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醫學計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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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精準醫學計劃范文

曹雪濤院士為大會致詞并宣布大會開幕。曹院士提出我國精準醫學發展要有序推進也要重點突出，在癌癥領域以外，我們需要擬定中國醫學技術的發展方向。

第一位演講嘉賓是中國科學院院士陳潤生，他以《精準醫療時代的大數據整合》為題為本次會議報告開篇。他認為，精準醫學在我國正處于一個非常火熱的狀態，是下一個醫療發展時代的開始。接著有中國工程院院士程京、張澤民教授、高遠教授、趙屹教授等多位專家講演，共同探討“精準醫學”在我國的發展現狀和前途。

解讀 魯灣

“精準醫療”近幾年來在國內外開始興起，各省醫療學術單位紛紛召開各種“精準醫療”研討會。如在鄭州召開的“精準醫療在臨床中的應用高峰論壇”，由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主辦的“精準醫療的基礎與應用國際研討會”等。去年國家科技部召開了我國首次精準醫學戰略專家會議。“精準醫療”已經納入國家十三五重大科技專項。2015年“中國個性化用藥――精準醫學科學產業聯盟”在上海成立。目前，清華大學正在依托清華長庚醫院籌建清華大學精準醫學研究院，建成一個面向校內外的開放式共享的科研平臺。國家科技部規劃在2030年前向精準醫學領域投入600億元。今年國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統公共服務平臺《關于對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精準醫學研究”2016年度項目安排進行公示的通知》，將61個精準醫學方面的重點項目信息進行公示，這是我國確立精準醫療計劃后，在精準醫學科研領域項目落地的起步。

我國早在2006年就首先提出“精準外科”的醫學概念，開始關注“精準醫療”。2011年美國醫學界首次明確提出“精準醫學”概念，2015年提出精準醫學計劃。

中醫曾提出過個性化治療思想，現在由于基因組測序技術的快速進步以及生物信息和大數據科學的交叉應用，個性化治療獲得了科學基礎，發展出一種新型醫學概念和醫療模式。因此，“精準醫療”比傳統醫療有了長足的進步。通過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和我國傳統醫學的結合，可以大大減少臨床實踐的不確切性，將醫學損傷控制到最低，克服大水漫灌的醫療模式。“精準醫療”關鍵在“精準”二字，它是把“病”的深度特征和“藥”的精確性緊密結合起來，從而形成一種高水平的醫療技術，由漫灌變成滴灌。

第2篇：精準醫學計劃范文

53歲的崔智青（化名），有半年多時間記憶力嚴重下降，有時連前一天做過的事都忘得一干二凈。崔智青一直以為，可能是上歲數了，腦子不靈了，也沒怎么當回事。

有一天早上，崔智青從劇烈的頭痛中醒來，才決定去醫院。北京協和醫院的醫生通過CT發現，崔智青腦部存在點狀鈣化灶，術后組織病理顯示是Ⅲ級的腦膠質瘤。

為了精準判定腦膠質瘤亞型，協和醫院與一家基因公司合作，為崔智青做了分子病理檢測，并依據檢測為其定制了治療方案，如今，他的病情處于穩定狀態。

崔智青是精準醫療的受益者。精準醫療，是一種根據每位患者的個體特征“量身定制”的治療方法。美國精準醫療集群項目文件將“精準醫療”定義為：一種新興的綜合考慮到居民基因、環境、生活方式等變量的疾病預防和治療手段。

2015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在美國實施“精準醫療計劃”;兩個月后，中國版“精準醫療計劃”出臺，計劃投入600億元;2016年初的“十三五”規劃綱要，將精準醫療納入其中;到如今，精準醫學重大專項成功立項，60多個科研項目相繼落地。

中美兩國政府的積極態度，促使大批的企業和投資涌入這一領域。然而，近日，精準醫療遭到了國際權威學術期刊《自然》和《新英格蘭醫學》相繼刊發的兩篇學術論文的質疑：“精準策略未給大多數腫瘤病人帶來好處”，“在癌癥的精準治療上，精準醫療還只是一種想象或假說”。

國內亦有專家批評“精準醫療計劃”有跟風嫌疑。這些壞消息，對寄希望于腫瘤精準醫療的患者而言，無疑是當頭一棒。 尚難惠及多數人群

在美國血液腫瘤學專家維奈?普拉薩德的論文中，崔智青只是“極少數受益者”之一。

維奈?普拉薩德在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奈特癌癥研究所工作，他對美國MD安德森癌癥中心登記的2600名癌癥患者，以及美國國立癌癥研究所登記的795名癌癥患者的病理進行了研究，發現前一組只有6.4%的患者能從精準醫療中獲益，后一組只有2%的患者能獲得療效。

他在刊發于《自然》雜志上的論文中提到，精準腫瘤治療的前景很不樂觀，最好的結果是在一小部分病人中看到短暫的病情緩解。維奈?普拉薩德認為，“精準醫療還沒有展示功效，或許未來永遠都不會。”

無獨有偶，加拿大安大略多倫多大學瑪格麗特公主癌癥中心的坦諾克和赫克曼，發表于《新英格蘭醫學》上的論文顯示：目前為止，幾個大型臨床實驗顯示，經過測序等分子診斷分析，大概有30%-50%的病人能找到可以解釋腫瘤惡變的相關突變;因為能用的藥物有限，只有3%-13%的病人能夠找到“精準”的藥物;即使使用上了配對的藥物，也只有30%的病人有療效。

被中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英國等多個國家重視的精準醫療，還未大展拳腳，便接連遭到兩篇研究論文的冷水澆頭，國內學術界“炸開了鍋”。

中國醫學科學院放射醫學研究所、輻射防護與藥物研究室原主任王晨光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腫瘤的精準醫療還沒給患者帶來較大的好處，這是現實，“就算患者做了全基因檢測，醫生知道了哪些基因發生了突變，但如果沒有相應的靶向藥物，臨床上就沒辦法進行治療”。

乳腺癌的一種治療藥物，針對的是雌激素受體，如果患者的雌激素受體是陰性的，藥物就沒有任何效果。“沒有治療手段的情況下，寧愿不進行基因檢測的診斷。”王晨光分析，針對突變基因的藥物用于臨床治療的還寥寥無幾。

然而，在國家精準醫療戰略專家委員會負責人、中國工程院院士詹啟敏看來，精準醫學是通過綜合的技術手段，包括組學分析、分子檢測、分子影像、分子病理，以及大數據分析等，幫助臨床選擇藥物反應良好的病人（包括放化療）。比如，精準醫療可以在生殖醫學中排除遺傳性疾病，幫助胚胎移植;幫助耳聾基因篩查;幫助產前診斷;幫助選擇耐藥菌的用藥;幫助和指導許多臨床用藥的準確性和安全性等等，“精準醫學不僅僅是靶向治療”。

崔智青患的腦膠質瘤，是腦瘤中常見的一種惡性疾病，存在不同的亞型，不同亞型患者的生存時間不同，有的患者生存期10年以上，而大部分患者只有1年-1.5年。如何判斷亞型及確定進一步的治療方案，一直是臨床上面臨的巨大挑戰。

在給崔智青做了分子病理檢測后，醫生發現他對放化療敏感，而且生存期較長，于是，為他制定了 “放療+輔助化療”的診療方案，之后的治療也顯示，這套方案對他的恢復很有幫助。

因為有崔智青這樣的案例隨時可能發生，詹啟敏對上述兩篇論文發聲道：（論文研究者）他們沒有真正理解精準醫學的內涵，還是用傳統的醫學統計學的思路來判斷精準醫療的結果，“作者僅僅以幾個腫瘤臨床試驗的結論對整個精準醫學發展的負面結論，既不科學也不理性”。

中國專家與歐美各國對精準醫療的定義有一定差異。歐美國家所說的精準醫療，大多圍繞腫瘤、白血病基因測序和治療，強調遺傳基因信息的主導作用;中國專家對“精準醫療”的理解則更廣泛，不僅限于遺傳基因信息，還包含整合現代醫學的先進科技手段和傳統醫學方法。

在北京協和醫院神經外科主任馬文斌看來，目前精準醫療研究展現的一些不確定性甚至失敗，都不能算是白費錢。正是需要不停地從失敗的案例中找到規律，“從精準醫療的整個發展歷程來看，只能前仆后繼”，現在仍處于腫瘤精準醫療發展的最初階段，只有一小部分患者受益的情況很正常，“現在的研究工作還不夠，找不到大部分人群”。 基因檢測，用還是不用？

繼美國政府宣布啟動2.15億美元的精準醫療行動后，2015年3月，中國提出了一個600億元的精準醫療計劃，并了第一批腫瘤診斷與治療項目高通量基因測序技術臨床試點單位名單。精準醫療何以能引得中美兩國斥巨資布局？

這是因為精準醫療似乎讓全球醫學界看到了新希望。醫學界最為頭疼的腫瘤，是人類不得不面對的最大殺手。雖然可以通過手術、放療、化療、生物治療等手段進行腫瘤治療，但由于缺少對影像和病理學檢查可及范圍以外的腫瘤狀態的認識，醫生無法預測患者腫瘤治療的最后效果，無法判斷腫瘤的復發和轉移，導致即使清除了腫瘤腫塊，仍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在幾年內死亡。

腫瘤之外，其他所有的頑疾均面臨這種情況。基于此，中美政府推出精準醫療計劃。目前，中國精準醫學重大專項已經立項，并已通過兩次評審，落實到60多個項目。詹啟敏曾撰文稱，“目前，我國基因組學和蛋白質組學研究位于國際前沿水平，分子標志物、靶點、大數據等技術發展迅速，部分疾病臨床資源豐富、病種全、病例多、樣本量大，并擁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基地和團隊，這些都意味著我國開展精準醫療的基礎并不落后于西方國家。”

不過，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醫學專家對《財經》記者表示，中國的精準醫療不算領先，只是在一些單一的技術，如基因組學方面比較超前，但是比較復雜的，比如個體化藥研發的進展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

在國內，這一計劃顯然沒有獲得一致的贊同。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趙斌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說，中國的精準醫療確實是對美國計劃的跟風，“既然已經啟動了，以后的路要中國自己來走了”。

國內的精準醫療最顯著的項目是基因檢測，隨著基因檢測成本的下降，醫療機構內的價格也隨之降低。但由于其還不屬于醫保支付范疇，檢測部分的費用由患者承擔，在崔智青的治病費用中，有8000多元的基因檢測費用由自己承擔。

目前，技術所限，做一套全基因組測序，需要患者支付1000美元左右的費用，這對于一些重癥患者來說，無疑是額外的負擔。維奈?普拉薩德稱，精準醫療雖不一定有功效，可絕對會發生的則是副作用和昂貴的治療費用。

事實上，精準醫療還遠沒到臨床應用的階段。思路迪精準醫療創始人熊磊判斷，“目前絕大部分人包括公司所理解的精準醫療，可以說，連腫瘤基因組數據的本質都沒有基本的理解。”

目前，推廣臨床精準治療的公司，以測序公司為主。王晨光對《財經》記者分析，中國科研的浮躁狀態，往往有了就要用、就往臨床上推。美國還僅限于少數的臨床試驗階段，中國在臨床應用上已經著急跑到前面。

對于目前還沒有靶向治療手段與藥物的疾病，“檢測出來沒辦法治療，也沒用，心理素質不好的患者還被嚇個半死”。上述醫學專家說。

國際癌基因組聯盟（ICGC）通過對1.4萬個全基因序列分析，發現近1300萬個基因突變，發現的這些基因突變和患者腫瘤大小等重要臨床數據，并沒有關聯。“如果做了全基因組測序，每個人的測序結果都會有跟‘標準’序列不一樣的地方，但是沒有靶向治療藥物與方案，僅僅知道這些有什么用呢？”王晨光表示。

即便在美國，精準醫療也僅僅是處于比較早期的科研階段，且僅有四家基因檢測的研究機構，美國食品和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嚴格的監管，使得違背批準的基因檢測服務無法在醫療機構中開展。

曾經一度被追捧的23andMe，就于2013年12月被FDA叫停。23andMe公司此前出售的基因檢測儀器使用試劑僅為99美元，被檢測者只需采集自己的唾液即可分析出DNA特征，可檢測是否患上糖尿病、心臟病、乳腺癌等240多種健康預測。

FDA稱，23andMe違反了聯邦法律，只有獲得FDA批準的醫學測試才被允許做基因檢測，由于該儀器的錯誤判斷可導致不必要的手術發生。疾病檢測具有一定風險，萬一檢測失誤，人們由于恐懼將來會得乳癌就做了切除手術，人們的健康損失、誰來擔此責任都成了不得不考量的問題。 泡沫爭論四起

并不是每個人都像崔智青那樣幸運，在規則不清時，企業急于推入臨床，兼之有關部門的監管不嚴，給一些醫療機構與基因檢測公司以可乘之機。陳偉珊成為這場失去方向的熱潮中的一個犧牲品。

江蘇省江陰市塘鎮的農民陳偉珊，聽信了一家基因檢測公司的廣告，前后花了30萬元為家人做了全基因檢測，并根據檢測結果購買了推薦的保健品。

在拿到基因檢測公司六大本、300頁的精美檢測報告后，陳偉珊一家蒙了：除了扉頁的個人身份信息，與結尾處推薦購買的一大堆保健品，其他內容根本就看不懂。

“最讓家人擔心的是，報告中還羅列出各種癌癥與其他重癥得病的幾率。”陳偉珊的侄子王虹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說，“我們也看不出來報告由什么區別，如果蓋上名字，報告都分不清是誰的。”

接觸這家既做保健品又做基因檢測的公司，陳偉珊是被一個鄰居介紹去的。傾家蕩產后，才反應過來是上當的陳偉珊，用一個月的時間默默安排好了后事：交代好房屋租賃的申請，把剩下的保健品送人，還叮囑對方注意保質期。而后，陳偉珊在一處只有1米多深的河溝，抱著一棵倒下的樹，將自己溺死。

王虹向《財經》記者提供的資料顯示，陳偉珊獲得的“健康風險評估與指導書”中寫道：基因檢測技術采用現代分子生物學方法，意在檢測與疾病有關的基因變異情況，結合家族病史、環境因素等信息，推斷疾病發生的可能性。

“一些公司往往與醫院合作進行二代測序，而且幾乎都是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沒有批準的二代測序，屬于非法操作。” 王晨光分析。

基因檢測產品要在臨床醫療使用，需要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下稱國家食藥監總局）的批準，提供基因檢測診斷的醫療機構則需要國家衛生計生委批準。

目前，只有無創產前基因檢測得到批準，其他如腫瘤癌癥、遺傳病基因檢測等產品要進入醫療機構，需要向CFDA申請注冊，獲得批準。

2014年2月，國家食藥監總局和國家衛生計生委叫停基因檢測，7月，首次批準第二代基因測序診斷產品上市，而這些產品都是產前基因檢測。目前，除產前檢測外，其他二代測序產品均未通過國家食藥監總局審查。腫瘤方面，只有2015年初，衛生計生委通過了第一批腫瘤診斷與治療項目高通量基因測序技術臨床試點單位名單。

在王晨光看來，有關部門的監管不嚴，給一些醫療機構與基因檢測公司以可趁之機，“有些醫生開方子，通過醫院的腫瘤科、檢驗科、病理科等，與公司合作做檢測，收入分成，而患者的收益并未超過傳統分子診斷”。

自去年中國推出精準醫療計劃以來，數百家一哄而上的公司打著精準醫療的名號，卻只是做基因測序，沒有其他核心技術。王晨光分析，精準醫療的“泡沫”肯定是壞事，尤其是對患者，本身腫瘤患者經受了很多經濟上的負擔，再讓他們做沒有用的測序，是不負責任的。

11月19日，在2016中國醫健創新創業大會上，匯添富基金醫藥投資總監周睿介紹，如今大約有1600多家企業與精準醫療相關，大部分的企業沒有核心技術、團隊和商業模式。

與互聯網方面的投資不同，醫療方面的投資風險主要是科學性，不是可運營性。美國Hudsonalpha生物科技研究院研究員韓健撰文稱，“多買幾臺測序儀，多雇幾個人，并不能加速解決精準醫療概念本身的瓶頸。至少在現階段，在科學上的關口（腫瘤的異質性）還沒有被攻克以前，大規模的商業運作只能加速泡沫的破滅。”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火石創造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7月份，國內共有醫療投資公司276家，精準醫療投資標的共計171家，2014年與2015年兩年共增加270多家精準醫療公司。截至2016年9月，共有32家精準醫療公司完成融資，其中A輪20家、B輪11家、C輪1家;共有9家公司得到億元以上的融資。

第3篇：精準醫學計劃范文

[關鍵詞] 精準醫學； 口腔精準醫學； 個體化醫療； 生物樣本庫

[中圖分類號] R 78 [文獻標志碼] A [doi] 10.7518/hxkq.2015.03.021

[Abstract] The completion of human genome project and the progress in medical practice have inevitably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ecision medicine， which is a medical model that proposes the customization of medical care including medical decisions， practices， and/or medical products with patient’s genetic backgrou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life behavior being taken into account. The current work proposed precision stomatology for the first time， and by integrating data reported in recent literature， we described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precision stomatology in multiple disciplines in modern dentistry.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recision stomatology and its future challenges have also been discussed.

[Key words] precision medicine； precision stomatology； personalized medicine； biobank

2011年美國科學院、美國工程院、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及美國科學委員會共同發出“邁向精準醫學”的倡議，并首次提出了精準醫學（precision me-dicine）概念[1]。精準醫學可歸納為P4醫學，即前瞻性（predictive）、預防性（preventive）、個體化（personalized）及參與性（participatory）[2]。精準醫學是以個體化醫療為基礎，隨著各種高通量組學技術快速進步以及生物信息與大數據共享的交叉應用而發展起來的新型醫學概念與醫療模式。精準醫學有賴于基因組、轉錄組、蛋白組、代謝組等組學技術和生物醫學前沿技術，對大樣本人群與特定疾病類型進行生物標記物的分析與鑒定、驗證與應用，從而精確尋找疾病的原因和治療的靶點，并對一種疾病不同狀態和過程進行精確亞型分類，最終實現對疾病和特定患者進行個體化精準診療，提高疾病診治與預防效益。

精準醫學研究正成為國際醫學領域的前沿與焦點。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5年國情咨文演講中正式提出了“精準醫學計劃”（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擬研究個體遺傳變異在疾病發生、發展中的作用，了解疾病治療的分子基礎，加速推動個體化精準醫療的發展。精準醫學也引起了眾多國內醫學工作者的關注。王辰院士領銜的研究團隊已制定了臨床常見病種的個體化精準治療指南，通過中國健康促進基金會平臺，在國內上百家三甲醫院建立精準醫學中心，根據患者基因特征，開展個體化精準藥物治療，取得很好的效果。

口腔醫學作為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口腔疾病都基于個體遺傳與環境因素，全身系統性疾病與口腔健康也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現代口腔醫學需主動參與全球醫學研究前沿，構建新的口腔疾病知識網絡，優化口腔疾病個體預防、診斷及治療，提高口腔醫療的均等性、可及性和先進性，降低重大口腔疾病的發病率，提升疑難疾病的治愈率，實現口腔精準醫學（precision stomatology），促進中國醫療事業的發展。

1 口腔疾病的精準醫療

當前口腔疾病的診治主要基于臨床癥狀和病理學表現，但一些臨床或病理分型相同的疾病，經過相同臨床治療的效果并不相同，提示現有口腔疾病診療遠未達到個體化水平。口腔精準醫學應當深入研究個體差異對口腔疾病發生、發展的影響，根據疾病發生的遺傳背景，結合環境與宿主生活習慣等因素，建立新的口腔疾病知識網絡，實現個體化的疾病“精準預防”與“精準診治”。下文以口腔醫學各學科典型疾病為例，結合近期相關研究進展，闡述口腔精準醫學對各學科發展的指導意義。

1.1 口腔癌

美國的精準醫學計劃主要從腫瘤防治新途徑入手，旨在基于分子標志物對腫瘤進行分類，并針對關鍵分子靶點制定個性化的治療方案，促進疾病的預后[2-3]。口腔癌是頭頸部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主要包括唇癌、牙齦癌、舌癌、軟硬腭癌、頜骨癌、口底癌、口咽癌、涎腺癌和上頜竇癌以及發生于顏面部皮膚黏膜的癌癥等。廣義的口腔癌包括眼眶以下、頸部以上范圍內所發生的癌癥，絕大部分屬于鱗狀上皮細胞癌，統稱為頭頸部鱗狀細胞癌（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HNSCC）。中國是HNSCC的高發地區。全球HNSCC致死率在癌癥致死率中排名第六，診斷后5年生存率不及50%，屬預后較差、毀容性疾病。過去30年間，手術、放療及化療等治療手段的發展對HNSCC患者生存率的提高有限。如何早期檢測HNSCC病損，尋找有效藥物靶標治療晚期和復發患者，是亟待解決的難題。獲得與臨床相關的癌變分子標記，實現早期診斷、有效阻斷、靶向治療，成為HNSCC精準醫療的關鍵。

鑒于口腔腫瘤與唾液在解剖學上的密切關系，以及唾液生物學樣本易獲取、轉運、保存的生物學特點，近年來唾液組學借助各種高通量組學技術，從大規模口腔癌患者人群唾液樣本中篩選出大量的生物標記物，為口腔腫瘤的早期診斷與個體化治療提供了眾多潛在的分子靶點。美國加州大學牙學院科學家團隊建立了唾液組學知識網絡，包括Saliva Ontology和SdxMart兩大功能模塊，前者通過統一的語言，實現不同研究者間以及唾液組學與其他系統組學間的數據對接；后者通過可視化界面，實現對口腔癌及其他常見口腔疾病在蛋白組、轉錄組、非編碼小RNA、代謝組等層面分子標記物查找，旨在有效整合與共享唾液組學研究數據與臨床資源，促進基礎研究成果向臨床口腔癌精準醫療的轉化[4]。

近期針對頭頸部腫瘤組織的高通量測序研究表明，多數HNSCC中存在一些基因突變[5-8]，包括p53信號通路相關的TP53[9]、與有絲分裂相關的PIK3CA[10]以及Notch信號通路相關基因（Notch1、Notch2以及Notch3）等[11]。另外，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基因突變（936 C>

T）以及GSTM1功能失活突變均被證實與亞洲人群口腔癌的易感性密切相關[12-13]。針對上述分子靶點設計個體化基因治療，將有助于實現口腔癌的精準治療。四川大學華西口腔醫院李龍江教授團隊對口腔癌不同階段患者接受基因治療敏感性的臨床研究積累了長期經驗，近期研究發現重組腺病毒p53基因治療結合常規化療可顯著提高口腔鱗狀細胞癌三期患者的生存率，但對口腔癌四期患者生存率無明顯促進效果[14]，提示建立針對口腔癌臨床分期的個體化精準醫療勢在必行。

值得注意的是，約有62%的口腔鱗狀細胞癌來源于口腔潛在惡性病損（oral potential malignant le-sion，OPML），后者主要包括白斑、紅斑及扁平苔蘚等口腔黏膜疾病。對于OPML患者，早期診斷與惡變風險評估尤為重要，早期干預能夠顯著提高患者生存率及生活質量[15]。目前研究[16]已發現一些可導致OPML惡變的風險因素，包括病理組織學改變和環境因素，然而通過這些風險因素來判斷OPML是否可能惡變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5]。研究發現個體基因背景與OPML惡變與否顯著相關。具有惡變傾向的白斑病變組織中觀察到p53高表達，或p53低表達的同時伴有Ki67高表達[17]；具有惡變傾向的紅斑病變組織中p53突變率較高[18]。通過對不同階段OPML及口腔黏膜原位癌患者的病變組織樣本進行組學分析，發現了一些功能基因拷貝數改變以及mi-RNA改變與OPML進程密切相關[15，19]，提示基因轉錄調控及轉錄后調控可能參與了OPML惡變過程。深入研究個體基因信息與OPML轉歸的關系，建立新的疾病分類體系，對早期診斷及精準治療具有惡變傾向的OPML有重要意義。

1.2 口腔感染性疾病

齲病是最常見的口腔感染性疾病，可對牙體硬組織造成不可逆的損害，因此個體的齲病風險評估及早期干預尤為重要。通過動物實驗及臨床回顧性研究，已發現了一系列患齲風險因素，包括致齲微生物檢出率、高糖飲食、口干癥等。然而近期研究顯示，部分人群即使暴露于高致齲風險因素，其患齲率仍較低，而一些較少暴露于上述齲病風險因素的人群，其患齲率卻比較高，提示現有齲病風險評估系統尚存在局限性，可能與忽略了個體遺傳背景及缺乏對個體口腔微生物群落結構與功能的整體評價有關。動物實驗[20]及流行病學調查發現遺傳因素與齲病發生相關[21]；進一步通過連鎖分析及關聯分析，發現某些參與釉質發育、味覺喜好、唾液組成及宿主免疫的基因與齲病易感性相關[22-23]。隨著高通量測序技術的發展，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作為一種非假說驅動的開放式研究，已成為篩選、鑒定更多與齲易感性相關基因的有力手段[24-27]。Shaffer等[24]早在2011年對3～12歲乳牙列患齲兒童進行了全基因組掃描與關聯分析，發現包括ACTN2、EDARADD、EPHA7、LPO、MPPED2、MTR、ZMPSTE24在內的7個新基因與患齲風險密切相關。進一步整合現有齲病相關GWAS研究數據進行meta分析發現，MPPED2與乳牙患齲風險顯著相關，而ACTN2與乳牙和恒牙患齲風險均顯著相關，提示MPPED2和ACTN2可為齲病精準預測和精準治療提供潛在分子靶點[28]。

牙周病也是常見的口腔感染性疾病。1999年牙周病分類世界研討會根據牙周病的臨床表現、牙周微生物群落、全身系統性疾病等因素，將牙周炎分為4類：慢性牙周炎、侵襲性牙周炎、全身系統疾病伴發性牙周炎及壞死性牙周炎。由于早期慢性牙周炎與侵襲性牙周炎在臨床表現、微生物群落、組織學形態等方面無法精確鑒別，現有牙周病分類系統已無法有效指導臨床醫生對一些個體進行早期干預，導致一些侵襲性牙周炎患者在已造成較嚴重牙周組織損害后才得到針對性治療。有研究[29]指出可通過家族聚集、基因信息及一些環境因素對侵襲性牙周炎進行風險評估。Kebschull等[30-31]通過對120例慢性牙周炎或侵襲性牙周炎患者的牙周組織進行轉錄組分析，并通過計算機進行聚類分析將所有樣本分為兩類；發現基于轉錄組信息進行的分類與個體牙周炎相關指標（炎癥破壞程度、牙周微生物群落等）更為相符。上述研究提示：根據個體基因信息與牙周疾病的關系，對牙周炎進行全新的分子生物學分類，可對牙周炎風險進行精準評估，從而對一些高風險人群進行預防及早期治療。

由于人體是由人自身細胞及定植于人體內部及表面微生物共同組成的超級復合體[32]，對影響人體功能及健康的第二基因組――微生物組進行系統性、群落性和差異性研究，也必將為口腔精準醫學提供新模式。借助于高通量測序與生物信息學技術的發展，學者們[33-34]對健康與疾病狀態下口腔微生物群落多樣性及功能組成進行了深度掃描，研究結果發現了大量與齲病、牙周病及口腔黏膜感染相關的微生物與功能基因簇，為疾病的精準預測與診療提供了海量的生物學標記。以齲病為例，除公認的鏈球菌、乳桿菌及放線菌外，丙酸桿菌、韋榮菌、顆粒鏈球菌、纖毛菌等多種細菌在健康及疾病人群之間的分布存在顯著差異，這些細菌在疾病發生中的作用及其對疾病風險預測的價值有待深入研究。

發生在牙齒不同部位（釉質、牙骨質及牙本質）的齲損組織內微生物組成也存在顯著差異，齲病不同進展階段的微生物組成也發生了明顯演替[35]，提示對臨床表現不一和/或處于疾病不同發展階段的人群采用單一的檢測、診斷及治療齲病的方式必將造成部分患者的防治失敗，發展口腔精準醫學在齲病防治領域勢在必行。在對牙周病相關微生物組的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不但篩選出了牙周病狀態下差異分布的微生物群落組成，還發掘出了差異性富集的功能基因及轉錄子。筆者所在課題組采用人體微生物功能基因組芯片技術發現了編碼毒力因子、氨基酸代謝、糖胺聚糖代謝和嘧啶代謝相關的功能基因在牙周炎患者中大量富集[36]。最近一項針對牙周炎患者齦下菌斑宏轉錄組的研究[37]發現，絕大多數表達上調的致病毒力因子主要來自一些以往被忽視的微生物。除齲病及牙周病這兩大口腔最常見的感染性疾病外，筆者所在課題組對放療導致口腔黏膜炎患者口腔細菌組成進行了全面分析，發現擬桿菌屬、費克藍姆菌屬、葡萄球菌屬組成豐度在放療性黏膜炎發生、發展過程中產生了顯著變化，這些差異性分布微生物表型是否可作為疾病預防及診斷的分子生物學標記亟待證實。

口腔常見感染性疾病防治研究進展提示，口腔精準醫學需全面考慮宿主遺傳因素與微生物群落因素對口腔常見感染性疾病發生、發展的影響。找尋與疾病發生密切相關的宿主基因及核心微生物組，建立全面的疾病風險評估系統，可建立更為有效個體化預防措施和治療方法，如基于核心微生物群落組成與功能的椅旁診療系統和分子靶標疫苗，以及基于宿主易感基因的個體化基因治療。

1.3 唇腭裂（cleft lip and palate，CLP）

CLP是一種由環境和遺傳因素交互作用所導致的多基因遺傳性疾病，是人類常見的出生缺陷。在世界范圍內，CLP發病率約為1.7‰。CLP不但直接影響患者發音、聽力、吞咽等生理功能，還可影響患者長期心理健康，嚴重影響患者生存質量。口腔精準醫學對CLP的診治目標是：深入研究CLP發生的遺傳機制，根據不同分子生物學發病機理對CLP進行分類，實現精確的早期診斷，甚至胚胎期個體化基因治療。由于頜面部發育過程中有多種基因與信號傳導通路參與，任何環節的錯誤都有可能導致CLP發生，具有顯著的遺傳異質性，因此對CLP遺傳機制的研究較為困難[38]。通過以家系或人群作為研究對象，采用連鎖分析[39]、外顯子測序[40]、GWAS[41]等遺傳學研究手段，篩選與CLP發生相關的基因，進一步通過動物實驗，驗證并探究這些基因在CLP發生過程中的作用，目前已發現IRF6基因、Wnt/β-

catenin及BMP信號通路等功能異常與CLP發生密切相關。進一步整合遺傳學研究成果，以不同表型的CLP為研究對象，一方面采用組學研究方法，發現更多與疾病發生相關的基因；另一方面優化前瞻研究模型，探索不同基因異常導致CLP發生的分子機制，對實現CLP的精準醫療有重要意義。

1.4 錯畸形

錯畸形由遺傳因素與環境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Angle錯分類將其分為Ⅰ～Ⅲ類。對于個別類型錯畸形，通過早期預防矯治、阻斷矯治等干預措施，能阻礙其發生、減輕其畸變程度或改善后續的治療效果。然而基于家族遺傳史、早期口腔檢查及影像學檢查等，難以在早期對疾病進行精確的風險評估及診斷。深入研究錯畸形發生的遺傳機制，將利于錯畸形早期診斷，并可通過基因信息判斷某些患者的治療效果[42]。

目前普遍認為Ⅲ類錯畸形是一種多基因遺傳性疾病[43]，但也有家系研究[44]表明Ⅲ類錯畸形為單基因遺傳疾病，具有孟德爾遺傳疾病特征，提示Ⅲ類錯畸形可能存在擁有不同遺傳發病機理的亞型。全基因組連鎖分析發現一些基因座上的遺傳信息改變與Ⅲ類錯畸形發生相關[43]。關聯分析發現一些影響髁突軟骨生長的基因，如IHH、PTHLH、VEGF、RUNX2、SOX9等，與Ⅲ類錯畸形的發生密切相關[43]。 通過對4個家系進行外顯子測序，發現DUSP6的一個錯義突變與Ⅲ類錯畸形顯著相關[45]。通過GWAS等手段可獲得更多與錯畸形發生相關的候選基因，進一步對候選基因的機制研究亦將闡明其與錯畸形發生及預后的關系，最終可實現通過個體遺傳信息對某些錯畸形進行早期診斷并進行傳統的早期治療，甚至針對某些導致錯畸形發生的遺傳因素進行精確的基因治療。

1.5 牙列缺損與缺失

牙列缺損、缺失是口腔最常見疾病之一，嚴重影響咬合功能和全身健康。種植義齒修復是目前治療牙列缺損、缺失的理想方案，成功率高達90%，但是一旦牙種植失敗將對患者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與健康危害。骨整合是牙種植修復成功的重要標志之一，其過程類似骨愈合，依賴于宿主的組織修復能力及免疫反應。臨床研究發現一些骨整合失敗的風險因素，包括吸煙、系統性疾病、手術感染與創傷等因素。然而尚有一些骨整合失敗病例并不能完全由以上臨床指標解釋。一些學者[46]發現牙種植失敗存在聚集現象，即常發生于某些特定人群。目前認為牙種植失敗存在遺傳易感性[47]，發現和鑒定與牙種植體失敗相關的個體遺傳信息，一方面可精準評估個體牙種植失敗風險，為高風險人群制定個性化修復方案；另一方面可在高風險人群牙種植修復過程中進行精準靶向干預，提高牙種植成功率[47]。

目前針對牙種植失敗相關遺傳因素的研究仍局限于對一些參與骨代謝的基因進行關聯分析，研究發現IL1B[48]和MMP1[49]等基因與牙種植體失敗相關。為能更全面地發現與牙種植失敗相關的基因多態性，GWAS、外顯子測序等高通量研究技術將是有力的工具。此外，還需建立更多的動物模型研究，對候選基因進行功能驗證，并探究其分子機制。

1.6 其他

目前關于兒童口腔疾病發生、發展的分子機制研究相對較少。兒童早期齲（early childhood caries，ECC）定義為71月齡以下兒童發生的乳牙齲損。ECC病因與其他類型齲病有一致性，但亦存在一些特有的風險因素[50]，如產婦口腔健康情況以及生活習慣（糖、果汁攝入等）。遺傳因素也是ECC病因的重要組成部分，Bagherian等[51]發現ECC患兒基因組HLA-DRB1等位基因頻率顯著高于無齲組兒童。基于現有研究對ECC經行風險評估與早期預防仍具有局限性，需要更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牙釉質發育不全（amelogenesis imperfecta，AI）是一系列影響釉質形成或礦化過程的遺傳性疾病，具有多種表型以及遺傳異質性。迄今已經發現數十種基因異常與非綜合征型先天性AI發生相關，包括AMELX、ENAM、AMBN及MMP20等[52-53]。進一步以不同表型AI為研究對象，利用組學研究手段發現更多的與疾病發生相關基因突變，通過機制研究探索其發病的分子生物學機理，可為AI的基因診斷與基因治療奠定基礎。

另外，上述一些口腔疾病（如CLP、錯畸形等）的“精準預防”與“精準診治”與兒童口腔醫學范疇有明顯重疊。兒童口腔醫學的特點決定其應當承擔個體早期信息采集工作，推動口腔精準醫學相關研究與臨床進展。

2 實現口腔精準醫學的挑戰

2.1 構建口腔疾病知識新網絡

現有口腔疾病定義與分類存在局限性，即主要基于疾病的臨床表現及組織病理學改變，但一些臨床指標及病理學指標的判讀具有主觀性，導致一些疾病的診斷不夠精確。以表型為依據的疾病分類方式對一些在分子機制上不同而表型相似的疾病無法精確區分，導致采取同一種治療方法針對不同患者取得的療效差異顯著。另外，某些疾病的臨床表現、組織病理學表現具有滯后性，傳統方法往往只有在疾病已造成嚴重損害時才能進行相應診療。口腔精準醫學要求針對口腔疾病發生的分子機制進行深入研究，對口腔疾病進行新的分子生物學定義或分類，從而形成口腔疾病知識新網絡[1]。口腔精準醫學所構建的口腔疾病知識新網絡應具有系統性、準確性、個體化及前瞻性，并以實現口腔疾病椅旁診療與口腔衛生宣教為主要目標。具體需實現對當前已獲得及后續將要獲得的高通量組學研究（基因組、轉錄組、蛋白組、代謝組）海量數據和患者臨床信息的結構化存儲和數據管理，實現臨床采樣、樣本分析、患者臨床信息、牙醫診療方案等核心步驟的高效整合；開發數據庫快速檢索和智能化數據挖掘工具，進行多角度樣本對比與聚類，挖掘分子遺傳信息與患者臨床表現及檢測報告的相關性，通過各種交互式、可視化、圖形化操作界面，最終自動生成口腔精準醫學診斷報告與治療方案，服務于牙醫和患者。

筆者所在研究團隊在長期從事口腔內科學相關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上，正在著手建立口腔菌群臨床助診系統。該系統的建立將實現椅旁采集個體口腔菌群樣本，應用高通量測序技術獲得菌種組成等數據，匹配宿主臨床信息，實現海量測序數據與患者口腔健康狀態的結構化存儲和數據管理；圍繞顯微成像與宏基因組學兩類數據，通過智能化的數據挖掘，自動生成口腔微生物群落臨床助診系統檢測報告，并根據牙醫和患者需求，通過電腦、iPAD和智能手機等新一代醫患溝通工具，探索和示范新一代移動遠程口腔醫療系統，對口腔感染性疾病進行“精準預防”及“精準診斷”。

2.2 組建口腔生物樣本庫

精準醫學建立在大規模人群組學研究基礎上，依賴于高質量、大數量的生物樣本，包括人體血液、尿液、病變組織及微生物群落等。因此，建立具有完整臨床信息的高質量生物樣本庫是21世紀個體化精準醫療的關鍵[54]。

生物樣本庫要求采集范圍廣，即要求納入的個體數量多，又要求采集的樣本種類多。例如丹麥國家生物樣本庫，含有1 500萬份生物樣本，包括血漿、血清、DNA等樣本，全國每天新增入庫的樣本約有1 000多份[54]。口腔精準醫學生物樣本庫不但包括血液、組織、DNA等生物學樣本，還應包括口腔菌斑、唾液等樣本。

生物樣本庫的建立還需配套的管理與安全維護工具：首先，樣本庫應當實時動態更新，以確保基于生物學樣本的研究能準確揭示疾病動態變化的分子機理；其次，用于組學研究的生物樣本需在較長時間內維持高質量，一些易降解破壞的DNA、RNA樣本需要科學的保存；另外，在生物樣本庫的建立過程中還需加強對與之配套的信息化管理數據庫的安全維護，特別注意在各生物樣本庫數據共享過程中針對涉及個人遺傳信息方面的隱私保護。

隨著“十二五”國家科技計劃的推進，我國的生物樣本庫建設取得了蓬勃發展，其中臨床疾病樣本庫和流行病研究人群對列樣本庫備受關注。筆者課題組在“十二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支持下，充分利用依托單位四川大學華西口腔醫院巨大的臨床患者資源，建立了口腔臨床樣本采集規范，包括嚴格的納入排除標準、樣品采樣（唾液、軟組織、菌斑）、標記和轉送、樣品處理、鑒定、分類、保存標準。在該系列流程的規范下，四川大學口腔疾病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已建立了我國人口腔微生物組資源庫。在口腔生物樣本庫的建設過程中，國際同行在臨床資源采集與安全管理方面有哪些可借鑒的經驗，國內多中心聯合樣本庫建設現狀、遇到問題和困難，如何提高國內口腔生物樣本庫樣本的數量與質量，加強生物樣本實體庫與信息庫的安全管理，加速建設緊密圍繞口腔臨床重大疾病的生物樣本庫進而為口腔精準醫療提供有力的支持，是我們將長期面臨的一系列的實際問題。

3 結語

精準醫學模式的提出集合了諸多現代醫學科技發展的知識與技術體系，體現了現代醫學理念“簡單到復雜，復雜到精準”的發展趨勢，也代表了臨床實踐發展的方向。盡管現階段美國的精準醫學計劃主要旨在實現腫瘤的精準醫療，但在這場圍繞精準醫學開展的未來醫學格局的競爭中，應立足國情，明確自身優勢，從腫瘤和非腫瘤疾病兩方面入手，加速利用我國巨大的患者資源轉化為促進臨床診療技術進步的戰略資源。與傳統口腔醫學模式相比，口腔精準醫學旨在把人們對口腔疾病機制的認識與生物大數據和信息科學整合交叉，精確進行疾病分類及診斷，為疾病患者提供更具針對性和有效性的防療措施，既有生物大數據的整合性，也有個體化疾病診治的針對性和實時檢測先進性。有理由相信，口腔精準醫學將帶來一場新的醫療革命，并將深刻影響未來醫療模式。在口腔精準醫學臨床研究方面，中國與美國處于同一起跑線，亟需國家大力投入與布局，整體提升我國口腔精準醫療水平及其轉化應用領域的核心競爭力，為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全面實現科學技術總體規劃目標和造福人類做出更有力的推動和重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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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精準醫學計劃范文

快速發展的康復醫學 

康復醫學，在很多人心目中還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甚至還停留在簡單的理療，或者針灸、推拿等傳統中醫康復治療的階段。而實際上，隨著醫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康復醫學科已逐漸形成了一套細分化、專業化和科學化的體系，成為以改善患者的功能障礙為核心，強調功能訓練，提高患者生活質量和回歸社會為最終目標的醫學學科。 

作為國內最早建立的康復醫學科之一，華山醫院康復醫學科成立于1957年，在歷年的全國最佳專科（康復醫學專業）排名中位列全國前茅。目前，科室的學科發展方向以神經系統疾病康復和骨關節系統疾病康復為重點，開展多方向的綜合性康復醫療服務。設有頸肩腰腿痛、腦卒中、腦外傷、脊髓損傷和骨關節損傷等5個普通專病康復門診。同時，承擔了神經內科、神經外科、骨科、感染科、重癥監護室、老年病房、外賓病房和高等病房等患者的康復治療和會診轉診工作，建立起“急癥醫院病房-康復中心-社區康復”的三級康復網絡，開展科學、系統和全面的康復治療。目前開展的綜合康復治療包括：物理治療（PT）、作業治療（OT）、言語治療（ST）、娛樂治療（RT）、心理治療、支具矯形器等，以及中國傳統醫學康復治療，如針灸、推拿和中藥等。 

科室成立60年來，在腦卒中及顱腦損傷特別是重癥患者的診治、康復和護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先進的服務理念，持續積極開展新技術以提升康復治療的療效，如：重復經顱磁刺激（rTMS）、經顱直流電刺激（tDCS）、肌電圖/電刺激定位引導下肉毒毒素注射、上肢和下肢康復機器人、步態分析系統、平衡測試及訓練系統、表面肌電圖、腦電圖及誘發電位、虛擬現實技術、鏡像技術、垂直律動技術和腦機接口等康復治療新技術。 

精準康復治療宜早不宜遲 

“對于患者來說，康復治療一定要早期介入”，吳毅教授強調，“早期評定功能，早期開始康復，是最重要的。我們遇到過一些患者錯過了康復治療的最佳時間，一年甚至兩年后才想起來康復醫學科，關節骨骼可能早已經發生了僵硬和攣縮，或者腦卒中已經偏癱和失語多年，已經無法行走、無法說話，這時候再接受康復治療，康復效果就會大大打折扣。”一般來說，腦外傷和腦卒中患者在手術后或急診處理的兩到三天后，就可以在康復醫師的幫助下在床邊開始進行早期康復訓練了。 

如今的康復治療早已不再是簡單的理療了，也不是單純的針灸和推拿。康復治療包括患者運動功能、感覺功能、言語功能、吞咽功能和大小便功能等許多功能障礙的精準康復，且治療效果越來越好。隨著康復醫學的大力發展，康復醫學也越來越重視精準化和個性化，康復醫師會根據患者的功能障礙，找到最恰當的康復治療方法。 

對腦損傷相關的康復治療都與精準康復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如華山醫院曾收治一位腦外傷術后患者，男性，30歲，入院時吞咽功能和言語功能障礙和肢體運動功能障礙。康復醫師首先對這位患者進行了一個精準的定位，確定他是大腦額顳葉的損傷。隨后進行精準的評定和診斷，進行了洼田飲水試驗，確定他是屬于5級（完全不能進食）。然后再進行食道吞鋇檢查，確定他是咽喉部環咽肌的問題。針對這個情況，采用了精準康復治療——球囊擴張治療技術，治療1周后患者的環咽肌得到擴張，使得吞咽功能得到極大的改善，洼田飲水實驗2級，順利拔出鼻飼管，患者可以自行飲食和飲水。對于氣管插管和導尿管等也是通過這種精準診斷和精準康復，順利拔出。患者身上的管子全部去除后，開始進行坐位訓練、站立位訓練和行走訓練，最后患者順利康復出院。 

逐漸完善的康復醫療體系 

不論是田徑名將劉翔，還是籃球名星姚明，這些大家熟悉的運動員，傷病之后都會不約而同地選擇到國外進行康復治療，這對于泱泱中華來說是個巨大遺憾。“由于國內康復醫學科建設起步比較晚，我們確實與國際先進水平有所差距”，吳毅教授告訴筆者。但是這幾年從國家層面對康復醫學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學科建設進步明顯。以上海為例，近幾年是上海康復醫學的快速發展期。 

學科要發展，人才培養是重中之重。從2010年起上海在全市范圍內實施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目前上海市康復醫學專業規范化住院醫師培訓基地共有11家，每年招錄50多名基地學員。上海市康復醫學專業規范化住院醫師培訓專家組共有7名專家，都是來自上海市三級綜合醫院康復醫學科的主任和教授。除了住院醫師規范化培養外，從2014年起上海市實施第二批專科醫師培養計劃（包括康復醫學專業），專門培訓康復醫學專科醫師，培訓時間為3年，目前主要以神經康復和骨科康復為主。

   華山醫院康復醫學科是國內較早招收康復醫學與理療學研究生的碩士點和博士點之一。學科在教學上不遺余力，始終將教學醫院嚴謹治學和傳播康復醫學及理念為抓手，為推進康復醫學的人才培養做出自己的貢獻。負責了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康復醫學必修課程的教學任務，每年承擔近10所醫學院校60余名康復治療本科生的實習教學任務。接受澳大利亞科廷大學物理治療、作業治療及言語治療專業的海外交流生帶教任務。每年接受來自全國各省市醫院的40余名康復醫師和康復治療師的進修學習。 

2015年，上海市衛計委對上海地區衛生系統實施了“重要薄弱學科建設”的申報工作，其中康復領域共有7家單位順利中標，包括華山醫院、華東醫院、新華醫院、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上海市第九人民醫院、岳陽醫院和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這是上海市衛計委有史以來對康復領域最大的一次資助。希望上海各康復醫療機構通過“重要薄弱學科建設”這個難得的機遇，加快對上海地區康復醫學學科的隊伍建設和人才培養，使康復醫療工作更加規范。 

2016年，上海市醫保對康復服務收費項目實現了全覆蓋，并且還不斷調整康復收費項目的價格，這些都表明政府部門對康復醫學的重視與認可，也充分體現了康復醫師和康復治療師的勞動價值。 

第5篇：精準醫學計劃范文

[關鍵詞] 醫學圖像融合技術；腫瘤；放射治療

[中圖分類號] R7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5）11（b）-0196-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medical image fusion technology in cancer radiotherapy by takeing CT-MRI image fusion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Methods 50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 admitted to thi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3 and January 2014 were included. They all underwent CT and MRI scanning. We compared CT image and fusion image in determining the target volume and radiation dose. Results The tumor volume was 72.45cm3 on the CT image and 51.12cm3 on the CT-MRI fusion image， and the area of target tumour cells determined by the CT-MRI fusion image was precise than that determined by CT imag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dose of radiation to the bladder and rectum showed that the minimum radiation dose and maximum radiation dose of the fusion image were both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CT image，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 Medical image fusion technology； Tumor； Radiotherapy

醫學圖像融合技術[1]作為當代科技與醫學影像相結合的計算機信息融合工程，為臨床腫瘤診斷、治療提供多模態圖像，為醫學診斷提供了更確切的醫學信息。醫學圖像融合技術最重要的應用領域在于腫瘤的放射治療，通過各種模態醫學圖像的融合，準確勾勒出腫瘤靶區輪廓，使腫瘤放射治療更加精準和有效[2]。該文將通過對該院2013年1月-2014年1月收治的50名前列腺癌癥患者，應用CT―MRI融合技術確定前列腺癌強調放療靶區，綜合分析、探討醫學圖像融合技術在腫瘤放射治療中的應用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整群選取該院2013年1月-2014年1月收治的前列腺癌癥患者50名為研究對象。病例年齡5678歲，平均年齡（65.32.2）歲。所有患者經醫學圖像及病理學檢查符合前列腺癌的臨床診斷標準，癌癥病程情況為T2bT3a期21例，T3bT4期9例。

1.2 方法

1.2.1 掃描方法 所有患者檢查當天清晨保持空腹狀態。醫學圖像掃描前1 h飲用1.5%泛影葡胺水（金陵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峰制藥廠，生產批號：國藥準字H33021004），掃面前15 min肌肉注射15 mg鹽酸山莨菪（國藥集團容聲制藥有限公司，生產批號：國藥準字H41023400）。由本科專業醫師操作行CT掃描，掃描范圍從第3腰椎至坐骨結節下緣約 5 cm。患者于第二天CT掃描時間短進行MRI掃描，掃描前1 h喝800 ml溫開水，其他操作與CT掃描一致。

1.2.2 放療靶區勾畫 運用圖像配準軟件對CT掃描及MRI掃描圖像進行配準，并將配準圖片傳入放療計劃系統，根據CT及CT-MRI融合圖像勾畫患者前列腺、精囊的體積，并勾畫出膀胱、直腸、股骨頭周圍的正常組織。對勾畫的腫瘤體積進行化療，化療劑量根據照射體積計算。比較患者CT圖像與融合圖像放療靶區體積大小，以及各部位的照射劑量。

1.3 統計方法

采用SPSS18.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計量資料采用（x±s）表示，行t檢驗，P

2 結果

2.1 腫瘤體積勾畫體積比較

50例患者采用CT圖像勾畫的腫瘤體積為（72.45±2.35）mm3，采用CT-MRI融合圖像勾畫的腫瘤體積為（51.12±2.12）mm3，CT-MRI融合圖像確定的腫瘤靶細胞范圍更加精準。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t=6.424，P

2.2 放療照射劑量比較

對膀胱、直腸等部位的照射劑量選擇上，CT圖像技術的放療最小照射量為與最大照射量均大于CT-MRI融合圖像的放療照射劑量，（詳見表1）。采用CT圖像與CT-MR融合技術，兩組數據比較：膀胱最小照射劑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5.456，P

3 討論

3.1 醫學圖像融合技術的應用討論

3.1.1 幾種主要的醫學圖像融合技術 目前臨床成像設備主要有CT、MRI、SPECT、PET等[3]，為臨床提供多模態的醫學圖像。圖像融合技術在放療中的應用主要有：①CT與MRI融合。CT圖像應用于腫瘤放療中對高密度組織比較敏感，圖形穩定不易發生變形的優點，但對軟組織邊界顯示不清晰[4]。MRI圖像則提供了較高的空間分辨度，對浸潤性腫瘤軟組織更加敏感，能清晰顯示圖像的邊界。二者的融合對某些特殊部位，如腦部、前列腺要求精度更高的靶區位置時，圖像融合就起到了互補作用，可以幫助醫師確定腫瘤邊界。②CT與MRSI融合[5]。在膠質瘤的放療中，MRI圖像技術對腫瘤的局部控制和復發控制效果不明顯。MRSI技術相比于MRI技術能更加清楚顯示腫瘤位置及形狀，還可以同時顯示代謝水平的有關信息。CT與MRSI融合能提高部分腫瘤的控制效果。③ CT與PET融合[6]。腫瘤細胞具有增殖快、轉移速度快的特點，PET可以根據失蹤化合物在組織內的濃度，對比腫瘤細胞的增殖及代謝水平。PET顯示的活性腫瘤區域圖像與CT圖像圖像融合技術可提高圖像對腫瘤病灶的敏感性和特異性，有助于指導精確腫瘤化療區域與化療藥物的劑量控制。

3.1.2 醫學圖像融合技術操作步驟 第一，預處理。醫學圖像預處理是對選定的圖像信息進行增強對比度、噪聲去除、統一圖像大小、格式、分辨率，對感興趣區域進行分割等各項處理[7]。

第二，圖像配準。配準首先應選擇適合的圖像特征量進行圖像特征提取；再根據圖像的特征量確定幾何變換，以相似性測度函數檢驗所選圖像與參考圖像的相似程度，并通過改變參數使測度函數值達到最優，最后執行整體變換。

第三，創建融合圖像。首先應進行圖像數據的融合，以圖像為基礎的融合是通過各種圖像預處理方法使圖像最終呈現的效果達到最佳，以像素為基礎的融合即盡量提高圖像清晰度。完成圖像數據融合后，最終通過偽彩色顯示法、斷層顯示法和三維顯示法等顯示方法使臨床醫師能夠通過直觀的圖像進行疾病診斷。

3.2 該次研究結果討論

醫學圖像融合技術使傳統化療計劃的確定擺脫了單一模態數據指引，以不同圖像技術的優點彌補不同技術存中在的不足，具有廣泛的臨床應用價值。醫學圖像融合技術應用于腫瘤放射治療，可確定腫瘤分布位置，有效提高診斷準確性與靈活性，對惡性腫瘤的控制與提高患者生存率具有重要意義。

該次研究中采用CT-MRI融合圖像確定前列腺癌強調放療靶區的應用中，可以看到，CT圖像勾畫的腫瘤體積為（72.45±2.35）mm3，采用CT-MRI融合圖像勾畫的腫瘤體積為（51.12±2.12）mm3，CT-MRI融合圖像確定的腫瘤靶細胞范圍更加精準。另外，腫瘤靶細胞區域的體積大小與放療照射劑量密切相關，放療區域確定越大，使用的放療劑量越多，對患者身體造成的危害更大。CT-MRI融合圖像放療劑量明顯少于CT圖像，化療的毒副作用更少。該次研究與胡玉蘭等[8]關于CT-MRI融合圖像確定前列腺癌放療靶區的結果具有一致性，認為可以利用圖形融合技術進行靶區勾勒，以減小誤差。

綜上所述，醫學融合技術在腫瘤放療中已有廣泛應用，各種醫學顯像技術取長補短，提高了診斷的靈敏度和準確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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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宋永浩，夏海波，周誠忠，等.CT/MRI圖像融合在骨轉移瘤放射治療中的應用和價值[J].現代腫瘤醫學，2015，23（3）：41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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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張德智，梁萍.肝臟超聲圖像融合技術的應用進展[J].中華醫學超聲雜志：電子版，2014（5）：375-377.

第6篇：精準醫學計劃范文

1.1精準醫療與AI整合的成因

首先，AI通過算法的優化和深度學習技術，有效提升醫療診斷的效率和精準度。一方面，AI在更好的處理大數據，包括基因組數據、影像數據以及臨床數據等方面為我們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手段。另一方面，當前醫學研究數據的碎片化、數據利用的低效性及缺乏條理性和連貫性等現狀，急需AI技術幫助人們通過大數據挖掘與分析把醫療大數據轉換為支持臨床決策需要的信息。精準醫學的發展意味著今后將大量應用測序技術分析海量的生物數據樣本，AI的引入有效解決了數據分析的效率與精準度，促進醫療行業加快進入精準醫療時代。其次，精準醫療活動為AI提供現實基礎，為其提供海量數據樣本及進行診斷結果的對比檢驗。精準醫學是基于患者個人基因、環境、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數據分析來制定個體化醫療，這就首先需要收集患者或受試者的基因樣本進行基因檢測，還需要采集分析患者的生存環境、生活方式、飲食狀況等個人信息，除此之外，精準醫學要深入解析遺傳測序數據、研發個性化治療方案，還需要建立有效的實驗和藥物篩選平臺，以掌握不同基因型患者的藥物代謝差異性，凡此種種，都會產生海量的數據[3]，精準醫療時代的來臨為AI的發展提供了海量數據樣本。AI需要用大量數據對其進行訓練，因為只有用大量的帶標簽的數據輸入神經網絡進行訓練，方便神經網絡確定參數值，建立數據評價標準，而大量的遺傳測序數據等為AI神經網絡的訓練提供了大量帶標簽的理想的數據樣本。

1.2精準醫療與AI的整合帶來新的隱私倫理問題

精準醫療和AI的交集整合、相生相進、系統生發，又產生了對患者隱私新的侵犯。因為一方面AI的發展需要收集大量的樣本數據進行算法訓練，以便在海量數據中進行精確計算，通過客觀數據對未來進行高度精準的行為預測，并提供個性化醫療；另一方面，精準醫療要制定個性化治療方案，則必須采集大量包括個體遺傳基因在內的各種隱私數據，這也使患者個人的隱私受到了進一步威脅。借助AI這一強大的分析手段，一些非常敏感的個人健康信息可以十分方便地提取出來，一些隱私甚至處于隨時被窺探的狀態，個體對自身隱私日益失去控制。AI應用于精準醫療既是時展的必然趨勢，二者的結合也是相生相長，系統生發的，我們對待精準醫療的AI模式不是擔憂、害怕、逃避，而是我們主張在為人類福祉共同目的下為精準醫療的AI模式界定倫理邊界，即不能讓精準醫療下的AI技術按自身邏輯自由發揮，對AI技術在精準醫療的運用必須施加隱私約束，讓其按照正確的人文方向前進。因此有必要對精準醫療AI模式下的隱私問題進行研究，以推進精準醫療和AI深入融合，為智能社會劃出法律和倫理道德的邊界，讓精準醫療和AI更好地服務人類社會。

2精準醫療與AI整合的隱私倫理分析

2.1數據采集：精準醫療AI模式的精準造成患者的顧慮重重

致力于提供個性化醫療服務的精準醫療需要采集具有極強私人屬性的個人數據，包括基因檢測等，不可避免地需要對患者個人數據進行收集、處理和分析，由此可能會引起患者對個人數據泄露、被不合理利用等方面的擔心。在數據采集時，為了能夠獲得個體的行為習慣等，必然要長期持續地收集大量的用戶數據。個體生活習慣、生活方式、生存環境等有關的健康大數據信息，特別是基因數據帶有極強的私人性特征，每個人都有特定的基因信息，通過基因信息就可以定位到具體的個體。AI應用于精準醫療，使得精準醫療借助AI技術實現更精準、個性化的目標[4]，同時AI的介入使得精準醫療不只是對未來疾病最準確的預測，還可以擴展到提供建議，指導人們對預測的結果進行更好的反應。但精準醫療與AI的強強聯合加劇了人們的顧慮，因為這些非常敏感的個人數據也使不少患者心生恐懼，害怕個人醫療信息的泄露和不當使用可能帶來如基因歧視等的不良后果，這重重顧慮導致患者難以放心接受精準醫療的AI模式服務。人們對精準醫療的AI模式的顧慮，將會使AI在精準醫療的運用受到抑制，從而精準醫療的AI模式給我們帶來的各種可能的益處也將受到抑制。

2.2數據共享：個人數據的易取性加劇了患者對基因歧視的擔憂

醫療數據的共享可能導致患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被醫療機構或相關人員提取其相關信息，患者的一些隱私甚至處于隨時被窺探的狀態。如果智能系統掌握的敏感的個人信息被泄露出去，給個人、家庭甚至家族帶來傷害，使戀愛受挫、夫妻感情損傷、參加保險被拒、就業困難等諸多問題，這些加劇了患者的心理焦慮和恐慌。據美國基因組資源國家中心1997年的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在1000個被調查人中，接近67%的被調查者表示，如果雇主或健康保險公司能夠得到檢測結果的話，他們就不會做基因檢測[5]。同時個體知道基因測試的結果也會給當事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攜帶有某種遺傳病基因的人會感到心煩意亂、焦慮不安。有關調查顯示，在美國，從基因檢測得知自己患有“亨廷頓舞蹈癥”的年輕人的自殺率超過同齡人一倍以上。事實上，基因檢測結果揭示的僅僅是一種患病的可能性，基因的表達受其他基因和環境等多種因素之間復雜的非線性關系的影響。人們對基因組測試結果往往容易促使個體片面理解或誤解基因信息與疾病的關系、特別是與個人生活質量和健康的關系，這使致病基因攜帶者生活在一種無形的精神壓力下。

2.3數據使用：數據的分析預測與數據監管的缺乏，隱私保護難以落到實處

分析遺傳密碼、性格特征、行為習性、生活軌跡、生活習慣等這些敏感的個人數據，給當前的隱私保護帶來嚴重威脅。與大數據時代之前相比，現在更能挖掘出大量的個人隱私數據的潛在價值，且更難控制[6]。精準醫療面臨的威脅并不僅限于個人隱私泄漏，還在于基于AI通過大數據對人們狀態和行為的預測[7]。例如某零售商通過個人的網絡軌跡歷史記錄分析，比家長更早知道自己女兒已經懷孕的事實，并向其郵寄相關廣告信息。大數據的價值更多源于它的N次利用，而知情同意在數據的N次使用中難以實現。2016年10月我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雖然規定了醫學研究要遵循知情同意原則，但對已經同意所捐獻樣本及相關信息可用于所有醫學研究的，允許經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后，可以免除簽署知情同意書，但是并未寫明是否還需要再次進行知情同意[8]。目前用戶數據的收集、存儲、管理與使用等均缺乏規范，更缺乏監管，主要依靠企業的自律。但這對那些既是數據的生產者，又是數據的存儲、管理者和使用者的商家來說，我們很難單純通過技術手段限制商家對用戶信息的使用，各行各業的利益驅使使得個人隱私權更容易被侵犯，用戶往往無法確定自己隱私信息的用途，在醫療實踐中保護患者的基因信息安全存在諸多障礙。因此，如何在AI的發展過程中加強對個人數據利用的管控和對個人隱私的保護，已成為必須關注的問題。

3精準醫療與AI整合中隱私倫理問題思辨

3.1把控數據使用的度：支持精準醫療AI模式應用最大化的同時避免過度擬合

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人類隱私的沖擊和威脅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不能完全避免的，我們直面AI應用于精準醫療帶來的隱私問題，通過把控數據使用的度，實現精準醫療應用支持的最大化同時避免過度擬合。AI在精準醫療實際應用中存在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在利用神經網絡方法進行疾病預測建模時，對已知訓練樣本集的學習訓練達到什么樣的擬合精度，才能使預報模型對未知樣本具有最好的預測能力。利用深度神經網絡的強非線性擬合能力進行個體未來疾病風險預測，精準醫療提供了海量訓練樣本，保證了在有足夠的訓練樣本的前提下對預測模型進行合理分類，構造了相應的疾病預測模型，但在神經網絡訓練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過擬合的現象，給預測結果帶來不利的影響。平衡好精準醫療訓練樣本的擬合度，既可以防止過擬合現象帶來的預測結果的不準確，又可以通過遏制對個體敏感數據的全面采集分析捍衛個人數據隱私。把控訓練樣本的擬合精度，只提取與預報量相關度高且它們之間相關為零、沒有復共線性關系的主分量。一方面可以濃縮眾多預報因子的有用信息，減少信息重復和噪聲重疊，提高預報精度；另一方面又不會因過度采集挖掘個人數據造成隱私侵犯。

3.2推崇隱私保護的整體性：精準醫療應用需要倫理、法律和技術等方面的協同護翼

精準醫療數據隱私的保護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與制約，研究AI時代的數據隱私保護，必須以系統整體理論為指導，把數據隱私的保護作為一個系統看待。系統論的整體性詮釋了隱私保護的整體性，精準醫療應用需要倫理、法律和技術等方面的協同護翼。首先，精準醫療的倫理規范捍衛個體尊嚴。作為精準醫療的基礎與核心的基因數據顯示出個體的特征、預期壽命，未來疾病的風險，以及對疾病、環境和污染物的易感程度等，還會顯示家族其他成員的遺傳傾向和信息，因此基因信息對個人具有重大意義，它是一個人最重要、最基本的隱私，關系到一個人的尊嚴和命運。隨著AI與精準醫療的進一步深入，明確數據隱私保護的倫理原則是精準醫療應用的前提條件。其次，精準醫療的法律制度框架為數據隱私保護提供強大后盾。精準醫療需要對患者具體信息，如個人基因、環境、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數據進行收集、處理和分析，由此可能會引發患者信息泄露、被不合理利用等法律和倫理風險。為解決患者隱私權問題，美國白宮2015年11月了《精準醫療隱私與信賴最終原則》，試圖建立一個廣泛適用的基因信息保護方面的原則框架，為實踐中精準醫療的具體實施提供指導[9]。目前我國并沒有針對基因信息進行專門的立法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十分零散，對醫療機構不得泄露涉及個人隱私的有關信息的立法大都是原則性的規定，僅籠統提出公民的個人隱私受法律保護，沒有進一步的細化條款，司法適用也缺少細化指導和統一標準[10]。構建保護精準醫療應用數據隱私相應的法律制度框架成為我國促進精準醫療發展的當務之急。再次，隱私保護的技術開發是對精準醫療應用數據隱私保護的有效措施。目前主要的數據隱私保護技術有同態加密、差分隱私、黑箱訪問和防止推理攻擊等[11]。個人隱私信息保護技術的日益成熟，精準醫療的倫理規范的確立和相應法律法規的完善，從整體上協同護翼個人隱私信息的安全。

3.3矚目新事物的發展變化：及時調治捍衛隱私策略

應對精準醫療技術突破的新挑戰技術發展帶來的不斷挑戰、基因技術的安全性有效性的尚不明確和個人隱私保護的動態性要求我們必須矚目新事物的發展變化，及時調治捍衛隱私策略，應對精準醫療技術突破的新挑戰。一方面，隱私內涵具有動態性與多維性，從古代鄉土熟人社會的人我界限的模糊到現代工業社會隱私意識的提出，從私人空間避遭他人干擾和侵害到個人擁有對自身數據的控制權等，隱私的內涵隨著社會生活環境的變化而變化[12]。它也隨特殊的情景如時間、地點、職業、文化、理由等諸多因素動態變動，這些都表明隱私保護須隨著信息技術的演化而變化，隱私與技術之間相互制衡，二者在保持某種張力基礎上實現著融合統一。另一方面，由于基因本身的獨特性和復雜性，目前大多數的基因技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待驗證，這也導致基因組技術涉及的隱私尚不明確。AI與精準醫療的不斷發展拷問原有的倫理和法律規范，導致現有的隱私保護策略的失效。凡此種種，精準醫療的復雜性、動態性、不明確性也不斷沖擊原有個人隱私保護的范圍、重新定義個人隱私的行為和挑戰個人隱私信息的管理。目前AI與精準醫療正處于醞釀爆發階段，而更多新的基因組編輯平臺的加入也將進一步擴充基因組編輯技術在疾病分子機制探究、分子分型診斷和靶向治療等方面的潛在應用[13]。隨著精準醫療技術體系的持續發展，必會打破原有的隱私保護邊界，我們應樹立與時俱進的隱私觀。實時關注醫療領域新事物的新成就、新突破、新變化，在具體的實踐中重新協商隱私邊界，動態地調整隱私保護政策，是我們未來社會應對精準醫療技術突破的應有之義。

第7篇：精準醫學計劃范文

醫學影像三維后處理能為診斷、臨床、科研和教學提供幫助，服務臨床或許是其終極目的。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副院長董及其所領銜的團隊，圍繞國家“十二五”科技支撐計劃課題“小兒肝臟腫瘤手術治療臨床決策系統開發”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海信雙子3D醫學影像與計算機手術輔助系統（Higemi）”是該課題的階段性成果，該系統可以幫助醫生了解肝臟腫瘤病灶與肝內管道系統的相互關系，進行術前的切除可行性分析及手術規劃。該團隊的所做的工作，是對影像服務臨床的有益探索，對今后的相關研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數字醫學的基本概念與發展

數字醫學作為信息技術與醫學科技的多學科交叉領域，是指信息技術在整個醫學領域的研究、推廣與應用。一般認為，其廣義定義的研究范圍包括：數字化醫療設備的研發與應用、醫療管理信息系統和臨床信息系統的開發與實施、數字化醫院的建設與管理、臨床醫療技術的數字化、區域醫療協同與信息資源共享、遠程醫療會診與遠程醫學教育、基礎醫學各個分支學科的數字技術應用和疾病預防控制與公共衛生管理的數字化等。狹義的數字醫學是研究、應用數字醫療技術，也就是在臨床醫學的范圍內充分運用計算機科學和數字化手段進行新的探索與創造，包括輔助原有醫療技術的實施和提供全新的數字醫療技術，以實現更加精確可靠的診斷和更加準確有效的治療。

“數字醫學”一般被認為最早是由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的Warner V.Slack教授在其專著Cyber Medicine：How Computing Empowers Doctors And Patients For Better Health Care（《數字醫學：計算機技術助力醫患健康照護》）中提出的。數字技術除在影像領域取得了飛速發展外，在醫政管理、疫情通報、危害健康藥品和食品監控等工作中同樣得到了廣泛應用。目前，在現代化醫院里與數字化有關的高精尖儀器設備和數字化管理系統所占比重日益增加。在遠程醫療、手術導航、虛擬仿真和數字化醫院管理等領域，都進行了不少有價值的探索。本文所介紹的數字醫學，主要是指狹義的數字醫學概念。

數字醫療是把現代計算機技術、信息技術應用于整個醫療過程中的一種新型的現代化醫療方式。數字醫療設備的出現，大大豐富了醫學信息的內涵和容量。從一維信息的可視化，如心電（ECG）和腦電（EEG）等重要的電生理信息；到二維信息，如CT、MRI、彩超、數字X線機（DR）等醫學影像信息；進而到三維可視化，甚至可以獲得四維信息，如實時動態顯示的三維心臟。

近代諾貝爾獎多次頒發給該領域的科學家即反映出該領域的科學進步對人類的巨大貢獻。1979年的諾貝爾醫學或生理學獎，頒發給了阿倫?馬克利奧德?柯麥科和戈弗雷?紐博爾德?豪恩斯弗爾德，以表彰他們發明了計算機X線斷層攝影術（CT）。1991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了瑞士物理化學家恩斯特，其在發展高分辨核磁共振波譜學方面做出了杰出貢獻。200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了美國科學家勞特伯爾和英國科學家曼斯菲爾，以表彰他們在磁共振成像技術領域的突破性成就。這些現代影像設備與圖像技術的研發，極大地豐富了醫生的診斷技術，使醫學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可視化的信息時代。而基于CT與核磁共振影像衍生出的數字醫學技術在歐美、日本得到了快速發展，較廣泛地應用于臨床醫學領域。

近年來，國內許多科研單位緊跟國際發展趨勢，在短期內相繼成立了數字醫學研究機構，如南方醫科大學數字人和數字醫學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學數字醫學研究院、復旦大學數字醫學研究中心、浙江大學數字醫療工程研究中心，以及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與海信集團聯合成立的山東省醫藥衛生“數字醫學與計算機輔助手術重點實驗室”等。許多從事生物醫學工程學、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和計算機科學的專家學者，在北京、廣州、重慶、上海、青島和廈門等地相繼開展數字化虛擬人體、計算機輔助手術規劃與導航系統、外科手術輔助決策系統、臨床診斷輔助決策系統、臨床藥學系統等的研究和應用，眾多研究已將數字醫學的應用范圍擴展到數字醫院、數字醫學工程、數字醫療技術和數字化基礎醫學研究等各個方面。

計算機輔助手術的概念與臨床應用

計算機輔助外科手術（Computer assisted surgery或Computer aided surgery，CAS）是一個新的外科手術概念，指利用計算機技術進行手術前規劃，并指導或輔助進行外科手術。一般認為CAS包括：1. 創建虛擬的患者的圖像；2. 患者圖像的分析與深度處理；3. 診斷、手術前規劃、手術步驟的模擬；4. 手術導航；5. 機器人手術。

在傳統的外科手術中，手術醫生根據不同的病情依據其經驗形成大致的手術方案，然后在實際手術中進行不斷修正，直至手術完成。這種手術方案依賴于醫生個人的臨床經驗與技能，考慮到術中可能會發生解剖結構改變或其他突發事件，因此手術效果具有較大的隨機性和不確定性。隨著醫學圖像設備的進步，疾病的診斷已經實現了數字化。為了有效地將這些設備提供的信息與外科醫生的主動性結合起來，在1986年，日本、美國和瑞士幾乎同時開發了由交互式二維CT機組成的導航設備，這成為最初的CAS。CAS的出現要歸功于立體定位技術和成像技術的發展，以及將二者結合的嘗試。

數字醫學技術在臨床醫學應用領域的延伸以及CT、MRI和PET-CT等醫學圖像獲取設備的應用，催生了一個全新的手術模式――外科精準手術。在外科精準手術模式下，通過現代計算機技術的虛擬現實技術，可建立個體化的人體病理結構模型和用于術式及具體手術方式評估的虛擬手術模型。主刀醫生先將其構思的手術方案輸入計算機，結合采集到的術前醫學影像信息，經計算機系統等處理后形成三維圖像，利用醫學圖像數據和虛擬手術系統合理定量地制定個體化、精密的手術方案，這對選擇最佳手術入路、減小手術損傷、避免對臨近組織的損害、提高病灶定位精度、執行復雜外科手術和提高手術成功率等十分有益。外科精準手術具有精細的術前決策、精密的手術方案、精確的手術模擬、精準的手術操作等特點，可安全、準確、徹底地實現手術目的，達到完美的手術效果。實施外科精準手術，除需相關醫學影像設備和能進行虛擬現實人機交互的計算機系統外，還需配備術中導航與術中監護等設備，以便將計算機處理的三維模型與實際手術進行定位匹配。如果手術使用了其他成像手段（如內窺鏡、B超或床邊CT等），則需將實時觀測的圖像與術前的醫學圖像進行匹配融合定位，引導術者進行手術。立體定位系統就是確定目標空間位置的系統，可以實時獲得目標在其測量范圍內的三維坐標，連接圖像信息和手術目標，是虛擬到現實的橋梁，直接關系到CAS系統的精度和手術的成敗。

計算機輔助手術系統是世界各國在數字醫學領域競相研究的熱點和難點課題。目前，國際上許多有實力的IT公司紛紛涉足數字醫學領域，如日本富士公司已將“醫療/生命科學事業”確定為集團今后的重點發展領域，致力于成為一家覆蓋“預防―診斷―治療”全領域的綜合性醫療健康企業。在醫學影像信息方面，富士膠片在業內率先提出了基于Web技術的PACS（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醫學圖像歸檔和通信系統），研發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FUJI SYNAPSE，可對來自CT、MRI和CR等各種數字醫療圖像診斷設備產生的影像信息進行電子化保存和分析，并輔助指導手術。飛利浦公司等利用3D地圖為醫生提供關于腦部的詳細信息，利于醫生做出正確的判斷。美國麻省理工大學David開發的圖像引導手術軟件系統3D Slicert已經通過美國FDA認證。德國萊比錫Falk等運用三維圖像重疊技術，將術前獲得的三維影像重建成的冠狀動脈模型與機器人輔助冠狀動脈搭橋手術中的視覺圖像重疊，除了能在術前進行規劃，還能在術中進行導航，對術前規劃方案進行調整，獲得最佳的手術效果。另外，美國的EDDA、德國的Julius和法國Intrasense SAS公司的計算機輔助手術軟件也較為廣泛地應用于臨床。

這種應用在我國肝膽外科領域和骨科領域均有探索。南方醫科大學方馳華教授和總醫院董家鴻教授分別聯合影像學專家和計算機專家等組成團隊，開發完成了腹部醫學圖像三維可視化系統，對患者肝膽胰等器官的斷層CT個體化數據進行快速自動分割和三維重建為實時圖像，觀察患者病灶、腫瘤與內部動脈、靜脈和膽管等管道系統的詳細鄰關系，并通過三維重建模型進行仿真手術，在可視化虛擬環境下，進行術前手術預設、術中指導手術等研究。總醫院尹慶水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將計算機輔助快速成型技術應用于高難度、復雜的骨科手術，以提高手術的成功率，使手術更精確、更安全。

手術演練和解剖教學領域的數字醫學應用

虛擬手術系統為年輕外科醫生和醫學生提供了一個極具真實感的虛擬手術環境，操作者可在其中重復練習或觀察、模仿專家手術過程，設計、預演和修正手術的整個過程，以便事先發現術中問題，避免由于人為因素引起手術失誤。

現階段數字解剖模型軟件的研發有如下特點：由單一的結構器官辨識向系統解剖方向發展，由平面顯示向三維方向發展，由“只能看”向“還能動”的虛擬解剖方向發展。隨著力反饋器械的研制成功和完善，外科醫生和醫學生可以通過數字解剖模型軟件和力反饋器械隨時進行人體或手術部位的虛擬解剖和演練，而不用受到倫理約束和標本匱缺的影響。

除了臨床應用外，CAS系統還可以用于教學。配合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和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技術，外科醫生或醫學院學生可以進行模擬手術。在手術器械上加上反饋裝置，受訓者不但可以從虛擬眼鏡中看到手術部位，還可以感覺到虛擬患者的肢體和器官。通過訓練，醫生可以提高手術技巧，積累手術經驗。醫學生不用擔心在虛擬手術中犯錯誤，可以對照手術記錄反復操作直到熟練掌握。這些都降低了成本，提高了醫務質量。

CAS目前的應用主要集中在剛體手術上，并使用剛體手術器械。對一些軟組織器官的手術（如肝手術），或可變形器件（如纖維內窺鏡的定位），是CAS的發展方向之一。目前CAS主要使用CT、MRI和PET-CT等圖像。而超聲圖像是醫學中使用廣泛的圖像模式，對超聲圖像的配準，以及通過插值配準其它低分辨率圖像，將有力推動CAS的發展。

海信雙子3D醫學影像重建與

計算機手術輔助系統的研發及臨床意義

第8篇：精準醫學計劃范文

關鍵詞：醫院；醫學裝備；質量控制體系；運維管理系統

引言

醫療技術維系著我國發展，特別是醫療建設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命安全。從發展的角度來說，將醫院醫學裝備控制體系與運維管理系統進行有機融合，有利于為患者提供較好的生存環境。同時，工作人員也需不斷完善質量控制體系內容，提升應用、管理的有效性。實際控制過程中，工作人員需結合當前衛生指標體系內容進行建構，利用相應法律體制，確保醫學裝備質量得到合理保障。

1醫院醫學裝備質量控制體系內容

醫院醫學裝備控制體系實踐中，主要以提高醫院醫學裝備系統的應用效率為目標，采用相應自動話、科學化的控制體系和控制技術，提高管理和臨床醫學的實踐質量。同時，該指標也涵括系統工作形式、采購質量以及臨床醫學的護理、治療質量等方面的內容。特別是當前控制體系實踐中，采用PDCA循環模式進行建構[1]。通過設立相應的計劃機制，并結合體系內容進行實踐處理，再集合相應技術監控和設備檢查實現設備的優化。總的來說，該體系的實踐，能夠提高所有控制指標的合理性，促使醫院規劃及建設方針均能落實到實處，有利于提高醫院管理的必要性和實踐性。

2當前醫院醫學裝備運維系統的應用情況分析

2.1檢修數據管理及更新問題

醫學裝備控制過程中檢修、操作周期過長，容易導致設備檢修時間、設備運行時間與檢測內容不統一，難免會引發設備維修、管理方面的問題。同時，某些設備運行中設備的校檢周期和工作時效不統一，容易導致該設備所檢測效果不到位，進而導致諸多管理要素方面的問題。

2.2檢測結果問題

檢測結果需要借助自控設備進行篩查與比對，借助對應功能校檢問題，實現項目控制指標。但是，傳統醫學裝備運維問題過于繁瑣，對校檢信息的真實性有直接性影響，不能確保臨床數據指標的合理性，為臨床工作提出了嚴峻的問題。同時，校檢結果不能第一時間送至對應科室，而采用傳統信息傳遞模式進行綜合性管理，極其容易出現校檢結果失真、數據異常情況。總的來說，當前控制體系的實踐中，無法將具體質量控制指標與控制系統相結合，導致質量控制方法不到位，出現數據集成控制方面的問題[2]。

3醫院醫學裝備質量控制體系創建方法

3.1完善機構設計

工作人員需將醫院醫學裝備控制體系與質量控制指標相結合，結合各科室的責任和機構運行模式進行綜合性探討，提升管理的有效性。由此，需結合以下幾方面內容進行綜合設計：工作人員需結合設備管理形式成立相應監察、控制小組，且主要工作人員配置需具備醫學工程部兩個質控員督查，使用科室主任，護士長日常管理本科室質控，同時使用科室有一名兼職設備管理員協助管理進行協調管制，從而明確相應的管控項目。例如在血透機設備的監察過程中，需分析血透機的設備型號、軟件工作模式、半透膜功能以及Hb（血紅蛋白）、HCT（紅細胞比容）參數指標內容，采用相應日常管理工作對這些功能的實時指標進行分析，確保機構組織的責任均能落實到實處。通過對所有醫療設備的工作性能進行監察，從而提升各科室所應用的醫學裝備應用的功能。

3.2落實管理機制

工作人員需確保核心管理機制的有效性，根據醫院的發展動向確立基本質量規范性和管理辦法，促使管理形式更為有效。首先，工作人員需結合《質量控制工作管理制度》內容進行實踐探索，在管理流程中分析常規監測工作形式和指標數據的不合理性，采用相應維修管理方案進行優化。例如可根據設備所顯示的數據內容進行制度校檢，對比各設備的工作效果，提升醫院控制體系的精準度。其次，工作人員需將機制內容與考評內容相結合，促使管理更為有效[3]。其次，工作人員需將控制機制與質量控制內容相銜接，采用一體化模式對指標機制進行審查，將所有合格或不合格的數據進行集成化管理，確保所有管控方案與計劃流程的有效性。設計過程中，需分析出較為科學的定評測機制，提高管理的精準度。再者，管理設計中，采用以下模式進行機制優化：（1）集成管理：集成管理主要采用精確搜索模式對數據結果進行審核，分析出設備的工作情況，保證設備運行的穩定性。同時，管理過程中，需設立對應預防維修措施和預防管理措施，分析設備預開機、中期以及后期的工作形式，促使被動化管理能將有所數據進行監測。例如在心電圖控制設備監測中，需采用項目監察技術進行設計，結合質控體系進行統一測試，使所有設備的工作情況均能夠得到全面體現。（2）分散管理：分散管理主要采用較為簡單的管理技術進行實踐，采用模糊查詢技術對數據等效情況、實驗數據精準度進行測試，確保醫療設備的使用達到相應校檢要求。同時，分散管理過程中需對所有醫學裝備的所有功能性進行調研，重點分析氣密性、管件連接情況，并結合科學化控制機制和管理機制分析設備的運行周期，有利于全面提高管件的使用功能。

3.3完善教育宣傳

強化工作人員的工作意識和工作主動性，也有利于提高醫學裝備的應用效率。首先，需要求工作人員具備較好的工作主動性，根據資源匯總情況、匯總目標確立相應的宣傳機制，提升宣傳的合理性。其次，需根據我院的組織規劃活動設立相應的宣傳任務，采用相應衛生部署會議進行組織會議，提升控制工作的有效性。再者，專題講座設計中，需結合我院的醫學裝備的運用情況進行培訓設計，針對科室工作形式和工作目標進行組織探討，落實核心質量控制指標培訓形式，促使培訓工作的氛圍更加有效。例如培訓內容制定過程中，需在此內容中融入新時期醫院控制方針內容，組織工作人員對醫院工作方式進行探究，并結合會議培訓、探究模式提高宣傳有效性，促使相應知識講座提升醫學裝備工作價值。最后，工作人員需采用相應編制辦法對工作內容、工作形式進行宣傳。例如對于重點儀器的管制中，可結合醫院儀器管制辦法進行實踐推廣，分類處理儀器工作過程中的安全隱患和事故問題，提升控制工作的合理性。

3.4完善監控設計

項目監察及控制對提高質量控制效果有積極作用，而多方面審查結果存在數據異常情況，所以需要對監控指標測試進行項目優化。首先，工作人員需完善管理、驗收、預防等效果，并采用相應預防性維護（PM）技術進行技術監控，根據項目功能值參數效果情況進行測試，提升初期控制的有效性。在控制過程中，需結合體系內容對所有風險情況進行預計排查，如腎臟疾病、組織病變的疾病的檢查中，則需采用流程化控制指標測試分析出血透設備、CT機、MRI機器的工作效果，采用信息化機制對所有醫學裝備情況進行測算，落實各科室工作人員的管理責任[4]。再者，監控設計中，需結合多重審核要求、審核機制、質量標準體系進行優化，結合相應測量要求對所有管理、技術操控模式進行調控，并根據醫院醫療設備的使用方法和使用情況進行探索，以確保主體監控體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同時，工作人員需深入對各類監控體系工作步驟合理性的審查，采用相應校準技術對比當前操作技術環節與原始操作模式的差異性，并依據相應數據情況落實對應操作方法，進而提高監控設計的有效性。譬如可設計相應監控標準進行對比調控，確保項目主體的要求在檢測標準當中。最后，需要工作人員對所有監控設計進行測試，結合項目結果進行綜合篩查，從而實踐精細化管理的目標。總之，完善監控設計模式，并將相應控制流程與設備維修、管理實踐模式相結合，采用相應控制舉措提高維修的精準性，有利于降低設備安全隱患的發生幾率。

第9篇：精準醫學計劃范文

繼“貴醫云”之后，貴州智慧醫療領域再出新力作――“遵醫云”。

“遵醫云”由遵義醫學院附屬醫院與貴州信邦富頓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設，于2016年12月1日上。

病人線上咨詢、預診、憑手機看病，醫生用隨身攜帶的患者管理工具――“遵醫云”手機APP進行聽診、院外隨訪、跟蹤回訪，并可根據患者的健康檔案、咨詢記錄，精準醫療，確保醫療質量和就醫效率……“遵醫云醫院”不僅為廣大用戶提供了更便捷的獲取優質醫療服務的渠道，還建立了廣泛的醫患溝通模式，改善了醫患關系。

“線上咨詢、預診，一方面可以服務一部分不需要馬上到醫院就診的病人，增加線上門診量；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線上的咨詢和預診發現一些潛在的疑難雜癥病人，引導他們到醫院進行就診。通過這樣的服務，把病人做了區分，普通的病人在線上服務解決問題，疑難雜癥的病人到線下門診進行更專業的服務。”負責該平臺技術運營的貴州信邦富頓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洪慶剛告訴記者，這種模式與國家分級診療的政策導向相符合，不僅可以提高醫院到院患者的質量，還能幫助患者及時發現病情，得到更專業的服務。

銅仁市石阡縣一名出生20多天的嬰兒方中平（化名），吃東西不排便，家屬很著急，但不知道怎么辦。

后來，病人家屬通過“遵醫云”咨詢了遵醫附院小兒普胸泌外科醫生劉遠梅主任。

在劉醫生的指導下，病人家屬在線上和醫生預約好時間，帶方中平到遵醫附院進行了及時的腹部彩超常規檢查、胃腸道彩超常規檢查、直腸鋼管測壓檢查和手術。最后，方中平得以康復。

“目前在‘遵醫云’上服務的醫生已達110人，全部是主任醫生和副主任醫生級別，涵蓋18個科室。”洪慶剛告訴記者，從一個月的實際服務情況看，很多患者可以通過“遵醫云”平臺及時打消疑慮，并快速獲得治療方案。

“遵醫云”是以三甲大型醫院為依托建立的互聯網醫院，圍繞大數據、大扶貧兩大戰略行動，圍繞貴州全民大健康戰略，促進優質醫療資源下沉，在提高基層群眾的健康服務水平以及精準扶貧等方面具有很好的社會意義。

“‘遵醫云’的上線，能夠讓遵醫附院的服務拓展至社區、藥店，乃至偏遠鄉鎮和廣大農村，讓老百姓真真切切地享受到優質醫療資源下沉帶來的實惠和便捷。”洪慶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