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普查數據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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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普查數據分析范文

從各區縣一級的統計機構來看，由于受人員有限、工作量繁重和專業水平欠缺等因素的制約，以往的人口普查數據開發往往存在淺嘗輒止、深度不足的缺陷。為解決這一問題，北京市西城統計局隊在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開發中，探索性地嘗試了人口普查數據開發的新模式：敞開門來做研究和進行專家評審指導，希望通過新模式的引入在提升區縣普查數據開發品質、完善大型普查課題開發模式方面做出具有創新性的探索，使人口普查數據服務社會、服務區域發展的功效落到實處。

敞開門來做研究

所謂“敞開門來做研究”是指打破原來由普查員獨立承擔普查數據開發研究的單一模式，擴大研究的主體范圍。在此次“人普”數據的開發中，西城統計局隊將開發研究的主體擴展為三類，一是區屬職能部門，二是高校專家，三是普查人員。

區屬部門，促“為區服務”。綜合人口普查的經驗，西城統計局隊發現由于區屬部門職能定位具有前瞻性的特征，相較而言其分析人口問題時的關注點更能貼近工作實際，也更能提出獨到的、適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見解。

遵循這一思路，在此次“人普”課題開發中，西城統計局隊初步嘗試將三個研究項目分別與區委區政府研究室、區人口計生委和區公安局進行聯合開發。聯合開發采取了以區屬部門為主體研發，西城統計局隊專業人員開展“一對一”進行數據支持和研究進度追蹤的模式。在進行《新世紀十年西城人口發展特點及未來發展趨勢研究》的課題研發過程中，西城統計局隊與區計生委建立了有效的溝通機制，使課題組從《人口普查資料匯編》中提取了“五普”和“六普”的戶籍人口數據，并在撰寫過程中，通過走訪、電話、網絡等方式，隨時更正出生人口等指標的統計口徑，切實保證了課題研究的一致性?？傮w來看，課題研究中的合作較為順利，統計人員與課題承擔者溝通順暢，并較好地滿足了課題承擔者對有關數據的實際需求。從課題內容來看，分別在宏觀的城市管理決策、人口總量變化規律研究、戶籍管理制度運行中的問題等方面取得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成果，基本達到了預期目標。

專家競標，注入“新思維”。高校專家具有學術性強、視野開拓、理論前沿、研究班底深厚等突出優勢。邀請高校專家參與政府部門課題研究可以有效地彌補政府部門人員知識老化的問題，還可以突破公共管理部門審視社會問題時的思維慣性。

在高校專家的甄選上，西城統計局隊采用項目公開競標的方式確定合作對象。課題開發過程中，實現以中國人民大學、北方工業大學等高校的專家團隊為研究主體，西城統計局隊專人負責數據支持和進度跟蹤的模式。在與之合作前，除與相關高校簽訂課題合作合同外，還通過開題報告、進度安排、定期溝通等方式，將研究思路和課題階段性目標進行固化，切實保證課題的時效性。同時，通過定期與高校課題負責人進行“面對面”溝通，對課題內區情結合的緊密度、統計術語的精確度、統計數據引用范圍等情況進行實時監控，保證了課題的真實性、準確性。其中，確定的三個課題項目分別是《西城區發展戰略與人口發展協調性研究》、《西城區人口發展與經濟發展關系研究》和《西城區人口變動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與對策研究》，目前已全部按期高效地完成了研究任務。

自主研發，提升“內動力”。這種情況一般在普查后期的課題開發模式中使用，主要由參與普查的統計人員直接承擔普查課題開發工作。由于這種方式已經沿用多年，操作模式比較成熟，其優越性在于可以直接將統計人員在普查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積累的經驗直接轉化為課題成果。

從課題內容來看，自主研發的課題成果可分為數據分析和經驗總結兩種類型。此次課題開發的過程中，數據分析類的有：《西城區人口老齡化的特點、影響及應對措施》、《西城區外來人口特征及其影響分析》等。同時，由于統計人員直接參與普查過程，這類數據分析往往更能直觀地通過數據反映現實問題，經驗總結類的有：《西城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處理工作的思考》、《新形勢下人口普查的組織與宣傳》。這些課題成果直接出自參與普查的相關工作人員，這是他們在實際工作中總結出的經驗教訓，可以作為今后提升普查工作的重要參考，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統計工作者承擔普查課題開發模式的不可替代性。

從本次人口普查課題開發的初步實踐來看，“敞開門來做研究”的思路是較為可行的，因為三種開發模式的相互結合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不同研究主體的優勢，保證普查數據的充分利用，一方面有效地拓寬了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另一方面與區情的結合更加緊密，研究成果也更符合區域發展的實際需求。

健全專家評估制

為保證課題質量，本次普查課題開發的方案制定中突出了課題中期評估和結題終審兩個環節的規范化，聘請專家團分別在課題中期進行評估指導、在課題結項前給予終期評審。

專家指導中期評估：將規范化的中期評估引入普查課題開發過程，一則可以有效地推進課題完成進度，二則可以通過專家評審及時發現并解決課題研究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鑒于課題開發人員具有的多樣性特征，專家評審團成員分別聘請了市局總隊研究人員、區研究室研究人員、高校教授、局隊高級統計師等專業人士。值得一提的是，中期評估過程采用了一題一議的方式，各課題組依次展示初步研究成果、專家評審團進行集中評估。評估中，專家組結合自身所長，分別就課題的基礎應用是否恰當，研究方法是否適宜，分析過程是否深入，反映問題是否符合實際，對策建議是否緊密聯系區域發展等給出了進一步完善的建議，對課題進一步修改、調整具有較強的指導作用。

第2篇：人口普查數據分析范文

改革開放之后，人口流動逐漸頻繁，近年來，規模越來越大，有逐漸擴散的趨勢。2000年，流動人口數量為10229萬人，2014年就已達到25300萬人，年均增速達到9.8%，可以看出，我國流?尤絲謔?量日益擴大，一方面可以加快城鎮化進程，一方面可以減少剩余勞動力。

二、 文獻綜述

西方國家對流動人口的研究最早始于19世紀后期，影響力最大的是英國的學者E.G.Ravenstein（1885），提出了人口遷移七大定律；20世紀后，Herberle（1938）首次提出了“推―拉”理論概念，并被廣泛接受，成為當時分析人口遷移的最佳理論基礎；早期隨著流動人口規模的不斷增加，引起了國內相關學者的關注，在借鑒國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流動人口進行分析，但主要是定性分析。隨著我國政府的注重，開始轉向定量研究，劉濤等（2015）利用第五次與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分縣數據分析發現流動人口向內陸地區的省會等特大城市集中趨勢明顯，且分布重心出現了明顯的北移。勞昕等（2015）利用人口普查數據對流動人口在地級層面的空間分布格局進行探討，發現人口流動的主要方向仍然是從中西部地區向東部沿海地區。

三、 實證研究

從普查的角度看，流動人口的定義分為廣義與狹義之分，一般是指在一定時期內常住地與其戶口登記地不一致的人，所以衡量流動人口涉及到空間及其持續的時間?？臻g主要指其距離，時間指在常住地居住的時間。本文采用第五次與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對于流動人口的概念界定。

解釋變量為“流動人口”，由于沒有直接的數據可以運用，所以要對其進行測算。經查閱資料，關于流動人口的測算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種。

一是直接利用人口普查資料上的遷移人口數據代替流動人口數據，由于普查不是每年都進行，故而這種方式無法獲取每年的遷移人口數據。二是利用國家計生委公布的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這種測算方式最為直接，但是數據不易獲取，因為動態監測數據并不對外公開。三是利用統計年鑒計算流動人口的具體數據。這種處理方法已被國內許多學者使用，例如鮑常勇（2007）、田明（2013）以及李拓等（2015），其中李拓等測算的是人口流動速率，其他幾位學者測算的流動人口規模。測算流動人口規模時，主要是利用常住人口總數與戶籍人口總數進行測算。這種獲取流動人口數據的方法最為簡單，但與真實情況相比，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

三種流動人口數據的獲取方式各有優勢與缺點，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取性以及處理方式的準確性，本文將采用第三種處理方法，利用本年末常住人口總數減去本年末戶籍人口總數之間的差值來表示該地區的流動人口規模。以2004-2014年為研究區間，查找年鑒發現，《中國區域統計年鑒》中關于常住人口數據的統計僅有2010-2013年共4年的數據記錄，其余年份統計的是“年底總人口數”。而且在核對的過程中發現，例如天津，其年末總人口數與城市統計年鑒中的戶籍人口總數相差較大。綜合考慮后，本文在借鑒何鑫（2016）對于流動人口數據的測算方式上，提出本文的測算方法，即按照兩個步驟對流動人口指標進行測算。

首先，2006年以后國家統計局要求各地城市人均GDP必須通過常住人口進行計算，故2007-2014年的35個大中城市常住人口數據通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GDP數據與人均GDP的比值獲得。通過與2010-2014年《中國區域統計年鑒》中有35個大中城市的常住人口數比較可知，計算出來的常住人口數據與統計的常住人口數據是基本一致的。

流動人口數（2007-2014）=（城市GDP/人均GDP）―年底戶籍人口數

其次，在2004-2006年間，由于人均GDP的統計口徑不一致，本文將通過測算2007-2010年的各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后，以2007年各城市的常住人口數為基數進行推算，最后表明與各城市統計年鑒中關于常住人口數相比，測算出來的數據與實際數據相差較小，可以使用。

流動人口數（2004-2006）=2007年常住人口數/（1+年均增速） ―年底戶籍人口數

第3篇：人口普查數據分析范文

【關鍵詞】北京市；失業人口；失業結構；現狀；特征

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升級、國有企業體制改革的推進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中國經濟在融入世界的過程中出現了高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失業問題日漸凸顯。首都北京常住人口呈逐年增長態勢，截止2011年底，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突破2000萬人，而了解其中失業人口的現狀，對維護社會穩定，完善就業政策，促進首都經濟發展具有非常重要意義。2010年我國進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依據此次普查方案，《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表長表》部分是抽取10%的戶進行填報，并對就業方面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調查，而對于其中失業人口的數據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對了解勞動力市場中弱勢群體的真實情況以及政府就業促進就業工作的效果和發展方向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一、北京市失業人口基本特征分析

（一）性別結構不平衡，性別歧視仍然存在

在調查的北京市全部失業人口中，男性占56.9%，女性占43.1%，而在全國城市的失業人口中，男性和女性所占比例分別是51.4%和48.6%，可見北京市的失業人口中男女比例較為不平衡，并且男性居多。在2002年北京市統計局的調查中，女性失業率為6.4%，高于男性1.2個百分點。雖然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中，北京市的男性失業總數大于女性，但通過對比不同性別同一年齡段所占的比例（見表1），青壯年勞動者，也就是在45歲以下的勞動者，同年齡段中女性的失業比例均高于男性。這說明性別歧視仍是北京勞動力市場存在一個問題。

數據來源：《北京市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以及計算得出

（二）年齡結構偏年輕化，平均年齡32.5歲

通過計算，北京市失業人口的平均年齡為32.5歲，其中男性平均年齡33.6歲，女性則為30.9歲。而在年齡分布上，20-30歲占到總失業人數的46.5%，接近一半；30-40歲占到22.4%；40-50歲占20.1%，顯而易見，青壯年構成了失業人口中的絕大部分。而2002年在北京市失業人口中，35-44歲年齡組比重最大，占失業人口總數的40.2%，所以失業人口從年齡結構上說，是發生了很大改變的。這意味著本應該是勞動力市場中優勢較大的青壯年勞動者卻成為失業人口，這對于社會的穩定發展會產生負面作用，尤其無業的年輕人會對社會構成一種不穩定因素，所以青壯年就業問題是亟待我們政府重視和解決的。

（三）受教育程度結構發生變化

通過對受教育程度的調查，北京市失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2.4年，說明失業人口平均學歷已達到高中水平。從具體結構來看，低學歷所占比例很小，小學及以下占總失業人口的2.4%；初中-高中占到了59.6%；而值得注意的是，大專及以上占總失業人口的38.0%，同樣對比2002年失業人口的數據，大專及以上只占總失業人口11.7%，這部分人群包括大學專科、大學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學歷者。對比可知，在失業口人中，學歷低不再是這部分人群的顯著特征及趨勢，反之，對于大學生就業這一日益嚴峻的問題應該有正確的認識，從政府、高校以及市場多方面出發，采取有效的措施，讓受教育人群能在社會中實現自我價值，這才是解決失業問題的關鍵。

二、北京市失業人口失業特征分析

（一）失業率指標選擇

相對于失業人口的絕對數而言，失業率這一指標則更好的反應了當前的失業狀況，也更方便與國外的橫向比較。失業率是指失業人口占勞動人口的比率，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失業狀況的主要指標。失業率分為登記失業率和調查失業率，登記失業率統計的是到公共就業服務機構進行失業登記、享受失業保險待遇并求職的失業人員數量。由于各國公共就業服務和社會保險發展水平不一，登記失業率在國與國之間不能比較。而抽樣調查失業率基本依據的是國際化的失業定義，可以進行國際比較。國家統計局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也提出會在“十二五”正式公布調查失業率。

通過對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數據進行計算，北京市的調查失業率是4.2%，而同樣是2010年，北京市統計年鑒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是1.37%，兩個數據的統計方法不同，從不同角度反映了當前的失業情況。雖然兩種失業率都是政府決策的重要依據，但是長遠來看，調查失業率這一指標更為科學和準確的反映一個經濟社會的失業狀況。

（二）未工作時間結構

由上文可知，失業率是反映勞動力市場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但僅僅使用失業率一個概念并不能有效反映勞動力市場狀況。這時候，就需要對未工作時間這一指標來進行參考。通常，較高的失業率和較短的失業持續時間被認為是勞動力市場活躍的表現；而較低的失業率和較長的失業持續期則需要引起社會的高度重視，因為這意味著有一部分人成為真正的就業困難人群。

從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來看，北京市失業人口的平均失業時間是11.81個月，對比來看，全國的平均失業時間是12.23個月，天津15.51個月，上海14.21個月，廣東10.50個月。其中男性的平均失業時間為12.09個月，女性則為11.44個月；從受教育程度來看，平均失業時間最長的是高中，為13.49個月，甚至超過了全國的平均失業時間，而未上過學、小學和初中分別為13.16個月、10.80個月和12.19個月，大學?？埔灿?0.73個月，更應該關注的是大學本科和研究生的平均失業時間分別為9.49個月和8.97個月；從年齡上看，平均失業時間超過12個月的集中在35歲到59歲之間，年齡越小，平均失業時間約短，不過25歲到34歲的平均失業時間也已經超過了10個月。

（三）未工作原因結構

隨著社會的發展，價值觀的日益多樣，勞動者的選擇也日益多元化，未工作原因也呈現多樣化的態勢。在調查中，未工作原因分別設有六大原因：畢業后未工作，因單位原因失去工作，因本人原因失去工作，承包土地被征用，離退休，料理家務，以及其他原因。單就各個原因所占百分比來看，所占比例最大的未工作原因是因本人原因是去工作，達33.02%，其次是因單位原因失去工作，有21.83%；而畢業后未工作占到20.18%。從具體來看，在選擇畢業后未工作的失業人口中，其學歷在大學專科及以上59.13%，占到了近六成，說明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已迫在眉睫。

三、結論

通過上文對第六次人口普查就業方面的相關數據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北京失業人口這一群體構成的復雜性，不過總體呈現年輕化，受教育程度提高化，未工作時間延長化，未工作原因多樣化的情況，所以，對于大學生就業問題、長期失業人員就業問題、性別歧視等問題都是政府應該關注的重點問題。針對這些問題，進行更深入的調查及研究失業人群，通過政策完善，加強北京的就業服務，以及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最終目標是使那些有就業愿望的勞動者都能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各司其職，實現自我價值，而暫時失去工作的勞動者在應有的基本保障下，能夠通過公共服務盡快找到工作，擺脫失業狀態，這才是充分就業下良好運行的經濟社會理想狀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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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剛.中國城鎮人口失業結構與結構性失業[J].南京社會科學，2001（03）：23-28.

[5]杜鳳蓮，鮑煜虹.搜尋理論、失業救濟金與中國城鎮人口事業持續時間[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6（03）：17-22.

第4篇：人口普查數據分析范文

關鍵詞：高中數學；社會；經濟；發展

從我們咿呀學語開始，數學就陪伴在我們身邊，“兩只老虎愛跳舞……”，“一雙小小手，十個手指頭”。再大一點我們小學的第一堂課就是數學，在老師們的引導之下我們開始接觸這個神秘而美麗的科學世界，它內容豐富，無窮無盡，汲取其中一兩點就會對我們的學習和生活產生重大影響。其中最直接高效的客觀反應估計就是每次試卷上分數的高低直接決定了我們當天的晚餐是否能夠加餐。作為一門嚴謹的基礎自然科學類學科，數學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更加廣泛而深刻。

1數學的基礎性

數學是一門基礎性學科，這點毋庸置疑。往大了說剛剛成功發射天舟一號貨運飛船，從圖紙繪制、軌道計算、燃料推進，甚至一顆小小螺絲釘都是科學家們精確計算的結果；小到我們日常的柴米油鹽，早上帶著紅色毛爺爺出門，吃個早點，買個帽子，來杯飲料，坐個公交，路邊小攤買個棒棒糖等，我們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離不開數學；知識學習的過程中數學的基礎性更加顯而易見，理化生學科中的每一步計算都需要數學知識做為支撐。數學的基礎性還表現在與科學理論巧妙結合之后，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明顯促進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國的建筑行業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從建筑的造型設計，到建筑物的高度、牢固程度、抗震等級都在逐步提升，所有這些都有賴于科學的縝密推演和數學的精確計算；再比如現在的鋼材等級劃分越來越細致，學習化學我們都知道鋼材的柔韌性取決于鐵和碳元素的合理配比，因此我國的汽車制造技術的不斷提升也是依托于數學邏輯的縝密性。

2數學的工具性

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使得我們與數學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以前人們出門最基本的配置是鑰匙、錢包，外加交通工具，額外需要干什么事情的話再帶一堆相關的證件、卡片、便利袋等雜物；而現在人們出門只需簡單帶部手機，買東西我們可以手機支付，省去了找零錢、鑒真偽、存取錢等一系列繁瑣的手段；打車我們可以通過滴滴出行、快的打車、微拼車等多個途徑，快捷高效而又方便；手機本身可以存儲很多數據，便捷的網絡通訊也方便我們從網絡下載和共享重要文件。手機的功能已經逐步由簡單的通話升級為通訊、拍照、購物、上網、影視、娛樂等多個功能的一體終端機。手機功能的逐步完善過程中的諸多環節包括芯片匹配、固件升級、材質更新、模塊增減等都需要數學推演來輔助。數學的工具性在宏觀社會經濟方面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孟德爾通過豌豆性狀的研究，附以數學的概率統計和數據分析，得出了著名的生物學遺傳定律，使人類在疾病預防、優生優育的道路邁進了一大步；隨著教育科技投入的不斷增多，我國在電腦計算機、土木建筑、房屋橋梁設計、金融財經、經濟管理等方面，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而這些方面的人才都對數學有較高的要求，數學基礎好的人在這些專業方面反應比其他人要快，在以后的發展潛力和空間都非常大，他們對整個社會產生的影響也將是不可估量的。

3數學的發展性數學的發展性

體現在數學本身的發展和對整個社會發展產生的影響兩個方面。就數學本身而言，我們對它探索的腳步一直沒有停止，由單一數據的計算，到方程以及邏輯思維的拓展，有點到線及面，由單一緯度到二維空間、三維空間，現在人們已經開始探究數學的第四維空間、五位空間以及多維空間，數學世界本身有著無窮無盡的奧妙等著我們去探索和發現。數學在社會經濟方面表現的發展性也不容小覷，我們國家每隔幾年就會進行一次全國性質的人口普查，在人口普查的過程中性別、年齡等基本數據是普查的重點參考數據，由于我國地域面積廣闊，因此人口眾多，加之有許多流動人口，因此普查工作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普查結束后所有的數據都會統一上報，交由專門負責統計工作的人來整理和分析，從而確定一段時間內我國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增長大趨勢等重要數據，比如我國目前正在推行的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就是基于目前我國人口增長緩慢，獨生子女養老壓力大而實施的宏觀經濟調控措施。合理運用數學的數據分析不僅能夠對已經發生的事實進行核實和認定，還能夠預測未來一段時期的發展走勢，進而采取有效的干預措施，這就是數學發展性的科學價值所在。

總之，數學學科集基礎性、工具性、發展性于一體，是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的綜合體現，該學科對于我們的日常生活有著巨大的影響，它貫穿于我們生活的各個角落，高中數學是理論學習和綜合運用的聯結點，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扎實掌握高中數學的基本知識對于我們將來進入大學學習相關專業理論或者進行科研技術開發都大有裨益，數學本身對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經濟科技發達的今天，我們的生活已經和經濟的發展密不可分，沒有經濟的發展，就沒有強大而富裕的生活。因此，我們要學好數學，讓數學為我們將來進人社會，提供更加廣泛的選擇；用好數學我們將來可以為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參考文獻

［1］曹建美．數學在現代經濟學及經濟發展中的作用［N］．山西經濟日報．2009－12－14（004）

［2］劉家義．國務院關于2015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審計查出問題整改情況的報告［N］．中國審計報．2016－12－26（001）

［3］杜春雪．試論數學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J］．經濟研究導刊．2014（27）

第5篇：人口普查數據分析范文

一、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基本特征

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的大環境下，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在縣市各級城市開展務工及經商活動。據不完全數據統計，當前在進城務工經商的流動人口中，少數民族人口數量達一千萬人以上。少數民族人口在各級城市的大量流動，加深了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經濟溝通，但同時也使城市成為民族關系的敏感地區，如新疆發生事件后，全國各地人民對新疆人都產生了排斥心理。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分析得出，當前我國少數民族人口達1.1億人左右，占全國人口總數8.5%，在鄉鎮街道登記離開居住地半年以上人口相對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增長了81%，也就是說近十年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數量呈大幅增加的趨勢。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流動方式分為家庭戶和集體戶兩種，當前家庭式流動已成為流動方式主體。來自少數民族地區流動人口語言掌握不熟練、生活習慣、與漢族群眾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在社會融入過程中，遇到了許多阻礙。

二、淺談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現狀

（一）經濟融入

從就業狀態分析，當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中八成以上人員處于就業狀態，另一成左右流動人口在家操持家務。從產業分析，近半數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主要從事第三產業，從事制造業人口達四成以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第二、第三產業工作人口比例明顯高于漢族流動人口。不同戶口性質與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職業性質影響差異較大。從經濟收入分析，在我國31個省份地區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月平均收入水平不高，尤其是在、青海等地區，少數民族收入的劣勢地位非常顯著。少數民族流動群體內部，性別差異、受教育程度，職業差別都和經濟收入成正比。從消費方面分析，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消費支出主要在食品、住房、出行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恩格爾系數要遠遠高于城市居民平均水平。從居住類型分析，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住房多以單位及雇主提供的免費住房為主，其次為租房，居住條件非常不穩定。

（二）行為融入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與當地人形成有效互動，按照當地行為習俗參與社會活動，才能算行為上的融入。從社會活動參與情況分析，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社區各項活動中的參與程度普遍不高，除選舉、評優等活動外，少數民族流動人員社會活動的參與度都明顯低于漢族流動人口。作為流動人口融入社會的主要途徑，人際交往范圍的寬度直接影響到社會的融入度。當前，受生活與工作、語言、溝通方式等限制，少數民族人口的人際交往以同鄉或同民族群體為主，與本地人及同鄉之外的人交往程度偏低，社會融入步伐也相對緩慢。

（三）心理認同

心理認同是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從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對流入城市的心理認同程度能看出其在流入地的社會融入情況。當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的心理認同程度相對較高，也愿意融入現居城市之中，但有一小部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受及文化習俗影響，對流入地的社會歸屬感不高。

三、加速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策略

（一）加大關注力度，提升其綜合素質

通過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數據分析可得出，素質高低、受教育程度，直接影響到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社會的融入程度。因此，提高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綜合素質，是促進其社會融入的有力舉措。首先，鼓勵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流入地接受再教育，培訓其必要的知識與技能，提供就業輔導。其次，加強與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溝通與交流，幫助其了解流入地的生活、經濟、就業特點，協助其利用公共資源開擴生活空間。再次，加強少數民族的社會交流活動，鼓勵其跳出族群活動圈子，積極參與社會活動，融入社會群體，建立和諧人際關系。最后，關注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規范教育，幫助其更好的適應社會生活，滿足生活的實際需求。

（二）加強社會管理與服務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流出地與流入地的管理呈現脫節狀態時，致使流動人口社會管理功能缺失，要促進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務必要加強其社會管理與服務功能。首先，要加強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流動協調機制，如信息的溝通，用工需求等，保證人口流動的有序性，解決流入地與流出地的勞動用工、經濟往來問題。其次，建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管理信息平臺，以實現對流動人口社會保障服務的落實，維護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正當權益。再次，關注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體系的構建，如社會保障機制的落實，在服務過程中落實管理職能。最后，結合社區化管理，幫助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解決就業、醫療、住房、子女上學等實際問題?？偠灾獮樯贁得褡辶鲃尤丝谏鐣谌胩峁┍匾姆?，落實管理職能，使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安心工作、生活，在社會融入中無顧之憂。

（三）尊重特性，尋找共性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文化、生活中有其獨特的規律，社會做為文化符號匯聚環境，要包容多元文化的碰撞，在特性之中尋找共性。同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之內，民族間、地區間都存在差異，但是在相同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之下，民族之間的文化都應得到尊重。要促進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就要倡導文化的互動，對各民族文化資源共享，并在其中不斷尋找與創造社會共性。

第6篇：人口普查數據分析范文

[關鍵詞]人口 計劃生育 統計

隨著我國經濟形勢的發展需要,城市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工作出現了一系列的新情況和新問題。農村經濟體制的轉變,農業人口的轉移流動,也使得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工作更加復雜和困難。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各部門之間的工作不協調、不統一,統計手段落后,統計數據不一致現象也十分嚴重。根據以上問題的出現,筆者從自身工作經驗出發,淺述了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的現狀與意義,并對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提出了做好今后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工作的幾點建議。

一.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工作的現狀與意義

我國的人口計劃生育統計主要是以多手段,多數據來對總人口數、出生率、死亡率等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的,有效的控制人口的增長和流動,確保社會健康和諧的發展。隨著我國的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工作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流動人口和下崗職工的增多,使得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數據失真性越來越大,準確的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對我國的社會健康和諧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工作的存在的問題

1、統計數據失真

在人口和計劃生育數據的統計中,數據的真實性非常重要。在城市的人口計劃生育的統計上,主要是以派出所和居委會,對常住人口、流動人口和外來務工人員,在部門間數據的加工中易產生筆誤一類事件的發生,造成數據失真。而在縣鄉的人口計劃生育統計上往往受地方領導的制約,人口普查不被重視,上報數據蒙混造假而導致了數據的失真。在縣鄉的數據統計過程中,統計人員的個人業務素質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中統計人員往往會迫于領導的壓力而對數據進行修改,造成數據失真,在縣鄉的統計人員變動中,頻繁的更換統計人員,造成統計工作忙亂,也是數據失真的重要原因之一。

2、統計數據收集困難

在我國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工作中,數據的收集主要是以基層的上報數據為主分析數據。由市、縣、區、鄉、村各級的計劃生育采集人員對數據進行采集,整理,相對較為復雜,工作效率也不高。在統計的過程中,數據表格的使用也延續以往的表格,這類表格過于陳舊,不能及時的反應出新形勢下的人口和計劃生育的數據特點,不能有效合理的利用數據。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城市的流動人口占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人口計劃生育信息的共享與交換就顯得十分重要,但目前人口信息交換的方式也較為落后,數據共享相對較為復雜,這樣就給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工作帶來了許多麻煩。

三.提高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工作幾點建議

1、建立監督機制,保障數據真實

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工作的監督是由多個監督機構組成的網絡監督體系,主要是對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的數據進行辨別,分析,整理,調控。監督部門主要是通過設立監督機構,對數據進行統一處理,進行甄別和整理分析,確保數據的真實性,在統計數據匯總后,由同級的監督部門對數據進行驗證確認,然后分級上報主管單位,即人口計生與公安部門的統計機構在業務上既接受上級主管部門的領導,又接受同級統計部門的指導,由同級統計監督機構協調確認,以實現統計口徑和統計數據的一致,確保數據客觀準確。在統計后不是由政府進行調整確認,而是由監督部門確認上報,避免了行政干預,統計過程也要受群眾的監督,增強人口計生工作的透明度,確保統計數字客觀真實。

2、改變方法,科學統計

在人口和計劃生育的統計過程中,要充分科學的界定統計指標。在我國的人口計生統計工作中,統計數據是從多個統計單位多個部門綜合組織完成的,在各單位的統計過程中,統計范圍,統計方向,統計方法,統計時間都不相同,這就使統計數據的結論產生了差異,比如人口計生部門統計的只是新生人口,而公安部門統計的是流動性人口或暫住人口,這就存在著數據重復統計的問題,所以統計方法上要部門間進行有效的溝通和科學的統計,確保數據的唯一和真實性。在統計過程中要改進統計的調查方法,就現階段的社會人口情況來看,所采用的方法已不能適應現今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們必須改進統計方法,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比如我們統計部門進行的人口普查、人口登記,人口計生部門的報表和公安部門的戶籍登記制度等,雖然我們大量的基礎數據要靠這些方法取得,但單純靠這些渠道取得準確和全面的數據越來越困難。因為存在著“官出數字”的現象,存在著違法生育不敢報戶口和報不到戶口等復雜的情況,因而在原有的統計調查方法的基礎上,再輔以其他方法作補充來獲取信息和驗證、調整經常性調查方法所取得的數據是非常必要的。

3、加快信息化建設,加強統計分析

首先在人口計劃統計數據時應加快計算機的使用。要加快人口計生信息化建設,拓展信息化深度,實現省、市、縣、鄉、村聯網,實現網絡環境下的數據處理、數據管理和信息服務。在此基礎上,要充分利用創建數據庫的時機,逐步實現常規統計報表業務處理與數據通信、數據管理、統計信息咨詢服務等環節的一體化作業,這樣可以對數據進行高效的利用和分析。其次是改變以往數字論數據的上報形式,要以數據分析為主,結合現今的工作生活,把分析結果與生活聯系起來。最后是統計數據的分析也要結合地方政府的工作,捕捉熱點,深入開展統計調查,開發統計資源,撰寫有參考價值的統計文章,對領導決策和地區今后的發展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

第7篇：人口普查數據分析范文

關鍵詞：統計；GIS；大數據

一、概述

地理信息系統以地理空間數據為基礎，與其他行業結合，注重空間決策支持分析、社會應用及服務，系統發展日趨成熟，已經成功應用于資源調查、環境評估、災害預測、國土管理、城市規劃、郵電通訊、交通運輸、軍事公安、水利電力、公共設施管理、農林牧業、商業金融等幾乎所有領域。

統計信息是國家、地區重要的基礎性信息資源，是國情國力、區域發展狀況的指南針，更是科學決策的重要依據與參考。隨著地理信息系統（GIS）的廣泛應用，將統計信息與地理信息結合，分析其空間特性及相互關系，已成為統計發展與服務的必然趨勢。

二、GIS在統計工作中的應用

GIS應用與統計始于2001年，國家統計局普查中心組織開展了以基本單位普查為基礎的國家社會經濟統計地理信息系統建設，2004年該系統建設”被列為國家863計劃，專門研究開發統計行業的3S（即GPS、RS、GIS）應用。在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中，GIS已初步在北京、四川、云南、湖北等24省市進行全面或部分應用，隨后又應用于第五、六人普、三經普中。截至目前，GIS在統計的應用已經擴展至26個省及8個地市。

（一）普查區管理電子化

傳統模式下，行政區劃碼以excel或名錄庫形式存儲管理，區域劃分基于紙質地圖，普查區劃分無法重復利用。引入GIS后，可以與名錄庫動態關聯，采用電子地圖劃分區域，利用如衛星圖、導航圖等作為參考準確劃分，規劃調查線路，通過移動設備定位，調整普查區邊界，確保調查范圍精準，合理確定調查樣本。同時可進行網格化管理，每個移動調查設備只裝載工作區域的普查區地圖，提高準確度，輻射普查區域內所有調查對象，特別是應用于大型普查，如人口普查、經濟普查、農業普查以及調查等。

（二）數據展示直觀化

不同區域數據直接顯示在其各自區域中，排名制圖一目了然。直觀化更體現在信息規律的揭示上，從大量的調查數據中發現各種統計現象的數量規律及區域空間分布特征。通過將統計數據進行空間表達，實現對現象的結構、相互關系和發展演化規律的認識，并挖掘獲取知識。例如，通過地圖空間分布的展示，對比人均GDP和地區文盲率可以直觀發現經濟發展與人口教育的相互關系，根據人口遷移量發現人口遷移的影響因素等。

（三）查詢分析空間化

在查詢上，查詢方式更加直接和多樣。實現“指標到圖形”的查詢，以指標為關鍵詞查詢結果地圖顯示。實現“圖形到指標”的查詢，按照地理位置查詢，獲得區域內的統計數據和信息。

在分析上，GIS具有較強的數據綜合以及空間分析能力，能夠將海量統計數據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充分結合，從而加強統計數據分析的廣度與深度。增加空間維后，與空間相關的空間關系、聚類、疊加及趨勢等分析方法均可應用，利于挖掘隱式存儲的信息。例如，在區域經濟分析中，將我國各省人均GDP增量變化作為區域統計變量，對不同時期的該指標進行空間相關性分析，可以發現各省經濟發展之間的空間相互作用以及各個區域內的空間結構特征。

（四）決策支持科學化

在GIS中，動態模擬、預測屬于高層次應用，通過集成空間分析模型能夠實現海量數據集成和空間建模，盡可能模擬符合現實的模型。

通過空間分布分析模型，展現空間分布特征，例如用趨勢面分析反映空間分布趨勢，用空間聚合與分解反映空間對比與趨勢；通過空間相關分析模型，發現地理位置與指標的關系；通過預測評價與決策模型，著重研究動態發展，推測趨勢輔助決策。例如用人口與社會經濟分布重心模型，可計算人口、經濟、商業、基本單位等的分布重心。通過分析分布重心的變化，可以了解該區域人口與社會經濟活動間的相互作用規律，分析區域的綜合變化情況。應用空間相互作用模型，可預測各種統計現象間的空間相互作用，從而指導公共服務設施、交通運輸、人口、科技教育等分布與規劃。

三、大數據時代統計GIS的發展

“大數據時代”重點強調收集和分析大量信息的能力，從復雜的數據里找到不容易昭示的規律。從數據內容上講，“大數據”不僅是單純的數字，更多是圖片、音視頻、GPS和地理定位等半結構化或非結構化數據。從分析方法上講，除了常規統計分析方法、空間分析模型外，分析對象交互及相關關系，挖掘隱含規律成為未來發展的主題。

（一）大數據時代對政府統計的挑戰

原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曾指出：“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對統計數據的生產方式帶來了很大的挑戰。統計部門要充分利用海量數據并對其進行標準化處理，發掘這一數據寶庫，認真把握好這一促進政府統計改革發展的難得機遇。

對統計數據權威的挑戰。大數據時代，由于數據開放與技術發展，電力、通信、金融、電商等均擁有海量數據，對數據的需要不僅僅依賴于政府統計機構。

對統計調查方式的挑戰。傳統“我問你報’的調查方式需要大數據來補充和完善，可應用于消費價格、工業品價格、居民收入、交通運輸、人口統計等方面。例如，通過搜集網絡信息實現大數據在未來消費品和工業品價格統計中的應用；可以通過行政記錄、物聯網技術等途徑，完善居民收入和交通運輸統計等。大數據時代調查樣本就是全部總體，每次調查都是一次普查。

對統計服務的挑戰。大數據的核心是預測，是數據重組、再利用與擴展，其隱含的信息與知識是巨大的。公眾對數據開放呼聲日益高漲，對統計成果的生產速度、豐富性與深度需求都有了質的提高，如何反映動態的現在和預測準確的未來尤為重要。

（二）大數據時代對GIS的影響

第一，需更高的存儲性能。大數據涵蓋影像、圖片等非結構化數據，而GIS的應用是通過對這些數據的存儲、讀寫，加之空間分析結合地圖展示，這對GIS的存儲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需更強的數據處理能力。從數據量上說，GIS的數據量巨大，在某些場景中數據實時更新頻率極高（如堵車分析），這對數據計算處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從數據內容上說，GIS領域中有大量結構化和非結構化數據，傳統的數據結構很難滿足要求。

第三，需更全的數據挖掘能力。使用各種分析模型處理結構化數據，并使用數據挖掘技術提取非結構化數據的隱藏信息。

（三）大數據時代統計GIS展望

在大數據時代下統計GIS的未來發展應注信息共享、輔助業務及數據挖掘。一是將分散在政府部門的數據通過地理位置信息融合，減少信息孤島；二是應用于調查工作與日常分析；三是重視GIS高層次應用。研究對半結構化、非結構化數據的空間分析方法，挖掘數據深層價值，生產出高質量的統計數據產品。（作者單位：西安市統計局）

參考文獻：

[1] 劉興權，楊海燕.GIS在統計行業中的應用.四川測繪[J]2006.29（3）：125-128

[2] 梁艷萍.基于GIS的統計信息分析與輔助決策研究[D]，中南大學.2003

[3] 孫銀宇.基于地理信息系統的多元服務[R].青海統計局2015

第8篇：人口普查數據分析范文

一、國內出生性別比的文獻回顧

國內對于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認識經過了相當漫長而曲折的過程。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發現，29個省（區、市）中有18個?。▍^、市）的出生性別比高于107，219個地（市、州、盟）中有148個地（市、州、盟）的出生性別比高于107，2358個縣（市、區、旗）中有1364個縣（市、區、旗）的出生性別比高于107。但是，此時出生性別比偏高的范圍雖然很大，但數值差異并不大，最嚴重的安徽省出生性別比也僅為112。由于當時人口數量控制是壓倒一切的大事，出生性別比問題被認為是統計誤差、女孩瞞報漏報，沒有引起社會各界足夠的重視。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出生性別比繼續升高至111.1，2869個縣（市、區）中有60%以上的縣（市、區）高于107，40.3%的縣（市、區）高于110，甚至有9.4%的縣（市、區）高于120。持續升高的出生性別比開始引起國內外社會學、人口學甚至經濟學界的高度關注。盡管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已經表明，全國出生性別比已經遠遠高于正常水平，但是人口學界為了出生性別比究竟是“真性失調”還是“假性失調”的爭論還是花費了大約十年的時間。比如，曾毅對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進行存活反推，認為中國不存在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所謂的出生性別比偏高只是一種統計數據上的假象。[19]喬曉春也認為，中國人口普查得到的出生性別比，反映的只是統計事實，不能隨意對其產生的原因進行解釋，因為數據本身還不足以發現原因。[20]賈威還對收養行為進行了研究，發現在收養的兒童中，性別比例嚴重偏低，大量被收養的女嬰未被記入統計數據。[21]一直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發表后，出生性別比到底是“真性失調”還是“假性失調”的問題才得以解決。中國的出生性別比確實出現了失調，到了2000年出生性別比進一步上升為116.9。雖然2000年以來，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特別是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治理，但出生性別比并未因此而下降，而是從2000年的116.9，進一步上升到2010年的117.94，比正常值的上限高了近11個點。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再次引起包括理論界、實務界在內的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

（一）理論研究

1.“生育三維”說。顧寶昌認為，任何生育都是一定數量、一定時間和一定性別的生育，并把它稱為生育的“三維性”。因此，建立一個完整的生育概念，應該不僅包括生育的數量方面，而且包括生育的時間和性別方面。相應地，對一個人口的生育狀態的考察，要得出一個全面的認識，也必須包括三個方面，即生多少、什么時間生、生什么。如果單從一個方面來考察生育狀況，就容易片面，引起誤導。從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生育狀況看，一生平均生育數下降了，多孩率減少了，但出生量上升了，婚育年齡提前了，出生性別比上升了，這說明在集中力量抓生育的“數量”的同時，對生育的“時間”和“性別”忽視了。[22]另外，楊菊華認為性別平等也有三維性，即：時間（生命歷程）、空間（私人領域和公共空間）、情境（個體生活的背景因素），她通過整合這三維因素，構建了兩性平等的理論分析框架。[23]

2.“歧視性性別偏好”說。穆光宗提出了“生育偏好”和“生育選擇空間”的兩個概念。[24]他認為，一定的生育行為總是在一定的“生育選擇空間”中進行的，而任何一種生育行為背后總是有性別偏好的驅動。在無限度的“生育選擇空間”中，性別偏好大致能得到較好滿足；反之，在有限度的生育選擇空間中，由于約束條件的存在，性別偏好就難以很好滿足。而中國社會格外重視生育價值體系中的偏男生育意愿，并把生養男孩的行為作為自我價值的一種實現，在中國農民的生育決策中，性別選擇往往比數量選擇重要，甚至可以說，生育決策的基礎是性別選擇，而不是表面上的數量選擇。因此，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原因，可以看作是“生育選擇空間”的狹小和“偏男生育意愿”過于強烈互相擠壓和沖突的結果，也就是說，“歧視性性別偏好”是出生性別比偏高最根本的原因。

3.“條件隨機事件”說。在西方多數國家，出生性別比按孩次計算都是隨著孩次升高而降低，只有少數國家的分孩次出生性別比是隨著孩次的升高而有升有降。我國則與之相反，絕大多數年份的分孩次出生性別比是隨著孩次升高而升高。馬瀛通發現，分孩次出生性別比隨著出生孩次升高而呈現出的這種或升或降的趨勢，只是一種表面的假象，實際上與出生孩次并無關系。[25]隨后，馬瀛通、馮立天、陳友華構建了馬馮陳（M-F-C）模型，進一步證明20世紀80年代中國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原因，主要是受二孩及以上高孩次嬰兒的出生性別比偏高所致。[26]

4.“胎次-激化雙重效應”說。楊菊華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分析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的關系，通過構建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關系的“胎次-激化雙重效應”理論模型，闡釋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相互關聯的潛在機制，并利用宏觀數據予以檢驗。[27]她認為，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間接的雙重關系；生育政策的剛性制約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賦予胎次和激化效應特殊含義：一方面，一孩政策地區低胎的出生性別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區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別比極度失衡，顯現“激化效應”；另一方面，生育政策的多樣性使部分低位女胎與男胎一樣受歡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區低胎的出生性別比趨于正常，產生“胎次效應”。由此可見，生育政策偏緊，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視，均會遭遇人工流產；反之，生育政策寬松，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視程度會相對減弱。

5.“需求理論”說。楊菊華通過借鑒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從需求視角提出男孩偏好并非停留在理念層次上，而是不同主體通過對胎兒性別的選擇來應對現實生活的一種策略、延續自身的途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個體、家庭和制度本身多方面層次的需求。她認為引起男孩偏好的需求主要有四類：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和實現需求。[28]

6.“生育效用最大化理論”說。中國一些學者在吸納Leibenstein和Becker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中國的孩子成本及效用構成理論，認為人們的生育決策行為，包括性別選擇行為，總是直接或間接地追求生育效用最大化。比如，葉文振利用對廈門市近千個家庭的入戶問卷調查資料，系統描述了中國孩子對父母的各種效用，分析了孩子效用的主要影響因素。[29]唐貴忠和董輝基于經濟學的“理性人”基本假設，認為無論農民作出何種選擇，都是出于對自己有利或有用而考慮或盤算的。[30-31]由此，他們認為如果在一個社會中人們更加偏愛男孩，那一定是因為養育男孩的成本效用更大，養育男孩比養育女孩能為家庭提供更大的收益。陶濤利用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組織的家庭及生育狀況調查數據，研究了農村兒子、女兒對父母的經濟支持差異，也證實了兒子對老人的經濟支持力度大于女兒，生育男孩仍然是農村父母的理性選擇。[32]

7.“傳統文化影響”說。一些學者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認為性別偏好是受傳統文化特別是生育觀念的影響。杜芳琴認為，中國現實社會中存在的性別偏好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早在周禮的規定中，就能看到最初的性別制度和規制，其核心內容是性別分工、婚姻家族制度和繼承制度。[33]李冬莉以及呂紅平、孫平等認為，決定農民性別偏好行為的主要因素是傳統文化中生育倫理和生育價值觀念。[34-35]朱楚珠、李樹茁等人還對生育文化的類型、變遷的標準進行界定，并提出生育變遷的路徑選擇。[36]顧大男認為文化因素以正“U”字型曲線和經濟因素以倒“U”字型對地區生育率產生影響。[37]李銀河在鄉村生育文化的分析中，發現農村存在偏重生男的普遍現象，這不僅受重男輕女傳統思想的影響，而且與村落現實生活的特點、非匿名性、社會期望的壓力以及從眾心理有關。[38]陸益龍通過對皖北農村的調查表明，當前農民生育上存在的生男追求，緣于價值認同、趨同性的心理壓力以及社會的支持。因此，一些沒有男孩的家庭具有更強烈的性別偏好。只有將農民置于都市文化環境之中，使農民意識到另外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的存在，才可能使農民真正地認同計劃生育政策，并且不再拘泥于孩子的性別。[39]羅萍認為養兒防老、多子多福、傳宗接代、男孩偏好的傳統生育觀念以及從夫居的婚居制度以及時下依然存在的男性本位文化培植了中國高出生性別比。[40]

（二）實證研究

1.關于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現狀及變化特征的研究。翟振武、楊凡通過對最新的公民身份信息數據、歷年全國在校小學生人數統計數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等幾組不同來源的出生性別比數據的分析和比較，發現中國的出生性別比水平偏高的情況是真實的，只是并沒有普查數據所顯示的那么高。[41]王廣州、傅崇輝應用孩次性別遞進分析方法，使用1990年第四次、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原始抽樣數據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原始抽樣數據，對我國出生性別比變化情況進行分析，發現正是由于對生育第一孩性別比的直接干預，才促使了出生性別比持續升高和高孩次生育性別比及高孩次生育率的下降。[42]王菲、劉爽采用地理信息系統的空間分析技術，對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縣域截面數據進行了分析，找到了出生性別比偏高熱點區域分布及變化的規律性特點。[43]王欽池發現，出生性別比具有周期性波動的現象，其波動周期與生育間隔相關，在實際工作中應該尊重出生性別比周期性波動的客觀規律，關注出生性別比的中長期變化趨勢。[44]段世江通過對“六普”數據的分析，發現出生性別比與婦女受教育程度高度相關，受教育程度越低，出生性別比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出生性別比越低。[45]石人炳通過“五普”和“六普”數據對比分析發現，2010年與2000年相比，我國出生性別比的變化呈現“五升高”、“四縮小”和“一增多”的特點：全國出生性別比繼續升高、一孩出生性別比升高、城市出生性別比升高、少數民族出生性別比升高、各類受教育程度女性生育孩子性別比全面升高；出生性別比的地區差距縮小、城鄉間差距縮小、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差距縮小、孩次之間差距縮??；出生性別比嚴重偏高和極端嚴重偏高的省市區增多。[46]這些特點表明過去10年，我國高出生性別比出現了四個方面的“擴散”跡象：從漢族向少數民族擴散、從鄉村向城市擴散、從高孩次向低孩次擴散、從受教育程度低的婦女向受教育程度高的婦女擴散。

2.關于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直接原因研究。李涌平利用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用定量方法進行的研究結果表明，用胎兒性別鑒定后的選擇性人工流產可以全部解釋我國1990年觀測到的超常出生性別比。同時他斷言，以性別選擇為目的的流產現象將可能蔓延。[47]巖復、陸光海利用湖北省天門市的調查數據，發現溺棄女嬰對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影響甚微，瞞報、漏報女嬰不是出生性別比升高的主要原因，而B超的濫用造成了出生性別比的急劇升高。[48]李樹茁、朱楚珠通過對第三、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以及1988年2‰生育率抽樣調查數據的研究，發現性別鑒定導致的選擇性流引產是出生性別比升高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49]解振明認為在出生性別比異常偏高的地方，首先，有一定規模的男孩偏好的人群；其次，有可以獲得的性別選擇信息和技術服務；同時，存在著對性別選擇行為疏于管理的系統。[50]喬曉春通過對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1997年全國人口與生殖健康調查數據分析，認為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主要是由選擇性人工流產導致的。[51]陳友華、胡小武認為，胎兒性別鑒定與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是導致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最主要原因，而中國人工流產的合法化一定程度上成為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幫兇。[52]

3.關于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根本原因研究。國內學者多角度論證了男孩偏好是出生性別比偏高的主要原因。穆光宗、陳俊杰通過對中國農民生育需求的層次結構研究，認為在中國農民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是生育的性別偏好。[53]李南、菲爾德曼、李樹茁等，發現中國出生性別比的上升，既有由于生育率下降導致性別選擇壓力上升的原因，也有由于性別偏好的增強所導致的原因，“男孩偏好似乎在低生育人口中對出生性別比起關鍵作用”。[54]莊渝霞運用層級推演法，先從生物學、計劃生育政策、醫學技術三個方面，而后從性別偏好，最后從女性地位低這三個遞進的層次，得出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終極原因在于女性地位低這一事實。[55]劉爽專門研究了我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與性別偏好的關系，認為中國出生性別比持續偏高的根本性內在動因，是現實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下依舊強烈的生育男孩偏好。正是夫婦微觀上的生育性別選擇，帶來了出生性別比偏高這一宏觀人口后果。[56]李慧英通過對河南、江西、廣東等省的實證調查，認為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父權制的制度安排，包括從夫居的婚居制度、父子相承的財產繼承制度和父子相傳的姓氏繼承制度。[57]

4、關于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后果研究。中國如此大范圍、長時間出現的出生性別比失常，再加之中國人口規模龐大，由此可能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復雜影響。一是在微觀個體層面的影響。由于未來婚姻年齡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相當一部分男性可能終生喪失婚配機會，產生“婚姻擠壓”現象。根據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的估計和預測，到2020年，中國20～45歲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3000萬人左右，這些男性將因為找不到女性配偶而單身。[58]原新認為，在出生性別比長期偏高所形成的男女性人口規模的失衡，在客觀上是由“應該多出生”男性和“偏高多出生”男性兩部分所組成。他通過間接估算，認為1980～2006年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出生隊列累計，男性比女性“多出生”3331萬人，其中“應該多出生”1846萬人，“偏高多出生”1485萬人；2006年0～26歲存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3402萬人，其中“應該多出生”1965萬人，“偏高多出生”1437萬人。[59]二是在中觀家庭家庭層面的影響。由于大量的男性成年后無法婚配，將對現有的一夫一妻制度產生沖擊，直接影響婚姻質量及其穩定性。俞萍認為，婚姻的不穩定，離婚和拐賣兒童的增加，勢必對青少年兒童的成長帶來不利影響。[60]三是在宏觀社會層面的影響。賈志科認為，出生性別比失衡可能導致女性在發展機會上受到不利影響，使社會中存在一個數量龐大的文化和職業均處于低層次的女性群體。[61]孫小迎認為，大量男性單身人口的出現將增加性犯罪的可能性，增加買賣婚姻、騙婚、性暴力、精神變態甚至等丑惡社會現象，影響人口生態安全，甚至會影響社會穩定，危及國家安全。[62]王順安、孫江輝研究發現，近些年來性別比失衡直接導致了拐賣婦女兒童、、、侵害婚姻家庭、涉黑類有組織違法犯罪等增加。[63]姜全保、李波發現，近20年來，我國犯罪率較之以前已經增加近兩倍，而其中由出生性別比導致的青年人口男女性別比例失衡是原因之一。年輕人口群體（15～29歲）性別比失衡對犯罪率的上升有很強的解釋力，這組人口的性別比每提高0.01，犯罪率相應增加3.03%。[64]陳衛、李敏認為出生性別比偏高會降低出生人口規模、加速人口老齡化以及造成婚姻擠壓等人口后果。[65]魏尚進認為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導致有兒子的家庭買房壓力比有女兒的家庭大，這將引起房價飆升，他通過研究發現，大概30%的房價飆升背后的原因都是出生性別比偏高所造成的。[66]楊雪燕等利用2009~2010年在西安市開展的“城市地區流動大齡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調查”數據發現，性別失衡所帶來的“婚姻擠壓”迫使流動大齡未婚男性“被動失婚”，缺乏正常穩定的，從而導致男男發生率有增加的可能性。[67]

5.關于促進出生性別平衡的政策建議研究。學者們設想了一系列措施和對策應對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嚴梅福提出最重要的是改變傳統的婚育觀念，提高女孩的養老價值和“傳宗接代”的預期效益價值。[68]辜勝阻、陳來認為通過農村人口的非農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改變外部制度環境，從而淡化人們的男孩偏好。[69]王翠絨、易想和提出應提倡尊重婦女生育的社會價值，構建完備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和利益補償制度，樹立生男生女都一樣的新風尚。[70]楊菊華等建議完善現有生育政策，逐步過渡到普遍生育二孩政策。[71]陳婷婷、葉文振通過對城鄉出生性別比差異的分析，建議將農村作為今后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治理工作的重點，加快推進農村女性自身文化素質和就業技能的培訓步伐，提高其就業競爭力和經濟收入。[72]王鵬建議將社會性別視角納入國家社會發展的主流，完善促進性別平等的政策體系，從根本上消除出生人口性別失衡的制度障礙。[73]賽明明建議實施社會性別預算，在政府制定財政預算過程中加入性別視角，更好地保護女性利益。[74]劉中一提出，要創新出生性別比治理模式，實行公眾參與型治理機制，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出生性別比治理等。[75]

二、小結

第9篇：人口普查數據分析范文

關鍵詞：直系家庭；戶主代位；人口普查

中圖分類號：C913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02575833（201）03006713

作者簡介：王躍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北京100028）

在戶籍管理制度之下，每個家庭戶都要確定一人為戶主。那么，戶主由誰或哪一代人承當？一般來說，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中，父或母無疑是戶主的主要擔當之人。而在由至少兩代已婚者組成的直系家庭中，戶主由哪一代人擔當？直系家庭仍是當代中國重要的家庭類型，分析其戶主代位構成，有助于加深對其功能和不同代際成員關系的理解。本文將依據1982年以來的人口普查數據，對迄至2010年的中國直系家庭戶主代位及其變動、成員構成狀況、變動原因加以探討。

一、 基本說明

可見，中國歷史上戶主擔當之人有三個階段的變化。近代之前以“尊長”或“家長”為主。民國時期將家長和主管人并列為戶主條件，即雖非尊長、但實際承擔著家庭事務管理之責者也可為戶主。解放后，戶主不以尊長為前提條件，而將家庭主事之人或主管人作為基本要求。尊長或家長為戶主的原則被打破后，戶主代位的多樣性出現。這種多樣性主要體現在直系家庭中。

（二） 不同直系家庭可能擔當戶主之人

1 直系家庭的基本類型

直系家庭是父母或父母一方同一個已婚子女組成的家庭。因而直系家庭最少由兩代已婚成員所組成。在此基礎上它還可進一步延伸為三代、四代直系家庭。為對中國當代直系家庭的內部構成及時期變動有所了解，我們以1982年以來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作一統計。從中可見，三代直系家庭是各個時期城鄉直系家庭的主要類型；二代直系家庭所占比例2000年前居第二位，2010年在農村降至第三位；四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均不足1%?；谥毕导彝ゼ捌渥宇悩嫵蔂顩r，我們認為三代直系家庭最值得關注，其次是二代直系家庭。因而，下面的考察也以這兩類直系家庭為主。

3 直系家庭不同戶主代位家庭的功能

從年齡結構上看，不同戶主代位直系家庭功能有別。如三代直系家庭，戶主若為第一代中年人或低齡老年人所擔當，該類家庭的養老功能較弱；第三代孫子女尚未成年，撫幼的功能則比較強；戶主由第二代中年人所擔任的三代直系家庭，第一代人多已年老，第三代也進入上學階段，該類家庭的養老功能相對較強。有的直系家庭在某一階段養老和撫幼兩種功能都不突出。如由中年親代和初婚青年子代組成的二代直系家庭，既無老年需贍養，也無嬰幼兒要照料。親代和子代遵從習俗而同住一段時間，如在農村，兒子初婚階段多與父母共同生活；或者住房條件限制（父母沒有能力為兒子提供獨立的住房），親子不得不住在一起。當中年子代和老年親代組成二代直系家庭時，其養老功能則凸顯出來。

綜合以上，我們認為，對不同時期直系家庭進行分戶主代位考察將有助于揭示其形成方式、變動趨向和特征，對直系家庭的功能演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三） 不同戶主代位直系家庭的已有研究

近年來直系家庭受到研究者的關注。這些研究既有對其結構本身進行研究參見曾毅、王正聯《中國家庭與老年人居住安排的變化》，《中國人口科學》200年第5期；王躍生《當代中國家庭結構變動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郭志剛《關于中國家庭戶變化的探討與分析》，《中國人口科學》2008年第3期。，也有人對其發展趨向加以分析。如黃宗智認為，三代直系家庭應該引起注意，這類家庭并沒有因為核心家庭增長而使其功能削弱黃宗智：《中國的現代家庭：來自經濟史和法律史的視角》，《開放時代》2011年第5期。。當然也有相反的看法，如李銀河等李銀河：《家庭結構與家庭關系的變遷――基于蘭州的調查分析》，《甘肅社會科學》2011年第1期。。不過，對直系家庭戶主代位構成及其變動所作研究則比較少。筆者依據2000年普查數據對農村三代直系家庭作過初步分析，發現三代直系家庭戶主代位構成以第二代為多數，第一代次之，第三代比例很低。這表明，農村多數三代直系家庭是第二代為主導的家庭⑤王躍生：《中國當代家庭結構變動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3頁。。與三代直系家庭不同，二代直系家庭是以親代（第一代）為主導的家庭。二代直系家庭親代多處于壯年，子女多數結婚不久。這種代際年齡結構決定了親代在家庭事務中處于主導地位⑤。那么，直系家庭戶主代位構成在城鄉之間有何異同？2010年是否發生了新的變動？這需要繼續進行考察。

（四）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及其時代意義

由前可知，當代戶主確立的基本要求是，其應為家庭主事之人。那么，何謂“主事之人”？我們認為，解放后，家庭更多地是一個生活單位，雖然在某個時期農村仍是生產單位，但整體看，家庭的生產功能較弱。作為生活單位，對家庭成員基本生活（吃、住等）責任較多、付出較大的人最有可能成為戶主。中國1982年以來社會發生重要變化，使用不同時期普查數據分析戶主代位及其變動時應注意對各調查年份的社會經濟狀況有基本把握。

就農村來看，1982年為集體經營方式實行的末期或解體的初期，集體經濟制度對戶主的影響尚有表現；1990年農耕仍是農村勞動力主要就業途徑，青壯年勞動力對家庭的經濟貢獻最大；1990年后農村勞動力大規模非農轉移開始，2000年后農村中青年勞動力非農就業成為主流，中老年成員則主要從事承包地的經營。在城市里，1982年、1990年尚處于計劃經濟階段，家庭中老年一代在工資收入水平和住房機會獲得上高于已婚青年子代；1992年后市場經濟逐漸建立，中青年成員經濟發展機會增多；2000年后住房來源逐漸形成多元化格局，中青年擁有產權住房者增多。不同的經濟背景之下，戶主代位有哪些差異？下面我們結合數據進行分析。

我們可以看出，城鄉之間戶主代位構成有共同之處，也有明顯差異。共同點在于，第三代人為戶主的比例很低，均不足1%，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多為未成年人。它表明三代直系家庭的戶主較少“虛擬”性，絕大多數戶主由具有治家能力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擔當。城鄉差異主要表現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戶主的構成上。城市1982年至2010年第一代戶主均占多數。其中1990年第一代和第二代戶主構成相差最大，為387個百分點?？梢娬f，城市三代直系家庭是第一代人為主導的家庭。農村2000年及之前三次普查中第二代戶主居多。值得注意的是，農村1990年和2000年之間戶主構成變動很小。但2010年出現“量”和“質”的變動，第一代戶主構成較2000年提高763%，第二代下降328%。由此，戶主構成發生了由第二代人為主導向第一代人為主導的轉化。

（二） 二代直系家庭戶主

與三代直系家庭不同，二代直系家庭的兩代主要成員均為已婚者和成年人?；蛟S這樣的家庭中，第二代人出任戶主的可能性較高。但若結合中國的婚姻習慣，則會有相反的認識。二代直系家庭中的第二代多為初婚者，雖已成人，但尚非最有能力管理家事之人，也不是家庭經濟的主要貢獻者。父母一代尚處壯年，剛剛為其完成婚事，戶主地位難以動搖。那么實際情形如何呢

（一） 不同代際成員在家庭中的作用對戶主擔當有直接影響

盡管直系家庭有些戶主只是戶籍上的登記形式，實際意義不強，但應該承認，絕大多數戶主的確立與其在家庭中所起作用有關。戶主為家庭具有主事能力之人，這是對戶主的一般性要求。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社會經濟因素決定著戶主代位的維系和變動。

1 三代直系家庭戶主代位維系和變動的原因

（1） 住房獲得方式的作用

住房是家庭存在的基本載體，誰是家庭住房的獲得者，誰就有可能成為戶主。這一點在城市福利分房時代最為突出。從戶主的代際角度看，更為顯著。

城市三代直系家庭第一代戶主始終占多數，這與其在住房獲得上的能力明顯大于子代有關。第一部分我們已對此有過推測性說明，這里我們做一分析。2000年之前，城市家庭戶的住宅多為福利房，由家庭成員所工作的企事業單位、行政機關提供。由于住房供給有限，或者說可分房資源十分短缺，各個單位按照申請住房者的職級、工齡等項目進行打分、排隊，只有職級高、工齡長者才有獲得分新房或改善住房的機會。第一代人中，夫婦中丈夫最有可能從單位分得住房并成為戶主。子代雖已參加工作，但因年紀輕、工齡短、職級低，短期內沒有分得獨立住房的機會，婚后只得與父母同居共爨。這類三代直系家庭屬于子代依附親代型，也可以說是核心家庭的自然延伸，父母一代由核心家庭戶主轉變為三代直系家庭戶主。由于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數據中沒有住房來源信息，在此僅考察2000和2010年不同戶主代位三代直系家庭的住房來源（見表6）。2000年以后商品房比例增大，原有福利住房對戶主的“剛性”影響會變弱。

的二代直系家庭中第二代主體是初婚不久的子代。特別是農村，多子家庭初婚兒子要與父母生活一段時間，待生育后或其他兒子結婚時再分出單過。但若兒子婚后不久即分出單過，“傳統”的初婚子代與親代所形成的直系家庭則會發生變化。

2010年數據顯示出第二代戶主在二代直系家庭中比例明顯增長，肯定與第二代在家庭中所起作用增大有關。在我們看來，還有兩項具體的原因，一是中年親代與一個剛結婚子女為主要形成方式的二代直系家庭開始發生改變，其中既有初婚子女與父母所組成，又有三代直系家庭收縮而成

相對于其他類型的家庭，直系家庭中代際關系功能更為突出。它表現為“養老”、“助子”和日常生活互助。從形式上看，“養老”功能較強的直系家庭表現為子代為主導，老年親代“依附”子代。“助子”功能則為子代沒有住房，不得不與親代同居共爨；助子的另一功能是親代協助子代照料孫輩幼童?！叭粘Ｉ罨ブ睘橛H代不需要子代“養老”和“助子”時，通過共同生活得以相互關照。關于“助子”的問題前面對城市三代直系家庭第一代戶主占多數的分析中已有涉及，代際互助也是多數初婚者與父母同住所形成的二代家庭常有的情形。這里主要就不同戶主代位家庭“養老“功能進行分析。

波動，但均接近和超過60%，其中1982年和2000年兩類戶主代位家庭明顯差異較大?？傮w看，第二代人為戶主家庭的養老功能明顯強于第一代戶主家庭。這種情形在農村更為明顯。并且，與城市不同，農村第二代人為戶主家庭中的老年人比例逐漸提升，表明養老功能對這類家庭的形成所起作用較大。值得注意的是，至2010年，城市第二代為戶主家庭中，有老年人的比例明顯降低，分別比1982年和2000年減少2236%和189%；農村則為增長，分別提高962%和756%。這表明城市這類家庭的養老功能有所降低，農村則有提升。

四、 結語與討論

本文主要考察了直系家庭的兩種主要類型“三代直系家庭”和“二代直系家庭”的戶主代位構成、維系和變動，并分析了不同類型家庭戶主代位維系和變動的原因。

直系家庭戶主多由對住房和基本生存資料具有較強供給能力的成員所擔任。1982年以來城市三代直系家庭保持著第一代人為戶主主體的格局，農村則在2010年發生戶主主體轉變。二代直系家庭戶主代位1982年和1990年城鄉均為第一代人占絕大多數，2000年后則出現降低之勢，2010年城市一代戶主保持著相對多數，農村二代戶主構成略微超過第一代。

從戶主角度看，不同時期城市三代直系家庭第一代人在住房和生活資料提供上起主導作用，因而是戶主的主要承當者，住房獲得能力較低的子代依附親代生活并成為合住的“受益”者。農村集體經濟時代及農耕為主要生存方式時期，具有較強勞動能力和住房支配權的中年子代為戶主的可能性更高。2010年三代直系家庭戶主主體發生向第一代轉化的原因在于，第一代多為對家庭事務具有掌管能力的中年人和低齡老年人，他們中只有一個兒子的比例明顯提高，子代婚后形成親子共爨直系家庭的可能性增大，以子代依附親代居住為表現形式。城鄉二代直系家庭戶主由1982年第一代占絕大多數變為持續降低，至2010年一代和二代戶主構成基本持平，表明二代直系家庭由青年子代依附中年親代向中年親代贍養老年親代轉化。

戶主的確立還與家庭功能，特別是養老功能有關，農村這一點尤其顯著。從年齡構成上看，無論三代直系家庭還是二代直系家庭，第二代為戶主的類型中，第一代人多接近或達到古稀之年，退出了主要勞動領域，子代的贍養照料之責增大。

值得注意的是，就總體而言，中國當前直系家庭的助子撫幼（孫子女）功能要強于養老功能，2010年城鄉老年人單獨居住比例分別為61%和3908%，在二代以上直系家庭居住比例分別為37%和 2%。獨居養老逐漸成為趨向。在多代同居“家內養老”功能削弱的同時，子代對獨居老年親代的“家際”關注和實質性幫助不能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