和諧“共贏”，也是健康保險企業經營繞不過去的坎兒。

2.商業健康保險的作用未得到充分發揮。我國社會醫療保險體系的制度設計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政府介入較深，降低了商業保險的發展空間。主要表現在政府在健康保險體系中的“越位”與“缺位”。

政府的“越位”主要表現在。大部分地區在基本健康保險的層面上又舉辦形式不同的補充健康保險，這種由社會保障部門通過強制參保、以基本健康保險的方式來經營的補充健康保險，從體制上很難判定其盈利性與否。如果說補充健康保險舉辦的目的在于盈利，則有悖于政府部門的職能；如果說補充健康保險舉辦目的是非盈利性，則無異于基本健康保險在量上的擴張，導致資金管理上的困難和政府部門人力成本的加大。其次是財政負擔和企業負擔的加大。未來健康保險費用的增長趨勢與政府收費的穩定性之間的矛盾難以克服，現行收費的比例可能不足以應付未來的支付。一旦出現補充健康保險賬戶資金不足，難免出現向其他賬戶透支而導致資金管理混亂、或由財政墊付而增加財政的負擔、或給付不及時而影響整個社會保障體系和政府的信譽。

三、促進我國健康保險發展的對策

1.健康保險應專業化經營

健康保險與其他險種相比，其在理賠、核算方面有獨特之處，這就需要專業化的經營才能保證其健康有序迅捷的發展。這樣的專業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專業化的人才：保險作為一個專業性很強的金融產品，其對從業人員的綜合素質都有很高的要求。針對健康保險，這種專業性會體現得更明顯，對于醫學、法律人才的需求缺口，一直是困擾我國健康保險行業發展的阻礙。由于健康保險的特殊性、不確定性會給承保理賠帶來很大的風險。由于不確定性對于一個特定的人群來說，某種疾病的發病概率或許可以通過科學方法進行預測；但對于個人來說，是否會發病卻很難估計，疾病的突發性和隨機性，決定了醫療服務消費的不確定性。因此，專業化的人才培養應是健康保險發展的重要條件。

專業化的管理：根據健康保險的經營特點，專業銷售既是市場拓展的重要手段，又是風險控制的有效措施。在專業銷售隊伍尚未建立以前，健康保險專業銷售部門可依托規章制度和管理辦法，實行銷售風險控制，操作上可借助公司現有的銷售渠道。

2.加強社會健康保險與商業健康保險的協調與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