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宏觀經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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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內宏觀經濟范文

關鍵詞：擴大內需　總需求和總供給模型　IS-LM模型

一、政策出臺的背景

始于次貸危機的美國金融危機像傳染病一樣，從2008年9月開始向外傳播，并迅速蔓延至日本及歐盟各國家，演變成世界金融危機。受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的實體經濟表現出經濟衰退的一些典型癥狀，如投資率下降、消費不足、失業率上升等。尤其進入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工業生產、出口、財政收入、CPI和PPI等經濟指標顯著下滑，中國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顯現。

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中國政府果斷出臺了經濟刺激的方案。2008年11月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的《擴大內需促進增長十項措施》，這十項措施是：一是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三是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五是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六是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七是加快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各項工作：八是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鼓勵企業技術改造，減輕企業負擔1200億元。十是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初步匡算。實施上述工程建設，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元。

從2008年9月，金融危機從美國蔓延開來。在11月初中國政府就出臺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財政政策。為什么政策的出臺需要如此之快?面對經濟的衰退，增加政府購買和減稅等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為什么能拉動國內需求?為了更好地回答這兩個問題，讓我們把目光從政策轉向背后的宏觀經濟學原理，看看通過簡潔的經濟學模型，我們能否對國家的政策有更清晰的理解。

二、擴大內需政策的宏觀經濟學原理

我們首先用國民收入核算恒等式來說明金融危機使我國總需求減少。國民收入核算恒等式的表達式為：

GDP=C+I+G+NX

其中，C表示消費，I表示投資，G表示政府購買，NX表示凈出口。

現在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國內失業率上升、人均收入減少導致消費減少，再加上投資下降等原因，我國GDP的增長率明顯減緩。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2008年第一季度、前兩季度、前三季度和全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比2007年同期增長率一直在下降，分別為10.6％、10.4％、9.9％和9.0％。

這說明名義產出PY比預期的在減少，又由于在短期內物價水平P是固定的，這導致名義收入Y的減少，也就是說需求曲線在朝預期需求曲線的左方移動。

根據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理論，當經濟出現短期波動時，國家可以出臺財政和貨幣政策，使經濟朝著預期的方向發展。在經濟學中，把旨在降低短期經濟波動嚴重性的宏觀政策行為叫做穩定政策。我們首先利用總供給和總需求模型，來說明國家迅速出臺擴大內需的穩定政策的必要性。

(一)總供給和總需求模型

根據貨幣數量論，我們可以得到向右下方傾斜的總需求曲線AD1；由于在長期中，生產的產出取決于固定的資本和勞動量以及可獲得的技術，而不取決于物價水平，因此長期總供給曲線LRAS為一條垂直的直線：在短期中，一些物價是黏性的。我們用一條水平的短期總供給曲線SRAS來代表這種情況。一開始。長期均衡位于總需求與長期總供給曲線的交點A。價格調整實現了均衡，因此，當經濟處于長期均衡時，短期總供給曲線必定也在這一點相交。整個模型見圖1。

現在，受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實體經濟衰退，總需求曲線向右移動到AD2，如圖1所示。在短期中，物價是黏性的，因此經濟從A點移動到B點，產出與就業下降到低于其自然水平。如果政府對經濟放任自流，隨著時間的推移，市場會對低需求做出反應。工資與物價下降。物價水平的逐漸下降使經濟向下沿著新的需求曲線AD2移動到C點，這是新的長期均衡。這說明經濟能夠自我恢復，但其代價卻是經歷一個長時間的衰退期。現在。中國政府迅速出臺擴大內需的政策，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增加政府購買和減稅刺激居民消費等一系列財政政策拉動總需求，使總需求曲線AD2盡快恢復到原先AD1的水平，避免經歷一個較長的經濟衰退期。這正如《經濟》雜志社在采訪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時，李主任所說。“財政政策是一副猛藥，這副猛藥下去后，它對經濟會有一定的拉動作用，但問題在于你這個猛藥要快，如果你慢的話，等經濟體已經熱起來了，已經自己走出低谷的時候，你再起作用的話，勁用反了，就不起作用了。”

(二)IS-LM模型

我們已經說明了政府出臺政策的目的是使總需求曲線向右移動，接下來，我們利用構成總需求曲線理論基礎的IS-LM模型，來看看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到底是怎樣使總需求曲線向右移動的。

1.財政政策

在本文，我們以增加政府購買為例，減稅等其他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果討論類似。

現在，假設政府購買增加了G，那么在凱恩斯交叉圖(圖2)中，計劃支出曲線向上移動G，均衡點從A點移動到B點。由于政府購買對收入有乘數效應，收入從Y1增加到Y2，其中Y2-Y1=G／(1-MPC)，MPC為邊際消費傾向。

由于在任何給定的利率上，政府購買增加G使收入水平增加G／(1 MPC)。因此，正如圖3所示，IS曲線向右等量移動，經濟的均衡點從C點移動到D點。收入從Y1上升到Y3，而利率從r1。上升到r3。由于利率的上升，企業削減其投資計劃，投資的這種減少部分抵消了政府購買增加的擴張效應。因此，在IS-LM模型中，政府購買增加引起的收入增加Y3-Y2小于凱恩斯交叉圖中收入的增加Y2-Y1。

最后，由于IS曲線的移動是針對給定的物價水平而言的，這說明在任意一種既定的物價水平，總需求曲線向右移動Y3-Y1。

2.貨幣政策

現實中，政府在出臺財政政策的同時也出臺了擴張性貨幣政策，使LM曲線向右移動，導致利率下降。于是，在現實中我們看到利率并不上升反而下降，那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這里我們以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為例來討論擴張性貨幣政策討論。

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相當于增加了流通中貨幣的數

量，于是貨幣的供給M增加。因為在短期物價水平P是固定的，M的增加使實際貨幣余額M／P增加。根據流動偏好理論，對于任何給定的收入水平，實際貨幣余額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因此，正如圖4所示，LM曲線向下移動，均衡點從A點移動到B點。

由于貨幣供給M的增加同時提高了產出PY的名義值。對任何一個給定的物價水平P而言，產出Y增加。因此，貨幣供給的增加同樣也使總需求曲線向右移動。

三、政策效應的決定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國家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確實能使需求曲線向右移動。現在的問題是，當局在采取政策時，如何把握政策的度?或者說，采取擴張性政策后，IS-LM曲線會移動到什么位置?直觀的分析告訴我們。它取決與IS、LM曲線的斜率。

如圖5，當IS1曲線向右移動到IS2位置時，收入Y1移動到Y2。現在假設LM曲線是一條更平坦的曲線LM2，則要使Y1移動到Y2，只需使IS曲線移動到IS3即可。這說明，在LM曲線更平坦的條件下，只需采用較小的政策力度，就能達到增大同樣產出的效果。

對于IS曲線，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即當IS曲線更平坦時，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只需采取比IS更陡時較小的貨幣政策力度。

四、中國的IS-LM模型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知道，IS、LM曲線的斜率決定著政策作用的效果。為了更好地分析當前出臺的擴大內需政策的效果，我們需要知道中國的IS、LM曲線的斜率。

任太增(2000年)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但我國投資對利率的反應沒有一般市場經濟敏感等原因，使得中國的IS曲線雖然已經具備了市場經濟條件下IS曲線的一般特征，即向右下方傾斜，但在目前，它比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IS曲線更陡。在經濟蕭條時期，由于預防性貨幣需求的無限膨脹，投機性貨幣需求在整個貨幣需求中所占的比例下降，這時LM曲線的斜率主要由貨幣的交易需求和預防需求函數決定，是一條相當平坦的曲線。

由于現階段中國的IS曲線的斜率較大，LM曲線的斜率較小，由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在相同的政策力度的條件下，我國采用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要更有效。因此本文認為，我國當前應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和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這與中央的決策是一致的。

五、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在我國當前經濟明顯下滑的情況下，我們確實要迅速采取擴大內需政策。而且由中國IS、LM曲線的斜率知道，在當前我們應主要采取財政政策，并輔以相應的貨幣政策和其他政策。具體來說：

在財政政策方面，可以考慮進一步擴大赤字，增加發行國債加大政府投資力度，在增加投資總量的同時，更應該關注投資的方向：要進一步增加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事業等“民生”行業投資：此外，要增加農村投資，釋放農村消費能力。

第2篇：國內宏觀經濟范文

關鍵詞:房地產價格;宏觀經濟;實證研究;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F293.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9-0086-03

一、引言

2008年,隨著雷曼兄弟破產、“兩房”被政府接管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美國次貸危機進一步深化成金融風暴波及全球,宏觀經濟出現劇烈波動。在此國際背景下,國內經濟亦不容樂觀,現在金融危機也已經開始逐漸滲透到實體經濟領域,直接導致了外貿出口下滑,外貿順差減少,與國內房地產周期演變重疊,從而影響工業和投資下降的結果,造成經濟迅速下行趨勢,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幅回落至9%。為了穩定經濟,我國政府決定采取擴大內需為主和穩定外需相結合的方式,采取更強有力的措施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擴大消費需求,以拉動經濟增長。長期以來,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在國內消費不振、外貿出口急劇下降的形勢下,政府出臺了旨在擴大內需的四萬億刺激計劃,其中32%與房地產行業直接相關,包括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等措施。

從2008年10月下旬開始,政府連續出臺救市政策,這不僅為購房者提供了更多的利好,最為重要的是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購房者的市場預期,這對于促進樓市的回暖具有積極作用。2008年11月份,土地成交量出現回暖跡象,比2007年同期分別增加了8.3%和159%,比上月成交土地面積也增加了37.8%。同時,伴隨著商品房住宅量的成交量、成交面積的增加,經濟適用房、限價性住房等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數增加了46.2%,成交面積增加了49.3%。目前,市場上房地產開發土地供給依然充足,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在穩步回升;房地產供給將出現結構性差異,商業地產出現過剩,保障性住房供給力度不斷加大;房地產價格持續調整;房地產市場體系將逐步完善。

由此可見,宏觀經濟的波動對房地產價格有著重要影響,而房地產投資作為固定資產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房地產價格的變化勢必對宏觀經濟的運行產生重要影響。雖然從理論上,對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關系進行分析的文獻很多,但從實證角度具體檢驗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關系的文獻還不是很成熟。本文將從國內外兩個方面對研究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波動的文獻進行綜述,以期進一步探討影響房地產和宏觀經濟波動的實際因素,同時對相關文獻所采用的模型進行歸納、整理,期望能對進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視角。

二、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關系的實證研究

房地產價格是指房地產市場上供需雙方所形成的價格。從各國房地產價格的波動情況來看,房地產價格一般具有階段性、城市差異性與協同性、泡沫性三個特點。就階段性而言,房地產價格的階段性或周期性與宏觀經濟波動是密切相關的,有時宏觀經濟波動表現為房地產價格波動,同時又會引起宏觀經濟波動。根據經濟周期理論,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基本變量存在互動關系,主要表現為宏觀經濟的一個或多個經濟變量會引起房地產價格的變動,同時房地產行業的變化也會引起宏觀經濟的波動,在變化過程中兩者形成相互加強的互動機制。從各國相關文獻資料來看,影響房地產價格的宏觀經濟基本變量主要包括收入、消費、利率、就業率、通貨膨脹率、建筑成本、房地產供給等基本變量。

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的關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宏觀經濟變化對房地產價格波動的影響,宏觀經濟變化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對房地產供給和需求的影響來實現的;二是房地產價格波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在這方面,已有的研究表明,學者們主要是從房地產價格是否影響總消費和總投資兩個角度進行分析的。

(一)國外的相關研究

房地產業在國外許多國家已是成熟的產業,有關房地產業的地位作用已有了明確的認識。從國外的文獻來看,大部分的經濟學者對于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關系的實證研究,主要側重于從均衡理論的角度出發,在傳統的回歸分析模型的基礎上,更多地運用獨立線性系統、數量經濟模型、技術經濟評估模型等來進行數據分析。

首先,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面會影響投資需求,進而通過利率影響房地產的供給,而經濟增長會影響居民收入進而影響對房地產的需求,根據均衡理論,市場競爭機制最終會通過房地產價格出清市場。Clapp和Giaccotto(1994)利用簡單回歸分析,認為宏觀經濟的變化對于房地產價格有著很好的預測能力,不符合有效市場的假說。而Quigley(1999)采用供求平衡確定價格的模型,對美國1986―1994年41個都市區域的年度數據進行研究,認為對住宅價格的解釋能力在12%～30%之間,各變量的顯著水平超過了99%,說明美國經濟基本面可以解釋美國房地產價格的變化。同時,Iacoviello(2002)通過建立SVAR模型研究來6個歐洲國家(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英國)過去25年的影響房地產價格波動的宏觀經濟因素,研究發現在利率上調之后,各國的房地產價格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下跌。Miki Seko(2003)通過利用SVAR模型分析出日本各地區的住宅價格和經濟基本面有著比較強的相關性,可以預測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同時,房地產價格的變化是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因素。Chirinko,DeHaant和Sterken(2004)運用SVAR模型對13個國家進行研究,研究了13個發達國家的情況,發現對一國而言,房屋比股票對消費、產出等實際經濟有更大的作用,房價上漲1%之后,消費上漲0.75%,房價上漲1.5%之后,GDP上漲0.4%。

其次,對房地產的需求而言,受經濟增長影響的居民收入是主要影響因素,而根據不同經濟理論對收入度量是此類文獻關注的主要內容,如永久收入假說。Geoffrey Meen(2002)通過對英國、美國住宅價格的時間序列分析發現,無論是暫時性收入還是持久性收入,對房價的彈性都很大,尤其是在美國對于供給彈性欠佳的市場上,長期收入的彈性更高。而GcofKenny(1999)利用協整技術,利用VECM模型,來對愛爾蘭住宅市場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建模,他的研究表明,持久收入增加會引起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并對住宅的需求有一定比例的增加。同時,Abrahma和Hendershott(1996)利用了一個考慮滯后過程在內的住宅價格變化模型,該模型提示了住宅價格上漲與住宅建設成本、就業率和收入直接相關,住宅價格上漲幅度和利率上升成負相關。

最后,對房地產的供給方面而言,宏觀經濟的變動通過對利率的影響進一步影響實際的房地產投資。在這一方面,Giulindori(2005)通過建立一系列VAR模型,研究發現利率上調之后,9個歐洲國家(比利時、芬蘭、法國、愛爾蘭、意大利、荷蘭、西班牙、瑞典和英國)的房地產價格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時,Case和Robert(2003)驗證了房地產價格與投資回報存在正的自相關。房地產價格和回報的高度自相關會產生正反饋交易行為, 并推動房地產價格向預期的方向發展,在上升過程中可能會形成價格泡沫。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國外文獻主要基于均衡理論、收入假說等經濟理論構建模型,如SVAR模型。采用的數據主要采用橫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從而具體的計量模型主要集中在傳統的OLS回歸、SVAR模型、協整分析等。

(二)國內的相關研究

我國房地產市場相對國外來說,雖然起步比較晚,但伴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房地產行業也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房價問題不僅關系到城市的發展和金融的安全,更關系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房價問題的重要性和房地產價格的敏感性吸引了國內大量學者和公眾的廣泛關注。從國內的文獻來看,國內學者對于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關系,大都從理論上來進行分析,進行實證研究的文章比較少,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鑒于宏觀經濟基本面對房地產價格的重要影響,采用合適的數據、模型對二者關系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大家關注的重點。沈悅,劉洪玉(2004)利用1995―2002年我國14城市的中房住宅價格指數與宏觀經濟基本面相關變量的平行數據,運用混合樣本回歸以及添加城市、年度啞變量等分析方法,對住宅價格與經濟基本面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經濟基本面對住宅價格水平的解釋模型存在著顯著的城市影響特征。姜彩樓、徐康寧、李永浮(2007)運用2003年3月至2006年8月的月度數據,通過協整方法、Granger檢驗研究了上海市房地產價格變動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宏觀經濟發展水平和房地產投資力度是影響上海市房地產價格變動的重要因素。而人均可支配收入、空置面積等反映市場供需關系的指標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較小。張益豐(2008)利用協整檢驗與Granger因果檢驗等方法對我國房地產銷售價格和經濟發展、居民人均收入以及上地拍賣價格等變量加以實證分析,指出單純依靠降低土地價格來遏制房價上漲政策是不可行的;提出加大農村投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減少地域之間的經濟差距等一系列能夠平抑房屋價格快速上漲的政策建議。

其次,在我國,由于房地產開發的資金來源主要是銀行貸款,從而銀行利率的變動對房地產投資有重大影響,因而會影響到房地產供給及其價格變化。例如,梁云芳、高鐵梅、賀書平(2006)利用協整分析和HP濾波,計算了房地產均衡價格水平,以及房地產價格偏離均衡價格的波動狀態,得出結論:我國房地產市場價格的偏離只是受部分地區的影響。通過利率來調控房地產市場,成效不大,但信貸規模的變化對房地產投資有較大的影響。而崔光燦(2009)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對我國1995―2006 年31個省市的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房地產價格明顯受利率和通貨膨脹率的影響,而且房地產供給、收入等基礎性宏觀經濟變量在中長期也決定房地產價格。房地產價格明顯影響到宏觀經濟穩定,房地產價格上升會增加社會總投資和總消費,房地產投資通過“財富效應”對消費的影響始終明顯,對社會總投資的影響也非常顯著。

最后,隨著我國房價的連續上漲,住房支出成為居民支出的主要組成部分,居民的生活壓力上升,居民消費支出受到重大影響,進而影響到擴大內需的實現,是影響房地產需求的主要因素。姚玲珍、劉旦(2006)在生命周期假說的基礎上,構造了一個城鎮居民資產與城鎮居民人均消費關系的模型,并利用1978―2006年的數據,分階段實證研究了中國城鎮居民住宅資產對城鎮居民人均消費的影響。宋勃(2007)在考慮通貨膨脹的條件下,利用我國1998―2006年的房地產價格和居民消費的季度數據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使用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我國的房地產價格和居民消費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得出結論,短期而言,兩者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長期來說,房屋價格上漲是居民消費增加的Granger原因。

由于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在房地產市場上的重要作用,使得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研究成為影響房地產價格的重要因素,例如,房地產信貸政策將會直接影響房地產貸款利率,而宏觀財政政策則會影響居民收入,進而影響對房地產的需求。周京奎(2005)利用中國4個直轄市房地產價格數據和宏觀經濟數據,運用單整與協整檢驗方法及誤差修正模型,對住宅價格與貨幣政策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住宅價格上漲與寬松的貨幣政策有緊密的聯系。

可以看到,國內文獻于國內文獻相比,除橫截面數據、時間序列數據之外,還采用了面板數據,從而可以使用更多的信息,相關的計量方法主要包括:協整方法、Granger檢驗、誤差修正模型(ECM)、面板數據模型,同時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分析也是國內文獻重點關注的問題。

三、總結

國外在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關系的研究上要早于國內,并且重視在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構建結構計量模型進行定量分析,這為國內的相關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鑒。近年來,隨著國內房地產市場的迅速發展,對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關系的研究逐漸增多,并且大量采用了相關計量模型進行定量分析。但是,對于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仍顯不足:

(一)宏觀經濟政策在我國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也一直是我國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但是,現在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理論分析方面,缺乏全面的實證分析。如果能夠對宏觀經濟政策對穩定經濟、促進房地產行業發展的政策效應進行定量分析,那么我們就可以對相應的政策效應和實施效果進行預測、評估。

第3篇：國內宏觀經濟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企業發展;影響;對策

一、宏觀經濟環境對現代企業發展的影響

（一）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融資環境的影響。企業籌資的順暢與否直接關系到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足夠的資金支持是企業生產經營發展最基本的保障，而在當前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趨勢日益明顯的現狀下，國內外的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融資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

從國際環境來看，國際宏觀經濟環境影響著我國企業融資環境。如2008年發生的美國次貸危機逐漸席卷全球，直接或間接導致了我國很多企業融資困難，甚至導致部分過分依賴國際資金的企業慘遭破產，可見，國際宏觀經濟環境影響到我國企業的融資發展，同時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我國部分企業籌資渠道單一、過分依賴國際資金的弊端。

從國內環境來看，國內宏觀經濟政策影響著我國企業融資環境。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是以利率為核心的調控機制，政府如果采用積極的貨幣政策，銀行等金融機構就會放出更多的貨幣，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就會更加多樣化、貸款渠道也會更加順暢。

（二）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發展方向的影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對企業發展方向的引導雖比不上計劃經濟政策那樣明顯，但政府進行的很多宏觀調控政策都會給企業或多或少的帶來一些指向性影響，促使企業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二、緊跟宏觀經濟走勢 創新企業發展戰略

宏觀經濟是企業發展的指向標，未來企業的發展戰略與宏觀經濟走勢密切相關。面對日益復雜的宏觀經濟形勢，企業應保持清醒頭腦，密切關注宏觀經濟走勢，積極調整企業發展戰略，不斷推動企業戰略轉型，促進企業與市場經濟的融合。

（一）保持清醒頭腦，密切關注宏觀經濟走勢。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宏觀經濟環境，宏觀經濟態勢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企業的發展。因此，現代企業經營管理者要想做好自己的企業，首先要成為宏觀政治形勢、經濟形勢的分析家，同時保持自己企業的機制靈活，對市場反應要靈敏。

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應時刻保持清醒頭腦，密切關注國際宏觀經濟形勢與國內宏觀經濟態勢，依靠冷靜而理性的分析，確保企業戰略決策的科學性，盡可能降低企業風險。為此，企業重大決策應盡量集體進行，吸收有關人員的參與決策，這是確保企業決策科學性的有效途徑。比如，青島著名品牌海爾集團，改革開放以來，海爾總裁張瑞敏就敏銳的嗅到了多元經濟的新氣息，從單純制作冰箱，逐漸擴展到洗衣機、冷柜、酒柜等其他產業，大大擴展了其影響力。海爾從最初一家資不抵債、瀕臨倒閉的集體小廠發展成為今天全球家電第一品牌，與歷代經營管理者的與時俱進、緊跟宏觀經濟形勢不無關系。

（二）結合企業實際，積極調整企業發展戰略。在當前宏觀經濟態勢下，企業應注重聯合重組，走集團化發展之路。美歐債務危機后，世界經濟出現了大調整和大重組的新動向。為此，企業應結合企業實際，積極順應宏觀經濟發展大勢，突出強強聯合，在聯合重組中優化自身結構，走集團化、集群化發展是未來企業發展的必然態勢，如黑龍江省的哈電集團就是在與國外企業的兼并重組中趟出了新路子，促進了企業的發展。

此外，現代企業還應積極順應宏觀經濟形勢，注重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走創新發展之路。創新是新時代宏觀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主旋律，現在和未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主要來自于市場對于新技術和新產品的認可和支持，因此，企業應加大技術創新力度，積極研發新產品和新技術，依托于科技創新體系，加快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推動企業走創新驅動發展的道路。

（三）不斷與時俱進，推動企業戰略轉型發展。要想促進企業的長遠健康發展，就必須不斷與時俱進，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積極推動企業戰略轉型發展，只有這樣，企業才會永葆青春活力。比如，傳統的醫藥化工企業對環境污染較大，但在建國之初，國家將國民經濟的發展放在了第一位，那時的醫藥化工企業高度重視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生產產量，以滿足日益龐大的醫藥消費需求。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政府認識到了環境和生態保護的重要性，不再提倡犧牲環境式的經濟發展，此時，具有前瞻性的很多醫藥化工企業積極順應宏觀經濟走勢，高度重視提高技術含量，嚴格控制污水污氣的排放，比如通過對甲基多巴等產品的技術革新，大大降低了廢污的產生，有效的保護了環境，促進了醫藥化工企業的發展進步。因此，在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我們要緊跟宏觀經濟走勢，積極推動企業戰略轉型發展。

三、結束語

綜上，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主義市場宏觀經濟形勢，企業應根據市場需求變化及時調整自己的坐標定位，創新企業發展戰略，自覺趨利避害，抓住宏觀經濟發展機遇加快發展，早日實現企業的跨越式發展。

參考文獻：

第4篇：國內宏觀經濟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 波動 信用風險 影響

重新審視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關系

重新審視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的關系，還需以以往的宏觀經濟波動為研究的基礎。拉美國家、日本、亞洲等國紛紛經歷了一個經濟急速增長，資產快速升值、涌入，信用與杠桿化快速擴張，而后外部經濟撤出，自身金融體系遭遇嚴重衰退的宏觀經濟波動。現在已經有人意識到很多經濟體在經濟擴張的時候都會為之后的系統性危機留下種子。在經濟樂觀時，信用風險看起來很小，而此時銀行對于前景過于樂觀，會更傾向加快資金的流轉速度，不穩定因素也會在此時悄然產生，如果金融體系不穩定，那么在經濟擴張之后，經濟在頂部區間或衰退的時候，這種不穩定就會釋放出來，宏觀經濟將會遭到重創。而商業銀行天然具有這種性質，會讓經濟周期產生更大的振幅，在宏觀經濟好的時候，信貸質量會很好，而在宏觀經濟下行的時候，信貸違約就會顯著增加。

根據人們以往對宏觀經濟的看法，通常都有增長期、繁榮期、下降期、蕭條期四個周期，而信用風險在第一階段事實上非常小，因為增速普遍大于成本及銀行的利率，在第二階段信用風險開始來臨，但此時人們會更加瘋狂的增加自己的信貸額度，而第三第四階段就是泡沫的破滅，大量利用泡沫和炒作形成的虛假繁榮相繼破滅，給本來已經搖搖欲墜的實體經濟最后一擊。而由于大量的信貸危機產生的復合效應，拉美國家、日本、亞洲等進入蕭條期之后至今無法重現當年的盛況。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導致信用風險的蔓延，再加上上述的情況嚴重損害了全球經濟的發展，在不可控的宏觀經濟波動中，發展中國家的信用風險問題也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宏觀經濟波動對于信用風險的影響

拉美國家：上世紀40年代中期，阿根廷經濟學家提出發展主義理論，即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由兩部分組成：中心和。而造成他們不同的原因就是技術進步和應用均衡的原因，中心國家科技進步快，應用普及，國家技術進步慢，應用不普及，一些稍稍先進的技術則要依賴進口，而且只生產中心國家需要材料的廉價部分。中心國家貿易條件優于國家，原材料出口便宜，成熟工業商品進口價格高。拉美國家要擺脫現有處境就要改變當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提出進口替論，把國家戰略定位內向的工業發展，發展民族經濟，面向國內市場，扶持民族工業，這個政策持續的三十年時間，拉美國家每年的經濟增速都達到5%。而在1973年之后，歐美經濟停滯，通脹并發，大量資金融入拉美，為保住經濟增速，拉美一些國家提出債務發展模式，通過外債來實現國內的現代化，該模式主要內容是借錢來擴大再生產，增加出口，增加收入，然后還債并進行資本輸出，上世紀70年代，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都走上了這一模式 。

而后，阿根廷等國家實現了全面私有化，大量的美歐資金一波一波的進入阿根廷，他們廉價收購了阿根廷所有戰略行業及廉價出賣的產業，然后推高本地股市，讓阿根廷本地投資者瘋狂追捧，把并購來的企業在資本市場進行兌現，當他們把財富掠奪的差不多的時候，這些資金帶著豐厚利潤大規模撤離，導致了阿根廷的金融危機。從其中，我們不難看到宏觀經濟波動對信用風險的影響，宏觀經濟波動越大，可能帶來的信用風險就越大。

日本：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經濟迎來了新一輪的增長，實際GDP增長達到5%以上，而個人住房投資和隨之而來的家電消費也迎來了一個繁榮的新時代。而且，當時的物價水平并沒有跟隨貨幣供應量而迅猛的上升，一直處于較低的狀態，這點有些像今天的中國，高增長、寬貨幣、低通脹。但是不能掩飾的是，當時日本的經濟爆發引發了西方市場的恐懼，于是通過操縱匯率，使日元進行升值，以此讓熱錢涌入日本，炒高日本本土房價股價。

而后，資產價格上升無法支撐實體經濟，一些投機者失去了投機的熱情，土地和股票的價格下降，導致賬面資本虧損，由于很多企業和投機者將上升的賬面資本考慮在內進行了更大規模的融資和投資，從而帶來大量的信貸問題，隨著金融緩和政策的結束，日本國內資產已不可能維持原價。而大幅度衰退的可怕之處在于各種投資標的都存在大量的信貸問題，從房屋、土地到股市、融資都有人或公司大量破產，之后產生的恐慌心理使得消費和投資緊縮的加乘效應，不只毀掉泡沫成分也砍傷了實體經濟，且由于土地與股市的套牢金額通常極大，一般都超過一個人一生才能積累的財富，導致許多家庭發生悲劇，而多數的高價買房的一般家庭則成為背債者，對以后長達一代人的日本社會消費萎縮經濟不振種下了因子。

我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GDP每年的增速平均達到了8%以上，而近年來，人民幣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以實現更集中的貨幣政策，也表達了政府已經關注到了信用風險。根據我國目前的信用風險形式我有以下看法，國有銀行主導的政府債和國企債可能會產生較大的逾期風險。我國的銀行將貸款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級，而其中大量的本應該是次級可疑甚至是損失級的貸款被分為正常和關注中，銀行這么做毫無疑問會讓賬面的信息更好看，但是其中借給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很難在預期時間還上。于是銀行就會把債務整體出售給信托公司，然后由信托公司把債務分割為理財產品在銀行等地銷售，而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龐氏騙局也就解釋了為什么信托類的理財產品通常周期很短，并且很多都是非保本類型的，而信托公司的資產是持有一些銀行的股份等標的，有些信托公司會把手中某些股份作為質押標的質押多次，而信托類理財產品也淪為地方債務和地方融資平臺，也就是我國證監會主席肖鋼所說的理財產品就是龐氏騙局。

另一方面：按揭房貸也在國內占據了很大比重。從上世紀90年代起，我國對房地產市場一直實行放松的經濟政策，長時間的政策慣性助長了房地產投機商的高回報預期，致使房價一張再漲，而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假按揭造成了銀行的不良資產，而早期的寬松制度更讓一些投機客用一套房子的貸款再買一套以此來推及更多房源來推高房價，而這種由于信貸擴張所推動的畸形房價上漲也在近年來問題凸顯，去年各地政府分別限制第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就是政府的應對之策，而在房價上升時這種高杠桿比例的信貸暫時不會有問題，但房價一旦停止上行，就會由于高利息等產生更多的信貸違約問題，信用風險凸顯，會對整個宏觀經濟造成大的沖擊。

2014年3月4日是中國債券史上值得銘記的一天，*ST超日當晚公告稱，公司因資金原因無法按時支付債券的到期利息，中國債券市場首次實質性違約宣告誕生。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代表著我國債市的剛性兌付就此終結，政府不再兜底，其中的信用風險會得到釋放，而信托募集量將會下降，導致民企債券價格下降，這會進一步地增加企業債券的兌付風險。很多人對我國的債務有一種樂觀的估計，而這種樂觀的估計是建立在虛幻的資產價格基礎之上的，如果資產價格發生下挫，利潤下降甚至虧損，則必然導致系統性風險。2014年2月，我國罕見的出現了貿易逆差，這預示著更多的出口企業將會面臨較大的風險，而其中的債務風險將會逐步得到釋放。國企與地方政府債務則由于2014年國內部分城市將會面臨的土地價格下降而出現兌付風險。2014年，美國政府會逐漸退出量化寬松，其下一步必然是更加緊縮的貨幣政策，例如加息，一旦加息資金會加速回流美國，國內債務成本上升，企業個人實際債務上升，消費者不敢消費，進一步增加經濟困境，這會引發更大的宏觀經濟波動。

宏觀經濟波動影響整體信用風險的因素

（一） 政府宏觀調控因素

為減少在宏觀經濟波動中整體市場經濟受到的打擊，國家會基于自身的國情通過宏觀調控的方式將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危害程度降低到最小。與此同時，在國家宏觀調控下，信用風險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無論是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還是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都是與宏觀經濟波動相輔相成的，并且隨著宏觀經濟發展不斷調整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的大幅度調整對于信用風險來說也是一種負擔和挑戰。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直接影響到銀行的決策，如若在根源上就不合理，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銀行處于一個不可知的經濟環境中，任何風險值都在上升，信用風險也不例外。宏觀經濟波動帶動了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波動，同時，不理性的政府宏觀調控會加劇信用風險。

（二） 主體因素

宏觀經濟波動會影響信用風險的主體因素在于商業銀行應對不同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做出的信貸政策不同，它體現出一種親周期的態勢，帶來的后果是信用風險增加，并容易陷入信貸緊縮時不良貸款增長的窘境中。如若商業銀行沒有掌握住整體的宏觀經濟波動的規律，就很難制定出正確的信貸政策，同時也很難調整資質較好的放貸對象，這些不確定性已經增加了信用風險。在經濟過熱時期，實際上增加了風險的指數，相比較下，經濟緊縮時期，受宏觀經濟波動較大影響的周期性行業的信用風險劇增，又由于部分的中小企業的自身抗風險能力較弱，使得銀行層面的信用風險暴露出很多問題，而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整體的信用風險提升。

（三）客體因素

宏觀經濟波動會影響信用風險的客體因素在于借款人在不同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下償還能力與借款數量的不平衡，如在經濟上行的周期內，隨著經濟的上行信用風險呈現逐漸增大的態勢，而一旦宏觀經濟停滯上行或有所減緩，那么由于借款者對于之后宏觀經濟盲目樂觀所造成的大量信用風險堆積就會成為壓垮借款者的稻草，從而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而且借款者們普遍存在互相擔保的情況，如果有一部分借款者違約，那么就會對整個信用風險體系產生"蝴蝶效應"般的系統性風險。

研究總結

（一）不同經濟階段違約距離或違約概率不同

通過實證性的發現，隨著時間的變化，在我國上市公司的違約距離隨之變動，并且總的來說違約距離表現出一種繼續拉大的態勢，這表明信用風險存在著持續下降的可能。而此種現象與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周期在大體上保持了一致。分析宏觀經濟的運行，首先從違約距離與它相關的關系進行分析。因為GDP 對宏觀經濟與違約距離的關系有重要影響，所以對其分析：信用風險與GDP總量呈現出負相關，也就是說違約距離與其存在正相關；信用風險與GDP增長速度呈現出負相關，進一步解釋說違約距離與其呈現負相關。

（二）不同信用等級受經濟周期影響不同

實證研究表明，不同信用等級受經濟周期的影響不同。信用等級越高，對宏觀經濟變化的反應越不敏感。 與此同時，不同信用等級的借款人的違約概率受到宏觀經濟波動影響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依據上文對于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關系的分析，又深入探析了宏觀經濟波動下影響信用風險的各個因素，從宏觀角度入手得出在日益波動的宏觀經濟下，要掌握好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使得國家經濟的大方向是與宏觀經濟波動相匹配的，反之會嚴重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及對信用風險造成巨大危害，從而需重視國家的政府宏觀調控；再者，影響信用風險的主體和客體因素也應引起注意，調節好之間的關系，加強防范信用風險的意識和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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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悅.經濟周期對信用風險的影響[J].浙江金融，2006（8）

3.王欣昱，張浩博.中國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變化比的相關性研究[J].云南社會科學，2013 年第 1 期

4.竇玉進.陳國華.宏觀經濟波動對信用風險的影響[J].當代經濟，2009年12月（下）

第5篇：國內宏觀經濟范文

中國財政金融政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面臨的挑戰有多方面，特別是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在中國是否能夠逐步具備，財政金融政策要充分發揮出應有的性能，需要依靠微觀經濟主體對政策變量的反應程度以及通暢的傳導機制。 

一、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囊括了內、外平衡兩部分，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為了避免內外平衡之間產生沖突，有必要調整政府宏觀經濟的思路。從封閉經濟條件下到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與作用機制已經有較大的改變。到現在為止，開放經濟條件下，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仍然是分析與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理論中指出，浮動匯率制度中，比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貨幣政策刺激國民收入的增長，固定匯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財政政策這個有力工具實現國民收入的增長。從目前世界各個發展中國家的具體情況來分析，有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始試行短期的浮動匯率，大多數國家施行的財政政策是固定匯率制度，我國現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動匯率。一般情況下，需要達到一定就業率的國家充分利用財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實現就業率的前提下，還要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才能穩定經濟政策。由于這一點涉及到需要實現內、外平衡，需要調控財政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配合問題。在這種條件下，國內的需求量滿足就業量視為內部平衡，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資本凈流出與貿易出超保持均衡狀態視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決內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財政政策，解決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貨幣政策[1]。 

二、全球經濟調整對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的挑戰 

目前的全球經濟處于失衡與調整的過程中，中國宏觀調控模式過于重視調整內部平衡會面臨較大的沖擊。國際游資的投機性以及國際間經濟被動傳遞，都會面臨嚴峻的挑戰，從而造成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產生內、外部矛盾。 

首先，我國現在市場調節人民幣匯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幣的升值在面對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產生很大的壓力。同時，人民幣升值會對出口部門產生不利的影響，出口產生波動也會影響到國內需求，使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現象進一步加劇。順差雖然使國際儲備數量保持增長，通過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放大而擴張國內信貸量，促進國內需求增長，但由于通貨膨脹以及經濟過熱的狀態下，順差會使國內的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政府必須要政策調節順差與匯率。 

其次，當前信息技術發展十分迅速，信息傳遞的速度、質量與數量都有很大的增長。在信息化時代下，微觀經濟主體增強了信息處理能力，同時，具有趨于理性的預期行為，會影響到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反應會使宏觀經濟政策變得完全無效。為了改善二者之間動態不能保持相同的情況，政策需要建立宏觀經濟政策信譽。政府要遵循經濟規則用信譽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預期行為，由動態不能保持相同轉向動態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選擇正確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避免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對信譽產生沖擊。 

再次，WTO組織的多邊規則約束了中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政策。WTO組織約束國際收支調節，不允許采取直接管制辦法，禁止直接補貼原則，不能隨意提高關稅的方法限制進口，調節國際收支運用匯率與外匯管制要符合WTO組織規則。另外，針對國內財政、金融、科技、稅收、環保等方面的實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組織的要求與規范。可以看出，中國加入WTO組織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約束，因此，中國要改變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適應WTO組織的規則與要求[2]。

 

最后，提高國際競爭力是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發展中國家是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方式實現積累知識、技術來提高國際競爭力。積累知識、技術是循序漸進的，提高國際競爭力需要不斷創新技術，在漫長的實踐中積累而成。在全球知識信息量快速發展的今天，知識是提高競爭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過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知識積累，則不能適應全球知識信息量發展的需求，需要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知識增長速度，重視科技與教育的增長模式。全球競爭以知識為基礎，就需要中國財政金融政策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以實現知識與技術的快速積累。 

三、中國尚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 

中國在宏觀經濟分析一直存在著一些爭論，每次爭論的焦點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宏觀調控實踐如何相結合。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是追求完美的市場經濟理念，在宏觀經濟分析與宏觀經濟政策觀點上，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存在質疑，而對于發展中國家需要謹慎運用這種經濟學理論。這種抽象的均衡關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鑒使用，但在實踐中則會影響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理論與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擴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發達的市場體系、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市場化，對利率具有靈敏反應等等。如果中國不完全具備這種條件而采用這種框架研究中國宏觀經濟，會導致結論錯誤的情況發生。 

中國現在的市場制度還不夠完善，非國有企業屬于微觀主體，能對市場價格信息反應比較靈敏，國有企業雖然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在行為上還是比較依賴市場與政府，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經濟主體，可以看出，中國市場經濟體制下，非國有企業是體制外企業，而國有企業是體制內的企業。微觀主體能夠對宏觀經濟政策做出理性反應，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還需要暢通的政策傳導機制。中國現在的利率可是說是由政府來確定，對市場資金的供求情況并不能真實反映，利率傳導機制不存在市場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義。 

結語 

綜上所述，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臨的挑戰比較嚴峻，傳統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存在很大的制約，需要靈活借鑒全球經濟金融政策的經驗，總結出適合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與金融政策。 

   　參考文獻： 

第6篇：國內宏觀經濟范文

關鍵詞：總債務；宏觀經濟波動 

一、 引言 

經濟波動一直是宏觀經濟研究的重要問題。縱觀世界經濟發展情況，從1929年美國泡沫經濟引發的全球經濟大蕭條到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再到2010年歐元區成員國爆發的主權債務危機，不難發現幾乎每一次的經濟危機都是與債務相關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經歷了長期的高速增長，與此同時，債務規模飛速擴大。我國總債務率從1997年的80.6%一路升至2013年的170.8%，總債務率年均上升7.4個百分點，債務累積速度不可謂不快。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后，我國總債務率都有一個較大幅度的抬升。近些年來，由于受到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總產出又表現出下行的跡象，2008年實質GDP同比增長率從第一季度的10.6%下降到第四季度的6.8%。基于這種現象，那么我國總債務的快速增長對我國宏觀經濟波動具有什么樣的影響？影響程度有多大？影響機制又是怎樣？宏觀經濟水平對總債務又有怎樣的影響？中國政府面對這樣的情況又該采取什么樣的政策？ 

本文其他部分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綜述；第三部分是結論及政策建議。 

二、 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對債務水平與宏觀經濟波動關系問題已做了較多的經驗研究。通過對已有的文獻進行梳理，發現國內外學者對于債務水平與宏觀經濟波動的研究是從三個方面開展的： 

（一）家庭債務與宏觀經濟波動的研究 

Cynamon and Fazzari （2008）認為不斷積累的家庭債務，為宏觀經濟的增長提供了一個實質性的刺激。之外，Mian and Sufi （2009）對美國縣巿級的截面數據進行分析，認為家庭債務是解釋宏觀波動性的重要原因。Yun K. Kim（2011）構建了一個VAR模型考察了美國的債務增長率和GDP、GDP凈值之間的關系，認為在短期內，總收入和債務之間存在著雙向并且積極反饋的關系，但是在長期中，家庭債務和總產出之間存在著消極的關系。Rajashri Chakrabarti（2011）考慮到模型本身固有的缺陷，采用描述性統計方法對美國2007年間家庭債務與儲蓄數據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在經濟環境惡劣的情況下，家庭部門就會減少消費增加儲蓄，消費者對整個信貸供應都持以悲觀態度，以致于經濟停滯不前。Stephen G Cecchetti（2011）不局限于對美國債務與經濟的研究，視角轉向全球。基于18個OECD國家1980-2010年間的家庭債務、非金融企業債務以及政府債務的數據，采用索洛新古典增長模型分析了三種債務與GDP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債務與GDP之間存在著一個閥值，只要超過這個閥值，債務就會成為經濟增長的累贅。Finn E. Kydland（2012）構建了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探討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住房在經濟周期中的動力影響，研究發現：住房投資促進宏觀經濟的發展，非住宅投資阻礙經濟的發展。郭新華（2012）發現家庭債務和宏觀經濟波動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家庭債務增長1 個單位，GDP 相應增長0.03個單位，在短期內家庭債務增加促進經濟增長。 

（二）企業債務與宏觀經濟波動的研究 

一些學者采用DSGE模型的方法進行研究。Bernake（1999）and Carlstrom（1997）假設企業都是風險中性者，構建了一個包含企業違約均衡的DSGE模型研究企業債務與經濟總波動的關系。Iacoviello（2005）and Gerali（2010）在Bernake的基礎上構建了包含金融摩擦的DSGE模型來考察它們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金融摩擦同時影響家庭債務水平和企業債務水平，最終影響到宏觀經濟波動。另外一些學者采用相對常規的方法來進行研究。Ogawa（2003）提出，對于企業來說，高債務負擔會阻礙企業的發展速度和投資增長，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Hein（2006）在Lavoie（1995）的研究基礎上，考慮了企業債務利息在neo-KaleckinAlan增長模型中的作用，研究了長期利率的變化對經濟增長與宏觀經濟穩定的影響。Charles（2008）探討了在neo-KaleckinAlan增長模型中，企業債務可能會造成金融不穩定。 

（三）公共債務與宏觀經濟波動研究 

Mickel（1991）考察了美國公共債務利息支付的影響效應，研究表明：公共債務規模擴大會導致更多的利息收入向高收入家庭轉移。You and Dutt（1996）把經濟增長、公共債務、收入分配等變量，納入到其構建的后凱恩斯模型中，考察了公共債務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研究發現：公共債務的增加可能會提高工人的收入，且公共債務對收入分配差距的確切影響取決于政策實施時的外部環境。Ramos and Roca-Sagales（2007）采用VAR模型，考察了財政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應，研究結果表明：公共支出和直接稅有助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而間接稅會擴大收入分配不平等。Nisreen Salti（2011）利用面板數據，考察了公共債務的收入再分配效應，結果表明國內公共債務的增長與基尼系數的上升有著很大的關系。 

對國外相關研究成果的回顧，發現學者關于債務水平與宏觀經濟波動研究方法和內容上都取得了突破，從簡單的VAR模型到當下最主流的DSGE模型，從分離開單獨研究到結合一起來研究。但是他們的側重點都在各種債務類別與宏觀經濟波動的研究上，對于總債務水平與宏觀經濟波動的研究涉及較少。在對國內相關研究成果的梳理上，發現目前關于總債務水平與宏觀經濟波動的研究成果幾近空白，可能性原因是我國債務發展時間較短，學者忽略了其對宏觀經濟的波動影響，又或者是有學者進行了嘗試，但是由于數據獲取以及模型方法方面都存在著困難，因而進展緩慢。 

三、 政策建議 

面對日益嚴峻的債務問題，政府應當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從源頭上厘清各種債務的風險類型，用政策來規范各種借貸行為；第二，制定債務風險防控標準，保證債務規模合理適當增長；第三，有選擇、有差別的區分借貸類型，不能一概而論，讓借貸行為程序化、規則化。（作者單位：湘潭大學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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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劉斌. 我國DSGE 模型的開發及在貨幣政策分析中的應用[J]. 金融研究，2008，（ 10） ： 1 - 21. 

[3] 劉斌. 中央銀行經濟模型的開發與應用[J]. 金融研究，2003，（ 4） ： 1 - 12. 

[4] Christiano L J，Motto R，Rostagno M. Financial Factors in Business Cycles[R]. Unpublished Manuscript，North western University，2007. 

第7篇：國內宏觀經濟范文

國內主流的經濟學研究目前沿襲的是西方經濟學理論，從范式到假設、數學模型都基本沒有變化。而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宏觀經濟學，可以說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后，針對他們所遇到的經濟現象進行研究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已經相當成熟，側重于對經濟現象進行解釋，強調實證研究；對比起來，中國學者對于宏觀經濟的研究更傾向于引出政策性對策，更重視規范性研究。而且，因為中國經濟制度和社會發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觀經濟學在建立模型時的很多假設與中國現實不相符，這就從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區別地將這類研究結論作為制訂政策的依據，在國內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市場調節力度低的情況下，可能帶來的不僅是混亂而更可能是對經濟的嚴重扭曲，這方面的主要體現在政府某些宏觀經濟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簡單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對于中國經濟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資拉動的“熱”的趨勢，就采取了提高準備金率的措施。作為一劑猛藥，立即導致貸款額下降，而實際上，很多行業仍然迫切需要貸款資金啟動。如果仔細去看，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經濟學界對于宏觀經濟是否過熱的討論更是眾說紛紜，見仁見智，但結論似乎有簡單化之嫌。要么言之鑿鑿地認為已經過熱或有過熱的明顯趨勢，要么鐵板釘釘地咬定不過熱。實際上，中國經濟的復雜程度，是很難一以概之地以是否過熱來做結論的。而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似乎也只是提供了這樣一種認識問題的途徑。作為一種理論范式是無可厚非的，但用來指導中國經濟管理的實踐就失于簡單了。

國內理論界曾經討論過中觀經濟學，如何界定中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范疇是一個本文不打算探討的問題。然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范疇過于宏觀，對于中觀問題的研究不夠，可能是我們無法有效地利用宏觀經濟學方法論解決實際宏觀經濟問題的一個主要原因。當我們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時，我們需要搞清楚這些傳統的宏觀經濟指標在中國的形成和傳導機制，而現有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沒有給我們提供這樣的工具和幫助。

如果局限于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方法論，就很難讓我們把視角轉移到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現象的構架過程中去。其實，即使是西方經濟學，也是在某種經濟構架之上進行討論的，也就是開放和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所有假設都源于此。而中國的情況卻很不同，忽略這樣的本質區別，不講宏觀經濟學理論適用的條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結論，是無益于事的。盡管關于是否存在中國經濟學還有很多爭議，無庸諱言，中國經濟的特殊性提示我們，在研究宏觀經濟現象時，不可不顧其是建立在與中國目前不盡相同的社會制度基礎上這樣一個前提。至于轉型過程中的中國的經濟形態與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的不同，以及現有的研究方法的適用性，還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國宏觀經濟的特點是以投資驅動為主，工業主導型，而且投資中政府的投資所占比重較大，政府主導投資和行政干預的作用顯著。這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有非常明顯的區別，以美國為例，其宏觀經濟體現為消費驅動，服務業主導，投資基本由私人進行。另外，中國的制度演進的步伐較快，而西方國家的制度體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資，金融，法制，人力資源，技術，制度變遷等對宏觀經濟有重大影響的各方面，中國的情況都與西方差異很大，而且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西方在統一的制度框架下，經過長期的發展，形成了統一的市場環境，而在中國存在著南北、東西、城鄉等地理區域上的巨大差異。這種經濟環境有較大的動態性和發生畸變的不確定性。而我們在進行宏觀經濟分析時，往往存在著不比較模型的使用條件，較多采用靜態的宏觀經濟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難避免的。方法論方面的尷尬，使我們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觀經濟數據，套用現成的靜態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賴以前幾次經濟過熱的經驗，對目前的宏觀經濟做出客觀的判斷。所以，各家各派的觀點也就無法統一，甚至無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發點。

但是有些專家還是通過數據和直覺預感到了事情的本質。比如在去年部分行業表現出投資過快，價格上漲幅度和發展速度較高，汽車，鋼鐵，建材，房地產，原油，糧棉等都很熱，甚至出現了水和電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費品的價格仍然在下降，總的價格指數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標特別是生產資料價格在上升，引起學者擔心消費價格指數會在一段時間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貨膨脹。這些看法都來自現有宏觀經濟學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認為現在的特征數據已足夠，用現有模型分析，通貨膨脹必將到來，只是有滯后性，所以不會馬上顯現，但要防微杜漸。反對者也使用同樣的分析工具，但要樂觀很多。正是由于他們觀點雖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卻大同小異，因此，誰也說服不了對方。對于宏觀經濟的判斷成為了數字的估計，不同處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區別而無質的不同。這樣很容易使宏觀經濟研究變成數字游戲，結果只能是看誰估計的更接近實際數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預測家為此大跌眼鏡。

第8篇：國內宏觀經濟范文

核算信息對國民經濟收入分配的貢獻作用財富分配狀況直接影響要素投入的回報率，當前我國實行按勞分配為主，各種生產要素分配想結合的政策，分配狀況和結構調整直接影響著國民積極性狀況。國民經濟核算信息，對促進國民經濟收入分配的增長，改善分配結構，提高國民勞動積極性具有重要的貢獻作用。首先分配增長分析，需要運用國民經濟核算所提供的市場經濟主體的收入指標為基本數據材料，并進一步做動態分析。在收入分配增長動態分析的基礎上，有利于宏觀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進行初次分配，實現收入結構的轉移，調整個人可支配收入結構狀況。

核算信息對國民消費支出的貢獻作用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用來衡量居民消費支出的指標有很多，例如可支配收入使用賬戶、調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賬戶、可支配收入使用部門綜合賬戶等賬戶，這三個賬戶中，涉及到最終消費和總儲蓄指標，是進行國民消費支出分析的基本原始數據，居民消費支出分析過程中，必然涉及到物價變動和各類價格變動的指標，通過對各類價格指標的結合，可以分析當前消費變動狀況，實現消費的動態考察。在政府消費支出中，運用國民經濟核算中部門綜合賬戶，通過價格體系，可以分析政府消費支出在整個國民支出的結構和比例，還可以通過政府消費支出結構特點，分析社會消費支出的主要方面，更有利于進行國際消費支出比較。

核算信息對宏觀經濟管理中國民儲蓄和投資的貢獻作用實現我國貨幣供給和需求平衡，促進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目標之一，因此，宏觀經濟管理過程中，必然涉及到國民儲蓄和投資的宏觀管理問題。國民經濟核算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庫存增加、土地購置之和與儲蓄總額相比，投資儲蓄率等指標，是進行國民經濟宏觀管理最需要的指標，通過這些相關指標的衡量，能充分了解當前貨幣供給和需求狀況，當前投資形式，對指定投資政策，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參考意義極大，同時通過時間變量的動態分析，可以了解其變化趨勢，為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目標，制定可行的預期政策提供借鑒。

國民經濟核算的投入產出分析價值核算信息對宏觀經濟投入產出分析的貢獻作用很大。國民經濟核算中，具有專門的投入產出表，1974年，中國有關部門編制了第一張投入產出表——實物型投入產出表。80年代初,國家統計局同有關部門合作開始編制MPS體系的價值型投入產出表。先后編制出1981年和1983年全國投入產出表。80年代中期,適應改革開放以后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和制定第三產業發展政策的需要,國家統計局開始研究SNA體系的投入產出表。投入產出表有供給表、使用表、產品部門×產品部門表；供給表又稱產出表，使用表又稱投入表；其主表為產品部門×產品部門表。投入產出表是進行宏觀經濟管理一個十分重要的參考表，投入產出表反應了我國各個經濟部門生產要素投入的總量狀況，投入結構狀況，以及要素投入的經濟效益狀況。通過投入產出表，可以明確國民經濟發展中各部門產品和服務的價值形成過程，產品的初次分配方向，分配結構；還可以通過該表了解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情況，這對宏觀經濟管理中，進行資源的有效配置，加強產品分配和再分配提供基本管理信息；另外投入產出表不僅僅詳細描述了各個產業之間的發展狀況，他還能反映各個產業之間的間接聯系，通過直接投入系數組合，可以完善可以明確產業之間的間接聯系方式和密切程度；投入產出表還能描述產業部門之間的影響關系，因此，通入投入產出表描述了產業之間的關系，產業之間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的關系，以及總產出與中間投入的關系等等，這對我國進行宏觀經濟調整，制定產業政策，分配政策等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國民經濟核算對經濟增長分析的貢獻價值國民經濟核算信息，有利于分析國民經濟增長狀況，實現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增長是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目標之一，國民經濟核算有利于加強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增長的實現。國民經濟核算采用平衡表、帳戶、矩陣相結合的方法，能夠全面地、系統地、結構層次分明地反映從生產、分配到交換、消費的全過程，科學地揭示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和國內外經濟往來活動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間的經濟技術關系，是對整個國民經濟運行或社會再生產過程進行計算、測定和描述的宏觀經濟信息系統，是國家宏觀經濟決策的重要依據和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工具。國民經濟核算信息，為實現我國經濟的適度和均衡增長提供了有利的分析數據，我國經濟增長過程必須以確保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更要實現產品供給和需求實現平衡發展，產業結構相互協調，產品技術實現不斷進步和更新換代。我國國民經濟的適度增長，就是要求經濟發展要按照客觀經濟發展要求，滿足瓶頸部門經濟增長速度需求；我國國民經濟的均衡增長，就是要求積累和投資規模要是均衡發展，積累和消費之間均衡發展，生產和流通之間實現均衡，經濟的發展滿足生產發展，科技進步，人口發展需要。

國民經濟核算對宏觀經濟效益分析的貢獻價值宏觀經濟效益狀況反映了產業各個部門之間的投入產出狀況，是各行各業普遍關注的問題，市場經濟條件下，對經濟效益的追求是行業不斷競爭的動力所在，國民經濟管理中，宏觀經濟效益分析十分重要，他也是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狀況的一個重要因素。宏觀經濟效益的衡量是一個復雜的統計過程，最基本的是通過產出量與投入量之間的比值來計算的。宏觀經濟發展中，社會總產出一般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一個國家GDP大小代表國家各個部門產品和服務的增加值的大小。投入量一般用社會總投入來衡量，他是只全社會生產要素的總投入，包括勞動、資本等要素的投入量。利用國民經濟核算信息對宏觀經濟效益進行分析，可以通過社會勞動生產率、物質消耗系數等來評價。當前國民經濟核算中，越來越注意到，單獨以經濟財富來衡量GDP是存在問題的，例如以犧牲資源和環境來換取物質經濟財富的行為，再核算GDP時，不能反映經濟行為對資源和環境和破壞，因此，這樣衡量的GDP實際上是加大了虛假的社會財富總量，而沒有折算成本，因此當著很多學者提出，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要增加對環境核算的擴充，在國民收入減去對壞境的損害。當前已經有人提出綠色GDP的計算。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也稱資源環境經濟綜合核算，在聯合國文獻中稱為綜合環境經濟核算。它是在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的基礎上融入資源和環境因素的結果。它是人們對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有了比較深入的認識的基礎上產生的。

第9篇：國內宏觀經濟范文

[關鍵詞]上證指數；時變參數；狀態空間； 動態影響

[DOI]10.13939/ki.zgsc.2016.16.068

1 引 言

2015年是中國股票市場引人注目的一年，A股市場開戶數量在這一年達到了歷史峰值，2015年也是中國股市不平凡的一年，投資者既經歷了千股漲停，也見證了千股跌停。那么，在我國當前新的經濟環境下，宏觀經濟因素對上漲指數的影響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無疑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現有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多元回歸的方法來對影響上證指數的宏觀經濟因素進行分析，這種從靜態角度進行研究的方法，一方面只能體現某一特定時間段內宏觀經濟因素對于上證指數的平均影響程度，不能夠體現出這些影響因素在不同時期內對上證指數影響程度的變化；另一方面隨著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原有的固定參數模型可能已經不能充分解釋新的市場環境下宏觀經濟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影響。因此，本文建立時變系數狀態空間模型，研究主要宏觀經濟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過程。

2 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近年來對股票市場與宏觀經濟因素之間的關系做過大量的研究。從變量選取方面，主要以CPI、失業率、利率、匯率、工業生產指數、石油價格等作為宏觀變量，研究這些變量對上證指數的影響。其中，Girardin和Joyeux（2013）關注CPI，Bhargava（2014）關注失業率和利率，Altinbas和Biskin（2015）則關注利率、匯率、工業生產指數、石油價格、黃金價格等較為廣泛的領域。國內文獻相繼則關注GDP、各類價格指數（CPI、PPI）、宏觀經濟景氣指數、消費者信心指數、工業增加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進出口總額、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匯率、人民幣存款基準利率、存款準備金率、銀行間7天內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貨幣供應量M0、M1、M2、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上海證券交易所市價總值等19個指標。這些宏觀經濟變量與股價指數的關系，曾志堅和江洲（2007）的結論是股票價格指數的短期波動受到利率和儲蓄的短期變化影響；但是工業增加值和貨幣供應量對上證指數的影響較小。孫洪慶和鄧瑛（2009）認為股票價格指數與貨幣供應量之間有強協整關系和格蘭杰因果關系；而和GDP、投資之間完全沒有協整關系。朱英姿和吳美等（2012）得到的結論是一些宏觀經濟因素對上證指數有較強的預測力，例如經濟先行指數和商品房銷售面積。從計量方法來說，Garch-Midas、不對稱PARCH模型、協整檢驗、多元回歸模型來檢驗上證A股指數受到多種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

3 宏觀因素選擇

可能影響上證指數的宏觀因素有許多，本文按照數據的可得性和國內外因素統籌兼顧的原則結合現有的研究成果對宏觀因素進行選取。選取的國內影響因素有反映整個宏觀經濟流動性的貨幣供給量M2、宏觀經濟景氣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以及人民幣匯率、反映美國經濟狀況的道瓊斯指數5個指標。

4 變系數狀態空間模型

影響上證指數的宏觀因素有多個，這些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影響是不可測的，并且是隨時間變化的狀態變量。現有文獻中的固定參數模型是假設在選取的樣本期間內各變量之間的關系不變的條件下得到的，描述的是宏觀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平均影響關系。本文利用Harvey（1999）和Hamil-ton（1994）提出的狀態空間模型構造出變參數模型來分析不同宏觀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

變系數狀態空間模型可以表示為：

5 實證研究

5.1 樣本選取及數據選擇

如上文所述，本文選取的上證指數影響因素有貨幣供應量M2、宏觀經濟景氣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以及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樣本選取的數據為2008―2015年的月度數據，研究各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其中，對于上證指數和道瓊斯工業指數，選取的是每月最后一個交易日的收盤價數據，

為了方便研究，本文對上述變量重新定義，各變量的定義如表1所示。

5.2 平穩性與協整關系檢驗

為了保證時間序列的平穩性，首先需要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在進行單位根檢驗之前，先對數據進行初步的處理。對上證指數、貨幣供應量和道瓊斯工業指數先進行對數運算（下文中的上證指數和道瓊斯工業指數均指的是對實際值求對數后的結果），然后對經過對數處理后的數據進行一階差分，得到的數據分別用dLsz、dLX1、dLX5表示。對于宏觀經濟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和匯率進行一階差分處理，得到的數據分別用dX2、dX3、dX4表示。

對處理后的數據運用Eviews進行ADF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跡檢驗和最大特征根檢驗都表明拒絕接受“至多存在5個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兩種統計量檢驗結果都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這六個變量之間存在6個協整關系。通過協整分析可以知道，貨幣供應量M2、宏觀經濟景氣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匯率、道瓊斯工業指數和上證指數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5.3 模型的建立與估計

運用本文上述內容中介紹的時變參數狀態空間模型來具體研究貨幣供應量M2、宏觀經濟景氣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匯率、道瓊斯工業指數對上證指數的影響，模型建立如下：

量測方程：

5.4 結果分析

為了直觀的表現各因素對上證指數的時變影響，本文利用Eviews產生狀態序列，并選擇濾波狀態變量均值，得到變參數的上證指數影響因素的動態變化過程。由于在用卡爾曼濾波法求解狀態向量的過程中，狀態空間初始值的選取問題會對求解的早期時變系數造成影響，所以我們從2011年開始討論。如下面各圖所示。

由圖1可知，2011年年初到2011年6月，貨幣供應量對上證指數的影響為負，并逐漸增加至-0.4。自2011年第三季度開始一直到2013年年末，M2對上證指數一直保持負向影響并趨于減弱。2014年前半年M2對上證指數影響稍微增強并產生正向影響，但是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到2015年年末M2對上證指數開始由正向影響減弱并轉為負向影響，并持續增大，在樣本區間內的2015年第三季度M2對上證指數的負向影響達到最大。

圖1 貨幣供應量M2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

圖2顯示，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在2011―2014年第三季度對上證指數的正向影響基本平穩，保持在0.03左右。自2014年第三季度開始一直到2015年6月，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對上證的正向影響逐漸減小，在2015年3月變為負向影響，并且負向影響逐漸增大，并且在6月達到負向最大值，隨后負向影響稍微減少。

圖2 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

從圖3可以看出，從2011年開始消費者物價指數一直保持著對上證指數的正向影響，并且影響逐漸增大，特別是進入2015年之后，消費者物價指數對上證指數的影響快速增大，并且在2015年6月左右達到最大的正向影響。

圖3 消費者物價指數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

圖4顯示，在2011―2014年第三季度，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對上證指數的正向影響趨于平穩，維持在稍大于0.4的水平，說明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匯率增長1個單位，則上證指數對數值增長0.4個單位。從2014年第四季度開始匯率對上證指數的正向影響逐漸增大，到2015年6月達到最大正向影響，約為1.2，隨后正向影響稍微減少。

圖4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

從圖5中可以看出，在2011―2014年第二季度，道瓊斯指數對上證指數的影響雖然保持正值，但是逐漸減小。從2014年后半年開始到2015年，道瓊斯指數對上證指數的正向影響又快速增大，在2015年10月左右達到最大值，約為1.7。

圖5 道瓊斯工業指數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

6 結 論

觀察這五項影響因素在樣本區間內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可以看出各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影響程度都是變化的，但是變化的程度不同。運用傳統的固定參數模型來分析各影響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平均影響，顯然無法真實反映各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影響程度，特別是無法反映2014年第四季度到2015年各變量對上證指數的影響程度發生的變化。此外，對比現有文獻中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采用最新的數據來研究各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影響得到的結論與以往采用較早數據進行研究得到的結果存在較大差異。

研究結果表明，整體上看，2011―2014年第三季度這段時間內，本文選擇的宏觀經濟變量除貨幣供應量外，其他四項影響因素對上證指數影響的極性保持不變。其中，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對上證指數保持穩定的正相關關系，即宏觀經濟景氣指數越高，上證指數也越高；反之，宏觀經濟景氣指數越低，上證指數也越低。說明這段時間內，上證指數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宏觀經濟狀況。消費者物價指數對上證指數保持正向影響，消費者物價水映的是通貨膨脹水平，說明通貨膨脹水平增加，上證指數也上漲。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對上證指數保持穩定的正相關關系，并且影響程度大于消費者物價水平和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對上證指數的正向影響，即人民幣升值階段（直接標價法下匯率下跌），上證指數也在下跌。道瓊斯指數對上證指數一直保持正向影響，但是在2011―2014年第二季度末，正向影響逐漸減弱，但是影響程度是這些影響因素里面對上證指數影響程度最大的因素。貨幣供應量M2在此期間對上證指數的負向影響逐漸減小，最終在2014年第二季度達到最大的正向影響，說明我國的股票市場上貨幣供應量M2對上證指數的影響有一定的不確定性，與現有的研究結果相符。

2014年第三季度到2015年第二季度末，觀察各影響因素在此期間對上證的影響可以發現，各影響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影響都發生了較大變化，可能是在此期間，上證指數出現了暴漲和暴跌的原因。其中，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對上證指數的影響在此時期為負值，并且負向影響逐漸增大，即宏觀經濟景氣指數越差，上證指數反而越上漲，這與經濟學原理不相符，一定程度上說明此階段的上證指數與實際宏觀經濟情況相背離，并且背離程度隨著上證指數的上漲而逐漸增大，換句話說此階段內的股指上漲并不是宏觀經濟改善的結果。消費者物價指數對上證指數的正向影響在此階段也增強，說明物價水平的上漲對上證指數影響程度增大，可能是隨著物價水平和上證指數的上漲，投資者借助股市上漲來抵御物價水平上漲的意愿增強造成的。匯率在此期間對上證指數影響程度增加較大，達到前幾年的3倍左右，遠大于貨幣供應量、宏觀經濟景氣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對上證指數的影響，說明現階段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是影響上證指數的重要因素之一。道瓊斯工業指數對上證指數的正向影響也在此期間大幅增加，說明我國股市與美國股市的聯動性越來越大，可以猜測，A股市場在此階段的漲跌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國際股票市場整體環境聯動影響的結果。

從以上結論可以看出，新形勢下宏觀經濟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影響程度正在逐漸增強，尤其是對上證指數影響最大的匯率和道瓊斯工業指數。投資者應更加關注宏觀經濟因素，特別是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和美國股市的變動情況。此外，這些宏觀經濟因素對上證指數影響程度增強的趨勢能否保持，是值得我們繼續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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