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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11(03)-0013-06
一、引言
比較經濟學在很長的時期內沒有把文化作為一個重要的分析變量,即使是哈耶克在爭論社會主義問題時,也主要是研究市場經濟的普適規律,而非各個國家的文化背景。科爾奈等重點研究特殊制度背景下生產、投資、消費等方面的問題(如前蘇聯計劃經濟下的預算軟約束和隱性通貨膨脹),沒有對不同國家的文化進行比較,也沒有運用文化解釋不同經濟制度的成因和績效。
事實上,經濟學早期的大師們非常重視文化的影響,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就已經體現了這一思想。約翰?穆勒也認為,文化有時候比追逐個人利益更重要,馬克思則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思想說明文化的來源。但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統治的時代,文化基本是上被排除在經濟學家的視野之外。即使在新制度經濟學家那里,文化也沒有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在比較經濟學界,文化也很少被看作一個重要的變量,這是由當時經濟學界普遍的觀念所決定的。
文化被經濟學家冷落,卻在社會學家那里得到了足夠的重視。馬克斯?韋伯把文化視為社會結構和經濟績效的重要解釋變量,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論述了新教精神的淵源,剖析了新教在促進16-18世紀的企業家開拓創新、勤奮節儉方面所發揮的重大作用。本菲爾德認為,文化是解釋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意大利南部之所以不發達,就是因為意大利南方人狹隘的自利主義文化,只關心自己和自己小圈子的利益。本菲爾德和帕特南進一步建立了社會資本理論,認為經歷過中世紀歐洲自治城市生活和市民社會的國家積累了社會資本,而社會資本在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蘭迪斯(Landes)把文化和信念、價值觀等聯系起來,并認為信念、價值觀影響了經濟績效,雖然他列舉的文化要素只有工作努力程度、寬容程度、誠實守信等內容,但他把信念、價值觀作為文化影響經濟績效的傳導途徑的思想,對施萊佛(Shleifer)、津加萊斯等研究文化的比較經濟學家產生了重要影響。文化研究的一類重要內容是不同文化的比較研究,這方面最典型的成果是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和美國的個人自由主義文化進行對比,揭示了日本帝國快速崛起而后走向滅亡的文化動因。文化比較研究強調不同文化的特點和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對經濟、政治體制的塑造作用,這種思路及其研究結果對比較經濟學家產生了重大影響。
比較經濟學一度相信,造成國家和西方國家經濟績效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經濟體制差異,而比較經濟學家并沒有深究經濟體制的由來。劇變以后,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引進了市場經濟體制,但經濟績效不但沒有上升,反而急劇下滑。轉軌國家的不同發展狀況以及各個國家在政治經濟體制和經濟績效方面的差異,已經不能僅僅用市場機制或計劃機制來解釋,而需要引入更多要素,文化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相對于其他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而言,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的穩定性。人們被動地從父母、社群等處獲得文化的熏陶,一般會接受自小獲得的文化并把文化傳承給下一代。任何經濟體制和政治制度都植根于文化之中,同樣的機制打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烙印。因此,對于經濟體制,文化基本是穩定不變的,經濟體制或政治制度在短期內只能被動地適應文化,被文化所塑造和改造。
一部分學者將文化納入比較經濟學的視野中來,形成了比較經濟學的“文化學派”。文化學派的研究有兩種進路,一種進路以羅斯菲爾德為代表,另一種以津加萊斯、基爾索等為代表。羅斯菲爾德對比較經濟學特別是前蘇聯的經濟有深入研究,他認為文化是被社會大眾接受的行為模式,他對主要經濟體的政治經濟狀況進行比較,引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理論(如本尼迪克特等關于日本文化的學說),崇尚基于歷史和統計資料的具體分析而非數理或計量模型。我們可以把這種進路稱為“歷史研究”,津加萊斯等認為文化是一種代際傳承的信念或價值觀。相對于羅斯菲爾德而言,基爾索、津加萊斯更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接受,他們構建了一個文化影響經濟績效的簡明模型,依據跨國調查的數據,選擇變量,進行實證研究,我們可以稱這種進路為“實證研究”。
本文在這里首先將闡述“歷史研究”和“實證研究”的主要學術思想,然后對比兩種研究進路的特點,并作評論,最后本文指出比較經濟學文化研究的發展方向。
二、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的“歷史研究”
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歷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羅斯菲爾德。羅斯菲爾德首先定義了文化,他認為文化是被社群贊賞的經久持續的態度和行為方式,這種態度或行為方式會塑造公共政策和法令,為法律提供基礎,但又超越現時的公共政策和法令,因此具有先驗性和超越性。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是通過它對制度的塑造和對經濟活動方式的調整來實現的。文化影響了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與一個國家融合的程度,文化也扭曲了很多政治經濟體制,使得這些體制按照文化的偏好(或某些集團的偏好)來運作,文化還保持了低效率制度的穩定,使得“較差的體系并不必然被優勢體系掃地出門”。
羅斯菲爾德指出,人們都希望規則有利于自己的特殊利益,這種自私傾向使得文化有了作用,文化是和道德、政治活動混合在一起發揮作用的。有的文化遏制人們過分追求特殊利益的行為,卻鼓勵人們追求正當利益的行為,而有些文化則限制個人追求財富、擁有財富的行為。羅斯菲爾德進一步發展出文化的復雜系統觀,他認為文化是道德、政治和社會價值的混合體,文化包含著很多要素,這些要素經常被放在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社群主義等概念中,而實際上每個國家的文化都是各種要素的復雜混合物,不能簡單地貼上“集體主義”之類的標簽。羅斯菲爾德關于文化的這種看法,使得他不是抽象出文化的有限概念來演繹文化對經濟體制和經濟績效的影響,而是具體而細微地探索每一個經濟體中文化的具體影響機制。
羅斯菲爾德認為,現實經濟體的一個根本性特征是它對待個人在黃金定律(即個體公平競爭中互不侵害的原則)約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態度。如果一個經濟體能鼓勵人們無限制地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追求過程中所受到的約束都是來自于競爭自發產生的規范(即“自我規范”)而非其他力量,那么這個經濟體就是最高經濟效率的普適性經濟體,羅
斯菲爾德稱之為A類體系。但是,現實的主要經濟體都不是A類體系,而是基于自身獨特文化的不完美體系,羅斯菲爾德稱它們為B類體系。B類體系的最主要特征是個體行為受獨特文化的規范,文化會限制黃金定律發揮作用,或者取代黃金定律來規范個人行為,對個人逐利施加更多的限制。文化會限制自由競爭、鼓勵社會優先考慮一些目標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惜犧牲其他目標和其他人的利益。這樣,經濟體的參與人為實現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不斷地扭曲競爭體系,這就導致權力發揮作用。文化規范下的經濟體會出現壟斷、尋租等現象,政府也不再是完全中立的而是有偏向性的。
現實的經濟體系全是B類體系,在文化和權力的規范下,各個經濟體實際上都不是最有效率的,而只是各自的文化和有權者更偏好的經濟體。文化和權力集團扭曲市場規律(主要是供求法則和凱恩斯法則)的程度,決定了各個受文化規范的經濟體的經濟績效和發展潛力。羅斯菲爾德為了比較各經濟體的相對優劣,選擇了A類體系作為完全競爭性質的標桿。A類體系具有最高的績效,而B類體系的文化規范則修改了A類體系下企業和市場的運作規則,改變了A類體系下的組織模式(A類體系下企業的組織模式是完全競爭廠商),也改變了供求定律或凱恩斯宏觀經濟規律背后的組織和個人行為,從而導致市場機制發生扭曲,產生了不同的經濟績效。這些經濟體的經濟績效和A類體系相對比,就可以在統一的框架下確定各種文化規范經濟體的運行特征和相對績效。
羅斯菲爾德比較了五個經濟體(美國、西歐、中國、俄羅斯和日本)的運行模式、優缺點以及發展潛力。研究發現,這五種經濟體中,最具發展潛力的還是美國,中國也會有一段高速發展的時期,而歐陸和日本能否走出停滯、中國和俄國能否解決轉型中的問題,都還是未知數。在轉型理論方面,羅斯菲爾德認為,俄國由于威權主義的持續影響,還遠未轉型成“正常國家”,中國的漸進式轉型要優于俄國的休克療法。因為各國都是文化規范型的經濟體,而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很多偶然事件和歷史都具有重要性,經濟系統也不能簡化成某種原則,一個制度則很少能和其他制度完全配合。羅斯菲爾德認為,“每一個經濟體都是傳統的”,因此轉型開始時人們不會知道最佳路徑是什么,也不清楚前進的方向,轉型需要有耐心的制度實驗,需要從干中學。
總的來看,羅斯菲爾德建立了一個基于文化的比較經濟學理論框架,這個體系以個人規范的經濟體為最有效率的標桿,而把現實中的各種經濟體視為受文化規范的經濟體。文化影響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政治活動的理念、目標與方式,再通過經濟政治活動(特別是涉及到改變平等競爭權力方面的活動)影響消費品市場供求、勞動力市場均衡、投資決策以及利率、貨幣和對外貿易等宏觀經濟要素。在此基礎上,文化影響了一個經濟體的運行特征和經濟績效。這樣,羅斯菲爾德就完成了文化對經濟體制影響的完整解釋。
三、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的“實證研究”
主流經濟學近年來的領軍人物如施萊佛、津加萊斯等也在研究比較經濟體制和文化。基爾索、撒皮恩扎和津加萊斯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一個研究文化和經濟績效的框架。文化被定義為一種可代際傳承的信念與價值觀。文化影響了人們的信念和偏好,導致了不同的行為傾向,故而不同信念和偏好的人們在處理經濟事務時會有不同的選擇,從而導致經濟績效的差異。因此,文化實際上并不是直接影響經濟績效,而是以信念和偏好的改變作為中介來間接影響經濟績效的。總結起來,“實證研究”的理論范式就是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經濟績效。
依據上述范式,基爾索等開展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實證研究首先要獲取數據,然后要選取適用于計量方法的可量化變量。由于文化和經濟績效存在互相影響的關系,所以實證研究必須挑選不受經濟波動和制度變更等短期因素影響的文化變量。基爾索等把文化局限在宗教和地域這兩個因素上,這兩個因素不隨短期經濟績效和經濟體制影響,也較容易在問卷調查中量化。在文化影響經濟績效的傳導機制方面,基爾索等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信任方面。這是因為信任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已經被大量學者證實,信任行為和信任偏好已得到了行為經濟學和博弈論的廣泛研究。經濟績效則用具體的經濟行為或人們對經濟事務的態度來衡量,包括公民自主創業的積極性、國家的儲蓄額、進口總額和對外直接投資數量等。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經濟績效范式也就變成了宗教一地域一信任一經濟行為范式。
基爾索等首先進行了關于文化和經濟活動態度的實證研究。文化的變量是宗教,而宗教影響經濟活動的主要途徑是經濟活動的態度,它們包括合作意愿(Cooperation)、對待政府的態度、對婦女工作的態度、合法性規則(Legal Rules)、勤儉(Thfifti-ness)以及對市場經濟的看法。程度采用種類、是否自小就處于宗教環境中、是否經常去教堂或參加宗教活動等來衡量。結果表明,有的人更信任別人,也更信任政府,更遵守法律規范,無神論者正好相反。有的人總體上更支持勤儉持家,更支持市場經濟,認同市場經濟是公平的,個人應該承擔責任。除印度教以外,各種宗教中,越是從小在宗教氛圍里成長,對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新教比天主教更傾向于信任他人。除佛教以外,其他程度都和寬容程度正相關,伊斯蘭教和印度教尤其不寬容,但它們比天主教和新教更傾向于信任政府。天主教、新教和印度教都傾向于私有產權,伊斯蘭教比較不喜歡私有產權。新教顯著傾向于用公平換激勵,只有天主教顯著主張應該教育孩子們勤儉持家,除佛教外所有宗教都認為人們是懶惰的、缺乏意志力。宗教教條的改變也促進了信徒經濟態度的變遷,以天主教梵二會議(1962)為轉折點的實證分析發現,出生在梵二會議以后的人更信任他人,更寬容,更尊重婦女權益,但卻更反對私有產權和市場競爭。
基爾索等首次按間接影響的范式研究了文化和經濟績效的關系。這些研究完全遵循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經濟績效的范式,是分段進行的,首先考察文化對信念或偏好的影響,再考察信念與偏好對經濟績效的影響,從而證實文化對經濟績效的間接作用。文化主要選用宗教和地域為代表,信念和偏好用信任和節儉的意愿作為代表,經濟績效主要用人們自主創業的積極性、國家儲蓄以及再分配意愿為代表,實證數據主要來自對美國公民的社會調查。結果發現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信仰對信任有正向影響,歐洲國家移民的信任程度更高。具有較高信任程度的人更傾向于自主創業,勤儉持家的偏好對國家儲蓄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基督教信徒和白人、亞裔都更反感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基爾索等進一步論述了文化差異對經濟績效(主要是國際貿易和FDI)的間接影響,樣本來自歐洲國家。基爾索等先考察了歐洲國家國民之間的相互信任程度,繼而考察了信任對進出口貿易和FDI
的影響。在影響信任程度的因素方面,基爾索等考慮了相同程度、地理距離、對該國的了解程度(用一國報紙上關于該國的新聞的多少來衡量)、語言是否來自同一古代語言、法律根源和類型是否相同、兩國歷史上是否交戰、兩國人長相是否類似(主要是頭發的顏色)、兩國人基因上是否接近等因素。結果發現,和法律淵源接近、語言出自同一語系的國家相互之間更信任,而歷史上發生過戰爭的國家之間較不信任,長相和基因接近也對信任程度有正向的影響。兩國相互信任程度越高,貿易額和直接投資力度也越高。
基爾索等還研究了文化對人力資源稟賦的影響。2008年他們在《科學》(Science)上,利用問卷調查的數據考察男女經濟平等程度、文化和男女知識水平(主要是數學水平和閱讀水平)差距之間的關系。在他們的研究中,男女經濟平等程度用世界經濟論壇性別差距指數(World economic forum gender gap index)來衡量,該指數越高女性的經濟社會地位越高。文化則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問題是:“當工作機會有限時,你認為男性應該比女性更有資格獲得工作嗎?”婦女活躍程度用參加工作的適齡婦女勞動力數量,還有一個指標是婦女政治參與度,也來自世界經濟論壇的調查指數。研究結果表明,在男女更平等的社會里,男女在數學能力上的差距顯著縮小。在男女比較平等的社會里,女性不僅在數學能力上,而且在閱讀能力上都有提高。當然,男性的數學分數仍然高于女性,但這種差距在男女更平等的社會不再明顯而且和GGI指數無關。
上述四個方面是近年來基爾索等關于文化和經濟績效關系的主要實證研究。從研究的結果看,文化對經濟活動態度有直接影響,對經濟績效有間接影響,間接影響的傳導機制則是偏好和信念,具體來說則是信任和經濟生活態度。實際上,基爾索等只是考察了、地域因素或社會資本對經濟績效的影響,總體上看基督教信仰更有利于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發達國家的文化氛圍也更利于經濟增長。
四、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的主要特點與評價
羅斯菲爾德的“歷史研究”無論是在基本范疇、研究范式和結論方面,都具有鮮明的特點。在基本范疇方面,個人規范、文化規范的概念是羅斯菲爾德框架所獨有的,也是這個框架中最重要的。個人規范和文化規范的區別,突出了經濟活動中的一個重要事實,即個人活動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毫無拘束地追求個人利益,而他必然要受到社會規范、法律等方面的制約,這種制約的來源和性質決定了個人活動的范圍和結果,也決定了經濟體系整體結果。
從這兩種研究方式的基本范疇中,我們可以發現,歷史研究沒有對人性做出基本假設,沒有引入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等概念,也沒有建立一些可以作為演繹推理基礎的抽象概念,其范疇都來自于對現實的概括和洞察,都是對現實活動的基本內容的描述。歷史研究范式沒有演繹推理,更沒有數理模型。羅斯菲爾德的理論并不是一個包含有限要素、既定邏輯和可證偽的假設的體系,而是關于文化對經濟影響的機制描述或者說思想實驗。在對比研究經濟體的運行特征和經濟績效時,歷史研究是用大量的統計數據和實際資料,對經濟體的各個維度逐項進行描述、分析和對比。
基爾索和津加萊斯等的實證研究則和主流西方經濟學的范式保持一致。他們提出的文化對經濟績效影響的線性傳導機制非常容易形式化,雖然基爾索等還沒有建立一個數理模型,但他們完全可以做到。在確定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傳導機制以后,基爾索等人提出了可證偽的假設,并進行實證研究。由于文化、經濟績效、信任等概念較難量化,基爾索等采用了變量,利用變量之間的計量關系推斷文化和經濟績效的關系。這種研究范式是主流經濟學的經典范式。
比較來看,“歷史研究”和“實證研究”的框架既有類似的地方,也有鮮明的區別。“歷史研究”和“實證研究”都是先建立一般理論,再進行經驗研究。“歷史研究”和“實證研究”都相信文化對經濟績效有重要影響。“歷史研究”和“實證研究”存在幾點顯著的差異:首先,“歷史研究”的文化范疇內涵非常廣泛,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而“實證研究”則竭力把文化范疇的內涵縮小到一兩個維度以便把握。其次,“歷史研究”中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是多維的、非線性的,而“實證研究”則僅限于若干種可能的傳導機制。再次,“歷史研究”不進行實證研究,只采用基于直接的統計數據和現實資料的分析,存在一個和被比較體系維度一樣的最有效體系作為標桿,而“實證研究”是去尋找間接的變量進行實證分析,不對現實進行描述,看重數量關系,且沒有一個標桿。
雖然都能發現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影響,兩種研究思路還是各有優劣。“歷史研究”非常具體,并且貼近現實,能對現狀進行直觀的考察。“歷史研究”給我們展現了一個真實的英美、西歐、日本、俄國。我們能從中體會到真正的現實,也能利用其描述而進一步分析。但是,“歷史研究”仍然缺乏一個抽象的演繹理論體系,文化影響經濟績效的規律、各種要素對文化傳導機制的影響等問題都沒有得到解答。另外,“歷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羅斯菲爾德堅持用新古典框架作為標桿,而不采用現代制度分析理論,這使他的學說遺漏了很多問題,例如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交易成本問題等,而這些正是文化發揮作用的途徑。“實證研究”初步探索了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機制,提出了文化影響信念和偏好,信念和偏好再進一步影響經濟績效的理論,為繼續探索文化影響經濟活動的具體機制開辟了道路。但是,目前基爾索等的文化概念和信念、偏好等概念還太狹窄,僅限于信任,而且使用變量的實證分析也有偏頗之嫌,不能具體看到不同經濟體中文化影響的真實場景。基爾索等把地域因素和宗教因素作為文化的代表,但近現代以來經濟發達、經濟觀念較先進的社會本身就是歐美基督教社會,所以文化因素和經濟績效容易產生自相關問題,在研究設計上還值得商榷。
五、結論與展望
關鍵詞:歷史街區;古文化;現狀;修復;推廣
中圖分類號:F59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8—4428(2012)07—100 —04
目前,我國很多歷史文化古街區昔日的繁華已不復存在,有些街區雖然部分保留古街區特色、街巷空間布局完整、古跡文物眾多,但仍需要進行整體保護、修建與管理。面對眾多擁有悠久歷史的古街道,如何進行整體保護,盡量保留其整體的歷史風貌,成了一個難題。清名橋歷史文化街區位于江蘇省無錫市南長區,以古運河為中軸,南長古街和南下塘古弄分列左右,為獨具特色的古運河江南人家歷史文化街區,也是無錫現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古城歷史文化保護區,已被列為“中國歷史文化名街”。
一、清名橋古街區SWOT分析
(一)優勢分析
1、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作為古運河文化的象征性代表街區,清名橋街區坐落于江蘇省無錫市南門外的古運河與伯瀆港交匯處,以古運河為中軸,清名橋為中心,北起跨塘橋,南至水仙廟,形成獨特的自然屬性和人文風情,造就了清名橋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另外,清名橋古街區位于無錫南長區南長街,在南禪寺附近,離崇安寺約2.3公里,距火車站只有2.8公里左右,占據無錫市的中心地帶,交通便捷,地理位置優越,客流量較大。
2、韻味悠久的歷史文化
清名橋歷史文化街區巨大的文化價值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首先,清名橋見證了吳文化的發展,現存的歷史文物都可以體現吳文化色彩。其次,清名橋古街區是中國近代民族工商業的集散地,在元代已成為朝廷儲藏、轉運漕糧的基地。第三,清名橋古街區在古運河畔,現存絕大部分歷史建筑都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建成,民居建筑豐富多彩,有著濃重的運河江南人家特點。第四,清名橋古街區是大運河申遺的示范地,其古運河以原生態風貌和文物古跡最為密集而廣受好評,是古運河文化絕版之地,成為中國大運河申遺的標志性節點之一。
3、理念先進的修復建設
清名橋歷史文化街區的修復建設旨在將人文、藝術和商業完美結合,創意角度新穎,闡釋全新生活文化內涵。清名橋古街區一期工程以“時尚創意”貫穿始終,形成了集傳統與現代為一體的時尚休閑街區。二期工程引進具有人文藝術氛圍的商業功能業態,更突出“現代化文化創意”內涵。整體來看,清名橋歷史文化街區在明清建筑群體基礎上改造復建,融入現代元素、功能,讓整個古老建筑群的內涵鮮活、豐富起來。
另外,清名橋古街區引用了最新的環保裝修理念,街區內絕大多數店鋪均采用“地源熱泵”技術,利用古運河流域的天然河域優勢,不給環境造成壓力,冬暖夏涼,既節能環保,又避免了懸掛空調外機對古建筑群的破壞。
經過我們的調查分析,對于以創意文化產業理念對清名橋古街區進行修復建設,有將近74%的市民游客表示滿意(見圖1.1)。說明游客對于修復后的清名橋有所期待,證明了清名橋街區修復的初步成功。
4、經濟實惠的免費政策
清名橋古街區免費對市民和廣大游客開放。在全國各地景區不同程度漲價的背景下,這無疑成為無錫清名橋古街區一大優勢。據我們調研和走訪顯示,有超過1/3的群眾認為古街免費開放是一項較大優勢。
(二)劣勢分析
1、缺少代表無錫特色文化的商鋪
經過走訪發現,修復后的二期工程商鋪中與無錫傳統文化相關的店鋪較少,問卷調查的分析也表明,有將近65.6%的群眾和游客認為清名橋古街區的創意文化修復理念缺乏無錫特色,無法展現無錫地方文化精髓。我們認為,問題產生的原因可能是古街區引入的創意文化商鋪中缺少一些能夠代表無錫特色文化的商鋪。商業本身也在不斷發展中,如何體現無錫文化的精髓,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2、缺乏宣傳力度
經調查發現,將近47.6%的受訪者是經過熟人介紹才知道清名橋古街區的,21.1%的人是從報紙、電視等傳統媒介得知清名橋古街區的,15.3%從網絡媒體中認識到清名橋古街區(見圖1.5)。同時,大部分群眾和游客并不了解清名橋古街區的歷史文化精髓和修復意義所在,只把它當成簡單的旅游街道甚至是休閑娛樂場所。以上數據和現象足以說明清名橋古街區對外的宣傳的力度還有待加強。
3、缺乏便民設施及人性化服務
據我們實地調研發現,清名橋古街區公共座椅較為缺乏,相關的街區服務設施數量不夠,不能及時為市民和游客提供人性化服務。
(三)機會分析
1、政府的高度重視
無錫市和南長區兩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清名橋古運河及沿河區域的保護規劃工作,本著“規劃定功能、策劃定項目”的思路,自1992年開始,歷經16年六輪規劃論證,最后形成了較為前瞻、科學、完備的系統規劃[1],全力把清名橋歷史文化街區打造成國際知名、國內一流的集世界文化遺產、旅游休閑度假、文博藝術體驗于一體的運河活態博物館、國家5A級旅游區和國際旅游目的地,使之成為無錫旅游最具江南文化特色、最顯運河古韻風情的精品景區。
2、省市的旅游發展規劃
根據《無錫市“十二五”旅游發展規劃》,無錫市將重點開發文化旅游、休閑度假旅游兩大精品系列。在文化旅游開發上將重點打造具有獨特江南水鄉特色的中國歷史文化名街——清名橋歷史文化街區。
關鍵詞:歷史文化保護區 旅游資源 利用
近年來,北京市歷史文化保護區的保護工作有了長足的進展,包括制定了33片歷史文化保護區的詳細規劃,建立了保護區相關法規,完成了南池子保護區危改試點工程等等。總體上說,保護區的工作主要涉及到三個環節,即保護、更新、利用。目前保護區的保護、更新工作已經步入正軌,而利用方面則屬于薄弱環節。因此,合理利用保護區旅游資源,處理好保護與利用的關系值得深入研究。
1保護區定性分類及旅游利用的可能性
通過對北京33片歷史文化保護區的歷史風貌、建筑特色、人文環境等進行綜合分析,可把這些保護區劃分為傳統商業保護區、傳統胡同住宅保護區、近代建筑保護區、皇城保護區、寺廟建筑保護區,以及風景名勝綜合保護區等六種類型。
傳統商業保護區可考慮與旅游民俗購物相結合,突出老字號商店的傳統風貌,形成各具特色的北京傳統商業街。傳統胡同住宅保護區可限時、限量地開展“胡同游”等旅游項目。近代建筑保護區可考慮部分建筑作為博物館對外開放。皇城保護區可作為一個完整的瀏覽地區,開展綜合旅游項目。寺廟建筑保護區可開展再現老北京寺廟區的傳統歷史風貌及民俗風情旅游活動。風景名勝綜合保護區為什剎海地區,開展胡同游、水上游等項目,遠期可在此基礎上形成以民俗游覽為主題的綜合旅游。
對北京歷史文化保護區定性分類,研究其利用的可能性,具有重大意義。
其一,確定各保護區在城區中的功能、定位,以協調保護區與城市其他地區、保護區與保護區之間的關系,并根據各保護區的特色,進行針對性的分類保護,力爭達到保護、利用及城市功能改善的共贏格局。
其二,通過對保護區的分類,可發掘各保護區的資源潛力,以帶動旅游業的發展。
其三,從長遠看,對確定各保護區旅游的定位、功能、項目策劃、瀏覽主題、市場開發以及各保護區之間旅游特色的協調均具有現實意義。
2歷史文化保護區旅游策劃的方法與原則
旅游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產業。就世界范圍而言,旅游已成為繼金融業、汽車制造業之后的第三大支柱產業。旅游被譽為“無煙的黃金工業”,其低成本、高產值、無污染、可持續發展的優勢被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重視。
自改革開放以來,北京的旅游業有了長足的進步。據有關部門統計,2002年全市接待國內外游客約8000萬人次,人民幣收入700億元,占全市社會總產值的1 0}v,占全市GDP的2C} 0Io。其中,以保護區為主體的民俗風情游占有相當的比例。
針對什剎海護國寺地區、鮮魚口地區、南池子地區和琉璃廠文化園區等不同類型的歷史文化保護區,在進行現狀調查的基礎上,可以分析開發歷史文化保護旅游資源的可行性,提出具體操作的方式及建議。旅游策劃涉及現狀調研、資源評估、前景預測、旅游規劃、經濟估算配套環節等諸多內容,對歷史文化保護區的利用有重要參考價值。保護區的旅游策劃不同于一般旅游區的策劃,應有其特定的原則及模式:
1)有形資產“保護為主,合理利用”的原則;
2)多元化的融資渠道,“政府引導,各方參與”的原則;
3)旅游區各文物單位、景點要統一管理、規劃的原則;
4)對歷史文化保護區制定較完善的旅游規劃;
5)“突出特色和品牌,走文商旅并舉之路”的經營模式;
6)以旅游帶動保護區土地使用性質的調整,使城市功能趨于合理,原住居民生活有所改善。
3完善旅游資源利用的配套環節
為了合理地利用保護區旅游資源,應當完善相關的配套環節。
1)調查環節
在調查環節中,應當收集有關的文字資料,如歷史沿革、社會經濟狀況、城市旅游發展政策、相關的規劃與法規等等,并進行現場調查,如街區格局、建筑形態、文物古跡等。重點對旅游資源進行調查,包括歷史價值、文物價值、旅游價值、發掘現狀可利用性等,最后由專家組根據調研情況進行綜合評定,可采用加權評分法定出可利用資源的等級,制定評估報告。
2)規劃環節
目前,北京歷史文化保護區沒有關于旅游方面的規劃。為了合理利用保護區的資源,適度、規范地開展旅游活動,制定保護區旅游規劃具有現實意義。旅游規劃應包括文本、規劃圖紙、基礎資料匯編三部分內容,并以國家相關法規及現行保護區詳細規劃為依據。
3)資金籌措與項目建設環節
保護區內旅游項目建設的資金可由政府、企業、個人多方面籌措。市政設施應由政府實施,單體項目可由社會建設,新建項目應符合保護區相關法規的要求,與保護區風貌相協調。
4)管理與立法環節
對較大的旅游開發區(如什剎海等),應依照國際通行做法,建立保護區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具有對保護區內旅游開發及再建項目的初審權,并承擔保護、監督、行政、日常管理和執法工作,使保護區內各項工作步入正軌。此外應制定相應的法規以保證保護區旅游活動的健康發展。
5)相關配套環節
①根據對什剎海多年的調研,建立保護區內的旅游行會可以協調行業協作,避免不正當競爭,創造互惠互利的局面。旅游行業協會屬群眾性社團組織,接受旅游行政主管部門領導,服務于政府和會員單位。②對旅游產品進行深度開發:對景區景點的包裝,包括游覽項目、住宿設施、交通方式、飲食內容、表演特色、購物商品、環境氛圍等;對附帶產品的開發,包括服飾、旅游紀念品、票證等;確立標識、申請專利,打造旅游項目的品牌特色。③樹立良好的旅游形象是旅游興旺發達的重要保障。從景區的環境質量、服務意識與服務質量方面來建立良好的旅游形象。
【關鍵詞】跨文化 英語口語 高中
隨著我國和西方國家交流的日益頻繁,我國對英語方面的人才要求也越來越高,因此對于學生來說英語口語能力的提高,這不僅是自身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要求,但是由于各種原因,英語口語能力的教學一直都是英語教學工作中非常薄弱的環節,絕大部分的老師都把教學的重點的放在語言知識的講解和傳授以及對學生筆試應試能力的培養上,忽視了對學生交際能力的培養,導致學生英語口語能力普遍較低。另外,絕大多數的教學工作者對跨文化交際知識的應用并不十分重視。
一、跨文化交際知識導入效果調查比較
筆者對本校高中二年級教師和學生就習語、身勢語、文化內涵三個方面展開測試以及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①在習語方面,老師使用停止手勢讓學生停止朗誦,示意學生進行下一項教學活動,學生會意老師意圖,停止朗誦,開始進入課堂狀態;老師打開課本,開始講授本節內容,并書寫板書,學生則一臉茫然的看著黑板,等待老師講授知識;老師講解本節內容,遇到重點和難點時就稍加講解,學生無精打采地學習,低頭看著教材,只有少數學生看著老師,學生學習效率低下;結束課文,老師提問是否有問題要問,學生則面無表情,沒有任何人提出問題。②在身勢語方面,在進行英語教學時,學生埋頭看著課本,老師雙手放在講臺上,和學生交流互動很少;老師使用圖片海報等輔助教學時,學生對老師輔助教學工具表現出興趣;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使用一些強調性指示動作時,學會了解老師意圖,注意力會稍加集中;當學生回答問題時,老師要不眉頭深鎖看著學生,要不就是低頭翻看教材和教案,當老師看著學生時,學生則表現為緊張,回答問題則語速過快,老師不看學生時,學生則向旁邊同學求助或者翻看課本。③在文化內涵方面,上課之前,老師隨意的向學生說“class begins”,學生則懶散的站起來說“good morning teacher ”;老師開始講解新課,學生面無表情等待老師講課,老師講解新單詞,學生則不加思考的看著新單詞;老師給學生幾分鐘時間讓學生朗誦單詞,學生在朗誦單詞時并沒有把注意力投入到朗誦單詞中。
在應用跨文化知識后,對學生和教師再次展開研究調查發現,①在習語方面,老師面帶微笑使用停止手勢讓學生停止朗誦,學生看到老師表情,很快恢復平靜;老師翻開課本講解本堂內容之前,引用一個習語來引導學生進入新課教學內容,學生感到新鮮,注意力都集中在老師身上;在遇到難點是,老師除了講解重點知識外,還讓學生講解深層的文化知識,學生在聽課期間感到無比輕松,緊跟老師思路,聚精會神地聽著老師講解文化知識;老師在輕松愉快的氛圍中結束了本節課程,等待學生提問問題,學生則表現十分活躍,積極主動地向老師提問問題。②在身勢語方面,老師在講解課程內容時,適當的加入手勢動作,學生看到老師的動作,認真聽著老師講解;老師使用精心挑選的圖片進行輔助教學,學生看到精美圖片產生濃厚的興趣,認真地等待老師講解。學會回答問題時,老師面帶微笑,給予學生鼓勵,學生得到老師鼓勵,充滿信心,自信的回答問題.。③在文化內涵方面,老師在上課之前聲音洪亮的向學生問好,學生被老師的情感感染,響亮的答復老師問候;老師講解單詞時如“dog”時,并向學生講解深層次的文化內涵,在西方狗還是忠實、幸運的意思。在中國文化中狗卻卻是貶義詞,并講授一些趣聞軼事。學生被老師講解內容吸引,課堂內容變得充實,課堂效率提高;老師讓學生朗誦單詞,學生認真大聲地朗誦,并和周圍同學相互交流討論,認真探討每一個單詞。
二、提高高中英語口語教學的措施
要想提高高中學生英語口語能力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①在閱讀材料中融入跨文化知識,老師在講授課堂知識的過程中,適時地添加一些西方文化知識,并利用西方文化知識輔助教學,鼓勵學生在課外多閱讀一些著名的英語作品,讓學生從這些經典的作品中了解西方文化,培養英語學習的情趣,進而應用經典作品中的英語進行交流,提高口語能力。②高中英語教學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理解英語詞匯的深刻含義,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認為老師講解的知識就夠了,并沒有考慮到其他學習英語的途徑,老師要讓學生知道,課堂教學的內容并不是非常全面的,例如一個詞匯就有好多種漢語意思。所以學生在課外要通過其他途徑有效拓寬自己的知識面。③將跨文化知識應用到課堂內外活動中,豐富的課外活動鍛煉學生口語能力重要手段,因此老師在進行口語能力教學時,為學生提供多樣化的教學活動,并讓學生積極地參與其中,結合跨文化知識,切實提高學生的口語能力。④學校可以不定期舉辦英語口語講座,讓學生從講座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還可以定期舉辦各種英語演講比賽,選擇和跨文化相關的主題,讓學生提高口語的能力。⑤組織學生看一些有文化內涵的英語電影,舉辦電影模仿秀活動,讓學生從價值觀和思維模式上感受到跨文化帶來的魅力,進而提高自己英語口語能力。
三、總結
英語口語的教學不僅僅是講授英語語言,同時也是為了交流情感、傳遞信息、以及文化傳播。對于學生來說英語口語能力的提高,這不僅是自身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要求,因此恰當的語言應用十分的重要,跨文化交際知識在高中英語教學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關鍵詞:文化產業;外溢性;軟實力
中圖分類號:F26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3-0044-03
引言
當今世界進入了一個綜合國力競爭異常激烈的時代,伴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及其國際影響力的延伸,大國競爭不僅體現在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等硬實力層面,更進一步體現在觀念、文化、發展模式的吸引力、國家形象、國際影響力等軟實力上。早在 1970 年,荷蘭哲學家馮?皮爾森在其《文化戰略》一書中就指出,文化戰略就是人類的生存戰略[1]。有學者指出,冷戰后,誰家的文化成為主流文化,誰家就是國際權力斗爭的贏家,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運用文化戰略去配合實現國家利益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認識到文化軟力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強硬力量的合法性、吸引力、號召力。
文化產業的發展對國家的綜合國力尤其是軟實力的提升有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文化不只形成了今天的財富,更影響和決定著明天的經濟。隨著文化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經濟力和文化力所高度聯姻的產業形態――文化產業,已成為發達國家公認的朝陽產業,是許多國家經濟的重要支柱,顯示著越來越強勁的軟實力,文化是綜合了社會和經濟兩方面的精神財富。世界政治經濟的發展越來越表明,國家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取決于科技與文化的競爭力。發達國家都已經明確地將文化產業提升到民族經濟復興的重要高度上。
一、基于外溢性的文化產業發展價值
外溢性,也稱外部性,作為經濟學的重要概念,在20世紀初由馬歇爾提出,指生產或消費對其他團體強征了不可補償的成本或者給予了無需補償的收益的情況。外溢性認為任何市場活動都構成環境的一部分并將對沒有直接參與市場活動的主體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即構成正外溢性或者負外溢性。
文化產業外溢性的認知邏輯:
(一)文化產業外溢性
關于文化產業正外溢性的標準定義不是很多,一些學者結合外部性特征與文化產業的特征對文化產業的外部性特征進行了分析、闡述。Baume(2003)認為文化產品是具有為人們帶來潛在和實際收益的文化產品。人類生活有重要意義,屬于“優效品”,Payne在Baume理論的基礎上,對文化產業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他探討了文化產業的四類正外部性類型:“一是文化產業自身會產生積極的經濟活動;二是文化產業會促進互補性商品和服務類型的發展,如旅游和其他的服務性行業;三是文化增強了一個既定社區的有益品供給;四是明天的文化,主要是文化創新、文化保護及對后代的影響”。
結合上述學者關于文化產業正外部性的闡述,我們可以對文化產業的正外部性作出如下總結:文化產品是具有大量社會價值和潛在收益的優效品,但是由于文化產品綜合價值的難以評估性以及文化產品的公共產品屬性,導致文化產品的生產者并沒有因此獲得額外的經濟效益,從而使文化產品給生產者創造的個人收益小于對整個社會的總收益,于是出現了正外部性,導致了文化產品的生產與需求并沒有達到市場最優。
(二)文化產業外溢性的產生因素
文化產品的生產者在生產和銷售文化產品過程中,額外給社會創造了巨大的積極價值,卻并未因此獲得文化產品應帶來的更多的報酬,便導致了文化產業的外溢性的產生。文化產業具有巨大的社會價值與潛在收益,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1.文化產業能傳播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文化產品具有娛樂屬性和教育價值,同時還是傳播政治觀念、國家意志和價值觀念的重要載體,在流通與消費過程中,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灌輸給消費者某種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倫理的價值觀念、思想。行為主體希望通過這種柔性傳播的影響作用,從人們的思想深處增強對國家、政黨、民族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從而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念。同時,通過文化產品的流通、消費,還可以否定一些有礙于中國體制、國家安全的觀念、思想與主張,從而達到維護中國政治體系和社會秩序穩定目的。
2.文化產業能優化城市綜合功能,樹立良好城市形象。從城市文明起源以來,城市便成為人類最重要的生活聚集地。城市的發展史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城市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完善各種復雜的系統,逐步形成了穩定的城市功能,最主要的有經濟、政治、文化、服務等功能。隨著城市的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推進,城市的各種功能不斷完善和優化,使之更適應人類的需要。在文化發展的推動下,城市的文化功能日益凸顯,文化產業的繁榮、文化產品的豐富和文化場所的發展,加快了城市綜合功能的不斷優化。文化作為城市發展的新興元素逐漸被人們所認同。文化產業,日益緊密地和城市建設、城市規劃、城市復興、城市升級等聯系在一起,在區域經濟和城市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文化產業促使城市功能不斷完善,提升了城市的整體魅力和社會影響力。
3.文化產業能夠提升文化軟實力。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文化的發展日益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美國著名的經濟管理學家德魯克說:“今天,真正占主導地位的資源以及絕對具有決定意義的生產要索,既不是資本,也不是土地和勞動,而是文化”。“文化所塑造的價值觀念和人文精神,以及由此產生的創造力是推動城市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2]文化產業是將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融為一體的行業,城市通過發展文化產業所提供和生產的精神產品和文化產品,能夠產生大量知識與智慧,從而形成巨大的創新能力與創造能力,成為推動城市經濟、社會、科技、文化等全面進步的“文化軟實力”。
二、文化產業外溢性與建構軟實力
(一)軟實力的構成因子
軟實力(SOFT POWER)是指國際關系中,一個國家所具有的除經濟、軍事以外的第三方面的實力,主要是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民意等方面的影響力。約瑟夫?奈最早明確提出并闡述了軟實力這一思想。他認為,軟實力則是“一國透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你的目標從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的能力”[3]。
有學者認為,“軟實力”主要包括以下幾種內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即在能對他國產生吸引力的地方發揮作用。二是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觀的吸引力,即當這個國家在國內外努力實踐和推銷這些價值觀的時候。三是外交政策的道義和正當性,即政策需要被認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四是處理國家間關系時的親和力。五是發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對國際規范、國際標準和國際機制的導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國際輿論對一國國際形象的贊賞和認可程度。
(二)文化產業外溢性在構建軟實力的核心作用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文化產業外溢性的各種表現,而文化產業外溢性在構建軟實力方面的核心作用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加以體現。
1.從國家層面上看,文化產業能傳承和發揚民族文化,吸引和感染世界各國認同中國文化。前面已經提到,國家軟實力靠的是吸引力和感召力。文化產業的發展必然會提高這種吸引力和感召力。約瑟夫?奈曾經說道:“如果它能夠建立一種機制,鼓勵其他國家按照它所希望的那樣行動,它大概就不再需要過多使用代價高昂的胡蘿卜和大棒。”[4]有的學者認為“軟實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表現為一個國家在制度與文化層面的“魅力”。軟實力盡管不會增加一個國家的軍事、經濟等方面的硬實力,但卻能使一個國家的硬實力更加易于被別國接受,減少國家使用硬實力時付出的代價,增強別國的認同感和向心力。
2005年4月23日,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海南博鰲亞洲論壇上發表演講時說,“中國重新崛起應走文化復興之路”,“這樣全世界都將會看到,中國的雄心不是要征服世界,而是要以一種充滿活力的,高層次的,為大眾所喜愛的文化來使其文明重新綻放光彩,使中國人民享受高水平和高質量的生活。這樣的中國對于世界來說是非常具有吸引力。”[5]因此,中國通過自身文化建設來增強自己軟實力是廣受歡迎、大有可為的領域。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不僅要靠國內文化建設的發展,還要靠對外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
中國的軟實力構建已探索形成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取得了許多效果。譬如中國文化年活動的舉辦,孔子學院的設立等。中國文化年已在俄羅斯、法國等許多國家舉辦。而孔子學院的設立,據新華社報道,迄今已有123所、覆蓋49個國家和地區,極大地促進了漢語和中國文化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2.從區域層面上看,文化產業為經濟增長提供精神和制度支柱,推動軟實力的提升。在區域層面上,軟實力是指一個地區通過直接訴諸心靈的方式,動員和發揮心智能量的作用來達到區域的社會和經濟目標的能力。換句話說,就是要依靠對內激勵民眾的士氣,整合民眾的力量,發揮民眾的聰明才智,對外吸引人才、資金和技術(包括工業技術和管理、組織技術),以實現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目的的能力。現代經濟學分析證明,這種能力以區域文化、人才素質、公共服務和區域形象為基礎。其中的區域文化,既包括具有區域特色的、靜態的文化,也包括區域的文化生產力。需要說明的是,政治地位――如首都、省會城市等具有政治地位上的優勢――雖然是一種無形而重要的資源,而且也是區域吸引力的來源之一,但是它一般并非區域本身爭取、建設的結果,而更接近于資源稟賦一類,而資源稟賦主要是作為區域硬實力發揮作用的。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最重要的經濟功能在于:文化生產能夠創造價值和獲得額外收益,這是促進積累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文化含量具有提升產品使用價值的功能。在物質生產中,對文化進行深度嫁接,能帶來產品品質的提升,文化含量與文化附加值在現代商品中越來越高。商品的構思、造型、款式等都凝結著一定的文化個性和文化素養。能促使商品在一定的銷售區域和層次增值走俏。文化因子在經濟活動中所占的份額越大,其產品的文化含量及由此帶來的附加值越高,在市場中所實現的價值也越大。消費者所購買的不只是商品本身,而更重要的是一種能與消費者心理需求產生共鳴的文化。具有相同使用價值和技術質量的商品,其經濟價值不僅可能由于使用功能和技術質量的改進而提高,而且更會由于其附加的文化含量的不同而上升。科技、知識和信息已經成為提高經濟效益的核心支持力量。文化對經濟的影響,還表現在經濟增長中的科技貢獻率越來越大,科技提供了現代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與源泉。
軟實力的核心是文化和價值觀。各個國家獨特價值觀組合猶如一個社會的經濟指紋,它們是破譯一國經濟成敗的深層因子。曾是美國開發署官員的勞倫斯?哈里森在《促進社會進步的文化變革》一文中,分析了三十年來東亞的經濟奇跡和近十五年來拉美的經濟變化,指出進步文化與停滯文化在價值觀上存在的差異,對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文化的力量是明顯可見的。日本、新加坡、韓國和美國都以其獨特價值觀念組合,激發國民的創新精神,不僅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而且創造了豐富的精神財富,從而大大增強了國家的競爭力。同樣在日本的明治維新時期,因為日本政府把精神要素視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最關鍵的要素,認為文化發展直接決定經濟的發展速度,重視文化、精神的作用是日本的經濟能得到迅速發展的原因。世界上的一些強國,諸如美國、歐洲國家這些國家的崛起,自立自強,不斷超越歷史的途徑都要靠民族精神。
3.從企業層面上看,文化產業能推動企業發展,提升軟實力。在企業層面上,軟實力是指企業以直接訴諸心靈的方式,對外占領利益相關方的心靈,對內依靠運用員工心智能量以達到企業目標的能力。在企業內部,企業文化、管理制度、組織模式、領導能力和創新能力是其軟實力資源,而在企業外部,品牌和服務、社會責任和企業知名度三個方面則是其軟實力的資源基礎。
企業軟實力主要包括:企業文化力、社會責任力、企業創新力、品牌商譽力和集成整合力五方面。企業文化力是指通過企業文化的發展而形成的推動企業發展的深層次動力,是企業“軟實力”形成的根源。企業文化具有本企業特色的思想、道德、價值觀、企業風俗習慣、精神面貌等鮮明的企業特征,其作為推動企業發展的深層次力量,具有非實體性特征。
企業文化軟實力作為企業綜合實力與競爭力的重要組成,作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基石,其根植于企業自身的文化土壤,具有明顯的企業特征。這種文化軟實力在企業內部體現為領導與管理機制、內部凝聚力;同時,品牌作為軟實力的另一種體現,在企業競爭與發展中亦發揮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文化產業的外溢性對建構軟實力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國家層面看,文化產業能傳承和發揚民族文化,吸引和感染世界各國認同中國文化;從區域層面上看,文化產業為經濟增長提供精神和制度支柱,推動軟實力的提升;從企業層面上看,文化產業能推動企業發展,提升軟實力。
參考文獻:
[1] 馮?皮爾森.文化戰略[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73.
[2] 彼得?德魯克.21世紀的管理挑戰[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25-28.
[3] 約瑟夫?奈.美國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M].劉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185.
關鍵詞:城市化 城鄉結合部 管理問題 解決對策
中圖分類號:F29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4-021-02
一、加強城市化進程中城鄉結合部科學管理的意義
1.有助于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各級黨委和政府對城市化進程中城鄉結合部實施科學有效的管理,用科學的思想觀念和科學的方法指導城鄉結合部的發展,有利于切實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有助于城鄉結合部在城市化進程中有序協調的發展,有利于構建和諧的社會。
2.有利于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三農”問題是關系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全國的穩定,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民的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城鄉結合部一方面承載了傳統鄉村的基本特征,又同時具備了城鎮生活的多種特點,加強城鄉結合部的科學有效管理,不僅能夠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國民經濟作出貢獻,同時能夠為新農村建設積累寶貴經驗。
3.有利于構建服務型政府,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政府在城鄉結合部管理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通過實施科學有效的管理,推動政府由管制型向服務型轉變,加快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城鄉結合部管理新格局的構建,進一步提高城鄉結合部管理的整體效能。
二、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城鄉結合部管理存在的問題
1.城市化進程中城鄉結合部的社會管理仍然滯后。(1)流動人口多,治安管理混亂。流動性導致人口的不穩定。城鄉結合部外來務工經商人員很難完全融入當地社會,不得不以流動人口、暫住人口的身份出現,增加了管理難度。外來人口中有些人素質不高,又無固定職業,由于缺乏管理,各種違法現象不斷滋生、蔓延,使城鄉結合部成為犯罪人員的聚集地,社會治安的死角,刑事案件發生率大大高于城區。同時,由于暫住人口較多,給計劃生育、子女普及教育帶來許多新的問題。(2)道路擁擠,交通管理滯后。在城鄉結合部內,很多道路沒有與城市道路相連,無法構成完整的道路系統。再加上人員流動性大,城鄉結合部經常出現道路堵塞、交通擁擠的現象。而城市交警無力去承擔城鄉結合部的交通管制,在城鄉結合部內又沒有設立相應的管理部門,長時間的道路堵塞、交通管理混亂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城市對外經濟聯系和城市化的發展。
2.城市化進程中城鄉結合部的經濟管理相對薄弱。(1)征地程序混亂,農民利益受損。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土地被城市政府大量占用,失地農民得到的補償費難以保障他們在失地后獲取與從前經營土地相當的收入。城市政府以低價征用農民土地后,以高價轉讓給開發商,謀取巨大利益。從某種意義上說,農民的利益遭到了損害。(2)經濟管理失調,產業結構失衡。大部分城鄉結合部在由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變過程中,由于缺乏正確的引導和組織,出現了惡性競爭、產業結構失衡的現象。城鄉結合部的第三產業,大多以房屋出租、小型餐飲和零售商業為主,少數的實業公司也只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含量低,缺乏市場競爭力。 (3)居民收入來源單一,就業困難。村民們形成的傳統思想觀念,在城市化過程中并未徹底改變,濃厚的鄉土小農意識,小富即安的思想,較低的文化水平和技術能力使得他們很難適應快節奏的城市生活,在再就業過程中很難找到滿意的工作。
3.城市化進程中城鄉結合部的規劃管理不夠完善。(1)城鄉結合部布局混亂,與城市總體規劃不符。大多數城鄉結合部在道路方面沒有與城市道路進行整體規劃,無法滿足人流、物流、停車及消防的基本要求,排水、排污設施不成系統。受城鄉二元管理體制的影響,城市政府對城鄉結合部的規劃工作重視不夠。有些地區雖然有比較完善的詳細性規劃,卻沒有得到嚴格執行。(2)城鄉結合部內違章建筑居多。房屋租金的沖擊、再加上政府的拆遷補償,使得城鄉結合部的房屋越蓋越高,越來越密,但房屋質量越蓋越差。(3)公共基礎設施少而且差。城鄉結合部普遍缺乏城市基礎設施,供水、供電、供氣、供暖等管網線路設施不全,且布局混亂,質量差。幼兒園、小學、垃圾站、社區活動服務中心等嚴重缺乏。許多村落用地功能紊亂,缺少樹木和綠地,生活、建筑垃圾隨處可見,街道越占越窄,生態環境很差。
4.城市化進程中城鄉結合部管理體制還比較落后。(1)城鄉結合部基層政權管理問題。村委會、黨委會政權建設不力,在村委會和黨支部進行選舉時存在許多問題,如選人標準過于籠統,有些村民不能正確行使權利等,影響基層政權建設。城鄉結合部基層政權組成人員普遍文化素質低,領導素質低,帶領群眾致富的能力低。一些基層干部的群眾觀念相當淡薄,群眾基礎較差。(2)城鄉行政管理體制交錯。由于行政管理體制的制約,使城鄉結合部存在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不統一的問題。盡管在自然屬性上城鄉結合部產業非農化,居民職業構成也非農化,但在社會屬性上依然將其農村部分定位為農村社區。行政體制改革滯后和屬性的不統一,導致城鄉結合部行政管理權力交錯,管理混亂。一方面它必須接受以管理城市為主的“區”的領導,但又沒有實施城市社區管理體制;另一方面它雖然是農村社區的組成部分,但大部分的勞動力轉向了非農產業,許多農村政策失去了貫徹對象,城市的各種優惠政策也難以進入城鄉結合部地區。近年來城市政府已經介入城鄉結合部的管理,鄉鎮領導和街道管理的地域交錯、職責不清,在實際工作上常常相互推托責任,很多工作難以順利開展。
三、完善城市化進程中城鄉結合部管理的對策建議
1.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實現管理觀念的轉變。在新型的管理觀念中,管理就是服務,只有提供優質的服務才能更好的實現城市管理。就城鄉結合部管理而言,要引進“以人為本”的管理觀念,重視對人的“改造”。管理者要急群眾之所急,利群眾之所需,做好宣傳、說服和維穩等工作,提高城鄉結合部群眾對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認識;政府發展方案要承諾保護農民的切身利益,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城鄉結合部群眾的文化技能水平,以適應城市化發展的需要。
2.完善管理方式,注重實際問題的解決。為了城鄉結合部城市化更好的發展,需要轉變傳統的政府管理方式,整合行政資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務水平。政府各部門要各司其職,加強協調配合。健全社會公示、社會聽證等制度,讓城鄉結合部人民群眾更廣泛地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中,要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確保農民自主決策、自主建設、自主管理、自主發展;大膽改革創新,根據各村實際實行“一村一策”,創造性地解決遇到的問題;堅持依法依規辦事,嚴格保護耕地,嚴格拆除違法建設。還要大力推進政務公開,加強電子政務建設。增強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使政府管理方式向民主、透明、便民、效能和法制等方面轉變。
3.創新管理手段,更好的實施公共服務。(1)加強城市總體規劃,充分發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重視城市整體規劃的修編工作,充實城市整體規劃的內涵。做好鄉鎮企業特色工業園區規劃,確保鄉鎮企業合理布局。做好農村點規劃工作,改變城鄉結合部環境“散、亂、差”的局面。(2)建立城鄉結合部居民勞動再就業體系。大力實施更加積極的促進就業政策,千方百計增加就業機會,拓寬就業渠道,打造就業平臺,完善就業服務,加快推動促進就業的政府責任體系、政策扶持體系、管理服務體系及技能培訓網絡等向城鄉結合部延伸,推進城鄉結合部勞動力向二、三產業和現代農業轉移,積極促進被征地農民和下崗職工就業。進一步制定和完善更具導向性、操作性的鼓勵扶持創業的政策措施,加強創業培訓,降低創業門檻,優化創業環境,激發創業活力,引導和促進更多的人通過開展形式多樣的自主創業增加經營性收入,帶動和增加社會就業。(3)注重產業結構的提升。使城鄉要素在城鄉結合部區域內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真正發揮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作用;把高效優質農業生產投入品引入城鄉結合部,引導和幫助農民科學種田、精細養殖;把科技人才、科研機構和科技成果積極引入城鄉結合部,開展產品研發、技術攻關和推廣應用,協助培養新型農民,增強農民的科技和創新意識,提高新農村建設主體的綜合能力,促進城鄉結合部第一、二、三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4.深化管理體制改革,以求城鄉結合部協調可持續發展。(1)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強流動人口管理。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劃分,而以居住地為主要標準,并按常住人口、暫住戶口、寄住人口進行戶口登記管理,建立城鄉居民自由遷徙和政策調控相結合的戶口遷徙制度,逐步放開城鎮戶口限制,積極推進農村人口的城市化。按照公平對待、服務至上、合理引導、完善管理的原則,把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納入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特別要結合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建設,加快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著力解決流動人口就業、居住、就醫、子女就學等問題,探索“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管人”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新模式,提升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水平。(2)構建全民社會保障制度。加快構建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擴大城鄉住房、就業、醫療、養老等各類保障的覆蓋范圍,穩步提高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不斷增加居民保障性收入,讓農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進一步增加農民資產性、保障性收入,促進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要更加重視解決重病、殘疾、孤寡、喪失勞動力等特殊困難群眾的生活困難,不斷加大對他們的救助幫扶力度,讓他們更多地享受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熱情和溫暖。(3)實施具有特色的城市社區管理體制。在城鄉結合部進行管理體制改革,其核心和基本內容就是在城鄉結合部打破城鄉分割架構,從根本上解決城鄉結合部二元結構體制,取消農村社區管理體制,農民改為居民,村委會改為居委會,集體經濟改為股份公司,土地村集體所有改為土地國家所有,實施單一的城市社區管理體制,使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城區。(4)完善城鄉結合部土地開發管理機制。政府首先應對地方政府的征地權進行必要和適當的控制,使政府征地權的行使建立在為公共目的的基礎之上,而對非公共目的使用集體土地則應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其次,無論公共目的用地還是非公共目的用地,均以農地非農化市場價格定價;第三,要建立公開競爭的土地有形市場,完善市場價格形成機制,通過市場機制決定土地價格,以糾正價格扭曲和降低市場運行的效率損失。
[項目資助:全國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課題(FIB060370);河南省高等教育省級教學改革研究項目(227);河南師范大學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2008062)]
參考文獻:
1.馮小英.城鄉結合部問題的根源及其解決途徑[J].城鄉建設,2006(2)
2.付加鋒,宋玉祥.城鄉結合部的問題與對策[J].國土與自然資源研究,2002(2)
3.李世峰.大城市邊緣區的演變機理與發展策略研究[D].北京:中國農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國內外對于葡萄酒旅游的基本定義是“對于旅游者來說,旅游的目的主要是游覽葡萄種植園、葡萄酒酒莊、參加葡萄酒節以及品嘗和體驗本地區葡萄酒品質為目的的葡萄酒展示活動。”
國內學者在此基礎上認為葡萄酒旅游應當定義為一種與葡萄酒及葡萄酒相關產品為主要旅游目的的一種旅游方式,葡萄酒、美食、旅游以及藝術是葡萄酒旅游的核心產品。
二、中西方葡萄酒文化
(一)宗教神話
除中西方葡萄酒發展歷史不同之外,宗教神話的不同也是一個顯著的影響因素。因為葡萄酒是酒精飲料,所以適量飲用會讓人興奮喜悅,大量飲用則會心智狂亂。因此,《圣經》中推崇信徒引用葡萄酒,而伊斯蘭教的《古蘭經》中則嚴格禁酒,佛教也嚴格禁酒,但是中國的道教卻不反對飲酒,只是反對酗酒而已。
西方葡萄酒文化受到宗教神話影響深遠,但是對于中國葡萄酒文化而言,則影響不大。所以在中國的葡萄酒旅游地往往會出現教堂之類的建筑,或者是借助建筑等來強調自身與西方尤其是法國葡萄酒文化之間的關聯。例如云南彌勒紅酒莊就建有法邑基督圣恩教堂,為了強調其與法國傳教士兩百年前帶來的法國葡萄品種的關系。畢竟葡萄酒屬于舶來品,所以這種模式的葡萄酒旅游實際上也是在模仿西方文化。
(二)飲食文化
西方較開放和個性化,并且因為其自由的游牧和還想文化,都對葡萄酒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肉、蛋、奶是西方飲食結構中主要成分,葡萄酒可以幫助其中的高脂肪和蛋白吸收,適量飲用可以降低高血壓、血脂等問題的出現。所以葡萄酒成為佐餐必備。因此西方飲食文化帶領著葡萄酒發展壯大,所以西方人對葡萄酒頗有研究。更加注重品酒的過程。
中國作為農耕國家,自給自足。盡管已有上千年種植葡萄的歷史,但是因為葡萄酒從西域傳入,所以被稱作“胡酒”。所以在中國的文化環境以及白酒文化的作用下,形成了特殊的中國葡萄酒文化。中國的飲食結構較為合理,所以酒只起助興作用,并非每日必備。此外,中國價值觀傾向于集體主義,所以酒的作用是用來烘托氣氛,但是葡萄酒卻是給人曲高和寡的感覺,所以無法達到白酒烘托氣氛的目的。并且價格較貴,一般聚會不會采用, 這些都是葡萄酒在中國發展的阻礙。但是近年來因為中西方文化交流深入,并且處于養生角度,中國對于葡萄酒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
三、中西方葡萄酒文化旅游的區別
因為葡萄酒起源的原因,所以西方葡萄酒旅游發展較為成熟,因為西方葡萄酒莊的燦爛歷史文化。并且法國是世界公認的葡萄酒王國。以法國為例,法國歷史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屬于葡萄酒文化,可以說法國的宗教、政治、文化、藝術、生活都離不開葡萄酒。法國的葡萄酒莊文化源于教會,有修道院的地方就有葡萄園,這些葡萄園的存在已經上千年,具有濃厚的宗教以及歷史沉淀,所以后來人們說,喝法國葡萄酒能夠體會到身處天堂的感覺。因為這種深厚而文化積淀,去法國葡萄酒莊旅游的人們能夠感受到歷史滄桑輪回,從而加深對葡萄酒精髓的理解。這些體驗也許只是因為那些存在了成百上千年的古堡,也許是那些與莊園年齡相同的葡萄老樹,也許只是古老的手工作坊。拉菲莊、拉圖莊、瑪哥莊、紅顏容莊以及木桐酒莊這五個莊園是法國最為具有代表的酒莊,這些酒莊要么是具有偉大的歷史,要么是出產宮廷用紅酒,或者是出產最為頂級的葡萄酒,無論如何,這些都是讓旅游者震撼和敬仰的原因。即便不去這五大酒莊,其他不太出名的酒莊也肯定都擁有自己與生俱來的傳奇故事。
但是對于中國而言,葡萄酒旅游僅僅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并且發展緩慢,近幾年才開始稍作提速。盡管中國的葡萄酒文化已經具有幾千年的歷史,但是從葡萄酒旅游的目的地――葡萄酒莊來看,歷史最長的張裕葡萄酒莊也不過是19世紀末建立的,到目前為止只不過有100多年歷史。并且葡萄酒旅游也只不過近年來才開始發展,所以中國的葡萄酒莊并不具有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所以中國的葡萄酒旅游自然沒有西方國家的歷史韻味。葡萄酒莊的建筑園林設計上一般是采用歐式園林景觀,例如張裕;或者是像云南紅酒莊一樣是融合中西的風格。在葡萄酒旅游的游覽中,游客一般只是走馬觀花般參觀酒廠、酒窖以及文化中心,然后就被帶進了葡萄酒銷售中心,這個過程太過簡單,游客并沒有真正理解葡萄酒文化,酒廠也側重葡萄酒銷售,所以導游講解時候都只是介紹葡萄酒的相關常識以及本酒莊的企業文化,對于葡萄酒的歷史很少講解,導致游客沒有獲得全方位的體驗,沒有深刻地印象。
朋友文化――溫暖世界的精神食糧
文以酒生輝,酒以文成趣,文化賦予了酒品牌與消費者溝通的高度認同感;這種高度認同感賦予了酒品牌的市場價值。“賣酒就是賣文化”,這句話已被業內人士廣泛認同。但是,如何定位產品的文化和提升產品文化成為青酒面臨的又一艱難的抉擇。白酒有其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對此,青酒高度挖掘白酒的社會屬性和功能,以中國傳統的社交、友情等傳統文化為切入點,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品牌文化――“朋友文化”。
酒文化是一種歷史賦予的價值積淀;這種積淀必須表現為一種品位和流行時尚,才會對白酒的品牌價值有實質意義的拉動和提升,才會與這個時代形成和諧的共鳴,從而得到消費者高度的認同。
21世紀是一個競爭日趨激烈的時代,社會發展步伐的不斷加快,人們的工作壓力和生活壓力不斷加大,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人們的生活空間越來越小,交往越來越少,人情變得愈加冷漠,友情已顯得更加彌足珍貴,人們渴望友情,呼喚友情。
從中國春秋時期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到當今流行的“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從中國已成為世界的禮儀之邦可以看出,無論是我們的先祖還是不斷拼搏的當代人,無論是國際交往還是簡單的朋友情誼,都彰顯出了友情文化和社交文化的社會功能。
青酒正是抓住了這一永恒不變的主題,成功地推出了自己精心打造的朋友文化,并率先啟用明星代言,推出了“朋友”系列廣告,以劉青云憨厚誠實的形象,加上其在演藝界有口皆碑的聲譽,將青酒的文化精髓演繹得淋漓盡致,“喝杯青酒,交個朋友”朗朗上口,簡潔明快的廣告語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代名詞。無論是朋友相會還是同學小聚,無論是職位升遷還是大小喜事,但凡都會以酒助興,大家在一起或豪飲或小酌,即使不會飲酒者也會以茶代酒或以水代酒,推杯換盞間人們都會端起酒杯,話語祝福,“喝杯青酒,交個朋友”成為最好的問候與祝福,成為朋友間最好的溝通和交流的語言,不僅使青酒的朋友文化成為了一種時尚和流行語,更使得青酒的品牌文化得以最大化的提升。
隨著青酒朋友廣告在各大媒體的頻繁上鏡,“喝杯青酒,交個朋友”傳遍了大江南北,溫暖了這個時代,喚起YAWl7對情感的珍視,掀起了青酒市場的一次又一次的熱銷狂潮,拉動青酒營銷市場在這個競爭日漸激烈的今天一路狂奔,使青酒成為了大家聚會、慶祝的首選白酒產品。從而讓青酒迅速成為中國白酒行業的后起之秀,并表現出強勁的上升態勢,連續10年保持較高的增長勢頭,成就了一個中國白酒企業陜速飛翔的夢想。
洞藏文化一講述青酒遠古的傳奇
青酒的成功不僅是因為有著過硬的品質,個性化的包裝,更多的是依托青酒的品牌文化,在不斷發展的進程中,青酒高層深切的感受到,僅僅依靠單一的品牌文化是難以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的。為使企業迅速的走出這一窘境,公司深挖歷史,率先提出了洞藏文化的新概念,并將洞藏文化與朋友文化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品牌文化內涵。
青酒產于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貴州鎮遠,這是一座擁有2000多年歷史的歷史文化名城,這里風景秀麗,環境優美,空氣氤氳,為白酒的釀造提供了很好的自然環境和生產條件。據史料記載,這里也是中國洞居文化較早的地方,這里的洞居歷史可以追溯到i000多年前,那時的先民就有著古法釀酒和山洞藏酒的歷史,今天,我們依稀可以看到先民古法釀酒的影子,依稀可以嗅到那香醇的酒香在美麗的舞陽河畔的芬芳;
為全面實現產品和品牌文化的順利升級,公司投入3000多萬元建成了中國最大的洞藏基地,開發出了洞藏青酒系列產品,并將地方原生態的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使產品備受消費者的青睞。洞藏既是一種歷史的傳承,也是一種傳統工藝的延伸,它充分的利用洞里的恒溫狀態,加快了白酒的老熟和醇化,使白酒中有益微生物衍生加快,從而使酒體更加香醇,青酒的洞藏基地年存酒能力達10000余噸,這樣規模宏大的洞藏基地在中國絕無僅有,而其工藝與法國的白蘭地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2007年,青酒的洞藏青酒釀造工藝順利的入選貴州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是青酒洞藏文化全面提升的一個契機,是青酒品牌文化全面升級的助推力量。與此同時,青酒新的廣告洞藏文化篇應運而生,新的廣告不僅向受眾傳遞了一種全新的品牌文化,更是傳遞了一個遠古的傳奇。
新的品牌文化勢必成為新的增長點,也勢必會拉動青酒銷售市場的全面飆升,青酒憑借新的品牌文化,憑借新穎的包裝和良好的品質,迅速成為白酒市場新的焦點。
酒鄉好酒――青酒傳統的血脈
貴州是中國傳統的酒鄉,在中國有著云煙貴酒的說法,在紛繁的白酒市場,盡管白酒品牌琳瑯滿目,無以枚舉,但貴州酒依然憑借其悠久的釀酒歷史,得天獨厚的環境優勢和過硬的品質使貴州白酒深受消費者好評,青酒更是保持著較快的發展趨勢,并迅速成為貴州省第二大白酒產銷企業,2007年被貴州省省委、省政府列為貴州省重點白酒生產企業。
【摘要】云南是優秀的葡萄與葡萄酒產區,也是旅游、文化大省,本文以葡萄與葡萄酒產業與旅游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為主題,從論述葡萄與葡萄酒產業是最具備產業融合發展時代特征的戰略性產業入手,分析了葡萄與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產業的相互依存關系,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論證了葡萄與葡萄酒產業與旅游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可行性,提出洋為中用、古為今用、探索創新等促進葡萄與葡萄酒產業與旅游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根本對策。
【關鍵詞】葡萄與葡萄酒;旅游;文化;融合;對策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6.01.011
近年來,我國葡萄與葡萄酒產業發展十分迅猛,作為一種朝陽產業顯示了其強大的生命力。旅游文化產業也充滿活力、方興未艾,成為現代服務業的龍頭產業。那么,有著朝陽產業稱號的葡萄與葡萄酒產業和起著龍頭作用的旅游文化產業能否融合發展?二者怎樣融合發展?下面,筆者以云南省為例,談談自己的觀點以求教于同仁。
一、葡萄與葡萄酒產業的產業特征分析
葡萄與葡萄酒產業是一個高度復合的產業,和農業、工業、服務業、文化業(也被稱之為第四產業)關聯度高,與四大產業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近年來,就葡萄與葡萄酒產業與其他產業融合發展的研究開始破題。2015年6月,在第二屆中國葡萄酒論壇上,中國釀酒大師、山東濱州醫學院劉樹琪教授首次提出“葡萄酒+”,來論述葡萄與葡萄酒產業與其他產業融合發展問題[1]。
筆者認為,“葡萄酒+”實質上是葡萄與葡萄酒產業向其關聯產業融合、延伸。葡萄與葡萄酒產業與其他產業關聯度高,向其它產業滲透力大、融合速度快、延伸能力強,極易形成葡萄酒旅游、葡萄酒養生健康、葡萄酒體驗休閑等新的產業業態。葡萄與葡萄酒產業與其他產業融合的成本低、效率高,而融合出來的新產業具有高成長、高效益、競爭力強、可持續發展之特征。因此,葡萄與葡萄酒產業本身不僅是關聯性極強的產業,也是綠色、生態、高效和成長性極好的產業,這是它與其他產業融合的基礎。葡萄與葡萄酒產業與其他產業融合、延伸到不同的產業領域內,以不同的演進方式,形成富有成長性好、競爭力強的新業態,最終將推動整個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合理化,直接促進行業變革升級,激活一個個新的經濟增長點,構架出融合型的產業新體系。
其實,所謂的“葡萄酒+” 即是指葡萄與葡萄酒產業和其他關聯產業的融合。它是葡萄與葡萄酒產業與不同產業或同一產業不同行業相互滲透、交叉,最終融為一體,逐步形成新產業的動態發展過程。更進一步分析,這種融合在經濟進入新常態、新工業革命以及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最大化為中心,以葡萄與葡萄酒產業為基礎,依托與多個緊密關聯產業之間的融合,形成相互密切的技術經濟聯系和互補關系的新型產業形態。當然,從產業組織的角度,還可以將“葡萄酒+”理解為在經濟全球化、國內外市場競爭激烈的大背景下,產業追求利潤最大化,成本最低化,提高生產率和競爭力的一種發展模式和產業組織形式。
產業關聯度高、融合能力強、具備高成長、高效益、生態綠色、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產業才能成為融合其他產業發展的基礎和依托。而葡萄與葡萄酒產業完全具備這些特征,其他關聯產業可以以葡萄與葡萄酒產業為依托進行產業間的融合,引發新業態的形成和產業整體競爭力的提升。所以,葡萄與葡萄酒產業完全能夠成為融合某個關聯產業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上看,“葡萄酒+”不僅反映了葡萄酒業與眾多產業之間的直接和間接關聯性,而且反映了葡萄酒業與眾多產業之間融合的可能性,既為產業融合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和基礎,又拓寬了產業融合發展的范圍和空間。從實踐上來看,實施“葡萄酒+”戰略,讓葡萄與葡萄酒產業作為基礎和其他產業進行融合發展,就能夠優化市場結構、促進產業創新和轉型升級,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創造新的復合產業,實現資源的流動和合理配置,助推區域經濟一體化。因此,“葡萄酒+”的這些特征和作用,也決定了葡萄與葡萄酒業是國民經濟中最具備產業融合發展特征的戰略性產業。
二、葡萄與葡萄酒產業最適宜與旅游文化產業融合發展
產業間能否融合發展的最基本條件是產業之間的關聯性,產業融合的內在動力是對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葡萄與葡萄酒產業與旅游文化產業關系緊密,高度關聯,存在著必然的聯系。葡萄酒、旅游都是人類歷史社會文化活動的產物,葡萄酒、旅游離不開文化,更進一步說,文化可以當之無愧的成為葡萄酒、旅游的靈魂,是文化把葡萄酒和旅游有機地結合起來。而文化是人類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它必須有載體,例如葡萄酒、旅游等其他能夠物化承載的東西。劉云山同志在2010博鰲國際旅游論壇上的主旨演講上指出,一次難忘的旅游,必定是一次文化之旅、精神之旅,時刻都在觸摸著文化的脈搏、感知著文化的神韻、汲取著文化的營養[2]。這是對葡萄酒文化、旅游文化則是最好 的詮釋。
自古以來,葡萄與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相生相伴,形成了葡萄酒旅游和葡萄酒文化。有史記載 ,人類最早發現葡萄酒是在山野中結伴游玩時 發現的,漫山遍野的野葡萄藤下散發出芬芳的酒香,這就發現了最早的自然發酵的葡萄酒。后來就有了葡萄酒文化。看來,葡萄酒文化的傳播者是葡萄酒旅游者,葡萄酒旅游的根本動因就是文化需求,葡萄酒旅游的核心資源在于文化資源。通過葡萄酒文化來促進交流溝通、獲得精神愉悅、審美享受是旅行者出行的最大動機。從目前情況來看,葡萄酒旅游過程實際上是葡萄酒文化的體驗和享受過程。葡萄酒旅游擁有文化底蘊和內涵,就會魅力無窮,一旦失去,就會索然無味。一言以蔽之,葡萄酒旅游活動是一種高品位、綜合性的葡萄酒文化體驗活動。
從國內外葡萄酒旅游業的發展來看,現代葡萄酒旅游的第一資源一定是葡萄酒文化資源,旅游的最基礎要素在于獨特的文化魅力、文化品格和文化環境。一個葡萄酒產區要實現葡萄酒產業與旅游文化業融合發展,一定離不開葡萄酒、旅游、文化這三大資源,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須有獨特的元素來支撐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
就云南旅游來看,云嶺高原上的高山大川孕育了云南許多獨特的自然景觀,“天下第一奇觀”的石林、高原水城麗江、風花雪月”的大理,千姿百態的元謀土林,“香格里拉”― 中甸的神奇,世所罕見的“三江”并流,孔雀曼舞的西雙版納、江狹水兇的虎跳峽……云南旅游資源豐富且特色鮮明,絕無僅有,彌足珍貴。近年來,云南高度重視旅游業發展,多元化綜合開發旅游文化資源,已經吹響旅游大省向旅游強省進軍的號角。因此,地處大西南的云南旅游資源得天獨厚、獨一無二,為云南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產業融合發展提供了前提。
從云南葡萄與葡萄酒來看,在這神秘的云嶺高原,培育了我國海拔最高的特色葡萄產區-大香格里拉,產生了中國的ROSEHONY(玫瑰蜜),俗稱“云南紅”,云南自然成為中國葡萄酒的搖籃。目前,云南已經把葡萄酒產業作為全省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升級的重要戰略產業重點扶持,云南葡萄酒產業發展十分迅速,葡萄園和酒莊建設已有相當的規模和品牌優勢。這是云南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基礎。
就云南文化底蘊來看,“彩云南現”給神秘的云嶺高原增添了不少的文化底蘊。云南也是我國少數民族較多的省份,地理地貌、歷史變遷、民族分布都很特殊,尤其是多樣的民族文化讓人們感覺到云南的神奇瑰麗。神秘的云嶺高原孕育著多元化的文化,各民族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形成強大的文化合力,推動著云南經濟文化的發展。這是云南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根本。
綜上所述,文化底蘊深厚的云南已經具備葡萄酒產業與旅游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前提條件和基礎。作為一個邊疆、山區、多民族的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欠發達省份,推動云南經濟的跨越發展,完全可以揚長避短、發揮優勢,實施“葡萄酒+”戰略,推動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產業深度融合,促進葡萄酒旅游文化產業快速發展。
在眾多可以作為產業融合依托的產業中,葡萄與葡萄酒產業與旅游、文化有著天然的親和力,是產業融合的最好的基礎產業,這在實踐中也得到廣泛認可。在國外,美國納帕、法國波爾多等國外產區,因葡萄酒而形成的葡萄酒旅游文化這一復合業態超常規發展是產業融合協同發展的成功典范[3],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數以億計的旅游者來到這里的葡萄酒產區參觀葡萄園與酒莊美景,品位鑒賞體驗葡萄酒文化,為當地帶來了很多的財富和人氣。
在國內,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如火如荼。近年來,國內葡萄酒旅游文化產業伴隨葡萄酒產業的蓬勃發展,蒸蒸日上,到葡萄酒產區去旅游體驗葡萄酒文化蔚然成風,葡萄酒旅游文化活動呈現出井噴增長的態勢。今年以來,作為我國優秀的旅游城市、國際葡萄?葡萄酒城煙臺大力實施“葡萄酒+”戰略,推動葡萄與葡萄酒與旅游文化深度融合,出現了可喜的發展局面,實現了相互補充互相促進的目的。據統計,今年國慶期間,僅煙臺蓬萊葡萄酒莊旅游人數達到上萬人次。截至目前,2015年蓬萊葡萄酒文化旅游突破10多萬人次。今年來煙臺進行葡萄酒旅游的海內外游客將超過千萬人次,旅游收入將達百億元[3]。煙臺的實踐證明了葡萄酒產業融合旅游文化產業的巨大魅力。國內的葡萄酒企業張裕公司、君頂酒莊、云南紅酒業公司等運用“葡萄酒+”,促進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的融合發展,帶來了數以萬計的國內外來客和不菲的綜合收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國內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產業協同發展的實踐,說明葡萄酒同旅游文化的融合發展大有可為,大有潛力可挖。因此,葡萄酒產業要取得持續發展,必須要與旅游文化深度融合,而旅游文化產業的騰飛同樣要融合于葡萄酒產業之中,達到互補互促的效果。
我國是在近幾年才開始開發葡萄酒旅游文化市場的,運用“葡萄酒+”,促進葡萄酒與旅游文化融合發展剛露端倪。在國外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的融合早已開展,比如法國、美國、澳大利亞等,葡萄酒旅游已經成為了一種十分成熟的旅游模式[4]。葡萄酒原產地歐洲聯盟主席卡爾巴斯特表示,葡萄酒旅游繁榮的秘訣之一,就是要重視其背后獨一無二的歷史和文化。他說:“葡萄酒是很多國家、城市歷史長河的一部分,而每個城市的歷史都是不同的,所以中國應當發掘自己獨特的葡萄酒歷史和文化[5]。”
文化是葡萄酒的靈魂,更是葡萄酒旅游的依托。國外許多著名產區的葡萄與葡萄酒文化已發展到很高的水平。以法國的波爾多等地為例,當地在推廣美酒的同時,會把一些看似關聯度不高的元素整合在一起,例如在旅途中融入酒的歷史、品牌等知識介紹[5]。這樣的旅游規劃叫做“配套服務”,而這一點正是我國在葡萄酒旅游上的短板。葡萄酒旅游文化主要由三個要素構成:品牌故事、獨特的資源及配套服務。品牌故事包括一款酒名字的來歷,獨特的資源是指每個酒莊背后獨一無二的故事,例如不同的葡萄品種和不同的價值,不同的制作工藝等,旨在調動消費者的興趣。與舊世界葡萄酒國家差異最大的旅游要素在于我國的“配套服務”還不夠完善。
正是品牌、獨特的資源、配套服務這些獨特的元素促使葡萄酒與旅游文化之間產生了諸多的必然聯系,讓其融合更為順暢、高效。可以說,沒有美酒就沒有一種良好的旅游文化氛圍。旅游者似乎離不開葡萄酒與文化,而葡萄酒和文化也似乎離不開旅游者,沒有旅游者的青睞體驗,再好的葡萄酒也難以成為美酒,再豐厚的葡萄酒文化也無法張揚。旅游者之所以對葡萄美酒情有獨鐘,并不僅僅在于葡萄酒本身的風味,更在于葡萄酒的文化魅力。正是由于旅游者對葡萄酒文化內涵的高度追求,才使旅游與葡萄酒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因此,文化才是旅游與葡萄酒結合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葡萄酒產業與旅游文化產業融合,不僅是最完美的結合方式,也是業態創新的最好途徑。
三、促進葡萄與葡萄酒產業和旅游文化業融合發展的對策
葡萄酒旅游是一種高品位、綜合性的文化活動,這一旅游過程實際上是文化的體驗和享受。“葡萄酒+旅游+文化”之所以成為葡萄酒與旅游文化融合發展的基本模式就在于此。那么,我們如何做好“葡萄酒+旅游+文化”這篇大文章,促進葡萄酒產業與旅游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
(一)洋為中用
向國外葡萄酒旅游業發達的國家學習融合發展的經驗,洋為中用。只有善于學習借鑒國外經驗,拿來為我所用,才能少走彎路,加快融合進程。目前,在國外葡萄酒業發達的國家,葡萄酒旅游業搞得相當出色,葡萄酒與旅游文化業融合發展,相得益彰,相互促進。國外葡萄酒與旅游文化業融合發展方面比較成功的國家是澳大利亞。在澳大利亞,葡萄酒旅游已經涵蓋了旅游活動的重要部分,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為葡萄酒業和整個社區以及政府財政帶來了巨大收益。據澳大利亞制酒業聯合會預測,每年通過旅游文化活動和酒窖直銷給酒業帶來的直接效益在4至5億澳元之間。以維多利亞一個州為例子,該州葡萄酒旅游的每年總收入就達1.85億澳元,其中大約0.7億澳元來自酒窖直銷[6]。
再比如法國、意大利、美國、南非、摩爾多瓦等國。這些葡萄酒生產國為了擴大本國葡萄酒在世界上的影響,并且提高本國葡萄酒產品市場占有比例以及銷售量,就把旅游文化業與葡萄酒業兩者很好地融合起來,以葡萄酒業豐富和提升旅游文化業的內涵和吸引力,用旅游文化業來帶動和促進葡萄酒業的穩步發展。當然,國外在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的融合發展上,特別注重葡萄酒環境創新、旅游文化產品開發,新的旅游文化業態培育以及整體規劃等等。國外的一些經驗表明,促進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的融合發展,一定要做好葡萄酒旅游文化環境創新、葡萄酒旅游文化產品開發、 新的旅游文化業態培育、推廣好葡萄酒旅游文化。對于我國發展葡萄酒產業文化有得天獨厚條件的云南來說,要很好地學習借鑒,做好葡萄酒文化與旅游的融合發展規劃。在總體規劃的基礎上,實施“葡萄酒+”,推動葡萄酒產業與旅游文化的深度融合,創造性地打造葡萄酒旅游文化形態,彰顯葡萄酒旅游文化的魅力和風采,才能真正促進葡萄酒產業與旅游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
(二)古為今用
在推動葡萄酒產業與旅游文化產業的融合上,要堅持古為今用的原則。古代的風景名勝、歷史文化等資源,可以很好的古為今用,使我們的葡萄酒旅游業文化發展的更加完善。云南具有悠久燦爛歷史,留下了許多歷史文化資源,如,云南是一個農業大省,農業歷史悠久,農耕文化燦爛文明,具有以包容和諧為最大特征的云南農耕文化,如能運用“葡萄酒+”,促進葡萄酒、旅游和農耕文化深度融合,即實施“葡萄酒+旅游+農耕文化”戰略,把云南高原的葡萄酒莊變為融葡萄種植、葡萄酒生產、文化休閑體驗及旅游于一身的復合體,讓它們盡情發揮云南葡萄酒旅游文化特色,讓來云南的旅游者在遍布葡萄園的山野與彰顯古今中外特點的各種各樣的酒莊建筑之間徜徉,在葡萄園采摘葡萄與釀造美酒中體驗,在葡萄美酒與琴棋詩書畫之側鑒賞,盡情暢享彩云之南葡萄酒旅游文化的休閑情趣[6],那么,結合古老的云南農耕文化,讓葡萄酒旅游與云南農耕文化深度融合,即通過實施“葡萄酒+旅游+農耕文化”戰略,就能夠很好地實現“古為今用”的目標,促進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的融合發展。此外,云南是開埠較早的省份,開埠文化歷史悠久,要緊緊抓住這些厚重的開埠文化史實,實施“葡萄酒+旅游+開埠文化”戰略,充分將開埠文化與旅游及百年葡萄酒歷史文化深度融合,通過建設云南紅葡萄酒文化博物館、歷史風情街、歷史建筑遺存和各種文藝形式、傳媒,深入挖掘文化內涵,賦予新的時代氣息,把葡萄酒與旅游及開埠文化深度融合,讓豐厚的文化底蘊與葡萄酒、旅游相輝映,張揚葡萄酒旅游文化的豐厚底蘊,顯示葡萄酒的文化張力,大大提升云南葡萄酒旅游文化的品質,增強吸引力,擴大影響力。
(三)探索創新
由于葡萄酒與旅游文化業的融合發展在國內還是發展中的新事物,在發展中還會遇到這樣和那樣的問題和困難,亟待我們進一步的探索和創新。相信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觀念的改變、葡萄酒文化的推廣、葡萄酒業的健康發展,葡萄酒旅游文化業發展空間將會越來越大,并將成為一個新的旅游收入增長點,甚至是區域經濟的新增長點。所以,我們必須充滿自信,必須結合國情、省情,運用“葡萄酒+”,必須自我探索、摸出一條具有自己特色的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的融合之路。
促進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產業融合發展,必須勇于實踐、勇于創新,大膽探索,決不可因循守舊、故步自封。運用“葡萄酒+”,沒有現成的經驗和固定的模式可循,必須以自我探索為主,結合國情、省情以及產區實際,摸索出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省情、符合產區特色的葡萄酒旅游文化運作模式,并精心培育使其成為一個具有競爭力的旅游文化產品。換言之,運用“葡萄酒+”,促進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的融合發展,就是要以葡萄種植和葡萄酒消費為基礎,以葡萄酒文化體驗為主題,以酒莊為依托,融觀光旅游、度假旅游、工業旅游、農業旅游、城市旅游、鄉村旅游、節 事旅游、會展旅游等多種旅游形式于一體,互相促進,協調發展[6]。當然,具體產品的開發應當因地制宜,靈活多變,形成類型多樣、多層次的產品體系。近年來,云南省葡萄與葡萄酒產業發展迅速,已成為我國七大葡萄產區之一,云南的多個子產區已形成自己的特色,如彌勒產區種植的特有葡萄品種“玫瑰蜜”、“云中舞”,迪慶高原產區的有機葡萄園及赤霞珠干紅、冰紅酒,楚雄的早熟鮮食葡萄等。因此,必須結合云南葡萄酒產區的這些實際,創新思路,自我探索。如結合“玫瑰蜜”文化,即十八世紀中葉,年輕的法蘭西傳教士來到云南,在香格里拉的茨中壩子,種下了第一株來自法國的古老釀酒葡萄,于是有了云南紅。1904年來云南南部修筑滇越鐵路的法國人在鐵路沿線車站院落里栽培了許多酒葡萄,成為云南高原最早的“玫瑰蜜”釀酒葡萄園;圍繞這些文化歷史,可以編撰一些葡萄酒的故事、小說、電影、電視劇等,還可以圍繞這些歷史整理出版一些經典性書籍,編撰云南葡萄酒史志,使之成為寶貴的文化遺產。結合云南多民族(26個)呈現出不同的社會文化形態和各民族豐富多彩的風俗民情的特點,開發每一個民族的衣、食、住、行及節典、婚戀、喪葬、禮儀、生育、圖騰、語言、宗教、文字、禁忌、審美,把這些個性鮮明的文化鏈與葡萄酒旅游有機結合起來,把大理的白族文化、傣族的貝頁文化、納西族的東巴文化、彝族的貝瑪文化與葡萄酒旅游有機結合起來,既增加了云南葡萄酒旅游的文化內涵,又能夠圍繞這些開辟新的葡萄酒旅游文化景點(產品),從而給旅游文化業注入新的活力,促進云南葡萄酒旅游文化業的大發展。
四、結束語
總之,把葡萄與葡萄酒產業作為產業融合的基礎,高度融合旅游、文化產業,就一定能夠推動云南的葡萄酒產業與旅游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同時也能夠促進云南葡萄酒產業發展躍上新臺階,從而形成以葡萄酒產業為基礎、旅游為龍頭、文化為支撐的葡萄酒旅游文化融合發展新格局,整體上帶動云南各地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目前,葡萄酒產業與旅游文化業的融合已是大勢所趨,云南葡萄酒產業和旅游文化產業的融合才剛剛破題,產業融合的經驗不足,融合進程中困難不少,有些問題亟待解決。但我們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乘當今世界產業融合的東風,更好地實踐運用“葡萄酒+”理念,大力推進葡萄酒與旅游文化產業融合,就能夠促進旅游文化大發展,促進葡萄酒業快發展,實現云南“旅游文化q強省之夢”的共同夢想。
參考文獻
[1]韓永奇,劉世松.開創中國葡萄酒的美好未來――2015中國葡萄酒論壇綜述[J].中外葡萄與葡萄酒,2015(4):60-66.
[2]劉云山.文化是旅游的靈魂――在2010博鰲國際旅游論壇上的主旨演講[N].光明日報,2010 -03-21(1).
[3]劉樹琪.葡萄酒產業密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8-90.
[4]韓永奇.張天良之經營智慧[M].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15:56-62.
[5]李鵲.葡萄酒旅游重在文化中外配套服務差異大.[N].國際在線,2014-08-01(2).
[6]韓永奇,劉世松.2015年我國葡萄酒產業將進入新的發展平臺[J].市場經濟與價格,2015(6):45-48.
Study on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Wine Industry and TourismIndustry around Yunnan Province in China
HAN Yongqi
(College of Viticulture & Enology,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Yantai264003,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