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污染概述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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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海洋污染概述范文

關鍵詞：遼寧；直排口；現狀；對策

1 概述

遼寧省海岸帶東起鴨綠江，西至山海關老龍頭，海域面積2.1萬平方公里，近海水域面積6.8萬平方公里[1]。近年來，隨著遼寧沿海經濟帶開發開放，在促進全省經濟加快發展同時，也給海洋環境帶來一定影響[2]，尤其是對近岸海域的影響。近岸海域環境的污染主要是由陸源入海排污引起的[3]，目前各沿海城市大大小小的排污口正是海洋污染的主要來源。本文以遼寧省主要入海直排口為研究對象，統計分析各排污口污染物入海情況，對入海排污口水質進行評價，并對存在問題提出建議。

2 研究對象及評價方法

研究對象為遼寧省主要的入海直排口，包括工業直排口、綜合直排口和市政直排口，每季度監測一次，監測指標包括化學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總氮和總磷等。采用單因子評價法評價入海直排口中各污染因子，根據結果進行超標率評價，通過加權計算的方式，實現將不同來源、不同污染物對環境的影響進行比較，從而確定環境監控的重點目標。

3 結果與討論

3.1 超標率評價

遼寧省主要入海直排口出現超標的污染物有化學需氧量、總磷、總氮、氨氮、生化需氧量等，其超標頻次比率為20%、19.7%、19.2%、17.7%、16.9%（圖1）。由此可見，遼寧直排海排污口面臨著富營養化指標超標的問題。

3.2 入海量分析

直排口入海污染物中工I排污口占污水排放總量的41.8%，其次是綜合排放口為38.5%，而污染物中化學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懸浮物、石油類、氨氮和總磷均是生活排放口占污水排放總量的最大比例，總氮主要來自于綜合排放口（圖2）。

3.3 主要污染物及污染源

采用等標污染負荷法分析遼寧省直排入海主要污染物為氨氮、總磷和化學需氧量，主要污染源為分布在大連灣的市政排污口D13、D36、D43、D51，主要是因為部分生活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海造成的。

4 對策

針對遼寧省主要入海直排口污染現狀，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一是對超標的污染物和污染源應加大監測頻次；二是加大對重點直排源的環境監察力度，超標排放污染物的企業進行嚴厲處罰；三是對重點污染源安裝在線監控設備，實現實時監控；四是對近岸海域直排口進行拉網式清查，打好基礎對上游企業嚴格監管；五是制定和完善流域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法律法規和規劃，降低直排海污染源污染排放強度。

參考文獻

[1]嚴登華，何巖，王浩，等.遼寧近岸海域水質演化及對近海陸域生態水文格局的響應[J].海洋通報，2004，23（3）：54-60.

[2]王修林，.渤海主要化學污染物海洋環境容量[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45-47.

第2篇：海洋污染概述范文

關鍵詞：公海；管轄權；問題；對策

公海是全人類的共同財產，不屬于任何國家的管轄范圍內，這是公海區別于其他領海的本質特征。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和推進，公海目前仍面臨著海洋環境污染、海盜活動猖獗、走私、恐怖活動等國際犯罪行為，各國間海島爭端、海底資源開發矛盾等問題，因此，加強對公海的管轄勢在必行。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公海管轄權主要包括普遍管轄權、屬人管轄權和保護性管轄權。但是，當前公海管轄權存在著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和思考。

1 公海概述

1.1人類對公海的認識

人類對公海的認識經歷了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由于古代人類的生產勞動能力低下，對海洋的開發能力十分低下，認為“天圓地方”，大地的四周都是海洋。古羅馬出臺了《優士丁尼法典》，其中規定了“海洋是公有之物”，認為所有的海洋都是公海。第二階段，隨著人類的生產力逐步提高，人類逐步認識到海上貿易的重要性，海洋日益成為人類重要的生存空間，人類開始進入領海時代，將海洋劃分為沿海國范圍沒的領海部分和公海部分，確立了“領海之外即公海”的原則，公海的范圍逐漸縮小。第三A段，在世界各國的齊力推動下，召開了國際海洋會議，制定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公海的范圍作了明確界定，明確了大陸架、專屬經濟區等新問題，形成了較為完整了國際上的海洋制度，公海面積大大縮小。

1.2公海的基本概念

根據1982年聯合國制定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指出，公海不屬于任何國家的管轄和支配，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對所有國家開放，任何國家都享有自由權利。除了各國領海、大陸架、專屬經濟區、毗連區等區域之外，其他區域均屬于公海范圍，“公海自由”是基本準則，任何國家可以在公海范圍內進行自由活動，包括航行自由、鋪設管道自由等等。

2 公海管轄權概述

一般情況而言，國家具有普遍管轄權、屬人管轄權、保護性管轄權和屬地管轄權。由于公海不屬于任何一個國家的屬地，所以世界各國無法在公海范圍內行駛屬地管轄權，因此，公海管轄權一般泛指普遍管轄權、屬人管轄權和保護性管轄權。

2.1普遍管轄權

各國在公海上行使普遍管轄權，主要是針對國際普遍承認的犯罪行為，主要包括販賣、販賣努力、海盜活動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所有國家應該一起合作，制止任何地方的海盜行為”，規定各國一起通力合作、制止海盜的義務。《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還規定，“各國應采取措施，防止和懲罰準予懸掛該國旗幟的傳播販賣奴隸”，重點打擊奴隸販賣和販賣的問題。世界各國主要通過登臨權來實施普遍管轄權。如果認為某國的飛機、軍艦、船舶等交通工作沒有按要求懸掛國旗，可以通過登臨權進行臨檢。

2.2屬人管轄權

公海范圍內進行屬人管轄權的主要表現為“船旗國管轄”，主要對該國籍的船舶、人、事等進行管轄。對于懸掛一國國旗的船舶，應受到該國的管轄，對于懸掛兩國及以上國旗的船舶，應視為無國籍船舶，任何國家都可以實行登臨權檢查。公海自由的核心在于“屬人管轄權”，船旗國對于懸掛其國旗的船舶具有專屬的管轄權。

2.3保護性管轄

保護性管轄權是針對公海水域污染情況而設置的，由于現代社會的發展，遠洋航海事業的不斷發展，海洋污染問題日益嚴重。原來一般情況下，污染事故發生后，主要由船旗國進行管轄，由于船旗國考慮到自身利益，不免托推責任。保護性管轄權是指當發生水域污染后，由沿海國行使管轄權的一種方式，相對公平。

3 目前公海管轄權存在的問題與對策

3.1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不利

公海管轄權中，普遍管轄權的原則從表面上看來較為平等，任何國家可以行使，但實際上只是海洋大國的“專屬管轄權”。由于廣大發展中國家海洋開發能力弱，無法遠航到公海海域，勿論行使“普遍管轄權”；同時對于屬人管轄權，雖然任何國家都可以行使登臨權，扣押涉嫌犯罪行為的船舶，但是如果造成誤判，要進行相應賠償，許多發展中國家國際地位不高，不愿行使登臨權，不愿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

3.2管轄盲區

對于保護性管轄，當發生水域污染后，由沿海國行使管轄權，在實際行動中，一般是由船旗國、港口國和沿海國三者進行協調管轄，但是三者之間會存在一些交叉和盲區，造成管理的混亂，如“威望號”事件，大面積環境污染后，各國間相互推諉責任，造成相應責任主體缺失。

3.3公海管轄權存在問題的對策

正因為公海目前存在的問題，現有的公海管轄制度已經無法完全控制或者解決這些問題，對很多當前發展中國家是非常不利的現狀，并不能夠實現對多數國的保護意義，更不能夠為整個世界的公海具有名副其實的保護意義。所以，改善現有的公海管轄制度，終結公海現有制度的量變，制定相對普適性的新制度，實現跨越達到制度的質變將是努力的方向。

因此，盡快建立普遍適合于全球各國利益的國際專門的公海管理機構非常必要。通過公海管理機構，更加系統、綜合、完善地對公海上的違法行為，包括生態資源的破壞、漁業的肆意打撈、或奴隸販賣等違法走私交易進行約束，并且，公海上的航行、運輸等合法行為均需授權認證并登記備案。

國際公海組織機構的建立是必然需求，也是公海被統一管轄的必然發展趨勢。建立科學權威強勢的公海管轄組織能夠有效抑制個別國家出于私利損害而危害國際社會利益的行為，保護公海公共生物資源，保護公海正常活動的有序進行，是全球人類利益長遠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手段，為平衡本國利益與全球利益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焦傳凱.試論公海管轄權面臨的問題[J].南方論刊，2007，05：57-58.

[2]王宏斌.清代內外洋劃分及其管轄問題研究――兼與西方領海觀念比較[J].近代史研究，2015，03：67-89+161.

第3篇：海洋污染概述范文

關鍵詞：環境工程；管理體系；現狀；對策

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環境問題作為一種客觀事實就開始存在。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不斷提高，環境問題日益復雜與嚴重，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污染、光污染、海洋污染等各種類型的環境污染問題層出不窮。環境工程管理體系屬于環境科學研究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為了應對環境污染問題而建立的，是人類與環境污染作斗爭、捍衛我們的生存家園的重要體現。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的環境工程管理體系建設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還存在著許多問題亟需解決。

一、環境工程的概述

環境工程就是指從事研究相關的環境污染問題和提高環境質量的一系列科學技術。因為環境工程在目前來說還是一門新興學科，加之我國的環境工程研究起步較晚，所以我國的環境工程管理體系相對還很不完善，學科的研究領域還正在不斷地開拓當中，關于學科的性質還存在著很多不同的聲音，但是我們比較明確的是環境工程管理體系的核心就是環境污染問題的治理，研究的重點就是相關的防治技術。

二、環境工程管理體系的實施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重大環境因素評估不充分

建立重大環境因素的評估體系是一個環境工程項目進行實施的前提工作，但是由于各種因素的干擾，我國在建立環境因素的評價體系時還沒有達成統一的評估標準，具體的評估指標不夠全面，也缺乏一定的科學性與系統性，為接下來項目實施中的資金、方法、監控手段等埋下一定的不穩定因素，影響項目的順利實施。

（二）缺乏優秀的環境工程管理人才

優秀的環境工程專業人才才是推動研究管理工作實現質的發展的真正動力，就當前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我國國民的環保意識還比較薄弱，對于環境問題的認識還停留在很初級的階段，環境工程這個專業對于大部分的人來說還是一個十分陌生的領域，許多人并不會選擇這種比較冷門的專業，各大高校在關于環境工程的院系設置上還比較少，所以我國十分缺乏優秀的環境工程管理人才。

（三）環境工程管理體系不完善

環境工程管理體系是一個獨立科學的運行系統，從目標的設立、指標的確定評估、防治技術的研究、監測技術以及環境影響的評價都需要十分嚴謹的體系管理。而與之相對的是我國的環境工程管理體系還很不完善，在項目實施的過程中容易出現資金、方法、職責以及監測手段之間的不配合。

（四）缺乏相應的市場管理

環境工程作為一個新興專業，相關的市場管理還很不完善，環境工程市場的準入規則還相對較低，政府、企業以及客戶作為市場中的三大主體，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政府及相關的職能部門沒有發揮宏觀管理的作用，對于規范市場秩序、加強對環境工程市場的監督沒有發揮積極的作用。對于有些企業或生產商來說，普遍存在著環保產品質量欠佳的問題。

（五）缺乏高效的監督機制

環境工程管理工作是一項十分復雜龐大的運行系統，要想獲得良性運行與平穩發展必須建立相關的監督管理機制。環境工程管理的有序性、高效性與科學性都依賴于合理的監督機制，只有這樣才能保障項目運行的高效運行。目前關于環境工程的監理制度、招投標制度以及驗收制度等都沒有完備的監督制度。

三、加強環境工程管理的對策

（一）重視環境因素的識別與評估工作

環境因素是活動進行生產、產品的生產與服務過程中作用在環境中的因素，它是環境工程管理體系的核心，也是我們對于重要環境因素進行識別的基礎和前提。當前，對于環境因素進行識別的主要方式主要包括對環境因素來源進行識別以及對于環境因素性質進行識別等兩種途徑。

（二）完善環境工程管理體系建設

完善環境工程管理體系需要社會各方的積極參與，首先環保部門必須給予環境管理工作足夠的政策支持，其次在進行與環境相關的任何重要的決策之前必須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的試點工作。在資金方面，建立多方支持的多投資渠道，為環境工程項目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

（三）重視環境工程研究人才的培養

環境工程是一門新興學科，隨著我國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我們必須盡快加強對于環境工程的研究工作。對于各大高校來說，應該發揮積極的正功能，為環境工程研究輸送大量的優秀的專業型人才，鼓勵越來越多的人才走向我國環境工程建設的第一線。

（四）提高環境行業的市場準入門檻

我國的環境工程行業的市場管理一直以來都比較混亂，為了整頓環境市場，我們應當首先提高市場準入門檻，整合全部的環境工程資源，為環境工程市場制定更加規范合理的市場秩序。同時，我們還要建立環境工程管理體系的監督機制，加強監理、驗收、影響評價等多種監督方式，實現環境工程管理的有效性

四、小結

環境問題已經上升為十分嚴峻的全球性問題，我們中國作為大國，更有責任與義務去積極進行環境污染防治工作。當前我們還處于環境工程管理研究的初始階段，還存在著很多問題，本文通過相關研究與論述，提出可從環境因素識別、完善環境工程管理體系、人才培養、規范市場等幾個方面進行完善。

參考文獻：

[1]周根華,張瑛,唐永貴.關于環境工程管理體系的研究.價值工程,2010,29（27）:57-57

第4篇：海洋污染概述范文

【關鍵詞】水利工程；文明施工；環境保護

在整個水利工程的施工過程中，將在業主的領導下，按照國家和地方有關文明、環保施工的標準，全力以赴地搞好施工的文明和環保建設，創建一個文明整潔、科學有序的文明工地。

0 概述

1）基本原則與目標

始終堅持生產和環境保護的原則同步實施，還必須掌握抓生產環境，所有員工必須始終注重環保。預防污染，節能降耗，清潔生產，土建施工。

創建“安全文明型，健康環保型”施工現場，并實現了“美化，綠化，清潔，照明，硬化。”

為此，該項目必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消除施工造成任何環境污染，使這個項目的范圍，所有的建設必須保持環境質量，滿足環境保護法及有關規定和要求。

2）管理組織機構

建立環境領導小組。由項目經理，副警力，各部門。在安全和環境保護部設辦事處，安全和環境保護署負責的日常業務。

領導班子認真落實環境政策，法律和法規、批準的環境保護規劃，提高各部門的環境管理責任制，定期研究解決環保問題的環保負責。組織和舉辦比賽環境檢查活動，總結了環保和推廣先進經驗，實行對負責人的獎勵、處罰意見和改進措施。

1 文明施工保證措施

水利工程施工現場文明施工保證措施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成立文明建設領導小組，制定文明施工規定，分片包干進行現場文明施工管理，責任到人。加強文明建設宣傳力度，民用建筑施工人員的教育，創造團結，進步，友愛的工作環境。每月組織文明施工檢查，嚴格執行“文明建設獎勵制度”。充分進行教育培訓的施工隊，以防止與當地居民發生糾紛。流動人員進入現場勞動，先登記，由勞動行政主管部門的人口管理。

（2）加強對賭博，迷信，打架，盜竊等違法違規行為的預防和管理，如果發現有必要，可以通過治安管理機關處置。

（3）現場參加勞動的人員，根據其不同的類型，不同崗位工作發放必要的勞動防護用品，如頭盔，手套等，高溫季節提供茶水，并準備防暑藥。

（4）嚴格按照經業主批準的建設施工組織設計平面圖，提高整體現場施工平面控制與調度管理，以確保現場的水，電，道路通暢，建筑原材料，成品，半成品，機械設備整齊。未經批準的其他領域面積不得堆放材料，設備，或任何侵占道路，場場容量分片包干，及時運送建筑垃圾。

（5）施工現場按規定設置六牌二圖。其中，建筑標志應符合當地法規建設委員會文件，說明項目名稱，項目負責人和竣工日期，施工單位，監理單位，施工單位，施工標志字跡要整齊，智能，掛在顯眼的地方在施工現場入口處，并設立防雨篷。

（6）臨時建設基地方位，布局合理，堅實牢固，臨時生產區有明確的界限輔助標志，保持清潔，并定期考核。基地周圍彩鋼板連續設置的臨時建筑墻體，項目設計門金屬材料，大門兩側要有施工單位標志。

（7）施工現場場地平整，排水暢通，無泥，入口通暢，建設污水排放前經過沉淀；柵欄或鐵絲網按“三個一”標準設置臨時道路堅實平整，道路是高于自然地面為200mm。場時間清洗道路，干燥，多風的天氣要及時澆水。嚴格按照批準的施工方案組織施工，根據施工進度，提高勞動，建筑設備和物料平衡，安全和有序建設。堅決貫徹執行工藝紀律，嚴格遵守施工過程中，加強各類工作的協調，組織銜接和交叉施工。

（8）材料進入現場，必須仔細放置，標志準確。特殊的材料和設備，應采取分別根據需要防曬，防潮，防凍，防腐蝕及其他措施。特殊材質材料顏色清除。預制構件存放整齊地堆放場，醒目的標志。

（9）安全消防設施全，施工人員必須嚴格遵守安全和消防法規，堅決杜絕違章指揮，違章操作，違章建筑，安全標志明顯。施工的現場要隨時根據完工情況，清理現場。項目完成后，及時清理現場所有臨時設施和垃圾，交還場地。

（10）項目具有完整的質量保證體系和完善的質量保證體系，嚴格按照施工圖紙及說明書，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做好成品和半成品的保護。嚴格履行合同期間，精心組織，如期建設，真正做到各種施工記錄，做到工程實體、交工資料、結算文件三同

。

2 環境保護措施

2.1 采取環境保護措施，以防止施工污水污染

（1）建設過程中產生的廢水可能污染周圍環境。施工過程中產生的廢水、廢油。機械和設備以及車輛沉箱領域所產生的泥漿和生活和辦公垃圾。

（2）施工過程中使用的廢油回收罐，準備施工機械和設備回收產生的廢油。廢水在基地的建設和預制混凝土施工現場安置良好的排水下水道和廢水儲存池的布局和建設，建設污水收集存儲，集中處理。同樣，辦公室產生的生活污水，污水回收池的建設，集中無害化處理。

（3）在施工中嚴格執行下列規定：執行國家“污水綜合排放標準”，堅決防止任意排亂放污水，油和各種廢物，禁止利用滲坑，滲井，裂隙排放，傾倒污水，建筑污水集中處理且必須符合環保要求之前流出，以防止污染附近水域；禁止排放入海垃圾，廢物，廢機油，酸和堿液體和其他有毒廢物，禁止在水清洗設備或其他有毒污染物超過油容器；禁止排放或傾倒入海的任何過量的放射性廢物和廢水；拋石等水上施工作業，采取保護措施，以防止水的污染。所有船舶所產生的污水，以滿足減排目標，并外排，并禁止海洋垃圾和廢物，防止海洋污染。

2.2 采取空氣污染保護措施，以防止灰塵

（1）土方施工粉塵污染主要是由于運輸和裝卸。山區可能發生的石粉塵污染負荷的限制石的石材供應商，含泥量控制。回填石產生的粉塵定期澆水通道，石覆蓋著帆布運輸和其他措施來控制它。

（2）工程主要工程機械燃料排放的空氣污染排放造成的。施工機械和設備的燃料氣體通過定期維修和保養，保持機械設備始終處于良好狀態得到控制。

（3）在施工中嚴格執行下列規定：施工過程中產生的廢氣，粉塵必須注明“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規定的排放標準；禁止焚燒會產生有毒或惡臭氣體；施工材料堆放和混凝土攪拌站，采取防塵，抑塵措施，以控制粉塵，隨時澆水，以減少粉塵污染水平，為防止散裝材料運輸過程中的灰塵，用帆布遮蓋，灑水應堆放覆蓋，確保使用過程中不會漂浮在空氣中到處飛揚。

2.3 采取環境保護措施，以防止噪音污染

（1）施工噪聲主要來自大型機械及設備，如粘土壓實機，攪拌樁和大型輔助施工設備的建設。

（2）在施工中嚴格執行下列規定：限制施工噪聲排放標準，并嚴格執行項目相關的時間限制的位置；盡量減少施工機械造成的噪音污染，嘈雜的施工建設，需要對設備進行設置隔音罩隔音屏障，限制噪音的傳播；途徑城市建設應避免車輛按喇叭鳴號，尤其是在夜間，確保給附近居民提供一個安靜的生活環境。

環境噪聲對沿線敏感點的通行證，并沿著人口稠密地區，控制強噪聲施工機械夜間的工作時間，以減少辦公室，學校，居民區的影響。

2.4 采取環境保護措施，防止生態污染

施工應采取措施，以保護河流生態系統，禁止沿河排放廢水保護飲用水源。禁止施工產生的棄土、垃圾和生活垃圾傾倒入河，工程機械油禁令，禁止排入水體河道內清洗車輛，工程機械和儲存石油和其他污染物的容器，盡可能減少對河流的影響。混凝土攪拌站應設置在一個較低的長期主導風向，遠離居民區等環境敏感區500米外的混合廠區應硬化，并保持濕潤，攪拌設備應配備防塵設施。

第5篇：海洋污染概述范文

關鍵詞：國際船舶登記制度；航運經濟；正效應

國際船舶登記制度是以船舶為組織內的對象，以圍繞船舶產生的各種法律關系的個體為客體，形成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的一種船舶登記制度，是綜合了傳統嚴格型的船舶登記制度與開放型船舶登記制度的優點、摒棄雙方的缺點，具有了很完整、無特大弊端的制度優勢，就是這種優勢使得該制度對于航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一種正效應，而這種效應的發生最早被挪威等西方國家進行了準確的實踐驗證，證明了國際船舶登記制度能夠對航運經濟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并且也會對我國的航運經濟起到促進作用。本文旨在對于這種正效應進行原因分析、初步論證的簡單剖析。

一、國際船舶登記制度對航運經濟產生正效應的原因分析

首先，國際船舶登記制度與嚴格型船舶登記制度對比來說，不僅保留了船旗國對國輪的必要控制權，還有很多制度優勢，在登記條件上，國際船舶登記制度相對來說比較寬松，增強了船舶登記的號召力，簡化了繁瑣的登記手續更使得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使得登記流程很方便快捷，有利于船東及時的獲得航行權；在雇傭人員上，國際船舶登記制度允許船東雇傭在一定比例協調下的低工資外國船員，降低了人員成本，同時又實行多項稅費減免政策，都能很大程度上使船東降低運營費用，提高航運經濟的競爭力和經濟效益。

其次，國際船舶登記制度不但具有靈活性的特點，同時也不放松船旗國對船舶的有效管理和控制，進而實現船旗國與船舶之間的聯系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交流，有利于提高船旗國船隊的技術水平，很大程度的減少了船舶登記過程的安全隱患，進而實現了登記制度的等級提升，促進航運經濟的穩定健康的發展，并且對于航運安全和海洋環境保護的任務更為突出，能更好的維護國際航運的秩序。

二、國際船舶登記制度對航運經濟產生正效應的實證案例論析

以航運經濟較發展比較早的典型國家――挪威為例。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挪威日益僵化的嚴格型船舶登記制度及方便旗船隊逐漸崩塌，導致挪威的國輪出現了大量移向海外的現象，致使挪威的國輪總噸位驟降了4000多萬噸，因此挪威國家的航運經濟受到重創。因此自上世界80年代后期開始，挪威為了恢復本國航運事業的復興，積極推行船舶登記制度的改革。后來于1987年6月通過了《挪威船舶登記法》，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與實施國際船舶登記制度的國家，由此挪威成為了世界海運史上國輪載重量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促進了航運事業快速發展，大大提高挪威的航運經濟，推動了挪威GDP總量的大幅增加。

三、國際船舶登記制度對我國航運經濟正效應的分析

1.有利于我國解決國輪移向海外的問題，避免航運稅源大量流失

建立國際船舶登記制度對我國發展航運事業很有重要意義，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國輪大量外移到海外的情況，為我國的船舶行業提供更多的優惠，稅收幅度大大調低，在促進我國航運收入增加的同時，使航運經濟不斷積累，進一步增加了我國的航運運力和航運模式，實現我國航運事業的發展與壯大。

2.有利于我國航運部門對國家資產及相關人員權益的保護更加有效

在建立國際船舶登記制度后，原先流失的國有船舶重新回歸我國境內進行登記注冊，實施嚴格的有效安全監管，大大消除了安全隱患，有效減少和避免海上事故和海洋污染等問題。并且。在對于船員的勞動權益上來說，不僅改善了工作環境，更提高了安全保障和法律保護，促使我國的航運勞資關系和諧。

3.有利于我國提高船舶制造檢驗的技術水平，改善整體技術情況

在建立了國際船舶登記制度能吸引大量高科技水平的船舶到我國進行登記和建造，有助于我國造船技術水平的提高，也促進了我國船舶檢驗的水平，使我國船舶制造和維修事業與國際水平接軌，投入到良心發展的循環中去。

4.有利于增強我國航運經濟在世界的綜合競爭力

該制度的建立一方面起到巨大的輻射作用，帶動和推進我國船舶能夠有秩序的進行登記、融資、買賣和管理等活動；另一方面促進我國積極的采取措施，強化對應服務，優化船舶業的配套設施建設，整體提高我國航運事業的發展水平。

四、結論

國際船舶登記制度是以規范船舶登記為目的、兼具了嚴格性與靈活性的法律法規形成的新型船舶國際登記制度，對于航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一種正效應，這種效應的發生促進了世界范圍內航運經濟的發展，對于我國的航運經濟起到促進作用，因此我國在2011年6月正式頒布了《天津北方國際航運中心核心功能區建設方案》，授權天津的保稅港作為我國建立國際船舶登記制度的首個試點。我國要牢牢把握這個契機，實現我國航運的飛躍發展，促進我國大國地位的鞏固不敗，提升我國在世界范圍內的國際形象。

參考文獻：

[1]楊海濤，黃靖輝.國際船舶登記制度對航運經濟的正效應論析[J].中國商貿，2012，35：174-175.

第6篇：海洋污染概述范文

[關鍵詞]后現代空間；荒野；黑暗生態學；臺灣夜市

[中圖分類號]I10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848（2013）01-0068-09

[作者簡介]黃逸民（1953—），男，臺灣嘉義人，淡江大學英文系副教授，主要從事英美文學、美國原住民文學、生態文學與批評研究。（臺灣新北 25137）

[譯者簡介]倪志升（1983—），男，臺灣基隆人，淡江大學英文系博士生、講師，主要從事城市空間研究。（臺灣新北 25137）

Title： Wilderness in the Postmodern Space

Author： Huang Yiming

Abstract： In “Postmodernism and Space” by Julian Murphet， the global production and commodification of space is described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n abstract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on the one hand] and an intensifying differentiation [of space] on the other”. This description， which is central to the ecocritical concerns of this paper， is analogous to the postmodern space of the OrganInc Compound and its complement， the pleeblands， in Canadian novelist Margaret Atwood’s novel Oryx and Crake. It evokes， also， the postmodern space of a recent exhibition space in Taiwan， the 2010 Taipei Flora Exposition， and the opposite and complement to this space， the “dark ecological” and “uncanny” place of the Taiwan night market. In critiquing the phenomenon of produc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the postmodern space and in defending the phenomenon of the night marke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urphet’s essay and ecocritic Timothy Morton’s book The Ecological Thought.

Key words： postmodern space； wildness； dark ecological； Taiwan night market

莫菲特（Julian Murphet）于《后現代主義與空間》一文中，將后現代空間視為持續增加“規范并控制人類身體為消費者”的空間；該空間的全球化生產和商品化的結果，被視為是空間的抽象化再現與強化差異性兩者之間的矛盾①。莫菲特所言的后現代空間特性，為本文生態批評所關懷的核心，也與加拿大小說家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s）的小說《末世男女》（Oryx and Crake）中的奧根農場園區（OrganInc Compound），以及與園區相輔的雜市（pleedblands）所呈現的后現代空間緊密連結。此外，莫菲特的概念亦可解釋2010年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的矛盾沖突，并釋例臺灣夜市所蘊含的“暗黑生態學”（dark ecology）與“詭異”（uncanny）之間的關連性。莫菲特運用后現代空間的理論，去評論那些受到嚴密控制的、受規范的和光彩奪目的種種帶有“后現代”特色的空間，以及地方環境的“黑暗生態”。本文援用莫頓（Timothy Morton）的《生態思維》（The Ecological Thought）一書中的有關觀點，批評后現代空間中生產與全球化的現象。②本文亦討論海瑟（Ursula Heise）的“生態全球主義”（eco-cosmopolitanism），并分析《地方感知與全球感知》（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中的空間全球化，以及布依爾（Lawrence Buell）于《環境批評的未來》（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一書中所提出的地方與空間的二元并存概念。

阿特伍德的后現代小說《末世男女》，描繪體現出莫菲特所認知的后現代空間的生產，即“空間的抽象化再現”和“深化差異性”。小說所描述的奧根農場，呼應了莫菲特所提出的極度私有化的后現代空間：此世界中，僅有頂層與中間階層的人民有權進入，包含小說主角吉米和克雷科。吉米的父親告訴他，以前“城堡將你和弟兄們安全圈于其內，將其它人等排除其外”。吉米回問父親：“所以我們是國王們與公爵們嗎？”吉米的父親笑著回答他：“沒錯。”③位于奧根農場園區的城市空間即為雜市，就物質面與象征性而言，相對于農場園區。奧根農場和雜市的空間分隔具現了莫菲特所稱的“都會建設”，此建設仰賴“私人投資”且需要“切割所有其它‘不干凈的’空間”。④阿特伍德如此描述雜市：“無盡的灰蒙蒙街道、無數的各類車輛，有些后面排出陣陣黑煙；數以千計的人們，匆忙著、歡笑著、鼓噪著……更不用提日漸荒唐的改變—藥癮者、盜匪、貧民與發瘋的人。”

《末世男女》所描繪的奧根農場，亦體現了莫菲特所言的后現代空間特色，其中包含嚴密控制的環境和單一同質的空間。若以莫菲特的概念來看，奧根農場的空間是“干凈的、抽象的、平淡的……被監控的”，它受到嚴密的規范，以更精密的形式控制著，例如“高科技監控”和“私人保全”。奧根農場也蘊含著鮑德里亞所定義的后現代性，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將后現代性（postmodernity）定義為“表象的勝利以及全然物品化勝過深層欲望”⑤。鮑德里亞以迪斯尼樂園為例，將其視為具備高度包容性（至少近年來而言）、極度商品化，且人為建構的空間。在《末世男女》中，猶如鮑德里亞形容迪斯尼樂園一般，吉米的媽媽將奧根農場園區描述為缺乏過往歷史的“商品”和“主題游樂園”，也是個“過去永遠回不來”的地方。

布依爾于《環境批評的未來》（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中，以較簡潔的詞匯“空間”定義莫菲特所稱的后現代空間，并將“空間”一詞對比“地方”。于生態批評范疇內，布依爾提倡推廣“地方”，將其與“空間”并存。他認為“地方”對于環境保護者（環境人文主義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概念”。“地方”是深具價值的詞匯，需要“重新定義并推廣提倡”，倘若無法正視地方的“脆弱性”，則無法適當地（嚴謹地）建立地方的理論。①盡管地方的概念指向一個“在環境批評理論中豐富且糾結的場域”，有三個主要的面向能夠切入或脈絡化地方的概念：一是環境物質性面向，二是社會觀感或社會建構面向，三是處理個人情感或連結的面向。布依爾在概述第二種面向時，確信地方概念“需要更進一步積極思考地方為實體環境的面向，不論是人造或是自然，皆同時由主體觀點與制度化社會組織所構成”。布依爾引用生態女性哲學家普蘭伍德（Val Plumwood）的論點，強調地方的文化/自然的同時并存——“地方敏銳性（place sensitivity）需要同時以情感與批判兩種方式理解地方”——布依爾反對以忽略“地方概念所隱含文化/自然的矛盾”的方式來理解地方之概念。②

在布依爾的“空間/地方”討論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地方物質性、居民對于地方的認同感，以及連結居民與地方的感受性因素，這三者已經漸漸被“跨在地性（translocal）、全球化的力量”消磨殆盡。他將此改變歸咎于現今工業化資本主義。引用列菲伏爾（Henri Lefebvre）的理論，布依爾認為數世紀以來的現代化，“促使與地方的情感連結失去價值，最終被遺棄”。更甚者，現代化積極以“抽象空間”取代“地方”，例如發展“合宜的、雷同的人造景觀郊區與都市空間”。③這帶來了許多負面的影響，包括遠離家鄉的人數增加、傳統空間逐漸去疆域化、依照“便利殖民與帝國管理方式”重新規劃傳統空間，并以“非地方”（non-place）取代并占據“地方”。布依爾的“非地方”概念出自歐杰（Marc Auge），歐杰認為“非地方”是“現今社會的特色”。④

布依爾坦言“我們”（享特權的西方人）深深受益于后現代工業化下的“非地方”。享特權的個體與各社會和政治階層的人，皆在“非地方”出生與死亡，像是醫院的“診所場景”和私人與半私人的老年贍養機構。“居于其中”，個體與各階層的人“穿梭于辦公室、購物中心、俱樂部與交通設施之間，這些皆被設計成無害友善、且相互通用的空間”。布依爾引用歐杰提出之國際商務旅者的例子，認為這位旅者所感受到的舒適和幸福感，與“機場和飛機之間‘非地方’的適時交會”緊密相連。盡管如此，他認為這位國際商務旅者，是許多生態批評學者和他自己的縮影。他和這些人應該加強留意地方與其可能貢獻的“抗拒政治”——相對于歐杰的“非地方”、鮑德里亞的迪斯尼樂園，和莫菲特的后現代空間——這個地方能抵抗“過剩的現代主義”（modernism’s excess）衍生出的空間殖民，包含消弭地方（place-unmaking）和建造空間（space-making）。同時，不為只強調地方為自然的舊時定義辯護，布依爾點出當代生態批評趨向以文化和自然交迭為定義地方的基礎，進而建造地方。根據后者的觀點，建造地方于現今世界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因現存所謂自然空間往往無法獨立于、遠佇于或早于某民族或文化。文化滲入地方的比重，不亞于自然建造地方。

相較布依爾對于“地方”的擁護，身為生態批評學者與文化理論家的海瑟（Ursula Heise），則為“空間”辯護。海瑟的著作《地方感知與全球感知》（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詳盡地研究全球化的現象。她提出生態世界主義（eco-cosmopolitanism），亦或是她所稱的“全球環境公民身份”（environmental world citizenship），“試圖于文化理論的領域中，恢復世界主義的闡釋”。因此，她以正向的態度理解空間全球化，批判“對于在地過多的投資”。海瑟不否認地方確實于環境競爭中扮演要角，但她從文化理論“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概念，鼓勵生態批評學者們與其它學者，將全球化空間視為提供人與人、社會與社會之間的連結。海瑟并鼓勵生態批評學者和其它人正視全球去疆域化的挑戰，并認清它所帶來的“可能性”，以及可能伴隨而來的“文化新激蕩與眼界的拓展”。由此，她點出社會環境正義，不應僅“注重與地方的連結”，而是必須擁抱全球化，如此一來更能蒙其利而非受其害。只有從倫理、政治、負責任的角度面對全球化與去疆域化議題，才能進而理解疆域和體制相互間連結，與地球合而為一。①海瑟援用湯馬修（Mitchell Thomashow）于《將生態圈帶回家：學習了解全球環境變遷》（Bringing the Biosphere Home： Learning to Perceiv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一書中的“全球生態學”（global ecology）概念，指出現今所謂的遷徙（migration）已經相當普遍而廣泛，以致于不再將根源地方（rootedness in one place）的概念認為是“連系地方最自然的方式”。人們透過媒體，例如電視與網際網絡，建立分享全球的信息網絡。如此一來，一群人熱切參與在地自然歷史的情況就能夠與他人分享，他人甚至能夠拓展甚至傳播這個經驗。將“在地感修辭”（The sense-of-place rhetoric）視為無法傳播亦無法復制的老式想法，已經成為“空洞的環境主義”，最糟可能招致一敗涂地。湯馬修提出“以地方為根基的流動”（place-based transience）和“離散的居住”（diasporic residency）這兩個看似自相矛盾的詞匯，藉以反應后現代現實。②

海瑟亦援用風險理論（risk theory）為后現代全球化空間辯護。于此，海瑟提醒我們勿對后現代空間輕篾訕笑，因為現今我們已深受后現代空間中的全球化與生產的影響。她認為當前最需要的并不是退而歸返，亦非回歸地方，而是向前邁進。藉由分享與輸出在地知識，平衡后現代空間中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限制。她特別指出“跨地方性的風險感受”（translocal risk perception），認為它透露出世界主義的“黑暗面”，并且重新塑造“環境主義和其它面向的全球想象”。它們“一方面即阻礙環境主義運動，同時激發此運動”。它們確實激起廣大的回響，也引起了諸類問題的知識開發，例如非原生物種入侵現有的在地生態系統、全球市場對于在地自然資源和農業經營方式的影響，以及海洋污染、酸雨、輻射微塵和全球暖化的影響。海瑟認為這些影響將可“預視新的社會運動與社會結構”，并且預先鋪陳“以共同分擔風險為基礎的世界意識與居住型態”。以此，海瑟為“跨國家社群與政治”的空間全球化辯護。③

進一步援用風險理論，海瑟討論環境文學中最受歡迎的文類，或稱為敘事模版，意即“末日危機敘述”（apocalyptic narrative），認為此文類為“現代環境運動中最具影響力的風險溝通形式”。然而，海瑟認為，全球整體社群所面對的問題，需要更進一步的分析“權力分化與文化沖突”，而這是末日危機敘述所無法提供的。她認為“風險情境”（risk scenarios）能更有效的響應并參與環境問題。此外，標準的風險評估無法避免將受到“偏見、特定的利益及潛藏的價值結構”所影響；更有甚者，有些風險理論家只接受“不同程度的客觀性”，而有些風險理論家則批判客觀性為神話，將其視為“優越的知識科學”，但海瑟仍認為風險理論在處理環境問題上很有幫助。①海瑟主張，“客觀風險實無道理可言”，任何攸關風險的決議“基本上皆屬政治”。“風險之不可接受性”（unacceptability of acceptable risk）對海瑟而言毫無道理且充滿政治性。再者，“‘無’選擇—零受難、零償還”的立場，絕無法進入“全然封閉的風險評估世界”②。除了提醒我們末日危機敘述的盲點之外，海瑟也警告由生態批評學者與環境主義學者（還有跟里根納一樣的物理學家）所提倡的“預警原則”。對于提倡此原則的人而言，風險理論與風險評估所使用的語言，只會模糊后現代空間所帶來的危害，包括須以化學物質控制維持工業環境的一致性。海瑟雖然同意“預警原則的應用”應該被廣泛使用，但她也指出此原則無法“通用延伸至所有生態與科技的風險情境”。

海瑟將末日危機敘述與其情境，以及風險敘述與其情境相互比較，置入后現代環境的框架中，處于緊密監控環境風險的后現代空間之中。海瑟評論風險敘述時提到：“在末日危機觀點之下，徹底的毀滅就在前方，但卻能由另一個未來的社會所取代；由風險觀點來看，早已危機四伏。”海瑟指出，末日危機敘述的問題在于“未來替代社會”已無法被“預見”。相反地，風險理論督促我們“去了解風險情境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并把它當作是現代社會和科技內含的面向”③。此類的情境早已跨越國界。海瑟引用風險理論家貝克（Ulrich Beck）的名言“貧窮是階級的，而煙霧是民主的”，強調現今世界是個“風險社會。”④

海瑟不僅替空間全球化辯護，并進一步援用風險理論支持她的論證，她“不追隨潮流但卻追根究底”的辯護，響應了環境保護主義者與生態批評家們“過度聚焦頌揚”地方與在地居民。面于環境問題時，她警惕我們末日危機式的言語或“前景悲觀”不愿嘗試解決問題的態度。布依爾為地方辯護的方法，是為主流環境運動的看法。就此，本人認為該辯護方式代表地球上絕大多數人發言，所以我們不可以屏除略過之。必須了解的是，許多人仍然無法進入或被阻擋于后現代空間之外。阿特伍德《末世男女》以虛構的方式，描寫世界上許多于生產、分層，并維護后現代空間過程中所受到剝削的人們及地方。克雷科與吉米離開屬于奧根農場園區的后現代空間，進入宛如“巨大的培養皿，到處布滿泥狀物與具感染性血漿”的雜市冒險之前，他們都接種了疫苗。這趟旅行是為了測試新發明的節育藥品。吉米詢問克雷科：“從哪找到這些對象？……給臨床實驗？”克雷科笑答：“從貧窮的國家找來的。付他們幾塊錢，他們也搞不清潔自己吃下什么藥。”不可否認，雜市充斥著疏離（alienation）、貧窮、剝削和不平等，部份起因于奧根農場園區的積極拓建。例如，吉米看到許多“穿著花枝招展的尼龍衣，或穿著短褲—身材健美的，還露出結實的大腿—還有的騎摩托車，穿梭于車流中。有各種膚色，各種身材都有”。盡管如此，（姑且不論阿特伍德以化和東方化的方式描寫雜市，令人不禁聯想到亞洲高密度擁擠的城市）這些地方有著后現代空間建立后已消失的特色。雜市與奧根農場園區有顯著的差異——“有好多可以看的—有這么多東西在叫賣、兜售。”⑤雜市里的在地人彼此接觸，在人與人、行動與行動、生命力之間——“彼此好接近，行走著、交談著、忙著去某處”——與奧根農場的后現代空間有驚人的對比。

多數居住于雜市的人們仰賴地方的在地知識建構。海瑟于《地方感知與全球感知》（Sense of Place， Sense of Planet）一書中，提到在地知識或“居民所獲得任何關于某地方的知識”，就“他們的而言是最瑣細不重要的”；更有甚者，海瑟清楚定義在地知識為“大多數人視為嗜好的東西，也許有用且獲得過程頗具娛樂性，但人們不需依靠其生存。”①以上概括描述海瑟所持論點，總括來說，她認為分享與輸出在地知識，對于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全球性問題相當重要。然而，此論點傳達給讀者的是，地方與制造地方在后現代情境中是多余且不合時宜的。相對于海瑟擁護空間全球化的立場，布依爾和莫菲特兩者對地方的分析研究，較能代表表達那些被阻擋或無法進入后現代空間人們的利益。

莫菲特和布依爾皆再次肯定地方價值的主張，可借用來了解現今臺北市政府“更新”臺北夜市的計劃之諸多問題。王干任于《公權力整頓毀了夜市文化》一文中寫到：

難道新北市政府真的認為，一個完全沒有流動攤販，沒有雜亂的觀光夜市，才是臺灣人乃至外國游客想要的嗎？骯臟固然不好，某種程度的允許其存在卻也是活力的象征。夜市本來就是市井小夜晚休閑活動的去處，本是一種下里巴人的粗俗文化，就是要有點吵、有點臟（只要不嚴重危害居民生活就好）才親切可愛。被新北市政府強力整頓后的興南夜市。趣味性盡失，人潮散盡，這難道就是想要的結果嗎？

王干任所描述的臺灣夜市不僅相當于阿特伍德的雜市，也等同于墨菲所論及的以自由資本主義為特征的后現代空間，亦可解讀為一種“強化同構型、標準化、抹滅過去，并且摧殘集體認同”的社會形式。全球化空間的生產與擴散，以及空間的同構型，在在深化了日常生活的紀律，而非帶來解放。一如阿特伍德于《末世男女》中所描述的雜市，臺灣的夜市同時吸引了當地游客和外來游客，不僅差異甚大，且相當混雜，這樣的狀況不時轉換、形塑著地方場域。因此，這些地方在具備差異和雜揉的特性之時亦充滿變化移動性，成為一種具有“神秘性”、“矛盾性”以及“昏暗性”的地方場域。②許多臺灣夜市位處廟宇的鄰近地區，他們的歷史和存在緊系著當地的廟宇，關乎宗教儀式、節慶和當地的文化活動，而這些都是由當地居民所捐獻發起的。倘若將夜市拆除，無可避免地將抹殺當地的歷史、文化和認同。它們的保存將會發展為莫頓于《生態思維》中所陳述的“非固定的、奇異的、突變的、陰郁的，以及不可理解的生活形式”。在夜市里，“此處也具有彼處之特色”，深具“差異感”，并且有“異客和鬼魂”般的感覺。③

另一個可運用于此的概念正是莫頓所提及的“黑暗思維”亦或“黑暗生態”。為了回應莫頓早期的著作如《無自然的生態》（Ecology Without Nature）和2004年的論文《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克拉克（Timothy Clark）認為，莫頓拋棄“自然”并非“是全面聲稱自然只是一種社會建構”，而是指“某種離奇的和難以預料的”事物（經常也是“令人倉皇失措的機械論”）。④臺灣夜市可模擬為莫頓的“黑暗生態中的新生態美學”。這樣的思維使我們不僅注意“環境意識中樂觀的、肯定的修辭”，同時也不忘那些異于舊時生態觀念中的自然，那些“反諷差異的陰郁世界”中的地方場域。夜市的價值正是踰越熟悉感與陌生感的邊際，跨越美與丑、潔凈與污穢的藩籬。“消極與反諷，以及丑陋與恐怖”，逼迫“我們具有同情心的存在，進而越過屈尊的憐憫”。⑤

莫珍特（Carolyn Merchant）以購物商場做為空間全球化和同質化的例子值得注意。她將商場視為等同于現代與后現代的花園，認為這樣的后現代空間“不僅示例了人類所掌控的非人類空間，并且將自然再造成為一種猶如伊甸園的空間”。就像是一種“花園倫理”——實踐與持有的空間，或是經過修剪的花園——“拒絕不受歡迎的自然物―野草、害蟲和塵芥”，這座商場“剔除不受社會歡迎的”。①源自于美國的現象，“商場化”已然成為全球的現象。商場的空間和體系可定義為：

消毒后的環境、中央監視系統、限制噪音，并且有嚴格的行為規范來管束那些不受歡迎的、無家可歸的，還有犯罪的社會份子，同時使年經人和老年人社會化，以便接受21新世紀的消費文化。②

莫珍特所描述的后現代商場空間，若與自相矛盾的后現代私有化展示場域，如2010年臺北花卉博覽會相提并論，則有諸多共同之處。這類的后現代空間于開放大眾參觀的期間，極盡廣告之能事，自我宣傳為一種仿若完美的伊甸花園。無視建造所需的巨額花費，以及環境保護團體的反對，該展覽于2010年11月6日開幕，至2011年4月25日結束。它占據了好幾英畝的舊有公地，過去的這片公地上曾經聳立了數以千計的原生樹木和植物，是一個相對興盛開放的自然原野空間。而今卻為了興建展覽館而慘遭根除，徹底消失。有關單位與廠商，由國外引進千百種花卉植物，以凸顯展覽場地的多樣性。近乎九百萬的訪客購買門票進場，為的就是能夠一覽這座半私有化的空間。展期正式結束之后，大部分的進口花卉皆被鏟除，展場則重新命名為臺北展示公園，并保留部分的建筑。曾經被用來展示的千百種花草樹木，已不復存在。無論是這座展示公園，亦或是先前的展覽場，皆猶如莫珍特的購物商場，代表的是人類過度地“操控著非人類自然”。見過2012臺北花博會之后，臺灣詩人向明寫了一首詩，名為《花博歸來》：

一下子，這小小的靈魂

堆聚起如許多的品種改良

仿真的接枝

自體供營養

會想問，我那小小生存空間

能否也栽幾株垂柳

未擋視線

一下子，這小小的自我

走進那么多花砌的瓊樓玉宇

如婆娑世界

像人間天堂

仍存疑，我們這貧瘠的世間

有必要且這么奢華

鋪張夢想

包德樂（Dean Brink）引用臺灣詩人焦桐，認為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入侵往往披著理性和客觀自主的外衣，假借進步文明之名，隱含背后之操控者。③此詩令人想起葉芝（W. B. Yeats）的《航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詩末，敘述者似乎想被引導至一個全然人造的世界，一個由人造藝術所建構的世界，沒有疾病、年老或死亡：“一但蛻去自然我便不再/由自然色相塑造自我形體/唯有希臘金匠錘煉而成/璀璨的鍍金琺瑯/才能喚醒欲眠的帝王。”此外，敘述者似乎了解這個工藝的世界并非生命，亦非免于死亡；反之，他不過是一種展現脫離世俗的欲望，試圖擺脫無法全然理解以生命存在的意義。葉芝的敘述者懇求：“請將我心銷損枯竭；欲念已病重/且束縛于垂死的獸身/不明自我；聚身/投入那永恒的工藝”。2012臺北博覽會中“由百花筑起的人造宮殿”，與葉芝的拜占庭或鮑德里亞的迪斯尼并無二致，猶如布依爾的非地方（non-place），或是莫珍特的購物中心。它也可比擬為史密斯（Mick Smith）所認為的后現代空間，是一個“普及的空間”，沒有盤錯的連結通往特定的地方和歷史。①在成為伊甸園空間、新興非地方，或后現代空間之前，這座公共的公園地并非井然有序，而是帶有絮亂不羈，甚至是散亂荒廢的韻味。它甚至是一個“污穢”之地。然而，它曾經是一個深系臺北古早歷史與過往記憶的地方，許多的人與當地的樹木和動物，偕同城市形成了一股強勁的連結。

史密斯于《地方的倫理》（An Ethics of Place）中批判后現代主義者的環境主張與立場，認為理論絲毫擺脫不去現代主義和男性中心的沾染。因此，史密斯認為，后現代環境主義“提倡與當今理論霸權分道揚鑣，并回歸脈絡化和較不抽象的思維模式及行動”②。史密斯并非否定理論“整體”，而是藉由討論社會學者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論點，認為布爾迪厄也許“過度樂觀的相信理論能夠完全掌握差異性”，史密斯認為，我們應當“再脈絡化”理論。史密斯也認為我們已無法回到無理論或神秘的過去。因此，他認為理論及語言應激起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而非阻礙：“理論應喚醒且編織魔力并產生新的洞悉力，得以窺探這個魔法世界的真正價值。”③此外，他強調“情境性”的重要，他因此警告“現代性之全球化”，主張我們應避免“歸納異質差異，將所有的地方并置于單一同構型”。他認為“激進生態學”挑戰了“所有自然空間已近乎被社會空間所取代”的看法，并進一步的將自然視為“一個積極參與自我生產、社會生產，以及道德價值生產的參與者”。④

史密斯所稱呼的“激進生態學”，其中一個面向可能被認為是“后現代田園”。海瑟除了對該詞語提出疑問之外，亦認為田園概念不足以作為生態學的典范，亦不可取代后現代空間。她提出“有系統的了解全球生態”，應是超越“以田園概念理解生態學”的方法。然而，如吉佛德（Terry Gifford）等著名生態批評家則認為，田園的概念遠比字面上來得復雜許多，觀點上的運用也非全然不合時宜。如吉佛德于《論田園》（Pastoral）一書所主張的“田園概念興起回返的沖動”，在后現代世界而言，并非為過時或毫不重要的。⑤哈根（Graham Huggan）與迖芬（Helen Tiffin）皆同意這樣的看法，他們引用吉佛德與咯勒德（Greg Garrard）的作品，強調田園概念的可行性與多功能性。對于哈根和迖芬而言，田園的概念在后殖民議題的脈絡上，顯得特別重要。雖然它的“激進潛能”時常受到“忽視”，它的理想化也常常被“嘲諷”，它依然是強而有力的“意識形態工具，應諾了多重的觀點”。⑥堅持以田園作為“政治性功用”（political instrumentality），以及“后殖民田園”（postcolonial pastoral）的概念，它反映且實踐了“人類根源的自然”議題，“調合了地方與無地方的可能，并且發現或想象了一處人類能夠回應自然、重新形塑自然關系的居所”。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