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時期的經濟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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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商周時期的經濟政策范文

學和行本來是有機聯著的，學了必須要想，想通了就要行，要在行的當中才能看出自己是否真正學到了手。否則讀書雖多，只是成為一座死書庫。下面給大家分享一些關于高中知識要點歷史，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古代中國經濟的基本結構與特點1、發達的古代農業(一)早期農業生產的出現

1、中國是世界農業起源地之一，距今一萬年左右農業開始起源，距今七八千年時原始農業已相當發達，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和粟的國家。

原始農業的主要耕作方法是刀耕火種。

2、商周時期出現了青銅農具，但使用并不普遍，農業生產仍以石器、木器、骨器為主;

人們已懂得了開溝排水、漚制綠肥、除草培土和治蟲滅害等技術;西周時后世的主要農作物基本具備;家庭飼養業也得到發展;人們也由經常遷徙走向定居生活。

(二)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

1、耕作方式的發展：

自春秋戰國至明清時期，鐵犁牛耕成為中國傳統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

春秋戰國時期鐵犁牛耕逐漸推廣;西漢趙過推廣兩人三牛的耦犁，并出現犁壁;東漢出現直轅犁;隋唐時期出現曲轅犁，并增加了犁箭、犁評。

2、耕作技術的進步：

①耕作方法：春秋戰國出現壟作法，西漢趙過推廣"代田法"。

②耕作技術：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旱地形成耕耙耱技術;南方水田也采用耕耙技術。

③耕作制度：漢代基本上以一年一熟為主;宋代推廣水旱輪作的稻麥復種制;明清時期，北方黃河流域形成了兩年三熟制和三年四熟制;南方長江流域發展多種形式的一年兩熟制;閩江和珠江流域一些地區形成一年三熟制。

3、水利設施的完善：

著名的水利工程有戰國時期的都江堰、漢朝的漕渠、白渠和龍首渠等;人們還創造和改進了灌溉工具，曹魏時馬鈞改制翻車用于灌溉;唐朝時創造了筒車;宋朝出現了利用水力的高轉筒車;明清時出現風力水車。

(三)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

1、商周時期，土地歸國家所有，勞動者在田間集體耕作。

春秋戰國時期，鐵農具的出現和牛耕的逐漸推廣，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封建土地私有制確立，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逐步形成。

2、小農經濟的特點：分散性;

封閉性;落后性;脆弱性。

3、小農經濟的地位：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在中國封建經濟中始終占主導地位;

小農經濟又是兩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它是封建王朝財政收入、徭役兵役的主要來源，它的興衰關系到封建經濟的繁榮和封建政權的安危;它長期的牢固存在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緩慢和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重要原因。

4、對小農經濟的評價：

小農經濟下的農業處境有了明顯的改善，擁有一定的土地、農具和牲畜等生產資料，勞動產品除繳納賦稅外可供自己支配，因此他們具有很高的生產積極性。他們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術、精耕細作，在較長時期內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經濟的進步和國家的統一。但隨著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小農經濟狹小的生產規模和簡單的性別分工，很難擴大在生產、很難提高生產技術，這就日益阻礙了社會分工和社會交換，從而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持續發展。到了近代小農經濟越來越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它成為了阻礙近代中國發展的重要因素。

2、古代手工業的進步(一)素稱發達的官營手工業

1、官營手工業由政府直接經營，進行集中的大作坊生產。

它憑借國家權力，征調優秀工匠，使用上等原料，生產不計成本，產品大多精美。

①商周時代，青銅鑄造進入繁榮時期，展示出輝煌燦爛的青銅文明。②西周晚期中國已有鐵器，人工冶鐵屬于春秋時期，戰國時期掌握了鑄造生鐵技術，發明鑄鐵柔化技術和多管鼓風技術，東漢杜詩發明水力鼓風冶鐵工具--水排，北宋時普遍使用煤作冶鐵燃料，南宋開始使用焦炭冶鐵。③春秋晚期掌握了煉鋼的方法和淬火技術，西漢掌握了炒鋼技術，"百煉鋼"在西漢出現，南北朝有灌鋼法。

2、絲織業：世界上最早養蠶繅絲織綢的國家;

商代室內養蠶很普遍，并出現了織機;西周絲織技術突飛猛進，出現斜紋提花織物;戰國時出現多種絲織品;西漢在長安設東西織室，發明了提花機;唐代絲織技術進一步提高，并吸收了波斯等國的技藝;宋代絲織品種類繁多，織錦吸收了花鳥畫中的寫實風格;明清時期，絲織業的發展進入鼎盛時期，明代中后期，絲織業最早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3、商代已燒紙出原始瓷器;

東漢燒出成熟的青瓷，北朝燒出成熟的白瓷;唐朝形成南青北白兩大制瓷系統;宋代是我國制瓷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元代燒出了著名的清華和釉里紅，我國進入彩瓷生產時期;明清時期，青花瓷、彩瓷、琺瑯彩爭奇斗艷;江西景德鎮是著名的瓷都。

(二)艱難經營的民間手工業

1、元朝時，民間棉紡能手黃道婆推廣先進的棉紡織技術，棉紡織品產量增多，改變了絲、麻、棉的紡織品比例。

明中葉以后，紡織、制瓷、礦冶等行業中，民營手工業甚至超過官營手工業，占據全社會手工業生產的主導地位。

中國古代手工業享譽世界

2、西漢開始，中國絲綢遠銷亞洲、歐洲，為中國獲得"絲國"的譽稱。

唐朝起，中國瓷器大量輸出國外。

(三)資本主義萌芽

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一些地區、一些生產部門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其標志就是手工業工場。除蘇州的絲織業外，在江南的棉布襪制造業、榨油業、礦冶業中也出現了類似的資本主義萌芽。清代資本主義萌芽繼續緩慢發展：手工工場的規模擴大了，分工更細密了;出現的手工業部門和地區增多了。

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稀疏地出現在個別地區、個別生產部門，多為分散的手工工場，發展速度又相當緩慢。微弱的資本主義萌芽始終未能發展到工場手工業階段，其力量還遠遠不足以分解封建生產方式，在全國范圍內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仍占據主要地位。

3、古代商業的發展(一)重農抑商下的古代商業

1、先秦時期：古代商業活動興起于商代，商朝的移民為了維持生計，進行商品交易，周人稱其職業為在"商人";

春秋戰國時期，官府控制商業的局面被打破，城市商業繁榮，商人社會地位提高，各地出現了許多擁有雄厚資產的大商人。

2、秦漢時期：商業初步發展。

國家的統一和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推動了商業的發展，但由于重農抑商政策的推行，商業艱難發展。商人經商受到地點、時間的限制，商業總體水平發展不高。

3、隋唐時期：商業進一步發展。

由于農業的發展、手工業的進步，特別是大運河的開通促進商品流通的范圍擴大。都市和鄉村貿易發展起來;柜坊和飛錢相繼問世。

4、宋元時期：商業空前繁榮。

農業和手工業的高度發展，政府逐漸放松了對商品交易的限制，水陸交通便利，促進了兩宋商業的繁榮，出現了紙幣"交子"。商稅成為政府的重要財源。元代交通發達促使商業繼續繁榮。

5、明清時期：商業繼續繁榮。

農副產品大量進入市場成為商品，貨幣的作用越來越大，出現了地域性的商人群體，叫做"商幫"。實力最強的是徽商和晉商。

(二)市的變遷和城市的發展

1、宋朝以前，縣治以上的城市，一般都在特定的位置設市，市四周有圍墻，與民居嚴格分開。

官府設市令或市長，對市場交易進行嚴格的管理。

2、宋朝時，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市分散在城中，城郊和鄉村的"草市"也更加普遍。

經營時間限制也被打破，早市、夜市晝夜相接，交易活動也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監管。

3、絲綢之路的開通、大運河的開鑿、經濟中心的逐漸南移等，也催生了一批城市的興起和繁榮。

揚州、成都 成為當時最繁榮的大都會。

(三)官府控制下的對外貿易

1、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發展概況

西漢：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對外貿易逐漸發展起來，主要商品是絲綢。

唐朝：廣州成為重要的外貿港口，政府設立市舶使，專管對外貿易。

兩宋：為增加財政收入積極發展海外貿易，海外貿易稅收甚至成為南宋國庫的重要財源。

元朝：主要的港口有泉州、廣州和慶元(寧波)，泉州是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

明清：對外貿易萎縮。明清兩朝實行"海禁"和"閉關鎖國"政策。

2、中國古代官方貿易的特點及目的

官府控制下的中國古代對外貿易，朝貢貿易即通過朝貢和賞賜完成交易占有重要地位。特點是"厚往薄來""倍償其價"。目的是在政治上宣揚國威，而不是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

4、古代的經濟政策(一)土地制度的演變

1、土地制度的演變歷程

(1)原始社會--氏族公社公有制

(2)奴隸社會--井田制。夏、商、西周時期，一切土地屬于國家。國王把土地層層分封，受封者世代享用，但不得轉讓與買賣;同時要向國王交納貢賦。那時的耕地，成方成塊，形同井字，被稱為"井田"這種土地國有制度被稱為"井田制"。實質上是一種名義上國有而實際上是各級奴隸主私有的土地制度。

(3)春秋時期--到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后進行變法。秦國的商鞅變法，廢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4)封建社會--以私有制為主體多種土地制度所有制并存。封建社會有四種土地所有制;①土地國有制：國家政權直接掌握的土地，由國家經營，主要用于封賞和對農民授田。代表性的土地制度就是均田制，即封建國家把控制的土地分給農民使用。②地主土地私有制：封建地主占有全國大部分土地，并利用政治經濟特權，大量兼并農民土地。③小農土地私有制：廣大農民占有很少土地。④君主土地私有制：君主直接掌握的一部分土地，其收入主要用于君主開支。

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地主土地私有制為主體，它在封建社會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

2、土地兼并

①概念：指地主官僚貴族通過各種手段兼并農民土地甚至國有土地，使封建國家、農民控制的土地數量急劇減少，土地逐漸集中到地主手中。其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土地私人所有，土地可以買賣和轉讓。土地兼并既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封建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

②土地兼并產生的影響：在政治上導致國家財政收入減少，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導致社會矛盾尖銳;豪強地主勢力的增強影響中央集權。

經濟上造成農民普遍貧困，使之無力購買手工業品，影響了手工業擴大再生產，抑制了手工業的發展，從長遠來看，它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

③面對土地高度集中，歷朝政府都采取措施抑制兼并，以維護小農經濟，鞏固統治。北魏至唐朝前期，政府實行均田制。制定官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額，限制土地買賣。明朝政府丈量全國土地，按照人丁和田畝的多寡收取賦稅。

④封建政府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不能成功的原因：土地兼并的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規定土地私有，并可以自由買賣的轉讓;土地是封建社會的主要財富和各種財富的最終歸宿;封建政府是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不可能真正抑制土地兼并。

(二)"重農抑商"

1、目的：經濟目的是保障農業生產，維護封建政權的經濟基礎--自然經濟，確保賦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

政治目的是加強對人們的控制、鞏固封建統治;根本目的是維護封建統治。

2、演變過程：

①為保障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禁止農民棄農經商，商鞅首倡"重農抑商"。

影響：保障了農業生產和小農經濟，有利于鞏固封建土地所有制，促進封建經濟的發展;保證賦役的征派和地租征收，鞏固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統治。

②西漢初年，社會經過長期戰亂，經濟凋敝，富商大賈乘機囤積居奇，操縱物價。漢武帝推行一系列經濟政策，鹽鐵官營，加強對工商業的管理、對工商業征收重稅，這些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因商人非法牟利對恢復發展社會經濟的阻礙;打擊富商大賈也有利于鞏固中央集權、維護國家統一。

③明清時期，工商業空前興盛，但封建政府依然固守重農抑商政策。明清兩代繼續實行專賣制度，壟斷鹽、茶等重要商品的經營，而對民營商業，不斷加征商稅，破壞工商業的正當經營，以致影響到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三)"海禁"與"閉關鎖國"

1、明太祖時期，實行"海禁"，禁止官民私自下海，對外貿易只能在官方主持下進行。

2、清初，為了對付東南沿海的抗清斗爭，政府厲行"海禁"。

第2篇：商周時期的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 先秦法家；法制思想；封建專制；現代意義；法理思考

一、先秦法家的歷史與概念界定

（一）法家的概念認識

時致今天，什么是法家，很難一概而論，我認為法家所代表的應該是一種思想流派，廣義上來說，我們可以把運用法家思想統治政權和運用法家思想治理國家的人物統稱為法家。法家是一種服務于君權政治的治國學說。而我們在這篇文章中主要分析探索的問題是狹義上的法家思想，也就是指先秦時代的法家人物及思想。

（二）先秦法家的定義

先秦法家是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產生的一個重要思想學派。經歷了從春秋時期的管仲，子產的萌芽時期，到戰國前期李悝，吳起，商鞅等的發展成熟時期，其間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是法家思想的三個重要方向。最后由戰國末期韓非的整理完善并集所大成，幾百年間以通過“明刑尚法，重視農戰，加強君主專制”，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要求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的政治實踐家與思想家，史稱之為法家。由于他們都生活和活動在秦之前的春秋戰國時期。所以稱他們為先秦法家。在這一時期，他們構筑了法家思想體系，并通過實踐來不斷的完善法家理論。最后通過韓非這位對中國法家影響最大的思想家，把法家思想推向了頂峰。

二、先秦法家的人物與基本思想概述

（一）管仲的基本思想

管仲作為法家思想的先驅最早明確提出了人性的“趨利避害”和“土地經濟”發展對國家的重要性，他對法家的影響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人性唯利說，二是對土地生產的重視。他認為人的共同點是趨利避害，人性不過是一種利益關系。在土地方面他也最早提出“與民分貨"就是說按照田地的不同規定產量,地主抽一部分，剩余收獲的部分歸農民自己所有。這樣就大大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從經濟上比較徹底地廢除了“井田制”，更有利于國家的資本積累。他把土地看作是國之根本。從這點上商鞅的農戰說，李悝、吳起的重視生產，損有余而補不足，獎勵耕作都是受到管仲的影響。

（二）商鞅的基本思想

商鞅變法的理論基礎，有兩點：一是歷史進化論，二是人性本惡論。以商鞅來看，夏商周三代君主根據各自情況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法成就大業。春秋五霸也不是墨守成規才能成就霸業的，想成功的君主就必須是根據時代的不同采用自己的方法才能成就一番事業的，所以改變古老的制度是無可厚非的。這也是商鞅推行變法政策的理論依據。而他制定政策時，推動他的就是他對人性惡的認識。總體來講，商鞅認為自利是人的本性，他不承認孔孟的仁義禮治，他對農民的重視，重農獎勵農耕的政策就是基于這一點上。他根據“人性自利”制訂經濟政策，以重農獎戰為手段達到他的目的，商鞅所想的只有農戰，他的嚴明法治，提倡以殘暴的法制來控制人民也是建立在他如此的理論上。

（三）韓非的基本思想

韓非是支持性惡論的。他認為,人看到有利可圖的事就會去爭,無利的事人們是不會為它付出的。任何的關系都是有利益所圖的。韓非的人性惡是比前面管仲、商鞅還要徹底。法家學說的功利思想是不可能和法家人物本身的性格脫離的。從管仲商鞅到韓非，他們都無一例外的要求君主通過戰爭，通過加強君權來實現國家的強大。法家指明把自己和君權捆綁在一起，其本質就是要君主接受他們思想,而君一旦接受了他們的理論，就要重用其人，言下之意不言其表。既然法家認為人性本惡，那么法家人物通過權術來得到地位，財富等個人價值的實現也無可厚非。重用其思想后,法家是不許其他思想在國家內流行的，他們要讓這個國家從上到下思想上高度保持一致，“焚書坑儒”就是法家控制思想的進一步體現。

三、先秦法家理論對中國封建法制影響

在韓非死后的幾十年里，隨著秦王朝的滅亡，不言而喻是法家理想的破滅，而法家對秦滅亡所要負責原因有兩個：一是嚴酷過頭的律法制度，法家只靠強權刑法使人民被迫服從。結果弄的民不聊生。其二，法家思想在其理論體系內對國家的主要支持力量的無視，而這也是儒家而后成功的一個重要方面。一個國家，一個王朝要想長久統治就必須有支持自己的階級力量，由于法家制度是為除君服務，他們所重視的農民也只不過是可利用的目標罷了。先秦法家法制學說的出現還是對中國封建社會起著非常深遠的影響。秦亡后不久，以儒法為根本，眾多思想開始合流，至董仲舒中國封建社會才完成了思想上的整合，雖然它表面上稱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背后卻是法與儒的合流，而理論對現實制度就象儒法一樣對立統一，他指導現實制度同時也根據對現實制度不足進行改善和發展對現實制度的影響有正有負。正是他們的融合才奠定了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法制。

我們從今天可以看出，法家的學說是極其適用與亂世的。伴隨著亂世的出現，法家法制學說就會被重新拿起，成為國家統一的工具。這正是因為先秦法家都生活在一個戰亂頻繁的時代，法家法制又是一種極其務實的政治學說，不像其他諸家只重理論而輕實踐。法家法制是一代代法家人物通過實踐―發展―理論―再實踐的流程發展而來的。對春秋戰國“禮崩樂壞”“法制松弛”社會戰亂不停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而這正是為什么亂世用法的根本。而法家也是促進國家統一，停止社會動亂的有效利器。

四、先秦法家思想的現代價值與法理思考

今天我們來看法家，他們之法并非今日之法。現代法制是民主法制，以保障社會利益和人民權利為目的，而中國法家是集權法制，為確保君權專制而設立的，是一種統治的手段。在現代法高于一切，社會由法而治，法家之法是為君主服務，法在君之下任何人之上，所以法是君主個人意志的體現，追求的是用嚴明殘酷的法制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今日之法是社會意志的體現，任何人對法而言都是平等的，無人在法之上，用今天的眼光看法家不過是人治的另一種說法。和儒家相比，儒家思想在加強君主專制的前提下還是有考慮到人民的一面，而法家法制只有維護君主的一面，但并不是講法家思想就沒有和我們現今法理所一致的東西，如不避親疏，不分貴賤，一斷于法，這個是我們祖先智慧的認識，只不過是在當時法家人物必須要有一個能從根本上推動國家法制建設的人物，而君王正是法家推行其制度的最合適最容易的一個工具，他們雖然有適合于當時的法律制度，但是并沒有從哲學上社會道德上講清這個社會，并沒有認清楚對整個國家，民眾，大夫，君主之間的輕重。只是從君本位到推行法制。但這些具體的法制指導卻是和現代法理不謀而和的，我們今天依法治國，建立法制社會不就是追求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嗎？而這個法律不就是法家法制制度的那個君嗎？從這點可以看出，它是中國制度無法消除的精神指導。在完成本土社會主義法制的過程中，系統的去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先秦法家法制是特別重要的。而研究理解以先秦法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也是改造發展我國現代社會主義制度的第一步，從而使我國社會主義本土法制建設更加適應中國，更加適應建設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1]鄭良樹.商鞅評傳[M].1998年12月版.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第3篇：商周時期的經濟政策范文

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我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家庭經營”既是政策制定者對現狀的描述和長期堅持的政策方向，也是學術討論所默認的起點。但是土地承包、家庭經營并不一定意味著農民是從事農業經營的個體業主，尤其是在發生了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工商資本下鄉以及農業產業化等重大變化的今天，自主經營的小農家庭是否還是基本的農業經營單位?農民是否還是原來意義上的農民?最關鍵的問題是，農民的經濟身份是更接近個體經營業主還是雇傭工人?

這一問題的提出并非空穴來風，地方的農業經濟政策界和實業界素來習慣將初級農產品供應區比作“第一車間”，近年來隨著“工商資本下鄉”，決策者也察覺到了“農民從業主蛻變為雇工”的趨勢。①但是本文的主要分析對象不是農業產業化、工商資本下鄉進程中出現的“公司+農戶”或是“反租倒包”等較明顯的農民雇工化模式。本文集中探討的是自以來一直廣泛存在的小農家庭經營、各級批發零售商收購銷售的農業經濟模式。與“公司+農戶”和“反租倒包”比起來，這種模式下農民的身份更模糊，也更值得研究。

本文討論“中間商+農戶”的出發點是，僅從生產領域來看，農民完全是個體經營者：自己投資，自己組織生產(必要時甚至雇傭勞動)，勞動產品歸自己所有(直到出售出去)，經營風險自己承擔，土地、生產資料歸自己支配。但是要收回前期的貨幣投入，取得勞動、資產收益，則要取決于整個商品周轉過程。在生產領域中潛在待實現的資產收益，與農民的個體業主身份一道，有可能在流通領域中喪失。

本文主要從兩個維度考察“中間商+農民”的農業經濟模式下農民的半無產化，一是資產收益的獲取能力，二是農民與資本的關系。其他指標如農民對土地、生產資料和勞動過程的自主支配程度是不言自明的，這種生產環節的自主性也是掩蓋農民雇工身份的主要原因。

二、適用范圍的界定

“中間商+農戶”這種生產關系囊括了大部分的一般糧棉油、蔬菜、水果、水產生產者和一小部分肉類養殖者、農副產品生產者。

這里的“中間商”是個很寬泛的概念，指的是在農產品的農戶生產與居民消費之間必須經過中間環節，以逐利為目的的市場參與主體。具體來說，既包括各級批發、零售商販，也包括既參與流通又參與加工的工商企業，還包括靠收取攤位費、管理費來分割商業利潤的各類市場經營者，以及收取過路費的公路經營者。僅為交易提供服務，既不涉及資金周轉，也無商業利潤的農村經紀人不稱其為“中間商”。在本文前面的分析中，我們暫且使用這一概念，在后面我們會討論這一概念包含的復雜內涵，從而可以看出本文分析的實質是商業資本與農民的關系。

我國的農產品在流通中大多要經由農產品批發市場周轉。2007年，經由農產品批發市場流通的農產品產值超過總量的70%，而大城市周邊這一比例更是高達80%。不同的產品種類在流通渠道上也有區別。在大城市周邊，近80%的蔬菜、水果和水產是通過“采購—批發市場—零售農貿市場”的渠道銷售的，余下的通過“公司+農戶”的方式流通，終端零售商一般是超市，中間流通環節較少。肉類與菜果類有很大不同，在養殖和消費中間有加工的環節，故有70%的肉類流通渠道是“養殖生產者—屠宰加工企業—批發配送—銷地市場—零售店、農貿市場等”，購買者主要是城鎮居民;也有30%左右的肉類是通過農產品批發市場或農貿市場等流通的，這部分的消費者多數是進城務工者。由于牲畜飼養成本高，加工企業規模大，往往采取“公司+農戶”或是“公司+基地+農戶”的模式。糧食、棉花、油料作物也涉及加工環節，但是由于和肉類的生產方式有很大區別，“中間商+農戶”之外的渠道較少見，一般的流通方式是“收購—批發—加工—批發”，在生產與流通環節的交界處，仍然是“中間商+農戶”的制度。③

總之，這種生產關系囊括了相當大一部分的種植業經營以及一部分養殖業，無疑對農民收入有重要影響。

三、農民的資產收益衡量

(一)宏觀數據

農民家庭作為基本經營單位，憑借其掌握的土地經營承包權，可以像擁有門市的個體業主一樣獲得資產收益。自我雇傭的小農農戶的資產收益可以通過出售產品所得總收入減去生產資料投入、固定資產折舊以及家庭用工折價來衡量。在極端的情況下，這一資產收益可能為零甚或負值。在對農民最有利的情況下，最終消費者付出的消費價格就是農民得到的收購價格，這時農民占有全部可能的收益。當然，這個理想情況沒有考慮到農產品供求失衡導致的價格波動以及流通環節發生的成本。下面從農產品流通各環節收益分配的角度來考察農民的資產收益狀況。

關于農產品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素來有“兩頭叫，中間笑”的說法。雖然農民收入連年增長，但主要是由于外出務工收入的增加，農業經營始終無法有力帶動農民增收。④2009年全年城鄉居民食品消費達到3.97萬億元，農村居民的農業經營總收入為2.56萬億元，食品加工行業利潤為0.22萬億元，粗略估算，中間流通環節的收益為1.19萬億元，占食品消費額的30%。⑤從具體的案例中可以看出，這30%并不僅是運輸、加工和中介服務的費用，還包括純商業利潤。據調查，大連的蔬菜市場上，所調查的幾種蔬菜零售價都高出農戶收購價的一倍以上，而運輸、包裝等成本只占最終零售價的27%，余下的全部是純商業利潤。⑥再以福建古田的銀耳流通為例，除掉運輸費、包裝費、經紀人費等流通成本后，批發環節每公斤可獲利6.99元，零售環節每公斤可獲利7.66元，這部分完全是商業利潤。

(二)來自案例的數據

而從微觀案例考察得出的結果給出了一個更清晰的利益分配描述，如表1所示(表中的農民收入扣除了家庭用工折價)。⑧

表中數據囊括了多種情況。小麥、水稻、玉米的獲利比例由于國家收儲機制，會比較穩定，對農民收入影響更大的是生產資料的價格，而不是作物的價格。表中也給出了很多經濟作物的案例，同一作物品種在同一時期，壽光農民所得高于大連郊區農民，因為壽光有更活躍的農產品市場，有更多的收購商。海南到北京由于距離遠、信息不暢，加上反季節因素，中間商能夠買低賣高，獲得巨大的利差，而農民與此無緣，所以獲利占比要更低。

表中一些數據顯示的農民獲利占比要高于前面宏觀數據所顯示的比例，部分原因在于這些報告在計算中間商利潤的時候剔除了過路費、超市進場費、攤位費等，把這些當做中間商的成本，所以導致農民獲利占比略高。

另外，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農民與中間商的資金周轉速度相差很大，農民的生產周期往往是幾個月，而中間商的銷售周期短則兩三天，長也不過半月，由此計算出的單位時間的利潤率的差別就更大了。這表現為數量較少的中間商分割大額利潤，而人數眾多的農民獲得少量利潤。以大連蔬菜市場為例，考慮資金周轉時間之后，單位時間的成本利潤率農民為19.7%，批發商為192.9%，零售商為147.5%;再如甘肅小米生產加工，農民的生產周期是120天，收購商、代銷商周轉周期是3天，加工企業是15天，零售商是30天，由此得出周平均收益率分別為農民0.9%，收購商8.4%，企業31.8%，零售商1.56%。農民辛苦勞作數月所獲不及中間商幾天轉手所得。在江西早秈稻的案例中，一戶糧農3個月的生產凈收入為729元，而大米商單靠轉手一戶糧農的稻米即可獲純利715元，而一個中間商絕不會只收購一戶糧農的稻米。

總之，城市居民面臨著較高的食品價格的同時，農民卻沒有獲得高額的利潤，本可以為農民所獲取的資產報酬卻被龐大的中間環節所截取，而且這種情況有惡化的趨勢。

這一量的描述并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意在揭示這一量的現象背后的質性原因。下面我們來深入考察中間商與農戶的關系。

四、農民與中間商的關系

(一)流通、生產與壟斷

《小農—企業家主導的農業組織模式：天星村葡萄業技術與市場演化》一書詳細記錄了一個村莊葡萄種植經營的情況，對于理解流通領域的重要性很有幫助。天星村的農民不僅僅從事葡萄種植，在流通領域也獲得了自主權，是一個成功的不借助中間商而自行組織生產流通的案例。⑨從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出依靠中間商與不依靠中間商之間的巨大區別，無疑農民自己掌握產品的流通才能使其恢復個體業主的身份，獲得資產收益。而其他的材料則說明，在由他人控制而農民無權置喙的領域中，農民的利益是怎樣喪失的。

書中的如下事實為壟斷勢力對產地收購價的影響提供了一個完美的“對照試驗”。最初天星村的葡萄由一個荊門商販販賣到武漢，葡萄的好品質引起了武漢當地商販的注意，通過跟蹤運貨車的方式“追查”到了源頭天星村，于是武漢商販蜂擁而至，收購商的壟斷勢力被打破，葡萄的產地收購價從1.3元/斤漲到1.55元/斤。⑩

2006年后，天星村到武漢的銷售渠道發生了變化，村民以小組為單位，成立了販銷組織，與武漢商販合伙經營販運，純利潤五五分成。本地葡萄種植戶掌握了流通的渠道，獲得了巨大的效益。

天星村的葡萄生產者大多也是葡萄商販……天星村本地的葡萄商販源于販賣葡萄的純收入往往只是種植葡萄純收入的20%左右……絕大多數兼營葡萄販運的農戶宣稱，其販運葡萄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賺取差價，而在于使自己的葡萄有一定的定價權……由于葡萄種植戶對本地市場更為熟悉，并且能組織相當大一部分貨源，因而得以掌握相當大的定價權。(11)

農民對流通環節的這種控制幾乎實現了前面提到的理想化的情況：農民的銷售價等于消費者的終端消費價，農民獲取全部的利潤。武漢市場和天星村的產地收購價高度趨同，甚至一度出現產地批發價和武漢銷售價格同為1.8元/斤的情況。

可資比較的是天星葡萄的宜昌市場。天星村銷往宜昌的葡萄流通環節不由農民控制，20余個本地商販形成了壟斷勢力，與宜昌市場上的壟斷團伙聯合壟斷了天星村葡萄在宜昌的銷售。由此葡萄在宜昌的售價為3.2元/斤，(12)遠高于在武漢的售價。這使得一度是天星村葡萄重要銷路的宜昌市場萎縮了。

交易場所的壟斷盈利經營也會對農民不利。在上面提到的大連蔬菜的案例中，市場攤位費占了批發環節總費用的46%，是最大的一部分。中國的批發市場公益性很弱，全國4300多家農產品批發市場都是盈利的。

批發市場的各種雜費和罰款名目繁多，進場費也在

--------- 不斷漲價，但是除了被收錢，他們得不到任何信息服務……趙爾烈所在的八里橋市場是一家國企，他毫不諱言地說，“我們也是掙錢第一，我每年都有任務指標，必須完成，而且每年納稅1000多萬元，這些都是從場租費和進場費中來的，必然也會傳導到菜價中。”(13)

由此觀之，“賣難買貴”不奇怪。我國現有大型產地(含產銷結合)型市場2631個，占農產品批發市場總數的72.9%。(14)若每個市場都能納稅1000萬元，那么總的年盈利的數量級將達到千億級，這部分都是從中間環節利潤中分得的。高額的市場管理費用，在產地市場無疑會體現為高額的成本向農民的傳導，使其喪失部分收益。市場準入的壟斷性降低了農民的相對地位。

市場的人為分割導致了競爭的不充分，進而也導致了分散的農民地位相對低下。我們也可以看出頻繁見諸報端的“城管毆打驅趕小販”一類事件背后的利益驅動了。

市區內對三輪農用車的限制使東瓦窯市場成為合林蔬菜基地蔬菜銷售的唯一選擇。根據合林基地一瓜農描述：八月份質量上乘的黃瓜在超市的收購價在1.3元/斤左右，但由于市區限制農用三輪車行駛并且超市一次收購量不如東瓦窯菜市場，無奈優質黃瓜只能以0.7元/斤的價格在東瓦窯菜市場銷售。(15)

(二)資產專用性與壟斷勢力

很多時候，農民只能選擇生產已有銷路的產品，而生產這一產品的資產可能具有專用性，即一旦投入，就只能用于生產該種產品，這會陷農民于被動的境地。奶農面臨的就是這種情況。奶牛飼養成本高昂，而且除了擠奶別無他用，一旦被拒絕收購，那么只能自己承受虧損。據農業部調研組的調查，黑龍江奶農承擔整個生產鏈條中53.7%的成本，利潤只占1/3。(16)2010年飼料的價格上漲了近50%，都由奶農承擔。在市場波動時，由于奶牛不能抵押貸款，奶農扛不住高昂的養殖成本，紛紛忍痛殺牛，蒙受巨大損失，“小農戶、大市場”中蘊含的市場風險都是由資產高度專用的奶農來承擔。(17)

三聚氰胺事件后企業向奶農轉嫁成本的例子也很能說明問題。據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調研報告，當地企業常常拖欠奶款，牛奶收購價完全由企業決定，拒收也時有發生，調查的24戶奶農中有一半表示企業有壓低價格、拖欠和拒收的行為。農戶只是廉價產品的提供者，在河北的11家企業中，有利潤返還的只有3家。(18)

高度的資產專用性是壟斷勢力的催化劑。雀巢公司在黑龍江的收購點在收購過程中，通過不合理的規定，每桶奶的計價比實際都要少1公斤，當地的奶農無奈地表示“已經習慣了”，而公司背后還有地方政府的保駕護航，奶農只能把奶賣給雀巢公司。(19)

(三)非市場壟斷手段

比較極端的壟斷勢力往往被稱為“菜霸”、“肉霸”、“棉霸”，借助非市場手段維持壟斷勢力。表2總結了部分近些年被媒體公開報道的案例，其中很多案例甚至涉及爭利導致的命案。(20)由此可見，作為具有壟斷勢力的中間商，“菜霸”一方面打壓其他上下游的小批發零售商，一方面直接人為分割市場，阻礙自由競爭。這一現象出現在全國各地各個行業的市場上，而蔬菜市場最為嚴重。

這些銷地市場的壟斷勢力也常常不是靠市場手段維持的：

9月初，棉花剛剛上市，地方黑惡勢力就控制了大同湖的棉花市場。他們網羅了二三十個“小混混”，把守了大同湖與外界聯系的各個主要出口，開著小車、摩托日夜巡邏，防止棉農“擅自”將棉花運出。他們強行低價收購棉花，對棉農肆意盤剝。(21)

在違背市場秩序的經濟壟斷與違反法律的暴力壟斷之間很難劃出清晰的界限。中間商的高度分散性及農產品收購販賣的低門檻使得很多時候壟斷價格只有靠非市場手段來維持。

五、農業產業化的影響

進入21世紀之后，我國密集出臺了農業產業化政策，80年軔于沿海地區的“產加銷一條龍，貿工農一體化”逐漸為政策所肯定。龍頭企業帶動，或稱“公司+農戶”的模式，是農業產業化的重要形式，這一模式最早由泰國正大集團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引入中國，用于肉雞飼養產業的組織。最初公司自辦養雞場，但是達到一定規模后疾病導致的損失過大，且規模效益不明顯。公司管理人員發現把飼養環節分散到農戶能提高效益，于是采取了這種“公司+農戶”的模式。隨后這一模式在養殖業內得到了普遍的推廣。(22)截至2009年，各類龍頭企業的原料農產品供應多數來自訂單收購的產區基地，而不是依靠企業自建自營的生產基地，前者涉及土地面積是后者的6倍。(23)與龍頭企業發生訂單收購關系的農戶達4668.4萬戶。(24)

從這一模式的發展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公司+農戶”實際上是把全產業鏈的農業企業的生產環節從企業中分出去，用產品收購關系代替勞動關系，從而轉嫁了公司承擔的風險。如果公司與農戶的關系僅限于訂單收購，那么這與“中間商+農戶”是基本相同的，是規范化的“中間商+農戶”模式，更多的強調了企業與農戶的風險共擔，政府介入也更深。

同樣是收購關系，與純粹的中間商收購相區別的是，這種模式一開始就試圖在公司和農戶之間建立穩定的收購關系，以保障加工企業的原材料供應。這種加工企業與中間商相比，對生產環節的介入深了一層。企業固定向農民出售雞苗、飼料，提供技術指導，訂立收購合同，收購價隨市場價格浮動。但是這種訂單關系非常不穩定，違約率較高，市場波動使得雙方都有打破穩定收購關系的沖動。其中雙方會以不同的方式應對對方的違約，農民往往聚集起來向基層政府施壓，迫使其出面斡旋，因為若公司拒收，農民辛苦勞作卻一無所獲，地方政府出于民生和維穩的考量有介入的可能。(25)而公司方面為應對農民違約，一般會采取經濟手段，因為畢竟農民不是公司的雇工，他們的產品所有權也不在企業，即使農民“擅自”把產品賣給出價更高的其他中間商，企業從法律角度也無可奈何。除采用稍高于市場價的保護收購價之外，公司還會采取收取“隱性押金”的手段，比如在出售雞苗、飼料和疫苗時，以高于市價的價格出售，養成后再以同樣價差的高價收購回來，“高進高出”;若農民以市場價賣給其他人，就相當于放棄了購買雞苗時隱含在價格中的押金。公司之所以有向農民出售雞苗的專權，一方面固然在于公司在當地的壟斷勢力，另一方面也在于農民對一份穩定收入的渴求。(26)由此觀之，主動權掌握在公司一方的手中。比如在云南雀巢公司的案例中，保山市政府試圖說服公司提高給農民的收購保護價，但是區域競爭使得雀巢公司立即轉向普洱縣下訂單了;云南的另外一個案例表明，若是市價低于保護價，企業可以簡單地通過提高提供給農民的原材料價格來彌補機會成本。(27)

對產品質量的要求使得公司產生了進一步介入生產的動力。比如一些出口企業或瞄準國內高端市場的農業企業，僅采取訂單收購和一般的技術指導是不夠的，放任農民自行生產的產品往往達不到要求的標準，于是新的產業模式應運而生：“公司+基地”，即公司通過出資對土地進行大額的基礎設施投資，或為農戶貸款投資提供擔保，然后將農民集中到這個區域內從事農業生產，有專門的管理人員和技術指導人員，若是禽畜養殖業，則按照養殖量支付計件工資，(28)種植業按月支付工資，(29)或者更直接，按照農民的勞動天數，“算工分”支付工資。(30)這時農民的雇工身份就變得更清晰了：公司進行大額投資，生產集中在一定區域，有專人進行管理，市場風險由公司承擔，農民獲取工資收入，所得產品歸公司所有。有些地區還發展出更復雜的產品所有權設計，比如云南的保山大紅坡亞熱帶經濟作物開發有限公司，為了激勵農民生產，設置了生產定額，定額內的收成公司與農戶分成，之外的全歸農民，而農民若將產品擅自帶回家或者出售，則會被視為偷竊行為，這是在中間商收購模式下無法想象的。(31)若把產品所有權當做衡量半無產化程度的指標，這更說明了半無產化的漸進性和連續性。

從“中間商+農戶”到“公司+農戶”，再到“公司+基地”(或是“反租倒包”)，資本與農民的關系一步步從收購關系過渡到雇傭關系，農民原來僅體現在流通領域中的從屬性也一步步地擴散到了生產領域。公司是否選擇介入生產領域，取決于其對產品的生產技術和質量是否有更高的要求，或取決于是否需要穩定的原料供應。農業產業化中一個重大的但是相關探討很少的問題是，現有的農業產業化實踐是把農民像雇工一樣組織起來，還是像個體業主一樣組織起來?不同的組織形式有著完全不同的經濟含義和結果。

六、結論

半無產化并不是說農民收入水平低下，而是從生產關系的角度，認為農民雖然在生產領域是自主的，擁有獲得資產收益的權利，但是這一權利能否實現卻取決于流通領域。而權利無法完全實現的原因是，農民在收購市場上面臨著憑借市場手段或非市場手段維持的壟斷勢力，在生產環節中所具有的自主性在流通領域中喪失了。生產和流通環節的高度分離不僅導致了理論界所說的“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同時也為農民半從屬于商業資本提供了可能性，導致了農民的半無產化。

另一方面，隨著農業產業化的推進，高端農產品消費市場的擴展使得一些農業企業產生了變革制度的傾向，導致了“公司+農戶”、“公司+基地”模式的產生。作為中間過渡形式，這清楚地展示了隨著資本對生產領域介入程度的不同，農民的半無產化程度不同。

這樣我們就找到了小農經濟在高度市場化的經濟體中廣泛而穩定存在的原因：廣大小農不僅具有小資產者的身份，還具有無產者的一面，經營破產的小農就像自帶生產資料土地的農業工人一樣，還會以家庭經營的方式存續下去。“中間商+農戶”模式下，農民也有成為雇工的可能性，而且這種可能性往往會成為現實，雖然不是穩定地從屬于某個企業，但卻是不穩定地半從屬于各個商業資本。

對于中間流通環節還有必要做出細致的區分，中間商中既有倒買倒賣蔬菜維持生計的小商小販，也有大蔬菜商，還包括各種規模的龍頭企業。參與分配中間環節商業利潤的還有公路、市場運營商。壟斷經營的公路與市場共同參與分割商業資本的商業利潤，帶來了抬高終端銷售價和壓低起點收購價的壓力。為改善生產條件而進行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市場建設固然需要大量的投入，但是要通過抽取農業剩余的方式來收回成本必將給農民和消費者帶來過大的負擔。對此，我國現已出臺了相關政策，減免農產品市場的攤位費，開辟運輸綠色通道減免過路費等，其長遠效果還有待觀察。

在流通方面，我國出臺了“雙百市場工程”(百家大型批發市場系統和百家大型流通企業系統)等一系列政策。在生產領域，決策者的思路是“大力發展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加強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32)配合一直以來都在推進的農業產業化，但是鮮有旨在發揮農民組織在流通中的主動性的政策。要使農業成為農民增收的引擎，不能就生產論生產，或就流通論流通，而是需要協調各個方面的政策，改善市場環境，增強農民在流通領域中的地位，比如強調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在流通領域中發揮的作用，而不是簡單地僅推進生產合作社發展，或是單純地完善農產品流通體系。

注釋：

①陳錫文：《工商資本下鄉后農民從業主蛻變成雇工》，載《東方早報》2010年8月8日。

②商業資本是指剝離掉商品運輸、搬運、包裝、加工、銷售中介服務等流通環節發生的具有現實價值的物質與勞務投入之后，中間商或其掌握的貨幣資本所執行的功能：通過買低賣高進行的自我增殖，并在均衡時各商業資本獲得平均利潤率。從下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扣除一切中間的物質勞務成本之后，商業資本或中間商總能獲得一定數額的利潤，用人力資本理論解釋也好，說成是“企業家精神”的要素貢獻也好，或是商業資本的壟斷利潤也好，總之這一差額貨幣量是客觀存在的。換句話說，在執行實際的商品流通職能、提供社會服務之外，商業資本具有自我增殖的能力，不管這種能力的來源是什么。本文所討論話題中隱含的關系即是這種“純粹”的商業資本與農民的關系。實際上這一純粹商業資本在現實中表現得越來越明顯。《中國農產品流通發展報告》顯示，我國農產品運輸總值中的70%通過第三方物流實現，商 業資本日益擺脫了這部分就其本質來說非必要的職能。對于純粹的商業資本來說，包裝、運輸、擺攤販賣只不過是為了實現自我增殖而“不得不進行的討厭事”。

③商務部流通產業促進中心：《中國農產品流通發展報告(上)》，載《中國流通經濟》2009年第1期。

④陳錫文：《去年農民收入增長最主要因素是工資增加》，中國網，

⑤數據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2010》，計算方法是用農村人均家庭經營收入乘以當年農業總人口，得到農民出售農產品總收入;用城鄉居民人均食品消費額乘以當年總人口，扣除食品加工業產值，得到消費者為農產品支付的總價格。由于沒有扣除凈出口總額、棉花等非食用作物總額，出售農產品總收入會比實際偏低。

⑥孫俠、張闖：《我國農產品流通的成本構成與利益分配：基于大連蔬菜流通的案例研究》，載《農業經濟問題》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