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的益貧性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市場經濟的益貧性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市場經濟的益貧性范文

關鍵詞：高校；高學費、高補助政策；貧困學子；證偽

中圖分類號:G5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5-0238-02

中國在1997年開始建立高等教育收費制度，自1999年以來，伴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迅速擴大，政府財政補貼相對不足，學費出現快速上漲的勢頭，截至2006年，中國公辦本科院校的收費標準均值已達到4 343.2元/年。而2005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為10 493元，農民人均工資收入僅為1 175元?？梢?，中國當前高校學費水平已處于高位，家庭承擔難度在不斷加大，高學費把很多本應接受高等教育的貧困學子拒之門外。但目前國內有少數學者認為“窮人上不起學是因為學費太低”，提倡繼續增加高校學費，按一定比例將學費用于助學金，這樣就能解決窮人上不起學的問題。這種思想與西方的“高學費、高補助”政策如出一轍， 但在西方廣泛運用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政策能否適用于中國當前的高等教育形勢？事實上，在現今中國經濟轉型時期，各種社會問題、經濟問題不斷凸出，“高學費、高補助”政策有益于貧困學子的論斷無論在經濟理論上，還是現實實踐中都是不能成立的，能使所有窮人上得起學是不可能實現的，最終的結果只能剝奪窮人受教育的權利致使其最終喪失脫貧致富的動力，中國的社會問題將會更加嚴重，社會發展將會更加不公平。

一、“高學費、高補助”政策不益于貧困學子的理論分析

1.無法達到“怕累托改進”的效果

提高學費是高校改革的一個方面，改革本身就是一個帕累托改進的過程而不是怕累托最優，我們不可能不觸動所有人的利益而使任何一個人的境況都變好，我們要做的只能是使少部分人的利益受損而使大多數人的境況得到改善。但現在來看，提高學費觸動的卻是大多數人的利益。Carolyn

P. Griwold &Ginger Minton Marine[1999]認為，“高學費、高補助”政策有益于低收入學生是以犧牲中等收入學生為代價的。而中等收入家庭的學生無疑是高校學生的主要群體，況且“高補助”能否覆蓋所有貧困學生仍是不定之論，可見，提高學費除了不會影響高收入家庭學生之外，會觸動大多數學生的利益，甚至使他們的境況變得更糟。

2.“馬太效應”抵消了“滴流效應”的作用

“提高學費，然后規定學費多少比例必須用于助學金，這樣就能解決窮人上不起學的問題”這無疑體現了“劫富濟貧”的思想，把富人的錢拿出來救助窮人，把這個思想擴大一下就是經濟學理論中的“滴流效應”，是指經濟發展的初期不可避免的存在貧富分化和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有利于資本的形成和經濟的增長。因為只要經濟增長中直接受益的富有階層有了足夠的經濟實力，就會擴大就業，增加貧困者對生產要素所需的提供，這樣經濟發展的成果最終會滴落到窮人身上。但“馬太效應”即富者更富，貧者更貧，同樣作用于分配領域，并且在現階段中它的作用明顯大于“滴流效應”。如果提高學費后，能使富人的錢全部用于資助所有的貧困學生，而且使他們的狀況比不增加學費時還要好，那“滴流效應”無疑是成功的，但是還有更大的可能出現，那就是因為高昂學費把越來越多的貧困學子拒之門外，他們沒有機會享受“高補助”的待遇，不能通過接受高等教育而擺脫貧窮的命運，而有能力支付高昂學費的富人享受到了高質量的教育，提高了自身的素質，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更好的收入。這時“馬太效應”就抵消了“滴流效應”。

3.“價格歧視”下增加的福利流入高校而非受助學生

“高學費、高補助”政策在微觀經濟學領域中可視為一種“價格歧視”，富有的學生對享受高等教育的支付意愿高于貧困學生。通過收取高學費并有選擇的提供助學金，高校實際上是根據高等教育的消費者――學生對享受教育的評價來向他們收取費用，這種行為與價格歧視的壟斷者的行為如出一轍。而且目前，高等教育產業是一個壟斷產業，并非所有學校都可介入，其需求彈性相對較低，消費者不具備對教育消費討價還價的能力。壟斷者通過實行價格歧視，可剝奪所有消費者剩余，雖然價格歧視可以增加經濟福利，但表現的是生產者剩余更高而非消費額者剩余更高?？梢?，“高學費、高補助”政策的真正受益方并非貧困學子而是高校本身，此政策只是高校成本補償的有利方式，不能有效解決貧困學生上不起學的問題。

4.從“斯勒茨基方程”看“高學費、高補助”政策的效果――使所有學生的境況都變壞

“斯勒茨基方程”表明需求的總變動等于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的和。高等教育可視為一種正常商品，即收入增加，對高等教育的消費支出也會增加，那么，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的作用方向就會相同，價格上升意味著需求會因替代效應而下降，同時也意味著收入相對減少，需求也會下降，這兩種效應相互加強，共同作用于總需求的下降。高校提高學費，學生會選擇其他教育方式，這種替代效應使高等教育需求減少，同時學費的提高也意味著家庭收入的相對減少，產生的收入效應同樣影響需求。那么，如果高校實行高補助政策，能否挽回需求減少的狀況并改善受助學生的境況呢？以下將以“斯勒茨基方程”為基礎，在既定約束條件下，分析消費者的偏好變化情況。為簡化起見，假設所有增收的學費都用于資助所有的學生，假設高等教育收費價格從p上升至p′（p′= p+ t），受教育者由x減為x′，高校提高學費得到的收益是R = t x′= （p′- p）x′，y表示受教育者在其他方面的支出，并規定價格為1，那么最初預算約束為px+y=m，而提高學費并接收到補助后的預算約束將為（p+t）x′+ y′= m+t x′，消去方程兩邊的t x′，得到 p x′+y′=m，可見，（x′，y′）在最初的預算約束下是可以支付的起的，但消費者卻最終選擇了（x，y），所以事實一定是對（x，y）的偏好超過對（x′，y′）的偏好，即“高學費、高補助”政策實施后，受教育者的境況變壞了。

二、“高學費、高補助”政策有益于貧困學子證偽的現實分析

1.“三座大山”抑制總需求和經濟增長，不利于社會的發展

住房、醫療、教育這三座大山是促使中國居民儲蓄率不斷增加，國內需求嚴重不足的根本原因。而中國現在正在積極尋求穩定房價，健全醫療保障制度的政策措施，這時再增加學費無疑是有悖于國家政策的初衷。三座大山的日益沉重加大了居民的支出預期，致使城鄉居民的消費傾向呈明顯下降趨勢，社會需求將明顯不足，而中國現階段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斷加大，出口優勢會逐漸弱化，唯有打開內需才是應對人民幣升值下經濟增長的關鍵。

2.教育是個特殊的產業，不能市場化

在中國漸進改革的今天，如果教育等同于其他產業，改革也圍繞市場化進行，那么我們的社會將會離公平民主越來越遠。增加學費增加了中低收入者的負擔，影響了他們的消費水平，日益高昂的學費使越來越多的貧困學子不能享受高等教育，喪失了擺脫貧困命運的機會。所有這一切，都有待于我們對市場經濟的加深認識。市場經濟的建立不是把所有的領域都交給市場，這是對市場經濟的錯誤理解。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定位問題是一個關鍵，正是由于市場機制的缺陷，政府才應該積極發揮作用，以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政府的作用就是要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并消除因市場機制所帶來的分配不公，而不是使這種分配不公愈演愈烈。教育改革的最終就是使教育成為準公共產品，使大多數學生有能力支付學費，承擔部分高校成本補償，而不是市場經濟下追求利潤最大化。

3.“高學費、高補助”政策實施難度很大

如果增加學費，增加多少？拿出多少用于助學金？能保證所有的貧困學生都能收到資助嗎？如何監督這部分資金是否落實到位？怎樣確定學生家庭是否貧困？這一系列的問題都將會使這項政策實施難度加大，可見它不具有明顯的現實意義。即使這一切都落實到位，那么實施成本會是多少？據了解，吉利控股集團向社會捐助5 000萬用于貧困學生上學，為了監督這筆資金落實到位，后期監督成本就高達200萬。高校能夠在較低的監督成本下加強政策的實施到位，還是最終利益都流向了別處，一切皆是不確定性。

4.只能加大貧富差距，加劇社會不公平

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教育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途徑之一。只有通過接受教育，才能豐富勞動者的知識，提高勞動者謀生的能力。據聯合國的一項調查顯示：大學畢業的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是小學畢業的勞動者的2.1倍，是初中畢業勞動者的1.4倍，是高中畢業勞動者的1.2倍。所受教育程度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如下表所示：

知識水平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

資料來源：聯合國一項調查，轉引自 郝鐵川《人才強國：一項重大的戰略決策》載《人民日報》2003年12月30日。

使所有不同收入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是衡量社會公平與否的重要標準。提高學費，使眾多貧困學子無法通過享受教育擺脫貧困，而高收入家庭的學生卻可以盡享教育帶來的高素質、高收入。這樣貧者更貧、富者更富的局面只能深化社會矛盾，加大貧富差距。據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05年6月30日報道，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最近也表示，解決美國日益嚴峻的貧富差距問題的辦法不是沒收富豪的游艇，而是提高教育水平。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名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十一五”規劃》的文章中，也認為：“中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窮人太窮。”解決問題的關鍵是“窮人致富”。而窮人致富的根本途徑是享受高等教育，讓更多的窮人接受教育，不會因為貧困交不起學費而喪失受教育和擺脫貧困的機會。

參考文獻：

[1] Psacharopoulos，G. Return of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Global Update ， World Development. Vol.22，No.9.1994:1328.

[2] 謝作栩，陳小偉.中國大陸高校學費對不同社會階層子女的影響――實證調查與分析[J].教育與經濟，2007，（3）:12-15

[3] Carolyn P.Griwold and Ginger Minton Marine:Political Influences on State Policy:Higher-Tuition， Higher -Aid，and the Real World[A].

Public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C].New York， American，1999:287―293.

[4] N.Gregory Mankiw.Principles of Economics[M].梁小民，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347.

[5] [美]哈爾?R.范里安.微觀經濟學現代觀點[M].費方域，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6.

[6] 林毅夫.論經濟學方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第2篇：市場經濟的益貧性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經濟倫理;倫理道德

一、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和不同利益決定的經濟形式。這種規定性是不同社會和經濟制度下市場經濟的共性或普遍性;不同的社會制度條件使得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不同的特征，這體現為市場經濟在不同社會條件下的特殊性。我國目前的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除了具有市場經濟的普遍特征外，它還有自己的特點:公有制是占主導地位，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是國家實施強有力的宏觀調控。道德作為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行為的總和，直接反映了社會生產中人與社會生活的關系。它與社會結構、尤其是經濟結構密切相關。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人們的社會生活在各個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二、倫理道德

特定的倫理道德只是某個時代基于特定民族精神的一種有關人與人關系的一種規定，不同時代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倫理道德。不同民族倫理道德可能某種程度上不盡相同，并且沒有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特定的倫理道德只能對應于特定的民族來解釋，這有一種內在的民族的獨特的個體性的自在價值。柏拉圖主義傾向者認為:倫理道德是一種絕對理念，是一種存在于宇宙中的客觀的一種絕對的善，一種人類行為，無論哪個時代哪個民族必須遵守的唯一的善的標準，方式是比較唯一的。倫理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與哲學和政治思想相結合，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儒家倫理在中國的影響是最深刻的，重視探討道德的本源?？鬃右环矫鎻娬{“天命”是道德的本源，另一方面也提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命題，也承認后天學習對個人道德品質形成的作用。雖然孟子也談到“天命”，但他認為道德的起源主要是人性本善，試圖從人與人的心理和生理方面找到道德的本質和起源。荀子拒絕“天命”的作用，并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并將道德視為人性邪惡的結果。人們認為，禮義道德是“養人之欲，給人以求”，并將道德與人們的物質需求聯系起來。后來，中庸將命運理論與孟和荀的抽象人性進行了融合，并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漢代以后，儒家繼承人對道德本質和起源的討論基本圍繞著這些命題。重義輕利。儒家思想一直把“利益”視為個人的自身利益，與義相對立，強調道德原則和規范對人的行為的指導作用?？鬃又鲝垺耙娎剂x”、“見得思義”。孟子更是只談仁義，不談利益。即使認為義與利是“人之兩有”的荀子，也是強調義，認為“保利棄義謂之至賊”。在他們看來，只有通過強調正義才能使雙方都受益，如果他們有利可圖，他們就會失去雙方。儒家主張“孔曰成仁”和“孟曰取義”，倡導奮斗精神和道德奉獻精神。孔子仁愛的倫理體系包括孝道，忠誠和信仰等道德。強調道德的社會作用?？鬃诱J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可以使人們理解羞恥，自覺遵守社會秩序和道德標準。孟軻提出由“不忍人之心”，發而為“不忍人之政”，“認為把人心中的仁、義、禮、智四端，“擴而充之”，就能實行仁政”。［1］在他看來，道德是政治和法律的基礎和基礎。

三、倫理道德在市場經濟中的運行

(一)倫理道德在中西方市場經濟中的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基石，儒家倫理經過時代的演化為中國社會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中國經濟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不乏以儒學為范例的古代經濟人的形象，其中以徽商為代表，以“賈而好儒”為主張，以“業儒入仕”為最終理想，以儒學的處世之道為其經營從商之道，體現出不為世俗、蠅頭小利所困擾的價值追求。荀子提出“先義后利”為儒家經濟活動的核心精神價值，在經濟活動中，儒家對道德的基本要求都得以體現?！熬訍圬敚≈械馈逼渲小暗馈睘榫柚冢涞酪簿褪恰傲x”，“義”在精神層次比“誠”更具有道德要求，要想經濟活動有效運轉，對“義”的追求就是商業經濟活動中運轉的關鍵所在。義與誠相輔相成，使平等互利充分體現在經濟商業活動中，經濟人在進行經濟活動中，都互相承擔起對社會所應承擔的責任。儒家倫理在推動經濟文明進步發展中發揮了核心的作用，體現出了儒家倫理在現實時代經濟演變中不可或缺的位置?！叭绻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穩定。”［2］比較抽象地說，經濟學是產生于人類對欲望的無限追求以及對稀缺性物品的選擇所產生的學說，是以稀缺性和資產概念為基礎的研究范式，倫理學是以善、正義、義務等人性道德概念為基礎的研究，其實這兩大學科是同源相通的。在現代經濟《國富論》創立之前，經濟中的倫理道德思考在一些西方哲學家以及神學家的著作中已經開始萌芽了。亞當斯密作為一名倫理學集大成者，他率先從哲學領域和經濟學領域兩個方向開始探究經濟學中產生的倫理問題。在他看來，六種自然動機產生的自愛、對自由的追求、正義感、勞動習慣以及交換傾向所推動的。［3］社會機制各方面的調試使利益相關系的雙方在面對利益沖突時不至于出現明顯的對立，從而在產生追求自身利益行為的同時，也能兼顧到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利益。

(二)倫理道德對市場經濟的作用

從關系來看，倫理道德可以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倫理道德即使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又使得使公眾在心態上得以平衡。當政府將市場經濟發展定為快速發展目標時，就必須得到民眾的支持，以及社會團體的理解，使參與市場經濟的每一個人都能以平和的心態參與到市場經濟中，以保持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從而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無論任何一個社會集體選擇的經濟制度，都需要倫理道德對其進行支撐，以理論作為基礎，對當時的市場經濟情況進行調試以及說明。如果缺乏倫理道德理論基礎對其市場經濟的支撐，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建設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紊亂。［4］這其實也就告訴我們提供理論支撐是市場經濟穩定發展的內部要求，也就是說市場經濟需要道德倫理為其提供合法性和正當性證明，這是以理性道德引導市場經濟的哲學基礎。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選擇，也就意味著對傳統經濟體制的放棄，同時我們也就要以科學的倫理道德思想理論作為基礎，從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得到更好的發展。基本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任何時期都需要與其相符的機制進行調節，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從實際內容來看基本依靠市場調節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以“一只看不見的手”也就是政府進行輔助調節。在這種調節機制之外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機制也能起到調節作用，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習慣或道義調節，從本質上來說這就是倫理調節。這種調節方式是以倫理道德作為發力點來給予市場經濟良性運轉的支撐，即習慣來自于群體行為，這種群體行為的基礎是群體道義，而這種道義又為習慣的存在提供合理性。諾斯就這一問題進行研究之后指出，即使是在最成熟的經濟體中我們也能看到經濟個體在其體系中運動時，多數情況是按照體系內部的不成文的習慣在走，而不是已經規定好的文字章程。就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還有許多地方和層面是市場和政府調節覆蓋不到的。比如說目前處于國民經濟發展邊緣地帶的廣大鄉村地區，這些地區由于經濟發展仍處于半自然經濟狀態，商品經濟仍然未有充足長效的發展，因此政府的控制力不是那么強健，這些地方的經濟狀況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原本就已經存在且極為根深蒂固的倫理關系來進行調節。不僅如此，即便是城市里面的經濟活動也存在著大量倫理調節的空間，比如親屬關系、師生關系、朋友關系等等，這些個體之間不存在明顯的經濟交易關系，自然也就不受市場和政府調節的影響。再者純粹的市場經濟會導致貧富差距極化，這不利于社會的長遠發展，為了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也可以借助道德的力量對人們的收入進行調節。

四、市場經濟需要倫理道德的引導是自然趨勢

市場經濟呼喚道德規則的參與。一方面信用和契約是根植于市場經濟深層運行的“基礎性材料”，缺乏這些倫理規范的約束市場經濟將會野蠻生長，各種病態的競爭方式會極大增加市場經濟運行的成本、降低市場經濟運行的效率。正如諾斯所說:“一個有效率的市場制度，除了需要一個有效的產權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還需要在誠實、正直、合作、公平、正義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這個市場”。［5］另一方面，過度的資本逐利性會引發極端個人主義和危險的拜金主義等不良現象，從而危及社會良性發展的道德根基。綜合這兩方面來看，我們在進一步補充現代市場經濟得以順暢運行的缺因時，必須輔之以與之相匹配的道德約束框架。這實際上是要求我們在注重物質生產生活方式的更新提升的同時，也要培養形成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思想理念和思維方式，這是滿足我們精神需要的重要途徑選擇。市場經濟如果處于絕對的自由狀態，那將導致叢林法則盛行，強者將攫取絕大多數的社會資源使弱者無立錐之地，這樣的馬太效應不僅讓市場經濟所倡導的自由原則最終走向自身的對立面———壟斷，阻礙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而且巨大的貧富裂痕也會撕裂社會的整體性，造成深層次的群體沖突從而危及社會穩定，損害市場經濟長遠發展的社會環境。市場經濟應該包含道德內涵，這種道德內涵應該是帶有社會的整體屬性，它是從整個社會的利益出發去考慮經濟效果。這就要求我們的經濟成果應該是創造性的，是有益于社會整體發展的，而不僅僅是單純的為了追求短期的經濟指標。市場經濟和道德建設不是二元的而是一體兩面的，兩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市場經濟規則能夠影響道德規范的形成，而道德規范可以引導經濟運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對于社會主義新道德的形成是具有多方面作用的，它的運行規則可以有效引導人們的經濟行為。新的行為規范必然產生新的道德內涵，也需要新的道德依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社會主義道德規范與之相匹配?！案慌c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是中國傳統“義利觀”的鮮明闡釋，也能從中看出與傳統經濟形式相匹配的道德取向。我們在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繁榮大發展的過程中不僅要注重從經濟層面去解決那些制約發展的機制性問題，更應當注重從智力基礎方面給予經濟發展以更充足的創新動力。創新離不開提高全民族科學技術和思想道德方面的素質。只有實現精神和物質雙重層面的聯合互動，才能從最根本上實現市場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市場經濟參與主體經常為了實現參與主體本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正常的經濟規則，甚至在局部引發劣幣驅逐良幣的不良現象。因此合乎競爭規則的競爭行為使得商家要有經濟道德上的底線意識，而不能僅僅只追尋自身物質利益的最大化，必須根據市場的需要不斷地挑戰自身商品的實用性，提高自身商業道德水平，主動抵制市場中原生性的虛假行為和道德欺騙，共同打造一個風清氣正的經濟道德環境，從而推動經濟建設和道德建設的有機統一。

第3篇：市場經濟的益貧性范文

日前，國內多個房地產熱點城市官員陸續表態“不托市”，盡管這對現階段購房者是一種“利好”，但是對不購房者卻意味著是一種不公。而且，正如部分專家所指出的，每月繳納個稅特別是1000元以上個稅的群體實際上是富裕階層，購房退個稅政策有“劫貧濟富”的嫌疑，與稅收政策“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實施初衷背道而馳。

另外，個人所得稅的地方提留部分屬于地方公共資金，理應由當地民眾或其利益代言人決定其使用用途，但是重慶市等地方政府制訂、實施購房退個稅政策卻撇開當地人大單獨行事，也未廣泛征求民眾與納稅人的意見與建議，購房退個稅政策自然也就難免會受到有關該政策不合法也不合理的質疑。

市場經濟社會中，大凡市場可以自發調節的應當交由市場自發調節，政府應當謹守權力邊界，避免直接干預市場行為?，F在房地產市場正在自發進行調整，房屋價格正在逐步向著與市場要求相符合方向回歸，在這種情形下，地方政府制訂、實施包括購房退個稅在內的系列政策，具有明顯的干預房地產市場乃至操縱房屋價格的意圖，這顯然是與市場經濟社會中政府不應直接干預市場、更不可操縱商品價格的原則要求不相符合的。

房地產是國民經濟中的支柱性產業，房地產市場的穩定發展對于國民經濟穩定發展至關重要。而要實現房地產市場的穩定發展，達到通過提高房屋成交量帶動更多領域產業發展的目的，需要將房屋價格調整至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程度，因為房屋價格過高，遠遠超出民眾的消費能力，是當前房地產市場步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所以，將房屋價格調整至民眾對其具有消費能力的水平，是促進房地產市場乃至整體國民經濟穩定發展別無他途的選擇。但是，類似重慶這樣制訂與實施購房退個稅及“支持區縣政府集中購買商品房安置拆遷戶”等政策，卻是在行人為推高現有房價之實，各地接連出臺類似“托市”政策，更會助長部分房產開發商的暴利思維，使其產生錯誤的市場與政策預期，從而于實現房屋價格的調整與房地產市場，乃至整體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不利。

中央有關部門在出臺新一輪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之始就明確指出，調控房地產市場不是為了維持高房價；此后部分有關部委負責人也在多個場合提出開發商應主動調整房屋價格、地方政府應督促房地產開發企業調整價格的要求。而此次重慶市購房退個稅政策被緊急叫停，無疑更是對此發出了更為明確的信號。從某種意義上說，重慶市購房退個稅政策被叫停，實際上是警示地方政府應當停止違法違規、無原則助推房價行為，同時也是警示房地產開發商必須摒棄暴利思維，破除期冀通過部分地方政府“托市”維持高房價的幻想。在這種情勢下，房地產開發商顯然應當正確認識形勢，主動順應市場變化，而這不但于房地產開發企業與房地產市場走出當前困境有益，于促進與實現國民經濟平穩快速發展也有益無害。

第4篇：市場經濟的益貧性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非貨幣型；農村合作醫療；路徑

一、市場經濟落后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運行困境

1．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完全貨幣化的籌資方

式不符合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市場化程度低的實際情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以貨幣籌資為基礎的一種新型農村居民醫療保障制度，這種完全貨幣化的籌資方式，客觀上脫離了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市場化程度低的實際情況。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醫療基金主要由集體來承擔，個人只承擔一小部分，而且一般不用交現金，而是以“工分”的形式從集體經濟的收人中扣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采取國家、集體、個人三方投資，強調三方的責任，但在廣大中西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籌資難度相當大，尤其是農民個人自籌的那部分資金。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由于其市場化程度低，集體經濟不發達，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較少，有的地方甚至根本無力支持合作醫療的最低基金籌集。對于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民個人來說，盡管每年不少于10元的參保金的數額不大，但對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民來說，經濟落后，交通又不方便，七溝八梁一面坡，幾年進不了一回城，一家幾口人，叫他們每年拿出幾十元現金來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確非常困難。

2．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中西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很難保障農村居民的基本醫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遵循自愿參加，多方籌資，以收定支，保障適度，先行試點逐步推廣的總體原則是正確的，但相對于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而言，仍是一種“富人”保障原則，也就是說只有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富人”才能繳得起合作醫療保障金，而真正需要保障的窮人，通常也是最需要幫助的人，因收^過低，繳不起合作醫療保障金，而無法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享受國家給予的合作醫療待遇。但當“參合率不能轢時，強迫命令就出臺了?！靶潞厢t”成了政府對農民施惠的代名詞，農民成了被動的受惠者”。這不僅不符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突出對經濟弱勢群體保護的—般陛原則，而且在醫療公平性方面易于兩極分化，富裕居民的醫療衛生需求可以得到滿足，多數貧困居民的醫療衛生需求，出于經濟原因很難得到滿足。同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自愿參加制度必然形成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個群體，針對體制外人員侵蝕體制內資源的問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難以避免。

3．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缺乏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籌資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曾在農村合作醫療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主要依托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基礎。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實行了，集體經濟組織基本解體，缺少集體經濟支撐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資金籌集失去了這一穩定可靠的保障基礎。因此，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設計忽略了農村集體經濟這個穩定可靠的保障基礎，從而直接導致了其運行的持續性難以為繼。

二、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特點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

(一)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特點

1．市場經濟發展落后，農民人均貨幣收入低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民的生產收入主要來自各種農產品等實物收入，其中一部分由農民直接消費掉，剩余部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當地交通不便的影響，很難通過流通轉化為貨幣來形成農民的貨幣收入。據2004年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絕對貧困人口2610萬人，其中西部l2個省區為1305萬人，其人均年收入為668元。而他們的大量農產品卻因為交通不便運不出去而賣得非常便宜，有的甚至爛在地里無人收購。比如，在云南西盟佤族自治縣的岳宋鄉有一個叫木古壩山寨，那里的茶葉是絕對的綠色產品，可是1斤茶葉只賣到2元錢，如果拿到城市賣，絕對可以賣到50元以上。木古壩的1斤茶葉在城里可以換到l0斤雜交稻種子，城里的1斤雜交稻種子在木古壩卻能換到8斤茶葉。

2．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貨幣經濟缺乏，實物經濟普遍存在。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和價值尺度，其作用應該是與實物經濟的運行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依存的，是為整個社會生產和經濟的正常運行服務的，其總量和構成都應該與實物經濟相適應，而不應該脫離實物經濟獨自運行。因為貨幣脫離實物經濟而獨自運行雖然可能使個別經營者達到資本增值的目的，但對整個社會生產來說，不僅沒有增加任何東西，而且還可能使社會資源的配置指向錯誤的方向。然而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貨幣經濟的運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與實物經濟的運行脫節，具有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運行軌跡。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多數農民人均年純收入中近50％為實物收入，農產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給自足為主。

3．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過剩更為嚴重。我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大國，農村勞動力約有5億左右，占全部勞動力的70％，而且每年還要新增幾百萬人，增長遠遠超過了農業生產的需求，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十分突出。據測算，根據現有的土地承載力，我國農業僅有1—2億從業人員就足夠了，剩下的一半以上的剩余勞動力亟需轉移。尤其是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過剩數量更為可觀，估計勞動力中有60％一75％為剩余勞動力。加快對這些剩余勞動力的轉崗技能培訓步伐，以區域化帶動專業化，在剩余勞動力中創造勞務品牌，鑄造勞務名牌，并使創牌的觸角不斷向高技術行業延伸，從而促使剩余勞動力在勞務品牌形成中逐漸升值，增加農民收入，乃當前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勞務化的當務之急。

4．環境劣勢和自然資源優勢同時并存。我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大多位于西部，雖然那里的自然條件惡劣，山高坡陡，水土流失嚴重，草地狀況日益嚴峻，生態環境脆弱，生態率和土地產效率普遍低下，但是這些經濟落后地區擁有豐富的礦產等自然資源。在全國已發現的160多種礦產資源中西部地區均有發現，特別是能源、金屬礦產以及生物等資源在全國占有顯著地位，其中45種重要礦產資源潛在總量約占全國的40％，開發潛力巨大。以陜西陜北貧，其實施的外援項目，無論數量、質量、效果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使寧夏的生態得到了很快恢復，農民生活環境和醫療衛生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此可見，如果一個經濟落后地區既無一定的自然資源，也無可利用的社會資源，在這樣的自身力量相當薄弱的地區，實施現行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難以為繼，那么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乃其最佳選擇。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爭取外援、借助外力、加快發展，需要制定一套專門針對本地區具體情況的醫療衛生服務引進計劃，同時，依據循證醫學可知，大部分的疾病是與環境污染、營養不良和生活習慣不良直接相關的。因此，在利用外援時應將農村衛生的重點放在普及基本衛生服務的基礎上，將預防保健、基本醫療和健康促進等社區衛生建設結合起來，這樣，農民的受益面最大，受益程度也最深。利用外援方式改善市場經濟落后地區人口的健康狀況，其關鍵在于強化政府牢固樹立群眾利益第一的觀點，切實落實項目責任制，信守各項協議，確保項目的順利實施。

4．根據具體情況，也可建立以上三種路徑的混合模式?；旌夏Ｊ降慕⒈仨毟鶕數氐木唧w情況，遵循優勢互補的原則，在結合當地豐富的土地等自然資源，豐富的勞動力等社會資源的基礎上，有效利用外援，充分發揮三種路徑的各自優勢，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本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在混合模式中，可以合理發展土地、勞動力密集型農業技術，積極扶持農產品加工企業的技術引進和改造，切實提高農產品精、深加工和綜合利用水平，鼓勵企業以農民醫療衛生事業為利益聯結方式，帶動基地和農戶共同發展，實行農業從“土地——產品——加工——流通與銷售——農民醫療衛生事業——農業的進一步投入”的規?；洜I。

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選擇對策

1．非貨幣型發展路徑選擇應當遵循多樣化、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原則。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情況復雜多樣，因此在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時應遵循多樣化和因地制宜的原則，不能搞一刀切。一是要充分認識建立非貨幣型發展路徑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我國農村地域廣大，人口眾多，走非貨幣型發展路徑的工程量很大。同時，我國各地區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均衡，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應因地制宜，采取多種多樣的模式，以滿足不同發展程度地區農民對醫療保障的需求。

2．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應積極探索建立合作醫療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為農民提供社會化服務的組織形式之一，是新時期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它既能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增強農民的支付能力，又能節約市場的交易成本，還能維護農民的自身利益。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以非貨幣型農村合作醫療為號召發展合作經濟，容易產生吸引力和號召力，也許這是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的一個新的突破口。

3．政府應把發展合作醫療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列為非營利性組織，利用各級政府的扶貧資金給予支持?；谀壳拔覈鴩?，衛生資源的投入能力有限，非營利性醫療組織應該在我國醫療服務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對于非營利性醫療組織的發展，政府應通過引導、調控和支持等方式，為其發展積極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對這種合作經濟組織在管理上也可采取招標承包經營的方式進行。

2．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貨幣經濟缺乏，實物經濟普遍存在。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和價值尺度，其作用應該是與實物經濟的運行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依存的，是為整個社會生產和經濟的正常運行服務的，其總量和構成都應該與實物經濟相適應，而不應該脫離實物經濟獨自運行。因為貨幣脫離實物經濟而獨自運行雖然可能使個別經營者達到資本增值的目的，但對整個社會生產來說，不僅沒有增加任何東西，而且還可能使社會資源的配置指向錯誤的方向。然而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貨幣經濟的運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與實物經濟的運行脫節，具有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運行軌跡。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多數農民人均年純收入中近50％為實物收入，農產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給自足為主。

3．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過剩更為嚴重。我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大國，農村勞動力約有5億左右，占全部勞動力的70％，而且每年還要新增幾百萬人，增長遠遠超過了農業生產的需求，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十分突出。據測算，根據現有的土地承載力，我國農業僅有1—2億從業人員就足夠了，剩下的一半以上的剩余勞動力亟需轉移。尤其是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過剩數量更為可觀，估計勞動力中有60％一75％為剩余勞動力。加快對這些剩余勞動力的轉崗技能培訓步伐，以區域化帶動專業化，在剩余勞動力中創造勞務品牌，鑄造勞務名牌，并使創牌的觸角不斷向高技術行業延伸，從而促使剩余勞動力在勞務品牌形成中逐漸升值，增加農民收入，乃當前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勞務化的當務之急。

4．環境劣勢和自然資源優勢同時并存。我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大多位于西部，雖然那里的自然條件惡劣，山高坡陡，水土流失嚴重，草地狀況日益嚴峻，生態環境脆弱，生態率和土地產效率普遍低下，但是這些經濟落后地區擁有豐富的礦產等自然資源。在全國已發現的160多種礦產資源中西部地區均有發現，特別是能源、金屬礦產以及生物等資源在全國占有顯著地位，其中45種重要礦產資源潛在總量約占全國的40％，開發潛力巨大。以陜西陜北貧困縣為例，一方面，這些地區七溝八梁一面坡，生存環境惡劣；另一方面，這些地區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等資源。一般來說，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大多為這種情況。

(二)市場經濟落后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

在任何一個經濟體中，非貨幣收入都是相當重要的。據美國經濟學家估算，在美國這樣發達的市場經濟中，非貨幣收入平均占收入總量的25％左右。根據我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社會經濟和自然資源特點，要在這些地區推行貨幣化程度很高的新型合作醫療制度是十分困難的。因此，筆者認為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可以探索建立非貨幣化的以實物合作為主的醫療制度，充分利用當地優勢特點，從而使之“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其可能的發展路徑有：

1．如果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土地資源豐富，就可以建立以土地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在我國現階段，土地不僅是重要的生產資料，也是廣大農民的生活保障，土地作為保障手段對窮人尤其重要。我國土地資源分布很不均勻，西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土地等自然資源非常豐富，但海拔高，自然環境復雜，分散的家庭承包經營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個體農戶對土地資源的開發力度與利用效度，從而導致土地等自然資源對缺乏勞動力的個體農戶的保障作用失靈。在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如果土地資源豐富，那么建立以土地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不僅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合理使用，提高經濟效益，調整產業結構，推進農業規模經營，而且有利于農村勞動力的充分利用，促進農民增收。諸如建立體弱年老農民“以部分承包地換醫療保障”的機制，在公正公平、農民自愿原則的基礎上進行書面簽約，以不低于現行合作醫療的保障標準，按時支付補償金。政府采取有效的激勵機制，促進社會融資，攜手合作，聯動發展，利用土地使用權抵押、土地合作信托、土地儲備等方式，對置換出來的土地資源進行重新整合，共同投入，形成合力，高效盤活土地，實現土地產出的最大化。同時建立起完善合理的退出和約束機制，有效地保障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形成共贏共利局面。實踐表明，在一些保留了部分集體經濟或鄉村工業發展得較好的農村地區，農民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積極性非常高，有的農村地區的集體經濟甚至還代替農民個人繳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籌集資金，因此，這些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參與率都是100％，合作醫療制度運行得非常好。如陜西洛川縣永鄉鄉郭家村利用部分村集體土地發展蘋果產業，自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來，村集體經濟組織每年都為全村所有村民繳納合作醫療的籌集資金，村民的參合率每年都是100％，村民們都比較滿意。這些農村地區的集體經濟代替農民個人成了最大的籌資主體，既解除了農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籌資壓力，又緩解了基層地方推行合作醫療的籌資壓力，同時也提高了合作醫療的出資額度，從而增強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保障能力。

2．如果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就可以建立以勞務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勞務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一種新型貿易方式，現已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外匯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在我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勞動力作為一種特殊商品的概念已逐步被人們所理解和接受。我國部分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但勞動力素質很低。這不僅表現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自然條件差、飲水不衛生、醫療衛生條件落后從而導致市場經濟落后地區部分農民的身體素質差方面；還表現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低方面。在這樣的“貧困——人口多+素質低一貧困”的惡性循環地區，現行的合作醫療制度僅起著外因作用，難以通過內因發揮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真正效用。拉文斯坦首創的“推拉理論”告訴人們，人口流動是“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推力包括人口增長、低生活水準、缺乏經濟機會等；拉力包括勞動力的需求、在新居住地改善生活的可能性、獲得更多的經濟機會、優惠的勞動力政策等。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勞動者在勞務市場上不停地交流和比較各種信息，做出流動與否的決策，對當事雙方都有好處，勞動力富裕國家輸出勞動力，可以減少潛在的社會經濟壓力；勞動力接受國似乎也從中找到了解決勞動力短缺的辦法。因此，在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的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可以建立以勞務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譬如，政府高效擔當起自己的服務角色，加強對國際勞務市場的調研，建立境外勞務信息網絡，搶占先機，對外承包勞務市場，對內給予一定支持，建立勞務綜合培訓基地，每年甚至每個季度都挑選出一批勞動力進行對口的職業技能強化培訓。達到培訓要求的學員，如果能勞務輸出，就可以為國家賺得外匯，政府按其賺回外匯的多少，給予其家人一定比例的醫療支付補償金，其標準不低于現行合作醫療的保障標準；達到培訓要求的學員，如果能在國內流動，流^地政府也可依據合理的標準，對其家人進行—定的醫療支付補償金，以保持流人地一定的勞動力數量，從而解決“民工荒”的困境。這樣，政府的外部力量不僅有利于通過內因長效激勵流出地勞動力積極主動改善自身素質和技術層次，而且有利于農民增收和農村脫貧，推動地區經濟和社會持續協調發展。

3．如果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既無一定的自然資源，也無可利用的社會資源，那么在這樣的地區，只能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外援方式在當今國內外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從國外來看，非洲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非洲國家中有相當部分地區，自然資源匱乏，社會資源也不豐富，外部援助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其經濟發展，同時也增進了這些地區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從而進一步促進了其經濟社會的發展。在醫療衛生方面，外部援助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20世紀末，肯尼亞，津巴布韋等國利用外部援助，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長，肯尼亞婦女的總生育率由1977年的811個降至1993年的514個。贊比亞利用外部援助，解決了其西部省的大部分農村人口的飲水問題，僅1985—1993年，由援助而興建的水井高達108眼，使2115萬人從中受益。從國內來看，寧夏在總體上是一個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都相對貧乏的省區，但寧夏是在全國較早利用外援的省區之一，其實施的外援項目，無論數量、質量、效果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使寧夏的生態得到了很快恢復，農民生活環境和醫療衛生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此可見，如果一個經濟落后地區既無一定的自然資源，也無可利用的社會資源，在這樣的自身力量相當薄弱的地區，實施現行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難以為繼，那么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乃其最佳選擇。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爭取外援、借助外力、加快發展，需要制定一套專門針對本地區具體情況的醫療衛生服務引進計劃，同時，依據循證醫學可知，大部分的疾病是與環境污染、營養不良和生活習慣不良直接相關的。因此，在利用外援時應將農村衛生的重點放在普及基本衛生服務的基礎上，將預防保健、基本醫療和健康促進等社區衛生建設結合起來，這樣，農民的受益面最大，受益程度也最深。利用外援方式改善市場經濟落后地區人口的健康狀況，其關鍵在于強化政府牢固樹立群眾利益第一的觀點，切實落實項目責任制，信守各項協議，確保項目的順利實施。

4．根據具體情況，也可建立以上三種路徑的混合模式?；旌夏Ｊ降慕⒈仨毟鶕數氐木唧w情況，遵循優勢互補的原則，在結合當地豐富的土地等自然資源，豐富的勞動力等社會資源的基礎上，有效利用外援，充分發揮三種路徑的各自優勢，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本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在混合模式中，可以合理發展土地、勞動力密集型農業技術，積極扶持農產品加工企業的技術引進和改造，切實提高農產品精、深加工和綜合利用水平，鼓勵企業以農民醫療衛生事業為利益聯結方式，帶動基地和農戶共同發展，實行農業從“土地——產品——加工——流通與銷售——農民醫療衛生事業——農業的進一步投入”的規?；洜I。

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選擇對策

1．非貨幣型發展路徑選擇應當遵循多樣化、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原則。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情況復雜多樣，因此在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時應遵循多樣化和因地制宜的原則，不能搞一刀切。一是要充分認識建立非貨幣型發展路徑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我國農村地域廣大，人口眾多，走非貨幣型發展路徑的工程量很大。同時，我國各地區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均衡，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應因地制宜，采取多種多樣的模式，以滿足不同發展程度地區農民對醫療保障的需求。

第5篇：市場經濟的益貧性范文

    一、“馬太效應”的經濟分析

    美國著名科學社會學家羅伯特·金·默頓,發現了這樣一種現象,在科學界的榮譽報酬、資源分配中,那些已經有了相當聲望的科學家得到了與他們的科學貢獻不成正比的更大榮譽和報償,而那些不知名的科學家則得到與他們的科學貢獻相比不適當的、較少的榮譽和報償。對此,他在1973年把這種不恰當分配的復雜模式,命名為“馬太效應”。這種優勢積累效應不僅體現在科學工作中,更體現在當代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窮者愈窮,富者愈富;一朝領先,朝朝領先”的社會現象之中。“馬太效應”就是從很小的差距開始,使距離越拉越大,最終形成難以逾越的鴻溝。

    “馬太效應”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一方面,每一個人的先天稟賦不同,這就決定來了每個人的創造財富的能力是不同的,由此帶來的財富初次分配更是不平等的;另一方面,通過初次分配所帶來的經濟和經濟以外的社會因素(名譽等)為“成功者”創造了優勢地位,這種優勢地位促使財富進一步積聚。

    通過上述作用機制,“馬太效應”有利于一部分才智卓著的人,發揮其自身的稟賦優勢實現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同時,“馬太效應”所形成的“成功者”作為先入的既得利益者占據的優勢地位又阻礙新的具有才智稟賦的人進入這個圈子,從而阻礙了人才創新和社會發展,也使得兩極分化加劇,社會財富分配失調,這就要求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要兼顧公平,縮小貧富差距。

    二、中國經濟的“馬太效應”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迅猛發展舉止矚目,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量,世界第三的外貿總額,世界第四的GDP,國民經濟保持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國家基本建設和整體實力也有了很大進步。但是,如果把這些卓越的成果換算成國際上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指數,我國的0.46%就遠遠超過了國際公認0.4%的警戒線,揭示了我國正處于發展中國家范圍這一現實。而“生存貧困”人口數量變化不大、相對貧困人口數量增多、返貧人口隨時增加等一系列現象,也在說明我國國民財富集中的“馬太效應”正日趨嚴重。

    三、中國經濟的“馬太效應”的產生原因分析

    (一)從宏觀角度來考慮,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馬太效應”是因自然因素和地理條件而產生的

    區位差異產生“馬太效應”。從自然因素和地理條件方面來看,我國東部地處沿海,屬于氣候宜人與外界聯系較為便利的地區,而通商口岸自古以來都是外貿經濟的沃土,可見其先天條件的優越性。到了20世紀80年代,我國還貫徹實行了區域性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在東部沿海地區實施對外開放,以優惠的經濟政策吸引吸引投資,這些不僅建立了良好的經濟發展軟環境,更充分利用了東部地區先天優越的經濟發展硬環境,讓這一地區首先發展和富裕來。中部地區雖多是平原,但仍為內陸地區,內需經濟的發展機會遠遠少于外貿經濟。西部地區大多地處高原,屬于資源匱乏生態環境惡劣的不發達地區,這里不僅欠缺經濟發展的軟環境,其發展經濟的硬環境更差。于是,受不同的自然環境因素和地理條件等方面的影響,在不同地理條件下生活的人自然而然就會產生貧富上的差異。

    (二)從個人層面考慮,不論是個人能力的差異還是資金籌措能力的差異,亦或是個體發展機會的不同,都會產生“馬太效應”,歸根結底產生財富分配“馬太效應”的根本原因是歷史起點的不公平

    1.歷史起點的不公平導致了個體在發現財富和創造財富的能力上的差異

    除去偶有例外的天賦異稟,個體創造財富的能力差異都是由于其所處家庭成長環境和基礎教育的不同而產生的。與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家庭貧困的孩子在經濟基礎的限制之下,其生活水平、教育環境等條件都有很大的差別,其中多數人沒有就讀高等學府進行高素質培養機會,甚至許多農村家庭的孩子早早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由此,歷史起點不同的個體在個人能力上的差異逐步凸顯出來,個人能力強的獲得財富多一些,能力弱的獲得的財富就少一些,個體之間的貧富差異也開始凸顯。

    2.歷史的起點不同導致了不同個體在資源籌措能力上產生差異

    資本、勞動力以及土地是人們創造財富的三個基本要素,這些資源的擁有量直接影響其利益收益的多寡。與貧者相比,原本就富有的人除了擁有大量的內部資源外,在外部資源的籌措能力上也具有更多的優勢,而資源與財富的創造成正反饋效應,資源支持著人們獲得相應的財富,財富再轉化為資源,從而支持人們獲得更多的財富,周而復始。在這種優勢積累的作用之下,就產生了經濟學中貧者越貧,富者越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現象,也就是所謂的“馬太效應”。

    3.歷史的起點不同在個體發展機會的獲取上存在差異

    一方面,由于地域間的差異,同樣一個人,在城市所獲得的機會要比在農村所獲得的機會多,在發達地區所獲得的機會要比在落后地區所獲得的機會多,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京滬地區人滿為患,而農耕卻出現用人荒的現象。另一方面,富者由于距離創造財富的機遇較近,其所處的生活空間、社交范疇以及職業環境都能提供豐富的信息資源,使其得到更多的財富增長機會。與之相比,貧者所參與社會活動多數情況之下都要低于富者,特別是一些被排除于經濟結構之外的人群也逐漸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

    因此,無論在獲得財富增長的渠道、能力以及機遇上,貧者都處于劣勢。這種惡性循環不僅使得先天條件越優越的人獲得的機會越多,更加讓原本條件匱乏的人群越發貧困,如此這般的持續發展就是在將“馬太效應”無限放大。

    四、應對中國經濟發展“馬太效應”的基本措施

    如何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馬太效應”,關系到我國經濟能否繼續保持長期健康穩定的發展,社會能否保持和諧穩定的重大問題。解決問題,自然要從問題產生的根源入手。

    (一)地理位置作為經濟發展的硬環境是無法通過人力來改變的

    高原上的黃土無法變成平原上肥沃的黑土,內陸的高山無法變成沿海的通商口岸。所以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經濟政策和社會基礎設施建設上提高經濟發展的軟環境。對此,國家在進入21世紀后,針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先后實行了“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戰略,這雖然使得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速度日趨樂觀,但是中部地區總體發展仍相對緩慢,政府應繼續加大經濟政策的改革與完善。

    (二)歷史起點的不公平作為我國經濟發展“馬太效應”的產生的根本原因,其解決方案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第6篇：市場經濟的益貧性范文

觀念到契約觀念的轉變、從消極競爭觀念到積極競爭觀念三個方面的轉變。

關鍵詞：公民意識 契約觀念 積極競爭觀念

中國人經歷了兩千多年的農業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后，中國人又搞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在長

期的農業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影響下，中國人培養了與其相適應的倫理價值觀念，改革開放30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人傳統的倫理價值觀念受到了極大的沖擊，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關系的倫理價值觀念逐步得到確立，市場經濟社會形態下，社會成員應該具有的主體意識――公民意識逐步加強，個人自覺自主抉擇自我行為，不再將人生的希望寄托于賢君清官，越來越能夠用公正的態度處理個人自我與他人以及社會組織的利益關系；越來越有明確的契約意識，希望通過法律的方式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的利益關系；“紅眼病”的現象逐漸消除，積極進取的競爭觀念得以確立。

一、公民意識的加強

農業社會中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抵御天災人禍的能力低弱，農民在生活中往往感到難于把握自己的

命運，于是就產生了草民意識，把自己的命運寄托于明君和清官，缺乏獨立自主的意識，加之，在農業社會中，社會成員生活在血緣群體之中，血緣等級倫理強調晚輩對長輩的絕對尊崇，在多代同堂的大家庭里，大多數的社會成員沒有決策事務的發言權，甚至于關于自己的婚姻，這樣的人生的重大問題也是由家長做主的，在這樣的環境中，社會成員難于培養獨立抉擇自己命運的習慣，為了維護血緣群體的穩定，社會主流倫理進一步強化成員的整體意識，沒有強烈的自我意識成為社會道德褒揚的對象，因此，在小農的價值系統中缺乏自主意識。

公民是自主自覺的人。在市場經濟社會里，每一個社會成員必須獨立地面對社會的競爭，社會的競

爭要求，社會成員每時每刻都必須直面自己人生的重大抉擇，市場經濟的建設促使人性自我的又一次覺醒，所以說市場經濟社會是人類歷史的第二個啟蒙時代。

公民是追逐個人自我利益的人。市場經濟是競爭的經濟，競爭的前提是每一個社會成員必須追逐個

人自我利益，同時也尊重別人追逐個人自我利益權利。這時，公平合理地分割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利益關系成為社會的當務之急，公正不僅是指導一切社會制度設計的倫理價值，同時，也成為社會成員處理一般社會關系的最基本的倫理價值觀念。

市場經濟以承認個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為前提，讓人們接受個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并不難，即使在

中國傳統社會，社會倫理不承認個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實際上人們的內心中也不能沒有對個人自我利益的認可。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承認個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中國人心底深處被傳統倫理壓制的，追逐個人自我利益的欲念，像瓶子里的魔鬼，一下子釋放出來，開始興風作浪、興妖作怪，社會生活中，對個人自我利益的追逐像決堤的洪水開始泛濫，其手段之惡劣往往超乎人們的想象。人們認為是市場經濟釋放了自私的惡魔，有的人因此攻擊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有的人則寄希望于弘揚傳統道德，扼殺不擇手段地追逐個人利益的惡魔，但是，實際上，市場經濟對個人利益合理性的認可，與不擇手段地追逐個人利益，并無必然的聯系，更重要的原因反而是中國傳統倫理文化中，匱乏正當個人利益觀念，缺乏理性的、公正的分割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的利益關系的倫理價值觀念。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中國人不僅在倫理觀念中認可了個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而且越來

越理性地對待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利益關系，道德觀念的轉變已經體現在對立法的指導中，《物權法》的出臺是最有力的證明。人們不再把對個人自我利益的追逐的泛濫，歸咎為市場經濟，歸咎于對個人利益的認可，逐漸認識到對不擇手段地追逐個人利益的最有力的遏制是認可正當個人利益的道德合理性，認可只有理性的、公正的分割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的利益，個人才會逐漸消除對個人利益不擇手段地追逐。當正當的個人自我利益能夠得到法律的保護，人們也就不會再用撒潑、耍賴等蠻不講理的方式保護個人自我利益，對于仍然蠻不講理地追求個人利益的釘子戶，人們必然持批評譴責的態度。

二、契約意識的強化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人們生活在血緣群體中，社會人際關系以熟人關系為主，農業社會是熟人社

會。生活在血緣群體中的人，自然的血緣親情是其最主要的感情，因此,維護自然的血緣親情既是當時個體心理的需求，又是社會和諧穩定的需求，處于維護自然的血緣親情的需要，人們不愿意為了物質利益斤斤計較，加之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人們之間根本性利害沖突比較少，所以,使用契約明確人與人之間的利害關系，使用契約協調處理利害關系的機會比較少，人們也就沒有對契約的重視，相反往往把使用契約處理利害關系看成是沒有親情的表現。

在市場經濟社會中，人們生活需要的滿足基本上是通過互通有無的交換來實現的，從中表現出的互

相幫忙，不是出于仁愛利他的動機，而是由于利己的企圖，亞當?斯密說：“倘若你要與別人交換東西時，你要這樣說：請給我以我所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所需要的相互幫忙，大部分是依照這個方法取得的。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自私的打算……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痹谒姑芸磥?，盡管人人都有同情和憐憫之心，但在交換的買賣活動中，人們不是遵從無私奉獻的倫理原則，而是奉行等價補償的互惠互利原則。

開革開放30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中國人的契約意識在不斷強化，經濟交往的簽約率

和履約率都不斷提高，勞資雙方也都越來越重視勞動合同的簽訂，越來越重視用法律的手段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距離真正的契約社會還相當遙遠，這是因為我們的社會中，社會成員把契約作為協調社會關系的基本方式的觀念尚未真正普及，上述我們談到的因為契約觀念匱乏產生的社會問題仍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存在，況且，真正的契約社會不僅要求社會成員把契約作為協調社會關系的基本方式，而且要求社會成員要把信守契約作為一種人生的信念。簽約就意味著自己一定會踐約，但是，要保證自己一定能夠踐約，那么必須慎重簽約，任何輕率許諾的人，都不能保證完全踐約，任何言出必行的人，都不會輕率許諾。一個猶太商人在臨終之前向兒子傳授自己一生的經商秘訣：即使簽訂了會使自己傾家蕩產的契約，也必須去履行，兒子問：一個這樣的契約已經使人傾家蕩產，他怎么會是成功秘訣，這個猶太商人說：還有一句，就是永遠也不要簽訂這樣的契約。

三、積極競爭觀念的形成

在改革開放之初，多個學科的學者們都熱衷于將東西方文化進行對比研究，許多學者認為，相對于

西方文化而言，中國傳統文化主張貴和息爭，而西方文化則更強調競爭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從傳統的倫理文化來說，在中國傳統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確實更重視和的倫理價值，但是，由此得出結論說中國人缺乏競爭意識，沒有競爭精神卻是非常武斷的，實際上，在社會生活，人們之間不可能沒有競爭，有競爭也就不可能沒有競爭意識，只不過是在不同的社會生活方式中，人們形成的競爭觀念的性質不同而已。

農業經濟相對于工商經濟來說，經營方式和生產技術的改進對于效率的提高影響較小，這決定了農

業社會中的人，在滿足欲望或追逐利益的時候，往往不是將著眼點放在利益怎么增加上，而總是在利益的分配上動心思、做文章，這導致了中國人的競爭觀念更多地表現為消極的負面競爭，不是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比他人多，而是使自己的利益不比他人少，社會成員的競爭不是充裕的競爭，而往往是匱乏的競爭，競爭往往不能推動社會的發展，而是導致社會混亂，阻礙社會進步和和諧穩定，這也是主流文化貴和息爭的原因所在。

在長期的農業社會中，中國人的消極競爭觀念對社會發展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在中國傳統社會

中，人際關系的處理消耗了中國人太多的聰明才智，一事當前中國人往往不是首先確定這是一件什么事情，而是想這是一件涉及到哪些人的事情，不是想成就此事需要遵循什么事理，而是想相關的人際關系如何協調，人際合作往往不能增加合作的力量，反而人與人之間互相掣肘，內聚力渙散，能量大量內耗?！氨?，詭道也?！?但是，太多的中國人將《三十六計》、《孫子兵法》當成了人際關系處理的寶典。

一個民族文化中，典型游戲的游戲規則的設計，往往體現民族基本的人際關系處理的觀念，中國象

棋和麻將是最典型的中國游戲，中國象棋中“絆馬腿”的招數是國際象棋中沒有的。在麻將游戲中，每一個參賽者各自為戰，如果沒有事先謀劃的作弊，每個參賽者基本上沒有什么合作，他必須看好上家、盯死下家，不讓對門做和自己才能贏牌。相比較而言，橋牌大概是西方最典型的游戲，橋牌贏牌不僅強調與對手的競爭，更強調與伙伴的溝通與合作。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傳統的消極競爭觀念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桎梏作用。為了推動經

濟發展、社會進步，中央確定了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發展戰略，但是，傳統的消極競爭觀念成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障礙，先富起來的人往往遭到“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財不富”的攻擊，全國發生了幾乎不可計數的哄搶承包人的果園、魚塘的事件，一時之間，全國人幾乎都得了“紅眼病”。

市場經濟為社會成員提供了更多的滿足欲望和追逐利益的機會，市場競爭機制刺激個人最大限度地

發揮自己的潛能，通過創造財富，滿足自己的利益追求，積極的競爭觀念不斷增加，改革開放之初，社會廣泛的“紅眼病”正在逐漸得到根治，人們逐漸樹立了只有先把蛋糕做大，才能增加自己奪得一塊蛋糕的可能的意識，對于先富起來的人，人們不是在一味地攻擊，而是發揮才智，盡力學習，努力使自己也富起來。當然，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中國人傳統的消極競爭觀念并沒有徹底轉變，當前社會中強烈的仇富情緒，在很大意義上，仍然是傳統的消極競爭觀念在作怪，“恨人有，笑人貧”的小農心態有兩千年的歷史積淀，確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

市場經濟導致倫理價值觀的轉變必然是全方位的，但是，公民意識、契約意識和競爭意識是最重要

的，從草民到公民是社會成員主體身份的轉變，市場經濟社會與農業社會的根本不同之一就是，農業社會是血緣親情社會，市場經濟社會是契約社會，而競爭則是市場經濟早期發展的根本方式，社會成員主動轉變自己的思想觀念，可以推斷社會經濟更快地發展。

[本文為河北省社科規劃項目（編號為HB08BXW003）的部分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冊），商務印書館，1974。

第7篇：市場經濟的益貧性范文

【關鍵詞】政府公平收入分配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

收入分配涉及切身利益的協調，是事關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和政治穩定的重大問題。我國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既有市場的原因，又有政府的因素，因此政府必須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構建公平收入分配關系中發揮主導作用。

一 實現收入公平分配是政府的重要職責

社會公平是人類追求的價值目標和行為導向。在收入分配領域中，公平是與效率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包括機會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等內容，核心是形成大體均衡、共享增長的利益分配格局。由于政府掌管著利益分配的杠桿，因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是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職責。

1．市場不能自動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

市場雖然在資源配置中有效地發揮作用，但卻無法完全實現公正的收入分配。因為市場再完善也只能按效率高低和貢獻大小的原則分配，它不能自動保障“老弱病殘貧”者的基本生存權利和人格尊嚴，而且，單純依靠市場機制必然產生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馬太效應”，這就是收入分配中的“市場失靈”。因此，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職能，防止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成為現代市場經濟區別于傳統自由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

2．政府是經濟發展成果的掌控者和再分配主體

經濟發展在數量上表現為社會產品的豐富和國民財富的增長?，F代國家擁有獲取巨大社會財富的經濟資源，政府可以通過礦產資源的開采許可和出讓土地使用權得到資源性收益；通過對能源、交通、通訊、供水、供電、金融、保險等公共事業的壟斷經營獲取經營性收入；通過國有資產出資人的身份獲取相應的產權性收益；政府還憑借著政治權力強制地、無償地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獲取大量的財政性收入?？梢姡洕陌l展使政府掌握了越來越多的發展成果，這些成果集中通過公共財政收入體現出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總量從最初的3645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47.15萬億元；國家財政收入更是由最初的1132億元猛增到10.37萬億元。政府掌控經濟發展成果的目的并不是為了自身占有成果，而是為了更好地分配這些成果。所以，政府應確立公平、合理、共享的分配原則，對其掌握的經濟成果進行再分配，這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

3．政府擁有調節收入分配的制度工具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但社會公平不會自動產生，它必須依托基本的制度安排和具體的政策制定。政府作為一國公共權力的代表，擁有任何經濟組織和個人不可比擬的權威性和強制力，因此政府不僅具有維護社會公平分配的職責，而且也具備構建公平收入分配關系的能力。政府應強力介入收入分配領域，建立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并運用稅收政策、轉移支付政策、產業政策、區域政策、就業政策等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工具，為企業創造公平的社會環境消除社會特權；為社會成員營造公平的機會扶持救助弱勢群體?？傊粌H要設法把社會財富這塊“蛋糕”做大，而且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二 政府在構建公平收入分配關系中的角色

當前，我國的收入分配呈現出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力度不足，第三次分配缺位的格局，導致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擴大，并成為影響社會和諧和穩定的重要因素。因此，收入分配改革迫在眉睫。政府應該從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個層次入手，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完善收入分配政策。

1．理順分配關系，促進初次分配公平合理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基本上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通過充分的市場競爭獲得相應的報酬。但在我國的現階段，經濟政治體制尚不完善，相當一部分的初次分配差距并不是市場競爭引起優勝劣汰的結果，如由二元經濟結構導致的城鄉收入差距、由行政性壟斷導致的行業收入差距、由觀念和體制問題導致的地區性差距，以及由勞動力流動不暢導致的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等。因此，僅憑市場機制無法保證初次分配的公平，政府必須積極作為。

首先，創建企業公平競爭的環境和社會成員平等獲取財富的機會。政府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不利于人口自由流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把所有工作崗位向勞動者平等開放，創造公平的就業機會；要建立公平的市場準入制度，開放各行業部門，使各經濟主體享有公平競爭的機會；要加強收入分配的法制建設，重點打擊和取締非法收入，規范分配方式和分配秩序。

其次，著重提高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的比重。我國的初次收入分配不公突出表現為兩個偏低：一是勞動報酬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偏低。勞動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又稱分配率，是衡量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與否的重要指標。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這一比例一般在54%～65%之間，美國更是高達70%。我國從1997～2007年的10年間，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強資本、弱勞動”的趨勢不斷強化，勞動在各種生產要素中的地位不斷下降；二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1997～2007年，我國居民收入增長水平低于GDP的增長速度，但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卻從10.95%升至20.57%，企業盈余也從21.23%升至31.29%，形成稅收侵蝕工資、利潤侵蝕工資的格局。

勞動者收入份額的持續走低是導致消費需求難以有效增長的根本原因，要改變初次分配不合理的局面，盡快實現兩個同

步，即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政府必須積極作為。為此，一是要發揮政府對企業工資增長機制的調控和指導作用，全面落實最低工資制度，適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增強工會在工資談判中的作用，確立工資集體協商、共同決定和保障支付機制。二是要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放寬市場準入，引進競爭機制，加強對壟斷行業的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管理和調控，把企業高管與普通職工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圍內；三是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開放有序的勞動力市場，創造公平的就業機會，把所有工作崗位向勞動者平等開放，為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提高農民收入，進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創造條件。

2．發揮政府在調節國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主要職能

財政分配是政府干預收入分配、維護社會公平的基本手段。我國目前收入差距過大，很大程度是二次分配的調節力度不足，稅收制度不完善，政府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社會保障安全網不健全。為了實現社會的公平分配和協調發展，必須強化政府對收入再分配的調節功能。

首先，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稅收是政府實現國民收入再分配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我國現有稅種不齊，結構欠合理，實際操作中監管不力，使得稅收“提低、擴中、調高”的作用不明顯，甚至出現“逆調節”，產生稅負的不公平。因此必須加快稅收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運用稅收調節二次分配的制度。要加快新一輪稅制改革，實行結構性減稅，尤其是對有利于增加就業的大量小型微利企業減免稅費，提高勞資雙方分配的財富比例，為中小企業提高工人工資創造條件。要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在2011年實施的新個稅法大幅減輕中低收入納稅群體負擔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健全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加強個人收入信息體系和個人信用體系建設，充分考慮家庭綜合稅負能力進行計征。同時，還可適時開征物業稅、遺產稅、贈與稅、特別消費稅等稅種，加大對高收入人群的調節力度。

其次，增加民生投入，完善社會保障。社會保障不僅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網”和“減震器”，而且是政府調節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長期以來，我國政府財政支出中經濟建設投入比重較高，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比例偏低，致使社會保障覆蓋面小，保障水平低，居民有錢不敢用，因而消費需求難以較快提高。2010年，中央財政支出中用于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三項支出占比為16.2%，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要改變這種狀況，政府必須加大財政支出中用于社會保障的比重，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探索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推進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完善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標準，保證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和應有尊嚴；健全經濟適用房、限價房、廉租房等多層次的住房保障體系，切實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和農民工的住房困難。

最后，完善轉移支付制度，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轉移支付制度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實現財力均衡的基本手段，是政府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高欠發達地區居民收入水平的政策選擇。近年來中央加大了對貧困地區、邊遠山區、少數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今后要進一步規范和完善轉移支付制度，提高財政支出中用于農村和落后地區的財政補貼及轉移支付比例。政府要將主要精力和財力逐漸轉移到向全體公民提供基本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上來，促進社會公共產品和基本服務均等化。

3．加大對第三次分配的扶持和監督力度

依靠民間力量，以社會捐贈為基礎的慈善事業，通過自愿性、無償性的慈善捐助，對社會資源進行再分配，滿足慈善受益人的需求，是政府社會保障體系的有效補充，因而被稱為第三次分配。由于歷史原因，我國政府在慈善事業發展中起著主導作用，特別是在重大災難發生等非常形勢下，慈善成為政府應付危機的重要管理手段，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慈善的發展。如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我國慈善捐款總量達1070億元，是2007年的3.5倍。但是政府主導慈善背離了慈善組織民間性、社會性的特征，慈善捐款容易變相成為政府稅收外收入，甚至衍生出慈善機構官僚化、低效率、不透明以及硬性攤派等弊端，阻礙慈善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所以在社會第三次分配中，政府必須嚴格界定自身的角色和功能，明確其不是慈善事業的直接組織者和參與者，而是扶持者、調控者和監督者。

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建立和完善社會捐贈的法律、機制和環境，推動慈善事業獨立化發展。首先，健全慈善法律法規，制定《慈善法》，規范慈善組織的組織機構、財務制度、活動范圍和運作形式，把社會慈善納入法制化軌道；其次，完善慈善稅收優惠，全面落實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社會捐贈的所得稅前扣除政策，使稅收優惠助推慈善升溫；再次，加強對慈善組織的監管，建立由政府、媒體、獨立第三方評估機構以及社會公眾四道防線組成的監督審計機制，推進慈善信息公開透明，提高慈善的公信度及社會化、市場化運作；最后，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公眾的社會慈善意識，鼓勵和表彰在慈善中作出貢獻的企業和個人，在全社會營造濃厚氛圍，調動民間資金和廣大民眾積極參與慈善事業，使之真正成為社會第三次分配的主體。

三 構建公平收入分配關系亟需對政府職能科學定位

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構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關系，亟需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對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角色和功能作出科學定位，規范政府行為，使政府正確行使各項職能，既不缺位，也不錯位，更不越位。

1．探尋市場經濟與政府干預的平衡點

在收入分配領域，完全依靠行政手段既無效率也不公平，只有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同時發揮政府的有效調控，才能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因此在政府與市場的定位上，凡是市場能夠解決的，政府就不要干預。在初次分配中，政府不應該直接干預企業內部的自主分配，而應完善立法和加強監管，規范收入分配秩序，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使各種生產要素通過市場競爭獲得各自的報酬；在第二次分配中，政府應承擔更多的直接責任，通過稅收、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等手段對初次分配形成的過大的收入差距進行調節，以維護社會公平；在第三次分配中，政府應健全法制，優化環境，加強監管，推動慈善獨立化、社會化、市場化運作。

2．促使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事權財權相匹配

過去相當長時期，我國財政稅收收入總量較小，中央政府拿大頭可以集中有限的財力建設國家重大項目以及解決大事、難事、急事。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從制度上確保了中央財政收入的增加。1995是年實施《預算法》的第一年，中央財政收入3845.13億元，至2010年已增至42470.52億元，比1995年增長了11倍，而同期全國GDP增長6.89倍，城鄉居民收入分別增長4.91倍和3.75倍。但是，在中央政府財權上收的同時，卻把基礎教育、社會保障等許多事權下放到地方政府，致使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權事權不相匹配。雖然中央財政也有一些轉移支付和補貼，但再分配過程的不規范容易滋生“跑部錢進”、“層層截留”等腐敗現象。因此，應調整財稅分成比例，增加地方政府所得，實現事權財權相統一，使地方政府更好地解決民生問題，讓財政收入更多地還利于民。

第8篇：市場經濟的益貧性范文

論文關鍵詞：弗里德曼；經濟倫理；自由觀；效率觀；平等觀

米爾頓弗里德曼作為當代西方杰出的經濟學家。于2006年11月16日去世。他去世后西方經濟學家以不同的方式予以紀念和贊揚。在當代國外經濟倫理思想中，弗里德曼的經濟倫理思想無疑是影響最大的思潮之一，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影響深遠。本文試對弗里德曼經濟倫理思想中的自由觀、效率觀及平等觀進行探析與評論。

一、自由觀：崇尚自愿合作與自由競爭

弗里德曼經濟倫理中，十分注重自由，他的成名作《自由選擇》、《資本主義與自由》，均是以“自由”一詞來命名。他沿循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追求自由市場，反對國家干預，主張個人主義，反對政府控制與調節。

他認為自由有兩種：一種是和人們之間關系有關的意義的自由：另一種意義的自由關系到個人如何用他的自由。

在第一種“和人們之間關系有關”的自由中，弗里德曼主要討論了經濟活動中自由的要義。弗里德曼認為，作為一個信仰自由的人。不僅僅是希望協調好經濟活動，還希望在協調好經濟活的同時．自由得以保存。弗里德曼主張以市場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在市場條件下，只要交易雙方是自愿而不是帶有欺騙性的，那么進行經濟交易的雙方都可以從中獲利，并能實現各個人之間的經濟活動的自動協調。這種自愿交換、合作而不是強制的手段來實現協調的經濟就是自由的私有企業交換經濟。它又被稱為“競爭的資本主義”。

在這種市場自愿、經濟自由的思想指導下。弗里德曼分析了國際金融政策、貨幣政策、就業與通貨膨脹。

弗里德曼把人與人之聞自由安排經濟活動的信任擴大到國與國之間，認為國與國的交易．唯有雙方都受益時才會發生。由此，他反對單方或者多方的貿易壁壘和關稅，也反對任何想當然的固定匯率制度。他主張實行浮動的匯率制度，進而實現一個不受限制的多邊貿易的、自由的、繁榮的世界。因為浮動匯率制度能實現兩種重要的目標：不受限制的多邊貿易。及各國按照自己的意愿來追求國內穩定的自由。

在貨幣政策方面。弗里德曼提出“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即“年復一年地按一個固定不變的比率增加貨幣存量”，反對相機決策，減少政府的干預。保持經濟的自由。政府不斷調整貨幣政策，加強對銀行的控制，這是一種危險的權力，因為貨幣和銀行對大量經濟活動具有十分廣泛的影響，政府的不斷強制性調整會威脅在十分廣泛領域的自愿合作。

對于就業與通貨膨脹，他提出“自然失業率假設”。由于勞工市場和商品市場的不完全性，供給和需求的隨機變動，總會存在一個與此相應的包括摩擦性失業和自愿失業在內的“自然失業率”。政府無須過多地干預。如果政府當局試圖通過擴大貨幣供應量來增加就業，將會帶來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增加。

至少另一種意義的自由關系到個人如何用他的自由，弗里德曼認為人是不完善的實體，絕對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干預有存在的必要性。特別是壟斷、領近影響以及家長主義的需要，“為了保護我們的自由，政府是必要的，通過政府這一工具我們可以行使我們的自由?！钡?，他不斷提醒，政府的作用是雙刃劍，既保護自由，又威脅自由。在弗里德曼的自由觀中。他主張個人的自愿合作，通過競爭來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極力反對政府過多干預。

二、效率觀：追求資源的充分利用

效率一般表述為對社會資源配置和利用的合理性、有效性的評價和量度。阿瑟奧肯認為，“對經濟學家來說，就相對工程師一樣，效率，意味著從一個給定的投入量中獲得最大的產出?！备ダ锏侣鼜膬灮Y源配置的經濟秩序從而追求經濟上的最大產出，即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率出發，肯定與倡導私有產權與私有經濟，反對國家過多干預與計劃經濟。

弗里德曼承襲哈耶克“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證”，認為私有財產是個人生活的保證。弗里德曼肯定了個人私利的至上性?？隙藗€人財產的合理性，多勞多得，不勞無獲甚至無法生存，因此，能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智慧和創造性，追求個人最高的經濟效率，在逐私利的本性驅使下，“確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促進前那種利用。在這場合。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意想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逐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庇纱丝梢姡捎谕怀隽藗€人的主體性，既帶來了個人效率的最高。也帶來了社會效率的最高。

在基礎上．弗里德曼反對計劃經濟。因為計劃經濟缺乏競爭，必然降低效率。他認為，計劃經濟否定了個人私利，因此缺乏競爭的原動力。同時，計劃經濟實行嚴格控制，生產資料與工具不能自由流動。經濟活動中，個體在私利的驅使下，為了獲利，必須參加競爭，在市場中贏得優勢；而要想得到這種優勢。必須有效地使用資源，降低生產成本，從而獲得質量優勢和價格優勢，打敗對手。那么，從某種程度上講，這種競爭就是一種節約與效率。弗里德曼認為，相對于計劃經濟而言。自由經濟推行機會均等，是自由競爭的沃土。正是這種競爭，使人的能力獲得了巨大的解放，它使美國成為生產率日益提高，越來越生氣勃勃的社會。因此從這種意義上來講，自由經濟效率高于計劃經濟制度。

為了提高效率，弗里德曼要求削減福利措施，提倡實行負所得稅制。他認為沒有競爭就沒有效率。他反對凱恩斯主義的給低收人者發放固定補助的政策。因為這些福利政策不利于激發人們的進取心。并有損于自由競爭與高效率的貫徹，同時還會因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加劇通貨膨脹。所以．要想既消除貧困而又不損害效率．就應當實行負所得稅方案。

三、平等觀：機會平等優于結果平等

弗里德曼認為平等是與自由密切相關．他把平等分為三種：一是上帝面前面的平等，這是一種先驗式的平等，人身是平等的。第二種是機會平等，“即每個人應憑自己的能力追求自己的目標，誰也不應受到專制障礙的阻撓?！辈⒈硎鰹椤扒俺虨槿瞬砰_放”。第三種是結果平等，是收入分配上的平等。

弗里德曼反對結果平等的平等觀。堅持機會平等的平等觀。他認為，結果平等和機會平等有天壤之別。在收入分配的過程中，每個人的經濟利益是不同的，所以不能把每個人的經濟利益同等看待。像推行“結果均等”的分配的方式是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這只會造成個人利益的不平等性。相反，個人私利的差別性．為結果付出不同的勞動．其實就是一種差別的平等，承認這種平等，實際上就是認同了個人各自利益的平等。弗里德曼認為，根據產品計酬，造成的收入不均等，是由于每個人對產品付出的代價不一樣，而產品叉能反映各種“差異均等化”和人們的不同愛好，因此這種根據產品計酬的分配方式實質上是平等的。弗里德曼說：“凡是容許自由市場起作用的地方，凡是存在著機會均等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能達到過去做夢也不曾想到的水平。相反。正是那些不允許自由市場發揮作用的社會里．貧與富之間的鴻溝不斷加寬，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p>

四、自由、效率、平等之間的關系

弗里德曼對于自由、效率、平等之間的關系都有具體的論述：

對于自由與平等，他認為自由是與平等并不對立。弗里德曼認為．對機會平等而言來說，任何專制障礙都無法阻止人們達到與其才能相稱的機會，而且其品質引導他們去謀求他們的地位，出身、民族、膚色、信仰、性別或任何其他無關的特性都不決定對一個人開放的機會，只有他的才能決定他所得到的機會，即每個人都有憑自己能力追求成功的自由。因此，同人身平等一樣，機會均等與自由并不抵觸；相反它是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自由又是效率的重要保障。弗里德曼認為只有經濟自由能夠得到保證，經濟效率才能提高。弗里德曼的這種認識針對的是20世紀60~80年代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出現的經濟滯脹。在他看來。經濟滯脹實際上是政府干預經濟，政府經濟政策不穩定的結果。他認為，平等與自由能夠創造效率，這是因為，人們有自由根據自己的智能選擇機會，其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被充分發揮出來，經濟效率才可以提高。自由競爭不僅使社會效益最大化，而且也能使生產效率提高。對于這三者的優次性問題，他主張把經濟自由放在首位。

“一個社會把平等——既所謂結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結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使用強力來達到平等將毀掉自由，而這種本來用于良好目的的強力，最終將落到那些用它來增進自身利益的人們的手中。另一方面，一個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國家．最終作為可喜的副產品，將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p>

五、弗里德曼自由、效率、平等觀的借鑒

第9篇：市場經濟的益貧性范文

關于市場經濟，我們不能不提到一個人，他就是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723年6月5日，亞當?斯密出生于蘇格蘭的基爾克加特。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了足以讓其名垂青史的《國富論》（全稱為《諸國民之富的性質及其原因之研究》）一書。在此書中，亞當?斯密提出了震古爍今的被俗稱為“看不見的手”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

在亞當?斯密看來，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但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絕對不行的。他如果能夠刺激他人的利己之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其他人，給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們每天都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于屠戶、釀酒師或面包師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們自私的打算。亞當?斯密還提出，每一個人，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場合下，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到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不是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傊?，在亞當?斯密看來，要讓人們各行其是，而不要讓政府到處插手，干預人們的經濟行為，其結果將比政府胡亂干預要理想得多。亞當?斯密的著作為人類建立自由社會提供了堅實的學術基礎?？梢哉f，當代人類建立的經濟模式無不是建立在亞當?斯密的理論之上。

由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所操縱的自由經濟，因其一開始是建立在極端的私有化的基礎之上，在給人類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確實也導致社會逐步走向畸形的兩極化道路?！缎录s?馬太福音》中有一則寓言說：“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多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边@就是著名的“馬太效應”的由來。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形態之下，奇特的馬太效應更是達到一種無以復加的程度。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西方奴役東方；南方壓迫北方；男性壓迫女性；城市剝削農村，便是這種病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近幾個世紀內，階級斗爭連綿不斷，給人類生活的全面發展造成巨大災難。

對這種不利于人類整體進化與提升的兩極分化問題，人類并非無動于衷，相反，以英國、日本、德國、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則提出建設全民福利國家的一系列政策舉措，以圖改變這種人間的不公平現象，而促進人類的和諧發展。1601年，英國頒布《伊麗莎白濟貧法》、1874年日本頒布《恤救規則》、1883年德國頒布《疾病保險法》、美國于1935年頒布《社會保障法》。尤其是到20世紀50～70年代，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建設更是進入鼎盛期。在這期間，西方各個國家陸續推出有關福利國家建設的規章制度，在實踐層面設立了現代福利國家制度所包含的主要保險項目和管理機構。各國政府對福利事業的投入力度也越來越大。到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歐洲國家平均社會福利支出占到其國民生產總值的25%，美國也占到18%。

社會主義運動與福利國家制度的建立，彌補了由單純市場經濟主導的社會缺陷，使當今社會逐步進入和諧化的軌道。其首要標志就是無產階級逐步擺脫貧困而成為社會財富的擁有者，即中產階級的崛起，并成為社會的主流階級或階層。馬克思時代所不可能出現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化”現象如今已十分普遍。中產階級的崛起，為構建和諧的人類共同體創造一種極大的可能性。如今世界，全世界各個國家經常發生一些圍繞選舉而進行的各種游行、示威乃至暴力活動，但完全因經濟的分化而引發的沖突則明顯減少，這就是當代人類社會福利化的直接結果。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一份權威文獻指出，我們正在見證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時刻，那就是從未有過如此眾多的人口像今天這樣徹底擺脫極端貧困。僅僅在21世紀頭4年這段時間，就有幾乎超過日本總人口那么多的人口（約1.35億）告別赤貧，而到今天，全球告別赤貧的人口正在直追俄羅斯的人口。根據世界銀行的預測，在今后幾十年內，“全球中產階級”人口將從4.4億猛增到12億，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也將由7.6%猛增到16.1%。

或許上面的數據存在一個標準和統一口徑的問題，但起碼說來，雖然我們不能說現在的社會已經是一個均富社會了，但毫無疑問，那種“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越來越少見了。

就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的關系來看，也是如此。在距今500年的時間之內，我們這個地球就處在西方民族的“單極”統治之下。西方人是這個世界的主人，一切唯西方人馬首是瞻。而在今天，隨著東方日本、印度與中國的和平崛起，我們這個世界則越來越朝著平等的方向發展。

以信息、技術、資本、貨物、服務以及人口大流動為特征的全球化運動，雖然無法確保利益主體的均等化，雖然無法扭轉這樣一種趨勢，即只有那些能夠以最快速度接受和采用新興技術的國家和集團，才能成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毫無疑問，全球化無疑會促進全球經濟的同質化趨向，并推進所有行業利潤的平均化水平。在全球化的輻射之下，一些原本只是單方面成為資源輸出者的第二世界或第三世界國家將獲得均衡發展的機會。中國、日本、印度、巴西等國家的發展就是其直接的結果。正如“二戰”之后美國的崛起徹底摧毀了英國人與歐洲人的傲慢一樣，近50年時間內日本與中國、印度的崛起同樣給歐洲和美國人的自信心構成致命性的打擊。如今，無論是印度，還是中國，其經濟都以接近兩位數的速度在前進，與西方世界緩慢的發展速度構成鮮明的對比。經濟上的差距逐漸縮小，必然促進全球政治格局也朝著平等的方向發展。如今在各種各樣的國際場合，很難看見西方人過去那種驕橫跋扈的模樣，取而代之的則是溫文爾雅的禮貌。姑且不說原本一直為西方所壟斷的諸如奧運會這樣的國際賽事不斷在東方舉行，而且在這些歷來依靠體力來進行比賽的國際性角逐中，東方人在諸多項目上不僅趕上西方，而且遠遠超過西方。尤其是在處理一些重大的國際性問題時，東方民族也不再是唯唯諾諾的旁聽者，相反，在如全球變暖、核不擴散、全球性貧困等問題上，東方人擁有越來越大的話語權。我們這個世界越來越朝著扁平化方向大踏步地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