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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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關鍵詞】儒家思想;現代企業管理

1.儒家管理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積極意義

1.1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仁學”管理思想的基本管理原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對于現代管理文化的建設具有借鑒意義。“仁學”管理思想始于遠古堯、舜、禹、湯的先人們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化傳統。孔子只不過是中國遠古以來就已經產生了的道德統治和禮樂文化的繼承者和傳播者。換言之，道德管理文化產生于中國有文字記錄以來的遠古文明時代，經孔子加以弘揚和發展成為系統的“仁學”管理思想，并成為中國傳統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管理原則而延續到現代。“仁者愛人”、“為政以德”、“修己以安人”這樣一些范疇和管理原則，反映了中國社會傳統文化基本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其發揮作用的根本機制在于協調人與人的關系和行為，其管理驅動力就在于管理者以“仁愛”之心去對待他人。從狹義講，“仁學”管理思想是處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的管理原則。

1.2儒家管理思想彌補了科學管理以來的缺陷

“仁學”管理思想對于緩解現代西方個人中心主義價值觀念所帶來的精神危機，彌補西方管理文化的根本缺陷，促進人類新型管理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仁學”的管理思想，對于長期浸染于理性化、制度化和物欲化的西方管理人群來說，無疑是極為向往的精神需求。因此，以孔子“仁學”管理思想為特質的東方倫理管理文化，對于變革西方文化為背景的現代西方管理理論的基本構造，緩解個人中心主義價值觀念帶來的精神危機，彌補西方管理制度的根本缺陷，改善西方社會的人際關系，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參照作用。

2.儒家思想在企業管理的作用

2.1儒家“重視人倫和諧”的思想可以創造企業良好氛圍

個體總是生活在群體中，如何處理個體與群體的關系，是儒家思想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儒家非常重視人類生活的群體性，并以倫理關系解釋群體生活的特征，強調人倫和諧。其主要人倫思想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講求以和為貴，重視不同事物之間的和諧統一。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視為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強調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和為貴的思想，是積極地看待自然和社會中的差異，分歧和矛盾，提倡發揮不同個體各自的積極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整體的和諧與發展。二是講求“仁者愛人”。仁是孔子確立的最高道德準則，其核心是愛人，即對人的關心和尊重；為仁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與人；三是強調“五倫十義”，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要維系人際關系的和諧，就要明確每人在不同倫理關系中的位置，及相應的權利和義務，將其以適當的行為準則與道德規范確立下來；四是要求“知禮以立”“克己復禮”。“禮”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制度化體現，主張在等級秩序之下協調人們的行為。孔子認為社會要安定團結，個人要發展完善，沒有禮的約束熏陶是不行的。19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使西方國家乃至全世界在驚嘆之余開始探索“東亞經濟奇跡”的原因。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赫爾曼·卡思首先明確地以儒家倫理來加以解釋，并稱日本與東亞“四小龍”為“新儒教國家”。日本筑波大學高橋進教授在分析日本企業經營與儒家思想之間的聯系時說，日本企業的組織原則為“集體主義”“終生雇傭”和“年功序列制”；組織倫理強調忠誠，孝順、智慧，否定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其中“集體主義”體現了“禮”“和”，“終生雇傭”體現了“仁”“孝”，“年功序列制”體現了“禮”“五倫十義”。美國環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兼大英百科全書主編弗蘭克·吉布尼則認為，日本將中國古老的儒家文化與戰后的美國企業引入的現代經濟觀念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運用，形成東西合壁的“儒家資本主義”，以人為中心的“人力資源思想”，“和諧高于一切”的人際關系，這才是日本經濟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2.2儒家“育人為本”的思想可以提高企業人才素質

重視教育是儒家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征。儒家思想既重視教育的社會作用，也重視教育在個人發展中的作用，《禮記》中《大學》篇“格物、至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著名論述說明了儒家進行教育的過程和步驟，也表明了儒家對教育作用的看法:通過對事物、人心的了解(格物、至知)做到樹立正確的倫理觀念，不為各種私欲邪念所動搖(誠意、正心)，從而形成完善的人格(修身)這是教育對個人發展起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每個人都積極促進各自家庭的和諧美滿(齊家)為國家的安定繁榮作出貢獻(治國平天下)這是教育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孔子“因材施教”“有教無類”“循序漸進”“舉一反三”“性相近，習相遠”等諸多教育理念從古至今對人類的影響、教育都有著重大意義和作用。“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這是聯想集團總裁柳傳志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該企業創造了完善的人力資源教育培訓制度，遵循著循序漸進、不斷更新崗位的原則讓每個擔任不同職務從事不同工作的員工都受到相應的階梯式的教育培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重視對人力資源的培訓教育，重視“資本知識化”，把培養人才比做“縫鞋墊”與“做西裝”，首先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一步一個臺階，培養出很多復合型高層管理人才，不僅使企業的整體素質不斷提高，觀念不斷更新，而且對整個社會素質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影響。

在人力資源管理的全過程中，教育培訓是基礎的、根本的環節，培訓如何做事、教育如何做人對企業的影響雖然不是一朝一夕可見到的，但卻為企業的發展壯大打下了深厚堅實的基礎。世界上沒有一個企業能夠不依靠各領域的人才而躋身與尖端企業中，也沒有一個企業能夠不通過學習—探索—創新就長久不衰的，并且企業中每個個體素質的提高還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因此教育培訓人才應成為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使命。

2.3儒家“以德為先”的思想可以引導企業文化傾向

注重個人道德修養和自我完善是儒家思想的一貫主張。《大學》開篇中就提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孔子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是要求先做人后做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仁是儒家思想的最高思想境界，認為“能行五者(恭、寬、敬、敏、惠)于天下，仁矣”，而“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末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等觀點也是要求人們自我約束自我完善才能處理好同他人的關系。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仁學”管理思想雖然產生在古代封建社會之中，并且服務于其時的當政者，但是這種以人為本的軟性管理理論具有珍貴的普世價值，尤其在如今物欲化的現代社會中更具有積極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楊仲山．美日企業文化比較．企業經濟，1993，(8).

第2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關鍵詞] 中和文化管理

一、管理與文化

管理與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美國管理大師彼?德魯克曾這樣論述，“管理是一種社會職能，隱藏在價值、習俗、信念的傳統里，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應該是――受文化制約……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無價值觀的科學。”任何一種管理理論和技術都是建構在一定社會文化的基礎之上的。換句話說，任何一種管理制度或體系要起作用的話，必須要有與其相適應的文化載體。

現代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許多基本哲理都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至深的淵源和高度的暗合，當然也有很多顯而易見的差異。如果我們在吸收西方先進管理理念、技術的過程中，沒有考慮到承載該理論與技術的社會文化與本民族文化之間的共性與差異，那么這些管理理念或管理技術在實踐運用中，其效能就會大打折扣。因此，從文化的視角去審視現代管理理念與技術尤為必要。

中華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尚中貴和”的中和思想。本文主旨在于探討儒家文化中的中和思想與現代管理之間的關系。

二、中和思想的文化內涵

要理解“尚中貴和”的中和思想，首先要理解“中”與“和”的含義。從“中”字起源上，通常認為:“中之一字，本義為射之命中”。也就是說，中是人們對射箭“中”的認識派生，應為狩獵經濟見長的部族觀念，它是夷殷所形成。因而，理學家程頤在為“中”下定義時，就作出“不偏之謂中”的解釋，反映了“中”即“正”的含義。而“正”有“不偏”之意，即不左不右，不上不下，恰到好處，無過而無不及。

“尚中”作為一種原則是孔子提出來的。在孔子看來，“過，猶不及”，凡事叩其兩端而中便是正道。《禮記?中庸》將“中”概括為處理萬事萬物的根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通觀儒家文化，“中”一般有中禮（或中道）、時中和適中之意。其中，中禮反映了循道的思想，主張遵循合理的制度和規律，講的是“中”的標準或尺度；時中是“行權”的表現，即具體問題要具體對待，強調要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要隨時變通以合于中。至于適中，強調的是“執兩”、“用中”，即不偏執、不走極端，它是“中”在行為層面上的具體體現。

在某種意義上，“中”是手段，“和”是目的，也是衡量“中”的最終標準。“和”的內涵主要是指和諧，它包含自然界內部、人與自然、人與己、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循道”思想是“中禮”的外在表現，這里的“道”就是“和諧”之道。在中華文化中，貴和的思想由來已久。早在西周末年，周太史伯就得出了“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著名論斷。春秋末年，齊國的晏嬰也表示對“和”的重視。到孔子那里，對“和”的重視更變成了一種重要的原則：“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自孔子之后，中國的思想家幾乎都重視“和”的思想傳統。

事實上，“和諧”是事物存在的本質。在宇宙生命的流變中，任何現象即存在，都是一個生命的過程；每一生命的過程，都是由無秩序均衡結構的狀態，到秩序均衡結構狀態的完成與解散，而重新建設新均衡結構之過程。一切存在都有“求生的意志”，“總要求繼續存在，總不愿意死，……既然存在即生命過程，這一生命過程無論如何長久，終歸是要死的、要結束的，因此所謂的“存在”，就是某一現象或某一事物相對保持一定的質、自產生到突變所持續占據的時間和空間，也即事物相對同一、和諧的發展狀態或過程。換言之，只有和諧，萬物才能生存；和諧的缺失，必然會導致事物的滅亡。因此，和諧是存在之道，維持和諧，也就是維持事物的存在。

三、中和思想與現代管理

1.中和思想與目標管理

目標管理是組織的決策層根據上級的要求和本組織的具體情況，在廣泛聽取組織成員意見的基礎上，制定出整個組織的總體目標，然后逐級展開并落實到崗，變成每一個成員的個人目標和實施措施，形成一個全組織、全過程、多層次的目標管理體系，以達到激發和動員組織全體成員參與目標并為目標實現而奮斗的目的。

顯而易見，目標管理深刻地體現出了中和思想的要義。有效的目標管理，在制定目標的過程中，必須要“執兩”、“用中”。“執兩”就是要準確認識到目標之于組織外部與組織內部、組織整體與成員個體、上級與下級的價值的差異，“用中”就是要均衡“兩端”的矛盾、兼顧各方面的利益。

而有效的目標管理，其實施的過程則需要“行權”。目標規定了總的方向，以及具體實施的步驟與方法。然而，組織環境是不斷變化的，這就要求我們要能夠有權變的意識與膽略。

而“和諧”則是衡量有效性的標準，更是目標制定的原則。所謂的“和諧”原則，就是要促使組織外部與組織內部、組織整體與成員個體、上級與下級均衡、有序地、可持續的發展。矛盾兩端的失衡，必然會導致組織的動蕩與混亂。因此，現代目標管理深刻地體現出了中和思想的內在要求。

2.中和思想與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是指一定時間、一定空間地域內的具有正常智力，能夠從事生產活動的體力或腦力勞動者，它與物質資源、信息資源共同構成組織的三大資源。然而，人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思想素質、文化素質、生理心理素質與經驗上。正是這些差異，造成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勞動能力。而不同的崗位對人的勞動能力要求也是有差異的，因此讓有用的人到合適的崗位上，讓每一個崗位有一個合適的人，是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原則。在人才招聘、任用與激勵的過程中，這一原則無不貫徹其中。而這一原則即人職匹配原則。人職匹配原則是中和思想的內在要求。

在人力資源管理中，“和諧”就是要使個體所具備的能力與崗位所需要的能力保持一種平衡。如果個體的能力不能滿足崗位需求的話，那么就是“不及”，可能就會影響到工作的完成；而如果個體的能力大大地超過崗位需求的話，那么這就是“過”。這樣的話，一會造成人才浪費，二會影響人才的積極性，造成工作效率的降低。因此，人才的選拔與配置必須要做到崗位與人的匹配，做到無過無不及。“過”與“不及”是矛盾的兩端，我們必須要“執兩”而“用中”，以達到“無過無不及”。

人才的任用一方面要遵循人職匹配原則；另一方面，要做到“和”而不同。管理的實質就是使各種管理要素和諧有序。在組織管理中，和諧的員工關系意味著企業有一種在各個方面都能夠真誠合作的氣氛，而這種合作表現出來的信念和力量，共同作用于企業的最高目標，是使企業具備最大活力的源泉。除此之外，和諧的員工關系也有助于滿足員工對人際關系的需要、相互尊重的需要，并有助于增強組織的凝聚力和組織的承諾度，從而極大程度地提高組織的創造力和競爭力，從而使得組織獲得持續的、穩定的和健康的發展。因此，和諧的員工關系是組織致力于達成的目標之一。但是，“和”并非等于“同”。正如，孔子所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和”與“同”異，不同的東西和諧地配合叫做和，和的方面有所不同；相同的東西相加或與人混合叫做同，同的各方面之間完全相同。人才的任用，是將不同的人和諧的搭配，以產生最大的效能。

人員激勵是整個人力資源管理的重心，其實就是如何用好人才的問題。人的差異性，決定了激勵差異性原則的重要性。按照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人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愛與歸屬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實現的需要。人在不同的階段，有著不同的優勢需要。不同的人，其優勢需要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激勵的首要原則就是對不同的崗位、不同的職務，要制定有不同的激勵政策；對不同的人，要實施不同的激勵手段。這一思想既體現出了中和思想“行權”的主張，也體現了中和思想“執兩”、“用中”的內涵。“行權”對于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激勵手段；“執兩”就是要根據個體的需要，把握住激勵“過”與“不及”的兩端；“用中”即是激勵手段符合個體的需要。“過度”的激勵是資源的浪費;“不及”的激勵達不到最大的效能。

3.中和思想與信息管理

信息貫穿于管理活動中的全過程。決策、計劃、組織、控制和協調都離不開信息。準確性、及時性、經濟性是信息管理的基本要求。

準確性是信息的生命。只有準確的信息才能保證分析和判斷的正確性。經濟性就是要考慮信息處理與效益的問題。獲取信息需要成本，應該在確保管理者決策需要的前提之下，用最少的錢，獲取最大的信息價值。為了保證信息的準確性和經濟性，必須要遵循“執兩”、“用中”的原則。“執兩”是一種全局的、系統的視野，就是要尋求到矛盾的兩端:過與不及。過量的信息是“過”，其搜集的過程必然會損傷經濟性原則，既耗時又耗力。過少的信息是“不及”，無法達到準確性的要求。因此，“用中”是解決信息管理準確性與經濟性問題的根本手段。

及時性就是要迅速把握環境的動態變化，迅速地校正或調整管理策略或手段。組織環境瞬息萬變，因此管理策略和手段必須要及時更新。如果環境變了，而管理策略和手段不能及時更新，就會滯后并阻礙組織的發展。因此，及時把握信息的動態變化，是確保管理持久有效運作的根本。事實上，尊重環境的變化，根據環境變化作出策略和手段上的調整，這是“行權”的基本要義。

第3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種“黃金規則”同時也被譽為一種底線倫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普遍倫理的基本原則，在生命倫理觀點上可以理解為：如果自己身體不想要的結果或者精神不情愿被這樣對待，就不要使得別人遭受不想要的結果和得到不想要的對待。在生命倫理學主要奉行的五個基本原則中，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個觀點是尊重自主性原則的充分體現。強調的是個人自由與選擇的自由主義道德。一個人的自我支配自我意志是個人自由的最重要體現，它是一種個人自由行為的重要表現形式，在有能力自主思考行為行動計劃，并且有能力自主把該計劃付諸于實際的條件下，要求個人根據本身的意愿和選擇來決定實施行為的過程。自主性概念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自主的個人，二是自主的行為。

在醫療行為中，涉及他人的行為必須得到他人的允許，每一個有健全思維能力的成年人對于涉及自身利益的行為都有自決權。在討論思維正常的患者是否有權利去拒絕一種醫療干預時，尊重自主性原則強調要作出適當的道德反應，認真聽取和解答患者的問題，使患者的選擇得到充分地尊重，尊重患者的自主性是知情同意的最佳體現。人不希望自己得到欺騙和強迫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最簡潔的詮釋。

在當今的中國社會，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思維形式深受諸多的西方觀念和文化深刻影響，因此自主性原則也潛移默化地移入了我國的倫理觀念中。在醫患關系中，多數患者不能夠信任自己的主治醫師，病人認為自己在醫患關系中自始至終是弱勢群體，并且因此覺得害怕，因此病人自主選擇。通過這種自主選擇方式，患者試圖以此在醫患關系中占據更多主導地位，維護自身利益。患者是否知情，并且知情的程度是多少，都是醫生自主地按照病情的輕重緩急所決定的。這不僅僅是醫生的行醫操守和職責同時也是對患者相關利益的相關保障。在醫生這一方，醫生應該自始至終把患者的健康放在第一位置，并且忠于科學行醫的原則，增進患者的健康。在患者這一方，患者的絕對信任自始至終是行醫人提升道德修養的最主要動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學派代表人孔子對個人自由的重要闡述，醫生與患者相互溝通，相互信任，真誠地交換信息，醫生不應推掉自己身上的責任，本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態度行醫，與患者換位思考，自己身體不想要的結果就不應強加給別人，現代醫務工作者仍然可以在這個觀點中得到重要的啟示和指導。因此孔子這個觀點在今天的行醫過程中仍然可以為廣大醫療工作者所借鑒。

二、孟子：仁者愛人

“仁者愛人”由孟子提出，出自《孟子離婁下》，這亦是對孔子“仁”的學說的概括。意思是：仁者是充滿慈愛之心，滿懷愛意的人；仁者是具有大智慧，人格魅力，善良的人。只有在仁德的體現上，才能說“萬物皆備于我矣”，即是《論語》上的“天下歸仁”。克己而突破自己，以與天下為一體，此時天下皆歸到自己仁德之中，亦即使自己與人類同其憂樂。在生命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中，儒家的“仁者愛人”觀點集中體現為關懷原則和仁慈原則。

1.關懷原則。關懷原則是在人的精神上所承擔的狀態，比如對某事或者某人的憂慮、擔心或者記掛。它把人的精神情感和精神需要、精神感覺、人們的相互交往，以及關懷的道德品質與實際能力放在首要位置，而并非求助于理性的決定和功利的計算。臨終關懷可以看作是關懷原則下醫療工作者對生命的最崇高的行為體現。臨終關懷雖然在世界各處稱謂不同，但是臨終關懷的內容實質在各個國家基本相同，同樣是協助重病患者能夠安詳、平靜地度過整個人生的最終部分。社會的各個階層和組織機構組成的臨終關懷團體給予了臨終患者及其家屬諸多方面的支持與照顧，包括心理和生理的安撫與治療。臨終關懷是為在最大程度和范圍上保證臨終患者的生存水平，從而使臨終者安詳和有尊嚴地走完最后的旅程，同時給予患者家屬以精神上的支持與陪伴。在一定程度上說，整個行醫過程中，行醫者的道德比醫術更為重要和珍貴，而生命倫理學的關懷原則在臨終關懷中得到了最真切和最充分的體現。臨終關懷對緩和醫患關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對于臨終病人的關懷，在診治過程中應從“恢復健康”轉向“減輕痛苦”，體現“仁”道。在不可顛覆的自然規律中，生老病死無疑是大自然最嚴苛的鐵律，任何物種和生命都有面臨死亡的那一刻，并且人類是無能為力的。比如肺癌晚期的病人最后大多不能自主呼吸，呼吸只能依靠呼吸機，并且大部分臨終患者已經沒有了思維。因此在最后時刻醫生們為患者安置呼吸機所需要的必要程序比如插管以及加大藥物劑量的“過度醫療”不僅是帶給臨終患者巨大的痛苦，其過程也使患者家屬備受煎熬。因此在“仁”愛的基礎上對病人的治療與對患者家屬心理上的撫慰也是考驗醫生醫術與道德平衡的重要部分。

2.仁慈原則。仁慈原則要求人們避免傷害他人，通過防治和免除可能的傷害幫助他人增進自身重要的和合法的利益。仁慈的行為是被現代文明社會所要求的，完整的倫理體系不能缺少仁慈原則，這不僅體現出仁慈原則的重要性，也體現出仁慈原則的公眾參與性，因此不排除醫生的仁慈。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 培根曾經說過，“和藹可親的態度，是最好的介紹信”。醫生在行醫的過程中應該對患者熱心細心誠懇虛心，謙和有禮，再加上有親和力的微笑，也可緩解患者緊張情緒，使患者感到病幾乎好了一半。因此醫生在行醫過程中，一定要體恤患者的疾苦，推己及人，細致謹慎地觀察患者狀態和心理思想；一定要“大慈惻隱”，能夠做到與患者同甘共苦，在患者接受診治的過程中，安慰患者、激勵患者、幫助患者戰勝病魔重獲新生。正如馬克思所說：“一種美好的心情，比十劑良藥更能解除心理上的疲憊和痛楚。”因此醫患雙方之間的互動應該更加真誠互信，有利于醫患關系的和諧并且有利于醫學事業的發展。

三、醫乃仁術

醫乃仁術同樣是屬于儒家的仁學文化，在中國的古代社會，行醫者的生命倫理的道德準則很大部分出自于儒家學說的倫理觀點。“醫乃仁術”的醫德古訓，更是直接體現了儒家的人道主義情懷，儒家文化是人道主義文化，因此可以稱為指引現代醫學職業道德的指導基礎。醫學的人道主義精神可以體現為“仁術”。

中國古代醫學早已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仁”即“愛人”，是儒家道德觀念的核心。仁、義、理、智、信，以仁為首。儒家道德的所謂“仁”，在行醫過程中體現為醫生用他的仁愛之術來體現出他的仁愛之德。儒家“愛人”原則把尊重人的生命放在首位。強調醫者要以“仁”為本，擁有仁愛之德。醫療傷害是一種職業性傷害。避免可能醫療傷害對緩解醫患關系起到重要作用。“醫乃仁術”在生命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中除了體現出仁慈原則和關懷原則，在“醫乃仁術”這個儒家觀點中還體現了不傷害原則。不傷害原則強調人們有義務不去傷害別人。[61強調在原則上即使不能使他人受益，至少也不應傷害他人。醫療工作者在保證職業操守的基礎上在行醫過程中應盡最大努力把某種治療方案對于患者的醫療傷害控制到最低水平。

不傷害原則即“臨床診治過程中不使患者受到不應有的傷害的倫理原則，是一系列臨床倫理原則中的底線原則”。醫療傷害毋庸置疑是身為醫生的職業性傷害，伴隨著醫學臨床實踐而產生，因此，客觀存在著醫療損傷現象。醫生的某些醫療診治方式即便符合治療或緩解患者病情的需要，實施以后在理想狀態下即使會達到理想的醫治效果，其手段或者方式往往也會伴隨和帶來多重的不良后果，因此此時的診治手段就好比一把雙刃劍，結果和影響往往是雙重性，一方面得到治愈的效果，另一方面又會獲得不良影響。可以看出在醫生的診治過程中醫療傷害往往是有某種程度的必然性，也可以說這種代價是在疾病治愈或者控制的過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所必然經歷的。對此，在現代的道德觀念中，這種過程和現象是予以允許和支持的。但是假如醫師們醫學專業素養或者醫德修養程度不佳，實施診治的手段不謹慎和不專業，對患者的正常權益造成損害，并且不夠盡職盡責，那么，這一系列的醫治過程所帶來的不良后果是不能被允許的。因為原本這些是可以避免或減輕其程度的醫療傷害，卻由于實施的診治手段或者診治方式的不謹慎和不專業造成的。所以，假如發生諸如此類的對患者的損害，醫師就絕對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甚至是法律責任。身為行醫者使患者不遭受不應該有的醫療傷害是每個行醫者應盡的義務和責任。孟子說：“無傷也，是乃仁術”等觀點都體現出仁慈原則、關懷原則和不傷害原則。

第4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關鍵詞】儒家思想；人力資源管理；發展

一、儒家思想與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相關性

人際關系是一個人在工作中能夠游刃有余的重要技能。孔子創立了以“仁”為主的道德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確立的最高行為準則，他闡釋了我們企業在進行HR課程培訓時所必不可少的一項課程。另外，孔子闡述的君子品行是告訴世人怎樣去受人尊重，是我們在管理人才時，所必須重視和運用的。一個有修養有品德的員工必然可以給一個企業帶來好的形象，對企業的發展百利無一害。孔子講“文質彬彬”就是認為一個人應該做到“文”與“質”的完滿統一，其言談舉止應該與內在的品德達到統一。這也是儒家思想一直受到不同時期思想家的重視并不斷獲得新的闡述和弘揚，與新時代有更多的契合的原因。孔子看來，進行教育的目的是用仁義禮凈化人們的靈魂，協調人們的社會行為，為當時的社會服務。孔子主張“因材施教”，因此他的教育方法也是我們在管理員工時值得學習和加以運用的。

學習十，在推進人才創新中，要加快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和政策創新，建立國家榮譽制度，形成激發人才創造活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優勢，開創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的生動局面。現如今，中國正在蓬勃發展著，如一只翱翔的雄鷹。將儒家思想運用到企業人才管理中，對企業的發展會有著超凡的價值。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儒家思想中的重道、明德、信義、崇禮，與現代企業精神是相通的，與現代企業管理是相融的。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與儒家思想相結合，是中國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寶貴財富和重要資源。

二、儒家思想對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消極影響

當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體現著階級屬性，孔子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倡導的許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類共性的部分，但是應加以辯證地分析和揚棄。建國以來，黨領導全國人民積極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改造中，黨和政府對一些企業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不僅引進前蘇聯的管理模式還結合我國當時的國情，創新的探索出我們更適合我國發展的管理思想方法。但是，沉積在企業管理中的頑固思想依然存在著。

首先，政府過多的干預。企業的價值取向，經營理念都或多或少的受到政府的約束，在這種情況下，不少企業隨之依附政府，而忽略了自身的企業運營管理，在很多方面上政企不分，組織機構和編制效仿國家行政機構，管理規章制度參照國家行政機構標準，企業行為中政治任務壓倒一切，因此沒有很好地自我實現。

然后，儒家的管理思想的發展，表現在企業管理機制上，經常與人類的倫理道德相關聯，在人情管理上往往就不得不給熟人開綠燈，這樣企業的一些規章管理制度就不能有效的執行。這樣雖在一定程度上給企業帶來和諧，但作為社會的經濟組織，需要一種客觀公正的標準對其成員的思想和行為加以約束和規范。

總之，缺少個性化，企業便缺少創新。長期以來這種“求和去異”的儒家管理思想，造成了人們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頑固地保護著人們的心理。以往在企業職工個性上，個人需要絕對服從集體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個人主義”，其結果，使一些企業失去了生機和活力。

三、儒家思想在人力資源管理上的應用

眾所周知，孔子的“仁治”就是我們今天的“以人為本”，就是要求我們HRD在進行人才培訓的過程中，要從職員的本性出發，正視長處優點，同時不包容缺點，從根本上了解員工的心理狀態，關愛尊重員工。要使企業時時刻刻的做到“以人為本”，是要堅決貫徹到行動中，要時時刻刻體現出這種精神的。孔子的“禮治”，就是各司其職，講究建立起有序的組織結構，使得企業運行暢通，有流程有制度。當員工都明白自己的職責，自己的利益也完全得到保障的時候，組織管理就自然而然清晰簡單。孔子“德治”思想，就是使員工充分理解企業制度的意義，只有有了認同感才能更好的在崗位上做出貢獻。在“人治”方面，孔子說必須重視人，因人而異，主張宣傳教育應有針對性，講究方式方法與具體策略，將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位子上，在企業中，做到“人盡其用”，組織效率才可保障，企業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

四、我國人力資源管理的發展展望

首先，必須堅定不移的建立以人為本的管理機制。人才興國，人力資源管理早已成為企業在舞臺上能否站穩的決定條件，人力資源管理工作，顧名思義就是通過招聘、甄選、培訓、報酬等管理形式對組織內外相關人力資源進行有效運用，滿足組織當前及未來發展的需要，保證組織目標實現與成員發展的最大化。其次，激勵是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的基本途徑和重要手段，它可以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為企業創造更多的效益。最后，要與法律體系相結合，強調法治高于人治的道理。無規矩不成方圓，除了企業內部統一的意志以外，集中指揮，協調部門運轉都是保證生產順利進行的關鍵。

五、結語

有著兩千多年文化底蘊的中國，儒家思想以其獨特的利與弊延續至今，要站在辯證法的角度上，去偽存真，去粗取細，吸取精華，要我們堅定地以實踐為根，理論聯系實際，吸取儒家文化，為我國的人才建設貢獻力量。

參考文獻

1 唐任伍，儒家文化與現代經濟管理[M]，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12-01

2 吳洪剛，企業管理中的“儒家”文化之我見[J]，價值中國，2007-10-09

3 張震，論儒家管理思想及其對企業管理的現代價值[J]，經濟經緯，2000年06期

4 李鐘銘，觀《孔子》，感受儒圣真精神[J]，聘周刊

第5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一、儒家管理思想“緣人情、人性而治”的邏輯起點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啟示

儒家思想十分重視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可以說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論的核心[1]。在儒家看來,天地之間只有人是最寶貴的,是萬物之靈,一切的管理活動都是圍繞著治人而展開的。既然管理的對象是人,而人又是千差萬別的,那么就要從人的本性入手對人進行分析。儒家的管理思想正是從這樣的出發點著手,按照人性本能的屬性和特點來闡發相關的原則和手段的。

在人性的假設上,孔子提出了“性相近,習相遠”的基本觀點。其基本含義有二:一是人性有其共性和一般性;二是人性在后天受外力影響或改造可以向不同方向發展,使每個人的人性產生差異。孔子之后,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對人性的認識有了很大的分歧。孟子側重于闡釋“性相近”,而系統地提出了“性善論”,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之美德,是天賦而非外界施加的,“仁義禮智,非由外爍我也,我固有之也” [2],乃是“不學而能”的“良能”,“不虛而知”的“良知”。至于人的不善不能歸于他的本性,這是由于后天的各種原因,例如耳濡目染或者追求感官刺激使他的善良天性被遮蓋了。他還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一個人對于善,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荀子的觀點則不同于孟子,他提出了“性惡論”,認為人性本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3],人性惡乃是人的自然屬性、生理本能。同時,他還指出,后天的人為,可能使先天的人性惡,變為后天的人性善,這就是所謂的“化性起偽”,“故圣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 [4]。這樣就邏輯地推導出,禮樂的存在與推廣是合理的,老百姓可以通過禮樂教化,而克服其人性中固有的丑惡成分,求善向上。由此可見,孟子與荀子雖然在對人性本質的認識上有所差異,但其宗旨卻是一致的,即人性的最后立足點都是善,所不同的是,孟子主張“本善”,任何人保持和發揚善的本能,就可以成為堯舜一樣的圣人,而荀子則主張“歸善”, 任何人只要努力改造自己的惡性,也可以歸乎良善,成為堯舜一樣的圣人。孟、荀以降,儒家在人性問題上還有各種貌似有異,實則一致的觀點,如漢代董仲舒提倡“性三品說”,西漢揚雄提出的人性善惡相混說,唐代韓愈則主張性品說,而張載、二程、朱熹等宋代儒者則將氣的概念引入了人性理論。無論何種理論,都將人性的立足點歸于善,認為人性本善或經改造可以變善。正是基于這樣的人性假設,儒家才提出了相關的管理理論和手段。

如上所述,儒家相關理論的提出,都是基于對人性理論的分析而提出的。無論何種形式的管理活動,都離不開人,人是管理的對象,要很好地進行管理活動,就必須對人進行必要的分析。正是基于此,才有了儒家思想“緣人情、人性而治”的邏輯起點。在現今的企業管理活動中,我們要借鑒和運用儒家管理思想的成功經驗,首先要學習其依人性而治的邏輯起點,在管理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人性的特點,在把握員工整體共性的同時,還要根據不同員工的性格特點,因人而異,運用不同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要依人情、人性而選擇不同的管理方式,協調好企業內外人與人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的關系,充分發揮員工的個性和能力,使得管理處于有序的狀態,從而保證企業團隊的穩定和發展。

二、儒家管理思想“民為邦本”的核心價值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啟示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是儒家思想所關注的重點。儒家繼承了西周以來所形成的重民思想,系統地形成了“以民為本”的政治主張。

孔子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者,他建立“仁學”,核心宗旨便是“愛人”,主張“親親而仁民”,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比較系統的愛民恤民措施,強調行“寬”使“惠”,認為“寬則得眾……惠則足以使人” [5],要求做到“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6],并把“惠民”歸結為“君子之道”。孟子和荀子將孔子所建立的“民本觀”發展到新的高度,大大豐富了“民本思想”的內涵,提升了“民本思想”的價值。孟子“民本論”的典型表述,是“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7]。他認為民眾在國家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視,民心之向背直接關系著國家的興亡。荀子認為“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 [8]。君民關系是水與舟的關系,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君主離開民眾的擁戴和支持,便意味著政治前途的葬送。因此,作為君主,必須以“愛民”為務。秦漢以降,儒家的民本論形形,其內涵不斷得到新的充實和豐富,而“重民愛民”始終是其宗旨。按照儒家“以民為本”的原則,儒家普遍強調在治國管理上要體現一定的人文關懷精神,治國目標的設定與治理方法的運用,都必須考慮到民眾的具體利益,采取富有人性、相對溫和的統治方式,力求避免激化矛盾,釀成沖突,在滿足統治者根本利益與照顧民眾基本生存權力之間尋找到一個適當的平衡點。因此,以“德治”作為治國的最高綱領,以“仁政”作為治國的最佳模式,也就成為了儒家治國思想的必要之義與主導傾向了。

儒家思想中“仁者愛人”“貴民愛民”的思想實際上體現了這樣的管理理念:即“以人為本”,把人當作經營管理中最根本的、能動的因素,并通過對人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關心和激勵去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實現對物的有效利用,創造出優秀的經營業績。因而在現代企業管理中,要借鑒傳統儒家思想的民本思想,強調“以人為本”,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將員工視為企業最寶貴的財富。再則,儒家的“仁愛”思想對人對己都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在對待自己方面,“仁愛”思想主張“正人須先正己”“吾日三省吾身”;在對待他人方面,這一思想的核心是“愛人”,要求人們做到關心他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同時還要求人們要關心集體,認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告誡人們在個人和社會利益關系中,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和全社會利益。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儒家的這一管理思想,有助于企業員工之間建立起和諧的人際關系,互相合作,幫助員工樹立起集體主義觀念,以集體利益為重,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系。將儒家民本的管理思想運用于現代企業管理,就是要求人與人之間,無論是領導者與員工之間,還是員工之間,都應該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形成一種平等、團結、友愛、互助的良好關系。同時企業領導者應關心、信任下屬,賦予其更大的自,充分發揮他們的才干;要有容人之胸懷,并能有容才之過、容才之短的氣度。企業領導如能真正關心員工,在工作、生活方面為員工排憂解難,將會極大地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員工也將被領導的人格魅力所感染,工作變被動為主動,積極回報企業。

三、儒家管理思想“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思維方法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啟示

以“用中適時”,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為基調的“中庸”理論,是儒家哲學的最高命題,也是儒家學說的基本方法論。

孔子最早提出“中庸”的概念,在孔子看來,講求原則性、穩定性、適應性,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本前提,所以凡事都必須堅守大經大法,做到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這是考慮和解決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具體做法便是“執其兩端而扣之”,從中找到和掌握合適的度,辯證地看待問題,凡事不走極端。孔子之裔孫子思,“嘗困于宋,作《中庸》”,系統地豐富和深化了“中庸”思想。他將“中庸”從理論上升為宇宙之間最普遍的根本法則,指出只有遵循這一法則,天地萬物才能安其所,保持平衡,和諧發展。后世儒者對“中庸”的推崇與闡釋發揮也是“一以貫之”的,他們一致認為“中庸”是天下之至道,治國安邦的最高指導原則,只有行“中庸”之道,天下方可“致中和”。在某種意義上,儒家所說的中庸與中和的意義是相近的,中是循禮,和是行仁,以中和為用的中庸思想是禮與仁思想的集中表現。換而言之,儒家的禮和仁都是通過中庸來實現的。通過中庸,可以使普通人修養成為圣人,首先對自身,知進退,可以明哲保身;對國家,能做到“為政以德”,治國安民;對宇宙,可以自立于天地之間。這種思維方式的重要特點是:第一不走極端,第二就是要持久,這樣就得發揮人性的平衡作用,以追求人與自然、社會的協調和統一。一個人的行為,應既不偏向于此一面,也不偏向于彼一面,而是在兩個極端中尋求一個高度的平衡。

儒家思想所秉持的“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思維方法,是以和諧為基礎的,這與現代企業管理重視“協調”與“和”的理念不謀而合。“和”在管理中的作用,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低層次的作用是化解人際間的緊張與沖突,有利于企業的穩定;高層次的作用,是有助于企業成員之間的理解和溝通,實現同心同德,協力合作,這是一種互為目的、互相新生的關系,也是“和”管理的高境界表現。具體來說,將“中庸”之道運用于現代企業管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管理原則的制定與管治方法的施行,必須做到收放自如,進退有節。對待矛盾的事物,“中庸”要求做到“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這一立場,啟示管理者不能在管理上只顧一點,不及其余,而應該把握分寸,適中用時,凡事留有一定的余地,當進則進,當退則退,左右逢源,進退自如,找到事物的最佳平衡點,從而把握主動,牢牢立于不敗之地。二是管理思維的選擇與管理藝術的運用,必須做到文武并用,剛柔相濟,即在管理上不可偏執一端,既不能一味用強硬的手段,也不能無原則地懷柔、行姑息之政;仁與禮應該有機統一,德與刑應該相輔相成,哪一方面有所欠缺,則當及時彌補,哪一方面過分,則當有意識地加以抑制,恩威并施,寬猛相濟,不離中道,以此求得最佳的治理效果。三是管理目標的確立與管理境界的追求,必須做到謙益節制,兼容并蓄。“中庸”理論的要義之一,是提醒人們事物發展到極端,就會發生性質的變化,走向自己的反面。這就給管理者以啟示,在管理上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應該尊重現成的秩序與成規,保持事物的相對穩定性,在穩定中求發展。管理者要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戒驕戒躁,不走極端,同時要善于兼容并蓄,博采所長,使品德各異、能力有差的各類人在工作中發揮各自不同的作用。

四、儒家管理思想“經”“權”辯證統一的運用機制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啟示

“經”“權”說集中體現了儒家的政治智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理性精神的具體反映[9]。它的宗旨在于為解決理想與現實,或者說原則與實踐之間的矛盾或沖突提供適當的手段。“經”“權”關系問題,其實質性的內涵,在于如何正確地處理政治上的原則性與靈活性之間的關系。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一方面要強調原則性:“執中”,“執一”,“守經”;另一方面又必須注意適當的靈活性:“便宜從事”,“行權”,“通權達變”。儒家“經”“權”觀中,有兩個重要的關鍵點:一是“經”“權”關系之中,“經”(“常”)是主導的,起決定性作用的;而“權”(“變”)則必須在一定的范圍內活動,用董仲舒的話說,便是“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 [10]。二是“經”與“權”是共生互補的,具有相輔相成的功能,不能有意割裂與對立,即所謂“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 [11]。

受“經”“權”觀原則的指導與規范,儒家思想確定了一系列基本宗旨,如等級卑尊有序的治理模式,德治教化的價值取向原則,正己及人的管治示范形態,仁義禮樂的人本管治精神,用中適時管治操作方法等。這些都屬于“經”的范疇,都是必須堅持、不可動搖的大經大法。如果抽掉這些內涵,儒家治國思想也就喪失了自己的特征,也就不復有獨立存在的價值。與此同時,儒家治國思想也不排斥“權”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如以動用刑罰來補充單純講究德治的不足,以承認合理利益來彌補單純提倡仁義的欠缺,以天下一家、諸生平等來克服單純講究等級名分的矛盾等等,從而在治國上盡可能以較小的投入獲取最佳的效果。

儒家管理思想受“經”“權”理論的指導與規范,有了使自己與時推進、不斷更化的理據和動力。這也正是“經”“權”觀的意義所在。在現代企業管理中,要借鑒儒家的管理思想,就要學習其“經”“權”觀,從事任何事情都應該在堅持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根據形勢的變化而有所變通,有所調整,有所改進。在企業經營管理的過程中也要遵循這一規律,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企業自身發展的需要,不斷地充實企業管理的相關理論,豐富企業管理的手段,在堅持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依據具體情況靈活運用管理方法。企業管理者在管理的過程中,要就具體問題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處理好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關系,在堅持總體方針原則不變的前提下,對具體細節、具體方法做出調整和充實,以最大限度地滿足特定時期的各種需要,從而使企業緊跟社會發展的步伐,為其穩定發展提供不竭的生機與強大的動力。

如上所述,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蘊含著豐富的管理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我們應當堅持古為今用的方針,要對其進行認真的研究與分析,實事求是地加以評價,不可拔得過高,更不應牽強附會,須知古人因受其歷史條件限制,不可能為今天的管理問題提供現成的答案,因此,在具體的運用中,要結合企業的特點,將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原則與實際情況相結合,將批判繼承與創新發展相結合,在運用和發展中真正體會古代管理思想的精髓,使其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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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關鍵詞：仁；和；儒家；管理思想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在漫長文明發展的歷程中，儒家學說在兩千年來長期一直居于主導和統治地位。如果將中國傳統思想比喻成一棵樹，則儒家學說就是主干，儒家學說以孔、孟兩位圣賢的思想為主體，他們的思想不僅對中華民族的管理思想影響深遠，而且對日、韓及其東南亞管理思想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儒家思想產生于春秋戰國時代，主張以人為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核心是“仁”。在德性上，它提倡仁愛，崇尚禮儀，推崇道德；在人際交往上，它主張以和為貴，以信取人，與人和諧相處；在義利關系上，它推崇見利思義，不唯利是圖；在修身利己上，它提倡人們修身養性，提高素質。本文主要通過“仁” “和”兩個方面來介紹儒家學說的管理思想及其現實的價值應用。

        一、關于“仁”

        （一）何謂“仁”。

        在孔子之前就有“仁”的記載，最早的記載是在《尚書》和《詩經》中，孔子在吸取前人的思想基礎上，將西周的德治融匯結合，形成了“仁”的觀點。

        “仁，親也，從人叢二”（《說文》）解釋道：“仁”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仁”的概念寬泛復雜，包括了孝悌，忠恕，誠信等德性。對于弟子的“仁”問，孔子也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仁者，人也” （《禮記•中庸》）認為“仁”的本質是人，“仁者，愛人”（《論語•顏淵》）認為“仁”的本質是愛人。

        （二）關于“仁”與“禮”。

        “仁”的內在核心是愛人，表現到外在的行為就是仁的實踐，而仁的實踐需要一個標準，這個標準就是“禮”。  何為禮？在孔子心目中：“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沒有仁愛之心，那么就不肯能有禮；而只有遵從“禮”的行為才是“仁”，“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就是指一個人的言談舉止要符合禮儀的規定，這就是仁。

        可見，在孔子的心目中，“禮”是“仁”的外化，人的仁愛之心通過“禮”來表現；“仁”是“禮”的內容，徒有形式“禮”的不能稱之“禮”，只有合乎“仁”的“禮”才是“禮”，才能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中起到約束作用。

        （三）“仁”的目標——“富民”“安人”。

        一切管理都有自己的目標，沒有目標的管理是盲目的活動，是不可能取得預期目標的。儒家學也有自己的目標----“富民”“安人”。

         “仁”的目標之一是“富民”，孔子在《論語•子路》中的“庶之”“富之”“教之”的觀點中認為：一個國家要想能夠治理好需要三個條件：一是有一定數量的人口，二是人們要富裕，三是要對人民實行教育。孟子也曾在《孟子•梁惠王》中指出，要使黎民百姓“不饑不寒”“養生喪死無憾”就是實行“王道”的開始，所謂“王道”就是施行“仁”道，而“富民”也就是“仁”道的目標。

        另一個目標是“安人”，孔子在《論語•庸也》中認為“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就是說有高尚品德的君主廣施恩于眾人，濟度眾人，使得人們安居樂業，禮樂興，刑法中，上下有序，從而民富人安，天下太平，最終實現了君主對國家的有效管理。

        （四）“仁”在管理學的價值應用。

        “仁”應用于現代管理中，就是企業的人本主義管理思想。企業的主體是人，只有調動員工的積極性，發開他們的智力，激發他們的能動性和創造力，才能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

        人是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是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是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因此，作為企業的管理者，胸懷“仁愛”，把人作為企業的一切管理活動的出發點。將員工當做企業的主人看待，尊重員工，滿足其需要，實行柔性化管理，創造優良的生活工作環境。讓員工積極的參與到企業的管理和運行。這樣，企業的發展和員工的發展緊密相連，由“仁”產生出來的員工積極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將會給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二、關于“和”思考

        （一）何謂“和”。

        中國傳統觀念十分重視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協調、和諧、有序，并把這種狀態稱之為“和”。在《說文解字》中，“和，調也”，和就是調和，協調之意。對于“和”，孔子認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孟子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荀子認為“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界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荀子•禮記》）這些觀點無疑展露了“和”的理念。

        “和”的理念在許多方面得到體現：反映在思想上，“中氣以為和”（《老子》）；反映在政治上，“協和萬邦”（《尚書•堯典》）；反映在經濟上，“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禮記•大運》）；反映在處事上，“和為貴”（《論語•學而》）。簡單來說，“和”就是調節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一種關系，使其團結，治國，和能興邦；治生，和能生財。

        儒家學說中，“和”是以自身和諧為起點，通過道德修養達到個人自身和諧，從而推廣到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人的社會和諧了，人與自然才能更好的和諧。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理念就是一個“和”的演變過程。

        （二）關于“和”與“同”。

        在《論語•子路》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君子講調和而不是盲目的附和，小人盲從附和而不講調和。這里的“和”是指不同的東西和合統一，強調不同事物之間的有機結合，“同”是指沒有差別，盲目的一致、同一。

        在《國語•鄭語》“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乃盡棄矣”，就是說，只有參差不齊，各不相同的東西，才能取長補短，產生新的事物，而完全相同的東西聚在一起，則只能永遠停留在原來固有的狀態，不可能繼續發展。“以他平他”就是把不同的事物結合在一起，相互協調，相互影響，達到和諧同一，從而形成新的事物，這就是“和”。而“同”就是相同的東西無聯系的機械組合在一起。

        （三）“和”在管理學的價值應用。

        “和”在“人--人”管理實踐中，協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使二者達到和諧；協調高層管理者和低層管理者之間的關系，使二者達到和諧。這種以“人和”為目標的管理，就是以人為中心的管理，體現管理的人本思想。在管理中，領導者通過身體力行，注重民主，關懷下屬，創造良好的和諧氣氛和環境，進而員工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努力工作，拼搏奮進。

        綜上所述，“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人本思想的具體體現。“和”是儒家思想的價值目標。儒家提倡仁愛，通過道德教化，使人性不斷升華，達到個人“和”的狀態，繼而推廣到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社會，自然和諧。 

參考文獻：

[1] 丌名杰.管理思想史 [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8

第7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關鍵詞：當代管理；儒家哲學思想；啟迪

中圖分類號：B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6）03-0028-03

儒家哲學并不局限于學術研究。相反，它被應用于各行各業、各個領域，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對于當代企業管理，儒家哲學是極其重要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指導。儒家哲學獨有的特質，使其在經歷了兩千余年風雨后，仍然屹立于東方，占據我國哲學體系的核心地位。這是由于儒家哲學思想適應中國國情，已深埋于中國人的思想道德觀念之中，更適應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

一、儒家哲學思想特質

“儒家哲學以‘仁’為核心，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歷經兩千余年的歷史洗禮，仍然對現代中國社會的倫理觀念和道德準則產生深遠的影響。”[1]甚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儒家哲學思想具有廣博的文化底蘊，其動態演進、層次分明、多維構建等特質，使之對現代企業管理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與參考價值。

（一）動態演進

“以時間維度為標準，那么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斷變化、不斷運動的；以空間維度為標準，則同一個事物上一秒與下秒所處的空間也不盡相同。”[2]儒家哲學思想貫穿歷史兩千余年，歷經戰亂、思想變革無數，其完好保存至今，并對當代社會仍然產生深遠的影響，足以證明其內在的動態性在歷史發展中不斷演進。

眾所周知，儒家思想產生于百家爭鳴的春秋末期，盛行獨尊儒術的兩漢，成熟于文化恢宏的唐宋，變化于西學涌入的明清。在建設和諧社會的今天，又重新得到社會關注與重視。從發展脈絡來窺探其自身特質，無疑是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其兼容并蓄的特質決定了它順應歷史潮流和社會形勢的發展軌跡。在封建社會，以“仁政、仁人、齊禮”等倫理道德思想來為政教清明服務，以“修、齊、治平”的思想來管理、約束個人；如今在經濟社會，又以“內圣外王”“修己安人”“性善論與性惡論”豐富了中國現代企業管理哲學人性化與規范化的內涵。

但縱觀儒家思想的演進史，無論其學說如何形成分支，如何變化，始終如一的就是“仁”的核心思想。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其洗練歷史滄桑，仍然俘獲人心的根源。故儒家管理哲學在保持“仁”的思想核心前提下，不斷融合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趨勢的動態演進特質，是保障其不斷傳承下去的關鍵因素。

（二）層次分明

儒家思想是邏輯性強的哲學體系，“具有跨文化、跨時代、跨層次的特點”[3]。其跨時代性，在動態演進特質中已體現出來。其多層次性則是由儒家思想的價值觀決定的，可從四個層次解讀。

最內層為核心層，即指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觀――仁愛。這是對人類本性的深刻解讀。“仁愛”思想體現了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原始狀態，并通過“恭敬禮讓”“寬以待人”“誠信”“敬忠”等理念展現出來。這些理念應用到現代企業管理中仍然奏效。如上下級或同事間提倡“恭敬禮讓”，對待客戶提倡“寬以待人”，企業合作提倡“誠信為本”，員工職業素養提倡“敬忠職守”，等等。

第二層為社會倫理價值觀，關乎人性立足之本，講求“天人合一”和“修己安人”的關系。“天人合一”講求個體與外在環境的統一，對現代企業而言，與社會經濟環境相適應才能使企業維持穩定發展的格局。“修己安人”則強調個體修為提升，通過個人能力影響周邊人和事，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具備“修己安人”能力的人才是企業不可或缺的管理者，是鑄就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第三層為教育倫理價值觀，關乎“以人為本”的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不僅體現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培養德才兼備人才的思想觀念。對于現代企業管理來講，人力資源管理是重中之重的環節，有關系到企業發展的命脈，而人才培養的關鍵在于教育。將“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企業人才培養中，提高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這一方面，日本、香港和臺灣已經走在了前列。

最外層為處世價值觀，強調中庸、和諧、“人無信而不立”等處世哲學思想。誠信可謂企業生存之本，而中庸思想則是企業適應時展、適應社會經濟環境的理念之源，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核心。

（三）多維構建

儒家管理哲學具有完善的價值體系，也擁有多維度的建構視野。其涵蓋政治、思想、文化、經濟、教育等多個領域。

在政治方面，儒家學說強調“為政以德”“愛人貴民”“知人善任”和“見利思義”等管理思想，將“人”在管理倫理中的作用視為首要的；在教育方面，強調“安人”“治人”等管理思想，增加了管理者的自我修養意識；在教育方面，強調“仁政”“愛民”“富民”等管理思想，與現代企業管理重視人才發展戰略的觀念如出一轍；在教育方面還提到“修身”與“教化”的觀念，儒家哲學認為“人具有無限可塑性”，只要重視個人主觀能動性的培養，就能夠發揮出無限潛力，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上行下效”“正己正人”等管理理念盛行，也體現了儒家哲學的“e矩”之道；在管理方面，儒家哲學強調“內圣外王”之道，提倡管理者的個人魅力對企業發展的影響、對周邊環境的影響；在行為規范方面，儒家哲學更是細化精化，從個人修為到國家制度執行，都具有詳細的論述，使人各行其道，又具有統一的道德標準。

二、儒家管理哲學與現代企業管理的關系

（一）儒家管理哲學與現代企業管理存在異質關系

首當其沖的是“義利觀”價值取向異質。儒家管理哲學以“內圣外王”之道作為倫理道德基礎；在經營管理方面，“重義輕利”是其基本思想。但在經濟社會時代，企業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是生存的必要目標，故二者對于“義”“利”的偏重擇取存在價值取向差異。其次是“中和”思想與“競爭”意識的沖突。儒家講求“致中和”，追求人要氣質內斂，“知天性”“率性而為”即可；而在企業管理中，人才之間存在競爭關系是無可避免的，這是經濟社會的必然產物，故二者對于人才何以自處、何以生存問題，存在價值觀認同的偏差。第三是“重道輕器”與“真才實干”的沖突。儒家管理哲學注重精神世界的鍛造，強調人的思想意識；而現代經濟社會中，企業可持續發展不能僅依靠精神食糧，需要“真才實干”才能“興邦”，才能使企業維持正常的生產運行，二者在追求“形”與“質”的落腳點上存在差異。第四是“德治”與“法治”的沖突。儒家追求道德修養，以“仁”為思想核心，注重“人治”，提倡倫理道德作為管理工具；而現代企業管理是以制度為核心的，強調“法治”，提倡管理的規范與標準，二者在情與法的取舍上存在差異。

（二）儒家管理哲學與現代企業管理存在同構關系

首先，儒家管理哲學用“禮法”規范人的行為與社會秩序，強調“德法并重”，即“治之經，禮與刑”，儒家哲學不僅用道德來約束人，也用刑罰來懲戒人；而現代企業強調“秩序”，用制度來約束人的行為和企業經營秩序，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次，“誠信”二字使二者的管理理念合歸一處，儒家管理哲學尤為看重人的“誠信”，認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君子貴以誠”；那么現代企業管理中也強調“誠信經營”和“信用”，擁有這兩樣法寶，才能使企業達到“有口皆碑”的程度。再次，儒家管理哲學中“仁愛”“推己及人”等思想是人際關系的高級原則，盡管現代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唯有將客戶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使產品適應大眾需求，使企業獲取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第四，團隊協作精神是二者一致注重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仁愛”“德政”等理念體現了群體價值的重要性，表現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即為團隊合作意識。第五，儒家管理哲學強調“修齊治平”的人生理想，注重“溫、良、恭、謹、讓”的五德修為，注重勤儉節約，成為我國優秀的文化傳統；在企業管理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樹立企業目標等思想，與之如出一轍。

（三）儒家管理哲學與現代企業管理存在互補關系

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來分析，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兩個方面的可能。儒家管理哲學也不例外，盡管其與現代企業管理存在諸多異質，但異質因素并非一成不變、不能轉化，只要善加運用，補充阻礙企業管理消極因素的不足之處，將其轉化為促進企業管理的因素，從而形成二者的互補關系。

一是在商品經濟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物化，這是社會物質文明發展的必然階段，也是推進企業發展的必然結果。但物化有關系的結果造成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淡漠，反而阻礙了企業可持續發展。儒家思想提倡“以人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可有效緩解企業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傾向，放大人的主體地位，修正人與物的主次關系，維持社會發展的穩定和諧。

二是現代企業進入法制化管理時代，依法辦事固然是維護企業制度的有力武器，但也未免使企業失去了“人情味兒”。雖然法制可以約束人的行為，但維持人類關系的卻是情感。儒家管理哲學強調“禮法”觀念，先“禮”后“法”，先以倫理道德約束人的行為，再以法制規范人的行為，既不逾越法律法規，又使人際關系充滿了“人情味”，有助于企業文化的建立，為企業聚攏人才，統一員工思想，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三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現代企業運行機制也是圍繞經濟效益建立的，這使得企業在執行既定經營目標時，過于投入，導致重利輕義思想蔓延，不正當競爭手段、歪風邪氣滋長，最終走入企業形象毀壞的困局。儒家哲學則恰恰相反，其“重義輕利”的思想可有效遏制企業對經濟效益的追求腳步，幫助企業在戰略決策、經營管理中平衡“義”與“利”的關系，發揮調節劑的作用。

四是企業追求經濟利益往往使其陷入過度關注自身，忽略整個行業乃至社會經濟環境的境地，容易導致企業走上唯利是圖、損人利己之路，包括屢禁不絕的假冒偽劣現象，都是企業過度關注自身利益的結果。儒家哲學追求“公義勝私欲”的群體利益，漠視個人利益，也存在壓抑個性發展的不足，但與現代企業管理相結合，可平衡企業對個體和整體的關注度，使企業在考慮自身得失的同時，掌握行業趨勢，了解社會經濟環境，為企業之間的合作互利奠定基礎。

五是社會資源越來越少，而企業對資源的需求卻越來越多，導致一些企業鋌而走險，運用不正當競爭手段以謀取暴利。儒家哲學追求中庸思想，即“致中和”觀念。其追求和諧共贏，追求公平競爭的理念，用之現代企業管理，可通過倫理管理提高企業員工素質，強化企業的經營秩序理念，引導企業走上公平競爭之路。

六是企業在生存發展壓力下，在資本積累階段，往往瘋狂掠奪自然資源，即以資源換生存。這種經營理念不僅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也使得企業過度依賴于自然資源，而弱化的經營戰略、營銷策略等核心競爭力，使得企業抵抗市場經營風險的能力逐漸減弱。儒家哲學不僅強調“不違農時”思想，更以“天人合一”作為核心生態倫理思想。這一哲學理念可有效遏制企業對自然資源的過度依賴，提高企業適應自然環境、保護生態環境的意識，同時培養企業的創新能力，保障企業可持續發展。

三、儒家管理哲學的局限與改造

儒家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主干，是我國哲學發展史的奠基學說。雖然其歷經兩千余年的文化洗禮，仍然歷久彌新，但要融入當代經濟社會，也不能全盤接收，而是以當前國情為基礎，有策略、有側重地繼承、融合和發揚。一方面，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色汲取儒家思想精華；另一方面，遏制儒家哲學中的消極思想，完善不足，使之成為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其一，粹取精華，完善不足。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儒家哲學思想誕生于自然經濟條件下，成長、成熟于封建經濟條件下，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言，要以科學發展觀來繼承，而并非照本宣科、機械性地全部運用。用辯證思維來看，儒家哲學思想應一分為二地看待，其積極、進步的一面，固然對企業管理和經濟發展起到推進作用；但其消極、腐化的一面，也對經濟發展形成了桎梏，對企業管理也同樣起到消極作用。故對待儒家管理哲學，應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

其二，設定條件，制度保證。任何思想、制度的運用，都需要相應的制度為保障。對于儒家管理哲學來講，探尋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進路問題，則需要設定相應的條件。一方面強調社會認同，為儒家管理哲學的推行營造氛圍；另一方面規范社會制度，尤其作為企業來講，嚴格的經營制度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保障，要運用儒家管理哲學理念，首先要通過企業制度、社會制度來克服儒家哲學中的消極因素，減少企業管理與發展的阻礙，其次要通過制度來發揚儒家管理哲學中的積極因素，發揚儒家“仁”“信”等哲學理念，使“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與現有企業管理制度合歸一處、充分融合，成為企業長效發展的不竭動力。

總之，儒家管理哲學作為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主干，以其獨特的價值和內涵，影響中華民族兩千余年。即使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新常態發展環境下，儒家管理哲學仍然憑借其特質，成為中國企業改革、構建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思想核心。盡管其在當代企業管理應用中存在一定的思想局限性，其與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存在異質同構、互補互助的多重關系，但只要做到“去糟取精”，并構建完善的社會制度，即可使其在當代企業管理中大放異彩。

參考文獻：

[1]高悅敏.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及其現代意義[J]. 合作經濟與科技， 2014（16）：155-156.

第8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關鍵詞 中國傳統文化 現代企業管理 應用

一、前言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儒家、法家、道家等傳統思想中蘊藏著許多哲學思想，包含著各式各樣的管理思想。古人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我們要把古代優秀的文化與我國管理實際結合起來，促進管理的發展，構建具有和諧精神的企業文化，對內形成凝聚力，對外形成吸引力，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

二、傳統文化精粹在現代企業管理中應用

（一）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并滲透到社會、經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儒家管理思想理念與現今我國管理學界提出的“和合管理”有許多相通之處。“和”，意為和諧、和善、協調；后有“合”，意為聚合、聯合、合作。“和”“合”聯系在一起組成了一個充滿理性的概念，表達出和睦共處、和氣生財、協作一體、合作制勝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之要義。“中庸”的方法論思想在儒家思想中處于核心地位。“中庸”即遵從禮儀道德規范。從而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與社會穩定。儒家所倡導的“和”，并非不講是非原則，而是要以“仁政”和禮儀管理的需要為準則。其禮儀管理也彰顯了“和為貴”的理念。

如果將“和為貴”的傳統文化應用到企業管理中，那么企業管理者與職工、職工與職工、企業與環境的關系都可系統地協調。首先，協調管理者與職工的關系，“和”象征著和諧統一，也是中庸觀所提倡的。因此，在企業人員素質和人才觀方面，儒家深信每個人都具有價值之源，都具有踐履能力和價值自覺。在同職工關系上，管理者要將孟子的“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思想貫徹到底，關心職工的工作生活，搞好獎懲措施，則是“愛人”，經常與職工互動，解職工之憂，幫職工之難，則是“敬人”。從而職工也會投以辛勤工作付出，服從領導，關心企業發展，管理者和職工關系融洽。其次，協調企業與外部環境的關系。質與量的辯證關系在某種程度上，從“中庸”思想中體現了出來，企業的質與量都集中在外部。外部客觀環境，包括政治、經濟、技術、人文等方面。如果企業在管理過程中不能超越外部，則要學著去適應它、改造它，以此來取得企業與外部環境的統一和諧。

“中庸”之道，既是為人處事的基本方法，是實現“和諧”的基本途徑，也是企業發展的辯證思路和企業管理定位的基準。

（二）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在中國傳統管理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韓非子指出，“法”指健全法制，就是制度建設；“術”指推行法令、駕馭群臣的策略和手段；“勢”指君主的權勢，這三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1.“法”：制度建設。韓非子認為“人性自利”，主張用“法”的力量來有效地節制人們之間的競爭。構建一個完善的管理制度體系，是組織得以良性發展和壯大的根本保證，而且組織規模越大，制度就越重要。制度建設是每一個追求卓越的企業都必須做好的重要環節。

重要的是，法家向來都是反對保守、主張銳意改革的。商鞅主張“不法古.不循今”，認為一切法律和制度都應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因此，現代企業在進行制度建設的過程中，要注意持續創新。及時察覺外部市場的環境變化，并結合自身的狀況適時進行戰略調整，確保制度體系的動態性和前沿性，通過不斷創新來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2.“術”：執行技巧。在實際管理過程中，再好的制度也都只有得到良好的貫徹執行才能發揮作用。所以，在制度貫徹執行過程中就必須講究策略和方法。這方面，韓非子提出的對策是重“術”，就是對制度的執行進行技巧性監控、處理，加強反饋，加強考核。

韓非子提出的“賞罰二柄論”為現代企業激勵制度的建設提供了理論指導。賞罰必明，賞罰公平是一切激勵手段得以順利實施的根本前提。在考核過程中一定要保證公平，對“行”不對“人”。賞罰必重，只有“厚賞”“重罰”才是行之有效的策略。現代企業管理也可以借鑒韓非子的思想，在企業內部實行重賞重罰的獎懲制度，從而在最大程度上激勵先進、鞭策后進，確保組織擁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競爭力。

3.“勢”：卓越領導。韓非子認為，一個人僅有賢能是不夠的，還得有“勢”。“勢”應該包括賞權、罰權和威權。賞權，是管理者擁有對下屬做出表揚和獎賞的權力。具體到現代企業，管理者首先要能夠合理地運用自己的直線職權。并在此基礎之上不斷地完善自我，培養個人獨特的領導魅力，調動一切積極有利的因素。利用好“勢”，確保管理的效果。

（三）自強不息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自強不息，《易傳》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這是對中華民族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動寫照。孔子提倡并努力實踐“發憤忘食”的精神，鄙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生態度，他“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如果說這只是知識分子和上層人士自強不息，積極有為思想的表現，那么，“人窮志不短”，“刀子不磨要生銹，人不學習要落后”等民間俗諺，則反映了自強不息精神的普遍化和社會化。正是這種精神凝聚，增強了民族的向心力，哺育了中華民族的自主精神和反抗壓迫的精神，以及不斷學習，不斷前進的精神。如果將自強不息的精神運用到管理過程中去，那將會充分調動發揮員工的積極性、自主性和創造性。增強組織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個組織充滿活力地向前發展，從而把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變成推動現代企業發展的動力源泉。

三、結語

第9篇：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范文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之一，在傳入日本以后，對日本社會方方面面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之一便是對日本企業文化的影響.本文從儒家思想傳入日本入手，結合日本企業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具體體現，分析中國儒家思想對日本企業文化產生的影響.

關鍵詞：

儒家思想；企業文化；影響

企業文化也被稱為企業精神，它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企業及其成員在長期生產經營和管理活動中所創造的、具有該企業特色的精神財富和物質形態，而文化觀念、價值觀念、道德規范、行為準則、歷史傳統、企業制度、文化環境、企業產品等，都包含在其中，他具體體現了企業的凝聚力，強有力的企業文化是成功企業的體現.文化是與民族分不開的，在日本國家、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中，日本企業文化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日本企業文化的特點也就代表了日本國家、民族文化的特點.而追根溯源，日本文化在形成過程中，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中國儒家思想文化的巨大影響.

1儒家思想的傳入及發展

公元5世紀左右，儒家思想傳入日本，據《古事記》、《日本書紀》記載，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是百濟的阿直岐和王仁，他們不僅帶來了《論語》、《千字文》等儒家經典，還曾為當時的皇太子講授儒家學說.平安時代末期，圣德太子高度重視儒學，編制了許多以儒學為基礎的典籍，如“冠位十二階”、“十七條憲法”等，基本上所用詞匯和資料，都來自儒家典籍.7世紀開始，中日兩國互派使者，打開了兩國文化交流的大門，來自中國的使者、留學生和僧人大量涌入日本.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大化革新”，其指導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他們的制度建立都是以中國的政治機構為藍本，確立了以儒學為基調的律令政治，使日本社會全面發展，儒家思想也由初期傳入進入到實際應用的階段.13世紀，日本開始流行起宋學，以“明經訓詁”為主的舊儒學逐漸的被以“義理”為主的新儒學取代，“新儒學”成為日本儒家思想的主流學說.德川幕府建立后，為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一種維護身份等級制度的御用思想被逐漸建立起來，而最適應這種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名分論”，德川幕府的正統思想體系由此形成.從近代日本明治維新以后，西方先進的文化和先進的科學技術逐漸代替了老舊的儒家思想，但日本文化依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在明治維新以前，“四書五經”基本上是日本學校的必交課程，日本知識界甚至以對“四書五經”的了解程度和掌握情況作為判斷學者水平高低的標準.而且，日本社會也把儒家思想的“忠、孝、仁、義”之道都吸收進來，等級森嚴的上下級體系在當今日本社會仍然保持著.由此可見，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發展，與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發展是相伴相隨的，儒家思想更是做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對日本民族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這種影響，在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都蔓延開來，其中就包括日本的企業文化.

2儒家思想對日本企業文化的影響

2.1“以人為本”———日本企業文化的核心日本企業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為本”，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中，“人”都被經營者作為企業的中心，因此“以人為本”的管理制度逐漸形成了.日本著名的“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就把員工看作企業最重要的資源，認為“企業即人，成也在人，敗也在人”.他自己的經營哲學就是：“首先要細心傾聽他人的意見”.他還曾經說過：“松下先塑造人，后生產電器.”而有“國際經營者”之稱的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說得更加直接明了：“使企業得到成功的，既不是什么理論，更不是什么計劃，而是人!”索尼公司的口號則是“要讓管理工作去適應人，而不是讓人去適應管理工作”.這些日本企業的管理思想都體現出了“以人為本”.另外，日本企業實行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只要員工沒有過錯，就可以在公司里從入職一直工作到退休，而且薪酬和地位也會隨著工齡的增加而得到提高.同時，日本企業非常重視對新員工的入職培訓和對在職員工的再教育，企業會根據公司的盈利情況，讓員工在公司內部或者外部、甚至去國外進行研修，不斷提高員工素質和業務能力，從而使其為公司做出更大的貢獻.以人為本，把提高勞動生產率與善于發揮和調動他人的積極性巧妙結合，這也是日本企業取得成功的一個奧秘.“以人為本”還有一個體現，那就是日本式的經營方法，也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家族式經營方法.日本人把企業當成一個“大家庭”，每個員工都是這個大家庭的“一員”，都應該與自己的“家庭”榮辱與共.公司的社交性活動計劃通常都排得滿滿的，表面上說自由參加，實際上是全員參加.公司還會拿出相當一部分資金給全體員工提供福利：從家屬補貼、交通費、職務補貼一直到公司住宅、宿舍、住房貸款、借貸的延期償還、存款、健康保險等，無所不包.毫無疑問，在這種“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下，大多數日本企業的員工都會因此認為，公司的經濟穩定就等于自身的穩定，公司的經濟發展就等于自身的發展，所以才會愿意為公司奉獻自己的全部力量，為公司發展做出最大的貢獻.

2.2“以和為貴”———日本企業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把“以和為貴”作為最高的社會價值原則，日本文化將他發揮的淋漓盡致，不僅把“以和為貴”的儒家思想吸收進來，在處理人際關系中，將他作為基本準則，并且把它引入到企業文化中去.例如，松下公司的“和親”、豐田汽車公司的“溫情友愛”、三菱電機公司的“養和精神”等，這些都反映了“以和為貴”的思想“.和能生財”這一觀點尤其在現代日本的企業管理中大行其道.在企業內部“,以和為貴”是調節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重要方式，“人和”被廣泛運用于員工與員工之間、上級與下級之間，即企業內部的團結.日本企業稱為“株式會社”，他的意思就是說企業如同一個大家庭，每一位“家庭成員”都有責任、有義務維持家庭內部的和諧、團結，從而來避免產生家庭內部矛盾.“以和為貴”在日本企業內部被相當重視，從而使企業員工內部產生了強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強烈的集團主義意識.松下幸之助認為，一加一等于二這是很顯而易見的法則，但是在人與人的關系調節上，如果編組恰當，一加一的答案可能遠遠大于二.可如果搭配不合適，一加一很有可能等于零,甚至有可能都會出現負數.所以企業內部員工之間的關系，是日本企業非常重視和調整的一部分，即使發現并解決員工之間的矛盾，從而建立起和諧、融洽、團結的良好關系.最重要的是，“以和為貴”還能改善勞資關系，弱化雇傭與被雇傭意識，使整個企業呈現一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諧景象，為企業以致整個日本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前提.

2.3“禮治、德治”———日本企業管理的圣經禮治和德治思想是孔子治國思想的兩個主要方面，孔子認為，在治理國家上，行政和刑罰只能使人因為害怕而不敢做壞事，卻不會使人有知恥之心，自覺不去做壞事，而用“禮治”來統一人們的行為，用“德治”來教化人們，卻能起到行政和刑罰起不到的作用.日本的企業經營者把“禮治”和“德治”思想引入到企業管理中來，管理員工時更多的以用“禮”和“德”來教化、管理員工，盡量不采用嚴格的管束和處罰的手段，使他們自覺自愿地遵守企業的規章制度，維護企業的整體利益，盡職盡責的為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奉獻自己的全部精力.因此，在招聘員工時，非常注重對員工道德品質方面的要求，入職以后還要對其進行道德品質方面的培養教育，在日后的晉升和提拔時，作為主要的選拔標準，就是道德素養.另外，在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中，特別強調統治者的身教，即統治者自身的道德修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因此日本的企業經營者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養，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各方面都要做員工的表率.而且在與員工交流時非常注意措辭，盡量避免給人留下高高在上的印象.例如著名的東芝公司董事長土光敏夫就是一位德才兼備的領導，他最崇尚的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則”，主張言教不如身教.他經常深入員工之中，與員工談心、聊天，認真傾聽員工的聲音，有時甚至會與員工一起舉杯暢飲，把酒言歡，充滿了人情味.這種情感上的交流深深打動員工，使員工都樂意為公司效勞，極大調動了員工們的積極性.

從以上論述中不難看出，中國的儒家思想對日本企業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儒家的重要經典《論語》，更是日本企業經營者的行動指南和商務圣經，在我國亦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日本許多有名的企業家，如澀澤榮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等，都把《論語》作為自己為人處世和企業經營管理的指南.尤其是被稱為“日本企業之父”的澀澤榮一，也被稱為“儒家資本主義的代表”，他將《論語》作為第一經營哲學，并在自己的著作《論語與算盤》中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就是“既講精打細算賺錢之術，也講儒家的忠恕之道”.當然，日本企業對儒家思想并不是無條件地全盤接受，而是有選擇地、批判性地繼承，并將有利于本企業發展的部分發揚光大.在日本經濟界與學術界共同構筑的“日本式經營”學說中，許多因素都具有儒家思想的特征，并特別強調儒家思想在經濟活動中發揮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們在分析研究日本企業文化時，一定要先認真研讀我國的儒家經典，在此基礎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的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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