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交融的意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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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族文化交融的意義范文

摘 要 中國朝代交替更迭的發展規律表現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中存在三個分合過渡的重要時期：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元朝，其典型特征是民族文化不斷碰撞與融合，影響政治經濟發展，也成為會計革新的推動力，這三個時期的官廳會計革新起著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本文選取齊國和北魏時期，從民族與文化融合的角度分析比較其對財計思想以及財計制度發展的影響，并探究民族文化融合與會計革新的關系和影響。

關鍵詞 民族文化融合 齊國 北魏 官廳會計 比較分析 會計革新

一、探究意義

齊國和北魏是中國史上政權更迭、民族文化激烈碰撞與融合的時期。東夷文化與夏商周文化相互交融，形成獨特的齊地文化，對齊國及秦朝的會計發展產生深遠影響。而北魏是中國第一個少數民族政權王朝，采取漢化政策為官廳會計傳承與發展提供開放環境，為隋唐會計奠定基礎。本文擬從民族文化融合角度對齊國和北魏官廳會計發展革新進行比較分析，對深入理解中國會計史發展規律有著重要意義。

二、齊國官廳會計

（一）追溯齊國民族文化交融發展淵源

東夷史前文化是齊文化的遠源，夏商周時代的齊地文化是齊文化的近源[1]。因此齊文化是東夷文化與夏商周文明的融合。。公元前567年東夷族萊國納入齊國版圖后，東夷海洋文明與其他文化融合一起成為華夏文明，是先秦文化的主流。其先進性表現在手工業發展、文字雛形的出現、禮樂制度興起、私有制的產生等。其文化特點表現為開放包容，憑借地理優勢，既有相比于中原文化所呈現的相對獨立封閉性，又具有海洋型文明的開放性和輻射性。

（二）齊地文化對官廳會計革新的影響

1.促進富民強國、重農不抑商財計思想的形成。

管子主張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的思想，認為富民是富國基礎，這與東夷文化中的“仁和思想”一脈相承。

另外東夷文化注重工商業發展的特性使齊地文化不同于愚民思想，而注重發展經濟。《史記》記載姜太公修政，因其俗、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因此其傳統思想為重農不抑商。

2.促進齊國中央財計革新。

齊國官廳會計在西周制度基礎上融合東夷文化私有制和“不抑商”思想產生一定革新。

（1）革新財計考核：《管子》主張“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把財計考核與收支有度的節用原則結合在一起，并實行逐級定期報告制度。

（2）注重明法審數原則：“明法審數”原則是會計核算和審計監督的重要原則，君主充分認識到會計、審計作為管理控制國家財政經濟活動手段的重要性，為鞏固政權，必然冀望于從“明法”和“審數”兩方面來保證國家財政收支的實現，與現代會計原則內涵一致，強調“法”和“數”的制度公正性和社會認同性，也是我國最早提出的會計原則，對后世影響深遠。

（3）積極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齊國既不嚴格控制經濟發展，也不放任自由，而運用貨幣、價格政策對市場進行間接干預。《管子》的貨幣政策：國家通過貨幣收放來控制主要商品價格，從而間接影響其他商品的價格[2]，達到增收、調價、控制財政，掌握物資目的，為封建財政服務。

（4）賦稅制度改革：齊國實行分成制地租，因分租比例固定，農民生產可得到更多的生產品，剩余歸其所有，既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也鞏固集權統治。

3.基于掌控商品價格對財計組織的革新。

齊國設輕重九府，掌握貨幣的購買力，使財政收支平衡，達到穩固統治和經濟發展的目的。

從上述可以得出，齊國官廳會計在西周基礎上融入東夷文化特色，也正因為其以開放的胸懷接受不同特性文化，才成就霸主地位。試問若最終統一六國的是齊國，那中國古代或許不會踏上漫長的封建經濟道路，而是一派欣欣向榮的商品經濟。

三、北魏官廳會計

（一）追溯北魏民族文化交融淵源

拓跋鮮卑興起、政權建立到隋朝時與漢族完全融合，既有勇猛好戰之秉性，又呈現包容開化、創新進取的特質，得益于深刻的民族融合史。

但因內斗以及北魏的完全漢化政策而忽視本民族文化，在歷經東西魏的分裂到北周統一后，血緣正統的拓跋部及其文化幾乎消失殆盡。

（二）民族文化融合對官廳會計革新的影響

1.基于民族文化融合的財計制度和會計思想革新。

（1）繼承和發展均田制：均田令很大程度上傳承戰國時期的土地封建制度管理思想，又較少融合鮮卑民族原始氏族文化，影響深遠。

（2）戶籍與財計相結合：開創計帳、戶籍之法，雖有賴于當權者執行，但源于漢化均田制和儒家思想。

2.基于民族文化融合的財計組織革新。

設置度支尚書部統一管轄相關財計職能，其核心地位正式確立，奠定中央集權的財計組織基礎。比部審計勾檢職能始于北魏，推動比部向獨立于財計組織的監察機構演進。

從上述可以得出北魏官廳會計發展過程是同化為中華民族的大融合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是代表封建文化的士族漢臣推動官制、財計等方面革新，推動會計思想和財計組織發展，徹底改變北魏奴隸社會性質。

四、齊國與北魏官廳會計的對比――基于民族文化融合視角

民族文化融合方向和程度不同：齊國官廳會計革新是在中原文化基礎上吸收東夷文化而形成;北魏官廳會計革新舍棄鮮卑族文化，完全吸收中原文化而形成。由此得出中國會計革新是在各民族文化反復融合基礎上產生。

民族文化融合結果不同：齊國官廳會計革新促進經濟發展，成就霸主地位;但北魏官廳會計革新短時間內促進社會發展，完成封建社會的轉變，卻在本質上加劇勢力割據及民族矛盾激化，出現政治反彈，改革成果很快被完全。

民族文化融合的手段不同：齊國官廳會計革新雖是統治者的推行產生，但文化思想基礎是經過夏商周漫長時間吸收和借鑒東夷文化積累而成，是自然而然產生的;而北魏官廳會計革新是統治者強制推行，鮮有文化思想的積淀，可想而知這對會計革新的促進作用有限，屬于典型“同化”方式。

兩者的聯系在于其民族文化融合促進會計革新是在鞏固政權過程中實現。

五、啟示：民族文化融合與會計革新的相互影響

（一）會計革新與社會民族融合相互作用

會計革新消除民族等級差別，農耕經濟成為不同民族主要生產方式，標志不同民族從共處步入全面融合階段[3]。短時間內民族融合存在一定沖突，但從長遠看，民族融合推動制度革新。隨著財計組織革新、先進會計思想應用和會計核算監察發展，政權得到鞏固，經濟快速發展，促進民族間進一步和諧與融合。

（二）民族文化融合造就開放政治經濟背景，促進會計革新

齊地文化基于華夏文明和東夷文明交融而形成，使其尊賢尚功的政治環境和積極進取的經濟思想誕生，促進齊國會計發展和實力提升。

而北魏源于民族融合、亦消失于民族融合的特殊歷程，也孕育了對不同文明兼容并蓄的開明理念和進取精神，造就積極創新的制度環境和開明的統治思想，是制度不斷革新的基礎和實現機制，促進開明君主與先進制度思想的漢族大臣融合，實現經濟乃至會計的革新。

（三）民族文化融合推進會計革新需歷經思想文化的積累，不可盲目推進

民族文化是在長期積累中逐步形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進行發展，必然不能像北魏使用“同化”方式強制執行，只會適得其反，加劇民族分裂，先進制度，文明絕跡，從而使社會倒退。我們要進行的是民族融合，而非民族同化，各民族間要積極平等地進行交流和溝通，才能促進會計革新乃至社會革新。

參考文獻：

[1] 李家祥.《管子》法思想研究[D].西南政法大學，2011.

第2篇：民族文化交融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內涵；發展；認識

民族傳統體育是從民族共同體文化中剝離與凸顯出來的一種民族體育文化形式，是人類社會文化的補充與完善，除了具備一般文化的特征之外，還具有自己獨特的內涵和民族文化特征。為此，全面、系統、科學地認識民族傳統體育，是振奮民族精神、加強民族團結、發揚愛國主義精神、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的重要保證。

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內涵

在人類民族文化的原始積淀期，由于生存區域與生存環境、生產勞動與生活方式、文化積累與傳播的不同，民族文化共同體中許多具有教育、娛樂、健身功能的社會活動凸顯出來，共同構成民族傳統體育的內容和方法體系[1]。它寓競爭、娛樂、廣適、地域及藝術觀賞性、趣味性為一體的綜合運動形式，涵蓋了“性命雙修、心身并育”的生命整體優化理論，把人與環境視為不斷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統一體，并把人體功能的強化和優化看作是一個精神同物質緊密聯系的統一體活動[2]。它既是自貫一身、穩定的精神物質文化，又在歷史環境的變遷中不斷改變其具體的結構式樣，呈現出多姿瘋狂學習的差別。這種在相承相續中漸進發展的趨向，使得我們民族文化的形成在歷史演進中開放出燦爛的花朵，孕育出豐碩的果實，突出地再現民族特色、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識。

第一，勞動過程中的各種思想物化品為民族傳統體育的產生、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這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內涵中最高層次的部分。生產勞動是人類區別于猿類的特征，又是文化創造的開始。當人類作為自然生態環境生命類開始文化創造活動的時候，即使是最粗糙的簡單文化，也無不是從自然存在物直接加工開始的。而文化成果又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物質勞動過程中，其技術、社會和價值方式都作為相當復雜的文化體系而存在[3]。就是在這樣一種社會發展的背景下，民族傳統體育是一個民族在特定區域、特定的社會人群，伴隨著一定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生產中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物質體育文化現象。

第二，民族傳統體育作為人類社會一項特殊的文化活動方式，孤立的個體活動是不存在的。盡管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常常通過個人的行為方式來體現和進行，但永遠脫離不開社會的聯系而受制于社會，永遠是物質文化的產物。同時，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又離不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制約和影響，并為一定社會關系所包圍，這種社會關系不論是以物為對象，還是以人為對象，其參與活動的行為包含著社會以人為中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組織；所形成的血

緣、地緣、行業的組織關系；所形成的和風俗習慣，表現出規定性、固定性、制約性的鏈接方式。從而使社會的人按照一定社會所提供的規定條件和可能，依據一定社會所特有的體育方式進行活動。

第三，反映在民族傳統體育活動當中的民族意識、文化心理、哲學思想、價值觀念、、倫理道德規范、審美心理，是人類精神生活領域的文化，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圍繞民族體育活動方式，通過抽象事物的藝術表現，來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質內涵、思想觀念和行為準則，最終依托體育活動來改造人的主觀世界。民族傳統體育活動作為驗證人的物化世界能力的象征，最根本的是促進了民族心理素質的升華。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和民族學家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覺到大家是屬于一個人們共同體的自己人的這種心理”，一個民族“總是要強調一些有別于其他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的特點，賦予強烈的感情，把它升華為代表這個民族的標志”[3]。因此，民族心理素質是社會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條件綜合作用于民族傳統體育精神文化面貌的表現與結果，是民族傳統體育生存、發展之靈魂。

二、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特性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價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兩個密切聯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著一種文化，而文化則是構成民族的要素。[4]

（一）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

這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基本屬性。任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間和具體的歷史時間之中，蘊涵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這一文化發展的時代性質。各民族的體育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現有別于其他民族的體育文化特質，又依其時代性而融匯成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自身發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積淀與特定地域文明的特點，表現為該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類型。時代性則體現體育文化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發展由低向高的發展方向和文化之間傳播、交融與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關系，表現為體育文化發展階段的標識和特定的文化類型所展示的時代風貌與精神。

民族性與時代性統一，民族性存在于時代性之中，時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絕然獨立的文化屬性。正由于二者的統一，衍生出體育文化的整體性與獨立性、連續性與階段性、自主性與互賴性、兼容性與選擇性等等的有機共生。這些特性又表現為民族意識與全球意識、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統一。民族意識是民族體育文化的本質特征所在，全球意識則從世界和人類體育文化發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視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個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時代精神則代表體育文化發展的方向和歷史演進的階段特征與風貌。

（二）涵延性與主導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種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與傳承延續、傳播吸收等特性；主導性則是指文化的多元復合結構中，必然呈現該文化的主導傾向，包含明顯的價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與主導性并存，反映著文化存在的結構特性。文化是一個涵延廣博的概念，有其豐富的內涵，諸文化因素多元交匯，文化傳統的歷史延續同文化發展的時代新質共集于一定的社會空間。文化創新是以一定的優秀文化傳統之弘揚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獨創出來；并且，文化演進還是文化發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過程。正是在繼往開來與傳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實現適應時代要求的新發展。

從文化的涵延性來看，獨具特色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非常典型地證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觀存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無論從悠久的歷史傳承還是從廣博的豐富內涵以及遼闊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鮮明的典型性。從文化的主導性而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歷經數千年不衰，其交融會通的強大生命力之中，展現出立于主導地位的、與時展相適應的文化特質，居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地位，成為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導性特性。

（三）兼容性與選擇性的一致

兼容性不僅包括了涵延性所規范的文化多元復合與傳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發展中精華與糟粕、進步與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區分出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又有許多無法絕然判定的交匯復合內容，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或具體的狀況情形下，精華與糟粕的判定受到時代的局限，也受到評判主體的制約。

選擇性指文化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選擇、吸收所需養分以補充、壯大本體文化、排斥不適應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內在機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選擇、排斥功能，具有客觀規律性的特點；又由于文化選擇是作為文化主體的人進行的，從而也具有主觀能動性的意義。選擇性同樣不能獨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響。文化的選擇、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規范下實現的，選擇的結果不是使文化成為單一因素，而是豐富和發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樣受到選擇性的制約，選擇的結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種文化因素根據民族的需要和時代的要求而“優勝劣汰”、“適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則失去生命力，這就是民族文化發展演進的過程，也代表民族體育文化發展的過程。

三、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動力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動力表現出三個主要特征，即對自身文化傳統的繼承發展、借鑒吸收外來文化并進行適應本體文化需要的選擇和汲取、以及順應時代和社會發展要求而進行的會通創新，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過程。

（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凝聚力

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體現為其民族精神。“文化傳統是不死的民族魂。它產生于民族的歷代生活，成長于民族的重復實踐，形成為民族的集體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簡單說來，文化傳統就是民族精神。”[5]

歷史證明，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其強盛發達國泰民安的時期，往往就是政策開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齊放的時期。固步自封意味著保守落后,開放創新才是民族興盛文化繁榮的契機。中國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榮是各民族平等相處相互尊重的結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獨立個性和存在價值，促進各民族間體育文化的相互溝通和交流，才能取長補短不斷完善。

（二）交流互感是民族體育文化發展的推動力

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史就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對外開放的文化交流史。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時代差異外，還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異，在數千年中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長期地、不斷地交流、滲透、競爭和融合。因此，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是具體的、歷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層次的立體結構。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各區域、各民族體育文化的薈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發展的推動力。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間及民族外兩種類型。各民族的認同、親和與交融，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從遠古時代就開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間的接觸，無論表現為交易、和親、聯盟的友好方式，還是掠奪、復仇、征服的沖突形式，客觀上都使民族體育文化得到相互的撞擊觸發與交流影響，有利于促進民族傳統體育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積育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養分與動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進了中華文化的發展。

（三）兼融會通是民族體育文化綿延的內驅力

任何民族的體育文化都有其空氣和土壤，有自己的載體和靈性；任何民族體育文化都有其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以及尊重和學習其他文化的義務；都有繼承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與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進行發展創新的責任；也有共同繁榮人類文化進步的歷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發展雖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卻同處并存相互聯系，都是其內在調制與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結果。任何一種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靜止和封閉的狀態中發展，都是其內在的新舊更替、進步發展的矛盾運動和外部的文化觸擊沖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因此，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兼融會通特質成為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綿延的內在驅動力。

（四）整合創新是民族體育文化長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基本特性集中體現為文化的內在調制與外在互感功能，通過涵延傳播、汲取更新來實現新文化建設。開放與交融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不衰的動因，整合創新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長存的(下轉第82頁）

（上接第74頁）生命力。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間的交融會通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強大動力，而與外來文化的撞擊吸收、整合創新是其強勁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五）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繁榮是民族復興的最終表征

民族傳統體育是由中國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是由各個民族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宗教、風俗習慣等文化創造匯集而成。歷來年舉行的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規模一屆比一屆盛大，項目一屆比一屆豐富瘋狂學習，獨具特色的民族傳統體育與文化藝術融為一體，將民族體育按照固定的節奏一浪接一浪推向，展示了民族體育文化是全人類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是由民族文化創造匯集而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屬性，融會于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這種基本的屬性，既可以反映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又表現出兼容性和選擇性的一致。從而使全民族對民族文化發展特性認識的同時，充分參與、占有和分享屬于全民財富的社會主義民族體育文化。新晨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現今世界上任何一項流行的體育項目，都源自于各國的民族體育項目，它們同樣是在一定的地域受一定文化影響而逐漸形成的，后來隨著經濟發展、文化滲透、使團表演、廣泛普及而逐漸成為世界性的體育運動[7]。實踐證明，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優點和長處。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和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中占據應有的位置，每一個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夠在同外來文化的交流中取長補短，不斷完善和發展自己的文化，這就是文化的創造性。同時，我們的創新還必須樹立全球意識，從人類文化發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國民族體育文化的發展脈絡，只有立足于全球性的意識，才能深入理解和吸收外來文化進步的文明，并與本民族文化發展的實際需要進行有效的結合和創新。

四、結語

民族傳統體育是中華文明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我們的先哲們在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氛圍中創造、選擇、發明和發展起來的民族傳統體育，歷盡滄桑，經久不衰，推動了我國數千年體育文化的發展。盡管時生了變化，但蘊藏在其深層的民族文化精神，仍然影響著人們今天的思想和觀念，其體育方式仍為各民族人民采用，運用人類學來加以研究，在強有力的理論指導下開發這個蘊藏量極大的資源，可以為中華民族體育全面走向世界，促進國際體育文化的大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參考文獻】

[1]白晉湘.弘揚中華民族傳統體育，豐富世界現代體育寶庫[J].體育（人大復印資料），2002,(4).

[2]曾于久，劉星亮.民族傳統體育概論[J].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張文勛，施惟達，張勝冰，等.民族文化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4]趙光遠主編．民族與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諸形態[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

[5]龐樸．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載朱家楨、厲以平、葉坦主編．東亞經濟社會思想與現代化[M]．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

第3篇：民族文化交融的意義范文

民族文化作為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的載體，它為現代生活與藝術創造架設了一座橋梁，并通過自身的巨大影響力為現代海報設計提供了無限的想象空間。

（一）傳統藝術元素傳統文化藝術所包含的多姿多彩的藝術表現形式、審美角度、創新精神以及藝術作品對當代旅游海報設計有著深刻的啟迪與借鑒作用。中國富有個性的文化特質決定了現代海報設計深厚的東方文化韻味，也形成了一大批具有東方神韻的海報設計元素。例如傳統的漢服和旗袍、神秘的刺繡、蘇杭的園林等，這些優秀的傳統藝術是豐富我們視覺藝術語言的重要途徑，也是我們尋找和發現新的視覺語言、創造新的視覺文化的源頭。

（二）宗教文化元素“宗教情感與藝術的審美情感存在一定的差別，宗教中如癡如狂的崇拜、義無返顧的獻身、驚心動魄的自殘行為，往往是與個人的生活目的、人生價值等道德觀念直接相聯，而藝術審美情感與道德觀念的聯系則是間接的。審美活動本身只訴諸人的感情，通過對美的事物的感受和認識，獲得精神上的愉悅。”由此可以看出，宗教與藝術兩種思維方式在運用想象和幻想把握世界的過程中殊途同歸，彼此共存；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本領與手段又同根共源，一脈相承，都運用了豐富的想象力。諸如民間傳說、圖騰崇拜、原始藝術與歌舞、儀式等宗教活動同樣運用了豐富的想象，而且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與開發這種想象。

（三）民俗民風元素民風民俗指那些突出表現民族特點和地方性特征的因素，從服飾、飲食、禮儀、節慶活動、婚喪嫁娶、文體娛樂、鄉土工藝，到思維方式、道德觀念、審美趣味等無所不包。近幾年，一些地區開辟了通過旅游開發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新途徑。如屈原故里每年端午節舉辦龍舟賽事，已成為三峽地區重要的文化旅游活動。在旅游海報設計中，以現代的審美觀念對吉祥圖案、剪紙、年畫等民間裝飾紋樣加以改造、提煉和運用，不僅使作品保留了傳統的藝術神韻，同時也被賦予了時代特色。

二、寧夏民族文化元素有的圖形符號

寧夏民族文化是歷史發展過程中各民族文化共同創造融合的結晶，體現了很強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吸納性，并隨著歷史的推移不斷演繹逐漸形成了自身的文化風格。

（一）回鄉文化元素符號寧夏是多民族聚居地區，在長期的回漢文化交融中，回族保留和沿襲著自己的信仰和生活習俗。其境內的清真寺繼承了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優秀特點，并在文化交融的影響下形成了不同風格。如寧夏銀川納家戶清真寺就融入了漢文化的建筑風格，充分發揮了彩繪、雕刻等技法特征；銀川南關清真寺融合了阿拉伯國家伊斯蘭建筑的特點，宣禮臺和內部主體建筑風格互為呼應，高低起伏，錯落有致，充分展示了回族及伊斯蘭文化內涵和建筑特色；中華回鄉文化園是以白色為主色調的宏大建筑群，金色禮儀大殿高高聳立，運用了大量的彩色壁磚、穹頂彩繪，彰顯了伊斯蘭藝術風韻。

（二）西夏文化元素符號寧夏曾經歷了少數民族建立政權的大夏國，史稱西夏。神秘的西夏文化作為寧夏民族視覺元素之一，為海報設計師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想象力和創新力。如具有“東方金字塔”之稱的西夏王陵，再現了西夏建筑獨具民族特色的藝術風格，在古代建筑中占據特殊地位；西夏瓷器是游牧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集中反映，產品造型設計、紋飾題材、裝飾手法均表現出較強的民族風格，真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產力。

（三）自然景觀的文化符號黃河既孕育了寧夏光輝燦爛的文化，也積淀了豐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在黃河岸邊生活了幾千年的游牧民族，憑借他們杰出的才華和豐富的想象力，在賀蘭山的巨石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千余幅造型獨特、粗獷樸實的古代巖畫蜚聲海內外，給后人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如寧夏中衛的沙坡頭集大漠、黃河、高山、綠洲于一處，既具西北風光之雄奇，又兼江南景色之秀美，自然景觀獨特，人文景觀豐厚；寧夏的沙湖，沙水相連，葦鳥相依，構成了一幅如詩如畫、令人神往的美麗畫卷，是一顆名副其實的戈壁明珠。

三、寧夏旅游海報設計構想

一幅扎根于地域文化傳統和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海報，不僅能體現一個民族的文化語義和美學內涵，更能成為一個民族或地域旅游文化形象的重要標志。

（一）設計思路旅游海報所包涵的設計思維觀念化、價值取向藝術化，是其它宣傳媒介所不能替代的，只有正確認識海報的作用與功能，才能更好地運用海報進行宣傳。在寧夏旅游海報設計中，應深入挖掘寧夏旅游資源和文化資源優勢，在以人為本基礎之上，把旅游景觀與民族文化內涵相結合，把地域特色與先進表現手法相結合，分析整合人文歷史、自然景觀、風土人情等方面的旅游信息，提煉出最具文化價值、最具代表意義、最具表現力的設計主題，以新穎、獨特的海報設計精品，激發大眾的旅游沖動，增強海報的宣傳效益。

（二）素材選取在對寧夏旅游資源系統整理分析之后，可以從寧夏的歷史文化、宗教藝術、民俗民風、建筑特色等幾個方面入手探尋寧夏旅游海報的設計元素，突出地域特征和民族文化。例如在對賀蘭山巖畫進行圖形符號設計時要注重圖形形式美，運用藝術構成中解構與重構的方式提煉巖畫中的視覺符號，使之更能代表寧夏的民族文化。此外，寧夏旅游海報要始終把寧夏旅游資源的獨特性作為表達愿望，從回鄉文化元素和西夏文化元素中提煉出既能表現寧夏旅游特色，又符合大眾情感認同的設計主題；要深入挖掘寧夏民族文化符號最具代表性的圖形元素，以獨到的審美視角提取那些看似毫無關聯的素材，使這些文化元素充分表達寧夏旅游的細膩、柔美、平和、富足。

（三）藝術提煉與創意過程在旅游海報設計中，如何掌握圖形、文字、色彩在海報設計中的運用技巧，是衡量一個設計人員綜合素質和創意能力的砝碼。設計者只有在對海報主題透徹理解的基礎上，從新穎獨特的思維角度，對原有圖形符號、文字、色彩進行加工重組，形象地表達所要宣傳的事物，才能使人們在有限的畫面中聯想到更廣闊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義。因此，在對設計符號進行藝術加工時，一要從視覺效果上追求符號形式的美感，即對現有符號進行圖形化改造，使設計結構具有完整的藝術性和高度的整體美感，從而獲得最佳的視覺效果；二要在審美體驗上挖掘符號的深邃寓意，即通過對符號的變異重構和藝術加工，將表象符號轉變為審美符號，使表象符號失去原有的現實意義，同時保留其形象化的美感并使其產生超越意義，從而使設計符號在審美體驗上獲得更深的寓意。

第4篇：民族文化交融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新疆；文化互動；多元文化；民族文化；共生

“文化是指規約社會成員行為，調節社會物質與精神生活的人為的信息系統。”[1]文化產生于人與特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進程中，各民族由于生存環境和社會發展的不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文化互動是指在相關民族文化調適的基礎上，其作用與反饋交錯出現且連續耦合運作的過程。”[2]無論在中國古代社會，還是在近現代時期，多元民族文化之間的并立與調適在新疆地區都是十分活躍的。因此，我試從文化互動的視角探討歷史時期及當代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共生。

一、新特的自然地理環境

新特的自然地理環境是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動的搖籃。新疆深居亞歐大陸的腹心，內部因天山橫亙其間，自然形成了南疆和北疆兩大地理單元。新疆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結構一方面具有封閉性，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開放性。在國內方面，天山以北的牧業區與蒙古草原綿延千里，而天山以南的農業區通過河西走廊，與中原農耕區結為一體。[3]在國際方面，絲綢之路這條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大動脈及其聯結的四通八達的交通網，更使得位于東、西方交往要沖的新疆成為除敦煌外唯一的世界上四大歷史悠久而又影響深遠的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文化體系匯流的廣闊舞臺。[4]如今，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建設構想，特別倡導文化寬容，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兼容并蓄、共生共榮。因此，無論是在中國古代，還是在近現代時期，新疆都是一片多元民族文化互動的廣闊天地。

二、新疆豐富多樣的多元民族文化互動

文化互動類型理論是以多變項描述和闡述文化變遷過程的理論，結合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動的歷史進程，下文重點對同層級文化互動、異層級文化互動、傳統與現實互動進行闡述。1、同層級文化互動民族文化間相互借鑒是同層級文化互動的首要表現。目前，在新疆生活的漢族人口主要是清代以后從內地來疆的遷移者及其后代。一代代新疆漢族人以北方漢族文化為基礎，并吸收了隨人口遷移而來的各地漢族風俗和當地少數民族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多元性、變動性及非傳統性特點的地方漢族文化，體現在新疆漢語方言、飲食文化、雙重地區觀念、禮俗簡潔等方面。[5]以“新疆漢語方言”為例，“新疆漢語方言”專指“老新疆話”[6]，其詞匯系統由中原文化的基本詞語，陜西、甘肅、寧夏、青海等省的基本詞語，新疆本地的詞語，大量的借詞等構成，“反映了語言在其發展變化中具有的融合特點。”[7]其次是文化移入。“文化移入是指不同民族的文化持久接觸而引發的雙方文化的變遷”。[8]當強勢民族的文化移入時，弱小民族的文化就不得不與之調和。公元6至15世紀，阿拉伯文化傳播到新疆，并逐步使新疆地區在語言、人種和宗教方面發生了“西域文化史上世界罕見的三大巨變。”即：“當地的民族語言幾乎從印歐語系全面突厥化為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當地的原歐羅巴人種幾乎全面混血化為突厥語族歐羅巴•蒙古人種，多種信仰的當地主要民族幾乎全部伊斯蘭化為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9]這一文化移入過程對新疆地區信仰伊斯蘭教的各少數民族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異層級文化互動復雜社會的文化具有多個層級，如“中心——邊緣”或“中央與地方”或“主流文化——亞文化”或“大傳統——小傳統”等，不同層級文化之間的接觸與耦合，即為異層級文化互動。在我國古代時期，在中央和西域的異層級文化互動中以自上而下的模式為主導。王尚達、楊恕用計量史學的方法對自公元前101年中原王朝第一次在西域設官至1911年清朝滅亡，共2012年的中原王朝和西域四類政治關系的存在時間進行了統計分析，得出結論：新疆地區有67.1%的時期全部或部分受中原王朝管轄，32.9%的時期與中原王朝保持臣屬關系和一般聯系。[10]從時間對比來看，在中央王朝與西域的關系中，西域接受中原王朝管轄的比例高達三分之二，因此，二者的文化互動至少在此間三分之二的時間內得以存續。兩千多年間，中央王朝和西域之間設官置所、屯田、使臣商團往來、通婚，甚至包括戰爭在內的多重紐帶，不僅發揮了建立與穩固中央與西域關系的政治作用，更為重要的是促使中央王朝與西域自然而然而又綿延不絕地發生著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互動。這對于異層級文化互動的雙方都是澤被深遠的。少數民族學校中存在兩種語言教學自20世紀50年代就已存在，但并未將其稱為雙語教育。雙語教育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目前新疆語境下的“雙語教育”屬于狹義范疇，是指在少數民族教育系統中以少數民族語言與國家通用語——漢語作為教學語言，使學生通過授課語言的運用，學習兩種語言與兩種文化，同時學習學科知識的添加性教育。[11]即培養少數民族學生基本的雙語聽說讀寫能力是手段和工具，是雙語教育低一級的要求，而培養學生繼承和發揚兩種文化的能力才是內容和目的，是更高一級的目標。通過同樣重視少數民族語言和國家通用語言——漢語，使學生透過語言的窗口，看到更為廣闊的文化的世界。雙語教育致力于培養通曉兩種語言、適應兩種文化的“雙語雙文化人才”[12]，他們既能繼承本民族的語言及文化并對其充滿感情，又能了解并借鑒、吸收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乃至豐富多彩的世界文化，成為當代新疆地區民族文化與中華文化、現代文化互動的一張張名片。3、傳統與現實互動傳統與現實的互動也是文化互動的重要類型之一，二者在接觸的過程中，傳統對現實起著約束和規范作用，然而現實變化又促使傳統重塑。隨著時代的變遷，新疆民族傳統文化不僅面臨著與現代文化的交流、碰撞，更為嚴峻的是，傳統文化有形的和無形的部分正在逐漸消失，一些民族傳統文化正隨著老藝術家的逝去而面臨著無法傳承、無法重現的困境。在新疆地區民族傳統文化與現實的互動中，柯爾克孜族女紅技藝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之下，積極融入到市場經濟的潮流中，利用了新的有利條件，呈現出與歷史時期不同的特點。柯爾克孜族傳統女紅技藝是該民族物質產品與精神產品的雙重承繼者。1980年代以來，在走向市場的過程中，柯爾克孜族女紅技藝無論是在技藝的傳承途徑還是在產品的表現方式上都發生了或深或淺、或明或暗的比較大的變化。[13]在傳承方式上，在傳統的單一的個體之間的代際傳承方式之外，集體化、規范化、批量化的傳承方式地位逐漸凸顯。如今，柯爾克孜族女紅技藝的傳承方式包括家庭作坊式傳承方式、商鋪收徒式傳承方式、興趣小組式傳承方式和傭工式傳承方式等。在紋樣圖案的傳播途徑方面，由于傳統的不借助復雜的固定用具，基本上不使用圖紙，高度依靠傳承者過目不忘心靈手巧的要求越來越難以做到，加之生活節奏的加快，柯爾克孜族逐漸采用工具式傳播方式，如：借助紙質鏤版、圖案描摹、復寫紙記憶、微型模板和機械復制式傳播方式以及其他傳播方式傳授和交流手工技藝和信息。在社會結構調整、生計方式多樣以及市場經濟的深度滲透等諸多原因的綜合作用下，柯爾克孜族女紅技藝在變化的環境中沒有固守傳統、止足不前，而是以迎合市場經濟大潮的姿態，利用有利條件，贏得了新的發展，由以前的“養在深閨人未知”到走出大山，走向國內、外；由長期的自產自用到作為商品出現在各種各級市場。[14]新疆大學教授萬雪玉在實地調查、深入思考的基礎上，得出如下結論：“柯爾克孜族女紅技藝源遠流長的生命源泉是其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物質文化雙重特性，長期為全民族熱愛與追捧則和其與時俱進的創新本質有內在的關聯。”[15]其成功的關鍵是恰當處理了傳統文化傳承、發展與市場經濟之間的互動關系，堪稱新疆地區民族文化傳統與現實互動的典型。

三、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動的特點

在梳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動歷史、分析其類型的基礎上，筆者認為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具有以下特點：1、在開放的環境中多元民族文化共存。無論在漫長的古代社會，還是在近現代時期，新疆這片土地從來不乏不同人種、不同民族的人群來來往往，而人群的流動總是能為新疆的人文環境注入活力。新疆是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三大宗教和印歐語系、阿爾泰語系、漢藏語系三大語系的薈萃之地，內部又有綠洲農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兵團漢文化三者的交織互補，可以說，新疆的人文環境始終處于動態的平衡之中。盡管在某些時期，一種或幾種文化處于強勢，其它文化“萬馬齊喑”，但這并不能抹殺總體上在新疆這片開放的廣闊大地上，多元民族文化的事實。在歷史與現實中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新疆經常的多元文化共存狀態，使得處于其中的每一種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與其他文化接觸、交流、碰撞，在歷史和自然的“雙重振蕩”中，每一種活躍在這片土地上的文化，無論是外來文化，還是新疆原生文化，在新疆的文化表現形式都已經是文化本身與其他文化交融的結果。在新疆沒有純粹的某一種文化，而某種文化作為個體的淡化或消失，只是在形式上而言，其實質因素仍然可以在新疆找到痕跡。長期文化互動中形成多維共性。新疆的歷史實質上是一部多民族遷徙、流動、融合的歷史，大規模、長時期的民族遷徙促使各民族間的持久接觸，并在此基礎上融合產生了新疆地區的近代民族，民族成分本就是多元交融的。公元6至15世紀，持續強勁的突厥化、回鶻化和伊斯蘭化對新疆地區進行了整合，作為互動因子的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之間又形成了一些共性。在經濟文化類型方面，自然地理環境使新疆各民族因地制宜地形成了南部綠洲農耕和北部草原游牧兩種基本的經濟文化類型，各民族也因生產方式相同而呈現出相近的文化形態和源流關系。“新疆各民族文化上的共性是多維、多向和多層次的。[16]新疆多元文化在長期互動中形成的多維共性，既與上述兩個特點一樣是新疆多元文化的特點之一，又與上述兩個特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四、共生：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走向

第5篇：民族文化交融的意義范文

目前，國內尚無對民族文化傳播的確切定義，相關的理論探討也鮮見。郝樸寧的《民族文化傳播理論描述》可視為較系統性地從理論上對此問題進行探索的代表性成果。該著作運用傳播學的理論與方法，從傳播主體、符號和內容、傳播介質等幾個主要方面，對民族文化的產生、發展進行了歷史性考察，揭示了傳播在民族文化產生和演進過程中的作用與力量，并嘗試性地提出了民族文化傳播的基本原理和構建民族文化傳播學的主要內容。他認為，在民族文化的傳播中，有幾個方面的影響機制在發揮作用，即文化的維模功能、文化適應、文化的圈層性、文化融合、文化增殖、文化積淀、文化分層。他將民族文化傳播學的基點建構于民族文化的延存、傳播、傳承之上，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出發，提出了七個層次的建構要求。同時，作者應用傳播學的方法與框架，將民族文化傳播放在中華文化的保護與傳承的大視野下，提出了民族文化傳播學的現代建構內容。這些思路和觀點，盡管尚未達到建構起民族文化傳播學的層次，但對于民族文化傳播的理論研究，以及對民族文化傳播學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二、傳統大眾傳媒的民族文化傳播效力

傳統大眾媒體是民族文化傳播的重要渠道和平臺，也是覆蓋面和滲透力最為廣泛的媒介形式。配合國家的政策，為了更好地保護和宣傳少數民族的文化習俗，大量涉及民族內容的節目和欄目、專刊等被制作并廣泛傳播。對于大眾傳媒在弘揚和傳播民族文化方面的功能優勢，基本沒有異議。然而，對于實踐中大眾傳媒的傳播內容在促進民族文化保護與傳承方面的實際效力，學界存有不同的觀點和評判。張燕認為，盡管大眾傳媒在傳播原生態民族文化方面具有某種積極作用，但其實際存有的功利性，導致傳播初衷與實際的議程設置效果之間產生了偏差，造成大眾傳媒在傳播原生態民族文化的過程中的某種異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族文化原本的文化品質。同時，在表現方式上也喪失了民族文化最真實的面貌。故而她強調，大眾傳媒應充分尊重和維持民族文化的本真狀態，從整體和細節上做到真實展現，才能真正發揮大眾傳媒傳播民族文化的效力。劉祥平在對貴州民族地區的民族文化傳播研究中指出，大眾傳媒在當地的民族文化傳播和旅游形象宣傳中產生了積極作用，但是，僅僅依靠傳統大眾媒體是很難完成傳播地區民族文化，促進當地旅游形象建設的任務。唯有充分挖掘和利用網絡與新媒體形式，同時配合外部優勢媒體的傳播力量，才能更好地發揮民族文化傳播的作用，提升傳播效果。另有學者從個案出發，探討了少數民族電視節目主持人在傳播民族文化中的作用，從電視節目的主體元素角度探討了大眾傳媒如何提升民族文化傳播效力的問題。

三、網絡、新媒體環境下的民族文化傳播

民族文化傳播的研究中，有關網絡、新媒體與民族文化傳播的相關探討數量最多，這是針對新媒體環境下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的現實困境而做出的積極回應。莊曉東以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的現代建構為背景，探討了網絡媒介與當地民族文化的互動，以及在新的媒介環境下民族意識與民族文化認同所發生的變化。通過實證考察，作者對云南少數民族文化在傳統媒介環境下和網絡環境下的不同情況分別給予了考察，提出了當地網絡媒介建構民族文化的新模式，尤其強調并分析了民族意識建構的相關情況。陳峻俊認為，網絡以其傳播優勢極大地改變了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的面貌，不僅擴展了民族文化傳播的視野，改變了原有的傳播模式，更深刻地影響了少數民族的文化傳播觀念。通過利用網絡技術和信息資源，可極大地開發民族地區的文化傳播潛能，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而對于網絡保護抑或是破壞了傳統文化的爭議，正是由于網絡媒體的低門檻、互動性、自媒體特征，使得族群間的聯系更加密切，不但不會導致某個民族文化的退化，反而有利于民族間的交流與和諧，更好地平衡主流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之間的關系。閻敏以渝東南少數民族地區為例，提出了新媒體環境下民族文化傳播的新路徑與具體的策略性措施，建議通過聯合傳統媒體，優勢互補地打造文化傳播精品內容；同時根據民族文化的特色，利用微博等新媒體形式，細分傳播內容，加強民族文化傳播的集中性與針對性；提倡利用新媒體平臺，進行體驗式民族文化傳播，讓受眾身臨其境地感受民族文化的特色。孔鈺欽以新媒體環境下我國少數民族文化傳播所面臨的困境為基礎，分析了利用新媒體進行民族文化傳播的可行性，提出從“建立新媒體動態生態少數民族博物館”、“建設少數民族新媒體書店”、“開發少數民族文化傳播新媒體產業鏈”幾個方面入手，開辟新媒體傳播少數民族文化的新渠道。相比前兩類微觀層面的策略性探討，張競月和王金磊從宏觀上探討了新媒體環境下民族文化傳播的困境與出路，提出了“民族文化消費畸形”、“對外傳播受限”、“文化符號機械復制”等問題，并給出“構建國家共同文化”、“進行民族分層化傳播”、“民族文化大數據傳播”等建議，同其他學者一樣，他們也主張建立民族文化傳播的產業鏈，加強民族文化傳播的市場化運作，從而在吸引更多關注者的同時，促進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也有學者針對“微時代”的民族文化的傳播與發展問題進行了討論，如微信、微博、微電影、微小說等各種建立在數字信息技術基礎上的傳播方式，都將成為新時期民族文化傳播的重要平臺和途徑。有學者認為，應建立信息化平臺，制定出符合具體民族文化內涵的微信息傳播方式與路徑，從而有效地拓展民族文化傳播的廣度和提升傳播力度。此外，自2008年開始舉辦的“新媒體與民族文化傳播論壇”已成為此領域研究的重要平臺，會議每隔一年舉辦一次，積極探討了有關新媒體的發展與民族文化傳播、少數民族新聞教育等方面的最新最前沿的問題。

四、民族文化與跨文化傳播

民族文化的跨文化傳播問題，是民族文化傳播研究中的另一大成果集結領域。在多民族的國家，各個民族的文化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從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個不斷與他族文化相互影響、相互借鑒、部分交融的動態過程。因此，少數民族的文化傳播與傳承必然繞不開它同其他民族文化的關系處理情況，而在全球化、現代化的大背景下，不同族群之間的文化交流與碰撞已是不可避免。那么究竟該如何看待這種現實，如何處理好其中的利與弊、得與失，讓一個民族的文化能夠在同族外文化的互動中得到傳揚與承續，是民族文化傳播研究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楊芳芳從宏觀視角探討了跨文化傳播與民族文化的關系問題，強調民族文化在其形成過程中的跨文化傳播特性。且隨著跨文化的傳播與發展，使得各族文化之間在相互適應與融合的同時，也造成了具體民族文化的異化與原有文化傳統的消解。因此，她從全球傳播和文化霸權的角度出發，認為民族文化只有平衡好汲取外族文化的文明成果與保持自身鮮明特色和文化主旨的關系，增強文化傳播力方能得到更好地弘揚和發展。李娜用傳播學的框架，對藏族、門巴族、珞巴族之間的跨文化傳播活動方式進行了歷史性的考察，爬梳了三個民族之間的跨文化傳播形態與途徑，并從文化的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上對傳播效果進行了評價，以此為基礎，提出少數民族之間的跨文化傳播的三個主要特質，即“生產生活的需要”、“娛樂化”、“地緣特質”，這三個方面對于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廣度與深度具有重要影響。另有學者從構建和諧社會的角度出發，對民族旅游中的跨文化傳播現狀與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民族旅游中的跨文化良性傳播與互動對于在多元文化環境下構建和諧社會意義重大。還有不少研究者針對民族文化的表層結構，如民族服飾、舞蹈、音樂、習俗、體育等的跨文化傳播價值與策略進行了專項研究，個別學者運用符號學的相關理論與方法，對影視作品中的民族文化符號的跨文化傳播價值和效果給予考察，倡導通過這些可以跨越民族間差異的方式，更好地進行跨文化交流，以促進本族文化的外部認知與傳揚，從而完成保護和延續本民族文化的任務。此外，針對少數民族禁忌在跨文化傳播中的影響問題，有學者進行了系統地考察。以少數民族禁忌在傳播中的特殊性為基礎，運用傳播學的框架，從傳播者、傳播系統和受眾三個層面分析了民族禁忌對跨文化傳播的影響情況與機制，為更好地控制跨文化傳播中的這種負面因素，提高傳播效果提供了重要思路。

五、文化傳播與少數民族文化的變遷

第6篇：民族文化交融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水墨藝術 留白 意境 氣韻 本土化

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設計師都希望能創造出具有本民族文化風格，又能為他人認可的平面設計作品，而不是一味模仿國外作品的各種外表形式，希望在本土文化中找到合適的平面設計語匯，中國水墨藝術就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水墨藝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它有著視覺造型的深度，蘊涵了中國人文精神的文化根源。

一、水墨藝術的哲學思想

在道家看來，藝術價值在于德操的表現，人與自然是親和協調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與儒家文化倡導的入世、人格精神完全相反，恰似太極圖中的一陰一陽，相異而相生，相反而相成，脫離客觀物象的形態制約，于靜觀照寂中，表現出萬物的本質。加之，“冥思頓悟”的禪釋文化滲透，更使“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與審美境界達到了一個極致。總之，基于儒、道、釋文化思想基礎上的水墨藝術，構成了“超以象外”的民族視覺形態。?

二、設計元素與平面設計的結合

1、氣韻生動的文化內涵

中國水墨藝術注重的是自身獨特的魅力，講究的是氣韻生動、虛實相生、情景交融。“氣韻生動”最早出現在南朝畫家謝赫的《古畫品錄》一書中，“氣韻生動”并非孤立存在，“生動”是對“氣韻”的一種形容，關鍵在“氣韻”二字。韻之生命在于氣，“氣韻生動”，畫則活矣。韻生于氣，韻靠氣而發，氣有韻就生動，無韻就不生動，生動則活潑。生，生發，靈動，充滿活力，不呆、不板、不死、不膩。“氣韻生動”就平面設計而言應體現內在作品的生命、精神，生才動，動才生，生動互相作用，互相依存。

2、虛實相生的構圖布局

水墨藝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對于今天的平面設計來說，它在構圖布局上“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的虛實相生；造型上“似與不似之間”的概括，“無畫處皆成妙境”的意境，這些都是先輩們留給我們寶貴的財富，我們在現代平面設計上去借鑒和發展是勿容置疑的。3 . ~4 k; ]??d"" G* d# G本帖來源： 華人CG藝術聯盟論壇??hrcgart.com/forum但要怎樣用？怎樣才能用好它？是我們該認真思考的地方。現代平面設計借鑒水墨畫的虛實相生構圖原理，往往是通過畫面中的色彩、文字、圖形的編排關系來實現的，簡單的說，就是處理好平面設計中色彩、文字、圖形在畫面版面中的位置關系，用大片空白的“虛”來襯托“實”。

3、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

一幅好的平面設計作品既要做到“一目了然”還要做到“一見傾心”，就必須要有吸引人、情景交融的意境。平面畫面意境的處理，是將客觀事物精粹部分集中處理，達到了情景交融，能牽動人的某種情思，某種體驗，某種聯想。

三、總結

中國水墨藝術在現代平面設計中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和影響力，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我們仍要對中國水墨藝術的文化內涵不斷地做更深層次的探究。這種創新并非簡單的傳承和延續，而是將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有機的重構和轉化，是從內涵到外延的進一步創造和更新，使傳統的中國水墨藝術在現代平面設計中煥發出的新的生命，真正找到為世界所認同的“中國設計”。

1、楊洪澤作.平面設計的本土語言.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2006.2．

第7篇：民族文化交融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文化走廊；文化融合；“藏回”

基金項目：2015年度自治區哲學社會科學專項資金項目《“藏回”的民族志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5BM2003。

所謂文化走廊，除了指文化地理上的空間類型外，還可以將其概念外延拓展為連接不同文化間的特殊通道。人類歷史的漫長經歷中，出現過眾多促使彼此溝通連接的“公共地帶”。相對于“文化區”的類型，人們習慣將這種具有文化共通性與滲透性的地域，稱之為“通道”或者“走廊”。形成這樣文化走廊的因素，與當地的自然風貌相關聯，為了適應對環境的認識，在此相同的地理風貌產生了部群具有相似的存在方式，同時由此反映出特定族群的文化交往和傳承。“參照世界的軸心理論來看，在全球的各區域性文明之間，由于有著大大小小的文化廊的存在，使得軸心不至于彼此隔絕和窒息，而是逐漸靠攏并最終連為一體。1”

西部高原被稱為民族融合相對集中的文化交錯區，在各類型的文化群族之間，形成了不同文化滲透與交融的文化走廊。文學人類學前輩徐新建教授將此劃分為：有北部草原與大漠地帶交融的河西走廊、南臨百越族群間的嶺南走廊、橫斷山區的橫斷走廊。而在海拔較高的青藏高原上，甚至范圍可擴大到四省藏區，各民族處于類似的生態地理中，逐漸形成了相似的文化基因。活生生的文化生態呈現出民族間相互融合的實例：每當晨曦初現的時刻，八角街東側清真大寺的誦經聲隱隱響徹在煨桑的青煙中，與拿著念珠的佛教徒形成鮮明的對比，卻絲毫不突兀，一切順理成章。這里存在著一種與當地文化截然不同又合情合理的文化現象，這些生活在藏地的伊斯蘭教徒，頭頂白帽，信奉穆斯林，穿過文化走廊，逐漸在他者的文化土壤上新生出一種獨有的文化類型，謂之“藏回”文化。

一、行走出來的文化交融

“藏回”稱謂的來源與歷史有關。正如拉薩大清真寺亞古阿訇所言，伊斯蘭教入藏的途徑有兩條：一條是由國外克什米爾、阿富汗等中東地區傳入，一條是由內地甘肅、青海、陜西、四川等地傳入。縱觀“藏回”族群分布情況，可發現因地理位置、歷史原因、地理因素、文化習俗、宗教教義、生活方式等不同，不同地域的“藏回”群體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性，其宗教屬性亦不同。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藏族民眾由于長期與回族生活，歸信伊斯蘭教，其本身的民族屬性為藏族，被周圍的回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稱為“藏回”。以拉薩部分“藏回”為例，最初穆斯林教徒與當地藏族婦女通婚，歷經世代繁衍生息，他們的后代在選擇民族行政定義時則選擇回族。一種是回族出于生存的需要，學習掌握藏族文化并融入藏族生活，其民族行政身份定義為藏族，亦被其他民族稱為“藏回”，這部分民眾在“藏回”群體中所占比例較多，以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縣的“藏回”為代表。無論是“回入藏”或者“藏入回”，其共同特點都是對他族文化在心理上的認同，尤其是在宗教上都信仰異教，被研究者們定義為“特殊的亞族群”。2當然，由于地理特征與歷史遺留等因素，也存在一些個例。

處于后藏地區的日喀則，地處克什米爾、印度、尼泊爾至拉薩的交通要道，其“中轉性”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各族群間文化交流的活躍性。數百年來的文化交融促使本土藏族與外來伊斯蘭民眾進行了深度交往，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形成了日喀則“藏回”。目前，日喀則共有 “藏回”13戶，人數不足百人，較之其他地區“藏回”人數較少，以家族式群居方式集中居住在清真寺四周，形成了獨立社區。在異族文化的包圍下，該地“藏回”產生了強烈的本族文化保護意識，刻意強化本族文化觀念，篤信伊斯蘭教，堅持伊斯蘭教的五項功修，即“五功”：念、禮、齋、課、朝，并嚴格遵循穆斯林的規范來要求自己的言行。在婚姻方面，日喀則“藏回”初入藏地時，與其他地區的“藏回”相同，迫于現實所需，他們曾娶當地藏族為妻，伴隨著群體的壯大后逐漸實行族內婚。日喀則“藏回”較之拉薩、昌都等地的“藏回”人數較少，限于群體規模等因素，他們可以接受 “藏入回”，可以婚娶他族的配偶，但是前提條件是對方必須信仰伊斯蘭教，即改變原有。這是“藏回”與他族通婚的根本條件，不容觸碰。值得一提的是，“回族女子不外嫁”的民俗在“藏回”群體中依舊存在，“回入藏”現象幾乎不存在。

作為行走中的族群，是有選擇的空間遷移。文明作為融合與交流的產物，必定是在行走中互動和孕育，于是超越了文化上的邊界。回族與藏族在相互交流中，其關系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變化，出現認同與排他的必然結果。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界理論”的提出使得學界的族群理論傾向主觀論，他主編的《族群和族界：文化和差別的社會組織》一書中提出：族群不是一種文化承載和區分單位，而是一種社會組織。自我認定的歸屬與被別人認定的歸屬是民族最重要的區分特征。3經過長期的歷史融合與發展，回族作為他者逐漸適應了青藏高原的地理環境，作為本土文化，強勢的藏文化依靠地理優勢及人口的優勢逐漸滲透，生活在藏地的回族在吸收本土原生態文化的過程中，形成了融洽的民族關系。拉薩大清真寺亞古阿訇說：“在歷史上，無論是民主改革之前還是民主改革之后，藏族與回族都沒有發生過任何大的沖突，關系非常和諧，特別是在自由的宗教政策引導下，更不會出現宗教沖突之類的問題。”令筆者感受較深的是，被藏傳佛教徒譽為“圣城”的中心地帶，和諧存在有兩種不同教派的寺廟，大昭寺與大清真寺相隔如此之近，這便足以證明藏族與回族之間有著很強的包容性，兩種不同信仰的民眾相處和諧穩定，持續發展。

行走中的文化，在其核心層面上已經喪失了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宗教特征，一部分“回入藏”的民眾改信藏傳佛教，其民族認同逐漸演變為藏族；另一部分“藏入回”則通過文化的協調與適應，兼容并蓄，雖然在民族屬性上依舊具有伊斯蘭的特征，但是已形成了別于其他回族的亞族群。這其中的一部分人，有人認為自己是回族，也認同自己的藏族的民族身份，上更是出F了雙重性，既信奉伊斯蘭又信仰藏傳佛教，他們在不同的時空互遞中，豐富著“藏回”的文化內涵。形成這種特殊文化特征的根本原因便是行走中的空間拓展。

二、文化接觸與文化涵化

不同文化類型在接觸中，不可避免地產生涵化。長久以來，信奉伊斯蘭的民眾因為各種因素遷居到，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清朝中央政府留駐機構和軍隊中的將士，因其數量有限、地位較高，不會對本土民眾在社會資源的占有上有競爭，因此被政府與民眾接納。

在經濟交往中，或者族群間的相互通婚，促進了兩民族的文化涵化。內地的穆斯林來到后，主要從事屠宰、種植、買賣等行業。外籍的穆斯林則側重流通，他們主要從事香料布匹等物資的流通及開甜茶館等行業，特別是開甜茶館的歷史由來已久，如拉薩老字號的甜茶館“伊比”“魯藏”等。以拉薩為例，長久以來拉薩都是牧業經濟為主，以消費促進發展，這些外來的穆斯林無疑滿足了拉薩的經濟增長需求。拉薩地處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環境決定此地必定以牛羊肉為食，但是佛教教義主張眾生平等，殺戮是教義不夠準許的行為。穆斯林因其與飲食習慣多以屠宰牛羊為業。政府以官方批示的形式鼓勵穆斯林經營此行當，從而促使穆斯林壟斷此行業。譬如，在拉薩世世代代居住的“藏回”中就有“甲米”家族和“噶廈甲米”家族，他們專門從事為地方政府和達賴喇嘛提供肉食。經濟需求導致兩個民族深入接觸，民族關系文化涵化逐漸深化。此外，藏回通婚更深層次使得文化涵化進一步深入。拉薩的回族聚集區在形成發展后，有“西郊屠宰廠”、“河壩林片區”、“北郊木材、貨運場”三個片區，這樣的形成與其最初從事的行業相關，空間片區的文化態勢逐漸形成。

人作為一種物群分布于世界各地，依靠血緣關系形成可以區分開來的部落群族。研究走廊文化的徐新建教授說：“人們只有滿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下才不再費力地四處奔波，而是穩定于各自生息的特定范圍。偶爾，再越過界限來往于相互之間：尋求交流，擴展視野，或探險或商貿，或征戰或和親……久而久之，那些逐漸穩固并能促使彼此溝通的路徑，便形成了世人公認的跨區走廊。”青藏高原及其東部地帶，其獨特的地理生態連接著不同的文化類型，只有借助文I梳理與實地考證的方式，紀錄這些即將在城市化進程中遺忘的空間，呈現出“藏回”交融互息互存的立體畫面。清晨早起煨桑的香氣里，戴著白帽子的“藏回”，用鮮活的畫面重現走廊文化的融合，敘說著民族交融的歷程。

三、融合環境中的身份繼承

有一種現象，越是遠離本土，越是對原民族文化有著深刻的眷戀與牽扯。隨著民族意識的覺醒，在異地異文化的融合過程中，必然存在一種對民族身份的認同和原生態文化的回歸意識。

身份是“個人在某一社會制度中的地位，包括政治、法律以及階層、職業上的地位”。4民族身份則是不同的人群自我認同和相互區分以確定其在社會（或民族構成）體系中位置的標志。5 行走中形成的走廊文化“藏回”的當局者，對本身身份的確定與認同是不容忽視的關鍵點。藏回的起源可追溯到元代，但是真正形成這一特殊的文化群體僅僅只有300年的歷史。異族的外來者，回族為了適應所處的陌生環境，必定會自覺地進行文化的調試，以便自己能盡快融入藏族文化中，或者逐步形成自己所期盼的文化類型。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沁縣生活著一批“藏回”，此地作為青藏藏區的腹地，經濟生產以畜牧業為主。起先是漢藏通婚，但是村民依舊以藏族自居，自我認同為藏族。而當地生活的村民中也存在回族，隨著藏回的通婚，因為“阿舅”是回族，則認為自己的民族身份為回族。當地回族有這樣的說法“阿舅是骨頭的主兒”。可見其基于母系的身份繼承。有一點值得一提，社會學認為：“人們對待使用語言的選擇時，面臨著把感情看作‘文化象征’和在理性上看作‘交流工具’這樣一種雙重性，前者注重族群以往的演變歷史和文化價值，后者注重族群成員在目前生活中的實際應用價值和未來的發展機會。”6就對下一代的命名這件標志著標簽身份延續的重要事件而言，藏回的命名方式“取其中”，為了與原本的民族傳統相接近，出現了一些能體現回族文化特征的詞語。諸如“馬乃”等詞語，他們堅持使用能彰顯民族特征的姓名，在親族的稱謂上，即使受到本土藏族文化的影響，依舊存在“阿大”“阿嘛”等回族的稱呼，當然“阿尕”這種藏回共用的稱謂，則是藏回融合的證據。

除了生活生產中可以保留的蛛絲馬跡，為了繼承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宗教則是區別他族的重要身份符號。回族“大凈”“小凈”等作禮拜的常規習俗在藏區繼續進行顯然缺乏客觀條件，在回族不夠集中的藏區，誦古蘭經，做禮拜有時會收到限制。依舊以上文的事例為代表，當生活在藏區的“藏回”如果條件準許，依舊會作禮拜，而不會進入藏傳佛教的寺院。關于喪葬這種最具代表性的民間儀式，“藏回”會盡可能按照回族的習俗操辦，以此來表現對回族身份的傳承與認同。即使講了一口流利的藏語，這僅僅是為生活所需的工具型的目的，但是在漢語中依舊會遺留下傳統回族的語言習慣。

青海民族聚集相對其西南地區單一，雖然處在文化融合的地區，但是由于長期以來非此即彼的生態文化空間所限，迫使弱勢民族需要傳承本民族身份，又要與他族和諧相處，“藏回”在某種程度上來講，起到了緩和民族矛盾的作用，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類型，在相互的交融中，保留本族文化特征，吸收他者的文化基因，從而起到溝通文化內涵的重要作用。

四、走廊文化中的民族認同

民族研究需要宏觀的整體視野，作為西南文化板塊，多民族共同生活，相互影響相互交融，除了可以繼承本民族的民族屬性外，需要與他族親密接觸，交叉融合，族群邊界逐漸模糊，民族特征逐漸淡化。

以西南彝藏文化走廊的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縣的“藏回”為代表，在這里，他們與青海、等地的“藏回”不同，刻意的民族身份繼承在此顯得并不強烈。在這里，法定的回族說藏語、穿藏裝、住著藏式的房子，吃著牦牛肉，伊斯蘭禁食習俗并不十分嚴格，有些“藏回”在家里供奉藏傳佛教的佛龕。而原本的藏族，部分受回族教義影響，開始不食用大肉。各種生活方式重疊在一起，藏回雜居，藏回通婚，相互交融往來的現象使得甚至超越了民族的界限。當然，以此為理由定性兩個民族特征的模糊性和流變性顯得太過于武斷，民族身份認同的重要因素之一應該是當事者主觀的選擇。

有這樣一種現象，在云南的“藏回”族群中，大部分人傾向在行政劃分上將自己定義為藏族，即使保留著本民族固有的特征，這是因為由于對民族政策認識的偏差，考慮到民族優惠政策的因素。在云南民族干部的選拔中，人口較少的民族和藏族都能享受特殊優待的政策，這對關心后代前途的藏回長輩而言，無疑具有極大的誘惑力。這種主觀上要求改變民族身份的現象，“為他們提供了解釋其文化和社會行為的意義的空間，無論是選擇藏族為其法定族屬還是依法登記為回族，他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實踐并沒有因其身份證上法定的民族族屬的不同而不同。7”

在以民間儀式為主要敘事方式的西南民族聚集區，“藏回”這一特殊族群在多民族混居的大環境下顯得合情合理，其“藏回”的身份是以伊斯蘭宗教意外的政治經濟因素為基礎，也是以西南藏彝走廊這種獨特的文化地理空間為條件，表現出了多民族共同生活區域內在文化上的高度認同與同化，為“藏回”的存在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客^條件。主觀因素是，當國家法定的民族標簽不能夠滿足他們族群認可的需求時，當事者用“藏回”這一稱呼來表達自己在多民族聚居地區的主觀認同。這種現象，與刻意的文化身份繼承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群組居住的文化空間相關。

自1982年5月先生提出板塊與文化走廊的概念以后，對于走廊文化的深入研究此起彼伏。除了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嶺南走廊三大文化走廊之外，又有學者提出了“甘青寧穆斯林走廊”8等說法，將走廊文化概念外延不斷拓展，地理意義上的走廊文化逐漸泛化為人文地理的概念。同一地理位置上的各民族生息繁衍，在繼承與創造本土文化的過程中，伴隨著他族文化的進入，異質特征不斷被客觀強化，從而呈現出異彩紛呈的多元文化。“藏回”作為藏區游牧文化圈出現的特殊事例，體現了民族文化間的交集與重疊、互補與互進，展現出走廊文化境遇內的民族融合現象。

[注釋]

1葉舒憲：《河西走廊：西部神話與華夏源流》，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2李紅春：《鮮為人知的云南“藏回”》，《中國穆斯林》，2006年第1期。

3馬廣德：《試析回族清真寺“清真”嵌字聯對“清真”的文化詮釋》，第十五次全國回族學研討會論文匯編，2005年。

4譚光廣、馮利、陳樸：《文化學詞典》，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03頁。

5魯順元：《藏文化環境中回回民族身份的傳承――以一個家族口述史為例》，《青海社會科學》，2011年第1期。

6李培林：《社會學與中國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頁。

第8篇：民族文化交融的意義范文

麗江擁有三項世界遺產，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多姿多彩，傳承久遠的民族文化璀璨奪目，納西、白、藏、漢等多個民族生活其中，文化的多樣性、融合性特點鮮明。

（一）納西族東巴文化人口約30萬的麗江納西族是有豐富文化底蘊的民族，制造和使用了東巴象形文字，并以此為基礎創作、記錄、傳承著本民族的思想情感、文化成就。東巴文化是由一系列的文化現象、文化成果乃至思想傳承組成的：東巴經、東巴教、東巴舞、東巴音樂以及東巴繪畫等等。東巴文化中的主要內容都與宗教活動有關，是對原始宗教的內容、活動、儀式等的保存和傳承，因此，同一些其他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樣也是一種宗教文化。隨著麗江文化旅游業的興起，東巴文化和麗江古城交相輝映，在少數民族文化中突顯出來，并與旅游產品、旅游商品的開發結合起來。文化旅游對旅游資源的文化內涵有較高要求，東巴文化是麗江民族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麗江發展文化旅游的重要支撐。

（二）茶馬古道歷史文化茶馬古道文化是伴隨著茶馬古道的興衰，以茶馬互市為主要內容在這條古驛道上形成的特有文化。麗江與茶馬古道的關系極為密切，在那一時期古道沿線的城鎮中，麗江因地處滇、川、藏交通要沖，是茶馬古道上重要的貨物中轉集散地。馬幫文化是這一歷史現象的特有文化，帶動了麗江歷史上的經濟和文化發展，“茶馬古道的繁榮是由許多沿途集鎮的繁榮拼接出來的，它每個部分的繁榮又相互的拉動著其他部分，它們的發展相輔相成，麗江以它優越的地理位置成就茶馬古道，而茶馬古道又以它豐富的文化來回報麗江。”茶馬古道歷史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廣闊的滇川藏大地為背景，以特有的張力和廣度來影響它沿線的民族，作為多方中轉集散地的麗江受這種文化交融的影響更為明顯。

（三）漢、白、藏多民族交融文化除納西族的東巴文化外，漢、白、藏等多民族文化融合帶來的文化多樣性是麗江民族文化的一大特點。麗江地處滇西北的小壩子中，在對外擴張不利的情勢下，逐漸形成對外來文化的強大包容性，以兼收并序的博懷吸收各地的優秀文化，豐富繁榮本地文化。麗江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痕跡非常明顯：納西族的民居融有白、藏、漢等民族的建筑特點；納西古樂中的“洞經音樂”是從中原引入并植根于麗江的道教“經腔”音樂；麗江宗教既要本土宗教東巴教也有道教、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基督教等外來宗教。麗江納西族強烈的學習意識和包容的民族特性，促成了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融合性，也極大的豐富著可轉化為經濟優勢的民族文化資源。

二、民族文化資源的應用和創新是麗江發展文化旅游的動力和支撐

文化是會對某一國家、地區和民族的性格、理念、思維模式以及人生態度等產生最深遠影響的因素。民族民間工藝品、民族歌舞演藝、民族節慶活動以及有民族文化內涵融入的自然景觀等是民族文化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的主要方面。

（一）以民族文化資源為依托，制作開發民族民間工藝品文化旅游業使麗江古城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給這一地區眾多極富民族風情的手工藝品提供了展示和交易的平臺。民族民間藝術體現出強烈的民族文化內涵，無論是深蘊的精神內容，還是外在的表現形式，都融入進本民族深深的民族文化、民族倫理、民族風格，乃至獨特的生存觀和世界觀。這種強烈的民族精神的作用，使得民族民間藝術產業相較于其他的文化產業門類，有著更深的吸引力和影響力。富有民族思想內涵和美學感悟的民族民間工藝品在文化旅游業發展中備受關注，內蘊的文化價值也是其歷經千余年仍盛行不衰的最根本原因。麗江的木雕、皮具、銅器是流傳久遠的三項民間工藝品，此外，還有銀器打制、摩梭手織圍巾、羊皮重彩畫、烙畫等民族文化融合交流出現的工藝品品類，另外，麗江土陶、東巴線刻、東巴招財蛙等是隨社會發展而出現的新興或改良工藝品類。

（二）通過對傳統文化的整合和創新，以民族歌舞演藝豐富文化旅游產品民族傳統文化體現著特定歷史時期內，人們對生命、生活、思想情感的記錄、思考和感悟，是民族文化發展中的重要組成。創新是文化發展的本質，文化發展的動力、活力、魅力等，無不來自創新。通過創新可以把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資源與現達的科學技術、思考認知模式、尋求的文化體驗方式等結合起來，烘托突顯出民族文化內涵。多民族聚居的麗江有著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資源，它們是麗江發展民族歌舞演藝的創作源泉，凄美哀婉的愛情故事、古老厚重的部落戰爭、神秘奇特的生活習俗，構成了民族歌舞演藝的龐大素材庫。有如此深厚的民族文化積淀做后盾，再結合現代的聲、光、電、影技術，加上資金籌集的多渠道、宣傳推廣的市場化，麗江打造出一臺具特色的民族歌舞演藝，極大的豐富了麗江的文化旅游產品。從《納西古樂》到《彩云飛歌》，從《麗水金沙》到《印象麗江》，體現著麗江對民族文化資源進行不斷挖掘、創新的積極探索實踐過程。對民族文化資源的深入挖掘探索，對傳統文化的不斷整合創新，使民族歌舞欣賞成為來麗游客的一項重要娛樂活動。

（三）將民族文化內涵融入自然景觀，賦予自然景觀以文化意義美麗的自然風光和獨特的民族文化的緊密結合，是麗江旅游的最大特色，也是麗江旅游的魅力所在。與民族文化相結合的自然景觀，會因文化內涵的滲入而更受游客歡迎，并增添了一種探幽訪古、體驗風情的心境。此外，自然景觀與文化內涵相結合，還有利于天然自然景觀的長遠持續發展，同時，也詮釋著民族文化資源也是對現代文化旅游的最有利支撐。麗江的自然景觀多姿多彩、絢爛神秘，文化旅游業的發展使原來的天然景觀開始注重與民族文化的融合。豐富獨特的民族文化賦予自然景觀以文化魅力和靈動風情，自然山水、古體建筑也是傳統文化的物質載體和精神寄托，兩者的緊密結合、互為依托，是麗江發展旅游業多年，至今仍盛行不衰的重要原因。納西文化樂園將納西族的狩獵文化與現代的獵奇運動相結合；玉龍雪山是納西族保護神“三朵”的化身；玉水寨是展示弘揚納西族東巴文化的“東巴圣地、玉水之源”；云杉坪是傳說中進入“玉龍第三國”的窗口；甘海子是相愛卻不得在一起的青年男女殉情的地方；拉市海的騎馬線路中有茶馬古道的歷史遺址等等。此外，麗江還有像徐霞客的麗江之旅等有文化背景滲透的潛在旅游資源，市場前景廣闊。

（四）通過舉辦文化活動增加地區知名度和文化影響力2002年，麗江舉辦首屆“雪山音樂節”；2006年，舉行首屆“七夕”文化旅游活動；2007年，首屆“中國婚俗文化節”；2012年，麗江老君山傳統攀巖賽；2013中國麗江婚禮文化節，等等。這些活動極大的豐富了麗江文化旅游的內容，讓外界可以多角度、更全面的了解麗江。文化的支撐是文化旅游業的靈魂所在，通過旅游這一平臺的轉換，可以將豐富的文化資源轉化為強有力的競爭優勢。麗江舉辦各類文化活動對宣傳、提升麗江的形象，推進麗江的對外開放，加強文化旅游的宣傳促銷起到重要作用，也為麗江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注入強大活力。各類文化活動的成功舉辦，還有利于打造麗江文化品牌，鞏固和提升麗江城市品牌，并推動麗江古城的文化和商業實現平衡。

三、民族文化資本化運營應著力重視的因素

（一）發掘和創新民族文化資源是民族文化資本化運營的動力和源泉民族文化資源與旅游業結合，將文化資源轉化為經濟優勢是麗江發展文化旅游的成功啟示。民族傳統文化創新是麗江帶給我們的另一個有益啟示，創新推動著傳統文化與現代生產、生活方式的結合，并不斷向前發展，在迅速多變的現代世界里給民族傳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從長期目標出發，以全新視角推出傳統民族文化，在傳統與現代中尋找平衡和共贏。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發展經濟不應以民族文化的消逝、生態環境的破壞為代價，可持續發展原則是文化旅游中必須遵循的原則。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和開發應同時進行，在注重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的基礎上，以現代的先進理念賦予傳統文化新的活力，推動民族傳統文化的發掘和創新。

（二）重視價值鏈和產業鏈開發對民族文化資本化運營有積極意義價值鏈是文化產品內在價值的延伸，是文化產品的內在屬性，產業鏈是價值鏈的外在表現形態，是指由一個產業衍生出與它相關聯的其它產業。價值鏈和產業鏈，兩者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各有側重，前者更多的側重于產品的內在價值屬性，而后者則側重于外部的產業關聯。不同于其它非文化產品，文化產業與內在性的價值鏈有著更為緊密的關聯，這種價值關聯由文化產品的內在屬性決定，決定著產業鏈的成敗。民族文化資本化將民族文化符號與經濟發展結合起來，使的民族文化活動、產品無論是外在的表現形式，還是深蘊的精神內容，都融入進本民族深深的民族文化、民族倫理、民族風格，乃至獨特的生存觀和世界觀。

第9篇：民族文化交融的意義范文

一、體育文化的全球化

當今社會最大的進步在于通訊手段的不斷完善，尤其是能夠全面真實傳播各種信息的電視將世界的物理距 離大大縮短，使人們的眼界空前地開闊，接受新生事物的心理和能力極大地增強。體育文化借助現代傳播媒介 更廣泛地向世界各個角落傳播，使身居不同地域的人們都能接觸以西方體育為主體的、以“增強體質、意志和 精神并使之全面發展的一種生活哲學”為宗旨的奧林匹克，并逐漸地將其價值轉化為民眾的意識和行為。

西方體育的最大特點是規則明確、公平競爭、尺度客觀、評價準確，因此被譽為“物理體育”。西方體育 運動誘發人勤奮進取，以不同的技術、戰術取勝對方，有效、合理地滿足人的原始驅力——攻擊性的宣泄，同 時也造就、強化了現代人的競爭意識。西方體育最大的屬性是群體性，幾乎所有的項目都是在集體協作的情況 下完成的，由此極大地滿足了人際交往的需要，為人們提供了交流的機會和條件，成全了人性復歸。西方體育 的最大魅力是娛樂，它總是處于一種結局未卜，需不斷奮爭、時刻把握機遇的過程之中，這一切給人帶來無限 的刺激，使人產生不盡的感受，愉悅之情也油然而生。這一特性為西方體育文化成為全球體育文化的主體奠定 了基礎，使體育文化成為日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

就人的本質屬性來看，人類的社會生活需要經歷著從生存、發展到享受幾個階段，每一個階段均離不開對 游戲的需求。體育運動源于游戲，卻又高于游戲，最終它仍將是以游戲為其主導。正是由于這一特性，人們格 外喜愛體育。越是經濟發達的國家，體育生活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體育能還原人類的本 性，通過體育人們能得到種種人性本質力量的感受。

通過體育生活人們還能切實感受到一種與時代氣息相吻合的精神，這就是競爭。當今是競爭的時代，是競 爭的社會，競爭使整個社會的進程不斷加速，使人類的社會生活質量不斷得到改善。在這種社會氛圍中，培養 人的競爭意識和競爭精神便顯得十分重要。體育生活給予人類一個自然的環境，在規定的技術、戰術、規則、 方法的嚴格要求下，潛移默化地煅造人們競爭的品格，使之適應社會的發展，因此體育文化成為全球文化的顯 現部分是必然趨勢。

同時，世界文化全球化趨勢深厚的社會背景是文化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實質上是一種能量強大的文化 廣泛滲透，使接受方的生活方式出現趨同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被動還是主動地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更多地 取決于本土文化的能量，同時也應看到文化滲透往往是在各種有利于人們物質生活的基礎上逐漸發生的。世界 文化趨向大同，形成文化全球化趨勢，使文化組成部分的各個方面也趨于大同，西方體育文化就是在這種環境 下逐漸地滲透到不同地域人們的生活之中的。

體育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性的文化內容之一，還因為體育文化本身的通約性。體育文化是一種體能符 號，它能使不同人群直接理解其中的意義，達到有效交流的目的。由于體能符號是一種流動的、有機的表達方 式，可得到直接的回應，產生長遠的效應，文化流變均能在體能符號上留下印痕，使其擁有豐厚的民族文化內 蘊，因此，體能符號的交流成為一種有價值的交流。同時，它還具備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功能，如中國曾成功 地運用了乒乓球外交，舉辦奧運會可獲得巨大的經濟效益等，這使體能符號更易成為全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

二、體育文化的民族化

民族文化是人類共同的財富，隨著文化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世界文化市場為民族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更多的 機會和適宜的舞臺。全球文化的形成實質上是多元民族文化共同構建、相互融合的結果。

成長、成熟于各個區域的民族體育不僅具備體育文化的一般特征和屬性，更具有一些獨具一格的特色，帶 有強烈的民族文化氣息，內含強勁的民族意識。每一個地區或國家都有自己的傳統體育內容，在相當程度上成 為這些地區和國家的象征，如美國籃球、巴西足球、日本柔道、中國武術等。

由于歷史和社會的原因，在相當一段時間里民族體育的發展存在著地域封閉傾向。從歷史原因看，不同地 域的民族在其自我發展過程中均有自己的文化支撐，以此為支撐點逐漸發展成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體系，在這一 體系中，從價值觀、意識到行為都有自己的評價標準和規范。從社會角度看，不同的社會其運行機制也存在差 異，這種差異強化著人們的價值觀、意識和行為規范，使社會的習俗沿著一定的方向發展。上述兩個方面都會 制約文化的開放程度，以確保民族文化的特色。其實，文化在現今的交流更多的是以融合為本，也只有不斷地 交流、充分地融合才能為地域文化的發展提供動力，才能使地域文化被全球文化認同。日本的柔道正是走了一 條交流、融合之路，它采取了競技體育的形式，但核心內容卻保留著深厚的民族風格。當然，民族文化的發展 必然要經過一個時期的封閉式成長過程，只有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備受民族文化熏陶后才能孕育濃郁的 民族文化氣息。同時，民族文化只有在不斷成熟中才能逐漸蓄積“文化反彈”所需的足夠能量。中國現代武術 推廣工作步履維艱，究其根源是封閉內養時間不足，民族文化特質的錘煉還不到火候。

發揚民族文化，傳播民族文化信息，使全球文化更加豐富多彩是每個民族的義務。每個民族都有將自己的 文化向外推廣，使世人認同的意向。無論是從政治、經濟上考慮，還是從文化本身考慮，推廣民族文化實質上 是立足世界文化的重要步驟。只有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通過文化的廣泛交流和融合，才能更有效地發展民族 文化，造福人類。在近代中國體育文化欲走出國門之時，更多的是吸納、引進了西方體育，西方體育使中國體 育文化的層面和內涵都得到了極大的豐富，也使中國的競技體育在全球文化交流中有了共同的“語言”。同時 ，中國的傳統體育在與其他民族的交流中得到了極大的推廣，深受其他民族的認可，同樣豐富了全球體育文化 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