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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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范文
當下,經濟全球化正在將全球融為一個緊密的共同體,各國所擁有的歷史文化遺產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不會因地域、貧富、種族的差別而將它割裂,保護歷史財富的目標是一致的。如果承載著這些歷史信息的載體消亡了,依附于其上的人類文明也必然會消失。中國,作為全球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運動的
積極參與者,因環境問題、保護意識、非法偷盜、城市化建設等原因正進入一些發達國家已走過的“歷史文化遺產破壞高危險期”。同時,中國也正在吸取別國的經驗與教訓,努力構建中國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體系,傳播保護意識,用實際舉措與行動投入到全球如火如荼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運動中去。
作為《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締約國,中國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正在從“閉關鎖國”進入到“開放包容”的時代。中國已經成為了全球歷史文化遺產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7年10月,寧夏彭陽縣古城鎮王大戶村,村民王生軍站在自家地里的一座被發現的古墓旁,望著面前因盜墓被破壞了的耕地發愁。自從考古隊一走,每天都有人在墓坑附近出沒、溜達,考古隊還未挖掘的幾座古墓已被迅速搶盜一空。“我不知道這里還有沒有‘寶貝’?但如果這50畝田地反復被人挖掘,不能適時保墑,來年恐怕連小麥都沒法種了。”王生軍無奈地說。
與世界其他歷史悠久而文物資源豐富的國家一樣,中國也在承受著本國歷史文化遺產遭受破壞與流失的“不可承受之重”。據著名文物專家陸建松教授介紹,中國目前估計有30萬處以上的歷史文化遺跡正處在瀕臨滅絕的邊緣。國家文物局長單霽翔曾透露了一組數字:2004年,全國共立案文物犯罪案件971起,其中盜竊文物案件481起,倒賣文物案件131起,走私文物案件11起,盜掘古墓葬案件348起。而在法國的文物商店,一位出訪的陜西文物專家卻看到了四五百件陳列著的中國青銅器和石雕。
作為全球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主要締約國之一,環境問題、保護意識、非法偷盜、城市化建設等原因使中國進入了一些發達國家已走過的“歷史文化遺產破壞高危險期”。同時,中國也正在吸取別國的經驗與教訓,努力構建中國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體系,傳播保護意識,用實際舉措與行動投入到全球如火如荼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運動中去。
遺產保護工作:“矮人一截”
在記者調查采訪的過程中,相關專家學者都道出了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與歐洲國家相比,都感覺“矮了一截”。
其實,在歷史文化遺產的研究保護領域,中國并不落后,中國歷來就有一套較為完整的文物收集、整理、研究的體系――金石學。早在宋代,中國就有了文物研究著作《金石錄》與《隸釋》等著錄專著。但到了近代,尤其是以來,因為國家的戰亂貧困,大量歷史文化遺產遭受破壞流失,甚至出現了整個的文物遺產被盜取的悲劇(如敦煌的典籍)。20世紀后,在“全盤西化”、“破舊立新”等激進思想的影響下,處于意識形態弱勢的傳統歷史文化遺產又被視為“現代化與革命化”的障礙,處境悲哀。到了改革開放之后,經濟高速發展催生的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又使許多歷史遺產瀕臨滅絕,而經濟利益促動下的功利行為更使“華夏瑰寶”面臨重重危機。
在北京,因產權不明導致一些文物古建被長期占用,年久失修。在四川,貧困使農民鋌而走險,重慶大足石刻的佛頭遭到砍盜。在云南,世界遺產“三江并流”因旅游過度開發、保護不力,被世界遺產委員會警告“摘帽”。在上海,由于經費與場地問題,上海歷史博物館與近3萬件文物竟然無處容身。在江蘇,運河河網與沿河古鎮因工業化、城鎮化而消逝。在全國各地的文物景點,“某某到此一游”的題文總是無處不在。
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法律保障、扶植資金的不足;保護意識、保護知識的缺乏;經濟建設、城市建設的擴張;功利心態與市場意識的膨脹都成為了中國“矮人一截”的原因。
遺產保護意識:根在民間
較之歐美國家,中國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無論是意識、理念還是措施、行動都存在一定差距。這與我國作為一個文化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與我國創建和諧社會、構建生態文明、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不相適應。面對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不再“地大物博”的悲哀,在壓力與挑戰下,中國的文物保護事業進入了“加速調整期”。妥善處理文化遺產與全民、與政府、與經濟建設、與旅游利用,與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關系成為了“脫困”的出路。
北京大學世界遺產研究中心主任謝凝高教授認為:對于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管理,第一,要盡快立法,做到有法可依。第二,要改革管理體制。遺產管理權應由國家統一管理,直接管轄國家級和世界級遺產。第三,對于違規的建筑物和構筑物都應堅決整治,以恢復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第四,國家要加大遺產保護上的資金投入。最后,要培訓遺產科技人才,加強遺產科普教育。而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最近再次呼吁:提升大眾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進行保護工作的“人民總動員”才是開展工作的出路。
從理論舉措到計劃實施,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環境建設的步伐逐步加快,保護環境開始改善。2002年,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把歷史文化街區、村鎮列入文物保護范圍,建立起一個從單體文物、歷史文化街區到歷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護架構。2006年起,國家將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定為中國“文化遺產日”。同年,國家財政部特別設立了2.5億元的大遺址保護專項資金,對重要的古代文化遺存實施全面保護,并在國家文物局新增兩個與文化遺產保護有關的專業司。
一批民間群體自發保護文物事件也出現了。在陜西寶雞,王寧賢等5位農民意外發現了一處窖藏,主動參與現場保護,使距今2800多年的27件青銅器得到了及時的保護,順利出土。在貴州省黎平縣地坪鄉,洪水沖毀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地坪風雨橋。上百名侗族村民自發地躍入洪水中,搶救回了風雨橋73%以上的構件,使風雨橋得以重建。
遺產保護目標:融入全球
2007年12月9日,在上海同濟大學,法國文化與交流部建筑遺產司與亞太地區世界遺產培訓與研究中心(上海)簽署了合作協議。兩個世界上最大的歷史文化遺產大國――中國與法國,在歷史建筑保護研究領域達成了合作共識。法國文化與交流部建筑遺產司米歇爾?克萊蒙司長認為:“法國愿意同亞太地區的政府與民間共同來開展當地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而中方認為,法國古運河保護工作的經驗可借鑒用于中國京杭大運河沿岸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
近年來,類似的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共同開展文化遺產保護的例子并不少。作為《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締約國,中國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正在從“閉關鎖國”進入到“開放包容”的時代。中國已經成為了全球歷史文化遺產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此,中國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正在努力借鑒國外的經驗,中國文物機構與國外保護機構建立了緊密、長期的合作。在西安秦始皇陵,中國通過德國文物專家的幫助,用先進技術還原了兵馬俑的彩繪,使失傳的中國古代工藝得以再現。一些國際性文化遺產保護機構也紛紛在華設立分支機構。2005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西安設立了“西安保護中心”,而世界遺產委員會在北京大學、同濟大學、江蘇蘇州分別設立了針對自然、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亞太地區世界遺產培訓與研究中心”,專門開展世界文化遺產的資料搜集、專業培訓與研究咨詢工作。同時,中國也承擔起了國際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責任,積極參加了肯尼亞聯合考古、柬埔寨修繕吳哥窟等國際聯合行動,并與意大利等國簽訂了文化遺產保護協議。
中國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柏曾表示:文化遺產領域多種形式的合作,使中國獲得了國外的經驗,也傳播了中國的文化。中國這幾年和國際上的文物保護組織,各個方面的、政府間的、非政府間的合作越來越多,合作成果為我們所用,在合作中把我們的傳統技術傳給了他們。
遺產保護未來:留住“本根”
在江蘇蘇州,古城、小橋、窄巷、流水,有著2500年歷史的城市格局被基本保留了下來,而在它的不遠處,一座全新的現代化新城拔地而起,新城開發為老城保護讓路的措施,使留存千年的吳文化遺跡,避免了被現代化湮沒的悲劇。雖然如此,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蘇州老城因經濟發展的需要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歷史文化遺產上的傷疤,它的城墻被永久性地毀壞了。可見,任何一個沒有保留歷史痕跡的繁華都市都是“失憶”的。
同樣,一個沒有文化本根的國家也是“失憶”的。人類歷史文化遺產的終極屬性是文化與知識資源,是過往歷史與先人傳遞給今人的直接承載之物,其最重要的價值是社會教育、歷史借鑒與研究鑒賞。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把歷史文化遺產作為國民欣賞自然與精神活動的介質,作為激發愛國主義激情的崇高的“瑰寶之物”嚴加保護,供國民世代享用。在德國,人們將1961年修筑、1989年拆毀的,曾是兩種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分界線的柏林墻墻根磨光,嵌在大街中,鑄上“BERLINER MAUER l961?1989”字樣的銅牌。以警示國人不要忘記國家分裂的歷史。
第2篇：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范文
這座仿照中國大唐都城長安而建的城市，如今既保有濃厚的傳統文化氣息，又不乏現代感，為世界旅人所青睞。
千年故都源自大唐
京都市面積約800平方公里，人口約150萬，距離關西經濟中心大阪約40公里。
公元794年，作為當時日本首都的京都（其時稱“平安京”）以唐代都城長安為模板建設而成。京都坐落于一個盆地之中，北部被山地環繞。受地形所限，平安京的規模相當于唐代長安城的1/3，但其整體格局基本仿照長安，城市方方正正，街道橫豎筆直，中軸線兩側近乎完全對稱，猶如棋盤一般。
當時的平安京分為左右兩部分，左京部分仿照了唐代洛陽城，右京仿照長安，而日后右京因為地形原因不宜居住，遂逐漸被廢棄，京都的發展也就以仿照洛陽的左京為主，故而有了“洛陽”的別稱，京都市內很多地名也都有“洛陽”二字的痕跡。
在京都舊城的北部等周邊山區，分布著大量神社寺廟。1994年，京都及其周邊的17處寺廟神社等被集體錄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日本第5個世界文化遺產項目。
京都的世界文化遺產中，最早的神社建成于7世紀。最年輕的世界文化遺產，是建于1603年的二條城，初建時為江戶幕府將軍的住所。
總體來說，這17處世界文化遺產都擁有數百年至上千年的悠久歷史，是京都不同歷史階段的代表性建筑。雖然不少文化遺產在歷史上多次遭到意外毀滅（最近的一次是1950年金閣寺火災），但后人總能在前人的基礎上盡可能復建，因而能傳承至今。
規劃專家、東京經濟大學教授周牧之說，京都古城雖然模仿唐代長安而建，但卻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古城沒有城墻。
以木制建筑為主而又不設城墻的京都，沒有像歷史上中國的大多數古城那樣毀于戰火。事實上，日本過往不乏戰亂，居于京都的天皇大多數時間又缺乏武力護身，甚至大權旁落。京都沒有遭到毀滅性破壞，能夠保存至今，可以反映出日本人對京都文化的敬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京都也因豐富的文化古跡而免遭轟炸。
日本如何保護文化遺產
文化遺產是京都魅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各地的游客，不少會到散布在京都各地的文化遺產中去追尋歷史。
京都市文化市民局文化財保護課課長西森正晃說，京都市的文化遺產展示了京都作為日本首都超過千年的歷史積淀，這些傳統建筑，是傳承京都文化的重要載體。這些建筑之所以能夠傳承下來，不同年代頒布的法律法規是重要保障。
早在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就開始了文化古跡的保護行動。
1897年，日本頒布了《古社寺保存法》，對神社寺廟等歷史古跡建筑進行保護。1900年，京都市開始對城市景觀進行保護和規劃。1919年日本制定了《都市計劃法》。1924年，京都對建筑物高度進行了限制。
二戰后，日本持續加強對京都、奈良等古都古城的整體保護。
1950年，日本頒布了最重要的一部文物保護法《文化財保護法》，這也是有關文化遺產保護的唯一的國家法律。《文化財保護法》的前身是1919年制定的《史跡名勝天然紀念物保護法》和1929年制定的《國寶保存法》。據西森正晃介紹，京都也有一個《京都文化財保護條例》，但這并不只是特意針對世界文化遺產，而是針對所有等級的文化財產。1966年，日本制定了《古都保存法》，次年，又制定了《古都保存法施行細則》。
西森正晃說，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的緩沖地帶，雖然不在《文化財保護法》的保護范圍內，但是《古都保存法》和《都市計劃法》設立的“歷史風土特別保存地區”和“風致地區”（風土景致），以及《市街地景觀條例》等的有關規定，都對世界文化遺產周邊建筑物和廣告物等的高度、規模和顏色等有具體的限制，其中還將文化遺產設定為重要的眺望視點場所，旨在確保從文化遺產范圍內向外能夠看到的自然景觀。
日本實行政教分離原則，包括世界文化遺產在內的大量宗教設施都擁有非常高的獨立性，平時的管理維護工作一般都各自獨立承擔。西森正晃說，京都并沒有關于文化遺產的專門預算，不過，對于國寶和重要文化財等的大修，國家會提供50%到80%的補助金。各宗教設施除了會收到捐獻和香火錢以外，觀光收入應該也能占到很大的比例。
此外，由于世界文化遺產全部被認定為史跡或者特別名勝，根據《文化財保護法》規定，除了特別輕微之處，變更其現狀有特別嚴格的規定，需要獲得文化廳許可。對保存文化遺產有影響的行為都不會被許可。在基礎設施整備、監控設備設置、設備更新等時候，都要注意不能對文化遺產產生影響。
記者在京都走訪世界文化遺產時還注意到，絕大多數世界文化遺產都極為注重細節，小到一個護欄、一把座椅、一條小路，都盡可能地使用砂石竹木等自然材料，這樣會顯得整個環境渾然一體。除了人氣最高的金閣寺和清水寺周邊商業氣氛較濃外，在龍安寺、仁和寺等處也能看到，這些世界文化遺產單位都非常“低調”，既沒有醒目的招牌宣示自己是世界文化遺產，也沒有太多的商業設施，甚至要想在寺廟內購買一些紀念品也難以尋得商店。
古都如何現代化
京都連續兩年被頗具影響力的旅行雜志《旅游與休閑》雜志評為世界最具人氣旅游城市。周牧之說，這與其長期明確的規劃思路是分不開的。
近百年來，京都的城市發展也面臨現代化沖擊，京都市對城市發展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三種不同的應對方針。
一是“保存”。1930年，京都市將北部大面積山區設定為“風致地區”，對其采取了嚴格的保護措施。金閣寺等大量世界文化遺產都位于城市的北部，這一設定抑制了京都向北面擴張，使得北部山區的自然景觀和風土人情得以完好保存。
二是“再生”。對老城區，京都并不封存，也不翻新，而是有序地“再生”。西森正晃說，京都給老城區制定了很多的建設規則，讓城市建設開發者不能隨意地建設。例如，城市對新建筑的高度、外觀、廣告等都有嚴格的限制。1950年，京都制定了《京都國際文化觀光都市建設法》，1956年，制定了京都市室外廣告物條例，1958年城市開始禁止電線桿廣告。一系列極為詳細具體的城市發展規則，讓京都的景觀極為規范有序，街道寬敞整潔。
第3篇：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范文
“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和“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內涵和外延不同的兩個專有名詞和各有評價標準的兩種遺產類型,共同點只在于,它們是由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宣布、在國際層面上加以保護的文化或自然遺產。作為熱門詞匯,比較容易被望文生義地理解為是一種統一的世界級的遺產;所以在討論學術問題時,宜謹慎使用“世界遺產”漢譯詞通稱World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這兩種遺產類型。
關鍵詞：
世界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 遺產保護與利用
收稿日期： 2010-11-09; 修訂日期： 2010-12-28
基金項目：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旅游產品研究》(CW0917);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上海旅游資源與文化發展創新基地》(CLA601)資助。
作者簡介：
梁保爾(1953-),男,博士,上海師范大學旅游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遺產旅游、旅游文化。張朝枝(1973-),男,博士,中山大學旅游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旅游與遺產保護、旅游規劃與管理。
1 問題的提出
我國自1987年、2001年起分別有文化遺產項目入選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公布的《世界遺產目錄》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以來,“世界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了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門詞匯。本文2010年底用“谷歌”搜索引擎①,以“世界遺產”為主題詞搜索到112萬條記錄,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主題詞搜索到119萬條記錄;在“中國知網”學術文獻總庫作檢索②,以“世界遺產”為題名的有1703條記錄,為主題詞的有4537條記錄;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題名的有6304條記錄,為主題詞的有26391條記錄③。與此同時,以英文法文兩種文字圍合的“世界遺產”徽
記也無可爭議地成為優質旅游資源的身份標識(見圖1)。
“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和“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世界遺產目錄》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項目時使用的一種專有名詞,有特定的涵意。然而我們發現,學術界在一些場合使用時,往往以“世界遺產”通稱兩種類型的遺產,如羅哲文《世界遺產大觀》
羅哲文.世界遺產大觀［M］.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8:69.
列有“中國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人類口頭與非物質遺產”章節,劉紅嬰《世界遺產概論》
劉紅嬰.世界遺產概論［M］.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2003:12.
列有“世界遺產類別五:口頭與非物質遺產”章節,且此類現象亦非個案
如孫克勤《世界遺產學》(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26209.)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與“世界遺產”章節并列,彭順生《世界遺產旅游概論》(中國旅游出版社,2008:25.)將這兩種遺產并稱為“中國的世界遺產類別”等。
。這樣一來未免令人感到有些困惑:“世界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兩種遺產類型究竟是同屬一個范疇還是分屬于兩個獨立的體系？倘若是分屬兩套獨立體系的話,那么這兩種遺產類型的主要區別何在？本文試就這兩個問題作一些梳理工作。
2 兩種遺產歸屬兩種不同的體系
“世界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雖然都屬于UNESCO宣布的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72)第1條。
的遺產保護項目,然而研究發現,這兩種遺產,其內涵和外延并不屬于一個統一的范疇。
2.1 有兩份獨立的公約文本
UNESCO第17屆會議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72)規定,由“政府間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委員會”制定、更新和出版《世界遺產目錄》。這份《公約》將“世界遺產”定義為“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兩個大類,1987年起增列“文化和自然混合遺產”,1992年又增列“景觀遺產”,總計為四個類型。因此,嚴格意義上的“世界遺產”應指入選《世界遺產目錄》的遺產保護項目,除了“自然遺產”之外,“文化遺產”還應涵蓋“文化景觀”以及“文化和自然混合遺產”的文化遺產部分《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2005)第45-47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令第41號《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2006)第2條。
。
UNESCO第32屆會議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規定,由“政府間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委員會”編輯、更新和公布《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這份《公約》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為“口頭傳說和表述,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表演藝術;社會風俗、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的手工藝技能”等五個類別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第2條。
。但UNESCO 2001年起在宣布入選項目時,又劃分出一個“文化空間”的類型(參見表5),曾一度引起了學術界很大的爭議(參見本文3.3敘述)。入選這份《名錄》
的遺產保護項目通常就被稱作“非物質文化遺產”,或徑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以強調是一種所謂“國際”級別的遺產類型。
由此可見,“世界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涇渭分明,是由兩個不同的遺產委員會獨立宣布的兩種類型的遺產保護項目體系,UNESCO因此為兩個相對獨立行使權力的“本公約的最高權力機關”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第4條第1款。
制定了兩個獨立的標識(見圖2)。
2.2 有兩套不同的遺產目錄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規定了兩個相應的目錄,一個是《世界遺產目錄》,另一個是《處于危險的世界遺產目錄》。UNESCO最新統計顯示
UNESCO官方網站http:∥。
,2010年第34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大會結束時,《世界遺產目錄》收錄項目總數達911項,包括:文化遺產(含文化景觀)704項、自然遺產180項、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27項;2010年在冊的瀕危遺產項目總數為34項。自1987年至2010年,《世界遺產目錄》先后收錄中國項目達40項
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羅列,可參見“維基百科”相關條目。
,包括:文化遺產26項、自然遺產8項、自然和文化混合遺產4項、文化景觀2項。中國的“世界遺產”2010年總量位居世界第三(意大利44項、西班牙41項)。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也建立了兩個相應的目錄。一個是《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另一個是《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UNESCO最新統計顯示
UNESCO官方網站http:∥。
,2010年政府間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結束時,《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收錄項目總數213項,2010年在冊的急需保護項目總數達16項。自2003年至2010年,這兩個目錄分別收錄中國項目28項和6項,中國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總量達34項
UNESCO官方網站http:∥。
。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2010年總量位居世界第一。
即以《處于危險的世界遺產目錄》和《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兩種目錄而論,其性質亦大相徑庭。《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規定,列入《處于危險的世界遺產目錄》的項目均須已載于《世界遺產目錄》中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72)第10條。
。如1995-2003年被列入《處于危險的世界遺產目錄》的美國“黃石國家公園”是1978年第一批《世界遺產目錄》收錄項目;1992-2004年被列入《處于危險的世界遺產目錄》的柬埔寨“吳哥窟”是于1992年被《世界遺產目錄》收錄的項目(便于“吳哥窟”及時接受國際援助)
Google 譯自UNSCO官方網站的2010年《瀕危世界遺產名錄》在冊的35個項目名單以及經整改已陸續解除瀕危的25個項目名單。
。而列入《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項目則未必是《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已列入項目,如中國2009-2010年被列入《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6個項目,皆為UNESCO當年的新增項目
《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與《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主要區別在于,列入前一名錄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那些盡管在社區或群體的努力保護下其存續狀況仍然受到威脅的文化遺產,申報國需要承諾制訂專門的保護計劃。
。
3 兩種遺產執行不同的標準
3.1 遴選標準不同
UNESCO《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2005)以“突出的普遍價值”為準繩擬定了10條遴選標準
《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2005)第77條對世界遺產的遴選做了規定:()代表人類創造精神的杰作;()體現了在一段時期內或世界某一文化區域內重要的價值觀交流,對建筑、技術、古跡藝術、城鎮規劃或景觀設計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能為現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是一種建筑、建筑群、技術整體或景觀的杰出范例,展現歷史上一個(或幾個)重要發展階段;()是傳統人類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開發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種(或幾種)文化或者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特別是由于不可扭轉的變化的影響而脆弱易損;()與具有突出的普遍意義的事件、文化傳統、觀點、信仰、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有直接或實質的聯系(委員會認為本標準最好與其他標準一起使用);()絕妙的自然現象或具有罕見自然美的地區;()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階段的突出例證,包括生命記載和地貌演變中的地質發展過程或顯著的地質或地貌特征;()突出代表了陸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態系統及動植物群落演變、發展的生態和生理過程;()是生物多樣性原地保護的最重要的自然棲息地,包括從科學或保護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瀕危物種棲息地。
,“文化遺產”、“文化景觀”、“自然遺產”只須符合其中的一條或多條相應的單一標準就會被認定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而入選《世界遺產目錄》,如“奧斯維辛集中營”、“九寨溝國家風景名勝區”是符合一條文化標準或者自然標準,“莫高窟”、“三江并流”是符合全部文化或者自然標準而入選(見表1)。“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則必須同時滿足雙重標準才具備入選《世界遺產目錄》的資格,如“武夷山”、“泰山”同時滿足了文化標準與自然標準,特別是泰山同時以7條標準入選,在《世界遺產目錄》中十分罕見(見表1)。“文化景觀”的“突出的普遍價值”在于文化,或本質上是一種文化遺產,這也可以從“廬山國家風景名勝區”入選標準上予以識別(見表1)。
UNESCO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沒有設立具體的遴選標準,只是表述了一些基本特征或要素,以及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突出的普遍價值”做了若干限定,如“各國人民集體記憶的保管者”、“能夠確保文化特性永存”
《宣布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條例》(1989)第1條。、
“文化多樣性的熔爐”、“可持續發展的保證”、“密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之間進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面臨損壞、消失和破壞的嚴重威脅”等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引言。
。各締約國在此基礎上都建立了龐大的名錄體系。以中國為例,截至2010年,進入國家、省、市、縣四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體系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有7萬項之多
據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司副司長屈盛瑞在2010年11月23日召開的新聞會上所的通報,7萬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之中,有1028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7109項“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18186項“地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53776項“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見中國民俗學網http:∥)。
,國務院并為之制定了6條遴選標準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2005)第6條:1具有展現中華民族文化創造力的杰出價值;2扎根于相關社區的文化傳統,世代相傳,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3具有促進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增強社會凝聚力、增進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4出色地運用傳統工藝和技能,體現出高超的水平;5具有見證中華民族活的文化傳統的獨特價值;6對維系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因社會變革或缺乏保護措施而面臨消失的危險。
,主要涉及候選項目的杰出創造力、世代相傳、文化認同、高超技藝、見證傳統、瀕臨危險等“突出的普遍價值”。這些遴選標準對各層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適性。
3.2 類型標準不同
本文將已列入《世界遺產目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各種類型的遺產項目嘗試著排列了一份比較直觀的通表(見表2):
本表綜合了兩個板塊。第一板塊,參照《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首先區別為“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兩個大類;參照《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再分列出“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和“文化景觀”兩大類;參照《世界文化遺產管理辦法》(2006)第2條:“本辦法所稱世界文化遺產,是指列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世界文化遺產和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中的文化遺產部分”的口徑,繼而將“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拆分為“(文化部分)”“(自然部分)”兩部分列入相應類別。第二板塊,參照《宣布“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
作”條例》(1998)二分法、《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五分法和《國家級非
4.非物質文化遺產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第31條：“應把在本公約生效前宣布為‘人類口述遺產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遺產納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2001/2003)(第一批《人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2001/《公約》2003)
1.民間和傳統表現形式(注)
《宣布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條例》（1989）第1條：“宣布的目的在于獎勵口頭和非物質遺產的優秀代表作品，這一口頭和非物質遺產(文化場所或民間和傳統表現形式)將被宣布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
(《條例》1998)
(傳統的文化表現形式:)
1.口頭傳說和表述,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
2.表演藝術
3.社會風俗(民俗活動)、禮儀、節慶
4.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
5.傳統的手工藝技能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2005)第3條。
(《公約》2003/《暫行辦法》2005)28+6項
2.文化場所
《宣布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條例》（1989）第1條。
(《條例》1998)6.與上述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2005)第3條。
(《暫行辦法》2005)(如媽祖信俗、端午節、麥西熱甫等)
2.自然遺げ(《公ぴ肌1972)
.文化與自然混ず弦挪(自然部し)(1987增列)
1.自然面貌
2.動植物生境區
3.天然名勝
4項
(總計8項)
資料來源:據《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1972)、《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2005)、《宣布“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條例》(1998)、《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2005)、《世界文化遺產管理辦法》(2006)等并參考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第293頁圖表歸納整理。
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2005)六分法擬定。通過一種通融辦法,把UNESCO宣布的兩種體系的遺產類型納入到一個統一的框架中顯示其相互關系,這樣似乎比通稱為“世界遺產”更妥帖、更容易理解。
相比較而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情況要比“世界遺產”復雜。
第一,《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規定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第12條。
:“為了使其領土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確認以便加以保護,各締約國應根據自己的國情擬定一份或數份關于這類遺產的清單,并應定期加以更新。”因此《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這種特殊的“清單”性質,旨在為中國項目前赴后繼地躋身《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或《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而“熱身”。很顯然,國家級項目和世界級中國項目之間有穩定的對應關系,也就是說,國家級項目處于一種預備狀態,隨時可向UNESCO申報“國際一級”的項目。限于篇幅,茲選取兩批被收錄的中國項目列表,以便說明世界層面與國家層面兩個級別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的對應關系(見表3):
第二,除了UNESCO的分類之外,還有一種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應用性分類,即《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http:∥。
(2006-2008)的十分法與《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手冊》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手冊［Z］.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1316.
(2007)的十六分法,這兩種分類也有一個明顯的對應關系(見┍4):
從表上可以發現兩個問題:一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傳統醫藥”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手冊》中并沒有建立對應的類別,而只是在“民間知識”下設一小類;二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10類)分類與《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6類)、《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6類)的分類不能完全對應。
3.3 類型分歧不同
在“世界遺產”分類中的“文化景觀”和“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似乎難以截然區分。對于這個問題不妨這樣理解:其一從遺產性質而言,它是人類學的一個概念,代表的是《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第一條“文化遺產/遺址”所表述的“自然與人類聯合工程”
韓鋒在《世界遺產文化景觀》一文中認為,“文化景觀”在于“展示人類社會與聚落在自然環境的物質性制約或機會下以及在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內在和外在持續作用下的演進,突出強調人和自然之間長期而深刻的相互關系作用”(見 ,200918)。并參見UNSCO《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第47條。
;其二從遴選標準而言,“文化景觀”的入選項目只須滿足符合文化標準的一條或多條標準,而不必涉及其他的自然標準;其三從類型劃分而言,它主要包括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筑的景觀(園林、公園)、有機進化的景觀(殘余物景觀、持續性景觀)、關聯性文化景觀(自然因素、宗教、藝術、文化)三類。所以說,“文化景觀”的“突出的普遍價值”應該在于文化方面,或者說,“文化景觀”本質上就是一種文化遺產,這也可以從“廬山國家風景名勝區”入選標準上予以識別
江西廬山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這里的佛教和道教廟觀與代表理學觀念的白鹿洞書院一起,以其獨特的方式融匯在具有突出價值的自然美景之中,激發了無數藝術家以美學的態度看待自然,開拓自然文化。
(參見表1)。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分類中關于“文化空間”(“文化場所”)的分類有頗多爭議。起因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明確分為五類,而實際宣布《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時卻多了“文化空間”的類別(見表5);與此相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明確有“文化空間”的類別,而實際上在國務院兩次公布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上卻難覓其蹤跡
參見相關文獻。
――于是便引發了關于“文化空間”的學術爭端。
從源頭而言,《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的“文化空間”概念來源于《宣布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條例》(UNESCO,1989)“文化場所”
《宣布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條例》(1989)第1條:“這一口頭和非物質遺產(文化場所或民間和傳統表現形式)將被宣布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文化場所的人類學概念被確定為一個集中了民間和傳統文化活動的地點,但也被確定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節、日程表等)或是以一事件為特點的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和這一地點的存在,取決于按傳統方式進行的文化活動本身的存在。”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把“文化空間”解釋為“定期舉行傳統文化活動或集中展現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的場所,兼具空間性和時間性。”《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第3條:“非物質文化遺產可分為兩類:(1) 傳統的文化表現形式,如民俗活動、表演藝術、傳統知識和技能等;(2) 文化空間,即定期舉行傳統文化活動或集中展現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的場所,兼具空間性和時間性。”王文章認為
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48,300.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分類本身就不是一種邏輯的分類,難免會出現一些跨類現象。烏丙安認為
烏丙安《民俗文化空間: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中之重》認為,“凡是按照民間約定俗成的古老習慣在確定的時間和固定的場所舉行傳統的大型綜合性的民族民間文化活動,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形式。……傳統節慶活動、廟會、歌會(或花兒會、歌圩、趕坳之類)集市(巴扎)等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間。”見“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http:∥。)
,傳統節慶活動就是最典型的文化空間。但這些解讀聽起來仍然有些費解,關鍵在于要解釋清楚“文化空間”為什么是“非物質”的。相對而言,向云駒的解讀比較透徹
向云駒《論文化空間》20091026,《再論文化空間》20100101,見中國民俗學網http:∥。。他認為,“文化空間”是一種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類型,其存在的核心價值和理論依據在于它完整地、綜合地、真實地、生態地、生活地呈現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空間”是“人類學”的概念,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類型、類別、樣式之一的文化空間,首先必須有實在、實有的場所,這個場所必有物的存在(橋、民居、村落、廟宇、街道、廣場等等),或有固定的(如物的永固性)時間周期;其次,這個空間必與人的身體的棲居和精神的棲居相關聯,才成其為“文化空間”。棲居必然建造,建造是人在場的象征和天然成分。也就是說,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空間”,是有人在場和出場的空間。因此,有人在場的“文化空間”才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空間”,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如果沒有活的人在場,“此地空余黃鶴樓”的話,那就只能是文物、古跡和遺址(“文化遺產”)。向云駒的解讀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對“文化空間”的釋義作了必要的注腳。
4 結論與討論
4.1 本文結論
“世界遺產”是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在官方文件《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72)和《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2005)中正式命名、因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而入選《世界遺產目錄》、由UNESCO和國實施保護的遺產種類,英文名World Heritage,漢譯名“世界遺產”,包括了“文化遺產”、“文化景觀”、“自然遺產”和“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四個類別。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在頒布的官方文件《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中正式命名、因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而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由UNESCO和國實施保護的遺產種類,英文名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漢譯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有UNESCO官方的中文文本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第39條“有效文本”:“本公約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西班牙文、法文和俄文擬定,六種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這一文本將目錄譯作《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加“人類”二字,以表示這是一種“在國際一級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第4章:“在國際一級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
由此可知,“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和“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內涵和外延各不相同的兩個專有名詞和各有評價標準的兩種遺產類型,共同點只在于,它們是由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宣布、在國際層面上加以保護的文化或自然遺產。作為熱門詞匯,社會層面通常的興奮點在其UNESCO“出身”,比較容易望文生義地理解為是一種統一的世界級的遺產;所以,討論學術問題時,為避免產生歧義起見,宜謹慎使用“世界遺產”漢譯詞通稱World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這兩種遺產類型。
4.2 問題討論
兩個《公約》的根本宗旨在于確保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2005)第79-95條有關“完整性和/或真實性”條款內容。
。國家為確保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2006)第3條“世界文化遺產工作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確保世界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對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貫徹了“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貫徹了“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方針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2005)《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2005第二條第二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GB/T 18972-2003)“旅游資源分類表”分列了8個資源主類
《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GB/T 18972-2003)第4.3條款,見國家旅游局官方網站http:∥。
,其中的A.地文景觀、B.水域風光、C.生物景觀、D.天象與氣候景觀、E.遺址遺跡、F.建筑與設施等類別多與“世界遺產”(自然、文化)有關,G.旅游商品、H.人文活動等類別則多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換言之,本文討論的兩種類型遺產的“合理利用”與旅游吸引物有著有高度的相關性。
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發展”為例。旅游通常由“吃、住、行、游、購、娛”六大要素組成,“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通過旅游要素進行生產性傳承,如昆曲(人類2001)(國家145 Ⅳ1)
人類、國家、國家三推分別指《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和《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推薦項目名單》。
、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人類2005)(國家101 Ⅱ70)、京劇(人類2010)(國家172 Ⅳ28)等
參見表3。
是通過旅游“娛”的要素的發揮、通過劇場演出和票房收入解決一部分傳承發展中的問題,這是第一種方式;第二種方式是通過“購”的要素的發揮,使瀕危手工制作技藝在各類旅游攤檔令人愛不釋手的小商品形態中保持“活態”,如內聯升千層底布鞋(國家898Ⅷ115)、龍鳳旗袍、亨生和培羅蒙奉幫裁縫(國家三推Ⅷ6)、上海魯庵印泥(國家917Ⅷ134)、曹素功墨錠制作(國家三推Ⅷ73)、油紙傘、西湖綢傘(國家923Ⅷ140)、嘉定黃草(國家830 Ⅶ54)等;第三種方式是直接嵌入現實生活,成為居家旅行、日常用度的趣味盎然的選擇,最典型為“吃”要素的發揮,如存續我國城市歷史文脈的“老字號”項目等(見表6)。
令人矚目的是,在2010年,注重人與人之間的親密和睦、味覺上的美好體驗以及人與自然間的平衡的“法國美食大餐”(人類2010)首次以一國美食而被UNESCO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參見UNESCO官方網站;并參見《文匯報》2010年11月20日報道《法國大餐入選非物質文化遺產》.
。“法國美食大餐”是慶祝個人或群體生活重要時刻,如:出生、結婚、生日、紀念日、慶功和團聚等活動時的一種實用的社會風俗,通過節日盛宴,法國人聚集在一起享受獨特的美食藝術。“法國美食大餐”的入選,對旅游資源而言,意味著“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遴選將逐漸從諸如中醫針灸
王樂,吳越.申遺后針灸精髓如何傳承［N］.文匯報,20101125;吳越,王樂.如何讓老外弄懂活血化瘀［N］.文匯報,20101227.
(人類2010)(444 Ⅸ5)、中國活字印刷術
任思蘊.活著――中國活字印刷術的前世今生［N］.文匯報,20101207.
(人類急2010)(國家918Ⅷ135)、中國書法
莫三相.漢字書寫――懷戀中國人的文脈載體［N］.文匯報,20101227.
(人類2009)(國家839Ⅶ63)之類主要依賴于詮釋系統予以轉化的項目趨向于開始關注存活于現實生活中的通俗旅游吸引物了,這對于旅游資源利用和旅游產品開發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說是一種非常鮮活的信號。オ
(鳴謝:謹對上海師范大學張萍、姚小梅所承擔的資料整理工作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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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范文
關鍵詞:世界遺產;保護與管理;對策
Abstract:The paper describes the brief development condition of world heritages and the global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heritage protection. Through analyzing relevant conditions of China world heritage declaration,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the challenges facing China world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are pointed out an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world heritage;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countermeasures
中圖分類號:K878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09)10-04(7)
作者簡介:童明康國家文物局副局長
一、世界遺產發展簡況
1.《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簡稱《公約》)的誕生
1959年,因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壩,危及阿布―辛貝勒神廟安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了搶救性的國際保護運動。這為《世界遺產公約》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制定《世界遺產公約》的背景:文化和自然遺產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類和自然破壞威脅;任何文化、自然遺產的損失都會對全世界遺產總體造成損害;各國保護水平不同,一些國家缺乏必要的保護條件;保護文化和自然遺產對全世界人民而言都很重要;需要以國際公約的形式確定人類對文化和自然遺產進行保護的共同行為。
1972年11月1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7界會議在巴黎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公約》提出了建立世界遺產委員會和世界遺產基金,二者自1976年開始運行。截止2009年4月16日,《公約》已有186個締約國。《公約》決定將在全球范圍內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簡稱《名錄》),作為全人類的共同遺產加以集體保護。《名錄》的建立旨在正確地確認、保護、管理、展示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并將其代代相傳。截止2009年4月,《世界遺產名錄》共有145個國家的878處遺產,其中文化遺產679處,自然遺產174處,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25處。
《公約》通過其實施細則――《實施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操作指南》(簡稱《操作指南》)具體操作。《操作指南》為世界遺產工作設定了相應程序,是世界遺產領域開展相關工作的基本依據,是最為重要的文件。
2.《公約》內容與《世界遺產名錄》
文化遺產:文化遺產可分為古跡、建筑群、古遺址、城鎮、文化景觀等類型。
古跡: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建筑物、碑雕、壁畫,具有考古性質成分或結構的銘文、窟洞以及聯合體。
建筑群: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在建筑式樣、分布均勻或與環境景觀結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單立或連接的建筑群。
1992年,產生了新的遺產種類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文化景觀是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的共同結晶。文化景觀主要包括三類:
(1)人類設計并創造、具有明確規劃的景觀。
(2)有機發展出來的景觀。最初形成于社會、文化、行政或宗教要求,并與其自然環境相適應而發展成當前的形式。
(3)結合類文化景觀。具備通過某些物質遺產所展現的強烈的宗教、藝術或文化影響。
自然遺產:自然遺產可分為地質或自然地理結構、生態系統及動植物種群(含有瀕危物種)棲息地,自然美景等類型。
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在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之間,兼具兩種遺產突出普遍價值特性的遺產,被稱作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
遺址: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遺址等地方。
城鎮:歷史或現代的城鎮、歷史街區、村落。
3.世界遺產品類及其多樣性
世界遺產是指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具有全球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或自然遺產。世界遺產分為文化遺產、自然遺產、文化和自然混合遺產三大類。
4.世界遺產評估標準
世界遺產均須具有全球范圍內的突出普遍價值,《公約》的《操作指南》分別設定了評估世界遺產的十條標準。其中,前六條標準適用于文化遺產的評估,后四條標準適用于自然遺產的評估。根據2008年1月修訂的版本,分述如下:
標準I:代表人類創造精神的杰作。
標準II:體現了在一段時期內或世界某一文化區域內重要的價值觀交流,對建筑、技術、古跡、藝術、城鎮規劃或景觀設計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
標準III:能為現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
標準IV:是一種建筑、建筑群、技術整體或景觀的杰出范例,展現歷史上一個(或幾個)重要發展階段。
標準V:是傳統人類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開發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種(或幾種)文化或者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特別是由于不可扭轉的變化的影響而脆弱易損。
標準VI:與具有突出的普遍意義的事件、文化傳統、觀點、信仰、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有直接或實質的聯系。(委員會認為本標準最好與其他標準一起使用。)
標準VII:絕妙的自然現象或具有罕見自然美的地區。
標準VIII: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階段的突出例證,包括生命記載和地貌演變中的地質發展過程或顯著的地質或地貌特征。
標準IX:突出代表了陸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態系統及動植物群落演變、發展的生態和生理過程。
標準X:是生物多樣性原地保護的最重要的自然棲息地,包括從科學或保護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瀕危物種棲息地。
5.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相關機構
世界遺產委員會共有21個成員國。197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世界遺產委員會。由《公約》締約國大會選出21個締約國,作為委員會成員國,任期6年(新的規則任期一般為4年),每2年改選其中的1/3,即7個國家。2007年10月,第16屆締約國大會,我國以高票重新當選委員會成員國。
世界遺產委員會咨詢機構:
1.ICOMOS――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成立于1965年,負責對提出申報的所有文化遺產、混合遺產和文化景觀進行評估,并對其保護狀況進行監測、報告。
2.ICCROM――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成立于1956年,通過培訓與研究,促進文化遺產的保護。
3.IUCN――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成立于1948年,負責對提出申報的所有自然遺產、混合遺產等進行評估,并對其保護狀況進行監測。
4.UNESCO――世界遺產中心。世界遺產中心,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92年設立,是世界遺產委員會的秘書處,充分利用ICOMOS、IUCN、ICCROM提供的服務,編制、簽收、翻譯和發放委員會的文件并負責委員會決議的實施。
二、全球戰略與發展趨勢
1.世界遺產發展新形勢
為了增強《世界遺產名錄》的可信度,確保有效保存世界遺產,促進締約國開展有效的能力建設,通過交流提高對世界遺產的認識,從1994年開始,世界遺產委員會開始推動世界遺產全球戰略研究。2005年2月,《操作指南》明確提出構建具有代表性、平衡性、可信性的《世界遺產名錄》的全球戰略。
近年來,促進世界遺產的平衡性發展,越來越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世界遺產委員會大力提倡、鼓勵遺產品類的豐富多樣化。平衡性包括地區平衡、國家遺產增長數量的平衡、遺產種類的平衡。在世界文化遺產中,文化線路、文化景觀、線性文化遺產、跨國項目等成為國際世界遺產領域提倡并重點支持的項目。目前,國際上正在進行申報準備和申報成功的此類項目有:絲綢之路――中國和中亞段跨國申報;中國的大運河――正在積極開展保護與申遺工作,推進規劃編制;加拿大的里多運河――2007年6月28日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印加之路――涉及阿根廷、秘魯、智利等國家。
2007年,在世界遺產委員會第31屆會議上,加拿大的里多運河(Rideau CanaI)因符合世界遺產標準第1、4條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包括運河本身及坐落在金斯敦的2座城堡、2座塔和坐落在西德島的1座塔。
國際遺產保護領域同樣關注的其他新型文化遺產類型,包括工業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關系密切的地域文化遺產、20世紀遺產等。
在蘇州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8屆會議,形成《凱恩斯―蘇州決議》,締約國每年只能申報兩項遺產,其中一項必須是自然遺產,拓展項目占用名額。
世界遺產委員會第31屆會議對《凱恩斯―蘇州決議》進行評估,會議決定執行現行申報規則,并進行4年實驗,由締約國自行決定每年兩項申報遺產的屬性。
世界遺產全球戰略的申報,體現出向下列方向傾斜的政策:① 無世界遺產的國家;② 少于三項世界遺產的國家;③ 自然遺產;④ 混合遺產;⑤ 跨國項目;⑥ 非洲、太平洋、加勒比海地區項目;⑦ 10年內無遺產列入《名錄》國家;⑧ 10年內未提出申報國家。
2.威脅世界遺產的因素與《瀕危世界遺產名錄》
根據《公約》,威脅世界遺產的因素主要包括下列方面:① 衰退;② 大規模公共或私人工程的威脅;③ 城市化或旅游業迅速發展造成的消失危險;④ 土地利用的變更或易主造成的破壞;⑤ 未知原因造成的重大變化;⑥ 缺乏管理與保護;⑦ 武裝沖突的威脅;⑧ 自然災害等。
《公約》規定,必要時世界遺產委員會應制定《瀕危世界遺產名錄》,將《世界遺產名錄》中受到嚴重威脅,需要采取重大措施加以保護并根據《公約》要求給予援助的遺產列入《瀕危名錄》。
近年來,國際遺產保護界關注對世界遺產周圍環境的保護,尤其關注由于世界遺產面臨著高速發展的城市化沖擊,建設項目對世界遺產所帶來的越來越大的威脅和破壞,如中國三江并流擬建水電站遭國際社會質疑;麗江古城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內建設項目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德國德累斯頓易北河谷建鐵橋對遺產真實性、完整性的影響。
通過世界遺產全球戰略和發展趨勢研究,可以發現,對于文化遺產申報極為嚴格、苛刻,其突出普遍價值的認定必須準確,讓人信服,要有詳盡的比較分析。
中國是遺產大國,排名穩居世界第三,已連續幾年每年都有兩項遺產被列入《名錄》,國際比較關注,要求更高。列入《名錄》的遺產保護壓力更大,國際對遺產環境的關注度持續增高,保護難度增加。可信性、保護、能力建設、交流、社區是世界遺產保護管理的五大重點。
三、中國世界遺產的申報、保護與管理
1.我國世界遺產發展歷程
1985年,我國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87年,我國首次有故宮、長城等6處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1992年,我國加入了《全球生物多樣性公約》。目前,我國有37處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世界遺產數量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位居世界第三位。其中文化遺產26處,自然遺產7處,文化和自然混合遺產4處。
2.中國世界遺產取得的成績
(1)世界遺產保護法制建筑初見成效。形成了以《憲法》、《文物保護法》等國內法律、法規、地方性專項法規、規章和《公約》等國際公約為主體框架的世界遺產保護法律體系。頒布了一系列相關文件。與此同時,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和政府也不斷加大。對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的法律法規建設,結合本地實際制定了一系列保護管理條例或辦法。
2003年,國家文物局下發了《關于采取切實措施加強世界文化遺產地保護管理工作的通知》;2004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九部委《關于加強我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的意見》;2005年12月,國務院下發了《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2006年12月,《長城保護條例》正式實施;2006年11月,文化部出臺了《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2006年12月8日,國家文物局出臺了《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巡視管理辦法》和《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專家咨詢管理辦法》。
(2)不斷完善國家、地方各級保護管理機構。2002年,國家文物局成立世界遺產處,負責全國世界文化遺產申報、保護、管理工作,并協助建設部開展對世界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的業務管理工作。省級文物部門也加強了對轄區內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管理工作,遺產所在地人民政府建立專門管理機構,負責世界遺產的日常保護、管理、展示、監測等工作。
(3)堅持規劃先行,科學統籌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
(4)建立世界文化遺產檢測管理體系和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專業咨詢制度。實施專家咨詢制度,嚴格實行遺產地文物本體保護工程方案報審和緩沖區(建設控制地帶)新建項目報批制度,對未履行法定程序擅自施工的項目責令整改;設計重大保護工程項目和重大建設項目及時通報世界遺產中心,并加強監測和巡視等業務管理。
(5)加強監測管理。世界文化遺產地則因地制宜開展日常監測工作,采取實時或定期監測手段,對文物本體、大氣質量、旅游、安全、環境和自然災害等進行監測,形成了比較豐富的監測報告和相關研究論著。
(6)多方籌集資金,不斷加大保護修繕力度。2003年5月,文化部頒布實施了《文物保護工程管理辦法》。2003年7月,國家文物局頒布實施了《文物保護工程勘察設計資質管理辦法》和《文物保護工程施工資質管理辦法》,對文物保護工程勘察設計和施工單位資質管理做出了明確具體的規定。各地按照上述管理辦法的要求,進一步對古建修繕規范作出了明確規定。
(7)世界遺產保護與科學技術。科學技術是世界遺產保護最活躍和最有力的推動因素之一。目前,我國世界遺產工作的科技化程度不高,世界遺產保護、監測、管理的手段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比較落后。充分學習國際上的先進經驗,利用現代化高新技術,提高遺產保護的科技含量,是世界遺產保護的當務之急。
(8)不斷提高世界文化遺產的展示宣傳能力,在保護中積極促進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9)世界遺產及周邊環境不斷改善。多數遺產地政府在保護世界遺產本體的同時,對遺產周邊環境進行了大力整治,清除了一批亂搭建的攤點,衛生環境明顯好轉,臟亂差的狀況基本改變。如:高句麗遺跡和沈陽故宮周邊環境整治工作的成功。
(10)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日益增加。2006年7月,殷墟申遺成功,參觀人數陡增10倍。2007年6月,開平碉樓及村落申遺成功,當地游客人數增加了五六倍。2008年6月,福建土樓申遺成功,當地游客人數陡增了近30倍。
3.世界遺產保護原則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及其操作指南對世界遺產保護原則做出了明確要求。我國遺產保護工作嚴格按照有關要求開展我國遺產保護管理工作。
(1)保護為主原則。無論從《公約》的名稱或是宗旨來看,保護遺產無疑是貫穿整個《公約》的精髓和根本所在,也是根據《公約》而發展起來的世界遺產事業的基石。保護是一切利用和傳承的基礎。
(2)集體保護原則。《公約》的宗旨在于建立集體保護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的有效制度并通過集體性援助實現全社會共同參與遺產保護。為此,《公約》還設立了有關的國際援助制度以及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基金。
(3)真實性原則。真實性原則主要是針對文化遺產而言,包括對遺產的設計、材料工藝或布局以及文化景觀的特征及構成的真實性保護。締約國應為此提供足夠的法律保障,建立完善的保護管理機制,制定遺產的保存、管理和開放展示的管理辦法。
我國在保護世界遺產真實性方面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如何保護歷史原狀的問題。歷史建筑的維修是否要恢復“金碧輝煌”?這個問題關系到文物保護修繕的理念,關鍵在于如何尊重和保存文物建筑所承載的一切歷史信息,盡可能少干預。二是對于已大部分損壞的文物建筑,原則上不得復建的問題。
(4)完整性原則。完整性原則要求制定完善的保護管理計劃,采取充分、有力的保護措施。不僅要保護好遺產本體,而且要充分重視保持遺產及其周邊環境(包括設立的緩沖區)的和諧統一,保護遺產及其周邊環境之間、遺產與其各組成部分之間內在的有機聯系。
四、挑戰與對策
1.問題與壓力
(1)法規尚不健全。法律法規體系亟待完善。國家層面還沒有世界遺產保護管理專項法律或行政法規,我國早年申報成功的遺產地也絕大部分沒有省級人大制定的專門規章,遺產地保護管理工作仍缺乏具有針對性的法律法規的規范和指導。
(2)重申報輕管理、重開發輕保護的現象仍然存在。一些遺產所在地人民政府在認識上存在偏差,過度關注世界遺產帶來的知名度和經濟效益,而忽略了作為世界遺產所應當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對其保護管理則未給予應有的重視。屢屢在世界遺產保護范圍內安排采礦、土地開發、毀林種植等影響甚至破壞世界遺產的項目,環境整治也變相成為房地產開發,改變了遺產地周邊區域的原有功能和歷史風貌,損害了世界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3)管理體制不順。遺產地管理機構級別過低,多頭管理、職能交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世界遺產事業發展。此外,無論是人員素質、工作水平還是保護管理權限,均難以適應世界遺產保護管理的要求。
(4)存在安全隱患。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存在著現實的和潛在的威脅。這種威脅來自兩方面:一方面,自然災害和風化侵蝕、環境污染等使世界遺產變得更加脆弱不堪;另一方面,人為的建設破壞、管理不善以及盜竊、肆意破壞等所造成的后果甚至比前者更為嚴重。
(5)旅游壓力。世界遺產保護與旅游發展之間的關系應當是相互促進的。世界遺產保護能有力地推動旅游發展,旅游發展也使世界遺產的價值得以充分發揮,其經濟收益為世界遺產保護提供了重要的資金支持。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一些地方世界遺產保護與旅游發展之間還存在著一些矛盾,部分地方的這種矛盾甚至還很尖銳。
(6)世界遺產文物本體保護維修任務艱巨,經費嚴重缺乏。我國世界文化遺產數量多、規模大,且年代久遠,文物本體大都進入脆弱易損、險情頻發期,急需保護維修。目前,除了需要進一步加強維修隊伍建設以及對一些保護關鍵技術進行科技攻關外,資金嚴重缺乏已成為制約世界遺產保護的關鍵因素之一。現行的經費投入體制有待完善。
(7)申遺壓力。在過去幾年時間里,中國是唯一的文化遺產連續六年都有項目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國家。今年來,我國世界遺產數量的穩步增加已引來國際同行,尤其是一些傳統意義上遺產大國的關注,世界遺產中心及相關咨詢機構從價值申明、保護管理狀況、文本編制規范等方面對我國申報項目提出愈發嚴格的要求。
2.對策研究
(1)關注國際遺產領域最新動態,了解國際保護理念的最新發展,知己知彼,將中國的世界遺產保護納入國際軌道。
2007年、2008年,國家文物局先后兩次與國際遺產領域三大國際組織――UNESCO、ICCROM、ICOMOS合作,在北京聯合召開國際研討會,即:“東亞地區文物建筑保護理念與實踐國際研討會”和“東亞木結構彩畫保護國際研討會”。會議形成并通過了《北京文件――關于東亞地區文物建筑的保護與修繕》和《關于東亞彩畫保護的北京備忘錄》。這些文件已經是中國政府主管部門和相關國際權威機構與組織共同制定的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國際文件,對今后東亞地區木結構歷史建筑保護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2)借鑒國際方式,緩解旅游壓力。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環境規劃署和世界旅游組織等聯合召開了會議,通過了《可持續旅游發展》和《可持續旅游發展行動計劃》,強調在制訂旅游發展戰略的過程中,要維護遺產地的地方特色、文化和生態環境。ICOMOS也形成了《國際文化旅游》。這些國際和文件都為我們開展遺產地旅游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3)加強世界遺產保護教育和宣傳。世界遺產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它的保護應當得到全社會的支持和參與。我國長期重視對社會公眾,尤其是青年人有關世界遺產保護的宣傳教育工作,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保護好世界遺產。
(4)加強世界遺產保護與學術研究。世界遺產保護的理論與實踐的學術研究領域相當廣泛,涉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許多學科,今后在世界遺產保護多學科綜合研究方面還要進一步加大力度。隨著工作的深入,我們有理由期待在今后的10年或20年中,世界遺產的科學研究將會形成一門新興的綜合學科――遺產學。
世界遺產理論研究內容包括:① 世界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代表了自然與文化遺產的精華。② 基于突出普遍價值的世界遺產保護管理原則和措施。③ 世界文化遺產本身及其所依托的地域文化的研究。④ 遺產研究逐漸從實證研究上升到理論研究。
(5)針對國際申遺壓力,研究國際世界遺產領域全球戰略的優先傾斜項目,如文化線路、跨國申報等,全力以赴做好絲綢之路,大運河的申遺工作。
(6)加強監測巡視和專家咨詢。世界遺產監測是指按照國際公認的文物保護準則對世界遺產的保護狀況定期或不定期地進行周密的專業檢查、審議和評估,向世界遺產委員會提交詳盡的報告。包括:定期監測和反應性檢測。
定期監測:《操作指南》規定,締約國每六年應按規定格式向世界遺產委員會提交一份本國世界遺產保護狀況(包括世界遺產保護的主客觀條件,一些重大舉措的性質、內容及后果的詳細記錄與說明)的報告。世界遺產委員會將分區域審查這些報告。
反應性監測:反應性監測是指有關國際組織、就某些特定世界遺產的保護狀況進行考察、評估,并向世界遺產委員會提交報告,再由委員會根據有關國際公約的條款作出相應的反應。反應性監測的結果有可能促成改善某一世界遺產地保護狀況和開展國際合作,但也有可能導致遺產委員會將遺產地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甚至將某一遺產地從《世界遺產名錄》中刪除。
(7)實施五“C”戰略。2002年《布達佩斯宣言》提出全球戰略目標,即四“C”戰略,后經由2007年世界遺產委員會第31屆會議完善,最終形成五“C”戰略,即世界遺產的可靠性(Credibility)、保護(Conservation)、能力建設(Capacity)、交流溝通(Communication)、社區參與(Community)。
(8)加強《預備名單》管理。《預備名單》實行開放式動態管理,已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項目將自動從《預備名單》上除名,其他具有突出普遍價值、保存狀況完好的文化遺產,可由遺產所在地省級人民政府提出申請列入《預備名單》,國家文物局將根據國際世界遺產申報新趨勢、新要求,綜合衡量各申請點價值和保護管理情況,適時按程序決定其是否列入。對于保存管理狀況不佳的《預備名錄》項目,實施反應性監測,并考慮根據監測及整改情況,參照《操作指南》,啟動警告甚至除名程序。
第5篇：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范文
紅河州元陽哈尼梯田能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實乃意料之中。申遺成功后，這意味著進一步加大了對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的宣傳力度，喚醒了廣大群眾對自然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意識，對如何更好地讓自然遺產得以發揚光大，將進一步引起全社會的關注，甚至國外的重視，這當然是一件極大的好事，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然而，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意識不強，甚至是被大家忽視。多年來，我國文化生態壞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很多天然文化遺產、大量古代建筑，在經意或不經意間淡出了人們的視線。由于失去了再生性，不少承載著巨大歷史文化價值的物質、非物質文化遺產，就這樣永遠地離開了我們。20世紀50年代以后，全國許多城市開始追求經濟建設，由于對歷史文化遺產的價值和作用缺乏認識，毀壞了不少歷史古城的風貌。20世紀80年代以后，又掀起了新的建設，許多大中城市舊城區內掀起了大規模的建設活動，一些傳統文化歷史地域更是遭到了“滅頂之災”，許多城市在“舊貌換新顏”的同時，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風貌。而觀念上傳統文化與落后文化的混淆、經費支持的不足與制度規范的不完善，更使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舉步維艱。
一個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種精神文明的傳承，需要載體。悠久的文化，是承載于千年的文化遺產，例如風俗、習慣、傳統表演藝術、古遺址、古建筑等之上的。以紅河州哈尼梯田為例，它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開墾和耕作歷史，哈尼梯田不僅僅是靜止的歷史物證，更是活的歷史延續。哈尼梯田文化背后蘊含的是堅韌、樂觀、深沉的民族性格，是哈尼梯田文化傳統與哈尼人獨特的歷法、制度和。再如，麗江古城，它的建筑就是與木質為主，而現在的建筑以鋼筋水泥為材料，在經歷了七級地震之后，顯示著它的建造結構具有極強的抗震作用。在這樣建筑風格背后，蘊含的是中國“以柔克剛”的傳統文化理念，后被評為世界遺產。等等這些天然文化物質，它們都是由人民群眾創造，并世世代代前后相承的。相反，如果承載著歷史文化的古建筑不實施整體的保護，負載在其上的歷史和文化也必然導致城市記憶的消失。
值得社會關注的是，申遺的成功，有利于哈尼梯田今后發展的方向。紅河州委、州人民政府將加強與國際同行之間的交流，為紅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觀提供最好的保護。并按國家5A級景區的標準，塑造“游梯田、看云海、觀日出、跳樂作、品長街宴、住蘑菇房、捉梯田魚”的旅游項目，把哈尼梯田打造成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紅河州哈尼梯田管理局局長、申遺辦公室主任張紅榛說，通過旅游者充分體驗哈尼梯田的遺產價值，制定生態可持續和旅游管理策略，通過旅游提升梯田的經濟價值，帶動生態農業發展，提高當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使農民從中受益。而筆者真正關切的是：希望社會各界都能參與發掘哈尼梯田蘊藏的巨大財富，充分利用原有的根基、底蘊、特色和生命力，從舊環境中滋生出新的東西。而不是因為申遺帶來相應的社會建設、生態建設方面的問題。
應該承認，保護與發展有著對立的矛盾，卻不是不可化解的矛盾。繼承和發展、歷史傳統和現代化要求都是人們的需求。隨即，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凸顯出來了，梯田的旅游開發和遺產保護該如何協調？筆者以為，進入世界遺產目錄并不意味著財源就會滾滾而來，世界遺產目錄設立的初衷，是保護那些具有人類普遍性價值的自然和文化遺產，因此它在本質上是反對商業開發的。但申請、維護一個世界遺產的成本又是一個令人尷尬的話題，除了能從世界自然遺產基金會等機構獲得一些補助，其它資金則需自行籌備。由此，我們不妨看看外國是如何對待文化遺產的。墨西哥政府把保護和傳承古代文化遺產看作是國家的責任。國家制定相關法律，設立專門機構負責統一領導和管理這方面的工作。它有一個傳統：包括世界文化遺產在內的文物古跡、博物館，對60歲以上老人和學生一律免費。而且，每逢周日和節假日對本國居民以及在墨西哥常駐的外國人也免費開放。他們不靠門票的收入，而是通過其他途徑來獲利。他們借助世界文化遺產的金字招牌，爭取舉辦大型的國際會議、文化藝術節等活動的機會，來吸引大批外國游客，帶動餐飲、食宿等第三產業，獲得豐厚的回報。還有英國、意大利等國家，它們都是把文化遺產真正當作一種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門票價格一般都非常低，為了保護它，政府往往不遺余力。
筆者拿中國與外國相比，更無意指責我們政府對于保護文化遺產的乏力。近幾年來，盡管國內經濟取得了飛速發展，但是人口多、底子薄的現實，在其他經濟建設領域投入的加大，直接導致在保護文化遺產方面投資太過有限。縱有萬千種保護理念，也終究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有這些現象，都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哈尼梯田進入世界文化遺產的行列，這不僅僅只是政府的事，而是事關我們每一個炎黃子孫。因此，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讓其發揚光大，有責任也有義務把它保護好、愛護好，更有責任也有義務將它真實性、完整性的傳給我們的子孫后代。
第6篇：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范文
2012年11月28日上午，由《中國攝影家》雜志和包商銀行聯合主辦的《文明與遺產—第二屆“包商銀行杯”中國國際攝影雙年展·世界遺產攝影論壇》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成功舉辦。
論壇上，“我們的家園·世界遺產”圖片社總監杰夫·史蒂文先生發表了題為“如何通過攝影完整呈現世界遺產”的演講，通過介紹他在埃及金字塔、古巴特立尼達山谷、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和平紀念碑、伊朗伊思法汗王侯廣場、韓國歷史村落和英國威斯敏斯特議會大廈等世界遺產地的拍攝經歷，闡述真實記錄世界遺產的重要性以及“我們的家園·世界遺產”團隊是如何拍攝并完整呈現世界遺產的。
論壇由《中國攝影家》雜志執行副主編張惠賓主持，與會嘉賓各抒己見，從不同角度闡述如何完整記錄世界遺產，創作出真實性與藝術性俱佳的攝影作品，并就中外在拍攝世界遺產時存在的攝影觀念，攝影視角的差異進行討論，探索今后世界遺產攝影的發展方向。以下為論壇講話摘錄。
張惠賓：歡迎來到今天的論壇。首先介紹一下今天到會的嘉賓和朋友：第一屆、第二屆中國國際攝影雙年展策展人黛安娜·金斯博瑞，中國藝術研究院攝影藝術研究所所長、《中國攝影家》雜志主編李樹峰，《中國攝影家》雜志社副社長劉偉，北京印刷學院設計藝術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史民峰，北京電影學院攝影學院唐東平教授和鄭濤老師，《文藝研究》造型藝術編輯室主任金寧，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中心主任丁巖，攝影師李少白、譚明、李建惠、楊樹田，以及來自北京電影學院和北京印刷學院的同學們，歡迎大家！
下面由來自新西蘭的藝術家杰夫·史蒂文作題為《如何通過攝影完整地呈現世界遺產》的演講。史蒂文先生是新西蘭知名攝影師、電影導演和電影制片人，他的攝影作品曾在澳大利亞、亞洲、歐洲和美國展出，并舉辦攝影作品展。同時，史蒂文先生還是“我們的家園·世界遺產”圖片社的總監，對于世界文化遺產的拍攝，在理念和拍攝技術上他都有著自己的體會，他也非常愿意和大家進行交流。
史蒂文：感謝大家，感謝有這么多對攝影有興趣的朋友來這里聽我談談世界遺產的拍攝。
我先概括地講一下今天我想要演講的這個主題。世界遺產是列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一些遺址，同時它也是全球對人類有重要意義的一些地方。全世界已經有190多個國家簽署了保護世界遺址名錄，中國當然也是其中之一。目前，世界上有962處文化遺址列入了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中，“我們的家園·世界遺產”圖片社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合作關系，幫助他們對這些遺址進行拍攝，作為記錄和教學使用。目前，我們已經準備了300多幅照片，涉及90多個國家，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之所以選取“我們的家園”這樣一個主題作為公司的名稱，包含兩層含義。首先是用“我們”二字表達了一種責任感，既然這些遺產是我們的，那我們有責任去善待它、保護它；第二部分—“家園”。“家園”是非常熟悉親切的，我們對它會有特殊的感情，所以“我們的家園”就是暗含了這樣一種意思：它是我們的財產，我們有責任去愛護它、保護它，這也是我們人類一種共同的心聲。
為什么要攝影世界遺產？攝影是容易被大家理解的一種傳播方式，它是無國界的，世界各國人民都可以通過圖片來認識和了解攝影人想表達的內容。攝影所具備的這種才能，決定了可以通過攝影這種超越國界的、超越文化的形式，將不同文化、不同國家的世界遺產展示給世界上每一個人。對攝影師而言，他們的挑戰不僅是在某處遺產拍出一幅好的作品，而是去拍攝不同的世界文化遺產，完成100多幅能全面展示遺產的照片，他們身上擔負著很重大的責任。
在這里，我展示的作品，它們或許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圖片，也不是帶有藝術性的藝術攝影，但是它們很真實的記錄了世界文化遺產原貌。我也希望大家在看到這些照片后，能開啟你們自己的一段想象力之旅。
現場聽眾：您好！我想提一個問題，我是很喜歡拍世界文化遺產的中國攝影師，我想問您，您在拍世界文化遺產的時候，在表現這些畫面的時候，您認為藝術性更重要呢，還是介紹性重要？或者說您在什么時候更能夠表現它的藝術性，在什么時候能夠更顯示它的介紹的作用？
史蒂文：我覺得在拍攝世界遺產的時候，藝術性是要兼顧的，但是不能讓它超越了介紹這處遺產本身的這種功能。因為作為我們這個拍攝世界遺產的攝影師團隊，不希望過于表現屬于自己的個人風格，而是攝影師能以一種統一的，真實而理性的態度去拍攝，而不是在拍攝過程中非常彰顯個人風格。另外，我們不建議通過Photoshop這種現代修片的手來處理世界遺產的圖片，還是要注重圖片的真實性和客觀性。
楊樹田：我拍了很多年的中國的世界遺產。在剛才展示的一些作品里，我感覺，拍攝世界遺產還是應該充分利用攝影語言，尤其是攝影的一些表現手法。比如那張羅馬斗獸場的照片，我感覺，在視覺表現和拍攝手法上，還不是非常到位。換作我，可能就不會那么拍。另外，在拍攝世界文化遺產的時候，重視作品的介紹性，我覺得也應該要有藝術性。畢竟遺產攝影也是視覺藝術，在表現它的同時，要把它的獨特性，通過表現手法突出出來。
史蒂文：羅馬斗獸場，只是羅馬眾多的世界遺產建筑之一。我覺得不是每一處都需要用藝術的手法去表現，可能通過這種非常簡單的、直接的這種記錄的功能去表現它會更好，而有的照片可能需要藝術性更多一點的技巧。另外，對于攝影家來說，可能是每一處遺產都拍了一個系列，但從中挑出最好的一張，最有代表性的一張是有難度的。
楊樹田：是這樣的。但是在介紹遺產的同時，還是應該突出遺產攝影視覺表現的藝術性，不能就是單一的純的記錄。
史蒂文：作為一名好的攝影師，可能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去評判什么是一幅好的作品。攝影師應該是在記錄它的同時，讓它的美自然地呈現出來，而不是憑借自己主觀的去想把它拍得美。因為有一些本身就是非常美的風景，拍攝它，不管怎么樣拍，它都很美，它客觀上就是一件很美的事物，所以不用刻意的去營造。我們攝影師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個信使，是要傳達客觀的真實，傳達某種信息。我認為這些自然的遺址或者自然風景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
楊樹田：中國攝影家在表現世界遺產的作品中，也很少用Photoshop進行后期處理，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的呈現。
唐東平：剛才史蒂文先生預示了一個觀點：拍攝遺產的作品盡可能不要以追求美為主，而這引發了一些爭論。那么我們特別想知道，拍攝此類作品是不是有一個比較成型的行規。攝影要規避主觀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個人是這樣理解史蒂文先生的講話：史蒂文先生好像也不反對美，不反對把遺產拍得更美。不要刻意去求美，但如果是你“意外”獲得的美還是值得肯定的，只要后期不做任何的修改就好。這就又與他前面提到的“對美要有控制的，要有節制的，不要一味的去追求美”這樣一個標準有些混亂。
因此，我特別想知道，作為國際上的遺產拍攝的一些操作規程。因為我們發現，我們國內的創作與國際上是不一樣的，有差異，我們想向國際上比較先進的創作理念學習。想請史蒂文先生給我們介紹一下，用概括的話給我們描繪一下他們的理念或者說是一些標準體系。
史蒂文：作為攝影師來說，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我們也一直在探索，怎么去平衡我們所看到的和想到的。我們沒有一個非常固定的標準。我和我團隊目前的原則是，可以有創造性的去拍攝這些場景，發揮他們的自己創造性，但是要為這些遺產服務。他們的標準角度就是通過攝影師的眼睛，讓大家能感覺到為什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選取這樣一處遺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有的攝影師，去羅馬可能會拍一些非常漂亮的藝術照，或者為這些景觀拍攝廣告，這樣出發的角度是不同的。而對于他們這樣的攝影師來說，就是拍攝世界遺產，他們是持一種中立的態度。而且有某種協議的約定，讓他們很真實的去記錄，當然這也不乏其中個人的一些創作性的因素，可以發揮很多自己的創造性，自己的見解，但不能太突出自己的風格，還要保持一種中立的態度。
孫志遠：大家好！我叫孫志遠，是一個視障人，目前我正在致力于視障人攝影，就是利用視覺以外，比如說聽覺、嗅覺，還有其他感官參與創作拍攝的探索、推廣和培訓。我想問一個問題，是關于它的創作當中，如何運用動與靜的這個關系。世界遺產本身是一個靜態的東西，但是我看到他的作品當運用了很多動的元素，比如光、水、人等。那么在他的創作過程中，怎么將這些動與靜的元素進行結合，怎么取舍，怎么判斷？
史蒂文：我覺得作為攝影師，到了世界遺產的所在地，要集中自己的情感，調動視覺、聽覺、感知各方面的能力，將各種體驗、體會于一身，把要拍攝的文化精髓要抓住。有時候，如果我們足夠幸運的話，一張照片就能夠反映出整個遺產的全貌。但在通常情況下，到了某一處地方，我們都會充滿各種各樣感情，也不可能僅僅通過一張照片就呈現出所有想表現的東西。
史蒂文：攝影師還有一個職責，有時候為了追求美的視覺呈現，可能要規避一些影響構圖的事物。發現一處非常完美的地方非常難，美到沒有任何瑕疵，這是不可能的。我會調用現場條件，去遮蓋或者規避不必要的元素，這樣可以更好的呈現后面這處遺產景觀。當然，如果用Photoshop的話會很容易去掉這些不必要的元素，但是用Photoshop的話就缺少了它的真實性、客觀性。我們不太愿意用這個方法，而是選擇通過角度去遮蓋。
在伊斯坦布爾拍攝時，那里有非常多的鳥，有時候這些鳥會影響拍攝，但我們可不可以將鳥作為拍攝的元素之一呢？
李樹峰：首先，我想跟大家先介紹一下我們為什么要舉辦這次“世界遺產攝影論壇”。中國藝術研究院攝影藝術研究所與《中國攝影家》雜志，一直致力于攝影學術的研究，中國國際攝影雙年展正是我們的一個常規項目。
去年舉辦的第一屆中國國際攝影雙年展以“百姓·百年”為主題，把全世界各地的，關于中國160年來的老照片都征集、匯總了一下。展覽匯集關于中國人百年社會生活的視覺記憶，在攝影和人類生活記憶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內在聯系。而今年的雙年展則是以“文明與遺產”為主題。我們想通過這個展覽和今天的論壇，在中國攝影業界進一步強化“遺產攝影”這個概念，把“遺產攝影”從風光攝影、廣告攝影、旅行攝影里邊給它強化、提煉出來，讓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什么是遺產攝影，遺產攝影跟其他攝影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本屆雙年展展出了380幅照片，在展覽現場，你可以更加強烈的感覺到遺產攝影與其他攝影的相同和不同之處。
中國所擁有的世界遺產相當多，拍攝世界遺產的人也很多。我們在座的攝影家，比如譚明老師、李少白老師、楊樹田老師以及李建惠老師、唐東平老師，都涉及到世界遺產的拍攝。遺產拍攝到底有哪些要求？遺產攝影與旅行攝影、風光攝影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處？我們希望在座的同學們，有志于遺產攝影研究的同學，在前人努力的基礎上，好好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在“遺產攝影”中，剛才大家都提到一個在真和美之間，在說明性和詩性之間如何平衡的問題。攝影的說明性，就是剛才李建惠老師用到的“介紹性”。在“遺產攝影”這個概念的框架下，攝影人在具體拍攝的時候，如何去把握、運用攝影方法與技巧，既突出遺產本身的特點，又發揮攝影的藝術性，增強作品的感染力和吸引力，這個需要好好動一番腦筋。
我相信，咱們中國的遺產攝影，會走向一個新的一個階段。我特別渴望中國的遺產攝影能夠形成一個強大的攝影家的陣容，同時也希望在我們大家共同的努力下，逐步建立一個具有專業標準和專業水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認可的系統的遺產圖片庫。這對于我們整個人類文化遺產宣傳是一個很好的推進。
我們中國藝術研究院有“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其實自然遺產、文化遺產、自然與文化復合藝術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都有很強的聯系，有一些共同點。我們現在要著力研究這些遺產的共同點，遺產為什么重要？從不同的角度我們可以給它下不同的定義，但是有一些基本的意識我們需要明確：遺產是人類文化的活化石，遺產是人類文明的基因圖譜。看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留下來的遺產，我們能夠發現和尋找到一條人類文明發展演化的路線圖。遺產的重要性就在這里，它的偉大光輝之點也在這個地方。正如黛安娜在策展前言里邊說到的，我們不看過去的這個地圖，文明的地圖，就不知道我們今后往哪里走。
其實在剛才大家的對話過程中已經提到了很多核心問題，希望能把這些核心問題展開，也可以針對具體作品，探討在真與美之間、說明性和詩性之間，如何去把握和控制，進一步把“遺產攝影”的框架建立起來。
史蒂文：我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提供的這些圖片，具有很多方面的功能，一些是為了那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而特別去拍攝的，另一些是基于它的教學、教育功能，另外還有是為建筑師、建筑提供一些思路，或是推廣促進這種文化的。
現場聽眾：剛才展示的這些照片里邊，很多是展現那種透視感或者是西方現代文明的藝術，而這種視覺藝術在我們中國是，我覺得不是很能表現出來，想問一下，史蒂文先生是怎么培養這種視覺藝術風格的？
史蒂文：我去到每一處景觀拍攝的時候，我總是想用一種全新的角度去拍攝它。還有就是拍攝前要為它做研究。
黛安娜：史蒂文就是強調要先研究，要有一個全面準確的準備，然后去拍它。
現場聽眾：您好！我想問一下，遺產應該是一個有時間沉淀，有歷史價值的東西，而拍攝世界遺產的時間都比較短，那怎么用短時間的拍攝來體現一個長時間的有價值的遺產？
史蒂文：您的提問非常好，這也是我們一直要去解決的問題。作為一名攝影師，如何在很短的時間內去表現這種具有歷史厚重感的場景和某種文化的代表，這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現在沒有答案，沒有結論，一切都在不斷地嘗試和努力中。
現場聽眾：想請史蒂文先生介紹一下他們團隊的工作經驗。
史蒂文：去一個地方拍攝，攝影師在那里通常只會停留三天，加上一些地理原因，天氣、環境條件等影響，時間非常有限，有的時候攝影師必須作出一種妥協。
黛安娜：世界遺產有文化遺產，還有自然遺產。拍攝自然遺產，三天時間是不夠的，因此，在自然遺產所在地，史蒂文他們有時候就培訓當地人，讓他們去拍照。被培訓的人里面既有攝影師，也有當地的遺產保護工作人員。
史蒂文：大家也知道，目前有960多處世界文化遺產，涉及到100多個國家，有時候他們不得不拍得快一點，這是一個很現實的挑戰。
現場聽眾：您好！我是北京電影學院的研究生。我覺得每組作品都會有很多的主觀情緒，甚至是一些個人想法在里邊。我想問，做展覽的時候，你們這個團隊會依據一個什么樣的原則來選取這些照片？是選擇最紀實的方法拍攝的照片，還是選擇更具有表現性的作品？
史蒂文：其實每一張照片嚴格來說都是主觀性的。因為對于藝術來說，只要你看到的都是具有主觀性的，沒有客觀性的存在，因為是你看到的，這本身就是一種主觀。但是你要去控制自己的這個主觀情緒，因為你要清楚，你是為誰服務的，你做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雖然他都是有主觀性的，但是你不能讓自己的主觀性超越了你本身要做這件事情的目的，比如說攝影師是為誰服務的，他的客戶是誰，這個要很清楚。所以這也是一項平衡的藝術。我們選照片也就是要這樣平衡后的結果。
現場聽眾：您在拍攝這么多文化遺產的時候，包括你們的團隊，是不是需要大量地了解這個文化遺產的背景資料？
史蒂文：是的，在去每一處遺產拍攝之前，一定要做很多的研究，一定要了解當地人或者聯合國為什么認為它是重要的。攝影師研究的時候，包括要考察那個地方的建筑、人文、動物、景觀、風景一系列所有相關的內容，因為它代表了全球人類共同的財富，所以考察范圍非常廣，要進行全面的考察。
李少白：剛才欣賞了史蒂文先生關于世界遺產的作品以及聽了他的講解，我對這個世界遺產的拍攝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想法和經驗。
我個人認為，對世界文化遺產的拍攝有各種不同方式。有進行研究式的拍攝，這就要求盡可能地利用攝影的復制功能，越準確越好，越全面越好，越細致越好；有是為宣傳用的拍攝，比如旅游畫冊等等，那么就是要拍它最典型的、最具標志性的，最好看的；還有著重于藝術性的拍攝，剛才李樹峰所長也談到了，作為這種攝影，實際上是一個視覺記憶。
我覺得，攝影面對世界遺產，不僅是強調視覺的記憶，而且也可以說是視覺的幻夢。因為有些人拍這個世界遺產，包括我在內，并不進行過多的研究，就跟我拍太陽、拍月亮一樣，我并不進行對太陽、對月亮的科學研究，我只是利用這個載體來釋放它所蘊含的或者隱藏的美或者詩意。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對拍世界遺產感興趣，首先要弄清楚世界遺產是怎么吸引你的，你想通過拍世界遺產做什么。就是剛才史蒂文先生講了一個拍攝的原因，我覺得很有道理。客戶要求是什么，你就要按他那個拍。同時，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主觀看法，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你就需要考慮到客戶的要求。
剛才大家問到，拍攝這么多照片，如果要辦展覽怎么挑選照片。我想他剛才也回答了，就是說要平衡：一個要顯示他們的這個攝影團隊的水平，另一個也不能脫離對世界文化遺產的表現。
史蒂文：有的時候對于攝影家的一種挑戰是，像路燈、天線、衛星，可能會影響到他想拍攝的主題，但是在作品中可以專門運用路燈、天線，或者是人物來呈現這一地域特點。所以對于一名優秀的攝影家來說，有的時候是需要作出一種妥協的，就是通過技術手段把一些不利的因素變為有利的因素。
楊樹田：在我看來，在拍攝世界遺產專題的時候，首先你得先了解它，然后再去對它拍攝。比如李少白老師拍故宮，他不是一次去拍攝，是多次去拍攝，在拍攝的過程中，認識都在逐漸的提高，進一步挖掘故宮的精髓部分。這是我多年來拍攝世界遺產的一個經驗。
他們拍攝的主題是“我們的家園”，緊扣這個主題，拍攝的世界遺產內容中都有很多人物的參與。這個與我們中國攝影人平常拍攝有一些不同。史蒂文先生拍的韓國建筑，就是拍它的圖案。我們的拍攝呢，首先要大景觀，介紹這個景物是怎么回事，它們的建筑結構是什么樣，結構里面的這些精華是什么。比如拍這個山西的鎮國寺，鎮國寺的建筑結構它有什么特點，你得展現出來；它內部的唐代雕像需要展現出來；然后再發現它什么呢？你得逐漸的發現，去了解，鎮國寺的每一次翻修都在梁上留下記錄，是什么時代修的，每一個捐助翻修的老百姓名字也都寫在了上面。那么，我們在拍攝它的時候要掌握的是什么？首先是它的外在結構，另外還要體現它內部的沉淀歷史，必須把它展現出來。雖然這個可能存在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但我看來，在對于世界遺產這個主題的拍攝上，初衷應該是一致的，表現手法應該是一致的。
再有，史蒂文先生拍的倫敦大本鐘，它采用慢門，將汽車通過時劃過的光影保留了下來。若換作我們，肯定是規規矩矩的拍攝，將后面的大本鐘清晰地記錄下來。我們必須要真真切切的把遺產再現出來，然后再表現光影的變化。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是要突出它的主題，你得讓人看清楚這個遺產是什么，不能完全都是光影，局部結構是需要的，但也不能完全都是它的局部結構，比如展覽，我需要故宮的圖片，應該是最經典、最能體現故宮的作品，不管是全貌也好，是具體局部也好，都應該拿出故宮最精華的部分來。
史民峰：剛才李樹峰老師也談到“遺產攝影”這樣一個提法，我覺得這是非常有建設性的。大家一直都在討論一個東西，就是攝影立場，我覺得，剛才從史蒂文先生最后的這種講解，包括大家不同的回答，可能都有一個解讀。
我個人覺得，“遺產攝影”既然是拍文化遺產，它有可能更重要的是文化。史蒂文先生對于文化有他的理解，我們真正去拍文化遺產，可能更重要的是對于這種文化精髓或者它背后的這種精神的解讀。目前，我們基本上都是在紀實性和藝術性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那么，當在理解了其背后精神的同時，我們可不可以在手法上進行突破？如果在形式上或者藝術上進行突破之后，它還是不是“遺產攝影”？希望大家能進一步研究這樣一個問題。
唐東平：我特別想知道的，就是我們世界文化遺產它的整體的那個拍攝的原則，就是跟其他的風景攝影、普通的藝術攝影的區別點，它的大的框架結構到底是怎樣的？今天聽下來以后，我們大體也知道了一些輪廓。接下來就是我們要做更細致的研究。剛才譚明老師說的非常好，就是我們國內的很多攝影師非常優秀，李少白老師拍了有20多年文化遺產，李建惠老師拍頤和園也拍了10多年了。我們是慢慢的漸入佳境，是有一個積淀和發現，再發現，最后達到日臻完善的一個過程。如果三天之內我們就搞定的話，我們中國攝影家可能就是對這個還持不認可的態度。但作為一個團隊操作，作為一個公司行為、企業行為這么去做，我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么大的一個項目，它必須得講究效率，必須根據它的經費和人員情況去實施。這與自由攝影師，用一輩子時間去拍故宮，用一輩子時間去拍長城，用一輩子時間去拍頤和園不一樣。由此，我有一個想法，如果我們把這些長期從事拍攝遺產的攝影家進行統計，把他們拍的東西定期或者不定期的進行整理和編撰，這樣的話，對人類文明能夠起到一個真正的推動作用。
另外，我們需要有精品意識。如今，大家的眼光都已經全球化，見到了很多很多精細的、非常優秀的作品，所以對于那些粗糙的，不太注重細節，或者很隨意的照片已經不認可了。史蒂文先生剛剛展示的一些作品理念很好，但欣賞之后總有美中不足的感覺，但這情有可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史蒂文先生一直在強調有時候不得不妥協，我也很欣賞他的這種“妥協”的精神。同時，對于那些不妥協的人，那些追求完美，講究完美主義的人，我覺得還是要給他們更多的空間。
金寧：聽一上午受了很多啟發。“遺產”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而且很龐雜。在我看起來，不同的人看遺產會有不同的感受。事實上，我們在遺產前有時候會冠以“文明”或者“文化”這種概念。但是如果我們從情感的角度來講的話，其實有很多遺產從歷史的存留，從它當時的出發點來說，可能恰恰是反文明和反文化的。遺產真的很復雜。何為世界遺產？我想大概國際上有一個標準，這個我們就不多談了。但是“遺產”在其所在地的人們心中的位置和情感究竟如何，我想只有此時此地的本土攝影家才有這種感觸。就是說，評定一個遺產的標準，它是否符合人類共同的遺產標準，得有一個相關的機構去制定它，但是它在人們心中到底處在一個什么位置，我們如何去體驗它，去感受它，它今天在我們的生活中到底是處在一個可有可無的位置，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我想這個真的是只有我們本鄉本土的人才有這種更深切的體會。我很懷疑我們做遺產拍攝是保持一種所謂中立的態度，我覺得無論是價值中立，還是情感中立，這幾乎是做不到的。可能我更愿意去想，如果有這樣一種可能，應該是作為遺產的這種拍攝，它和遺產本身共同呈現一種見證的作用的話，我倒是很愿意更多的去看本鄉本土的攝影家的這種拍攝。這種再現所蘊含的影像呈現本身不完全是一個技術問題，它包含了我們和它共處在同一個空間下，我們的切身感受和對文化的體悟。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所有的選擇都是主觀的，同時所有的選擇也都連帶著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一種記憶在里面，這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
第7篇：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范文
我激動地喊著，高興的看著，神奇的畫面在眼前變幻著，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開幕式的精彩表演先后展示了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的人文理念--“和”為貴；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火藥；世界文化遺產--萬里長城等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精髓以及現代中國的精神風貌。我相信這一刻中國征服了世界。
我最喜歡那29個大腳印火焰，每一步都深深地震撼著我 ，它暗示著第29屆奧運會堅定地走向中國。
第8篇：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范文
坐落于澳門路環島的疊石塘山上，在2003年時候落成，占地面積7000平方米，是澳門最大的廟宇。站在天后宮前，引入眼簾的是充滿閩南古建筑風格設計，歷史厚重感的牌坊式山門，坐西朝東，氣勢恢弘。內部為高達3米的媽祖塑像，儀態端莊。這座建筑凝聚了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和媽祖文化村天后宮大家的心血，從這里可以窺見澳門悠久的媽祖文化長河。
2、圣老楞佐教堂
作為澳門最古老的三大教堂之一。這座老建筑位于風順堂街，實際建造年份已難以考證，據教堂內石刻上的碑文，發現其第一次重修可能在1618年，而現在看到的規模則預估在1844年改建后而成的。圣老楞佐教堂建筑角度高聳，氣勢宏偉，也帶有點巴洛克的味道。
3、澳門觀光塔
作為澳門的地標之一，澳門觀光塔興建于1998年，于2001年完工并開始接待游客。其坐落于南灣的填海區上，高約338米，在該塔的233米處有一個蹦極平臺，是世界上最高的蹦極臺，跳下去可享受到世界上最刺激的20秒時長。澳門觀光塔的開放，讓其迅速成為澳門新的旅游景點，大大促進了澳門旅游業的發展。
4、澳門歷史城區
走近這塊城區，仿佛穿越了歷史，這里位于澳門半島，是由22座老建筑物和相鄰8塊地所組成。在2005年的時候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同時也是中國的第31處世界遺產。融合了中西建筑的風格，你可以看到修道院、劇院、教堂等等，見證了澳門歷史的發展。
5、澳門大學
其實每去一個有大學的城市，最應該去那里的學校看看，這里是城市發展甚至國家根本的誕生之源，這座大學成立于1981年，教學語言仍以英語為主。
6、大三巴牌坊
第9篇：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范文
地質探險聽起來似乎過于專業了一些，但是如果說你行走名山大川、探秘古洞熔巖都是地質探險的話，是不是這個名詞就顯得親切了許多?
與一般的戶外探險不同，地質探險是以了解地質地貌為目的的；而不同于專業地質考察的是，它畢竟還是一種運動方式。應該說地質探險是將戶外探險和地質考察合二而一的一種運動方式――在戶外探險過程中，認識千奇百怪的地形地貌，在豐富的自然景色中，增長知識，回味歷史，震撼心靈，陶冶情操。
地質探險由來已久，人類的遷徙、征服山岳大洋，其實都包含了地質探險的過程，只不過以前的地質探險多是科學家進行的專業性探險。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學知識的不斷豐富以及探險裝備的完善與更新，越來越多的普通人也有能力和條件成為專業和業余的探險家。人們不再滿足于書本上和傳說中的得來。更希望親身去體驗發現的快樂、真實的效果，于是戶外一族誕生了，自駕車遠行出現了，地質探險也成為戶外運動的一個分支。1872年，美國總統格蘭特簽字同意，在懷俄明州開辟了世界上第一個由政府主持的國家公園一黃石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面積達7988平方公里，最吸引游客的是數以千計的溫泉、噴泉和一座座泥山。游客在這里可以自駕車快樂旅行，探秘自然界中一處處壯麗的奇觀。冰川、峽谷、地貌、火山熔巖、古生物化石產地、地質災害遺跡都成了人們熱衷進行地質探險的所在。目前，全世界已建立了2600多個國家公園，光是美國就有36個國家公園，當然最大的還是黃石國家公園。
中國自然條件復雜多變，地質地貌形態眾多，自古就有無數文人墨客以地質探險為畢生追求，比如眾所周知的徐霞客。而作為非專業人士。還是盡可能要避開險境，選擇去國家批準的國家地質公園比較保險。自2000年以來，中國已先后建立了包括安徽黃山。黃河壺口、四川海螺溝在內的44個國家地質公園。
世界文化遺產的由來
1959年，為發展當地經濟、消除水患，埃及決定在南部阿斯旺地區的尼羅河上修建納賽爾水庫。水庫要攔腰切斷尼羅河修筑一道高壩，而水位抬高后會淹沒努比亞的文化遺址。當河水行將淹沒努比亞的文化遺址時，埃及和蘇丹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請求，希望得到國際社會的幫助，以拯救努比亞的文化遺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此開展了保存和保護人類文化遺產的第一次國際行動。這次行動得到了世界上大約50個國家的支持，這些國家及一些國際組織共捐款8000萬美元，從1964年開始用10年時間將阿布辛拜勒的兩座神廟妥善切割，完整保存，易地重建。
在拯救阿布辛拜勒神廟活動的背景下，如何立法保護世界文化遺產列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工作日程。1972年11月，在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7屆全體會議，正式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締約國內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由締約國申報，經世界遺產中心組織權威專家考察、評估，世界遺產委員會主席團會議初步審議，最后經公約締約國大會投票通過并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根據形態和性質，世界遺產又分為文化遺產、自然遺產、文化和自然雙重遺產三類。
中國是1985年加入《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1987年擁有了第一批世界遺產，包括文化遺產5處――周口店“北京人”遺址、長城、北京故宮、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兵馬俑；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1處――泰山。安徽的黃山、西遞、宏村也都在20世紀末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從2006年開始，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為中國的“文化遺產日”。
到2007年6月，全世界共有世界遺產851處，中國有35處文化遺址和自然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國的世界遺產數目排在世界第三，第一為西班牙，第二為意大利。
“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由來
“五一”國際勞動節源于1886年美國芝加哥的一次。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880年，美國工人游行集會要求8小時工作制。于是，1884年。聯邦貿易組織通過了一項解決方案，以立法的形式規定從1886年5月1日開始執行每日8小時工作制。但是，這項規定并沒有得到執行。工人仍被迫每天工作10～12小時，甚至是14小時，而各地政府也態度冷淡。于是，1886年4月，非政府國際工人聯合會組織25萬工人在芝加哥舉行游行示威。5月1日，游行活動得到了芝加哥紡織工人、鞋業工人、房屋裝修工人的支持。5月3日，警察向罷工工人開槍，打死打傷4人。第二天，工人繼續集會抗議政府的暴力鎮壓。180名警察進入廣場疏散人群，這時一顆炸彈飛到警察中間，炸死一人，炸傷七人，警察立即向人群開火，打傷多名工人。
這場斗爭雖然被鎮壓了，但其意義卻十分深遠，此后由于各國工人階級的團結和不斷斗爭，終于贏得了8小時工作制的推行。
為了紀念這次流血斗爭，1889年7月，共產第二國際宣布將每年的5月1日定為國際勞動節。1890年5月1日，歐美各國工人走上街頭，舉行盛大的示威游行與集會，爭取合法權益。以后，每到這一天，世界勞動人民都要舉行各種活動，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
中國人和“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918年。當時，一些革命知識分子在上海、蘇州、杭州、漢口等地向群眾散發傳單，宣傳介紹“五一。國際勞動節。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廣州、九江、唐山等地的工人走上街頭舉行聲勢浩大的游行集會，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五一”勞動節。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將“五一”國際勞動節確定為法定節日。
熱氣球的由來
關于熱氣球的最早記載是在公元1世紀。我國五代時期，閩國有一位隨夫出征的軍眷，人稱莘七娘，在作戰中，發明了松脂燈――用竹篾扎成架子，糊上紙，做成大燈――這種燈的底部可以固定松脂，點燃松脂，就可以產生熱氣把燈送上高空，作為夜間作戰的軍事信號。這種松脂燈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熱氣球。
1731年，俄國有人嘗試利用熱氣球升空，但是沒有成功。1783年6月5日，法國的蒙特哥菲爾兄弟制成一只直徑30.5米的熱氣球，并成功地使它升空到200米高度，飛行約1公里，用時10分鐘。在向巴黎科學院進行報告后，他們得到邀請，在同年9月到凡爾賽宮進行了公開表演。這一次，他們在吊籃里放上了升空旅行的第一批游客――雞、鴨、羊各一只。熱氣球順利升空到450米高度，飛行8分鐘，在巴黎郊外的森林里平安著陸。為此，蒙特哥菲爾兄弟得到了法國國王授予的圣米歇爾勛章。
不斷取得的成功鼓舞著蒙特哥菲爾兄弟開始探索人類升空的可能。他們又制作了一只更大的熱氣球，理論上應該能夠載兩人升空，并且可在空中添加燃料，持續飛行。起初，國王路易十六鑒于升空畢竟是一次冒險，決定讓兩個已被判處死刑的罪犯試乘熱氣球。年輕的侍衛讓，弗朗索瓦’皮拉特爾?德‘羅齊爾堅決反對：“不行，不能這樣!難道說讓第一次升空的偉大榮譽歸于罪犯名下寧”挺身而出的羅齊爾打動了國王，10月15日，他試駕熱氣球成功地升空到30米高度，成
為安全升空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