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趨勢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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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政治趨勢范文

【關鍵詞】 城市圈 行政區經濟 經濟區經濟 轉化 區域發展一體化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也是全球熱切關注的一個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城市成為利益主體，城市競爭與城市經營成為必然趨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從城市之間的城市競爭（主要表現為“行政區經濟大戰”），到“城市區域競合”、“城市區域一體化”，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經營的三個階段。

參考已建立的國際間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及我國目前存在的各種區域精進聯合體，我國內部區域經濟一體化可定義為：在一個國家范圍內，地域上較接近或地理特征較相似的省區之間、省內各地區之間、城市之間，為謀求發展而在社會再生產的某些領域，實行不同程度的經濟聯合與共同經濟調節，形成一個不受區域限制的產品、要素、勞動力及資本自由流動的統一區域的動態過程，它的目的是優化資源配置，實行區域內各地區合理分工，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促進聯合體共同繁榮。區域經濟一體化實際上是一個建立在區域分工與協作基礎上，通過生產要素的區域流動，推動區域經濟整體協調發展的過程，通過深度參與經濟分工和合作，發揮“1+1>2”的聚合效應，從而贏得競爭優勢。

城市經濟圈是現代經濟中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由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首創。城市圈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團式發展戰略在不同層級上的空間表現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邊城市和地域共同組成的聯系緊密的層次不同的一體化區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國內學者是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推廣城市經濟圈理論的。雖然對城市經濟圈的概念頗有爭議，但大多數學者都將城市經濟圈定義為：以一個或多個經濟較發達并具有較強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為核心，包括與其有經濟內在聯系的若干周邊城鎮，經濟吸引和經濟輻射能力能夠達到并能促進相應地區經濟發展的最大地域范圍。城市經濟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級、開放型。

與城市圈有關的名稱還有很多，人們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構成的經濟區域稱為“城市經濟圈”或“城市經濟群”、“城市經濟帶”。不過這三個概念是有嚴格區別的，它們分別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間上的不同分布形態。一種是環狀的，一種是點狀的，一種是帶狀的。然而，從經濟關系比較，“城市經濟圈”最具有經濟學意義。經濟學意義上的“城市經濟圈”可以定義為，由一個具有較高首位度的城市經濟中心，和與中心密切關聯且通過中心輻射帶動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構成的環狀經濟區域。但目前國內也有學者認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帶的一個概念。從空間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塊狀分布，一般只有一個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帶則呈帶狀分布，一般有兩個或兩個以上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應作用的結果，而城市帶則主要是擴散效應作用的結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過于集中、交通擁擠、環境惡化等現象，使兩個或多個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軸線，通過擴散作用形成都市帶，從而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帶都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階段，城市帶是由城市圈發展而來。城市圈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內容是：以比較發達的城市為中心，通過極化效應造成的經濟吸引，并通過擴散效應造成的經濟輻射，形成統一的生產和流通渠道，帶動周圍次級城市和農村共同繁榮。該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充分考慮各地經濟的內在聯系和自然地理特點，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在已有的經濟布局基礎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為依托，進一步形成若干個跨省級行政區的經濟區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進步、集聚經濟效益促使產業與人口在空間上集聚與擴散運動的結果，交通運輸和信息化的高度發展是城市圈（群）發展的主要動力。

二、城市圈發展中行政區劃引發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區域協調發展中區域一體化、圈層化特征日趨明顯，跨省市經濟圈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主要的空間組織類型。但在當前我國行政區經濟運行中，跨省市經濟圈經濟運行并非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區經濟，仍然屬于各城市行政區劃范圍的行政區經濟。在我國經濟轉型時期，行政區經濟因其過渡性質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區經濟越來越嚴重地阻礙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阻礙了區域經濟的分工發展，阻礙了跨省都市圈的發展。所謂“行政區經濟”是指由于行政區劃對區域經濟的剛性約束而產生的一種特殊區域經濟現象，是我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區域經濟由縱向運行系統向橫向運行系統轉變時期，出現的具有過渡性質的一種區域經濟類型。行政區經濟最突出的特點是社會經濟活動滲透著強烈的地方政府行為，具有強烈的地方利益傾向；受行政區劃的剛性約束，生產要素跨區域（行政區域）流動受到人為的限制與阻隔，經濟運行秩序比較紊亂。

在我國國內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區劃而導致的區域經濟分割現象。由于特定的歷史和體制背景，行政區的經濟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強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機驅動下，政府對經濟的不合理干預行為十分嚴重，使區域經濟行為帶有強烈的政府行為色彩。這種政府行為就往往容易演變為地方本位主義和保護主義。中國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六大經濟區”的概念，80年代也曾劃分過經濟區。但由于我國的管理體制是以省為基本單位的，經濟區大多跨省，因此這個思路很難貫徹下去。之后，國家改從產業方面制定發展計劃，這條道路應該說是正確的。但目前我國的基本行政區劃單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協調機構缺失的情況下，區域經濟的發展實際上還面臨著和從前同樣的行政分割的問題。地區間的疆界仍然無法逾越，這就難以實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地區間資源的有效配置，形成優勢互補、協調發展。中國地方政府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便是發展經濟，而發展速度則是衡量各級政府及官員政績的一個重要標準，于是各級地方政府便采用經濟、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預企業生產，干預資金、人才和勞動力的流動等等，隔斷區域間的經濟聯系以保護本地市場與本地經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區域經濟的行政區分割現象表現得十分嚴重，表現出一種與區域協調發展相悖的運行態勢，行政區經濟進一步強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區經濟”發展態勢是我們必須阻止的，因為這非但不是在進步、發展，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從城市發展的本質上看，城市本來就具有擴張性，行政區經濟理應向經濟區經濟發展。新區位理論根據杜能的農業區位論、韋伯的工業區位論、泰勒的中心地理論以及廖什的市場區位論的研究成果，從交易成本的觀點對企業的生產組織進行分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美國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艾倫?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論（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區域研究，形成了新工業區位論，通過對企業生產組織方式及其空間分布的分析來解釋城市化的進程與特征。斯科特（1988）認為，企業為了獲得最大經濟效益，往往采取組織和空間上都分離的生產方式，即向外擴散的趨向。但組織與空間上都分離的生產方式必然帶來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質的條件下，企業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圍內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國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隨著外資的大量涌入，勞動密集型產業紛紛轉向這些區域和城市，而這些地區的工廠不斷地從市區遷往郊區，它們都是在尋求空間上的分離或組織上和空間上都分離的最佳生產方式，以求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由于運輸費用、聯系費用的增加，這種分離的組織方式在空間上不可能離得太遠，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圍內集聚。可見，正是在這種分散與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漸形成連綿城市向腹地擴張，即形成城市群。從中不難發現，跨界是城市發展的必然結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與行政區分割的障礙之間存在不小的沖突。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是一系列復雜的經濟、自然以及各種內在規律相互作用的經濟社會過程。城市群是一個集合體，是多層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擴散的結果。從城市群的形成與演化機制可以看出，無論城市規模大小，城市發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發展必然導致跨行政區現象的出現，與行政區劃產生的矛盾也越來越明顯，跨界的區域性需求項目也隨之增多。我國長期的條塊分割所形成的各自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慮和解決行政轄區范圍內的事務，很少考慮提供跨界需求服務。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難以形成統一的整體規劃和開發、發展政策，使地區間協調合作難度加大。例如，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屬三個省級行政區，一些區域通基礎設施和工程因缺乏統一協調而進展緩慢，成為影響城市群發展的主要障礙。

除區域發展理論上城市發展跨界的特點之外，城市圈經濟也是市場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企業成為區域經濟的利益主體，市場運行的主流將是經濟規律而非政治規律，城市行政區的直接經濟職能將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難對地方經濟進行直接控制和封鎖。隨著我國全面加入WTO以及許多跨國公司的入駐，大都市圈地區的市場肯定是一個跨越城市行政界線的統一區域市場，市場和企業的跨界擴張直接取決于城市經濟發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隨著信息化、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城市網絡化程度日趨明顯，相互依存度強化。因此，未來的區域經濟發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適合這開放、自由環境的決策。從實踐規律看，我國區域經濟合作的快速發展，特別是東南沿海經濟帶三大區域快速發展更加驗證這一點：謀求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合作共贏的熱潮越來越高漲，區際間的經濟合作已成為一大趨勢。在這合作大勢之中逐步顯現出一條規律：區域經濟的發展，必須實現從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轉變。

三、城市圈整合發展的新思路

針對中國跨省都市圈內部的“行政區經濟”格局，有些學者習慣于從行政區劃的大一統來考慮跨省都市圈經濟的整合問題，提出在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為中心的“統一的行政區劃”――“上海省”、“特別經濟區”、“上海經濟特別行政區”、“大上海行政區”等觀點。這種隨意變動現有省區邊界的區劃調整方案不可取。這是因為，當今體制轉軌時期，國家對行政區劃的兼并或調整，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能夠促進政府間橫向關系的剛性整合，減少區域內耗，但當前中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到位、市場法制體系不甚健全、區域社會力量比較薄弱的格局下，各級省市政府實際上依然占據著地方經濟利益主體的地位，行政區劃的經濟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區劃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見的墻”，阻隔著應有的區際經濟聯系。所以說，在跨省都市圈范圍內，大一統的行政區兼并，雖然是一種空間整合的剛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決一時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跳出“區劃調整―競爭膨脹―區劃再調整”的怪圈。

實現跨省都市圈經濟整合與全面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內涵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在保持行政區劃合理適度調整或不頻繁變動的前提下，順應市民社會的轉型，切實轉變省市政府職能，弱化行政區劃的經濟功能，回歸其政權建設和社會公共管理功能；積極借鑒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經驗，通過區域政治、區域社會、區域文化、區域規劃、公共參與等綜合制度體系創新，充分發揮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員省市政府、私營企業、非政府組織、社區組織、個人等多元力量，構筑一個既保持各級政府的治理能力，又發揮各方力量的主動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實有效的跨界協調與治理體系，依此來解決區際矛盾和沖突，形成相互開放、互惠互利、優勢互補、聯動發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體，提高區域整體競爭力。具體的政策建議如下。

1、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促進管理制度創新

一方面，要變“計劃”為“規劃”。“復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頗具價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從統治向治理轉變的角度，為解決當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沖突提供一種新的思路。在區域發展上，政府近年來給予了許多關注與支持。隨著市場機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發改委職能也從以往的審批為主，轉變為目前的規劃先行。2009年以來，國家相繼批復了十余個區域振興規劃，超出之前4年的總和。實際上，從“十一五”規劃開始，我國已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改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有關專家認為，“計劃”改“規劃”雖一字之差，但內涵有很大變化，因為后者不僅更加重視國土空間的規劃和管治，也強調了中長期規劃的指導性和約束性。而應對金融危機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職能從審批到規劃的轉變。2009年以來，為應對金融危機沖擊，國家相繼出臺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一系列區域規劃，在帶動中國經濟復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發改委有關人士表示：“由于這些重點區域所具備的優勢條件，加快其開發步伐，不僅有利于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還能夠通過一些重大項目的建設帶動更大區域的發展，減弱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該人士還指出，雖然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已經明顯好轉，但今后還會繼續“通過規劃和政策來引導區域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政府應以整體為重，注重區域分工。政府應著眼整體利益，打破傳統的以“零合”和“競爭”為基礎的區域競爭思想，建立以“共贏”和“協同”發展為核心的區域經營理念；把產業發展、城市體系和重大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區域環境整治結合起來，從區域的角度進行總體的規劃。一要打破現有的以行政區劃為主導模式下的區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區劃的界限對經濟區的功能進行整體規劃，統籌安排，從城市群和經濟區的發展著眼，從整體上考慮全區域的發展問題。同時，對經濟運行效果的度量和考慮也應當更多地突破行政區劃的界限，應當引入全區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過區域內部的統一協調，打破在資金、人才、技術、資產重組、人口和產品流動方面的各種障礙，確保形成區域內部的統一大市場，實現區域內部的市場開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動，促進區內以及與區外之間的交流合作，形成競爭、有序、統一、開放和面向世界的開放型經濟合作區。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門、地域界限，本著“互惠互利、優勢互補、結構優化、效益優先”的原則聯合起來，推動城市間、地區間的規劃聯動、產業聯動、市場聯動、交通聯動和政策法規聯動，通過整合區域資源，調整區域產業結構，壯大跨區域的龍頭產業，以較低的成本促進產業優勢的形成。另外，政府應當將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導產業定位在第三和第四產業上，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其強大的輻射和對外聯系作用，在國際社會中發揮其影響力。如作為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東海岸城市圈和英國大城市圈中心的紐約、東京、倫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產業最為發達的城市，它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國的上海、廣州、北京、天津、沈陽、大連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產業則不夠發達，不但不能與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還落后于自身其他產業的發展水平，目前國內只有香港才具備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條件。所以，中國上述大城市圈中心應該主要發展金融、貿易、信息等第三、第四產業。

2、強化跨省區域治理，建立專門機構與體系

經濟全球化、市場化、網絡化已經成為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作者認為，以市場化為導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和區域制度創新，樹立“區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區域治理體系”，才是真正推動“行政區經濟”向“都市圈經濟”轉變。

多個行政區之間自覺的區域一體化，需要國家層面上的協調、多個相關地方政府的參與，需要統一的區域一體化決策與協調、監督機構。根據市場為不同行政單元所分割的現實特征，我們應借鑒國外經驗，建立相應的跨區管理機構，并賦予其相應的行政調控權，專門負責跨行政區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重大戰略資源開發、跨區生產要素流動和生態恢復重建等工作，處理區域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區際沖突和相關問題，并通過這種協調管理機構尋求一種每個地區都能夠受益的利益協調新機制，實現地區間整體利益最大化。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英國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城市群。該城市群由倫敦大城市經濟圈、伯明翰城市經濟圈、利物浦城市經濟圈、曼徹斯特城市經濟圈、利茲城市經濟圈所組成，英國大約80%左右的經濟總量集中于此，倫敦既是英國的首都，又是這一巨大城市群當之無愧的經濟中心。1964年，英國創建了“大倫敦議會”，專門負責大倫敦城市群的管理與發展問題。1980年初期隨著大倫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議會的廢除，幾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準或贊助的區域規劃行為，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沒有協調性的管理。依據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實際是通過當時的環境部承擔了這一地區的戰略規劃職能。但是，撒切爾夫人當政期間，在公共政策領域提倡依靠市場規律來提高政策的協調性和戰略性，結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項目規劃無法實施，投資無法加以協調，環境無法得以保護。種種跡象表明，重新確立一種新型的城市群協調機制勢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來，大倫敦地區又先后引入了戰略規劃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維持整個城市群戰略規劃的一致和協調。事實證明，這樣一種機構與體制對區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3、設立非官方的合作組織

根據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論，大力培育和發展具有跨界服務功能的非政府組織（或第三部門）可以有效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中間領域，這不僅有助于大都市圈內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資源整合，又能創造出一種相互謙遜、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區域文化。當前中國普遍存在的諸多非政府組織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門。它們與當地城市政府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具有濃厚的部門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務功能的區域型非政府組織。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組織體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離”的原則，加快各種行政化非政府組織的脫鉤和改制，讓其回歸為真正的自治民間組織；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的統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確其功能和職責，全面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再次，統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發展規劃，逐步組建和完善覆蓋跨省都市圈范圍的大型跨界區域型非政府組織，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聯合商會、跨省都市圈主要行業協會、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服務中心等。以長江三角洲為例，江蘇、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領導之間已經建立了定期溝通和協商機制，共同處理產業協調、基礎設施、環保等重大問題；長江三角洲所有成員城市的市長聯席會議，已成為一種制度化的協商活動；所有成員城市自愿組建了聯合協調組織――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進行重大事項的相互協調；許多非政府組織，如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華東師范大學）、長江三角洲發展中心（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合作論壇（浙江大學）等均已經成立，并且成為向地方政府提供決策建議、施加社會影響的重要組織。

4、為城市圈發展創造契機

除去以上三個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獨厚的資源或者說契機也可以為區域發展增添動力。在大都市圈內積極開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項目，能使區域中的各個城市變被動型合作為主動型合作。例如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設、長江河道統一整治、2010年世博會等大型工程，已經給江浙滬三省市帶來了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共同經濟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帶動了各省市相互之間的主動合作與支持，這是目前解決我國大都市圈行政區經濟問題的一劑良方。

從歷史上看，世博會的舉辦都能推動以舉辦城市為核心的經濟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舉辦大阪世博會而最終形成的，以大阪為核心的關西經濟帶造就了日本經濟長達十年的輝煌；英國倫敦世博會促成了以倫敦―利物浦為軸線，沿泰晤士河擴展的產業密集帶和經濟核心區的產生；芝加哥世博會緊密聯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匹茲堡的鋼鐵工業和托萊多的玻璃工業。“在籌辦世博會的未來七八年間，上海城市發展的功能定位、經濟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將對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體系產生的功能輻射影響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籌備過程中做出了種種努力，上海在優化城市形態、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時重點發展微電子、裝備制造、會展、金融、房地產等產業，對周邊城市產生了巨大的帶動作用，長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術、資金等諸多要素的優勢互補互動。型展會的輻射作用和商機溢出效應會成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強有力的“推進器”，世博會的成功舉辦一定會加速建設上海國際化大都市圈的進程，為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聯動發展提供了一臺大馬力的“引擎”。不僅僅是旅游，在展館工程建設、世博禮品生產等等世博衍生的領域，這種各城市“共榮”也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浙江嘉興多個企業中標世博會定點生產合同，并成為世博會農產品的供應基地之一；江蘇南通市的建筑企業一舉包攬了英國館、愛爾蘭館、中國航空館等場館的建設等。可以預見，世博會這塊“大蛋糕”將為長三角經濟科學整合創造更多增量。同時，它也必將成為區域經濟轉型升級的催化劑和推進器，為地區一體化協調發展提供動力。通過共辦、共享，世博帶給長三角區域的不僅是發展的“量”的提升，更有發展的“質”的突破。

四、結語

21世紀是城市圈的世紀。城市圈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將決定21世紀世界經濟、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牽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大城市圈，是中國能否在21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激烈國際競爭中取勝、能否使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不僅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努力發揮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國內也需要十分重視、扶持區域經濟發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發展是必須以摒棄陳舊的行政區經濟、形成成熟的經濟區經濟為前提的。綜上所述，要真正實現城市圈的全面、優質的發展，就必須打破行政區經濟，促進區域分工協作，淡化行政區劃色彩，強化經濟區域功能，調整政府角色，引導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方向發展。只有有效地實施這些改變方案，才能為實現城市圈區域合作和一體化尋求到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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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國際政治趨勢范文

一、美國金融危機及其對全球國際貿易的沖擊

（一）美國金融危機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開始向全球蔓延，其來勢之大之猛令人生畏，各國紛紛采取措施以應對可能帶來巨大損失。隨后，世界許多國家采取了貿易保護政策，世界經濟進入寒冬，全球貿易出現負增長。

（二）金融危機對國際貿易的沖擊

金融危機向全球蔓延后，西方各國紛紛采取貿易保護政策，貿易膜材頻發，阻礙了全球貿易的發展。同時貿易方式也有傳統的貿易方式向電子商務方向發展。各國央行紛紛不斷降息，以加大各銀行的流動性，可是企業并沒有性對容易的在銀行取得融資，貨幣傳導機制失效。由于從事國際貿易的企業主要是通過短期信貸融資，沒有了資金，國際貿易額銳減，導致金融危機開始傳導到實體經濟上來。

（三）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

中國經濟作為世界經濟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不能脫離外部世界而存在，在這次經濟危機中也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其中2009年是我國經濟最為困難的一年。2009年，我國出口增幅明顯下降，由于經濟危機西方各國人民都減少了消費，造成外需下降，我國出口隨之回落，中國內需又不足，經濟發展速度減慢。同時，由于各國紛紛讓自己國家的貨幣貶值，導致一些國家通貨膨脹，其中美國為甚。美元作為我國的主要外匯儲備貨幣，使我國外匯儲備嚴重縮水。

二、當前的國際貿易政策及其新取向

（一）國際貿易逐漸回暖

隨著各國救市措施的實施，各國紛紛恢復了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信心。世界經濟逐步恢復增長，國際貿易總額不斷上升。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到國際貿易體系中來，比如剛剛加入的俄羅斯，貿易壁壘正逐步降低，全球化加速。

（二）新興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增加

從國際貿易總量上來看，新興國家市場份額不斷增加，發達國家所占比重逐漸下降，國際貿易正趨于平衡。2011年世界貿易增長慢于預期，只要是因為呈現雙速增長的格局，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疲軟拖累了全球的生產及貿易活動。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贈速高于發達國家。全球貿易放緩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其中有一些是自然災害和政治動蕩，這些原因造成了地區經濟短期內的動蕩。其次，由于世界經濟的發展弱于預期，負面消息增多，造成經濟放緩，生產和貿易降低。

（三）科學技術、服務貿易、技術密集型產品成為重要的貿易對象

科學技術正成長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各種高科技產品不斷涌現，甚至成為一些國家的主導產業。各國紛紛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力度，不斷優化自身經濟結構，提升服務產業所占比重，加大對高新科技產品的引進力度，同時加大對科學技術發展的支持力度。提升其在自身經濟中的地位，隨著各國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各種科技密集型產品正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的主流產品

（四）電子商務正逐步成為未來國際貿易方式的主流

出于成本和效率考慮，在國際經濟危機時其優勢逐步顯現出來，并被人們不斷地用于國際貿易實踐中來，不僅降低了交易成本還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并且不受時間地域限制，擁有巨大的靈活性。由于電子商務有以上的巨大優勢，不久之后，其必將引起一場深刻的貿易革命。

（五）區域經濟貿易在國際貿易中凸顯出來

雖然世界經濟仍然沒有擺脫經濟危機的困擾，但世界各地區域經濟合作加快，彼此來往更加頻繁，個地區之間成立了各種各樣的經濟組織，彼此之間合作深度和合作廣度不斷加大，投資貿易自由化，促進了本地各國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地區貿易額的提高。

三、危機后的治理措施

（一）優化經濟結構，促進貿易結構的調整

目前世界經濟尚不穩定，要想降低我國企業的對外依賴性，必須從現在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向內需導向性的經濟結構發展，不斷擴大內需。各國目前都在不斷加大對本國經濟的優化力度。我國也應該加快調整經濟的力度，優化產品結構，實現貿易產品的多元化，提高貿易的穩定性，引導我國企業向價值鏈的高端轉移。

（二）構筑多邊自由貿易體系，加強區域合作

每逢經濟危機，貿易保護都會尾隨而至。貿易保護并不能解決經濟危機問題，反而使其雪上加霜。為了有效遏制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與泛濫，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必須加大對多變自由貿易體系的構筑。降低經濟危機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

（三）穩定外貿政策

加大國家的政策支持，繼續使用各種鼓勵走出去，引進來的外貿政策，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有力環境，解決中小企業實際生產經營中遇到的困難。

四、結語

雖然目前世界經濟正逐步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但從2011年表現看出，當前經濟尚不穩定，仍有經濟再次下滑的危險，所以我國仍應實施基本穩定外貿政策，轉變當前經濟發展方式，提高貿易質量，推動貿易的平衡發展。

第3篇：國際政治趨勢范文

關鍵詞：行政審批 制度 改革

黨的十指出，要“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繼續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再次提出“要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細化審批流程監管，嚴格把關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審批行為，推進行政審批公開運行”。新一屆中央政府把簡政放權，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作為開門第一件大事。

一、我國行政審批改革現狀

1.政府職能大幅縮減

2001年9月，國務院成立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小組，先后對行政審批事項進行了6批次的清理。2013年以來，新一屆中央政府繼續加大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減少審批事項，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可以看出，從2001年改革至今，行政審批項目大幅度縮減，從各變遷事件來看，“完全取消”占壓倒性優勢，“合并新增”占比很少，這體現政府職能大幅度縮減，放松政府管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社會和市場獲得了更大的自。

2.審批收費逐步取消

改革之前，我國各項審批收費的且額度比較高。經過改革，伴隨著審批項目的取消，對應的收費亦不復存在。財政部和發改委共同出臺了《關于公布取消103項行政審批等收費項目的通知》，決定撤銷103項收費項，湖南省又一次對涉及行政事業性收費的62個項目進行取消，這一舉措使政府少收費十多億，廣州市取消包括自學考試在內的22個行政事業性收費，此舉為本市企業和市民減輕負擔約1.7億；山西省對小微企業進行為期三年的免征登記類等行政事業性收費；新疆2016年全面取消行政事業性收費許可等。

3.服務中心廣泛建立

目前各地普遍建立了行政服務中心。推行“一站式辦公、不斷創新、項目陽光、高效”的發展模式。利用這種審批模式，不僅能夠使服務更加的透明，而且異常的便捷和迅速，縮短辦事流程，提高辦事效率，服務中心設立服務咨詢臺，為群眾提供咨詢，代填寫服務，最大限度實現審批事項實行一站式辦理，一條龍服務。進一步推行政府職能轉變，實現規范化管理，切實做到為民辦事的良好效果，著力構建便民高效的服務型政府。

二、我國行政審批改革存在問題及原因分析

1.行政審批改革仍未完成

雖然經過數次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但行政審批改革事項在絕對數量上保留下來的仍有不少，目前還有770項行政審批項目運行，還有一定的精簡余地。社會和市場可以自治的職能送還給社會主體和市場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重點。不過就目前所剩行政審批事項來說，仍存在一些社會和市場能夠自律管理的審批項。這些審批事項的存在都表示我國政府職能轉變仍存在著很大的空間，職能轉變的任務還應繼續。

2.行政審批職責體制不健全

行政審批改革過程中，盡管有數字上的重大變化，但在實質落實上仍需要進一步加強。在行政審批權力下放過程中，普遍存在有利益的事項抓住不放，無利益的事項盡量推到下級部門，相應責任也向下推諉，權責不對等造成下級部門往往由于不用承擔最后責任而審查不嚴、敷衍了事，而具有終審權的上級部門又由于不了解具體情況無法把關。由于審批事項下放權責體系不清晰，監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不高，甚至采取放而不管的態度，事后的責任追究機制不健全，出現監管難和假下放，實際上群眾辦事并沒有真正得到方便。

3.行政審批監督體系不完善

我國行政審批只重視審批環節，忽視后續市場監管。項目審批的質量和效果非常的低，導致最終的效益不好。行政審批由于具有多個監管的主體，所以監督在實施上并沒有非常大的效果，只是外在的華麗，很多監督也都是形同虛設，起不到強有力的監管作用，所以，人民群眾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積極性性和信任度都不高。監管不利且容易出現暗箱操作，盲目審批、亂審批、亂收費等違法行為，在相關的領域造成混亂。

第4篇：國際政治趨勢范文

【關鍵詞】政府網站績效評估指標變遷政府網站發展趨勢

我國政府網站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以中國政府網為龍頭，部委、省、市、區縣各層級全面覆蓋的政府網站體系；政府網站從單純的信息平臺，成為圍繞信息公開、在線辦事、政民互動三大功能定位建設的政府在互聯網的工作平臺。政府網站已經成為公眾眼中政府機關的網上代言，是政府履行職責的主要渠道之一。打造一個權威公正、親民友好的政府網站，既是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也是社會公眾對政府的要求。2002年，我國開始對各級政府網站進行績效評估，每年一次，通過以評促建、以評促用，極大的推動了政府網站的建設和管理工作。

一、績效評估指標特征與變遷

中國政府網站績效評估在年初進行指標制訂，根據當年國家對于信息化、網站工作的政策方針，對照前一年的指標設計和評估結果，結合互聯網發展趨勢和用戶需求，經過意見征集及發展趨勢研討，形成當年的績效評估指標體系。該指標也成為指導政府網站建設的標準。

2005年評估在促進電子政務建設、推動政府職能轉變的方針下，提出網站的三大功能定位，信息公開、在線辦事、公眾參與。指標制定主要推動信息公開的全面性、實效性，兼顧準確性和完整性，引導在線辦事功能建設，建立公眾參與的各種渠道，體現參政議政的效果，及時處理與反饋公眾意見和建議。網頁設計要簡潔大方，體現三大定位，盡可能方便用戶使用。2006年依然圍繞“三大定位”，引導形成各層級政府網站間的指導與整合關系，進一步提高內容保障能力，提升政府網站的擁有率。指標設計以用戶為中心，站在用戶視角反映用戶感受，不斷引導政府網站滿足用戶需求。通過信息公開目錄的梳理，推動信息公開；以行政職能為基礎，拓展公共服務內容和數量；提升互動效果，為用戶使用過程提供最大方便。2007年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要求下，以加強網站建設指導為出發點，指導各級政府網站遵照《信息公開條例》規定，不斷完善信息公開體系，提高政務信息公開的規范性。開展日常監測，促進網站內容更新維護；開展用戶認知度和滿意度調查。貼近公眾實際生活需求，推進“百件實事網上辦”活動，提高服務的人性化程度，以用戶為中心，加強資源整合。2008年在繼續推進“三大定位”建設和網站設計同時，加入網站性能和網站安全指標。引導政府網站緊跟時政熱點提供針對。2009年繼續推進以“三大定位”建設，同時關注網站日常保障、用戶認知度和滿意度水平以及網站性能和設計。推動互動保障機制建設。2010年的評估強化“以用戶為中心、以需求為導向、以服務為核心、以用戶滿意為根本目標”的辦站理念，引導政府網站更加重視需求量大面廣的實用型服務內容建設。指標設計旨在深化“三大定位”，全面整合服務資源，加快構建用戶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網站。2011年繼續圍繞建設服務型政府網站的要求設計指標，深化信息公開、辦事服務資源的深度整合和人性化展現、政民互動效果持續提升，以及網站內容和技術運維保障的日常化。加強日常保障機制建設，提倡積極探索利用新技術滿足公眾在獲取信息、互動交流等方面的新需求。2012年結合上年指標，建立運行管理的基礎保障機制，強化運維管理機制的建設。新增政策引導要求，推動各級政府網站利用主流新聞網絡媒體的交流渠道，以及微博客等當前主流的互動工具開展輿情引導工作。2013年從推動服務型政府網站建設出發，提升網站對內容更新維護和用戶需求響應的能力；強化對落實信息公開條例和信息公開工作重點要求的評估；強化重點領域服務資源整合，提升綜合服務能力；強化新技術應用，提升用戶體驗。加強對移動政務APP客戶端、無障礙建設和網站智能檢索功能和效果的評估。關注利用其他新技術服務社會公眾的能力，將是否利用維基、微信向網民提供服務納入了評估范圍。2014年主要促進網站形成“建設--運維--應用”閉環。深化重點政府信息公開，優化重點辦事服務；正確引導網絡輿情，促進資源便捷化獲取；提升用戶體驗，加強政務微博、微信等新媒體應用，旨在引導網站積極應用新媒體，及時各類權威政務信息，尤其是涉及公眾重大關切的公共事件和政策法規方面的信息，方便用戶及時獲取政府信息和服務；繼續完善無障礙評估指標體系設計。

二、績效評估指標變遷情況分析

2005年以前，政府網站擁有率較低，網站主要是信息。2005年網站績效評估提出政府網站建設的三大功能定位，推動全面及時的信息公開，引導政府網站建設在線辦事，建立公眾參與渠道。2006年提出以用戶為中心的網站建設思想，2007年，國家提出了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發展的嶄新命題，同年《信息公開條例》頒布。從2007年至今，一直將網站三大定位、用戶為中心，服務型政府建設理念相融合，推動政府網站建設。雖然從2007至2009年，政府網站建設無論從網站擁有率，還是網站的內容建設、性能維護有了質的飛躍，但“2009年中國政府網站用戶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83.7%的網民對政府網站“很不滿意”。這一現象將政府網站所提供的主要內容與網民日常生產生活中最普遍最集中的需求之間嚴重脫節的問題揭示出來，使得在2010年政府網站建設回到探索讓人民滿意的主題上。此時，我國政府網站發展也正處于一個轉型提升的關鍵時期。其后幾年的網站建設，更注重內容保障、網站內容和技術運維、網站運維管理機制建設。

隨著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越來越多的機構、個人，利用網站、（微）博客、視頻等渠道公開信息、發表主張、提供服務。從2011年起，政府網站建設開始探索利用新技術滿足公眾在獲取信息、互動交流等方面的新需求；2012年提出政府網站應進行政策引導，同時開展輿情監測。特別是2013、2014兩年，網站建設更突出新技術應用和新媒體的接入，如移動政務APP客戶端，政務微博、微信等新媒體應用、推進網站無障礙建設和網站智能檢索，也倡導利用其他新技術服務社會公眾。正確引導網絡輿情，特別是在出現社會熱點事件時政府網站的響應情況，加強政務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在網絡輿情引導中的應用。2014年評估顯示網站防篡改，防攻擊能力亟待提升。

三、政府網站發展趨勢的探討

1.政府網站將繼續加強信息公開、在線辦事、政民互動三方面的建設，提供公眾密切關注和感興趣的信息、服務和互動形式，搭建政府和公眾之間連接和互動的平臺，打造服務型政府，。

2.政府網站作為網絡輿論引導的主陣地之一，未來將以做好網上輿論引導，權威信息，在突發事件出現時，第一時間搶占輿論陣地，做好熱點問題回應，政策解讀為工作重點，與政務微博、微信等形成聯動機制，妥善有效地引導網絡輿論朝著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

3.建立網絡安全防護體系，提升網站防篡改，防攻擊的能力，從制度和技術等方面保障網站安全。

4.政府網站將深化以用戶為中心理念，廣泛應用新技術為公眾服務，創新服務形式，強化無障礙網站建設，為公眾提供方便。

5.建立健全網站運維管理機制，確保網站運行維護的穩定有序。

第5篇：國際政治趨勢范文

關鍵詞 機構知識庫 信息政策 開放存取 權益管理 數字存儲 Dspace

分類號 G250.7

Open Access Policies and Interests Management and Revelation of Foreign IR

Wang Qing

Abstract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s one kind of digital storage systems which is to promote academic exchange and knowledge-sharing. Over 100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more than 2，400 different types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up to now. In order to standardize the operations and facilitate the management of IR， Dspace， UIR， SHERPA and EUA have developed the crafting policy system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best practices， which providing a good operating environment for knowledge sharing and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Keywords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nformation policy. Open access. Interests management. Digital storage. Dspace.

1 IR及其政策層級

機構知識庫（Institutional Repository，IR）又稱為機構典藏或簡稱為機構庫，至今沒有統一的定義，SPARC高級顧問Raym Crow（2002）認為IR是獲取并保存大學社區智力產出的數字化集合，是學術機構面臨的戰略問題的具體回應，即通過分類出版結構的激勵創新提供學術交流改革的核心組成部分，并充當有形機構的質量指標以提高其知名度、信譽和公共價值，機構知識庫的內容由制度界定（Institutionally defined）、學術性（Scholarly）、永久累積（Cumulative and perpetual）以及開放和互操作性（Open and Interoperable）等要素構成，IR的出現為學術界提供了三大發展契機：（1）草根教職員（Grassroots Faculty）和學術圖書館（Academic Libraries）的態度轉變；（2）學術期刊（Scholarly journal）的經濟適用；（3）互用協議（Interoperability Protocols）和元數據標準的技術方案[1]。

IR是一個面向特定群體的開放存取政策規范和應用系統，目的是為了促成更大范圍的學術交流和知識共享。從OpenDOAR①網站統計數據可知，截至2013年9月初，全球已有106個國家或地區的2 419個機構加入，其中美國以304個（占總量15%）位居第一，英日德分列第二至四位，臺灣排名第十一。從建立之初發展至今一直呈現線性增長規律，從2005年12月初至2011年9月初中國大陸加入OpenDOAR的機構庫數量一直處于緩慢的增長期，由2個增至10個，但2011年10月初迅速擴充至32個，發展至2013年9月初達到35個，臺灣從2011年初的56個已增長至58個。為了響應開放獲取運動并向機構庫提供通俗易懂的語言，同時為了方便機構庫管理員制定或提交機構庫政策，OpenDOAR的政策涵蓋了“元數據、數據、內容、提交和保存”等五類關鍵政策選項，其中，內容（Content）和提交（Submission）政策從低到高共分為未知的（Unknown）、未申明的（Unstated）、不明確的（Undefined）、含糊不清的（Unclear）和明確的（Defined）等五級，元數據再利用（Metadata Re-use）政策則分為未知的、未申明的、不明確的、非營利的（Non-Profit）、盈利的（Commercial）和其它（Other）等六級，全文數據再利用（Full Text Data Re-use）政策則有七個等級，內容保存（Preservation）政策有五級，通過對每個等級所占總量比例的比較可知，所有政策項目中等級為“不明確的”比例均超過60%，明確了利用政策的機構庫比例均低于20%，說明政策機制并沒有引起所有入選機構庫的足夠重視[2]。

2 IR的開放存取政策

2.1 Dspace的OA政策

DSpace@MIT是麻省理工大學圖書館（MIT Libraries）向教師和研究者提供的一項知識存儲服務，以支持社區穩定，長期保存數字化研究和教學輸出成果，最大限度地向世界范圍內的用戶開放信息資源。內容包括會議論文（Conference Papers）、圖像（Images）、同行評審的學術文章（Peer-Reviewed Scholarly Articles）、預印本（Preprints）、技術報告（Technical Reports）、畢業論文（Theses）、工作底稿（Working Papers）、研究數據集（Research Datasets）等等，DSpace@MIT經由社區（Community）專門管理并指派協調員，已被公認為躋身世界一流的學術機構庫，共收錄了60 000份高質量的作品，并接受平均每月100萬次的下載申請。為了更廣泛地傳播科學研究成果，2009年3月18日MIT教職員全票通過開放獲取政策（MIT Faculty Open Access Policy），教職員在保持承諾的基礎上采取以下政策：（1）在法律條款方面，MIT可以非獨占的不可撤銷的許可使用各成員的學術文章，并依法行使著作權以達到公開傳播或開放分享的目的。（2）在內容傳播方面，任何媒介不得以盈利為目的或出售內容并授權他人作出同樣的行為。（3）該政策的例外條款有三項，一是采用政策之前完成的學術文章可以不受約束；二是成員已簽訂不相容的許可和轉讓協議，可以事先約定制度的規則，確定作品的存儲和利用方式，豁免政策要由作者提出書面申請并經過首席副校長或教務長的批準。為了協助MIT、利用和管理學術文章，各成員要將最終定稿的電子版（如PDF格式）提交教務辦公室，由教務辦統一送存開放存取機構庫。在學部委員會與圖書館系統協商一致后，將負責解釋這項政策，解決學術文章的詮釋和應用等糾紛，并送達作者本人。在政策立即生效的五年后由學部政策委員會進行審查和報告，并對圖書館系統的服務和機制進行監督以貫徹IR政策的有效執行[3]。

2.2 UIR的OA政策

UIR（Ulster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是阿爾斯特大學研究人員創建的旨在展示所有學科和科目學術產出的數字化機構知識庫，首要目的是擴大學術影響，共享知識和提供開放存取并將信息反饋給研究人員、大學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UIR制定了包括內容（Content）和提交（Submission）等兩大版塊的開放存取政策，內容政策涵蓋四個方面：（1）UIR人員負責制定易于接受的有效元數據；（2）鼓勵全文典藏或全文鏈接；（3）盡可能包含英文摘要；（4）支持文本格式轉換或軟件開源以確保持續的可讀性和可用性。

提交政策則是一個相對復雜的制度體系。（1）創作者/存儲者/出版商/資助者（Creators/Depositors/Publisher/Funder）。鼓勵經過UIR認可的創作者及時地提交自己的項目，確保遵守與出版商和資助者簽訂的包括自存儲（Self-Archiving）在內的各項既定協議。（2）版本/質量控制（Versioning and Quality Control），最終版本應包含足夠的有效元數據，創造者應承擔項目內容的有效性和真實性責任，并在開放存取之前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查和批準。（3）版權/許可（Copyright and Licence）。項目副本可在未經事先約定或收費的情況下允許復制、展示、執行或授予第三方機構進行個人研究、學習、教育以及其它非盈利性目的活動。（4）保留/保存（Retention and Preservation）。UIR將無限期保留在職人員的項目，即使提交者撤回項目，該項目也僅從公眾視野中消除而不會從機構庫中徹底刪除，UIR將根據當前的最佳實踐定期備份并盡最大努力以避免災難性事件的發生。（5）通知/下架（Notice and Takedown）。UIR督導組（UIR Steering Group）將根據有效的投訴審查下架或撤回項目的請求，包括違反出版政策或法規、國家安全、大學守則以及病毒或技術問題等，同時UIR還公布了UIR督導委員會（UIR Steering Committee）的組織結構、成員、職權范圍和處理流程等管理制度[4]。

3 IR的權益管理政策

3.1 SHERPA的權責管理政策

SHERPA Plus項目是支持英國高等教育機構知識庫發展的一大重要舉措，并通過收集、分析人口使用戰略來提供宣傳支援。在SHERPA提供的《E-prints存儲許可報告》（Report on a Deposit Licence for E-prints）中，E-prints被定義為研究論文的電子印刷版本以提高研究成果的開放共享，為了建立創作者和機構庫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SHERPA對存儲許可協議設定了較為完備的政策規定，包括以下幾點。（1）寄存人（Depositor）的權利和聲明（Rights and Declaration）。E-prints的寄存人無需放棄自己的版權以支持作者自愿提交作品，并以此作為一項重要的激勵措施來促進檔案開放。利益相關者的聲明主要有三個作用：一是為了保障各方的權利和明確法律責任；二是授予機構庫復制、改造和轉換電子印刷數據的權限；三是提示機構庫未來應主動聯系的服務對象。（2）機構庫的權利與責任（Repository Rights & Responsibilities）。為了保護機構庫的法律行為并建立長期的保存要求和持續存取，需要對存儲許可明確以下內容：一是存儲許可應明確機構庫在電子印刷過程中的錯誤、遺漏和侵權等法律責任（Legal Responsibility），同時對寄存人提品的信息準確度和時效性作出制度規范；二是為確保持續性的開放存取，存儲許可應對機構庫改變電子印刷的數據格式或采取其它必要措施作出授權。（3）退出戰略（Exit Strategy）。機構庫可對寄存的材料進行適時保存并允許寄存人在合理訴求的情況下撤回材料，但須保證關聯元數據記錄的可用性。其中涉及兩個重要處理方式：一是由于機構庫早期草案或合同文本的制度約束而產生的保留期限（Retention Period）問題；二是具體情況具體對待（Specific Circumstances），例如材料有偽造、中傷和破壞法律規定的情形，應保留關聯元數據以應對法律糾紛等不時之需。對于機構庫而言，許可協議提供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正式框架；對于作者而言，其提供了作品權利屬于創作者的再保證（Reassurance），同時提高了作者對機構庫所提供服務類型的認知度[5]。

3.2 EUA的版權管理政策

由850余所大學組成的歐洲大學協會（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EUA）一直重視大學社區的開放存取問題，2007年初即成立開放存取工作組（Working Group on Open Access）并集中召開三次研討會，就開放存取出版模式、版權法律歸屬、國家數字化機構庫及資助機構權益等關鍵性問題展開政策辯論，大學部門被正式確認為開放存取政策中的主要利益相關者，經過一年多的過渡期，EUA 在2008年3月26日專門召開會議討論成立EUA工作組并向所有成員政策建議以促進機構知識庫的發展及其網絡化建設。政策立場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點：（1）大學的核心責任是守護研究知識這樣一種公共產品（Public Good）；（2）受到公益資助的研究成果應及時公開；（3）學術出版的前提條件是要經過同行評審，以保證質量并作為數字出版模式的關鍵要素，但不包括科學研究數據和技術材料等；（4）大學應制定政策和戰略來保證學術文章或其他產出以最大化其可用性和可獲取性；（5）應在遵守OAIPMH協議①的基礎上依據當前的最佳實踐來建立和管理機構知識庫；（6）大學機構政策應要求研究者必要的自存儲且授權公開的時間應以開放存取規定為準而非存儲日期；（7）大學政策應將開放存取的版權納入知識產權（IPR）管理范疇，以確保數字化研究內容更廣泛的共享和再利用，并清晰界定所有權和管理權以確保機構有權進行研究成果的教育教學活動；（8）大學機構政策應開發各類資助和保障措施，以支持類如“作者支付模式”（Author Pays Model）等新興的開放存取模式；（9）所有EUA成員應貫徹執行上級資助部門的約束條款，以保證自存儲的運行效果和OA授權的執行力度。倡導不同區域和行業間的部門協作以促進科學信息的存取、傳播和保存。同時，建議書附錄了EUA開放存取團隊的成員名單[6]。

4 IR的政策框架及啟示

4.1 IR的政策框架

通過對Dspace、UIR、SHERPA 和EUA等典型IR有關建設和運行中的政策規定和制度安排分析可知，IR的運行實質上是一個涉及創作者、機構庫、出版者和利用者等諸多信息主體的、復雜的博弈過程，政策制定的背后掩藏著利益爭奪和風險分攤，也暗含著資源分配和信息戰略等多項經濟機制，從信息資源的流動和利用方向出發，將IR運行過程中涉及的所有主體納入一個整體性的政策框架內，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創作者是整個作品開放利用體系的第一主體，若在提交作品前已經和出版者達成共識或簽訂某項版權協議，則可直接將作品送交出版，同時在不違背合約并尊重出版者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將作品以預印本的形式提交機構庫保存，待正式出版后可以向用戶開放，機構庫在專門的管理團隊的運行之下，依據當前的最佳實踐調整政策制度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最大限度地保護作品不受非法侵害。創作者與作品的利用者一般不產生直接的利益關系，利用者只對IR制定的相關許可使用協議負責，且出版者不能對IR中的作品以任何盈利性商業行為作出決策，即IR排除了非公益性使用目的。在作品提交IR一定期限后，由不同知識結構組成的監督小組將對IR運行的現狀進行檢查和評估，以確保開放存取政策的有效施行，IR的管理者也定期向督導組反饋信息，并將形成的匯報制度送達作品的利益相關者，共同維護這樣一個為了良好的學術交流和知識共享愿景。

第6篇：國際政治趨勢范文

關鍵詞：城市；社區；思想政治教育

城市社區的范圍，是一定區域內由特定生活方式并且具有成員歸屬感的人群所組成的相對獨立的社會共同體。社區作為城市的基本單位，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紐帶和橋梁，是人們從事生產生活的基礎，是人們精神歸屬的家園。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事業，而社區的和諧發展更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因素。社區思政教育是 指由政府的相關部門或社會群體自發組織，用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對其成員施加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影響，以便實現建設社區和使社會更好更快發展的目的，使他們形成符合一定社會或一定階級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會實踐活動。我們只有牢牢把握社區思政工作的特點和重要性，才能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和更加創新的方法來開展社區思政工作，才能使社區思政工作得以有序健康的發展，使社區思政工作真正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我國社區教育發展研究雖然時間還不是很長，可在總體上取得了較快的突破和發展，具體的研究主要涉及有：發展模式的研究、發展環境的研究、社區教育資源的研究、社區教育的管理研究、社區教育特色發展等。但是就目前來看中國的社區教育發展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社區教育模式單一，缺乏特色，很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發揮自己的作用，特別是作為社區教育核心的社區思想政治教育，從教育模式、教育內容、教育人員以及教育經費等各個方面還存在著不完善的地方。因此，對社區思想政治教育問題進行探討與研究，并分析其如何發展更好以及如何突出自己的特色和優勢，無疑成為當前我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一項重大的任務。

現階段我國城市社區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面臨四大瓶頸，那就是經費缺乏、科普資源缺乏、科普活動場所缺乏和科普專業人才缺乏。

首先，社區思政教育的內容較單一，方法落后。現階段的社區思政教育內容大多是關于居民文明道德水平的提高和知法守法意識的提升。但是社區思政教育的內容卻涵蓋了更多內容，比如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人生理想、愛國主義觀念的實現等等都屬于思政教育的范疇。而這些內容往往被忽略，即使有時候進行相關教育活動，但是由于內容的單一、形式的單調，無法發揮其對社區居民思想的指導作用。同時社區思政教育的對象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從原來主要是老年人和家庭婦女，到現在下崗人員和流動人員的大量增加，這就使得社區思政工作內容漸漸顯得落后，不能有針對性的對不同人群展開教育活動。并且在教育方法上還是以傳統手段為主，比如：宣傳欄、廣播、文體等，沒有從思政教育的特點出發，將思政教育落到居民的實處，造成了思政教育時效性不強的現象。

第二，思政活動開展場所缺乏問題較為突出。缺乏位于社區內部、能夠容納足夠多的人進行思政講座等集體活動的場所。這一問題的出現，與社區工作的本質和傳統有關。在中國，城市社區長期以來并未給思政教育活動的開展預留空間。當思政任務進入社區以后，以思政活動為主的各種設施和活動空間的需求增加，這就使得原本就不富裕的空間更加緊張了。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資源缺乏，主要是指能夠邀請到社區來進行講座和科普活動的思想政治教育講師和工作人員的缺乏。這一瓶頸是否存在，取決于社區負責思政的工作人員與科普人士之間的關系。如果社區工作人員了解各個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的思政工作人員，那么社區就有更大的幾率邀請到他們參與社區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但是，對于大多數社區來說，邀請這些思政人才仍然面臨不小的困難。

第四，就是能夠組織社區思政教育活動的專業人才缺乏。思政教育活動與社區原來的傳統工作有很大的區別。思政教育活動以思想認知和思想指導為主，或者說，以適合社區不同居民的需求，進行思想政治方面以教育為主的活動。這些活動需要接受過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識分子來組織，而他們最好還要接受過思政活動和項目設計方面的基本訓練，方能履行好自己的職責。但是，目前在社區里，這類人才還比較缺乏。這是因為，社區工作人群中 年紀大者居多，很少受過專業的思政教育，不能很好的開展相關活動。

開展城市社區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有著重大的社會意義和人文價值，它有利于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利于城市的和諧穩定，有利于居住環境的改善，還有利于全民素質的提升。因此針對我國現階段城市社區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路徑，將我國城市社區思政教育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高度。

第一，根據教育對象的不同特點，進行“面對面“的思政教育。盡管我們正在迅速進入到信息社會，但是大多數社區居民還是希望知識能夠“派送”到自己的“門口”來。這是因為，社區居民們傾向于認為“派送”來的知識有一定的針對性，是根據他們的需要“量身定做“的，比如對于老年人、婦女、青少年以及外來務工人員等不同的社會團體，就要有針對性的從國家政策方針、思想品德提升、行為習慣整改以及社會價值體現等等不同的方向來進行思政教育，只有這樣才能讓城市社區思政教育發揮它最大的價值和作用。同時，“面對面”的傳授過程也很重要，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社區居民能夠與將作者面對面交流，因此通常可以更快的接受所傳達的思想。同時，提供思政講座和培訓的授課者也可以得到來自聽眾的直接反饋，這有助于他們在現場和隨后的講座中調整授課內容，提高授課質量。

第二，挖掘人才，整合場館，讓高校資源服務社區思政教育。高等院校蘊藏著參與思政教育工作的巨大潛力，可以成為引領思政教育潮流和創新思政教育形式的重要力量。每一所高校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優勢，如果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面向社會、基層和群眾，積極開展思政教育工作，將是一支戰斗力極強的生力軍。社區思政教育可以充分發揮高校師生智力密集優勢，以及實驗室等設施條件，促進高校科教資源轉化為優質的社區思政資源，組織開展有特色、有亮點、有影響的思政教育活動，讓高校資源服務社區，提高社區居民的科學素質。同時，一些名校的著名教授和可信專家進行的講座，都會令社區居民感到滿足。

第7篇：國際政治趨勢范文

關鍵詞:對外貿易管理制度;制度演化;路徑依賴

中圖分類號:F7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1-0159-03

一、中國對外貿易管理制度演變的階段劃分

1.外貿管理制度改革的探索時期(1978―1987)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對外貿易制度改革處在探索時期,其主要措施為精簡政府管理職能,并向地方政府及微觀經營主體下放權力。

首先,下放外貿經營權,簡化貿易計劃的內容。第二,試行工貿結合和外貿專業進出口公司制度。第三,實行出口承包經營責任制。這一時期,政府已經開始通過改革逐步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調動微觀經營主體的出口積極性,但是改革對外貿企業的財務體制、管理體制并沒有真正的觸動,外貿宏觀調控手段仍以直接調控為主。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由改革開放前的完全封閉逐漸向鼓勵出口,有選擇的限制進口方向轉變。

2.外貿承包經營管理改革時期(1988―1993)

這一時期的外貿管理體制改革處于深化時期,改革的主要任務是推行對外貿易承包責任制,并逐步加以完善。

向國家承包出口收匯的執行主體由外經貿部下屬的外貿企業擴展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各外貿專業公司,這些公司向國家承包出口收匯、上繳中央外匯額度和經濟效益指標。主要目標是建立外貿企業自負盈虧的機制。這一時期的改革使中國的出口企業逐步成長為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打破了以往大鍋飯式的財務體制。但出口承包責任制只是一種在改革中的過渡體制,存在很多不符合國際貿易規范的做法,而且,外貿經營企業的規模和數量有了很大發展,急需建立一套多層次的、既靈活又規范的宏觀管理體制。

3.新型外貿管理體制建立時期(1994―2001)

這一時期的外貿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特點是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外貿管理制度框架,其主要任務是完善外貿宏觀管理體系。

主要措施有:進一步實施對外貿易企業的自負盈虧管理,繼續強化經濟手段的調控作用,完善出口退稅制度,中央財政承擔了所有的出口退稅。實現匯率并軌和有利于出口的信貸和稅收制度。放寬對外貿企業的行政管制,改革經營體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注重出口創匯的數量轉向注重效益。完善外貿立法。在這一時期,初步建立起對外貿宏觀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顯著特征是放寬直接的行政管理手段,加強經濟和法律手段在調控外貿發展中的作用。這一階段頒布的《對外貿易法》是中國第一部比較全面、比較系統的對外貿易基本法,對維護對外貿易秩序,促進對外貿易發展,與國際貿易規則接軌發揮重要作用。

4.外貿管理制度不斷完善時期(2002至今)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是中國對外貿易管理制度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的轉折點,改革的力度和速度都得到了加強。

這一時期國家及地方政府就對外貿易方面的法律法規進行了大規模清理、修改和重新制定,力求在內容上與WTO法律制度趨同,許多條款吸收了國際貿易的通行做法。制度設計的目標重點在于通過推動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在帶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產業結構的持續優化和升級,同時,逐漸提高貿易法規的透明度,簡化行政審批制度等。中國在近年也開始逐漸加強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之間的合作,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發展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

目前中國對外貿易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經形成,大體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面是法律制度,由國家頒布的關于對外貿易管理的多部法律構成,包括《對外貿易法》《海關法》《進出口商品檢驗法》等,是整個對外貿易管理制度框架中最具權威,最有強制力的一部分,決定了制度的其他層面。第二個層面是由國務院及其各部委制定頒布的各項條例、規定組成的,如《進出口管理條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等等,這一層面的制度規范較法律制度層面在內容上更為具體,是整個框架的主體部分。第三個層面是各省、市級政府部門根據各地區自身的對外貿易狀況,針對具體地方產業、具體商品進出口的規定。是第一、二層面制度的具體化、技術化,具備更強的可操作性。

二、中國對外貿易管理制度演變的績效分析

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中國的對外貿易管理制度不斷演變,其根本的目的是為了降低對外貿易的制度成本,促進中國的對外貿易又好又快的發展,每一次變遷都對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中國的對外貿易制度的演變對中國的對外貿易的促進效果明顯。從圖1和圖2的對外貿易總額可以看出,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一直處于上升趨勢,平均增長率高達18.53%,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從改革之初的世界排名第二十六位上升至2006年的世界第三位,中國的對外貿易量占世界總量的百分比由1987年的0.9%上升到2006年的8%。

改革的前三階段,雖然增長率均值比較高,但是增長率波動性也很大。這是因為改革初期處在探索的階段,而且表現為“強制性”的方式,在推行的過程中在某些領域或地區并不適用,隨著改革的深化和對外貿易的擴大,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開始顯現,針對各種現象調整政策也會造成數據的波動。第四階段的波動性最小,因為加入WTO之后,對外貿易管理制度的改革力度加大,并表現為“誘致性”的變遷方式,更適應對外貿易經營主體的需要。

總體而言,中國的對外貿易管理制度改革對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增長率的波動性說明了制度的變遷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探索創新、反復試驗、不斷完善的過程,沒有一種制度是可以完全照搬套用的,探索和創新本身就包含著失敗的風險。而中國對外貿易保持持續快速的增長,且增長率的波動性也趨于平緩,說明中國對外貿易管理制度的演化向著更有效率的方向發展

三、中國對外貿易制度演變的背景及影響因素

諾斯的制度演化思想認為,意識形態對制度的變遷和穩定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制度變遷的方式取決于人的學習過程。諾斯后期的制度演化思想強調,制度變遷的起源在于決策者所洞察到的機會,這些機會或者是來自外部環境的變化,或者是來自決策者在給定的心智結構下對各種制度框架在邊際上的成本收益分析。所以,外部環境、內部環境和意識形態的變化都影響著中國對外貿易制度的變遷。

1.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國抓住經濟全球化這一有利時機,適時提出對外開放政策參與國際分工,并逐步改革和建立起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外貿管理制度。近年來,中國的貿易順差連年增長,與許多貿易伙伴國產生了貿易摩擦,受到伙伴國的反傾銷、反補貼,侵犯知識產權和產品質量問題的投訴越來越多,同時對中國的對外貿易管理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2.國內環境的變化。(1)國內經濟發展的要求。中國制造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逐步增強,中國企業不僅有能力而且又有必要開拓國際市場。國內經濟的發展推動了對外貿易的發展,對外貿易的發展要求對外貿易管理制度的改革、發展和完善。(2)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過渡,其改革過程影響甚至是主導著中國的對外貿易制度的改革過程。

3.思想意識的變化。(1)對國際貿易作用認識的變化。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只是把對外貿易作為“調劑余缺”的手段,其目標是通過出口換取進口機器設備所必須的外匯。黨的明確了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必然要求改革傳統的貿易管理制度。(2)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的變化。改革開放以后,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作為指導,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思想,比較優勢理論代替了自給自足的思想。隨著世界市場競爭的日益加劇,建立在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基礎上的外貿管理制度越來越不能適應外貿企業競爭力提升的需要。為此,以競爭優勢為導向的對外貿易管理制度改革就成為現實的需要。

四、中國對外貿易管理制度演變方式和特點

1.中國對外貿易管理制度的演變方式。改革開放以后,通過不斷的探索、學習、改革和創新,中國對外貿易管理制度表現出“漸進式強制性”的變遷特征。漸進式表現為“先試點、再推廣”的方式。強制性表現在“自上而下”政府推動的制度改革過程。隨著中國的對外貿易快速發展,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以后,中國的開放程度日益加深,要求對外貿易經營主體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這一時期變遷方式日益表現為“漸進式誘致性”的變遷。誘致性表現在政府以“立法”的形式建立和完善制度環境,由經濟主體來選擇和建立微觀層面的“制度安排”。

2.中國對外貿易管理制度演變的特點。中國的對外貿易管理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徑是從封閉的高度集中的國家壟斷外貿管理制度逐步向開放的外貿企業為主體的對外貿易管理制度過渡并與國際貿易通行規則接軌。中國對外貿易的管理制度的演變是從以經濟利益為重,向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綜合利益并重的轉變過程,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路徑依賴的問題,不可能完全服從對外貿易效率最優化的原則。

(1)對外貿易管理制度演變過程中,政府始終占主導地位,但其作用的方向和領域不斷變化。下放管理權、實行自負盈虧機制等體現 “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動型特點。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政府在改革中依然起到主導作用,但其側重點逐漸從直接的管理和強制性的推動,轉變到根據外貿發展的需求來建立合理的制度環境和宏觀的管理體系。(2)對外貿易管理制度改革的路徑選擇采取“由易到難”,“由微觀到宏觀”的演變過程。在改革的初期改革主要對象是微觀層面的外貿管理制度,這些領域在改革過程中較為容易把握。隨著改革的深化,改革的重點則轉向營造統一的制度環境,如著力于外貿領域的法律法規的修訂和制訂,對外貿易宏觀管理體系的建立等。(3)對外貿易管理制度創新的重點逐步從體系的建立轉向結構的優化和內容的完善。在改革的初期,主要的任務是逐步建立從微觀到宏觀的管理制度的體系。之后,改革的重點轉向針對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新形勢完善現有的管理體系。(4)影響對外貿易管理制度變遷的因素逐步從國內擴展到國外。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加深和領域的擴大,國際市場競爭狀況、貿易伙伴國政府的反應和國際通行的貿易規則的影響加大。

五、中國對外貿易管理制度的演變趨勢

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中國在國際貿易中地位的提高,國際國內貿易環境的變化,以及政府管理職能的轉變,中國對外貿易制度的演變也會出現新的特點。

1.中國的對外貿易法律制度將進一步完善。法律手段是最重要的外貿宏觀管理制度手段,處于外貿管理體制結構中的最高層次。雖然中國的對外貿易方面的法律體系的基本架構已經形成,但中國外貿在某些領域缺失,可操作性不強,立法落后于需要的問題依然存在。建立健全中國有效的貿易防御和貿易救濟措施的法律體系是將來對外貿易法律制度的趨勢。

2.中國對外貿易管理的宏觀調控與其他部門的協調將會加強。中國的產業制度,利用外資制度,外匯管理制度,環保制度等都與對外貿易管理制度有著越來越密切的聯系,這些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都深刻的影響著中國的進出口企業。中國的對外貿易管理制度在促進對外貿易發展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會與其他制度產生矛盾,因此對外貿易管理制度與其他制度之間協調將成為發展的新趨勢。

3.中國將加強區域國際經濟貿易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WTO制度存在缺陷和發展緩慢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轉向尋求發展雙邊或區域性一體化組織為本國經濟發展服務。中國的區域性或雙邊安排也取得了巨大進步,通過對國際上的區域性或雙邊安排方面的制度進行完善,擴展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將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管理制度發展的又一趨勢。

4.改善外貿秩序,加強對外貿易非正式制度的建立。當前,中國出口企業之間為爭奪國際市場競相壓價的現象十分普遍。這種情況不僅使中國的出口企業的利潤大量流失,而且由于價格過低引使中國出口產品頻頻遭到進口國的反傾銷投訴。此外,誠信制度的缺乏也為中國的進出口企業造成巨大的損失,包括因為違約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還包括更大的潛在市場的損失。

與正式制度比較而言,中國外貿領域中的非正式制度處于嚴重供給不足的狀態,此類非正式制度的建立離不開國家政府的強制性推動作用。更應該重視和發揮“行業協會”或“商會”在自律經營和誠信經營方面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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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國際政治趨勢范文

各區、縣勞動局，各企業主管局、總公司勞動處：

現將勞動部《轉發財政部〈關于提高國營企業職工福利基金提取比例調整職工福利基金和職工教育經費計提基數的通知〉的通知》（勞險字〔1992〕17號）轉發給你們，請遵照執行。

為了搞好企業勞保醫療制度改革，推動我市大病醫療統籌試點工作，各區、縣、局、總公司要積極開展大病醫療費統籌試點，并不斷擴大試點面，可將按（92）財工字第120號文件規定提高的3％福利基金作為職工大病醫療費統籌基金的部分來源。

附件：勞動部《轉發財政部〈關于提高國營企業職工福利基金提取比例調整職工福利基金和職工教育經費計提基數的通知〉的通知》（略）

第9篇：國際政治趨勢范文

[關鍵詞]左旋多巴；綜合療法；青少年；屈光不正性弱視；視功能；P-VEP值

[中圖分類號] R778.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6）10（a）-0123-04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Levodopa combined with comprehensive therapy in treatment of youth with ametropia amblyopia and the effects on patients′ visual function and P-VEP level.Methods 84 cases youth which were diagnosed as ametropia amblyopia in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of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2 to March 2015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41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mbined therapy，while 43 patients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evodopa combined comprehensive therapy，6 months as a course of treatment.After 6 months，the visual acuity，P-VEP，visual function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clinical effects and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patients′ P-VEP P100 amplitude and the contrast in different spatial frequency increased，while P-VEP P100 wave latency shortened，the improvement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P

[Key words]Levodopa；Comprehensive therapy；Youth；Ametropia amblyopia；Visual function；P-VEP level

屈光不正性弱視是弱視的一大類型，約占弱視發病率的30.76%，一直是眼科研究的重點及熱點[1]。兒童時期積極采用綜合療法治療可使大多患者取得顯著效果，使視力恢復正常[2]。但是對于病情較重者綜合療法效果則往往不理想，加之部分患者依從性差，或失治誤治，導致青少年患者的治療難度往往更大[3]。研究表明，左旋多巴可延長視覺發育敏感期，有助于患者視力恢復。現報道在常規治療的基礎上聯合左旋多巴治療的效果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將2012年8月～2015年3月于我院眼科確診為屈光不正性弱視的84例青少年患者納入研究并隨機分組，其中對照組41例，總眼數72眼，治療組43例，總眼數73眼。對照組中，男性21例，女性20例；平均年齡（15.83±2.92）歲，病程（24.52±6.79）個月；病情程度：輕度36眼，中度22眼，重度14眼；發病類型：旁中心注視25眼，中心性注視47眼。治療組中男性20例，女23例；平均年齡（15.37±2.82）歲；病程（25.36±6.45）個月；病情程度：輕度38眼，中度23眼，重度12眼；發病類型：旁中心注視23眼，中心性注視50眼。屈光不正性弱視診斷標準及病情程度標準參照《弱視診斷專家共識（2011年）》[4]。納入標準：①符合診斷標準，均為初次就診并已知情同意者；②所有患者均經我院醫學倫理會審核通過；③近期未服用本研究以外治療藥物者；④年齡12～18歲者；⑤矯正視力≥0.01。排除標準：①不符診斷標準者；②肝腎功能及凝血功能嚴重障礙者；③嚴重精神病不配合者；④隨訪時未遵醫囑退出研究者；⑤孕婦等不便納入者；⑥藥物過敏者；⑦眼部器質性疾病者。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治療方法

1.2.1對照組 行常規眼科檢查，根據驗光結果選擇眼鏡，并采用以下綜合療法。矯正眼鏡：根據散瞳驗光結果進行矯正，外斜視合并近視采取足矯，外斜視合并遠視低矯，內斜視合并近視適當低矯，散光行全矯正。遮蓋療法：雙眼弱視者根據病情行雙眼交遮蓋，單眼患者每天將健側眼充分遮蓋。所有患者均行CAM（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視覺刺激儀進行視覺刺激，并均行穿針、穿珠、繪圖等精細訓練[5]。

1.2.2治療組 在對照組基礎上聯合思利巴（吉林省大峻藥業，國藥準字Z20044024）250 mg，其中每片藥物含有左旋多巴125 mg。思利巴劑量為2片/次，2次/d，治療6個月。

1.3觀察指標

比較兩組治療前后視覺敏感度、圖像視覺誘發電位（pattern visual evoked potential，P-VEP）和視功能（包括矯正輻輳范圍、矯正分開范圍、矯正近立體視銳度）。P-VEP檢測：室溫維持在20～25℃，在枕骨粗隆上方皮膚采用25%乙醇進行脫脂，于枕骨粗隆上1 cm處放置盤狀電極，定為正電極，負電極則為前額正中，接地電極為乳突處。刺激參數：采用黑白棋盤翻轉的刺激模式，放大20 000倍；刺激頻率：2.00 Hz；刺激數目：100；對比度：100%。視覺敏感度：采用MFVA-100型視功能測試儀在不同空間頻率下測定患眼的對比度，測定視功能情況[6]。所有檢測項目均由同一個操作人員完成。

比較兩組臨床療效及不良反應差異，測定治療前后患者5 m距離的矯正視力（依據國際標準E視力表）。療效標準：顯效，矯正視力>0.9；有效，矯正視力提高>2行；無效：經治療，視力未發生變化或趨于嚴重[7]。

1.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

2結果

2.1兩組患者P-VEP改善情況的比較

兩組患者治療前各指標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波幅較治療前明顯升高，潛伏期則縮短，但治療組改善更顯著（P

2.2兩組患者視覺敏感度改善情況的比較

兩組患者治療前視覺敏感度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不同空間頻率下對比度較治療前均升高，但治療組改善更顯著（P

2.3兩組患者視功能改善情況的比較

治療組矯正輻輳范圍、矯正分開范圍較對照組均更大，矯正近立體視銳度則明顯小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4兩組患者臨床療效的比較

組間臨床療效比較，治療組總有效率更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961，P

2.5不良反應

對照組患者未發現不良反應，治療組有1例出現眼干程度輕且未經特殊處理干預而緩解，總發生率為2.32%（1/43），兩組不良反應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993，P>0.05）。

3討論

弱視是臨床常見的眼科疾病[8]。目前，積極的傳統綜合療法仍被視為最有效且最常用的治療方法，對于視覺發育的可塑期有一定效果[9-11]。但研究表明，隨著年齡的增長臨床療效會不斷降低。因此，通過藥物干預提高臨床療效已成為研究的重點及熱點[12]。

多巴胺是人體單胺類中樞神經遞質，多巴胺可以影響視覺敏感度、視力、色覺、光適應性、空間信號等方面，且對于大腦的視成像過程也有一定的影響[13-14]。作為多巴胺的前體，左旋多巴可通過血-腦屏障轉化為多巴胺而起效。P-VEP常用來評估弱視程度，屈光不正性弱視患者的P-VEP潛伏期延長，波幅則明顯減小，反映出對外界視覺信號的敏感性降低[15]。本研究顯示，經治療患者P-VEP潛伏期均縮短，波幅則增大，但治療組改善更顯著。視覺敏感度反映了人體對于平均亮度下不同可見區域差異程度的辨別能力。在對比時采用對比度視力進行評價，比較患者眼睛對各圖形在不同空間頻率時的鑒別能力。研究表明，視覺系統由復雜且獨立的神經通道組成，特定空間頻率內的視覺功能與每一條通道相關，對比度視力則對不同頻率下的視力水平進行評估，因而較傳統視力表而言對于評價患者視功能意義更大，作用更全面[13]。本研究顯示，治療組不同空間頻率下的對比度均升高更明顯。立體視覺功能是視功能的重要指標，患側眼的黃斑中心凹成像模糊，減弱了視覺中樞神經沖動傳導，不利于立體視覺的有效建立。輻輳功能反映了兩眼視線平行運動時內直肌收縮的運動功能，收縮不利被視為導致視疲勞的重要因素，而此可通過矯正輻輳范圍得到有效解決。人眼可感知的最小深度視覺差值是立體視銳度，而弱視是導致立體視銳度發育障礙的重要因素，且近立體視銳度提高可顯著改善患者視覺敏感度。治療組矯正輻輳范圍、矯正分開范圍及矯正近立體視銳度改善均更顯著。臨床療效方面，治療組總有效率更高，與化志娟等[16-17]的研究結果相一致。

本研究還發現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率無顯著差異，且僅有治療組出現1例程度輕且未經特殊干預而緩解的眼干患者。表明治療組治療方案不但效果顯著，還具有安全可靠的優勢。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治療組治療方案效果顯著，其中綜合療法是基礎，左旋多巴的應用則起到了療效催化劑作用，體現出良好的協同作用，可作為此類患者的常規治療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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