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生育率的措施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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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關鍵詞】 學生 語文 學習效率
小學語文教學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作為指導思想，著眼素質、加強基礎、培養智能、重視德育、發展個性，教學要堅持面向全體學生，使學生全面地、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從而學會學習、學會生存、學會做人、學會創造。那么，在小學語文教學中如何實施素質教育呢？根據教學實踐，我認為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體現：
一、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
在平時的教學中，我力爭讓學生在感悟的基礎上，引導學生居高臨下地對課文進行品評，在品評中深化理解，升華認識，填補空白。如在《李時珍》的閱讀教學中，我是這樣引導學生品評地：“學習了這篇課文，你認為文中什么地方給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請你選擇其中的一點說一說。”此時的學生充分表述他們的真實感受，有的說：“文中第一、和末尾自然段中的‘著名’、‘藥’、‘立志學醫’‘一邊行醫、一邊采藥’‘編寫本草綱目’這幾個詞就把李時珍的情況特點及優秀品質都介紹給我們聽了，他不愧是我國的醫學家和藥物學家，我為他深感驕傲。”這樣引導學生選擇自己閱讀感悟的精華，進行具體表述，讓他們在各自品評中進一步升華認識。
二、注重教學過程的合理設計
合理設計教學過程是上好課的關鍵。從學生的認知規律出發，合理的組織教材，巧妙地安排教學環節，有利于集中學生的注意力。合理的教學過程能使學生較好的獲取知識，有利于健康的心理素質的培養。
例如，在學習《荷花》一課時我做了以下安排：第一，細讀課文第二，三自然段，體會荷花的美。⑴自由讀課文，想象荷花的樣子。認真朗讀課文，通過你的朗讀把荷花的美讀出來；⑵指名讀課文。你覺得怎么讀能表現荷花的美就怎么讀，讀后說一說你為什么要這樣讀。其他同學聽后說說你從他們的朗讀中覺得荷花美嗎？為什么？⑶把你覺得最好看的一種記在自己的腦海里，說給同學們聽聽；⑷指名說；⑸指名讀課文第三自然段，你還能想象出哪些樣子的荷花，描述一下；⑹老師這兒有一些荷花圖，仿照書上的句子說說它們的姿勢；⑺看了這么多荷花你想說些什么？有什么感覺？
第二，細讀課文第三自然段，體會溶入自然的感覺。⑴引讀課文。看著這么多的荷花，大家都覺得陶醉了。覺得自己仿佛就是――；⑵說說看小魚，蜻蜓會告訴我什么？同坐討論，全班交流；⑶看課件，體會這種感覺；⑷說說自己看后的感覺。
第三，指導背誦。⑴選擇你最喜歡的一段練習有感情的朗讀，看誰朗讀的最好；⑵你能把它背出來嗎？看課件背誦；⑶指名背誦。
第四，作業。⑴背誦課文；⑵仿照課文的寫法寫一種花。
細讀課文，不僅體會了荷花的美；而且通過對課文富有感染力的語言文字的反復朗讀感悟，激發了學生熱愛大自然的感情，培養了學生的審美能力。
三、注重教學思想方法的訓練
葉圣陶先生認為：“訓練思想，就學校課程方面說，是各科共同的任務；可是把思想語言文字三項一貫訓練，卻是國文的專責。”閱讀教學的主要目的是引導學生讀懂課文，從中感悟課文所蘊涵的情感，并借助正確的課文朗讀，把感悟的情感給予充分地表達，從而促進學生書面語言的形成，促進學生口語的發展。
四、注重整理和復習的教學
l、注重激發整理與復習的興趣，加強整理方法指導。整理和復習重在整理方法的指導，教學中要通過指導學生尋找知識、方法、應用間的內在聯系，以及這些聯系的轉化條件、方法等使學生在頭腦中對所學知識逐步形成一個條理清楚的知識網絡――認識結構。并讓學生在這一活動中看到知識本身的魅力，感悟到方法、應用間的有趣聯系，不斷地激發起學生對所學知識進行梳理總結的熱情。
2、注重逐步放手，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學生掌握整理和復習的正確方法，形成良好的認知習慣，是一個漸進的長期過程。教學中決不能一蹴而就，要體現教給方法示范梳理――設計指向明確的問題指導學生歸納梳理――規定整理目標讓學生群策群力充分研討集體梳理――指導學生注意聯系自覺梳理，并形成良好的整理習慣。這樣一個以教師為主導逐步達到充分發揮學生主體地位的過程。
3、注重整理方法的滲透，促進學生整理習慣的形成。不僅在新知識教學前的基本訓練，新知識的教學，還是所學知識方法的強化、變式等訓練中，都要注意不斷提示知識與知識間的內在聯系，顯示聯系轉化的條件方法，揭示知識間聯系的重要性。促進學生不斷運用新舊知識結構的良好認知習慣。
五、注重減輕學生的課業負擔
l、提高課堂效率。減輕學生負擔，必須提高課堂教學效率，要深入鉆研大綱，把握大綱要求，做到不拔高也不降低，不拖欠也不提前，不搞課內損失課外補，要向課堂40分鐘要質量，遵循起點低，臺階密、步子小、容量大的原則設計課堂練習。
第2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關鍵詞］人口結構；生育政策；戰略；調整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2.119
［中圖分類號］C924.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02-0-02
生育政策與人口結構的優化密切相關，合理的人口結構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現實的、潛在的動力。在過去幾十年間，我國限制生育的政策成功地抑制了人口過快增長的現象。但限制生育政策的社會經濟風險也在不斷地累積，并影響我國未來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生育政策的戰略性調整只有現在進行時,沒有過去完成時。
1 中國人口結構現狀及傳導效應
隨著我國控制人口政策的實施，人口結構出現了以下變化：總和生育率（TFR）處于較低水平，已經處于1.3的低生育狀態；人口增長率與出生率呈同比下降態勢；年輕勞動力人口不斷減少，人口平均年齡不斷上升,老齡化趨勢加速；獨生子女家庭不斷增多；男女出生性別比例嚴重失衡；城鄉老齡化同比上升，鄉村老齡化率總體高于城市,人口紅利消失等。
調查發現：全面二胎政策生效后，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比較低，為43%。生育意愿受到房價、教育、醫療等因素的影響。其中,購房支出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約為33%，家庭住房還貸壓力特別巨大；教育費用占22%，醫療費用占17%。對絕大部分年輕家庭而言，房價、教育、醫療等支出過高直接導致家庭可支配收入減少，進而導致生育二孩的意愿降低。不容置疑，家庭收入與生育意愿呈正相關，收入越高，生育二胎的比例越高，反之，則越低。“養不起”是生育二孩意愿較低的根本原因。
這些問題具有“蝴蝶效應”。生育率低導致了人口增長率下降，低的人口增長率導致了人口平均年齡上升，人口平均年齡上升導致了年輕勞動力減少、老年人口攀升，進而加重了年輕人的社會負擔。同時，計劃生育也導致了一些負面影響，如獨生子女家庭多引起的男女比例失衡。由此可見，進行人口結構優化已是我國目前的重要任務之一。要想解決我國人口結構的矛盾，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關鍵問題是要適度提高生育率。
2 提高我國生育率的思路
2.1 不斷完善與生育政策相關的配套措施
從世界各國生育政策調整的實際效果來看，無論是抑制生育還是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只有少數的國家是成功的。生育率受經濟、文化、社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因此，完善與人口政策相配套的具體措施是充分發揮人口政策功能的重要措施。林毅夫、張軍 等認為,“中國的人口增長是一個慢變量”，生育政策的調整必須根據整個經濟社發展狀況因勢利導，與時俱進，積極準備相應的可供選擇的政策的配套措施。
為提高二胎的生育率和適應育齡婦女生育二胎意愿的高齡化趨勢，讓人們真正“敢生”。因此，政府要制定和完善以下配套措施：一是，取消晚婚、晚育政策的限制，將結婚年齡進行調整；二是，完善生育保險制度，提高享受生育保險待遇的條件，擴大參加生育保險待遇的范圍；三是，要改革現行的生育登記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生育獎勵、保障制度，對履行國家生育政策的家庭給予獎勵；四是，要大力推進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幼托一體化的社會服務、產假由夫妻雙方共享、在產假的總額度內自由分配休假時間等政策，減輕照料子女的壓力；五是，要在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基礎上，通過各種預防措施防止婦女因生育而造成職業晉升受阻或利益受到損害的現象，不僅要消除對女性就業的隱形歧視，還要建立婦女因生育休產假造成企業利益受損的補貼機制，減輕女性就業和發展的壓力；六是，要建立以家庭為對象的獎勵、保障等配套制度；七是，要適當增加產假時間（最好將原來的98天修訂為180天）。
2.2 增加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
從筆者的調查和目前的研究來看，收入、教育、房價等多種因素對生育意愿有著重要的影響。在養育成本中，無論房價支出的占比，還是教育、醫療支出的占比都與人們不愿意生育二孩有關。盡管擴大內需是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途徑，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是社會經濟各個行業現實消費的增加和潛在消費預期的增強，但房地產和教育僅僅是拉動內需的個別方面。一般來說，家庭可支配收入與經濟發展呈正相關性，與房價、教育費用高低呈反相關性。這些年來，我國出現了房地產產業畸形發展，房價普遍超過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和教育產業過度市場化，收費過高等現象。因此，政府應對此進行調控，增加城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進而改善人們不愿生二孩的現象。
2.3 把握好生育政策調整的時機、力度和分寸
目前，我國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不會改變，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資源環境的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全面二胎政策僅是我國人口政策戰略調整的一部分。由于生育政策、社會經濟發展、家庭收入狀況等因素影響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雖然生育政策的影響力呈現減弱的趨勢，但其主導作用仍不可替代。從我國“雙獨”“單獨”政策和一些發達國家鼓勵生育政策的實施效果看，全面二胎政策的預期效果也不容樂觀。因此，生育政策調整是國家長遠的戰略規劃，應把握好調整的時機、力度和分寸。
一是要“小調整”與“大調整”相結合，處理好變與不變的關系。政策效果和功能的發揮需要一定的時間，全面二胎政策在短期內不得頻繁的大調整，不宜變動過快。畢竟，判斷生育意愿和生育效果的周期較長，至少要五年時間才能得到較為可信的數據。因此，在全面二胎政策實施的頭五年內，有關部門不僅要加快各項保障工作的完善，還要深入基層準確了解實際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及時進行分析研究。如果實際生育率基本達到預期目標，就可將政策重點放到完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如果實施滿五年后，出現了生育率過高或過低的現象，則應采取相應的應急措施。
二是有關部門要積極有為，通過調查研究深入了解實際情況，增強政策微調的前瞻性，完善政策實施效果的評估機制和糾錯機制，加大對義務教育的投入。具體來說，可以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范圍，在國家財力允許的情況下，也可考慮普及高中教育。未來發展的關鍵不僅是簡單的提高二胎生育率的問題，而是要把人口大國轉化為人力資本強國，不斷提高人口素質的問題。
三是要處理好宏觀政策的統一性與微觀措施的差異性的關系，因地制宜。由于影響生育的因素有很大差異，各地的配套措施應當在堅持政策和有關法規的前提下因地制宜，但不可突破法律。
2.4 嚴格管理、加強引導，促進性別平衡
出生人口性別比的長期不平衡勢必會影響社會的發展，必須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防范和解決。首先，要倡導男女平等的觀念，對醫院進行嚴格管理，將產檢性別的保密工作由原來側重于道德要求轉變為法律要求，更好地促進出生性別的平衡，讓有性別偏好的人沒有可乘之機。其次，保障婦女兒童權益，促進社會性別平等。最后，要找準女孩發展面臨的問題和產生問題的根源，精準施策。從實際出發，制定科學的、合理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政策來促進社會性別的平等。偏好男孩的思想觀念是造成出生人口性別比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國家應抓住這一關鍵問題，加強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的宣、傳倡導工作，引導群眾轉變思想觀念。
總之，為了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優化人口結構，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目標，應避免單一化的政策,采取一系列相互銜接和可供選擇的配套政策。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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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匡時.“單獨兩孩”政策對人口出生性別比的影響效應分析［J］.人口學刊,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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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20__年10月1日至3月31日，全縣人口出生——人，其中符合政策生育——人，計劃生育率為84.63，一孩出生939人（符合政策生育905人），計劃生育率為96.38，二孩出生609人，計劃生育率為69.95；男孩842人，女孩733人，性別比為115，二孩性別比為112。上半年全縣共完成四種手術2245例，其中放環1537例，結扎268例，人流引產243例。
二、落實區、市會議精神，強化措施，狠抓落實
1、深入基層開展調研為決策提供依據。
3月20日至28日，縣人口領導小組領導分別深入到鄉鎮、村屯，對開展人口計生工作的意見、建議和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以及解決困難和問題的辦法，開展深入的調研活動。為領導決策提供了真實可靠的依據，為全縣人口計生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加大對重點管理鄉鎮的監控和管理力度。
對三個重點管理鄉鎮的管理，我們主要采取了五項措施：一是實行領導聯系負責制，縣四家班子領導、縣人口計生領導小組正副組長、縣人口計生局班子成員分別聯系三個鄉鎮，負責組織、指導，狠抓轉化工作；二是實行定期抽查制度，每月對三個鄉鎮進行一次不打招呼的抽查活動，并根據情況及時調整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三是實行匯報制度，要求鄉鎮每十天向縣人口計生領導小組匯報一次工作；四是實行有獎舉報制度，向社會通告，對政策外生育、超懷超孕等行為進行舉報的，實行經濟等方面的獎勵，充分發揮社會監督的作用；五是實行黨政領導與計生干部、村干部交納工作押金捆綁包村制，形成聯動格局。
3、春季計生集中宣傳服務月活動成效顯著。
在全縣春季計生宣傳服務活動中，落實環扎措施1294例，占市下達640例指標的202.2，其中放環1036例，結扎258例；征收社會撫養費154.13萬元，其中征收歷年違法生育的社會撫養費67.96萬元，占市下達50萬元任務數的135.9，征收當年違法生育的社會撫養費86.23萬元；清理出計劃外懷孕113例，落實計劃外懷孕補救措施113例，其中引產49例，人流64例。
4、積極開展生育關愛行動，為育齡受術對象解除后顧之憂。
為遏制計劃外違法生育、穩定全縣低生育水平，我縣不斷創新工作機制，整合部門資源，采取關愛行動與行政措施并重的方式，落實超懷超孕補救措施和長效節育措施工作取得顯著成效。我們的主要做法：一是對計生對象主動落實引產、結扎手續的，每例給予術后補助130元；對符合政策分娩一孩或二孩的補助100元，分娩后主動落實放還或者結扎措施的分別給予補助50元和100元。二是計生、衛生、保險等部門聯動，積極配合，將計生“四種手術”列入醫療責任保險項目。
5、狠抓婦檢工作，開展孕情跟蹤管理服務。
確保孕情跟蹤管理服務工作抓出成效，減少計劃外生育行為，我們從縣醫院、中醫院、婦幼保健院、縣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站等四家單位抽調醫務人員組成近15人的醫療衛生隊伍巡回到各鄉鎮（從4月11日開始，每天安排3個鄉鎮，每個鄉鎮安排20天時間）設點為育齡婦女免費進行體檢，每天為500多名育齡婦女檢查，查出應還未還、應扎未扎、計劃外懷孕的立即采取補救措施，從而為控制政策外生育、提高計劃生育率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全年人口出生數預測
根據孕情跟蹤及半年出生情況預測，區間內全年人口出生3100人左右，符合政策生育83--85人，其中一孩1850人左右，符合政策生育率95左右，二孩出生1200人左右，符合政策生育率70--71左右；環扎落實率大約在78--81左右；社會撫養費征收率達20--25左右。
四、存在的問題和原因
（一）政策外生育現象比較突出。造成政策外生育的主要原因一是早婚早育；二是執法力度不夠，立案查處不及時；三是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沒有一套好的管理方法和措施，部門齊抓共管、綜合治理計劃生育的新格局沒有形成。
（二）技術服務站設備落后，技術人員不足，難以適應新形勢下人口與計生工作的需要。
（三）征收社會撫養費的難度加大。主要是一些對象因家庭經濟確實非常困難，根本無法征收到社會撫養費，還有的對象拒不繳納，法院執行拿人關了以后也無效果，給征收工作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四）一些對象落實措施比較困難。主要是這些應落實措施的對象聞風外出，工作人員無法與對象見面，無法落實環扎或補救措施。
（五）基層基礎薄弱，村專干、中心戶長責任心不強，作用沒有發揮。
五、下步工作打算
（一）總體目標：
全面完成上級分配的各項指標任務，嚴格控制政策外生育，千方百計穩定底生育水平。
（二）具體措施：
1、加大宣傳力度，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專欄、櫥窗、標語、橫幅、宣傳車、演出等宣傳工具和宣傳形式，對中央《決定》及區、市文件和會議精神，形成濃厚的計生宣傳氛圍。
2、認真抓好基礎性工作，加強孕情跟蹤管理服務。扎實開展婦檢工作，提升婦檢率；嚴格采取長效避孕措施，千方百計減少計劃外生育現象發生，穩定全縣低生育水平。
3、全面推行流動人口“兩個模式”管理，加大流動人口管理服務力度；以__鎮為重點在全縣范圍內開展流動人口大清理活動，摸清實情，防止出現計生管理死角和盲區。
4、全面開展大清查，大落實行動。對政策外生育對象，嚴格落實長效避孕措施，同時嚴格按政策法規規定，征收社會撫養費。
5、進一步加強部門協調配 合工作，不定期召開部門聯席會議，形成部門齊抓共管的格局，綜合治理人口問題。
6、實現抓人口計生工作與抓機關行政效能建設的有機結合，狠抓效能建設，狠抓干部隊伍建設，切實轉變機關工作作風，提高工作效率，促進人口計生健康發展。
第4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關鍵詞:少子化現狀;根源;對策
多年來,日本的少子化現象未能得到有效解決。照此趨勢發展下去,到2010年日本人口總數將開始轉為負增長,2100年將降到47712千人,即僅相當于1960年人口總數的一半略多一點。如此,日本將不得不繼續遭受(包括因勞動人口縮減而引發的社會保障負擔沉重、國際競爭力下降等)各種問題的困擾。
一、日本少子化的現狀
20世紀70年代,日本開始面臨日趨嚴重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問題。從出生率來看,日本在二戰后的20世紀40年代后半期出現首次高峰期,育齡婦女(15-49歲)的總和生育率(一位育齡婦女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數量)在4.0以上。20世紀60-70年代前半期的經濟高度成長期,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開始下降并維持在2.13上下的狀態。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認定,標準的人口置換水準生育率為2.1。即一個國家的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應該維持在2.1以上的人口置換水準生育率才能維持人口的自然替代。如果一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長期低于人口置換水準生育率,則被稱為少子化。
1975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為1.91首次低于2.0,此后一路下滑,1990年降到1.57,日本稱其為“1.57危機”。少子化問題雖然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國民的普遍關注,可是,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步伐并沒有因此而停止。1995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為1.43,1997年又降到1.39。此時,日本的老年人口為19758千人(占總人口15.7%),首次高于少兒人口,開始進入“少子化”社會。顯然,自1974年以來的30多年間,日本人口的總和生育率一直低于人口置換水準的生育率。
進入21世紀,日本的生育率繼續持續下降2000年為1.36,2005年為1.26,5年間生育率下降0.10,再創歷史最低水平。近兩年,雖有所回升,但也不容樂觀。
二、日本少子化的根源
(一)未婚和晚婚比率的上升
少子化產生的直接原因是“未婚”和“晚婚晚育”比率的上升。1975年有9成的30歲以上的男女已經結婚,30-34歲未婚男性為14.3%,女性為7.7%。根據2005年的國勢調查,日本年青人未婚率持續上升,30-34歲未婚男性為47.1%,女性為32.0%,分別比5年前的國勢調查時上升4.8%和6%。而終生未婚率和30年相比是,男性從2.1%(1975年)上升到15.1%(2005年),女性從4.3%(1975年)上升到6.8%(2005年)。前后鮮明的對比可以看出日本未婚化的日趨嚴重。
1975年日本男性平均初婚年齡是27.0歲,女性是24.7歲。2007年日本人的平均初婚年齡男性為30.1歲,女性為28.3歲(男女均比上年上升0.1歲),結婚年齡越來越高說明晚婚化的趨勢更加明顯。在約30年的時間里,男性上升了3.1歲,女性上升了3.6歲。
初婚年齡的推遲形成晚婚化,晚婚化導致婦女生育年齡的推遲。從女性平均生育年齡來看,2007年生產第一胎年齡為29.4歲,和30年前的1975年相比分別晚3.7歲。生育年齡的提高勢必制約生育和生育人數,由此說明晚婚和晚育也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
(二)工作與育兒難以兩全
關于女性工作與育兒的狀況,據日本勞動研究機構2003年的“關于育兒、護理和工作并立的調查”,有30%的女性因為工作和育兒兼顧的環境不完備為由而辭職。在回答“生育前后而辭去工作的理由”時“為了專心做家務和育兒而主動辭職”的占52.0%,因“工作和育兒難以兼顧”為24.2%,因“被解雇和勸告退職”的為5.6%。
而在“工作和育兒難以兼顧的具體理由”中“無法取得育兒休假”的占36.0%,“小孩生病等不得不經常休假”的占32.8%,“幼兒園等的開園時間和工作時間不合”的有32.8%,“無法將孩子送幼兒園等”的有28.8%。這些充分反映日本女性生兒育女和工作難以兩全的現狀,使得很多日本女性不得不選擇晚婚甚至獨身,少生或者不生孩子,以此換取自身社會價值的體現。
特別是在社會育兒支援體系尚不完備、育兒的機會費用上升等情況下,生兒育女與工作的雙重壓力不僅成為阻礙女性自立、影響其個人發展的重要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育兒家庭的經濟收入,導致人們對結婚、生育采取消極態度,出現了女性就業率增加而少子化程度加劇的惡性循環。
(三)男女社會角色分配不均
夫婦在工作和育兒上的時間分配不均也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日本,不僅“男主外、女主內”的固有觀念和傳統性別角色分工依然存在,而且長期以來都有一種“職場比家庭優先”的社會氛圍。根據總務省2007年的“勞動力調查”,不同年齡段的男女一周平均工作時間的比例中,30-39歲男性的工作時間最長約50小時,其中,20%的男性每周工作60小時以上,可以看出處于育兒期的男性長時間工作的狀態。工作優先觀念和過長的勞動時間加上休假困難阻礙了男性在家務和育兒上的時間分配。如果男性無法很好地擔負起身為父親的育兒職責,不僅會影響家庭育兒快樂體驗的獲得,而且也因無法將育兒的喜悅傳遞給子女,對將來子女的生育態度產生影響。
在日本家務勞動和照料孩子依然是由主婦承擔,這樣,身兼家庭主婦和職業婦女兩種角色的妻子勞動負擔必然過重,于是,許多職業婦女結婚后,推遲生育或控制生育子女人數。而且,對于既要撫養子女又要繼續工作的 職業婦女來說,家庭義務和工作責任所帶來的雙重壓力是非常沉重的。
三、日本的少子化對策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呈現出少子化傾向。日本政府和國民開始關注少子化的社會問題是始于1990年的“1.57危機”。自此,面對日益減少的生育率和人口數量,日本政府開始探討和制定一系列的對應政策和措施,統稱為“少子化對策”。
(一)天使計劃和新天使計劃
為了使工作與育兒兩全,創造生兒育女的輕松環境,日本政府于1994年12月制定《關于今后為支援育兒政策的基本方向》[簡稱“天使計劃”(Angel Plan)]。該計劃是日本政府作為少子化對策提出的最初的綜合性政策。1999年12月,在少子化對策推動相關閣僚會議上,制定“少子化對策推進基本方針”。同年同月,根據這個方針的具體實施計劃,日本又共同制定了《關于重點性推動少子化對策具體實施計劃》[簡稱“新天使計劃”(New Angel Plan),執行年度是2000-2004年]。其內容是“天使計劃”的繼續和延伸,制定了除保育服務外,增加了雇用、母子保健、咨詢、教育等方面的內容。
(二)培育下一代支援對策推進法
《新天使計劃》實施兩年后,鑒于有關部門對未來人口的預測,2002年9月厚生勞動省提出《少子化對策+1》,改變原本從支援工作與育兒兩立的觀點,特別是以保育相關為中心的措施,從培育兒童的家庭為出發點,致力于建立由全體社會共同承擔的綜合性措施。之后,為了確保未來10年中地方自治體以及企業建立集中性、計劃性的措施,日本政府又于2003年7月,制定《培育下一代支援對策推進法》,于2005年開始實施。
(三)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和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
出于對未來的憂慮,日本政府開始以法律為依據大力推進育兒支援政策。2003年7月由國會決議制定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同年9月實施。根據這個法律,作為特別機構的內閣府成立了由內閣總理大臣擔任會長、全體閣員為委員的少子化社會對策議會。2004年6月,又制定了少子化對策方針的《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該大綱提出了改變少子化進程的3個視點和4個重點課題以及28條重點實施對策。
(四)兒童和育兒支援計劃
日本政府深刻認識到,快速的少子化現象將對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產生負面影響,故而建構兒童能健康成長并讓人民享受生兒育女喜悅的社會為當務之急。因此,為了強化少子化對策大綱的實施,2004年12月又在少子化社會對策會議上制定了《兒童和育兒支援計劃》。該計劃沿著《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提出的4個重點課題,制定了2005年到2009年的5年間具體的實施內容和目標,約有130個實施項目。體現日本政府在少子化社會對策上的理念正由構筑“培育健康的孩子的社會”向“能夠因生兒育女而感到快樂的社會”轉換,藉此提高日本國民的生育意愿。日本的少子化對策由此得到進一步加強。
(五)新少子化對策
日本自1899(明治32)年開始統計人口動態以來,于2005年第一次出現總人口減少,而且出生人數和總和生育率都是史上最低記錄。面對無法預料的少子化進程,為了全面擴充、強化少子化對策,2006年6月在少子化社會對策會議上政府和執政黨的一致同意制定了《新少子化對策》,提出了應重視進行全社會的意識改革以及站在孩子和家庭的立場上制定對策。至此,日本的少子化對策又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2006年以來,日本的生育率稍有回升,說明日本政府所實施的“少子化對策”略顯成效。
(六)《支援孩子和家庭的日本》重點戰略
面對日益深化的少子老齡化傾向,2007年2月,在少子化社會對策會議上制定了《支援兒童和家庭的日本》重點戰略。開始關注國民關于結婚和生兒育女的理想與現實背離,提出為了改造工作與結婚生子二者擇一的社會結構,必須將“通過工作方式的改革實現工作與生活的調和”和構成其社會基礎的“培育下一代支援框架”的政策同時并行措施。為了實現工作與生活的調和,2007年7月成立了由內閣官房長官為議長、由相關閣僚、經濟界、勞動界、地方代表等構成的推進工作與生活官民高層議會,12月制定了《工作與生活調和》和《為了推進工作與生活調和的行動指針》。至此,日本的少子化對策從一貫以女性為中心的“支援工作與育兒兼顧”為主軸轉向如車之兩輪同時平行實施的“推進工作與生活調和”和“全面支援培育下一代”。十多年來,日本確實出臺了一系列的少子化對策,但其實施后所取得的效果卻甚微,原因在于其一系列的對策并未針對問題的實質,僅能“治標”,不能“治本”。
四、解決當代日本少子化問題探究
1990年以來,日本為解決人口減少、少子化現象等社會問題制定了一系列對策,但實際效果并不佳。日本少子化問題的解決寄望于日本社會體制和相關法規方面的改革,當務之急必須解決“勞動方式的改革和工作與育兒兩全”和“加強育兒方面的社會支援與合作”兩大主要課題。
政府制定的政策應該直面少子化問題的嚴重性。應該正視國民理想與現實的背離,對現行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為國民營造有信心、有勇氣培育下一代的社會環境。
企業可提供具有靈活性和公正性的機制以便雙親在工作和撫育子女上的時間分配,消除父親直接撫育孩子的障礙。通過增加雇傭人數縮短勞動時間,創造彈性化的工作環境,建立確實可行的家長育兒休假制度、再就業制度等彈性化的雇傭制度,讓女性安心生兒育女,讓男性也有時間、有精力、有意愿參與養育子女。
社區應積極為本地區的市民提供實際可行的輕松的育兒環境,提供高質量的兒童托育設施和服務,設置育兒教育和咨詢機構,為育兒排憂解難。在家庭中,長輩必須共同承擔照顧女性生育,身為丈夫在獲取育兒休假時應參與家務勞動。這樣,既可解除年輕夫妻在育兒上的不安以及保育所、幼兒園數量的不足和托育時間的限制,又可全家享受天倫之樂。
第5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關鍵詞：人口問題 人口戰略目標 人口調節機制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區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方式。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達地區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第6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區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方式。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達地區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第7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關鍵詞：人口問題人口戰略目標人口調節機制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第8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這幾年明顯感覺入園的孩子越來越少。現在是中班的孩子比大班的少，小班的孩子比中班的少。不光我們一家幼兒園，鎮里其他幼兒園都是這個情況。”上述幼兒園園長王女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王園長幼兒園孩子數量的遞減只是全國少兒人口逐步減少的一個縮影。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的少兒人口從數量到占總人口的比重都在持續下降。在公眾不察覺間，中國早已進入少子化時代。
嚴重少子化
少子化這個詞來源于日語，最直白的意思就是孩子太少而且越來越少。3年前，日本人口學者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吸引了公眾的注意力。他們制作了一個“兒童人口鐘”，在互聯網上，以倒計時方式提醒公眾日本距“只剩最后一名兒童”還有多長時間。根據他們的預測，到3011年5月，日本將沒有兒童。
日本人很認真地在敲響警鐘，但許多中國人也許只會認為這是危言聳聽――1000年還遠著呢！中國可沒有這個危險，咱們人多啊，13億多人，世界第一呢！實際情況如何呢？
根據人口統計學標準，一個社會0～14歲人口占比15%～18%為“嚴重少子化”，15%以內為“超少子化”。目前日本的少兒人口比重約為13%，處于“超少子化”階段。而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國2010年0～14歲人口總量為2.2億，占總人口的16.6%，已經處于嚴重少子化水平。
這種變化從歷史來看更加觸目驚心。根據統計數據，中國0～14歲人口比重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到現在一路下滑：1964年為40.7%，1982年為33.6%，1990年為27.7%，2000年為22.9%，到2010年已經降為16.6%。
從絕對數量看，1980年后出生人口為2.28億，1990年后出生人口為1.75億，而2000年后人口只有1.46億。20年時間內，出生人口減少了36%。
除了人口普查和抽查的數據之外，還有一些數據同樣可以提供中國孩子在減少的證據。從教育部的在校生統計數據看，從1998年開始，小學在校生開始減少。從2004年，初中生人數逐年減少。減少幅度從數十萬到四五百萬不等。
從招生情況看，小學招生人數從1997年的2500萬減少至2014年的1658萬，初中招生人數也從最高峰時每年招生2263萬人，下降至去年的1448萬人。
根據六普數據的推算可以看出，未來問題會遠比現在更嚴重。在未來10年，中國23～28歲的生育旺盛期女性的數量將萎縮44.3%，如果生育率沒有明顯提升，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降至10%以下，比“超少子化”水平還要低一大截。
負增長預警
許多人有這樣的觀點，認為中國人口很多，而且還在不斷地增加，人口負增長可能永遠不會出現，即使出現也應該在遙遠的將來。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巨大的誤區。
人口學者何亞福解釋說，中國生育率如此低但人口還在增長的原因是人口慣性。雖然孩子數量越來越少，但依然高于老人，等到60后開始老去，中國出生人口將遠少于死亡人口，總人口萎縮的速度在人類歷史上將是空前的。中國少兒人口數量逐年減少，正是人口負增長的一個先兆。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訂本》按高、中、低三種生育率方案對中國人口增長率所做的預測，按照中方案，中國人口將在2026年轉入負增長，此后負增長的速度越來越快，直到2060年才穩定下來。而按照低方案，中國人口在2017年達到13.6億的峰值后迅速下降。而《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的學者普遍認為，中國人口萎縮的具體時間取決于人口政策和生育率的變化，但基本可以肯定在聯合國的中方案和低方案之間。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者顧寶昌判斷，中國人口負增長的大勢已定，21世紀中國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人口負增長造成的風險。
說到負增長帶來的負面后果，日本是個最典型的例子。日本人口老化嚴重，在2005年就已經出現人口負增長。與此同時，日本經濟出現長達二十多年的萎靡不振。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長期低生育率導致的人口高齡化、少子化正是日本經濟長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年輕人越少，社會越會趨于保守，創新能力和經濟活力都會大大下降。
少兒人口是未來的消費主力和勞動力。少子化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未來內需不振以及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據統計，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從2011年開始出現凈減少。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養老保險的繳納者數量減少，而養老保險的領取者卻在增加，養老壓力將會空前巨大。同時，勞動力減少也將倒逼經濟結構轉型，對未來社會的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產生影響。
人口學者梁建章、黃文政撰文表示，少子化導致的人口老化和萎縮會給經濟發展帶來長期的負面影響。人口減少會導致消費與需求同步萎縮，經濟失去動力和活力，匹配效率下降，最終導致人均GDP的相對下降。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教授通過研究不同國家的人口趨勢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后認為，低生育導致的人口陷阱是中國經濟下行的首要根源。
誰愿意多生娃
中國嚴重少子化的現實背后，是不斷走低的總和生育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間平均生育子女數）。根據歷次人口普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低到非常危險的水平。
本報采訪發現，1.4左右的總和生育率基本上是絕大多數人口學者認可的。按照中國人口2.2的世代更替水平，1.4的超低生育率意味著每隔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數將萎縮36%，兩代人就萎縮60%。
聽起來挺恐怖，但少子化的狀況并非不可以改變。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既然孩子少，那就努力多生，提高總和生育率就可以提高少兒人口比重。
但是要多生娃并沒有說起來那么容易。首先在中國，傳統“重數量，輕結構”的人口觀念還沒有改變，生育政策還只調整到單獨二孩，全面二孩政策雖然已經在加快推進，但至今沒有看到實質行動。
其次，即使政策改變，也未必如有些人想象的，政策一旦放開，大家就都生二孩了。中國社科院人口學者鄭真真曾參與2006～2010年江蘇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的五年追蹤調查，結果發現符合生二孩政策的，最終只有30%左右的人真的生育了二孩。
人口生產有其特有的慣性，要人為改變它非常難。一個普遍現象是，把生育率降下來不容易，把已經降下來的生育率再提升上去更加不容易。日本在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57之后，開始重視鼓勵生育。不僅在內閣設立了少子化擔當大臣來專門應對少子化危機，還采取了多種獎勵生育的措施，但是效果始終不佳。韓國為了提高生育率，甚至在兒童節打出公益廣告，“你能給孩子最棒的兒童節禮物是弟弟妹妹”。
廣告再溫情，也抵不住部分群體生育意愿低下的冷淡。在中國城市，人們已經把一孩當成正常的默認狀態，往往需要強烈的理由才會去生育第二個孩子。
根據北京大學人口學者郭志剛的研究，除了政策因素之外，人口城鎮化和推遲生育也是壓低總和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機構對生育意愿所做的調查表明，養育成本過高、女性職場壓力等多種因素都影響民眾的整體生育意愿。
城鎮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生育推遲是現代生活方式的伴生物。這兩者都非人力可以改變。可以改變的是生育政策、養育方式以及整個社會對生育的觀念。在嚴重少子化、超低生育率的今天，再對生育政策進行調整已十分必要。而從建設健康的生育文化、歸正扭曲的生育觀入手，著力構建一個孩子友好型的社會也已經非常急迫。
第9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
〔實例1〕某調查報告稱，某村2001年出生嬰兒10人，其中男嬰6人，女嬰4人，出生性別比高達150，嚴重失調。
〔實例2〕某鄉給某村下達人口計劃，其中一項指標是計劃生育率，要求當年的計劃生育率不低于95%，而該村一般每年出生不足20人。
〔實例3]某地計生委根據群眾舉報，查出某縣一個超生5胎的情況，據此稱該縣超生問題嚴重。
〔實例4〕某縣總人口不足50萬人，近年來在孕婦中推廣服用“福施福”。上級要求檢查服用“福施福”后，人口缺陷發生率是否逐年下降。還有不少地方把孕產婦死亡率是否逐年下降當作生殖健康服務工作的考核內容。
這幾個例子所出現的問題都是以個案或少量發生的情況，說明一個地方宏觀的情況。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所分析的對象（人口）或事例具有群體性，這個群體是由每個個體的人或事件集合而成。每個個體是否發現這種現象是偶然的，作為表現群體規律的統計數據，只有當群體具有相當的規模后才有意義。群體的規模太小，盡管對每個個體的統計是準確的，指標的計算也是正確的，但計算結果并不能客觀地反映群體的規律。
如實例1，一個村的出生人數僅為10人，計算的出生性別比要么是100（“絕對平衡”），要么就是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實例2中計劃生育率受出生總數的影響，要么計生率正好100%，只要有一個計劃外出生，計劃生育率就低于95%。例4涉及的出生缺陷發生率或孕產婦死亡率一般統計時均以10萬作為分母，對于一個縣，每年出生幾千人或1萬多人，即使按照出生缺陷、孕產婦死亡發生的平均水平，每年也只有幾例，偶然性很大，在統計數據上很難表現為逐年下降。至于例3，以一個特例說明全縣的情況，更是欠妥。各種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教材上并未說明各項統計指標適用的人群至少要達到多少，但一般說來這些統計指標絕大部分不能用于分析規模在幾百人到一千多人的村級情況，許多指標在縣、鄉級使用也不太合適。多年來各級是通過報表收集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數據。報表由上級制發，基層單位按統一的口徑填報每個項目，然后逐級匯總、上報。這樣以來，上、下級的報表式樣相同，只是數量大小有差別，于是，上級單位計算哪些指標，下級單位“照葫蘆畫瓢”計算相同指標。特別是實行人口與計劃生育目標管理責任制后，各項工作任務和責任要逐級分解、落實，相應地，工作指標也被層層分解，上一級控制的指標（如出生率、計劃生育率）也被一直套用到基層單位。在這種情況下，群體性的要求很容易被忽視。
2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
〔實例5〕1995年8月，在全國上半年人口形勢分析會上，某省計生委分析本省當年上半年二孩出生數量比上一年同期減少的原因時稱，由于自當年起全省廣泛推行“三結合”，許多群眾為了發家致富，主動退出二孩指標，于是二孩出生明顯減少。筆者的同事立即對此理由提出了置疑：既然是主動退出二孩指標導致二孩出生減少，那么原來應在1995年上半年生育二孩的婦女至少在1994年上半年就應退出二孩指標，而那時候，該省并未開展計劃生育“三結合”；至于1995年上半年開展“三結合”后退出的二孩指標，其二孩出生減少的效果應在1996年以后才能表現出來。群眾退出二孩指標與二孩出生數量的減少在時間上出現了“矛盾”。
〔實例6〕許多文章分析婦女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的孩子越少。
這兩個例子說明分析人口出生數量的變化應考慮人口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人口首先是生物意義上的人口，具有自然屬性，同時，人口生活、存在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中，具有社會屬性。人口現象的發生既受自然屬性的影響，也受社會屬性的影響。從根本上說，社會屬性對人口現象的影響和制約是有條件的、間接的。而自然屬性的影響和制約是無條件的、直接的。社會屬性的影響和制約常常要通過自然屬性來實現。在分析人口現象的時候，首先要解釋人口的自然屬性，然后再解釋社會屬性。就實例5而言，從婦女退出二孩指標到二孩出生減少，至少間隔10個月，即婦女的懷孕期，無論推行“三結合”力度多大，婦女10個月的懷孕期不能縮短。退指標的發生與出生數的減少在時間上不“同步”，至少要“滯后”一年。也就是說，1995年上半年因開展“三結合”婦女退出二孩生育指標不會影響這個時期的二孩出生數量。關于實例6，一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屬于社會屬性，婦女受教育水平提高，的確會影響其生育行為。然而，影響生育的自然因素，直接因素是避孕節育行為，具體地說，影響生育的生物因素包括推遲結婚（不發生）、采取避孕措施和流產（終止妊娠）。婦女文化程度影響到上述生物因素發生變化（如文化程度高，能夠更好地掌握避孕知識，可以提高避孕的有效性，減少懷孕的可能），并通過上述因素影響生育孩子的數量。直接講文化程度與孩子數量的關系，未免有些牽強。
3定量與定性
〔實例7〕各地每年都要分析當年的人口形勢，將當年的數據與上一年的數據進行對比。許多分析報告在列舉了對比數據后得出結論：“今年的工作比上一年有明顯的進步，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上了一個新臺階”。但如果我們仔細察看各項指標的數量，發現變化并不大，如計劃生育率由88.5%上升到89%，出生率由15.4‰下降為14.9‰（這其中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也能導致出生率下降），多孩出生由165人減少為149人，多孩率由2.2%下降為2%等等。根據這些數據的變化，得出的定性結論應當是：“工作穩步發展，人口增長保持平穩的態勢”。人口和計劃生育的統計分析主要是指對數據的分析，并由“定量”的描述引申到定性的判斷。如果忽視定性的分析，那么，所謂定量分析不過是數量變化的文字描述而已。把握好定性分析的關鍵在于，定性分析應以定量分析為基礎，即“定量”在前，“定性”在后。那種先“定性”，再計算數量變化的做法，違背了“定量”與“定性”的基本規律。這樣進行的定量分析，只是給定性的結論加一些數量的點綴。
4模糊和精確
〔實例8〕某地區的一份材料稱，根據20年來每年總和生育率的變化，推算本地區20年來少生了1831275人。
〔實例9〕某縣計生委利用農村趕集日人口比較集中的機會，出動服務車，設置咨詢臺，向群眾宣傳計劃生育知識，提供咨詢服務。縣計生委的匯報材料稱，“一個月來在集日上接受宣傳、咨詢的群眾累計達到127328人次”。
乍一看，實例8和實例9中的人數和人次數的統計和計算十分認真仔細，數字如此精確，令人欽佩。但轉念一想，不免生疑：實例8中利用總和生育率計算少生人口，需要以年齡別生育率與分年齡婦女人數相乘計算出生人數，一般來看，每個年齡組的計算結果都不會是整數，只好四舍五入。每一年若干個年齡組累計下來，個位數已經含糊不清了。再把20年的少生人數累計起來，怎么可能精確到個位數呢？況且20年間，該地區的人口并非處于“封閉狀態”，各年齡組人數因為人口遷移而變化，也會影響到計算少生的數量。至于實例9，在一個開放的、人們頻繁走動的集市上，如何判定哪個人接受了宣傳，哪個人接受了咨詢，并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即使有標準，實際操作中也很難把握，因此，根本沒有可能逐人統計。實例8、實例9中看似精確的數據令人感到滑稽，倒不如模糊一些，說“20年大約少生了18萬人”，“一個月在集市上接受了計劃生育宣傳、咨詢服務的人次達10余萬”，或許有幾分可信。從某種意義上講，人口和計劃生育所涉及的是宏觀層面的事情，與此相應的統計數據所反映的是大致的狀態或趨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做到精確。許多同志在應用統計方法時，往往注意的是方法本身的定義和計算過程，而對計算中數據的來源不了解。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屬于社會經濟統計范疇，很多數據是通過抽樣調查獲得，允許有一定的誤差；即使是全面的調查（如人口普查、全局報表），在實施過程中，也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干擾或影響，存在著調查誤差，這是無法完全避免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數據存在一定的誤差，這是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的特點之一。新晨
5原因與結果
〔實例10〕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人口出生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提高多少個百分點”的說法。這種說法的依據是利用相關分析法對全國各省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均GDP的數量變化進行計算，得出二者之間的函數關系式和相關系數。把人口出生率作為自變量，看自變量的單位變化影響因變量（人均GDP）變化的數量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