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立法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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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稅收立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綠色稅收環境保護

環境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稀缺資源，具有獨特的經濟和社會價值。面對世界各國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嚴峻形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的合理開發己是迫在眉睫，而建立綠色稅收體系是改善生態環境質量、保護資源、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經濟手段。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自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當前我國污染總體水平相當于發達國家上世紀60年代水平．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約為4000億元。隨著綠色稅收理論在我國的出現和應用，如何建立綠色稅收法律制度．以保護和改善我國的環境．已成為我國法律界、稅收理論界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1綠色稅收的含義

《國際稅收辭匯》第二版中對“綠色稅收”是這樣定義的：綠色稅收又稱環境稅收，指對投資于防治污染或環境保護的納稅人給予的稅收減免．或對污染行業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稅。綠色稅收立足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不僅僅要求事后的調節，更重要是利用稅收對環境、生態的保護進行事前的引導和調控。從綠色稅收的內容看．不僅包括為環保而特定征收的各種稅，還包括為環境保護而采取的各種稅收措施[21。

2綠色稅收在國外的實施

2．1國外綠色稅收的特點

2．1．1以能源稅為主體．稅收種類呈多樣化趨勢發達國家的綠色稅收大多以能源稅收為主．且稅種多樣化。根據污染物的不同大體可以分為五大類：廢氣稅、水污染稅、噪音稅、固體廢物稅、垃圾稅。

2．1．2將稅負逐步從對收入征稅轉移到對環境有害的行為征稅以丹麥、瑞典等北歐國家為代表．這些國家通過進行稅收整體結構的調整．將環境稅稅收重點從對收入征稅逐步轉移到對環境有害的行為征稅．即在勞務和自然資源及污染之間進行稅收重新分配，將稅收重點逐步從工資收入向對環境有副作用的消費和生產轉化。

2．1．3稅收手段與其他手段相互協調和配合．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人與環境和諧共處國外的環保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顯著的成效，主要原因是建立了完善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在采用稅收手段的同時，注意與產品收費、使用者收費、排污交易等市場方法相互配合，使它們形成合力，共同作用【3J。

2．2西方國家“綠色稅收”的主要類型

第一種，對企業排放污染物征收的稅。包括對排放廢水、廢氣、廢渣等的課稅。如英國、荷蘭、挪威等征收二氧化碳稅，美國、德國、日本征收二氧化硫稅，德國征收水污染稅

第二種．對高耗能高耗材行為征收的稅。如德國、荷蘭征收的油稅，美國、法國征收的舊輪胎稅，挪威征收的飲料容器稅等：

第三種．對城市環境和居住環境造成污染的行為稅。如美國、日本征收的噪音稅和工業擁擠稅、車輛擁擠稅14J。

3建立與完善我國綠色稅收制度設想

3．1我國現行稅制存在的問題

從2001年起．我國開始陸續出臺了一些環境保護方面的稅收優惠政策，共有4大類30余項促進能源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稅收政策．對促進能源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從這些年的執行情況看．現行稅收政策還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涉及環境保護的稅種太少，缺少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專門稅種。這樣就限制了稅收對環境污染的調控力度．也難以形成專門的用于環保的稅收收入來源．弱化了稅收在環保方面的作用。

第二，現有涉及環保的稅種中，有關環保的規定不健全。對環境保護的調節力度不夠。比如就資源稅而言，稅率過低，稅檔之間的差距過小，對資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顯的調節作用．征稅范圍狹窄．基本上只屬于礦藏資源占用稅。這與我國資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費現象嚴重的情況極不相稱。

第三．考慮環境保護因素的稅收優惠單一．缺少針對性、靈活性，影響稅收優惠政策實施效果。國際上通用的加速折舊、再投資退稅、延期納稅等方式均可應用于環保稅收政策中，以增加稅收政策的靈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國稅收這方面的內容較少。

第四，收費政策方面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對排污費的征收標準偏低．而且在不同污染物之間收費標準不平衡。其次，征收依據落后，仍是按單因子收費．即在同一排污口含兩種以上的有害物質時．按含量最高的一種計算排污量。這種收費依據不僅起不到促進企業治理污染的刺激作用．反而給企業一種規避高收費的方法。另外排污費的收費方式由環保部門征收，不僅征收阻力很大．而且排污資金的使用效果也不理席日161L0

3．2構建我國綠色稅制的基本思路

3．2．1借鑒國際經驗．開征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專門稅種開征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專fq稅種。即在排污等領域實行費改稅，開征新的環境保護稅。具體的措施包括：

(1)開征空氣污染稅。以我國境內的企事業單位及個體經營者的鍋爐、工業窯爐及其他各種設備、設施在生產活動中排放的煙塵和有害氣體為課稅對象．以排放煙塵、揚塵和有害氣體的單位和個人為納稅人。在計稅方法上，以煙塵和有害氣體的排放量為計稅依據，根據煙排放量及有害氣體的濃度設計累進稅率．從量計征。有害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這兩者是造成地球溫室效應的最主要因素．對排放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進行征稅，可以減少燃料的使用。進而減少有害氣體的排放。由于目前我國環境監測體系還不完善，單獨開征二氧化硫稅和二氧化碳稅還不可行，因此現階段只能開征空氣污染稅I71。

(2)開征水污染稅。對于企業排放的廢水，一般按廢水排放量定額征收．但由于廢水中污染物種類和濃度各異，對環境的污染、破壞程度也有所不同，需要確定一個廢水排放的“標準單位”．納稅人的廢水排放量按其濃度換算成標準單位計征。根據廢水中各種污染物質的含量設計具有累進性的定額稅率．使稅負與廢水污染物質的含量呈正相關變化。對城鎮居民排放的生活廢水。由于其排放量與用水量成正比．且不同居民排放生活廢水中所含污染物質的成分及濃度通常差別不大．因而可以居民用水量為計稅依據．采用無差別的定額稅率『8J。

(3)開征固體廢棄物稅。可先對工業廢棄物征稅．對工礦企業排放的含有有毒物質的廢渣與不含毒物質的廢渣及其他工業垃圾因視其對環境的不同影響，分別設置稅目、規定有差別的定額稅率。然后逐步對農業廢棄物、生活廢棄物征稅，其計稅依據可以選擇按重量征稅、按體積征稅、按住房面積征稅或按人均定額征稅。在稅率設計上，對同一種類垃圾，還應區分不同堆放地點、不同處理方式加以區別對待。

(4)開征污染性產品稅。污染性產品主要是對在制造、消費或處理過程中產生污染、造成生態環境破壞以及稀缺資源使用的產品課稅。從而提高這類產品的相對價格。減少不利于環境保護的生產和消費。例如．我國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環保問題一”白色污染”就可以征收污染稅加以解決。此外還可以對油、農藥、殺蟲劑、不可回收容器、化學原料及其包裝袋等容易造成的污染產品進行課稅。

(5)噪音稅。可考慮對特種噪音，如飛機的起落、建筑噪音等征稅。它的稅基是噪聲的產生量，政府籌集此項資金，可用來在飛機場附近安裝隔音設施、安置搬遷居民的搬遷等此外，應將環境保護稅確定為地方稅．由地方稅務局負責征收．并且環保稅收入作為地方政府的專用基金全部用于環境保護開支。

3．2．2改革和完善現行資源稅(1)擴大征收范圍，

將目前資源稅的征收對象擴大到礦藏資源和非礦藏資源．可增加水資源稅．以解決我國日益突出的缺水問題。開征森林資源稅和草場資源稅，以避免和防止生態破壞行為．待條件成熟后．再對其他資源課征資源稅．并逐步提高稅率，對非再生性、稀缺性資源課以重稅。

(2)完善計稅方法，加大稅檔之問差距。為促進經濟主體珍惜和節約資源．宜將現行資源稅按應稅資源產品銷售量計稅改為按實際產量計稅．對一切開發、利用資源的企業和個人按其生產產品的實際數量從量課征。合理調整資源稅的單位稅額。使不可再生資源的單位稅額高于可再生資源．對環境危害程度大的資源的單位稅額、稀缺資源的單位稅額高于普通資源的單位稅額。通過對部分資源提高征收額外負擔，遏制生產者對礦產資源的過度開采。同時通過稅收手段，加大稅檔差距，把資源開采和使用同企業和居民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以提高資源的開發利用率。在出口退稅方面．應取消部分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政策．同時相應取消出口退(免)消費稅。

(3)鑒于土地課征的稅種屬于資源性質．為了使資源稅制更加完善．可考慮將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土地增值稅并入資源稅中，共同調控我國資源的合理開發．擴大對土地征稅的范圍，適當提高稅率

3．2．3健全現行保護環境與資源的稅收優惠政策

完善現行環境保護的稅收支出政策．包括取消不符合環保要求的稅收優惠政策．減少不利于污染控制的稅收支出；嚴禁或嚴格限制有毒、有害的化學品或可能對我國環境造成重大危害產品的進口，大幅提高上述有毒、有害產品的進口關稅。實施企業投資于治污設備和設施的稅收優惠，對防止污染的投資活動進行刺激l1Ol。

3．2．4制定促進再生資源業發展的稅收政策再生

資源業不僅有利于環境保護，而且也有利于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目前，我國資源回收利用的潛力很大。據估算．我國每年可再生利用而未回收的廢舊資源價值將近250億一300億元人民幣。我國現行的增值稅對再生資源業利用廢舊物資允許按10％作進項抵扣．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再生資源業的發展。今后．在綠色稅收政策的制定上，還應進一步促進廢舊物資的回收和利用…1

第2篇：稅收立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會計制度，稅法規定，相互協調

 

新會計制度中的會計核算遵循一般會計原則，為的是全面、真實、公允地反映企業的務狀況、經營業績，為的是向會計報表的使用者提供有用、真實、可靠、準確的財務信息；而稅法主要根據有關稅法制度、法規來確定納稅人在一定時期內應納的稅額。正由于兩者服務于不同的經濟目的，體現不同的經濟關系，才會在收入和成本的確認上存在一定差異。企業會計制度與稅法的差異在各個會計要素上均有體現，如何協調這些差異，本文試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關于會計制度與稅法規定之間的關系

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是指全國會計工作共同遵循的規則、方法和程序的規范性文件的稱。根據我國會計法規定，我國統一的會計制度是指：國務院財政部門根據會計法制定關于會計核算、會計監督，會計機構和會計人員以及會計工作管理的制度。是會計法規系的組成部分，對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辦理會計事具有約束力。

稅法是國家立法機關頒布的征稅人與納稅人應當遵循的稅收法律規范的總稱。畢業論文，稅法規定。稅法是家向納稅人征稅和納稅人向國家納稅的法律規范，納稅人和征稅人都必須遵守，違法4到法律的制裁，這是稅收強制性的具體表現。從原則上說，任何稅收都要經過立法機關準以后才能公布施行。有些稅法屬于試行階段，也可以以法規的形式施行，這種法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會計制度與稅法在基本定義和性質上存在著各種差異，會計制度與稅法在基本定義上的差異從會計六要素的角度進行了系統的闡敘，對性質上的差異分為永久性差異與時間性差異來進行說明。但是，會計和稅法兩者相互關系極其密切，是因為兩者對經濟活中各要素在確認、計量的原則上，存在很多共同點。在很多方面，特別是在流轉稅和企所得稅征收方面，稅務部門是以各經濟實體的會計資料為基礎，進行適當調整后作為稅基的。畢業論文，稅法規定。

二、關于會計制度與稅法產生差異的原因

1、因為謹慎性原則產生的差異

準則通過對歷史成本原則、權責發生制原則進行調整來體現謹慎性原則，從而與相關稅法規定產生差異。準則通過規范會計要素的確認，杜絕企業利潤形成的隨意性來體現謹慎性原則，從而與相關稅法規定產生差異：準則對于某些導致增加凈資產的經濟業務，通過調增“所有者權益”、跳開“利潤總額”來體現謹慎性原則，與相關稅法規定產生差異：

2、因對收入、損失定義不同而產生的差異

由于收入范圍不同產生的差異，《企業會計制度》規定，在建工程達到預定可使用狀態試運行收入，沖減基建工程成本；自產產品用于自建工程項目時，應按產品成本價結轉成本，不計入當期損益。

3、因對損失范圍不同產生的差異

相關稅法規定，非公益性捐贈不予稅前扣除；納稅人生產經營因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章，被有關部門處以的罰款等不得在所得稅前扣除。納稅人（金融保險除外）用于公益、救濟性的捐贈，在年應納稅所得額3%以內的部分準予扣除，超出部分不予扣除。企業將自產、委托加工和外購的原材料、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有價證券用于捐贈，應分解按公允價值視同對外銷售和捐贈兩項業務進行所得稅處理。畢業論文，稅法規定。

4、因對成本、費用定義范圍不同而產生的差異

借款利息《企業會計制度》規定，各種借款費用均據實列支，計入當期費用。在相關法規定中，納稅人在生產經營期間，向金融機構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實際發生數扣除；非金融機構借款的利息支出，包括納稅人之間相互拆借的利息支出，按照不高于金融機同類、同期貸款利率計算的數額以內的部分，準予扣除，超過部分不得扣除，

三、關于會計制度與稅法規定的協調

在有關會計準則與稅法關系的討論中，大體有兩種看法：一種是統一論，另一種是分理論。我們既反對要求會計準則與稅法完全一致的主張，也反對會計準則與稅法絕對分離觀點。畢業論文，稅法規定。我們主張會計準則與稅法保持協調，即適當分離，需要統一的盡量保持一致。會計準則與稅法協調必須遵循以下幾個原則：全面性原則；效益大于成本原則；現實原則；靈活性原則；嚴肅性原則。

會計準則與稅法協調的具體辦法：一者是稅法應積極主動地與會計準則協調。當前亟待協調的內容包括：（具體會計準則――所得稅會計》（征求意見稿）對于時間性差異而產生的遞延所得稅的確認、計量、記錄與報告進行了規范，但是《中華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對此卻未作明確規定，應做出相應調整；會計準則對某會計事項的處理規定了可供選擇的多種方法，為防止企業利用會計政策實施操縱行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實施細則中做出補充規定，要求企業在發生會計政策變更時，必須報請主管稅務機關同意或備案，否則予以懲罰；現實經濟生活不確定因素日益突出，會計估計的不確定性和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所需的確定性之間存在大的矛盾；需要做出稅收規定加以協調。二者是會計準則也應積極主動地與稅法協調。修改基本會計準則中與稅法強求一致的有關內容；盡量縮小會計方法的選擇范圍，規范會計收益與應稅收益差異的調整方法，簡化稅款的計算；消除由可能形成期末資產價值的支出因會計準則與稅法上確認標準不同而產生的復雜差異；對于眾多的非公有制小型企業可以嚴格按稅法的規定選擇會計方法。

四、關于會計制度與稅法規定在制度層面的解決途徑

由于我國的會計制度與稅法的制定過程缺乏溝通與協調，因而導致了許多差異。而且，因為資本市場發展對會計制度制定的促進作用，使得稅法的改革滯后于會計制度的改革，這容易引起稅源的流失，并且由于稅法與會計制度存在的永久性和暫時性差異項目眾多，使得企業納稅調整非常復雜，不利于稅款的征收。隨著會計改革的深化，二者間的差異在不斷擴大，這意味著納稅調整項目的增多。畢業論文，稅法規定。另外，會計制度與稅法的差異容導致納稅人與稅務機關的爭議，如果規章制度本身存在差異的，爭議不可避免而且難以仲裁。根據上述的分析，會計制度與稅法由于規范的對象和目的不同存在無法消除的差異，因此，企業進行納稅調整是必要的，關鍵是對二者不協調導致的問題應及時加以解決，解決的途徑就是制度安排――在制度層面上加強稅收法規與會計制度的協作：一是稅收法規應借鑒會計制度合理有效的成分，盡快彌補其滯后的一些規定，如稅收政策應從保護稅源，降低企業資金風險，保護債權人的角度出發，對資產減值準備予以確認。畢業論文，稅法規定。當然，為防止企業計提秘密準備金，稅法可以對減值準備的計提比例加以明確，以保證稅源不至于流失。二是稅務機關應充分利用披露的會計信息，并且應加強會計制度的強制性信息披露義務，以提高稅收機關的稅收征管效率。三是加強會計制度和稅收法規在會計界和稅務界的交互宣傳，以提高會計制度和稅收法規協作的有效性，但最重要的是會計制度和稅收法規的制定者在制定相關法規時，相互協調、溝通是必不可少的。

第3篇：稅收立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 有害稅收競爭 反避稅 涉外稅收 企業所得稅

自1998年OECD提出“有害稅收競爭”這一概念以來，稅收理論界就稅收競爭是否“有害”進行了激烈的討論，OECD認為，確實存在有害稅收競爭的措施和行為，特別是在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也存在，而避稅港則是有害稅收競爭的主要策劃者。2006年OECD了《OECD有害稅收競爭項目：2006年成員國最新進展》報告，總結了反有害稅收競爭行動所取得的成果，也標志著OECD的反有害稅收競爭行動暫告一段，但是，OECD對有害稅收競爭活動的研究為我國的涉外稅收敲響了警鐘。

一、我國外資投資企業的投資現狀

據統計，截至2008年2月底，我國累計批準設立外資企業639605家，實際使用外資8038.8億美元。今年1－2 月，對華投資前十位國家/地區（以實際投入外資金額計）依次為：香港（76.71億美元）、英屬維爾京群島（33.9億美元）、新加坡（8.07億美元）、日本（7.62億美元）、韓國（6.96億美元）、美國(6.9億美元）、開曼群島（6.53億美元）、薩摩亞（5.05億美元）、臺灣（3.73億美元）、毛里求斯（3.1億美元），前十位國家（地區）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占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87.47%。①

誠然，引進的外資為我國經濟的騰飛做出了巨大貢獻：2007年我國稅收收入達49442.73億元，涉外稅收總額約占22%。②然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有害稅收競爭對我國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視，表現為部分跨國公司利用在香港、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新加坡和薩摩亞等避稅港設立的公司與在我國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之間的關聯交易，進行轉讓定價，形成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大范圍虧損局面，目前我國外企的虧損面在50%左右。有害稅收競爭實踐的存在為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的避稅活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而其所產生的惡果就是我國應得稅收收入的巨額流失，影響稅收作為我國經濟調控手段作用的發揮。

二、美國反避稅措施借鑒

美國是較早制定反避稅措施的代表國家，為開展有效的反避稅工作積累了很多經驗。

第一，從立法層次保障反避稅措施的實施。1954年頒布《國內收入法典》針對反避稅制定了專門條款。其主要措施有:（1）交易價格的確定：稅務部門有權決定，在聯屬企業各納稅人之間必須按“正常交易原則”適當分配毛所得額，扣除抵免額，以明確反映出各有關聯屬納稅人各自的實際所得額。（2）避稅地的規定：美國沒有對避稅港下定義，但《國內收入法典》里把避稅港一詞適用于具有以下某個或多個特征的國家和地區：不征收所得稅或稅率比美國的所得稅低；銀行高度保守商業秘密，甚至不惜違反國際公約的有關規定；銀行或類似活動在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有發達的現代通訊設施；對外幣存款沒有管制；大力宣傳自己是離岸金融中心。③

第二，簽訂國際稅收協定以防范偷逃稅和避稅。美國1984年根據雙邊稅收協定，與17個國家交換了情報，收到外國文件84萬份，送往外國的文件50萬份，有力地打擊了國際偷逃稅和避稅活動。據有關資料介紹，目前美國已與30多個國家簽訂了雙邊稅收協定。

第三，加強稅收的征收管理。在納稅申報制度上，美國嚴格要求一切從事跨國經濟活動的納稅人及時、準確、真實地向有關國家稅務機關申報自己的所有經營收人、利潤、成本或費用收支情況。同時建立了完善的稅務報表會計簽證制度即申報的各類會計報表，一律都要經過注冊會計師的審核簽字。另外加大避稅處罰力度，如轉讓定價違法問題增加處罰規定，對調增所得稅凈額達500萬元以上的，按其調增額罰款20%-40%。

三、加強我國反避稅措施的完善

第一，完善我國的稅收立法。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避稅問題進行專門的研究，采取相應的防范措施，并在各自國家的稅法中得到反映。我國由于長期以來沒有提出過避稅概念，更缺乏專門的研究，所以現行的稅法中反避稅立法條款很不完善，在跨國納稅人普遍避稅的情況下，稅務部門顯得被動無力。令人欣喜的是，新企業所得稅法第六章“特別納稅調整”旨在制約各種避稅行為，是我國首次較全面的反避稅立法。本章在完善現行轉讓定價和預約定價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借鑒國外反避稅立法經驗，結合我國稅收征管工作實踐，引入了成本分攤協議、資本弱化、受控外國企業、一般反避稅規則以及針對避稅行為加收利息等條款。

第二，加強國際間的反避稅合作。隨著社會經濟的國際化和跨國公司活動規模的迅速擴大，跨國納稅人避稅目的日益明顯，使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單純依靠本國力量進行反避稅斗爭難度越來越大。要徹底遏制投資者的避稅行為，需有關各方面必須密切合作。于是以簽訂雙邊或多邊的國際稅收協定的形式進行國際合作，這就成為國際反避稅斗爭的一種重要形式。截至2007年11月，我國已對外正式簽署89個稅收協定，與香港、澳門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的安排。其中86個協定和2個安排已經生效施行，為促進我國企業對外投資構建了一個良好的國際稅收法律框架。

第三， 加強稅收征收管理。科學嚴密的稅收征收管制度是防范避稅行為強有力的保障。其一，完善現行納稅申報制度。從事跨國經濟活動的納稅人及時、準確真實地向國家稅務機關申報自己的所有經營收人、利潤、成本或費用列支等情況并提供和本企業有經濟往來（交易對象）相關的數據資料，同時依托計算機網絡的運用，稅務機關可以通過征管軟件和計算機網絡進行錄入、歸集、傳輸和審核對比，找出存在的問題和漏洞。其二，加強會計審計制度建設。對跨國納稅人的會計核算過程及結果進行必要的審核，以檢查其業務或賬目有無不實，不妥以及多攤成本費用和虛列支出等問題。其三，加大處罰力度。現行企業所得稅中，多數是責令有關企業限期改正，即便處罰也力度不大，使得企業存在避稅的僥幸心理。對此可以借鑒國外的處罰措施，加大我國避稅的處罰力度，令避稅企業望而生畏。

參考文獻：

[1]凌曼:2006，論有害稅收競爭的法律規制，湖南大學碩士論文

第4篇：稅收立法論文范文

本文通過對企業進行合理避稅的界定和方式選擇的分析，旨在使企業選擇策略，以便使廣大經營者及會計人受到理解與重視。在稅法規定許可的范圍內或不違反稅法的前提下，企業對經營、投資、理財活動進行籌劃和安排，可取得節約稅收成本(savingtax)的稅收收益，以達到整體稅后利潤最大化。依法納稅是納稅人應盡的義務，而依法進行稅收籌劃已取得更大的稅收收益也是納稅人應有的權利。

[關鍵詞]企業避稅避稅策略稅收收益

ABSTRAC

Inthispaper,areasonabletaxforenterprisestochoosethedefinitionandanalysis,designedtoenablebusinessestochoosethestrategyinordertomakethemajorityofoperatorsandaccountingpeoplehavebeenunderstandingandimportance.Provisionsinthetaxlawsortheextentpermittedbythetaxlawdoesnotviolatethepremise,business-to-business,investment,financialactivities,planningandarrangementscanbemadecost-savingstax(savingtax)incometaxinordertoachievetheoverallafter-taxprofitmaximization.Law,payingtaxesistheobligationoftaxpayers,andtaxplanninginaccordancewiththelawhasbeenmadegreatergainstaxistherightofthetaxpayer.

[Keywords]corporatetaxavoidancestrategiestaxavoidancetaxbenefits

1避稅的界定

1.1據中國國家稅務總局調查

跨國公司每年“避稅”達幾百億元。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及國內經營與國際慣例的接軌，避稅現象將越來越普遍。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都各有避稅秘方，雖然說避稅違反了稅收立法意圖，有悖于政府的稅收政策導向，但避稅并不違法，法律上存在合理避稅之說。正因如此，很多外資企業采取各種招術，以達合理避稅的目的。

1.2合法避稅

納稅人在稅收法規許可的范圍內，利用合法的手段，通過經營和財務活動的安排盡量減少納稅稅額。所以避稅是合法的。如果是非法的偷稅、漏稅另當別論，不屬于本文研究的范圍。

2企業避稅的策略

社會關系紛繁復雜，企業避稅的方式也千差萬別，各企業有各企業的方式和方法，而且，據筆者了解，絕大多數企業在現實生活中的避稅手段相當高明，可謂輕車熟路，總結起來無外乎有以下幾種方式：

2.1生產環節的避稅方法

2.1.1轉讓定價

1）通過在國外設分部在國內加工制造的企業，總部有意提高原材料成本價格，增大負債，在售價不變的情況下，使收益減低，甚至出現虧損，在虧損后，還會增加投資，常年如此，稅務部門拿這種做法也無可奈何。這種做法被審計人員叫做“轉移定價”。

2）轉讓定價是現代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進行國際避稅所借用的重要手段。在現代經濟生活中，許多避稅活動，不論是國內避稅還是國際避稅，都與轉讓定價有關。它們往往通過從高稅國向低稅國或避稅地以較低的內部轉讓定價銷售商品和分配費用，或者從低稅國或避稅地向高稅國以較高的內部轉讓定價銷售商品和分配費用，使國際關聯企業的整體稅收負擔減輕。如果充分利用國際避稅地，經濟特區及稅收優惠政策，通過轉讓定價法，將高稅區的公司的經營所得通過壓低銷售價的方式轉入低稅區的公司之中，避稅效果更為明顯，當前跨國公司避稅主要采取這鐘方式。

2.1.2貸款高利率

1）利用專有技術等無形資產作價高于國際市場價格，或隱藏在設備價款中的一種手法。外商利用人們不了解設備和技術的真實價格，從中抬高設備價格和技術轉讓價格，將企業利潤向境外轉移。它們在抬高設備價款的同時，把技術轉讓價款隱藏在設備價款中，以躲避特許權使用費收入應納的預提稅。勞務收費標準“高進低出”。關聯企業之間相互提供服務或勞務，通常是境外公司收費高，境內公司收費低甚至不收費。有的還虛列境外公司費用。

2）國際避稅地建公司

運用避稅港進行避稅是跨國納稅人減輕稅負增加收入的手段之一，而維持稅收制度在籌措國家財政資金方面的有效性，又是各國稅務當局面臨的重要任務之一。在跨國納稅人不斷運用避稅港的情況下，國家的稅收權益不斷遭到損害，稅收收入受到影響，稅收的公平原則也相應遭到破壞。因此，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特別注意如何防止跨國投資經營者運用避稅港從事避稅活動。

2.2投資環節避稅方法

2.2.1選擇投資企業類型的方法

1）投資企業類型選擇法是指投資者依據稅法對不同類型企業的稅收優惠規定，通過對企業類型的選擇，以達到減輕稅收負擔的目的的方法。我國企業按投資來源分類，可分為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對內、外資企業分別實行不同的稅收政策；同一類型的企業內部組織形式不同，稅收政策也不盡相同。因此，對不同類型的企業來說，其承擔的稅負也不相同。投資者在投資決策之前，對企業類型的選擇是必須考慮的問題之一。

2）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不僅在使用的稅率上明顯不同，同時，法律對外資企業又提供很多的優惠政策，所以，通過改內資企業為外資企業，披上外資企業的面紗，就可以輕松避開其所使用的高稅率。

3）另外，內資企業統一按國家有關稅法規定繳納各項稅收，稅收負擔基本上趨于公平，但仍可以通過特殊的企業組織形式的選擇以達到避稅目的。所以，企業通過“掛羊頭賣狗肉”的方式也可以實現避稅的目的，當然，這種方式使用不當會存在是否合法的問題，有可能出現偷稅情形。

2.3選擇投資的方式的方法

2.3.1投資方式是指投資者以何種方式投資

一般包括現匯投資、有形資產投資、無形資產投資等方式。投資方式選擇法是指納稅人利用稅法的有關規定，通過對投資方式的選擇，以達到減輕稅收負擔的目的。

2.3.2企業外商投資

眾所皆知，絕大多數的企業形式，以外商投資企業為例，投資者都可以用貨幣方式投資，也可以用建筑物、廠房、機械設備或其他物件、工業產權、專有技術、場地使用權等作價投資。而為了鼓勵外國投資者投資，以便引進國外先進機械設備，以提高中國的生產和服務的質量和科技含量，中國稅法規定，按照合同規定作為外國出資者的機械設備、零部件和其他物料，外資企業以投資總額內的資金進口的機械設備、零部件和其他物料，以及經審查批準，外資企業以增加資本新進口的國內不能保證供應的機械設備、零部件和其他物料，可免征關稅和進口環節的增值稅。

2.3.3無形資產帶來的效益

不具有實物形態，但能給企業帶來經濟效益，甚至可創造出成倍或更多的超額利潤。無形資產是指企業長期使用而沒有實物形態的資產，它包括專利權、非專利技術、商標權、著作權、土地使用權、商譽等。投資者利用無形資產也可以達到避稅的目的。

2.3.4采取貨幣出資也同樣能達到避稅的目的

外國投資者在投資總額內或以追加投入的資本進口機械設備、零部件等可免征關稅和進口環節的增值稅。

2.4選擇投資產業的方法

2.4.1選擇投資產業的方法

投資者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和稅收優惠規定，通過對投資產業的選擇，以達到減輕稅負的目的方法。具體來說，不同的投資產業使用的稅收優惠不太一樣，我們國家的稅法提供的稅收優惠，主要是針對外商投資企業，在一定的年限內享受減免稅收的待遇。所以選擇設立外商投資企業也是合理避稅的方式之一。

2.4.2新稅法的頒布實施

將減免稅的權力收歸國務院，避免了減免稅過多過亂的現象。同時，稅法又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各種稅收優惠政策，如：高新技術開發區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所得稅；新辦的高新技術企業從投產年度起免征所得稅2年；利用“三廢”作為主要原料的企業可在5年內減征或免征所得稅；企事業單位進行技術轉讓以及與其有關的咨詢、服務、培訓等，年凈收入在30萬元以下的暫免征所得稅等。

2.4.3企業也可以生產出口產品，從而享受稅收優惠

中國稅法規定，對報關離境的出口產品，除國家規定不能退稅的產品外，一律退還已征的增值稅和消費稅。出口退稅的產品，按照國家統一核定的退稅稅率計算退稅。

2.5選擇投資地點的方法

2.5.1虛設常設經營機構

很多投資經營企業利用特區或經濟開發區的各項優惠政策，在名義上將企業設在特區或經濟開發區，實際業務活動則不在或不主要在區內進行。這樣該企業在非特區獲得的經營收入或者業務收入，就可以享受特區或經濟開發區的稅收減免照顧，特區或經營開發區境外的利潤所得就可以向境內企業總部轉移而減少納稅。

2.5.2虛設信托財產

使委托人按其意旨行事，形成委托人與信托財產的分離，但信托財產的經營所卻歸在國際低稅區、特區或經營開發區的企業名下，以達到逃避納稅義務的目的。

3成本費用環節避稅方法

3.1材料計算法

材料計算法是指企業在計算材料成本時，為使成本值最大所采取的最有利于企業本身的成本計算方法。材料是企業產品的重要組成部分，材料價格是生產成本的重要部分，因此，材料價格波動必然影響產品成本變動。但是在材料市場價格處于經常變動的情況下，材料費用如何計入成本，直接影響當期成本值的大小；通過成本影響利潤，進而影響所得稅的大小。一般來說，材料價格總是不斷上漲的，如果企業采取讓后進的材料先出去，計入成本的費用就高，否則勢必使計入成本的費用相對較低。如果企業正處所得稅的免稅期，企業獲得的利潤越多，其得到的免稅額就越多，這樣，企業就可以通過選擇先進的材料先出去以計算材料費用，以減少材料費用的當期攤入，擴大當期利潤；相反，如果企業正處于征稅期，其實現利潤越多，則繳納所得稅越多，那么，企業就可以選擇后進的材料先出去，將當期的材料費用盡量擴大，以達到減少當期利潤，少繳納所得稅的目的。

3.2折舊計算法

折舊是固定資產在使用過程中，通過逐漸損耗(包括有形損耗和無形損耗)而轉移到產品成本或商品流通費中的那部分價值。折舊的核算是一個成本分攤的過程，即將固定資產取得成本按合理而系統的方式，在它的估計有效使用期間內進行攤配。企業可以選擇不同的折舊方法，不同的折舊方法對于固定資產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時間會造成早晚不同，不同折舊方法導致的年折舊額提取直接影響到企業利潤額受沖減的程度，因而造成累進稅制下納稅額的差異及比例稅制下納稅義務承擔時間的差異。企業正是利用這些差異來比較和分析，以選擇最優的折舊方法，達到最佳稅收效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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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輝:避稅籌劃的合理性分析[J].財會與財政

[3]張海雨:我國現行稅法下的避稅思考[J].上海財稅

致謝

本論文設計在（）老師的悉心指導和嚴格要求下業已完成，從課題選擇到具體的寫作過程，無不凝聚著（）老師的心血和汗水，在我的畢業論文寫作期間，（）老師為我提供了種種專業知識上的指導和一些富于創造性的建議，沒有這樣的幫助和關懷，我不會這么順利的完成畢業論文。在此向丁老師表示深深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在臨近畢業之際，我還要借此機會向在這四年中給予了我幫助和指導的所有老師表示由衷的謝意，感謝他們四年來的辛勤栽培。不積跬步何以至千里，各位任課老師認真負責，在他們的悉心幫助和支持下，我能夠很好的掌握和運用專業知識，并在設計中得以體現，順利完成畢業論文。

第5篇：稅收立法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納稅遵從度直接影響著稅收征收率的高低。較高的納稅遵從度有利于減少稅收流失、優化資源配置、降低稅收成本、平衡稅收負擔、凈化社會風氣。因此，研究和探討提高納稅遵從度的對策路徑，已成為稅收理論和實踐中的重要課題之一。

本文在充分吸納關于納稅遵從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探討影響納稅遵從度的意義和分析我國納稅遵從的現狀，提出了進一步提高我國納稅遵從度的對策建議。論文從稅收制度、稅收征管、用稅機制、稅收環境等方面分析了我國納稅遵從度偏低的主要成因。最后，從提高立法質量、減少納稅負擔、加強稅法宣傳、優化納稅服務、強化稅收管理等四個方面研究探討了提高我國納稅遵從度的對策和建議。

1納稅遵從研究意義及現狀

1．1納稅遵從的含義

所謂納稅遵從是指作為法律上的權利與義務主體的納稅人，基于對國家稅法價值的認同以及對成本和收益的權衡而表現出的主動遵守服從稅法，自覺履行納稅義務的行為。

1．2研究納稅遵從的意義

納稅人遵從有著非常久遠的歷史，可以說自有了稅收本身，就產生了納稅遵從問題。但是對納稅遵從問題系統的研究只是近幾年以來興起的。在當前我國“誠信納稅”基礎比較薄弱的情況下，進一步研究和應用納稅遵從理論，對提高我國的稅收征管水平具有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有利于豐富和發展納稅遵從理論。通過對納稅遵從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界定納稅遵從的內涵外延，揭示影響納稅遵從度的影響因素，對納稅遵從進行分類梳理，探討衡量納稅遵從度的方法體系，有助于發展和豐富納稅遵從理(2)有利于提高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通過研究納稅遵從相關問題，找出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提出提高納稅遵從度的對策建議，可以為提高納稅遵從度提供理論指導，從而對稅收制度和管理方式做出更加科學合理的安排，達到提高納稅人遵從度，減少管理成本和稅收流失，提高征管效能的目的。

(3)有利于構建和諧的稅收征納關系。納稅遵從研究以納稅人的行為為重要研究對象，有利于準確把握其行為選擇，增強納稅人與稅務機關的互動，減少征納雙方不必要的矛盾和對立，建立和諧互信的征納關系。

1．3納稅遵從的現狀

1998年我國推進深化稅收征管改革以來，基本建立起了。以納稅申報和優化服務為基礎，以計算機網絡為依托，集中征收，重點稽查，強化管理”的征管模式。各級稅務部門在提高公民的納稅遵從度方面進行了大量有益探索，全國稅收收人持續快速增長，征管質量和效率不斷提高，納稅遵從度也有了大幅度提高。

但是，總體上來說，我國的納稅遵從度仍然偏低。據相關部門測算，我國納稅遵從度僅為66％左右，與發達國家(如美國為86％)相比存在較大的差距。從近幾年全國稅務稽查部門對納稅人檢查情況看，稅收違法問題、偷逃稅案件始終保持在較高水平。大量涉稅違法違規行為的存在，充分表明我國納稅遵從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2納稅遵從度偏低的主要成因

2．1稅收法律法規不符合確定性準則

確定性準則意味著正常的公民都能夠清晰無歧義地看懂制度安排所傳遞的信號，清楚地知道違規的后果，并能夠恰當地使自己的行為符合制度安排的要求。長期以來，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納稅人與稅務機關的法律地位和相應權利義務不夠明確，在實際工作中往往處于一種不對等的狀態。在實際工作中，過多的“義務”宣傳與被淡化的權利意識形成鮮明對比。我國稅收宣傳一向以應盡義務論為主調，著重宣傳公民應如何納稅、納好稅、不納稅應該承擔哪些不利后果等，而對納稅人享有哪些權利以及如何行使這些權利卻強調得不夠。

2．2稅收征管乏力制約了公民納稅遵從度的提高

一是征稅觀念滯后。使得稅收征收管理領域多年以來都以“監督、處罰、打擊”基本理念為出發點，征稅主體形成思維定式，對稅收征管的認識停留在對納稅人進行制約、監督、處罰的層次上，總是先把納稅人設定成偷、漏、逃稅者，然后基于這樣一個基本判斷來制定稅收法規征管措施，使得本應是“納稅人權利之法”的稅收法律成了“防納稅人之法”、“治納稅人之法”。稅務機關在執法過程中，并沒有真正意識到納稅人既是管理對象，又是服務對象，稅務部門服務觀念滯后，服務人才缺乏，總體服務水平不夠，制約了稅收管理水平的提高。二是申報方式方法有待進一步改進。納稅申報程序設置不科學，手續繁復，也成為納稅人遵從度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出于稅務部門內部管理的需要，目前的納稅申報流程設置比較復雜，很多手續都由納稅人完成。同時，納稅環節多，程序復雜易使納稅人出現懶惰性不遵從現象。三是激勵機制有待建立。稅收管理制度中缺乏對納稅人依法誠信納稅的正面激勵。

2．3納稅風氣不佳制約了公民納稅遵從度的提高

我國對納稅不遵從進行抵制和鄙視的社會風氣還未形成，對納稅不遵從形成的社會壓力還不夠。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的國家稅收逐步恢復了它在經濟生活中應有的地位和作用，但“厭稅晴緒的陰影在人們的心中依然存在。申報的應稅收人越高，心理滿足感越低，也就是說隱瞞不報的收人越低從而偷稅額越低，心理滿足感越低。

2．4用稅機制的缺陷制約了公民納稅遵從度的提高

我國用稅機制尚不健全、不完善。一方面，納稅人無法感受到履行納稅義務后的獲益激勵；另一方面，用稅機制存在的缺陷不可避免地使納人產生納稅對立情緒和對稅收取向的不信任感，進而刺激了情感性納稅不遵從。一是國家財政支出結構不盡合理。目前，國家財政支出結構不盡合理，存在既“越位”又“缺位”現象。二是財政缺乏透明度。從納稅投資論的角度看，公眾向政府納稅如同對政府進行投資，作為投資方的納稅人，有權知道自己的錢是怎么花的，為什么要這么花，納稅人有權監督資金的運用。三是財政支出決策缺少民眾參與。目前，我國尚未建立起科學的決策機制，在缺乏財政民主化和財政透明度的情況下，財政支出這種公共決策行為就很容易演變為個別領導的“隨意”安排，政府預算支出不是以納稅人的偏好來進行，而是取決于領導的個人偏好，領導的偏好未必與納稅人的偏好保持一致。如此種種，均對公民納稅遵從度造成影響。

3提高納稅遵從度的對策建議

3．1完善立法，提高立法質量

立法的質量是稅法有效實施的基礎，一方面我國應繼續完善現行的稅法體系，優化法規的內容，減少稅法各法規中的彈性。稅務部門還需會同司法部門及時對偷稅界定、偷稅情節的輕重和相應的處罰標準作出具體的司法解釋，以法律規范限制稅務行政處罰和懲治犯罪的隨意性，以此引導征稅人和納稅人依據法律行為或限定非法律行為。另一方面則應盡快研究并制定出納稅人權利保護法，以明確納稅人在涉稅事務中的法律地位和應享有的各項權利，使納稅人行使權利有法可依。

3．2減少納稅人負擔，降低稅收遵從成本

降低和優化稅收負擔，一要取消不合理的收費，規范非稅形式的收費，實行費改稅；二要深化稅制改革，完善稅制；三要合理擴大部分稅種的稅基，如擴大消費稅、資源稅、個人所得稅的征稅范圍，適當調整一些稅種和征稅項目的征收標準，結合實際情況適時地開征一些新稅種，以改變目前稅負偏重的情況，讓納稅人在可承受的范圍內主動納稅。

3．3加強稅收宣傳

稅收宣傳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具有持久性，應持續、穩定、系統地開展下去，要注重多樣性和靈活性。應充分發揮媒體的優勢，通過電視、廣播、報紙、宣傳海報等媒介，將正確的稅收理念制作成生動形象的口號向社會傳播，使公民能夠在潛移默化中逐漸接受并形成一種自然而然的觀念。稅收宣傳的重點應逐漸轉到納稅人權利義務和稅務公開上來。

3．4優化納稅服務

優化納稅服務是提高納稅遵從度的重要措施，應著重在以下幾個方面：

(1)優化辦稅流程。一是縮減辦稅環節及辦稅時限。及時把握征管體制改革、稅收政策調整、業務流程重組、信息技術進步等方面的重大變化和第三方的稅收信息資源，分析納稅人和基層稅務人員關注的焦點問題及合理化建議，對具備減輕納稅人負擔基礎條件的，清除不必要的環節和手續，縮短辦稅時間，最大限度降低辦稅成本；以省為單位按照管轄納稅人的特點確定清理次序，分步驟地組織自定辦稅流程的精簡。二是改進工作模式和受理方法。將不同稅收業務辦稅流程中的調查、核批、檢查等事項合并辦理，合理調配工作時間，避免重復工作；規范各類稅收業務的申請受理，涉稅文書統一實行稅務機關內部流轉，一個辦稅窗口統一受理所有涉稅事項的申請，避免納稅人多頭找、多次跑。

(2)精簡涉稅資料。一是修改整合納稅申報表單。修改申報表內容，整合附報報表及資料，減少無效信息報送，提升申報資料綜合利用效能。對采取電子申報方式的納稅人延長紙質申報資料報送期限或取消紙質資料報送。二是清理簡化辦稅涉稅資料。由納稅服務部門組織，以制定流程的業務部門為主，清理納稅人辦理涉稅事項時需提供的各類資料，積極推進無紙化審批。三是完善涉稅信息共享制度。規范對納稅人報送資料的管理與存儲，整合各應用系統數據資源，實現納稅人資料信息共享，避免多部門、多環節、多次數要求納稅人報送相同資料，拓展國、地稅局涉稅信息合作的領域與方式，增強納稅人電子信息和紙質資料的“一戶式”管理與應用。

(3)大力發展社會中介服務。根據涉稅中介行業發展和執業標準化的需要，推動姓冊稅務師條例》的制定和出臺，制定涉稅鑒證和服務業務準則，完善涉稅中介行業制度體系。加大對注冊稅務師行業的宣傳力度，積極開展相關理論研究和交流合作，提升注冊稅務師的影響和地位。建立注冊稅務師行業資質等級評定制度，加強行業誠信體系建設。指導行業協會履行自律職能，提高會員服務質量。大力支持稅收公益組織參與服務。加強稅收公益服務制度建設，引導社會主體參與納稅服務，增強納稅服務社會化的效果，為社會納稅服務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加強與社區組織、行業協會、商會等組織的合作，組織開展相關的服務措施。同時，探索與工商、郵政、銀行等單位的合作，為納稅入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務。加強與有關科研、咨詢機構等的合作，委托開展需求調查及滿意度測評、納稅服務課題、項目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第6篇：稅收立法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WTO法律框架中的補貼制度對我國稅收優惠政策有很大影響。美國對我國提起的反補貼調查也有很多涉及到我國的稅收優惠政策。以對WTO法律框架下的補貼的闡述為切入點，對美國對華反補貼調查進行了分析并對我國在相關調查中的應對提出了建議。

論文關鍵詞：WTO ；補貼 ；稅收優惠

自2006年11月美國商務部決定對原產于中國的銅版紙展開反補貼調查開始，美國對華反補貼調查拉開帷幕。其中多數案件涉及到對企業所得稅減免的申訴。本文旨在通過對SCM協議中補貼的構成要件以及美國對華反補貼裁決理由的分析，結合我國新出臺的企業所得稅法，從中國政府的角度提出應對措施。

1 WTO對成員方補貼行為的規制及目的

1.1 補貼的影響

補貼是國家在經濟政策中經常運用的方法之一。國家通過各種方式對相關產業進行資助，使目標產業的生產成本或者費用減少，從而達到扶持目標產業，或使目標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占有優勢。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指出，國家對出口生產商進行財政支持，旨在降低生產商的成本，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種價格優勢。

由于補貼對進出口貿易的扭曲作用，GATT1947在第6條和第16條中將對補貼問題的規制納入多邊國際條約。隨后，由于世界經濟的衰退，補貼的運用越來越普遍，在1979年“東京回合”談判中，補貼及反補貼措施成為重要議題。各成員方最終達成《補貼與反補貼守則》。該守則規定了補貼紀律，明確禁止對初級產品的出口補貼，這種禁止可以看作是禁止性補貼的雛形。1994年，烏拉圭回合談判全面啟動，各成員方最終達成了SCM協定。該協定有32個條款和7個附件，明確規定了補貼的定義，并針對不同類型的補貼提供了不同的救濟方式。

1.2 WTO對補貼行為的規制

SCM協定首先規定了“補貼”的定義：“如果有政府提供的財政資助或收入或價格支持，并且因此給予了利益，則可認定存在補貼”。從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對協定的解釋和應用中可以看出，補貼有三個要件：

（1）補貼必須是一種政府或公共機構提供的財政資助。

此條的意圖在于不將所有的政府行為都認為是補貼，只將補貼限定在提供財政資助的政府行為的范圍內。專家組在“美國—限制出口”案中指出，第1.1條中對于財政資助的列舉是窮盡性的。財政資助既可以是資金的直接轉移，也可以是稅收優惠等間接轉移。

（2）這種財政資助必須授予了一項利益。

專家組在“美國限制出口”案中指出，利益和財政資助是確定是否存在補貼的兩個單獨的要件，不能認為財政資助直接導致利益。在“加拿大飛機”案中，專家組指出判斷財政資助是否構成利益的標準是財政資助是否使得接受者處于比沒有接受財政資助時更有利的地位。其中，市場是判斷接受者地位是否更有利的基礎。

（3）專向性。

SCM協定第2條將專向性分為3種：以企業或產業為標準的補貼；以地域為標準的補貼；禁止性補貼。在以企業或產業為標準的補貼中，第2.1（a）條和第2.1（b）條規定了法律上的專向性。第2.1（a）條規定了法律上的專向性的一般情況，即如果成員方立法將補貼的獲得明確限于某些企業，則此種補貼應屬專向性補貼。第2.1（b）條列出了一種排除情況，即如果成員方立法制定了獲得補貼的客觀標準或條件，其該標準和條件得到嚴格遵守，則不存在專向性。第2.1（c）條規定了事實上的專向性。 當適用（a）項和（b）項規定的原則表現為非專向性補貼，可考慮其他因素認定是否構成事實上的專向性補貼。

2 WTO反補貼規則對稅收優惠政策規制

第1.1條同時列舉了幾種政府財政資助的方式，其中一種就是“放棄或未征收在其他情況下應征收的政府稅收”。在“美國外國銷售公司”案中，專家組首先指出判斷是否“在其他情況下應征收”應當依據實質上的情況。上訴機構肯定了這一觀點，同時指出應當同時尊重各成員方的稅收主權。

同時，專家組提出針對特定法人的稅收減免情況，如果不是該法人符合該減免的條件，則應當對其征收稅收。上訴機構在此案中認同了這一測試，但是同時表示該測試在運用時應當結合特定國家整體稅制的綜合情況進行考量。

3 美國對華反補貼案對中國稅收補貼的認定

2007年2月，我國首次受到其他成員方就出口補貼問題向WTO提出的申訴，該申訴由美國提起。最終，我國與美國達成諒解備忘錄，我國承諾在2008年1月1日前永久性取消美國所指控的出口補貼。

2006年美國商務部決定對原產于中國的銅版紙展開反補貼調查開始。自我國承諾取消禁止性補貼之日，也就是2008年1月1日，美國對華展開的反補貼調查更甚。從美國對華展開的反補貼調查來看，其反補貼申訴主要針對以下幾點： （1）企業所得稅的減免；（2）增值稅退稅或者進口關稅退稅。其中，針對企業所得稅減免的反補貼申訴可以分為兩類，2008年1月1日之前和之后的案件。

轉貼于

3.1 調查期間在2008年1月1日之前的案件

調查期間在2008年1月1日之前的案件的主要特點就是，對生產型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的申訴，我國政府和相關企業多從專向性上做出抗辯。這些抗辯毫無例外的全部被認定為不能成立。美國在檸檬酸和檸檬酸鹽反補貼案的備忘錄中指出，中國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只適用于非國內企業，根據聯邦法律，應當認定這種稅收優惠是給予“特定企業”的。雖然在之前的案件中，美國貿易委員會認為對“中小型企業”的稅收優惠不具有專向性，但是“外商投資企業”和“中小型企業”是不同的。

3.2 調查期間在2008年1月1日之后的案件

2008年1月1日之后的案件，有些沒有對稅收優惠進行申訴，有些案件涉及到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但是申訴方和應訴方爭議的焦點是2008年1月1日之后我國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是否終止。我國沒有進行抗辯。美國對我國在2008年之后終止稅收優惠的做法的態度是判斷這種調整是否是構成《美國聯邦規則》中規定“項目終止”。確定這種“項目的改變”是否構成“項目終止”的標準為：被終止的項目不存在“剩余利益”，并且目標項目被終止后，沒有“替代項目”代替被終止的項目構成補貼。

以現在美國在對華反補貼案中的做法，被終止項目是否存在“剩余的利益”是美國針鋒相對的焦點。對這一點的反駁主要有以下兩個角度：

第一，缺乏證據證明舊的稅收優惠制度已經終止。美國在多個案件中認為，我國政府在實地核查時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被終止項目不存在剩余利益，例如后拖式草地維護設備及零部件反補貼案。其中在后拖式草地維護設備及零部件反補貼案中，美國貿易委員會指出，“美國調查官員在進行實地核查時，要求中國政府提供證明增值稅超額退還不存在的證據，但是北京稅務官員無法提供這樣的證明。在向家山市稅務官員索要證據時，該稅務官員認為提供這樣的證據會泄露商業秘密，因此拒絕提供。” 因此，美國認定在證據不足，并且中國負有舉證責任的情況下，認為項目終止存在“剩余利益”。我國政府在鋼格板案中提供了《關于停止執行企業購買國產設備投資抵免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但是美國貿易委員會認為我國政府提供的這份文件與其要求不對應，不予采納。

第二，新企業所得稅法中對舊的稅收優惠制度的過渡安排。我國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采用了一種過渡安排。美國認為這種過渡安排仍然賦予相關企業“剩余利益”。但是美國對于這個觀點并沒有進行深入的論述。例如，在檸檬酸和檸檬酸鹽案中，美國貿易委員會指出“中國政府在項目終止日期之后仍然賦予相關企業利益”，但是并沒有相關的論述。美國貿易委員會在多個案例中還強調“項目終止”是普遍的，意圖排除單個企業提供的證明利益不存在的證據的適用。美國貿易委員會認為“即使能夠證明某個企業在項目終止日期之后沒有收到稅收優惠的利益，但是其他企業仍然能夠收到稅收優惠的利益，因此項目終止的實際情況并沒有達到《美國聯邦規則》的要求”。美國貿易委員會在鋼格板案中表達了相同的觀點。

綜上所述，現在美國對我國的反補貼案件中關于稅收制度的申訴主要是關于我國舊的稅收優惠制度的過渡安排。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舊的稅收優惠制度具有專向性。

4 國外對華反補貼的應對

4.1 立法上的應對

綜上所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中關于稅收優惠的過渡安排被認為是稅制改革不完全的標志。另外，新企業所得稅法在第四章規定了稅收優惠制度。第27條規定：“企業的下列所得，可以免征、減征企業所得稅：……（三）從事符合條件的環境保護、節能節水項目的所得；（四）符合條件的技術轉讓所得；……。”從該條規定來看，3、4項規定的所得稅減免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環保、技術發展。符合《SCM協議》第8條不可訴補貼的規定，但是由于不可訴補貼的條款失效，因此這些補貼都落入了可訴性補貼的行列，這兩項有可能和前兩項一樣遭到可訴性補貼的申訴。

這些有關稅收優惠的條款在法律上沒有與出口實績相聯系，不違反WTO項下有關禁止性補貼的相關規定，但是在實踐中，由于審批標準的不透明，可能會構成事實上的出口補貼。

4.2 應訴策略

據上所述，專向性的認定問題是是否構成補貼的一個基本點。由于我國對生產型外商投資企業的所得稅優惠針對的對象主要是生產型外商投資企業，因此適用屬于SCM協定第2.1條規定的以企業或產業為標準的補貼。由于我國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及其過渡政策明確的規定在企業所得稅法中，因此應當適用第2.1（a）條和第2.1（b）條規定的法律上的專向性。筆者認為我國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抗辯：

（1）專向性問題的關鍵點在于對“一組企業或產業”的理解。

SCM協定中并沒有對“一組企業或產業”進行進一步解釋。有學者考察了GATT的締約歷史，指出了締約方對于這個問題的一個基本共識，即“該協定所指的專向性是與產業專向性密切相關的。”在實踐中，專家組在報告中涉及到專向性問題時更傾向使用“產業”這個詞。而美國認為“外商投資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不同，因此具有專向性是與合理的解釋不相符的。

（2） 我國稅收優惠政策以及過渡性措施都是在立法中有“客觀的標準或條件”，并且在執法中得以嚴格的遵守，符合SCM協定第2.1（b）條規定排除情況。

我國在美國對華銅版紙案中也確實提出過這樣的抗辯。美國認為一旦認定了法律上的專向性，那么就不需要考慮是否有“客觀的標準或條件”。很顯然，美國的論述是與SCM協定相左的。SCM協定第2.1（b）條規定，如果成員方在立法中明確規定了獲得補貼的“客觀標準或條件”，相關主管機關有義務對“客觀標準或條件”進行調查。如果這種“客觀標準或條件”符合第2.1（b）條的規定，應當將這種情況作為排除情況，認定補貼不具有法律上的專向性。美國的這種做法顯然是錯誤的。

第7篇：稅收立法論文范文

一、電子商務給稅收管理帶來的挑戰

（一）有悖于稅收公平原則。

從事電子商務的企業只需在避稅地申請服務器并建立網站就可以在避稅地設立公司，大量的專業人員則散布于世界各地，通過網絡為公司服務，從而達到避稅的目的。其次，由于電子商務是一種新興事物，世界各國對電子商務的稅收規定尚未統一，導致企業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從事電子商務產生的稅負也可能不同，從而違背了現行稅收公平原則。

（二）給現行稅收體制造成沖擊。

（1）納稅義務人識別困難。在電子商務中，整個交易是在網上進行的，交易雙方由于各種原因往往隱匿其身份地址和交易行為而不進行稅務登記，也不簽訂有形的合同，其過程和結果很難留下痕跡，加密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也使確定納稅人身份更為困難，稅務機關無法實施有效征收。

（2）課稅對象性質較模糊。占電子商務絕大多數份額的網上信息和數據銷售業務：如書籍、報紙、音像制品、電腦軟件和無形資產等由于具有易被復制和下載的特點而模糊了有形商品和無形資產以及特許權之間的概念，使得稅務機關難以通過現行稅制確認一項所得究竟是銷售貨物所得、提供勞務所得還是提供特許權使用費所得，不利于稅務機關管理。

（三）加大了稅收征管的難度。

（1）對稅務登記的影響。現行稅務登記的基礎是工商登記，但信息網絡交易的經營范圍是無限的，不需事先經過工商部門的批準。因此，現行有形貿易的稅務登記方法不再適用于電子商務，無法確定納稅人的實際經營情況。隨著計算機加密技術的成熟，納稅人可以使用加密、授權等多種方式掩藏交易信息，加密技術的發展加劇了稅務機關掌握納稅人身份或交易信息的難度，稅務機關既要嚴格執行法律對納稅知識產權和隱私權的保護規定，又要廣泛搜集納稅人的交易資料，難度很大。

（2）對賬簿、憑證管理的影響。電子商務的無形化給稅收征管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困難。現行的稅收征管模式是建立在各種票證和賬簿的基礎上的，而電子商務交易實行的是無紙化操作，各種銷售依據都是以電子形式存在，而且這種電子數據又具有隨時被修改而不留痕跡的可能，致使稅收征管監控失去了最直接的實物對象，稅務部門難以以發票管理作為稅務管理著手點。

（3）對申報納稅的影響。電子商務的快捷性、直接性、隱匿性、保密性等特征不僅使得稅收的源泉——扣繳的控管手段失靈，而且客觀上促成了納稅人不遵從稅法的隨意性，加之稅收領域現代化征管技術的滯后，使得依法治稅變得很困難。從當前情況來看，電子商務交易的進行，使得對應申報稅種、納稅地點等稅收要素的確定變得無從入手了。

（4）對稅務稽查的影響。傳統貿易方式下，稅務機關都是以納稅人的真實合同、賬簿、發票、往來票據和單證為基礎來征稅的。而電子貨幣的出現，使得交易雙方可匿名交易，導致網上交易身份模糊，稅務部門即使要追查供貨渠道和貨款來源都很困難。還有計算機加密技術的提高，更是加大了稅務部門收集資料的難度。特別在C2C領域，買賣雙方幾乎都形成了這樣的共識:不要發票，以降低各自成本。這樣，在無賬可查的情況下，稅務部門的稽核工作更是難上加難。

（四）加劇了國家稅收流失的風險。

一方面，電子商務是個新生事物，來勢迅猛，發展極快，以致于相應的稅收立法、稅收政策都來不及全面研究和重新制定，這樣就極其容易形成電子商務領域里的“征稅盲區”，使本來應征收的關稅、消費稅、增值稅、所得稅等稅收大量流失。另一方面，電子商務的跨國界性使得避稅問題更加突出，納稅人可以很方便地在免稅國（地）或低稅國（地）設立一個站點并借此進行商務活動，將國內企業作為一個倉庫或配送中心，以達到減輕稅負的目的。而且，網絡技術的應用使一些跨國企業集團內部高度一體化，他們能夠輕易地在其內部進行轉移定價以逃避稅收，使原本較為復雜的轉讓定價問題變得更為復雜，由此引起的國際避稅和反避稅斗爭將更趨于激烈。

二、完善我國電子商務稅收的對策

（一）加快電子商務稅收立法。

我國現行稅收法律法規還沒有把電子商務涵蓋進去，而現行稅法是建立在有形交易基礎之上的，它無法完全解決電子商務的稅收問題。因此加快電子商務的稅收立法，對于規范和促進電子商務在我國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我國目前電子商務稅收立法的基本內容是：首先，在稅法中重新界定有關電子商務稅收的基本概念，具體包括“居民”、“常設機構”、“所得來源”、“商品”、“勞務”、“特許權”等電子商務相關的稅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其次，在稅法中界定電子商務經營行為的征稅范圍，根據國情和階段性原則，對電子商務征稅按不同時期分步考慮和實施。在稅法中明確電子商務經營行為的課稅對象，根據購買者取得何種權利（產品所有權、無形資產的所有權或使用權），決定這類交易產品屬于何種課稅對象；在稅法中規范電子商務經營行為的納稅環節、期限和地點等。

（二）改革現行稅制。

（1）擴大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的征管范圍。對于在線交易，即數字化產品（如無形資產、軟件、圖書、音像制品、圖像）的提供應區別對待，對于非版權轉讓的數字化產品銷售視同銷售貨物征收增值稅；而對銷售軟件版權則不按貨物的提供處理，而視同特許權轉讓征收營業稅。對于提供遠程勞務，則按提供勞務征收營業稅。所得稅的征稅對象應視提供軟件的納稅人的身份而定，若提供者屬于居民納稅人，征稅對象為營業利得；若提供者屬非居民納稅人，則可以將收入金額作為應納稅所得額征收預提所得稅。對于離線交易仍然依照現行稅制征收增值稅。

（2）對現行稅收要素進行適當的補充和調整。擴大納稅義務人的適用范圍，明確對電子商務課稅對象性質的認定，區分商品、勞務和特許權，對電子商務納稅環節的確定，應與支付體系聯系起來。

（3）逐步從現在的雙主體稅制結構轉向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首先要完善公司所得稅，對企業的生產經營所得進行調節；其次應該開征資本所得稅，對資本利得進行調節。其作用：一是由于電子商務下的網上交易極易造成稅款的大量流失，而這兩項措施可彌補稅款流失；二是通過開征資本利得稅可以對網上避稅而成為暴發戶的企業和個人進行調節。

（三）建立科學的稅收征管機制。

（1）建立專門的電子商務稅務登記制度。納稅人從事電子商務交易業務的必須到主管稅務機關辦理專門的電子商務稅務登記，按照稅務機關要求填報有關電子商務稅務登記表，提交企業網址、電子郵箱地址以及計算機密鑰的備份等有關網絡資料。稅務機關應對納稅人填報的有關事項進行嚴格審核，在稅務管理系統中進行登記，賦予納稅人電子商務稅務登記專用號碼，并要求納稅人將電子商務稅務登記號永久地展示在網站上，不得刪除。稅務機關應有專人負責此項工作，并嚴格為納稅人做好保密工作。

（2）建立電子報稅制度。納稅人按期以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數據傳輸形式直接將各類申報資料發送給稅務機關，并接收回執和通知。稅務機關收到申報資料后，經過電子審核、計稅、劃款、入庫并將回執發送給納稅人；建立電子賬本，納稅人保留接收的電子訂單、信用卡與發貨記錄等，對其網絡交易的業務進行單獨核算。

（3）使用電子商務交易專用發票。電子商務的發展，無紙化程度越來越高，為了加強對電子商務交易的稅收征管，可以考慮使用電子商務交易的專用發票。每次通過電子商務達成交易后，必須開具專用發票，并將開具的專用發票以電子郵件的形式發往銀行，才能進行電子賬號的款項結算。同時，納稅人在銀行設立的電子賬戶必須在稅務機關登記，并應使用真實的居民身份證，以便稅收征管。

（4）確立電子賬冊和電子票據的法律地位。隨著電子商務交易量的不斷擴大，給稅務稽查帶來的困難也越來越大。目前的稅務稽查只能以有形的紙質賬簿、發票等作為定案依據，顯然不能適應電子商務發展的需要。1999年10月1日生效的新《合同法》確立了電子合同的法律地位，明確電子郵件、電子數據交換等形成的數據電文同樣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稅收征管法》、《會計法》等法律文件中也應盡快予以明確，以適應電子商務的發展需要。

（5）強化對電子商務的稅收稽查。開發相關軟件，設計計算機稅收監控系統，自動搜集納稅人的信息資料，按照稅務稽查的需要進行歸類整理和儲存，對納稅人進行信譽等級評級。

（四）加強國際間稅收協調與合作。

產生電子商務避稅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互聯網上經濟活動的高度流動性與各個國家之間信息不對稱之間的矛盾。一方面，今后的國際稅收協調應不局限于消除關稅壁壘和對跨國公司的重復課稅，而且應當要求各國稅務當局在有關方面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另一方面，國際間的稅收協調應尋求在總體稅制上包括稅收原則、立法、征管、稽查等方面的國際協調一致。我國應積極參與電子商務稅收理論與政策、原則的國際協調，在進行國際稅收協調過程中，應堅持國家稅收并尊重他國稅收，堅持世界各國共同享有對互聯網貿易平等課稅的權利，尊重國際稅收慣例。在維護國家和權益的前提下，謀求能被有關方面接受的稅收對策。

（五）形成協稅護稅網絡，加強隊伍建設。

第8篇：稅收立法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公平、效率價值是稅法價值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的某種稅法不可能同時兼顧“公平價值”和“效率價值”，公平與效率價值之間表現為非穩定性。美國稅法的歷史發展也說明公平、效率價值之間是反復博弈的。在我國新一輪稅改中應貫徹稅法公平、效率價值之非穩定性，從而探尋出真正適合我國國情的稅收制度。

“對稅收目標的判斷選擇實際反映了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人文精神與物質利益、終極性價值與工具性價值的爭議。其中效率價值優先無疑是代表了工具理論優先、物質利益優先、功利主義優先。平等價值優先則是提倡價值理論優先、倫理原則優先、終極價值優先。”這就決定了在稅收歷史的發展中人們會對稅法的公平與效率價值有不同的偏好。20世紀末期以來，最適課稅理論越來越成為各國優化和完善其稅制結構的理論依據。最適課稅理論以資源配置的效率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為準則，促使各國政府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盡力構建經濟合理的稅制體系。本文旨在理論上厘清稅法公平、效率價值之非穩定性，并以美國遺產稅法為例，具體分析稅法公平、效率價值之非穩定性，以期對我國稅法的理論建設和現實立法有所裨益。

一、稅法公平、效率價值之理論考辨

(一)稅法公平、效率價值理論淵源

稅法是國家權力機關及其授權的行政機關制定的調整稅收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稅法公平、效率價值是指國家以立法形式設置和征收某種稅能否滿足公平或效率需求，其體現了立法者所追求的價值。歷史上，稅法公平、效率價值多以稅收基本原則的面目出現。威廉·配弟在其《政治算術》(1676年)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公平”、“簡便”和“節省”等有關稅收原則的理論；隨后，尤斯蒂在《財政學體系》中提出了關于賦稅的六大原則；18世紀末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明確、系統地提出了著名的賦稅四大原則，即平等原則、確定原則、便利原則和經濟原則，與尤斯蒂的六大原則相當接近；19世紀后期，阿道夫·瓦格納將稅收原則歸結為“四項九端原則”；到20世紀，經過薩繆爾森等對其進一步闡述，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統的稅法價值表述，如平等、公平、中性、經濟等。盡管其總結歸納的名目不盡相同，但幾乎都包括“公平”和“效率”兩個基本原則，或者將“公平”和“效率”作為稅法價值鏈的中心環節。可見，公平、效率價值是稅法價值的核心，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的稅法都必須具備其中之一，才能稱之為合理的、正當的稅法。

(二)稅法公平、效率價值理論概述

稅法的公平價值“是由稅法作為法律范疇的特性和其固有職能決定的”。公平符合法律的最高理性要求和最高價值目標，是法律調整社會關系追求的終極目標。它包括兩種公平：一是橫向公平，指對有同等支付能力的人同等征稅，這種公平也被稱為稅法的形式正義原則；二是縱向公平，指對不等經濟地位的人實行差別待遇，抑制經濟地位高的而照顧經濟地位低的，不同支付能力的人不等納稅，收入多的人稅負重，收入少的稅負輕。愛潑斯坦認為“可以用稅收來重新分配財富”，所謂稅法的縱向公平就是“分配正義”，即稅法對不同收入水平(支付能力)的納稅人的收入分配實行不同的干預才算得上是公平。

稅法的效率價值要求以最小的費用獲取最大的稅收收入，并利用稅收的經濟調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的發展，或者最大限度地減少稅收對經濟發展的妨礙。由此看來，其包括行政效率和經濟效率。由于行政效率屬于行政法學研究的范圍，故本文不予考察，本文只考察稅法的經濟效率，即稅收法律制度應為促使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中性稅收制度，稅收的課征應當盡可能避免對經濟造成額外負擔。

(三)稅法公平、效率價值之非穩定性

1、稅法公平、效率價值之非穩定性的原因。稅法公平、效率價值之所以具有非穩定性，主要是因為稅法功能位階秩序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必須根據具體的稅種和具體的社會背景才能最后確定。這就導致稅法的價值體系會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非穩定性而處于相應的不確定的位階上，往往需要通過具體的社會經濟發展和稅種的情形來把握。胡泊曼指出：“各種價值不僅有不同的‘高低階層’，其于個案中是否應被優先考量，亦完全視具體情況而定。因此，一種‘較高’價值可能必須對另一‘較低’價值讓步，假使后者關涉一種基本生活需要，而假使不為前述退讓，此生活需要即不能滿足的話。”

2、稅法公平、效率價值是矛盾的統一體。稅法的公平價值在于保障國家對個人財富在公民之間的平等分配，但這種對平等的追求并不意味著達到在所有分配上的絕對平等，因為絕對平等將導致個人能動性的喪失，社會會因此陷入止步不前的境地。在社會分配中保持一定的張力是經濟能夠持續增長所必不可少的條件，需要稅法的效率價值予以保證；同時，稅法追求效率價值也只能是實現全社會的公平和全面發展。事實上，對社會公平價值的保護在多數情況下有利于對效率價值的追求；反過來，對效率價值的追求也與對社會公平價值的保護并行不悖。效率的提高意味著社會有更多的資源來支持基本財富的平等分配，同時也意味著個人擁有更多的利用自身權利的能力。

3、稅法公平、效率價值之非穩定性在我國稅法中的表現。一方面，從具體的稅種可以看出其不穩定性。如在所得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和車船使用稅等財產稅中，其價值體現為再分配的公平價值；而在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印花稅等流轉稅和行為稅中，更側重于稅法對經濟效率的影響。另一方面，稅法公平、效率價值的非穩定性還表現在不同經濟發展態勢下對稅法的適當調整。主要表現在貫徹國家的某項特定的政策，發揮稅收的經濟杠桿調節作用。如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始于1983年，在控制自籌基本建設投資規模、引導投資方向等方面均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自1998年以來，我國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增加投資，促進國民經濟增長，與此相適應，1999年下半年我國減半征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自2000年1月1日起暫停征收。

二、CA法公平、效率價值之非穩定性的實證研究——以美國遺產稅法為例

如前所述，稅法以“收入再分配功能”為核心的“公平價值”和以“經濟運行的效率”的“效率價值”不是并行的關系，而是有先后順序和強弱之分。即“公平價值”是一種“強價值”或“普遍價值”，是稅法追求的終極價值；“效率價值”是一種“弱價值”或“片面價值”，是稅法在一定經濟形勢下的權宜價值。兩種價值的位階也并非永恒不變，它會隨著具體稅種的不同以及社會經濟態勢的發展而變化。在這方面，美國遺產稅法的歷史發展可以說是立法者在稅法“公平”和“效率”價值之間反復博弈的一個典型例子。

(一)21世紀以前的美國遺產稅法以公平價值為首要目標

現行美國遺產稅法產生于20世紀50、60年代外部戰爭和內部的動蕩不安時期，立法者們希望通過平等性、公平的價值來謀求社會秩序的恢復和政治秩序的相對穩定，因此設立了旨在對世襲財產進行再分配的繼承和贈與征稅的遺產稅法體系。應該說，其體系的設置、稅率結構和納稅義務人等的規定都符合了稅法之公平正義要求。

1、它實行的是三位一體的總遺產稅制，體現了公平價值。所謂三位一體稅制是指在稅種體系中，遺產稅與贈與稅是合并統一征收的，并適用同一稅率；而隔代轉移稅，作為遺產稅和贈與稅的一個補充稅種，主要是防止遺產隔代轉移以逃避應交遺產稅的行為而開征的。隔代轉移稅的實質就是對財產的轉移在每一代都征一次遺產稅，以達到與不隔代贈與結果保持一致的目的。這樣，不僅對公民生前和死亡時的遺產行為進行了再分配，也有效地避免了財產的直接和間接轉移中的不公平分配問題，從體系上體現了公平價值的要求。

2、它規定的義務人納稅的原則達到了公平價值的要求。美國實行的是總遺產稅制，即遺產稅和隔代遺產稅就被繼承人死亡時所遺留的財產價值課稅，以遺囑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為納稅義務人；同樣，贈與稅是就贈與人所贈的財產的價值課稅，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這種對納稅義務人的規定符合公平價值的要求。因為這樣規定決定了作為調節社會成員財產差距的遺產稅有必要將接受者作為納稅義務人，從而減少由于家庭出生所造成的市場體系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偶然性基礎，達到了公平價值的要求。

3、它確定的累進稅率貫徹了公平價值。(1)累進稅率有利于實現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2)累進稅率結構的設置是所得稅制的有效補充。首先，美國遺產稅實行的17級超額累進稅率，彌補了所得稅的累進程度；其次，美國遺產稅是對美國個人所得稅不予計征的應稅所得項目、所得扣除項目和稅收抵免等優惠政策的補充征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對資本收益轉移時的征收(美國稅法對個人所得的資本收益都采取了低于其他所得稅的稅率)。因此，作為所得稅有效補充的遺產稅實行累進稅率是稅法之公平價值的必然要求。

4、它有利于慈善捐贈行為產生，實現了公平價值。對1982年死者遺產稅申報與他們1981年的聯邦所得稅申報和其繼承人1981年的納稅申報的比較研究表明，遺產稅對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表現為以下三方面：一是生前和死亡時的遺產稅稅率與慈善捐贈行為呈正比關系，即稅率越高，慈善捐贈行為發生率越高；二是死亡時的慈善捐贈與遺產稅的邊際稅率聯系緊密；三是遺產稅對慈善贈與的抵免也鼓勵了死亡時和生前的慈善捐贈行為。因此，美國遺產稅有效地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再分配，體現了稅法的公平價值。

(二)美國最近關于是否取消遺產稅的爭論，體現了稅法效率價值趨向

1、關于是否取消遺產稅的爭論的經濟背景。事實上，布什2001年的減稅方案和他就任總統時美國的經濟狀況密不可分。2001年布什就任時，適逢美國經濟從歷史最長的巔峰跌落，面對這種經濟情況，供給學派得以廣泛推行。他們反對國家干預經濟，鼓吹自由放任政策。他們充分肯定了減稅對刺激生產的作用，強調稅法的效率價值。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為刺激經濟復蘇，布什以減稅作為其經濟政策的核心，每年都推出一個減稅計劃。在2004年的美國總統連任競選中，布什仍反復強調要將他推出的一些減稅措施永久化，其中當然包括對聯邦遺產稅的減免。

2、關于是否取消遺產稅的爭論的內容。過去200多年來，美國聯邦政府遺產稅曾三次開征，三次廢止。1916年，政府第四次開征遺產稅，延續至今。是保留還是再次廢止?美國兩大政黨各執一詞，爭論不斷。2001年7月7日，美國總統布什正式簽署大規模減稅方案，有關遺產稅部分規定從法案生效日起，逐步遞減，2001年為55％，2003年為49％，2004年為48％，2005年為47％，2006年為46％，2007年為45％。遺產稅將在2010年停止征收一年，但同時又加了一條“夕陽條款”似的補充規定：到2011年重新回到2001年的征稅水平。2002年7月，美國第107屆國會第二次又提出了刪去保留條款、永久取消遺產稅的議案，該議案經眾議院通過后，參議院進行了表決，參議院表決的結果是54:44，沒有達到事先達成的須66票多數通過的協議要求。美國取消聯邦遺產稅制之爭反映了美國國內一直存在的兩種思潮，也是美國百余年來稅收立法思想的兩個極端——自由競爭和社會公平哪個更重要?

3、支持取消遺產稅的理由。支持者認為遺產稅阻礙了自由競爭，不利于社會經濟效率的提高。其主要理由如下：一是就財政收入角度看，遺產稅是小稅種。無論從絕對量，還是從相對數量來看，這一稅種的收入水平一直保持相對較低的水平，如1999～2003年，遺產稅的稅收總額只占到國內國民收入(GDP)的0.29％左右。二是遺產稅打擊了人們對投資、工作和儲蓄的積極性，人們為了逃避遺產稅和贈與稅，不是減少投資、工作和儲蓄，就是增加即期消費。三是遺產稅的征收成本較高。以1998年為例，遺產稅收入為230億美元，而征稅成本是480億美元，征稅成本高于稅收收入多達250億美元。

可見，由于現今美國經濟發展形勢的需要，使得稅法之效率價值超越公平價值成為美國稅法價值的主旨，體現了稅法公平、效率價值位階的不穩定性。

(三)小結

從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美國稅法的公平價值向效率價值轉移是必然的。但是，我們也應認識到，美國遺產稅今后的發展將遭遇稅法公平價值的強烈對抗。主要表現在：首先，現在美國社會貧富懸殊很大。而取消對大量集中的財富和權力的一種公平、效率價值約束的遺產稅，將擴大富人和普通美國公民對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的鴻溝，只能使美國的富人得利，而進一步損害那些人不敷出的窮人的利益。其次，現行的遺產稅法對鼓勵慈善捐贈行為起著積極作用，廢除遺產稅將使富人向公益事業捐贈的一大動力消減。最后，取消聯邦遺產稅可能會造成一些其他的問題。如將去除目前聯邦稅法中累進水平最高的稅收手段，損害非盈利集團的利益，甚至會抑止儲蓄、勞動力供給的增長；而且廢除聯邦遺產稅還將造成所得稅資本收益的征收漏洞，并將使所得稅制度下的避稅行為增加，減少財政收入。總之，稅法之公平價值和效率價值正是在這種博弈中尋求平衡點，達到稅法的健全和良好狀態。

三、稅法公平、效率價值非穩定性對我國的啟示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初步看到了稅法之公平、效率價值具有的不穩定性。重要的是我們應將稅法學的基本理論研究從對規則體系的演繹說明和對原則含義的歸納總結的層次，進一步深入到對價值系統的建構的更高水平。具體來講，要在立法中恢復稅法的價值取向的本來面目，以公平、效率價值為追求的目標，結合國情，針對具體的社會背景和不同的稅種，充分考慮稅法公平、效率價值之不穩定性。

(一)新一輪稅改是稅法公平、效率價值的內在要求

1、企業所得稅內外并軌體現了稅法公平、效率價值之非穩定性。2008年1月起施行的《企業所得稅法》是對我國原來分立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修訂后的結果。我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律從分立到今天的并軌，反映了稅法公平、效率價值之非穩定性。原來我國內外企業分離的所得稅法是由立法之際的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情況決定的。一方面，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為吸引外資，推出很多對外企有利的稅收優惠政策，意在吸引大量外資，提高社會整體的經濟效率。十幾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證明，這種在特定時期，優先考慮稅法的效率價值的立法選擇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加速了當時中國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今天的經濟環境和過去相比已大相徑庭，稅負不公也是造成多年來內資企業偷稅漏稅、假合資、空殼企業等現象層出不窮的誘因；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原來的稅制違背了世貿組織的中性原則，也不符合世貿組織所倡導的自由貿易和平等競爭的原則。在這樣的背景下，稅法的公平價值必然應該取代效率價值，引導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軌立法的前進和發展的方向。

2、增值稅轉型也要發揮稅法公平、效率價值之非穩定性。現行增值稅法出臺的宏觀背景是治理通貨膨脹，抑制投資過熱。生產型增值稅對投資新項目的固定資產不予抵扣，加大了投資者的稅負支出。但是，繼1996年中國經濟軟著陸，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后，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不足逐步顯現，通貨緊縮形勢嚴峻。積極財政政策的推出成為政府的唯一選擇，每年發行1500億左右的國債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砝碼。我們不難看出，作為應將效率價值放置于首要位置的增值稅與當時我國的宏觀經濟形勢不一致，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積極財政政策擴大投資、拉動內需，而我們的增值稅法卻對投資課以重稅，這與稅法之效率價值所追求的稅收的經濟調控作用應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的發展，或最大限度地減少稅收對經濟發展的妨礙是南轅北轍的，相差甚遠。因此，在新一輪的稅改中，現行的增值稅法結構，必須做根本性調整。在堅持市場經濟稅收原則的前提下，要把稅收政策取向，從治理通貨膨脹、對投資征重稅這個方向扭轉過來，以稅法的效率價值作為衡量其優劣的尺度和標準，從而實現增值稅的經濟調控功能，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的發展。

(二)遺產稅是否開征應充分考慮稅法之公平、效率價值之非穩定性

僅就稅法的公平價值和效率價值本身而言，不可斷然言我國的遺產稅立法應選擇何種公平、效率價值。筆者根據前面對公平、效率價值及其非穩定性的探討，以及對中國具體國情的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1、根據稅法效率價值應緩征遺產稅。目前我國民營經濟發展和資本積累還處于初級階段，大多數致富者都是創業者，其擁有的財富基本上是以經營性財產為主，按照國際慣例，這部分財產應予以一定的抵扣，因此我國私人財富的擁有量難以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提并論；此外，開征遺產稅會抑制儲蓄，長期來看，會導致資本有機構成下降，鼓勵富人進行生活性消費，這不符合我國現在的抑制通貨膨脹的宏觀調控目標；再有，開征遺產稅可能還會帶來資金外流等負面影響。因此，在我國正處于創造財富和積累財富時期，此時提出再分配財富的公平價值為時尚早。

第9篇：稅收立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法律關系權力關系說債務關系說

稅法作為國家征稅之法及納稅人權利保護之法，在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中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法律關系是一定的事實狀態通過法律調整所形成的法律狀態。稅收法律關系是稅法的核心，是稅收法律基本理念、原則的最直接體現。稅收法律關系的定性，直接影響到稅收法律的制度建設和實施。

（一）學界關于稅收法律關系性質的主要觀點

關于稅收法律關系的性質，歷史上曾長期存在“權力關系說”和“債務關系說”以及折中的二元論觀點之爭。

稅收法律關系性質的爭論最早源自德國。權力關系說以德國的OttoMayer為代表的傳統性學說。該學說把稅收法律關系作為國民對國家的課稅權的服從關系來理解。是依靠財政權力而產生的關系，國家或地區公共團體享有優越于人民的權力，而人民則必須服從這種權力。因此，從性質上看，稅收法律關系是一種典型的權力關系，“在稅法領域中是以法律——課稅處分——滯納處分——稅罰則這樣一形式來行使課稅權的。因此德國行政法學者視課稅權的行使同警察領域中的警察權的行使形式如出一轍。按這樣的觀點看，稅的法律關系是以課稅處分為中心而構成的權力服從關系。因此稅法具有同行政法其他領域相同的性質。故將稅法作為特別行政法的一個部門是可能的。這樣就不存在稅法作為獨立法學部門法的邏輯上的必然性。”

債務關系說以德國法學家AlbertHensel為代表，以1919年的稅法通則制定為契機所提倡出來的學說。該學說提倡把稅的法律關系作為由國家向納稅者要求履行稅的債務的關系。即在法律面前，把國家和納稅者的關系定性為債權者和債務者互相對立的公法上的債務關系。AlbertHensel在1924年出版的《稅法》中明確主張稅收法律關系在性質上屬于一種公法的債權債務關系，認為稅收債務的成立不以行政權的介入為必要條件。債務關系說在1926年3月于德國的Munister召開的德國法學者協會上同權力關系說的爭論中才得以明確的。國家和納稅人之間的關系乃是法律上的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對應關系，稅收法律關系乃是一種公法上的債務關系。

在理念上，權力關系說和債務關系說的區別十分明顯。權力關系說強調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在法律關系中對人民的優越地位，而債務關系說則強調二者之間地位的對等；權力關系說強調稅收中的命令服從，不注重納稅人的權利救濟，而債務關系說則強調稅收構成要件的法定和依法征稅，重視納稅人的權利保護；權力關系說以行政權力為中心構筑稅法的體系，維護權力的優越地位成為其論證的基點，而債務關系說的意義恰恰就在于提供一種鉗制行政權力的機制，使現代稅法的目的發生根本轉變；權力關系說不重視稅收實體法和稅收程序法的區分，習慣于從稅收程序法的角度看待稅收實體法，而債務關系說則特別強調稅收實體法區別于稅收程序法的獨特意義，主張程序法對實體法的從屬地位。

在制度上，權力關系說和債務關系說的區別主要在于，前者主張稅收債務必須根據稅務機關的行政行為方可成立。如果不經過稅收核定程序，即便納稅人的行為已經滿足課稅要件，也不發生納稅義務。因此，稅務機關的行政行為對稅收法律關系具有創設性意義。而后者則認為，稅收之債的發生與行政權力毫不相干。當稅法規定的構成要件實現時，稅收債務即自動成立，稅收機關的行政行為只不過是對稅收債務的具體確認，其在法律上不具有創設性意義。

隨著稅收法定主義的確立，稅收法律關系中權力的要素逐漸退居幕后。擺正納稅人與稅務機關法律地位平等的關系，樹立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新觀念，正日益成為共識。如，日本學者北野弘久主張徹底的債務關系說，他認為“我們是以法實踐論為標準來考察稅法學原理的，如采用二元論的主張只會使我們整個理論背離研究的主旨。因為二元論無法解答這樣的問題：租稅法律關系應以什么為中心？租稅法律關系建立的基礎是什么？研究租稅法律關系的中心，從而將租稅法律關系的性質歸結為公法上的債權債務關系，是筆者認為的比較妥當的研究方法。其理由是因為這種觀點在與傳統行政法訣別的稅法學中，已將租稅法律關系的性質歸結為公法上的債權債務關系。至少從實踐論的角度出發，也要求用債務關系說統一地把握對租稅法律關系性質的認識。”

我國臺灣學者康炎村在整個稅法領域堅持債務關系說，他認為實體性質的租稅關系是一種公法上的債務關系，只要符合實體稅法所規定的抽象要件，租稅債務即自行成立，不需要稅務機關行政行為的介入。“縱使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對于具備租稅要件者，運用其固有之行政作用，以求實體的租稅債權之實現，而為征收之下命，亦僅具有行政處分之形式而已，本質上仍是行使其實體的租稅債權之請求權，與私人之行使其債權之請求權，固無實質上之差異。僅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行使者，為公法上之債權，應依據公法上有關稅法之規定；而私人或私法人所行使者，以私法上之債權，應根據私法上有關契約之訂定，稍有差異而已。至其均屬本諸以成立之債務關系而為行使，并無不同。故就租稅之課征手續觀之，租稅法律關系雖有‘權力關系’之形式，唯就納稅人對國家之租稅債務內容觀之，則有‘債務關系’之實質。”

日本學者金子宏被認為是稅收法律關系二元論的代表，主張將稅收實體法和稅收程序法分別按其性質歸入債權債務關系和權力服從關系，既不贊成單一的債權債務關系說也不贊成單一的權力服從關系說。“當用法技術觀點來看實定稅法時，即可發現很難把稅的法律關系一元性的歸為權力關系和債務關系，因在稅的法律關系中包括各種法律關系。即不得不承認有些關系是債務關系；有些關系是權力關系。比如，更正、決定和滯納處分等的關系從法技術上來看顯然是權力關系的結構。因此，將稅法律關系一元性地給以定性的觀點是不適當的。而把稅的關系作為性質不同的諸法律關系的群體來理解，可以說是對稅法律關系的正確認識。”

我國臺灣學者陳秀清在其《稅收總論》中將稅收法律關系分為債權債務關系和程序義務關系是典型的二元論觀點。張勁松在其《租稅法概論》中也主張實體性質的稅法關系是一種租稅債務關系，而程序性質的租稅行政，則是一種公法上的權力關系。由于分析的視角和方法的不同，學者所得出的結論各不相同。（二）我國稅收法律關系性質分析

根據稅法理論和我國的實際國情，筆者認為我國稅收法律關系的性質為：公法債權債務關系，具體原因分析如下：

1．稅收法律關系具有公法性質。稅收征納是國家憑借所掌握的政治權力，取得社會物質財富的一部分，再根據實現國家職能的公共需要將這部分財富進行分配使用。國家征收稅務的權力是從其國家中派生出來的。國家設定征稅權的目的，是使其得以借此強制納稅人履行納稅義務。以公法標準衡量，稅收法律關系當然具有公法性質。

2．稅收征納法律關系是主體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債是特定當事人之間，得請求特定行為的財產性民事法律關系。債的要素是構成債具體關系的具體成分，它包括：債的主體、債的內容、債的客體三要素。稅務征收過程中產生的征收法律關系是特定主體之間產生的特定財產關系，這種權利義務關系是基于法律的規定而產生，在這一法律關系中國家是享有征收權利的債權人，納稅人是負有繳納義務的債務人，他們共同構成了稅收之債的主體。在這一法律關系中債的內容是債權人的權利和債務人的義務。債的客體是債務人的給付。債是法學領域中歷史悠久的一個概念。以稅收債權債務關系為中心構建稅法體系，首先可以理順稅法內部的復雜關系，將各種法律關系建立在稅收債權債務關系基礎上，不必再套用行政法的定式來模擬稅法體系。其次，稅收債權債務關系可以幫助稅法建立與私法交流的平臺。以債法的通用思維結合稅法的公法特性，解決二者交集所遇到的各種問題，是最為簡易可行的思路。債務關系說導入稅收債務觀念，賦予了稅法學以全新的視角，為稅法學理論體系的突破帶來了希望。在稅法中導入“稅收債務”的概念，可以直接借用債法的規范結構，更恰當地處理納稅義務關系，提供稅法學上的說理工具，也為現代稅法規范結構的構建提供了新思路。正如日本學者金子宏教授所指出：“債務關系說為迄今的法律學上所一向忽視的‘公法上的債務’這一領域帶來了光明，構成其中心的稅收債務，是對課稅要素進行研究和體系變為可能。”傳統民法理論認為，債是特定當事人之間以請求為特定行為的法律關系。優帝在《法學階梯》中稱：“債是依國法使他人為一定給付的法鎖。”傳統民法認為債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性質：一是債權是財產權。債權是在交換或分配各種利益時產生的權利，其給付須以財產或可以評價的財產的利益為主要內容。其權利內容屬財產權。二是債權是請求權。債是特定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債權的實現無不需要債務人的協助，故債權是債權人請求債務人為特定行為的權利。因而就權利的作用而言，債權屬請求權。三是債權是對人權。債權人對其債權，原則上只能請求債務人履行，不能直接請求第三人履行。根據稅收法定主義的精神，當某一法律事實符合稅法所規定的納稅的構成要件時，該法律事實中的特定當事人就依法負有納稅義務，同時，作為稅收權利人的國家或地方政府相應享有請求該納稅人納稅的權利。此種權利與義務與私法之債的某些基本屬性相一致，具有財產性質，是特定當事人之間轉移財產的一種關系，因而與私法之債類似。因此，稅法學者多借用私法上的債務觀念，將“納稅義務”理解為“稅收債務”，并認為稅收實體法所規范的納稅義務關系性質上為債權債務關系，為“公法上的債務關系”的一種。

（三）稅收債權關系理論的意義

稅收法律關系為公法債權債務關系可以使我們更科學地認識國家稅收的性質，正如金子宏所說“債務關系說照亮了迄今為止的法律學上一直被忽視的‘公法上的債務’這一法律領域；是運用課稅要件的觀念就可對公法上的債務——稅債務（Steuerschuld）進行理論上的研究和體系化成為可能。因此債務關系說對稅法的概念給予了全新的界定和獨立的體系。即，當稅法作為權力關系來提倡時，則稅法不是獨立的法學學科而是特別行政法的一種罷了。只有把稅債務觀念作為稅法的中心，稅法才能成為有別于行政法的獨立法學科。”

北野弘久認為：立足于債務關系說的理論來構造具體的實踐問題（租稅立法、適用和解釋稅法的方式），對維護納稅者的人權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在研究稅收立法以及稅法解釋、適用的基本方法中，是否立足于債務關系說分析租稅法律關系的性質，是目前最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稅收債務關系說可以解決稅法區別于其他法律部門的特性，可以為稅法學創造獨立的學術空間，可以為稅法研究提供觀察問題的獨特視角，可以幫助稅法從保障國家權力運作向維護納稅人權利的全面轉型。

將稅收法律關系理解為公法上的債權債務關系，體現了一種價值觀念的轉換，即從國家利益本位轉向重視私權的保護，將人身利益(人權)置于突出地位。摒棄稅收法律關系是單務法律關系的觀念，不再將國家置于高不可攀的神壇上，而是將其放在與塵世中的私權主體相對平等的位置上，成為稅收債權債務關系中地位相對平等的一方當事人。同時，在稅收法律關系中處于弱勢的納稅人，也被法律賦予了更多的權利，使其能更好地保護自身的利益。所有這一切，都體現了法律的發展“以人為本”的趨勢。這樣做，一方面使納稅人的權利得到了更有效的保護，另一方面，也有效地規范了征稅行為，有利于提高我國的法治水平，建立和諧的征稅關系。

因此稅收征納的公法債權債務關系有利于制約國家權力的濫用，保障納稅人權益，它是我國《稅收征管法》相關條款存在的理論依據，也是研究稅收法律其他問題的前提。

參考文獻：

[1]劉劍文,熊偉.稅法基礎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2]金子宏.日本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北野弘久.稅法學原論[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