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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有些被設計過的產品深入人心?它通過新媒體的技術去表達、展現出來,再加以與用戶量身定制的考慮。對于我們這些設計者來說,這個市場不斷地考驗著我們。用戶早厭倦了死板僵硬的訴說方式,然而絕大多數媒體仍在用老套的語言強加于用戶;用戶也反感了平淡無味的操作界面,目前面臨的問題我們要盡快解決,要在設計領域中將新媒體的技術發揮極致,共同打造一個融合當代設計與創意互動的公共開放空間,并且借由 “互動設計” 的力量,讓受眾去接受,才會更好的獲得信息。
交互設計方法體系
交互設計是以客戶為基礎,提供有效、高效,有用、可用和易被采納的服務設計。參與用戶調研融入用戶體驗是非常必要的,交互設計者要收集調研資料,統計體驗回饋,進而調整產品的戰略戰術。多數用戶需要輕松且解決問題的體驗,“輕松”是對于用戶來說的。為此,設計者應該調動一切力量,去完成并提供這樣的體驗。產品是沒有生命的,需要設計師去定義,去賦予它生命,而且在用戶需求基礎上使產品具有獨特的表現力。例如手媒產品,產品本身的反饋機制用戶在一個頁面逗留多久,在觀看圖表的哪個節點退出,這些信息就像被安排好的有秩序的郵件,最終傳輸到終端處理器,但最后出來的結果和用戶的真實需求不符,表述不清,邏輯性混亂,相反還會給用戶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再例如,乘坐地鐵需要通過售票機,點擊目的地,投幣購票,然后拿著票進站上車,如果這一流程清晰合理,順暢無礙,那么它也是一個合理可行的交互設計,服務也就達到了目的。分析數據也可以算是了解用戶需求的一個途徑,但數據往往與用戶想要的相差甚遠,所以設計團隊要注意每個細節,而且在收集整理數據之后要做及時調整。總結以上,設計者如完成良好的設計必應思考五個原則,以用戶為中心,團隊合力創造,按順序執行,真實呈現,顧全整體性。
創新思維與創新方法的研究
如何設計一個體驗良好的不對等溝通機制,是信息與交互設計的關鍵,我們需要一個或多個創新的思維和創新的思維方法。現今的產品,服務與系統越來越適應使用需要情境和積極主動地配合用戶的行為動作,甚至為用戶想到下一步的預案。新式的交互方式開始轉變人們對傳統產品設計的認識,例如用雙手多點觸摸的方式放大照片,用手在空中上下劃動的方式,滾動網頁相對于滑動鼠標滾動方式,這些設計是基于人的行為習慣創造出來的,讓用戶感到心切,操作愉悅。交互加入體感手段,這便是是通過看得見,摸得著實體交互設計幫助用戶和產品,服務與系統交流的手段。體感交互意味著人體與有形物體的交互,在體感UI里一定會找到可握持和可觸摸的元素。相對于基于電腦屏幕的人機交互而言,會更有效地幫助設計開發和提高用戶與產品的交互模式,因為體感交互顯得更親密,更簡單,更通情達理和更具有美學意義。
用戶在服務過程中,以時間為維度與相關觸點產生關系并形成體驗,從服務前的期待到服務中的體驗再到服務后的評價,形成服務的閉環。不要在意用戶提出的具體產品功能,抓住他們真正想要的。用戶要的是能爭取最大利益,要的是穩定和高質量,要的是全世界都能看到他們的信息出現在各個媒體上,并有效的傳播,這些需求才是我們真正的關注點。
虛擬時代的設計思維
論文關鍵詞:習語,框架理論,概念隱喻
1. 引言
習語,作為人類發展的產物,大多來自于民間故事、文學作品及日常口語等各種形式,并由于受到地理環境,生活習慣以及思維方式等因素的影響,習語具有較強的文化特征。長期以來,人們對習語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習語詞條的收集、編纂以及習語的文學以及文化特征的研究等。本研究將在概念隱喻理論的基礎之上,運用Lakoff的框架理論來分析習語理解、詮釋以及運用。
2. 習語和隱喻的定義
2.1習語的定義
在漢語中,習語又被稱作熟語,《現代漢語詞典》(1998)將熟語定義為固定的詞組,只能整個應用,不能隨意變動其中成分,并且往往不能按照一般的構詞法來分析。《美國習語字典》(2005)將習語定義為固定短語(”set phrases” or “fixed phrases”)。《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1997)則將習語定義為不能依據其字面拆解的意思獲得其含義、須要作為整體來理解的短語或者句子(Phrase or sentence whose meaning is not clear from themeaning of its individual words and which must be learnt as a whole unit)。
2.2 概念隱喻理論
Lakoff和Johnson(1987)所建立的概念隱喻理論強調人們的經驗和認知能力在語義理解中的重要作用文學藝術論文,提出了經驗主義的語義觀。他們認為,隱喻可以通過人類的認知和推理將一個概念域系統地、對應地映射到另一個概念域論文開題報告。他們指出,“我們的許多概念系統是由隱喻構建的”(1980)。這種隱喻式推理一是基于人的經驗,二是基于具體到抽象域的映射,即從源域(sourcedomain)到目標域(target domain)的映射。
3. 概念隱喻與習語
3.1概念隱喻理論對習語的闡釋
Lakoff和Turner(1989)曾通過一般層次隱喻的假說解決兩大問題——擬人和諺語。根據這一假說,我們也可以將其解釋后者的方法運用于習語的認知研究和闡釋。例如:
(1) 屋漏偏逢連夜雨。
看到這句話人們的腦海中首先出現一個屋頂漏雨的房屋的圖式,一直以來在人們的觀念中,房屋是一個讓人躲風避雨的棲身之所,但是假如房子漏雨了,偏偏還恰逢連夜雨,那么這樣的房子便稱不上棲身之所了。
由此特殊場景圖式我們映射到一個一般場景圖式。
一件事情已經發展到了困難重重的地步,但是假如這個時候再遭遇到連連的障礙,便會使整件事情幾乎陷入舉步維艱、難以進行的絕境。
由于萬事萬物間的聯系性、依存性,由這個一般場景我們又可以映射到一個與之相關的人類行為的圖式:
一個人身處困境,在這個時候又遇到更多新增的麻煩,由此陷入無所適從的絕境。
這樣一個與人類行為有關的一般圖式可以適用于各種具體的情景,因此,可以實現該習語在具體情境中的應用。例如,
Lakoff和Turner將這種具體領域與一般領域之間的關系稱作普遍即特殊隱喻(GENERIC IS SPECIFIC metaphor),即通過一個特殊領域到一般領域的映射以達到理解的目的。
3.2 概念隱喻理論對習語闡釋的不足
概念隱喻理論通過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方式為我們理解習語并運用習語提供了方便的途徑。但同時,也存在很多的不足,由于該理論的解釋大多局限于字面意思的解釋,在解釋一些具有跨文化差異甚至矛盾的習語時便顯得捉襟見肘,無法深入地對該習語的文化背景以及深層含義進行闡述和理解。例如:
在漢語中,出門在外我們常說“四海之內皆兄弟”、“在家靠父母文學藝術論文,出門靠朋友”,但是在英美文化中,卻更多地流傳著這樣的習語, God helps those that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 Self-preservation is thefirst law of nature(自我保護是自然的第一法則)。這些關于同一問題的習語卻體現出了較大的差異性甚至矛盾,是我們無法單獨地借助概念隱喻理論解釋的。
4.Lakoff的框架理論與習語
4.1Lakoff的框架理論
“框架”(Frame)這一術語最早是由人類學家Bateson(1956)提出的心理學概念,美國人工智能專家Minsky(1975)首先提出了框架理論(frame theory),并將其運用于計算機心理學,Fillmore(1975)首先將框架理論引入了語言學。在這一背景下,Lakoff(2004)在《了解你的價值觀并構建辯論》一書中將認知科學以及社會學中的“框架”(frame)運用到了政治學等領域中論文開題報告。
他認為,心理結構即框架決定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和認識。我們的心理框架可分為表層框架和深層框架。在我們平時的活動中,所見、所聞會激活我們的表層框架,并喚起代表了最根本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的深層框架,只有當我們所見、所聞的事物所代表的價值觀、道德觀與我們自身的價值觀、道德觀相契合時(即所見、所聞的事物所構建的框架與我們的心理框架相契合時),才能引起我們的共鳴,反之則無法產生認同。也就是說,框架構建了我們的觀念,決定了我們的思考方式,繼而影響了我們的行為方式。如:
又如:
(2)tax relief
Lakoff認為,tax relief是布什使用最成功的詞語。他認為,tax relief是一個隱喻,relief這個單詞喚起了人們內心這樣一個框架——一個無辜的人,由于受到一些外力的因素影響而深受苦難,而relief所傳達的意思則是解除痛苦和煩惱(taking away of the pain or harm)。眾所周知,在美國文化中,稅收是與人們的衣食住行密切相關的,大到買房產、買地皮文學藝術論文,小到買一支牙膏都需要付稅。因此,當布什的tax relief通過演說、報紙傳達到全家萬戶時,勢必在絕大多數人的心中喚起了上述心理框架,為他贏得大選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我們的心理框架決定了我們對所見、所聞的反應和看法,從而左右我們的決定。反之,心理框架也主導了措辭的選擇和使用,即不同的措辭反映了不同的心理框架。而習語,作為長期流傳于民間,為人類所用的語言,必然集聚了深厚的社會文化氣息,因此也就必然反映了不同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因此,若要真正地了解一個習語的內涵且為自己所用,就不能僅僅局限于對該習語的字面解讀,而要深入地解讀和理解,因為只有當該習語所反映的價值觀與使用者所處的文化背景相一致時,才可能產生預期的影響力。因此,我們可以使用Lakoff的框架理論分析一些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甚至自相矛盾的習語。
4.2 框架理論與相互矛盾的習語闡釋
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著不同的價值觀、道德觀,自然對相同的事物存在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理解,換言之,不同的習語也對應著不同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比如:
(3)a Our sins and our debts are often more than we think. (我們的罪和債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多。)
b 人之初,性本善
這兩句習語都是關于人性的,前者闡述了人性原罪說文學藝術論文,而后者則強調人性本善的觀點。而究其根本,還是由于兩個習語來源于不同的文化,基督文化信奉原罪說,而中國儒家思想則認為人性本善,因此對人性也就構架了不同于基督文化的框架,見諸于文字;反之我們也可以說,不同的習語反映了架不同的心理框架。又如下例:
(4)a Hard words break no bones. (難聽的話不會傷筋動骨論文開題報告。)
b 棍棒傷皮肉,惡語傷人心。
前者認為別人的流言蜚語不會對自己造成影響,而后者則恰恰相反。這是因為,在西方社會,人們極其注重品德品行。西方文化認為,只要行得正,沒有做有損他人利益的事情,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并不重要。而在東方文化中,由于長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一定程度上,人與社會環境是密切相關甚至一體的,人在社會中得到的評價是判斷名譽面子的標尺。
因此對心理結構即框架的了解為我們跳出字面意義的局限性,了解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習語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和方法。
4.3 框架理論與習語的使用
Lakoff的框架理論幫助我們理解了字面表述不同甚至矛盾的習語的深層含義,反之,我們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構建不同的目標框架,選用相應的習語,以達到傳達的目的。比如,作為老師,我們常常要勸導學生好好學習文學藝術論文,積累知識,使用“知識多,不壓人”;在和一個沉迷于電腦游戲,不思進取,不愛學習的學生交流時,我們可以說Art is long, life is short;而對于那種將時間過度用在學習上,而忽略生活的學生,我們則需提醒他們勞逸結合,則可以說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5. 結語
習語作為文化、思想知識的傳承,既是值得珍惜的人文財富,同時也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交流工具。本文在概念隱喻理論的基礎之上,運用Lakoff的框架理論,突破了以往研究局限于字面的局限性,闡釋了部分習語的深層含義、文化背景以及蘊含的價值觀、道德觀,并為這一部分習語的使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根據個人的目的和想法,使用習語以達到傳遞信息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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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束定芳.隱喻學研究[M]. 上海:上海外語出版社,2001
【關鍵詞】上海/地理學
【正文】
一、中國地理學的開先河之作
1858年(咸豐三年),英國人慕維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總局出版。該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寫的地學文獻。慕維廉是英國傳教士,1846年來華,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軒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經濟、宗教。他的中文著述還有:《大英國志》、《天文地理》及《知識五門》。《地理全志》由“廣學會”發行,是適應維新運動而出版的科學著作。該書分上、下編,共十五卷,線裝木刻本。上編主要講地理,除總論外,分別論述亞西亞、歐羅巴、阿菲利加、亞墨利加、大洋群島等五個地域,“分文、質、政三等”論述。下編主要講地質,標題是:地質論、地勢論、水論、氣論、光論、草本總論、生物總論、地文論、地史論〔1〕。 將世界地理的知識介紹給了中國。之后,上海還陸續出版了《繪地法要》(著者不詳,金楷理、王德均譯,1875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地繪圖》(富路瑪著,傅蘭雅、徐壽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候叢談》(著者不詳,金楷理、華衡芳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繪海圖全法》(華爾敦著,傅蘭雅、趙元益譯,1901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等介紹西方地理學方法技術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圖》、《平園地球圖》(兩圖均為江南制造總局出版,年代不詳)等地圖。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學任教的張相文編寫了《初等地理教科書》(二冊,上海南洋公學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國地理教科書》(四冊,上海蘭陵社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兩書是我國最早的地理教科書,印行總數達二百萬部以上,為地理學知識在我國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貢獻〔2〕。
1908年,張相文著中國第一本自然地理學著作——《地文學》(地文學一詞來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學),由上海文明書局印發,至民國二年(1913年)已發行了第三版〔3〕。 作者鑒于當時一般的地文學著作不是譯自東洋就是西洋,故撰此書,“會萃各大家學說,博引旁搜,一切證例悉以中國之事實為本”,力求“親切詳瞻”〔4〕。 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可貴的創舉。
張相文在《地文學》緒論中,一開始就說:“地文學者,地理學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濟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無味,而於他學科亦多互相關聯,如天文學、地質學、動植物學、人種學、氣象學、物理學、化學,莫不兼容并包,以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統合各科,而蘄進于實用,此地文學所以為最重要之學科也。”此言時至今日仍有參考價值。
《地文學》一書,篇幅不多,全書共197頁, 附中西對照表長達13頁,附彩色圖十余幅。該書的特點主要有:
(1)內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
(2)“參酌東西各大家學說”。如講到太陽系的形成時, 介紹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說。
(3)對于舊地學家迷惑不解地許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學地闡明其形成原因與發展規律。例如,在講到片麻巖的形成時說:“原始界(太古界)巖石,層理清晰,乍見兒如水成巖,而其成分則為結晶質;又與火成巖無異,是為化形巖(變質巖),大抵受地下之熱力與壓力,使最古之水成巖,悉數融解,再為凝結,逐變為片麻巖。”
(4)重視聯系中國實際。“舉為例證,以本國為宗, 其為中國所無,或調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關系者,兼及他國”如講到地質時代各界、系地層時,就指出其在我國的分布,講到河口泥沙沉積時,則以崇明島為例而加以說明。
(5)“尤時時注意實用,如防霜、避電、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舉其要,以為實地應用之資”。
二、活躍的地理學術組織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學的發展出現一段頗為繁榮的時期。除了繼續介紹國外地理學的知識和思想外,中國人自己的研究活動逐漸地活躍了起來,研究人員不斷增加,研究活動向有組織的方向發展。在這段時期先后出現“中華地學會”、“建國地學社”和“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三個地理學術組織,并發行了《地學季刊》和《地理之友》兩個地理學術刊物。
1.中華地學會及《地學季刊》
中華地學會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綏成(中華書局編輯)、 盛敘功(暨南大學教授)、李長傅(東方輿地學社兼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編輯)、丁紹恒(大同大學教授)、劉虎如(商務印書館編輯)等人發起,先后參加會員約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會員,外地會員約20余人,分布在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遼寧等地。
該會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編輯出版《地學季刊》。1932年1 月創刊號出版,共刊載18篇文章,合計約20余萬字,由大東書局印行。“發刊詞”稱:“地學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關系,使吾人于世界各處之風土人情,能詳釋其因果,尋求其系統,以明今后應如何改造之途徑。……同仁有鑒于此,組織中華地學會,以期交換知識,發展地學。內而國計民生,外而國際概況,俾有真確之認識。期有裨益于中華之建設,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學季刊》一卷四期出齊,共80余萬字,此時由于印刷困難,1935年2月2日舉行第三次年會,討論季刊的繼續出版工作,并修改會章,改選職員,聘請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楨、金兆梓、翁文灝、費伯鴻、舒新城、為名譽會員,選舉葛綏成、李長傅、盛敘功、丁紹恒、顧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紹唐為執行委員、葛綏成為總務主任、李長傅為編輯主任、褚紹唐為干事。《地學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學會自行印發,每期約15萬字,內容理論與實際并重,著重系統研究和現代趨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約50余萬字,由上海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約代售處。
1937年抗戰開始,因會員分散,季刊無法繼續出刊,學會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學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計約130萬字, 刊載各類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續載7篇,譯文24篇,如不計續載則為117 篇)。其類別為:1.介紹辯證唯物主義的地理學思想的論文6篇;2. 經濟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國地理28篇;5.歷史地理(包括邊疆地理、地名學及地理學家)19篇;6.外國地理6篇;7. 地理教學9篇;8.游記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書目及書刊評介3篇;11.國外地理動態及會務報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種思潮都在此匯聚。當時上海地理學的領域中部分人士開始接受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并介紹新哲學觀點的地學刊物。這方面的文章計有楚圖南的“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李長傅的“地理學研究的新階段”(2卷1期、2期)、“轉形期的地理學”(2卷4 期)等約10多篇。
楚圖南在“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紹了新社會派的人文地理學的基本思想:“這個學派最先的淵源,當然要從嘉爾(即馬克思)算起,他的《資本論》的名著里已經提出了經濟怎樣為一切歷史建筑或社會建筑的基礎。由于經濟手段或經濟關系的變化,而歷史或社會也不能不隨之而變化。將這個原則應用于地理學上的問題,即人地相關的問題。于是發生了人類歷史的發展即人類文化的發展是自然契機(因素)規定了呢?還是社會契機(因素)規定了呢?據蒲列哈諾夫的意見,自然環境是最終的規定。但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的影響,則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為媒介而主要地影響人類,這便是這派人文地理學的最基本見解或根本原則。這個原則的最初應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與歷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體系的大致規定,則始于威特福噶爾諸人的《地理學批判》。”李長傅在該刊二卷中連續發表了四篇介紹辯證唯物主義地學觀的文章。他在“科學的地理學的新轉向”一文中批判了當時流行的人地關系論后指出:“人地關系的缺憾,據威特福噶爾之說,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與地的中間項的勞動過程漏掉了,其結論是任意規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要救濟這缺憾只有利用辯證法的唯物論”。他又在“轉形期的地理學淺釋”一文中認為:“正確的地理方法應是辯證唯物論,它應用于社會科學即唯物史觀,應用于自然科學即自然辯證法。人對自然的活動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因此發生人對自然、人對人們二種活動……,自然以勞動過程為媒介,才能在人類之社會生活中發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學的現象,其主動力不在自然、不在人類,而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該文還引介威特福噶爾的圖式,說明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勞動力、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的不同特點由此形成不同類型的人地關系,這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地理學的中心思想。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文章不得不用隱晦的詞句論述,如資產階級為“布爾喬”,馬克思為“馬卡爾”、“嘉爾”等巧妙地躲避當時政府的審查。
《地學季刊》中關于中國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長傅的“中國地理區域論”(1 卷1期和3期)兩篇文章是比較系統的中國地理的區劃研究。前文介紹了中國各種地理分區(如張其昀、翁文灝、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頓、洛克斯比的分區和田中季作的東北分區等),并加以評論,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見,分全國為25個地理區。后文分為緒論和本論兩段。緒論歷述地形區(野田勢次郎、史密斯、李長傅)、氣候區(竺可楨、甘德樓)、生物地理區(鄒樹文、錢崇澍)等部門分區及綜合分區(張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長傅等)。作者將全國分為北部、南部、東北及西北四大區,26個分區,并論述了各分區的特征。以上兩文是我國三十年代較系統的地理區劃研究論文。
李長傅的“中國湖泊的研究”(1卷4期)論述了湖泊的意義、分類、成因、變動與人生的關系及我國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為我國早期系統的全國湖泊研究論述。
褚紹唐的“中國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對我國205 個較大的城市,從地理位置、腹地條件、水運和氣候條件及經濟基礎分析了我國都市的地理因素,為我國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學季刊》在歷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圖南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2卷3期)。該文討論了歷史地理學的定義、發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關的科學、歷史地理學與唯物辯證法、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目的等。作者還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辯證法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地理,同時指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最終目的不僅是說明歷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以歷史的地理因素或條件,來闡發中華民族、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的性質和發展的過程。
在地名學方面,葛綏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論述了地名的意義、種類、構造、變化、同地異名及別稱、地名和國語、翻譯地名應注意的事項等等,是我國最早較系統的地名研究論述。李長傅的“揚子江名稱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時即有揚子橋,揚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揚子橋設揚子縣, 揚子津揚子江之名已散于詩歌文章中。當時揚子江僅指揚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順治十五年)馬尼刺大學教授d.f.navarette始稱中國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譯為揚子江,并謂此江發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者馬卡尼(marcartney)至揚州,稱自此至揚子江巖約二英里,此后在國外的文獻中,遂多稱全江為揚子江。
關于地理景觀方面的論述,葛綏成的“景觀研究(1卷4期)論述了文化景觀、空中攝影、景觀綜合、景觀論等內容,主要根據日文材料,此文為我國介紹景觀論的早期論述。
此外,還有盛敘功譯介的日本黑正巖的“科學的經濟地理學”( 1卷1期、2期),德國威特噶爾的“中國農地的灌溉問題”(2卷2期)和“中國治水事業與水利事業”、丁紹恒的“中俄界約桌原委與邊防之危機”(1卷1期)、葛綏成的“十年來的中國疆域和政治區劃的變遷”(2卷1、2期)、褚紹唐的“中國地圖史略”(1卷4期)、 楚圖南譯的“近代地理測量及繪圖學之發達”(2卷2期)、何錫昌的“自然科學體系所見地理學之地位及其本質”(1卷3期)、張淪波的“地理科學之解釋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環境決定論”(2卷3期)、葛綏成譯taylor.g的“環境和人種”(2卷 3、4期)等較重要的文章。以上說明,30年代上海中華地學會編輯的《地學季刊》站在時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動我國地理科學發展的作用。
2.建國地學社
建國地學社由盧材禾(社長、復旦大學教授)、樂漢英(上海藝術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陳聞遠(南京朝報編輯)、盧毅(復旦大學教授)、黃望平(中華鐵工廠工程師)、莊國鈞(立達圖書公司經理)、王成祖(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圣約翰、東吳大學教授)、黃國璋(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北平師范學院地理系主任)、陸承蔭(中華輿地學社繪圖組長)、蔣天任(蘇州中學講師)、申廣霆(暨南大學助教)12人發起。據他們向當時社會局申請備案〔5〕的理由稱:(1)集合地理學者,研究專科學術;(2)聯絡會員感情,增進工作效能;(3)協助政府推進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國方案,以為政府之參考;(4 )促進國民理解地理建國之重要,以養成正確之國家觀與世界觀。他們準備做的工作有:(1 )聘請專家編輯地理教材,地圖以及各種專門著作;(2 )計劃制作地理模型、儀器、照片,以應一般教學與普及之需要;(3 )對本國各區域作精密之實地調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報告;(4)舉行學術演講;(5)搜集地學資料,會員約30至50人。據筆者訪問當時活躍在上海地學界的現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錢今昔教授,該學會在上海雖未開展較有影響的活動,但當時的地理學工作者積極以地理學參加抗戰后國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3.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
1947年8月31日,中國地理學會在上海召集年會, 討論中學地理課程問題,因時間匆促,一時未能獲結果,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褚紹唐三人負責召集上海中學地理教師作一討論。9月10日, 中學地理討論會在曉光中學開會,各大中學地理教師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綏成報告開會宗旨,許逸超講述地理學教育的趨勢。旋即討論地理教學實際問題,如教學時間問題、高中自然地理教學問題、高中本國地理區域問題、各省區域面積問題、外國地名譯音問題。討論結果由于問題頗大,需較長時間討論與研究,乃決定籌備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王文元、邱祖謀、盧材禾、褚紹唐、陳爾壽、陳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為籌略委員。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在市立育才中學成立,到會會員四十七八,會上洪紱先生作了中國省區改造問題報告,最后逐條討論章程并選定第一屆理監事。推舉翁文灝為名譽理事長、王成祖為名譽副理事長、許逸超為理事長、葛綏成、盧材禾等14人為監事,褚紹唐為總干事、葛綏成為總編輯、洪紱、丁錫祉等11人為研究委員。該會成立后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為“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同時在國內各重要城市均進行組織分會。武漢分會由鄒新垓主持;北平分會由王成祖、李良驥二人主持;東南分會由李式金(廈門大學)主持;南京分會由孫承烈(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會由馮繩武(蘭州大學)主持;昆明分會由王立本主持,貴陽分會由王鐘山(貴陽師范學院)主持;臺灣分會由任德庚(臺北師范學院)主持。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已成一全國性的地理學術組織〔6〕。 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其旨趣擬本純學術之立場,探討新地學之真義,以效之方法,使達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輯地學之新資料,以謀有所貢獻于我國之地理教育”。〔7〕
中國地理教育研究會成立后,會務積極進行,1947年10月21日召開首界理監事會,并歡迎中央大學李旭旦教授由美國返國,開會時由李先生報告了美國地理教育狀況,并決定該會刊物名稱為《地理之友》,創刊號于1948年3月出版〔6〕。該研究會的主要活動是編輯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灝在其發刊詞中稱:“地理研究對于國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類文化等,都有莫大的關系。……我國科學地理師資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當,是人所共曉的事,以至三十年來的地理教育,始終在非驢非馬的狀態中。……但補救之道不外兩點: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輸正確觀念和知識;二是服務地理界的同志,要從今后下決心訓練自己,同時放棄一味室內埋首陳書的陋習,各就所在各地做實地考察。這樣時日一久,自有相當滿意的收獲。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負起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兩期,第1 期文章有:許逸超“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洪紱“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綏成“記清代地圖學家鄒代鈞”、丁錫祉“地理基圖”、李震明“中國地形的區分”、楊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領土之變更”、馬湘泳“錢唐江下游地形實察與今后潮汐之影響”、李震明書評“南海諸島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賓共和國”、褚紹唐“修正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草案意見書”、章生道“北行紀要”。第2 期文章有:劉恩蘭“我國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適用”,劉德生“臺島地形隨筆”、盧材禾、秦華麟“臺北區域地理”、徐俊鳴“河南的地理形勢和軍略價值”、陳爾壽“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鑾“東北地理景觀”、秦華麟“〔新書介紹〕諶譯中國區域地理”、陳大森譯“剛果河之游”。許逸超在“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一文中認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為兩組九個,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個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據因果原則、通論原則、分布原則。分布原則是地理學特有的原則。“地面上任何現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義。火山的原因和現象,個別敘述,地質的意味很濃,但尋求火山的分布,并問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帶要環繞著太平洋沿岸,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學的特質。但文中也存在著當時地理學者將自然現象同人文現象簡單類比的問題,“至于我們中國,有人說是老而不死的一個國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難推料。我們知道,這種由幼而壯而老而返老還童的輪回哲學,本是地形學的基本原則,今日人文地理的許多現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紱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愛國主義教育功能,“地理學為中學初級教育重要之一門,應使學生認識中國大好河山,無盡之富源,與我刻苦耐勞之人民,從而引起愛國愛鄉之念。學地理始知中國之偉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國文化之地理基礎,以冀從因襲的,傳統的文化根基上,創造一個有意識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質方面,由目前在崩潰中的傳統的經濟重建科學的技術的經濟,……。”李震明在“中國地形的區分”一文中闡述了中國地形的要點、分布、界線、幾種特殊的地形(黃土、赭色砂巖、石灰巖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區(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東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適用”一文中講述了區域的順序、位置的意義、地形氣候的比較、分布范圍的確定、統計數字的應用、時事發展的詮釋、風土人情的影證、風景區的描摹、圖解的補充、中外地理的差別十個地理教材適用的問題。陳爾壽在“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一文中論述了當時我國黃泛區的復興問題,yva (長江上游水利計劃)的夢想和南北兩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繼續修筑和南方黃浦港的正式開辟)三大水利建設要務。在黃泛區的復興問題中提出“不僅是希望這個區域能夠恢復昔日的舊觀,并且可以將‘工業農’的理想在這里作為試驗,……”。它們反映了當時上海地理學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繼編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學會成立,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逐并入其中,刊物停辦。
三、地理教育事業與地理學著作和地圖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國也是較早開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館開設了地理課〔8〕;1876年創辦的格致書院也開設有地理課〔8〕。1897年創辦的南洋公學也開設了地理課〔8〕,1899年至1903 年中國近代地學大師張相文在此教授國文與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學高等師范專科開設了史地組,后在文學院下設史地系。開設有人生地理、中國地理、外國地理、地理繪圖、地理教學法、自然地理等課程。主要任課教師有:葛綏成、李長傅、鄔翰芳、孟壽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學史地系成立,先后開設了中國地理、歷史地理、地理學史、氣象學、地形學、經濟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圖學等課程。楚圖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輝、許逸超、盛敘功、洪紱、王文元、褚紹唐、葛綏成等先后在此開課〔11〕。復旦大學在抗戰期間成立了史地系,其設立的目的是:“養成能獨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養中等學院史地課之良好師資”;“灌輸全校學生以史地知識”〔12〕。開的地理課程有:中國地理、氣候學、地圖學、經濟地理、地學概論、人文地理、亞洲地理、美洲地理、歐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鍔、葉粟如、顧頡剛等曾在此任教。〔13〕
這一時期,上海憑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許多地理學著述,它們中較有影響的有:葛綏成編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數學法》、《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地形學》等書;李長傅的《人文地理學》、《地理政治學》、《轉形期的地理學》、《南洋地理志略》等書;盛敘功的《農業地理》、《交通地理》;丁紹恒的《近代本國地理沿革志》;張資平的《地圖繪法和繪制》;楚圖南的《地理學發達史》等書。地圖出版在國內更是一枝獨秀,大量的地圖出版機構(如世界輿地學社、東方輿地學社、大眾輿地學社、中華輿地學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圖。其中《申報地圖》為我國的地圖出版做出了重要貢獻。《申報地圖》是上海《中華民國新地圖》和《中國分省新地圖》的習慣統稱,是上海《申報》為創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開始編繪的。它在地學上的貢獻主要是根據古今中外經緯測量成果,運用等高線,并采用分層設色法編繪,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它為我國地學所做的另一貢獻是為我國培植了地圖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張到日本小林又株式會社膠印廠印刷,印價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終確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國印刷質量較高的地圖大都由當時《申報地圖》培植起來的上海中華廠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學一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了從譯介到獨立研究不斷發展;研究力量從個體到形成組織;內容逐漸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地理教育較發達;地理出版興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國近代地理學研究、教育和傳播的一個重要中心,為我國地理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1〕王子賢:《簡明地質學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頁。
〔 2〕林超:《中國現代地理學萌芽時期的張相文和中國地學會》, 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
〔3 〕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作者為張相文堂兄弟。
〔4〕《地學雜志》創刊號:紹介圖書。
〔5〕上海市社會局第五科36組55號(上海檔案局全宗號6、目錄號5、案卷號1807,該資料現藏上海檔案館。)
〔6〕“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務概況”,《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緣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頁。
〔9 〕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學年鑒》民國十八年,藏華東師大檔案館。
〔11〕據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錢今昔教授回憶。
〔12〕復旦大學歷史檔案第51卷。