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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活動;生態系統;民族文化;資源;發展
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注定了人類不僅是社會性動物,也是一種靠消耗生命物質和生物能而生存的動物。人類只有在社會實踐中實現人與自然的有機統一,通過社會實踐這一中介,人與自然才能實現具體的依存統一。因而,人類的一切科學技術發明從終極意義上講都僅體現為利用資源能力的提升,而決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資源。①然而,這個關系紐帶是基于人類社會實踐的最基本形式就是通過生產勞動過程來實現的,從人、生產工具、勞動對象三要素的結合過程來看,首先是自然界為勞動提供對象(資源),勞動把資源轉變為財富②,實事上就是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轉換過程,就在這種物質變換的同時也實現了能量和信息的變換,從而促進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在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實施運行的過程中,人類顯然是生命有機體的最高形式,對生態的需要顯然是要利用人類文化的最基本生存環境作為基礎,這并非文化能給人以其所有的一切萬能理想和需要,關鍵在于各民族利用所掌握的生計策略和特長,去操縱掌控好各民族的文化去作用和指示人類以創造和改觀各種物質形態之后,發揮人類特有的智能水平,以新的產品和物質為目標去實現和提高人類所需的各種需求和生存的舒適度。正因為人類的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在自然條件下展開,自然條件的優劣與持續穩定,必然直接影響經濟活動的實施成效。因為任何一個民族所處的生態環境并非純客觀的自然空間,而是經由該民族文化作用意識下的加工改造結果。在這一活動中,為了保證民族經濟活動的運行成功,民族文化作用的構建和選擇除了依附人類社會先天賦予的自然資源以外,從反思民族文化作用下的資源配置、利用方式以及與民族文化相并存的環境等方面的作用和影響下的各種社會發展關系,對我們的社會存在和發展即充滿了各種探索,同時也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開拓了嶄新的研究領域。
然而,人類的需要又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具有時代性、社會性和歷史性的特點,在人類的生存需求中,也存在永恒不變的需求,只是這種需要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表現出來的需要程度有所不同罷了。諸如生存背景下的自然環境就客觀的存在差異,相關民族對各種資源的利用程度、取用的方式、方法都會不盡相同,因而從認定的價值上也就各不相同。在一定范圍內的自然資源,對相關民族來說可以較為豐富,所遭受到的生態環境破壞程度可能較小甚至沒有被破壞的情況下,人類則感覺不到自然環境存在的重要性,因而對環境的依存度往往會在無意間偏離所處環境甚至是釀成災變,在這樣的無意識干預下,人類對資源取用的便捷度和需要往往會偏離所處社會環境的使用初衷。因而,就會在不知不覺中忽視對自然資源的需要,對生態環境的無意識破壞也會由此相伴隨出現。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注定了人類不僅是社會性動物,也是一種靠消耗生命物質和生物能而生存的動物。然而,人類的實則存在,不僅要把對自然資源的需要當成生存的基本需求,同時又是人類的享受需要,更是人類追求經濟利益的保障。具體體現在:其一,自然資源所能提供給人類的生存空間,都將直接或間接的為人類的生存提供生活資料,沒有自然資源,人類就不可能存在。其二,自然資源都能提供給人類的享受需要,它包含了人類的物質享受和精神需求,歸結到底就是對自然界的享受。其三,當今人類對自然資源的便捷開發和利用,幾乎可以囊括在對自然資源的最大限度開發和綜合利用當中,但同時也要受到相關民族文化左右的偏好和作用,對一些自然資源的價值認定和過度利用,會造成對生態環境的暫時損毀和破壞,甚至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了。
然而,人類的一切科學技術發明從終極意義上講都僅體現為利用資源能力的提升,而決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資源。自然資源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其中一部分是在人類沒有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自然條件。自然資源對人類經濟生活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加工和改造利用對象,沒有人類的經濟活動,自然資源就只是個客觀存在的自然物,說不上任何意義的人類效用和價值。縱觀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它都掌握著一定的自然資源,只要相關的民族文化能夠妥善充分地利用它所擁有的自然資源,相關民族都會得以正常延續和發展。但歷史和現實證明,人類會啟用文化機制來進行妥善的調節,因為人類是以民族為分野的,具體體現為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則,其并存文化間會很自然地形成對資源價值認定上的信息隔膜,信息隔膜的存在又使得文化制衡機制的運作將比生物制衡更為復雜而多變。這樣,文化制衡以生物制衡為藍本,但卻獲得了比自然生物制衡復雜程度的超越,這種超越卻恰好是人類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特殊寄生并存關系。既有生物性的寄生性一面,又有并存穩定的社會特性一面。因而,人類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偏離與包容體現為能動地謀求生存與種群的社會性適應以保持穩定延續。要改變這種發展困境,就要堅決的把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需求置于人類發展需要的中心環節,并使其與經濟利益的需求具有同等地位。只有這樣,資源要能成為各民族的經濟優勢,就得經過勞動的改造和加工形成產品。因此,資源無一例外的都是被相關民族的文化用意后才賦有特定意義的,資源是具有特定民族文化產品用意的物化表現形式。一些民族生存于地球表面,會感覺到自然資源的匱乏,并不是它沒有自然資源,而是它們對某些資源的消耗已經超過了當地所能提供的資源量或是利用資源的方式未加轉變。從特定意義上說,沒有哪一個民族完全具備發展生產的一切資源,一切都在于相關民族從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等方式轉變利用資源的產品方式。也就是資源是被相關民族的文化所賦予用意的,資源是具有特定民族的文化產品用意的。
由此可見,從民族經濟發展的角度來思考自然資源的開發與轉換問題時,不僅要看到這些物質資源是否得到了充分的開發,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資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條件是否可以實現各民族利用經濟資源和生態效益的統一,只有將達成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高效性和合理性,才是真正為了保證民族經濟活動的運行成功,因而筆者試圖從反思民族文化作用下的資源配置和利用方式以及民族文化的并存關系研究入手,目是想償試拓展研究的視覺和領域新思想。從經濟人類學視野下的資源配置來關注民族文化產品用意的各種物化表現形式,目的則不僅提高了各民族生存所需的物質基礎和舒適度,同時更是保證了民族經濟活動的運行成功。
作為勞動對象的自然界,是由人的本質對象化了的或是人化的自然界,勞動資源則是人的知識力量的物化表現形式。盡管人類的生產過程是一個使其從對自然力的直接依賴,向能動的運用自然力而過渡的過程,但人在借以使自身獲得獨立的經濟過程,始終得依托于自然界的基礎資源。經濟發展的這一自然基礎,不僅為人的經濟活動提供了對象和手段,而且就是人類整個經濟活動的生存空間,如何利用資源來發展或制約經濟,使同一勞動在不同的自然條件下得到多寡不一的勞動成果,或在不同的自然條件下投入等量的勞動所得到的經濟效益仍然多寡不一。主要是是由勞動的自然條件決定勞動的自然生產率,不能由一定的投資創造出來,自然資源的優勢或制約成為影響勞動生產率的重大因素。同時,技術變化也是增加各生態系統可能性作用發揮的因素,技術的并存拓寬使各種資源的開采率和變化幅度以及活動成本都將成為新的經濟作用因素。然而,自然資源的優勢只是一種潛在的優勢,它僅表現為一種生產要素的存在。如不能把這種潛在的要素開發轉換為現實的生產優勢,就不能把潛在的要素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優勢。從而更不能直接把自然資源的豐歉度與經濟水平的發展相等同。一方面是技術手段的發展將使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非再生性突破限制和約束條件。由技術進步帶來的物資資源的相互替代性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技術結構的高度發展,還會賦予自然資源一定程度的再生性。這就表明技術結構的狀況不僅決定著人們對已開發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而且擴展著人類對自然資源開發的新領域。它不僅表現為人們對自然資源的雙層利用,還表現為人們對物質資源的替代使用和創新改造。但從終極意義上講,人類的一切科學技術發明都僅體現為對所處自然資源利用能力的提升,而決不能拋開自然環境這一依存的基礎資源存在。
誠然,經濟社會發展是文化的決定性因素,文化對經濟社會發展反過來又會有推動作用,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文化又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它制約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可以說有什么樣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態,就有什么樣的民族文化隨之相伴,文化是不能脫離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獨立存在,沒有無文化的社會經濟形態,也沒有無社會經濟的文化存在。③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文化充當決定性因素,文化成其為促進和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基礎,亦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驅動力。從四方說明:
首先,從歷史形成的過程分析,一個民族或國家在長期的發展中,需要經過文化的積累、沉淀、改造、利用和創新文化機制牽聯的多種因素考慮對自然生態資源作出合理的挖掘和資源整合,調適過程不是一蹴而就,得綜合熟知各種資源的屬性和外在復合因素的制約,必然會形成該民族特有的活文化,這種特有的活文化并存和存在,將成為支撐該民族壯大、發展的力量。其次,從民族凝聚力來講,一種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力文化,其引導力會增強和豐富該民族的社會內涵、提高民族素質、展示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精神、能夠團結和凝聚民族的力量,成為該民族的精神動力,同時會鼓舞民族人心,激勵民族斗志;再次,從國際民族的競爭力剖析,它能夠優化和吸引外來投資者的趨動動力,吸引人才引進,促進對外交流的窗口,擴大民族信仰和對外的影響力、凝聚力;最后,從生產力面探討,文化資源開發可直接轉化為經濟資源,如區域民族特色促使旅游和經濟特區開放,能夠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與牽動多產業的復合興盛,同時拉動經濟產業增長的鏈條,實現文化與經濟的共同繁榮。
資源要能成為經濟優勢,首先就得形成產品和經過勞動的加工。可見,從民族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考察自然資源的開發轉換問題時,不僅要看這些物質資源是否得到了充分的開發,更要看到資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條件可以實現資源的合理利用。由此可見,這種經由具體文化加工改造后形成的自然資源,是特定社會的產物,不但具有了特定的社會性,也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而獲得了特定的民族性與文化性。
物質資源是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然基礎。無論哪個民族在對自身所處環境的改造時,其意圖都是要進行有利于本民族物質、經濟、文化、環境等為利進步的生產、生活方式去發展而進行的社會生產活動。
首先,人們要進行物質生產勞動的對象資源是自然界提供的。它作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礎資源,通常是由人類及其相關的人類民族文化來界定利弊的,是人類的文化起著主宰社會的、經濟的活動干預與制約。在任一時段內,關于資源基礎沒有單一的定義,在一種社會形態生活中,當時在相關民族認為具有很高資源價值的定義,其實只不過是相關的民族及其民族文化人為扣上的象征而已。即人為界定的這種價值高昂的東西在相關人類社會及其民族文化中適用。轉而換成其他人類環境及其民族成員,就可能只是中性材料。④終極作用的活動目的受制于特定的民族和文化,以及與之匹配的生存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約和認可。由此引發的系列民族文化及文化事實體系會干預支配相關的民族文化實現他們認為可利經濟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等主持者的意圖。然而,任何一個民族所處的生態環境并非純客觀的自然空間,而是經由該民族加工改造的結果。文化是指導人類生存發展延續的信息體系。⑤不同的民族(人群)所面對的自然環境不同,所經歷的歷史過程不同,所處的社會環境也大有差異,在這樣的過程中不同民族創造出了各自有別、豐富多彩的相關文化事實體系。這些相關的文化事實體系在各民族作用中體現優劣,被人為的扣上優劣的價值界定,即民族聚落僅是文化事實之一的表呈現象。這既是社會的需要,又是文化的產物,體現為民族文化與它建立的民族生境耦合關系。就這個意義而言,沒有什么“原生態文化”可言,保持與創新并存,保持是文化事實體系的常態,而創新則是對環境變遷的文化適應。文化遺產是文化事實保持的樣態,也是創新的基礎與源泉。民族文化的保持與創新在民族文化與民族生境的耦合中延續。因為一個民族的生存環境是特定的,為了適應不同的生存環境,每個民族都具備其特有的傳統生計方式和對資源的取用、加工和改造利用辦法。一個民族的本土文化與生態知識能適應當地的生態環境,并具有規避民族生境中生態脆弱環節的稟賦。⑥因此,在生態資源的取用中應當充分借助與利用民族傳統知識、資源和技能來認識和維護生態系統的循環運行,促使人們在高效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更好的維護人們生態區域內的資源,在模塑中促進人類與生態的和諧。
其次,鑒于特定的生態環境。生息于特定生態背景下的民族,其文化建構必然受制于該生態系統的調適和模塑,并突出的表現在直接調適和制約該民族的生存與發展。鑒于我國復員遼闊的生態系統復雜多樣,因而不同地區、不同生態系統的生態建設必然要做出有針對性的研究思路和對策,切不可都整齊劃一。從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目的是與本土性的生計經驗打交道,是希望發掘和利用各民族的傳統知識和技術技能來維護人們的社區資源。因而從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學仁都一貫主張需要通過文化去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資源利用方式。其主要內容就是把人們生活的社區資源合理的規范到舒適度較高的人與社會的和諧共榮,以實現對“資源配置”的有效性。⑦如風俗、宗教、組織、語言、生計方式等的差異性存在,加之地球資源的分配不均,那么人們就會很自然的根據所處環境的差異迥別去實現更為舒適的生活所求。因而各民族社會所動用的文化策略就會不同。在這樣的人為建構起來的信息系統指導下,由于其具體社會與自然環境的不同而產生出了呈差異性的文化事實體系。⑧顯明例證,諸如武陵山區土家族對牲畜廄肥的加工處置和利用辦法與其諸如高原寒漠帶廄肥處置、利用和操縱辦法顯然不同,這就是生境存在的兩個面,即自然和社會環境的差異性所導致的文化事實體系不同。例如糞便是由各類動物排泄的客觀存在物,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效用價值評判就各不相同,在侗民族看來,可作為施用魚田的餌料,在其他民族看來,取用方式和效用可能大不相同,無論是把糞便資源化還是垃圾化,其研究目的是更多的關注生活社區周圍的一個個文化事實,要從這個文化事實的例案中去關注其后的本質問題,那就是各民族傳統經驗對所處環境資源經長期模塑和總結經驗的特長,認為生態建設的關鍵不在于工程,也不在于投資,而是在于如何利用文化改變資源的利用方式。
再次,鑒于人類社會的生物性與社會性并存。人類是地球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一員,既具有生物性也具有社會性。人類除了擁有生命遺傳信息系統外,還有專屬于自己的社會信息系統,但這種系統的建構前提是人類必須寄生于自然生態系統為其提供物質、能量和信息。但與此同時,人類又能將專屬于他自己的物質形式滲透到生態系統的生態空間之中,與地球表面各種各樣的自然生態系統相并存,因而人類社會的生物性在發揮著終極作用。所以,人類在建構社會與文化時始終得以人類的生物性為藍本,以便人類能以遵循生物原則的角色去參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運作。加之人類的特殊性在于它具備了能動認識外部世界的稟賦,并可以將認知的結果加以整合,建構專屬于自己的信息體系――即人類特有的文化信息,它不是先天獲得的,而是后天習得的。區別在于文化信息不像生命遺傳信息那樣可以代代相傳,只要人類世代沿襲生命遺傳就可以世代沿襲,但文化的世代沿襲卻不同,趨于人類的建構藍本為意圖,有可能喪失舊內容而獲得新的內容,還可能通過文化重構的方式能動地修改和新生更為復雜的新內容,且有其可能文化信息系統與自然生態信息并行但不重合,更有可能是用不同的文化信息系統架構、誘導出了差異的文化類型和文化樣式來。正因為這些具有差異文化信息的類型和樣式的體現,根據不同的文化類型規約出不同的民族來。這樣,由人類文化建構塑造的人類社會也就會像自然生態系統那樣憑借人類特有的文化信息建構起一個多種因果關系交互制衡的復雜穩態延續系統。只不過也有多層次的結構,如從人類社會的總體到并行的族系,再到族屬,直至到一個個單一類型的民族和不同民族類型下數目不等的民族成員,以及含下屬支系、宗族、社區和家庭等。⑨可以說,人類社會結構層次的復雜性與自然生態系統相仿,同樣具有自組織能力,能生長、發育和壯大。但這些子系統具體到對適應外界的環境和自我修復、能動調適的能力時都迥然有別。
總之,人類社會是自然生態系統派生的產物,沒有自然生態系統就不可能有人類社會。人類也是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一個特定物種,它在自然生態系統中僅僅占據一個結構功能點。區別僅在于人類具有他自身獨特的創造物――文化。但同時要兼顧到人類的生物性和社會性,這種雙重性自然會使得文化自身的結構、文化與文化之間的關系表現得更其復雜化。為此,顯然有必要從文化的視角去反思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關系。這種關系的最終表現就是人類的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在自然條件下展開,自然條件的優劣與持續穩定,必然直接影響經濟活動的實施成效。(作者單位:吉首大學數學與統計學院)
基金項目:2011年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生態研究”(課題編號:11AZD071)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解:
① 楊庭碩等《生態人類學導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109.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1.
③ 孫叔平,《論社會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構成和發展的規律》[J].學術月刊,1957.08:4~12.
④ [英]麗斯著,蔡運龍等譯:《自然資源DD分配、經濟學一政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21~22.
⑤ 楊庭碩、羅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與生境》[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31~32.
⑥ 羅康隆著:《文化適應與文化制衡――基于人類文化生態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9~60.
⑦ 羅康隆著:《文化適應與文化制衡――基于人類文化生態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8~32.
⑧ 羅康隆著:《文化適應與文化制衡――基于人類文化生態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33~35.
⑨ 羅康隆著:《文化適應與文化制衡――基于人類文化生態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4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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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和諧社會 環境會計 關系 構建措施
環境會計已經成為多數國家和相關會計組織采用的一種經濟管理模式,以求可以推動經濟的發展。應該了解環境會計的基礎理論以及和諧社會和環境會計的關系并且針對環境會計的構建提出必要的措施。通過以上方法達到協調企業經濟效益和保護環境的目的,同時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均會有所提高。
一、環境會計基礎理論
環境資產、費用、效益等會計因素為核算的內容組成環境會計,環境會計的核算一般都是用貨幣來計量的。隨著人口和需求的不斷增加,自然資源能源有了進一步的消耗,能源緊張已經是頗為緊要的問題。環境也隨著自然能源的消耗日趨惡化。自然物質基礎動搖和制約有關國家的經濟發展,迫使人們開始反思生態經濟以及人與自然是關系。如果長期以往下去,社會經濟變回停滯不前。為了改變這一局面。使經濟、社會、環境平衡發展,環境會計就因此產生了。把環境問題和會計理論相結合成為了西方會計理論界的一項發展方向。用會計來計量、反應和控制社會環境資源是環境會計的核心。通過此方式可以將社會環境與資源問題得到有效改善。環境會計還肩負著重要的使命,因為環境的控制需要通過經濟控制來制衡,一定程度上,環境指標控制可以決定經濟的走向。環境會計的產生也是為了是適應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服務著經濟管理和決策。
二、和諧社會與環境會計的關系
首先,和諧社會的建設需要企業的加入,而企業也通過環境會計的形式進來。因為“節約資源,環境友好”的導向會促進企業客觀的反應對環境資源的消耗以及補償情況。有效的環境信息也會提供給某些利益相關者。其次,保護自然環境資源是企業的經濟活動前提,后代的發展與消費要與當代人持平均水平。所以企業尋求可持續發展道路引應該遵循和諧社會的建設。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還要保證環境與經濟活動是否處于一種良性的發展關系。要使保護資源、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三者處于同一水平線上。經濟社會的發展造就了環境會計的產生,它的出現使人類理性反思了自然環境與自身行為的關系。因此企業需對外披露環境會計信息,不僅保護環境還使企業與環境的友好關系有所加強,實現可持續發展經濟進而實現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環境會計推動著實現和諧社會的發展作用。
三、和諧社會背景下環境會計的構建
(一)構建的必要性
環境會計的構建具有一定的必要性,首先是我國環境現狀使得畢竟構建環境會計。自然環境隨著經濟的發展也在不斷的惡化,社會需求膨脹,科技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都會自然環境帶來了不小的壓力。所以為了保護資源和維護生態平衡構建環境會計可以一定程度上起到監督和引導作用。其次,企業自身發展的需求。過度開發消耗資源都來自傳統企業的高投入低產出的發展模式。對生態環境的補償嚴重滯后,要想保持競爭的優勢,必須重視環境會計和增大環保投入。再有是企業向外擴張的必然結果,企業發展經濟時必須注重生態環境和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環境會計可以反映和控制企業對資源環境等問題,企業的環境成本和效益也會計算和記錄下來并對外公布。
(二)構建措施
1、觀念的轉變
環境會計有效實施的保證來自科學的政績觀與發展觀,因此要轉變觀念,綠色教育社會氛圍的營造,社會責任企業要積極履行。通過綠色教育使提高企業管理者對環境會計的重視程度,為了保證環境會計的有效實施,加強會計人員運用環境會計的專業素質是必然的。環境會計只是反映了企業的另一面,應該在企業管理中主動的把環境管理加入進來并且采取實施措施。對于環境會計信息要真實可靠的向大眾披露。社會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企業,我國的經濟發展中一直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為了促使企業能更好的履行責任應從社會的角度出發去監督企業。
2、相關機構的組建以及制度的建立
環境會計最有力的保障措施是法律。對于環境會計我國目前尚未定法,從而給環境會計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困難。要想改變情境的話首先要先修改會計法,現行的會計法中要將環境會計給包含其中,肯定它的地位和作用,為以后的實踐工作提供了有力手段和保障。其次,會計專責的完善。會計要素中要將涉及環境的內容給涵蓋進去,為了防止有關部門和單位的短期行為必須有所披露;對于環境原則的設計需要依據會計準則有規定來建立會計制度,使會計人員更加容易掌握和具有操作性。最后,為了促使環境理論早日與會計實物相結合,使我國環境會計的理論水平有所提高,政府應該恰當的引導會計理論在環境會計方面進行探究。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做出更大的貢獻,
四、結束語
環境會計的構建為我國和諧社會的發展帶來了不小的益處,企業作為當今社會經濟發展的重點之一,對環境的保護自然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企業應該運用環境會計能更好的使自身服務于社會,為構建和諧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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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設計的經濟屬性是它區別其他藝術活動、手工業的首要特征。人的相互關聯構成復雜的社會,社會的不斷進步與發展必然導致人對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追求,藝術設計通過藝術與技術相結合的創新設計,像其他社會生產力一樣創造社會的物質文明。
1.經濟因素在藝術設計的不同過程中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作用
從設計到實現設計的全過程中,經濟因素在不同的階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作用。(1)設計觀念的產生階段:藝術設計需要把握設計物由過去到未來形成發展的種種相關因素,然后以創造性思維方式和表現手法使之成為嶄新的設計方案。其中的經濟因素體現在對原有狀態的經濟價值分析、市場需求預測以及新方案的經濟內容評估等方面。對原有狀態的經濟價值分析,是設計觀念產生的基礎。(2)設計的實施階段:設計的實施過程指的是設計方案由圖紙到生產為實體的過程,對于設計來說,是實際制作的過程。設計在真正付諸實施的過程中,從設計物的試產、批量生產和專利保護等方面均受經濟因素的制約。(3)設計的實現階段:設計物最終要推向市場實現其經濟價值,主要是通過銷售來實現的,當設計物作為商品投放市場,設計師應當及時調查市場反映和銷售效果,綜合反饋信息以改進產品設計和進行新的設計構思。其中,經濟因素不僅體現在設計物的綜合經濟價值實現的過程中,而且作為改進更新已有方案和促成新的設計方案的產生基礎,經濟因素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3年,現代設計之父格羅佩烏斯將德國包豪斯設計學院的教育理念“藝術與技術的統一”傳播到全世界,使設計終于打破藝術桎梏解脫出來。而在經濟與信息化的今天,我們應提倡“設計與經濟的結合”,設計必須服務于經濟。
2.藝術設計通過預測未來的市場需求來確定設計目標和方向
設計具有強烈的超前性、預測性。“設計”這個概念在許多場合中,也往往被“策劃”等術語代替。這意味著設計與藝術、手工藝活動都不同,它更偏重于事前的過程。在整個市場營銷的組織中,設計占有引導性的地位。“設計生產銷售使用”這四個環節中,設計不僅在時間上先于生產、銷售活動,而且設計的市場定位合理與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后兩者的成效。正因為如此,設計前的活動往往比設計本身花費的時間、精力更多。如設計前必須進行大量的市場調查,包括對廠家、消費者、競爭對手、媒體的詳細調查;調查之后的數據要加以統計分析直至最后提出成文的方案、策劃報告;并且還必須根據市場狀況及時調整方案,以適應突如其來的變化,這就要求設計師的思考必須高度理性化和高度專業化。科學地進行市場潛量、市場占有率及需求預測,把握設計物實現為實體后在市場中的作用和價值體現,能夠使新的設計方案更加合理,更加準確地適應未來市場,并且通過預測可以得到提高和創造設計物附加價值的理論依據。
二、藝術設計伴隨著人類的生產勞動的產生而產生
就藝術設計這一創造性的活動來說,它是伴隨著人類物質生產活動和器物文化的出現而出現的。它實際上就是“人類為生存而進行的造物活動,是人為實現實用功能價值和審美價值的物化勞動形態。這種造物具有一定的審美屬性和精神價值,因而是一種藝術質的造物”。
人類的歷史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藝術設計的歷史之河也從這里發源。當人類的祖先把一塊石頭敲打成用來切割和砍削的石刀時,最早的設計活動就開始了,這把石刀就是最初的設計產品。這種工具的創造首先符合實用目的,同時也顧及到了用起來方便、省力,以引起主體的。它的制作過程具備了設計所要求的從預想、選料到加工成型等必備過程,它的功能和形式結合于一體。最早制作勞動工具如石斧、石刀、弓和箭的原始獵人,是人類第一批設計師。
工具的制造是人類自我革命的開始,也是人類區別于其他物種族類的根本。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最早的史前藝術品,差不多都是與人的生活最緊密相聯系的工具和食用器。這些就是我們人類早期之藝術設計。藝術設計于是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發展,隨著人類的科學文明水平的提高,藝術設計也越來越科學化,其技術性也越來越高,藝術設計逐步成為了一種有目的的創造活動,成為了協調人和環境、個人和社會、生產和消費之間的手段。
三、藝術設計與社會經濟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1.社會經濟的發展是藝術設計繁榮的基石
藝術設計的技術性、經濟性、文化性決定了只有社會經濟高度發展才有藝術文化的繁榮。從藝術設計本身的發展來看,現代設計的起源有兩個顯著特征,其一是勞動的分工,其二是生產工藝的改進使得大規模生產和低消耗成為可能。藝術設計的每一次飛躍和進步,都處在因社會分工而造成的社會經濟高度發達的時期。首先,因為社會經濟發達,隨著人們生活水平和自身素質的提高,人們不再僅僅滿足于商品的物質,而越來越重視消費過程的精神享受和審美,社會需求加大、人類文明和審美情趣的提高,為藝術設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其次,社會經濟高度發達時期也是社會觀念大變革、大解放時期,為藝術設計的應用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思想和思維空間。
知識經濟是繼工業經濟之后的又一次革命。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發展經濟的主要的直接資源。在知識經濟時代,設計藝術將成為人類十分主動和相當自覺的一種行為。大至建筑、環境、公共藝術、城市規劃,小至食品、服飾、生活用品、勞動工具。總之,人類一切生存空間、物質和生活方式,都要經過精心而富有創意的設計。人類將生活在一個經過了設計并不斷被設計著的文化環境和文化氛圍之中。也就是說,在這個新世紀,設計本身將成為人類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一種方式,將成為一種歷史沿革的文化。知識經濟為藝術設計的發展提供了機遇與土壤。時代的變革,經濟形態的變化,為設計藝術的創新發展將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因素,設計藝術也必將以自身更為完善的運作體系,更好地為社會經濟服務。
2.藝術設計的發展是社會經濟騰飛的翅膀
藝術設計是藝術與科技相結合的產物,藝術設計同樣也是一種生產力,在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藝術設計發展的原動力在于滿足人的需求。人類在生存與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欲望和要求稱為需求。按照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馬斯洛(Maslow)的需求理論,人類的需求分為五個層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藝術設計的市場取向就是以滿足需求、引導需求、創造需求為目標的,它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物。其次,藝術設計所帶來的,不僅是精神上的愉悅與享受,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藝術設計是把預期目的和觀念具體化、實體化的手段,是人們進行經濟建設活動的先期過程。它的本質是人們對將要進行的經濟建設活動作出藝術化的設想和籌劃。總體來看,這種設想和籌劃是進步的,發展的,甚至是超前的。從這個意義上,也說明了藝術設計是一種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
藝術設計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典型案例,一是以德國為代表,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設立或制定專門的工業設計部,把設計業作為國家經濟整體的一部分。二是以原東南亞“四小龍”為代表,政府直接參與設計的實施。其目的是把設計作為國家綜合性經濟改革的一種手段,如通過調動本地工業的多種資源激發設計,以便能在國際市場競爭中推出高附加值的產品。三是以日本為代表,日本千葉大學著名學者宮畸清教授在介紹日本經濟發展的過程時,談到日本產業振興和經濟增長有三要訣:一是艱苦奮斗的民族精神;二是領先一步的工業設計;三是不斷完善的經濟政策。這三者相輔相成,其中,工業設計對日本經濟的騰飛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從各個經濟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史來看,“藝術設計也是一種生產力”“設計就是經濟效益”的說法并不過分。藝術設計不再是對客觀世界的簡單反映,它強調創造性與個性,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通過藝術設計,可以提高產品的科技、藝術含量,提高產品的審美附加值,從而創造出更多的經濟效益。
中國加入“WTO”已經成為現實,我國的經濟運動模式和產業結構更新也將因此而發生深刻的變化,改革開放二十余年,中國的設計產業發展迅猛,且設計產業是伴隨著經濟不斷成長起來的,特別是知識占主導地位的今天,對設計產業的適時性、前瞻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無論是現在或未來,藝術設計都會以強大的推動力和自身優勢服務于經濟的發展中,推動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騰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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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和諧;社會;經濟學
一、構建和諧社會的經濟學依據——市場失靈
無論是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還是在市場經濟不發達國家,完全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都不可能實現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優狀態。這種情況的存在被稱為市場失靈。
1.微觀經濟缺乏效率
市場經濟中的調節機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觀經濟提高效率。
(1)市場不能滿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另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投資金額大、回收周期長、經濟效益低,同時對國計民生具有重大影響的項目,如果只是通過市場來供給,同樣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2)外部效應問題的存在。由于價格體系受到的影響是外來的,存在沒有經濟報償的經濟交易。這種外部性對消費者和生產者都會產生影響。似乎外部性能夠通過雙方的討價還價來解決,但是當交易成本存在時外部性則被視為市場失靈的根源。
(3)自然壟斷市場的存在。當提供某種商品的固定成本超過可變成本時,生產者為了長期保證獲得穩定的生產資料,就會與上游產業聯合或干脆將其兼并入自己的企業中,也就是說在市場的運作下生產必然導致聯合,從而導致自然壟斷。
2.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在經濟周期的作用下,國民經濟僅靠市場來調節,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一旦面臨狂風暴雨般的經濟危機、股市崩潰、投機泡沫、金融危機,給予國民經濟的打擊就可能是致命的。這種不穩定性有時也表現為重復出現的通貨膨脹和失業,或消費和投資不平衡。在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的條件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一旦國內外市場上有些風吹草動,市場調節機制可能失靈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觀調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國民經濟發展的較大波動。
3.社會分配缺乏與效率相適應的公平性
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著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市場機制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不僅會引起效率低下問題。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問題。具體觀察我國經濟領域的實際情況,一方面存地在比較嚴重的下崗失業問題、城市居民貧困、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絕對降低的問題;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敗、不法收入、稅收體制不完善導致高收入階層沒有及時足量納稅,社會分配不公等問題。城鄉差別、區域差別、行業差別仍然廣泛存在。近年來,在經濟和國民收入快速增長,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正在不斷地下降的同時,同期基尼系數卻在不斷攀升。這表明我國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經拉大。
二、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政府
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與公共經濟的混合經濟。公共經濟就是政府經濟,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門為彌補市場缺陷的職能活動。也就是說,政府是彌補市場失靈的主體,而市場失靈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依據,因此,政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
1.政府經濟是彌補市場失靈的主體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經濟主體。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以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有良好的“硬件條件”。同時,政府可以承擔那些投資規模大、資金回收期長而又是對經濟發展起重大影響作用的項目,如國防建設、教育、醫療衛生等。這樣,既解決了市場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問題,保證了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同時,政府投資在過程中還可以解決相當一部分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問題,也可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投資和生產,從而推動經濟的繁榮。
(2)政府可以通過建立良好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和具體的運行體制,制定各級各類中長期的發展規劃,降低交易成本,為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軟條件”。制度或體制是一個國家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勵制度,個人或企業的勤奮勞作未能獲得應有的報酬,就會降低其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小而言之是企業的損失,若社會的大氣候如此,損失的就是國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國債、匯率、稅收、預算等經濟調控手段來“熨平”經濟周期,使經濟導入持續穩定的發展。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1998年以來我國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穩健的貨幣政策支撐,我國順利走過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歲月,而且7年來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長率,成為世界經濟的“一枝獨秀”。(4)政府可以通過收入政策、稅收政策和其他相關政策,努力縮小地區、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過加強對區域發展的協調和指導,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有效發揮中部地區綜合優勢,支持中西部地區加快改革發展,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鼓勵東部有條件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進行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導向,通過政策的傾斜,對不同地區的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公平與否評價和調整。
2.政府經濟是不和諧因素的主體。目前,我國存在眾多的不和諧因素,主要表現有以下幾方面。
(1)就業問題嚴重。據有關部門估算,在宏觀經濟運行三大指標中,就業指標最不理想,城鎮真實的人口失業率從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國內的不平等程度加劇。2004年雖然農民收入增速達近幾年的最高點,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勢頭卻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貧富差距嚴重。
(3)“三農”問題依然是最大的發展難題。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部分處于城市邊緣地帶的郊區鎮、村逐步被劃入城市市區管理,農民變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為他們創造就業崗位,他們就會變成城市貧民,這種情況應引起警惕。
(4)社會安全網問題。中國的問題不僅僅在于失業率高和社會差距不斷拉大,而在于缺乏一個覆蓋全社會的安全網。第五教育不平等將影響我國長期發展與和諧。在當前形勢下,教育問題必須從社會發展中單獨分離出來研究和解決。現在看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教育產業化、衛生產業化甚至社會事業產業化的目標和政策實際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現在缺乏對于目的和手段的準確界定。
以上不和諧因素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導因素是政府,因為這些問題都是微觀經濟主體所無能為力的社會問題,其解決當然也就應當具有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政府擔當此任。
三、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而在現實社會中又存在眾多的不和諧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
1.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制度建設
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層次的、系統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通過建章立制。為政府自身行為、社會活動和公共事業的發展提供科學的規則,為公共管理的社會化和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證之下,應重點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政府引導管理其他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
(1)要強化公共服務能力,健全公共服務體系。
(2)不斷提高社會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業管理,加強社區管理,改進社會管理方式。
(3)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能力,搞好市場監督和管理。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強化政府對社會秩序特別是市場秩序的監管功能。四是加強政府部門的專業化建設,依法行政。科學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動建立統籌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
按照統籌方略,結合實際,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問題。構建現代化國民教育體系和終身教育體系。在保障基礎教育的同時,要不斷提高高層人才的培養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專業技術教育體系。要加強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研究,普及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進一步改革公共衛生管理體制,提高地區公共衛生服務水平和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能力。盡快建成覆蓋城鄉、功能完善的疾病預防控制和醫療救治體系。注重改善農村醫療衛生條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逐步建立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的文化管理體制。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會風險。
關鍵詞:高速公路;經濟;社會效益;策略;分析
當前,我國的高速公路建設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其快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為經濟社會創造了基礎條件的同時,也創造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高速公路發展至今已近成為國際上對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進行衡量的重要標準。高速公路是一種新型的收費還貸服務性行業,保證高速公路的快捷、安全、通暢、舒適,利于體對使用者優質服務的提供,從而實現經濟和社會效益最大化的目標,這亦是高速公路實施運營管理的最終目標。高速公路這一目標的實現應依賴于高速公路對其自身“高速”性能的挖掘,注重以“人”為本的理念,從而提高整體的效率,加強高速公路自身的運營管理,通過經濟效益增長點的挖掘,來最終實現高速公路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提升。
一、提高高速公路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意義
高速公路的效益主要包括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兩個方面。在這二者之間,經濟效益的地位要更強一些,從經濟方面對高速公路有全面整體的了解,深入把握其句法的效益要點,從而為未來高速公路的建設提供依據,以推動器不斷的發展。
(一)提高高速公路經濟的意義分析
高速公路經濟效益的提升利于緩解緊張的交通運輸狀況,在提高運輸效率的同時,也使得運輸的結構和法師發生了轉變。;高速公路經濟效益的提升利于其建設原料行業的發展,從而推動建筑行業和機械行業的進步與革新,大大增加了就業需求;高速公路經濟效益的提升利于高速公路網的日趨形成和逐步完善,基礎工業、基礎設施對于社會經濟經濟的發展制約因素得到基本上的解除,對于我國當前的市場分布格局和投資環境有著很好的改善作用,促進了我國市場的完善,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資者,從而進一步推動對外開放和改革的進程;高速公路經濟效益的提升利于高速公路經濟帶的形成,進而帶動周邊經濟及第三產業的經濟發展,進而實現我國整體經濟的增長。
(二)提高高速公路社會效益的意義分析
高速公路社會效益的提升有著積極的意義。首先,促進了高速公路產業的升級,促進了交通運輸業的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了完善交通運輸結構,形成多樣、高水平的運輸法師,促進運輸領域的拓展和運輸結構的完善;其次,促進了區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交通條件的改善,形成了資金、勞動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聚集,對于高速公路自身的縱向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最后,對于提高公眾生活質量和現代物流效率有著積極的作用。高速公路社會效益的提升加快了其一體化運輸的進程,形成了香型的運輸互動局面,進一步增加了人們外出的機動性和選擇性。
二、提高高速公路經濟與社會效益的策略分析
(一)相關管理制度的建立
當前,市場經濟競爭日益激烈,高速公路作為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組成,其相關管理制度的建立更是不可缺少。任何一項工作的實施都應當依據相應的規章和管理措施來進行具體的規范,從而保證其能夠順利的開展。高速公路的營運管理是一種新興的行業,制定與之運行相適應的規章制度,對其運行的科學性、嚴密性和權威性都有著積極的意義,從而使得高速公路的營運管理充滿活力、規范運行及順利實施,以最終實現其收費還貸和創造最大化經濟和社會效益的目的。結合高速公路的實際營運情況,其管理規章的制定應有準繩和依據,并嚴格按照其制定的規章行事,盡可能做到公正、公平、公開,獎罰分明,一視同仁。加強高速公路管理制度的完善,做到數據化和規范化。此外,還應加強高速公路工作人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做到營運管理的順暢落實,杜絕四方車輛等貪污作弊行為的出現。從免費率的控制、車輛通行費實證率的提高等方式從根本上實現高速公路收入的增加。
(二)從營運管理成本著手,實現增效
高速公路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提升,可以從營運管理的成本入手,通過挖潛增效、精簡機構等形式來降低其成本。在實際的高速公路營運管理中,運用合理的人力資源,開源節流,開發潛能,并盡可能選用一專多能的新型人才,這些要點的實施對于高速公路營運管理成本的降低進而提升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著重要的意義。第一,高速公路企業中機構的簡化,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避免工作過程中常見問題的出現。第二,對于人員的精選,應注重對多方面人才的使用,使工作人員能夠運用自身的專業知識和掌握的技術技能應用于實際的工作中,從而發揮其工作的主動性,為本單位作出更大的貢獻。人員的精選和機構的精簡從不同程度上對高速公路企業的經濟起到了很好的緩和作用,從而創造出更多的經濟效益。
市場經濟必然是法制經濟,市場主體必然是經濟法律主體,社會經濟活動中的主體由法律確認各自的權利、義務和行為規范,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和調控也必須由法律賦予和按照法律程序進行,所以市場經濟在遵循經濟規律的同時也必須遵守法律規范。
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框架已經建立,建立了主要的法律制度
(一)市場主體法律制度的建立
中國按照現代市場法制的共同要求,結合中國國情,參照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通常的企業組織形式、企業管理形式和責任形式,先后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業法和獨資企業法等法律。
(二)物權法律制度的建立
2007年,歷經13年醞釀的物權法公布實施。物權法不但是規范財產關系的民事基本法律,更是準確體現國家根本經濟制度,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必要法律保障。物權法對所有權的明晰,用益物權制度和擔保物權制度的規定,為進一步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完善了合同法律制度
合同法確立市場的交易規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合同法律制度1999年前主要集中在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中,之后則是統一的合同法。合同法確立的原則也是市場經濟交易的原則,合同法設立的請求權也是市場主體的重要權利,所以合同法對市場經濟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四)國家經濟宏觀調控的法律制度建立
國家作為管理者從國家、社會的利益出發對經濟給予適度干預是必要的,關鍵是干預的目標和手段。經濟宏觀調控手段中的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調控作用相對于法律手段更為直接,對市場的干涉就越微觀,可能的負面影響就越大。因此,我們已經建立了像價格法、稅法、反壟斷法等一系列法律,完善了國家經濟宏觀調控的法律制度。
(五) 逐步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
社會保障是國家和社會對國民收入進行分配和再分配,通過立法維護社會公平、促進社會穩定發展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是通過社會保障立法來確立。我國從1951年起就建立了以勞動保險和公費醫療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制度。
三、我國經濟市場化及其法制化的特殊性
社會主義的性質使我們不能照搬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發展經驗,同樣,我國市場經濟法制化歷程也有我們自身特點。
(一) 我國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作為國家意志體現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必然以保護公有制為主體作為基本原則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立法更多的體現把國家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作為經濟法律的基本原則。經歷了突出國有資產的保護到對國家、集體、私有財產的平等保護,這些都與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緊密相連。
(二) 在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取決于國家意志,所以經濟法律制度會伴隨經濟制度的不同發生轉變
資本主義國家市場形成后,按照其規律進行發展,市場的需求上升而成相應的經濟法律制度,所以這種法律制度更大的反應市場的要求。我國市場化歷程決定了,我國經濟法律制度更多的是反應國家對市場的要求。所以我國不同經濟時期,我國經濟法律制度對市場主體的要求也不同,所以法律對經濟主體的約束,不僅僅反映市場經濟的需要,也反映了國家的需要和社會的需要,市場主體的行為受到更多的法律約束,法律保護的利益更加多元化。
(三) 我國經濟市場化過程首先是個法制化過程
因為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國家是主要的推動力,所以我國的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往往先于市場需要而產生。我國法制歷程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基點正好相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是崇尚契約自由,先有了市場主體,交易規則再上升為相應的規范法律。我國是先制訂相應的法律然后創建相應的市場主體,制定交易規則。所以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依賴于經濟法律制度的發展。
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國經過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飛速發展,市場經濟法律制度過多反應國家要求而不是市場需求的因子需要迅速改變。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不但要市場接軌,同時也要法律接軌。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不但要適應我國履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更要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保駕護航,成為發展市場經濟保護神和推動力。所以,我們更應當通過修訂、制定經濟法律,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既符合國際標準,更符合市場經濟的共同規律。
(一)制定統一民法典
民法是私法領域的根本大法。它不但調整人身關系,而且調整人與人之間的財產關系。民法這種根本大法的地位決定了它在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隨著物權法和侵權責任法的制定,我們以民法通則為統領的民法體系已經基本建立,但是過于分散,制定統一的民法典進一步整合完善民事法律制度,形成比較完善的民法體系對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二) 加強促進知識經濟發展的立法
當今的世界,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知識產權的價值已經被廣泛重視。知識經濟的崛起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產業形態的創新發展,更是對傳統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的挑戰。計算機、網絡等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各種信息的價值凸現和傳播方式的多樣都要求加強法律保護,對知識經濟相關的立法還應該結合我國國情和國際條約予以加強。
(三) 健全經濟法
經濟法作為國家調控市場經濟的重要法律,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顯得尤為重要。我國市場對外開放度越大,與國外經濟聯系越密切,經濟法立法不足受到的損害就越大。相關的法律和管理制度不夠完善,使得消費者權益難以有效保障。另外,我們有些法律不能有效執行,法律的嚴肅性得不到尊重帶來的是市場環境的惡化,市場的混亂。這些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法律問題。
(四) 進一步完善商事法律體系
中國已經制定了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海商法等商事法律。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商品類型和交易方式都有了新模式,由此帶來的問題也就越來越多,我國的商事法律要與時俱進,電子商務立法迫在眉睫。
(五) 進一步修訂外商投資法
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經濟因素
從 經 濟 學 的 角 度 來 講 ,企業作為一種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經濟組織,首先扮演的是一個“經濟人”和“理性人”的身份,展現出來的是裸的經濟動物本性。受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和貿易思想的影響,利潤最大化成為了經濟主體最高乃至唯一的指導原則。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中最有代表性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堅信:“企業有且只有一種社會責任--在法律和規章制度許可的范圍內,利用它的資源和從事旨在增加它利潤的活動”.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許多企業在建筑著利潤的金字塔的過程中踐踏社會環境,漠視員工利益,雖然實現了利益,但是在內部與員工間產生了巨大的隔閡;與外在社會環境也存在深深的不協調的因素。變革在隔閡和緊張中漸漸展開,人權保護主義、環境保護主義、勞工立法等逐漸改變了企業只關乎經濟利益的現實。利益相關者理論和消費者需求拉動理論將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社會性”與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利己性”結合起來。
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企業的目標是追求企業價值最大化,而不僅僅是追求股東財富最大化;企業的利益是各利益共同者的共同利益,而不僅僅是股東的利益;企業發展的物質基礎是各利益相關者投入的資本,除了股東投入的股權資本外,還有債權人投入的債務資本、員工投入的人力資本、供應商和客戶投入的市場資本、政府投入的公共環境資本以及社區提供的經營環境等;企業的所有權安排要平等地對待各利益相關者,而不是把企業所有權集中地分配給股東;企業發展的基本模式是企業與各利益相關者保持長期合作,而不僅僅是依賴于股東。
消費者需求拉動理論認為,社會責任需求的產生使得消費者愿意為產品中蘊含的企業社會責任支付額外價格,從而對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行為進行激勵。黃曉鵬從演化經濟學視角分析,企業社會責任的演化是由于內部規則(企業利益相關者演化博弈)和外部規則(政府選擇政策)雙重秩序組成。
二、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社會因素
經 濟 社 會 學 視 角 下 看 待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可以用組織社會學中的制度學派、嵌入性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來解釋。在解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原因上,制度學派和嵌入性理論能給出很好的解釋框架。制度學派提出,組織面對兩種不同的環境:技術環境和制度環境。經濟學研究關心的是企業內部成本最小化問題,即技術函數問題;同時組織的制度環境要求組織要服從“合法性”機制,組織要不斷地接受和采納外界公認、贊許的形式、做法。[4](P72-73)因此,當其他企業遵守法律、規范承擔社會責任時,沒有責任擔當的企業便得不到社會的認可,便會失去消費者的信任和支持,結果是企業出于非自愿的、要適應社會期待的情形下做出承擔社會責任的選擇。經濟社會學中的“嵌入性”思想最早是在20世紀40年代由卡爾·波蘭尼提出,他認為人類經濟嵌入并且纏結于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之中;格蘭諾維特發展了波蘭尼的嵌入理論,提出關系嵌入和結構嵌入。“關系性”嵌入是指經濟行動者嵌入與個人關系之中;“結構性”嵌入是指許多行動者嵌入于更為廣闊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因此,企業不僅嵌入于由股東、員工、供應商、消費者和社區等構成的社會關系網中,同時也嵌入于更為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即其他企業成員以及社會結構價值和規范的影響。在這種情形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再是企業所能選擇的>!
布迪厄認定的社會資本是一個社會或群體所具有的現實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體,主要由確定社會或群體成員身份的關系網絡所構成。林南認為,社會資本是嵌入于網絡當中的可以被動員起來的社會資源。具體來講,企業社會資本又分為企業內社會資本和企業外社會資本,企業內社會資本是企業內員工間和部門間的信任和合作關系,它可以促進交流和合作、減少信息成本和監督成本;企業外社會資本是指企業從外部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它包括企業與政府、合作伙伴及社區之間的關系,幫助企業獲取信息、知識和資金,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對內可以實現和員工間融洽的關系,對外有助于樹立良好的形象,建立起長期的合作伙伴關系,使企業和政府、社會形成良性互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明智的企業很樂意主動為實現社會資本而投入。
三、 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界限
在 中 國 , 近 些 年 越 來 越多的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在員工福利、環境保護、災害救助和慈善公益事業領域中發揮著先鋒作用。可是當前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界限并不是特別清晰,企業大多是從自身角度去理解和踐行社會責任,因此有必要厘清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界限和原則,避免企業盲目地跟風和一味地迎合社會需求而迷失了其發展經濟的主方向。
明 確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的 界限,首先,要清楚企業的本質是獲利,企業有且只有一種責任即增加利潤的活動。企業本身的追利行為對社會本身是有好處的,他們會創造收入、創造就業機會,這也是一種社會的擔當。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實際是韋伯所說的企業家追利精神的一種體現,比如企業研究環境保護,從短期來看會損失一些效率,但是從長期來看符合社會發展的趨勢,是有遠見的企業家的行為。其次,要清楚社會責任的不同層次。阿奇·卡羅爾提出社會對企業的不同層次的期望,依次是經濟責任、法律責任、道德責任和慈善責任,他認為這應該是一個金字塔結構,經濟責任最為重要,向上依次遞減。當前對于國內大部分的企業來說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最為重要,很
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系統耦合機制分析耦合是指兩個或兩上以上的系統或運動方式之間通過各種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以至協同的現象,是在各子系統之間的良性互動下,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相互協調的關聯關系。我們把林業資源型城市的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兩個系統通過各自的耦合元素之間產生相互作用、彼此影響的現象,定義為林業資源型城市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系統耦合。
在整個林業資源型城市系統中,森林資源是其社會存在和經濟發展的基礎資源,也就意味著森林資源總量及質量支撐或者限制著社會經濟發展。社會經濟發展的提升會對森林資源及區域內的生態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反過來,森林資源總量減少及生態環境的破壞反作用于城市社會經濟的發展,分別表現為對環境污染治理的要求和對森林資源恢復的要求,其最終結果是促進森林資源再生和生態環境的改善。這樣一來,通過壓力———承載———反饋之間的互動就形成了林業資源型城市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系統耦合。
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耦合目標林業資源型城市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耦合作用的總體目標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區域內構建產業結構合理、生態功能高效、林業資源良性循環、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耦合關系為標志;以改善生態環境為主體,實現森林資源與社會經濟的平衡發展,在森林資源發揮出最大的生態效益的同時帶動社會經濟的發展,推動社會經濟和民生質量的全面提高,最終實現林業資源型城市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目前,國內學者對“社會—經濟—生態”復合系統進行耦合分析的成果已頗為豐富。尤其是系統科學的發展為區域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提供了新視角,近年來許多學者采用系統動力學方法、灰度關聯分析法、協調發展模型等方法對存在互動關系的系統進行耦合測度的研究結果都表明耦合度結果不僅可以闡明系統間的互動關系,而且可以描述系統的演進態勢或趨向,對于調控系統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關鍵詞】循環經濟 生態效率 IPAT方程 政策建議
一、我國建設循環經濟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任務,即構建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其中一個重要方面也是本質內涵就是要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指的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但是,我國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遇到了諸多挑戰與問題,其中之一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失衡,人與自然之間存在著不和諧因素。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年均增幅達8%以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然而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使我國經濟發展與人口增長、資源消耗與環境承載能力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2003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總量的4%,卻消耗了世界鋼鐵總產量的30%、世界煤炭總產量的31%。2004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約占世界能源消費總量的11%。在資源消耗量急劇增長、供需矛盾惡化的同時,資源浪費現象卻相當嚴重,資源利用效率較低。目前,我國工業水的重復利用率只有2O%左右,礦產資源的利用率僅為40%~50%,能源利用率只有33%。在能源及礦產資源不斷減少的同時,其開發利用所帶來的外部性污染問題也日益嚴重。據統計,我國每增加1個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比發達國家高4倍,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比發達國家高10倍。同時在資源利用、環境保護方面存在法規、政策不完善,體制、機制不健全,相關技術開發滯后等問題。本世紀頭20年,我國將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面臨的資源和環境形勢十分嚴峻。
發達國家的發展進程表明, 當國家和地區人均GDP處于500美元至3000美元的發展階段時, 往往對應著人口、資源、環境等瓶頸約束最為嚴重的時期。我國目前就處于這時期, 如何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大力推進循環經濟建設就顯得迫在眉睫。
二、從生態效率的角度深入認識循環經濟
1.循環經濟的基本理論
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本質上是以物質的功效價值循環利用為特征,以環境友好的方式充分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的生態經濟,其主要特征是在物質不斷循環利用的基礎上發展經濟,使經濟系統和諧地納入到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中,實現經濟的生態化。
循環經濟倡導的是一種與環境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傳統經濟方式(圖1)相比,循環經濟改變了“資源――產品――污染排放”的單向式流程,按照“減量化(Recluse)、再利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原則(即3R原則)形成“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復循環流程(圖2),實現自然資源的“低投入、高利用、低排放”,循環經濟作為一種經濟、社會、環境共贏的發展模式,正逐漸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選擇。
2.循環經濟與提高生態效率
循環經濟關注的目標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而是生態效率的提高。生態效率(Eco-efficiency)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量(即GDP總量)和資源環境消耗的實物量(TMR)比值(公式1),它表示經濟增長與環境壓力的分離關系(decoupling indicators),是一國綠色競爭力的重要體現。
生態效率(資源生產率)=經濟社會發展(價值量)/資源環境消耗(實物量)(1)
式(1)中,資源生產率就是用當年本國的GDP除以直接物質投入量(TMR),該指標越高說明單位資源產生的增加值越高、資源利用效益水平越高。
資源生產率與資源效率和環境效率密切相關,可以將其具體化為與資源效率相關的指標:如單位能耗的GDP(能源生產率)、單位水耗的GDP(水生產率)、單位物耗的GDP(物質生產率)等;同時可以將其具體化為與環境效率相關的指標:如單位廢水的GDP(廢水排放生產率)、單位固體廢棄物的GDP(固體廢棄物排放生產率)、廢氣的GDP(廢氣排放生產率)等。通過這些指標可具體計算出我國的資源效率(見表1)。
資源生產率=當年本國的GDP(2000年不變價)/直接物質投入量(TMR)
由表1可以看出,目前我國資源生產率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十分明顯。2000年我國的資源生產率為19.6美元/噸,而日本為746.3美元/噸、德國為337.8美元/噸、美國為381.7美元/噸,均為我國的十幾至幾十倍,這是我國多年以來單純注重GDP數量增長,卻忽視資源效率與環境容量的后果。如果我國繼續按照現有資源利用方式和污染產生水平,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對環境的影響將約是現在的4~5倍。顯然,這種模式屬于危險的發展道路,意味著可能帶來社會的不穩定和環境退化。
3.基于IPAT方程的生態壓力評估
我們可以利用IPAT方程來推算我國在循環經濟建設中面臨的資源環境壓力,衡量我國提高資源生產率的潛力。
1971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著名人口學家埃利希(Paul.R.Ehr1ich)教授率先提出了表征經濟增長與環境關系率的數學方程形式:IPAT方程(資源環境壓力方程) 。
I=P×A×T(2)
式(2)中I是環境負荷,P是人口,A是人均GDP,T是單位GDP的環境負荷(其倒數即為資源生產率),式中的環境負荷可以特指各種資源消耗量或污染產生量。從IPAT方程計算資源生產率的過程不難看出,在方程四個變量中,人口是不斷增長的,人均GDP也會隨著經濟發展而增加,因此,要減少經濟增長所形成的環境壓力,必須依靠技術提高使單位GDP的環境負荷減少,即資源生產率提高。
以2000年為基準年,2000年我國人口約為12.7億,人均GDP為800美元,按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到2020年我國GDP將翻兩番,人均GDP達到3200美元。預計2020年我國人口數約為15億,將以上數據資料代入IPAT方程經測算可知:從資源生產率的角度來考慮,若要使2020年生態環境與資源消耗狀況與2000年持平,那么必須使資源生產率至少提高到2000年的4.72倍,而要使生態環境有顯著改觀,資源消耗大大降低,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那么資源生產率必須在現有基礎上提高約8~10倍。
三、我國發展循環經濟推動和諧社會建設的對策建議
盡管我國的循環經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還存在很大的差距,存在諸如指導思想落后,理論體系建設滯后;缺乏統一的組織領導機構和規劃;法律、法規、政策尚不健全,執行不力;尚未形成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技術支撐體系;缺乏符合國情的指標體系和評價體系等制約因素。因此,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對策建議:
1.選擇我國循環經濟的重點和突破點。我國應該把提高資源生產效率作為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重點和突破點,集中力量,爭取在相關的共性和關鍵技術有所突破。
根據現有的理論研究,提高生態效率主要有兩種途徑:部門內的改進和跨部門的變革。前者主要通過過程改善,產品創新提高資源效率,這種改革是漸進的、常規的,例如,汽車后面裝尾氣凈化裝置,把使用石油燃料的汽車變成使用燃料電池的汽車等。而功能革新跨部門的變革,是在改變產品結構和城市結構基礎上尋找替代式的發展道路,從更大的范圍內進行生態效率的思考,例如原來城市規劃概念是功能分家,工業區、居住區、休閑區等是分開的,聯系這些區域的需要使得交通的環境壓力加大,而今的城市規劃概念已經被新的功能集成的規劃思想所替代,在城市組團里面實現居住、就業、購物、休閑的集成,實現最少量的交通。這種改進具有更大的效率,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更重要的戰略途徑。我們現在的思考比較多地限于傳統的漸進發展方式,而沒有強調替代方式對于可持續發展的意義,忽視的恰恰是更重要的路途選擇。中國在“十一五”及未來更長的發展階段,不但要繼續關注傳統的漸進式的變革,還要前瞻性地促進跨部門的技術變革,這要求經濟社會發展部門和資源環境保護部門聯手討論一種綜合的、多贏的發展戰略。
2.統籌考慮,建立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政策體系,系統推進循環經濟發展。發達國家經驗表明,發展循環經濟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需要制定各項法律政策加以規范引導,同時需要一定的技術水平作支撐,并且依賴于整個社會公眾意識的提高,以及環境稅、綠色標志的政策機制的完善。而我國還沒有形成循環經濟發展的法律體系,缺少完善的配套政策措施,不能適應發展循環經濟的要求。因此,在制定循環總體推進計劃的同時,應加快《循環經濟促進法》立法進程,改革不符合循環經濟發展要求的政策機制,在加強行政引導的同時,建立配套的財政、稅收和金融政策,確保在市場機制下政策措施之間相互配套和促進。
3.強化市場機制,建立有利于推行循環經濟的動力機制。由于我國仍處于傳統線性經濟模式中,我們現有的環境法規和政策體系大多采取末端控制、指令性控制,在資源輸入端和污染排放端缺少有效的經濟控制手段和社會參與手段,這不利于發揮企業和社會的積極性。目前的市場價格體系不但不能反映資源的稀缺性,反而因為回收利用的材料價格高于原材料的價格,不利于原材料的節約和二次材料的大量利用,在污染排放端又缺乏強有力的經濟約束。循環經濟還要求運用社會機制,制定參與性政策,強調非政府非贏的社會組織的作用。目前的政策體系較少考慮采用市場性和參與性的政策,排除了市場主體企業和社會力量在推進循環經濟中的作用,客觀上造成企業和社會參與積極性不足的缺陷。
因此,要特別強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在垃圾分類回收、廢棄物資資源化等方面,加快建立有效的激勵政策和合理的費用分擔制度,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和工具,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推進我國市場機制的建立。同時,將完善市場機制和健全現代企業制度相結合,引導行業和企業致力于循環經濟的建設。
4.走適合我國國情的循環經濟發展之路。發達國家是在逐步解決了工業污染和部分生活污染后,向消費型社會結構變化的過程中提出循環經濟發展理念的,其目的在于解決后工業化時代的廢棄物問題。而作為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且各種主要資源都相對貧乏的國家,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絕對不能簡單模仿,而應以保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為主要目的。因此,應全面考慮發展循環經濟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走適合我國國情的循環經濟發展之路。例如,考慮到我國現階段國情和存在地區差異的情況下,在借鑒日本的規模化資源再用和再生利用機制時,就既要考慮科技的勞動替代和高效作用,又要考慮我國勞動力眾多就業壓力大的實際情況。譬如,可以通過發展循環經濟相關的“靜脈產業”(3R)產業,在促進再生資源領域循環經濟發展的同時,培育新興產業,緩解我國的就業壓力問題。此外,在增加循環經濟科技投入的同時,還可以借鑒日本汽車產業在上世紀80年代的經驗,結合老工業基地改造,把發展循環經濟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結合起來,利用其“溢出”效應,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增強我國的國際競爭力。
發展循環經濟對于我國來講是一項新的具有戰略意義的系統工程,目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的發展階段,我們既要抓住加快發展的歷史機遇,也必須正視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壓力。全面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建設循環型社會,充分挖掘和利用資源生產率提高的潛力來緩解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矛盾。要實現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經濟、社會、環境的持續、健康、和諧發展的目標,就必須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快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推行清潔生產,將經濟社會活動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和生態環境的影響降低到最小程度,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環境為核心,努力實現產業生態化,治理污染產業化,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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